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对“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出专章安排，并以专栏形式提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6项重大工程，细化落实建设路径。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精神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交通强国战略实施，多次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作出重要论述。2014年在北京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2018年在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注意加强衔接协调，提高整体效率”；2020年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强调，“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2025年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完善通勤、换乘交通设施系统，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从综合交通体系，到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再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体现了新阶段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交通运输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轴7廊8通道”建成率达91%。铁路营业里程约16.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约5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9.9万公里。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超过2.2万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87万公里。颁证民用运输机场达270个。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升。出疆入藏、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提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农村公路里程超过470万公里，全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分别达91%、95%，超半数建制村实现通公交。运输服务能力和品质不断提高。平均每天约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运送1.6亿吨货物、揽收5.5亿件快递，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1/3，民航旅客运输量占全球的15%。出行服务更加便捷舒适，空铁联运服务覆盖80个枢纽城市，51个客运枢纽实现安检流程优化。运输结构调整深入推进，铁路、水路货物周转量分别比“十三五”时期末增长20%和40%左右，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速约15%。交通运输技术装备更加先进。深中通道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自动化码头建设规模、作业效率、技术水平总体稳居世界前列。CR450动车组开展运用考核，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正式运营，C919大型客机常态化商业运营。超过7800公里高速公路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发布电子航道图超过1.9万公里。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加快推广应用。绿色转型步伐加快，铁路电气化率和复线率分别达到76.2%和60.8%，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到99%，长江经济带岸电应建尽建、应用尽用。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农村公路条例、快递暂行条例等颁布实施，1200余项标准规范陆续发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向纵深推进，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加快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化落实，全国大件运输许可发证时间平均压缩80%。中老铁路、秘鲁钱凯港、中俄黑河公路桥等重大项目建成投运，中欧班列稳定运行，“丝路海运”“空中丝绸之路”更加通达，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成功举办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和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建立多项双多边合作机制，交通国际合作“朋友圈”越来越大。

“十五五”时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要求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更高要求。

锚定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强化开路先锋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交通运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国已经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十五五”时期必须紧扣这一战略目标，主动作为、久久为功，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为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任务，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支撑交通强国战略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坚持人民至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交通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重要的民生领域，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多元化出行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和边远地区交通运输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人民交通为人民，加强区域城乡互联互通，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提升都市圈通勤效率，加快补齐城乡交通运输短板，以高质量交通运输供给支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着力降本提质增效，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交通运输连接生产和消费、国内和国际，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对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集成融合等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总体较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比如出疆入藏和沿边沿海大通道部分路段尚未贯通，国家高速公路主要通道及都市圈通勤廊道交通拥堵较频繁，部分货运枢纽中转换装衔接不畅，多式联运组织效率不高。“十五五”时期，必须把降本提质增效摆在突出位置，优化交通网络布局，打通战略骨干通道关键堵点，破除运输方式间衔接壁垒，提升多式联运组织效能，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加快数智赋能、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交通运输技术集成度高、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丰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正深刻重塑交通形态。同时，大量交通基础设施进入老化期，2012年之前建成的设施占比约77%，高速公路路龄超过15年的达6.3万公里，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龄超过10年的达333万公里，这些设施不同程度存在服务功能弱化、效率下降、安全风险上升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强化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加快建设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打造跨区域零排放货运廊道和航运绿色通道，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提高安全韧性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面对极端天气、地缘冲突、产业链供应链波动等多重风险，保障交通网络稳定畅通和战略通道安全至关重要。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安全韧性仍存在短板，比如2025年公路桥梁因灾损毁超4000座，路面因灾损毁超5万公里，暴露出防灾抗灾能力薄弱、安全生产基础还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交通运输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维护战略通道安全，系统提升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

加快完善并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交通运输进入全面转型阶段，集中体现为“三个转向”：在推进方式上，由分方式成网的综合性推进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转变；在发展动能上，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智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转换；在增长模式上，由大规模增量扩张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我们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统筹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加快建设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更加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智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加快完善并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2035年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筑牢坚实基础。

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完善“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质量建设沿海沿边沿江、出疆入藏、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基本建成“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扩大普速铁路网覆盖。加快国家公路贯通提质升级，持续打通省际瓶颈路段。加强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完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优化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推进枢纽机场改扩建，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增强对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基础支撑，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加强西部地区铁路和支线机场建设，完善边境地区路网布局。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动增量和存量协调发展，盘活用好线路、场站等存量设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养护管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打造数智交通走廊。提升城市群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客运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客联程运输，积极发展“一票制”，加强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深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强化“一单制”“一箱制”推广应用，提升冷链、危险品等专业化运输服务水平。

加强系统集成融合。促进跨方式一体衔接，推进交通通道由单一向综合、平面向立体发展，推动多层次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强化干线公路和城市道路、农村公路顺畅安全衔接。建设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健全枢纽城市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加强交通沿线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补能设施建设。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汽车租赁、邮轮游艇、夜游船、自驾游、旅游列车等消费新增长点，积极发展通道经济，有序发展临空、临港等枢纽经济。

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加强交通运输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健全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加强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施重大危险源节假日提级管控，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强化灾害天气监测预警和主动防御。加强基础设施安全选线和防灾抗灾设计，深入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提高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物资储备体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

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基础设施、交通装备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实施“人工智能+交通运输”行动，建设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和智能体。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全面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积极培育交通运输新场景新业态，安全有序发展低空物流。创新无人运输、无人装卸、智慧仓储等场景。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交通碳减排制度建设，建立行业碳排放双控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监测体系。加快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促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场站、服务区等。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岸线、空域、水域资源，推动废旧材料和设施设备循环利用，持续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和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完善普通公路养护资金保障政策，提升投资运营可持续性。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推动交通运输法、铁路法、公路法、港口法，以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际海运条例、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治理现代化水平。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是各国战略必争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未来产业重要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具有紧迫性、特殊性，要深入把握其必然性、基本内容和实践要求，做到入脑入心、不偏不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一方面，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较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阶段、核心驱动力、风险不确定性等方面。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基于这些特点，坚持稳中求进、梯次培育，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另一方面，在重点领域布局上，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6大方向产业发展，提出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第三代互联网、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等十大创新标志性产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未来产业覆盖领域是在不断动态调整的，所以需要及时识别；这些领域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向也是赛道相近的，必须长远谋划、超前布局，采取超常规举措，方能胜出一筹。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必须加强体制机制保障。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和概念验证中心，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从这些工作着力点来看，主要涉及理论研究、识别调整、投入增长、风险监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发展任务。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从“跟跑并跑”实现“并跑领跑”。

《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指数（GFII）报告》显示，在国家综合排名中，中国以92.85分的得分首次超越美国，登顶全球未来产业竞争力榜首；在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前10名中，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4个城市入列。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测算，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产值规模约11.7万亿元。北京、上海、广东等20个省份先后出台未来产业相关政策文件，8个省份已建设或培育6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我国研究提出的5类6G典型场景和14项关键能力指标全部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人形机器人全球销量份额占比超80%。我国量子计算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超导两条主流技术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产品应用场景已拓展至运动功能重建、神经系统疾病治疗、航天人机交互等多个领域；氢能生产消费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稳居世界首位。2025年，我国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达28.3万户，同比增长35.8%，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29倍。围绕量子科技、清洁低碳氢等重点赛道，有关部门累计部署100多项未来产业创新“揭榜挂帅”攻关任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当前，我国未来产业正处于从孕育孵化向规模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下取得初步成效，但受发展基础、体制机制、要素供给等因素制约，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制约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未来产业根植于重大科学发现和原理突破，但我国在量子物态、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前沿基础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偏少，“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储备薄弱，导致部分未来产业处于技术依附状态。从基础研究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为7.08%，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水平，对重大原始创新难以形成有效支撑。以脑机接口为例，需要在电机、芯片、电池、算法等4个核心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才能有望真正实现产业化，但目前技术路线依然面临较大挑战。此外，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系统软件等方面与世界制造强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自主可控能力亟待提升。以工业软件为例，研发设计类软件国产化率仅10%左右，生产控制系统核心模块仍依赖进口。

二是未来产业识别及培育机制不健全。当前，系统化、前瞻性的未来产业识别和培育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技术预见能力不强，缺乏科学有效的技术预见体系和动态评估模型，对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具身智能等可能引发变革拐点的颠覆性技术路线，研判识别不够精准，难以在多元并行的技术路径中作出前瞻性选择，容易导致资源错配或错失战略机遇。培育机制比较单一，尚未建立起针对未来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精准化支持体系，忽视未来产业“从0到1”基础突破期、“从1到10”孵化成长期、“从10到100”规模化应用期的不同需求，导致政策供给与产业实际脱节，影响未来产业的有序发展和梯次培育。

三是企业参与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多重制度障碍。现行市场准入、产品注册、生产许可等制度多基于成熟产业设计，对跨界融合、快速迭代的未来产业项目缺乏适配通道，导致企业“有技术难落地”，且多地重复审批拉高了制度成本。投融资配套机制尚不完善，银行信贷依赖抵押物和财务指标，轻资产、无盈利的科技型企业较难获得贷款；国有创投机构偏重短期财务回报，考核导向与孵化培育的“风险容忍”“长期回报”特性存在冲突，制约了早期硬科技企业的资本供给。此外，在产业标准与技术法规方面，部分领域存在“技术走在前、标准跟不上”的现象，现行产品认证、检验检测体系难以覆盖新兴产品，即使完成研发也较难取得市场通行证。

四是拔尖创新人才与耐心资本不足。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还很稀缺，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跨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和供给速度难以完全匹配产业需求，高层次研发人才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同时，未来产业部分领域尚处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阶段，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回报周期长且不确定性高。我国长期资本供给明显不足，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配置于早期硬科技投资的比例偏低，多数投资机构受限于资金属性和考核压力，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项目投资不足，难以满足未来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是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监管与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监管体系与制度设计滞后于技术创新，“先审批后发展”的传统监管思路难以适应具有高度试错性的未来产业，对尚处萌芽期的新技术、新业态缺乏包容空间，容易将潜在颠覆性创新扼杀于早期阶段。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畅，部门职责交叉或空白，而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特征突出，常涉及多部门多头管理、标准不一，难以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此外，针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伦理冲突等新型风险，缺乏动态监测与早期预警机制，风险响应跟不上技术迭代速度。

深化未来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破解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立足未来产业特点，聚焦创新、投入、人才、监管、服务等环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健全未来产业技术预见机制。针对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点，要加快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设立未来产业技术预见专家委员会，定期发布技术发展动态或技术预见指南，避免地方盲目跟风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依托数据智能，建立集情报监测、趋势研判、技术预见于一体的未来产业瞭望站。完善技术预见的评估、反馈与更新机制，建立相对固定周期的滚动更新制度，及时对已发布的技术预见成果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技术演进和产业变化及时调整预见指南与政策工具箱。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未来产业处于探索试错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盈利模式，传统资金往往“不敢投”“不愿投”，亟须构建多元化、长周期、可持续的投入增长机制，同时配套以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为支撑。要强化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引导各类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以一定比例支持未来产业，建立健全政府科技研发资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持续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支持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各类长期资本参与投资，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健全覆盖创新全链条的科技保险服务体系，推广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等产品。探索建立以尽职合规为核心的容错免责机制，依据其投资阶段、技术领域特征、基金生命周期等对投资项目实行差异化分类考核，营造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生态。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未来产业对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必须以产业需求牵引学科专业调整，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交叉学科等急需领域，培养能够引领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育，制定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培养计划，切实提升学生“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头部企业与高校共建未来场景实验室、现代产业学院，通过“双导师制”“项目制”等路径，在真实科研与产业场景中锻造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未来产业涉及新业态、新模式，风险更加复杂隐蔽，传统监管机制难以适配。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为创新留出空间，为安全守住底线。要根据新技术发展引入柔性监管模式，建立覆盖技术、数据、伦理等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根据技术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试错，为颠覆性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建立弹性包容的试错容错机制，积极探索“监管沙盒”、触发式监管等新型方式，在划定安全底线和红线的前提下，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应用测试场景，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完善未来产业长效服务机制。未来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市场应用，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需要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服务保障。要加快构建覆盖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的长效服务机制，为企业营造稳定、规范、高效的发展环境。强化多级联动、部门协同，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政策，快速集聚创新要素，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探索专利预审等方式加速高质量专利审查，推动未来产业领域专利池建设。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未来产业领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标准化组织建设，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和国际标准研制。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防止履责上的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必须以严的基调、实的举措、硬的担当，向履责上的好人主义亮剑开刀，多措并举加以严肃纠治，推动干部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各负其责，以过硬作风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具体表现在履职尽责的不同方面和环节上，既有显性的行为偏差，也有隐性的思想症结。有的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履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不力，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放任不管，对作风漂浮、纪律松弛问题姑息纵容，对违规违纪行为避重就轻，导致监督管理失之于宽。有的是斗争亮剑上“软”，采取所谓“不惹事、不添乱、不出头”的消极态度，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错误言论、不良风气听之任之，在急难险重面前畏首畏尾，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斗争品格。有的是考核评价上“和”，在干部考核、民主评议、述职述廉等工作中，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讲实绩、只看“面子”，在民主生活会上避实就虚，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见，以希望要求代替问题剖析，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生锈钝化”。

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其产生并非偶然，既有主观层面的思想偏差，也有客观层面的问题存在。从思想根源看，奉行好人主义，出发点就有问题，因为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这种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反映在履责过程中往往就会陷入“坚持原则是非多、碰到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的误区，以敷衍塞责、回避矛盾的好人主义来换取一时的“平稳”和“口碑”，导致干部在履责中缺乏坚守原则的底气和实干担当的勇气。从作风关联看，好人主义与“四风”问题深度交织，部分甚至隐含“微腐败”倾向。现实中，有的干部以“人情往来”“照顾关系”为由为违规违纪行为“打掩护”，有的以“人性化管理”为名回避监督问责、纵容风腐滋生。这种隐蔽的好人主义往往与正常的工作沟通、人情往来混淆，为由风及腐、风腐交织蔓延提供了可能空间。

严肃纠治履责上的好人主义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战略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好人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摒弃“老好人”思想。明确职责边界，细化权责清单。清晰划分各级各类干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消除权责交叉和模糊地带，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现象，让干部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干不好怎么办”。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坚持以实绩论英雄，突出考核干部的担当精神、工作实绩和原则性，将干部坚持原则、敢于较真碰硬的表现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监督体系，让好人主义无处遁形。强化内部监督，严格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引导干部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创新监督方式，加强事前预防、事中管控，及时发现和纠正履责过程中的好人主义行为，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遏制好人主义的滋生蔓延。坚决破除“人情大于原则”“关系大于纪律”的庸俗文化，营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让坚持原则、敢于较真碰硬成为干部的自觉行动，让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失去滋生的土壤和空间。

干部履职，贵在公心、重在担当。唯有主动破除好人主义的情面桎梏，推动原则意识入脑入心、刚性制度落地落细，才能不断锤炼干部履职尽责、敢于斗争的过硬本领，以优良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作风保障。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处理好新质生产力质态和业态的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当前，各地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正深入推进，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在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有的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特定新兴产业，存在盲目跟风、脱离实际的“运动式”开发；有的将传统产业视为“低端产业”，片面追求“去旧求新”，造成新旧动能断档。这些本质上是对新质生产力质态和业态辩证关系的认知偏差。准确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处理实践中的张力，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认识质态和业态的辩证关系

质态和业态都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质态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核，回答的是生产力“动力源泉”问题。它体现了生产力在性质、状态和内在构成上的本质特征。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从特征上看，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从构成上看，它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业态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与形态，回答的是生产力“价值实现”问题。它指的是产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及应用场景的演进。从产业视角看，包括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从商业模式看，涵盖产品型、服务型、平台型、生态型等多种形态。业态是质态得以具象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的物理形态。

质态与业态是相互区别、紧密关联的关系。质态决定业态的可能边界和跃升路径。质态突破是跨越技术鸿沟、摆脱传统增长路径依赖的核心“发动机”，先进的质态为新业态提供技术底座和要素支撑，能够引领业态跃升和重构。例如，以算力、算法、数据为核心的新型质态，驱动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的涌现；新材料、新工艺等新技术的突破，使得柔性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高端制造业态成为可能。同时，业态牵引质态的迭代升级和演进方向。业态是将技术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的桥梁，让科研成果从书架摆上货架，创新的业态通过市场需求牵引、资本驱动、市场验证、迭代优化，引导技术创新方向和要素配置路径，能够牵引和反哺质态进化。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涌现出换电模式、车路云一体化等业务模式的创新，推动了电池标准化、自动驾驶感知技术及通信协议等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

质态与业态是辩证统一、互动共生的有机整体。生产力的跃升，既需要从质态维度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也需要从业态维度通过创新价值实现方式提升运行效率。二者并非彼此孤立割裂，而是可以实现相互循环和深度融合，共同指向以更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有效产出。因此，质态和业态协同发力，其根本目标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准确把握质态和业态的实践张力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警惕质态和业态脱节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当前实践中存在三重失衡。

一是“重质态、轻业态”导致的转化梗阻。科技创新催生新的生产力质态，产业创新将这种质态转化为具体的业态模式，但现实中二者之间存在衔接断点与堵点。科技评价体系偏重论文专利，对场景验证与商业闭环的重视不够，中试熟化、成果转化、规模化应用等中间环节仍显薄弱，尚未将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生产工艺与市场产品。这种“从技术到业态”的转化瓶颈，造成新的质态难以快速催生出相应业态，大量实验室成果停留在论文和专利阶段，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重业态、轻质态”导致的低水平重复。部分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顾本地产业基础，存在盲目跟风、一哄而上的问题。据统计，2025年超30个省份、100余座城市布局低空产业园，但相当部分缺乏核心企业，有的园区入驻率很低；一些地方在缺乏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采取倒贴式招商发展新能源汽车，最终加剧产业同质化问题。这种“唯产业论”的做法往往只看到了热点行业、商业模式等“业态”的表象，由于缺乏“质态”技术内核的支撑，容易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

三是“质态等同于业态”简单化思维导致动能断档。有观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业态改变成新兴的形态，就意味着质态的提升。在这种逻辑下，一些地方将传统产业等同于落后产能，盲目“腾笼换鸟”，却忽略了质态本身的培育和积累，结果业态变了，质态没跟上，加剧质态与业态的脱节，导致产业断层和动能断档。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大，在制造业中占比超80%，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传统产业打基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只能是空中楼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可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科学处理质态和业态的实践路径

处理好质态和业态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规律，实现因地制宜与精准施策的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在比较优势中找准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避免“一刀切”和“一哄而上”。在因地制宜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把握质态与业态的统一。对于经济基础雄厚、科技资源丰富的创新高地，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强化策源能力与生态建设，积极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生产力质态，培育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质态——业态”双向赋能，抢占全球创新制高点；对于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产业腹地，侧重“从1到N”的改造升级，推动技术引进消化与场景适配，加快运用数智赋能、绿色转型，推动传统制造向价值链高端延展；对于生态与资源禀赋型地区，创新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发展特色资源高值化利用和绿色低碳新业态。

坚持分步推进，在稳中求进中破解转化梗阻。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科技创新的“质态”突破，到产业创新的“业态”形成，再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其间存在多个堵点，不能急于求成。一方面，坚持强基固本，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等底层能力，壮大耐心资本与科技金融体系，以质态突破筑牢根基。另一方面，坚持场景赋能，有序开放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公共场景，培育“链主+专精特新”的产业生态，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迭代，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端的“最后一公里”。

坚持分类施策，在结构优化中实现协同发展。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技术周期、市场需求、竞争态势各不相同，必须分层次、有步骤地推进质态提升与业态创新。对于传统产业，重点在于“业态升级”，运用“智改数转网联”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实现产业底座的韧性提升；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在于“质态与业态协同”，完善政策引导和治理体系，着力提升产业自主可控能力，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对于未来产业，重点在于业态“探索先行”，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建立健全容错机制与沙盒监管，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应用创造条件、预留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当前，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和国内消费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今年1至4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在商品零售受高基数等因素影响增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服务消费正以领跑姿态扛起消费增长的大旗，成为支撑消费大盘的重要力量。服务消费领跑的背后，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与服务并重”，从注重物质拥有转向追求生活品质。2025年，我国人均GDP达13953美元，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6.1%。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服务消费占比会显著提高。我国正处于这一关键时期，居民对优质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发展服务消费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规律的必然要求。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服务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普遍在60%左右，我国服务消费增长空间巨大，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关键期。因此，应顺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扩大优质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发挥好服务消费对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作用。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关键是供给要跟得上需求的变化。当前，人民群众对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供需不够匹配的问题依然存在。应大力发展上述重点领域，强化中高端服务供给，补齐供给短板。在扩大高品质供给方面，关键是打破高端医疗、精品文旅、专业养老等领域的隐性壁垒，为优质服务供给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大力支持服务企业走品牌化、连锁化发展道路，改变当前服务业“小散弱”的局面；构建服务标准动态更新机制，着重在养老、托育、社区便民服务等领域制定细分行业规范与质量评价体系，强化标准引领，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同时，关注下沉市场服务消费需求变化，结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向三、四线城市和县域下沉，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品质的服务。

以业态融合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是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当前，单一的服务供给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复合型、体验式需求。部分地区通过开展购物节、美食节等活动，推动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建设，将商业的便利、旅游的风景、文化的内涵、体育的活力、健康的理念有机串联、一体呈现，让消费者在“一站式”体验中获得更丰富、更立体、更深刻的满足感。也有地区通过发展赛事经济，打造地方赛事品牌，举办体育消费节，引导商业综合体、景区、商圈引入体育健身、赛事活动等业态，丰富了消费供给，延长了消费链条。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直播带游、云观演、智慧场馆等数字化消费新场景，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穿越千年”、增强现实技术让文物“活”在眼前、沉浸式体验让消费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新服务场景，还要积极发展“互联网+服务”模式，推广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文旅、数字体育等新业态。这种多业态、多要素、多场景的深度融合，既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新体验，也为服务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增长活力和创新动力。

促进服务消费，还要让消费者有能力有时间消费。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健全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减少居民消费后顾之忧。更深层的发力点在于让消费者“有时间消费”。服务消费的本质是“体验型”消费，需要相对完整的闲暇时段才能充分实现。202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严格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部分地方在提振消费实施方案中专门部署带薪休假落实工作，还有地方探索推广夫妻共享休假、4.5天弹性工作制、设置春假等。只有让老百姓口袋里有钱，还有“花钱的底气”和“花钱的时间”，才能打通从“潜在需求”到“现实消费”的“最后一公里”。

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同样需要政策协同构建良好发展环境。市场端的有效扩大，离不开政策端的精准发力。近年来，服务消费被置于扩大内需战略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2024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顶层设计上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将服务消费作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发力重点。各部门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出台的若干政策措施，服务消费“1+N”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扩大服务消费。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和落地见效，既有效扩大了优质服务的市场供给，又有力规范了市场经营秩序，让服务消费市场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既蓬勃繁荣又规范安全。政策效应的逐步释放，为服务消费行稳致远提供持续的制度支撑和环境保障。

展望未来，我国服务消费正迈入更加精细化、多元化、融合化、品质化的发展阶段，市场空间广阔、增长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光明。对企业而言，要坚持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导向，持续深化服务创新和品质提升，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和智能化转型，在供给质量和服务体验上久久为功，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对政府而言，要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强化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保障，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生态。唯有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协同发力、相向而行，供给与需求高效匹配、良性互动，创新与规范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方能推动服务消费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让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互促共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

何为“NPC经济”

近年来，我国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在此背景下，原本来自游戏场景的NPC概念被引入景区、主题街区等文旅实景空间，成为不少景区优化体验供给、丰富互动内容、促进消费延伸的创新方式。

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是游戏术语，通常指不由玩家直接操控、承担剧情推进、场景服务或互动功能的角色。所谓“NPC经济”，是指在景区、主题街区、沉浸式演艺等文旅空间中，以真人角色化演绎和互动体验为主要形式，通过情境营造、剧情嵌入和游客即时参与，带动消费延伸和传播扩散的一种经济形态。与主要依托景区资源、以观赏为主的“门票经济”不同，“NPC经济”更注重通过角色互动来强化游客的在场感、参与感和代入感，强调围绕角色化互动、沉浸式参与和场景化消费，进而推动文旅消费由单一观赏向综合体验延伸，并带动餐饮、文创、演艺等关联消费。从本质上看，“NPC经济”是体验经济在文旅领域的一种延伸，体现了文旅产品从展示型向互动型升级、文旅消费从“看景”向“入景”转变的趋势。

“NPC经济”之所以加快兴起，关键在于文旅消费供需两端的结构性变化，需求侧的体验升级与供给侧的内容创新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从需求侧看，文旅消费正由一般观光游览向深度参与和沉浸体验转变，情绪价值、互动体验和社交分享等日益成为人们消费选择的重要考量。从供给侧看，面对资源禀赋相近、产品形态趋同、单纯依靠门票收入增长受限等压力，不少文旅经营主体开始从经营空间转向经营内容，从提供游览服务转向提供综合体验。NPC由此成为一种便于嵌入具体场景、增强互动体验、具备传播扩散能力的内容组织方式，将静态景观、历史人物、地方民俗和演艺活动等转化为游客能够参与和互动的场景内容。此外，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广泛普及的背景下，游客与NPC的现场互动也更容易被记录和传播，在线上形成传播热度，并进一步激发游客线下到访和消费意愿。从实践看，一些NPC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就在于其较好地把角色设计、场景营造、游客互动和传播扩散结合起来。

从现实意义看，“NPC经济”不是简单地增加景区表演项目，而是通过重塑游客与场景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文旅供给创新和消费潜力释放提供了新的抓手。其一，提升文旅消费体验。具有文化内涵和互动功能的NPC能够把在地文化、民俗风情融入与游客互动过程之中，使游客由被动观看转向情境参与，增强文旅消费的沉浸感和获得感。通过鲜明角色定位和独特内容供给，原本以静态观赏为主的传统景区也能够形成新的市场吸引力。其二，增强客流带动和消费转化。具有吸引力的NPC互动既能成为游客到访的重要理由，也能延长游客在景区停留时间，进而带动景区内部及周边餐饮、文创、演艺、旅拍等关联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景区收益结构由单一门票收入向多元综合收益转变。其三，拓展就业空间和相关服务链条。随着越来越多景区将NPC纳入运营体系，角色演员、互动主持、现场运营等岗位需求不断增加，为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角色设定、剧本开发、演员培训、内容传播和IP衍生等配套环节也随之发展，推动文旅服务链条向内容策划、互动运营、传播推广和IP转化延伸。

当然也要看到，“NPC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角色设置存在盲目和跟风倾向。一些景区未能充分结合地方文化资源、景区空间特征和游客体验需求，在引入NPC时存在盲目追求新颖、简单模仿热门等问题，造成角色与场景不匹配、互动方式趋同，难以转化为景区独特的内容竞争力。比如，互动形式和内容边界不清。部分景区片面追求话题流量，NPC与游客互动出现尺度模糊、表达方式不当、内容导向偏差等问题，或者将特定身份或形象娱乐化、标签化作为营销噱头。此类做法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带来话题流量，但长期来看不仅影响游客体验、损害文旅行业形象，也与公序良俗、价值引导相悖。再如，规范化、职业化建设不足。NPC兼具文化传播、互动服务和品牌承载等多重功能，但部分景区在互动行为边界、内容适宜性、服务标准、安全保障等方面规则还不够成熟，相关岗位在职业定位、能力培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明晰。

推动“NPC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围绕三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突出文化内涵建设，提升内容供给品质。景区应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和资源禀赋，将文化元素转化为角色设定、剧情设计和互动内容，打造与场景相匹配、与游客体验相契合的角色体系，使NPC成为文化表达和场景体验的有效载体。在角色塑造上，还应兼顾游客接受程度、公共审美和主流价值导向，不能因片面追求话题流量而削弱文化内涵、降低内容品质。二是健全内容运营机制，增强价值转化能力。围绕角色设定和互动内容，结合游客反馈持续优化体验供给，推动角色开发、演员培训、现场互动、品牌培育和衍生品开发等环节有效衔接，使短期传播效应转化为游客持续关注和参与意愿，并沉淀为景区长期品牌价值。三是完善行业规范体系，夯实职业化基础。加快完善角色演绎、游客互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规范制度，健全职业培训、能力评价和发展支持机制，引导NPC从业者提升专业能力和职业认同，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职业规范、能力标准和发展通道，更好地促进“NPC经济”在规范有序中实现长效发展。

系统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质效

参政议政作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最经常、最直接的方式。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等界别委员时强调，要“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署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引导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着力破解难题，切实提升履职质效。系统提升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质效，必须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根本方向，坚持精准选题、深入调研、务求实效，不断提升履职专业化、规范化、实效化水平。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支持他们发挥参政党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民主党派参政的主要内容明确为“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议政主要是民主党派为执政党决策和政府行政提供资政建言，帮助执政党和政府推进各方面的工作。参政议政的质量直接反映了民主党派的履职能力，也直接检验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果。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主党派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国家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既要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执行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又要就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切实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正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在服务大局中把准参政议政方向。选题是参政议政的起点，高质量参政议政，要把准方向、选准议题，真正做到围绕大局、贴近民生、聚焦关键。从制度定位来看，参政党的参政议政主要是对执政党决策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提供咨询，为科学决策、有效施政提供资政支撑。参政议政不是一般性的建言献策，必须向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议题聚焦聚力。从履职实践来看，要把参政议政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去定位、去谋划，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紧扣群众急难愁盼、紧扣改革发展难点，才能参到要点上、议到关键处。例如，近年来，有的民主党派探索形成了“广泛荐题——中央定题——地方领题——联合解题——共同答题”的选题调研机制，为精准建言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参政议政选题工作，应把握好几条原则。一是坚持需求导向，紧扣执政党和政府决策急需、发展实践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让建言献策对接决策需求；二是坚持特色导向，充分发挥党派界别优势和专业所长，聚焦自身擅长领域深耕细作，不搞面面俱到、不做泛泛而论；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矛盾、直击痛点，以“小切口”剖析“大问题”，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提出务实对策。唯有把选题这个“第一粒扣子”扣好，后续的调研和建言才能有的放矢、精准有力。

在调查研究中夯实参政议政根基。调查研究是参政议政的基本功，也是提升建言质量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2月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的讲话中，强调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加强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更多务实管用的建议”。只有沉到一线、摸清实情、找准症结，才能提出有分量、有价值、可落地的真知灼见。2021年至2025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为期5年的专项民主监督。5年间，各民主党派深入一线开展“靶向式”监督、“沉浸式”调研，在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同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材料，有力助推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这一实践为民主党派开展高质量调查研究、做好参政履职工作，提供了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启示。一是坚持“聚合力”的工作思路。坚持将自身所长与国家所需紧密结合，围绕重大决策部署的推进落实，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研究机构和专业力量的沟通协作，在关键问题上联合调研、共同论证，形成工作合力。健全各方面专家参与的统筹调配机制，构建多层次工作架构，将分散的智力资源整合为系统的力量。二是坚持“深调研”的工作方法。紧扣重点任务找准切口、做实调研，综合运用问卷调查、结构化访谈、实地察看等多种方式，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三是注重因地施策。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治理实践具有鲜明特殊性，参政议政不能简单照搬既有模式，必须立足实际、精准施策，做到分类建言，让参政议政成果更贴合实际、更具操作性。当前，参政议政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议题更为多元，更加需要强化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的导向，科学划分调研类型，差异化设定调研目标和方法，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与人才优势，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升调查研究水平，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高质量建言的源头活水。

在成果转化中检验参政议政成色。参政议政的价值，最终要落到问题解决和实践成效上来检验。一份高质量建言，必须立足可靠依据、坚持科学分析，用数据说话、用事实支撑。推动履职成果落地转化，关键是构建全链条、闭环式的工作机制。一方面，及时将调研发现的问题、基层反映的诉求提炼上升为高质量提案建议，通过政党协商、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精准报送，为执政党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健全跟踪问效长效机制，密切关注建言采纳情况与政策落实进展，破解部分建言“一提了之、石沉大海”的问题。各民主党派近年来探索建立的提案办理“回头看”机制，定期与承办单位沟通办理进展、跟踪落实效果，就是推动成果转化的有益尝试。同时，着力构建“深入调研——科学分析——精准建言——跟踪问效”的完整履职闭环，对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及时提出补充建议，尤其是对涉及面广、落实周期长的长期性课题，保持持续关注，不半途而废、不浅尝辄止，让建言从“纸面”落到“地面”、从“建议”变为“实效”，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集智聚力的独特优势。

（作者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委）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有14亿人口，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今年，在中央政法委指导下，最高人民法院会同18家“总对总”单位制定发布《关于深化“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进一步推进完善中国特色多元解纷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

“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总对总”机制）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全国性行业协会建立的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通过集成整合各部门和组织的解纷资源，依托线上线下方式实现诉调对接，形成横向对接相关部门和组织、纵向贯通省、市、县、乡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网络，合力在法治轨道上化解矛盾纠纷。这一机制是“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制度载体，有效推动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专业性、行业性、跨地域纠纷场景中的制度化延伸。“总对总”机制将矛盾纠纷从司法裁判的末端处理转向“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推动更多行业性、专业性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消弭于萌芽状态。

“总对总”机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深厚智慧，通过在金融、劳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等领域引入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以“内行人调处专业事”的方式，引导矛盾双方在分清是非曲直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和解。同时，为了克服传统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效力不足的困境，“总对总”机制明确规定“畅通司法确认渠道”，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力，既保留了调解的柔性优势，又弥补了制度刚性的短板，进一步提升解纷效能，使“和为贵”从道德倡导转化为更具有法治保障的制度实践。

“总对总”机制着力实现“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便民”方面实现了三重“可及”。一是物理可及。当前，“总对总”机制已经覆盖更多地方、延伸到基层一线。在基层法院诉讼服务团队全部入驻县级综治中心的基础上，积极促推机制合作单位入驻，进一步助力纠纷化解从“多头跑”到“一站解”，推动矛盾纠纷尽早尽小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行业企业内和群众“家门口”。二是技术可及。依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当事人可在线申请调解、在线签署协议、在线申请司法确认，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三是程序可及。“总对总”机制大幅降低群众程序负担：一方面，调解不收取诉讼费，且办理周期远短于诉讼程序，显著节约了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另一方面，各地法院加大了对先行调解的解释、引导，调审衔接机制得到进一步优化，确保当事人的诉权始终得到充分保障，有助于实现“调解优先”与“诉权保障”的有机统一。

纠纷的实质化解不仅需要解“法结”，更需要化“心结”，为了推动中国特色多元解纷建设成果更加可感可触可及，需要在《意见》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着力弥补多元解纷工作模式不统一、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力量不足、调解员力量配备薄弱等短板。

进一步夯实机制运行基础。针对“总对总”机制运行中的难点问题，《意见》对加强和规范“总对总”调解组织建设、案件精准分流、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等作出了科学的制度安排，但相对原则，还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落实。一是探索建立调解组织与调解员的资格认证、等级评定、退出机制，明确其职责与行为规范。二是进一步完善司法确认制度，健全司法确认审查标准与程序规则，如研究完善申请启动方式，明确审查方式以形式性审查、合法性审查为主，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调解协议进行快速确认。对涉及虚假调解、损害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权益的，可建立法院依职权审查与利害关系人异议机制。三是下大力气推动调解协议自动履行，可将调解履行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主动履行的当事人给予信用加分。

充分发挥多元解纷案例库效用。非诉讼解纷方式灵活多样，但也面临规则不统一、尺度难把握的问题。而案例库的意义，正在于将分散的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化的规则资源，为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多元解纷工作提供一套可交流、可比照、可复用的知识基础，降低不确定性。《意见》对加强多元解纷案例库的共建共享作出了明确要求。在具体贯彻落实中，需要持续扩大入库案例规模与覆盖面。多元解纷案例库作为人民法院案例库之后的一个全新“公共法律服务产品”，已累计收录典型案例1400件。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邀请各合作单位积极推荐本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等非诉讼解纷成功案例，增加房地产、物业、消费等关注度高的重点领域、场景的典型案例，增强案例的广泛性和影响力。同时，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以案释法”发挥普法效能，在综治中心等多平台为各类社会主体开展纠纷化解工作提供参考指引，为人民群众选择调解等解纷方式提供清晰的行为参照。在这方面，可以总结推广“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工作经验，完善类型化纠纷识别与分类机制，进一步规范示范诉讼与批量调解案件选取标准，以更好落实“审理一件、化解一片”的制度目标。

加大科技赋能解纷力度。纠纷化解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是否对称、规则能否快速匹配、矛盾态势能否提前感知。为落实《意见》关于推进信息共享、拓展场景以及重点领域监测等方面的要求，建议探索建设“总对总”纠纷预警“大脑”，通过整合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的数据资源，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金融风险、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等领域的矛盾态势进行预测预警。可研发智能调解辅助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调解员提供类案推送、法律条文索引、调解协议自动生成等功能，为调解员提供辅助建议。在充分吸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推广经验基础上，积极推广“要素式”调解模式，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物业管理、互联网平台等类型化纠纷中，通过结构化要素表格，引导当事人勾选争议焦点，由系统自动匹配调解方案，进一步提升调解效率与可预测性。

提高配套保障水平。《意见》明确要求各部门和组织将深化“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纳入本系统重点工作，激励更多力量加入机制建设。这为“总对总”机制运行在综合保障方面提供了政策依据。下一步，可从多方面增强保障力度。在经费保障方面，应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将“总对总”调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探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行业协会自筹”“社会力量支持”等多元资金保障模式。在人才保障方面，可由人民法院会同各合作单位制定统一的调解员培训大纲，开展法律法规、调解技能、行业知识等系统培训，建立初任培训、年度轮训、专项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制度。在理论研究保障方面，人民法院依托与高等院校共同开展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研究与平台合作，围绕“总对总”机制已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今后还应加大力度，进一步总结实践经验，提炼理论成果，积极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总对总”模式的经验做法，展现中国特色多元解纷机制的制度智慧。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精准适用“轻微免罚”

行政处罚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一张罚单背后往往牵动着小微商户的生计、创业者的信心和经营主体的发展预期。现实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些情形：驾车因不熟悉路况误入禁行路段，及时掉头驶离；沿街商户超出划定区域展示商品，经提醒后当即纠正；企业因疏忽出现小额证照信息疏漏，自行发现后主动申报更新；等等。上述情形中，当事人行为确有不当，但情节显著轻微且及时改正，也未造成危害后果。对这类轻微违法行为如何处理，直接影响群众对行政执法的感受。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这一规定为行政执法中的“轻微免罚”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将行政执法的理性与善意融入具体制度设计之中。

“轻微免罚”是行政处罚基本原则在执法实践中的具体贯彻。一是贯彻了过罚相当原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该原则要求执法者不能脱离违法行为的实际危害去追求“凡违必罚”，执法手段应与执法目的相匹配。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为轻微违法留出合理的容错空间，对当事人而言，能够获得低成本改正的机会，有利于纠正自己的行为；对于执法人员和执法机关而言，不在微小违法上投入过多时间与精力，有利于在整体上提高执法效率。二是贯彻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行政处罚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轻微免罚”不是“不予处理”，而是通过警示告诫、约谈指导、说服教育等方式，帮助当事人明确行为边界、树立守法意识，比单纯惩罚更有助于实现预防违法的制度目标。

近年来，各部门、各地方持续探索“轻微免罚”的具体实现路径，“轻微免罚”已经逐步适用于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行政执法领域。但“轻微免罚”的认定涉及对多个环节的综合判断，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把握不准，容易出现认定偏差，削弱行政执法的公信力。为确保精准适用“轻微免罚”，需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准确把握“轻微免罚”的法定要件。《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为“轻微免罚”设定了三个必须同时满足的法定条件：违法行为轻微、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执法者在个案中必须逐一判断、严格把握。“违法行为轻微”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持续时间、涉案金额、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从当前执法实践看，执法者应当考量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否较大，当事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属于初次违法，手段方式是否恶劣等。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触及社会安全底线与民生福祉的领域，即使情节看似轻微，也应当审慎对待，不宜简单适用免罚规定。判断“及时改正”，主要是看当事人是否在合理时间内采取了主动的纠正行动。当事人在执法机关介入前已自行改正，或者经执法机关提醒、约谈后积极改正的，都可以认定为“及时改正”。这里的“改正”应当是实质性的，是否真正停止了违法行为、消除了违法影响，是判断改正是否到位的关键所在。判断“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主要是审查违法行为是否造成了实际损害。违法行为有特定对象的，主要看是否造成了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违法行为没有特定对象的，主要看是否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规范“轻微免罚”清单的制定与运用。“轻微免罚”清单是近年来行政执法领域推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将法律规定的抽象条件转化为具体化、类型化的操作指引，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依据。例如，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明确列举了适用“轻微免罚”的违法行为类型、处罚依据和具体条件。又如，有的地方将免罚清单与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予行政强制等事项清单统筹推进，统一规范执法标准。一方面，清单的出台应当经过合法性审核，确保于法有据、程序正当。同时，应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以及执法实践需要，及时对清单事项进行评估、调整和更新，确保内容的合法性与时效性。另一方面，清单为执法者提供了统一的裁量参照，有助于解决“同案不同罚”的问题，但不能替代执法者对个案的独立判断。对于不在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轻微违法行为，如果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法者仍应依法判断是否适用免罚；清单之内但个案情况特殊的，也应当允许执法者根据个案实际作出不同处理，既防止离开清单随意裁量，也防止以清单取代法律判断。

严格遵守“轻微免罚”的适用程序。免罚决定的作出应当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其一，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即便最终决定不予处罚，这些程序性保障也不应缺失。从各地实践来看，对符合条件的案件，执法机关在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免罚决定，往往更能够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配合，也更有利于后续的教育引导。其二，《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教育”是作出免罚决定的法定后续环节，不可或缺。执法机关应当综合运用警示告诫、约谈指导、说服教育等方式，帮助当事人认识行为性质、明确法律边界、树立守法意识。同时，如果当事人在接受教育后敷衍应付、屡次再犯，说明教育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应当依法转入处罚程序，及时作出处理，维护执法的严肃性与公信力。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在东山县谷文昌纪念馆，一幅谷文昌肖像画常常吸引参观者驻足。画中的谷文昌双眸炯炯有神，透着坚毅和虔诚，饱含深深的眷顾与牵挂。这是东山百姓熟悉的、饱含深情的目光。谷文昌的视线始终离不开人民。他到东山，了解到困扰百姓最突出的问题是风沙灾害、干旱缺水、孤岛困境、南门海潮。这是千百年来留下的难题。这位从太行山走来的“打石匠”没有“击鼓传花”、把难题留给下一任，而是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硬是将一个个问号，拉直成造福百姓的感叹号，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植树造林惠民生

当时的东山岛，只有西北部147亩林地，而在海岛东南部，风沙肆虐，寸草不生。东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春夏苦旱灾，秋冬风沙害。一年四季里，季季都有灾。”面对漫漫风沙，面对外出逃荒的灾民，谷文昌发出“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这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是对东山人民坚定的不留退路的承诺。

不是治服风沙容易，而是海岛这里有人民。

谷文昌从调查研究入手，成立“沙荒调研队”，用身体、脚步测量风沙运行的轨迹，找到“风口”“沙喉”。他历经“筑堤拦沙”“种草固沙”的失败，锲而不舍，在实践中探索出“植树防沙”之路。通过在“倒春寒”中幸存下来的9棵木麻黄，他发现了特别抗盐碱、特别抗干旱、特别抗风沙的短叶木麻黄品种，从挫折中找到通往成功的阶梯。通过科学试验和咨询专家，破解了在沿海沙地大规模种植木麻黄的三大难题。“适时种植”，成功避开“倒春寒”；“带土栽种”，解决了沿海沙地缺少有机质土壤问题；“雨天造林”，破解了海岛种树需要大量淡水难题。他坚持用系统思维指导植树造林，将造林、护林、林木更新紧密结合起来，一张蓝图绘到底，有一组数据显示：植树造林成功后，整个海岛绿化率达96%以上，岛上林带背风面风力减弱42.1%至61.3%；水分蒸发量减少10.4%至26.6%，相对湿度提高10%至25%；冬季温度平均提高1.5摄氏度。谷文昌把“上战秃头山，下战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的夙愿写在了东山大地上。

兴修水利排民忧

东山干旱缺水，“三日无雨火烧埔”。缺水，极大困扰着东山人民。谷文昌决定发动群众兴修水利。谷文昌组织了一支64人的水利规划勘察队，对岛上的地形地貌进行详细勘察，作出“山坑建库、坡地围塘、水沟建闸、平原凿井，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规划，全县还组织培训了121名水利技术员，为兴修水利准备技术力量。

1958年，东山完成了705个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形成地面库、塘、井、坝、闸、埭星罗棋布，地下沟、渠、管纵横交错的水利格局。全县先后建成红旗水库、城垵水库、梧龙水库、西山岩水库、龙潭水库等一批水库，有效缓解东山旱情。红旗水库后来还与岛外引水工程相配套，不仅灌溉农田，还成为东山县自来水厂的水源基地。

潺潺流水，润泽东山大地，也滋润着东山百姓的心田。

1969年，谷文昌从福建省林业厅下放到三明宁化禾口公社红旗大队。宁化县委听说谷文昌来了禾口，这个老干部在东山很会修水利，就请谷文昌担任宁化隆陂水库工程总指挥，谷文昌答应了。这时候，谷文昌已经56岁。当年的工地医生回忆道：“老谷当时胃病、肺病很厉害，发烧、咳嗽、吃不下饭。民工是三班倒，老谷是一人倒三班。他说，关键的时候，领导干部有没有在第一线是不一样的。拦也拦不住，只好给他推上一管葡萄糖。老谷就是靠着这管葡萄糖，躬着身扛着大石头的。他肩上扛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啊！”有一张谷文昌在水库工地躬着身扛大石头的老照片记录下当时的情况。

隆陂水库竣工后，成为当年闽西北第一座中型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40.5平方公里，水库总容量1735万立方米，实际灌溉面积1.8万亩。至今，隆陂水库依然造福着老区人民，被称为“谷公湖”。

长堤跨海遂民愿

东山岛四面环海，与云霄县隔着一道八尺门海峡。这道海峡宽600米、深20米，波涛汹涌、水流湍急、险滩暗礁密布。东山人进出海岛都要依靠摆渡，遇到风高浪急，命悬一线。这道窄窄的海峡，给东山海防建设和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制约了东山经济发展，更是牵动着谷文昌的心。1960年2月，谷文昌专程到福州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汇报，提出建设八尺门海堤，得到叶飞的支持，将八尺门海堤工程列入支援前线的项目，拨给200万元国防建设资金。

谷文昌迅速组建了八尺门海堤工程指挥部，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由老县长樊生林担任总指挥，组织2000多民工，经过1年多的奋战，八尺门海堤于1961年6月建成。从此，东山孤岛变半岛，天堑变通途。海堤竣工那一天，东山百姓扶老携幼，来到八尺门。他们从海堤这头走到海堤那头，又从海堤那头走到海堤这头。他们惊喜，东山人祖祖辈辈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

谷文昌看着兴高采烈的群众，眼里噙着泪花，静静地吸着自己卷的“谷氏香烟”。此时的谷文昌心里惦记着另一道海堤——南门海堤。

南门锁浪保民安

南门湾，位于铜山古城东南，是东山岛的一处月牙形内湾。这里曾经有一道抵挡太平洋风浪的天然海堤——乌礁石。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朱元璋之旨，到福建沿海修建防倭城池。在修建铜山城的过程中，“乌礁石”被打掉，用作建城的条石。南门湾失去了乌礁石的屏障，每次台风来袭，巨浪咆哮着冲上老防波堤，越过民居，南门湾沿岸一片泽国。

谷文昌决心在南门湾建造一道坚固的长堤，锁住来自太平洋的风浪。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东山县财政年收入不到300万元，要修建南门海堤困难重重。

谷文昌迎难而上，他通过争取省里支持，把八尺海堤工程节余的资金用于南门海堤建设，并将南门海堤建设纳入福建省水电厅“民办公助”项目；通过“大堤带小堤”，将建设八尺门海堤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运输船队投放到南门海堤，解决了技术和运输力量问题；通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解决了劳动力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南门海堤于1963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从此，再遇台风暴雨，古城安然无恙，悬在南门湾沿岸百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彻底摘除了。当地群众带着感恩，从漳浦县采来一块“梁山青”，准备勒碑纪念，可被谷文昌劝阻了。

石碑最终没有立起来，然而，在东山百姓心中，这道守护着古城的长堤就是一座躺着的碑，而堤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是无言的、永不磨灭的碑文。

体察疾苦解民愁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在东山人眼中，谷文昌对百姓古道热肠，有一颗柔软的心。

1960年正值困难时期，得知由于缺乏营养，东山有20%的群众患了水肿病，谷文昌落泪了。他在1960年8月东山县委扩大会总结报告中强调：“革命的目的，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生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就是没有群众观点，就无所谓革命。”他斩钉截铁：在东山绝不能让一个困难户断炊。

谷文昌采取一系列措施帮助群众渡过难关。通过向地委、行署报告，争取了100万斤粮食，解决了最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组织医疗队下乡，义务为群众看病治病。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发动农民多种早熟作物，发动渔业大队多捕捞鱼虾，低价供应全县群众。调整自留地政策，允许社员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

正是谷文昌采取一系列大胆而符合实际的举措，东山百姓“吃番薯，配海鱼，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农村形势出现好转。东山百姓感念谷公啊！

谷文昌在东山14年，其中担任县委书记9年，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好事实事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作者系福建谷文昌干部学院特约研究员）

《给阿嬷的情书》靠什么赢得了观众

2026年的春天，中国电影市场弥漫着一种焦虑。“五一档”18部影片扎堆上映，供给井喷。《给阿嬷的情书》4月30日开始上映，排片不足2%、主创全员素人、全程潮汕方言、制作成本仅1400万元，首日票房也只有377万元。然而接下来的四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它凭借口碑发酵，排片一路攀升至50%以上。5月10日母亲节，首次登顶全国单日票房冠军；5月16日单日票房破亿；截至5月31日票房已突破14亿元，豆瓣评分从9.0一路攀升至9.2，稳居年度口碑榜首。这场教科书级别的市场逆袭，把一个问题摆在了所有电影从业者面前：观众到底要看什么？

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似“小众”的故事能引发全国范围的观影热潮？因为它的内核击中了中国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第一，亲情。叶淑柔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从青丝到白发，将所有孤独与艰难化作一日三餐和生活日常。第二，爱情。郑木生与叶淑柔只相处了短短几年便被迫分离，此后一生未曾再见，木生从不说“等我回来”。他只在信里写：“切要平安，即为团圆。”第三，友情。谢南枝与郑木生肝胆相照，她在木生去世后，替他用18年的人生托举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第四，家国情。《给阿嬷的情书》中有一幕表现了一些华人孩子在郑木生客栈的房间内和他找来的先生狄功悄悄学习汉语。这在当时的泰国是被禁止的，最初谢南枝也是反对的，因为担心惹上麻烦。而后她被木生的话触动，默默允许了他们的教学，甚至加入了学习班。这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是艰难环境下为守护文化根脉所做的努力。“番畔钱银唐山福”：这句潮汕俗语揭示了在那个年代，“家”与“国”通过侨批所实现的紧密联结。影片中，木生将血汗钱悉数寄回家乡，远在异乡的他为家人撑起了一片天。这正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这四种情感熔于一炉，自然流淌。电影观众等的从来不是一部“爆款”，而是一部匠心之作。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何以让观众感觉“太好哭”？答案藏在电影朴素而真实的质感中。影片导演蓝鸿春将创作信条归结为“从心而发、真听、真看、真感受”。这种“求真求实”的原则贯穿始终：影片90%以上的细节源自真实历史，为创作《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历时三年深入东南亚走访了100多位老华侨，从大量一手史料中打捞出那些被遗忘的细节。蓝鸿春讲道，有一些老华侨虽然不识字，却能将珍藏多年的侨批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这份来自生命深处的记忆，成了影片最动人的底色。制片人郑萱轩说：我们在选景、美术、道具上基本都是纯手搓，这样真实的质感，大家看起来比较有烟火气。影片大量起用素人演员以求最本真的人物状态，84岁的阿嬷扮演者吴少卿从未拍过戏，群演多为潮汕本地村民。监视器用平板电脑代替，由于缺乏专业的电影轨道车，剧组直接用电动三轮车作为移动摄影平台。这不是“寒酸”，这是把所有心力都凝聚在电影最重要的地方——人物、情感、叙事。蓝鸿春作为一个潮汕人，对潮汕文化充满感情，他认为他的家乡本身充满电影美学的魅力。这部电影的审美化表达，恰恰在于它让每一种元素都回归了本真——语言是用来吟咏的，建筑是用来生活的，食物是用来慰藉的，信义是用来坚守的。最终，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化作银幕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生活瞬间，让潮汕文化成为人们能触摸、能共情的活态样本，而非仅供观赏的静态景观。

《给阿嬷的情书》的逆袭，是观众的渴望促成的。

当今的电影市场，大量商业片执着于强冲突、快节奏、高密度反转，靠工业模板批量生产“爆米花式”产品。特效越做越炫，阵容越搞越豪华，可烟火气淡了，人情味薄了。当观众反复被“快消品”打发，他们太渴望一部能真正触达内心的作品了。《给阿嬷的情书》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它以“文火慢炖”式的叙事，将中国人骨子里的情义——跨山海而守望，历生死而坚守——缓慢而克制地铺展开来。这种情感不是强加的，而是从细节中生发出来的。平淡如水，却后劲十足。普通人做艰难而正确的事情就是能够带来不同寻常的力量。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不是孤例。《我不是药神》同样依靠对真实事件改编和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收获31亿元票房。《你好，李焕英》凭借对亲情的真挚表达，让无数观众在笑与泪中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拥抱。摘得金鸡奖的《人生大事》，围绕殡葬师与孤儿的相互救赎，用粗粝的现实主义笔触描摹普通人的悲欢，同样斩获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好东西》的成功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情绪价值”。它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社会中女性觉醒后的新问题，并做到了议题轻盈化，这部小体量电影，凭借高口碑持续发酵，票房最终达到7.16亿元，展现了真正的“长尾效应”。将这些作品连缀起来，一条清晰的脉络浮出水面：观众不会被算法和流量规训，他们渴望的，始终是一个能让他们相信的、真诚的好故事。那些工业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快消品”，无论包装多么精美，终究会被市场淘汰。

“五一档”同期上映的一些所谓大制作则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主创阵容堪称豪华，结果票房并不理想。这组冰与火的对照，释放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不能过于依赖“爆款逻辑”，而是要真正用心去做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真正的稀缺资源从来不是流量明星和特效技术，而是能够穿透地域与文化壁垒的真诚情感。好电影不缺观众、不缺票房。

这让我想起《给阿嬷的情书》中那句贯穿全片的嘱托：“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句话既是阿嬷教给孙子的立身之本，也是这部电影对所有创作者发出的提醒——对待观众，也应如此。那些从真实生活中打捞出来的细节、那些“笨拙”却真诚的叙事，才是观众始终在寻找的东西。他们一直在等待——等待下一部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字字真心的回信。

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对“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出专章安排，并以专栏形式提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6项重大工程，细化落实建设路径。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的重要论述精神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交通强国战略实施，多次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作出重要论述。2014年在北京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2018年在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要注意加强衔接协调，提高整体效率”；2020年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强调，“要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2025年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完善通勤、换乘交通设施系统，加强停车位、充电桩等便民设施建设，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从综合交通体系，到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再到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体现了新阶段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述了交通运输发展的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6轴7廊8通道”建成率达91%。铁路营业里程约16.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5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约5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9.9万公里。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超过2.2万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87万公里。颁证民用运输机场达270个。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能力明显提升。出疆入藏、沿江沿海沿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建设提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农村公路里程超过470万公里，全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比例分别达91%、95%，超半数建制村实现通公交。运输服务能力和品质不断提高。平均每天约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1亿人次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运送1.6亿吨货物、揽收5.5亿件快递，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占全球1/3，民航旅客运输量占全球的15%。出行服务更加便捷舒适，空铁联运服务覆盖80个枢纽城市，51个客运枢纽实现安检流程优化。运输结构调整深入推进，铁路、水路货物周转量分别比“十三五”时期末增长20%和40%左右，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速约15%。交通运输技术装备更加先进。深中通道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等重大工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自动化码头建设规模、作业效率、技术水平总体稳居世界前列。CR450动车组开展运用考核，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正式运营，C919大型客机常态化商业运营。超过7800公里高速公路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发布电子航道图超过1.9万公里。自动驾驶、智能航运、智慧物流蓬勃发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加快推广应用。绿色转型步伐加快，铁路电气化率和复线率分别达到76.2%和60.8%，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到99%，长江经济带岸电应建尽建、应用尽用。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持续深化。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农村公路条例、快递暂行条例等颁布实施，1200余项标准规范陆续发布。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向纵深推进，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加快建设。“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化落实，全国大件运输许可发证时间平均压缩80%。中老铁路、秘鲁钱凯港、中俄黑河公路桥等重大项目建成投运，中欧班列稳定运行，“丝路海运”“空中丝绸之路”更加通达，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成功举办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和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建立多项双多边合作机制，交通国际合作“朋友圈”越来越大。

“十五五”时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要求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更高要求。

锚定交通强国建设目标，强化开路先锋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交通运输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在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国已经建成了交通大国，正在加快向交通强国迈进。《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十五五”时期必须紧扣这一战略目标，主动作为、久久为功，把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作为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任务，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支撑交通强国战略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

坚持人民至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交通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重要的民生领域，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保障。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多元化出行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和边远地区交通运输保障要求进一步提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人民交通为人民，加强区域城乡互联互通，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提升都市圈通勤效率，加快补齐城乡交通运输短板，以高质量交通运输供给支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着力降本提质增效，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交通运输连接生产和消费、国内和国际，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对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集成融合等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我国交通运输总体较好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比如出疆入藏和沿边沿海大通道部分路段尚未贯通，国家高速公路主要通道及都市圈通勤廊道交通拥堵较频繁，部分货运枢纽中转换装衔接不畅，多式联运组织效率不高。“十五五”时期，必须把降本提质增效摆在突出位置，优化交通网络布局，打通战略骨干通道关键堵点，破除运输方式间衔接壁垒，提升多式联运组织效能，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

加快数智赋能、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新动能。交通运输技术集成度高、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丰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正深刻重塑交通形态。同时，大量交通基础设施进入老化期，2012年之前建成的设施占比约77%，高速公路路龄超过15年的达6.3万公里，普通国省道和农村公路路龄超过10年的达333万公里，这些设施不同程度存在服务功能弱化、效率下降、安全风险上升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强化重大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加快建设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打造跨区域零排放货运廊道和航运绿色通道，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提高安全韧性水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面对极端天气、地缘冲突、产业链供应链波动等多重风险，保障交通网络稳定畅通和战略通道安全至关重要。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安全韧性仍存在短板，比如2025年公路桥梁因灾损毁超4000座，路面因灾损毁超5万公里，暴露出防灾抗灾能力薄弱、安全生产基础还存在短板弱项等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交通运输规划、建设、运营全过程，维护战略通道安全，系统提升交通运输安全韧性水平。

加快完善并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交通运输进入全面转型阶段，集中体现为“三个转向”：在推进方式上，由分方式成网的综合性推进向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转变；在发展动能上，由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向依靠结构优化、数智赋能、绿色转型协同驱动转换；在增长模式上，由大规模增量扩张向以做优增量、提质存量为主导的内涵式发展转型。我们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统筹做优增量、提质存量，加快建设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更加突出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智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加快完善并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2035年基本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筑牢坚实基础。

完善基础设施布局。完善“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高质量建设沿海沿边沿江、出疆入藏、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通道。基本建成“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扩大普速铁路网覆盖。加快国家公路贯通提质升级，持续打通省际瓶颈路段。加强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完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优化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推进枢纽机场改扩建，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增强对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基础支撑，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加强西部地区铁路和支线机场建设，完善边境地区路网布局。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境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推动增量和存量协调发展，盘活用好线路、场站等存量设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养护管理，加强交通基础设施数智化升级，打造数智交通走廊。提升城市群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客运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客联程运输，积极发展“一票制”，加强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促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深入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强化“一单制”“一箱制”推广应用，提升冷链、危险品等专业化运输服务水平。

加强系统集成融合。促进跨方式一体衔接，推进交通通道由单一向综合、平面向立体发展，推动多层次轨道交通深度融合，强化干线公路和城市道路、农村公路顺畅安全衔接。建设国际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健全枢纽城市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推动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加强交通沿线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补能设施建设。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培育汽车租赁、邮轮游艇、夜游船、自驾游、旅游列车等消费新增长点，积极发展通道经济，有序发展临空、临港等枢纽经济。

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加强交通运输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健全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加强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施重大危险源节假日提级管控，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强化灾害天气监测预警和主动防御。加强基础设施安全选线和防灾抗灾设计，深入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提高设施设备本质安全水平。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物资储备体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和保障能力。

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基础设施、交通装备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打造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智慧交通发展，实施“人工智能+交通运输”行动，建设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和智能体。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全面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积极培育交通运输新场景新业态，安全有序发展低空物流。创新无人运输、无人装卸、智慧仓储等场景。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交通碳减排制度建设，建立行业碳排放双控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监测体系。加快交通动力低碳替代，促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建设零碳运输走廊、场站、服务区等。强化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集约节约利用土地、岸线、空域、水域资源，推动废旧材料和设施设备循环利用，持续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和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完善普通公路养护资金保障政策，提升投资运营可持续性。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推动交通运输法、铁路法、公路法、港口法，以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际海运条例、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治理现代化水平。

词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计量与价值表达

王坚，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之江实验室主任。他首创“以数据为中心”的分布式云计算体系架构，率先提出采用计算作为公共服务的产业模式，主持研发以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飞天”为核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阿里云计算平台，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云计算领域的话语权。

随着人工智能核心概念Token被正式定名“词元”，一组数据备受关注：2024年年初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为1000亿，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2026年3月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千倍。从对话交互到决策执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持续深化，我国AI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数据供给大幅提升，数据要素价值不断释放。词元作为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贯穿各类智能应用之中，让数据具备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属性，正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深刻影响着日常生活、产业变革与商业未来。

词元的出现与重要价值

Token，在人工智能领域被正式命名为词元，是大模型理解、处理、生成信息的最小单元，早已藏在每一次AI交互、每一项智能应用运行的背后。从日常智能对话、内容生成，到产业端的智能研发、数字决策，词元如同智能时代的通用计量单元，串联起技术、产业与市场，让数据在智能时代具备了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特征，成为丈量智能经济、量化数据价值的全新标尺。

长期以来，我们讲信息、讲数据，却始终没有把信息和数据真正区分开。无论是比特还是字节，都是信息时代的良好度量，但一直被用来度量数据，缺少专门面向数据的、符合智能时代特征的计量方式。词元的出现，正是区分数据与信息的重要分水岭。

传统的字节以固定长度表达文字，一个汉字对应两个字节，比如“我喜欢你”4个汉字就是8个字节，这是物理层面的简单记录；而词元是按照人工智能理解世界的方式，把语句拆分成最小处理单元，它不完全遵循人类直觉的字词划分，可能将“我”和“喜欢”各作为一个单元、“你”作为一个单元，以更贴合模型处理逻辑的方式完成语义单元切分。从本质上说，词元首先是数据的计量单位，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斤两”，不同内容、不同价值的词元，对应着不同的成本与价值，让数据第一次有了清晰可度量的基础。

词元更让数据价值实现了升华。2017年随Transformer架构进入人工智能视野后，词元让数据拥有了自己的“身份”与“人格”——任何原始数据不经过词元化（Tokenization），就无法进入人工智能模型、无法被智能系统使用。数据要真正产生价值，必须走完三步：第一，把人工智能模型不能直接使用的原始数据转化为词元；第二，在模型中建立词元之间的关联，把零散知识组织成体系；第三，根据应用需求，模型再以词元为基本单元转化为可输出、可应用的内容。这一过程高度依赖技术与算力，而词元能够综合反映数据价值、模型优劣与算力强度，是目前唯一能把三者统一度量的核心单元。

更为关键的是，词元是数据要素市场形成的重要标志。过去数据交易市场难以真正落地，核心原因就是数据价值无法统一计量、认定成本过高，甚至超过数据本身价值。词元作为统一的计量与计价单元，让数据在流通中可以自动结算，大幅降低产业链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让磁盘上的比特真正变成可流动、可交易、可增值的数据要素。就像菜市场离不开“斤两”，词元让数据要素市场具备了运行的基础，标志着数据要素市场从理念走向现实。

词元的核心运行逻辑

词元的运行与消耗，遵循人工智能时代的底层规律，清晰体现出算力、数据与模型三者协同的内在关系。

词元是人工智能模型操作的最小单元。模型的思维链构建、推理过程推演、内容生成输出，所有运算操作的最小对象都是词元，无论输入内容长短、推理逻辑深浅，系统最终都要拆解为词元进行处理，这是词元运行的基础逻辑。

词元消耗由两大核心因素决定：一是内容体量，输入与生成的信息越多，需要处理的词元数量就越多，算力消耗也随之增加；二是推理复杂度，模型思考深度、逻辑链条长度、决策难度越高，处理单个词元所需的算力与时间就越多，对应成本也越高。这也解释了不同场景、不同模型的词元成本存在差异，本质是处理逻辑与技术路径的不同。

词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标尺”。软件时代，人们习惯用代码行数衡量一款软件的价值与复杂度；而进入智能时代，单纯强调数据规模与算力大小，并不能真实反映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水平。词元能够综合反映数据价值、模型优劣与算力强度，把三者统一在一个计量单元里，这是其他指标都无法做到的。词元的消费量、流通量与使用效率，就像社会用电量能够反映电气化程度一样，是衡量人工智能产业成熟度直观、准确的指标。

以“小龙虾”（OpenClaw）为代表的智能体，让人工智能应用从碎片走向完整，也让词元的应用逻辑实现关键突破。过去人工智能应用分散割裂，人们需要为不同模型安装不同APP，使用方式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并不匹配；而“小龙虾”这类智能体，彻底颠覆了传统APP模式，打通了从词元、基础模型到实际应用的完整链条，形成“感知——决策——执行”的闭环能力，让人工智能真正找到了与自身技术相适配的应用形态，词元的价值也因此得到充分释放。

词元爆发式增长意味着什么

我国词元调用量在两年间实现超千倍的爆发式增长，这并非简单的数字攀升，而是我国人工智能应用迎来质变、普及进入重要拐点、产业基础持续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全面释放的集中体现。

第一，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应用实现了质的转型。词元消耗量大幅提升，说明AI应用已从“点一盏电灯”的初级阶段，迈入“用上冰箱、洗衣机”的发展阶段，从简单对话拓展至自主执行、智能决策，使用方式与应用场景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二，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普及迎来重要拐点。过去人们只有打开手机APP、主动输入问题时才会使用AI，而以“小龙虾”为代表的智能体可以7×24小时自主运行，使用人群从技术从业者扩展到全民，使用时长、场景、频次全面提升，人工智能正在变成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设施。

第三，这反映出单位词元成本持续下降，产业基础更加坚实。词元大规模应用的前提是单位成本可控可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算力技术持续突破，让单位词元处理成本大幅降低，如同电价下降推动家电普及，词元成本下降为智能经济全面渗透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四，这印证了数据要素市场进入实质启动阶段。词元的爆发式流通与消耗，证明数据已成为真正流动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生产、加工、交易、使用形成完整闭环，过去难以推进的数据交易、数据流通难题，在词元体系下取得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词元也让产业竞争焦点全面转向生态构建。相关行业巨头纷纷布局词元赛道，成立专门事业部、推出专用引擎与平台，标志着词元已从技术概念升级为产业价值锚点，人工智能竞争从模型竞速，转向词元计量、定价、流通、应用的全生态竞争。

词元对生产生活的全面赋能

词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基础单元，更全面渗透生活、生产、产业与商业各环节，深刻重塑智能时代的运行规则。

对百姓日常生活而言，词元本身是无感的底层技术，真正改变生活的是基于词元的各类智能应用。就像电本身不被感知，却支撑起照明、家电、娱乐等全部生活场景，词元为智能体、智慧服务、自动化工具提供核心支撑，让公众享受7×24小时智能服务、个性化内容、便捷化办事体验。从付费逻辑来看，词元是AI服务的基础收费单元，如同电费、水费一样清晰透明，而各类智能体大幅降低AI使用门槛，让新手都能轻松上手，推动数字普惠，让每个人都能跟上智能时代步伐。

对企业生产运营而言，词元的意义远不止收费方式，它构建起全链条数据流通体系。企业可清晰追踪词元从原始数据流、模型训练、客户应用到合作伙伴协同的全流程，实现数据流通可计量、可追溯、可自动结算，大幅提升数据使用效率与协作效率。同时，词元推动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用智能体替代大量重复性、辅助性工作，重新定义工作内容与方式，让员工聚焦创新、决策等高价值环节，也为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打破传统要素壁垒提供了可能。

对产业升级而言，词元推动人工智能从工具革命升级为“革命的工具”，其产业影响远超电商、互联网等传统变革，堪称电力发明以来最重大的产业变革。词元让数据、算法、算力实现清晰的变现路径，重构产业成本结构、商业模式与协作方式，推动传统产业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应用形态从分散的APP模式走向一体化智能整合，数据与服务更加高效统一，市场更趋一体化，为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对商业逻辑而言，词元是人工智能商业价值的核心。早期软件产业长期依附硬件、找不到盈利模式，直到微软率先实现软件商业化定价，才真正推动软件产业走向成熟。今天的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相似转型，词元正是激活商业价值的关键所在。很多生成式AI项目“叫好不叫座”，根本原因在于词元消耗成本远高于用户获得的实际价值；而智能体能够创造增量价值、解决真实问题，即便词元消耗较大，依然被市场接受。词元让人工智能的投入产出可精准计量，推动商业模型走向可持续。从全球视角看，词元为数据与算力出海提供了天然的结算方式，让人工智能服务突破国界，推动数字贸易、知识贸易打开新空间。

词元发展的安全挑战与应对路径

词元在驱动智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算力成本、数据安全、应用规范等多重现实挑战，必须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做到发展与安全并重。

在成本层面，高消耗类AI应用普遍面临商业可持续性压力。OpenAI关停Sora、部分AI视频生成服务调整收费策略，其核心原因都是词元消耗巨大、成本与价值不匹配。这就需要行业像从白炽灯升级到节能灯一样，持续优化模型效率、降低无效词元消耗，在提升应用价值的同时严控成本，让人工智能商业逻辑更加成立。

在安全层面，词元与智能体的广泛普及，带来比传统APP、传统网络服务更大的安全风险。数据流通、智能执行、跨境服务等环节都可能出现数据泄露、违规操作、滥用误用等问题，安全是产业行稳致远的底线。但如同信用卡、手机支付从饱受安全质疑到逐步成熟可靠一样，词元生态的安全能力也会在技术迭代、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

应对安全挑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国家层面出台安全使用指南，划定发展底线与规则；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规范引导智能体生态健康发展；技术团队主动搭建安全框架，强化技术防护能力；全行业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技术在迭代中完善。词元的发展，必将催生全新的安全产业，形成“发展促安全、安全保发展”的良性循环。

词元是智能时代的基础单元，是数据要素市场的核心基石。面向未来，我们应深刻理解词元的内涵与价值，尊重技术发展规律，把握智能经济变革机遇，以词元为抓手激活数据资源、释放智能红利，让词元真正成为推动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启数据要素新时代的核心力量。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未来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是各国战略必争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决策部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学习领会党中央关于未来产业重要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具有紧迫性、特殊性，要深入把握其必然性、基本内容和实践要求，做到入脑入心、不偏不倚。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一方面，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较大不同，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阶段、核心驱动力、风险不确定性等方面。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基于这些特点，坚持稳中求进、梯次培育，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另一方面，在重点领域布局上，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6大方向产业发展，提出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网络设备、第三代互联网、深部资源勘探开发装备等十大创新标志性产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见，未来产业覆盖领域是在不断动态调整的，所以需要及时识别；这些领域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方向也是赛道相近的，必须长远谋划、超前布局，采取超常规举措，方能胜出一筹。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必须加强体制机制保障。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和概念验证中心，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从这些工作着力点来看，主要涉及理论研究、识别调整、投入增长、风险监管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发展任务。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整体竞争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越来越多领域从“跟跑并跑”实现“并跑领跑”。

《2025年全球未来产业指数（GFII）报告》显示，在国家综合排名中，中国以92.85分的得分首次超越美国，登顶全球未来产业竞争力榜首；在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前10名中，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4个城市入列。据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测算，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产值规模约11.7万亿元。北京、上海、广东等20个省份先后出台未来产业相关政策文件，8个省份已建设或培育63个未来产业先导区。我国研究提出的5类6G典型场景和14项关键能力指标全部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人形机器人全球销量份额占比超80%。我国量子计算跻身国际第一梯队，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超导两条主流技术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产品应用场景已拓展至运动功能重建、神经系统疾病治疗、航天人机交互等多个领域；氢能生产消费规模、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稳居世界首位。2025年，我国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达28.3万户，同比增长35.8%，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数量同比增长超29倍。围绕量子科技、清洁低碳氢等重点赛道，有关部门累计部署100多项未来产业创新“揭榜挂帅”攻关任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当前，我国未来产业正处于从孕育孵化向规模化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下取得初步成效，但受发展基础、体制机制、要素供给等因素制约，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制约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未来产业根植于重大科学发现和原理突破，但我国在量子物态、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前沿基础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偏少，“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储备薄弱，导致部分未来产业处于技术依附状态。从基础研究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例为7.08%，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水平，对重大原始创新难以形成有效支撑。以脑机接口为例，需要在电机、芯片、电池、算法等4个核心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才能有望真正实现产业化，但目前技术路线依然面临较大挑战。此外，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系统软件等方面与世界制造强国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自主可控能力亟待提升。以工业软件为例，研发设计类软件国产化率仅10%左右，生产控制系统核心模块仍依赖进口。

二是未来产业识别及培育机制不健全。当前，系统化、前瞻性的未来产业识别和培育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技术预见能力不强，缺乏科学有效的技术预见体系和动态评估模型，对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具身智能等可能引发变革拐点的颠覆性技术路线，研判识别不够精准，难以在多元并行的技术路径中作出前瞻性选择，容易导致资源错配或错失战略机遇。培育机制比较单一，尚未建立起针对未来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精准化支持体系，忽视未来产业“从0到1”基础突破期、“从1到10”孵化成长期、“从10到100”规模化应用期的不同需求，导致政策供给与产业实际脱节，影响未来产业的有序发展和梯次培育。

三是企业参与未来产业发展仍面临多重制度障碍。现行市场准入、产品注册、生产许可等制度多基于成熟产业设计，对跨界融合、快速迭代的未来产业项目缺乏适配通道，导致企业“有技术难落地”，且多地重复审批拉高了制度成本。投融资配套机制尚不完善，银行信贷依赖抵押物和财务指标，轻资产、无盈利的科技型企业较难获得贷款；国有创投机构偏重短期财务回报，考核导向与孵化培育的“风险容忍”“长期回报”特性存在冲突，制约了早期硬科技企业的资本供给。此外，在产业标准与技术法规方面，部分领域存在“技术走在前、标准跟不上”的现象，现行产品认证、检验检测体系难以覆盖新兴产品，即使完成研发也较难取得市场通行证。

四是拔尖创新人才与耐心资本不足。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还很稀缺，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跨学科人才培养规模和供给速度难以完全匹配产业需求，高层次研发人才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同时，未来产业部分领域尚处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阶段，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回报周期长且不确定性高。我国长期资本供给明显不足，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配置于早期硬科技投资的比例偏低，多数投资机构受限于资金属性和考核压力，对高风险、长周期的创新项目投资不足，难以满足未来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需求。

五是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监管与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监管体系与制度设计滞后于技术创新，“先审批后发展”的传统监管思路难以适应具有高度试错性的未来产业，对尚处萌芽期的新技术、新业态缺乏包容空间，容易将潜在颠覆性创新扼杀于早期阶段。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畅，部门职责交叉或空白，而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特征突出，常涉及多部门多头管理、标准不一，难以形成协同治理合力。此外，针对算法歧视、数据滥用、伦理冲突等新型风险，缺乏动态监测与早期预警机制，风险响应跟不上技术迭代速度。

深化未来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

破解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立足未来产业特点，聚焦创新、投入、人才、监管、服务等环节，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健全未来产业技术预见机制。针对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点，要加快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设立未来产业技术预见专家委员会，定期发布技术发展动态或技术预见指南，避免地方盲目跟风与低水平重复建设。依托数据智能，建立集情报监测、趋势研判、技术预见于一体的未来产业瞭望站。完善技术预见的评估、反馈与更新机制，建立相对固定周期的滚动更新制度，及时对已发布的技术预见成果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技术演进和产业变化及时调整预见指南与政策工具箱。

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未来产业处于探索试错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盈利模式，传统资金往往“不敢投”“不愿投”，亟须构建多元化、长周期、可持续的投入增长机制，同时配套以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为支撑。要强化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引导各类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以一定比例支持未来产业，建立健全政府科技研发资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与市场化投资基金的联动机制。持续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支持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各类长期资本参与投资，鼓励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健全覆盖创新全链条的科技保险服务体系，推广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等产品。探索建立以尽职合规为核心的容错免责机制，依据其投资阶段、技术领域特征、基金生命周期等对投资项目实行差异化分类考核，营造容忍失败、鼓励创新的良好生态。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机制。未来产业对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资源。必须以产业需求牵引学科专业调整，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交叉学科等急需领域，培养能够引领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育，制定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培养计划，切实提升学生“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头部企业与高校共建未来场景实验室、现代产业学院，通过“双导师制”“项目制”等路径，在真实科研与产业场景中锻造复合型创新人才，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构建包容审慎的监管机制。未来产业涉及新业态、新模式，风险更加复杂隐蔽，传统监管机制难以适配。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为创新留出空间，为安全守住底线。要根据新技术发展引入柔性监管模式，建立覆盖技术、数据、伦理等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根据技术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试错，为颠覆性创新留足探索空间。建立弹性包容的试错容错机制，积极探索“监管沙盒”、触发式监管等新型方式，在划定安全底线和红线的前提下，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应用测试场景，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完善未来产业长效服务机制。未来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市场应用，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需要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服务保障。要加快构建覆盖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的长效服务机制，为企业营造稳定、规范、高效的发展环境。强化多级联动、部门协同，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政策，快速集聚创新要素，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探索专利预审等方式加速高质量专利审查，推动未来产业领域专利池建设。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加快推进未来产业领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标准化组织建设，鼓励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和国际标准研制。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聚焦民生导向优化生活性服务供给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等12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要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既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又有助于扩内需、稳就业、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当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质效双升，在惠民生、稳就业、促消费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第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发展保障更加有力。国家层面先后出台了促进养老托育、家政服务、文旅康养、便民消费等一系列专项政策，不断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审批监管、强化财税金融扶持，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同时，全国已开展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等重大行动，制度供给不断完善，为行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第二，服务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城乡便民服务网络加快织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建设8132个便民生活圈，涉及商业网点195.4万个，并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服务社区居民1.68亿人。同时，县域生活性服务业短板加快补齐，农村餐饮、零售、物流、康养服务覆盖面持续拓展，服务供给从城市向县域乡村延伸。第三，重点领域提质增效，服务质量稳步提升。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刚需，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持续提高。文旅、体育等改善型服务蓬勃发展，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65.22亿，同比增长16.2%。冰雪消费热力全开，2025——2026年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达3.6亿人次。全国层面已发布一批生活性服务业国家标准、行业规范，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质量效益不高等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城乡区域发展失衡，普惠性短板依然明显。优质服务资源高度集聚于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而县域、农村及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供给总量不足、可及性较差。农村社区便民商业、康养护理、家政服务等网点布局稀疏，数字鸿沟则进一步加剧了服务获取的城乡分化。另一方面，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优质化水平有待提升。行业中小微主体占比高、规模化品牌化程度偏低，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部分领域服务规范、人员资质、安全监管存在漏洞。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整体不高，养老护理、育儿照护、健康管理等专业人才缺口突出，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此外，供需适配性不足，服务效能发挥不充分。当前生活性服务业供给仍以传统业态模式为主，智慧康养、智慧家政、社区综合服务等新业态发展不充分，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不足。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小型化等趋势，养老、托育、康复护理等紧缺服务供给仍显不足，部分领域甚至存在服务内容与居民实际需求脱节现象。我国0——3岁婴幼儿约3000万，双职工家庭普遍存在“带娃难”困境。个性化、高品质服务供给未能有效匹配中等收入群体及Z世代消费者的升级需求，服务效能有待进一步释放。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需坚持系统观念，聚焦重点、精准施策，在统筹资源、提质增效、供需适配上协同发力。

统筹资源配置，夯实普惠均衡发展基础。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统一标准。落实《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明晰普惠化、品质化发展导向，统筹完善政策法规、产业规划、标准体系与监管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与要素配置，补齐制度短板，完善激励约束政策，夯实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二是优化设施布局，补齐基层短板。依托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完整社区建设，统筹配置养老、托育、助餐、家政等网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设施达标与“一点多用”。结合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与“千集万店”改造，推动优质服务资源下沉，打通“最后一公里”。三是扩大普惠覆盖，保障重点群体。聚焦老年人、婴幼儿、残疾人、低收入群体等重点服务对象，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供给，健全适老化服务、普惠托育、困难群体照护等保障机制，丰富适老化、个性化、精细化服务供给。

强化提质增效，提升专业优质服务能力。一是健全标准规范，严把质量关口。加快构建覆盖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健康管理、文旅休闲、社区便民等领域的标准化体系，完善服务流程、人员资质、安全监管、质量评价等全链条规范，推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协同衔接，以标准化建设引领服务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严格落实质量监管机制，健全服务质量抽查、动态考评、失信惩戒制度，推行分领域质量认证与“领跑者”制度，从制度层面杜绝低端劣质服务供给。二是加强人才培育，夯实专业支撑。针对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人才短板，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从业人员职业发展通道、薪酬增长机制及社保等权益保障，提升职业社会认同度与专业化水平，打造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三是优化多元供给，丰富优质供给。坚持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导向，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支持龙头企业、社会组织、基层主体参与生活服务供给。统筹发展普惠基础服务与高端定制服务，积极培育智慧康养、线上便民服务、个性化家政等新业态，全面提升群众服务体验感与满意度。

深化供需适配，增强精准便捷服务效能。一是精准对接需求，优化供给结构。建立居民服务需求动态监测与研判机制，聚焦“一老一小”、新市民及青年群体等差异化诉求，推动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领域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精准匹配，发展旅居养老、定制托育、沉浸式文旅等细分服务，实现从“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转变。二是加快数字赋能，提升服务便捷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智慧服务平台，推广智能预约、精准推送、远程照护等数字化应用，降低中小微企业数字化门槛，保留必要传统服务方式，以数智化提升服务可及性与响应效率。三是强化政策激励，引导市场提质。完善财税、金融、价格、用地等政策工具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举措，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放宽准入限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建民营等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普惠优质领域，形成供需互促、质效并举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事业研究室主任）

推动互助性养老长效发展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等《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格局”，为新时代互助性养老的标准化与制度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深入推进这一服务模式，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张与模式升级并行的良好态势。一是服务阵地实现多点突破。据民政部2025年12月发布的提案答复函，截至2024年底，全国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超过15万个。各地出现以“社区邻里互助点”等为依托的平台，有效填补了养老服务的资源供给缺口，正在逐步形成覆盖城乡、触达末梢的基础保障体系。二是人力资源实现角色化重塑。互助性群体规模持续壮大，低龄老人逐渐从养老服务的受助者，转变为互助性治理的主动参与者。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在诸多先行试点区域，低龄老人已成为志愿互助的重要主力，这类身份角色的转变有效优化了基层养老的人力资源结构，为基层治理蓄积了深厚的“银发力量”。三是治理逻辑实现规范化转向。互助性养老已经摆脱单纯的民间自发探索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引导、多元参与、社会运作的制度化服务平台。依托积分兑换、风险补偿等机制的落地实践，互助性养老模式已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逐步实现从“传统邻里温情”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迭代升级。

但仍需看到，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在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推进过程中，还面临一定挑战。一是资源供给缺乏持续性。部分地区的互助性养老服务高度依赖政府前期的财政奖补，由于缺乏内生性的造血机制和社会资本的有效介入，导致部分互助性养老点在财政补贴终止后陷入运营停滞的困境，难以维持长期的稳定运作。二是制度衔接规范化程度不够。虽然国家层面已出台明确的政策导向，但在落地执行过程中，互助性养老相关的意外风险补偿规则、服务质量标准以及跨区域积分核算体系依然存在明显的制度空白。安全保障与标准化建设的不足，在极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参与主体存在结构性流失问题。在城乡人口流动加剧的大环境下，农村社区面临人口空心化挑战，互助性养老网络的人员供给难题愈发突出；在城市社区，居民居住相对分散、邻里互动较少，邻里间缺乏足够的信任与联系，对互助活力的激活形成阻碍。

面对各项挑战，应清晰认识到，互助性养老并非单一的社会福利项目，而是关乎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从实践价值来看，它能够推动社会养老资源高效流通、合理配置，助力重建邻里信任关系，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切实提升社会整体的运行韧性。在“十五五”时期实现互助性养老的质效跨越，需立足实际、多措并举，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其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夯实互助性养老的发展基础。互助性养老服务的长效运行，首先依托于法治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与底座支撑。其一，加快完善地方性互助性养老法规，针对互助过程中的意外伤害风险，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商业运作”的互助保险制度，通过引入社会化保险机制解除志愿者与受助者的后顾之忧，构建起风险共担的法律保障体系。其二，制定全国统一的互助性养老服务目录与质量标准，明确“助餐、助洁、助医、助乐”等基础服务的内容边界与评价机制，通过标准化建设提升互助性服务的专业性与可信度，确保互助行为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其三，建立健全长效的财政激励与税惠政策，鼓励基层政府将互助性养老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并引导社区慈善基金专款专用，通过“政府拨一点、集体补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投入模式，破解互助性服务在运营层面的短缺问题，确保持续服务能力。

驱动数字赋能与模式创新，优化互助性养老资源配置。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化平台的应用，是解决互助性服务供需错位、提升资源流转效率的关键钥匙。其一，探索推广数字化“时间银行”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可溯源的特性，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统一积分存储与兑换系统。这不仅能实现“年轻存时间、高龄取服务”的跨时空互助，更能通过通借通还的机制，破解老人在迁徙随迁后积分无法使用的难题。其二，依托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建立“数智互助指挥仓”，通过大数据算法精准匹配老人的个性化需求与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实现互助性服务的“即时派单、精准触达”，显著提升供需匹配率。其三，支持企业研发适老化社交与互助终端，通过语音交互、一键响应等技术降低老年群体进入数字网络的门槛，让智能化设备成为连接邻里情感、监测健康状况、激活“银发活力”的枢纽。

培育社区共建生态，增强互助性养老发展活力。互助性养老的生命力来源于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须通过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予以激活。其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推动互助性养老与基层党建工作、社区物业服务深度融合，发动社区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发挥带头作用，以“老友结对”的形式强化邻里间的信任关系，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二，广泛开展社区协商与文化培育活动，通过物理空间的共享与情感交流的增加，打破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壁垒，让互助性服务从一种“任务式”的行为转化为一种“自发式”的邻里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其三，注重培育专业性的互助类社会组织与社工人才，通过“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专业路径，为社区互助团队提供常态化的培训与运营指导，引导民间互助逐步走向规范化、组织化发展，从而构建起可持续的银发互助生态。

加强城市“隐秘角落”治理

城市“隐秘角落”是因位置隐蔽、权责模糊、监管薄弱，长期被城市治理忽视的特殊空间，既包含背街小巷、桥下空间、地下通道、老旧区域等物理层面“隐蔽地带”，也涵盖治理失序、服务缺位、风险集聚等功能层面的“治理盲区”。我国城市发展迈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相较于整洁精致的城市核心区域，一些城市“隐秘角落”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环境杂乱无序、安全隐患突出、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薄弱环节。深耕细治城市“隐秘角落”，是补齐城市治理短板、筑牢城市安全韧性的关键举措，更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完善现代化城市治理体系、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必然要求。

伴随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各类城市“隐秘角落”累积的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一是空间环境脏乱退化，存量短板问题突出。各类背街小巷、桥下闲置空间、老旧楼栋边角、城郊闲置地块等隐秘区域，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破损、环境卫生整治不到位等问题，垃圾乱堆、杂物乱积、管线杂乱现象屡禁不止。这类空间长期缺乏常态化管护，硬件配套滞后于城市发展节奏，整体人居环境脏乱差，与城市核心区域整洁有序的风貌形成鲜明反差。二是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治理隐患隐蔽多发。城市“隐秘角落”多处于监管薄弱地带，是消防安全、治安隐患、公共卫生风险的高发区域。老旧管网老化渗漏、违规私搭乱建、非法群租、杂物堆积起火等隐患长期存在，同时流动人口无序聚集、地下小微作坊违规经营等问题交织，风险隐蔽性强、排查难度大，极易引发各类安全事故，严重威胁城市运行安全。三是治理覆盖存在盲区，服务赋能严重不足。在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公共服务推进过程中，资源投入、智能设备、管理力量多集中于核心商圈、主干道和新建社区。“隐秘角落”普遍存在智能感知设备缺失、数字化监管空白、线下巡查频次不足等问题，公共服务供给、日常监管治理难以精准覆盖，形成治理真空和数字孤岛，长期处于无人管、管不好的被动局面。

城市“隐秘角落”是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治理模式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系统性治理难题。一是条块分割的治理体制形成监管缝隙。城市“隐秘角落”多处于行政交界、产权模糊、职能交叉的边缘地带，涉及城管、住建、消防、街道、社区等多个治理主体。现有治理体系存在条块权责碎片化问题，部门间缺乏常态化联动机制，极易出现权责交叉、责任悬空、相互推诿的现象，跨区域、跨部门交界区域成为“两不管、弱管理”的治理盲区。二是“重面子、轻里子”的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长期以来，城市治理资源、财政投入、人力资源多向核心商圈、主干道、新建城区倾斜，聚焦城市显性风貌提升。背街小巷、老旧片区、地下空间等隐秘区域，因位置隐蔽、关注度低，长期存在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管护力量缺失、改造升级滞后等问题，历史遗留短板不断累积，逐步沦为城市治理薄弱地带。三是数智治理落地不实造成治理效能脱节。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普遍存在重硬件、轻实效的问题，智能感知设备、数字化监管体系多布局于城市核心区域。“隐秘角落”缺乏适配的智能化监测设备，线上数据无法有效覆盖，同时部分基层治理过度依赖数字化流程，弱化线下实地巡查排查，造成技术治理脱离实际场景，难以精准发现和化解隐蔽性治理风险。

城市“隐秘角落”长期失管失治，不仅破坏城市整体风貌，更滋生多重安全隐患、制约城市发展、损害民生福祉，带来多方面、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一是滋生各类安全风险，冲击城市安全韧性底线。“隐秘角落”作为城市监管薄弱区域，集聚了消防隐患、治安漏洞、卫生隐患等各类安全问题，老旧设施破损老化、杂物堆积占道、违规违建屡禁不止，极易引发火灾、坍塌、积水内涝等安全事故。同时，隐蔽无序的空间易成为治安乱象滋生地，潜藏偷盗、违规经营等问题，严重扰乱城市公共秩序，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制约城市提质升级，阻碍现代化治理进程。当前城市发展已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精细化成为治理关键。这类长期存在的治理盲区，造成城市空间资源闲置浪费、环境风貌参差不齐，拉低城市整体品质。同时，治理短板的存在，打破了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和均衡性，制约城市治理体系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升级，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三是损害群众民生福祉，有违人民城市建设初衷。老旧片区、背街小巷等城市“隐秘角落”多是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的主要居住生活区域，环境脏乱、设施落后、服务缺失的现状，直接影响群众日常生活，降低人居品质。治理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拉大城区治理差距，削弱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亟须加大力度补齐治理短板。

坚持精细治理，全面摸清城市隐秘空间治理实情。一方面，开展全域摸底排查，聚焦桥梁下方、背街小巷、地下空间、闲置荒地、老旧区域等隐蔽点位，实施全覆盖拉网式清查，系统梳理各类隐秘空间的区位特征、设施现状、风险隐患及治理短板，做到全域覆盖、不留盲区。另一方面，健全动态管控台账，对排查梳理的城市隐秘空间建立标准化信息档案，完成空间精准画像，常态化更新隐患整改、环境整治、设施更新等动态信息，为靶向治理、分类施策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此外，优化基层治理单元划分，打破传统社区网格固有局限，对位置隐蔽、监管薄弱、分布零散的城市角落单独划定微网格，明确对应责任主体与管护职责，从源头解决常规治理覆盖不足、隐患发现滞后等突出问题。

坚持权责明晰，健全边界盲区管控体系。第一，厘清交叉区域监管权责，针对城区接合部、街巷夹缝、物业盲区等无明确管理主体的隐秘点位，统一梳理部门权责清单，明确属地街道牵头职责及行业部门监管职责，消除跨界治理的监管真空与责任缝隙。第二，健全问题处置机制，依托基层治理调度机制，建立“隐秘角落”问题发现、派单处置、整改复核、回头检视的全流程工作模式，针对隐蔽性隐患整改不彻底、问题反复反弹等痛点，压实整改责任，杜绝形式化整治。第三，压实属地常态管护责任，立足基层一线管理优势，细化社区、网格、物业的日常管护职责，将城市“隐秘角落”环境管护、隐患排查、日常监督纳入常态化工作范畴，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辅助巡查，构建权责清晰、管控到位、常态长效的边界治理体系。

坚持数智与长效治理，筑牢城市安全稳定运行底线。其一，强化技术赋能。立足智慧城市建设整体布局，将“隐秘角落”安全风险纳入城市整体风险防控体系，有针对性在各类隐蔽薄弱区域布设智能传感、动态监测等基础设施，补齐数字化监管盲区短板，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提升隐蔽区域风险隐患的感知研判、分析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其二，完善平台统筹。系统整合各行业、各领域城市治理数据资源，破除部门信息壁垒，搭建一体化智慧治理工作平台，构建集风险预警、隐患排查、闭环整治于一体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城市“隐秘角落”各类风险隐患动态化管控、精准化处置。其三，夯实长效保障。优化城市治理资源配置结构，推动治理重心、财政资金、建设资源全面向城市边缘薄弱区域下沉，将城市“隐秘角落”品质提升、安全韧性建设纳入城市更新重点范畴，健全常态化巡查、动态复盘、常态管护工作机制，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稳步巩固治理成果，推动城市“隐秘角落”治理常态长效落地。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院长，首都安全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