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至人类社会各领域，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作为这一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性应用，触及研究范式、知识生产逻辑与学术生态的深层结构。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深刻把握二者“双向赋能、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自觉运用人工智能这一革命性力量，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全新动能；另一方面，以哲学社会科学引领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确保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

人工智能驱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变革

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都不仅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飞跃，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活跃、最具渗透性的“一般智力”形态之一，代表着生产力的质变性突破。这种跃升必将要求并推动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预设、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塑。

拓展认知疆域，重塑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特定学术共同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理论框架与方法规范，构成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深层基础。范式的转型往往先行于知识体系的重构，并为后者提供前提性条件。因此，剖析人工智能对研究范式的影响，是理解其赋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从哲学基础来看，人工智能重塑研究范式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在本体论范式上，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实在图景发生结构性变化，催生了新的、亟待认识的社会实在，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中的人类行为，而是扩展至人机交互、算法驱动、数据留痕等新型社会现象。在认识论范式上，人工智能通过引入数据驱动、模式识别、关联分析等新型认知方式，使知识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涌现”出来，挑战了“无理论不认知”的传统信条。在方法论范式上，人工智能极大拓展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谱系，计算社会科学、生成式社会模拟、自然语言处理、图学习模型等新型研究方法迅速兴起，与传统定性、定量方法形成互补与融合。

革新认知方式，变革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加工、形成系统化知识成果的创造性活动，其规模、速度与质量直接决定着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与更新能力。从历史演进来看，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采取个体化的“手工作坊”模式，学者凭借个人学养积累，通过文献研读、田野调查等方式提出问题、形成观点并著书立说，知识传播依赖于期刊、著作与课堂，知识获取主要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呈现出周期长、门槛高、受众窄等特征。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推动知识生产向智能化、协同化、普惠性方向转型。在知识的提出环节，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问题发现与假设生成的能力，通过大规模文献挖掘、学术趋势分析和社会舆情监测，为研究者提供数据驱动的选题建议。在知识的传播环节，人工智能利用智能推荐系统、学术知识图谱与多语言互译工具，实现了知识的即时推送、精准匹配与无障碍传播。在知识的接受环节，人工智能通过提供智能摘要、知识问答、关联推荐、交互式学习等新型接受方式，使研究者能够快速把握知识脉络、精准定位核心观点，从而加速知识的内化、转化与新知识的再生。

重构学术生态，重建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人才及学术机构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与方法集合，在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着“指挥棒”与“风向标”的关键作用。学术评价体系设定何为“好研究”“真问题”“高水平成果”的判断标准，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研究者的选题方向、方法取向和价值追求，从而深刻影响着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与资源分配。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学术评价体系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智能算法可以对研究成果进行自动化的规范性检测、创新性评估和影响力测算，形成人机协同的评价模式。二是评价维度融合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智能分析，综合考量研究成果的学术创新性、社会影响力、文化传承力以及国际能见度等多个维度，为克服“以刊评文”“以数论质”的弊端提供了技术可能。三是评价过程动态化。通过实时追踪研究进展及阶段性成果，为研究者提供持续的优化建议；同时，评价数据可以累积形成学者的“学术成长档案”，为人才评价提供更加立体、长时段的过程支撑。

在人工智能赋能中实现知识体系跃升

人工智能在赋能创新发展、激发范式变革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例如，算法依赖可能导致研究主体性的弱化，智能生成内容的滥用可能侵蚀学术原创精神，技术门槛的差异可能加剧学术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因此，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必须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目标，确保赋能行稳致远、安全可控。从本质上来看，自主知识体系内在包含着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的建构标准。体系化是前提，没有体系化，知识便是零散杂陈的碎片，难以形成理论合力；学理化是核心，没有学理化，体系便是有形无神的空壳，难以具备思想深度；标识化是表征，没有标识化，学理化成果便难以在国内外学术场域中产生影响。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的条件下，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以智链接，实现更加系统协同的体系化，推动知识要素从零散分布走向有机融通。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必须在概念、范畴、命题、理论之间建立起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有机联系。在传统语境下，体系化建设主要依赖学者的个体耕耘与学术共同体的代际积累。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体系化，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整合、关联与演进方面的独特优势。在知识整合方面，要利用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对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以及中外学术资源进行大规模自动化聚合，消除信息孤岛，拓展体系化的广度。在知识关联方面，要借助知识图谱、语义网络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识别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推动知识要素从机械拼凑走向有机融通，提升体系化的深度。在知识演进方面，要依托动态学习与自适应能力，实时追踪全球学术前沿，持续更新知识图谱，增强体系化的活力。通过以智链接，不仅能够有效弥补传统体系化的固有不足，更能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零散分布到协同集成的根本转变。

以数挖掘，实现更加深刻透彻的学理化，推动理论建构从经验描述走向规律提炼。学理化是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规律、原理与范畴，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抽象力”。抽象力是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它依赖于研究者的理论直觉、思辨智慧与创造性综合。人工智能的引入并非替代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而是作为“认知伙伴”，在人机协同中拓展抽象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一是提升规律识别的敏锐性。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挖掘与模式识别能力从海量政策文本、社会数据与典型案例中自动提取高频语词、分析潜在关联，为研究者提供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使规律发现更加敏锐、更加系统。二是强化理论验证的严谨性。人工智能通过对比分析、异常检测与因果推断等技术，协助研究者验证理论假设、识别逻辑谬误、评估理论的适用范围与边界条件，提升学理化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避免出现以点概面式的经验主义错误。三是激发原创思维的创造性。人工智能可以基于已有知识进行类比推理与跨域迁移，启发研究者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命题，为理论创新提供原创洞见。

以算识别，实现更加鲜明有力的标识化，推动话语传播从被动输出走向主动引领。标识化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表征，核心任务是提炼和传播一批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原创性、识别度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人工智能的引入，将以其独特的运算优势超越传统的标识化模式，在识别、提炼、传播三个环节实现全面革新。在概念识别上实现主动发现。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文献数据库、典籍资源库、政策文本库、学术成果库，开展全域语义检索、关联聚类分析、脉络谱系梳理，高效挖掘“学术萌芽”，实现对标识性概念全覆盖、深层次、谱系化的智能识别。在概念提炼上实现精准凝练。人工智能通过逻辑推演、跨学科关联比对等技术，对识别出的思想元素进行归类整合、去芜存菁，让概念提炼更加学理化、规范化、体系化。在概念传播上实现精准触达。人工智能能够发挥智能转译、场景重构、精准推送等传播优势，对内实现学术概念向大众话语的通俗转化，对外进行多语种智能阐释和跨文化语境适配，提升中国学术思想的叙事能力与传播效能。

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引领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马克思曾深刻警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其设计、应用与后果必然承载着设计者与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与文化逻辑。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与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祉，反而可能加剧不平等、固化偏见，甚至威胁人类主体地位。因此，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绝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迷思，需要自主知识体系为其设定价值坐标、规划发展航道、筑牢安全屏障。

强化价值锚定，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涉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价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这一论断同样为审视和规划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生产的革命性力量，其研发决策、算法设计、数据应用乃至最终的社会影响，必然承载并传导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偏好。倘若缺乏主动、明确的价值引领，技术逻辑可能自发地滑向资本增殖、流量至上或效率唯一的单向维度，甚至可能固化偏见、加剧不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套知识体系所凝结的关于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与规律性认识，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这一价值内核应当贯穿人工智能从算法设计、数据训练到场景应用的全过程。它要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技术滥用带来的伦理失范；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助力。

深化伦理建构，为人工智能发展校准准则与边界。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难题，核心在于如何应对其模糊责任主体、挑战既有法律框架、冲击传统伦理观念的全新特性。从算法歧视的防范、数据隐私的保护，到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责界定、自主系统决策的追溯与问责，都已成为关涉社会正义、权利保障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刻伦理与法律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这为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社会规则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在这一领域进行前瞻性、体系化的理论供给与规范建构。通过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深度协同，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致力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可审查、可问责的具体伦理准则与技术标准。通过前瞻立法研究、参与标准制定，勾勒出清晰、坚实的治理“红线”，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从理念倡导落地为贯穿创新全过程的制度约束，为技术进步构筑兼顾活力与秩序、创新与安全的规则航道。

融入人文精神，为人工智能发展注入灵魂与温度。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应是赋能于人、服务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异化人。纯粹的技术理性无法自行回答关于价值、意义与美好生活的根本问题，甚至可能因过度追求效率、标准化与可控性而加剧社会的工具化倾向。因此，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也需要人文精神的深度介入与价值校准。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所蕴含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美好情感的珍视、对创造力的礼赞，是防止技术应用走向“冰冷”的温暖底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智慧融入人工智能发展，能够为其提供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至上的另一种文化基因与发展路径。总之，通过知识体系的人文滋养，能够引导人工智能成为丰富人类体验、激发创造潜能、促进文化繁荣的赋能者，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积极探索政府治理数智化新路径

从算力集群到算法迭代，从数据要素到智能应用，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数智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也是政府治理理念、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数智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必须顺应数智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

数智化是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加速器”。数智化显著提升政府信息处理能力与决策科学化水平，政府通过集成和分析海量数据，深入洞察经济趋势、公众健康状况等，制定更具前瞻性和精准度的政策；数智化实现行政许可事项“机审秒批”，推动政务服务从“人工跑件”到“数据验真”的质变跃升。

数智化是优化政务服务的“催化剂”。数智化使政务服务更加智慧便捷、公平普惠，优化政务服务的逻辑，在不改变政务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服务获取门槛、缩短响应周期、提升精准度，显著加速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过程优化，丰富了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

数智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数智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底座”与“引擎”，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第一推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一方面，提升信息透明度，有效打通数据要素运行堵点，便于企业及时了解相关政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构建数智化“一窗式”模式，有效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升政府办事效率，为企业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数智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调节器”。数智化有助于精准识别民意，实现民情汇聚、政策回应、服务落地的闭环治理，使政府更准确地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科学制定社会治理政策。同时，借助数智化平台促进治理过程公开透明，保障治理行为程序正当，从而形成实体公正、程序正当、全程留痕、社会共治的现代化法治范式。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面临的挑战

由于历史积累不足、创新生态不完善、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等各种原因，我国政府治理数智化面临技术、应用、制度和人才等四大维度的系统性挑战。

在技术上，“卡脖子”难题制约数智化发展。我国数智化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基础算法、EUV光刻机等300多项与数智产业相关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受制于人，底层技术突破缓慢，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底层技术逻辑面临国际标准重构风险，AI框架仍主要沿用国外框架，开源生态多建立在国外原生框架之上，国内机构和开发者严重依赖国外代码托管平台。

在应用上，数实融合程度偏低、深度不足，应用落地面临障碍。在AI应用方面，95%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最终未能成功投入生产环境，技术与具体行业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存在严重障碍。制造业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缺乏大量高质量、规范化的标注数据，人机协同的信任障碍也制约了AI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不透明、推理逻辑难以被理解和解释，关键领域“数据孤岛”现象普遍，跨部门壁垒限制数据整合。政务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全流程数据治理体系，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三重壁垒相互交织，形成“数据孤岛”“数据烟囱”，严重影响效率。

在制度上，数据基础制度规则建设滞后，安全监管框架不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已提出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但实施细则仍不完善，政务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权属模糊，导致“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困境；数据流通定价机制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和交易规则，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增加数据流通成本；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数据保护中的责任划分与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各部门往往因担心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等风险，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共享”数据；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妨碍决策透明度与可解释性；部分决策者数据素养不足，容易导致对技术输出的误读或过度依赖。

在人才上，复合型人才短缺，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不健全。数智化发展复合型人才供需失衡，呈现“高端稀缺、基层难转”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算法深度×工程落地×场景理解”的复合能力不足，跨学科知识融合困难，实践经验与产业需求脱节，高校课程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导致毕业生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涵盖数字身份管理、安全防护、权利意识、使用素养与创造力等多个维度的教育体系不完善，理论知识未能与实践需求同频对接，产教融合生态体系薄弱。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价值取向

治理数智化本质是治理，而非技术本身，技术的先进性只有体现在为人民可感知的便利、公平与尊严，才具有真正价值。若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精密的算法也可能成为形式主义的工具，再庞大的数据平台也可能沦为资源浪费的“数字盆景”。唯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原则，始终将人的需求、人的权利、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才能保证政府治理数智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党的全面领导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根本遵循。治理数智化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涉及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制度保障等根本性问题，直接关系执政合法性与国家长治久安。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重构治理逻辑，其政治属性决定必须锚定正确方向，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治理数智化系统的复杂性，要求跨域协同，防范技术异化风险，应对系统性安全挑战，只有依靠党的统筹力和党的战略定力才能做到。无数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才能避免陷入技术至上主义或碎片化治理的误区，确保治理数智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价值导向。治理数智化的核心目标不是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意味着治理数智化的设计、实施与评估必须以满足人民真实需求为出发点，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或数字指标。治理数智化如果脱离人民需求，过度追求平台数量、用户注册量等量化指标，导致开发大量可用性差、重复建设的系统，公众需反复下载App、填写相同信息，反而增加办事负担，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形式主义误区。技术理性必须服从价值理性，即算法设计、数据采集等环节需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前提，避免将人简化为“数据变量”而忽视其主体性。人民是治理数智化合法性的根基，治理数智化若仅由技术专家或行政系统单向推动，可能因脱离群众实际需求而丧失公信力。只有将人民参与嵌入治理全流程，才能确保治理行为获得广泛认同。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政府治理数智化成效的标准。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提升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实践检验，一要看成果共享的普惠性，是否体现为全民可及的公共服务优化，是否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否具有为特殊群体提供“数字反哺”的“数智温度”，是否避免了“数字鸿沟”扩大，是否设计了适老化界面、语音交互功能等，确保老年人、残障人士平等享受服务。二要看需求响应的精准性如何，是否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能否实现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是否精准识别“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坚守安全与伦理底线、破除形式主义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数据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权益的保障。治理数智化必须严格限制个人信息收集范围，通过数智化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防范隐私泄露风险；算法需嵌入公平性约束，在训练模型时主动纠偏历史数据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避免技术加剧社会分化。治理数智化要聚焦真实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而非追求技术炫酷，避免“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始终以人民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将群众体验纳入考核体系，确保治理数智化成效由人民“阅卷”。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路径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化数智技术全流程应用，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智化政务服务，以制度规则化、技术数智化、业务协同化、数据业务化、服务主动化为核心路径，系统性重构治理逻辑与技术应用，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的转型。

制度规则化，从技术驱动转向制度驱动。政府治理数智化需要以制度创新为根基，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避免陷入“重技术、轻规则”的误区。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提升感知预警、指挥决策、精准管理和即时响应能力。针对AI决策的法律效力、电子印章的法律地位、数据权属、共享规则、安全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加快立法进程，提供法律依据，明确权责边界，破解“找不到、要不来、管不住”的梗阻，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防范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风险，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技术数智化，深化人工智能与场景融合应用。人工智能是数智化转型的核心引擎，需聚焦安全可控与精准适配。安全稳妥有序推进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分类分级推进技术落地，防范“算法幻觉”风险；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攻克“卡脖子”难题，确保贴合业务逻辑与规范，筑牢安全可控底座，保障核心数据“不出域、可追溯”，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底线，保障数智化既安全又快捷。

业务协同化，构建整体智治生态。政府治理数智化需要突破“单点应用”局限，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系统性协同，推动以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为纽带，打通纵向管理层级与横向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完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强化数据“一表通”和公共应用支撑体系建设，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共享利用。建设统一智能中枢，整合分散的“城市大脑”“一网统管”等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共治，政府发挥政务中台功能，联动企业、社区、公众参与规则制定与系统优化，避免政府治理数智化沦为技术部门的“独角戏”。

数据业务化，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需从“资源沉淀”转向“业务赋能”，实现从“业务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的质变。深化数据源头治理，建立高频公共数据归集责任制，提升数据真实性与实时性；构建场景化数据链，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需求，打通跨部门数据流，将数据供给与业务闭环衔接；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激活数据在产业规划、风险预警等领域的主动治理价值。

服务主动化，以需求导向重塑治理逻辑。政府治理数智化需从“政府供给”转向“群众需求”驱动，探索构建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服务新模式。通过数据预测群众潜在需求，变被动响应为主动干预，实现精准化、普惠化、人性化；弥合“数字鸿沟”，针对老年人、残障群体保留线下服务通道，开发语音交互、亲属代办等功能，确保技术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聚焦高频刚需场景，优先在社保、医疗、企业服务等领域打造“一网通办”标杆应用，以“小切口”推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政府治理数智化的本质是以技术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本为归宿的系统性变革，避免陷入“重建设轻运营”“重技术轻制度”的误区，通过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实现政府治理从“效率提升”到“模式创新”的跃迁，最终让数智化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坚持以思想主动为先导

理论的先进，是最彻底的先进；思想的主动，是最大的主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就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再淬火、在认识上再提升、在行动上再校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回望党的百年历程，从延安整风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无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新征程上，越是任务艰巨、挑战严峻，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思想上清醒坚定，行动上才能坚决有力；思想上先人一步，行动上才能快人一拍。现实中，错误政绩观的种种表现，根子都在于思想的被动与懈怠。有的干部热衷于“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是因为思想上懒得深入琢磨，觉得“大家都这么干”，把“显绩”当“政绩”；有的干部搞“数字政绩”“虚假政绩”，是因为思想出了偏差，把个人升迁置于群众利益之上；有的干部习惯“新官不理旧账”，把前任定的规划束之高阁，自己另起炉灶搞“招牌项目”，是因为思想上缺乏“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把任期当“跳板”、把岗位当“秀场”；有的干部遇到矛盾绕着走、碰到困难往后退，“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干事”，是因为思想上缺钙、精神上萎靡，把“守摊子”当“保平安”、把“不作为”当“不出错”。这些现象，表面看是能力不足、作风不实，实际都是思想上出了问题。

思想上的“慢半拍”，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一步”。思想的被动，不仅会使个人陷入事务主义的泥潭，更会贻误事业发展良机，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特别是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问题上，如果思想处于被动状态，就容易随波逐流、盲目跟风，甚至被错误的评价导向所裹挟，最终偏离正确方向。可见，思想的被动是一切被动的总根源。思想的主动是一切工作主动的基础，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主动之后，工作的主动才是真正可靠的主动。克服被动局面，必须从激活思想主动入手。

理论学习是增强思想主动的根基所在。要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能上级推一推才动一动，不能检查时装装样子、过后丢脑后，而是要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不学理论，脑子就会空、眼光就会短、办法就会少。主动加强理论武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但不能止步于“读过了”“学完了”，更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想问题、对照工作找差距，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答案。

调查研究是养成思想主动的活水源头。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不是出了问题才去，也不是没有办法了才去，而是要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主动去调研，把功夫下在平常、把脚步迈在事前，才能思考清楚“树什么样的政绩”。调研之前，心里有本账：我想弄清什么？带着问题和疑惑；下基层之后，手里有杆秤：群众到底需要什么？带着思考和办法回来。情况摸透了、问题找准了，思想主动才有了根基、有了底气。

担当实干是检验思想主动的“试金石”。思想的主动，最终要体现到把握规律、引领实践上。主动不是盲动，更不是乱作为。真正的思想主动，是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能动创造。需要主动思考“靠什么树业绩”这一实践问题，既要盯着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关心的大事，拿出实招硬招解决难题；也要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小事，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件事。思想主动不是想了就完了，而是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闯劲、“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把认准的事情、对群众有利的事情持之以恒做下去。

思想主动，行动就主动；思想往前一小步，行动就能往前一大步。新征程上，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把思想的主动作为最大的主动，用思想的清醒带动行动的坚决，用正确的政绩观校准前进的方向，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实实在在、让群众信得过的过硬成绩。

重要言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选择。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让真抓实干成为正确政绩观最鲜明的实践标识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以实干为基、以落实为要，让真抓实干成为其最鲜明的实践标识。20世纪80至90年代，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东南沿海率先发展的历史机遇，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倡导和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锤炼了过硬作风、凝聚了实干力量、夯实了坚实基础。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理论蕴涵与实践伟力

主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以行动至上诠释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在厦门，习近平同志用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发现厦门农村发展比较薄弱，就主动要求分管农业，以心到、人到、措施到抓“三农”工作。在宁德，明确提出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面对闽东贫困现状，迎难而上，“三进下党”“四下基层”。在福州，针对机关工作作风弊病，要求坚决反对言行不一、大力倡导身体力行。倡导并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提出并推动“四个万家”工作法，着力解决交通、内涝、污染等民生问题。在省里，抓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长汀水土流失治理、“餐桌污染”治理等，以“行动至上”为抓手，把责任担当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福建各项事业取得突破性发展。

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只争朝夕的劲头对当务之急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做到不等、不靠、不拖。在厦门，主导成立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推动方案论证、编制审批、办公场所等问题及时解决，快速建好有宏观经济“千里眼”之称的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在宁德，要求多办应办实事、急事。面对闽东教育资金不足的局面，提出必须“真正把教育摆在先行官的位置”。在福州，要求干部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推动“一栋楼”办公，以“事不过夜”的要求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在省里，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工作专题调研，出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开启全省机关效能建设实践。面对发展紧急要务与民生急难愁盼，以马上就办高效破题，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以真抓实干把为民初心转化为可感可知的工作实效。

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制定蓝图规划，推动长远发展。在厦门，要求领导者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在宁德，提出摆脱贫困要“弱鸟先飞”，以“滴水穿石”精神久久为功。在福州，超前谋划，主持制定“3820”战略工程，提出“海上福州”规划和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远景等。在省里，率先启动“生态福建”建设，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谋划“数字福建”建设等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坚持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尊重规律，以科学谋划引领长远发展，用接续奋斗铸就历史功绩，推动福建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潮头。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宝贵经验启示

真抓实干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倡“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广泛听取专家学者意见，鼓励专家学者常态化参与党委、政府决策。始终做到先调研、论证后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贯穿治国理政全过程，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建立在深入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之上。这深刻启示我们，真抓实干必须尊重规律、实事求是，以扎实深入的调研、科学严谨的论证、经得起检验的决策为基础。

真抓实干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有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自觉，在艰难险阻面前豁得出、顶得上；更要有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面对歪风邪气敢于斗争、勇于亮剑。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坚决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亲自倡导并践行行动至上、马上就办等优良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这深刻启示我们，真抓实干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同一切不良作风和错误倾向作斗争，把责任扛在肩上、将落实进行到底。

真抓实干既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以马上就办的作风破解当务之急；又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以滴水穿石的韧劲锚定长期目标。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强调经济发展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对于事关民生、事关发展的当务之急，要马上就办，对于打基础、利长远的规划蓝图，要“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统筹近期与长远、当下与未来贯穿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实践中，要求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茬接着一茬干，积小胜为大成。这深刻启示我们：真抓实干必须正确处理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的关系，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抓当前、办实事、求实效；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一是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二是发挥考核评价体系的激励作用。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奖惩和选拔的重要依据，确保实干者得实惠、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三是推动监督与关怀协同发力。用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深化专项监督等方式抓早抓小，防止“为官不为”；以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等措施鼓励实干担当，保护“为官愿为”，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既要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又要永葆改革创新的锐气，勇于突破、善于变革。一是坚持以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打牢“实”的基础。深入基层察民情、听民声、摸实情，在调查研究中找准问题症结、把握发展规律；组织专家学者科学论证、充分验证，把群众的智慧汇聚成决策参考，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举措。二是坚持以深化改革与大胆探索激发“新”的动能。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在科技创新、要素配置、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在改革创新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注重先立后破，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赋能。三是坚持以制度约束与效能提升务求“干”的成效。以完善责任传导、督查督办、跟踪问效等制度安排健全抓落实长效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问题、目标、结果导向相统一，把成效体现在经济指标合理增长、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上。

正确处理好“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一是正确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对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迫切需求要马上就办，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人民期盼；对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人才培养等长远事业，要久久为功，甘于铺垫。二是正确把握当前与长远的发展逻辑。树立“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不因换届改弦、困难废弛，一任接着一任干，确保战略部署持续稳步推进。三是正确把握速度与质量的内在统一。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结构优化、绿色低碳，不搞“大干快上”的盲目扩张，在稳扎稳打中积小胜为大成。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十年前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进，哲学社会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回答好新的问题。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中国理论解释力、中国学术原创力、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以系统性专业性夯实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厦的基础，基础牢不牢，直接关系理论研究深不深、学术创新强不强、话语表达亮不亮。

强化系统布局，构建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学科体系不是简单的学科相加，而是相互支撑、彼此贯通的有机整体。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传播学等传统学科持续发展，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国家安全、区域国别研究等新兴领域加快布局，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明显增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问题。目前来看，一些学科之间仍有“隔墙”，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之间还没有充分“牵手”。推进学科体系建设，不能只看“有没有”，更要看“优不优”“强不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牵引，推动基础学科固本、优势学科提质、新兴学科培育、交叉学科融合，形成布局合理、主干清晰、枝叶繁茂、协同联动的学科格局。

突出专业支撑，提升服务实践的学科能力。哲学社会科学不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而是要观照现实、解释现实、引领现实。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国家治理、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能够走进实践、解释实践、推动实践。但从现实看，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有的研究问题意识不强，对重大现实问题回应不够及时；有的学科成果“自说自话”，服务决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能力还不够强。必须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锻造专业优势，提升解释能力，增强实践效能，真正使学科建设从“铺摊子”走向“上水平”，从“有体系”走向“强支撑”，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更加坚实。

以主体性原创性建强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筋骨和灵魂，决定着理论研究能不能站得住、立得稳、传得开。

坚持主体自觉，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基。主体性是学术体系建设的根本前提。没有学术主体性，就容易在别人的理论框架中解释中国；没有知识自主性，就难以真正讲清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背后的深层逻辑。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加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推进概念提炼、理论概括和学理阐释，学术主体意识明显增强。但也要看到，有的研究仍习惯于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实践，有的满足于把国外概念“翻译”过来、把中国材料“装填”进去，对中国实践自身蕴含的理论创造重视不够。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从本国实践和时代需要中生长出来。建强学术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两个结合”，把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转化为自主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真正夯实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根基。

突出原创引领，推出彰显中国智慧的理论成果。原创性是学术体系生命力所在。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做注脚，也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经验作一般描述，而是要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形成新的思想创造。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理论创造的时代气象更加鲜明。但一些研究还存在“有材料缺思想、有观点缺学理、有表达缺穿透力”的问题，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还不够深，对重大问题的原创性回答还不够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概念搬运、观点拼接和材料堆砌上，而是要从火热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炼新概念、建构新理论。面向未来，必须把原创性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推出更多有思想含量、学理深度、时代高度的理论成果，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更加原创”。

以标识性融通性优化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也是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再深刻的思想，如果缺少鲜明有力的表达，也难以有效传播；再丰富的实践，如果不能提炼为具有辨识度的话语，也难以形成广泛影响。

提炼标识性概念，增强中国话语辨识度。话语有没有力量，首先要看有没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范畴、自己的表达。十年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命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使中国实践背后的制度逻辑、价值逻辑、文明逻辑更加清晰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要立起来，话语就不能软；理论要走出去，表达就不能弱。但现实中，一些研究仍习惯于用外来概念解释中国实践。有的表达概念不少、术语很多，却缺少中国味道、中国立场、中国气象；有的对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较多，对其背后的理论标识提炼不够。话语体系建设不能做概念的“搬运工”，而要做思想的“提炼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文化中提炼原创概念、核心范畴和鲜明表述，把中国实践中最有生命力的经验概括出来，把中国制度中最有说服力的优势揭示出来，把中华文明中最有穿透力的价值表达出来，不断增强中国话语的辨识度和解释力。

推动融通传播，提升中国话语影响力。中国话语既要“立得住”，也要“传得开”。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交流、文明对话、对外传播中不断拓展表达空间，中国话语的国际能见度不断提升。但一些对外表达还存在“自说自话”“内外脱节”的问题，有的习惯于把国内文件语言直接转化为对外话语，有的重结论轻逻辑、重宣介轻互动，导致国外受众听得见却未必听得懂，听得懂却未必能认同。在国际传播中，既要坚持中国立场，又要尊重传播规律；既要讲我们想讲的，也要讲受众关心的。推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有效转化，把深刻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把宏大叙事落到具体故事，把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社会易理解、能共鸣的表达方式。只有让中国话语既有思想锋芒，又有传播温度，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让中国表达更加鲜明、更有力量。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特色就是优势和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地方发展要有一定速度，更要注重质量和效益，其中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很关键。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重要遵循。特色就是优势和潜力，意味着干部干好工作关键在于紧扣地区资源禀赋、彰显自身独特标识，以扬长避短夯实核心竞争力，以挖掘潜能激活内生动力，不断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气、注入持久动能。就此而言，特色就是优势和潜力，不仅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指引，也是新时代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导向，更是立足实际做好各项工作的方法论遵循。

任何区域、任何领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必须秉承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原则，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子。特色铸就优势，优势是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如果忽视特色、丢掉优势，盲目追求热点、扎堆上项目，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效益下滑、风险叠加等问题接踵而来。深刻认识优势、用足用好优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方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的粗放式增长、跟风式布局难以为继。推动地方发展突破重围、逆风翻盘，不能简单停留在“大水漫灌”式的笼统推进，而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通过找准特色、放大特色、做强特色，摆脱低层次重复、低水平内卷，构建起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特色蕴藏潜力，潜力是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支撑。从潜能到新动能的华丽转身不是简单的文字替换，而是一场以优势产业激活沉睡资源、调动群众活力、集聚发展要素的系统性重塑。事实证明，把特色做深、做透，就是实现以特色育动能、以潜力换实力最可靠的路径。在实践中，要善于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胜势，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深挖潜力绝非一时一地的短期选择，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领域的零敲碎打，需要内化为常抓不懈的发展思维和部署工作的政治自觉。规避无效竞争和资源浪费，从根本上消除特色彰显不足与发展同质困境之间的张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把特色变成优势和潜力，要求尊重规律、因地制宜，坚持真抓实干。特色是地区发展的优势依托和潜力源泉，但特色不会自发转化为优势、自动形塑为潜力。能不能以区域特色为支点撬动地方产业发展，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地方发展节奏、真正做到踔厉笃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热衷于搞“短平快”显绩、造“盆景式”亮点，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追热点，这种因心急而忽视自身特色、一哄而上的做法，归根到底是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面对错综复杂的工作局面，必须摒弃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的思维定式，在保证地区优势继续巩固加强的基础上，精准补强发展短板，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科学理念，推动薄弱环节由发展洼地蝶变为竞争高地。当然，将特色转变为优势和潜力不能坐而论道，要以实打实的干劲儿起而行之，把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发展成果。实际上，无论是以空间功能重塑来提升地区发展环境的综合效益，还是以地区历史文化资源赋能特色产业迭代升级，抑或是以科创区位优势擦亮区域数字经济的鲜明标识，其内在逻辑都是立足自身特色禀赋、在实干中摸索经验和做法。在科技变革加速演进的新阶段，要深刻认识到区域特色这一“关键变量”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增量”，只有把功夫放在因地制宜找路子、把精力放在精准施策求实效上，才能塑造起“一域一特色、一地一优势、一级一担当”的稳步前进局面。

优势与潜力的发现和形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身处基层一线，最懂本地优势、最知发展潜力、最有创造智慧。就此而言，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基层创造、总结鲜活经验，才能凝聚起共谋特色发展、共促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将本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特色发展扎根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基础、功能定位、矛盾问题各有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照抄照搬没有出路，脱离实际必走弯路。只有深入群众开展一线调研，才能摸清资源家底、认清优势所在，进而在精准定位中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对症之药。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结构转型、业态重构等诸多挑战，单一的行政思维难以破解发展瓶颈。践行群众路线，既能有效统筹各方利益、凝聚社会共识，又能减少同质化跟风、盲目照抄照搬等偏差，让特色发展之路更接地气、更可持续。除此之外，还要清醒认识到，优势与潜力的发现和形成是一个持之以恒、持续进阶的推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无论是以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去挖掘特色，还是以群众路线的根本立场去突出特色，都需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保驾护航。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做到以特色强优势、以优势挖潜力、以潜力促发展。

北非地区的古罗马文明记录者

提帕萨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城遗址，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西郊70公里处，此处先后留下了腓尼基、布匿、罗马、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不同时期的文明遗存。公元前146年罗马攻灭迦太基，此后逐步经略北非西部，公元前33年提帕萨正式归入罗马版图，至公元439年为汪达尔人占据，罗马在此经营470余年。这里逐步发展为罗马在北非西部重要滨海商贸重镇与军事驿站，也是地中海西岸重要的近海转运港口。1982年，提帕萨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遗址中，还有一座与提帕萨古城共同承载古罗马文明的博物馆——提帕萨博物馆。

与遗址共生的博物馆

提帕萨博物馆建于1955年，不同于许多以城市收藏为主的综合性博物馆，它是一座典型的遗址博物馆。提帕萨博物馆的建成，不仅为提帕萨遗址大量出土的文物提供集中保存与系统展示的场所，更是为了服务于这片文明遗址的长期保护、学术研究和历史传播。提帕萨博物馆作为提帕萨遗址保护体系和展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形态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为遗址而建”的理念。它体量不大，却布局精巧，坐落在俯瞰港口的广场上，位于古城主轴和古城中心区域，与周边遗址空间彼此呼应。馆舍由2个展厅和1个庭院组成，参观者穿过庭院进入主展厅，仿佛完成了一次从现实空间进入古代文明现场的转换。这种建造与展示方式，并不追求宏伟壮观，而更强调与遗址环境的协调统一，使博物馆成为遗址景观的一部分，也使遗址的历史叙事能够自然延伸到室内空间之中。

文物的原生历史根基

提帕萨遗址位于地中海海滨，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古罗马遗址之一。其原是古迦太基人的贸易港，在古罗马统治下，提帕萨作为海上停靠站和贸易枢纽发挥着重要作用，后又成为征服毛里塔尼亚王国的战略基地。提帕萨遗址是由三处遗址组成的系列遗址群，其中两处考古公园位于现今的城市中心，还有一处毛里塔尼亚皇家陵墓坐落于提帕萨城南郊的台地之上。提帕萨遗址是研究本土文明与不同殖民浪潮之间交流关系的重要地点。

提帕萨遗址曾一度因为自然环境恶劣又缺乏人为保护而濒临毁灭。17世纪，法国探险家杜兰德对该遗址的记录引发了欧洲关注。20世纪，多国团队又对剧院等建筑开展了系统发掘与修复。这不仅挽救了遗址，更为提帕萨博物馆提供了大量可供展示的文物。在被纳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之后，随着国际保护力量和相关保护计划的推进，提帕萨遗址的濒危困境得以逐步缓解、保护状况持续改善，也为博物馆的长期运营与研究奠定了稳定基础，现已成为阿尔及利亚的著名旅游胜地。

提帕萨考古公园与墓葬都展现出古罗马文明的鲜明特色。遗址中挖掘出的历史文物能够体现文明的历史演进，众多墓葬反映出各式各样的埋葬方式和埋葬习俗，展现了早期多元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如毛里塔尼亚皇家陵墓的外形就充分体现出文化的交流，其外形融合了当地山地台地建筑传统与阶梯状锥形墓葬形式。这些遗址遗存与馆内文物相互印证，使古罗马时期的宗教仪式、丧葬传统、公共生活不再停留于建筑残迹，而是通过博物馆的藏品与阐释，变得可感、可读。

对话古罗马文明的空间

提帕萨博物馆收藏着众多从提帕萨遗址中发掘出来的雕像、石棺、日用器皿和工艺品，还有刻写文书的材料及其他历史文件。露天遗址能够保存下来的，往往是城墙、柱础、道路、剧场、浴场等建筑遗迹，真正能够细致呈现古人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宗教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更多依赖于遗址中出土的可移动文物。提帕萨博物馆的独特价值，恰恰就在于此。它保存着的大量来自遗址区的雕像、石棺、陶器、玻璃器、钱币、金饰、墓葬铭文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器物，其中既有布匿时期的遗存，也有古罗马时期和基督教时期的器物。它们以细节丰富、材质多样、信息密集的方式，为研究者和参观者补足了露天遗址所无法完整表达的历史内容。

如果说提帕萨遗址保存的是古代城市的“空间骨架”，那么提帕萨博物馆保存的则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肉”。遗址告诉人们，这里曾有一座城；博物馆则进一步告诉人们，这座城中的人如何生活、信仰什么、使用何种器物、拥有怎样的审美与丧葬观念。此外，提帕萨遗址展现出了古罗马文明的城市建设能力，博物馆则解释了古罗马文明的日常生活、宗教仪式与地方社会活动。在提帕萨遗址与博物馆的这种空间遗存与实物证据的结合中，提帕萨的历史才真正变得立体而可感。但总的来看，提帕萨博物馆作为文物陈列的场所，更具文化功能。除文物保存、研究和展示之外，其作为传播提帕萨与本区域历史信息的重要窗口，在遗址保护、建设协调、文化活动组织等方面也发挥着独特作用。提帕萨博物馆将原本静止的考古遗存转化为可阅读、可理解、可传播的历史叙事，从而使古城遗址不再只是沉默的断壁残垣，而成为能够持续与今天对话的文化空间。

提帕萨博物馆与遗址共同承载着古罗马文明在北非传播、多元融合的历史记忆。这里所记录的，不只是罗马帝国城市建设的宏伟景观，也包括布匿传统的延续、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拜占庭因素的叠加，以及地方社会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与转化。它们共同证明，古罗马文明并不是单线条扩张的结果，而是在不同文明的接触、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区域性面貌的复杂历史过程。提帕萨博物馆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以实物为证，使这种复杂过程获得了清晰可见的形态。

当人们漫步于提帕萨遗址，在剧场、教堂、陵墓和海边残垣之间感受2000多年的时光沉淀，再走进提帕萨博物馆观看那些出土文物时，就会更加深切地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下来，更在于被解释出来。提帕萨博物馆所做的，正是把散落于土地之中的历史碎片重新拼接起来，让古罗马文明及其在北非地区留下的深刻印记，得以被后世准确识读、持续记忆，并不断转化为世界文化交流中的共同财富，也使这片古老遗址在当代仍焕发着跨越国界的文化生命力。正是在这座小巧而精良的遗址博物馆中，提帕萨古城跨越世纪的文明回声，得以被世界重新听见。

“山水含清晖”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从“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山中云日、江南春景皆能唤醒人的眷恋。这种“精神化”“情感化”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南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是推动中华山水精神化、经典化的关键文献。

《昭明文选》收录先秦至南梁130余位作家、700余篇作品，时间跨度达800余年，为特定的山水意象确立了经典内涵。如宋玉《高唐赋》中“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描写，本带有浓厚的区域特质与宗教神秘色彩。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此类叙事多被视为志怪或寓言，并未成为普遍通行的抒情母题。但这一意象的文学命运在被收录之后发生了根本转折——《昭明文选》将其归入“赋”体“情”类，并以“高唐”“神女”为题，明确了抒情文学定位。这意味着编者将原本属于地方性、仪式性的文本，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文学命题。在唐代，“巫山”“云雨”“楚雨”等被诗人一再吟咏，已成为寄寓爱情、邂逅与怅惘心绪的经典象征。

在赋体“游览”类下，列有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这是入选的唯一一篇山岳题材赋作。孙绰此篇“遥为之赋”的神思之作，萧统将其置于“游览”门下，便赋予其“真实可游”的意义。唐代以降，天台山逐渐成为与高僧、隐士、仙道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文化名山的地位不断攀升，其轨迹正与《昭明文选》的传播流布同步。正如清代学者齐周华在《台岳天台山游记》中所言：“‘台岳’之名，始于晋孙兴公之赋，曰：‘嗟台岳之所奇挺。’”天台山文化声名的起点，正是《昭明文选》所选的孙绰之赋。

从大众认知普及的角度来看，《昭明文选》广泛被学界讨论的“以赋为尊”“门类归序”等文体分层分类编排，客观上为普通读者认识山川江河提供了极大便利。其中的38类文体，以“赋”为大宗，“京都”“郊祀”“畋猎”“江海”等赋类的大量作品集中描写特定地域的山川地貌，正是对我国全域山川形胜的一次集中赋形。所选赋作不仅描绘山河、都城的地理方位与形态，更详述其物产、生态、气候与人文活动，将先秦以来的山川地理知识转化为极具感染力的文学图景，强化了人们对山川江河的系统认知。如张衡《南都赋》中“陪京之南，居汉之阳”的描述，点明了南阳的地理坐标；再详述“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勾勒出山脉屏障；再写“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展现水系脉络，将地理知识与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间信仰融为一体。博物式的书写风格，极大地扩充了读者的认知维度，使五湖四海不再是抽象的地理泛称，而是由无数具体山岳、河流、湖泊、物产与人文活动构成的生动世界。

在“赋”类之下，细分为“京都”“郊祀”“畋猎”“游览”等子类；在“诗”类中，亦有“公宴”“祖饯”“游览”“行旅”等类别。这些门类分别，将山川江河编织进一个功能与情感交织的意义网络。“祖饯”类如曹植《送应氏》“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行旅”类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栈石星饭，结荷水宿”，皆将旅途中的山水与离愁、孤寂、思念等情感绑定，使后世读者得以跨越时空，与历代文人共享对同一片山水的凝视与感怀。

熟读《昭明文选》是唐代文人的必修课，唐前山水意象被诗人反复凝视和强化，使其中的篇章表达深度影响文人思维与表达的基本框架，最终内化为“语感”与“修辞本能”，并深度嵌入日常语用系统。所收录的山水相关篇章，其典范句式和表达被后世文人提炼出来成为通用语词。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中有“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之句，被收入“诗”下的“游览”类。书中将此诗与其他游览之作并置，使“清晖”逐渐脱离具体诗句，成为山水审美中“明净”“高远”“脱俗”的精神代称。唐人言山水之美，常以“清晖”点染，我们随意找出几例，如“暝色生前浦，清晖发近山”，“山水清晖远，俱怜一逐臣”，“故人赠我我不违，着令山水含清晖”，“华亭入翠微，秋日乱清晖”，等等，皆可见其确立的意象范式之深远影响。

再如，《昭明文选》中“公宴”“祖饯”类诗作，曹植《公宴》诗中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皆将山水景物与宴饮、送别等社交活动紧密结合。这种书写方式被唐代士人广泛接受，并通过类书、诗格等工具性文献加以系统化。《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唐人类书，专设“山”“水”“宴”“送别”等门类，摘录《昭明文选》中的名句作为写作范本，将其中的山水意象提炼为可即查即用的语用模块，进一步加速了山水意象融入日常语境的进程。其中关于山水的书写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后人感受山水、认知自然世界的基本精神框架，使千年文脉在山水间生生不息。

《昭明文选》以文本筛选、文体分类和传播渗透，使原本流动、多义、偶见的山水意象，逐步凝练、沉淀为内涵稳定的文化符号系统。在这种层层递进的筛选与传播中，中国的山川江河真正从地理实体升华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精神符号。从民族心理构成来看，这是在“地理分裂”但“文化求同”背景下的一次自觉文化整合，它不仅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更是一次试图弥合自然屏障的“精神还乡”工程。编者通过对前代诗文的系统取舍，在南北文化融合的关口，对祖国山川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精神重塑”，让山水与家国、文明、乡愁紧密相连。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顺势而为 科学治水

中国古代治水，代有贤哲。沈括（1031—1095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不仅在《梦溪笔谈》中专篇记述北宋灌溉水利之精要，更亲身主持多项重大治水工程，以务实态度与科学方法兴利除患，成为北宋科学治水的典范。

顺势而治

至和元年（1054年），23岁的沈括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主簿，统管全县大小事务。面对沭阳县沭水连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治水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沈括没有沿袭前人做法，而是对沭水进行实地调查测量、认真分析，找出了造成洪水泛滥的原因，并据此制定治水的施工方案。通过勘测和规划，采取“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的做法，成功治理了沭水，自此之后，“沭水遂安，不复为患”。沈括在治水的同时“得上田七千顷”，极大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拓宽了当地耕地的面积，造福了当地百姓。

嘉祐六年（1061年），芜湖地区的秦家圩因洪水溃决，致使周边千顷良田常年受涝。在江南东路转运使张颙的举荐下，沈括协助时任宁国县令的兄长沈披参与万春圩（原秦家圩）的重修工程。这项工程规模浩大，通过挖掘沼泽，疏浚水道，焚烧芜秽的草木，征调民工筑起连绵万里的堤岸，将洼地围成了蓄水的陂塘。工程竣工后，宋仁宗赐名“万春圩”，沈括也被提任为陈州宛丘县令。万春圩工程作为北宋水利建设的典范，被辑入沈括撰写的《圩田五说》等书籍，总结了圩田建设的技术要点和管理经验。

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受命主持汴河疏浚工程。汴河作为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重要漕运通道，因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严重，“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站在汴河大堤上向下眺望，两岸百姓的屋舍民居，仿佛坐落在幽深山谷之中。沈括创造性地采用分段测量法，“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使用多种工具进行测量，力求精确测出汴河每段河道的水平落差，并提出了三项治理策略：截断黄河水源，改引洛水，减少泥沙输入；定期疏浚河道；利用洪水淤田，变害为利。历时数年施工，汴河积水得以宣泄，船只通行无阻，有效保障了北宋京师漕运安全和经济命脉畅通，稳定了京师的水上交通。

开水文观测之先

沈括在水利领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水利工程建设，更在于他开创了一套科学的水文观测方法。在治理汴河的过程中，他发明了分段筑堰、逐段测量的方法。通过设计在河道分段筑设多级台阶形堰坝，逐级引水测平，累计高差，可以精确测量各河段的水位落差和流速变化。这种分段测量法比西方同类技术早了几个世纪，体现了沈括在水文测量方面的超前思维。

在水位观测方面，沈括改进了传统的标尺测量法，使水位记录更加精确。他特别关注水位变化的周期性规律，认为“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强调通过长期观测掌握水文规律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证的科学态度，突破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阴阳五行学说的束缚。

在流速测量方面，沈括综合运用了多种方法。通过观察水面漂浮物运动估算表面流速；通过观察水面漂浮物、结合水势变化判断流速快慢；利用水质浊度变化推测水流强弱。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展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多参数综合分析的思路，为后世流速测量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明代潘季驯治理黄河提供了参考。

在地下水研究方面，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多处泉水动态变化的现象，并试图解释其成因。他注意到某些地区井水水位会随季节变化，并进一步提出这一现象与地下水补给、地质构造有关的假设。虽受时代局限，其设想未能进一步深入，但这种将地表水与地下水联系起来的整体水文观念，在当时极为超前。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沈括将天文观测的精密方法引入水文测量，改进了浑仪、浮漏和圭表等传统天文学观测仪器，这些技术后来也被应用于水利工程测量。

水利技术创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水利技术大国。到沈括生活的北宋时期，已经发展出了极为丰富的水利技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水转翻车、水碓、水磨等水利机械的原理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记载。

在水轮技术上，沈括比较了立轮和卧轮两种水车的优劣，指出立轮式水车更适合水流湍急的地区，而卧轮式则适用于平缓河流。他还记载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高转筒车”，这种能将水提升到更高处的大型机械，极大地提升了灌溉能力，代表了北宋时期水力机械的最高水平。

在圩田建设上，沈括在万春圩工程中创立了一套科学的施工管理方案。他继续沿用北宋早期拨银雇请受灾饥民，倾力修筑水利设施的方法，即“以工代赈”法。此举既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又保证了工程劳动力的供应，可谓一举两得。在工程规划上，他强调进行全面地形勘测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实地调查的决策方式，与现代工程管理原则高度一致。

在河道治理上，沈括不赞成违背自然规律的治水方法，主张治理水患应因势利导，尽量维护河流自然形态。在对汴河的治理中，沈括不仅关注河道疏浚，还综合考虑水源调控、泥沙利用等多重因素，体现了系统治理的理念。

在工程建设上，沈括特别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多起因设计不当或施工草率而导致的水利工程失误。《梦溪笔谈》通篇皆秉持着顺应水流本然性情，依托地势顺势施治，先行勘测研判再动工兴修，审度情势趋利避害、巧避水势锋芒的理念，强调水利工程必须尊重客观自然规律，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鲜明特色

提问：李毅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请问，如何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

解读：田利辉 南开大学终身英才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积极探索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系统提出“八个坚持”，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核心要义。这“八个坚持”既是对新时代金融工作规律的科学总结，更是体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所在。这种鲜明特色，从政治逻辑、价值取向、服务宗旨、风险观念、创新路径、改革方向、开放安全、工作方法来看，是系统性、全方位的。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金融发展的重大成就，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有效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金融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出多项金融监管领域改革举措，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促进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在应对房地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重大挑战中，党中央统一部署、果断出手，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根本的制度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天地之大，黎元为本。”我们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衡量金融工作成效的标尺，致力于增强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心，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等群体能够获得平等、便捷、可负担的金融服务。目前，全国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覆盖率超过99%，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超过96%，建成了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服务人数最多的普惠金融体系。同时，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具体实践。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出台《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电信诈骗、违规收费等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让金融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的天职。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在信贷投向上，我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实体领域的支持，货币政策灵活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截至2025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已超过530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投向实体经济领域。资本市场建设强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挥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支持创新的作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相继设立，注册制改革全面落地，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升。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从根本上防止了脱实向虚的错误趋势。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做好风险防控，增强金融体系韧性。金融既有管理和分散风险的功能，又自带风险基因。我国金融体量和复杂程度今非昔比，风险的系统性关联性大大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要求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系统观念、标本兼治，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保持财政金融稳健运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房地产领域，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因城施策、精准调控，有效抑制了泡沫化倾向，通过“白名单”机制保障合理融资需求。同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为风险处置提供了制度化资金支持。

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使金融活动安全有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金融交易涉及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信息不对称特征，对信用的要求非常高，必须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创新发展必须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在推动金融科技、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对P2P网贷、虚拟货币交易等乱象果断治理，对非法金融活动严厉打击。先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形成覆盖各类金融活动的法律规则体系。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成为银行贷款定价基准。汇率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新一代数字人民币管理体系于2026年正式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市场与法治并重，创新必须在规则内进行，这一原则有力保障了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

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金融体系结构性问题、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合理健康的金融结构是金融持续健康发展并有效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前提。我国金融体系虽然具有国有金融机构占主体的重要特征和优势，但也存在间接融资和债权融资比重偏高、金融服务普惠性不足等问题。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统筹运用政策性金融、贴息奖补、融资担保等政策工具，支持和撬动更多资金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多层次股权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同时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作用，强化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功能，努力促进经济和金融共生共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主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理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关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金融对外开放。金融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历史和当今的金融强国，都具有高度开放的特征。新时代以来，我国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金融业准入方面，大幅放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外资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多项限制，外资机构在华经营环境持续优化。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上，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跨境融资实施宏观审慎调节，有效抑制短期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做到放得开、管得住。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持续提升，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对外开放是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有序开放，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切实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这既是对本国负责，也是对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负责。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要求金融工作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金融稳，经济才能稳，市场才能稳，人心才能稳。金融运行稳定，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金融工作是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为，争取最好结果。同时，通过积极进取，把该立的抓紧立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宏观调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坚持试点先行、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如数字人民币采取“4+1”试点模式、注册制改革从科创板试点起步再到全市场推开，做到蹄疾步稳。风险处置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房地产金融政策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首付比例、贷款利率等，因城施策、精准调控，既遏制了投机炒作，又保障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深刻体现了中国金融治理的辩证思维和战略定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争取在“稳”与“进”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实现新的跃升。

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

高质量发展植根于经营主体活力，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进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坚持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抓手，努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营商环境品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动力。

优化制度政策供给，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打造市场化营商环境，需要紧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核心，以良好有序的制度环境保障市场活力充分释放，以精准有为的政府履职护航经营主体发展，让市场“无形之手”高效配置资源、政府“有形之手”规范引导赋能，实现二者有机统一、相得益彰。坚持把制度创新与政策赋能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一招”。在制度层面创新突破，梯次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推出创新性、引领性制度举措，促进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政策供给上精准发力，面对市场需求不足、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挑战，聚焦煤炭、精细化工、房地产等重点行业及规上工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经营主体，系统出台支持政策，有效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深化政务流程再造，打造极简便捷高效服务体系。政务服务是营商环境最直观的“第一窗口”，既检验政府治理的精度与温度，更直接决定企业和群众获得感的“体感指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把政务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紧盯办事的堵点、难点、痛点，以流程再造破除“隐形门槛”、以效能革命压缩“隐性时间”，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跃升，真正为经营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着力在转变服务观念、改进服务方式上下功夫，全方位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推出精简扁平的服务流程，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推行“综合一窗”受理，实现“进一扇门、办所有事”；首创不动产交易、登记、纳税“税费同缴”，让企业省下时间跑市场、谋发展。提供多元多样的优质服务，创建“暖城暖企服务平台”，开通“我对营商环境有话说”通道，公开招募“营商环境体验官”，以“实景式”“暗访式”“沉浸式”体验倒逼服务升级，实现服务模式从“供给思维”到“需求思维”的根本性转变。

筑牢法治保障根基，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发展环境。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求各级政府坚持将法治理念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科学决策、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实施公正高效监管，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全力营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行为和各类经济活动。在立法保障上，颁布实施政务服务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遵循。在司法服务上，优化诉讼服务体系，推行“一次受理、一窗通办”与快速审执模式。在政务诚信上，坚守契约精神、恪守政府信用，实现拖欠企业账款动态清零，全国地级市信用监测排名逐年提升。在行政执法上，秉持包容审慎监管理念，建立涉企行政执法案件经济影响评估机制，出台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减负措施，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凝聚政企同心共促发展合力。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概括新型政商关系为“亲”“清”二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光明磊落同企业交往，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需要把握好“亲”与“清”的辩证统一，既要杜绝“亲而不清”的利益羁绊，做到不越位、不添乱；更要防止“清而不亲”的为官不为。把企业的急难愁盼当作政府的“心头大事”，主动靠前解难题、精准服务办实事，以真诚服务传递政府温度、赢得企业信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切实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实行重大项目市领导包联和联审联批机制，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深入推进“我为企业找订单”，创新推出“暖商保”，惠及个体工商户。坚持“新官要理旧账、现官不留坏账”，分领域召开创业暖城畅谈早餐会和企业座谈会，协调解决涉企问题，切实做到企有所呼、我有所应，助力企业轻装上阵、顺心发展。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创新生态是系统性的有机整体，涵盖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机制等多个维度，其核心在于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一流创新生态不仅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更是营商环境竞争力的核心体现。深入践行创新发展理念，把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作为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抓手。推出科技、人才专项支持政策，建立财政科技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带动全社会R&D经费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建成地方与高校院所共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投用一线城市及重点区域人才科创飞地，规划建设科创谷等创新园区，连续多年位列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市长）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至人类社会各领域，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作为这一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超越了简单的工具性应用，触及研究范式、知识生产逻辑与学术生态的深层结构。这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深刻把握二者“双向赋能、相互塑造”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自觉运用人工智能这一革命性力量，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全新动能；另一方面，以哲学社会科学引领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确保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

人工智能驱动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变革

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都不仅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飞跃，更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工智能作为当代最活跃、最具渗透性的“一般智力”形态之一，代表着生产力的质变性突破。这种跃升必将要求并推动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预设、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塑。

拓展认知疆域，重塑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特定学术共同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理论框架与方法规范，构成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的深层基础。范式的转型往往先行于知识体系的重构，并为后者提供前提性条件。因此，剖析人工智能对研究范式的影响，是理解其赋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从哲学基础来看，人工智能重塑研究范式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在本体论范式上，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实在图景发生结构性变化，催生了新的、亟待认识的社会实在，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中的人类行为，而是扩展至人机交互、算法驱动、数据留痕等新型社会现象。在认识论范式上，人工智能通过引入数据驱动、模式识别、关联分析等新型认知方式，使知识可以从海量数据中“涌现”出来，挑战了“无理论不认知”的传统信条。在方法论范式上，人工智能极大拓展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谱系，计算社会科学、生成式社会模拟、自然语言处理、图学习模型等新型研究方法迅速兴起，与传统定性、定量方法形成互补与融合。

革新认知方式，变革知识生产。知识生产是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加工、形成系统化知识成果的创造性活动，其规模、速度与质量直接决定着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与更新能力。从历史演进来看，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采取个体化的“手工作坊”模式，学者凭借个人学养积累，通过文献研读、田野调查等方式提出问题、形成观点并著书立说，知识传播依赖于期刊、著作与课堂，知识获取主要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呈现出周期长、门槛高、受众窄等特征。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推动知识生产向智能化、协同化、普惠性方向转型。在知识的提出环节，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问题发现与假设生成的能力，通过大规模文献挖掘、学术趋势分析和社会舆情监测，为研究者提供数据驱动的选题建议。在知识的传播环节，人工智能利用智能推荐系统、学术知识图谱与多语言互译工具，实现了知识的即时推送、精准匹配与无障碍传播。在知识的接受环节，人工智能通过提供智能摘要、知识问答、关联推荐、交互式学习等新型接受方式，使研究者能够快速把握知识脉络、精准定位核心观点，从而加速知识的内化、转化与新知识的再生。

重构学术生态，重建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体系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人才及学术机构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与方法集合，在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着“指挥棒”与“风向标”的关键作用。学术评价体系设定何为“好研究”“真问题”“高水平成果”的判断标准，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研究者的选题方向、方法取向和价值追求，从而深刻影响着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与资源分配。在人工智能赋能下，学术评价体系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智能算法可以对研究成果进行自动化的规范性检测、创新性评估和影响力测算，形成人机协同的评价模式。二是评价维度融合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智能分析，综合考量研究成果的学术创新性、社会影响力、文化传承力以及国际能见度等多个维度，为克服“以刊评文”“以数论质”的弊端提供了技术可能。三是评价过程动态化。通过实时追踪研究进展及阶段性成果，为研究者提供持续的优化建议；同时，评价数据可以累积形成学者的“学术成长档案”，为人才评价提供更加立体、长时段的过程支撑。

在人工智能赋能中实现知识体系跃升

人工智能在赋能创新发展、激发范式变革的同时，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例如，算法依赖可能导致研究主体性的弱化，智能生成内容的滥用可能侵蚀学术原创精神，技术门槛的差异可能加剧学术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因此，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必须服务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目标，确保赋能行稳致远、安全可控。从本质上来看，自主知识体系内在包含着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的建构标准。体系化是前提，没有体系化，知识便是零散杂陈的碎片，难以形成理论合力；学理化是核心，没有学理化，体系便是有形无神的空壳，难以具备思想深度；标识化是表征，没有标识化，学理化成果便难以在国内外学术场域中产生影响。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的条件下，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

以智链接，实现更加系统协同的体系化，推动知识要素从零散分布走向有机融通。一个成熟的知识体系，必须在概念、范畴、命题、理论之间建立起层次分明、相互支撑的有机联系。在传统语境下，体系化建设主要依赖学者的个体耕耘与学术共同体的代际积累。在人工智能条件下，要实现更高层次的体系化，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整合、关联与演进方面的独特优势。在知识整合方面，要利用多模态数据处理能力，对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以及中外学术资源进行大规模自动化聚合，消除信息孤岛，拓展体系化的广度。在知识关联方面，要借助知识图谱、语义网络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动识别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推动知识要素从机械拼凑走向有机融通，提升体系化的深度。在知识演进方面，要依托动态学习与自适应能力，实时追踪全球学术前沿，持续更新知识图谱，增强体系化的活力。通过以智链接，不仅能够有效弥补传统体系化的固有不足，更能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从零散分布到协同集成的根本转变。

以数挖掘，实现更加深刻透彻的学理化，推动理论建构从经验描述走向规律提炼。学理化是从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规律、原理与范畴，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抽象力”。抽象力是人类特有的认知能力，它依赖于研究者的理论直觉、思辨智慧与创造性综合。人工智能的引入并非替代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而是作为“认知伙伴”，在人机协同中拓展抽象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一是提升规律识别的敏锐性。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挖掘与模式识别能力从海量政策文本、社会数据与典型案例中自动提取高频语词、分析潜在关联，为研究者提供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使规律发现更加敏锐、更加系统。二是强化理论验证的严谨性。人工智能通过对比分析、异常检测与因果推断等技术，协助研究者验证理论假设、识别逻辑谬误、评估理论的适用范围与边界条件，提升学理化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避免出现以点概面式的经验主义错误。三是激发原创思维的创造性。人工智能可以基于已有知识进行类比推理与跨域迁移，启发研究者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命题，为理论创新提供原创洞见。

以算识别，实现更加鲜明有力的标识化，推动话语传播从被动输出走向主动引领。标识化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表征，核心任务是提炼和传播一批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原创性、识别度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人工智能的引入，将以其独特的运算优势超越传统的标识化模式，在识别、提炼、传播三个环节实现全面革新。在概念识别上实现主动发现。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文献数据库、典籍资源库、政策文本库、学术成果库，开展全域语义检索、关联聚类分析、脉络谱系梳理，高效挖掘“学术萌芽”，实现对标识性概念全覆盖、深层次、谱系化的智能识别。在概念提炼上实现精准凝练。人工智能通过逻辑推演、跨学科关联比对等技术，对识别出的思想元素进行归类整合、去芜存菁，让概念提炼更加学理化、规范化、体系化。在概念传播上实现精准触达。人工智能能够发挥智能转译、场景重构、精准推送等传播优势，对内实现学术概念向大众话语的通俗转化，对外进行多语种智能阐释和跨文化语境适配，提升中国学术思想的叙事能力与传播效能。

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引领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马克思曾深刻警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诞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其设计、应用与后果必然承载着设计者与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与文化逻辑。如果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与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祉，反而可能加剧不平等、固化偏见，甚至威胁人类主体地位。因此，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绝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迷思，需要自主知识体系为其设定价值坐标、规划发展航道、筑牢安全屏障。

强化价值锚定，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涉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重大价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这一论断同样为审视和规划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生产的革命性力量，其研发决策、算法设计、数据应用乃至最终的社会影响，必然承载并传导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偏好。倘若缺乏主动、明确的价值引领，技术逻辑可能自发地滑向资本增殖、流量至上或效率唯一的单向维度，甚至可能固化偏见、加剧不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套知识体系所凝结的关于社会公平、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理念与规律性认识，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这一价值内核应当贯穿人工智能从算法设计、数据训练到场景应用的全过程。它要求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技术进步的红利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制技术滥用带来的伦理失范；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助力。

深化伦理建构，为人工智能发展校准准则与边界。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难题，核心在于如何应对其模糊责任主体、挑战既有法律框架、冲击传统伦理观念的全新特性。从算法歧视的防范、数据隐私的保护，到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责界定、自主系统决策的追溯与问责，都已成为关涉社会正义、权利保障与全球治理秩序的深刻伦理与法律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这为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社会规则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在这一领域进行前瞻性、体系化的理论供给与规范建构。通过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深度协同，立足中国国情与实践，致力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操作、可审查、可问责的具体伦理准则与技术标准。通过前瞻立法研究、参与标准制定，勾勒出清晰、坚实的治理“红线”，将“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从理念倡导落地为贯穿创新全过程的制度约束，为技术进步构筑兼顾活力与秩序、创新与安全的规则航道。

融入人文精神，为人工智能发展注入灵魂与温度。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应是赋能于人、服务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异化人。纯粹的技术理性无法自行回答关于价值、意义与美好生活的根本问题，甚至可能因过度追求效率、标准化与可控性而加剧社会的工具化倾向。因此，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也需要人文精神的深度介入与价值校准。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人文科学所蕴含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美好情感的珍视、对创造力的礼赞，是防止技术应用走向“冰冷”的温暖底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智慧融入人工智能发展，能够为其提供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至上的另一种文化基因与发展路径。总之，通过知识体系的人文滋养，能够引导人工智能成为丰富人类体验、激发创造潜能、促进文化繁荣的赋能者，使其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围绕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承载平台，是衡量一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强保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率先建成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基础设施体系日益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发电装机、电网、5G网络等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南水北调、特高压电网等标志性重大工程，基础设施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网络布局持续优化、服务能力质量显著提升、综合效率明显提高、治理能力不断增强。

“十四五”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成果，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设施网络。截至2025年底，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突破90%，高铁营业里程突破5万公里，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2倍。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8.9亿千瓦，占世界比重为33%，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1.36亿千瓦/3.51亿千瓦时，与“十三五”末相比增长超过40倍，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了世界上最复杂的输变电工程，建成45条特高压输电通道，供电可靠率达99.9%。水库总库容超过1万亿立方米，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7499万公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有力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而且，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已成为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战略举措。

基础设施体系迫切需要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总的来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与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差距，急需进一步增强基础设施的适配性，强化战略支撑能力，优化可持续发展模式，推动基础设施体系由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安全、普惠、绿色和韧性等的内涵式发展。

从基础设施自身供需适配来看，依然存在资源错配与发展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基础设施分领域分区域的供给不足和超前建设同时存在，高品质需求和低品质供给存在错配。另一方面，各类基础设施自成体系，缺乏统筹平衡，相互之间替代备份、功能互补、协调发展、联通融合不到位，系统集成发展不足，降低了整体质量和效率。同时，治理能力仍显滞后，重建设轻管养、重硬件轻软件等问题仍然存在。基础设施数智化、绿色化发展转型仍不充分。

从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来看，区域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东中部相对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优化提升阶段，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及特殊类型地区设施规模依然不足，交通网、物流网、电网、燃气管网、移动通信网等仍有不少空白点。区际联通融合水平不高，城市群、都市圈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不充分，农村地区给排水、垃圾处理、污染防治设施等方面仍有不少历史欠账。

从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来看，网络布局与功能尚不足以精准适配生产力布局。部分基础设施运营模式过于传统，创新不足、效率不高，专业化服务和管理能力有待提升，未能充分发挥对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引领带动作用。基础设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存在短板，关键技术装备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科技研发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水平还需要加强。

从保障国家安全来看，战略韧性和平急转换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对重要海上通道影响力、控制力有待加强，“一带一路”重点方向陆路通道数量不足、能力不够。能源储备调峰能力仍有欠缺，保供压力依旧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尚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保障能力较弱。支撑城市应急保障能力提升的“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来看，发展模式和要素保障方面的短板较为明显。一方面，我国经济传统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短期内或能实现更高增速，但也会固化结构性矛盾，加重债务负担，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投融资模式创新不足，盈利机制尚不完善，部分领域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难度大、积极性不高。同时，用地、用海、用能、空域等资源要素保障难度和利用成本逐步提升，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

转变要实现“五个转向”。当前，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粗放式规模扩张路径已难以为继，必须找准发力方向，以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从追求网络覆盖的物理叠加转向注重价值创造的系统集成，从侧重建设投入的“一次性工程”转向涵盖全生命周期的“永续性资产”。需深度挖掘质量、效率、效益、协同、绿色、安全、韧性等多元发展内涵，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大而全”迈向“强而优”，以基础设施体系的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是从网络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优先。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也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需要在进一步精准补齐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新建设施的质量效益和更好发挥存量设施的作用，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

二是从注重全面发力转向分区域精准提升。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度转型期，不同区域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具有较大差别，主体功能区之间、城市群之间、城乡之间等不同空间尺度发展态势加快分化，人口结构和分布呈现新特征新趋势。迫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发展程度、比较优势和战略需求，科学、客观、精准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三是从各自分立发展转向融合集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具有不可逆性，随着跨领域跨环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越来越多，需要把各类基础设施及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统筹规划和功能集成，全面提升综合能力。为此，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内部一体衔接，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之间加快形成互为支撑、协同互补、融合联动的发展态势，充分发掘基础设施网络的规模优势和发展潜力。

四是从以建设为主转向全生命周期统筹发展。我国基础设施发展已告别“大干快上”阶段，由于日常维护欠缺、养护资金不足，基础设施服务年限、服务品质折耗等问题逐步浮现，可持续运营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坚持“建管养运”并举，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长效机制，推动基础设施项目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养护等分阶段运作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提升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提高运营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构建可靠耐久的基础设施养护管理体系，努力打造“百年品质工程”。

五是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规模大、沉没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原因，通常由政府主导建设，世界上主要国家均体现这一特点。随着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和传统基础设施逐步进入提质增效、服务优化阶段，迫切需要引入市场化力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既有利于拓展资金来源、激活民间资金池，也有利于更好发掘基础设施效率效益，提升建设和运营的管理水平。

转变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要求显著增强，“六张网”之间联通融合、协调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既要立足当下稳增长、补短板，又要着眼长远调结构、提韧性；既要放眼未来、把握机遇、抢占战略竞争制高点，又不能过度超前、脱离发展阶段；既要避免传统路径依赖导致的资源错配，又要防止急于求成、违背规律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动态平衡中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实效。

一是盘活存量和优化增量相结合。持续挖掘存量设施潜在能力，推动存量设施提质改造，避免设施设备资源老化和浪费。用好用活低效、闲置设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推动价值提升、融资优化，推动存量利用和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充分考虑既有设施的利用率，着眼于补齐网络短板空白和提升综合效益，推动新建设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避免网络盲目扩张，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

二是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相融合。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和创新应用，推动基础设施设计、建造、施工、运维等领域技术迭代。针对传统设施运行低效、数字化不足等问题，综合考虑不同发展要求和运营需求，促进提质升级和更新改造，推动传统设施数智化改造与新建设施扩容同步设计、实施和运营，加快形成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的发展模式。

三是建设规模节奏和发展质量相协调。把握好适度超前的“度”，坚持经济适用原则，统筹考虑工程技术、资金筹集、供需趋势等因素，选择适宜的技术标准和建设方案，确保将建设工程控制在财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坚决杜绝擅自扩大项目建设规模、提升技术标准、重投入轻产出等，对出现过度超前苗头风险的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强监管调控，适时出台或修订建设技术标准，确保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四是促发展和提韧性相统一。把安全韧性贯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全链条，加强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全天候实时监测预警能力，提高早期标准偏低设施的抗灾能力。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构建平时好用、急时管用的安全屏障，更好应对愈发严峻的灾害风险挑战。

五是超前投资和防范化解风险相统筹。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把战略安全、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区域协调等因素纳入决策考量，对重大项目开展适度超前研究论证。加强对基础设施利用情况的评估，综合考虑财力承受情况，分级分类进行调控。加强对重点省份和城市的财务可持续性与债务风险管控，严控债务高风险地区新建政府投资项目。

转变重点是做好“六项工作”。推动基础设施体系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完善空间布局夯实基础骨架，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运行效率，以打造综合功能升级服务能级，以加强集成融合获取系统效益，以强化安全保障筑牢发展底线，以推进改革创新提供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体系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一是完善设施空间布局。推动基础设施补网强链提质，全面建成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战略通道贯通。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特高压输电通道骨干网络建设。完善国家水网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提升水资源调控和战略保障能力。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深化5G网络、千兆光网规模部署，推进5G-A、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推动6G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以场景为牵引，因地制宜部署低空基础设施，构建“天地一体、智能泛在”的现代化设施网络。

二是优化设施供给结构。精准补齐传统基础设施发展短板，推进更新改造和功能再造。盘活用好铁路、公路和枢纽站场等既有设施，鼓励利用存量资源改建发展高品质服务设施，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加快实施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统筹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综合整治，推进综合管廊建设。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设施转型升级，推进煤电改造和散煤替代。系统实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夯实安全运行底线。

三是提升设施综合功能。强化基础设施对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撑，深度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等战略，加快完善城市群、都市圈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维。依托基础设施打造新场景，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培育发展车联网、智能驾驶、新型能源体系等，有序发展低空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推动设施升级与产业变革双向赋能。

四是促进集成融合发展。加强基础设施一体衔接、跨领域协同联动、数智化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优化提升国家物流枢纽功能，补齐多式联运设施短板，推动多层次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加强与枢纽机场高效衔接。统筹大型新能源基地与国家算力枢纽规划布局，在新能源富集地区，有序合理汇集算力设施、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等，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推动既有设施数字化改造，大力发展智能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水利等，推动基础设施向数智融合体演进。

五是强化设施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应对极端风险和复杂挑战的能力，筑牢国家战略安全保障底线。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重点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加强事故状态下的电网互济支撑，强化跨区域电力余缺调剂和应急兜底保障。统筹流域防洪和局地灾害防御，强化防洪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抗灾设防标准，加强城市地下管网隐患排查和智慧监测，提升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水平，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深化改革创新。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和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进铁路体制改革、收费公路政策优化和空管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立健全电网适应高比例、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优化油气管网运行调度机制。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等。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完善新兴领域立法与修法。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增强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性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持续加密，高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第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90%。能源保障体系持续迭代升级，特高压输电网络基本成型，新能源并网规模稳步扩容，清洁安全、高效稳定的现代化能源供给格局加速构建。数字基础设施领跑全球，5G网络基本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建制村全面实现通路、通电、通宽带。同时，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现代物流枢纽布局持续优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序落地布局，水陆空联动、软硬件协同、城乡一体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建成。

同时也要看到，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新形势、新需求，基础设施在布局结构、协同效能、供给质量等方面仍存在适配短板。一是城乡区域布局不均衡。东部地区基础设施配套成熟、密度较高，已进入存量提质的关键阶段；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骨干网络仍存在薄弱环节，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均等化发展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基础设施布局与人口集聚态势衔接不够紧密，公共资源配置与人口空间分布错位失衡。二是领域协同融合不充分。长期以来，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多实行分领域规划，统筹衔接机制不够健全。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融合深度不足，造成部分设施资源闲置、效能损耗，综合优势未能充分释放。三是供给质量韧性有短板。部分城市防洪排涝、应急防灾、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还需提高，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风险的能力较为薄弱。重增量建设、轻存量盘活的问题仍然存在，大量老旧设施更新改造进度偏慢。

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树牢问题导向，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精准度、匹配度和实效性，更好适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局。

在统筹布局上，优化空间供给结构。深入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打破地域壁垒和部门分割，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统筹。东部地区聚焦提质增效，有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优化城市群、都市圈互联互通体系，提升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中西部地区聚焦补短强弱，加快完善交通、能源、通信骨干网络，畅通对外联通通道，补齐网络节点空白。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供需资源精准对接。立足人口集聚态势、产业布局规律，优化基础设施空间配置，精准匹配人口流动与空间演变趋势，动态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布局。

在协同赋能上，提高综合运行效能。树立全域发展“一盘棋”理念，推动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融合增效。强化多领域规划协同衔接，统筹推进跨区域、跨行业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打通要素流通、网络衔接堵点。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深耕多式联运发展，提升枢纽集散、干支衔接整体效率。以数字化赋能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推动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深度融合，有效盘活存量设施资源、培育数字赋能新业态，破除碎片化发展瓶颈，充分释放基础设施融合叠加效应。

从需求导向上，提升供给质量韧性。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从规模扩张的“有没有”，加速转向提质增效的“好不好”，精准对接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安全保障三大核心需求。紧扣实体经济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创新平台、现代物流配套设施，夯实产业发展硬件根基；紧扣民生福祉提升需求，稳步推进城市老旧管网、老旧片区更新改造，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紧扣安全发展底线需求，系统完善防洪排涝、应急防灾、能源保供、网络安全等韧性设施，全面提升风险抵御和应急处置能力。始终坚持适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把控建设节奏与建设规模，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坚决杜绝低效投资与资源浪费，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

准确把握无人智能作战的四对关系

低成本、高自主的战斗无人车，正在重塑进攻机理

无人智能作战的兴起，并非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迭代，更是作战思想、编制体制与制胜机理的深刻革命。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绝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迷思，而要在唯物辩证法指引下把握好四对关系，从而洞察智能化战争迷雾中的本质矛盾、把握无人作战力量建设的内在逻辑。

作战主体在虚实交融中的“有与无”

智能化战场上的“有”，指传统意义上血肉之躯的作战人员及其直接操控的装备；“无”，则指日益自主的无人作战平台及其背后的算法、数据等无形要素。“有人”与“无人”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在功能、责任与控制权上既相互矛盾又深度融合，共同塑造新的作战主体形态。

人的主体性：战争意志与伦理责任的绝对承载。无论技术如何进步，战争始终是政治的暴力延续，其发起、控制与终结最终取决于人的意志。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其不可替代的战略判断能力、临机创造性、伦理价值抉择以及为决策承担终极责任的地位。智能化系统无论多么“自主”，其作战规则、目标设定和行动边界均由人类界定和输入。脱离人类主导的“完全自主”武器系统，不仅在伦理上面临失控风险，更在政治上面临合法性危机。

机器延伸性：人类体能智能的功能性外化与超越。无人作战系统的涌现，代表了人类试图将自身从战场物理风险和高强度作战中解放出来的努力，是人的体能、感知乃至部分认知能力在机器中的客体化与扩展。无人机可深入险地持久侦察，无人集群可实施高强度饱和攻击，智能算法可处理远超人脑容量的战场数据。这种“无人在前线”的作战样式，实质是“人类能力在远端集聚与放大”的体现。它突破了人类生理极限，拓展了作战时空范围，实现了“无”中生“有”的战斗力增殖。

人机共生体：走向双向赋能的协同进化新形态。“有人”与“无人”的矛盾，要在“人机智能融合”框架下实现辩证统一。这并非“人控机器”的简单延伸，而是构建“人机双向赋能”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机器作为“外脑”和“感官延伸”，为人类指挥官提供实时、全面、深度的态势认知和决策选项，将人从信息过载和烦琐计算中解放出来，聚焦于更高价值的战略判断与创造性谋划。另一方面，人类作为“方向盘”和“刹车器”，为机器智能提供价值导向、伦理约束和最终决断，确保技术力量始终服务于正确的政治与军事目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实现人“有”的控制权与机“无”的自主性之间的动态平衡，塑造“1+1>2”的体系作战能力。

指挥决策在节奏对抗中的“快与慢”

智能化战争将“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速度推向极致，算法的“快计算”催生了“秒杀”时代；但战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又要求指挥员具备深谋远虑的“慢智慧”。“快”与“慢”在指挥决策层面构成尖锐矛盾，胜负往往取决于能否将二者有机统一。

计算之速：算法驱动下的战场瞬时响应与节奏压制。依托强大算力与高效算法，智能系统能够实现战场数据实时采集、融合与研判，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目标分配、路径规划与火力协同。这种“计算速度”优势使得“发现、定位、跟踪、瞄准、交战、评估”的杀伤链急剧缩短，实现近乎即时的OODA循环。这种速度形成强大的节奏压制能力，如防空系统对饱和攻击的自动化拦截、无人机集群的协同突击，能够实施“降维打击”。

谋划之深：人类智慧在战争迷雾中的洞察、忍耐与创造。然而，战争从来不是数据的简单堆砌和算法的确定性推演。克劳塞维茨笔下的“战争迷雾”在智能化时代并未消散，反而因信息过载和认知对抗变得更加浓重。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弱智能”，擅长处理结构化、可量化任务，却难以理解战争的本质——那种充满欺诈、偶然性、政治考量和意志对抗的复杂活动。人类的“慢智慧”体现在对战略态势的深刻洞察、对长远利益的耐心权衡、对伦理底线的坚决守护，以及面对突发情况时“战胜不复”的创造性应变。

算谋融合：构建分层协同、以人为主的智能决策体系。解决“快”与“慢”的矛盾，关键在于构建“机器速算、人类深谋”的分层协同决策体系。在技术底层，大力发展并充分信任智能系统在数据处理、方案生成、模拟推演和战术执行方面的“快”能力，将指挥员从重复性、低时效作业中解放出来。在决策顶层，坚持人在战略目标设定、战役筹划、重大决心下达、伦理法律审查等方面的最终主导权，发挥人类“慢”的深思熟虑与价值判断优势。理想的智能指挥系统，应设计为“机器提供快速、优化的备选方案，指挥员进行深度评估、抉择并承担最终责任”的互动模式。这要求指挥员既能驾驭智能系统追求作战节奏优势，又能超越算法思维把握战争本质，在“以快制慢”与“以慢打快”的辩证统一中掌握决策主动权。

作战行动在矛盾运动中的“攻与防”

无人智能作战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矛”与“盾”相互催生、相互超越的螺旋上升史。无人攻击系统作为新型“矛”，不断挑战传统防御边界；反无人与反智能体系作为新型“盾”，则持续应对并塑造着攻击方式。攻与防在对抗中定义彼此，又在演进中实现动态统一。

智能攻击之矛：无人集群、算法决策与跨域突防。以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及智能弹药为代表的无人攻击系统，正凭借其低成本、可消耗、高自主、集群化等特性，重塑进攻机理。无人机“蜂群”可实施分布式饱和攻击，瓦解线性防御；智能巡飞弹具备长时待机、自主识别与攻击能力；跨域无人系统可实现海、陆、空、天、网、电多维度协同突防。更重要的是，智能算法使得这些攻击行动具备动态任务分配、自适应路径规划与协同突防能力，攻击的灵活性、突然性和智能化水平空前提高，将防御方置于高度不确定、非线性、持续存在的危险境地。

体系防御之盾：硬软杀伤结合与反智能博弈。面对智能化攻击的挑战，防御体系正在向“硬杀伤—软杀伤—体系破击”多位一体演进。硬杀伤层面，定向能武器、动能拦截弹等持续发展；软杀伤层面，电子干扰、导航欺骗、数据链劫持、网络入侵等手段日益成熟。更具颠覆性的是“反智能作战”，其作战对象直指智能系统的核心：通过数据投毒污染敌方信息系统，通过对抗样本攻击误导其识别算法，通过消耗战瘫痪其算力基础，从根源上削弱敌方的智能优势。现代防御已从被动拦截转向主动的、先发制人的能力抵消与认知对抗。

攻防相生与一体化：在动态博弈中塑造非对称优势。智能化时代的攻防界限日益模糊，呈现出“攻中有防、防中有攻”的一体化特征。先进攻击平台须集成强大的隐身、抗干扰、电子防御与网络防护能力；高效防御手段（如网络攻击、电磁压制）也可转化为凌厉进攻行动。必须摒弃“先发展矛、后考虑盾”的线性思维，确立“攻防一体、同步演进”的体系建设观。在发展无人攻击力量时，同步构建其战场生存与防御体系；在研发反制技术时，前瞻其进攻应用的潜力。最终目标是在“矛”与“盾”永无止境的对抗运动中，敏锐洞察技术非对称性和体系脆弱点，形成“以我智能长板攻敌认知盲区/体系短板，以我弹性防御抗敌技术锋芒/作战节奏”的制胜能力，始终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动权，将攻防对抗引入于我有利态势。

力量运用在结构效能中的“聚与散”

“集中优势兵力”是传统制胜法则，而智能化技术催生“分布式作战”与“集群智能”新范式。“聚”与“散”的矛盾，体现在力量部署的存在形态与作战效能的释放方式上，二者在智能化网络体系的联结下实现前所未有的辩证统一。

分布式存在：弹性网络、广域覆盖与持续消耗。智能化作战允许将大量低成本、功能相对单一的无人平台广泛、分散地部署于战场空间，形成高度冗余、弹性生存的“分布式作战网络”。单个节点的损失易于承受且不影响整体功能，系统可通过自主协同快速重构。这种“形散”的部署方式，可极大提高己方体系的生存概率和持久作战能力，同时迫使敌方陷入“处处皆前线、时时需戒备”的困境，显著增加其防御成本、侦察难度和决策负荷。分布式传感器网络可实现战场透明化，分布式火力节点可实施持续的区域拒止与消耗战。

聚合式释能：瞬时协同、重点打击与效果集中。“形散”绝不意味着“力散”。恰恰相反，依托高速、可靠、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时空上分散的作战单元能在统一指挥下，实现作战能力在关键时间、关键地点的“瞬时聚合”。通过智能任务分配与协同算法，来自不同方位、不同领域的侦察、电子战、火力等要素，可以像百川汇海一样，瞬间聚焦于敌方作战体系的重心或关键薄弱节点，实施压倒性精确联合打击。这实现了“集中优势效能”而非“集中优势兵力”的升维，既能达成毁灭性打击效果，又避免了兵力集中带来的高风险。

弹性聚合体系：实现“形散神聚、动态聚散”的作战云。解决“聚”与“散”矛盾的最高形态，是构建一个类似“云计算”架构的“弹性聚合”作战体系。该体系由“云”（后方指挥与算力中心）、“边”（前沿指挥节点与高价值平台）、“端”（大量前沿无人智能平台）三层构成。在常态或防御状态下，体系呈分布式部署（“散”），实现广域监视、持久存在和弹性生存。一旦捕捉到战机或需要发起决定性行动，在“云”的智能调度和“边”的战术协同下，相关“端”的作战力量能被迅速召唤、组织和引导，在指定时空形成决定性战力聚合（“聚”），完成任务后可再度分散。这种“形散神聚、动态聚散”的能力，使己方力量既能像水一样渗透覆盖，又能像拳一样聚力重击，在生存力与打击力之间达到最优平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智能化战争并未创造全新战争规律，只是令战争固有矛盾——有与无（主体与工具）、快与慢（节奏与智慧）、攻与防（摧毁与保存）、聚与散（力量与结构）——在新技术条件下以更复杂、更尖锐的形式重新凸显。这些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推动着作战形态的演进。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无人”力量的同时必须强化“有人”的主导地位；追求“快”的决策速度时必须夯实“慢”的战略谋划根基；磨砺“攻”的智能尖矛时必须锻造“防”的坚韧铁盾；探索“散”的生存之道时必须掌握“聚”的释能钥匙。

积极探索政府治理数智化新路径

从算力集群到算法迭代，从数据要素到智能应用，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数智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运行逻辑。“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促进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和生产力革命性跃迁。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也是政府治理理念、职能转变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数智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必须顺应数智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

数智化是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加速器”。数智化显著提升政府信息处理能力与决策科学化水平，政府通过集成和分析海量数据，深入洞察经济趋势、公众健康状况等，制定更具前瞻性和精准度的政策；数智化实现行政许可事项“机审秒批”，推动政务服务从“人工跑件”到“数据验真”的质变跃升。

数智化是优化政务服务的“催化剂”。数智化使政务服务更加智慧便捷、公平普惠，优化政务服务的逻辑，在不改变政务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降低服务获取门槛、缩短响应周期、提升精准度，显著加速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过程优化，丰富了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

数智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数智化是新质生产力的“底座”与“引擎”，是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第一推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一方面，提升信息透明度，有效打通数据要素运行堵点，便于企业及时了解相关政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构建数智化“一窗式”模式，有效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升政府办事效率，为企业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数智化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调节器”。数智化有助于精准识别民意，实现民情汇聚、政策回应、服务落地的闭环治理，使政府更准确地发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科学制定社会治理政策。同时，借助数智化平台促进治理过程公开透明，保障治理行为程序正当，从而形成实体公正、程序正当、全程留痕、社会共治的现代化法治范式。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面临的挑战

由于历史积累不足、创新生态不完善、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以及地缘政治影响等各种原因，我国政府治理数智化面临技术、应用、制度和人才等四大维度的系统性挑战。

在技术上，“卡脖子”难题制约数智化发展。我国数智化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基础算法、EUV光刻机等300多项与数智产业相关的关键技术和材料仍然受制于人，底层技术突破缓慢，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底层技术逻辑面临国际标准重构风险，AI框架仍主要沿用国外框架，开源生态多建立在国外原生框架之上，国内机构和开发者严重依赖国外代码托管平台。

在应用上，数实融合程度偏低、深度不足，应用落地面临障碍。在AI应用方面，95%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最终未能成功投入生产环境，技术与具体行业业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存在严重障碍。制造业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缺乏大量高质量、规范化的标注数据，人机协同的信任障碍也制约了AI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不透明、推理逻辑难以被理解和解释，关键领域“数据孤岛”现象普遍，跨部门壁垒限制数据整合。政务数据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全流程数据治理体系，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会共享三重壁垒相互交织，形成“数据孤岛”“数据烟囱”，严重影响效率。

在制度上，数据基础制度规则建设滞后，安全监管框架不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已提出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但实施细则仍不完善，政务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权属模糊，导致“谁都管、谁都不管”的困境；数据流通定价机制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和交易规则，导致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增加数据流通成本；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数据保护中的责任划分与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各部门往往因担心数据共享中的隐私泄露等风险，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共享”数据；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妨碍决策透明度与可解释性；部分决策者数据素养不足，容易导致对技术输出的误读或过度依赖。

在人才上，复合型人才短缺，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不健全。数智化发展复合型人才供需失衡，呈现“高端稀缺、基层难转”的结构性矛盾，体现在“算法深度×工程落地×场景理解”的复合能力不足，跨学科知识融合困难，实践经验与产业需求脱节，高校课程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导致毕业生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涵盖数字身份管理、安全防护、权利意识、使用素养与创造力等多个维度的教育体系不完善，理论知识未能与实践需求同频对接，产教融合生态体系薄弱。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价值取向

治理数智化本质是治理，而非技术本身，技术的先进性只有体现在为人民可感知的便利、公平与尊严，才具有真正价值。若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再精密的算法也可能成为形式主义的工具，再庞大的数据平台也可能沦为资源浪费的“数字盆景”。唯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原则，始终将人的需求、人的权利、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才能保证政府治理数智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党的全面领导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根本遵循。治理数智化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涉及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制度保障等根本性问题，直接关系执政合法性与国家长治久安。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本质是通过技术手段重构治理逻辑，其政治属性决定必须锚定正确方向，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同时，治理数智化系统的复杂性，要求跨域协同，防范技术异化风险，应对系统性安全挑战，只有依靠党的统筹力和党的战略定力才能做到。无数的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党的领导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才能避免陷入技术至上主义或碎片化治理的误区，确保治理数智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价值导向。治理数智化的核心目标不是技术本身的先进性，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导向，意味着治理数智化的设计、实施与评估必须以满足人民真实需求为出发点，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或数字指标。治理数智化如果脱离人民需求，过度追求平台数量、用户注册量等量化指标，导致开发大量可用性差、重复建设的系统，公众需反复下载App、填写相同信息，反而增加办事负担，容易陷入“技术至上”的形式主义误区。技术理性必须服从价值理性，即算法设计、数据采集等环节需以保障公民权益为前提，避免将人简化为“数据变量”而忽视其主体性。人民是治理数智化合法性的根基，治理数智化若仅由技术专家或行政系统单向推动，可能因脱离群众实际需求而丧失公信力。只有将人民参与嵌入治理全流程，才能确保治理行为获得广泛认同。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政府治理数智化成效的标准。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提升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实践检验，一要看成果共享的普惠性，是否体现为全民可及的公共服务优化，是否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否具有为特殊群体提供“数字反哺”的“数智温度”，是否避免了“数字鸿沟”扩大，是否设计了适老化界面、语音交互功能等，确保老年人、残障人士平等享受服务。二要看需求响应的精准性如何，是否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能否实现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是否精准识别“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等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

坚守安全与伦理底线、破除形式主义是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内在要求。数据安全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权益的保障。治理数智化必须严格限制个人信息收集范围，通过数智化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防范隐私泄露风险；算法需嵌入公平性约束，在训练模型时主动纠偏历史数据中的结构性不平等，避免技术加剧社会分化。治理数智化要聚焦真实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而非追求技术炫酷，避免“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始终以人民满意度作为评价标准，将群众体验纳入考核体系，确保治理数智化成效由人民“阅卷”。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的路径

提升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化数智技术全流程应用，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智化政务服务，以制度规则化、技术数智化、业务协同化、数据业务化、服务主动化为核心路径，系统性重构治理逻辑与技术应用，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治理”的转型。

制度规则化，从技术驱动转向制度驱动。政府治理数智化需要以制度创新为根基，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避免陷入“重技术、轻规则”的误区。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提升感知预警、指挥决策、精准管理和即时响应能力。针对AI决策的法律效力、电子印章的法律地位、数据权属、共享规则、安全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加快立法进程，提供法律依据，明确权责边界，破解“找不到、要不来、管不住”的梗阻，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全方位的安全防护体系，防范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风险，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技术数智化，深化人工智能与场景融合应用。人工智能是数智化转型的核心引擎，需聚焦安全可控与精准适配。安全稳妥有序推进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分类分级推进技术落地，防范“算法幻觉”风险；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攻克“卡脖子”难题，确保贴合业务逻辑与规范，筑牢安全可控底座，保障核心数据“不出域、可追溯”，平衡技术创新与安全底线，保障数智化既安全又快捷。

业务协同化，构建整体智治生态。政府治理数智化需要突破“单点应用”局限，实现跨层级、跨部门、跨业务的系统性协同，推动以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为纽带，打通纵向管理层级与横向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完善覆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强化数据“一表通”和公共应用支撑体系建设，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共享利用。建设统一智能中枢，整合分散的“城市大脑”“一网统管”等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强化多元主体共治，政府发挥政务中台功能，联动企业、社区、公众参与规则制定与系统优化，避免政府治理数智化沦为技术部门的“独角戏”。

数据业务化，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需从“资源沉淀”转向“业务赋能”，实现从“业务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的质变。深化数据源头治理，建立高频公共数据归集责任制，提升数据真实性与实时性；构建场景化数据链，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需求，打通跨部门数据流，将数据供给与业务闭环衔接；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在保障安全前提下，推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激活数据在产业规划、风险预警等领域的主动治理价值。

服务主动化，以需求导向重塑治理逻辑。政府治理数智化需从“政府供给”转向“群众需求”驱动，探索构建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服务新模式。通过数据预测群众潜在需求，变被动响应为主动干预，实现精准化、普惠化、人性化；弥合“数字鸿沟”，针对老年人、残障群体保留线下服务通道，开发语音交互、亲属代办等功能，确保技术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聚焦高频刚需场景，优先在社保、医疗、企业服务等领域打造“一网通办”标杆应用，以“小切口”推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

政府治理数智化的本质是以技术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以人本为归宿的系统性变革，避免陷入“重建设轻运营”“重技术轻制度”的误区，通过制度与技术双轮驱动，实现政府治理从“效率提升”到“模式创新”的跃迁，最终让数智化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赋能城市绿色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同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协同优化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制度。厦门立足海湾型城市禀赋，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核心牵引，深化制度创新、空间优化、数字赋能、协同治理改革，走出一条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精准管控、共治共享的特色路径。

制度筑基，立法先行。2025年10月出台《厦门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条例》，创新构建“条例+细则+清单”三级法治体系，形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刚性约束框架。一是科学划分全域单元，实现“一域一策、精准滴灌”。厦门坚持“陆海统筹、全域覆盖”原则，将全市域划定为134个管控单元，依据资源禀赋与环境容量，统筹划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型，实施“一单元一策略”差异化精准管控，管控覆盖率达100%。推行“单元+子单元”双层嵌套划分模式。将同安区东西溪流域细化为31个管控子单元，针对上游生态涵养区、中游城镇区、下游入海口，分别制定不同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建立“山顶—流域—海湾”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流域水质优良比例达100%。二是创新建立“准入清单+管理名录”双控体系，明确刚性标尺。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细则、管控单元环境管理清单，集成10万余条环境准入要求、融合239个要素图层，为364个行业提供精准化准入指引，明确“能做什么、禁止什么、限制什么”。推出“负面清单+正面引导+动态调整”机制，同步出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综合管理名录》，实现“源头准入—过程监管—末端排污”全链条闭环衔接。翔安南部新城通过清单管理，优先布局半导体、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已吸引20个龙头项目落地，总投资超300亿元，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三是形成“一张蓝图”统筹开发保护格局，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建立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陆海统筹、减污降碳深度融合机制。创新建立“红线+底线+控制线”三重管控机制，完成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试点任务，将981平方公里生态控制线、204平方公里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纳入刚性管控，从源头遏制违规开发行为。

空间重构，分类施策。依托“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禀赋，厦门加快构建“一屏一湾十廊多组团”生态安全格局，实施三类单元差异化管控。一是严守优先保护单元的生态安全底线，涵盖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严格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重点推进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实施“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一体化工程。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作为优先保护单元，累计种植红树林120公顷，修复滨海湿地150公顷。二是聚焦重点管控单元的绿色低碳转型，覆盖工业园区、城镇建成区。着眼“减污降碳、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升级与污染治理。创新“管控单元+行业+企业”三级精准管控模式。建立“一园一策”绿色转型机制，推动传统园区向低碳、循环、智慧型绿色园区转变。海沧新阳工业区作为重点管控单元，实施“双准入”管理，淘汰高污染企业32家，推动120家企业完成清洁生产改造。三是统筹一般管控单元的保护与适度开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宜居、适度开发、绿色发展”原则，推进农村环境整治与生态农业发展。创新“生态+文旅+农业”融合发展路径。集美后溪流域一般管控单元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92%，打造生态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农业融合业态。

数字赋能，平台支撑。建立“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建成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用平台，构建“监测—研判—预警—处置—评估”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控体系，提升管控科学化水平。一是智能准入研判，源头防控环境风险。平台集成多部门数据，企业可通过输入选址坐标、行业代码即时获取准入意见，实现“掌上研判、即时查询”。新增AI智能辅助决策功能，运用大语言模型解析复杂准入规则，自动生成项目选址、工艺优化、污染防治方案。建立项目准入“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对高风险项目予以拦截，对中风险项目予以提示，对低风险项目予以快速准入。二是动态监测预警，全程闭环精准监管。接入空气、水质、污染源等239个要素图层，实时监控1.2万个污染源，对超标排放、违规建设自动预警。建立“天地空海”四维立体监测网络，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地面监测、海域浮标数据，实现全域全天候无死角监管。例如，平台实时监测筼筜湖水质与排污口数据，自动预警异常情况，2025年湖区水质稳定达到Ⅳ类标准，黑臭水体消除率100%。建立“预警—派单—处置—反馈—销号”闭环执法机制，环境问题处置效率提升80%以上。三是数据协同共享，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打通生态环境、住建、海洋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审批、监管、执法全流程数字化协同。创新建立“跨部门数据区块链共享机制”，确保数据安全、可追溯、不可篡改。例如，厦金大桥项目通过平台共享用地、环评、海洋倾废等数据，多部门并联审批，节省论证时间1年。

协同治理，凝聚合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生态保护的强大合力。一是打破部门间行政壁垒，形成协同治理合力。建立“生态环境部门牵头、28个部门联动”机制，将分区管控要求纳入项目立项、土地出让、规划许可等前置环节。推行“多规合一+分区管控”并联审批模式，实现“一套材料、一表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好”。在同翔高新城建设中，生态环境、工信等部门联合制定管控细则，同步推进产业布局和环保设施建设，实现“开发即保护、建设即达标”。建立跨区域协同管控机制，与漳州、泉州开展流域、海域联防联控，共同守护闽西南生态安全。二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以政策激励引导绿色转型。推行排污权储备、环评告知承诺制等，建立“绿色金融+信用激励”双向赋能机制。2025年以来，保障684个项目排污权需求，节约资金3871.9万元；实行“承诺即审批、守信即豁免”环评告知承诺制的项目占比达67.51%。将企业环保信用与金融信贷、政策扶持、招投标资格挂钩，对绿色企业给予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引导企业从“要我环保”向“我要环保”转变。三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构建共治共享格局。健全“线上+线下”公众参与体系，开放分区管控平台公众查询端口，实时公开环境信息。培育200余支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5万名注册志愿者。建立“平台公众举报、无人机巡航巡查、志愿者线下打捞”三方联动海漂垃圾治理机制，2025年海漂垃圾密度较2020年下降83.56%。开展“生态市民”“绿色家庭”评选，激发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厦门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改革实践，以制度立规矩、以空间定边界、以数字强效能、以协同聚合力，在严守生态底线、改善环境质量、推动产业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充分彰显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对于城市绿色发展的支撑作用。“十五五”时期，厦门将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擦亮高颜值生态城市品牌，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夯实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压舱石”

产业是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压舱石”。浙江省绍兴市是制造业大市，入选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数量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名列前茅，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近年来，绍兴锚定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这一目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体现绍兴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多措并举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不断增强推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产业支撑力。

深化实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行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绍兴素有“酒缸、酱缸、染缸”之称，纺织、印染、化工、金属加工、轴承、黄酒、珍珠等特色块状经济量大面广。长期以来，绍兴倚重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日渐突出。绍兴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不断迭代升级“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行动方案，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传统制造业企业实行“一园”集聚、跨行政区整合、园区工业全域治理，建立重点制造业集群生产性服务综合体和特色产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等，传统制造业旧貌换新颜，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产业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现代纺织、数码印染、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制造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绍兴黄酒入选首批地方特色食品产业重点培育名单。另一方面，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搭建发展平台、健全要素保障等举措，全面夯实新兴产业发展支撑。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兴产业加速集聚，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壮大，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产业实现从“无中生有”到“风生水起”的跨越。2025年，集成电路产业已集聚企业100多家，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产值900多亿元；低空经济产业引进多家龙头企业，累计创造产值超过200亿元。

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改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近年来，绍兴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全力建设全省首个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一方面，与国内知名高校共建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浙江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等名校共建“绍芯实验室”“鉴湖实验室”等35个校地共建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构建起“企业出题—政府助题—中心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帮助企业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持续加强产业人才协同培养，优化人才引育生态。创新推行“科教+产教”融合模式，依托共建研究院，着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产业人才，探索“谁用人、谁评价”的市场化人才评价机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随着《绍兴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落地实施，人才集聚效应日益显现，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注入强大动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获得感。近年来，从“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数字化改革”到“政务服务增值化”，各项改革迭代深化，绍兴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方面，从“微改革”入手，如创新推行“预见式”助企服务，通过预约办理、上门帮办、走访调研等方式，精准对接企业办事需求，前置破解办事堵点难点，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追上门”，推动办事服务便利化升级，不断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打造“企呼我应”线上平台，通过跨部门协同，建立涉企问题收集、处置、反馈、评价闭环机制，企业反映问题的办结率达99%以上，推动实现营商环境“大提升”。持续、入微、贴心的服务创新，厚植了企业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的沃土，孕育出了一大批制造业龙头企业。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绍兴位居全国地级市前列。绍兴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追求永不停歇，2026年，全市新春第一会提出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全力打响“营在绍兴、商通天下”品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将推动绍兴从“制造业大市”加快向“先进制造业强市”迈进，为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提供更加坚实的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