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其重要物证就是我们的文字没有中断。文字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因此，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关乎中国文化存亡的重大问题。

文明的自主概念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文明”一词承载着多重意涵。它既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宏大叙事，也是构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核心基石。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概念思考问题，所以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即概念的自主性问题。文明和国家具有怎样的关系？明确这一问题不能徒逞想象，必须回归基本概念的梳理。西周大盂鼎铭文称武王建立国家为“作邦”，并不叫“文明”，足见在中国的概念体系中，文明与国家完全不同。事实上，文明属于典型的中国固有概念，澄清这一点实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先秦时代的《易传》六次谈到文明，皆关乎道德。《周易·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周易·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周易·同人·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无不以文明指人的内心修养，即以文明成就君子。《易林·节之颐》曰：“文明之世，销锋铸镝。”文明社会无关技术，必须消弭战争。《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新唐书·陆亘传》曰：“亘文明严重，所到以善政称。”是以文明为成人之德。《文心雕龙·原道》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宋书·律历志上》曰：“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同样以文明为成就君子的唯一标准。中国先贤对文明的一贯理解，其成于先秦，传承至今。归纳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当有三点，即道德、知识和礼仪，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中华文明素来不以单一的技术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对于文明社会而言，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是治世之本，这种宏大的宇宙观思考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先贤为什么要思考文明？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人类的文明社会必须是由文明的人所建立的，这决定了文明的意义首先就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文明，成就了文明的个体才能通过教化形成文明的群体，进而形成文明的社会，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文明社会既不可能靠野蛮人来建立，更不能由技术和财富定义，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中华文明的根本追求是成人之道，而不是生财或升官之道，更不是称霸之道，这便是中国先贤对文明的理解。做事先做人，这决定了中华文明之三要必以道德为核心。

中华文明本指人的文明。《尚书·舜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即称舜具有深智大德，成就了文明。什么是“浚哲”？不是自我盘算的小聪明，而是公而忘私的大智慧。哲是有道德属性的。古人以为，有德者才能拥有深谋远虑，而无德者鼠目寸光，不可能有浚哲。假如哲不能归于道德，泛滥无节，就将十分危险。“浚哲文明”是谓大德，其不怒自威，必见于德容威仪，这就是“温恭允塞”。显然，中国自主的文明概念本指人的德行修养。并非国家的建立才标志着文明的诞生，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而文明追求的则是修德以成君子。大行文明观，没有国家仍有君子；丧失文明观，有了国家也不乏禽兽。《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并不是新技术就必然比旧技术文明，假如新技术用来制作杀人武器，其能在短时间内杀掉更多的人，那就根本不是文明，而只能是野蛮。同样的技术为文明人掌握可以为人类造福，但为野蛮人掌握则将沦为屠杀的利器。可见成就人的文明才是文明社会的根本追求。

道德属性的知识与思想

中华文明以成人为本，这意味着对人的定义其实是中华文明首先需要确立的观念，这也是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周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周易正义》解“天下文明”曰：“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知“文明”即言“文章”，意即内心之文德彰显于外。显然，文明的关键就是“文”。准确地说，中华文明以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所体现的形而上思考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内涵，其中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形成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文明理论。

先贤为什么要思考修德成人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建立人兽的区分标准。《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先贤以为，君子必须将人兽之别的标准说清楚。人只有修道德之身，才能摆脱禽兽而成就为人。《礼记·曲礼上》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之所以别于禽兽，唯在心修道德。显然，如何定义人已不再是纯粹的生物学问题，而必须具有道德的属性。有德者为人，无德者自为禽兽，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考。文德不虚，其核心内涵就是诚信。人具有了道德的属性，使得以人构成的人类社会也无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形成了自主知识与思想的鲜明特点。

先贤以为，“文”的本义是以德修心，如此才能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这意味着成就了人也就成就了文明，所以人类的文明史实际就是摆脱禽兽而成人的历史。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7000年前，修德成人的文明观已经建立完成。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其上刻写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语“五田文”。“五田”意即东西南北中五方土田，意指天下，而“文”则是修德成人以见文明。显然，古语“五田文”所表达的思想其实就是后世《易传》的“天下文明”。中国先贤对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的思考已经至少有了7000年的历史。古今比较，中国自主概念的人更具有文明性。

考古学对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作用

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最早诞生的古典科学只有四种，即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农学，其中天文学作为形成最早的古典科学，成为中华文明之源，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考古资料显示，农业起源的时间已可上溯到距今万年以前，这意味着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的天文学和算学也应形成于同样早的时间，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滥觞。

距今8000年是中华文明及其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查海龙形遗存、秭归测影碑表等证明先民完成了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建构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时空知识与时空关系。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骨筹刻写数字卦表明算学取得了伟大成就。音律和数字作为阴阳思想的理想表现形式，也证明阴阳的思辨早已完成。此外，力学知识不仅体现在建筑和制器技术上，更涉及庞大的水利工程。

早期天文遗存的发现为思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事实上，没有持续的观象授时便不可能形成文德，更不会产生文明。事实证明，7000多年前的中国先民不仅早已建立了完整的文明观，而且将文明观与宇宙观相结合，形成了国之四维的思考，其知识与思想成就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传统的知识与思想已建立完备。濮阳西水坡星图证明二十八星宿体系已经形成，历法体系已经建立，而且墓葬形制展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不仅如此，以观象为基础的君权以及绝地天通与灵魂升天的宗教观也已形成。牛河梁遗址更发现5500年前红山文化的祭天圜丘，体现着所祭必象其类的理念，反映了叁天两地的哲学思辨。圜丘呈现为表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三个同心圆，世称“昆仑丘”。其思想传至后代，经含山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的祭天玉璧，到明清北京天坛的祈年殿、祭天的圜丘，知识与思想一脉相承。

经过数千年的格物，传统知识的主体在先秦时代都已创建完成，形成了以文德观和宇宙观为核心内涵的自主知识与思想体系。文德观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而宇宙观则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代知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传统，知识溯源的意义就在于完成古今学术的传承，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就将面临自古无学的窘境，因为几乎所有现代学科都是舶来品，若以西学标准审视中国学术，中华文明不仅没有知识，更没有思想，这与灿烂的中华文明格格不入。显然，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已是非常紧迫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完善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体系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完善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服务业是连接供需、激活要素、引领升级的重要引擎。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为提升产业整体效率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容，居民消费正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为服务业造就了广阔发展空间。无论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还是适应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消费趋势，都将持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突破80万亿元。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2025年达到57.7%。当前，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尽管我国居民消费总体规模迅猛增长，从2013年的3.5万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7.3万亿美元，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8%—40%之间徘徊，不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0%，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48%，甚至明显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为61%，巴西为63%，俄罗斯为49%）。出现上述格局，原因是多维度的，重要的方面在于我国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直接影响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也通过影响居民就业、居民预期、居民人力资本等途径间接影响消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2024年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优化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作出了全面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近年来，各地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服务业开放，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以创新激发服务供给与消费的内生动能。但是，服务业供给仍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滞后，中高端、个性化、多样化市场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旅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供给仍受到诸多制约，影响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服务业的产业政策，以提升服务业产业链协同度和降低服务业制度性成本。

加快构建服务业产业政策体系

我国产业政策体系长期以制造业为核心。这在相当长时期内适应了我国短缺经济和制造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现实，也很好地回应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并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升级化、多层次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加快构建针对服务业的产业政策体系，形成“要素平权、税费友好、分类指导”的政策框架。

优化土地要素配置。一是下决心尽快解决工业与商服用地价格“剪刀差”问题。商服用地数倍甚至数十倍高于工业用地价格，迫使大量成本敏感型现代服务业无力承担市区正规办公空间的租金，被迫在居民楼或郊区“隐形”生存，阻碍了服务业集聚效应和知识外溢，抑制了服务业有效供给与投资。二是加快推广在深圳等城市试点的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混合功能导向，不同于传统工业用地严禁商业／服务业设施，新型产业用地允许配置30%的配套商业、宿舍和办公空间，更符合现代服务业人才密集、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的特点。价格机制更合理，地价介于工业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避免了对制造业的过度补贴，也降低了服务业的用地门槛。三是鼓励“产业上楼”，针对研发服务和轻型制造服务，鼓励建设高容积率的产业园，解决服务业在大城市中心区的空间获取难题。另外，允许在废弃老旧工业厂房、工业园区内发展研发、设计、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和部分生活性服务业，降低服务业用地成本。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支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上述民生型服务业。

推动资金、能源、劳动力等要素配置均等化。加快实施非歧视性的信贷政策，针对服务业企业“软资产”“轻资产”运营特征，推广“准担保物”融资，推动商业银行接入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推广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动产和权利”的质押融资。做优供应链金融，规范平台企业基于交易数据为中小微服务商提供无抵押供应链贷款行为。另外，持续推动商业服务业与大工业电价同价，明确将数字服务业、冷链物流等关键服务业基础设施纳入大工业电价优惠范围，降低运营成本。将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纳入补贴性培训范围，完善技能评价与薪酬激励衔接机制。

营造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的税费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的进项税均可抵扣销项税，但对于咨询、软件、研发、设计、法律、会计、审计等现代服务业而言，其核心成本是人力成本，大多数难以按规定进行抵扣，导致部分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较重。增值税抵扣逻辑在事实上鼓励“机器换人”，不利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应承认“人”是服务业最重要的资本投入，探索建立“人力资本增值税抵扣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按照实际发放工资总额（或社保缴纳额）的一定比例，计算虚拟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探索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政策。应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不同属性，探索差异化分类支持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应重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政策，支持核心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对养老、育幼、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应聚焦普惠性供给缺口，探索建立普惠服务绩效评价与补贴联动机制，推行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用地保障等组合政策；对部分国有体育场馆，可推广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通过引入民营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营，以及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通过引入全球顶尖的场馆运营商参与管理的模式；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则应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投资于人”的力度，明确政府保障边界与底线，并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平衡公益性与市场活力。

探索实施服务业产业链政策

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链多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专业化、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从而在产业链微观层面导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供需错配。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必须超越仅仅为制造业服务的单一的产业政策，转向产业内部的分工环节，实施更加系统化的服务业产业链政策。产业链政策并不像传统的产业政策那样由独立的政策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其他政策基于产业链现代化目标而合成的综合性经济政策。应从“点、线、面、体”即关键节点突破、产业链连接、产业生态融合及空间布局等维度，探讨如何更好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缓解供需错配，释放消费潜力。

在“点”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节点政策，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短板。针对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短板节点，以及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网络和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撑现代服务业的物理节点，政策持续强化财政投入，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激励社会力量，协同增加有效供给补短板，全面夯实服务业有效供给的民生基础与硬件设施节点基础。

在“线”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连接政策，强化相关主体协调能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产业链链主，健全治理机制，助力培育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大中小企业之间、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融通协同发展，支撑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提升。提供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上游企业的技术不断突破；为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很多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场景；引导包括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沿着产业链对准“卡脖子”的点进行精准投资；跟上下游企业结成利益联盟进行协同创新；部分链主企业还可以通过平台，把软件嵌入、延伸到设计、生产、装配、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去，以数据贯穿、推动、延伸到产业链的各环节创新。

在“面”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融合政策，推动服务业生态化发展。推动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形成多业态共生的产业集群和消费场景。打破行业壁垒，加快推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开发各种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向“产品+服务”转型，如家电企业不仅卖产品，还提供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和远程运维服务。探索搭建跨领域协同服务平台，围绕服务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建设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检验检测、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打造“教育—科技—金融—物流”闭环联动平台，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搭建智慧服务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与协同运营。

在“体”上构建制定产业链布局政策，推动服务业空间合理化。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我国服务业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引进更多国外优质服务资源，倒逼国内服务供给提质升级。在空间上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布局，引导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协同配置，鼓励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制造业优化空间布局。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全球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集群建设，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指示中强调：“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正面典型要找准，经得起检验，加强宣传，不要刻意包装。反面典型要区分不同层面和类别，梳理存在的问题和表现，有针对性加以分析，真正发挥警示作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教育唯有正反两方面同时发力，才能激发对标先进、争当先进的动力，强化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自觉。

正面典型见标杆。从革命建设年代到新时代新征程，前赴后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焦裕禄带病坚守兰考除“三害”，用生命诠释“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奔波于脱贫攻坚第一线，用生命诠释“初心不灭，青春无悔”的时代担当。这些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先进典型，充分展现了党性纯粹、大公无私的政绩观，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求真务实的政绩观，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的政绩观，因地制宜、按规律办事、坚持科学发展的政绩观，照出了看得见的哲理、摸得到的价值观，更为共产党员立起了标杆、指明了方向。

反面典型敲警钟。政绩观偏差的表现林林总总，既有弄虚作假、篡改掺水的“数字政绩”，也有花钱买虚名、搞“美颜滤镜”的形象工程；既有新官不理旧账的不作为，也有脱离实际搞摊派的乱作为；既有只顾眼前、不顾大局和长远的本位主义，也有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这些反面典型，都暴露出一个共同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政绩观的偏差扭曲错位，照出了党性的不纯粹、宗旨意识的淡薄、作风的不端正，这些反面典型为共产党员为官从政划清了底线、作出了警示。

正反典型“两面镜子”只照一面，难免产生局限或偏差；唯有对照互鉴，才能精准校正政绩观。正反对照不是简单的优劣展示，而是一种深刻的认知纠偏机制。既要向英模人物、榜样人物看齐，又要从失败案例、沉痛教训中反思。正反典型互照，更能帮助党员干部划定清晰的是非标准和风险边界。同样是开发建设，正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优先，反面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野蛮生长；同样是推动发展，正面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久久为功，反面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两相映照下，就明白什么政绩值得追求、什么政绩必须摒弃，使政绩观回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点，树立起“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标尺。

“两面镜子”不仅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更要经常揽镜自照、正冠正己。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坚持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谋发展、定思路、抓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把政绩体现在服从大局、令行禁止上。发挥好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督促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防止偏差错位。勤照镜子，检视自身在政治定力、担当精神、工作方法上有没有差距，校准对党绝对忠诚的坐标；检视自身有没有脱离群众、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民生的思想偏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期盼放在心上，多做打基础、惠民生、利长远的实事；检视自身在担当精神、实干作风方面有没有不足，摒弃浮躁心态，坚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用好正反典型“两面镜子”，贵在常照、重在长效。照镜不止于“明得失”，更在于“见行动”；不止于“知荣辱”，更在于“创实绩”。党员干部既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也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筑牢思想防线，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持续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下沉市场通常指三线及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它承载着我国70%的人口和60%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联通城乡、畅通循环的重要节点。当前，下沉市场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需要以资源要素下沉为抓手、以县域市场为重点，持续激发其活力，为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打牢根基。

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下沉市场将城市和乡村紧密联结起来，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充满活力的下沉市场对于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空间。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持续长期向好的坚实底气，扩大内需是关乎我国长远发展与长治久安的战略之举。人口和消费占大头的下沉市场，有着层次丰富、梯度差异的多元需求，能够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服务模式与赛道，为新产品新业态提供广阔的细分空间，是拓展我国市场广度深度、释放内需潜能潜质的重要推动力。

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必要组成。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下沉市场扮演着支脉和微循环的角色，与国内国际经济运行的大动脉和大循环形成干支协同、一体联动的关系。构建发达高效的下沉市场，才能使国内大循环体系完备、运转畅通、空间广阔，进而提高国民经济运行中资源要素交换和商品流通的效率。

促进城乡融合的关键节点。三、四线城市和县域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纽带，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叠加点。下沉市场将城市的资源要素输送到乡村并转化为发展动能，将特色产品和服务上行到大中城市并转化为新兴消费形态，在推进城乡双向互动、融合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媒介作用。

当前下沉市场的新特征

随着政策支持加力、基础设施完善、消费业态创新，当前下沉市场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消费总规模和居民消费支出双提高。一方面，下沉市场的消费规模保持增长，特别是农村消费快于城镇。今年一季度，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1%，比城镇快0.8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40.3%，比上年同期提高0.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保持较高消费倾向。2025年，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74.2%，比城镇居民高11.5个百分点。

消费结构升级。一是商品消费进入品质化和体验化阶段。扫地机器人、面包机、投影仪、无人机等商品已大量下沉。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数量在2025年首次破百。二是服务消费进入发展型和享受型阶段。2024年农村居民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以及医疗保健等服务上的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014年的31.3%增长到35.6%。三是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新业态进入加快发展阶段。有分析表明，外卖服务已覆盖全国2000多个县城，近两三年县域生活外卖订单量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40%。

市场辐射力提高。一是对本地经济拉动能力提高。商贸强县强镇、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村是当地经济重要增长点。二是对大城市居民消费的服务能力提高。凭借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娱乐休闲资源，城市群、都市圈中的小城市及农村地区发展成为“城市后花园”。三是品牌化产品对全国其他地区影响力提高。以贵州榕江县的“村超”为例，“村超”吸引大量外地消费人群，服务半径已跨越其所在省域，不到30万常住人口的榕江县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百亿元。

资源要素和监管重心下沉是关键

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要以促进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要素和市场监管重心下沉为保障。

推动资金下沉。一是需要落实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的“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和‘千集万店’改造提升”任务，继续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下沉市场发展的关键环节开发专属贷款产品。二是地方统筹的专项资金以及文旅等股权投资基金、省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等加大对下沉市场特色文旅项目的支持。三是加大普惠金融扶农力度，对下沉市场绿色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和新型消费提供信贷支持，提升居民大宗商品消费能力。四是以市场化方式引导物流和文旅企业、电商平台向下沉市场延伸。

推动人力资源下沉。积极促进产教融合，加强企校联动，强化针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商业新业态、数字化转型、现代物流、电商直播、文旅产业等人才培训。鼓励引导大学生、农民工等返乡参与连锁品牌和文旅市场拓展。鼓励大中城市相关部门加强针对小城镇和农村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推动信息和数据下沉。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精准把握下沉市场居民消费需求，加快发展前置仓、共同配送中心等建设，降低采购和经营成本。促进融合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智能物流网络建设，推动物流领域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服务下沉，在县乡地区引入智能分拣设备、智能快递柜等智能化设备，提高消费便利度。

推动市场监管重心下沉。建立和完善针对下沉市场的商品售后服务体系，加强下沉商品质量与价格监测，规范下沉消费价格竞争行为和市场秩序，净化消费市场环境。发挥市场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能，推进跨部门综合执法协作，探索数字化监管新模式，促进基层监管提质增效，让群众安心放心消费。

县域市场建设是重点

在下沉市场中，来自县域的社会消费品总额占2/3。县域市场在全国强大市场建设中地位举足轻重，是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

发挥县城市场引擎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应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城镇化战略的叠加效应，继续通过农民工返乡置业、儿童进城上学等路径，加快农村人口向县城集聚，为形成市场规模效应奠定基础。适应城乡居民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积极发展亲子娱乐、文化体验、休闲适应、健康服务等业态，建设好消费集聚区和特色街区，打造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拓展商业新模式，优化商品与服务供给。

健全乡镇和村级市场服务功能。以人口相对聚集的乡镇为重点，继续加强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等升级改造，完善冷藏、陈列、打包、结算、食品加工等设施设备，融合农资供销、生活购物、快递收寄、便民维修、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打造现代化“一站式”乡镇商业综合体。以人口较多的行政村为重点，改造升级重点村级便利店、便民服务店等商业网，叠加快递收发、电商服务等综合功能，使其成为“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综合服务点，打通市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推动县域经济和居民消费良性循环。县域市场中，独特的农业农村资源既可满足本地居民消费，也是吸引和服务外来消费的优势所在。用好这些资源，可以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促进本地居民就业和增收，从而形成“产业发展—就业收入增加—市场活跃—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一是高质量发展农产品流通业。聚焦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补齐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冷链物流短板，畅通农产品全程供应链，加速农产品向大中城市的上行，促进农民增收。二是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和旅居市场建设。据统计，2020年以来全国新增的5A级景区有约70%位于县域地区。因地制宜促进以农耕体验、农家烹饪、文化研学为主题的情景式消费，以及以康养休闲旅居为主题的沉浸式消费，推动文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利于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双赢。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

从“榴莲自由”看产业发展耐心

曾经，榴莲是商超里让人望而却步的“贵族水果”，动辄百元一斤的高价劝退了不少人。而如今，榴莲的价格越来越“亲民”，“榴莲自由”甚至成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说到底，供求关系是决定水果价格的核心因素，当水果产量大幅增加，市场货源供给提升，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这背后离不开种植规模持续扩容、贸易体系日趋完善、全产业链配套不断成熟的多重助力。

种植规模快速扩张是供给增加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水果种植面积持续增长，2024年水果产量达3.4亿吨，较2015年增长了0.95亿吨，位居全球首位。榴莲、蓝莓、车厘子等高端水果种植规模持续扩大。国内水果种植布局持续优化，老旧果园升级改造提速，新式标准化果园不断落地，各类特色果品种植面积稳步增长。同时，良种推广与科学种植模式全面普及，有效提升了土地产出效率、放大产能优势，叠加种植技术迭代升级，产业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水果产业稳产丰产水平稳步提升。

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拓宽了供给渠道。近年来，我国水果进口量快速增长，2024年进口水果总量较2015年增长了77.1%。依托低关税政策落地、高效检验检疫等举措，广交会、进博会等平台打通商贸对接渠道，加之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等重大物流项目稳步建设，海运航线网络持续畅通，全球优质水果得以高效便捷地进入国内市场。

冷链运输蓬勃发展稳定了市场供给。以往生鲜货品流通受限、损耗居高不下，市场供给容易波动失衡。如今，冷链仓储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加密，保鲜运输技术加速迭代升级。先进的冷链体系大幅延长鲜果保鲜周期，有效减少了长途转运中的腐烂损耗，显著降低了流通成本。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果品流通更加顺畅，打破了地域产销壁垒，让世界各地特色水果走向国内，平衡区域供需差异，为果品稳定供应提供保障。

“榴莲自由”的实现，切实增进了民生福祉，让广大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但这仅是农业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特别强调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生猪等农产品价格。立足果业发展实际，在稳定果品市场价格亲民、持续惠民的同时，要切实保障种植户收益、激发水果产业内生活力，实现消费端与生产端双向共赢。

首先，杜绝盲目跟风种植，防范“果贱伤农”现象。农业生产周期较长，同时面临自然灾害与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若一味跟风种植、无序扩张，极易引发产能过剩、行情暴跌，损害种植户切身利益。产业发展贵在长远耐心，要正视价格波动，不因行情下跌消极抱怨，也不随价格上涨盲目扩种。一方面，健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发布产销数据与行情信息，科学引导从业者理性规划种植规模，从源头规避同质化种植与供过于求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统筹发力，科学做好产业规划，优化产区布局，结合本地气候、土壤等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引导农户合理选择种植品种，杜绝“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无序发展乱象。

其次，推动水果产业由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转型。随着产能持续释放，行业逐渐显现“重产量、轻品质”的发展短板。部分种植户片面追求高产，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果品品质参差不齐，优质果占比偏低，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各地应立足长远发展，保持产业发展定力与战略耐心，主动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的恶性循环。真正的“榴莲自由”，绝非低价劣质的自由，而是品质优良、价格亲民的高品质消费自由。水果产业需深耕品质升级，树立优质优价导向，助力农户种好果、卖好价，实现从“产量竞赛”到“价值突围”转变。同时，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整合产业资源、统一生产标准，带动小农户开展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提升市场认可度与产品附加值。

最后，完善全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综合效益。农产品可持续发展不能局限于种植端，要延伸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种植、仓储、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协同发展，构建一体化产业格局。各地应立足本地品种特色与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因地制宜布局水果精深加工产业，研发果汁、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拓宽农户增收路径，推动特色小水果成长为优势大产业，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完善冷链仓储与物流配送体系，推广标准化保鲜包装，最大限度降低产后损耗，拉长鲜果供应周期，依托错峰上市缓解集中销售压力。

统筹消费端民生保障与生产端增收赋能，既是稳产保供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乡村产业根基、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吃得实惠”，生产者“种得放心、赚得舒心”，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始终坚守产业发展耐心，既要持续优化供给、保持价格合理稳定；也要多措并举保障生产者收益，推动果品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全域联动：假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

今年“五一”期间，全国文旅市场呈现强劲复苏与提质升级的良好态势。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日文旅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充裕的假期拉长了出行半径，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单一目的地，而更愿意用分段行程拼出能够满足自己深度体验的个性化假期。与此同时，文旅市场格局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游客从“奔着一个景点去”变成“沿着一条线路玩”，如长三角的“高铁旅游圈”、川渝的“巴蜀文旅走廊”，沿途的县城、乡村、产业园区、非遗工坊都可能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这种“全域联动”的文旅市场，正在成为释放消费潜力的强劲动力。

近年来，国家围绕文旅融合、区域协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2024年，文化和旅游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旅游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形成连接主要旅游区（点）的旅游交通环线”，为旅游节点的互联互通提供指引。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各地在游客互送、资源互推等方面加强合作”，“鼓励各地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文化和旅游消费惠民措施”。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为文旅市场的品质化供给提供了政策指引。从市场端看，消费者的出行选择印证了政策红利的落地效应。今年“五一”假期县域高星酒店的爆发式增长便是有力证明。越来越多走进小众城市的游客，选择沉浸体验当地文化与地道美食。在交通、信息、服务互联互通的硬件支持下，多点联动形成的区域旅游网络正越织越密，假日经济也因特色游玩项目的不断丰富而愈发富有韧性。

数字化赋能是促进假日文旅市场全域供需匹配的重要手段。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游客拥有越来越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如何推荐最优线路”“如何提升消费体验”成为影响消费者消费意愿的关键。“五一”期间，某平台AI管家查询量环比春节增长89%，户外、文化、体验类目的地成为用户问询最集中的方向。这表明，在传统的“城市打卡”之外，大量分散于县域、乡村的特色体验类目的地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AI技术恰好能够基于用户偏好，高效串联城市交通枢纽与县域小众景点，为游客提供多旅游目的地衔接的最优路径。数字化工具不仅回应了游客的个性化体验需求，也在技术层面打通了多种文旅资源的信息壁垒，成为推动全域联动的重要技术支撑。

强化利益共享机制是推动假日文旅市场全域联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益共享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价值共生体系，将节假日的短期流量转化为持久的地方经济发展动能。各地重视流量引导、收益分享等制度的设计和落实，推动热门景区将部分客流引导至周边小众目的地，通过联合票制等方式实现收益共享。只有每一个独具特色的“小而美”文旅业态在区域文旅市场格局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这个共生的利益网络才能保持长期活力。一方面，需要用技术保障公平与信任。通过将门票销售、收益分成、消费数据等关键信息上传区块链，确保数据真实、不可篡改，使所有合作方（各级政府、景区、村集体、企业）能够实时查看自己的收益构成，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联动过程中的信任难题。另一方面，应制定明确的利益分配方案。通过丰富高品质供给，延长消费链条，引导核心景区的流量和收益向周边扩散，实现价值增值和全域共赢。

当然，要充分释放文旅市场全域联动的效能，不能仅仅依赖旅游目的地数量的增加，还要积极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特色和质量。只有极具特色和品质的旅游地才能留住游客，而一个缺乏辨识度的旅游地，即便被接入区域旅游网络，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吸引力。每一个地方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是推动假日文旅市场全域联动的基础。这就要求各地不应盲目对标大城市、模仿大景区，而应深入挖掘自身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差异化体验、建立与游客的情感连接，做精做深“一城一品”。

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至今的伟大文明，其重要物证就是我们的文字没有中断。文字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承载知识与思想的载体，文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文明没有中断。因此，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关乎中国文化存亡的重大问题。

文明的自主概念问题

在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文明”一词承载着多重意涵。它既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宏大叙事，也是构建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核心基石。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概念思考问题，所以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即概念的自主性问题。文明和国家具有怎样的关系？明确这一问题不能徒逞想象，必须回归基本概念的梳理。西周大盂鼎铭文称武王建立国家为“作邦”，并不叫“文明”，足见在中国的概念体系中，文明与国家完全不同。事实上，文明属于典型的中国固有概念，澄清这一点实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先秦时代的《易传》六次谈到文明，皆关乎道德。《周易·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周易·明夷·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周易·同人·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无不以文明指人的内心修养，即以文明成就君子。《易林·节之颐》曰：“文明之世，销锋铸镝。”文明社会无关技术，必须消弭战争。《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新唐书·陆亘传》曰：“亘文明严重，所到以善政称。”是以文明为成人之德。《文心雕龙·原道》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宋书·律历志上》曰：“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同样以文明为成就君子的唯一标准。中国先贤对文明的一贯理解，其成于先秦，传承至今。归纳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当有三点，即道德、知识和礼仪，这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要素。中华文明素来不以单一的技术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对于文明社会而言，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是治世之本，这种宏大的宇宙观思考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先贤为什么要思考文明？理由其实非常简单。人类的文明社会必须是由文明的人所建立的，这决定了文明的意义首先就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文明，成就了文明的个体才能通过教化形成文明的群体，进而形成文明的社会，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文明社会既不可能靠野蛮人来建立，更不能由技术和财富定义，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中华文明的根本追求是成人之道，而不是生财或升官之道，更不是称霸之道，这便是中国先贤对文明的理解。做事先做人，这决定了中华文明之三要必以道德为核心。

中华文明本指人的文明。《尚书·舜典》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即称舜具有深智大德，成就了文明。什么是“浚哲”？不是自我盘算的小聪明，而是公而忘私的大智慧。哲是有道德属性的。古人以为，有德者才能拥有深谋远虑，而无德者鼠目寸光，不可能有浚哲。假如哲不能归于道德，泛滥无节，就将十分危险。“浚哲文明”是谓大德，其不怒自威，必见于德容威仪，这就是“温恭允塞”。显然，中国自主的文明概念本指人的德行修养。并非国家的建立才标志着文明的诞生，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而文明追求的则是修德以成君子。大行文明观，没有国家仍有君子；丧失文明观，有了国家也不乏禽兽。《韩非子·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并不是新技术就必然比旧技术文明，假如新技术用来制作杀人武器，其能在短时间内杀掉更多的人，那就根本不是文明，而只能是野蛮。同样的技术为文明人掌握可以为人类造福，但为野蛮人掌握则将沦为屠杀的利器。可见成就人的文明才是文明社会的根本追求。

道德属性的知识与思想

中华文明以成人为本，这意味着对人的定义其实是中华文明首先需要确立的观念，这也是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周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周易正义》解“天下文明”曰：“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知“文明”即言“文章”，意即内心之文德彰显于外。显然，文明的关键就是“文”。准确地说，中华文明以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所体现的形而上思考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内涵，其中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形成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文明理论。

先贤为什么要思考修德成人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建立人兽的区分标准。《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先贤以为，君子必须将人兽之别的标准说清楚。人只有修道德之身，才能摆脱禽兽而成就为人。《礼记·曲礼上》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之所以别于禽兽，唯在心修道德。显然，如何定义人已不再是纯粹的生物学问题，而必须具有道德的属性。有德者为人，无德者自为禽兽，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考。文德不虚，其核心内涵就是诚信。人具有了道德的属性，使得以人构成的人类社会也无不具有道德的意义，形成了自主知识与思想的鲜明特点。

先贤以为，“文”的本义是以德修心，如此才能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这意味着成就了人也就成就了文明，所以人类的文明史实际就是摆脱禽兽而成人的历史。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7000年前，修德成人的文明观已经建立完成。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其上刻写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语“五田文”。“五田”意即东西南北中五方土田，意指天下，而“文”则是修德成人以见文明。显然，古语“五田文”所表达的思想其实就是后世《易传》的“天下文明”。中国先贤对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的思考已经至少有了7000年的历史。古今比较，中国自主概念的人更具有文明性。

考古学对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作用

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使最早诞生的古典科学只有四种，即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农学，其中天文学作为形成最早的古典科学，成为中华文明之源，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考古资料显示，农业起源的时间已可上溯到距今万年以前，这意味着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的天文学和算学也应形成于同样早的时间，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滥觞。

距今8000年是中华文明及其知识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查海龙形遗存、秭归测影碑表等证明先民完成了对空间和时间的规划，建构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时空知识与时空关系。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骨筹刻写数字卦表明算学取得了伟大成就。音律和数字作为阴阳思想的理想表现形式，也证明阴阳的思辨早已完成。此外，力学知识不仅体现在建筑和制器技术上，更涉及庞大的水利工程。

早期天文遗存的发现为思辨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事实上，没有持续的观象授时便不可能形成文德，更不会产生文明。事实证明，7000多年前的中国先民不仅早已建立了完整的文明观，而且将文明观与宇宙观相结合，形成了国之四维的思考，其知识与思想成就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传统的知识与思想已建立完备。濮阳西水坡星图证明二十八星宿体系已经形成，历法体系已经建立，而且墓葬形制展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不仅如此，以观象为基础的君权以及绝地天通与灵魂升天的宗教观也已形成。牛河梁遗址更发现5500年前红山文化的祭天圜丘，体现着所祭必象其类的理念，反映了叁天两地的哲学思辨。圜丘呈现为表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三个同心圆，世称“昆仑丘”。其思想传至后代，经含山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的祭天玉璧，到明清北京天坛的祈年殿、祭天的圜丘，知识与思想一脉相承。

经过数千年的格物，传统知识的主体在先秦时代都已创建完成，形成了以文德观和宇宙观为核心内涵的自主知识与思想体系。文德观解决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而宇宙观则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代知识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传统，知识溯源的意义就在于完成古今学术的传承，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不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就将面临自古无学的窘境，因为几乎所有现代学科都是舶来品，若以西学标准审视中国学术，中华文明不仅没有知识，更没有思想，这与灿烂的中华文明格格不入。显然，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已是非常紧迫的工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政协协商成果如何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认真倾听、积极采纳来自人民政协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分类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明确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的改革任务。政协协商成果的运用，既是人民政协协商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有效支撑；既是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加强政协协商成果运用，是落实“协商就要真协商”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把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要求落到实处，推动政协协商成果更好进入决策视野、成为决策选项、纳入决策程序、优化决策过程，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实际举措。同时，政协协商成果运用，是衡量政协协商效能的重要体现，是加强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的重点所在，有利于打通政协协商“最后一公里”，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整体功能。

加强政协协商成果运用，重点是完善相关机制，要在规范协商的主题确定、调查研究、邀请范围、讨论交流等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协商成果的汇集、报送、采纳、落实、反馈等各环节，建立健全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运行流程，推动协商民主机制形成闭环，确保协商活动有序、协商成果有效。

一是完善协商成果汇集机制。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政协协商成果是人民政协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组织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和履行职能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重要政治成果。应聚焦服务党和国家决策需求加强协商成果的汇集提炼，将收集委员协商意见和建议贯穿各类履职活动全过程，及时捕捉讨论发言中的民声民意，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度提炼，善于归纳各方形成的共识性思想认识、政策意见。同时，规范协商成果审核流程，将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的日常反映、政治决议和调研报告的综合反映、大会发言和会议简报的快报集中反映、征求意见复函的应询反映统筹起来，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商成果汇集机制。

二是完善协商成果报送机制。协商成果的报送是连接政协协商和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节点，直接关系政协协商的成效和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发挥。应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全局，把握好政协协商成果报送的方式、时机和节奏，坚持分批次、有时序、有针对性报送，实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综合考虑协商成果来源渠道、涉及领域、重要程度等，采取分级分类、业务归口的思路，按程序审核后报送。政协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等协商会议情况以及重要视察调研情况，以政协党组文件、政协委员会文件、政协机关党组文件等形式，报送同级党委及相关部门。针对性、可行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同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反映。

三是完善协商成果采纳机制。人民政协是协商建言机构，政协协商成果是发扬民主形成的意见和建议，是决策参考来源的一部分，不是强制性、指令性的。政协协商成果的采纳情况，是推动协商“议得好”向成果“办得好”、推动政协协商从“言之有物”向“言之有用”转变的关键所在，需要积极认真、稳妥有序做好协商成果的采纳工作。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普遍重视政协协商意见的研究办理，切实把政协报送的重要协商成果作为决策参考，体现到政策制定实施之中。例如，在决策过程中，商请政协提供相关协商成果，或围绕相关主题开展协商，将其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

四是完善协商成果落实机制。协商成果的落实是检验协商民主成效的重要标尺。应明确承办单位的责任分工和办理时限，推动协商成果有序办理。对办理难度较小、可即行落实的意见建议，承办单位应限时办结；对办理落实难度较大、周期较长的意见建议，政协可开展跟踪调研、接续协商等；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商成果，应强化协调联动，合力推动协商成果落实落地。

五是完善协商成果反馈机制。政协协商成果的反馈，是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必要环节，也是尊重和保障政协委员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应树立系统思维，积极探索对政协协商成果采纳落实情况进行集中反馈、分类反馈等的有效办法。从地方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做法：对于政协协商成果，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作出批示的，及时告知政协相关机构；对要求有关部门落实的，应及时将落实情况抄送政协相关机构。政协相关机构收到相关部门反馈后，应按程序及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等反馈情况。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应加强同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跟踪了解重要协商成果的采纳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政协委员进行反馈。

政协协商成果运用贯通协商全过程、全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协同配合，形成共同做好协商成果运用工作的合力。

坚持党对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领导。建立健全党领导协商民主建设的工作制度，把完善政协协商成果运用机制作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总体工作部署和重要议事日程，一体研究、谋划、安排。坚持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建立完善形式多样、务实管用的协商成果运用机制。落实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办法。政协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及时研究协商成果运用方面的重要问题；落实协商工作规则，引导政协委员议政建言，统筹做好协商成果转化、报送等工作。同时，定期听取办公厅、各专委会关于政协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情况的总结报告，及时掌握协商成果的运用情况。

夯实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质量基础。高质量的协商成果是有效运用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优化重点协商方案生成机制，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更加精准凝练协商主题，强化选题针对性，关注前瞻性、倾向性、趋势性问题，聚焦现实性、普遍性、代表性问题。另一方面，坚持调研于协商之前，引导委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真切感知经济社会实际运行状况，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和问题。在此基础上，完善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把发言、提问、回应、讨论作为重要环节和方式，贯穿协商全过程。同时，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注重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纳入协商内容，通过协商交流直接了解和吸纳民意。综合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优势作用，努力形成分量重、容量大、质量高的协商成果。

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实现政协协商成果的有效运用，需要把同党委、政府的沟通贯穿政协协商全过程。协商活动前，政协可请有关部门提供相关材料，介绍有关情况。协商活动中，根据协商主题，可邀请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通报情况，同委员深入协商讨论交流。协商活动后，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联系，就协商成果的主要内容、报送方式、办理反馈情况等进行沟通，推动政协协商成果纳入党委政府的决策程序、工作议程。

推进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政协协商成果运用涉及多主体、多环节，需要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应把政协协商成果运用作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内容，鼓励政协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探索加强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有效方式和制度机制。例如，进一步明晰政协协商的概念；界定政协协商成果的内涵和外延；规范政协协商成果载体形式、报送程序、审核机制、报送范围、工作台账；理清政协协商成果的接收、研究、呈报、交办、督办、办理、反馈等环节；等等。同时，及时梳理总结各级政协加强协商成果运用的有益做法和典型经验，讲好政协协商民主故事，助力营造重视政协协商和政协协商成果运用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理论局）

将遏制网络犯罪的关口前移

网络犯罪的蔓延是数字时代不可回避的治理难题。在数字技术的助推下，网络犯罪行为隐蔽化、证据分散化、链条跨境化等特征增强，还衍生出加密劫持、深度伪造、数据投毒等新型侵害形态，犯罪方法不断翻新、犯罪结构发生变异，破坏力逐步上升，网络犯罪的预防和惩治难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确立了“打防结合、防范为先、源头治理、协同联动”的原则，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更加重视犯罪发生前的预防与阻断，体现了我国对网络犯罪治理新特点、新形势的有效回应。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年）》明确提出“强化预防性法治理念”。在网络犯罪的具体领域，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提出“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强化预警劝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等等。这要求我们积极探索网络时代犯罪治理机制的多元化，强化前置预防措施，构建综合性的治理模式。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网络犯罪的治理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制重心偏向“事后惩处”，注重对网络犯罪的有效追诉。但是，网络犯罪具有行为隐蔽、技术性强、时空限制弱等特征，犯罪行为的实施往往依赖于前端一系列看似中性的准备行为与帮助行为，仅靠个案打击、事后惩处不足以遏制高发频发的网络犯罪蔓延势头，网络生态修复效果尚不充分，且单一的刑事治理手段也难以实现对信息网络犯罪的有效规制。在此背景下，网络犯罪治理越来越强调对犯罪的预防，要求从切断犯罪链条赖以运转的前端环节入手，尽可能压缩信息网络犯罪的生长空间。

严格落实实名制要求，收紧犯罪活动的入口。网络犯罪虽然形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离不开虚假身份与匿名账号的掩护。大量非实名或虚假实名的电话卡、网络账号、支付账户，事实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规避监管、逃避侦查的便利。有效管控这些入口环节，能够从源头上阻断犯罪链条的形成，提高治理的主动性。《征求意见稿》对此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通过“实名制+动态核验+数量限制”的组合拳，从入口处管住犯罪分子赖以隐藏身份的各类账号和账户。针对“黑卡”，严禁使用伪造身份办理电话卡和支付账户，不得买卖、租借相关账户；针对“黑号”，要求账号注册落实实名制，禁止批量注册、出租出借及违规解封；针对“黑线路”“黑设备”，划定违规出租线路、制作销售非法设备的红线。在此基础上，电信、金融、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建立动态身份核验制度，在犯罪高发领域和时段增加核验频次，未通过核验的限制或终止服务。通信、金融、互联网等部门应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对异常开卡、批量注册、频繁挂失解封等行为实施联合监测，使各类“黑卡”“黑号”在进入流通环节之前就被识别和拦截，使犯罪分子难以获得隐藏身份的“通行证”，将犯罪活动有效遏制。

压实平台“守门人”责任，筑牢风险监测的第一道防线。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等主体掌握着网络运行的基础设施与重要节点，如域名解析、服务器托管、支付结算、广告推广、应用程序分发等，最接近技术运行的第一线，也最具备发现和阻断风险的信息优势与专业能力。由平台承担与其服务类型、经营规模相匹配的防治义务，有助于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实现预防效果。《征求意见稿》明确将网络平台作为预防网络犯罪的第一道防线，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与其业务规模、技术能力相匹配的网络犯罪防治义务，将防治措施贯穿上游信息引流、中游合规经营、下游支付结算等环节。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采取分类施策的思路：大型平台因其强大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应被要求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对可疑行为实施主动筛查；中小平台则重在落实基础性安全措施，避免“一刀切”增加不合理负担。

切断帮助行为的输送渠道，铲除犯罪链条的滋生土壤。网络犯罪的产业链条中，大量“帮助”行为来自普通用户的“不经意”参与。例如，将个人电话卡、银行账户或网络账号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为他人提供短信验证码接收服务，使用具有批量注册、自动切换IP地址功能的软件等。这些行为在单次、偶发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可能并不明显，但当这些行为大量发生，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精心策划和实施时，就会为网络犯罪提供源源不断的“物料”支撑。对此，需要法律对这类游走于合法与违法边缘的行为设定清晰边界。《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买卖、租借相关账户，严禁批量注册账号和出租出借网络账号，将这类行为纳入法律规制范围，有助于切断信息网络犯罪的非法利益链条。在具体惩处方面，应当区分职业化犯罪与偶然参与性犯罪，对于组织性、职业化的帮助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做到宽严相济、张弛有度。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可定期发布典型案例，让公众认清参与此类行为的法律风险，在全社会形成敬畏法律、自觉抵制的共识，从根源上压缩犯罪团伙获取犯罪工具的空间。

强化“行刑衔接”，打通制度通道。网络犯罪防治的关口前移，需要在犯罪预防过程中调动更多的非刑事司法力量，大量预防性措施需要在行政执法领域落实。实名制的监督落实、异常交易的监测预警、平台防治义务的日常履行，都需要行政机关的持续监管作为支撑。《征求意见稿》的立法设计为行政监管、刑事打击的多层级协同治理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构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梯次递进、分层衔接的制度体系。在实体层面，更加科学配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和处罚层次：对于尚处于预备阶段、未造成实际危害的违法帮助行为，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警戒和阻断；对于已经造成实际危害或具有组织性、职业化特征的犯罪行为，严格依法转入刑事追诉程序，既防止“以刑代罚”挤压行政执法空间，也避免“以罚代刑”放纵犯罪。在程序层面，应进一步健全案件移送、证据转换、信息共享等配套制度，打通异地移送、异地处罚的衔接堵点。通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机衔接、梯次递进，使前端预防与后端惩治相互配合，织密网络犯罪防治的法网。

严守外卖食品安全底线

“幽灵外卖”主要是指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虚构地址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导致线上展示与实际经营严重不符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更触碰了食品安全的底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7家电商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彰显了监管部门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要求、重拳整治平台乱象的坚定决心。有效治理“幽灵外卖”乱象，既要从制度上压实各方法定义务，也要在执法、处罚、监督各环节形成有力约束，推动网络餐饮行业规范发展。

从实践来看，“幽灵外卖”的出现与平台和经营者在法定义务履行上的不到位直接相关。具体而言，其一，平台负有审查经营者资质的义务。在餐饮经营领域，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严格的许可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但部分平台在利益驱动下未履行网络餐饮行业“看门人”职责，对伪造证照、许可范围与实际经营不符的商家未作调查，放任其持续经营，导致一些“幽灵外卖”得以规避监管进入市场。其二，经营者负有如实披露商品信息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信息。消费者下单时，往往依赖线上展示信息判断经营者资质与出餐能力，但部分经营者在接单后擅自将订单转交他人加工制作，既未向消费者告知实际制作主体，也未在线上展示信息中注明存在转单行为，损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其三，平台负有对违法行为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根据《电子商务法》，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却未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部分平台不仅未制止转单行为，甚至与订单转包服务提供商签订合作协议，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严重扰乱行业秩序。

针对上述问题，应从执法能力、处罚机制与社会监督等方面协同推进，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提升执法能力，着力破解取证难、查处难问题。当前，部分平台以技术手段对有关数据加密处理，“看得见店铺页面，看不清后台数据”，成为执法中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应强化电子数据分析能力。监管部门可针对平台技术特性，研发电子取证辅助程序，比对商家入驻资质、订单交易记录、转单流向与线下核查结果，识别异常经营数据，穿透平台数据屏障。另一方面，强化平台和经营者配合提供数据的义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今年1月公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明确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餐饮服务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予以配合。同时将不履行有关订单信息保存义务、拒绝报送有关信息等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使配合义务具备惩戒依据。在此基础上，监管部门可建立常态化信息报送机制，要求平台定期报送经营者资质核查结果、违规经营行为的内部处置情况以及经营者实际经营地址与注册地址的比对数据。

落实处罚机制，着力破解违法成本低问题。处罚的力度与违法规模之间如果存在明显落差，惩戒有可能被“高举轻放”，难以达到实际效果。实践中，一起“幽灵外卖”案件往往涉及多家问题店铺，平台从中获取的流量和佣金收益相当可观，必须通过精准有力的处罚达到震慑效果。一方面，处罚金额应与平台违法规模相匹配。根据《食品安全法》，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的，监管部门有权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将所有审查失职作为整体，仅处以单次罚款上限20万元，处罚强度往往明显低于违法规模。当前的执法实践中，监管部门采取“一店一处罚”原则，将每次审查失职视为独立违法行为，实行累计计罚，有效加大了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强化对平台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平台存在故意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可对平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直接责任人员不得仅以不知悉违法行为为由免除责任，在认定责任时应结合其职责范围和参与违法行为的程度综合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应以司法解释或执法指引的形式明确上述处罚机制的适用条件，统一执法尺度，避免同类案件裁量结果悬殊。

织密监督网络，着力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幽灵外卖”之所以难以根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透明、监管存在盲区。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平台运营的各个环节，形成多角度、全时段的监督合力，能有效压缩违法行为的生存空间。其一，推动餐饮经营过程透明化。《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倡导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平台可将“明厨亮灶”情况作为流量分配的依据之一，让“看得见的后厨”成为商家吸引消费者的竞争优势，以正向激励引导行业自律。其二，完善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平台可在订单页面设置一键投诉入口，畅通投诉渠道；对累计投诉较多的经营者，平台应及时开展内部核查，暂停其接单资格，并将相关线索移送监管部门处理。其三，发挥外卖骑手“吹哨人”作用。外卖骑手在取送餐过程中能够直接接触经营场所，能够最直观地发现实际经营地址与平台公示信息是否相符、后厨卫生状况是否达标等问题。可建立便捷的拍照上传和举报奖励机制，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相应奖励。同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对举报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对泄露举报人信息的行为依法追责，确保监督者没有后顾之忧。

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加速突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

2025年12月10日，中国长安汽车第3000万辆中国品牌汽车下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阶段，也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安汽车）作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国家队”，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指引下，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将企业发展深度融入制造强国、科技强国战略全局，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上加速突破，为建设汽车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长安力量。

胸怀“国之大者”，以创新引领夯实发展根基。中国长安汽车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定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紧扣汽车强国建设要求，锚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世界一流汽车集团”目标，持续推进第三次创业——创新创业计划，深入实施新能源“香格里拉”、智能化“北斗天枢”、全球化“海纳百川”三大计划，将科技自立自强贯穿企业发展全过程，把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任务。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在服务大局中展现担当。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布局，培育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家创新主体，推动智能汽车安全等优势领域全面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十四五”期间，中国长安汽车牵头和参与26个国家科研攻关项目，不仅在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中提升了创新能力，建强了研发队伍，更实现了从国家战略需求参与者到重要支撑力量的角色跃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创新成果惠及消费者。2025年，中国长安汽车仅用4年多的时间完成了3000万辆自主品牌汽车下线。精准布局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启源三大数智新能源品牌，充分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出行需求，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100万辆，真正推动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消费市场，让高品质的出行体验走进千家万户。

攻坚核心技术，以创新突破驱动产业跃迁。中国长安汽车牢记“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殷殷嘱托，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创新核心目标，以系统化布局推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领域系列突破，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坚持长期投入，夯实研发根基。将每年5%以上的营业收入投入研发，构建“六国十地”全球研发布局，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打造“天枢智能实验中心”等200余个专业化试验室，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开发的全链条研发体系，为企业赢得在全球汽车技术赛道上的话语权。聚焦双赛道发力，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在新能源领域，自主研发“金钟罩”固态电池将完成搭载机器人及装车验证，蓝鲸超擎混动技术实现燃油轿车城区油耗进入“2L时代”，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技术矩阵；发布新一代原力超集电驱系统总成，工况效率达94.13%，功率密度为4.25kW/kg。在智能化领域，构建全球领先的SDA中央环网架构，实现平台化开发重大突破，发布“新长安·新安全——天枢智能”技术品牌，创新提出“泛安全”理念，掌握智驾、座舱、底盘等82项关键核心技术。获得全国首块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专用号牌及L4级自研Robotaxi测试牌照，标志着形成L3、L4智驾技术双阶同步领跑的行业格局。向3家车企输出自主核心技术，实现从“技术引进来”到“技术走出去”的历史性跨越，彰显中国汽车技术的全球竞争力。

构建协同生态，以创新合力汇聚发展动能。中国长安汽车充分发挥产业链主引领作用，以全球视野整合创新资源，以协同思维推动产业共进，厚植自主创新的产业沃土。坚持全球布局、本土深耕，整合创新资源。海外五大区域市场累计建成1100余个销售和服务渠道，海外销量稳步增长，多个区域市场成为重要增长极。汇聚来自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研发团队，形成全球化创新网络，让自主创新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根基，成为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化创新主体。全球布局93个工厂，2026年3月，随着巴西整车工厂投产，公司将以本土制造深化拉美市场布局，为全球产业协同发展再添新成果。发挥链主引领作用，推动产业协同。推进整零协同升级，布局新兴领域高价值核心零部件，引领上下游协同开展技术攻关，推动零部件向市场化、中性化、国际化、生态化的“新四化”转型，培育形成减振器、电驱桥、雨刮总成等一批细分领域“隐形冠军”。在各类风险挑战面前，强化资源调配与技术赋能，与上下游企业同舟共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以链主担当带动产业链整体跃升，提升了中国汽车产业在复杂形势下的抗风险能力和集群竞争力。强化开放合作，打造创新联合体。积极与科研院所、高校深化产学研联动，与8家央企强化战略协同，携手拓展5G、人工智能、飞行汽车等前沿领域。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化建设，累计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标准240项，主导制定智能驾驶分级标准及中国车企首个ITU系列国际标准，以标准话语权引领产业发展方向。持续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要素融通、价值共生的产业创新共同体，以开放合作聚合创新资源，从技术追赶到标准引领，在破解行业共性难题中彰显汽车央企使命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以创新活力激发奋进力量。中国长安汽车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把激活人才动能作为关键，全面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汇聚了来自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研发人员2.4万余人，为打造世界一流汽车集团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坚持精准引才，打造高素质研发队伍。围绕电动化、智能化核心领域，打造高素质技术研发团队，大幅提升智能化及软件领域人才占比。坚持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引才，构建梯队人才队伍，形成老中青结合、传帮带有序的人才格局，实现了从人才集聚到人才生态的系统性转变。深化机制改革，激发人才活力。实施科技人才现金跟投激励机制，累计实施跟投项目59个，跟投金额超亿元。建立重点技术项目“揭榜挂帅”激励机制，签订项目任务书，依据技术成果和投入产出效益兑现激励，对19个重点项目开展靶向攻关，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坚持“一步到位、二分之一、三步到顶”原则，实现“人财物数”全要素效率提升，充分释放发展效能。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打造年轻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胜势。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长安汽车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三个作用”、争当“三个排头兵”，始终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持续攻坚、加速突破，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奋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团，发挥产业转型的先行表率作用，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建设汽车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体推进“三不腐”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要强化系统观念，做到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谋划，将系统思维运用于反腐败斗争的具体体现，要坚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更加注重协同发力，清“蓝藻”与除“淤泥”双管齐下，才能形成叠加效应，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持续增强腐败治理综合效能。

保持从严惩的高压态势，以办案引领释放强大震慑。惩的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不能软。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围绕大局清障护航。坚决纠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的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问题，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严肃查处违背新发展理念、脱离实际盲目举债、竭泽而渔、数据造假等行为，从严惩处政策落实中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行为，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突出重点靶向攻坚。坚持精准拆弹，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集中力量打好攻坚战。持续深化金融、国企、能源、工程建设等传统高风险领域的反腐败工作，深挖行业性、系统性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高度关注新兴领域腐败，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严查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着重查处“关键少数”、年轻干部腐败。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紧盯风腐源头阻击。深刻认识“四风”是腐败滋长的温床，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在查处作风问题时深挖背后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倒查存在的“四风”问题。重点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严肃查处披着作风外衣的腐败，彻底斩断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链条，以作风攻坚助力反腐深化。

强化精准治的监督制约，以管权治权构筑坚实屏障。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防治腐败，关键在于科学配置权力、规范运行权力、有效监督权力，压缩腐败寻租空间，让用权者不能任意妄为，想伸手也伸不了。聚焦关键权力加强制约。抓住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推动科学配置权力，明晰权力边界，优化运行流程，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不断完善制度，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解决“牛栏关猫”问题。紧盯“关键少数”从严监督。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推动“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加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等情况的监督，严肃查处“闯红灯”“翻栅栏”“越雷池”等行为。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让制度执行严起来、硬起来、实起来，切实破解“纸笼禁虎”问题。推动监督力量贯通协调。建立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闭环的公权力大监督格局。

做实有效防的基础工程，以廉洁文化涵养思想自觉。坚持固本培元，发挥廉洁文化建设潜移默化、浸润人心作用，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内心深处摒弃贪腐之念，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腐败动机。持续丰富内容供给。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涵的清正廉洁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立足本地实际，深入挖掘和弘扬屈原等历史先贤的廉洁精神，提档升级屈原廉政教育基地等平台，讲好清廉故事，传承廉洁基因。不断创新形式载体。统筹传统阵地和新载体新手段，充分运用报、网、端、微、屏等多种载体，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传统新兴互补的廉洁文化宣传矩阵。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廉洁齐家，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创新运用警示教育大会、旁听庭审、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提升警示教育质效。分层分类靶向施教。针对“关键少数”，重点加强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教育，强化示范带头作用，督促其在廉洁自律上树立更高标准。针对年轻干部，强化入职、任职、提拔等关键节点的纪法教育，帮助其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针对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党员干部，加强岗位廉政风险教育，提高其识别风险、抵御诱惑的能力。

完善一体抓的体制机制，以系统集成提升综合效能。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强化统筹协调，构建目标集成、政策集成、力量集成、效能集成的体制机制，推动各项措施同向发力、相互支撑、耦合增效。完善反腐败工作机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格局。突出任务部署、资源配置、工作推进、成效考核等全要素各环节联动配合，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金融监管、行政执法部门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证据互认、成果共用机制，增强反腐败工作合力。推动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让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环环相扣、同向发力。深化以案促改促治。牢固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深入剖析个案、类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找准权力运行、制度建设、监督管理、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漏洞短板。压实案发单位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督促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展专项治理、推动系统整改等方式，靶向纠治突出问题。强化整改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战力、向数据要效率，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构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打通公安、税务、金融、市场监管等部门数据壁垒。紧盯政策制定、审批监管、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通过数据碰撞、逻辑比对、关联分析，精准发现异常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线索，提高主动发现、精准预警、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为提升腐败治理效能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剑阁县翠云廊考察时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嘱托我们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从文化传承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其中蕴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观逻辑。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要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四川省广元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优化政绩考核，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坚持防治结合、多措并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育苗先培根，拧紧思想“总开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强化党性淬炼，精心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突出抓好年轻干部、新入职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用好翠云廊干部正确政绩观现场教学点，让干部在千年古柏下体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境界，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涵养为政之德。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开展政治素质负面清单专项评价，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建立民主生活会全程纪实机制，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真正把党性强、政绩观正的干部选出来。

交树须量绩，用好考核“指挥棒”。“交树交印”古制启示我们：凭实数交接、按实绩考量，方能考出真业绩、量出真担当。考核贵在精准、重在运用。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探索开展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试点，分层分类研制覆盖县区、乡镇、街道党政和部门单位、公立医院、公立学校、国有企业正职10类变动交接模板，细化交接基本情况、主要指标运行情况、急要事项“2+1+5”交接内容，引导干部正确履职、依规履职。突出以事考人、以考促干，整合职能部门考核事项，完善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等机制。注重定性与定量、考人与考事相结合，分层分类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权重，推行重大斗争、重点工作、重要任务一线专项考核，综合运用平时考核、目标绩效考核、年度考核等手段，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据的穿透式分析，真正让“潜绩”从幕后走到台前、让“显绩”经得起实践检验。强化考用结合，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培养教育、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职级晋升刚性挂钩，科学评价干部政绩，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

选材立标尺，把准用人“度量衡”。用人如选木，标尺准则良材出。选什么人、用什么人，就会倡导什么样的政绩观。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导向，落实“五个注重选拔、五个坚决不用”用人要求，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坚持重公认、重一线，完善干部政绩观考察机制，用好大范围谈话调研有效方式，深入基层听取干部群众口碑和知情人意见，从具体事情、具体工作中增强识人察人的洞察力，让夯基础利长远的人有舞台，让只重显绩不重潜绩的人受警醒。精准落实省委“激励干部担当作为9条措施”，更大力度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正确对待、合理使用受处理处分干部，发挥公务员职级晋升激励作用，加大干部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交流力度，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活力。

护林重扎篱，筑牢监督“防火墙”。前人植树，后人护林，靠的是制度刚性约束。防范政绩观偏差，同样离不开严密的监督。坚持从严管权治吏，紧盯“三领域一岗位”，加强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推行新任职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双谈话、双承诺”，开展“轮岗交流”、任职回避清理等专项行动，让干部习惯在约束中干事、在监督下成事。建立政绩观“早小苗”问题预警处置机制，完善干部监督贯通融合工作体系，用好谈心谈话、日常调研、考核考察、巡视审计等成果，加强干部履职行为监测预警，对政绩观偏差苗头迹象及时提醒、坚决纠正，对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等突出问题紧盯不放、严肃查处。严格执行保持任期稳定有关政策，加强对领导干部任期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和监督机制，探索建立重大决策记录在案、离任倒查的追责制度，教育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平凡日常最有力量

人们容易被历史长河里的壮举吸引，被屏幕上的高光时刻打动，下意识以为，只有波澜壮阔的人生才有价值，只有气壮山河的瞬间才值得赞许。我们穷尽一生追逐非凡卓越，却容易忽略：构成生命底色的，不是寥寥可数的特别，而是无数个朝起暮落的平凡日常。穿越人生风雨、支撑社会进步的，不只是转瞬即逝的突变，还有日复一日的生长。平凡日常，并非生命中可有可无的留白，亦非平庸无为的代名词，而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底座，孕育非凡成就的沃土，支撑文明的根基。

安放自我、守住本心的生命底色，才是平凡日常的力量。人生在世，真正能让人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不是一时的意气风发，而是对日常的敬畏与坚守。汪曾祺一生坎坷，年少战乱流离，中年下放劳动，人生几度坠入低谷，却始终没有被苦难磨去对生活的热爱。他在乡下给果树喷农药、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最困顿的日子里，依然认真对待一饭一蔬，把萝卜、鸭蛋、茶馆、炊烟这些最平凡的日常写进文字里。那些烟火里的温柔与热爱，让他在无常命运里守住内心平和，以文字跨越数十年，依然能够治愈无数奔波的普通人。杨绛先生晚年痛失爱女与丈夫，独自一人走过人生最后十八年，没有沉溺于悲痛，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生命意义，只是守着读书、写作、整理文稿的平凡日常，在一字一句、一朝一夕里，活得通透与从容。

我们总以为，能对抗苦难的是强大意志与惊人勇气，却容易忘记，最坚韧的力量，往往藏在最朴素的日常里。人生遭遇变故之时，真正让人走出低谷的，不是醍醐灌顶的瞬间，而是按时作息、认真做事的日常，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帮人重建起对生活的热情。平凡不是平庸，不是向生活妥协，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粗粝后，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个当下的坦然；日常的力量，就是让我们在无常的世界里，拥有一个不变的方向，任外界如何风雨如磐，内心自有方寸天地。

平凡日常的力量，在于它是所有非凡成就的唯一来路，是时间馈赠给坚守者的小小奇迹。世人皆羡慕一鸣惊人的传奇，却常常忽略，所有看似横空出世的高光，背后都有无数个平凡日夜的反复打磨与持续积淀。世上从不会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渐进；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只需平凡日常里不动摇的坚持。曹雪芹写就《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在清贫潦倒的日子里，一笔一画地描摹人间百态，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速成之法，全靠日常里的笔耕不辍，才成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拯救全球疟疾患者生命，这载入史册的成就，绝非来自某次灵光乍现的偶然，而得自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药材筛选、成分提取、实验验证，以及长达数年的枯燥重复，上百次的失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非凡不是平凡的对立面，而是平凡的日积月累。真正的成长，不是某一刻的爆发式跃迁，而是在平凡日常里，每天进步一点点的持续；真正的强大，不是拥有改变世界的超能力，而是能在漫长的平凡日子里，始终守住自我、向着目标步履不停。

无数个体的平凡日常，共同构筑成社会运转的坚实基石。一个社会的稳定与活力，不能只靠少数英雄传奇来维系，而要靠无数普通人在岗位上的日常坚守；一个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不由几个改天换地的瞬间推动，而靠一代代人在平凡日常里的薪火相传。太阳尚未出来，环卫工人即开始清扫街道，让城市以整洁的面貌迎接日出；校园里，老师们日复一日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把知识与道理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孩子；医院里，医务人员每天重复着诊疗、手术、护理等工作，默默守护无数人的生命健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没有鲜花与掌声，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却勾连起整个社会的运转脉络，让我们的生活得以有序前行。

文明的传承，同样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非遗传承人们，或坐在绷架前一针一线刺绣，或守着窑火一锤一凿地制瓷，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平凡坚守里，让古老的手艺得以代代相传。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日复一日地清理、修补、还原着千年前的文物，在一笔一画、一凿一磨的日常里，让尘封的文明重焕光彩。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就藏在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日常之中——父母平时的善良勤勉、诚实守信，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力量，一代代人在每天的言传身教中，让孝悌、忠信、仁爱、勤俭的美德，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真正让文明生生不息的，永远是那些扎根在日常里的、普通人的坚持与传承。

身处这个节奏飞快、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太容易受“一夜走红”“速成暴富”等神话裹挟，变得焦虑浮躁，总想着逃离平淡，寻找所谓波澜壮阔。有人为流量刻意制造的戏剧化人生，最终不过昙花一现；还有人急于求成，不愿沉下心来进行日常的积累，最终无所收获；还有人在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内耗中，觉得日常太过枯燥无味，却忘记了，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学会与日常相处。所谓荣光与成就，不是逃离平凡，而是在日常里找到热爱；所谓的生命意义，不在遥不可及的传奇里，而是蕴含在每一个我们认真对待的平凡日子里。

人生海海，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成不了改写历史的伟人，难以拥有万众瞩目的传奇人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平凡的日常里，活出属于自己的力量。我们只需认真做好手里的每一件事，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认真看每一次日出日落，在平凡的日常里积攒温柔、沉淀底气、坚守热爱。只是因为，平凡日常最有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写作让我看到了光

半夜一点，在下班的路上，常常遇见一位阿婆。她挑着两个竹筐，竹筐里有蛇皮袋，小板凳，阿婆有腿疾，走路一晃一晃的。我在这个村子生活快30年了，这里的村民几乎都认识，这位阿婆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在10多年前因病去世，小儿子也在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剩下大儿子，也帮不上她。我们会打招呼，聊上几句，阿婆起这么早是为了去菜市场占位，占好位置再去地里割菜，然后5点左右把新摘的菜挑到市场卖。

阿婆与菜市场一位扫地阿姨有着同样的命运，儿子早早就走了，给她留下年幼的孙女。阿姨前几年做过股骨植入假肢手术，长年劳累，她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凌晨4点多总能听见沙沙沙沙的扫地声，仿如人间最美妙的梦呓。天热时，天亮得早，每天汗水总能浸透几身衣服，偶尔她会来到我的小店坐一会儿，吹吹风扇。她的孙女与我儿子同岁，时常一起玩耍，早已视作亲人。阿姨很爱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谈起她的孙女，总会面露骄傲，每当谈起她儿子，就会低下头，假装在擦汗，其实我知道，她是在擦眼角的泪水。

我1999年起在这个市场摆地摊，早晨5点多出摊，到晚上八九点，生活一直忙忙碌碌。虽然在嘈杂的菜市场，但我依然坚持读书，常常会让人觉得奇怪。记得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他在广州上大学，放假过来，看到我一手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一手拿着《红与黑》，坐在摊位上。他说像你这样的妇女，不是只会看《家庭医生》吗？怎么看得懂文学著作？我笑笑说，不懂更要学啊！正是这么多年的阅读积累和生活经历，为我的写作打下基础。现在，我有一个响亮的名片，“烧烤诗人”，在去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在炭火上安居》。文学点亮了我的人生路，我很小时，在家里极不宽裕的情况下，都有不少书。我很幸运，有一个热爱阅读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大概没想到，他的热爱，影响我一生。母亲在我11岁那年去世了，当时正读小学四年级，后来勉强读到五年级，没钱交学费，只能辍学了。1990年跟随堂姐来到广东，成了一名布艺花厂工人，对我来说，打工的生活，就像一个新的世界，在与工友们交流时，发觉她们很多都是没机会读书的，大都是来自山区的孩子。我很快融入了新生活，也深感知识的重要性，所以经常会买些书来读。写作是从1993年开始，在没有老师的指点下，慢慢摸索，写的也只能算是心灵鸡汤，虽然写得不好，但从没想过放弃。命运在不同的时间，总会给出不同的考验，2003年腊月廿七，丈夫在摆摊回来途中遭遇车祸，小腿粉碎性骨折，那时我的大女儿四岁，儿子才四个月大，生活的担子一下子全压在我身上。出摊，抚养幼儿，照顾病床上的丈夫。有一晚我堂弟打电话问我过得好吗，还在写诗么？我当时就问自己，还写吗？写不好，又没有发表的途径。但我的内心很快给出了答案——写，因为写作已成了我获取精神食粮的最好的途径，在写作的过程当中，让我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真正影响我诗歌创作的是2015年，一个朋友把我带到中国诗歌群，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写诗的老师，在老师们的指点下，我的写作也慢慢地变得成熟，慢慢地就有了发表，获奖。我常常对自己说，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我写生活，写身边的普通人，写他们身上的光，他们照耀着我，我把他们变成文字，我希望这些光，照耀更多人。

（作者系新大众文艺创作者）

从碎片化阅读到深度阅读

阅读，是流淌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精神修行，是跨越古今与智者对话、安顿自我内心的心灵旅途。岁月流转，阅读从来不是单调刻板的模样，而是呈现多元形态，长久滋养着世人的精神世界。随手浏览的碎片化阅读，静心沉潜的深度阅读，二者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如同行路之双脚、翱翔之双翼，缺一不可。唯有兼顾两种阅读方式，扬长避短、相融共生，方能读懂阅读本真之美，让书香温润岁月，让思想照亮人生。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成长的阶梯，既要靠碎片化阅读日积月累、广闻博见，打下认知基础；也要靠深度阅读潜心攀登、凝神深思，拓宽精神格局。当下生活节奏加快，整块阅读时间愈发稀缺，碎片化阅读顺势成为大众日常的阅读常态。这种浏览式阅读随性灵活，不受场地与时间束缚，通勤途中、排队等候、课余空闲……那些零散琐碎的空余时间，都可以用来翻阅浏览、摄取信息。它能帮助我们快速了解世间百态、涉猎各类新知，让阅读走出书房、走进日常，变得轻松平易、唾手可得。但碎片化阅读大多浅尝辄止，缺乏阅读的连贯性与思维的系统性，很难实现思想沉淀与精神升华。

深度阅读，则是褪去浮躁、静心向内的精神沉淀，是一场用心用情的文字邂逅。朱熹有言：“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正是深度阅读的要义。深度阅读是沉浸式、连贯性的品读过程，需要远离外界喧嚣，寻一处安静之地，留出从容闲暇时光，围绕一个主题静心品读、边读边悟、认真思考。在深度阅读中，我们得以跳出浅层信息的纷扰，走进文本深处，感悟文字底蕴、体会思想内涵，收获思维的启迪、心灵的触动，获得灵魂共鸣与精神满足。这份深沉的精神滋养，是碎片化阅读无法替代的，也是人生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

现实中，有的人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两种阅读形式对立起来，一味推崇深度阅读，片面否定、轻视碎片化阅读的价值。这种看法狭隘片面，既不符合阅读规律，也脱离现实生活实际。当前，全民阅读深入推进，国家通过制度规范推动阅读法治化、常态化，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文化权益，核心就是尊重大众阅读喜好，尊重个人阅读自主选择权。阅读本无高下之分，碎片化阅读胜在便捷灵活、覆盖面广，深度阅读贵在沉静厚重、涵养心性，二者各有价值、各美其美，不该相互排斥、彼此否定。

最好的阅读状态，便是闲时碎片浏览、广纳新知，静时伏案深读、沉淀内心。用碎片化阅读填充生活缝隙，丰富见闻视野；用深度阅读沉淀浮躁心绪，锻造精神内核。让阅读回归轻松自在、舒心美好的本来模样，在随性翻阅中享受阅读之趣，在沉浸式品读中体悟阅读之韵。边读边思边写，是另一种乐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92岁高龄了，仍然每天阅读之余，坚持写作3小时，将阅读体会、心灵感悟等转化为文化成果，堪称表率。

“腹有诗书气自华”，从碎片化阅读到深度阅读，阅读形式各有不同，但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的向往始终如一。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书香是社会发展温润的底色，阅读是民族前行持久的力量。愿我们以包容之心看待多元阅读方式，让四时风景皆成读书光景，让朝夕日常皆有书香相伴，以阅读丰盈精神、以书香凝聚力量，让阅读之光照亮人生旅途，照亮民族复兴的壮阔大道。

（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微短剧发展如何消解“成长的烦恼”

当代中国文艺创作涌现出许多新样态新业态，微短剧是最引人注目的文艺新样态之一。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带给人惊喜。同时，微短剧取材突破以往的局限，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在技术上接受AI深度赋能，与“大屏”“横屏”的适配度不断提升，与文旅、电商等行业的交融更加广泛，这些无不折射出微短剧正以新的姿态迈入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整体版图。当然，微短剧在内容、制作和审美上的问题依然存在，跟风同质、庸俗粗糙等诟病仍有耳闻，不免让人忧心。微短剧行稳致远，所要着力消解的，也正是这些“成长的烦恼”。对此，不妨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曰扬优势。微短剧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其以高密度情节、快节奏叙事、碎片化传播，切中社会情绪燃点，回应网络条件下大众审美诉求，给人以“爽感”。比如，广受好评的《家里家外》取材于现实生活，讲述了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题材本不算新鲜，但借助快速反转的剧情设计、略带夸张的人物设定，把俗世烟火和人间真情拍出了充沛的网感。微短剧的这些特点是其作为原生于互联网的文艺新样态的优势所在，也是其长远发展的根基所在。消解微短剧“成长的烦恼”，应进一步发扬而不是抛弃这些优势。当下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供微短剧表现的题材极大丰富。应推动微短剧创作者特别是新入行从业者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深入人民生活，充分发扬微短剧的文化承载力和艺术表现力，将发展过程中不断成熟的情节编织、故事叙述、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技巧，运用于更广泛的题材创作之中，从社会图卷细微处聆听奋进足音，在百姓生活小事里刻画美丽心灵，绘就展现新时代万千气象的微短剧长卷。

二曰补短板。毋庸讳言，微短剧在题材开掘、审美提升、行业建设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的短板是制约其健康成长的障碍。每一种文艺样态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补齐微短剧的短板，不应照搬长剧或其他文艺样态的创作传播模式，而应在遵循微短剧自身规律基础上克服存在的不足，还要在风格、手法上不断作出新探索新尝试，使微短剧的调性得到更鲜明的张扬。比如，爆款微短剧《盛夏芬德拉》出现在今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这部微短剧以大量细节展现叙事和情感的层次，塑造了打动人心的人物形象，把“糖”撒出了新意，让人看到微短剧对“浪漫”的描摹同样可以真正甜到人心深处。微短剧是一片生机勃勃、活力无限的热土，蕴藏着无限可能。消解微短剧“成长的烦恼”，既应引导大众舆论不以刻板印象看待微短剧，更应要求微短剧创作者和平台不以刻板印象自我设限，不满足于在舒适区里自我重复。进一步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充分激发微短剧蕴藏的互联网基因和创新活力，以不断迭代更新的技术手段自我赋能，主动回应网络时代受众的审美新风尚新期待，使微短剧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三曰放眼量。如果我们把微短剧发展之路放在中国网络文艺发展史中观察，会发现微短剧今天面临的“成长的烦恼”，网络文学等网络文艺大家族的兄弟姐妹或多或少都曾遇到过，并且积累了可借鉴的经验。从历史上看，文艺创新总是伴随着科技和媒介的演化，而文艺每一次和新科技媒介的牵手都要经历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文艺+科技”的新形态新成果稳固嵌入文化体制和文化生活同样需要经历磨合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微短剧“成长的烦恼”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冲击原有文艺生产格局的必然结果。正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文艺新样态从诞生到成熟都要必经“生长痛”。消解微短剧“成长的烦恼”，既应有“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自信，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微短剧发展路上的沟沟坎坎，更应强化创作引导和行业治理，用务实管用的动态举措及时校正创作导向，在迭代中创新缩短磨合期。这就要求既为微短剧划出不能突破的底线红线，也为其留出试错纠错的空间。既以标杆性优秀微短剧划定创作高线，也鼓励微短剧在技术运用、IP转化、赋能方式、变现模式等方面做出多元探索，促使其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实现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双提升。

四曰重引领。保持微短剧的良好发展势头，充分激发创作潜力，提升行业的资源集纳和转化能力，需要对其进行前瞻性引领，帮助其尽可能规避一些可能遇到的新“烦恼”。在这方面，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微短剧评价体系尤为重要。评价具有指挥棒的作用。随着微短剧呈现“爆发式”发展的态势，评价缺位的问题愈发凸显。一方面，目前微短剧评论话语还不够完善，源于电影和长剧等艺术门类经验的评价指标和评论范畴对于微短剧评论不完全适用，导致对于创作和行业整体发展的引领力无法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微短剧行业发展所必需的激励杠杆不充分，尚无全国性权威微短剧奖项，也缺乏常态化的微短剧展播推优展示体系。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推优评奖、展播展示、精品宣介等微短剧评价手段，强化微短剧研究，完善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为全行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微短剧质量稳步提升。

（作者系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

从源头防范心脏健康风险

“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离世了？”这是人们面对猝死事件时最直观的感慨。近年来，一些猝死的新闻屡见不鲜，也让大众对猝死的担忧与警觉愈发强烈。有数据显示，猝死一旦发生，现场抢救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一。很多人不禁心生疑问，猝死究竟能不能预测，发病前是否有预警信号，普通人又该如何提前防范、远离猝死风险。

从医学定义上来说，猝死通常指患者出现身体不适症状后一小时内发生的突然死亡。临床上绝大多数猝死都由心脏疾病引发，因此也常被称作心脏性猝死。倘若患者被积极抢救后恢复了生命体征，便不能称之为猝死，这类情况统一归为心跳骤停。

绝大多数心脏性猝死和心跳骤停，直接诱因都是恶性心律失常，常见的有心室颤动、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等。能够诱发这类恶性心律失常的疾病有很多，最为常见的就是大家熟知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是冠心病和心肌梗死。除此之外，心肌病、心肌炎以及遗传性原发性心律失常综合征等相对少见的心脏问题，也会诱发猝死，其中遗传性原发性心律失常综合征更是造成青年人心脏性猝死的重要原因。

值得留意的是，年轻人猝死事件虽然社会关注度极高，但从发病规律来看，猝死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上升，老年群体是猝死的高发人群。

很多人都想知道猝死到底能不能提前预测？答案是：既能，又不能。说“能”，是因为医学上我们有很多方法去判断某一类患病人群将来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的高低；说“不能”，是因为我们至今为止仍无法断定某一位患者将来会否发生心脏性猝死，更无法预测他发生猝死的时刻。

在大多数心脏疾病的风险筛查中，测量左心室收缩功能是最常用也最可靠的预测方式，而心脏超声心动图就是检测这项指标的主要手段，评判左心室收缩功能的核心指标为左室射血分数（%），这项数值越低，代表心脏收缩功能越差，一旦低于35%，猝死风险便会大幅升高。同时超声心动图还能有效排查冠心病与心肌病，若是检查发现心脏扩大、心肌变薄或变厚、心肌运动节律紊乱等情况，都需要高度重视自身心脏健康。

对于遗传性原发性心律失常综合征，普通的心电图往往就能发现猝死高危征象的蛛丝马迹。针对心电图检查发现可疑异常的部分患者，进一步持续监测动态心电图（Holter），能发现更多的心律失常线索，也是医务人员评估猝死风险的重要手段。

从心内科心律失常专业医师的视角来看，患者是否出现过突发晕厥（不省人事，但是很快就自行恢复意识）、年龄、性别以及基因遗传背景，都是评估将来猝死风险的重要参考，而且不同心脏疾病的猝死风险不同，所用的预测方法也是不同的，因此猝死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医务人员，做好专项风险评估。

猝死来临前，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先兆，及时识别这些信号并尽早就医，能够最大程度规避悲剧发生。

一是胸痛。胸痛是猝死来临前最常见的表现，多呈现为一种绞痛和明显的胸部压迫感，疼痛范围往往比较大，甚至可以从胸部放射至颈部与左上肢，同时伴随呼吸困难、浑身冒冷汗，这种胸痛就是我们熟悉的心绞痛。需要格外警惕的是，猝死前兆中的心绞痛往往和患者以往发生过的心绞痛不同，不仅疼痛程度更剧烈、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即便休息也难以缓解，这是心肌梗死发出的强烈求救信号，必须第一时间就医诊治。

二是发生意识丧失。无诱因的突发意识丧失也是重要预警，这种意识丧失的特点是，既无预兆，也和改变体位无关，是突发的不省人事，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无法回忆，但是能自行醒过来，这往往是严重心律失常的线索。这种刚发生的突发意识丧失，其实就是一次险些发生、侥幸躲过的未遂猝死，一旦出现务必尽快就诊检查。

三是心慌和心悸。频繁莫名的心慌、心悸同样不能忽视，这大多是心律失常发出的信号。这时，人们可以自行触摸脉搏，感受心跳是否过快、过慢或是节律杂乱，若同时伴随全身乏力、眼前发黑（黑矇）、严重头晕等不适，就要及时前往医院检查。当然，心慌和心悸是很常见的症状，如果脉搏不快不慢，跳动整齐，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则不用过分担心。

必须客观认识到，猝死本身具有极强的突发性，很多人在发病前并没有明显的前兆，因此单纯依靠察觉身体征兆再就医远远不够，做好猝死预防，必须做到防线前移、主动防控。

中医自古讲究“上医治未病”。预防猝死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源头远离心脏基础疾病。

由于冠心病是诱发猝死的首要病因，做好冠心病的预防，就抓住了预防猝死的关键。日常生活中坚持低盐低脂的健康饮食，保持适度合理的运动习惯，坚决远离烟草，严格管控自身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坚持定期体检，通过抽血化验筛查三高指标，及时发现身体潜在隐患，都是守护心脏健康、预防猝死最基础也最有效的方式。

倘若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脏疾病，及时规范治疗就成了守护生命的关键。冠心病/心肌梗死的有效治疗手段是及时开通狭窄/闭塞的冠状动脉，随后的持续的抗血小板治疗，持续的心肌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与遗传相关的心脏疾病，则要主动规避劳累过度、情绪剧烈波动、长期熬夜等诱发因素，严格遵从医嘱坚持服药，稳定病情、降低猝死风险。

对于猝死风险高危的人群，虽然将来未必会发生猝死，但是为了保证生命安全，需要针对恶性心律失常进行预防。目前临床上预防恶性心律失常引发猝死最有效的手段，是在体内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ICD）。植入设备后，就相当于为心脏配备了一名全天候值守的守护者，平日里人体不会有任何异样感受，设备却时刻监测心脏每一次跳动，一旦捕捉到恶性心律失常，便会立刻通过电刺激或电击方式终止异常心律，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从关键环节阻断猝死发生。

普通人在生活中若目击他人突发心跳骤停，及时科学施救能够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比如，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120，立即为患者实施胸外按压，若现场配有自动体外除颤器，可按照设备提示规范操作，每一个力所能及的救援举动，都有可能挽回一条生命。

一个人外表看起来身体健康，不代表心脏没有潜藏基础病变，定期体检筛查、坚持日常养护、患病及时规范治疗，是防范猝死不可或缺的关键举措。若是忽视心脏健康从不体检，或是查出心脏疾病后放任不管、不去规范治疗，猝死或许就会在不经意间悄然叩门。重视心脏健康，主动做好日常预防，才是远离猝死、守护自身生命安全的根本之道。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

以科技保险筑牢科技创新风险屏障

科技保险作为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全链条的“减震器”和“稳定器”，对于分散创新风险、稳定研发预期、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科技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强调，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保险体制机制。

科技保险是指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等科技活动以及科技活动主体，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等经济行为的统称。近年来，我国科技保险顶层设计持续完善，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在服务科技创新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效。一是制度框架体系逐步健全。以《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为顶层设计统领，配套实施《科技保险业务统计制度》，各部门协同推进，各地方跟进落实，形成央地联动的政策体系。二是市场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科技保险经营主体从最初4家试点机构扩容至60余家。2024年全国科技保险保费规模突破400亿元，投资科技企业超过6000亿元，“十四五”期间累计为科技创新领域提供风险保障超10万亿元。三是重大战略领域保障精准有力。创新运用共保体模式破解重大技术攻关风险保障难题，我国集成电路共保体成员单位共21家，累计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提供风险保障超6.5万亿元。北京、武汉、重庆等地分别组建的商业航天、高校概念验证、低空经济领域特色共保体持续扩容，服务覆盖全国重点产业集群。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三首”保险补偿机制持续优化升级，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万亿元。四是保险产品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纳入省级补贴清单的科技保险产品已近400款，构建起研发与转化保障、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人员保障、财产与责任等核心品类，全面覆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全链条。

尽管我国科技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对照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要求，科技保险在服务覆盖广度、产品供给精度、风险保障深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发力。其一，服务覆盖的均衡性仍有提升空间。部分中小科创企业、初创主体对科技保险认知不足，普惠性保障覆盖面有待拓展，差异化保障需求未完全满足。其二，产品供给的适配性仍有优化余地。针对科技创新研发前端、核心攻关环节的专属产品供给仍需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产品创新步伐有待加快，产品体系与科技创新全链条的风险需求匹配度仍需持续提升。其三，风险保障的协同性仍需持续强化。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的统筹性、规范性有待增强，跨部门政策协同、数据资源共享仍需深化，专业支撑与生态体系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时期，发挥科技保险风险保障、增信赋能、资金引导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任务更加紧迫，亟须明确“保障对象”、优化“保险产品”、完善“保障机制”，切实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强的属性，以高度适配科技创新资金需求多、周期长与风险高的特征，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坚实的风险“防波堤”。

一是锚定“保障谁”，精准覆盖科技创新全主体，筑牢分层分类的普惠性保障根基。以创新主体实际需求为导向，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技型企业、关键科技人才全覆盖的差异化保障体系。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实验室体系实施“一室一策”专项保障，为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技术攻关配套全链条定制化方案。聚焦科技型企业，重点向中小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初创主体倾斜，开发普惠便捷型产品，以梯度保费补贴降低参保门槛，持续扩大保障覆盖面，为企业创新研发兜底。聚焦关键科技人才，创新岗位、家庭联动投保模式，全面覆盖职业责任、健康养老等多元需求，为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投身创新保驾护航。

二是明确“保什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以产品创新优化专属供给体系。紧扣研发、转化、产业化全周期风险特征，推动保障范围从传统财产责任向科技创新核心环节、前沿科技领域全面延伸。聚焦科技创新核心风险，重点推广研发中断、成果转化损失、技术秘密泄露等核心险种，持续优化“三首”保险补偿机制，推进打通创新成果产业化堵点。聚焦前沿科技领域需求，针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开发专属产品，配套差异化精算定价与专项风险准备金，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前瞻性保障。聚焦企业多元经营需求，完善知识产权、网络安全、海外侵权责任等保险体系，以数字化技术优化承保理赔全流程，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实现线上承保、高效赔付，切实提升企业服务获得感。

三是抓实“怎么保”，系统构建科技创新全生态，以模式与生态创新完善保障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协同发力，以模式创新破解风险分散难题，以生态协同释放政策赋能效能。一方面，以模式创新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体系，大力推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风险共担”的共保体模式，加快构建重大技术攻关共保体体系。构建“直保分险+再保兜底+政府补偿”多层级风险分散机制，破解重大项目“承保难、保额不足”痛点。完善共保体运行规则，建立专项准备金制度，依托科研院所组建专家顾问团队，支持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创新“首发地”。另一方面，以生态创新构建协同发展格局，健全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完善全国统一政策框架，细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施细则，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财税”联动体系。深化“研发险+研发贷”银保联动，建立保单质押增信制度，发挥保险资金“耐心资本”优势，引导长期资金投向科创领域。推动科创数据安全共享，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强科技保险领域技术经理人等复合型人才培养，压实风险防控责任，健全容错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不可急功近利

种子破土需要季节，大树成材需要年轮。科技创新同样遵循这条朴素的时间法则，人才成长也有其必经之路，不可急功近利。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要摒弃功利化速成思维，尊重科研规律与人才成长节奏，给予青年科技人才充足的时间沉淀、稳定的支持保障，引导其潜心深耕、厚积薄发。当前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制度安排，无形中让科学生长的“年轮”被加快，使得本应沉心扎根的青年科研幼苗，难免被推着追求“早开花、早结果”。这种与科研规律背道而驰的“加速度”，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破解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难题，核心在于回归科研本质、尊重成长规律，以定力、耐心和制度保障，摒弃拔苗助长的功利化逻辑，为青年科技人才涵养潜心研究的沃土，筑牢创新创造的根基。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摒弃急功近利，是科技创新规律的内在要求，唯有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其摆脱短期成果的束缚，才能真正投身于高风险、高价值的原创性研究，实现“从0到1”的根本性突破。筑牢成才根基、拒绝速成思维，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必然选择，唯有摒弃“出名要趁早”的焦虑，以耐心培育为青年科技人才筑牢根基，才能让其在科研道路上行稳致远。保持战略定力、坚守长远导向，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要，唯有以长远发展的战略定力，引导青年科技人才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长周期的原创性研究，源源不断地产出引领性、颠覆性成果。

当前，一些青年科技人才慢不下来、沉不下去，绝非个体层面的浮躁，而是评价体系、资源配置、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系统性结果。一是评价指挥棒的短期化导向，是“慢不下来”的核心根源。尽管国家持续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三令五申破除“四唯”顽疾，但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仍然固守“年度考核、短期见效”的惯性思维。这种评价模式，逼着青年人才只能选择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增量式、跟风式课题，不敢触碰需要“十年磨一剑”、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原创性课题，更不敢闯科研“无人区”。二是资源配置的竞争性挤压，是“慢不下来”的关键约束。当前，针对青年科技人才的稳定支持不足，为了持续获得科研经费，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在项目申报、成果包装上，甚至为了迎合项目评审的“短期产出预期”，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无法开展长期稳定的系统研究。三是“年龄竞速”的挤压化焦虑是“慢不下来”的重要推手。在科研项目资助体系中，青年科技人才面临着密集的年龄门槛。各类人才计划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每一扇大门前都有一把精确到年的“年龄标尺”。这套体系的后果是“一步慢、步步慢”的竞速焦虑。在这条越来越拥挤的赛道上，错过一个年龄窗口，往往意味着后续机会的连锁丧失。与此同时，“非升即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异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

破解一些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中的功利化困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政策、资源与文化的系统重构，构建起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培养体系，摒弃急功近利导向，让青年人才真正能够“沉得住气、扎得下根”。

第一，以制度破局，构建长周期、分类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分类评价要求，对从事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青年科技人才，推行长周期考核，建立“代表作+学术贡献+创新潜力”的评价体系。改变简单以“生理年龄”划线的做法，探索引入“学术年龄”概念，即从获得博士学位或进入科研体系起计算的科研年限。让青年人才在最关键的成长期摆脱考核束缚，心无旁骛地开展研究。第二，以资源托底，完善稳定化、普惠性的青年人才支持机制。稳定的经费支持，是青年人才摆脱短期功利导向、开展长期深耕的重要前提，支撑其在挑大梁、担重任、攻难关中成长成才。改变“项目制”碎片化支持的模式，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职业早期的普惠性、稳定化支持，让青年人才不用为了生存频繁写标书、跑项目，能够聚焦一个方向，心无旁骛地开展长期深耕。第三，以生态涵养，营造尊重深研究、鼓励真创新的科研氛围。摒弃“速成崇拜”的不良导向，宣传长期坚守、潜心研究、甘于奉献的青年人才典型，破除对“青年学术明星”的过度追捧，讲好“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故事，消解“出名要趁早”的社会焦虑。持续深化“帽子”治理，弱化各类人才头衔与资源、待遇的终身绑定，杜绝头衔“终身制”带来的资源垄断，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的人才激励机制，让青年人才摆脱头衔的裹挟，回归科研本身。为“非升即走”构建“多元出口”的流动生态，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之间的流转壁垒，让“离开高校”不再是职业终点，而是另一种可能的起点。

科技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让青年科技人才在“十年树木”的节奏中稳健成长，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善意，更需要制度耐心和生态构建。当我们把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纳入评价体系的底层逻辑，以长远发展的定力涵养创新生态，不再用“快节奏”去影响年轻人，不再用“帽子”去定义年轻人，不再简单用“短期产出”去考核年轻人，中国科技才能真正培育出穿越周期、根深叶茂的创新力量。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提高新就业群体融入感归属感

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务和尊重支持，着力提高新就业群体融入感归属感”。当前，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超8400万，广泛分布在平台经济、即时配送、交通运输等领域，在服务民生、畅通经济、创造就业、参与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立足新就业群体的重要地位、庞大规模和关键作用，切实提高其融入感归属感，既是落实中央部署的政治责任，更是回应群众期盼、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之举，其意义深远。一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新就业群体以青年、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普遍面临劳动关系模糊、社保覆盖不足、劳动强度大、维权渠道不畅等现实难题。他们用劳动和汗水保障民生供给、畅通经济循环，理应得到公平对待、制度保障和社会尊重。提升其融入感归属感，就是把新就业群体当作城市主人、劳动主体，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休息权等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可及，切实维护劳动者尊严与合法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二是完善基层治理、激活社会治理新动能的重要路径。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覆盖面广、熟悉街巷民情，天然具备“移动探头”优势，是发现安全隐患、上报矛盾纠纷、服务应急响应的重要力量。把新就业群体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推动其从“城市奔波者”变为“治理参与者”，能够有效延伸治理触角、填补治理盲区、降低治理成本，推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三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的现实需要。新就业形态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载体，是吸纳就业、扩大消费、畅通循环的关键支撑。新就业群体能否安心安业、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就业质量、消费潜力、社会活力与发展韧性。提升其融入感归属感，有利于稳定就业预期、增强职业认同、激发劳动热情，推动其从“谋生型就业”向“发展型就业”转变；有利于规范平台用工、优化从业环境、保障劳动报酬，促进收入更稳、保障更足、发展更可持续；有利于畅通技能提升、职业进阶、城市融入通道，让奋斗者有奔头、劳动者有尊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力支撑和社会支撑。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围绕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作出一系列探索，在权益保障、服务供给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对新就业群体规模扩大、需求多元的新形势，提高其融入感归属感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权益保障有短板，“安全感”不足导致融入难。劳动关系模糊化，部分平台企业、加盟网点、合作企业用工不规范，权责边界不清晰，新就业群体维权举证难、认定难、追偿难；社会保障碎片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参保率偏低、转移接续不畅，职业病防治、恶劣天气劳动保护、休息权等落实不到位；算法规则刚性化，部分平台计价、派单、考核、处罚规则不透明、不协商，超时处罚、不合理扣款、流量分配不公等问题仍有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住房、就医、子女入学、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与常住地挂钩不够，基本生活保障存在后顾之忧。其次，社会认同有落差，“尊严感”不强导致归属感弱。职业偏见仍存在，社会上对快递、外卖、网约车、货运等职业存在标签化、刻板印象，部分社区、物业、商圈存在“进门难、停车难、通行难”，简单化管控、歧视性对待时有发生；文化融入不深入，新就业群体多为外来人口，社交圈窄、参与度低、心理融入慢，普遍存在“身在城市、心在异乡”的疏离感；激励关怀不到位，正面宣传、典型选树、荣誉激励不够，职业荣誉感、社会认可度偏低，奉献与尊重不对等，难以形成持久归属。最后，治理参与有壁垒，主人翁意识激发不充分。参与渠道不畅通，基层治理、社区服务、志愿活动等对新就业群体开放不够、对接不精准，缺乏常态化、便利化、轻量化参与机制；激励机制不健全，参与治理、志愿服务与个人发展、权益保障、公共服务挂钩不紧，“奉献有回报、付出有激励”的闭环未完全形成，内生动力不足；协同机制不完善，存在“各自为战、资源分散、服务碎片化”现象，服务管理合力不足。

提高新就业群体融入感归属感，必须坚持党建引领、以人为本、问题导向、多方协同，构建全链条、全方位、全周期工作体系，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里安身、安心、安业。

以维权服务为基础，筑牢保障底线。一方面，健全规范用工体系。推动平台企业、加盟网点、合作企业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奖惩规则等制度规范；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厉查处拖欠报酬、不合理抽成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面，推动实现应保尽保；落实强制休息、疲劳预警、安全防护等制度，保障身心健康。此外，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深化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实现常态化、制度化。

以暖心服务为支撑，提升城市温度。一是建强暖“新”服务阵地。统筹推进社区、商圈、园区、交通枢纽、公路服务区、站点网点等的“工会驿站”“司机之家”建设，推动阵地共建共享、规范运营，把服务阵地建成“温馨家园”。二是做实精准关爱帮扶。建立新就业群体诉求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依托政务热线、工会平台、社区网格等，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健康体检、子女托管、困难救助等专项服务，缓解职业焦虑、化解生活难题。三是营造尊重包容氛围。加强正面宣传，讲好新就业群体奋斗故事，弘扬“劳动无高低、职业无贵贱”理念，破除职业偏见。四是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桥梁作用，开展文化活动、技能竞赛、岗位建功等，引导新就业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以参与基层治理为抓手，激活内生动力。第一，搭建常态化参与平台。探索建立“社区吹哨、小哥报到”机制，吸纳新就业群体担任“流动网格员”“平安巡查员”“文明宣传员”，把配送路线变成治理线路、把流动力量变成稳定力量。第二，健全全周期激励体系。建立积分激励、星级评定、荣誉表彰、典型宣传机制，将参与治理、志愿服务与积分兑换、优先派单、公共服务、评优评先、就业扶持挂钩，提升其政治地位与社会认同。第三，提升能力素质支撑。开展订单式、轻量化、线上线下结合的技能培训，畅通技能等级认定、职称评审、职业发展通道，促进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构建多方协同格局。坚持党委领导、社会工作部门统筹、行业监管牵头、工会监督、平台履责、社区落地、社会参与，打破条块分割，形成上下联动、条块结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服务管理常态长效。

（作者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倡导积极婚育观。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当前，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尤为突出，需高度关注。一是生育观念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等观念在年轻一代中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676.3万对，较2013年峰值1346.9万对下降约一半。与此同时，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30岁。结婚人群减少、初婚年龄推迟，进一步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了生育意愿。二是生育焦虑情绪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有显著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进一步强化了恐育心理，使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三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0—3岁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成为制约群众生育选择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2650万，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实际入托率却仅为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形成较大落差。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关键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其一，文化引导与社会转型适配不足。随着个体权利意识加快崛起，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实现提出更高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存在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认知偏差。传统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未能及时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摇摆期”“真空期”。其二，制度保障与生育需求衔接不畅。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未能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理性选择，政策效果则难以充分释放。其三，公共服务与家庭责任的协同性有待提升。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与企业的职场包容责任尚未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与衔接机制，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为普遍性社会问题，根源在于现有公共服务供给，尚难以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若成效缓慢，其负面影响具有全局性与长期性。一方面将持续抑制适龄群体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会不断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还将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亟须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进。

强化观念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理念。积极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婚育文明新风，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一是建构与现代文明相适配的积极婚育观。积极破除传统宗族生育观中“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也要超越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即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氛围。二是将婚育教育系统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小学阶段，应尽早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启蒙教育，逐步建立家庭归属感与责任意识，让孩子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与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课程，以科学知识替代网络碎片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建立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三是积极主动引导社会舆论。主流媒体应创作更多优质文艺作品，生动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精准把握婚育群体的信息消费偏好，主动布局短视频、播客、社交社区等传播渠道，将积极婚育观润物无声地融入日常信息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对刻意渲染生育恐惧、传播不婚不育观念的算法推荐和内容进行规范引导。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弘扬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的风尚。

完善制度体系，筑牢生育权益保障。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的关键抓手，更是稳定社会生育预期的刚性保障。一是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完善普惠托育财政补助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将托育服务逐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女性、农村女性等群体纳入保障体系，实现生育保险从“职工保险”向“全民保险”过渡。大幅提高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项目纳入医保报销目录，降低生育的直接经济负担。二是健全生育成本共担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歧视。落实反就业歧视法律法规，在招聘、晋升、薪酬等环节保障女性平等权益，杜绝生育歧视。对设立托育设施、提供育儿福利等婚育友好的用人单位，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并给予政策倾斜。三是因地制宜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政策工具的选择应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持续提升政策精准性。农村地区可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直接减轻养育负担；高学历、高技能群体可聚焦职业发展保护，在晋升通道、科研发展等方面给予生育后的过渡期支持。

优化公共服务，夯实生育友好支撑。公共服务供给直接影响家庭生育决策与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一是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3岁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建设，支持用人单位办托。有效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共建共享，提供专业的婴幼儿健康监测、疾病预防、身心全面发展等服务。建立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普惠托育服务。二是有效降低养育成本。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支出压力。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住房保障政策，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三是构建全周期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服务体系，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常规健康管理，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风险。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建设，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更多儿童活动场所和亲子空间，实现城市空间的孩子友好、家庭友好。发挥社区基础作用，整合基层卫生健康、托育、教育等服务资源，打造“生育服务圈”，以基层服务赋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落地见效。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完善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体系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服务业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明显增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完善支持政策体系，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服务业是连接供需、激活要素、引领升级的重要引擎。要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为提升产业整体效率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容，居民消费正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为服务业造就了广阔发展空间。无论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还是适应品质化、个性化、高端化消费趋势，都将持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突破80万亿元。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2025年达到57.7%。当前，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尽管我国居民消费总体规模迅猛增长，从2013年的3.5万亿美元上升到2023年的7.3万亿美元，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38%—40%之间徘徊，不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0%，也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48%，甚至明显低于其他金砖国家（印度为61%，巴西为63%，俄罗斯为49%）。出现上述格局，原因是多维度的，重要的方面在于我国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直接影响服务消费扩容提质，也通过影响居民就业、居民预期、居民人力资本等途径间接影响消费。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2024年印发《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优化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作出了全面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近年来，各地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服务业开放，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以创新激发服务供给与消费的内生动能。但是，服务业供给仍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滞后，中高端、个性化、多样化市场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偏低，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旅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供给仍受到诸多制约，影响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服务业的产业政策，以提升服务业产业链协同度和降低服务业制度性成本。

加快构建服务业产业政策体系

我国产业政策体系长期以制造业为核心。这在相当长时期内适应了我国短缺经济和制造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现实，也很好地回应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并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升级化、多层次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加快构建针对服务业的产业政策体系，形成“要素平权、税费友好、分类指导”的政策框架。

优化土地要素配置。一是下决心尽快解决工业与商服用地价格“剪刀差”问题。商服用地数倍甚至数十倍高于工业用地价格，迫使大量成本敏感型现代服务业无力承担市区正规办公空间的租金，被迫在居民楼或郊区“隐形”生存，阻碍了服务业集聚效应和知识外溢，抑制了服务业有效供给与投资。二是加快推广在深圳等城市试点的新型产业用地政策。混合功能导向，不同于传统工业用地严禁商业／服务业设施，新型产业用地允许配置30%的配套商业、宿舍和办公空间，更符合现代服务业人才密集、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的特点。价格机制更合理，地价介于工业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避免了对制造业的过度补贴，也降低了服务业的用地门槛。三是鼓励“产业上楼”，针对研发服务和轻型制造服务，鼓励建设高容积率的产业园，解决服务业在大城市中心区的空间获取难题。另外，允许在废弃老旧工业厂房、工业园区内发展研发、设计、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和部分生活性服务业，降低服务业用地成本。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支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用于上述民生型服务业。

推动资金、能源、劳动力等要素配置均等化。加快实施非歧视性的信贷政策，针对服务业企业“软资产”“轻资产”运营特征，推广“准担保物”融资，推动商业银行接入并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推广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特许经营权等“动产和权利”的质押融资。做优供应链金融，规范平台企业基于交易数据为中小微服务商提供无抵押供应链贷款行为。另外，持续推动商业服务业与大工业电价同价，明确将数字服务业、冷链物流等关键服务业基础设施纳入大工业电价优惠范围，降低运营成本。将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纳入补贴性培训范围，完善技能评价与薪酬激励衔接机制。

营造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的税费政策环境。制造业企业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的进项税均可抵扣销项税，但对于咨询、软件、研发、设计、法律、会计、审计等现代服务业而言，其核心成本是人力成本，大多数难以按规定进行抵扣，导致部分服务业企业实际税负较重。增值税抵扣逻辑在事实上鼓励“机器换人”，不利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应承认“人”是服务业最重要的资本投入，探索建立“人力资本增值税抵扣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服务企业，按照实际发放工资总额（或社保缴纳额）的一定比例，计算虚拟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探索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政策。应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不同属性，探索差异化分类支持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应重点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政策，支持核心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对养老、育幼、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应聚焦普惠性供给缺口，探索建立普惠服务绩效评价与补贴联动机制，推行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用地保障等组合政策；对部分国有体育场馆，可推广北京五棵松体育馆通过引入民营企业进行商业化运营，以及上海梅赛德斯—奔驰中心通过引入全球顶尖的场馆运营商参与管理的模式；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则应持续加大财政资金“投资于人”的力度，明确政府保障边界与底线，并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平衡公益性与市场活力。

探索实施服务业产业链政策

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产业链多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专业化、交互性和即时性特征，从而在产业链微观层面导致更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供需错配。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必须超越仅仅为制造业服务的单一的产业政策，转向产业内部的分工环节，实施更加系统化的服务业产业链政策。产业链政策并不像传统的产业政策那样由独立的政策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其他政策基于产业链现代化目标而合成的综合性经济政策。应从“点、线、面、体”即关键节点突破、产业链连接、产业生态融合及空间布局等维度，探讨如何更好提升服务业有效供给，缓解供需错配，释放消费潜力。

在“点”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节点政策，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产业短板。针对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短板节点，以及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网络和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撑现代服务业的物理节点，政策持续强化财政投入，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激励社会力量，协同增加有效供给补短板，全面夯实服务业有效供给的民生基础与硬件设施节点基础。

在“线”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连接政策，强化相关主体协调能力。鼓励具有市场和技术优势的各类企业充当产业链链主，健全治理机制，助力培育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实现大中小企业之间、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融通协同发展，支撑产业链价值链整体提升。提供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上游企业的技术不断突破；为包括服务业企业在内的很多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商业化应用场景；引导包括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沿着产业链对准“卡脖子”的点进行精准投资；跟上下游企业结成利益联盟进行协同创新；部分链主企业还可以通过平台，把软件嵌入、延伸到设计、生产、装配、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去，以数据贯穿、推动、延伸到产业链的各环节创新。

在“面”上制定服务业产业链融合政策，推动服务业生态化发展。推动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发展，形成多业态共生的产业集群和消费场景。打破行业壁垒，加快推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开发各种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向“产品+服务”转型，如家电企业不仅卖产品，还提供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和远程运维服务。探索搭建跨领域协同服务平台，围绕服务业产业链关键环节，建设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检验检测、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重点打造“教育—科技—金融—物流”闭环联动平台，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搭建智慧服务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与协同运营。

在“体”上构建制定产业链布局政策，推动服务业空间合理化。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我国服务业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引进更多国外优质服务资源，倒逼国内服务供给提质升级。在空间上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布局，引导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协同配置，鼓励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制造业优化空间布局。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全球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集群建设，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