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把握发展节奏，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强化产业协同，坚持联动发展，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以良法善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覆盖全面、务实管用、科学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标志着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法治化新阶段，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充分认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集大成者，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十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把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助于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生态环境法典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协同发力，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化、调整和倒逼作用，着力推动形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格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增进民生福祉、回应群众期盼的内在要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的期盼愈发迫切，对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噪声、恶臭等突出问题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通过严格执法、精准监管、系统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效路径。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初步形成“1+N+4”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但仍存在制度分散、衔接不畅、协同不足等问题。生态环境法典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打通衔接堵点、强化协同效能、补齐短板弱项，有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确保美丽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精准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又顺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在理念引领和体系构建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制度成果，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了法治根基。深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关键在于深刻领会、精准吃透各项制度创新的丰富内涵，真正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

固化改革成果，夯实制度根基。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改革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协同并进、相得益彰。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由党内法规转化为国家法律，明确督察对象、内容、程序、责任追究等规定，强化督察权威，压实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入法，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管控；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政策和分散法律规定到法典的升华，明确适用情形、责任主体、索赔程序等，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难题。

坚持人民至上，回应民生关切。生态环境法典以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为立法宗旨，在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措施，为有效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污染防治制度进行细化完善，明确企业、检验机构等各方责任，强化尾气排放监管，助力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完善黑臭水体调查、治理、长效机制，明确责任主体，持续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推动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完善油烟、噪声、恶臭污染监管制度，加强餐饮油烟排放控制、工业噪声管控、社会生活噪声治理、恶臭排放监管等，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污染”“大烦恼”。

强化系统观念，提升治理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法律制度进行系统集成，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强化多污染物控制协同，统筹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治理，推动单一污染治理向复合污染协同治理转变；强化区域、流域、部门治理协同，明确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协调以及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应急联动等要求，打破地域壁垒、部门壁垒，解决跨区域、跨流域污染治理难题。

优化制度措施，突出精准科学。生态环境法典立足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际，建立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质效。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作出规定，明确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等管理要求，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保障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建立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等制度，为采取差异化管控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分类实施环评和排污许可制度，重点管理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企业，不断提高监管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

健全市场机制，增强内生动力。生态环境法典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环境要素市场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经营主体参与活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内生动力，着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排污权、碳排放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等交易制度作出系统规定，推动将减排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引导激励企业主动开展减污降碳行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健康发展，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厚植绿色底色，彰显大国担当。生态环境法典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强化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低碳升级、交通绿色高效发展、建筑绿色低碳设计、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比如，生态环境法典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章，坚持国内与国际统筹、减缓与适应并重；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加强气候变化监测、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升重大战略区域和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完善执法监管，体现过罚相当。生态环境法典坚持宽严相济，既延续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严格措施，又结合管理实践调整优化处罚裁量标准，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加强监测、环评、鉴别、检验等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区分违法情节设置处罚标准，对未遵守有关技术规范导致数据失真等违法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对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采取提高罚款额度、禁止从业等方式严厉打击，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技术服务质量；对违法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等行为，区分单位和个人分别设置法律责任；加大放射性污染防治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不断加强学习宣传、健全制度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监管模式，确保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助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加强学习宣传，深入领会生态环境法典精神内涵。把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系统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新制度、新规定、新要求。坚持将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和业务培训必修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创新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形式，讲好美丽中国建设法治故事，带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精神深入人心。

健全制度体系，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坚持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核心，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统筹立改废释，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不一致的及时修改、废止，确保各项制度与生态环境法典要求精准适配、一体贯通。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重点领域与新兴领域立法，健全完善涉外生态环境法治体系，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衔接，着力构建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各类法规规章标准为支撑的配套制度体系，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

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及时更新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标准，持续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与信用分级监管，健全完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持续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优化监管模式，着力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加快打造懂理论、善实践、精执法、能传带的生态环境执法队伍，持续锤炼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强化执法刚性约束，完善执法监管机制，全面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单一监管向“监管+服务”转变，从分散监管向集中统一监管转变，从事后监管向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转变，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监管、监测、执法等方面的支撑赋能作用，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和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着力提升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海南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要求海南“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这些重要论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阐明了海南自贸港人才工作的重要使命、核心任务与实践纲领，为推进海南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才是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做好自贸港人才工作，核心在于立足自贸港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以制度集成创新引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契合国家战略、接轨国际规则、彰显中国特色的开放型人才发展格局。

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开放前沿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自贸港人才工作，并非一般区域层面的人才引育工作，而是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在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关键布局，对于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具有深远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从国家战略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我国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重要支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人才争夺日趋激烈，高水平开放型人才制度成为赢得竞争主动的关键。依托全岛封关运作政策红利、自由便利的营商环境以及面向南海、联通内外的地缘优势，海南自贸港具备汇聚全球人才资源、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独特优势。这要求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锚定战略目标不动摇，切实担负起探索深化人才制度型开放、畅通人才引进准入通道、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使命，聚力打造我国人才对外开放的先行试验区。

从地方发展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支撑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建设、搭建“45432”发展架构，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强力支撑。唯有持续引才聚才、育才强才、用才兴才，才能不断提振发展态势、厚植竞争优势，为海南自贸港长远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同时，人才也是海南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地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资源优势互补、发展战略对接的关键载体，对于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演进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人才领域的生动缩影。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人才不断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的历史。自贸港人才工作，深深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承接经济特区建设宝贵经验、顺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要求。从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十万人才过海峡”的探索实践，到新时代自贸港建设“百万人才进海南”“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的接续开展，自贸港人才工作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同频共振，肩负着为全国人才制度改革探路、为全球人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历史使命，印证了人才工作始终服务国家大局、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的历史必然。

以制度集成创新畅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境是良好体制机制”。制度集成创新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关键抓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创新人才管理模式，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构建便利化人才流动制度，彰显海南开放特色。自贸港封关不是“封岛”，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其中，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只有打破户籍、地域、资格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壁垒，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国内国际人才双向流动通道，才能让各类人才进得来、流得动、用得好。必须不断优化入境签证、工作许可、居留执业等全流程制度安排，持续扩容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和比照职称目录，探索建立境外人才职业资格认证转换通道，大力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吸引全球英才集聚。

构建市场化人才评价制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随着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汇集，行业职业日益增多，传统的行政化、程序化人才评价模式难以适应自贸港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树立以实绩论英雄、以能力辨贤才的鲜明导向，分类制定具有行业特点、符合自贸港实际的行业人才评价指引，动态优化海南自贸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新职业（新业态）人才职称评价标准，赋予用人单位更大的人才引育、评价、管理自主权。突出以信任为基础用好人才，建立健全首席专家（科学家）负责制、科技创新尽职免责机制、“揭榜挂帅”等用人机制，充分释放人才活力、激发创新动能。

构建法治化人才保障制度，筑牢人才发展根基。法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才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以法治形式固化人才发展政策、明晰人才权利义务、规范人才工作流程，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政策碎片化、临时性局限，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人才发展制度环境，保障人才事业长远发展。必须不断健全自贸港人才工作制度体系，以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为抓手，聚焦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激励、人才待遇保障等关键领域，完善人才工作专项法规制度，推动人才工作从政策扶持到制度固本转变，切实维护各类人才合法权益。

打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人才发展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海南自贸港作为全球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必须以全球视野构建多元包容、互利共赢的人才治理模式，坚持开放引才、合作育才、服务留才，营造近悦远来、群贤毕至的良好氛围。

秉持开放包容的引才理念，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开放是自贸港的鲜明标识，更是海南集聚全球人才的独特优势。只有持续构建开放多元的人才生态，才能不断放大自贸港人才政策的辐射效能，提升人才集聚的向心力和自贸港建设的吸引力，为海南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汇聚源源不断的智慧力量。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作为海南人才工作的总抓手，办好中国（海南）人才交流大会等系列招才引智活动，更加注重人才引进质量，更加注重发挥人才效能，力争“十五五”时期人才引进7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认定数量突破13万人。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来”的柔性引才思路，综合运用以才引才、以商引才、平台引才、飞地引才等形式，面向全球招揽高层次人才，让海南成为人才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筑梦之城，彰显我国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

打造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深化人才交流合作。自贸港人才工作绝非单向引才，而是聚力多方联动，实现互利共赢。如果把国内国际双循环形象地比作“8”字形，海南就处在“8”字的交汇点上，天然具备汇聚全球智慧、深化合作交流、培育优质人才的良好基础。必须以开放姿态深化人才交流合作和联合培养，立足“三度一色”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五向图强”特色产业链，统筹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积极发起和参与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建设一批重点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等产业创新载体，为人才交流发展搭建优质平台。持续抓好“南海”人才开发计划，实施顶尖人才梯次引育行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大力培养一批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为自贸港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广“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选派一批人才特派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帮扶，推动各类人才深度参与自贸港建设、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

提供精准便捷的人才服务，营造良好留才环境。筑巢方能引凤，厚植优质人才发展环境，是激发人才活力的重要保障。只有切实解决人才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急难愁盼问题，才能有效提升人才对海南自贸港的归属感、幸福感、认同感，推动人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自贸港建设事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才在琼工作生活核心需求，加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健全完善省领导直接联系专家制度、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等工作机制，设立省、市、重点园区三级人才服务单一窗口，打造全省统一的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精准解决人才在科研立项、技术研发、项目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健全人才表彰激励体系，讲好自贸港人才故事，营造尊才爱才的社会氛围。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贴合海南实际，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开放和自主、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的关系，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有力人才支撑。

坚持党管人才与市场机制相统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统一的根本政治保证，更是做好自贸港人才工作的基本前提。必须坚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人才”工作体系，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良性互动，确保人才工作既遵循开放发展规律，又坚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坚持自主培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海南自贸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既要以开放胸襟聚天下英才，更要立足长远、夯实根基，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人才发展之路。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唯有坚持本土筑基、全球赋能、内外协同，才能真正构建起适配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人才工作格局。必须坚持自主培养与对外开放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着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兼具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自贸港人才队伍，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坚持服务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统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的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统筹兼顾人才赋能发展与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以人才资源优势夯实发展根基、增强综合实力、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强化人才政治引领与政治吸纳，健全人才领域风险防控机制，加强人才信息保护，推动自贸港人才事业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中行稳致远。

（作者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领导干部要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我们对科技变化趋势不掌握、对新兴领域情况不了解，处于‘盲人摸象’的状态是不行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干部专业化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为我们把握发展主动权、赢得治理新优势指明了方向。

当今世界，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加速突破，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未来产业具有技术迭代快、交叉融合深、颠覆性强的显著特征，传统经验型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而言，懂不懂科技、懂不懂产业，已经不再是“加分项”，而是基本功。干部的眼界有多宽、对科技的理解有多深、对产业的判断有多准，直接决定一个地方发展的质量、速度和后劲。领导干部如果知识结构老化、专业素养不足，在讨论技术方案时插不上话，在研判产业趋势时说不出道，在制定政策文件时抓不住理，就会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因决策失误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面对前瞻性、颠覆性极强的未来产业新领域新赛道，领导干部唯有率先实现知识焕新、跨越本领恐慌，才能克服“盲人摸象”困境。但一些领导干部认知的片面性在工作中表现为，对新技术新业态要么盲目追捧、一哄而上，要么心存疑虑、束手束脚；对科技发展趋势要么缺乏敏锐嗅觉、后知后觉，要么浮于表面、不得要领。有的领导干部习惯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旧思维应对新挑战，说到底还是对科技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不足、对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把握不准。这种本领恐慌如果得不到有效破解，就可能陷入“决策盲区”，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出现方向性偏差。未来产业往往处于技术、资本、人才高度密集的领域，很多决策事关发展全局，容不得半点“拍脑袋”式的随意。

领导干部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开展经济工作的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这要求领导干部在学用贯通中锻造过硬本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知科技，把握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和演进脉络，了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现状与突破方向，对“卡脖子”难题和“换道超车”机遇了然于胸。懂产业，深入研究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互动，明晰哪些环节具有战略价值，哪些领域存在潜在风险，哪些业态代表发展方向。善决策，将科技认知与产业洞察转化为科学的政策供给和有效的治理行动，在技术路线选择、创新资源配置、产业生态培育等方面拿出精准有力的举措。这“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并非一朝一夕能够炼成的，必须依靠持续学习、深入调研、科学论证逐步积累。

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要以认知迭代支撑决策能力升级，用科学思维去破解发展难题。领导干部要树立“科技认知就是治理素养”的理念，把科技前沿知识学习作为必修课，主动走进实验室、深入企业一线、对接科研团队，在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深度交流中开阔视野。养成研究问题的习惯，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事关长远的领域，不能满足于泛泛了解，而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形成专业判断。注重跨界融合思维，未来产业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学科交叉、技术集成、产业协同的综合较量，领导干部必须打破单一知识结构的局限，在“专”的基础上实现“博”，在“深”的积累中提升“通”，努力成为驾驭复杂局面的行家里手。

新时代新征程，科技迭代永不停歇，产业升级永不止步，能力提升永远在路上。领导干部既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和眼光，也要有科学家的严谨和专业。只有真正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才能在未来产业的激烈竞争中抢占先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不负时代重托、不负人民期望。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全球标准博弈与竞争新态势

标准之争，本质上是话语权之争、发展权之争。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正围绕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技术标准定义权争夺。谁能在这场博弈中胜出，谁就能掌握全球产业规则制定权，迫使后来者适配其技术规范。近年来，中国以坚定的战略定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深度参与全球标准治理，实现了从国际标准“跟随者”向“制定者”乃至“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未来，中国将继续以高标准助力高技术创新，以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让中国标准在全球创新版图中赢得先机、共享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全球标准博弈呈现格局重塑与竞争升级新态势

“西强东弱”格局加速重塑。长期以来，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按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数量及费用贡献统计，德国贡献率达19%，英国17%，美国15%，法国12%。然而，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法国标准化协会2025年发布的《国际标准化晴雨表》显示，中国在ISO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数量排名中已跃升至全球第3位，仅次于德国和美国，超越日本和法国；中国担任ISO秘书处的数量从2003年的几乎为零，快速增至80多个。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综合排名中，中国同样快速攀升，2024年位列第6位，取代了英国的位置。德国标准化学会评价称：“近年来，中国大幅扩大了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参与度，尤其在面向未来的议题方面表现突出……中国专家的专业知识及提案质量均有显著提升。”这份肯定背后，是中国不断深化的标准国际化战略和持续增强的国际话语权。

新兴技术领域成为竞争主战场。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发展，全球标准竞争重心正从传统工业转向新兴领域。德国媒体指出，关键数字领域正出现“权力真空”，而中国正日益填补这一真空。在全球范围内，德国仅领导了4.2%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数字领域秘书处，而美国领导了三分之一的ISO信息技术领域秘书处，并在人工智能、云技术、数据中心等领域制定标准；中国则积极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并重点布局脑机接口等新兴赛道。主要工业国竞相在6G通信、数字孪生、数据空间等新技术领域抢占标准制定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全球科技版图上悄然展开。

标准博弈与产业竞争深度绑定。标准制定权直接关乎技术路线主导权、产业链控制权和市场主导权。截至2025年10月，ISO关键新兴领域相关技术机构超过80个，涵盖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在工业5G领域，2025年11月IEC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工业5G国际标准——IEC PAS 63595:2025《工业网络5G通信技术通用要求》。该标准由中国与德国联合提出，由美国、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协同攻关、共同研制完成，填补了工业5G领域国际标准的空白。这一里程碑成果正在引发产业链重构的连锁效应：上游国产工业芯片替代进程加速，中游核心控制器实现标准互联互通，下游中国企业的全球智能工厂建设方案获得标准认定。

中国标准国际化实现跨越式突破

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实现量质齐升。2025年，我国在新能源、智慧电网、传统医学、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共牵头制定发布ISO/IEC国际标准285项，较上年增长26.67%；向ISO/IEC提出国际标准提案505项，同比增长15.83%。“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牵头制定并发布ISO/IEC国际标准1183项，比“十三五”时期增长88.1%；累计提出国际标准提案1740项，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2.12%。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已进入加速跃升阶段。特别是在智能制造领域，我国正以多项国际标准的主导权，从标准跟随者加快向规则塑造者转变。

国际标准国内转化实现高效对接。标准的国际化不仅是“走出去”，也需“引进来”。截至2025年底，我国总体国际标准转化率已达88.9%，2025年全年转化1510项国际标准。其中，文化、气象等领域转化率达100%，航空、建材、机械等领域超过90%。这一“双向并进”格局，使中国标准体系与国际规则加速对接，实现了从“单向接轨”到“双向融通”的历史性转变。在“走出去”方面，2025年围绕“新三样”、大型成套设备等领域部署1176项标准外文版计划，在人工智能、工程机械等领域发布外文版标准441项。国家标准外文版数量增至2779项，较“十三五”时期增长超过200%。标准互通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为中国产品、技术和服务“走出去”扫清了规则障碍。

关键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近年来，中国在多个前沿领域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引发全球广泛关注。IEC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为全球养老机器人产品的设计、制造、测试和认证提供基准，引领全球养老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十四五”以来，我国围绕动力电池功能安全、燃料电池能耗测试等方向，累计牵头制定11项国际标准，推动组建7个国际标准工作组。我国还牵头制定了光伏领域首个聚焦碳足迹核算的国际标准，为光伏组件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量化评价提供科学依据，为全球新能源发展与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这些标志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在越来越多领域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实力跃升。

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

健全创新转化机制，抢占标准制高点。推动标准与创新深度融合，开展创新链、标准链、产业链“三链”协同，加快科技成果应用与产品迭代升级。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前瞻布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相关领域国际标准研制。引导企业摆脱传统“代工依赖”，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推动标准制定主体从政府、科研机构向企业和市场延伸。深度参与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自动驾驶等领域牵头起草更多国际标准法规，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创新与标准的双向赋能，实现技术突破与规则制定同步推进。

提升标准“软联通”，深化规则互嵌程度。聚焦国内外标准兼容性，增强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依托已签署的标准化合作协定，以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为平台，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协调，助力共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走深走实。积极试点成立新型国际性专业标准组织，邀请国际专家参与我国标准体系建设，加大重点领域标准外文版供给。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部署，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标准与全球规则体系深度互嵌，实现从“单向接轨”到“双向融通”。

构建标准人才梯队，夯实国际化根基。针对标准化专业人才特别是国际谈判能力高端人才短板，借鉴国际标准化组织培养新一代专家的方向，构建“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全链条能力。培养更多“懂标准、通国际”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鼓励更多中国专家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领导职务和关键角色。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和自贸区建设等需求，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在实践中锻炼和储备标准化人才队伍，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贡献度。

跨境电商海外仓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海外仓作为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新型外贸基础设施，是中国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全球经贸格局重构、增强外贸韧性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积极布局的背景下，海外仓实现快速发展，并引领我国外贸新业态加快转型升级，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冲击，已成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在政策赋能与市场驱动双重作用下，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实现规模快速扩张、布局持续优化，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成效显著、态势稳健。一是规模稳步增长，全球布局持续完善。截至目前，我国专注服务跨境电商的海外仓超1800个，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广泛分布于美国、德国、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构建起覆盖全球的仓储网络。面对多国收紧“小额豁免”政策，海外仓加速多元化布局，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成为增长核心。2025年，东南亚、拉美、非洲海外仓面积持续攀升，其中东南亚总面积超200万平方米，单仓规模比肩欧洲；同时与泰中罗勇工业园等海外园区协同，打造“仓储+产业”一体化体系，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二是动能持续释放，外贸支撑作用凸显。跨境电商作为外贸增长点，2020——2025年进出口额从1.69万亿元增至2.7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10%，2025年增速高于全国外贸0.8个百分点。海外仓与行业同步扩容，迈入发展快车道，美国联合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2年电商仓储年复合增长率将达18.4%，市场空间广阔。三是产业协同发力，出口活力不断增强。依托先进制造业优势，我国B2B跨境电商国际份额领先，带动海外仓出口提速。如2025年山东省跨境电商海外仓出口达55.9亿元，同比激增10.1倍，成为地方外贸增长的标杆，充分彰显海外仓在稳定外贸、拓展市场中的关键作用。

海外仓作为跨境贸易的关键枢纽，其服务效能的持续提升，从成本、履约、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降低成本方面，企业通过整柜海运、中欧班列等方式批量备货至海外仓，物流成本较单件直邮下降60%——80%，并可享受目的地国更低增值税率，减少清关延误，有效缓解企业成本压力。在提升履约能力方面，本地仓储与本地履约相结合，将跨境配送时间从15——30天压缩至1——3天，菜鸟、顺丰等企业海外仓实现高效履约，显著改善海外消费者购物体验，增强我国跨境电商的市场竞争力。在服务延伸方面，海外仓正从单一仓储向综合化服务升级，整合仓配一体与各类增值服务，中国建材迪拜海外仓等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等产品的区域集散与交易中心，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赋能，助力我国优势产业走向全球。

海外仓快速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强劲动能，但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其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布局不均衡。当前海外仓资源主要集中于欧美成熟市场，在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的覆盖密度不足，网点布局零散，难以有效抢抓这些区域的增长机遇，制约市场拓展空间。二是融资难题突出。海外仓建设与运营属于重资产投入，资金占用量大，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偏窄、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其中中小经营主体资金实力薄弱，资金周转压力更为显著，制约其规模化发展。三是合规风险加剧。各国税收征管、海关监管、环保标准等政策差异较大，且调整频繁、监管趋严，不仅持续提高企业运营成本，也使企业合规风险防控难度加大，给海外仓稳健运营带来不确定性。面对上述多重挑战，亟须推动海外仓提质扩容、优化升级，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优化全球布局，拓展新兴市场。加快在东盟、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布局海外仓，深化与当地物流企业合作，强化泰国、印尼、越南等重点国家仓储网络覆盖。完善仓储、分拣、配送等尾程物流服务，实现本地备货、本地发货，降低运营成本、规避关税风险。加强海外仓与海外园区协同规划，增强与东道国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特征的关联性和市场互补性，打造特色化发展优势，避免同质化竞争。强化对东道国宏观环境、营商环境、行业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分析与评估，健全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为海外仓稳健运营提供保障。

强化金融支撑，破解融资难题。构建覆盖运营、销售、物流全链条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专项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租赁等产品，依据企业订单量、履约时效等运营数据完善融资评估机制，切实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升跨境电商海外仓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水平，重点支持海外仓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布局。针对B2B商家、中小卖家等用仓主体的差异化备货需求优化金融服务，加强与税务、报关等部门的协同联动，通过“退税+融资”一站式服务，有效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

深化科技绿色融合，推动转型升级。加快海外仓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广大数据智能分仓、共享智能仓等模式，鼓励中小企业共建共用智能海外仓，有效降低技术与运营成本。推进仓储管理系统本地化适配，优化多语言操作功能与国别税务数据接口，提升海外仓运营的适应性与稳定性。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支持科技企业与海外仓运营方结合海外仓所在地区特点，如东南亚湿热气候、欧洲低碳标准等联合研发人工智能库存管理系统、节能仓储设施、可循环包装技术等，推动海外仓加快向高效智能、低碳环保转型。

从东京审判看日本借靖国神社“招魂”军国主义

一段时期以来，日本政界及右翼势力频繁在靖国神社参拜祭祀、合祀战犯，假借祭奠逝者之名，为军国主义“招魂”，肆意歪曲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正义秩序。2024——2025年，岸田文雄、石破茂连续在战败日供奉祭祀费，多名阁僚相继参拜；2026年东京审判80周年之际，高市早苗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超百名议员集体参拜，规模为近年新高。这股历史逆流，根源可追溯至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二战结束后极具标志性的国际司法审判，清晰判定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与战争罪行，构筑起东亚战后秩序的法理基础，也是约束日本国家行为的重要准则。但从国际法视角看，这场审判也存在一定局限，给靖国神社长期“招魂”军国主义留下可乘之机。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内部利益分化、地缘博弈加剧，直接造成东京审判对日清算不彻底，也让靖国神社这一军国主义精神载体得以残存。

其一，同盟国内部利益分化削弱审判清算力度。东京审判虽以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与军国主义为基本目标，但同盟国各自的诉求并不一致。美国急于主导对日占领和战后改造，为稳定占领秩序，有意回避天皇战争责任，使明治宪法下掌握军队最高统帅权的天皇未受追诉；英法更关注重返东南亚殖民地后的自身利益，对处理亚洲战争中的战犯问题态度消极；印度法官帕尔则基于反殖民主义立场，反对“白人列强对亚洲国家的审判”，甚至主张日本战犯全员无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部的政治分歧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为日本右翼日后攻击审判权威留下口实。

其二，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稀释战败责任追究。战后日本亲美保守势力着眼经济重建和对美协调，左翼力量虽主张反省，却更多诉诸和平主义和反战叙事。1946年公布的日本宪法序言将战争归为“政府行为”造成的惨祸，强调和平，却未将接受东京审判写入宪法。宫泽俊义等宪法学者又提出“八月革命说”，将战败后的宪法转型解释为所谓“日本国民取得主权的革命性胜利”，使战争责任清算被新宪法叙事冲淡。1951年以后，战犯遗属开始要求靖国神社合祀；1953年，日本将被处决或死于狱中的战犯按“法务死”处理，东京审判的罪责定论逐步遭到日本国内翻案话语侵蚀。

其三，占领机构内部政策分歧弱化靖国神社清算。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围绕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处置形成分歧：强硬派将国家神道和靖国神社视为军国主义精神温床，主张废止靖国神社并贯彻政教分离；温和派则担心全面清算宗教体系会引发民众反弹，影响占领政策推进。最终，在折中处理中，政教分离原则被写入日本宪法，靖国神社得以保留，但仍接受GHQ监管，祭祀活动受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国际正义，与日本达成“私下交易”，大幅放宽战犯整肃、解除神社管控、默许旧军国主义势力复苏，动员日本旧海军人员赴朝鲜海域扫雷，占领政策转向利用日本。随着占领结束与监管终结，靖国神社开始与战犯遗属接触，为日后战犯合祀埋下祸根。

多重博弈之下，东京审判止步于惩处个体战犯，未能瓦解军国主义赖以存续的祭祀体系，靖国神社因此逃过彻底整治，为日后右翼借其招魂复辟留下致命漏洞。

第一，体系清算不彻底，神社得以留存。东京审判重个人惩办、轻体系根除，聚焦惩处日本甲级战犯、判定侵略战争性质，并未对军国主义依附的社会组织、祭祀体系与历史叙事进行彻底改造。1945年12月15日，GHQ发布《神道指令》，仅要求日本废止政教合一的国家神道，却未取缔靖国神社本体及其祭祀功能。1946年，靖国神社依据《宗教法人法》改组为“宗教法人”，保留其祭祀架构、战死者纪念与忠君叙事体系。这一战前煽动侵略、动员民众参战的侵略工具，战后假借祭奠逝者之名延续侵略史观，成为战犯合祀、历史洗白、右翼造势的“合法”阵地。

第二，法理衔接脱节，催生避责空间。东京审判作出的侵略定性、战犯罪责以及相关国际条约义务，始终停留在国际司法层面，未转化为日本国内法，也未从法理上界定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属性。1951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主权，仍未将东京审判的罪责定论纳入国内法。日本借机将靖国神社划为普通民间宗教法人，依托1946年《宗教法人法》第3条、第12条获得自治特权，财产、人事、祭祀内容均不受国家审查。时至今日，供奉二战战犯、歪曲侵略历史、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等行为，仍能假借“宗教自由”之名规避国际社会的追责与批判。

第三，惩戒机制缺失，复辟无人约束。东京审判只是阶段性战时审判，完成战犯定罪量刑，但未建立长期司法监督与终身追责机制。面对日本篡改历史、参拜战犯等行为，国际社会缺乏有效约束与惩戒手段。1949年10月，GHQ宣布终止乙、丙级战犯审判，不再新捕战犯；1950年3月又颁布“第5号指令”，允许服刑战犯“宣誓释放”。监管空白之下，1959年4月，靖国神社率先合祀346名乙、丙级战犯；1978年10月17日，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名义合祀。近年来，日本政界高层、地方议员、民间右翼团体接连参拜，军国主义复辟行径愈演愈烈。

东京审判遗留问题，长期被日本政界与右翼势力利用，靖国神社成为其歪曲历史、复活军国主义的关键阵地，孕育了军国主义复辟的温床。此类行径持续挑战东亚和平格局、伤害受害国民众情感，撼动二战胜利成果。中国作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深的国家，应立足国际法体系，将批判靖国神社问题从史实辩驳上升到法理辨析层面，多措并举遏制军国主义复辟势头。

坚守法理根基，锚定审判司法定论。东京审判判决及战后相关国际法文件是确认日本战争罪责、约束其国家行为的重要依据，也是战后正义秩序的重要基石。唯有强化法理话语权，才能破解日本罪责虚无化操作，封堵其洗白侵略历史的空间。第一，严守国际法理底线，维护东京审判司法定论，明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战争罪责，抵制日方片面解读、消解审判权威。第二，升级专业化法理辩驳体系，聚焦审判漏洞被滥用问题，依托国际法、日本国内法体系开展辨析，揭穿日本假借宗教自治、私人祭祀规避追责的图谋。第三，塑造法理权威话语体系，依托智库、学术与对外传播渠道，梳理东京审判定罪依据与责任边界，压缩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生存空间。

剖析法治漏洞，拆解避责制度体系。日本利用东京审判遗留的法律空白，通过《宗教法人法》包装、政教分离原则虚化执行、司法审查不作为等操作，使军国主义祭祀行为逃避惩戒，规避战后国际追责。第一，辨析法治缺陷，聚焦日本《宗教法人法》特权漏洞、政教分离原则执行缺位等问题，从法理层面明确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属性，论证战犯合祀、公职政客参拜的违宪性与违法性，破除宗教自由伪装。第二，依托司法实例揭露制度弊病，梳理各国战争受害者维权诉讼案例，曝光日本司法系统回避战争罪责核查的不作为。第三，构建法理制衡体系，直击东京审判法律衔接短板，持续对外发声，促使日本完善国内法治、正视战后责任，斩断其依托法律漏洞宣扬军国主义的路径。

健全监督机制，补齐司法监管短板。东京审判仅完成战后初期战犯定罪工作，缺乏长期动态监管与终身追责机制，使战犯合祀、政客参拜、歪曲历史等行为长期处于监管盲区。一方面，构建长效司法监督机制，对标纽伦堡审判的监管体系，依托现有国际法框架，建立战后秩序常态化核查机制，重点紧盯靖国神社战犯合祀、高层参拜等突破审判定论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强化国际法刚性追责效力，以东京审判判决为核心依据，明确日本战后履约的长期性、强制性，界定其篡改审判结论、美化战争战犯的违规属性。此外，通过常态化监督、刚性化约束、制度化纠错，阻断日本军国主义借监管空白复辟的路径，捍卫二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

积极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智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积极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加快智能社会建设已成为顺应技术趋势和时代发展的战略布局，也是破解民生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

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带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引发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等关系深刻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社交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新的社会形态，催生智能社会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社会主体向智能化与多元化转变。当前人工智能处于技术加速突破期，未来阶段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深度协同共生。一方面，数智技术促进社会主体智能化演变，虚拟化身如“数字人”对人的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实现劳动者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机器“智能体”成为参与社会分工的新型主体，当前不断涌现出的非人类智能体（AIAgent、智能机器人等）将成为社会活动的新的参与主体。

社会组织逐步扁平化和平台化。随着数智化分工的跨时空供需协同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具有开放性、无边界、扁平化、非中心化、去中介化等特点的数字平台成为新型社会组织形态。人工智能工具的通用化与Agent化模式显著降低创业与协同之间的门槛，形成规模更小、分工更灵活的“超级个体+人工智能工具”、一人公司（OPC）等新型社会组织形态。

社会关系趋向网络化与非中心化发展。数智技术革命性地解决了人、物、智能设备之间跨越地域空间限制而实现有效连接的问题，在跨域连接而成的网络世界里，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物或智能设备，都是作为数字化网络上的连接点而存在。数字平台通过去中介化实现自组织和社会扁平化，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组织—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

社会活动凸显融合化与包容化。数字连接重塑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数据驱动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将加速公共服务向规模化、均等化、包容化、普惠化演进。技术变革驱动治理模式转变，向算法辅助决策与多元共治转型，构建数字秩序和技术治理体系成为政府治理形态的关键。

社会空间趋于虚实融合与数字孪生。进入智能社会，实现了从以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为主的二元空间迈进由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信息网络空间所组成的三元空间。元宇宙、数字孪生、VR/AR/MR等应用不断涌现，数智技术使得社会行为打破物理空间限制，线上线下边界模糊，生活、工作与社交场景深度耦合。三元空间相互渗透，形成新的社会运行逻辑，催生出非中心、网络化、弹性化的空间结构。

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是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锚定普惠便捷、精准高效的目标，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全局、聚焦重点、协同推进。

提升民生保障，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智能社会的根本目标，要构建关乎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民生保障体系。一是在全周期全人群服务方面，构建标准化智慧托育服务体系，培育规范化、智能化托育新模式；打造康养一体化智慧养老体系，布局多元智慧养老试点场景，研发适配老年群体的智能康养产品，构建全天候、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生态；聚焦特殊群体，依托大数据构建精准用户画像，搭建多元适配的数字服务生态，实现精准帮扶、精准兜底，让智能时代的温暖抵达每一个需要的人。二是在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方面，深化数智健康建设，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打通跨机构检测结果互认通道，推广智能穿戴设备应用；打造智慧校园应用场景，完善终身数字教育体系，助力教育资源均衡普惠；提升就业服务智能化水平，依托人工智能实现岗位精准匹配、就业精准服务，并进一步完善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机制；优化社保线上服务平台，迭代升级数智社保服务，深化社保数据开发利用。

培育数字消费生态，丰富智能便捷生活场景。智能社会必须顺应居民消费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以数智技术赋能生活场景迭代、消费业态创新，实现个性化、品质化、绿色化数智生活体验，持续释放数字消费内需潜力。一是在高品质智能生活场景方面，有序推进新建住宅智能化配套建设和传统家居智慧化改造，拓展智慧社区应用场景，推广绿色节能智能技术应用；优化智慧出行服务体系，整合全域出行资源，提升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加强推动数智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数智化转型升级。依托智慧商圈、智慧街区、智慧景区等，打造虚实融合、线上线下一体的互动式、沉浸式数字服务新场景。二是在多元化数字消费方面，丰富数字消费载体与优质数字内容供给，精准匹配个性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拓展数字服务消费边界，升级家政服务、文娱内容、入境消费等数字服务，丰富服务消费业态；推动数字消费产品产业链强链补链，加强供应链数智化转型；推进数字产品绿色化升级，倡导出行、办公等数字化低碳生活方式，实现数字发展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

深化数字智治赋能，实现社会治理精准高效。社会治理是智能社会建设的重要维度，要以数字化、智能化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全域感知、主动预判、高效协同的智能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是在城乡一体化精细治理方面，构建高精度数字孪生底座，实现对“人、地、事、物、情、组织”等要素的精准映射与动态监测，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运行监测智能化；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持续拓展城市管理、生态环境治理、违法建设管控、交通优化与停车管理等多维应用场景，推动治理模式向精准、敏捷、智能方向演进。二是在社会运行安全韧性方面，打造全域感知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搭建智慧应急协同联动体系，强化应急通信全域保障；依托智能技术优化公共安全、市场监管、智慧消防等监管模式，构建全覆盖、智能化、精准化的安全监管格局，推动城市生命线建设，深化人工智能视觉分析，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筑牢社会安全稳定防线。三是在基层治理方面，健全基层数据回流机制，开发适配基层实操的轻量化治理应用，赋能基层减负增效，升级数字政务主动服务能力；依托大数据精准捕捉群众诉求信号，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构建精准预判、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强化数字基础支撑，筑牢智能社会发展根基。立足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与传统设施数智化改造，持续完善共性支撑体系，健全数据流通利用机制，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一是在智能应用底座方面，布局算电网协同网络，构建云边端一体化算力体系，汇聚形成多维度知识库、语料库、模型库，构建“城市基座大模型+垂类模型+智能体”能力体系，依托智能体等技术打造一体化统一服务入口，统筹线上线下全场景服务资源。二是在城乡基础设施方面，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设施维护和安全预警能力，构建全域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体系，为智能终端、智能体、自动驾驶、无人机等规模化应用提供稳定支撑。三是在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方面，强化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推动政务、医疗等多领域数据汇聚互通、关联融合。规范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与授权运营，深化政企数据协同合作。规范个人数据合规开发利用，在严守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四是在数字安全方面，加强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防护，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与安全防护能力建设，守住智能社会安全发展底线。

健全适数化制度体系，夯实智能社会长效保障。应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完善制度机制和标准规范，全方位提升全民数智素养，为智能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人才支撑。一是在治理制度体系方面，落实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法规，规范数据采集、使用、流通全流程，建立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框架和敏捷治理机制，防范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隐私泄露等问题，推动技术安全可控、持续向善发展。二是在全民数智素养与人才能力方面，常态化开展全民数智技能培训，着力弥合数字鸿沟，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数智化发展氛围；完善数智人才培育体系，优化相关学科建设，健全数智人才评价体系，壮大数字职业队伍，深化数字领域产教融合，为智能社会持续创新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三是在数字包容方面，推进数智技术应用适老化、适幼化、无障碍化，让数智公共服务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引擎而非“排他性发展”的工具，在推广线上服务时多留一个“线下备选方案”，在分配数字资源时多想一想“偏远地区能不能得到”，保留线上与线下兼容互补的生活方式，不盲目搞“数智化”“网上办”“掌上办”一刀切。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国家信息中心智慧城市与智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系统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支持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落实这一战略部署，需从素养提升、创业带动、制度保障、战略应对四个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支持体系，从而在智能化浪潮中实现就业扩容与质量提升的有机统一。

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着经济社会格局。据预测，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替代，但同时也将创造1.7亿个新岗位，实现就业机会净增7800万个。在就业方面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人工智能对重复性岗位产生了一定影响，并进一步向知识型工作扩展；另一方面，创造效应加速释放，催生出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标注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据统计，我国数据标注从业人员已达5.8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测算则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供需比达1:10。这既反映出人才培养与技术发展不匹配，也表明就业扩容蕴含巨大空间。人工智能时代应打通人才转型通道，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支持体系，将创造效应转化为现实的就业增量。

以数字素养提升强化就业韧性。提升数字素养，应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的培训与认证机制。一是建立企业主导的数字技能重塑机制。明确企业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就业保障责任，企业申报重大智能化改造项目或购置大型人工智能生产设备，需提交岗位影响评估报告与人员转岗培训方案，并将其作为享受技改补贴的重要参考。对于替代风险较高的技能单一型劳动者，应探索建立“转岗缓冲期”制度。企业在缓冲期内保留劳动关系和基本生活保障，劳动者参加相应数字技能培训，培训成本由企业职工教育经费、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资金及财政按比例合理分担，培训完成后优先安排返岗。对于确实无法在企业内部安置的，由就业服务机构介入，精准对接新岗位，避免先失业、再培训的被动局面。二是构建数字技能认证机制。由政府牵头组织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以及高校共同制定“人机协作岗位能力标准”，将提示词工程、人工智能输出校验、数据标注质量管控等数字技能标准化、可认证化。依托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劳动者“数字技能账户”，实现培训记录、认证结果、从业经历跨企业、跨地区互认。财政对培训机构的补贴，应从基于培训人次逐步转向基于就业成效，以劳动者实际实现岗位转换或稳定就业作为补贴拨付的重要依据。

以创业带动就业拓展增量空间。人工智能领域往往会出现高淘汰率的特征，这就要求政策重心要从扶持单个项目转向维护平台健康生态。一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公共化。由地方政府主导，结合区域产业布局建设公共智算中心，以成本价或补贴价为中小微创业团队、个人开发者提供算力服务，并设置合理的资源使用上限，依托统一身份认证与项目申报系统，实施算力资源的动态配额管理，防止公共资源被少数个体挤占。同时，大型平台企业在享受算力相关税收抵扣政策时，应承诺向小微开发者开放必要的技术接口与开发环境。二是建立创业风险化解与再就业托底机制。对因市场变化、技术路线等非主观因素，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的创业项目，创业者可凭项目退出证明，优先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岗位推荐、技能再造等再就业服务，以避免创业不成、失业加剧的困境。探索建立区域性创业风险补偿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失败项目给予适度债务减免或过渡性救助。对创业孵化机构的政府资助与绩效奖励，应与孵化企业存活率、带动就业人数等指标相挂钩，以引导资源精准流向真正创造就业的创业活动。

以制度保障构建就业安全网。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具有“量变积累、质变释放”的特征，一旦突破临界点，结构调整的成本则急剧上升。这要求政策体系从被动的事后救济转向主动的事前干预与事中调节，并着力破解跨部门协同障碍。一是构建监测预警与分级响应联动机制。依托人社、税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数据共享，按季度动态监测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的岗位总量变化、替代风险指数与劳动者转型能力指数，以综合研判就业形势，根据风险等级启动相应政策工具，实现从监测到干预的全过程管理。二是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数据标注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等新职业，逐步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并制定合理保费分担制度。在此基础上，完善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权益记录与接续规则，确保缴费记录跨地、跨行业连续累计，逐步推动其职业伤害保障、失业保险等各项权益与职工社会保险体系平稳并轨。

以战略主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应将就业支持体系的构建，置于国际产业博弈与规则博弈的大框架下统筹考量。一是开展国产替代工程对就业影响的前置评估。在基础大模型、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进行重大科技攻关立项时，应同步评估其对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应用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能形成完整国内供应链、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的技术路线与产业化方案。二是强化就业底线思维。在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谈判、技术标准制定中，应系统评估相关条款对国内人工智能企业、高端人才岗位设置的影响，将维护和拓展国内就业空间作为重要因素予以考量。在支持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时，鼓励其探索建立海外业务扩张与国内岗位配套的联动模式，将其对国内就业的贡献纳入企业享受政策支持的评估标准，以此推动形成国际拓展、国内就业的良性循环格局。

6G：从基础研究到泛在应用

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了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第六代移动通信（6G）技术创新。目前，6G研究蓬勃发展，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其应用探索也逐渐拉开帷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移动通信的发展历程，突出地体现了基础研究的这一特征。从1G到6G，移动通信经历了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变革。在这一历程中，信息论作为通信的数学理论，起到了揭示理论极限、启示逼近方法、阐明体系构架的重要作用。在面向6G的演进中，信息论与人工智能、运筹优化、物理与材料等基础理论进行着深度交叉融合，为移动通信业态的各项深刻变革做好源头性的理论准备。6G的各项新型商业应用，都展现出以基础研究为源头、瞄准应用场景开花结果的特征，产学研用耦合紧密。

服务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赋能，是6G演进绕不开的趋势。通信网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应用，促进了承载人类知识的大量多模态语料的数字化，为人工智能奇点时刻的到来，完成了海量数据积累。近年来，大语言模型、具身智能等代表性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广受重视，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的应用。可以预见，到6G网络大规模商用之时，其大量业务将服务于人工智能的训练、推理任务。人与智能体，智能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互将占用大量的带宽。因此，6G网络将在传统的文字、语音、视频传输业务之外，开辟语义通信新业务，以智能体为服务对象，进行语义的理解、压缩和传输。6G服务于人工智能，也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无疑将会越用越聪明、越用越贴心，让6G更聪明、更准确地响应用户需求。

6G让通信为垂直行业开展“量身定制”。在机器人遥控操作、工厂自动化、电网控制、无人驾驶等垂直行业应用中，要求信息必须传得及时、传得准确，6G的超可靠低延时通信就瞄准此类应用，基于信息论、运动学和控制论的交叉融合，可为垂直行业广泛去除庞杂的线缆束缚，降本增效。在智能抄表、环境及安防监测等领域，则要求基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此，6G在多用户信息论与分布式协同理论融合的基础上，衍生出大规模通信技术，从而支持成千上万个节点的有效接入。在6G时代，无线通信正在经历着从“广种薄收”向“精耕细作”的模式转变，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需求裁剪通信指标的设置，让面向行业差异化的定制为无线通信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天地。

6G有效为地面基站难以服务的区域提供空天地海广域覆盖，实现泛在连接。低空经济的兴起，催生了用通信基础设施覆盖低空空域的需求；野外勘探、救援以及极地考察等，需要为地面的稀疏目标提供按需覆盖；走向深蓝、海洋经济，则期望能显著地提升对海上船只、漂浮设施的服务带宽和质量。6G通过广泛的星间、星地协同，可针对上述需求提供一揽子泛在连接解决方案，有机融合移动通信和卫星通信。6G泛在连接，不仅为我国商业航天提供了巨大市场，还有助于卫星轨道资源的占领。与此同时，6G上星与太空算力的发展相辅相成，强大的星地传输能力能够有效释放太空算力的潜能，将6G泛在连接进一步转化为泛在智能。

6G 让终端形态“千变万化”，用最符合人因学的方式架起高效人机交互的桥梁。随着触摸屏方式的发展应用，人机交互的方式得以显著改善，从而释放了广大用户对于移动互联网带宽的巨大需求，让手机银行、短视频、购物等新型移动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借助3D信息显示、新材料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的发展，6G将支持沉浸式通信交互。以新能源汽车为例，6G赋能促进了座舱智能化、驾驶网联化。由于座舱中的各种显示屏幕面积远大于手机，因此所消耗的通信带宽成倍增长，让6G提供的巨大带宽在支持更安全、舒适的驾乘体验方面“物尽其用”。此外，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也提升了单用户配备的终端数量，确保6G 高带宽的有效消纳。

6G 让电磁波“一专多能”。6G将开启电磁波在商用领域“一鸭多吃”的时代。电磁波天然具有探测优势，雷达就是一种典型应用。移动通信产生的电磁波已覆盖人类活动的大量区域，日益增长的基站天线规模更带来了良好的空间分辨率。因此，人们自然想到从原本用于通信的电磁波中提取环境信息，实现低成本、广覆盖且无需额外辐射源的物体感知。典型应用包括：低空经济中对无人机轨迹的探测等。此外，6G网络不仅关注“造车”，还重视“修路”，基于人工设计的电磁功能材料，构造和部署智能超表面，从而改善6G的电磁波传播环境，用较低的成本提升网络服务质量。

从1901年马可尼首次实现越洋通信，到1948年香农提出信息论，随后促成了近半个世纪移动通信的不断演进，基础研究与广泛的商业应用在这一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古人千里眼、顺风耳、天涯若比邻的梦想。从1G到6G，我国通信产业也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缔造了一批在国际上享有话语权的龙头企业。我国通信行业在奋斗发展中，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展示了在通信研发应用上的独特优势。

（作者系清华大学长聘教授、中国通信学会会士）

一份为民造福的《施政纲领》

刊载《苏皖边区的地位》和《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的《民主建设》杂志创刊号（江苏省档案馆藏）

《群众》第十二卷第九期刊载《日寇投降一年来苏皖边区民主建设成绩》（江苏省档案馆藏）

在江苏省档案馆，珍藏着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苏皖边区地方民主政权档案》。该档案以大量的文件、资料、报刊史料生动翔实地记录了苏皖边区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探索实践和显著政绩，特别是其中的《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史料价值尤为突出。

抗战胜利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奉命从江苏北移山东，为加强对苏皖解放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1945年10月25日，邓子恢、谭震林分别任正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成立。10月29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个解放区的参议会、行署领导人和地方开明人士在清江（今淮安）举行会议，决定成立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公推了粟裕、张鼎丞等27名委员，李一氓为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悫、方毅为副主席，同时决定成立苏皖边区政府。11月6日，《苏北报》（淮海版）刊登消息《苏皖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报道称边区政府将辖有江苏32个县、安徽18个县、河南3个县，共计53个旧县治。后来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共有8个专员区、68个县治、2个直属市、1个办事处，人口约2400万。

1945年12月24日至1946年1月14日，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清江召开，审议通过了《施政纲领》。《施政纲领》规定，边区政府的奋斗目标是：“团结全边区人民，贯彻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之主张及和平、民主、团结之正确方针，加强本边区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保卫与进一步建设本边区。”该《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有十条，核心是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群众利益，造福人民群众。

切实保障人民权利

《施政纲领》第一条旗帜鲜明地宣示：“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及公民权。凡爱好和平，赞成民主之各阶层人民及各党派人士，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及居住之自由。”第三条则进一步强调，“加强民主建设，普遍开展民主运动，贯彻三三制政策，民选各级政府，废除保甲制，健全各级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人民管理政权，加强干部民主政治教育，树立民主廉洁的作风”。苏皖边区在建政过程中令出法随、言行一致，继续贯彻抗战时期普遍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在抗战中与中共长期合作的地方知名人士多数被吸收到各级政权组织中来。政府委员包括各党各派、各阶层以及全国知名的进步人士，在边区政府主席中即有老国民党党员、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韦悫和第三党领袖之一的季方。在调整充实各行政区和县、区各级行政机构的前提下，及时废除了保甲制，开展了民选基层政权的工作。各级政府均由人民选举组成，真正成为被人民所爱戴、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1946年8月17日，《新华日报》（华中版）刊登《日寇投降一年来边区民主建设成绩》（后刊载于《群众》第十二卷第九期）的文章，生动介绍了苏皖边区的民主建设成果，“工农群众及妇女们一样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大老粗’当乡长、区长的不胜枚举”。

为保护人民的利益，稳定社会秩序，《施政纲领》提出要“改进与健全适合于人民需要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在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苏皖边区政府大力推进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和法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制定各种条例和法规50多件。这些条例和法规包括司法、刑法、民法和拥军优属、干部管理等条例，还涉及劳动、兴修水利、税收、工商和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这一系列条例、法规和政策的颁布实施，顺应了民意，保障了民生，促进了边区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

发展生产以改善群众生活

抗战胜利后，医治战争创伤，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施政纲领》提出要“贯彻改善民生政策，扶助工农运动的发展，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业农业生产，提倡垦荒、植棉、造林，加强水利建设，普遍组织劳动互助，提倡深耕细作，改良生产技术，扶助纺织及其他手工业；发展奖励举办机器工业，发放生产货款，欢迎外界投资，保护私人经营；发展商业贸易、交通事业，调剂物资流通，力求边区人民生产自给”。苏皖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领导下，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从政策上、资金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有力扶持。相继发布了《华中银行农业贷款暂行章程》《苏皖边区兴修水利暂行办法》《苏皖边区保护工厂劳动暂行条例》《苏皖边区土地租佃条例》等，积极推动工农业生产及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4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对私人企业加以扶持的指示后，华东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增加对私营工商业贷款，或以公私合营的方式，投资扶持私营工商业，使解放区城镇工商业迅速恢复发展。

1945年冬至1946年春，苏皖边区掀起了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全边区共疏浚大小河流97条，总长650余公里，挖土1000余万方，受益面积超过200万亩。在修河中，宿迁县副县长陈静尘身先士卒、勇于担当至积劳病逝，让广大群众深为感动。

苏皖边区的交通运输在抗战时期遭受巨大破坏，抗战胜利后，全边区水陆交通的修复任务非常艰巨。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抓紧恢复交通运输业，拨出3000万元以工代赈，发动和组织群众修复水陆交通，从1945年12月至次年春，全区修复公路1160多公里、公路桥梁173座。水路以运河、串场河为重要干线，各主要城镇均已通航，不少河道可通行轮船。

苏皖边区成立之际，发生了40年来空前大灾荒，700多万名濒临饥寒死亡线上的群众，只能以山芋叶、野菜、榆树皮等充饥。1946年2月10日，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救灾工作，提出募捐救急、生产救灾、平衡粮价、惩奸救灾（没收汉奸财产粮食或罚款救济灾民）、减租减息等五项救灾办法。2月13日，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发放农贷华中币5000万元，作为当年春耕夏收前的农业贷款。不久，边区政府又发行救灾公债9200万元，用“集资”的办法解决大面积的社会救济问题。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各地相继战胜了灾荒。边区政府这一系列为民解难的有效措施不仅使灾民念念不忘，就连地主也暗中钦佩，“想不到这样严重灾荒得以安度，没有匪乱，共产党真有办法”。

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苏皖边区甫一成立，就一手抓发展生产以消灭贫穷，一手抓提高文化以消灭愚昧。《施政纲领》号召，“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普及成人教育，提倡民办学校，改进小学私塾，开展民间文化活动，举办各种专门学校，改订学制课程，救济失学青年，改善教师生活，促进文化教育界民主团结，扶助文化教育团体之建立及出版事业，保障学术研究，奖励科学发明，优待专家学者及技术人才，进行卫生教育，开展公共卫生事业，提倡卫生合作事业，减除人民疾病痛苦，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卫生建设工作”，对关涉芸芸众生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1946年3月1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新华日报》（华中版）发表《公民教育实施法（草案）》，以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苏皖边区各类学校迅速恢复与发展，全边区有将近100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将近1万所小学，5万个民校、冬学、校外儿童班等各式各样的群众学习组织，秧歌队、农村剧团等遍布每个城镇乡村。全边区性的报纸有日出数万份的《新华日报》（华东版），其他每一分区也均有日报、大众报，《江海导报》《淮南日报》《盐阜大众》《拂晓报》等30多种报纸和《江淮文化》《民主建设》等刊物深受大众喜爱。1946年2月，苏皖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办法通令》，指出华中各地原为人文荟萃之区，所遗古迹文物甚多，各地政府机关要会同群众团体注意保护管理。4月，苏皖边区政府召开卫生行政扩大会议，交流各地医务工作经验，对边区卫生大计进行讨论研究。在这些务实利民举措的推动下，边区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1947年3月，苏皖边区政府全部人员都撤至陇海路以北。一个纲领就是一面旗帜，苏皖边区政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秉持为民造福的宗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大力发展各项建设事业，快速恢复了生产，战胜了灾荒，改善了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取得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新中国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者系江苏省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

李政道致力推动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自20世纪70年代起，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见面交谈以及亲笔写信等方式，致力于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对于我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政道注意到国内基础科学研究的不足

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持续发展的根基，其重要性不需要反复论证。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特殊性。自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就被当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工具，国人普遍接受并强调了科技的应用功能和价值，也就是其工具价值。但是，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等更为根本的深层次问题没有足够重视。李政道之所以在中国反复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在与国人的交往实践中敏锐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1972年9月19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在交流中他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李政道多次作有关国际物理学发展的科研报告，尤其是介绍了对称性原理以及国际高能物理加速器的情况，给中国科研工作者带来了国际物理学最新发展前沿的信息。同时，李政道也适时提醒中国方面注意基础科学的重要性。9月23日，李政道参观上海华东技术物理研究所时，就建议该所除了加强应用物理研究外，还应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在复旦大学参观时，他提出要兼顾国家建设与科学长远发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不能把理论物理落下。在参观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时，他说国家建设当然需要生产与科研结合，但不能忽视基础理论，必须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

10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夫妇。双方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李政道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恩来听取李政道的意见后表示，关于教育问题，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还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他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周恩来对美籍科学家表示要派遣赴美留学生的记载。周恩来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在会见后，李政道还给朱光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派遣学者出国考察，并列出了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名单。

毛泽东接见李政道，谈基础科学研究

1974年5月，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在与国内方面的交流中特别是在参观复旦大学时李政道发现，学生下乡劳动，无法正常接受教育，学校的教学工作陷于停滞，他感到心急如焚。于是，到北京后，李政道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根据史料记载，李政道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深知事关重大，特意认真听取、吸收了好友朱光亚的很多建议。李政道和朱光亚是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好友，并一起赴美留学，此时朱光亚正担任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与中央领导人联络密切。李政道反复修改，写好建议信以后，托朱光亚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引起高度重视。

5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一行。这次接见参会人员规模很大，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一起参加会见的著名科学家有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会上围绕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话题展开辩论，李政道舌战“四人帮”，力陈基础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周恩来在会见的最后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你的建议可以实验一下。”

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中接见了李政道。《人民日报》在5月31日以《毛主席会见李政道博士》为题作了报道，称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李政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并回答了毛泽东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提问。毛泽东在接见中说：“你的关于应该培养科学人才的意见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理论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毛泽东还说：“理论是从实践来的，理论又去指导实践。单是理论不存在，理论都是从实践来的。”“实践—理论—实践，不是理论—实践—理论。”毛泽东还赠送给李政道一件特殊的礼物：一套由英国科学家汤姆生编著的1922年原版的四卷本《科学大纲》（The OutlineofScience）。

这次接见的重要性在于，毛泽东接受了李政道的建议，即至少对于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应该继续坚持并受到重视。这是后来周恩来有力支持主办少年班的重要基础。4年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中国首个大学少年班应运而生。

邓小平与李政道多次交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重视与李政道的交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仅就面对面的会见而言，根据《邓小平年谱》，从1974年到1989年，邓小平与李政道会见至少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年年会见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两人的会见更是达到3次之多，这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

在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李政道对与邓小平的交往进行回顾总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小平先生对上述工作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小平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

改革开放初期，李政道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通过不同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发展。

李政道选择从日常的视角，用打比喻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1974年5月28日，李政道看到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停滞不前，遂对张文裕说道，“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就像药和粮食一样。基础研究如同药。应用研究如同粮食。人如得了病光吃粮食就不行，还要吃药来医治。药要事先准备”。

据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是不会有鱼市场”。其中的“水·鱼·鱼市场”理论，最为形象，李政道讲得最多，因而也最为有名，最为深入人心。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生动而易于理解。

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钉钉子精神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不同场合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是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释了钉钉子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钉钉子精神的基本内涵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抓工作落实，用“钉钉子”这一形象直观的比喻，阐释了钉钉子精神的基本内涵，深刻揭示了钉钉子精神是我们党抓工作落实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这一重要论述是对钉钉子精神内涵的深刻阐述。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等不同领域、多个场合对钉钉子精神予以进一步阐释和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凸显全党对钉钉子精神的高度重视。

发扬钉钉子精神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保持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既要认清历史进程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又要展现战略从容、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实践品格，坚定担当使命。各级领导干部为官一方，为政一时，一方面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另一方面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搞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多做一些功在当代、利在长远、惠及子孙的事情。

钉钉子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蕴含着质量互变规律。发扬钉钉子精神，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干工作，把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的精神状态。历史和实践证明，党和国家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部署的完成，都需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去实现，深刻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性。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中始终保持抓工作落实的长劲韧劲，持续拼搏奋斗、久久为功，积小流以成江海，积跬步以至千里，最终把好的蓝图变成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景图”。

钉钉子精神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发扬钉钉子精神，必须守牢“为民”初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员干部创造政绩必须是为了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为民造福，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深刻体现出钉钉子精神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人民立场作为自己最根本、最鲜明的政治立场，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中，坚持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发扬钉钉子精神干事创业，内生动力源自人民，价值取向归属人民。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当怀“利民之事，丝发必兴”的赤子之心，大胆、坚决地干到底。正是有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谷文昌、“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的黄旭华等一大批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实干为民的优秀执政骨干、时代楷模，秉持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才赢得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繁荣。

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必须真抓实干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但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重显绩轻潜绩，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不计成本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干部为捞取功名不惜做假账、玩数字游戏、虚报假政绩。有的干部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有的干部政绩观错位，热衷于搞形式主义，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包装不重实效。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都与钉钉子精神背道而驰。

发扬钉钉子精神，必须念好实干真经。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断强化实干观念，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和使命，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争做新时代的实干家。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和“实”，如，“想干事”“有干事的热情”“想干出一番事业”“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切实干出成效”，还有“实干兴邦”“扎扎实实”“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切合实际”。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立论，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要求，再到“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科学目标、好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解题，整篇文献体现出崇尚实干、尊重规律、求是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个循序渐进、长期发展的过程，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秉持持之以恒的战略自信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贵有恒”“一以贯之”，要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稳扎稳打向前走，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如，以“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决心打赢脱贫攻坚战，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开展反腐败斗争等，正是发扬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的生动写照。

中国共产党靠实干带领人民创造了辉煌的过去，必然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角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目标制定了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意义重大。全党要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落细。

提升新形势下社会安全治理水平

社会安全是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互联网深刻改变社会交往方式，对确保新形势下社会安全稳定提出挑战。如何提升新形势下社会安全治理水平？《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6年第5期本刊策划栏目，从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社会安全治理基础、以社会心理健康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构建数智时代网络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等角度约请专家学者撰文探讨。

社会安全问题苗头最先显现于基层。如何有效立足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消除安全隐患，夯实基层社会安全治理基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宋世明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社会安全治理根基》中分析了新形势下提升社会安全治理水平的内在需求：个人极端案件时有发生，冲击社会安全底线，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社会矛盾凸显期的风险触点多、燃点低、传导快，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酿成社会安全隐患；面对复合型、突发性、跨领域社会安全风险，基层治理还存在短板。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坚持运用法治以及立足基层就地解决矛盾的作用，把问题解决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夯实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础。

社会心理健康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社会心理呈现哪些特点？社会心理生成、传导和演化的规律是什么？如何全面加强社会心理健康建设？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廉思在《社会心理健康建设是新形势下社会安全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中指出，当前社会心理呈现压力负荷叠加、风险感知扩散、个体意识增强与关系支持弱化并存、数字空间放大情绪传播等特点，应深入分析社会心理在结构压力、预期变化、比较逻辑、关系网络、无力感累积、生命周期差异和社会信任水平作用下的生成、传导与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总体布局，推动分层分类服务、专业服务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把心理健康建设与现实问题解决结合起来，加强网络空间社会心理治理，以社会心理健康建设促进社会信任和人际和谐。

网络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根据数智时代网络安全风险新特征，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副院长刘威在《数智时代网络安全风险新特征及治理体系构建》中指出，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网络安全治理理念、健全数智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畅通国内国际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为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提升新形势下社会安全治理水平，既要立足国内，也要放眼世界。从治理实践来看，主要发达国家社会安全治理策略有何变化？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邹东升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社会安全治理的策略及启示》中指出，可将其治理模式总结为三大关键转向：一是从事件应对转向风险治理，通过专项机制实现风险识别、分流与前置干预；二是从警务中心转向社区伙伴，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三是从普遍管控转向精准干预，在安全维护与权利保障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海南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要求海南“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这些重要论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阐明了海南自贸港人才工作的重要使命、核心任务与实践纲领，为推进海南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才是自贸港建设的第一资源，做好自贸港人才工作，核心在于立足自贸港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以制度集成创新引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契合国家战略、接轨国际规则、彰显中国特色的开放型人才发展格局。

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开放前沿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自贸港人才工作，并非一般区域层面的人才引育工作，而是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在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关键布局，对于把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具有深远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从国家战略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我国参与全球人才竞争的重要支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人才争夺日趋激烈，高水平开放型人才制度成为赢得竞争主动的关键。依托全岛封关运作政策红利、自由便利的营商环境以及面向南海、联通内外的地缘优势，海南自贸港具备汇聚全球人才资源、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的独特优势。这要求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锚定战略目标不动摇，切实担负起探索深化人才制度型开放、畅通人才引进准入通道、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使命，聚力打造我国人才对外开放的先行试验区。

从地方发展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支撑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建设、搭建“45432”发展架构，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强力支撑。唯有持续引才聚才、育才强才、用才兴才，才能不断提振发展态势、厚植竞争优势，为海南自贸港长远发展筑牢坚实根基。同时，人才也是海南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地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资源优势互补、发展战略对接的关键载体，对于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演进的维度看，自贸港人才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人才领域的生动缩影。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一部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人才不断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的历史。自贸港人才工作，深深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承接经济特区建设宝贵经验、顺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要求。从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十万人才过海峡”的探索实践，到新时代自贸港建设“百万人才进海南”“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的接续开展，自贸港人才工作始终与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同频共振，肩负着为全国人才制度改革探路、为全球人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历史使命，印证了人才工作始终服务国家大局、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的历史必然。

以制度集成创新畅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最好的环境是良好体制机制”。制度集成创新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关键抓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创新人才管理模式，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构建便利化人才流动制度，彰显海南开放特色。自贸港封关不是“封岛”，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其中，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是自贸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只有打破户籍、地域、资格认可等方面的制度壁垒，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国内国际人才双向流动通道，才能让各类人才进得来、流得动、用得好。必须不断优化入境签证、工作许可、居留执业等全流程制度安排，持续扩容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和比照职称目录，探索建立境外人才职业资格认证转换通道，大力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吸引全球英才集聚。

构建市场化人才评价制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随着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汇集，行业职业日益增多，传统的行政化、程序化人才评价模式难以适应自贸港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树立以实绩论英雄、以能力辨贤才的鲜明导向，分类制定具有行业特点、符合自贸港实际的行业人才评价指引，动态优化海南自贸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新职业（新业态）人才职称评价标准，赋予用人单位更大的人才引育、评价、管理自主权。突出以信任为基础用好人才，建立健全首席专家（科学家）负责制、科技创新尽职免责机制、“揭榜挂帅”等用人机制，充分释放人才活力、激发创新动能。

构建法治化人才保障制度，筑牢人才发展根基。法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才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以法治形式固化人才发展政策、明晰人才权利义务、规范人才工作流程，才能从根本上打破政策碎片化、临时性局限，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人才发展制度环境，保障人才事业长远发展。必须不断健全自贸港人才工作制度体系，以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为抓手，聚焦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激励、人才待遇保障等关键领域，完善人才工作专项法规制度，推动人才工作从政策扶持到制度固本转变，切实维护各类人才合法权益。

打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人才发展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海南自贸港作为全球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必须以全球视野构建多元包容、互利共赢的人才治理模式，坚持开放引才、合作育才、服务留才，营造近悦远来、群贤毕至的良好氛围。

秉持开放包容的引才理念，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开放是自贸港的鲜明标识，更是海南集聚全球人才的独特优势。只有持续构建开放多元的人才生态，才能不断放大自贸港人才政策的辐射效能，提升人才集聚的向心力和自贸港建设的吸引力，为海南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汇聚源源不断的智慧力量。必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作为海南人才工作的总抓手，办好中国（海南）人才交流大会等系列招才引智活动，更加注重人才引进质量，更加注重发挥人才效能，力争“十五五”时期人才引进7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认定数量突破13万人。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在、但求常来”的柔性引才思路，综合运用以才引才、以商引才、平台引才、飞地引才等形式，面向全球招揽高层次人才，让海南成为人才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筑梦之城，彰显我国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

打造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深化人才交流合作。自贸港人才工作绝非单向引才，而是聚力多方联动，实现互利共赢。如果把国内国际双循环形象地比作“8”字形，海南就处在“8”字的交汇点上，天然具备汇聚全球智慧、深化合作交流、培育优质人才的良好基础。必须以开放姿态深化人才交流合作和联合培养，立足“三度一色”资源禀赋、培育壮大“五向图强”特色产业链，统筹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积极发起和参与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建设一批重点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等产业创新载体，为人才交流发展搭建优质平台。持续抓好“南海”人才开发计划，实施顶尖人才梯次引育行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大力培养一批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为自贸港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广“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选派一批人才特派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帮扶，推动各类人才深度参与自贸港建设、共享自贸港发展红利。

提供精准便捷的人才服务，营造良好留才环境。筑巢方能引凤，厚植优质人才发展环境，是激发人才活力的重要保障。只有切实解决人才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急难愁盼问题，才能有效提升人才对海南自贸港的归属感、幸福感、认同感，推动人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自贸港建设事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人才在琼工作生活核心需求，加大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健全完善省领导直接联系专家制度、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员制度等工作机制，设立省、市、重点园区三级人才服务单一窗口，打造全省统一的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精准解决人才在科研立项、技术研发、项目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健全人才表彰激励体系，讲好自贸港人才故事，营造尊才爱才的社会氛围。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贴合海南实际，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开放和自主、发展和安全等方面的关系，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有力人才支撑。

坚持党管人才与市场机制相统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统一的根本政治保证，更是做好自贸港人才工作的基本前提。必须坚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市场活力与政府效能，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人才”工作体系，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的良性互动，确保人才工作既遵循开放发展规律，又坚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

坚持自主培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海南自贸港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既要以开放胸襟聚天下英才，更要立足长远、夯实根基，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人才发展之路。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唯有坚持本土筑基、全球赋能、内外协同，才能真正构建起适配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人才工作格局。必须坚持自主培养与对外开放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着力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兼具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自贸港人才队伍，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坚持服务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统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的自贸港人才工作，必须统筹兼顾人才赋能发展与防范化解风险双重任务。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以人才资源优势夯实发展根基、增强综合实力、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另一方面，强化人才政治引领与政治吸纳，健全人才领域风险防控机制，加强人才信息保护，推动自贸港人才事业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中行稳致远。

（作者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人工智能时代艺术教育的守正与创新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域，教育数字化转型向纵深推进，艺术教育迎来理念重塑、模式变革、生态重构的重要机遇期。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强调“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一方面，有了智联网、人工智能，教育的工具和方法会发生变化，学生能力培养会有变化，这些正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不能放松的。基本功还得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技术创新与教育本质的辩证关系，为新时代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实践方向。立足新征程，艺术教育必须紧扣时代大势，坚守立人初心，推动人工智能与艺术智性“两个AI”辩证共生、双向赋能，以人文领航技术、以创造滋养心灵，在科技与人文交汇中走出中国特色艺术教育的守正创新之路。

人工智能是机遇而非冲击

人工智能赋能艺术教育已历经多年实践，从在线教学、虚拟仿真到人工智能助教、个性化定制学习，技术不断拓展艺术教育的场景与边界。但技术越进步，越需回归艺术本源叩问价值。我们不应以技术进步论的视角来定义人工智能，也不应简单地用“艺术创作消亡”或“绘画消亡”之类的论调来否定艺术真正的价值。历史早已给出启示：摄影术诞生之初，曾引发“绘画已死”的争论。但事实上，摄影反而催生了西方现代艺术——绘画从写实记录转向个体经验与内心感受的表达，催生了现代艺术的革新。这充分证明，艺术具有内在自律性与人文独特性，不会被技术进步所替代。

人工智能对艺术不是冲击，而是历史性机遇。人工智能可以迅速生成图像、影像、文本等创作成果，却无法复刻艺术作品中的“灵韵”，无法替代艺术家面对世界时最本真的感动与生命体验。技术为艺术提供新工具、新可能，艺术为技术注入温度、价值与灵魂，二者彼此成就、辩证统一，构成我们思考人工智能时代艺术教育的逻辑起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推动教育从“数字化”迈向“数智化”，在创造性领域带来深刻变革，也对人的主体性提出新的挑战。智能技术在提升效率、便利生活的同时，也带来生命体验弱化、感性感知钝化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越是发达，越需要艺术的温暖、人性的光芒。艺术教育的核心，正是守护并培育人工智能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是艺术智性的核心，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以艺术智性牵引人工智能

艺术的“艺”在中国的甲骨文中，是一个半跪的人在种植禾苗，带有培育的原初意义，充满对本土的尊重及对艺术的敬畏与虔诚。艺术教育之本在于立人，以人的发展和完整为根本，从“技艺传授”转向“智性培育”。

人工智能拓展艺术的边界与效率，艺术智性引领技术的方向与温度。推动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以艺术智性牵引人工智能，以艺科融合重塑艺术教育。这需要在课程体系、师资建设、教育生态三个维度上协同发力。

一是优化课程体系，守牢艺术根基，强化跨界创新。夯实书法、绘画、设计、史论等艺术核心课程，筑牢专业基本功；同步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数字艺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创作、VR/AR/MR应用等课程，让学生懂技术、善运用、明边界。推动艺术与科技、人文、社科深度交叉，开设“智能艺术与设计”微专业，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服务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升级。

二是建强师资队伍，以专业训练技术，以师者引领育人。人工智能进入艺术教育，关键在教师。我们通过校企协同、项目研发、创作实践等方式，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今年5月11日，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活动中，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区呈现的《AI辅助中国画共生共创》实践课，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该课程的技术引擎是学校依托馆藏与教学资源，联合科技企业研发的中国花鸟画垂类大模型，由专业师生围绕构图、笔墨、色彩、意境、题款精细标注，让人工智能成为贴近传统、契合创作的“内行助手”，实现艺术专业驾驭智能技术，彰显“以艺驭术、以文化人”的育人导向。

三是重塑教育生态，坚持开放协同，促进人机共生。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教育，本质是人文与科技互嵌、艺术与科学赋能的实践。学校应秉持“全球本土双轮驱动、人文科技双向会通”理念，推动教师以学养驾驭技术、以人文照亮算法，打造师生共创、跨界协同、人机共生的创新生态，让技术变革与育人初心同频共振、双向奔赴。

培养人工智能时代“有创造力的人”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艺术教育必须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养在算法洪流中依然能以身心感知世界、以情感回应时代、以创造定义价值的新时代艺术人才。这不是对技术时代的被动抵御，而是艺术教育面向未来必须坚守的使命担当。

艺术之妙，在于聚焦于人心深处那些温暖的触动——也就是我们对事物的感受力、共情力、观察力、审美力，最终归结为创造力，这才是艺术最核心的东西。艺术具有对某种现实困境的超越性表达。光速抵达不了的地方，艺术可以抵达；算法覆盖不到的角落，人性可以照亮。

在现代技术迭代和演变越发迅速的时代，我们越要警惕被技术异化，越要思考如何把我们对生活最初的那份感动、对事物最贴切的同理心，以及对未来最美好的渴望，有效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既要保持对人工智能带来新可能性的敏锐，也要守住艺术回归人心最原初的坚守——回到内心的感悟、对传统的领悟、对事物的关照、对未来的眺望。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发展，绝非单向的技术升级，而是人在与技术互动中不断反思、批判、抉择的主动过程。在艺术教育中，我们倡导学生与人工智能协同，同时保持“方法论上的不信任”：不迷信算法生成的“完美结果”，不盲从数据推送的“流行风格”，始终追问作品背后的情感逻辑、生命体验与价值追求。这种批判性距离，正是艺术智性彰显的起点，也是人在人机协同中回归自身感受力与创造力的必由之路。

真正的艺术创作，从来不是让机器替代人的感受与思考，而是在人机协作中始终捍卫人的主体性。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工整韵致的诗句，却无法复刻诗人内心深处的真情涌动；可以渲染细腻饱满的画面，却难以承载创作者落笔时的犹豫、挣扎、期待与灵光一现。艺术的照亮，靠的不是算法的迭代，而是每一个创作者直面世界时，那一声源自内心的呼唤。艺术最动人的力量，恰恰在于那些不可计算、不可优化、不可批量生产的“无用之用”——真实的情绪、独特的体验、生命的痕迹、心灵的悸动，这些正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艺术教育必须守护的核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艺术教育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以人文为魂，以技术为用，引导青年学子在人机共生中不迷失、不依附、不异化，着力培养感受力、判断力、想象力、审美力。在技术与人文的激荡中，我们要以立人为本，培养“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善用数字工具，更明晰工具边界；他们拥抱时代变革，更坚守创造自由；他们借力智能技术，更始终做艺术的主人、心灵的主人。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君子乘物以游心

“乘物以游心”一语出自《庄子·人间世》，道尽了君子人格中处世与修心、入世与超越、担当与逍遥的深层统一。

“乘物以游心”，首在“乘物”。“乘”意为驾驭、顺应，“物”指世间万事万物。庄子生活在战国乱世，诸侯争霸、民不聊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提出“乘物”的思想：人无法脱离世间万物而存在，但可以调整自己与万物的关系——不因外物的得失而喜悲，不因世俗的荣辱而动心，而是以一种主动而又顺应的智慧去应对世事。

什么是“乘物”的处世智慧？它不是被动地被外物驱使、被名利奴役，也不是消极地逃避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主动地认识规律、顺应自然、驾驭世事。正如《庄子·人间世》中所言，“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而遨游心灵，借助无可奈何之遭遇以涵养内心的中正平和。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智慧，既承认外在环境的限制，又保持内在主体的能动性。

这种智慧与儒家的“入世”精神并不矛盾。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积极参与公共生活，这正是对“物”的驾驭与担当。孔子周游列国，虽然屡遭困厄，却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乘物”——他知道时势不可强为，但仍然尽己所能，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乱世中呕心沥血，也是“乘物”——他驾驭着蜀汉这艘破船，在历史的激流中奋力前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然是在“乘物”——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天下紧密相连，在成就大我中实现小我的价值。

如果说“乘物”是向外的应对与驾驭，那么“游心”就是向内的超越与逍遥。“游”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庄子》开篇即《逍遥游》，描绘了一只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壮阔景象。这不仅仅是对自由的向往，更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心灵不受物欲的束缚，不受功名的牵绊，在世间的纷扰中保持一份超然的宁静。

“游心”首先体现为对物欲的超越。孟子讲“不动心”，说“我四十不动心”，就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定力。荀子讲“治气养心”，强调通过修养来涵养心性。无论是道家的“游心”还是儒家的“养心”，其核心都在于：人不应该被外物所役使，而应该成为自己心灵的主宰。一个人如果整天算计着名利得失、计较着荣辱升降，他的心就被“物”死死地困住了。相反，如果能够“游心”，就能在精神世界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游心”还体现为对功名的放下。《庄子·德充符》中说：“游心乎德之和。”让心灵遨游在德性的和谐之中。真正的君子，不是不在乎功名，而是不被功名所累。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忧道是至忧，也是至乐——忧道是对大我的精神追求，超越小我的私念，直抵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合一的喜悦。这种喜悦，不是来自外物的满足，而是来自内心的丰盈。

宋代学者梁混在《泮溪八景记》中写道：“君子之心，游乎物之外者也。游乎物之内，则累于物矣。”君子的心应当游走于物象之外，如果沉溺于物象之内，就会被外物所牵累。从庄子的“逍遥游”“游心”，到晋代陆机的“心游万仞”，再到南朝刘勰的“神与物游”，“游”完成了从哲学范畴向美学范畴的转换。“游心”即对精神自由的守护、对功名利禄的超脱、对心灵境界的永恒追求。一个拥有“游心”能力的人，即使身处闹市，也能心如止水；即使遭遇挫折，也能泰然处之。

“乘物以游心”不仅是一种处世技巧或精神修养，更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它将“乘物”与“游心”统一起来，回答了人应当如何度过一生这个根本问题。既要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又要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自由；既要与万物交接，又要超越万物；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

生命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成为什么；不是位置多高，而是心灵多宽；不是战胜了多少对手，而是超越了多少自我。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不在于他不犯错误、不遇挫折，而在于他总能在“乘物”中磨炼自己，在“游心”中提升自己，最终达到一种从容、通达、自由的生命境界。

“乘物以游心”——乘的是世间万物，游的是精神天地。既不为物累，亦不避世事；既有担当的铁肩，又有逍遥的灵魂。这，正是君子人格的千古魅力，也是每一个当代人在喧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智慧所在。愿我们都能在“乘物”中砥砺前行，在“游心”中安顿心灵，活出君子的境界与风采。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应警惕“数字泔水”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未成年人成长轨迹的今天，网络空间已然成为他们认知世界、涵养自我的“第二课堂”。据统计，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达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既是他们获取知识、拓宽视野的重要载体，也暗藏诸多威胁身心健康的隐患。特别是被喻为“数字泔水”的不良文化产品，污染数字生态，更悄然侵蚀未成年人的价值判断、思辨能力与行为习惯。而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确立、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思想可塑性强而辨别能力薄弱，极易受到外界信息影响。“数字泔水”成为当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需紧盯、严防、严管的突出重点。

“数字泔水”不仅涉及面广、隐藏深，而且善于伪装。从刻意描绘暴力色情的短视频片段，到诱导自伤自残的死亡游戏；从渲染焦虑、鼓吹拜金的毒鸡汤，到暗藏软色情的二次元内容；从恶搞经典的劣质二创，到暗藏历史虚无主义、颠倒史实、背离真相的所谓历史解密、趣说文史，这些内容常披着创意表达或知识普及的外衣，实则散播褊狭价值观与错漏谬误。部分打着历史文化博主旗号的内容生产者，为博流量，故意嫁接不同朝代的人物事件，对史料断章取义，甚至编造无依据的野史秘闻，严重误导未成年人，扭曲其历史认知。更令人忧虑的是，算法推荐机制催生了“信息茧房”效应：未成年人一旦好奇误入，系统便会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使其陷入恶性循环。调查显示，工作日平均每天上网超2小时的未成年人占11.1%，节假日平均上网5小时的占13.1%，上网时长不断拉长，暴露于“数字泔水”的风险也随之攀升。当廉价娱乐挤压深度思考空间，当审丑文化冲击正常审美判断，未成年人的认知场域与精神世界便似浸于泔水，久处其中而不觉其害。

“数字泔水”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多维且深重。从认知层面看，碎片化、扁平化的叙事易使未成年人弱化深度阅读与思考能力，注意力涣散，难以搭建完整知识架构。从价值层面看，历史事实被蓄意篡改、历史叙事被随意戏说，危害尤甚，久而久之，崇高精神被肆意解构，是非边界渐趋消融，未成年人对民族历史、英雄人物的认知便可能筑于流沙之上。这不仅关乎个体品格塑造，更动摇一代人的文化认同与精神根基，从根本上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长远未来。从行为层面看，长期沉溺于低俗、拜金、虚无的信息环境，未成年人更易产生模仿冲动，将虚拟场景中的扭曲规则误认为现实世界常态，进而导致线上不当行为向线下蔓延。

此类乱象频发，表层原因是内容生产者逐利突破底线，而深层症结在于优质精神食粮供给不足、传播渠道不畅。当健康向上的内容因“不够吸睛”而被算法降权，当严肃深度的知识因“不符合用户偏好”而难以抵达目标群体，网络空间“劣币驱逐良币”便成常态。同时，平台在内容审核上以算法代治理，导致大量打擦边球的不良内容绕过监管，定向推送至未成年人眼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普及，大幅降低了“数字泔水”的生产门槛，劣质内容得以批量生成且真假难辨，后续甄别与处置难度持续加大。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需在治理上寻求整体性突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拓展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这为治理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落实这一顶层设计，首先要构建“疏堵结合、以疏促治”的新格局，突破口便在于打造一个开放、融通、智能的优质内容供给与分发新生态。

可统筹建设国家级未成年人优质内容数字资源库，广泛整合经权威认证的思政、文史、科普、美育等精品资源，完成标准化标识后，向各大平台开放标准接入接口，从根本上解决优质资源“散、藏、辨识难”的结构性问题。同步创新激励方式，通过专项扶持、政府购买服务、流量补贴、优秀创作者认证等举措，实质性鼓励主流媒体、行业组织与优质创作者，针对不同年龄段身心特点，生产一批兼具思想深度、时代气息与网络语态的优质文化产品。尤其要支持深耕扎实史料的专业团队，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开展历史文化普及，让严谨知识真正触达青少年群体。同时，驱动平台算法逻辑实现价值转向，引导并督促主流网络平台，将青少年内容质量系数等多维评价指标真正纳入核心推荐权重，对优质内容给予切实、可持续的流量扶持，在实践中培育“优质内容有市场、正能量作品有流量”的良性生态。

与此同时，必须强化监管执法，筑牢制度防线。网信、公安、文旅、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加强联动协同，持续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系列专项行动，将传播虚假历史、消解传统文化作为整治重点，并依法从严惩处制作、传播“数字泔水”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须着力优化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将其转化为精准治理的“探头”与“前哨”。2025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全年受理处置网民举报线索2.23亿件，对各类违法违规信息形成有力震慑，这充分证明，建立并畅通便捷、高效、可信的公众举报反馈通道，是应对“数字泔水”隐蔽性、迷惑性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监管需进一步聚焦精细化与靶向性：针对涉及历史、文化、科学等知识内容，推动构建跨平台内容审核标准互认与专家协审机制，对存在明显史料硬伤、时空错乱的内容及时识别、迅即拦截。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全新挑战，要加快完善配套监管细则，强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显著标识，压实平台在内容溯源、信息验证及健全深度合成内容鉴别流程等方面的法定义务，从源头遏制新型“数字泔水”的生产与扩散。

营造清朗网络环境，需要厘清各方责任，凝聚全域治理合力。“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拓展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的要求，本质上指明了依托网络空间主动开展教育引导的方向。平台方作为内容传播的核心载体，责任履行是监管关键，必须将未成年人保护内嵌于产品设计的底层逻辑，严格执行青少年模式下的内容过滤、时长管理与消费限制，优化推荐逻辑，坚决防范向未成年人推送负面信息。可开发监护人协同管理等实用工具，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对家庭监护而言，应侧重通过政策支持与工具赋能，提升监护的实操能力与便利性，而非空泛呼吁。学校、科研、文博单位要发挥主体作用与专业优势，将体系化的网络素养与媒介批评教育融入日常课程，联合平台开发适配青少年的数字教育资源。专业机构重在提供权威、可落地的知识与课程方案，而非一般性倡导。各方只有在清晰的权责框架下协同互补，方能构筑起“优质供给——严格监管——平台把关——素养提升”的立体防护体系。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更是塑造时代新人的战略阵地。清除“数字泔水”，净化网络生态，其深层意义，是为民族未来筑牢文化根基。这要求我们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担当，既以雷霆手段堵住污染，更以长远智慧挖掘清渠、滋养心灵。唯有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思路，才能让滋养人心的“精品营养套餐”成为网络主流，让侵蚀精神的“数字泔水”彻底失去土壤，为数字时代的未成年人，开辟一方澄澈丰盈、健康向上的网络天地。

孔子和儒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运动是指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次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在理性主义的旗帜号召下，强调运用理性判断事物，倡导自由、民主和平等，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统治。启蒙运动波及范围相当广阔，最早发生在英国，后来发展成以法国为中心，波及德国、俄国、荷兰、比利时、冰岛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等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法国大革命等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的兴起，源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产生的反封建专制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的需求。但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来看，启蒙运动的产生尤其是其追求理性的核心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中西文明交往加速、互动频繁、互鉴显著的生动反映。

启蒙思想家为何将目光投向中国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榜样是中国，从思想家到平民，普遍将中国视为学习和生活的榜样，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对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为何启蒙思想家会以遥远的东方作为自己的理想，关注儒家思想呢？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当时的社会富裕程度比欧洲高。明清之际的中国，不仅在亚洲，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大国，而且是强国。来华的传教士们是中学西传的主要群体，他们总体上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富裕的国家，他们的著作对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都有非常具体的介绍。利玛窦说道，“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不仅像我们欧洲那样由西到东，而且由南到北也是一样，都物产丰富，没有国家能与之相匹敌”。中国历史之悠久、国土之辽阔、社会之富庶超过欧洲，引起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关注，使他们开始将中国作为榜样的想法油然而生。

从国家治理体制来看，中国当时的国家治理水平高于欧洲。以国家选拔官吏方式为例，当时欧洲的国家治理中有一个恶习，即卖官鬻爵。当时的法国为了找到财源，“或是靠出卖特许证赚钱，或是靠设置个新官职赚钱，国家强迫各集团购买新官职”。来华的传教士在中国却看到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即文官考试制度，这样的管理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欧洲是没有的。利玛窦详尽地解释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那些执掌国家大权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从举人和进士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的……完全凭考试成绩以及在以前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智慧、德行与才干。”法国思想家魁奈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欧洲当时的社会管理制度和中国的这种考试制度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在多数启蒙思想家的眼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依靠学习儒家著作，依靠公开竞争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同时依靠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维持着皇权的专制制度。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开明君主制。于是，启蒙思想家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意识形态——儒学。而在儒学经典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发现儒学的知识和观念与他们的主张有着内在的联系，纷纷学习、研究、借鉴儒家思想，并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孔子热”。

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译介

最早将儒家思想介绍到欧洲的人是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他在1590年翻译的《明心宝鉴》，首次将儒家通俗作品传入欧洲。不久，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为拉丁文并在欧洲公开发表，这是欧洲思想界第一次读到儒家的经典篇章。

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五名“国王数学家”为标志，儒家典籍的西传进入了新的阶段。来华传教士在欧洲出版了一系列汉学著作。其中，《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对儒家经典进行译介的奠基性作品，该书在路易十四的资助下，由传教士柏应理等人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全书包括柏应理所写的《致伟大虔诚的基督教君主路易十四函》、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初序》、殷铎泽所作的《孔子传》并附孔子像、《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全译本等内容。

《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证明了儒学只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宗教。在书中，传教士把一个有理性、有宗教感，但又不是宗教的儒家介绍到了欧洲，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首次相遇与会通。这不仅给当时的欧洲提供了一种异国风情，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形象和思想库。欧洲发现了它不再是世界中心……如同其他游记一样，广泛地推动了旧制度的崩溃，在西方那已处于危机的思想中发展了相对的意义”。

《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的传播，标志着西方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本书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轰动，直接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让他们通过孔子和儒学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和伦理模式。儒家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并融入欧洲思想文化的变革之中，中国成为当时欧洲社会变革的一个榜样。

儒学提供了批判欧洲神权统治的外部思想资源

用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打破教会对社会的统治是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核心目标。对宗教进行批判、对世俗生活进行颂扬，让历史走出神学、让理性主导生活，这是启蒙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儒学的世俗化、理性化、以德治国等理念，为欧洲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批判神权统治、倡导理性与世俗道德的外来思想资源。

儒学著作中的中国历史纪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圣经》的历史纪年。《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所附的中国历史年表，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圣经》神学史观的东方民族历史编年。当时的西方社会以基督教历史纪年作为整个人类史纪年，以《圣经》历史作为整个世界史。按照中国历史纪年，早在《圣经》所记载的大洪水时期以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历史纪年对《圣经》历史观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成为当时欧洲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和宗教问题。对此，伏尔泰得出结论：西方所编写的否认中国上古史的书都是错误的。在欧洲，伏尔泰开启了将人类历史从神的历史回归到人类自身历史的进程，这是欧洲启蒙运动对宗教神权进行批判的重要表现。

儒家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批判“启示神学”提供了思想武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欧洲出版后，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震惊欧洲。这让“自然神学”在神学解释上对“启示神学”带来了巨大挑战。“自然神学”对上帝的认识不像“启示神学”那样完全依赖于宗教经验和内心，而是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认识上帝。而儒家哲学传入欧洲给启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自然神学”来解释世界的例子，伏尔泰借用孔子和“自然神学”批判教会权威、倡导理性宗教：“他（孔子）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他只是作为贤者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启蒙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就是教导人们掌握理性、认识自然。儒家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自然引起他们的关注。特别是宋明理学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为他们批判教会提供了宝贵思想借鉴。

启蒙思想家借儒家的以德治国理念削弱了当时教会的权威。17、18世纪之际的欧洲，教会不仅享有巨大的世俗权力，而且在精神世界也占有统治地位，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并负责审查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类走向理性和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一大特点，也是启蒙思想家眼中“理性治国”的直接表现。法国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改朝换代，孔子的思想却始终是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以德治国”方针都给予了赞扬。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他们要求人人相互尊重，人人时刻不忘自己受惠于他人甚多，无不在每个方面有赖于他人。为此，中国立法者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这些启蒙思想家，通过对儒家“以德治国”理念的赞美与宣扬，借助其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为政以德等理性表现来批判教会，削弱了教会的权威，让基督教在当时欧洲的垄断地位更为松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

在历史中找寻中巴文明互鉴的动力

何塞·罗伯托·特谢拉是巴西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教授，专注于巴西艺术史、中巴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在其汉学研究生涯中，特谢拉曾对中国文化在巴西的影响进行了全景式考察，认为中国元素在巴西多元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中巴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系统梳理中国文化对巴西的历史影响

1954年，特谢拉于巴西大学（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律与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后来在与中国艺术的接触中，特谢拉逐渐对万里之遥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学习中文。此后，他将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艺术史。

在大量收集和整理史料基础上，1994年特谢拉以论文《中国在巴西：中国在巴西社会与艺术领域中的影响、印记、回响与存续》获得了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艺术学博士学位。在文中，特谢拉从风俗习惯、商贸农业与移民、建筑景观、雕塑绘画与装饰艺术等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对巴西的影响，该研究在巴西中巴交流史研究领域有拓荒之功。他认为，16——19世纪期间，在人员流动与远洋贸易驱动下，中华文明已深入了巴西的日常生活与美学艺术之中，且这种影响与历史时期欧洲东方想象下的“中国风”截然不同。时至今日，巴西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与情感表达方式中，都蕴含着中国色彩”。

该成果最终以《中国在巴西》为名于1999年出版，一经问世便在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为中巴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参考。

贸易和华工是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重要载体

从全球史研究视角出发，特谢拉将中国物资在巴西的流动纳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下进行考察。他认为，以澳门——果阿——里斯本——巴西航线为渠道，在16世纪，中国的瓷器、丝绸、水稻、杵臼与纸扇已运抵巴西，对巴西的物质文明与思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瓷器为例，在殖民时期的巴西大陆，中国瓷器曾被视作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不仅被用作装饰品来增添优雅和高贵，还被应用于宗教仪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巴西国内的审美取向与文化品位。

特谢拉发现，17世纪中国的轿子与轿椅、烟花被引入巴西后，受到极大欢迎。直至19世纪，巴西萨尔瓦多地区仍将轿子与轿椅作为交通工具，以弥补道路崎岖无法使用马车之憾。如今，在巴西部分农村地区，烟花的发音仍与中文的“烟火”发音一致。特谢拉研究发现，在18世纪，中国的家具与服饰已分别运抵萨尔瓦多与里约热内卢。此后，巴西国内仿制的中国漆器家具在图案、色彩、结构和功能方面都融入了中国元素。

此外，特谢拉还将华工视作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重要载体。1810年左右中国的茶叶被引入巴西。此后，数百名华工被招募至巴西从事种茶、采茶和制茶工作。据其考证，这些制茶工后又转而从事餐饮、洗衣或烟花制造行业。这些华工与当地民众融合共处，将中国的饮食文化、风俗习惯融入了巴西的多元社会文化之中。

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具有显著影响

在特谢拉看来，艺术是社会生活中最为敏锐与最高层次的表达。因此，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的影响构成其汉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在葡萄牙建立起首个世界性殖民帝国后，葡萄牙殖民者将在中国澳门看到的中式建筑风格移植到了巴西，此后，中国建筑中的屋顶样式、琉璃瓦片、屋脊兽与空间布局被巴西建筑所吸收和借鉴。以中国古代建筑中常见的悬山顶为例，凭借优越的通风与遮阳性能，其于16——19世纪初在地处热带的巴西被广泛采用。19世纪晚期，巴西一些城郊或农村地区仍在采用这一屋顶样式。

在阅读大量史料基础上，特谢拉发现，以中国或菲律宾华人制作的瓷器和象牙雕像为载体，观音像与圣母像在巴西完成了跨文化融合，部分巴西圣母像无论是在面部特征或姿态方面都保留了中国特征。不仅如此，在圣保罗州恩布小镇及伯南布哥州的一些祭坛中亦可察觉到中国印记。

传教士与画家构成中国文化对巴西艺术产生影响的另一路径。特谢拉认为，法国传教士魏嘉禄及葡萄牙画家曼努埃尔·若泽·雷贝洛·德索萨，凭借其在中国与欧洲的亲身体验，推动了巴西宗教建筑装饰艺术对中国绘画技法的采纳与融合。中国画家孙夸、张大千的巴西情缘，更是为扩大中国绘画在巴西的影响注入了强大动力。其中，孙夸创作的《里约热内卢全景画》成为记录19世纪巴西城市景观的重要史料。张大千则在旅居巴西17年间将中国绘画艺术带往了巴西，并开创了“泼彩山水”这一震惊画坛的绘画技法。

特谢拉曾多次访问中国。2013年来华访问时，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强调多维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反对以刻板印象或单一视角来理解和解读中国。为此，他曾引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来喻指中国是一个复杂的文明体，倡导在汉学研究过程中要保持理解中国文化的自觉性与全面性。随着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特谢拉的汉学研究成果，必将为推动中巴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充足的史料支撑和前行力量。

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以良法善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覆盖全面、务实管用、科学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26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成果，标志着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法治化新阶段，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充分认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凝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集大成者，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将“十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把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助于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生态环境法典立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末端治理协同发力，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化、调整和倒逼作用，着力推动形成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格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增进民生福祉、回应群众期盼的内在要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的期盼愈发迫切，对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噪声、恶臭等突出问题更加关注。生态环境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通过严格执法、精准监管、系统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效路径。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初步形成“1+N+4”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但仍存在制度分散、衔接不畅、协同不足等问题。生态环境法典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打通衔接堵点、强化协同效能、补齐短板弱项，有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确保美丽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精准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又顺应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新任务，在理念引领和体系构建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制度成果，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了法治根基。深入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关键在于深刻领会、精准吃透各项制度创新的丰富内涵，真正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

固化改革成果，夯实制度根基。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果，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转化为法律规范，确保改革成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协同并进、相得益彰。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由党内法规转化为国家法律，明确督察对象、内容、程序、责任追究等规定，强化督察权威，压实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入法，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单元，实施差异化管控；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政策和分散法律规定到法典的升华，明确适用情形、责任主体、索赔程序等，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难题。

坚持人民至上，回应民生关切。生态环境法典以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为立法宗旨，在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措施，为有效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污染防治制度进行细化完善，明确企业、检验机构等各方责任，强化尾气排放监管，助力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完善黑臭水体调查、治理、长效机制，明确责任主体，持续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推动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完善油烟、噪声、恶臭污染监管制度，加强餐饮油烟排放控制、工业噪声管控、社会生活噪声治理、恶臭排放监管等，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污染”“大烦恼”。

强化系统观念，提升治理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法律制度进行系统集成，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强化减污降碳协同，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强化多污染物控制协同，统筹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放射性等污染治理，推动单一污染治理向复合污染协同治理转变；强化区域、流域、部门治理协同，明确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协调以及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应急联动等要求，打破地域壁垒、部门壁垒，解决跨区域、跨流域污染治理难题。

优化制度措施，突出精准科学。生态环境法典立足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际，建立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质效。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划定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作出规定，明确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等管理要求，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保障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建立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等制度，为采取差异化管控措施提供法律依据；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分类实施环评和排污许可制度，重点管理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大的行业企业，不断提高监管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

健全市场机制，增强内生动力。生态环境法典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环境要素市场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经营主体参与活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内生动力，着力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比如，生态环境法典对排污权、碳排放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等交易制度作出系统规定，推动将减排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引导激励企业主动开展减污降碳行动，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大生态环境保护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健康发展，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

厚植绿色底色，彰显大国担当。生态环境法典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强化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绿色低碳升级、交通绿色高效发展、建筑绿色低碳设计、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比如，生态环境法典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章，坚持国内与国际统筹、减缓与适应并重；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加强气候变化监测、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提升重大战略区域和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完善执法监管，体现过罚相当。生态环境法典坚持宽严相济，既延续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严格措施，又结合管理实践调整优化处罚裁量标准，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加强监测、环评、鉴别、检验等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区分违法情节设置处罚标准，对未遵守有关技术规范导致数据失真等违法情节较轻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对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采取提高罚款额度、禁止从业等方式严厉打击，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技术服务质量；对违法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等行为，区分单位和个人分别设置法律责任；加大放射性污染防治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在现行法律的基础上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作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明确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不断加强学习宣传、健全制度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监管模式，确保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助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加强学习宣传，深入领会生态环境法典精神内涵。把学习宣传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系统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新制度、新规定、新要求。坚持将生态环境法典作为干部教育培训和业务培训必修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创新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形式，讲好美丽中国建设法治故事，带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持续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精神深入人心。

健全制度体系，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坚持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核心，加快推进配套制度建设，统筹立改废释，全面梳理与生态环境法典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不一致的及时修改、废止，确保各项制度与生态环境法典要求精准适配、一体贯通。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重点领域与新兴领域立法，健全完善涉外生态环境法治体系，补齐制度短板，强化制度衔接，着力构建以生态环境法典为统领、各类法规规章标准为支撑的配套制度体系，真正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

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效能。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全链条改革，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及时更新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标准，持续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与信用分级监管，健全完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不断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持续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

优化监管模式，着力构建智慧执法体系。加快打造懂理论、善实践、精执法、能传带的生态环境执法队伍，持续锤炼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强化执法刚性约束，完善执法监管机制，全面推动生态环境监管从单一监管向“监管+服务”转变，从分散监管向集中统一监管转变，从事后监管向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转变，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监管、监测、执法等方面的支撑赋能作用，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和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切实将生态环境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着力提升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智力接力”

清晨，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上，朝阳越过雪山，将阿里地委党校办公楼前的五星红旗映照得熠熠生辉。

教室里，陕西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青年教师顾文恺正在讲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课，台下100多名来自阿里7县的基层干部神情专注。

这不仅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智力援藏的日常一幕，更是从三秦大地到雪域高原，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红色播种”与“智力接力”的生动缩影。

调研破题，从“必答题”到“四梁八柱”构建援藏新格局

“对口援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党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党校必须顶格重视、竭尽所能。”2024年8月，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范永斌率工作组跨越3000多公里赴阿里地区实地调研，这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援藏工作以来规模最大、层级最高、覆盖最广的调研。

高原反应令人头痛欲裂，但西藏基层干部对破解发展难题“金钥匙”的渴望，更加坚定了工作组的决心。“他们最急需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方法和知识。”深入了解情况后，范永斌指出。

立足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阿里地区发展最迫切的智力需求，这次深度调研以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筑牢了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援藏工作系统性的“四梁八柱”——成立以常务副校（院）长为组长的援藏工作领导小组；与阿里地委组织部签订干部教育培训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课程共享、课题共研、师资共育等明确五大合作方向；挂牌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阿里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立战略合作平台；建立远程视频授课系统，制度化进行远程视频义务授课；建立教师互访制度，常态化开展异地教学；围绕西藏地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和干部培训需求开发课程与赋能科研……

同年10月，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又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了帮扶框架体系。

一套涵盖顶层设计、平台建设、合作扩展与需求响应的援藏新格局就此确立。

赋能增效，打造“带不走”的红色师资与课程体系

两年来，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引领下，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通过双向交流机制，持续为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先后派出7名教师作为陕西省援藏干部人才、陕西省短期援藏专业技术人才等赴藏工作，同时接收3名西藏教师来陕访学。包括校领导在内的数名专家教授通过线上线下向西藏地区的党员、干部授课。

2024年底，在陕西省第十批援藏干部、时任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阿里地委党校副校长刘飞牵头下，阿里地委党校首次承办由7名正高级教授参与授课的自治区人社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级研修班”。

“这次研修班成功开启了阿里地委党校承办高层次培训班的先河。”2025年7月，已返回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岗位的刘飞回忆道。他援藏3年，留下的多个教学专题至今仍在阿里地委党校主体班中沿用。

近两年，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帮助下不断提升相关专业教学能力，打造优化新教学专题40余个；援藏教师参与两校主体班次教学100多期；西藏赴陕开展异地教学培训班累计举办17期。

2万余名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农牧民群众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和方式聆听了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老师的授课。

成效同时体现在教学质量提升和基层实践转化上。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教师刘洋曾在2025年来到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访学，在党的建设教研部学习的4个月期间积极参与跟班听课、集体备课、讲座论坛、学术研究等活动。采访中她说：“陕西省委党校专家教授们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阅历、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加认识到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2025年5月举办的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西藏阿里地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中，噶尔县狮泉河镇加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参加陕西佛坪实践教学活动时说：“佛坪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和文旅融合经验，为我们村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宝贵思路。”

科研咨政，将智库建在高原，为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智力援藏重在“授人以渔”。

2024年，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帮助阿里地委党校成立首届学术委员会，先后有6名教师同步加入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通过人员交流、资源共享，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和阿里地委党校围绕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等开展了广泛合作研究。

两年来，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协助下，完成西藏自治区级重要课题及参与陕西省级重要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近10篇，多人职称晋升。围绕阿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中心工作完成的多个地委行署咨政课题，成果获地委、自治区党委领导批示。

诸多精准务实的成果在雪域高原落地见效。

刘飞援藏期间牵头完成的7项重要课题至今在当地干部培训和决策咨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阿里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富民稳边有效衔接研究》，核心结论与政策建议成为阿里地委行署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作为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研究方面的专家，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庞莉于2025年援藏期间深度参与林芝市改革开放先行区创建工作调研，执笔撰写的调研报告转化为咨政报告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有关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在相关部门加速落地转化，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关键政策参考；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张倩在2025年援藏期间牵头完成的《边疆高寒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专项课题，在西藏自治区社科联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交流，为当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扎根雪域的生动实践，更是跨越山海的倾心帮扶。

精神传承，锻造“永不离开”的援藏队伍与长效机制

西藏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竭力推进，援藏事业离不开所有参与者长期的坚守与付出。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援藏队伍，前有专家教授率先垂范，后有年轻教师接续奋斗。

作为正在支教的陕西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37岁的在读博士、政治学教研部讲师顾文恺入藏半年多来，步履已踏遍阿里7县，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地区，向一线基层干部义务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超过15场。

在拉萨市城关区慈觉林街道、吉崩岗街道策门林社区等地，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到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法学与社会治理教研部讲师杨圆圆2025年援藏期间曾与团队人员一起来到这里，围绕网格化管理和社区工作开展细致调研。

援藏教师队伍中年纪最小的90后伦理学博士、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陈祎舒，同样于2025年主动申请援藏，其间，曾深入普兰县、札达县、日土县等地，调研了解边防一线警察和军人的工作状况与实际需求。

“缺氧不缺精神”的作风，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援藏教师的共同标签。这一标签不仅体现在了教学科研中，更深深融入服务社会、帮扶群众的实际行动中。

在承担工作任务的同时，先后入藏的7名教师积极向噶尔县西藏阿里陕西实验学校藏族学生、改则县物玛乡本松村低收入家庭等需要帮助的群众送去生活物资等关怀。

从个体的奉献到机制的建设，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不断探索着智力援藏从“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人员选派上，突出精准支援与长效发展相结合，按“专业对口+人岗相宜”原则，形成“长期+短期”“驻点+巡回”的柔性援派；在人才培育上，建立“传帮带”结对帮扶机制，加入全省“援藏教师智库”提供常态化后方智力支持；在服务补给上，各部门通力协作，从生活物资保障、教学资源倾斜、工作经费配套等方面支撑援藏工作；在组织保障上，校领导们先后多次赴藏调研指导、慰问一线援藏教师，建立起从业务支持到生活关怀的立体化保障体系……

前辈们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动员令。

2026年伊始，杨圆圆为深入研究相关课题再次请缨赴藏。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愿将陕西党校人的实干精神带上高原，在西藏的壮阔天地间，书写属于我们党校人的奋斗篇章。”

4月8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陈正文等新一批援藏教师踏上了征程，他们带着新的教学探索和调研课题进入战斗岗位，为新时代西藏建设贡献力量。

夜幕降临，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教研室的灯光亮起，陕西和西藏的教师们在一起进行热烈研讨。窗外，璀璨星河与连绵雪山交相辉映。

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通过“政治引领+教育赋能+科研创新+人才支撑”的全链条智力援藏机制，延安精神与老西藏精神正交融共生，为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陈薇宇）

黑龙江省委党校多举措推进学员管理工作

本报讯 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在学员管理工作中，多措并举，将党性教育、从严治校、学风建设和队伍建设贯穿学员管理全过程各方面。

铸魂强基，深化全周期党性淬炼。坚持把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落到办学治校实处，推动党性教育全链条贯通、沉浸式入心。构筑“入学教育+党性分析+主题党日+思政教育+主题展演”立体化教育矩阵，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室，实现全周期、全链条党性锻造。靶向发力强化政治训练，在中青班设立政治辅导员，开设“领学+导学+讲学+研讨”四位一体“思政学堂”，不断夯实思想政治根基。融合红色资源、文化润心、典型引路、实践铸魂、情景体验等，构建积极向上校园文化生态。举办《粮安天下》《大师游寿》等7场艺术进校园活动，推出“龙江优秀精神”系列专题展览，以沉浸式情景教育实现党性教育“润物细无声”。

严字当头，压实从严治校管理责任。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学员管理全过程。上好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入学“第一课”，制作警示教育片，引导学员深刻反思、以案为鉴。推出“学员出勤情况报告”制度，发现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强化学员意识形态管理，对发言文稿、决咨报告、体会文章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出台《学员学风督查工作管理规定（试行）》，定期通报学风督查情况和违规违纪问题。深入开展“作风体检”专项行动，定期编发《学风纪律提示》，一体推进党性党风、校风学风建设。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机贯通，制定学习教育工作方案，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用相长，夯实求真务实优秀学风。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引导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构建“耕学强基、导学铸魂、助学提质、促学增效、共学同进、践学赋能”六位一体学习体系。开展“静下心来读本书”活动，在校公众号开设“睿思笃行·学员悟语”专栏，已刊发12期学习成果。围绕文化传承举办师生对话会，结合《习近平经济文选》等开展读书分享会。鼓励学员积极参与为党献策，3年来，主体班学员撰写决策咨询报告51篇，获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9篇、副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27篇。举办东北三省一区党校（行政学院）中青班学员交流活动，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深入互动。

严管厚爱，推进管理队伍提质增效。坚持刚性约束与柔性关怀相结合，组织开展中医义诊、八段锦养生操、团队心理行为训练等活动，营造安全、健康、和谐的学习生活氛围。常态化开展组织员业务培训，将服务理念植入导学、督学、促学全过程。树立“抓常抓小、不厌其烦”的工作理念，坚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系统总结梳理学员管理成果，编制工作手册，有效提升学员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江苏省委党校召开中青班学员座谈会

本报讯 5月26日，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刘建洋到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看望中青班学员并召开座谈会。在听取8名学员代表发言后，刘建洋对学员们的学习成效给予了肯定，要求年轻干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健康成长的重要论述以及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把在党校所学、所思、所悟更好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切实校准政绩观坐标、扛起挑大梁责任，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业绩。

刘建洋强调，年轻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主动接受学习教育锻造洗礼，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

刘建洋指出，年轻干部要锤炼忠诚党性、坚定初心宗旨、勇担时代使命，在为公、为民、为事业发展中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把准政治方向与遵循科学规律相结合、坚持吃透上情与摸准下情相统一、坚持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相兼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以调查研究开路、以过硬本领支撑、以科学决策推动、以真抓实干见效，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苏校轩）

扎实推进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创新性，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指明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开辟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道路。上海市委党校为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于2019年起推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以下简称创新工程）。该工程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主题主线，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及其原创性贡献，推动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有效促进新时代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上海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能级稳步提升。

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创新工程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对新时代党校工作的各项要求，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创新工程实施以来，党校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功能进一步彰显，作为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当前，创新工程作为党校的重大工程，全校上下凝聚共识，加强校委领导，精心部署推进，始终坚持高举党的旗帜，坚持姓“马”姓“共”，将其作为市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引擎。学校学科建设和教研咨工作始终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立足问题导向，紧贴发展现实资政献策。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上海市委党校创新工程紧扣时代脉搏，发挥党校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重点关注全国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阐释，不断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强化“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赋能党校干部教育和资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建强人才梯队，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上海市委党校通过创新工程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创新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把培养后继人才作为创新工程的重要功能和目标，为哲学社会科学持续繁荣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创新工程始终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尤其将师资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组建创新工程团队，紧扣创新主题，跨部门、跨学科、跨系列、跨年龄组建12个创新团队；突出首席专家作用，要求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发挥统筹领导和示范引领作用，以项目为抓手开展“一对一”指导、“点对点”辅导，助力团队成员特别是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发挥创新团队的人才培养孵化器作用；特别注重青年人才培养，要求每个创新团队至少吸纳一名35周岁以下青年教师。通过这种动态递进的方式，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作为创新工程的重中之重。

涵养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学术生态。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上海市委党校鼓励教研人员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讲求责任的学术风尚，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坚持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持续推动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精品教学成果不断涌现，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共有8门课程分别入选中组部评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好课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科研精品成果持续突破，在高端课题方面，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61项，年均立项数较工程实施前5年增长45%，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省级党校前列；在论文发表方面，在学术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74篇，年均增长9%；在“四报一刊”发表文章81篇，年均增长198%。新型智库影响力逐步提升，提交了一系列决策咨询报告，为党和国家及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安徽省委党校以数字化直播课堂推进优质教学资源直达基层

本报讯 为实现优质资源直达共享，切实解决基层党校优质课程匮乏难题，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采用“省委党校主课堂+市县党校分课堂”在线视频直播方式，以数字技术推动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在全省各级党校同质等效落实。近两年，累计开设“直播课堂”83场次，市县党校13.4万人次收看，有力促进了全省党校系统教学水平的整体跃升。

云端共享，让优质资源“一键直达”。从课程质量和覆盖范围两个维度同步发力，推动市县党校提高办学能力，为全面落实基本培训任务提供有力支撑。高标准把牢“课堂质量关”。严格筛选“直播课堂”授课师资，重点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和优秀教学成果奖获得者、两院院士、优秀企业家等授课。全覆盖打通“最后一公里”。“直播课堂”面向全省16个省辖市委党校和104个县（市、区）委党校主体班学员和授课教师，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一个键盘连为一体，使基层党校学员和教师足不出户即可共享高端教学资源。

在线办公，让教学组织“一网通办”。健全完善“省级统筹、分级落实”运行机制，强化省市县三级党校协同联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教学组织体系。省级定好“调度表”。省委党校根据年度办班计划和学期教学计划，分批次制定“直播课堂”方案，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授课专题、师资介绍、直播时间等重点信息，为市县党校参与“直播课堂”预留充足准备时间。基层做实“落地课”。各市县党校结合自身教学实际和学员培训需求，将网络直播课程灵活纳入教学计划，组织线上集中收看和课后交流研讨，既保证党校教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又兼顾各地实施的针对性和自主性，推动“直播课堂”从“单向传播”向“双向奔赴”、从“集中收看”向“分组研讨”延伸。

数据驱动，让管理服务“一站集成”。立足基本培训，准确把握“直播课堂”的功能定位，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管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平台操作便捷高效。开发“皖美党校”数智平台直播预约系统，各市县党校可在线上自主完成课程预约等相关工作，形成全流程、全链条线上操作模式。数字分析科学精准。数智平台实时记录各市县党校的课程预约情况、学员在线人数、参学单位分布等关键数据，省委党校据此动态了解掌握“直播课堂”的组织实施进度，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调度和指导，不断优化课程供给与运行机制，更好满足培训需求。

（徐骏）

广西区委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主体班开学典礼

本报讯 6月1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主体班开学典礼在南宁举行。常务副校（院）长牛先锋出席开学典礼并讲话，副校（院）长、一级巡视员崔晓麟主持开学典礼，副校（院）长谭泽松、潘培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梁胆，校（院）务委员陆鹏、韦海坚出席开学典礼。

牛先锋以“培养优良学风”为主题作了讲话。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西负重起势的重要一年，又正值地方换届关键时期，自治区党委把大家从繁重的工作岗位上抽调到党校学习，核心是学理论、悟思想、强本领，首要问题是端正学风。学风本质上是思想方法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优良学风是筑牢思想根基、坚定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是应对复杂形势、扛起发展重任的现实需要，更是补齐能力短板、强化担当作为的关键支撑。

牛先锋强调，我们党历来具有重视学风建设的光荣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到新时代确立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党的百年历史证明，优良学风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本质是理论联系实际，关键是知行合一，目标是指导实践。要深刻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真谛，联系广西实际、岗位实际、基层实际学好理论。

牛先锋希望全体学员大力弘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风，端正潜心治学的学习态度，防止浅尝辄止、被动应付和功利心态，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掌握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避免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历史、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紧扣广西发展大局和岗位履职需要，把理论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要树立务求实效的学习导向，以学促思、以学促干、久久为功，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实绩检验学习成效。

（江灿桂）

提高对县级党校业务指导的精准性

“上级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加强对下级党校（行政学院）的业务指导”。山东省烟台市委党校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针对县级党校基本培训工作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坚持系统观念，创新指导形式，通过组建专家组开展“上门送教”，提高业务指导精准性，有效提升县级党校基本培训质量。

摸准基层需求，明确指导目标。依托市县党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对县级党校基本培训情况开展全面调研，摸清基层底数现状，找出短板弱项，列出需求清单。针对基层党校普遍存在的师资力量薄弱、学科建设不规范、课程开发经验不足等实际困难，将基本培训业务指导纳入市县党校一体化发展重点任务，抽调精干力量组建专门团队，开展下沉服务，提供“上门指导”，通过手把手帮带，使县级党校基本培训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有效改善课程质量参差不齐现象。

创新方式方法，精准靶向发力。根据不同县级党校课程开发进度，“一对一”量身定制实施方案，采用“听课评课+线上共享+专家帮带+现场反馈+跟踪指导”全链条指导模式，提高指导精准性和实效性。组建专业团队，强化业务支撑。以2名三级岗教授和1名三级调研员牵头，配备市委党校相关专业骨干教师组成专家指导组，深入基层一线课堂，分专业开展现场指导。现场听课评课，补齐教学薄弱环节。对照基本培训大纲要求，采取现场听课、当场点评的形式，指导组专家现场分析课程在框架安排、内容布局、理论阐释、案例引用、授课技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同步组织县级党校教学管理人员跟班听课，全流程参与。专家、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之间坦诚交流、同评共议，确保问题找得准、整改有方向。拓宽共享渠道，实现全域受益。依托线上平台开放听课评课直播权限，使市县党校讲授同专题的教师有机会多轮次观摩听课评课过程，博采众人之长，弥补自己短板，真正实现一次评课多人受益。

闭环反馈整改，确保指导效果。在每一家县级党校听课结束后，都要组织全体教师参加专题反馈会，听取专家指导组综合反馈意见。市委党校统一印制《县级党校基本课程听课意见评价表》，听课专家逐堂填写，市委党校业务指导部门跟踪了解，县级党校积极整改提升，形成完整工作闭环，确保整改落实到位。通过业务指导，县级党校和教师认清了短板和差距，明确了努力方向。自基本课程业务指导工作开展以来，烟台市委党校已组织专家组赴全市11家县级党校开展现场指导20次，完成100余节基本培训课程的听课评课，现场提出改进建议250余条，问题整改完成率达到90%以上。线上参与听课人数累计达550余人次，课程回看次数超过1000次。学员考评优秀率大幅上升，县级党校基本课程质量明显跃升。

依托基层创新实践做实党校实景化教学

本报讯 现场教学是党校深化体验式教学、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山东省日照市委党校紧扣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要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基层创新实践转化为鲜活教学场景，着力构建实景化、实战化、实效化现场教学体系，引导党员干部在实景体悟、实战研讨、实干担当中学本领、强能力、促作为。

锚定基层实践，构建特色鲜明的现场教学矩阵。聚焦地方中心工作，整合优质资源，打造红色铸魂、产业攻坚、乡村振兴三类现场教学课堂，形成布局优、主题明、特色亮的教学矩阵。红色铸魂课堂串联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甲子山战役纪念馆、日照水库精神记忆馆等点位，打造红色基因传承教学线路，用红色故事滋养党员初心、武装干部头脑。产业攻坚课堂聚焦先进钢铁制造、汽车及零部件、蓝色海洋经济等主导产业，优选山钢日照公司、日照港集团、长城汽车日照基地等点位，开设新质生产力培育、港产城融合发展等专题课程，邀请企业与部门一线骨干授课，直观呈现产业升级、业态创新实操路径，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难题。乡村振兴课堂精选日照绿茶、白鹭湾小镇、曲坊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点位，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乡村治理等关键内容，清晰阐释发展逻辑，把基层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方法，提升学员服务乡村振兴能力。

抓实闭环管理，全面激活现场教学育人实效。突出可讲、可看、可学、可悟、可用，让现场教学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推动师资下沉蹲点。落实“双岗行动”，安排教师到发改、工信、农业农村等部门挂职锻炼，采取半工半读、全职沉浸、项目驱动等模式深入一线，把基层一手素材转化为优质教学内容。创新互动授课模式。推行“现场观摩+互动研讨+复盘答疑”教学方式，变单向输出为多向交流。在产业发展教学中组织学员观摩智能生产线，围绕绿色低碳转型等主题进行研讨；在基层治理教学中邀请村社区书记分享经验、互动交流，在思想碰撞中明晰思路、提升本领。加强校地联动保障。成立专题教学项目组，建立党校统筹、部门联动、多方参与工作机制，实行教学点位动态管理，及时吸纳基层最新成果。

建强师资队伍，不断夯实现场教学人才支撑。针对基层现场教学师资力量薄弱、实操要求高的实际，着力打造一支理论扎实、熟悉现场、善于导学的专兼职教学队伍。坚持精准选配。遴选理论骨干与业务能手，组成“理论+实操”教学组合，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抓实系统培训与常态化练兵。创新实施“青蓝计划”，依托优秀骨干结对帮带青年教师，全流程指导，全方位夯实青年教师教学功底。针对教师缺实操、现场骨干缺理论等问题，开展现场点拨、应答演练等靶向培训，提升现场教学管控与应急能力。坚持定期集体磨课、场景比武，以赛促学、以练提质，打造一批优质现场微课。完善科学考评。建立学员打分、党校点评、点位反馈三方评价体系，对专兼职教师分类考核，强化激励约束。

推动成果转化，持续释放现场教学叠加效应。坚持以教促研、以研资政、以宣聚力，推动现场教学成果多维转化。打造教学精品。连点成线构建特色教学线路，确保“一点一特色、一线一主题”。完善“课前铺垫、现场导学、互动研讨、总结升华”四步闭环，聚焦方法传授，重点解决“怎么干”“怎么推”的实际困惑。着力资政转化。落实“部门出题、党校解题、成果答题”要求，以现场教学为调研载体，围绕基层痛点难点开展专题研究，形成一批高质量决策咨询报告。拓展宣介功能。把现场教学作为城市形象展示窗口，依托合作办学全方位展现日照历史底蕴、生态优势、产业发展与治理成效。2025年承办各类省外培训班次24个，培训学员1400余人，促进了教学、宣传、发展三方联动发力、互促共进。

扎实推进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紧迫性与创新性，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实施路径，指明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开辟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道路。上海市委党校为深入贯彻落实讲话精神，于2019年起推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以下简称创新工程）。该工程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主题主线，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重点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及其原创性贡献，推动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有效促进新时代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上海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能级稳步提升。

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创新工程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对新时代党校工作的各项要求，自觉在党的新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精准定位，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创新工程实施以来，党校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功能进一步彰显，作为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当前，创新工程作为党校的重大工程，全校上下凝聚共识，加强校委领导，精心部署推进，始终坚持高举党的旗帜，坚持姓“马”姓“共”，将其作为市委党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引擎。学校学科建设和教研咨工作始终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立足问题导向，紧贴发展现实资政献策。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上海市委党校创新工程紧扣时代脉搏，发挥党校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重点关注全国及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阐释，不断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强化“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赋能党校干部教育和资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建强人才梯队，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上海市委党校通过创新工程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创新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把培养后继人才作为创新工程的重要功能和目标，为哲学社会科学持续繁荣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创新工程始终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尤其将师资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组建创新工程团队，紧扣创新主题，跨部门、跨学科、跨系列、跨年龄组建12个创新团队；突出首席专家作用，要求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发挥统筹领导和示范引领作用，以项目为抓手开展“一对一”指导、“点对点”辅导，助力团队成员特别是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发挥创新团队的人才培养孵化器作用；特别注重青年人才培养，要求每个创新团队至少吸纳一名35周岁以下青年教师。通过这种动态递进的方式，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作为创新工程的重中之重。

涵养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学术生态。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上海市委党校鼓励教研人员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讲求责任的学术风尚，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坚持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持续推动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精品教学成果不断涌现，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共有8门课程分别入选中组部评选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好课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科研精品成果持续突破，在高端课题方面，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61项，年均立项数较工程实施前5年增长45%，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省级党校前列；在论文发表方面，在学术性权威期刊发表论文74篇，年均增长9%；在“四报一刊”发表文章81篇，年均增长198%。新型智库影响力逐步提升，提交了一系列决策咨询报告，为党和国家及上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撑。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智力接力”

清晨，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上，朝阳越过雪山，将阿里地委党校办公楼前的五星红旗映照得熠熠生辉。

教室里，陕西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青年教师顾文恺正在讲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课，台下100多名来自阿里7县的基层干部神情专注。

这不仅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智力援藏的日常一幕，更是从三秦大地到雪域高原，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红色播种”与“智力接力”的生动缩影。

调研破题，从“必答题”到“四梁八柱”构建援藏新格局

“对口援藏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党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援藏工作，党校必须顶格重视、竭尽所能。”2024年8月，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范永斌率工作组跨越3000多公里赴阿里地区实地调研，这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开展援藏工作以来规模最大、层级最高、覆盖最广的调研。

高原反应令人头痛欲裂，但西藏基层干部对破解发展难题“金钥匙”的渴望，更加坚定了工作组的决心。“他们最急需的不是资金，而是理念、方法和知识。”深入了解情况后，范永斌指出。

立足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阿里地区发展最迫切的智力需求，这次深度调研以系统性思维和创新性举措，筑牢了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援藏工作系统性的“四梁八柱”——成立以常务副校（院）长为组长的援藏工作领导小组；与阿里地委组织部签订干部教育培训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课程共享、课题共研、师资共育等明确五大合作方向；挂牌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阿里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立战略合作平台；建立远程视频授课系统，制度化进行远程视频义务授课；建立教师互访制度，常态化开展异地教学；围绕西藏地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和干部培训需求开发课程与赋能科研……

同年10月，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又与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了帮扶框架体系。

一套涵盖顶层设计、平台建设、合作扩展与需求响应的援藏新格局就此确立。

赋能增效，打造“带不走”的红色师资与课程体系

两年来，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引领下，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通过双向交流机制，持续为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先后派出7名教师作为陕西省援藏干部人才、陕西省短期援藏专业技术人才等赴藏工作，同时接收3名西藏教师来陕访学。包括校领导在内的数名专家教授通过线上线下向西藏地区的党员、干部授课。

2024年底，在陕西省第十批援藏干部、时任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阿里地委党校副校长刘飞牵头下，阿里地委党校首次承办由7名正高级教授参与授课的自治区人社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级研修班”。

“这次研修班成功开启了阿里地委党校承办高层次培训班的先河。”2025年7月，已返回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岗位的刘飞回忆道。他援藏3年，留下的多个教学专题至今仍在阿里地委党校主体班中沿用。

近两年，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帮助下不断提升相关专业教学能力，打造优化新教学专题40余个；援藏教师参与两校主体班次教学100多期；西藏赴陕开展异地教学培训班累计举办17期。

2万余名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农牧民群众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和方式聆听了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老师的授课。

成效同时体现在教学质量提升和基层实践转化上。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教师刘洋曾在2025年来到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访学，在党的建设教研部学习的4个月期间积极参与跟班听课、集体备课、讲座论坛、学术研究等活动。采访中她说：“陕西省委党校专家教授们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阅历、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更加认识到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在2025年5月举办的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西藏阿里地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中，噶尔县狮泉河镇加木村党支部书记洛桑达瓦参加陕西佛坪实践教学活动时说：“佛坪的‘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和文旅融合经验，为我们村下一步工作提供了宝贵思路。”

科研咨政，将智库建在高原，为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智力援藏重在“授人以渔”。

2024年，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帮助阿里地委党校成立首届学术委员会，先后有6名教师同步加入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通过人员交流、资源共享，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和阿里地委党校围绕伟大建党精神、延安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等开展了广泛合作研究。

两年来，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在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协助下，完成西藏自治区级重要课题及参与陕西省级重要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近10篇，多人职称晋升。围绕阿里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中心工作完成的多个地委行署咨政课题，成果获地委、自治区党委领导批示。

诸多精准务实的成果在雪域高原落地见效。

刘飞援藏期间牵头完成的7项重要课题至今在当地干部培训和决策咨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阿里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富民稳边有效衔接研究》，核心结论与政策建议成为阿里地委行署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参考；作为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研究方面的专家，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庞莉于2025年援藏期间深度参与林芝市改革开放先行区创建工作调研，执笔撰写的调研报告转化为咨政报告后，获得西藏自治区党委有关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在相关部门加速落地转化，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关键政策参考；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张倩在2025年援藏期间牵头完成的《边疆高寒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系统困境与创新路径研究》专项课题，在西藏自治区社科联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上交流，为当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扎根雪域的生动实践，更是跨越山海的倾心帮扶。

精神传承，锻造“永不离开”的援藏队伍与长效机制

西藏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竭力推进，援藏事业离不开所有参与者长期的坚守与付出。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援藏队伍，前有专家教授率先垂范，后有年轻教师接续奋斗。

作为正在支教的陕西省第十一批援藏干部，37岁的在读博士、政治学教研部讲师顾文恺入藏半年多来，步履已踏遍阿里7县，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地区，向一线基层干部义务宣讲党的创新理论超过15场。

在拉萨市城关区慈觉林街道、吉崩岗街道策门林社区等地，通过高层次人才引进到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法学与社会治理教研部讲师杨圆圆2025年援藏期间曾与团队人员一起来到这里，围绕网格化管理和社区工作开展细致调研。

援藏教师队伍中年纪最小的90后伦理学博士、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陈祎舒，同样于2025年主动申请援藏，其间，曾深入普兰县、札达县、日土县等地，调研了解边防一线警察和军人的工作状况与实际需求。

“缺氧不缺精神”的作风，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援藏教师的共同标签。这一标签不仅体现在了教学科研中，更深深融入服务社会、帮扶群众的实际行动中。

在承担工作任务的同时，先后入藏的7名教师积极向噶尔县西藏阿里陕西实验学校藏族学生、改则县物玛乡本松村低收入家庭等需要帮助的群众送去生活物资等关怀。

从个体的奉献到机制的建设，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不断探索着智力援藏从“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在人员选派上，突出精准支援与长效发展相结合，按“专业对口+人岗相宜”原则，形成“长期+短期”“驻点+巡回”的柔性援派；在人才培育上，建立“传帮带”结对帮扶机制，加入全省“援藏教师智库”提供常态化后方智力支持；在服务补给上，各部门通力协作，从生活物资保障、教学资源倾斜、工作经费配套等方面支撑援藏工作；在组织保障上，校领导们先后多次赴藏调研指导、慰问一线援藏教师，建立起从业务支持到生活关怀的立体化保障体系……

前辈们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动员令。

2026年伊始，杨圆圆为深入研究相关课题再次请缨赴藏。她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愿将陕西党校人的实干精神带上高原，在西藏的壮阔天地间，书写属于我们党校人的奋斗篇章。”

4月8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陈正文等新一批援藏教师踏上了征程，他们带着新的教学探索和调研课题进入战斗岗位，为新时代西藏建设贡献力量。

夜幕降临，阿里地委党校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教研室的灯光亮起，陕西和西藏的教师们在一起进行热烈研讨。窗外，璀璨星河与连绵雪山交相辉映。

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通过“政治引领+教育赋能+科研创新+人才支撑”的全链条智力援藏机制，延安精神与老西藏精神正交融共生，为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陈薇宇）

全国党性教育基地剪影

位于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路2号的江苏盐城新四军干部学院

坚守党校初心涵养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更要在思想认识上先人一步，以实干出政绩。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校（以下简称华电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全面落实集团党组决策部署，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观念，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啃硬骨头、打攻坚战，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国资央企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聚焦主责主业，在求真务实中把准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华电党校坚持党校姓党，以实际行动坚守党校初心。一是主动优化结构，彰显为党育才独特价值。积极优化教学布局，推动工作重心向教学培训聚焦、向服务集团主业转变，把优势资源和骨干力量集中到教育培训第一线，切实发挥企业党校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作用。二是紧扣集团战略，做实“精准培训”文章。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集团“双碳”目标和新能源发展战略，精心开办“扩绿增新”等专题培训班，主动将课堂延伸到“沙戈荒”大基地建设现场等生产一线，做到“集团战略部署到哪里，党校培训就跟进到哪里”。三是打造高端智库，提升为党献策能力和水平。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培训与咨政并举，高质量承担集团党建重点课题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施意见、工作指南或实操手册，努力把党校建设成为服务集团党组决策的思想库、智囊团。

注重统筹谋划，在夯基立制中多做长远之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华电党校在办学治校过程中注重统筹谋划，努力做到目标明确、基础扎实、保障长远。一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动“创一流”建设。锚定2035年实现“一流央企党校”目标，以提升培训质量效能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对标先进奋勇争先，连年开展创建一流央企党校工作，治理水平和工作效能逐年提升。二是整合教培资源，构建教育培训一体化标准体系。立足企业长远发展与大规模培训需求实际，持续加强“班、课、师、库、网”五大工程建设，夯实教育培训基础管理矩阵，统一组织实施基本培训、大规模轮训及专项培训。完善培训标准、课程标准和运行机制，开发标准化课程库和案例库，在华电e学上线课程数千门，为华电党校的长期规范运行立起“四梁八柱”。三是强化合规治校，织密防范风险的制度防线。扎实开展“合规管理强化年”活动，编制《内控合规风险管理手册》，将招标采购、合同管理等环节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全面落实“三项法律审查”要求，不断提升依法办学、合规治校水平。

直面难点堵点，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深水区，华电党校坚持知重负重、主动作为，在破解发展难题中体现担当。一是勇挑重担，积极采取务实举措。华电党校与高培中心有限公司过去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面对人员短缺、经营亏损等历史遗留问题，校领导班子不推诿、不退缩，通过精益管理、降本增效和拓展培训类型等务实举措推动情况改善，扭转了发展态势。二是严格管理，全面开展作风整治工作。以常态化抓好巡视整改为契机，开展“深化作风建设，促进管理提升”作风整治工作，引导广大干部员工自觉查摆自身不足，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补齐履职尽责短板、夯实业务能力弱项，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三是刀刃向内，强力推进机制改革。针对队伍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以及个别人员“躺平”“混日子”的现象，刀刃向内推进竞争上岗并探索试行专业负责人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导向，让真正有能力的专业人才脱颖而出，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和队伍活力。

严守纪律规矩，在勤俭办校中擦亮清廉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华电党校坚持严字当头、俭字为先，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一是坚持“过紧日子”，落实勤俭办学理念。通过严格管理采购比价、修旧利废、深挖节能降耗潜力等措施，持续提升资源使用效益，把有限资金更多用于教学质量提升和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二是坚持从严治校，强化学风教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坚决纠治干部教育培训领域形式主义，强化过程监督和纪律约束，确保教育培训规范有序、严谨务实。三是坚持清正廉洁，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化“三清”企业创建，建强廉洁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把清正廉洁内化为干部员工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使党校真正发挥不正之风“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严治党“风向标”的作用。

坚持科学决策，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增强改革决策科学性和改革落实执行力。华电党校广开言路吸纳良策，凝聚党校发展合力。一是聚焦学员需求，精准施教赋能发展。通过学员与领导班子面对面座谈等方式，充分搜集学员关于师资选配、课程调整、培训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制定工作清单，逐项落实，持续增强党校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二是坚持以文化人，精心打造红色校园。近几年通过不间断征求学员及全体员工意见，逐步对校园环境进行改造。统筹利用校园空间资源，打造文化长廊等红色阵地，设立党性教育基地，拓展理论学习、思想交流、文化浸润载体，推动形成处处有课堂、时时受教育的浓厚氛围，深受学员好评。三是紧跟部署安排，务实高效推动工作落实。主动协助集团公司推进教育培训一体化建设工作，班子成员带队调研，编制党校分校（分中心）建设方案，为集团公司提供决策参考。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校常务副校长）

开展沉浸式教学提升干部履职能力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强调，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努力创新教学方式，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和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在教学实践中探索推进“模拟行政法庭”沉浸式教学形式，将真实行政诉讼案例转化为教学场景，使学员通过角色代入、庭审辩论、专家复盘等环节，在高度还原的行政争议解决过程中完成能力训练，取得了较好培训成效。

以沉浸式实训推动法治能力内化。传统依法行政培训以讲授式为主，侧重单向知识传递：教师讲法条、析案例、给结论，学员被动接收、记忆复述，对增强履职本领效果不明显。模拟行政法庭突破“标准答案式”教学局限，以情境推演、角色任务、信息差设计重构学习过程，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查证、判断、质询的过程。学员在即时决策的压力场中，自主完成事实认定、证据梳理、法律适用与风险预判，在“倒逼式体验”中把纸面知识转化为临场研判能力。这种转变让学员跳出“记法条、背要点”的浅层学习，有效实现履职能力内化，深刻理解依法行政的实质是让每一次执法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当知识变成了意识，能力才算真正落地。

以实景化体验强化依法履职担当。传统培训中，学员一般以第三方视角参与教学：站在局外分析案例、评判得失、总结经验，无需承担决策风险和直面群众诉求，容易形成思维惰性。模拟行政法庭从根源上打破这种“安全区”，将学员作为责任人置于争议核心、责任中心、履职现场。学员分别扮演行政机关负责人、代理人、原告、法官等角色，直面程序瑕疵、证据不足、群众质疑、法律争议等真实困境，每一个决策都对应后果，每一次应对都考验担当。这种视角转换，使学员彻底告别旁观者思维，站稳依法履职、执法为民的立场，真正实现思维站位与行动自觉的同步升级。

以团队式协同凝聚依法行政合力。传统履职能力培训多以个体听课、个体思考为主要形式，缺乏思想碰撞、经验互通与协作共创，面对复杂行政争议时难以形成协同处置的思路与合力。模拟行政法庭以团队角色为纽带，将分散的个体学习转化为深度的集体探究，要求学员在分工配合、举证质证、辩论交锋、合议研判等环节中，主动交流、相互补台、凝聚共识。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学员结合自身履职实践分享观点，在观点碰撞中厘清执法误区，在协同配合中明晰权责边界，在集体研讨中形成法治共识。这种转变打破了单一个体学习的封闭性，让法治思维、执法经验在交流互动中共享共融，既提升了学员的协同处置能力，更推动形成依法行政的集体自觉与工作合力。

以跨部门联动提升履职培训质效。仅仅依托党校校内师资与课堂资源开展干部培训，理论教学与一线实务往往脱节，难以全方位满足干部实战能力提升需求。模拟行政法庭主动打破校内教学的闭环格局，积极联动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一线执法部门等实务单位，构建“党校+实务部门”协同育人新模式。在师资上，邀请法官、行政执法骨干、法律顾问等全程参与教学设计、庭审指导与复盘点评；在案例上，选用源自基层的真实行政争议案件，确保教学场景贴合履职实际；在流程上，严格遵循行政诉讼法定程序，还原实务处置标准。这一模式有效整合理论与实务资源，把执法一线的鲜活经验、司法实践的标准规范引入课堂，大幅提升了依法行政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模拟行政法庭”沉浸式教学，以实境推演破题、以角色体验赋能、以协同联动增效，精准打通了干部依法行政培训中“知”与“行”的阻隔。各项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补齐了传统教学的短板，又激活了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聊城市委党校将持续深耕沉浸式教学创新，紧扣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不断优化教学模式、整合育人资源，引导广大干部在实境锻炼中坚守人民立场、提升履职本领，始终以过硬法治能力服务中心大局。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

立足实际系统发力提升县级党校科研质量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提出，科研是党校（行政学院）的基础工作。从县级党校科研工作实际来看，存在教师科研能力相对薄弱、高水平成果较少等问题。提高县级党校科研水平，必须树立问题意识，立足基层党校实际，从夯实科研基础、找准科研方向、完善科研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激发党校科研内生动力。

建强人才队伍，夯实科研基础。人才是县级党校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升教师科研水平是推进县级党校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一是深挖校内资源。由县级党校校领导牵头，组织教师定期集中开展学习研讨、科研经验交流，不断提升教师学术素养。充分发挥优秀教师“传帮带”作用，组织优秀教师指导帮助新进教师，向新进教师传授课题申报、咨政报告撰写、理论文章写作等方面经验，逐步提升新进教师科研能力。二是依托系统资源。加强与省、市级党校对接联系，常态化选派教师到省、市级党校教研部门跟班学习，加大力度选派教师到党政机关、企业、农村挂职锻炼，积累科研经验、拓宽研究视野。推荐教师参加省、市级党校科研项目组，争取建立省、市、县三级党校教研人员联合开展科研的长效机制。大力借助省、市党校科研平台，鼓励教师积极申报课题。同时，设置县级党校校级科研项目，让每个教研人员都承担一个项目，为教师提供科研提升的机会。依托党校系统“一张网”平台，组织县级党校全体教师线上参加上级党校举办的科研方法培训、学术论坛等活动。三是用好学员资源。发挥学员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将党校学员“两带来”中的典型问题和案例作为党校科研选题，鼓励教师与学员结对，联合开展实地调研，合作撰写咨政报告、理论文章等，提高党校科研为党献策的针对性。

紧扣基层实情，找准科研方向。县域是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县级党校开展科研工作应立足县域实情、因地制宜确定科研方向。一是把党校姓党贯穿科研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全局观念，找准党校科研与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结合点，着眼于政府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着手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具体问题，抓住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的作用。二是紧紧抓住本县域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绿色生态等特色资源，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的基层鲜活实践、典型案例，发挥自身所长，开展特色科研。三是推动教师把个人专业背景和党校主责主业相结合，围绕党校所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学科门类，发挥个人专业专长，持续地、深入地开展研究，进而不断提升专业能力。

着眼长远发展，完善科研机制。充分发挥科研制度保障作用，突出科研管理实效性，不断提高科研工作组织化水平。一是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强化有组织的科研，建立校领导班子牵头科研制度，制定科研任务指标，指标细化到教师个人，压实教研室督导职责。加强过程管理，建立科研成果季报制度，按季度公布教师科研成果，定期召开科研工作调度会，及时推进科研工作，逐步形成党委领导、职能部门负责、教师主动作为的管理体制。突出精品导向，加大高质量科研成果奖励力度，把教师科研任务完成情况与个人评奖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相挂钩。二是建立多元协作机制。打造校内科研团队，注重发挥团队协作力量，集中校内资源构建“校领导+教研室主任+教师”科研团队模式，以整体合力促进科研实力的提升。搭建对外交流平台，加强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地方科研院所、企业社会团体等联系，邀请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担任特约研究员，定期组织召开理论研讨会等学术活动，沟通交流科研选题，开展联合调研，帮助教师打通对外信息交流渠道。三是构建成果转化机制。健全“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询进决策”工作闭环，用高质量科研成果服务教学，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讲授式、案例式课程。用好地方党报党刊、融媒体平台等建言献策渠道，积极发出“党校好声音”。办好党校咨政呈报专刊，第一时间将最管用的研究成果形成咨政报告，呈送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参阅，切实发挥党校“智囊团”作用。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委党校）

创新三员共读机制开辟理论教学第二课堂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看家本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党的理论教育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重点抓好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江西省委党校依托校内图书馆2022年创立的求实读书会，探索构建“教员、馆员、学员”三员共读经典著作机制，推动学员原原本本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拓展课堂教学边界，构建全员参与的“教学共同体”。目前，部分党校课堂存在偏重单一讲授，忽视课后互动等问题。为避免“课上热、课下冷”现象，求实读书会打破了教研部门与教辅部门之间的壁垒，重构教与学的关系，形成了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良性互动。读书会的核心是三员联动共读：教员走出教研室，利用课余时间与学员围坐研讨、答疑解惑，发挥领读作用，不再是单纯的课堂讲授者，同时还是读书会的领读人和点评人；馆员走出书库，负责全流程统筹，做好助读伴读，实现从文献服务向学习支持服务的升级，变文献资源保障者为读书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学员作为研读经典的主体，在教员和馆员的协力引导下，在交流碰撞中实现“互读共读”，从被动的听众转变为主动的研读者和分享者。这三种角色重构，把原本松散的个体课后阅读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学习共同体，让理论学习在互动中产生实效，有效延伸了党校的课堂教学链条。

推行三段闭环式学习，打造知行合一的“第二课堂”。针对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阅读习惯改变、深度阅读能力下降等问题，求实读书会坚持守正创新，构建了“课前导读——课中精读——期末分享”的三段闭环式学习链条，并辅之以“诵读、研读、围读”的“三读”融合模式，使读书会成为课堂教学的延伸阵地。具体做法是：在教学单元开启前，举办导读会，由教员讲解研读经典的意义和方法，激发学员求知欲。在教学进行中，学员结合课堂讲授开展“诵读、研读、围读”活动——通过庄重的集体诵读增强对经典的敬畏，通过深入的研读分析把握理论逻辑，通过热烈的围读碰撞思想火花。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技术，依托“学习通”APP建立读书社群，鼓励学员线上打卡、分享心得，实现学习场景的时空延伸。在学期末，组织集中交流，学员联系工作实际畅谈感悟收获，深化学习效果。读书会还推出“AI时代‘慢’阅读”等专题，在南昌召开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之际，紧扣现实，引导学员在算法推荐的信息洪流中保持定力，回归马列经典文本，通过“慢阅读”涵养“深思考”，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道理。

强化优质资源供给，营造沉浸式书香“育人场”。高质量的理论教学离不开高质量的资源保障。图书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精准供给经典文献、创新设计阅读载体，营造沉浸式、互动式的书香育人环境。在资源建设上，精心筛选马列经典原著，围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为学员设计定制“经典轻教材”和学习卡片。读书会还推行图书流转与批注接力：为每位学员发放马列经典原著单行本，鼓励学员在书上做笔记、写心得，学期结束后交回图书馆循环使用。这些留下学员批注的书籍，在流转中承载着思想的接力，后来的学员可以看到前面学员的思考轨迹，形成前后相继的精神传递纽带。通过展示《共产党宣言》等珍贵版本、举办“优秀读书笔记展”等方式，增强历史的厚重感和比学赶超的氛围，让学员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正气、淬炼思想。求实读书会已成为江西省委党校深化理论教学的有力抓手，较好地发挥了推动学员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的作用，扩大了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

江西书院的千年文化咏唱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教育组织形式，集教学讲学、学术研究、藏书典籍于一体，是文化传承和教育传播的重要载体。纵览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历程，江西书院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学者宋荦在《重建赣州府濂溪书院记》中写道：“顾书院之盛，惟西江最。”清代《江西通志》更有江西“书院甲于他省”的记载。历史上的江西书院，规模宏大、名师荟萃、教化广布、影响深远，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规模宏大，办学有章。古代江西四大书院无论官办、民办抑或官民合办，均得到历代统治者与地方官府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扶持。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南唐开国皇帝李昪在此“建学置田”，定名庐山国学，使其成为可与金陵国子监比肩的中央级官学；南唐中主李璟曾亲临视察。入宋以后，太宗、真宗、孝宗三朝皇帝先后予以眷顾，或颁赐典籍，或御书匾额。元代，南康路总管陈炎酉等人倡议重修，护持书院文脉。明清两代，白鹿洞书院步入鼎盛，规模扩至3000余亩。

鹅湖书院在历史上亦很受朝廷重视，宋理宗御赐“文宗书院”匾额，清康熙帝亲书匾额与楹联。明代内阁首辅、铅山人、状元费宏与鹅湖书院渊源深厚，亲自主持修缮事宜，力推书院讲学复兴。因其声名远播，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国子监五经博士吴世良为书院题诗五首，其第三首注文明确提及天下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书院，诗文镌刻于西碑亭石碑之上，字迹至今清晰可辨。

白鹭洲书院因英才辈出，备受世人瞩目。宋宝祐三年（1255年），20岁的文天祥进书院读书，次年参加殿试，以“法天地之不息”等策论高中状元，书院一时声震朝野，宋理宗亲书“白鹭洲书院”匾额以示褒奖。明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任庐陵知县，政务之余常至书院讲学；其弟子、理学家邹守益辞官归乡后，在书院主持大规模会讲，听者逾千，盛况空前。

豫章书院虽以民间办学起步，亦因办学成效卓著，深得官方器重。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学府志》等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赐“章水文渊”匾额，次年江西巡抚白潢派人精工制匾，并将它悬于讲堂之上，书院自此步入全盛时期。乾隆七年（1742年），江西巡抚陈宏谋订立《豫章书院学约十则》，附仪节十条，新规不仅通行省内各书院，更影响到全国，标志着豫章书院在教学、择师、选才与管理上日趋完善，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民办官管典范。乾隆一朝，豫章书院历经多次修缮。光绪八年（1882年），江西巡抚李文敏在书院西北增设孝廉书院，专录举人入学，进一步提升了书院的办学层次与社会地位。

名师荟萃，薪火相传。江西四大书院千年兴盛，核心原因在于名师云集、传道授业，一众硕儒名士执掌教务、潜心讲学，以深厚学识与端正品行涵养笃学之风。

白鹿洞书院历代师资鼎盛，朱熹、陆九渊、李燔、李梦阳等学术大家先后在此开坛讲学。鹅湖书院自创立至传承延续，主讲与主事者皆为精挑细选：朱熹门人徐子融、陈文蔚，元代文学家吴师道，清代方志学家吴增逵等，或辞官弃禄专心从教，或致仕归乡讲学传道，众人于各自治学领域造诣精深，且恪守师德、品行端方，堪为世人楷模。

白鹭洲书院师资尤称雄厚，创始人江万里治学以经世致用为要，讲学温和从容、循循善诱，有“载色载笑，与从容水竹间”之风，深受生徒爱戴。宋淳祐六年（1246年），书院首任山长欧阳守道上任，以乡贤“四忠一节”为楷模，勉励学子砥砺品节、勤奋治学，让书院学风名动四方。文天祥在给欧阳守道写的祭文中盛赞其学识品行，称其学问“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更赞其“天子以为贤，缙绅以为善类，海内以为名儒，而学者以为师”。此后，书院始终坚持以德为先、广纳名儒，宋代进士黄嘉、清初诗人施闰章、晚清江西最后一位状元刘绎等相继掌教，一众师长德高、学博、行正，筑牢了一流书院的教学根基。

豫章书院历任山长多为翰林出身，所聘讲席皆为科甲进士，教学质量素来出众。江西巡抚马如龙曾特聘豫章籍进士熊飞渭主讲书院，其学兼通诸院，讲学风范遐迩闻名。书院历代名师如鲁瑗、彭元瑞、侯学诗、梁机、帅念祖、邹玉藻等，皆为进士出身，或执掌院务，或登台讲学，尽心竭力推动书院建设与发展。

教化广布，英才辈出。宋代欧阳修在五言古诗《送吴生南归》中写道：“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江西自古人文鼎盛、英才辈出，这与当地书院教育的蓬勃兴盛息息相关。据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江西进士》记载，宋代江西依托白鹿洞书院等一众书院的兴盛教育，共考取进士5534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8.73%，位居全国之首；江西四大书院中，有3所在宋代便声名远播。

自南唐至晚清，白鹿洞书院共培育状元3人、进士约200人，举人、秀才更是难以计数。南唐状元诗人伍乔，宋末宰相江万里，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清代状元、军机大臣戴衢亨等一批英才名士，皆出自其门下。

鹅湖书院教化遍及四方。据《鹅湖书院志》记载，宋代状元、官至工部侍郎的徐元杰，为官清廉、以翰林身份掌教书院的华祝三，清代学者温朝荣都是书院学子；清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也曾在此求学。

白鹭洲书院自建院之初，便由江万里确立办学宗旨，“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将修身立德、明廉耻、重节义置于教育首位。在这一理念熏陶下，书院孕育出文天祥这般“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人物，也培养出邓光荐、刘辰翁等坚守气节、忠贞报国的杰出人物，为江西赢得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宋宝祐四年（1256年）一科，白鹭洲书院就有39人同登进士榜，约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九分之一。当时全国州府近200个，该书院一科取士之盛，实属罕见。

豫章书院培育的著名人才虽难以精确统计，但有据可考，明嘉靖八年（1529年）状元、地理学家罗洪先，清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傅的裘曰修都是豫章书院学子。

影响深远，文脉流芳。千百年来，江西书院始终秉持“育人先育德、治学先做人”的理念，将学术研究、人格养成与经世致用融为一体，既坚守儒家道统，又兼容各派学说。正是这种独树一帜的教育品格，使江西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拥有重要地位。

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颁行推广，成为全国书院及官学共同遵行的办学纲领，时至今日，依旧能给人诸多启迪。鹅湖书院缘起于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这场中国哲学史上的标志性盛会，为书院奠定了文脉根基。宋淳祐十年（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奏请朝廷敕建书院，宋理宗赐额“文宗书院”，书院正式纳入官方文教体系。宋元之际，书院屡经战火、几度兴废。明景泰四年（1453年），地方官员于旧址重建，正式定名“鹅湖书院”，后经明清两代修缮扩建，成为享誉全国的理学圣地。近600年间，书院虽历经战乱却总能浴火重生，始终承载着历代学人的精神追求，史学家誉其“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影响深远。

白鹭洲书院自创办之初，便以立德明义为本。江万里设立“六君子祠”，奉祀周敦颐等诸位先贤；修建道心堂等建筑，将《白鹿洞书院揭示》颁示院中，明确书院宗旨为“敦教化、兴理学、明节义、育人才”。书院向来提倡忠孝节义、慷慨报国。据江西美术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院文化》记载，吉州诸多忠烈之士皆出自白鹭洲书院，如掩护文天祥脱险而被元军烹杀的刘子俊，父子四人俱为国捐躯的刘洙，文天祥就义后冒险归葬其骸骨的张千载等。刘辰翁说，白鹭洲书院诸生潜心研习义理、端正品行习气，不专事文辞雕琢，而以立身名节为重。这正是江万里、欧阳守道言传身教的结果。

豫章书院的历史影响力，至今依旧得以彰显。尤其是在教育模式上，豫章书院颇有建树。书院重视生员自主研学，并将其纳入规章制度，一改当时盛行的满堂灌教学方式，助力提升教学实效。

延安，那蓝蓝的天

自小在陕北生活，儿时的记忆，对于陕北蓝天并无特别的印象。长大后在外求学工作，辗转了很多地方，再回到陕北，回到延安，蓦然发现，延安的天竟然是那样的蓝！

阳光晴好的日子，随便走向延安的户外，信步闲走，无论是宝塔山、延河边，还是凤凰山、枣园里，抬眼望去，都能看到那种纯粹的、明亮的、沁人心脾的蓝，尤其是在黄土高坡的映衬下，那一片蓝更加凸显，也更为靓丽。

据说在色彩学里，蓝色是偏冷的色调，有忧郁的气息。但是，在陕北文化中，却迥然不同，信天游中的蓝色是这样的，“蓝格莹莹的天上飞起一疙瘩瘩云”，“青天蓝天紫格莹莹的天，站在那个高山上瞭哥哥”，“窗棂棂开花用纸糊，蓝天上招手白云里住”。还有那耳熟能详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都表现了陕北人对于蓝色特别的情感。延安的蓝天，毫无忧郁之感，高原上凛冽的大风刮过，黄土地上火红的秧歌闹过，映衬出延安别样的蓝天，那种蓝，是通透的，是舒畅的，是旷达的，甚至带有几分粗犷欢快。

宝塔山上的天，是高阔的蓝。40多米高的巍巍宝塔是延安的象征，宝塔山在延安的群山中虽不算高，但因宝塔而知名。每当秋季，金风送爽，矗立在秋日黄土山坡上的宝塔熠熠闪光，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松柏绿植，山上天空的蓝富有层次，从近处的浅白、到浅蓝、再到深蓝，显得那么高远深邃。

凤凰山上的天，是缤纷的蓝。凤凰山下，曾经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如今旧址得到保护，山上则是绿树成荫，变成了老人孩子们健身游乐的公园。冬天里，虽然各色花已然不在，但白色的杨树、墨绿的侧柏、褐色的柳树，还有颜色由浅黄逐渐泛橙红的槐树，再加上一场冬雪后的银装素裹，将凤凰山上空的蓝装点得缤纷多彩。天空偶尔有云，也是淡淡的，修长蜿蜒的云，与凤凰山连为一体，恰似山舞白练，愈衬出高天的蓝。

杨家岭的天，是温润的蓝。早春的延安，仍然留有几分寒意，但处在两山环抱的杨家岭，你并不会感到太冷。杨家岭的窑洞，大多建于朝南的梁峁阳坡，避风向阳，在院子里走走，还有几许暖意。目光透过用黄泥土筑成的窑洞，穿过两侧山坡上的柠条、沙棘等灌木，就能看到杨家岭温润的蓝天。而在春日微寒的夜里，还能看到漫天星光，深蓝的夜空弥漫上一层迷人的光晕。

枣园里的天，是透亮的蓝。杨家岭再向北行，就能看到枣园旧址，这里绿树成荫，地势更加开阔。夏日里，枣园里的枣树、槐树、山杨树都披上绿装，月季、大丽花、山丹丹花争奇斗艳，除了陕北常见的土窑洞外，院落里那些以黄土混合麦草垒砌的土坯瓦房，以其特有的色调，反衬出枣园天空透彻而清亮的蓝。

延安天空的蓝，还是革命的蓝。“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里的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明朗的天，更是经历社会变革愈加清朗的天。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老百姓看到了边区政府的高效廉洁、社会的全新面貌，慨叹“只见公仆不见官”。马锡五等心系人民的党员干部、司法工作者，关心百姓疾苦，扑下身子深入乡村化解纠纷，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被看作是“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被老百姓赞誉为“青天”。

延安天空的蓝，离不开近年来持续推进的大气及生态环境治理。曾经的延安，因过度垦荒，一度是荒山秃岭、黄沙漫天，蓝天也成为稀罕物。春天里，一连数日的沙尘暴，让行人几乎睁不开眼；冬天里，动辄就出现雾霾天。为改变这种状况，延安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投入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一方面改变人们的观念行为，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整治城区大气污染。延安长期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累计退耕还林1000余万亩，森林覆盖率增幅近三分之一。

如今，延安的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新说书里“爱青山，爱绿水，爱蓝蓝的天”的唱词，正是陕北民间艺人发自内心的礼赞。延安的蓝天与青山绿水相映，让古老延安、美丽延安的未来更加熠熠生辉。

绿皮火车的温暖记忆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两句诗描述的是顺水行舟的快捷，但诗中夸张的成分显而易见，如果用这两句诗描述现在的中国高铁，则又嫌太慢了，中国高铁一日岂止千里？不仅速度快，而且建设者们让铁路隧道钻山穿河，让铁路桥跨越大海，极大地缩短了行进距离，让“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成为现实。

一想到高铁，绿皮火车的记忆也徐徐铺展开来。绿皮火车在高铁诞生之前，是承载中国人长途出行的最重要工具。50多年前，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没见过火车的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第一次看见火车是在山东曹县五七农场做知青的时候，那一年我18岁。农场要盖餐厅，需从河南商丘拉回一些木头做建筑材料，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知青三班。我是班长，年纪算大的，其余的知青只有十六七岁。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那一夜我们就为即将发生而又未知的事情兴奋和激动着。按照约定，天不亮我们就起床了，正是隆冬的天气，天色朦胧，地上铺了一层白白的寒霜，呼出的气在每个人的嘴边缭绕成白色烟雾。从农场到商丘30多公里路，我们在黎明的薄雾中出发了。

我们搭乘的拖拉机在商丘火车站的一个货场停下来，这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但货场里依然到处弥漫着或浓或淡的烟雾，雾蒙蒙一片，初升的太阳也只是一抹隐隐的红。突然间，一声长笛，划破早晨的宁静，一列火车开过来了，这一刻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于是都睁大好奇的眼睛紧紧盯着火车开过来的方向。这是列货车，不是绿皮的。火车黑黢黢的，拖着一根长辫子似的黑烟驶过来，我们下意识地高喊起来：火车！火车！

“突，哐当，突，哐当”，火车开过来很快又消失了，许久我们才回过神来，开始往地排车上装木头，心里依旧为看到火车而兴奋。吃过午饭，我们开着地排车拉着木头回了农场。第一次看到火车的画面终生难忘。

1975年，胜利油田去农场招工，我成了一名石油工人。那时候从东营到我的家乡曹县还没有直达客车，回乡探亲多选择坐绿皮火车，但不管是回曹县还是去东营，一天都无法抵达，于是，就在火车站上过一夜。为了省钱，常常住在火车站的简易旅馆里，所谓旅馆就是在隔开的候车大厅里摆放一些双层铁床。晚上躺在床上，火车进站出站的鸣笛声一夜都不断，身下的床板也被震得不停晃动。后来有了直达客车，才放弃乘坐火车。

因为工作的原因，后来有了更多坐绿皮火车的机会，开始是硬座，后来是硬卧，有时候是多人相伴，有时候是孤身一人。早些年，火车设备落后，服务也不如人意。大约是在1990年夏天，我去无锡开笔会，坐的是硬座。火车里的乘客满满的，过道里挤得连脚都放不下，甚至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是人。天气炎热，却没有开水供应。火车每到一站，窗口里都挤满了手臂，争相向火车下的小贩买水喝，一瓶普通矿泉水竟卖到10块钱。

现在的火车与过去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先有了动车组，又有了高速列车，过去几天几夜才能抵达的线路，现在朝发夕至。同时，线路和车次的大幅增加，让火车上的拥挤状况彻底改观。车厢环境和服务与过去比也有了天壤之别。餐饮更不必说，可以去餐车吃，还可以点外卖。火车上可以给手机充电、上网。有的旅游专列可以洗热水澡，有的还开始设立静音车厢。时代在不断进步，火车也一直向前开，它带着乘客、带着这个世界，在不停地驶向未来。

高铁给出行带来了快捷和方便，但绿皮火车的记忆也深深刻在几代人的脑海中，尤其是出生于20世纪的中国人。2009年8月，我去河北兴隆县出差，坐从北京开往承德的绿皮火车，不到150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八个小时。虽然慢，却恰好饱览了沿途美景。燕山山脉层峦叠嶂、连绵不绝，远山近岭、满眼苍翠。穿隧道、钻桥涵，一路上景色美不胜收，一双眼根本不够用。

早些年出差，坐火车的时候我总是抢着往上铺爬，把中铺和下铺让给年龄大的同伴。有一年上了火车，同行的几个伙伴却把仅有的一个下铺留给了我，看着眼前一张张青春的面孔，我知道自己老了。人的一生，岂不也像一列火车？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一站一站开下去，慢慢走过人生的长路。记得那一夜我很晚才入睡，火车上的灯熄了，我躺在铺位上，随着车轮有节奏的声响，渐渐陷入深思：新老更迭，生生不息，万物皆有规律，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道理啊。

我喜欢坐火车，因为我喜欢火车上的人间烟火味，真实、亲切，让人回忆让人畅想。我喜欢坐在火车的窗口前看流动的风景，千看万看也不会重样。火车载着亲情和友情、载着思念和期盼、载着憧憬和梦想，一路飞驰奔向远方。这也是人生的列车，载着人间最滚烫的温度，在时光的轨道上留下轨迹，成为生命里难忘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