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026年，一个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深刻洞察中美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走向，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展现了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深刻把握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责任担当，为引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美两国到底是伙伴还是对手？是互利合作还是对立对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作出正确判断、科学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在会谈中，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就是要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彼此做更好的自己，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作出的承诺，始终相向而行；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

中美关系中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中美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双方利益深度融合带来的成长的烦恼，需要在成长中化解，而不应该导致双方产生错误的战略认知。中美建交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如果两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避免战略误判、积累战略互信的关键所在。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要求彼此要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再次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不仅关系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全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中美相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分歧，但在广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双方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回顾中美历史，两国曾经隔绝对立22年，是时代潮流让双方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中美共同利益只会扩大、不会减少，合作领域只会拓宽、不会变窄。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应该成为阻力。历史昭示，美国发展好了，对中国有利；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利。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码准则。中美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中美关系应该有的底色。中美合作共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潮流。

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在看到中美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不回避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正确看待分歧，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中美双方要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不能让分歧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鸿沟，而是要想办法架起相向而行的桥梁。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多沟通、多对话、多商量，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同时，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应该言必信、行必果。

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赓续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同中方一道，找到中美两个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国家在地球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强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元首外交是当代国际政治交往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元首外交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引领作用。从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两国建交被称为“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再到今日人们认为“要实现一个稳定的21世纪，中美必须携手合作”，中美积极互动向来被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美元首外交，通过多种方式与美国总统通信通话、互访会晤，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发挥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的作用，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又扎实做好每个合作项目，扩大共同利益，及时、妥善排除干扰因素，开展各层级各领域对话合作，把两国元首的共识切实转化为两国关系的务实成果，让双方民众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双方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中美两国建交40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水平不断提高，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发挥互补优势做大合作蛋糕，让双方的发展成为彼此的助力而非阻力。

加强民间友好和人文交流是培育中美民意基础的关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是改善关系、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中美友好就是这样一项伟大事业。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怀有友好的感情，这为双方加强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应当厚植人民友谊，继续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中美双方要为人民之间的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拓宽两国地方、智库、媒体、青年、社会各界交流渠道，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众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加强互学互鉴，支持教育交流合作，不断让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青年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重要倡议，受到两国各界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努力推动更多中美青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中美关系发展接续注入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之变、力量格局之变、思想认知之变，在不断塑造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面对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双方要将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的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何忠国毛强兰文飞王雪）

深刻把握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科学内涵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要领悟核心功能的内涵，准确把握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深刻领会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重大意义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根据形势变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谋划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央企业要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鞭策国有企业履行好职责使命。核心功能是职责使命的具体体现。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就是要更好地聚焦和履行自身的职责使命。而履行好职责使命，则必须增强核心功能，这就需要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更清晰、资源配置更集聚、考核评价更精细，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功能价值。从功能定位上，持续优化主责主业管理，强化战略使命评价，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从资源配置上，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避免无关多元经营和盲目扩张，集聚各类优质资源要素，服务“国之大者”，彰显使命担当。从考核评价上，以功能价值和职责使命为核心，持续完善分类考核，为国有企业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提供科学引导和坚实保障。

进一步督促中央企业全面把握央企核心功能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这深刻揭示了核心功能是中央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所在，深刻揭示了核心功能是中央企业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要求央企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功能作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

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履行职责使命的实现路径。国有企业要履行好职责使命，实现路径就是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把核心功能放在前面就是要先明确核心功能的定位，再围绕功能定位提升核心竞争力。从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看，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二者是统一的，核心功能是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导向与根本遵循，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功能的支撑与保障，必须深刻理解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政策供给和路径设计上有的放矢、精准发力。

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内涵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重要保证，其核心功能与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和职责使命紧密相关，既有政治属性，又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等。

政治基础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们党执政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国有企业培养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拥有4000多万在岗职工、近80万个党组织、1000多万名党员，这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骨干力量。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公共保障功能。国有企业带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就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有力保障民生与服务社会。一是扎实做好民生服务和基础保障，强化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和应急能力提升，有力担纲推进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投资方、主要建设方和长期运营方等角色重任。二是统筹国家所需和企业所能，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提升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优化校招、社招结构，深化就业帮扶，助力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三是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扩大绿色低碳产品服务供给，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主动作为。

安全支撑功能。国有企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发展的基础。一是强化服务国防军工建设和国防动员责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军民协同攻关和产业化步伐，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强化核、太空、海洋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国有经济平战转换和支援保障能力。二是强化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和重要资源安全责任，持续增强粮食储备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全球港口、码头等关键物流节点布局，持续强化能源资源、重要通道等关系国家安全发展的领域战略支撑托底能力。三是强化保障重要产供链安全责任，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有效发挥主体支撑、融通带动作用，加快补齐产供链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产供应体系，健全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提升韧性和安全水平。四是强化投资经营等风险防范化解责任，聚焦主责主业有序投资、规范经营，强化境外投资管理，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产业引领功能。国有企业顺应全球产业发展大势，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是坚持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构建具有国有企业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持续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三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进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等，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四是加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产业焕新、启航行动，着力开辟增长的“第二曲线”，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五是坚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带头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前沿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六是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健全完善产业生态，带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宏观调控功能。国有企业坚决扛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责任，有效发挥国有经济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功能。一是带头稳增长，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市场信心，有力支撑扩大内需。二是加强国有经济质量管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着力提高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效益提高、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相匹配，动态调控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规模、结构及运行情况，持续增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能力。三是围绕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围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式持续推进国际化经营，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顶梁柱”“压舱石”的关键功能作用。

准确把握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十五五”时期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履行好核心功能必然要求核心竞争力提升，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能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履行核心功能，必须深刻理解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

“两个核心”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改革的视角看，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一体两翼”的重点方向。增强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功能性改革在“功能分类”基础上的深化，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从发展的视角看，二者是外部要求与自身发展需求的内外关系，增强核心功能是国家和社会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要求，提升核心竞争力则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基业长青的内在要求。从监管的视角看，核心功能是国资监管的顶层设计，需要协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实施并进行评价，提升央企核心竞争力则是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所在，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能落地的工作举措，更好支撑保障企业通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来履行好核心功能。实践中仍存在“两个核心”协同不够等矛盾。有些企业核心功能强但竞争力弱，如地方的城投类投融资平台承担了很多地方行政使命和责任，尚未建立市场化运作体系，难以将政府职能和企业经营有效分开，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下行债务压力巨大，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影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些企业则是竞争力强但核心功能弱，有的企业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在本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服务国家和社会功能有所欠缺，未能主动承担起产业引领支撑、产业体系打造、产业生态构建及产供链自主可控的功能使命，与建设具有中央企业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加突出功能使命引领的政策设计，持续优化分类监管。充分认识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眼国家需要、国企所能，根据功能定位坚守主责主业，健全无关多元经营管控长效机制，推动重组整合资源盘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有效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强化国有经济战略管理，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职责定位；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好落实“三个集中”要求；建立健全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保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一定比重；实施更加精准的央企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修订央企功能界定与分类管理办法，深化“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健全可量化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战略使命评价要与经营业绩考核有效衔接，设置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年度和中长期考核目标；完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办法，强化央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政策支持。

（作者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新定位应该是相向而行的实际行动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攸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美需要团结协作，而不是分裂对抗。中美合作有着深厚历史积淀，书写过无数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友好篇章。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牢牢锚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才能不断夯实双边关系的信任基础。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合作，惠及两国17亿多人民，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从经贸到全局，一个结论愈加清晰：中美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零和好，稳定比折腾好。当前，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致力于实现国家发展振兴，两国发展目标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携手合作能够办成更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

零和博弈、恶性对抗、无底线狭隘竞争，完全不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更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国从不赌美国输，始终乐见一个自信开放、发展繁荣的美国；同样，美国也不应赌中国输，理应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应当是公平公正、守规有序的良性竞争，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田径赛”，绝不是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中美两国恪守大国相处之道、避免关系滑向对抗冲突的重要准则与底线保障。唯有把竞争限定在良性发展、相互促进的范畴内，让竞争成为共同进步的动力，而非走向冲突的诱因，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健康、理性正向的良性稳定。

中美走了不同的路，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这种不同以前有，现在有，未来仍将持续存在。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存在差异和分歧是难免的，拒绝承认基本现实，甚至一厢情愿试图改变或改造对方，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不应寻求改变中国，分歧不应该成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中美两国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以理性态度对待差异、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不因一时一事扰动双边关系大局，始终保持关系平稳有序、不偏航、不失控的常态稳定。对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向而行、协商化解，对一时难以解决的分歧保持克制、稳妥管控，守住底线、防止激化，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外溢，冲击双边关系根基。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中美两个大国交往，任何一方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压制对方，不能为保持本国领先地位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放弃维护正当权益，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和平可期。中美双方唯有始终坚守和平可期的正确方向，妥善解决涉及各自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才能为中美关系注入长久定力，实现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的持久稳定。持久和平不是空中楼阁，它植根于人民的相互理解、民间的友好往来、青年的彼此认同。美方要同中方一道，解决好相互认知这一根源性问题，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扣”，理性看待彼此发展，不渲染威胁、不制造对立。

半个多世纪之前，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造福了两国人民和世界。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共同为中美关系领航定向，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相向而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仅为两国关系注入稳定性、确定性，更将为变乱交织、变动不居的世界提供实践样本，造福两国、福泽世界。

重要言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应该反复学习、深入研究，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坚决贯彻落实。在“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文谈谈学习其中关于“根本标志”论述精神的体会。

“根本标志”论：一个重要标识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重要任务，以及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多方面，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如何坚持这一“根本标志”。这篇讲话以及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深刻地指导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根本标志”论是这一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根本标志”论本身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标识性成果。“根本标志”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每一个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根本标志”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性质、本质特征的标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本质的特征，所以，“根本标志”论是具有根本性、决定性作用的标识性成果。这一体系中的其他标识性成果、标识性概念，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等，都是同“根本标志”论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

旗帜鲜明坚持“根本标志”

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贯彻落实这一重要精神，对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知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实践证明，能不能深刻理解和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本学科中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地位，以此为“根本标志”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区分开来，关系到整个学科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是一个学科能不能建设好的根本所在。正如“讲话”所指出的：“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十年来，与学科建设密切关联的教材建设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同指导思想不够明确、不够坚定直接关联的。一个学科或一种教材，如果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旗帜不鲜明，就不可能成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一“融通生成”论坚持发展了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历史继承性的思想，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首要学术资源，又要善于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这一规律决定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其他知识体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其间存在必然联系。我们要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要批判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作为有益滋养。看不到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联系，不善于融通中国古代的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是不能搞好学科建设的。另一方面，只看到联系而看不到本质区别，就失去了主体性、原创性，不能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十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把国外学术思想和方法奉为圭臬、准绳的现象正在被逐步克服，但至今并未完全消除，仍然是一些学科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些学科是在国外、在西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独立学科在我国设立和发展，是从引进、介绍、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开始的。如果因此而看不到或模糊了同一学科中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对本学科的认识上导致类似于“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不加分析、鉴别地把国外该学科中一些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理论和方法奉为圭臬，当成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原创性，成了西方思想理论的“搬运工”。必须看到，学术资源是多样化的，应该有分析、有鉴别地兼收并蓄，但指导思想是一元的，不允许也不可能多元化。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既是指导思想，又是首要学术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只是学术资源，不是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旗帜鲜明地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上同其他知识体系区分开来，并且贯彻落实到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才有主体性、原创性，才能构建成本学科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

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求我们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

其一，“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原原本本研读经典原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主义，达到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才能在学科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其二，“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解决好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果。

其三，“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如果不懂得从马克思主义中找立场、观点、方法，只知道引用、阐释原著中同本学科直接相关的个别词句、具体结论，那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当成学术资源，而不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论断，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什么都用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学会“怎么用”，就是要学会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研究、解决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回答本学科中的各种问题，这样才能落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本学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涵养能容人的雅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防大学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的浓厚氛围。”语重心长、耐人寻味，理当成为领导干部行稳致远的根本遵循。

天空容纳每一片云彩，于是广阔无比；高山容纳每一块岩石，于是雄伟壮观；大海容纳每一朵浪花，于是浩瀚无垠。人亦如此，最可宝贵的是容人。峨眉山灵岩寺有副对联，上联是：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下联是：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对联把容人说得很通透，也揭示了容人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要义。在新形势新任务条件下，多去容人意味深长，有特别的力量。实现中国梦，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怎么来？不妨可以从相互间的包容中来。现在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商量着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容人可以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把更多人团结凝聚在一起，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奋斗激情，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容人可以增强人格魅力，集中展示容人者的素养，展现豁达大度、灵动善融，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上能跑马的气概。实际上，容人等于容己，让自己的个性缺点不足，被他人接纳和容忍。简单地说，聚人成事是容人的好处所在。

涵养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格局，容他人意见，特别是容批评意见和反对的声音。容人首先是容言，既要容得了人家说话，又要容得了人家说的话，不能因为“人微言轻”而不让人家说，更不能因为人家说的是“谔言”“诤言”“谏言”而拒绝听。既要听，还要听得进，特别是要习惯于“被批评”，以闻过则喜的胸怀容人言。格局越大越开明，越能容下不同的意见。有容人之雅量，方能纳百川之气度；有容人之胸襟，方可成千秋之事业。

涵养求同存异的大度和豁达，容他人个性，特别是个性鲜明和性格与自己不太合的人。人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有各自的性格。有的人在一起投机投缘、无话不说，有的人走到一块却格格不入、无话可说。格格不入、无话可说怎么办？不可以一味地使性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尊重和包容他人个性是重要的基础。学会尊重差异、接纳不完美，不要总是想着法子改造他人，而是尽可能地改变自己，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涵养理解信任的心态和境界，容他人失误和失败，特别是在探索创新过程中的失败。当下，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允许失误、宽容失败的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靠大家都具备风轻云淡、笑谈成败的特质。对他人的失误和失败，切勿冷嘲热讽、讥讽挖苦，多理解、多包容，多支持、多鼓励，关键时刻搭把手，这是一种极其温暖的力量。

涵养与人为善的气度和人品，容他人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那些自己看不惯和比较反感的习惯与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不足的，包括说话的口气、腔调，走路的样子等，都有其他人看不下去和看不进去的一些习惯。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不苛责他人之短，不纠结过往之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多看人长处、多容人短处。长处看多了、看久了，自然多出一些好感，包容的意愿也会多一些。

当然，讲容人是有原则、有底线和有边界的，不能一味地迁就、宽容和忍让。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是非分明、敢于斗争，在重大问题、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作风作斗争，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

从“匾、碑、训”的视角读懂实事求是的思想力量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与内在要求，理论专题片《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三块碑匾的故事》，以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额、延安时期的“实事求是”石碑和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校训为切入点，通过“匾、碑、训”的演进轨迹和与时俱进，深刻而生动地阐释了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所展现的强大真理力量，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认识和把握实事求是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提供了一部重要的精品力作。

“实事求是”匾额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望着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额，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里”可谓意味深长，蕴含着以这块“实事求是”匾额为标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传承、毛泽东早年接受实事求是思想熏陶的文化缩影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源头。

“实事求是”最初是以文献考据学的实证性命题出场的，东汉时期的班固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时，指的是从事文献考据的一种严谨治学方法。但是，这种治学方法最大的弊端就是阻隔了人对事物发展时代背景的应有关照和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深入探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得出了“是，便是理”的新认识。在此基础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即事穷理”的命题。到了清代，在“汉学”与“宋学”之争的过程中，曾国藩把“实事求是”和“即物穷理”两个命题相统一，从而推动了“实事求是”从传统考据学命题到哲学认识论命题的转换。与此同时，郭嵩焘还把实事求是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为实事求是赋予了现代科学精神。回顾实事求是命题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晰看到，在实事求是命题演变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岳麓书院的身影。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岳麓书院是他常去的地方。从有据可查的资料来看，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发布征友启事，与应征者相约在岳麓书院的爱晚亭见面。1916年暑假期间，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寄居于岳麓书院半学斋。1917年9月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体验“空气浴”“大风浴”。1918、1919年间又先后两次长时间寓居岳麓书院。书院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传统深深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

今天，岳麓书院的这块“实事求是”匾额，已远远超出了当年题写者所讲求的严谨治学、学用统一的认识范畴，成为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象征。只有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孕育形成同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学风传承联系起来，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联系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才能够深刻认识岳麓书院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要策源地的深厚底蕴和历史必然，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的重要论断。

“实事求是”石碑所凝练的宝贵成功密码

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简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个结合”的历史，就是实事求是的历史。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前后，为了通过总结党的历史，探寻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更好地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在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1937年7月至8月间，他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在1938年10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并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全新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2年2月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他又揭露和批评了党八股“装腔作势吓人”的不良现象，明确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12月中央党校礼堂将要竣工时，当时兼任党校校长的毛泽东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篆刻在方方正正的四块石料上。这就是延安“实事求是”石碑的由来与背景。可以说，“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结果，可谓言简意赅、力重千钧。既是对办好中央党校的殷切期望，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夺取胜利的成功密码。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靠的就是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的背后是规律、是真理、是人心。依靠实事求是，共产党掌握了规律，获得了真理，赢得了人心。

“实事求是”校训所昭示的强大真理力量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党校搬到了北京，成为了党的干部培训的最高学府和“为党育才”的核心阵地，毛泽东当年题写的“实事求是”校训在这里更加熠熠生辉。今天，“实事求是”校训，始终是党校一以贯之的根本遵循和办学宗旨。长期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干部“迎着实事求是来，围绕实事求是学，按照实事求是干”，在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通过理论专题片《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三块碑匾的故事》，可以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可以深刻感受到“实事求是”所昭示的强大真理力量。

“实事求是”校训碑的演进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不懈地坚持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焕发强大的真理力量。在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要做到实事求是，应在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善于在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中追求真理。守正创新的核心就是要把坚持真理与发展真理统一起来，既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又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敢于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以新的思路、新的话语、新的机制和新的形式解决新的实践问题，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实现新的理论飞跃。

二是善于在魂脉和根脉的融通中揭示真理。怎样才能在认识真理、揭示真理的过程中把魂脉和根脉有机贯通起来？关键是既要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又要善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注入马克思主义并充实其文化生命。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把“必须讲新话”与“不忘老祖宗”统一起来，就能把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有机衔接起来，就能避免发生割断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三是善于在直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实践中笃行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正是在不断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的愿望，展现真理的力量，推动理论的发展。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孙子兵法》中的和平思想

《孙子兵法》诞生于春秋末年社会政治军事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上承夏至西周千余年的早期国家发展阶段，面临中央王权衰落、地方势力蜂起的局面，军事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虽然如此，被后人誉为“百代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并未沉溺于杀人、攻城术等的讨论，而是处处提示人们，贸然动兵会对国家与人民造成不可想象的伤害，战争的目的恰在于安国保民，由此表达了深切的和平思想。

孙子论“用兵之害”

孙子亲历春秋末年兵戈日起、战争日益残酷的局面，对战争巨大的耗费及破坏性洞若观火，故《孙子兵法》中多处提到国君与将领要尽知“用兵之害”。

春秋末年，兼并战争开始出现，过去小国寡民形势下的那种“君子之争”的战争方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多兵种、长时段的野战与攻城战。以孙子所在的吴国为例，《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其战士人数可能有所夸张，不过也能反映此时战争的规模相较过去已有了很大扩展。越灭吴之战，越王勾践作战前动员，要求战士中的独生子、老弱病残等人报告并退出战斗；兄弟多人从军的，也要报告并退出一人。不过据《国语·吴语》所记，结果是“莫告”。也就是说，越国几乎所有丁壮都投入了这场战争。

在上述情势下，战争的花费以及战败的代价都是巨大的。《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驰车指轻型冲锋车，革车是蒙着牛皮的重型战车，带甲指全身披甲的战士。1000辆轻型冲锋车、1000辆重型战车、10万名披甲战士，是春秋晚期常见的武力配置。如果再加上不披甲的战士以及后勤辅助人员，一场战役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孙子指出，维持这样一支军队，“日费千金”。

不唯如此，为了支持战争，整个国家要立即转为战时状态。《孙子兵法·用间篇》记述了春秋晚期吴国面临战争时的情状：“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谓“七十万家”，若每家出一名丁壮从军，则正可与上引《淮南子》所载吴军“带甲七十万”相对应。70万名丁壮从军作战，势必会影响到70万个家庭正常的生产活动。最终一场战役下来，即使在战胜的情况下，也通常导致“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公家，都是车马疲敝、资财消耗的结果。

正是看到战争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的伤害，孙子指出军事乃“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关于这句话，人们过去多强调孙子说的是战争胜败对战败者的影响。实际上，即使对战胜国，战争亦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故孙子所谓“存亡之道”的说法，强调的是慎战乃至不战，做到“兵不贵久”。

“非攻”与“善守”

说到“非攻”，往往会将“发明权”归于战国早期的著名思想家墨子。墨子认为，一国牺牲数万条人命去攻城，即使胜利了，最终所获得的也只是一座空荡荡的废墟；统治者发动战争，竭尽财物，兴师动众，使民众无法从事其本业，各级官员亦无暇治理政事，社会就容易产生混乱，缺乏法度。

就目前文献所见，孙子应是最早明确提出“非攻”的学者。《孙子兵法·谋攻篇》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顶级的军事家，并非“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大将军，而是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家。不发动战争就能使敌方屈服，在常人看来似乎是痴人说梦，实则并非不可能。如何达到这一效果呢？孙子给出的答案有两方面：一是“形”的积累，二是“势”的营造。

所谓“形”的积累，就是踏踏实实地提升自身实力，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即《孙子兵法·形篇》中所说的“不可胜在己”，使自身不可被战胜，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势”的营造，即通过时间、实力、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努力与转化，使整体局势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推动，对敌方形成碾压态势，最终甚至不动刀兵即可达成目的。故孙子强调善战之人“无智名，无勇功”，他们能够将战事化解于无形，并获得胜利。这种胜利并非通过赫赫战功来实现，故通常不为民众所知晓。

相较于不计代价的进攻，孙子更强调“善守”。在孙子看来，将防守做得充分，正是扭转形势、胜之在己的必由之路。需要注意的是，今本《孙子兵法·形篇》部分内容颇为强调进攻，斟酌语境，应是出于后世的讹误或篡改。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于此可作参照。

例如，今本“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一句，指在军事行动中，力量不足就要防守，力量有余则要进攻，如此道理十分浅显，且与孙子的看法相乖离。竹简甲、乙本此句则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强调国家若全力做好防守工作，应对战事就有回旋的余地；而一旦展开进攻，则可能暴露破绽，如此就会出现危险。孙子强调“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人暴露，而不使自己暴露，故竹简本表达的是孙子的原意。

比较有趣的是，孙子这种“善守”而“非攻”的观念被墨家学派所继承。据《墨子·公输》所记，公输般为楚国制造攻宋的器械，墨子前去见他。墨子解开衣带，围成一座城，并请公输般模拟攻城。公输般多次进攻，用尽了器械，却一直未攻破，而墨子的守城之法尚绰绰有余。墨子此举使楚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战争的目的是安国保民

孙子论“用兵之害”“非攻”与“善守”，均是其和平思想的体现。由此更进一步探寻，可以发现在孙子的观念中，战争的目的在于安国保民。

孙子不是消极避世之人，他论述“用兵之害”，并非否定军事战争，而是提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须思考清楚战争的后果，如此才能正确把握军事行动的目的。《孙子兵法·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所谓“用兵之利”，正是安国保民。《孙子兵法·火攻篇》谈道，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可以因愤怒而贸然兴兵，军事将领也不可因一己的悲喜而引发战事，一切都要合乎安国保民的最高利益。

孙子主张“非攻”，正是由于攻城会导致大量民众伤亡，于国家实无好处。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孙子看来，驱使人们像蚂蚁一样攻城，造成大量死伤，最终得到一座没用的废墟，恰是下下之策。

真正的“知兵者”，不是拔城毁国的百胜将军，而是能够切实考虑民众生命与国家安危的人。《孙子兵法·地形篇》讲，“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真正善战之人，在军事行动中不因求取战功而冒险进攻，不因担心获罪而不敢撤退，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出于保全民众，且上合于国家利益。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很早就存在“止戈为武”的观念，强调加强军备在于谋求和平，而非杀伤攻伐。比《孙子兵法》稍早的《老子》一书讲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又说“战胜，以丧礼处之”，强调不可推崇暴力、不应美化战争，即使侥幸获胜，也应以丧礼来对待，毕竟没有不死人的战争。观《老子》的表述，可知孙子的和平思想，渊源有自。

（作者系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领军教授）

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的乡村图书馆

和顺图书馆坐落于云南省著名的“文化名邦”和“侨胞之乡”保山市腾冲市和顺镇，与当地著名的历史建筑双虹桥和文昌宫毗邻，占地面积5577.34平方米，现有藏书13万余册。历经百余年的雪雨风霜，和顺图书馆依然矗立在三合河畔。它承载着的是这座百年古镇的文脉兴衰，同时也是数以万计海内外和顺人的精神家园。

和顺是著名侨乡，归侨、侨眷占全乡总人口的62.7%，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13个国家和地区。在近代，海外的和顺人及其社团，特别是由和顺旅居缅甸的侨胞组成的“和顺崇新会”开风气之先，捐资兴学，倡导进步思想和新文化，直接推动了和顺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图书馆萌芽于1905年张砺先生等在和顺首倡成立的革新社团——咸新社。该社成立以后，“广购图书以资乡人之阅览，又于每星期日演讲一次，作新文化之宣传，固吾腾新潮流之第一声也”。

和顺图书馆的初创可追溯到1924年。云南省立第二中学的毕业生寸嗣徽，1924年由缅甸回乡省亲时，看到家乡封建迷信盛行，青年思想消沉，遂与李祖华、李湛春等人在家乡成立“和顺青年会”（和顺青年促进会），共同发起组织“和顺阅书报社”。聘请腾冲著名教育家李启慈先生担任社长，并在和顺十字街租得一间小屋为馆舍，订购图书杂志免费为民众提供阅览服务。1925年，缅甸曼德勒、抹允等地的和顺华侨成立的“青年会”和“促进会”在贺奔召开联络大会，后合并为“旅缅和顺崇新会”。该会成立后，总会设在缅甸曼德勒，由于国内外乡人踊跃入会，规模迅速扩大，影响了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和家乡和顺。1928年，“和顺阅书报社”在该会的扶持下，正式改组更名为“和顺图书馆”，并迁址到和顺土著庙（原咸新社社址）。至此，和顺图书馆完成了从初创到正式成立的历史过程。

随着图书馆馆藏的不断增多，原有馆舍不能满足需要，和顺乡里开始筹建新馆，于1938年建成主馆并投入使用，当时和顺图书馆馆藏资源已达21800多册。

和顺图书馆的发展，与崇新会的积极筹措、旅缅侨胞的积极捐赠以及乡人们的共同努力密切相关，其主要经费则来源于和顺旅缅侨胞的支持。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侵略军从泰国、缅甸南进，我们（和顺）旅缅侨胞的大部分财产在战火中损失，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经费来源也从此断绝了。”1942年5月10日腾冲沦陷，“图书馆也只得关门，并发动学生帮助把图书疏散到石头山的魁阁藏起来”，“在腾冲沦陷两年期间，除被汉奸破坏了少量图书，通过多方努力大部分藏书都先后收集和保存下来了。”1944年9月14日，腾冲光复，和顺图书馆也恢复正常秩序。

新中国成立后，和顺图书馆仍为乡人自主管理，1980年纳入国家建制。20世纪80年代初，廖承志同志为该馆题赠匾额。1988年，举行建馆60周年庆典，旅缅瓦城和顺联谊会赠送“文化泉源”大匾，国内名人学者钱伟长、顾廷龙、周谷城、楚图南、李希泌等题词祝贺。1993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3月，被云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6年5月，和顺图书馆旧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和顺图书馆旧址入选第三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

和顺图书馆旧址为汉景殿，建于明代隆庆年间，为祀奉元末大理总管段功。1928年，将馆址迁移至现在的位置，并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对馆藏图书进行编目管理。1938年，在建馆10周年之际，落成新馆，建成一幢五开间中西合璧式主馆屋和中门一座，并举行了隆重的馆庆。编成《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一册，知名学者胡适、王云五、熊庆来、龚自知、李根源、李曰垓、周钟岳等题诗、题词。其中有张天放先生题的“和顺图书馆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

和顺图书馆坐东南向西北，由大门、二门、主楼、藏珍楼、中华再造善本藏书楼等建筑组成。和顺图书馆大门为牌楼式木构建筑，面阔3间、宽度为11.7米，进深2间、长度为3.3米。进门即是明间，梁上有题记“大清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清和月吉旦·合乡土庶等同建”，内悬匾额一块，上有正书线刻“汉景殿”三大字。上额为本乡举人张砺书“和顺图书馆”匾，下额悬赵翼荣“文化泉源”匾；二门砖石结构，仿江苏苏州东吴大学校门而建，门墙呈一字形，长77米，设3个拱形门洞，中门宽22米、高3.8米，两侧门各宽1.3米、高3.1米；主楼抬梁式木结构，面阔5间、18.7米，进深2间、8.6米，两次间前各伸2米施二柱，所伸二柱与主楼相连，形成半亭，屋顶飞檐翘角。

和顺图书馆主楼后檐下悬有正书“咸新社”匾额，匾长2.2米、宽0.58米；主楼后为藏珍楼，为两层钢混结构楼房；主楼右侧为“中华再造善本藏书楼”。该址原为“景山园”，2009年在此建成一正两厢木结构楼房，内置原文化部、财政部规划编纂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分经、史、子、集、丛五部，共787种、9211册。

和顺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大的标杆性乡村图书馆之一，于2023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馆内建有古籍、分藏古籍、民国、中华再造善本、现代等书库，典藏文献图书较为丰富，至今仍为和顺乃至腾冲的文化、教育事业发挥重要作用。8000余人的和顺古镇，办理的借书证超过3000张，既有当地乡邻，也有来和顺古镇旅居的游客，还有在附近工作的居民。2025年和顺图书馆图书外借约19万人次、超21万册次，总流通人次超65万人次，电子书下载约5000册次。

和顺图书馆既是为当地乡民服务的乡村图书馆，又是传承、传播当地文化的重要阵地。它不是单纯的历史遗迹，也不是一个单纯用于阅读学习的场所，其重要价值在于它给来到这里的所有人提供的信息服务、送去的精神食粮，还在于它对自身所承载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作者系云南大学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

君子所，其无逸

“君子所，其无逸”出自《尚书·无逸》，意为君子应养成勤俭节约的自律习惯，力避奢侈浮华的生活追求。“无逸”思想得到历代先贤的广泛认同与解读，《论语》中“安贫乐道”的思想和《孟子》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理想都是对《尚书》“无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诚然也是对这一思想的再次诠释。“君子所，其无逸”，不仅是君子修身的准则，更是治国理政的智慧。

君子立身的道德本源

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纣后，殷商旧贵族势力仍存，姬周新生政权面临着严峻的统治危机。《无逸》就是周公归政成王之际的诫子文献，堪称中国最早的“戒逸书”。“君子所，其无逸”，其中的“所”即“居位、居处、在位”之意，指君子居其位、当其职，此处隐喻为君子立身的道德准则。“无逸”可进一步解释为两层含义：一是“知稼穑之艰难”，即须知晓百姓农耕之辛劳，爱惜物力，“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二是“知小民之依”，此“依”字据孔安国注解为“隐也，知小人之隐忧”，即应体恤他人生活之艰辛，避免奢侈浮华，戒绝田猎嬉戏。

“无逸”是君子自律的核心要求，这种“由己及人”“由小及大”的思维，将个人生活方式与品德养成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以此说明追求生活的“逸乐”不仅是个人的品德问题，更是损害个体成长与人格完善的隐患。君子需心怀敬畏、克制欲望、勤勉自持，方能坚守道德本心。反之，若放纵欲望、沉溺安逸，便会逐渐丧失自律，背离君子之道，最终陷入精神空虚与人格堕落。

士人自律的修身准则

春秋时期，具有人格意义的“君子”形象得以诞生。君子从一种社会身份转变为一种文化身份，实现了从上位阶层向平民阶层的拓展。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境，孔子提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命题，将“安贫乐道”确立为普通士人精神的核心标识。孔子对颜回能保持俭朴的生活表现出高度的赞赏之情：“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时，他还批评那些贪恋安逸生活的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一旦个人沉溺于安逸之中，其“士”之精神风貌便荡然无存。“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之乐，是源于对“道”的执着追求而非感官满足，是在于“克己向善”的德行生活追求和“安贫乐道”的精神世界充实。

《国语·晋语四》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晋献公宠爱骊姬，导致晋国内乱。太子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和夷吾等公子被迫出逃。重耳在流亡途中历经艰辛到达齐国。在那里，他受到了齐桓公的礼遇，娶了齐国宗室女子姜氏为妻，生活过得轻松安逸。然而，重耳的侍从大臣担心他沉溺于安逸的生活，忘记了复国大业，于是策划让他离开齐国，继续他的流亡生涯。他的妻子姜氏告诫他说：“怀与安，实败名。”诚哉斯言！一个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会被逸乐所累，神志会被心情所惑，留恋家室与贪图安逸，实在是败坏了名声的事情。这种对欲望的警惕和戒惧，构成了士人修身的重要维度。

修齐治平的逻辑起点

《孟子》将儒家的“无逸”思想从个体德行修养拓展至人生实践与社会责任层面。当梁惠王自矜“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时，孟子指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犀利批判脱离民生、自我放纵的享乐行为，指出脱离现实、沉溺逸乐，本质是背离道德本心。他认为，逸乐会消解人的精神意志，使人“放辟邪侈”，最终会导致个人堕落与人生失败。相反，能以“无逸”思想规范自己的君子，则能坚守正道、心怀他人，“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如果说《尚书·无逸》是从感性认知方面认为“无逸”思想是君子修身立德的重要经验，那么孟子将君子的行为操守转化为道德合理性的试金石，则是从理论层面把“无逸”思想提升为君子道德理想的价值根基。若身边人闻他人享乐而心生不满，说明未做到推己及人；反之，若众人皆感愉悦，则体现了君子的道德感召力。最后孟子得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结论，将“无逸”思想升华为个人与他人、社会共担责任、共享福祉的道德价值准则。北宋士人范仲淹由此延伸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追求。

孟子的思想显然更侧重于君子道德伦理的践行，同时也深刻阐释“无逸”之于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孟子·告子下》中也深刻批判了“逸乐亡身”之于个体成长的危害，并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论断。文章通过历史上的例子，如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和百里奚等人的人生经历，提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判断，强调了君子在艰难困苦中磨炼意志和才能的重要性。北宋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论继承并完善孟子关于“无逸”思想的论述，不仅指出了“无逸”思想之于个体修身价值和治国理政价值，更确认了“无逸”思想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链条中的逻辑起点和价值中枢地位。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提问：盛炜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请问，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

解读：刘冬梅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科技现代化始终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2024年6月，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随着我国不断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科技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现代化”成为一道历史必答题。

科技现代化既是科技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先进生产力形成发展的过程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一种文明进步。科技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在科技领域的表达，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现代化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从科技一穷二白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成科技强国的过程。16世纪以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此起彼伏、相互交织，英国、德国、美国等均在不同时期实现科技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这一过程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等全链条的能力提升，涵盖了科技创新的要素、主体、机制和环境等整个系统的现代化。新时代科技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应当具有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支撑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整体跃升，增进人类福祉，推动全球发展。

科技现代化必须伴随不断形成先进生产力，才能实现“科技—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循环。这就要求科技现代化必须能够有力支撑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国家竞争能力提升。历史上看，谁能够占领科技制高点，谁就能在现代化发展中走在前列。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抢抓纺织和蒸汽机等技术，成为全球领头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钢铁冶炼技术后来居上，英国丧失冶金霸权，并丧失与钢铁产业密切相关的汽车、铁路、机械制造等众多领域的发展优势，德国一举成为钢铁与机械制造佼佼者并延续至今。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半导体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让美国率先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当前，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新一代通信、量子、新能源等技术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新动能。

科技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引领、驱动和支撑的重要作用

科技现代化通过对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化整合，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同时，科技现代化还深刻影响着生产关系的调整，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从现实来看，科技现代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引领、驱动和支撑三大作用。

科技现代化持续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国家安全，引领我国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初步转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自主创新取得明显进展，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引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竞争力不断提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时代以来，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大幅提升，国家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9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壮阔前景。

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引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支撑。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科技以无所不在的渗透性、扩散性、带动性广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展现出比传统生产力更加强大的科技内核。随着科技进步对生产过程的重塑，掌握更多数字与智能技术的新型劳动者，通用人工智能、智能机器设备等新型生产资料，数据等新型生产对象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最终实现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升级都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新的知识、工具与技能。

科技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这些独特性对科技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战略需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全面、系统、多样的高质量科技供给。除了提高生产力、生产更多物质财富的技术，也要满足多样化需求的技术，让更多普通人从中受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科技赋能建立更为完善的资源配置机制。无论是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还是妥善处理科技赋能个人发展，都需要面向共同富裕完善公共科技治理，思考和定位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科技支撑统筹兼顾。科技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持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强化伦理治理，既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也是物质文明的重要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科技助力解决资源能源难题。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是支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需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系统全面的技术解决方案。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需要科技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体现大国担当，也需要我国强化在新兴技术治理、标准制定等方面的话语权，有效防止全球“数字鸿沟”等问题。

提升我国科技现代化水平的路径

科技现代化水平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推进科技现代化，必须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和阶段目标，聚焦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引进等重点问题，持续强化能力建设。

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科研基础设施现代化，及时抓住智能化科研趋势，推进数据平台、算力平台等新型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提升科研活动的组织能力，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统筹推进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构建颠覆性、前沿性技术突破新机制，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抢占制高点。

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进一步完善重大科技任务攻坚的新型举国体制，全面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能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耦合”，形成研发任务体系化布局。用好市场机制与市场规模优势，提升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完善研发加计扣除、政府远期采购、技术标准动态升级等方式联动，为自主创新产品开辟试错优化、不断迭代的空间。

提升人才培养集聚能力。加强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促进教育体系与科技人才需求紧密衔接，实施科教融汇、产教融合，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实践能力强的科技人才。建立以重大任务为载体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在重大科技任务中培养造就领军人才，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构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才集聚生态，用好我国大型科研设施装置等资源，构建精准引才的高技术移民制度。进一步优化人才评价机制，营造潜心科研、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提升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能力。运用自身资源优势汇集国际科技资源，主动发起、组织、牵头和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积极参与制定人工智能、太空、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建立与美、欧、日、韩等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充分利用我国在城乡和区域差距、数字鸿沟等方面的治理实践资源，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培训与技术援助。优化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提升国际合作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国际科技合作服务与管理机构。

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026年，一个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向。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深刻洞察中美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未来走向，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展现了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深刻把握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责任担当，为引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中美两国到底是伙伴还是对手？是互利合作还是对立对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作出正确判断、科学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在会谈中，中美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就是要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彼此做更好的自己，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作出的承诺，始终相向而行；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

中美关系中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中美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双方利益深度融合带来的成长的烦恼，需要在成长中化解，而不应该导致双方产生错误的战略认知。中美建交4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如果两国做伙伴、做朋友，求同存异、彼此成就，中美关系就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如果把对方当对手、当敌人，恶性竞争、互相伤害，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甚至倒退。历史反复证明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避免战略误判、积累战略互信的关键所在。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要求彼此要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同时，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4条红线。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安全网。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再次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美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大方向，不仅关系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全局。中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两种选择代表着两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该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和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中美相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承认这种不同、尊重这种不同，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分歧，但在广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双方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回顾中美历史，两国曾经隔绝对立22年，是时代潮流让双方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冰。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中美共同利益只会扩大、不会减少，合作领域只会拓宽、不会变窄。当前形势下，中美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不管是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还是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美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不应该成为阻力。历史昭示，美国发展好了，对中国有利；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利。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展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相互尊重是人与人打交道的基本礼数，也是中美两国相处的起码准则。中美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和平共处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无论是挑动“全面对抗”，还是鼓吹“战略竞争”，都偏离了中美关系的正确轨道。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中美关系应该有的底色。中美合作共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时代潮流。

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在看到中美存在共同利益的同时，也不回避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中美之间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正确看待分歧，并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中美双方要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不能让分歧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鸿沟，而是要想办法架起相向而行的桥梁。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多沟通、多对话、多商量，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同时，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应该言必信、行必果。

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

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赓续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以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视彼此的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同中方一道，找到中美两个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道路国家在地球上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保持稳定。

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强两国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元首外交是当代国际政治交往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元首外交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引领作用。从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到两国建交被称为“改变国际战略格局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再到今日人们认为“要实现一个稳定的21世纪，中美必须携手合作”，中美积极互动向来被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美元首外交，通过多种方式与美国总统通信通话、互访会晤，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注入动力。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发挥中美高级别对话机制的作用，既聚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又扎实做好每个合作项目，扩大共同利益，及时、妥善排除干扰因素，开展各层级各领域对话合作，把两国元首的共识切实转化为两国关系的务实成果，让双方民众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双方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中美两国建交40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水平不断提高，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提升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作为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的两个大国，中美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出现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应该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发挥互补优势做大合作蛋糕，让双方的发展成为彼此的助力而非阻力。

加强民间友好和人文交流是培育中美民意基础的关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是改善关系、加深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来共同完成。中美友好就是这样一项伟大事业。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怀有友好的感情，这为双方加强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正是人民的双向奔赴，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应当厚植人民友谊，继续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中美双方要为人民之间的交往搭建更多桥梁、铺设更多道路。鼓励和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拓宽两国地方、智库、媒体、青年、社会各界交流渠道，不断夯实中美友好的社会和民众基础。教育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进中美友好的民意基础，要加强互学互鉴，支持教育交流合作，不断让中美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青年是中美人文交流的重中之重，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重要倡议，受到两国各界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努力推动更多中美青年相知相亲、携手同行，成为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中美关系发展接续注入动力。

当前国际形势之变、力量格局之变、思想认知之变，在不断塑造新的世界格局。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面对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中美双方要将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的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线不断前行。

（何忠国毛强兰文飞王雪）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

真干是连接主观努力与客观成效的唯一桥梁，是推动事业发展、创造过硬业绩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深刻揭示了真干与业绩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为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创造实绩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指引。

知行合一，贵在行动。唯有真干，才能结出真果；唯有实干，方能不负人民。做到“真”，就是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杜绝“假大空”。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面对“全国高产县”荣誉仍坚持从群众生活这个最大实际出发，如实向上级反映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最终争取到征购指标的核减，使全县农业产值一年翻番，真正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这正是对“真”的生动诠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自觉“干”，则是要躬身入局、担当作为，防止光说不练、胸中无策、急功近利。现实中，少数干部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两手空空，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好了”，这种“假干”比“不干”危害更大。“真”与“干”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唯有既求实情又下实功，才能确保业绩既方向正确又落地见效。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必须把“真”刻在心上，把“干”扛在肩上，以知行合一的自觉，迈出创造真业绩的第一步。

坚持务实为本，筑牢真干出真业绩的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偏航，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跑偏。一些人热衷于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追求短期效应、虚名浮利，甚至炮制“数字政绩”“盆景工程”，其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背离了实干的初心。这种“假干”不仅干不出真业绩，还会损害群众利益、贻误事业发展，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不得半点虚假——吃饱没吃饱、出行方便不方便、看病贵不贵，每一桩每一件都是硬指标。务实之所以是根本，就在于它把评判权交给人民，倒逼干部从源头杜绝虚浮。筑牢务实的思想根基，首先，要强化宗旨意识。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干事创业的出发点放在为群众办实事上，把落脚点放在为群众解难题上，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其次，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真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路径。最后，要强化责任担当。树立“为官避事平生耻”的理念，把岗位当作战位，把责任扛在肩上，把职责抓在手中，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让真干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心坚守，为创造真业绩打下牢固的思想地基。

坚持实事求是，掌握真干出真业绩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老实的本质是尊重规律。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干事创业唯有尊重规律、认识规律、运用规律，才能找准方向、找准方法，让实干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如果不实事求是、违背规律，即使干得再多再苦，也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面后果。真业绩，一定是规律作用下的“有效业绩”，而不是违背规律的“无效折腾”。一方面，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加深对规律的认识。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工作的实际情况、存在的矛盾问题以及群众的真实需求，杜绝“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通过系统思考加强对规律的把握。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繁杂的工作事务中梳理共性问题，提炼内在规律，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既着眼长远、谋划全局，又立足当下、破解难题，不照搬照抄、不生搬硬套，坚决摒弃违背客观规律、脱离发展实际的盲目决策，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同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实事求是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动态地把握规律，始终沿着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的轨道推进，这样才能真正干出经得起检验的真业绩。

坚持真抓实干，打通真干转化为真业绩的实践路径。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真抓实干，关键在“抓”和“实”的统一，既要抓住要害、抓住节点，又要实打实、硬碰硬，用结果说话。真抓实干，首先，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摒弃“重部署、轻落实”的陋习，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拳绣腿。对定下的目标、部署的工作、承诺的事项，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接着一件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进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其次，要突出问题导向。敢于直面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痛点，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面对矛盾不回避，面对困难不退缩，以较真碰硬的勇气破解难题，以攻坚克难的实干推动工作，决不能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矛盾躲着走。再次，要坚持精准精细。摒弃大而化之、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细化工作举措、明确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把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做精，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最后，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防止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远的错误倾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自觉以坚持不懈的真干，换来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业绩，让业绩真正惠及发展、造福人民。

（作者系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充分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数字消费潜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大力发展数字消费，有助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激活内需潜力的关键举措。围绕持续激发数字消费潜力，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数字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挖掘消费潜力相结合。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2024年要求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2025年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随着“人工智能+消费”加速落地，科技赋能生活性服务业，数字消费从单一的购物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更为广泛的服务领域全面渗透，实现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数字消费发展呈现出的消费新逻辑、新特征与新趋势。数字消费是伴随着互联网、智能终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迭代逐步演进的。从20世纪90年代电子商务萌芽，到2010年后移动支付与社交电商爆发，再到以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沉浸式交互为标志的智能化阶段，数字消费经历了从渠道替代到场景重构的根本性转变。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消费”的融合发展，数字消费的界定已经超越了数字产品消费范畴，更加强调消费行为本身被数字技术重塑，迈向一个更广义、更动态的数字消费生态体系，主要包括数字产品消费、数字服务消费、数字内容消费以及通过数字渠道实现的消费四种类型。

当前，人工智能正从后台支撑转向成为主动塑造需求、优化体验的核心驱动力，推动消费从被动响应迈向智能预判与场景融合。“人工智能+消费”正在把数字消费从流量驱动、交易导向、线上线下分割的旧逻辑，推向数据驱动、体验导向、全链路智能融合的新逻辑，成为重塑数字消费全过程的重要驱动力。一是主动预见、“货找人”成为需求新逻辑。传统数字消费主要靠搜索、浏览、生成订单等事后行为数据被动匹配，而通过“大模型+多模态感知（语音、图像、行为、情绪）”，智能体能够实时捕捉隐性、瞬时、情境化需求，将消费决策的起点从事后反馈前移至事前预判。人工智能发挥信息过滤、对比、决策辅助等功能，算法推荐从标签化分类升级为个性化全维度建模，显著提升供需匹配精准度。二是数据驱动、以需定产成为供给新逻辑。当前，数据贯穿生产、流通、消费、治理全链条，成为数字消费优化供给、创新场景的关键生产要素，全链路实现要素数据化重构。通过全网消费数据、趋势预测、用户画像，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指导产品定义、功能设计、定价策略。这些数据又进一步驱动算法优化和供给升级，形成“消费—数据—改进—新消费”的循环。

在深层逻辑重塑的背景下，数字消费的具体表现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五个值得深入关注的新特征。一是消费入口更为多样化。在人工智能深层逻辑重塑下，消费入口全面转向智能体等终端设备，消费入口形态出现去中心化、交互自然化、服务前置化等特征。“AI购物助手”正在成为连接消费者与商品服务的重要入口，数字人、车载座舱、智能家居等新型终端入口不断涌现，实现无界面、语音交互、自然对话等的自然交互。二是消费场景趋向沉浸式。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创造出了“超越现实”的消费体验，从单纯“买商品”“买服务”升级为集感官体验、文化体验、社交体验、情感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消费者不再仅仅面对静态的商品图像，而是在数字场景中获得身临其境的虚拟体验，拓展了消费的边界。三是消费选择偏重情感化。在目前的消费行为中，消费选择转向情感化、价值化、个性化，消费者更注重审美契合、情绪慰藉、身份认同、圈层归属。依托算法精准匹配用户情感偏好，消费决策由以往偏理性的性价比主导变为偏感性的情绪价值与理性实用价值双重主导。智能终端产品正在从单一功能型向情感交互型演进，情绪价值的供给能力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维度。四是消费结构日益多样化。过去，数字消费以实物商品消费为绝对主体，品类集中于服饰、家电、日用品等，结构单一固化。在人工智能驱动与消费升级条件下，数字消费结构呈现多元分化、多点扩容的特征，品类结构从实物消费拓展到数字服务、内容文娱、智慧文旅等多元领域，平价刚需、品质升级、高端定制、兴趣小众的多层次消费梯队同步发展，同城即时消费、跨域远程消费、虚实空间消费的多空间形态蓬勃发展，城乡、群体结构多元，形成“实物+服务+内容+体验”多元并举的数字消费新格局。五是消费业态呈现融合化。数字消费打通产业、场景、渠道，使消费呈现跨界渗透、业态融合的显著特征。“产品叠加服务”与“服务包裹产品”两条路径并行发展，“零售+文旅+餐饮+健康+科技”跨界融合，并催生了大量新业态，也在加速重构传统产业链的价值分配逻辑。

基于这些特征规律，未来数字消费的发展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个趋势。一是数字消费物理载体的全面智能化。入口智能体化与产业融合化的双重驱动，将推动消费终端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智能手机仍是重要枢纽，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座舱、服务机器人、数字人等将全面普及，成为数字消费新载体，硬件智能化、终端泛在化、入口隐形化成为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将推动数字消费从“屏幕中心”走向“场景弥漫”，消费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活动，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生活方式。二是预见式消费成为主流形态。智能体能够精准捕捉用户显性需求与潜在需求，提前预判消费偏好、生活节律和场景诉求，实现需求预判、主动匹配、前置供给、一键履约，预见式、陪伴式、订阅式、自动履约式消费成为数字消费主流形态。深层的变化在于，消费决策的时间尺度将被极大压缩，消费者甚至无需主动表达，系统即可根据场景进行前瞻性供给。三是情感体验价值成为数字消费竞争的主战场。人工智能通过智能陪伴、个性化叙事、虚拟身份构建等方式，极度放大消费的情感属性。消费品类的增长极将从刚需品转向情绪品，情感价值与体验价值逐步超越物质功能价值，主导数字消费偏好与溢价选择。随着情感认同、情绪慰藉、圈层归属、虚拟沉浸等软价值权重的持续提升，企业竞争的核心指标将从“性价比”逐步转向“心价比”，即单位支出所获得的情感满足程度。也就是说，未来数字消费的竞争力将不再取决于谁能提供更丰富的商品，而取决于谁能通过数据更深刻地理解人、更精准地预见人、更温暖地陪伴人。持续促进从数据统计到趋势研判、需求洞察、创意生成、精准匹配的升级，不仅有利于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也将推动数字消费市场从流量分发走向认知服务，形成数据“飞轮效应”，即消费越多，认知越深；认知越深，消费越准；消费越准，价值越高。

发展高质量数字消费的主要堵点。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数字消费在“量”的扩张中仍面临一系列“质”的提升瓶颈，必须正视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数字消费提质的结构性制约。当前，我国数字消费面临的主要堵点之一，是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难以充分满足居民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部分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仍然突出，原创内容、高端智能硬件、沉浸式体验、情感化服务供给稀缺，适应品质化、个性化需求的新产品创新应用存在明显短板，养老育幼、智能消费等需求旺盛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

城乡二元结构制约消费潜能释放。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体现在消费设施、物流配送和商业生态的落差上。这种结构性困境，意味着即使数字网络充分覆盖，若缺乏匹配的商业主体和完整的数字化中台支持与孵化，也难以释放县域庞大的消费潜能。

治理体系滞后于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和平台经济的高速迭代，正在对既有的制度和治理框架构成严峻挑战，治理体系的相对滞后已成为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堵点。比如，智能体电商等跨界融合新业态面临政策盲区，元宇宙、虚拟人、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错误内容及跨境数字消费等监管规则需要持续优化。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消费场景的新型治理难度显著提升。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进一步释放数字消费潜力。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数字消费潜力，既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自发演进，也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供给侧的创新活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矫正结构失衡、降低制度成本。

以技术创新推动优质产品与差异化服务双升级。鼓励企业加快研发创新，释放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新产品的消费潜力。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可信数据空间，将消费大数据与生产系统实时对接，推广用户参与设计等模式。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重点行业，开展好双百典型创新应用专项活动，打造差异化产品矩阵。瞄准生活服务、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民生领域，鼓励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多元化消费场景。

以场景培育与融合创新激活多元消费新空间。应跳出传统消费场景的框架，着眼人工智能时代的消费入口再分配和供需连接新逻辑，创造增量消费空间。推动城市群共建消费协作机制，如长三角打造数字消费一体化示范区、成渝共建巴蜀文旅消费走廊，释放区域协同红利。持续优化实体商贸企业的全渠道数字化营销，加快建设智慧街区、智慧门店、智慧停车场等数字化载体，实现消费场景由点到面的全面升级。

以制度精准配置实现银发经济与普惠消费协同发力。努力实现服务重心下移、人群覆盖扩容，真正让数字消费成果由全民共享。加快建立老年用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与认证体系，推行适老产品认证与溯源。构建多元群体的消费匹配供给体系，鼓励传统商贸行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以数字化手段优化多场景交互体验，为各类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精准服务，让创新触达每一个普通消费者。

以制度建设与新基建升级构筑创新土壤。完善数字消费的制度规则与标准体系，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规则，推动智能体与终端产品深度融合。优化数字消费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鼓励各地加快探索“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新场景落地。强化数据要素在消费领域的流通与开发利用，实施系统的试点示范与创新激励，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守好数字消费的健康规范底线

当前，数字技术加速渗透，数据要素深度赋能，数字消费已成为激发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实物商品线上零售的稳健增长到在线服务消费的持续扩容，从城市数字生活圈的成熟构建到县域即时零售的快速下沉，数字消费的覆盖面、渗透率和影响力均已实现大幅跃升。在这一进程中，直播电商、社交零售、数字文娱等新业态层出不穷，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然而，伴随爆发式增长而来的数据滥用、虚假营销、算法歧视、盗版侵权等乱象正在侵蚀消费者的信任根基。实践反复证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激发数字消费潜力，不能走“先乱后治”的老路，必须把健康规范发展作为首要前提，以高水平治理夯实数字消费持续增长的底盘。

没有信任就没有交易。数字消费不同于传统线下消费，消费者无法“眼见为实”，评价好坏、数据是否安全，直接决定购买决策。当前，刷单炒信、虚假营销、个人信息泄露等乱象，正从市场秩序、信息真实性到隐私安全，由表及里，逐层侵蚀数字消费的信任根基。倘若不及时遏制，消费者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下单都需反复权衡风险，消费意愿便会随之衰减。一个领域一旦被贴上“套路多”“水太深”的标签，再先进的技术、再新颖的模式也难以重建信任。因此，健康规范的发展环境，是数字消费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更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催化剂”。

守好健康规范底线，首要任务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筑牢数字消费的制度屏障。数字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对监管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监管规则已难以适配其快速迭代的步伐。必须立足数字消费特点，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清晰界定平台、商家、消费者三方的权利义务，细化各领域的监管标准，确保数字消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基础制度层面，完善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核心领域立法，严厉打击非法收集、滥用、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在重点领域层面，针对直播电商、社交零售、数字文娱等新业态，出台专项监管细则，明确责任主体，规范交易流程，严厉整治虚假宣传、欺诈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净化数字消费市场环境。与此同时，要强化执法刚性，构建常态化监管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关键在于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平台规范有序运营。平台作为数字消费的核心载体，连接着商家与消费者，是市场秩序的关键维护者。应引导平台企业坚守诚信经营理念，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将规范管理贯穿运营全过程。一是严把商家准入关，严格审核入驻商家资质，杜绝无资质、不规范商家进入平台，从源头防范消费风险；二是健全平台内监管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平台内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测，精准识别和处置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乱象，保障交易公平公正；三是优化售后服务体系，建立便捷高效的退换货和投诉响应机制，及时回应消费者诉求，提升消费体验。同时，要强化对平台垄断行为的监管，打破市场壁垒，促进公平有序，让消费者在充分竞争中切实受益。

还要注重提升消费者素养，凝聚数字消费的共治合力。消费者既是数字消费的参与者，也是健康规范环境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当前，部分消费者数字消费安全意识淡薄，辨别虚假信息、防范消费风险的能力不足，容易陷入消费陷阱。对此，应加强数字消费宣传教育，充分运用媒体宣传、社区宣讲、线上科普等多种形式，普及数字消费知识、法律法规和维权技巧，提升消费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依法维权意识，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科学维权。同时，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敢于发声、善于监督，加快形成“监管部门有力引导、平台企业主动履责、消费者广泛参与”的共治格局。此外，要格外关注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群体的数字技能短板，加强针对性培训帮扶，帮助其跨越数字鸿沟，在安全规范的环境中共享数字消费便利，进一步拓展数字消费的覆盖面和包容性。

需要明确的是，健康规范不是束缚手脚的绳索，而是保驾护航的护栏。廓清刷单炒信、虚假营销的迷雾，重建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任桥梁，那些用心打磨产品、真诚服务的商家才能脱颖而出，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让市场信号回归真实，优质优价才能替代低价低质，数字消费的供给侧才能真正实现升级。以规范赢信任，以治理释活力，守住底线、放开上限，才是数字消费潜力充分迸发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消费已成为当前的主流消费形态

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生产、分配与流通的顺畅运转。数字消费突破传统消费时空限制，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催生实体商业空间的新形态与新活力，正在深刻重塑我国的消费图景与经济运行逻辑。2025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远高于消费大盘。从用户规模来看，2025年上半年我国数字消费用户规模突破9.58亿人，占网民总数的85.3%。数字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引领消费升级的关键动力。

以供给精准适配需求释放消费潜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呈现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在数字消费场景下，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的深度学习与分析，市场能够感知消费者的显性需求与隐性偏好，反向推动供给端进行动态变革，从而激发消费的内生动力，实现对消费潜能的挖掘。数字消费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数字消费利用数智技术，帮助消费者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决策成本等交易成本，实现了需求的精准满足；对生产者而言，消费数据的实时反馈为洞察市场趋势提供了依据，从而实现针对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设计和生产，这为供需适配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数字消费建立起消费与供给的通道。消费者可通过线上评价、社群反馈、预售定制等渠道，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研发与优化环节，实现消费者主权的回归。当前，我国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已进入平稳增长期，数字消费通过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正在成为推动消费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扩大消费空间，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潜力。下沉市场是我国消费空间扩张的潜力区间。数字消费打破了传统消费的地域、时间、用户群体等限制，将分散的下沉市场需求、小众化细分需求汇聚成规模化的市场需求，使原本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个性化供给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包括镇区和乡村的县乡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8.7%，接近全国总量的四成。从增长率来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4.1%，增速连续3年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消费崛起背后的逻辑在于，数字技术与消费场景融合，推动消费本地化，原有的县域商业设施纷纷与数字技术进行深度融合，业态不断创新。最具有乡土特色的乡村大集，也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规范化、特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的激发，正在成为扩大内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三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发力点，既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也是惠民生的关键举措，呈现显著的战略叠加效应。

消除服务消费障碍，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无论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从居民需求变化来看，服务消费都代表了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但是，传统服务消费具有生产与消费同步性、不可储存性的特征，其发展高度依赖线下场景与地域空间，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服务资源难以向大城市边缘、中小城市、下沉市场覆盖，制约了服务消费的普惠化发展。而数字消费通过在线化、智能化改造，推动传统服务消费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了优质服务资源的全域覆盖。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智慧养老、云旅游等数字服务模式，使农村居民、中小城市居民能够平等享受一线城市的优质服务资源，极大释放了全社会的服务消费需求。同时，数字技术与服务消费的深度融合，创造了数字原生的服务消费新形态，推动服务消费从传统的衣食住行、科教文卫，向沉浸式体验、虚拟服务、AI专业服务等新领域延伸，创造了全新的体验式服务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消费向全场景、全时段延伸。从整体上看，数字服务消费既能优化服务供给，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从而打破供需错配的僵局，夯实消费持续增长底座，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

优化供给，提高效益。实现供需良性互动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消费积累的海量消费数据，是生产端优化供给的核心生产要素。生产企业可通过消费大数据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变化趋势，提前调整生产计划、优化产品设计，实现按需生产、以销定产，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流通环节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环节，传统流通体系存在环节多、链条长、成本高的痛点，推高了终端消费价格，也制约了供给体系的效率提升。而数字消费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供应链体系数字化重构，实现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合一，大幅优化了流通效率，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直接对接，既提升了生产企业的利润空间，也让利于消费者，实现了供给与消费的双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建设发展趋势

无人智能作战正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形态和提升新质战斗力的重要增长极。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已经在实战中展现出了显著优势，但整体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需要加快建设转型步伐，不断激发作战潜力释放。

一是体系融合，从“连上”到“好用”。

无人智能作战的优势不仅在于单个平台的卓越，更源于体系合力。“连得上”是基础，而“好用”是体系重塑。不仅仅是把无人平台接入网络，更是要将其深度嵌入联合作战的血脉中，让其成为体系战斗力的“倍增器”而非“装饰品”。使无人智能作战力量不再是游离于体系边缘的配角，而是逐步成为深度融入、自组织、自适应的主角之一，才能在实战中“用得好”。

由物理拼接向数据驱动的逻辑一体转变。统一数据标准，必须建立通用的数据接口和通信协议，解决无人装备与传统情报链、指控链之间的“方言”问题。无人侦察单元采集的视频、图像、信号能自动汇入全军通用的战场态势图，实现数据级融合，使无人装备真正成为体系的一个“神经末梢”。把大数据作为无人智能作战体系的“血液”，通过数据的广域共享、深度流通，将空间上分散的无人平台黏合起来，形成逻辑上的整体。

由外围嵌入向内核建制转变。“建制化”演进，组建专门的无人机独立作战力量。围绕无人系统特性量身打造，制定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指挥流程。逐步推进小体系与大体系耦合。在战术层面，无人力量应形成高度自主的“小体系”，如察打一体闭环；在战役战略层面，这个“小体系”必须能无缝融入联合作战的“大体系”。做到形散神聚，即战术上灵活自主，战略上服从统一意图。

由节点赋能向体系涌现转变。作战体系从“组分优化”迈向“结构生智”。体系不再以提升单平台性能为首要目标，而是将传感器、射手与通信路径抽象为可重组的“链模板”，在边缘侧实现快速“复制—变异—再闭合”，使整体杀伤网络在节点失效后仍能保持高密态，并在压力驱动下自发衍生新的交战模式，完成由性能叠加到功能涌现的范式升级。

二是集群智能，从“质量”到“数质量”。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正在打破现代战争质与量的平衡，适应现代战争对抗场景的“饱和化”数量需求，任务需求的多元化数量适配，智能协同的“涌现性”数质量耦合依赖，从根本上重构作战能力边界。从质量优先到数质量协同，并非简单地增加数量，而是实现从依赖高精尖作战平台到更加注重“集”中生智，群体智能涌现，实现实时感知、协同决策，灵活打击。

构建高效的协同控制体系。制定统一的集群协同规则，明确不同装备的角色分工与交互逻辑；开发分布式决策算法，确保集群在无中心节点控制的情况下，仍能实现目标分配与战术协同；通过大量模拟演练，优化集群应对不同战场场景的协同策略；逐步突破集群规模扩大带来的通信延迟问题，通过“云+边缘计算”等技术，提升集群的实时响应能力。

深化“有人—无人”编组。有人与无人协同，“心智”与“芯智”结合，提高高价值有人平台生存能力及打击效能。有人平台与多个无人平台执行高风险任务，有人平台潜伏在后提供高价值感知、电子战、指控、决策等配合，无人平台前出高风险区域，自主协同、规划路线、分配目标，执行侦察、攻击甚至充当导弹库，极大扩展有人平台的感知和打击范围。

构建全域分布式感知杀伤网。由链到网，将杀伤链条分散到大量小型化、无人化平台上，无人机、车、艇等集群异构协同，形成广域并具有韧性的杀伤网，实现物理分散与效能集中的统一。大量无人平台在广阔战场空间分散部署，降低被集中打击的风险，通过智能算法和网络连接，按需动态建链，调度资源，自主响应，瞬间聚合火力，对目标形成多维度打击。无人集群也可从侦察散兵快速切换为攻击方阵，完成“自杀式”饱和打击；或在完成打击后迅速分散规避，实现“即合即分、即分即合”的动态编组，让对手无法预判主攻方向。

三是通信韧性，从“易扰”到“抗扰”。

无人智能作战从易受干扰向高度抗扰的跃升，是决定未来战场胜负的重要条件。卫星导航欺骗、数据链劫持、通信干扰、网络入侵等软杀伤手段，可直接使无人系统“失明”“失聪”甚至“倒戈”。信息链路是无人系统的“神经”，要着力构建弹性、智能、自适应的信息网络架构。

发展多模态导航与抗干扰通信。融合惯性导航、视觉导航、天文导航和地形匹配导航，降低对卫星导航的单一依赖。采用跳频、扩频、定向激光通信乃至量子通信技术，可极大提升截获和干扰难度。发展异构网络融合，使卫星通信、5G/6G战术网络、短波/超短波电台、激光通信等多种链路并存，实现多网合一、秒级切换、抗毁自愈。研发智能路由和网关设备，能够根据战场态势、电磁环境，动态且无缝地为无人系统选择最优、最安全的通信路径，确保在部分链路被干扰或摧毁时，指挥控制不中断。

贯彻“安全左移”的开发理念。在无人系统的设计、编码、测试阶段深度嵌入安全模块，进行持续的漏洞扫描和渗透测试。安全设计先行，充分考虑安全需求，将安全理念融入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采用安全编码规范、进行威胁建模、设计安全架构等，从根本上提高无人系统的安全性。持续进行安全测试与评估，通过静态代码分析、动态行为监测、渗透测试等多种手段，及时发现和修复潜在安全漏洞。深度集成安全模块，将入侵检测系统（IDS）、入侵防御系统（IPS）、防火墙等，与系统的其他部分紧密结合，形成统一的安全防护体系。

构建动态防御与自愈合网络。融合分布式控制、预测分析和自适应恢复技术，构建可以持续自我优化和维护的智能网络体系，实现从被动故障修复转向主动预测防御。基于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实时监测网络状态，提前预测潜在故障、安全威胁，并自动部署防御措施，对异常流量进行分析，快速识别并响应新型攻击；依托冗余设计和故障切换机制，在组件失效时快速完成服务恢复；集成AI算法实现动态资源调配和威胁响应，增强系统自适应能力；借助软件定义网络（SDN）实现集中控制，提升自愈网络的灵活性与可扩展性。一旦部分节点被破坏，系统便能自动隔离、重构网络路径，保持核心功能的持续运行。

四是成本优化，从“打得起”到“耗得起”。

无人智能作战把传统战争“高平台—高人力—高损耗”成本曲线，扭转为“低平台—低人力—高体系—高迭代”的新曲线。一旦进入规模化、高强度对抗，成本曲线会迅速从“低平台—低人力”的“廉价神话”滑向“体系黑洞”。保障高强度对抗下持续出动、足量供给，提质增速降本，由“打得起”到“耗得起”，才是胜战之策。

采用高低搭配策略。在发展高端、长航时、多用途无人平台的同时，并行发展大量低成本、可消耗的专用型无人平台。根据作战需求，科学确定数质量，进一步优化成本布局，形成合理的装备体系结构。把“高”做精细、做“大脑”，把“低”做批量、做“肌肉”，通过统一数据链、算法和后勤，形成可持续的“成本—数量—效果”正向循环。

推动供应链升级。无人智能作战是流水线上的“博弈”，应不断推动供应链向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转型。采用模块化设计，快速更换、升级或维修特定模块。优化制造工艺，采用复合材料成型、增材制造等技术，不断突破关键部件（发动机等）3D打印，压缩制造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兼顾大规模量化与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灵活选择材料，既可采用碳纤维、玻璃纤维等轻量化、高强度及其他可循环的复合材料，也可使用廉价的纸板泡沫等。在战区部署“移动智能工厂”，实现无人装备的本地化生产、装运和维修，缩短交付时间。研发伴随部队行动的机动式保障单元，如充电方舱、快速装弹机器人，实现“就地再生”。

深刻把握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科学内涵

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有企业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要领悟核心功能的内涵，准确把握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深刻领会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重大意义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根据形势变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谋划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央企业要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鞭策国有企业履行好职责使命。核心功能是职责使命的具体体现。国有企业增强核心功能，就是要更好地聚焦和履行自身的职责使命。而履行好职责使命，则必须增强核心功能，这就需要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更清晰、资源配置更集聚、考核评价更精细，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功能价值。从功能定位上，持续优化主责主业管理，强化战略使命评价，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骨干力量，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从资源配置上，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避免无关多元经营和盲目扩张，集聚各类优质资源要素，服务“国之大者”，彰显使命担当。从考核评价上，以功能价值和职责使命为核心，持续完善分类考核，为国有企业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提供科学引导和坚实保障。

进一步督促中央企业全面把握央企核心功能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这深刻揭示了核心功能是中央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所在，深刻揭示了核心功能是中央企业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要求央企切实发挥好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等功能作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

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履行职责使命的实现路径。国有企业要履行好职责使命，实现路径就是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把核心功能放在前面就是要先明确核心功能的定位，再围绕功能定位提升核心竞争力。从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看，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二者是统一的，核心功能是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导向与根本遵循，核心竞争力是核心功能的支撑与保障，必须深刻理解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在政策供给和路径设计上有的放矢、精准发力。

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的内涵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载体、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重要保证，其核心功能与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和职责使命紧密相关，既有政治属性，又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等。

政治基础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们党执政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国有企业培养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拥有4000多万在岗职工、近80万个党组织、1000多万名党员，这是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骨干力量。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公共保障功能。国有企业带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就业、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有力保障民生与服务社会。一是扎实做好民生服务和基础保障，强化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和应急能力提升，有力担纲推进能源、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投资方、主要建设方和长期运营方等角色重任。二是统筹国家所需和企业所能，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提升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优化校招、社招结构，深化就业帮扶，助力稳定和扩大重点群体就业。三是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带动各类所有制企业扩大绿色低碳产品服务供给，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主动作为。

安全支撑功能。国有企业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夯实国家安全发展的基础。一是强化服务国防军工建设和国防动员责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军民协同攻关和产业化步伐，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强化核、太空、海洋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国有经济平战转换和支援保障能力。二是强化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和重要资源安全责任，持续增强粮食储备安全保障能力，加快全球港口、码头等关键物流节点布局，持续强化能源资源、重要通道等关系国家安全发展的领域战略支撑托底能力。三是强化保障重要产供链安全责任，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有效发挥主体支撑、融通带动作用，加快补齐产供链短板，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生产供应体系，健全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提升韧性和安全水平。四是强化投资经营等风险防范化解责任，聚焦主责主业有序投资、规范经营，强化境外投资管理，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产业引领功能。国有企业顺应全球产业发展大势，有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是坚持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着力构建具有国有企业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持续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三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进中央企业“AI+”专项行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行动等，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四是加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产业焕新、启航行动，着力开辟增长的“第二曲线”，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五是坚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带头突破一批原创性颠覆性前沿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六是勇当现代产业链链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健全完善产业生态，带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

宏观调控功能。国有企业坚决扛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责任，有效发挥国有经济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功能。一是带头稳增长，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市场信心，有力支撑扩大内需。二是加强国有经济质量管理，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着力提高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效益提高、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相匹配，动态调控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规模、结构及运行情况，持续增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能力。三是围绕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围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式持续推进国际化经营，做强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发挥国有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顶梁柱”“压舱石”的关键功能作用。

准确把握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进一步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十五五”时期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履行好核心功能必然要求核心竞争力提升，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能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履行核心功能，必须深刻理解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

“两个核心”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改革的视角看，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改革“一体两翼”的重点方向。增强核心功能是国有企业功能性改革在“功能分类”基础上的深化，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从发展的视角看，二者是外部要求与自身发展需求的内外关系，增强核心功能是国家和社会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要求，提升核心竞争力则是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基业长青的内在要求。从监管的视角看，核心功能是国资监管的顶层设计，需要协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实施并进行评价，提升央企核心竞争力则是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所在，通过具体的、可操作的、能落地的工作举措，更好支撑保障企业通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来履行好核心功能。实践中仍存在“两个核心”协同不够等矛盾。有些企业核心功能强但竞争力弱，如地方的城投类投融资平台承担了很多地方行政使命和责任，尚未建立市场化运作体系，难以将政府职能和企业经营有效分开，特别是房地产行业下行债务压力巨大，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进一步影响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些企业则是竞争力强但核心功能弱，有的企业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在本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服务国家和社会功能有所欠缺，未能主动承担起产业引领支撑、产业体系打造、产业生态构建及产供链自主可控的功能使命，与建设具有中央企业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更加突出功能使命引领的政策设计，持续优化分类监管。充分认识增强核心功能与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眼国家需要、国企所能，根据功能定位坚守主责主业，健全无关多元经营管控长效机制，推动重组整合资源盘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加快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有效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强化国有经济战略管理，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的职责定位；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好落实“三个集中”要求；建立健全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保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一定比重；实施更加精准的央企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修订央企功能界定与分类管理办法，深化“一业一策、一企一策”考核；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健全可量化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战略使命评价要与经营业绩考核有效衔接，设置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的年度和中长期考核目标；完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办法，强化央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政策支持。

（作者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沁源围困战：“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沁源围困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发生在山西省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标志性战役。自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沁源八万军民以“长期围困、逼走敌人”为方针，通过空室清野、游击破袭、主力阻击等战术，与日军展开了长达30个月的艰苦斗争，彻底粉碎了其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狂妄计划。

日寇发起“特别作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华北日军为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是年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第36、第69师团等部万余人，对太岳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发动了名为“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特别作战。日军占领沁源县城及交通要道后，不同于以往的流寇式“扫荡”，而是构筑碉堡，抢修公路，甚至企图修建机场，意图长期驻守，以此为楔子，“分割蚕食”整个太岳根据地。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1942年11月11日，太岳区党委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对敌斗争采取“围困战的战法，断其路、绝其粮，使其无法行动与生存，强迫敌人撤走的群众战争”。同日，太岳军区发出《围困腹地之敌，断绝其补给线》的命令。决定以决一旅为主，组织对敌围困斗争；并将决一旅第38团从外线调回腹心区，配合地方党委执行长期围困敌人的任务。11月18日，沁源围困指挥部正式成立，统一指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全县民兵，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就此展开。

空室清野，布设地雷

指挥部深知，日军长期统治的基础在于控制和利用人民，因此，围困战的首要一招便是“釜底抽薪”，彻底孤立敌人。在指挥部动员下，沁源城关及交通沿线的一万两千多名群众，在短短几天内全部转移至深山密林之中。这使得日军占领的沁源县城及据点，瞬间变成了一座“没有人民的世界”——找不到向导，征不到粮秣，甚至连饮水都极其困难。为确保转移群众能坚持长期斗争，党和政府倾尽全力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组织“抢粮”“抢种”“抢收”，开办“山头集市”和“山沟学校”。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报》特派员董长庚随军路经沁源后，在其《如疾风扫叶》的通讯中写道：“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在军事上，沁源军民将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中，地雷战成为最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武器。在“人人造石雷”的群众运动中，普通的石头被制成巧妙的杀敌利器。民兵们不仅在日军必经的道路上布设地雷阵，更发明了水雷、空炸雷、踏拉雷、连环雷等数十种地雷，形成了全方位的“爆炸铺地运动”。日军的补给线，尤其是二沁（沁县至沁源）大道，被炸得千疮百孔，寸步难行。敌人汽车已无法完成运输任务，被迫改用骡马驮运，却仍难逃更沉重的打击。为掩护一次运输，日军不得不投入上百甚至数百兵力，行军队列蜿蜒数里，一边搜索一边艰难推进。

民兵配合主力部队

与地雷战紧密配合的是冷枪战和麻雀战。第38团培训了大批特等射手，民兵小组三人一组，五人一群，昼夜不停地袭扰敌军据点，摸营哨、断水源、烧柴草，使得日军“不敢上路出行、不能安宁睡觉”。同时，主力部队则重点伏击日军运输队和增援部队，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在长达两年半的围困中，日军因补给断绝、伤亡日增，被迫四易守备部队，却始终无法摆脱困境。1945年3月，太岳军民发动总围攻。民兵昼夜不停地以冷枪、锣鼓、号角袭扰，日军精神濒于崩溃，多次突围均被击退。4月11日，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下，困守沁源的残敌在沁县千余日军接应下仓皇逃窜。

沁源人民历经两年半艰苦卓绝的围困斗争，累计进行大小战斗3500余次，毙伤日伪军4300余人，最终赢得了围困战的彻底胜利。1945年4月21日，《新华日报》（太岳版）社论指出，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八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一致团结，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的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这场战役还被延安《解放日报》誉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发挥中医药博物馆优势 让中医药文化绽放新光彩

标本馆“腊叶标本”展区

香港青年学生体验传统中药手作工艺现场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立足三晋大地、深耕中医药领域，以文物为基、以文化为魂、以育人为本、以创新为翼，系统保护、传承、研究、展示山西中医药历史文脉与本草精华，既是高校教学科研的重要平台，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窗口。

三晋山河，钟灵毓秀；太行吕梁，本草丰饶。山西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便是名医辈出、药材荟萃之地。从远古医药萌芽到汉唐医理传承，从宋元方药兴盛到明清晋商药帮声名远播，三晋医药文脉绵延不绝，在中医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扎根这片沃土，系统梳理晋医、晋药、晋商药号的历史脉络，让千年中医药文化可感、可触、可研学。

馆藏精粹从静态保藏迈向活态传承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建筑面积4160平方米，集收藏、展陈、教学、科研、科普于一体，是展示中医药文化与山西特色的重要阵地。馆内藏品丰富、体系完整，涵盖医史文物、中药标本、炮制器具、古方典籍、名医手稿等多个类别，件件承载着中医药人的智慧与坚守。

馆藏7000余件中医药类器物，涵盖从远古至近现代的药碾、针灸器具等。这些器物不再是冰冷的陈列品，而是器物馆中“天人智慧”“雷公炮炙”“济世惠民”等七大展区的叙事主角，生动还原了古代制药工艺与诊疗场景。在“古法炮制体验角”，访客可亲自用药碾研磨药材，感受古代中医药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职业操守。

典籍馆珍藏古籍5000余册，其中包含《针灸大成》《傅青主女科》等古籍珍善本。通过数字化处理，这些古籍已从“故纸堆”变为指导现代人养生的“活教材”，比如《黄帝内经》中的篇章已转化成微视频《四季养生中的本草智慧》。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还助力典籍出海，比如推动出版《傅青主女科》英文版，将这部中医妇科经典推向世界舞台，为中医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高质量文本载体。

中药标本馆收藏了20000余份中药标本，包括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采集的18000份腊叶标本。“山西道地药材展区”集中展示了黄芪、党参、连翘等晋药精华，“山西中药材资源展示系统”沙盘和大屏生动呈现了道地药材的生长环境和炮制工艺。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还运用馆藏资源，编撰了《时令养生健康手册》，让草木从“静态馆藏”变为“健康良方”。

中医药不仅在太平盛世守护人民健康，更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救治作用。博物馆陈列的柴胡注射液、木制担架、军用手术器械盒等百余件红色文物，见证了中医药在峥嵘岁月中服务军民的重要价值。展柜中的赤脚医生背包、简易手术器械，诉说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实践，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是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鲜活教材。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将革命文物深度融入“大思政课”，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晋韵鲜明彰显山西中医药独特标识

立足山西、突出特色，是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鲜明定位。博物馆重点打造山西中医药文化专区，深度挖掘晋商药帮文化、本土名医事迹、山西道地药材等资源，努力提升晋医晋药的辨识度。

从古老药号的牌匾展陈，到传统炮制技艺的场景复原；从太行山道地药材实物展示，到山西民间验方的整理呈现，博物馆以多元形式讲好山西中医药故事，展现了山西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努力成为外界认识山西、了解中医药的一张文化名片。

守正创新构建中医药科普新生态

作为高校博物馆，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始终坚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将文物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打造沉浸式体验矩阵。构建“室内博览+户外实践+红色研学”的立体化展览与教育体系。在中医药史馆，可通过402件（组）珍贵文物读懂中医药发展的壮丽史诗；在器物馆，可通过百余件红色文物感受“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的交融；在标本馆，可通过超百件标本认知本草物种，体悟中医药魅力。

开展实践体验活动。举办“童心制药，妙手传香”系列手作实践活动，让儿童在老药工及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大山楂丸搓制、中药香包缝制和古法秋梨膏熬制，将中医药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带走的独特体验。

推广健康生活理念。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将馆藏“回春操”大型图谱拆解为养生功法，面向公众推广。联合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功法课堂”，制作《四季养生·导引篇》视频，由资深教授带领居民练习，引导居民在强身健体中树立“治未病”健康理念。开展“大手拉小手”活动，推动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健身项目进校园，引导中小学生感悟“动静结合、阴阳平衡”的哲学智慧。

融通中外打造文明互鉴的重要窗口

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主动作为，积极打造展示中医药文化的窗口。

以医为媒，消融文化壁垒。通过接待各国研学营，展示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贡献，从柴胡注射液背后的“小药瓶传递大情怀”，到青蒿素拯救数百万疟疾患者的“一株小草改变世界”，用科学数据与历史故事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话语权。

数字赋能，跨越时空界限。利用VR等技术打造“云上中医药博物馆”，打破物理阻隔，让海外观众在线鉴赏中医典籍、了解中医药智慧，实现静态文物在数字空间的“永生”，推动中医药文化出海。

协同育人构建“高校引领、校地联动”机制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创新建立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开展“小小中医师”研学活动，邀请中小学生走进大学，参观博物馆、体验手作、聆听医药故事；另一方面，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系列活动，组织科普专家走进中小学，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针对基础教育阶段特点，编撰《图说黄帝内经》等科普读物，将深奥的中医理论转化为生动的校本课程，激发青少年学习中医药文化的兴趣。对中小学教师开展中医药素养方面的培训，目前已培养200名既能讲解中药标本知识又能讲述红色医药故事的“双师型”科普骨干，为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将继续坚守文化使命，守护中医药根脉，活化利用馆藏资源，创新传播方式，讲好中医药故事、山西故事，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未来，山西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将持续深化“博物馆+”模式，联合更多高校打造“中医药红色联盟”，推动中医药健康科普基地延伸至社区乡村，为建设健康中国和文化强国贡献独特的“杏林力量”，让千年中医药文化在三晋大地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作者系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