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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报

18 px往期
学习时报
2026-05-15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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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录 11 个版面 · 37 篇文章 · 约 87,05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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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学习时报数字报(paper.studytimes.cn)
生成时间:2026-09-12 02:45
01版:国内大局5 篇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根基使命

□ 林尚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文明古国、世界大国的中国来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文化担当、国家责任,也是人类使命,其宗旨在于立足自身发展对世界的推动和对人类的贡献,萃取中华文化精华、提炼中国发展经验,创造知识生产新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知识平台。这种立足中国、面向人类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始终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个维度就是中国维度,一个维度就是人类维度。前者决定立场和根基,后者决定使命和高度,两者不可偏废。

从中国维度出发,首先涉及中国立场问题。何谓中国立场,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要是中国人,其思考和研究问题,都天然地会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气质、认知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就构成其立场的文化基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应该在既有的文化基点上确立科学基点,即秉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系统地运用指导当代中国人创造发展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两套体系有机结合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三维结构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向全世界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演进的运动规律以及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中形成的,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时代精华,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思想理论成果,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经典,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经典。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创造了改变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也在世界的东方引领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成功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这种转变是历史性的,由此,当代中国人逐渐拥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创造了一系列让世人惊叹的中国发展奇迹和中国之治景象。

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立场必须立足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希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一方面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国实践,一方面溯源理论经典、夯实思想根基。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上的任何构建和发现,一是离不开对现实社会运动的探究和发现;二是离不开指导这种探究和发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理论经典,具体来说,就是能够让自主知识体系立得住、长得好,能够开枝散叶的思想理论经典。道理很简单,那些能够成为思想理论经典的经典,都是能够影响人的思想精神、推动现实社会运动、引领历史方向和进程的思想理论精华。从近代以来欧美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实践来看,支撑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知识生产的,都有一套自己的核心经典体系。中国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经典体系。这套经典体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不论是根脉还是魂脉,都蕴含在这些思想理论经典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引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入主动,拥有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明确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立场的本意与本质,也就清晰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所在。立场不等于根基,但根基离不开立场。何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就是能够形成新的知识以回应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土壤和根脉;而构成这个土壤和根脉的,概括讲就是历史与文化、思想与理论、价值与制度、实践与成就,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土壤和根脉在此,那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性、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系统探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因密码、系统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理论的深层逻辑、系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的合理结构、系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方面探究得越深、开拓得越广、发现得越多,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点才会越多、体系化才会越强、科学性才会越高、贡献度才会越大。

实践表明,没有在根基上探究并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常常是自诩的、自我标榜的,不是造个概念,就是贴个标签,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这不仅无益学术,而且有害学科。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更不是自产自销,而应该创立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派,以开拓知识生产新方向、创造知识生产新体系、构建知识生产新平台、营造知识生产新共同体,努力在服务人类进步事业中作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所在。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必须有很强的人类关怀,不仅要全面关怀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要密切关注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新趋势、面临的新任务以及由此形成的新需求、提出的新要求。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知识体系、创造新的知识生产平台的历史责任,落在了正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面对这个时代际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创造,就必须有强烈的全球意识和人类关怀。这是所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积极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果我们不能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人类,给人类社会发展以新的思想理论、新的学术方向和新的实践创造,那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难以立足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认真考虑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人类维度。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前者生成人的生命意志,即对自由的追求,后者生成人的意识和思想,即对认识人自身和世界的追求。人类文明就是在人类的生产和思想活动中展开的,生产活动决定思想活动,思想活动引领生产活动。人类在生产和思想活动中所达到的自我解放程度,决定人类生产和思想活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思想以及知识生产所回应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是不同的。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自我解放经历了从依赖共同体的存在到脱离共同体的独立个体存在的演变,前者孕育了人类古代文明,后者发展出了人类现代文明。在人类古代文明发展中,人类的思想以及知识生产始终围绕着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体的维系保全展开,形成了以构建人的信仰体系或以人的信仰体系为出发点维系保全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和知识生产。而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随着人的个体独立和自主、人以及人的理性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思想和知识生产也就从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思想的解放和理性的彰显催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生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是全面且快速的。工业革命及其催生出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历史必然方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方向,并形成了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以改造世界为使命、以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拥有主体地位的人民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是基于这个新体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走向科学,而由此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引领古老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天然是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和根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成就了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则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开辟了人类发展新前景,并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出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进入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同时,还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数字文明时代的现代化,这将是与当年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西欧现代化和代表成熟工业文明的美国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数字时代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可以预见,在数字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智能体的关系都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这就意味着作为数字文明时代现代化发展先锋力量的中国,必须立足中国发展所引领的时代潮头,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大关怀和大智慧,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究人类前所未有之大飞跃,扎实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智慧和知识力量。

时势造英雄。身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突破与飞跃、再造与重塑的时代,正在繁荣发展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恰逢其时,既面临巨大的时代挑战,也面临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唯有抓住这个时代机遇,不断科学回答人类关切和时代之问,为人类进步提供新价值、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知识,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人类维度,本质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人类、关怀人类、关切人类应有的思想气度和理论高度,由此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中国自主构建、让世界分享、服务全球、贡献人类的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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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 包心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深刻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践深刻表明,提炼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简单的概念演绎和自我表达,必须从当代中国实践出发,密切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遵循的基本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都是由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既是一门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根本标志,又是进一步深化这一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研究,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重要作用的强大动力。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知识概念,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性揭示。

在“5·17”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备的特点,这就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坚持这一根本方向,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必须深刻遵循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一是价值引领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凝练的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为核心引领,深刻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方向和时代性特色。二是实践指向原则。坚持从新时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出发,坚持以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根本导向,把解释实践、解决问题、引领社会贯穿推动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全过程。三是大众普及原则。密切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深入提炼和阐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上下功夫。四是国际传播原则。既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下大功夫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篇大文章,深刻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底蕴;又密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大趋势,下大气力研究人类知识进步的前沿问题,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所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学术创新。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政治学是一门现实指向性很强的基础性科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学问。要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作出科学透视和正确把握,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注重对各种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是政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把人类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本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政治关系的作用,从而精辟揭示和说明了政治现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寻求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方法。

那么,如何抓住政治发展的本质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作出明确回答: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是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定位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深刻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理论指导和强大思想动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各种民主理念、制度比较中也愈益彰显出鲜明特色和巨大优势,愈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与世界政治学界沟通对话、交流交融的重要话语体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继承传统又引领时代,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问题重要思想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论、方法论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多维度理论创新价值和学术建构意义。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邃的本质揭示功能。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民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然而“民主究竟是什么”,这一关于民主的“元问题”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形成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民主观和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正是从国家形态、制度形式、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本质性地回答了“民主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民主的真正意义”。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实践解释功能。马克思深刻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提出来的重大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这一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有利于引导人们科学地理解民主、正确地运用民主、健康地发展民主。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正确的行为导向功能。马克思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明确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种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不仅在于回答“是什么”,而且在于指明“怎么办”,这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而且深刻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原则和有效路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民主政治发展,不仅具有巨大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邃的方法论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本质、丰富内涵和实践效应深刻表明,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政治概念,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乃至引领世界民主政治潮流,起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自从产生了国家,也就产生了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谁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这一根本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立足时代高度,顺应人民需求,回归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根本原因就在于把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有机融合起来,把保障人民主权、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要义,从而使民主的真正意义得到充分彰显,民主的核心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制度为主线,是筑牢人民民主完整制度链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任何一种民主理念无不是通过一定形式和内容的制度配置来体现和实现的。正是民主的制度本质属性,构成了以制度变革和更迭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核心奥秘就在于这是一种“全链条”式的制度化民主。从国家机构运行到基层社会治理、从重大立法决策到依法依规治理、从公共权力制约到人民权利保障、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协商、从民主决策到民主管理、从民主参与到民主监督,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良性互动的制度链条。这样一种完整的“民主制度链”,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基础。正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地贯通起来,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协商为动力,是实现人民民主全方位和全覆盖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以平等的原则和要求吸引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有效渠道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使民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日常习惯,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与西方民主不同,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完整的民主制度链条同广泛的大众参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协商平台,开辟有利于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渠道,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紧紧抓住了人民民主的精髓和真谛。协商民主的巨大政治优势在于,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提供了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和平等商量的机会,做到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和政治生态,从而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现人民民主全方位和全覆盖。

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治理为价值,是把我国民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程序,按程序进行充分讨论、依程序形成民主共识,治理的基本要求是效率,高效率地决断、高效率地办事,两者似乎很难结合,甚至价值相悖。在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治理相悖离,要么强调民主程序而忽视治理效率,议而不决、一盘散沙,要么强调治理效率而忽视民主程序,排斥民意、耽于专制,这两种现象都严重影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破解了民主与治理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这一重大难题,在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鲜明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通过完整“民主制度链”和广泛大众政治参与,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意愿有机嵌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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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

□ 陈秋贵

党性决定政绩观方向,政绩观是党性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要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解释了党性与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为领导干部以纯粹党性校正政绩坐标、把稳干事航向指明了根本路径。

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更是衡量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党性强,就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性弱,就容易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久而久之“气血不足百病生”。党性丧失,则必然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对立面。同样履职干事,有人坚守“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做潜绩;有人却搞“一个艄公一道河”的盲目折腾,重显绩轻潜绩、重当前轻长远、重形式轻实效、重私利轻民心,最终劳民伤财、贻误发展。这些天壤之别,不在于智商高低、能力大小,根本在于党性强弱,在于是否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领导干部要时时找差距,以党性为镜,对照检视、查漏补缺。对照理论武装找差距,检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否入脑入心、真信笃行;对照决策部署找差距,检视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要求是否坚决彻底;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找差距,检视用权是否公正、依法、廉洁;对照初心使命找差距,检视是否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对标先进典型找差距,检视是否担当作为、实干履职。找差距不能避重就轻、浮于表面,更不能讳疾忌医、遮遮掩掩,要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找准找实党性修养上的短板、政绩观上的偏差。

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深刻反思,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挖根源,就是要以党性为尺,深挖病灶、拔除病根。差距的背后,是理想信念的缺失、党性观念的淡薄和宗旨意识的淡化。若只停留在找差距层面,不深入挖掘根源、找准问题症结,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屡改屡犯”。要从“政绩为谁而树”方面深挖,检视是否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否存在“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错误心态;从“树什么样的政绩”方面深挖,检视是否混淆了真绩与假绩、显绩与潜绩的界限,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数字政绩”的冲动;从“靠什么树政绩”方面深挖,检视是否摒弃了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作风,是否存在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的短视。以“检身若不及”的清醒,深刻认识党性不强必然导致政绩观错位,唯有从党性根源上破解问题,才能实现政绩观的根本校准,让干事创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党性修养不会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需要在长期学习、实践和自我革新中不断提升。强修养,就是要以党性为魂,淬炼品格、砥砺前行。强化理论修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理论清醒保证政治坚定;强化政治修养,始终从政治上看问题、办事情,把准政绩内涵、坚守从政底线,以政治定力抵御各种诱惑;强化规矩意识,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以制度约束规范权力运行;强化宗旨意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人民立场校准政绩坐标;强化作风修养,把党性修养转化为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行动自觉,以过硬作风创造务实业绩。

党性锤炼无止境,自我提升无穷期。领导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半途而废不行,半信半疑不行,潦草敷衍不行,时紧时松也不行。而是要拿出“一辈子”的定力与毅力,在找差距中认清不足、在挖根源中明晰方向、在强修养中践行初心,以过硬党性端正政绩追求,以担当精神推动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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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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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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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版:当代世界3 篇

全球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新趋势

□ 魏秋利

海洋可再生能源一般指蕴藏于海水水面、水体及海床之中,可转化为电能的清洁能源类型,主要包括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其开发利用不仅是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举措,更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

规模扩张、政策分化与技术突破并行的发展现状

全球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呈现海上风电主导格局,且该格局将长期维持。一方面,海上风电已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截至2025年末,全球累计装机达89吉瓦,其中中国以47吉瓦位居首位,欧洲约38吉瓦紧随其后,形成两大核心发展区域。另一方面,随着主要国家近海风电资源趋于饱和,深远海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争之地,而漂浮式风电作为深远海开发的主要技术路线,目前已从概念验证阶段进入工程验证期,但距离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有一定差距。此外,海洋能发展仍相对滞后,全球累计装机约530兆瓦,其中潮汐能占比超96%,波浪能则仍以小规模示范为主;欧洲拥有全球领先的并网型波浪能测试场,中国也在波浪能和潮汐能领域实现多个平台长期并网运行,为相关技术迭代提供了关键支撑。

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主要经济体相关政策呈现分化态势。欧盟明确提出2030年海上风电60吉瓦、海洋能1吉瓦,2050年分别提升至300吉瓦和40吉瓦的目标,并通过创新基金等提供超50亿欧元支持,九国签署《汉堡宣言》,推动北海成为欧洲海上风电与清洁能源中心;中国持续完善政策体系,2025年发布《关于推动海洋能规模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明确2030年海洋能装机规模达到40万千瓦。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策大幅收缩,但州级层面继续推进,形成“联邦收缩、州级补偿”格局,日本也修订法律将专属经济区纳入开发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政策格局。

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驱动下,海洋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不断实现突破,多能互补示范项目也取得实质进展。装备大型化领域,中国26兆瓦级海上风电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刷新全球纪录,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也已完成组装;多能互补领域,漂浮式风电耦合海水无淡化原位制氢综合平台获得中国船级社认证,“国能共享号”风渔融合项目则成功验证了“以电养鱼、以渔补电”的创新模式。这些示范项目正持续拉近新技术与商业化应用之间的距离,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技术梯度、成本高企与治理滞后的挑战凸显

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技术成熟度不均衡的问题尤为突出。海上风电已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10年间下降约60%,发展相对成熟,但潮汐能、波浪能等其他海洋能技术整体仍处于示范验证阶段,尚未实现规模化稳定运行。同时,漂浮式风电的设计标准多移植自油气行业,缺乏针对风浪联合载荷的专门规范,且深远海施工装备与安装船队供给不足,这种供需紧张的局面预计将持续存在,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

技术层面的短板进一步加剧了成本压力,全生命周期成本高企且市场化激励不足。深远海项目初始单位投资约1.3万—1.8万元/千瓦,显著高于近海的9000—12500元/千瓦,其中风机成本占比不足30%,基础、海缆及升压站等环节的费用大幅上升,直接提升了度电成本。我国深远海风电LCOE约为0.80—1.23元/千瓦时,远高于陆上风电与光伏,而潮汐能、波浪能的LCOE更高,经济性差距更为突出。此外,运维成本也是重要制约因素,海上风电运维成本占度电成本的25%—30%,约为陆上风电的1.5—2倍,加之海上作业窗口期有限,进一步提高整体支出;在现有电力市场机制下,绿色电力证书、碳信用等市场化工具因标准衔接不畅、流动性不足,尚未对海洋可再生能源形成有效激励,双重因素共同阻碍了产业市场化进程。

除技术与成本挑战外,海域空间冲突加剧以及国际标准与治理机制滞后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进一步制约产业有序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项目占用海域具有排他性,随着产业扩张,其与渔业、航运、保护区等的空间竞争日益激烈,全球优质风电资源区与渔场、航线重叠严重,北海地区已发生多起渔业补偿争议。法律层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能活动缺乏明确规定,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合法利用”条款无具体解释,管辖权边界模糊;公海区域,BBNJ协定(《公海条约》)虽要求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计划活动进行强制性环境影响评估,但该机制是否涵盖漂浮式风电场等新兴活动类型、评估标准如何统一,仍缺乏操作性指引。同时,国际标准建设滞后,IEC/TC114发布的技术规范仅16项,在可靠性验证、环境兼容、并网接口等关键环节仍缺乏统一标准,导致跨国项目协调成本居高不下。

深远海开发、多能融合与治理协同的发展趋势

深远海开发、装备大型化与运维智能化协同突破,构成技术发展核心趋势。第一,深远海开发成为必然选择。全球80%以上的海上风能资源集中在水深40米以上海域,随着主要国家近海资源趋于饱和,深远海成为海上风电增量的核心来源,预计未来10年全球漂浮式风电装机将从0.5吉瓦增长至26.5吉瓦,实现规模化跨越。第二,装备大型化是降低深远海项目度电成本的关键路径。当前15—20兆瓦级机组已逐步成为市场主流,30兆瓦级超大型机组已进入前期技术探索阶段,通过扩大单机容量,可有效摊薄基础建设、海缆铺设及海上安装的单位投资成本,提升项目经济性。第三,智能化运维成为提升项目效益的重要抓手。数字孪生、AI无人机巡检等技术的应用,可显著缩短风机叶片缺陷检测周期、减少海上现场作业频次,降低运维成本;同时海洋能领域同步推进大型化与智能化,兆瓦级波浪能装置已实现长期并网运行,阵列化开发进入工程示范阶段,三者协同发力推动海洋能从小规模示范向规模化利用转型。

多能互补与综合利用成为产业发展主流形态,推动产业价值升级。技术融合层面,风浪联合开发成为重要突破方向,通过海上风电与波浪能协同开发,可使波浪能度电成本降低约40%,同时提升能源开发平台的稳定性,破解单一能源开发效率低、稳定性差的瓶颈,实现海洋能源高效利用。产业融合层面,“海洋能+”多业协同模式加速落地,潮汐能与储能、制氢技术耦合,可有效解决海洋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问题,实现能源稳定供给;波浪能与深远海养殖、海水淡化产业结合,形成发电、养殖和海水处理的完整综合利用链条,大幅提升海域空间的综合利用价值。集成载体升级层面,深远海能源岛作为多能互补的终极集成形态,集发电、制氢、储能、海水淡化、智能管控于一体,整合各类海洋能源与产业资源,预计将进入规模化部署阶段,推动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向高质量、综合化方向发展。

竞争深化与治理协同并行,构建全球海洋能源发展新格局。一方面,全球竞争格局从“两极主导”向“多元竞逐”演变。中国与欧洲目前仍是全球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导力量,但随着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加快海洋能源资源开发,中欧合计装机份额预计将逐年下滑;其中中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优势,相关企业海外市场拓展势头强劲,海外装机份额有望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区域竞争呈现差异化态势。海洋能领域区域分化尤为明显。英国凭借先发优势,持续领跑波浪能、潮汐能技术研发与示范;欧洲大陆加快推进海洋能规模化招标,推动技术商业化落地;新兴经济体则聚焦资源勘探与基础技术研发,加速追赶步伐,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此外,国际治理合作不断深化。跨境电网互联成为区域能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北海联合电网规划已进入技术实施阶段,实现区域内海洋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国际标准建设从分散走向系统,我国主导的海洋能转换系统国际标准体系成功立项,逐步填补全球海洋可再生能源标准空白,为全球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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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东方政策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 熊炜

德国新东方政策是1969年下半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推行的对外政策,方针为“以接近促改变”(WandeldurchAnnäher-ung),放弃此前僵化的“哈尔斯坦主义”,以承认二战后既定边界与地缘现状为基点,推动联邦德国与苏联、波兰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这一政策不仅是二战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更深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轨迹,为其突破冷战桎梏、向纵深推进创造条件。其所奠定的欧洲和解、睦邻合作与区域共治理念,至今仍是欧盟安全架构与东向战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新东方政策的出台有着深刻的背景。第一,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实力和地位显著增强,到60年代末已在战略核军备上与美国形成大体均势,美苏两国为管控核战争风险开启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与此同时,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逐渐倾向于承认欧洲现状、寻求与苏联缓和,在此背景下,此前由阿登纳奉行的联邦德国“西方政策”已难以为继,因为美苏双方均不愿使彼此关系“德国化”,联邦德国试图扮演东西方关系“把门人”的角色定位必须作出调整。第二,联邦德国奉行的“哈尔斯坦主义”外交政策陷入严重困境。这一政策明确规定,若他国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即与之断交,但随着民主德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经济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已不可阻挡,这种“孤立东德”的策略不仅无法推动德国统一,反而将西德困在冷战壁垒之中,难以发挥自身的外交影响力。第三,国内发展需求迫切要求调整对外政策。联邦德国经过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但在政治外交上,由于长期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和“哈尔斯坦主义”的自我束缚,始终处于被动受限的状态,迫切需要通过调整对外政策争取外交主动、拓展海外市场,尤其是潜力巨大的苏联东欧市场,此外,60年代联邦德国公众对东部边界问题的态度发生转变,来自前东部领土的难民及其后代对“回归故土”的诉求趋于淡化,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整体而言,联邦德国民众对冷战带来的恐惧感不断下降,通过务实交流、人员往来和贸易互通缓解民族分裂痛苦的需求日益增长。

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经历了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在勃兰特上台之前,外交政策顾问埃贡·巴尔就构想了新东方政策的雏形。1969年勃兰特就任总理后,该政策即迅速启动。1970年,联邦德国分别与苏联签署《莫斯科条约》、与波兰签署《华沙条约》,承认了德国东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联邦德国还誓言放弃使用武力。勃兰特著名的“华沙之跪”不仅象征着德国对历史罪责的承担,更扫清了与东欧国家构建信任的道德与政治障碍。随后,1971年签订《四方协定》,稳定了西柏林的特殊地位,极大地缓解了这一冷战爆发地的压力。1972年,两个德国签署《基础条约》,标志着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事实上的承认。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安会进程将新东方政策从联邦德国的外交战略提升为全欧范围内的多边安全机制,标志着欧洲大陆克服冷战对峙,开始形成合作格局,对欧洲一体化有着重大贡献。

化解了“德国问题”对欧洲整体安全架构的阻碍,为欧洲一体化扫清关键障碍。在新东方政策实施前,联邦德国作为“冷战前哨”,其特殊战略定位使得欧洲共同体的进一步整合始终受制于苏联的反应,冷战对峙格局让欧洲一体化深陷东线安全隐患,难以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为突破这一局面,联邦德国通过签署《莫斯科条约》与《华沙条约》,正式承认二战后确立的奥德—尼斯线为边界,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明确界定,更是其放弃领土诉求、践行和平发展的战略承诺。这一承诺向欧洲各国释放了清晰信号,即德国摒弃领土修正主义,以务实姿态换取欧洲各国的信任与区域和平稳定。德国外交呈现的“去领土化”倾向,彻底消解了欧洲各国对德国重新崛起的担忧,成为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必要前提。若没有新东方政策带来的东部边界稳定,欧洲共同体后续的扩员与政治深化将持续面临东线安全威胁,欧洲大陆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将陷入停滞,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协同与安全共赢。

提升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自主性,推动欧洲摆脱超级大国束缚。在新东方政策实施过程中,联邦德国并未完全依附于美国的冷战战略,摆脱了此前“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桎梏,创新性地践行“贸易国家”外交模式。勃兰特政府倡导“以接近促改变”的核心方针,既彰显了外交的灵活性与务实性,更传递出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德国外交智慧,通过强化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软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推崇以贸易联系为纽带、推动政治合作的外交路径。这种外交实践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下欧洲被动依附超级大国的局面,让欧洲逐步摆脱冷战枷锁,开始自主探索契合自身利益的发展道路。联邦德国的这一举措,也为欧洲共同体各国树立了典范,推动欧洲各国凝聚共识,共同提升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逐步摆脱超级大国控制,实现自身战略自主,为欧洲一体化向政治层面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塑了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方式,为欧盟东扩与区域协同奠定基础。新东方政策所秉持的务实合作、以软实力推动协同发展的思路,深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后续路径,欧洲共同体随后逐步采纳这一思路,摆脱了传统的武力威慑手段,转而通过扩大贸易往来、深化文化交流、开展人权对话等和平方式,辐射周边地区、凝聚合作共识。新东方政策实施期间,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搭建的跨国对话网络、贸易合作机制及人员交流渠道,为后来欧盟东扩战略筑牢了基础,搭建起跨越冷战铁幕的合作桥梁。依托这一跨铁幕联系,欧盟在冷战后吸纳中东欧国家的进程得以有序推进,有效降低了区域冲突与社会动荡的风险,为欧洲大陆的整体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新东方政策不仅调整了德国的外交航向,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方式,推动欧洲一体化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迈进。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主任、区域与国别比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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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观触达提升国际传播实效

□ 耿晓婧

微观触达,是国际传播中以真实个体为叙事起点,依托生活化场景、人格化主体与情感化表达,跨越文化壁垒,实现精准连接、情感共鸣与信任建构的传播能力。作为宏大叙事的有益注解和补充,微观触达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破解传播困境。

当前国际舆论格局复杂多变,传统宏大叙事在国际传播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一,话语霸权围堵,难以纠正认知偏差。西方部分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舆论传播优势,持续推行话语霸权,刻意曲解中国发展道路与政策主张,编造虚假信息对我国进行负面抹黑,同时通过片面化、标签化的宏大叙事误导国际社会认知;我国传统宏大叙事多聚焦宏观层面,缺乏具象化表达,难以有效驳斥虚假言论、纠正固有认知偏差。其二,文化隔阂凸显,难以打破刻板印象。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观念分歧客观存在,部分海外受众受固有认知与片面信息影响,对中国形成刻板印象;传统宏大叙事多采用抽象化、口号化表达,未能契合海外受众的认知习惯,难以穿透文化壁垒,无法让海外受众真正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其三,传播格局失衡,易被消解弱化。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我国传播话语体系的国际认可度仍需提升;相较于西方成熟的传播体系,宏大叙事的传播力度和感染力不足,易被西方舆论解构、消解,难以真正传递中国核心价值、走进海外受众心中。

在此背景下,微观触达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破局增效的重要抓手,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微观触达能破解文化壁垒,消解认知隔阂。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抽象表达,微观视角以个体故事、日常场景为载体,将中国发展理念、文化内涵融入生活化表达,避免生硬说教,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更容易理解、接受,有效打破信息茧房与文化偏见。其二,微观触达能构建情感共鸣,夯实信任基础。真实的个体叙事、真挚的情感表达,比宏大口号更具感染力,既能展现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传递温暖善意,也能让国际社会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逐步消解西方舆论偏见,构建起跨文化传播的信任桥梁。其三,微观触达能实现精准传播,提升传播实效。依托新媒体技术,微观触达可精准对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受众需求,针对性推送贴合其兴趣的内容,避免传播资源浪费,让国际传播从广撒网转向精准滴灌,切实提升传播的穿透力与影响力。

近年来,我国微观触达国际传播实践持续推进,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传播格局。从传播覆盖面来看,我国主流媒体打造的微观叙事内容,在海外社交平台累计传播量超500亿次,覆盖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效扩大了中国声音的国际覆盖面。从受众认同度来看,海外受众互动率年均提升28%,其中80%以上的海外评论对中国发展理念和人民生活状态表达了理解与认同,情感共鸣效应显著。从传播主体培育来看,我国民间微观传播主体数量年均增长35%,留学生、外籍人士等群体创作的相关内容,公信力与传播力持续提升,形成了专业传播与民间传播协同发力的良好态势。

尽管微观触达在我国国际传播中彰显出独特价值,且在实践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定挑战,影响传播效能的充分释放。其一,部分内容存在同质化倾向,独特性与辨识度有待提升。部分微观传播内容未能突破固有叙事套路,聚焦的场景与表达模式较为相似,尚未充分结合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打造个性化内容,难以形成鲜明记忆点,难以持续吸引受众关注。其二,跨文化转化能力仍有不足,偶尔会出现传播偏差。部分传播主体对海外受众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了解不够深入,在内容转化中若简单直译或生硬移植国内叙事,可能导致内容出现文化误读,甚至引发不必要的误解,进而影响传播效果。其三,传播主体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内容质量有待提高。微观传播虽依托个体、民间力量形成了多元格局,但部分主体缺乏专业的传播技巧与广阔的国际视野,内容创作的逻辑性、专业性不足,难以更精准地传递中国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微观触达的整体质量与公信力。对此,需针对性加以完善,推动微观触达持续提质增效。

深耕内容创作,打造有温度、有特色的微观叙事。一方面,坚持真实导向,挖掘普通人的鲜活故事,将中国发展成就、文化魅力融入日常场景,避免空洞表达,让受众在共情中理解中国。另一方面,打破同质化困境,结合不同国家受众的兴趣偏好,打造差异化内容,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此外,注重内容细节打磨,用朴实真诚的语言、客观具体的呈现,增强内容的感染力与传播力,让微观叙事既具备生活气息,又蕴含思想内涵,真正实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强化跨文化转化,搭建中外沟通的桥梁。首先,加强对海外受众的调研,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接受习惯,找准传播的切入点与契合点,避免文化误读。其次,推动叙事方式本土化,组建专业的跨文化传播团队,对内容进行精准转化,既保留中国核心内涵,又贴合海外受众的表达习惯,实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最后,注重情感共鸣的搭建,挖掘中外共通的情感内核,以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为纽带,消除文化隔阂,让微观触达真正实现跨文化的有效连接,提升传播的精准度与实效性。

培育多元主体,夯实微观触达的人才基础。其一,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加强对传播工作者的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新媒体运营等能力培训,提升内容创作与传播的专业性。其二,激活民间传播力量,鼓励留学生、外籍人士、行业从业者等成为微观传播的参与者,发挥其独特优势,以亲身经历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传播的可信度与亲和力。其三,搭建多元传播平台,依托新媒体矩阵,整合各类资源,为不同主体提供传播渠道,形成专业力量与民间力量协同发力的传播格局,推动微观触达从单点突破向多点联动转变,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作者系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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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版:党的建设3 篇

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干部考核标准

□ 王峰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个重要措施是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德,真正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德与政绩在干部考核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政德的价值引领作用和政绩的正向激励作用,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德与政绩是干部考核体系的基本内容

政德与政绩是干部考核体系中的两个关键指标,共同构成了评价领导干部素质与能力的基本标准,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干部选任原则。

政德是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作风、廉洁等方面表现出的政治品质与道德操守,是从政履职的根本前提。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明确将“德”列为考核首要内容,要求“全面考核领导干部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具体包括政治忠诚、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廉洁自律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维度。政德的核心在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服务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严私德,即修身律己,涵养良好家风,守住廉洁底线,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政德是党性原则的外在表现,只有党性坚强,政德才能端正,才能保证干部在复杂实践环境中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政绩是领导干部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化解风险中取得的实际成效,是履职能力与担当精神的直接体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将“绩”列为考核重要内容,要求“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完成日常工作、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的情况和实际成效”。政绩的核心在于“为民造福”,既包括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等显绩,也包括生态环保、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潜绩;既包括短期见效的具体成果,也包括打基础、利长远的战略成效。政绩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只有解决了实际问题,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证明干部具备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能力和担当精神。

政德与政绩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政绩与政德统一于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全过程。离开政绩讲政德,政德将成为损害党的形象的空洞说教;脱离政德讲政绩,政绩将成为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只有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才能够识别出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德是政绩的价值根基与方向指引。政德决定政绩的“价值底色”,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本质上是政德的外化。政德正,就会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能够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创造出符合人民需求的政绩;政德偏,利欲熏心、私念膨胀,就会产生偏差的政绩观,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牟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同时,政德中的廉洁自律、规矩意识,是干部行使权力的“安全带”。领导干部只有严守政德,才能守住权力边界,杜绝“权力任性”,确保政绩创造过程合规合法,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坚持政德,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政绩是政德的实践载体与现实检验。政德并非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通过具体政绩体现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政德如何,最终要看他为群众办了多少实事、解决了多少难题、创造了多少经得起检验的实绩。群众对干部的政德评价,往往基于其创造的政绩。政绩是否真正惠及群众、是否得到群众认可,是检验政德是否端正的“试金石”。现实中那些“老好人”与“太平官”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既无政德,也无政绩,与靠工作、靠实绩、靠人品、靠公认的政绩观相背离。

政德与政绩相背离是导致政绩观偏差的深层原因。在实践中,部分领导干部出现“重政绩轻政德”倾向,将政绩视为“硬指标”、政德视为“软任务”,认为“政绩突出就能一俊遮百丑”,从而在创造政绩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本质上是政德缺失导致的政绩异化。政德与政绩相背离,导致政绩观偏差,由此创立的“政绩”既损害了群众利益,也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用好考核指挥棒,就是为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提供用武之地,坚决不让这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激发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劲头和活力。

着力培养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干部队伍

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政德与政绩相统一的干部考核标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既修政德之“内功”,又出政绩之“实效”,实现“德”与“才”、“内”与“外”的有机融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在固本培元中筑牢思想根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绩观是政德的“风向标”。只有不断涵养政德,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才能防止政绩观偏差,避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急功近利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要深入学习其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检视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追求。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处理好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大力弘扬“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和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初心使命,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干事创业中发现和检验干部。政德好不好、政绩实不实,最终要在改革发展稳定一线、在服务群众最前沿见分晓。只有把“考场”搬到基层一线,把“答卷”交给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检验干部是否做到了政德与政绩的统一。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改革发展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作为检验政德与政绩的“试金石”。要在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信访维稳、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考察干部的政治表现、担当精神和实际成效,看其是否“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要加强对已完成的重大工程、民生项目进行跟踪问效,看是否存在“半拉子工程”和“历史欠账”问题,在时间沉淀中检验业绩和考核干部。

在制度构建中完善体制机制。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只有把政德要求嵌入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把政绩考核纳入科学发展轨道,才能实现“德”与“绩”在制度层面的有机统一。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鲜明导向,突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完善差异化考核办法。要全面考核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重点看政治素质和工作实绩,把显绩与潜绩结合起来,防止“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对政德好、实绩突出的干部,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职级晋升中优先考虑;对政德失范、搞“形象工程”、弄虚作假、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的,坚决“一票否决”,依规依纪追责问责。完善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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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纠治“任期型”政绩观

□ 孟涛 胡博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履职划定价值坐标、明确实践路径。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以任期时间为边界、以个人升迁为导向、以短期成效为标尺的错误政绩观。这不仅偏离了党的初心使命,也妨碍了党和人民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及时予以纠治。

“任期型”政绩观的表现。这种“任期型”政绩观主要表现为政绩上搞急功近利、政绩冲动等,他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不仅直接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扭曲用人导向、影响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将任期视为政绩产出的“截止日期”,追求“短、平、快”的显性成果,忽视需要久久为功的基础性工作。一些党员干部将任期作为工作的时间边界,只考虑任期内能够见效的项目,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性工作缺乏耐心。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政绩接力,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还有个别党员干部出现了重显绩轻潜绩、重速度轻质量、重局部轻全局的现象,愿意建设看得见、摸得着、叫得响的形象工程,对那些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但管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缺乏热情。更有少数党员干部在面对一些解决起来费时费力、成本较高、要冒风险的老大难问题时,选择“新官不理旧账”,能拖就拖,甚至还会以纠错为借口推翻“旧账”。同时还表现为政绩冲动,有的党员干部在有限任期内急于干出政绩,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决策、大干快上。一些党员干部缺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凭主观臆断“拍胸脯”“拍脑瓜”,脱离产业实际,盲目上马项目。有的地方不顾财政承受能力,违规举债搞建设,为一任政绩留下几代人的包袱。个别党员干部患上“创新焦虑症”,盲目追风口、抢赛道,什么热门就上什么项目,产生了创新冲动。这不仅造成财政资金和土地等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损害了党的形象。

“任期型”政绩观的产生原因。党员干部党性观念存在偏差。党性是政绩观形成的价值原点和方向坐标,一旦党性不纯,就会导致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生偏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如果党员干部背离了初心和使命,就会沉迷于追逐名利、滥用权力,将岗位视为个人晋升的“跳板”,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将政绩视为邀功请赏的“资本”,而非造福一方的责任。

党员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机制的科学性有待提升。考核是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党员干部的行为取向。当前党员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虽然不断完善,但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仍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期”,化解长期性、复杂性矛盾的重要性体现不充分等问题。部分地区或部门在设置考核指标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实际情况,容易引发导向失灵、考核失真等问题。这些因素对于引导党员干部严格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亟待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党员干部监督问责机制有待加强。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监督既能保证党员干部在正当范围内行使职权,也能防范政绩观出现偏差。但从目前来看,现有监督存在事前预防不足、事中跟踪不够、事后问责不严的问题。对重大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可行性论证有时流于形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跟踪问效缺乏深度;对造成损失的责任追究存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现象;任期的时间边界,容易沦为问责追责的“截止日期”。这些问题,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某些党员干部的急功近利倾向。

“任期型”政绩观的纠治路径。以党性教育巩固政绩观的价值根基。只有坚强的党性才能有正确的政绩观。只有坚守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以科学长远的眼光来谋划政事,才能实现“任期思维”到“终身责任”的观念转变。增强党性,首先,要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引领作用。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时,要注意与“十五五”规划纲要等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把理论知识转化为价值纠偏的有力工具。其次,要在党性教育中加强对正确政绩观的培训引导。要常态化开设政绩观教育专题,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最后,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作用。既要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榜样作用,又要通过反面典型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让党员干部从成功案例中学经验,从失败案例中受警示,形成学有榜样、做有标尺、干有方向的良好氛围。

以完善政绩考核工作机制引领党员干部的价值导向。干部考核是对党员干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是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首先,考核工作机制要进一步突出新发展理念。政绩考核工作机制必须始终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合理设置阶段性工作目标与长期目标。其次,要优化考核指标体系。适当调整民生改善、生态效益、风险防控、基础研究等长期性工作在考核中的地位,鼓励党员干部不仅要关注即期见效的显绩,更要着眼于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最后,要探索差异化考核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特点设置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让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因地制宜、精神饱满地干事创业。

以加强监督问责健全预警校正机制。监督问责是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保障,对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偏差发挥着刚性约束作用。首先,强化日常监督,让偏离正确政绩观的行为无处遁形。及时有效的日常监督能够防止和纠正政绩观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避免政绩观的滑坡和松动。其次,加强对突出问题的监督执纪。要推动监督力量深度融合,整合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等渠道,紧密围绕任期制政绩观的突出表现和典型问题进行纠治,充分发挥纪律红线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行为的惩治功能。最后,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精准用好问责利器。在对不作为、乱作为的党员干部严肃追责问责的同时,也要为那些敢于担当、默默奉献、长期耕耘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奋发有为,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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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根基使命

□ 林尚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文明古国、世界大国的中国来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文化担当、国家责任,也是人类使命,其宗旨在于立足自身发展对世界的推动和对人类的贡献,萃取中华文化精华、提炼中国发展经验,创造知识生产新体系,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的知识平台。这种立足中国、面向人类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始终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一个维度就是中国维度,一个维度就是人类维度。前者决定立场和根基,后者决定使命和高度,两者不可偏废。

从中国维度出发,首先涉及中国立场问题。何谓中国立场,从根本上讲,就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铸就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要是中国人,其思考和研究问题,都天然地会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气质、认知视角和思维方式,这就构成其立场的文化基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应该在既有的文化基点上确立科学基点,即秉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系统地运用指导当代中国人创造发展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这两套体系有机结合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三维结构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向全世界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深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演进的运动规律以及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中形成的,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时代精华,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其思想理论成果,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经典,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经典。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创造了改变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也在世界的东方引领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成功地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这种转变是历史性的,由此,当代中国人逐渐拥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创造了一系列让世人惊叹的中国发展奇迹和中国之治景象。

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立场必须立足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希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实践必须脚踏实地,一方面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国实践,一方面溯源理论经典、夯实思想根基。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上的任何构建和发现,一是离不开对现实社会运动的探究和发现;二是离不开指导这种探究和发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理论经典,具体来说,就是能够让自主知识体系立得住、长得好,能够开枝散叶的思想理论经典。道理很简单,那些能够成为思想理论经典的经典,都是能够影响人的思想精神、推动现实社会运动、引领历史方向和进程的思想理论精华。从近代以来欧美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实践来看,支撑其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知识生产的,都有一套自己的核心经典体系。中国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经典体系。这套经典体系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不论是根脉还是魂脉,都蕴含在这些思想理论经典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引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精神上从被动转入主动,拥有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明确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立场的本意与本质,也就清晰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所在。立场不等于根基,但根基离不开立场。何谓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就是能够形成新的知识以回应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土壤和根脉;而构成这个土壤和根脉的,概括讲就是历史与文化、思想与理论、价值与制度、实践与成就,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然土壤和根脉在此,那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性、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系统探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因密码、系统探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理论的深层逻辑、系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的合理结构、系统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方面探究得越深、开拓得越广、发现得越多,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点才会越多、体系化才会越强、科学性才会越高、贡献度才会越大。

实践表明,没有在根基上探究并有所发现、有所收获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常常是自诩的、自我标榜的,不是造个概念,就是贴个标签,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这不仅无益学术,而且有害学科。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更不是自产自销,而应该创立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派,以开拓知识生产新方向、创造知识生产新体系、构建知识生产新平台、营造知识生产新共同体,努力在服务人类进步事业中作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所在。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必须有很强的人类关怀,不仅要全面关怀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要密切关注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新趋势、面临的新任务以及由此形成的新需求、提出的新要求。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知识体系、创造新的知识生产平台的历史责任,落在了正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身上。面对这个时代际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创造,就必须有强烈的全球意识和人类关怀。这是所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积极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果我们不能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人类,给人类社会发展以新的思想理论、新的学术方向和新的实践创造,那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就难以立足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认真考虑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即人类维度。

马克思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前者生成人的生命意志,即对自由的追求,后者生成人的意识和思想,即对认识人自身和世界的追求。人类文明就是在人类的生产和思想活动中展开的,生产活动决定思想活动,思想活动引领生产活动。人类在生产和思想活动中所达到的自我解放程度,决定人类生产和思想活动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思想以及知识生产所回应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是不同的。

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的自我解放经历了从依赖共同体的存在到脱离共同体的独立个体存在的演变,前者孕育了人类古代文明,后者发展出了人类现代文明。在人类古代文明发展中,人类的思想以及知识生产始终围绕着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体的维系保全展开,形成了以构建人的信仰体系或以人的信仰体系为出发点维系保全共同体的思想理论和知识生产。而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随着人的个体独立和自主、人以及人的理性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的思想和知识生产也就从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思想的解放和理性的彰显催生了现代科学技术、生成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是全面且快速的。工业革命及其催生出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历史必然方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方向,并形成了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以改造世界为使命、以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拥有主体地位的人民为中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是基于这个新体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空想走向科学,而由此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成功引领古老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天然是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立场和根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成就了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则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开辟了人类发展新前景,并以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出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进入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同时,还率先开启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数字文明时代的现代化,这将是与当年推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西欧现代化和代表成熟工业文明的美国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数字时代的出现,再次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可以预见,在数字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智能体的关系都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这就意味着作为数字文明时代现代化发展先锋力量的中国,必须立足中国发展所引领的时代潮头,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大关怀和大智慧,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究人类前所未有之大飞跃,扎实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智慧和知识力量。

时势造英雄。身处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革、突破与飞跃、再造与重塑的时代,正在繁荣发展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恰逢其时,既面临巨大的时代挑战,也面临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唯有抓住这个时代机遇,不断科学回答人类关切和时代之问,为人类进步提供新价值、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知识,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期待的那样,“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人类维度,本质上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人类、关怀人类、关切人类应有的思想气度和理论高度,由此构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定是中国自主构建、让世界分享、服务全球、贡献人类的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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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党史国史2 篇

“毛主席书房”称谓的由来

□ 徐中远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客厅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1974年5月)

从1949年6月至1976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住生活了27年多。他一生酷爱读书,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至死方休。毛泽东逝世后,我们对他在中南海的全部藏书进行了统计,一共约有10万册。尽管毛泽东在中南海有如此数量的藏书,但有关方面并没有为毛泽东个人藏书、读书等兴建过专用的书房。既然没有,为什么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中会时而出现中南海“毛主席书房”的称谓呢?比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几次在中南海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他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走过过道,就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笔者认为,这不完全是误传,也不是没有一点缘由,而是事出有因的。

毛泽东进城后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住了17年

1949年1月31日,北平(今北京)宣告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都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先是住在城外较远的香山双清别墅,后来根据党中央要全力做好筹备即将成立新中国各项具体工作的需要,同时考虑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于1949年6月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东侧的菊香书屋居住与办公。

菊香书屋原为清朝皇帝藏书、读书的地方,是北京旧式的四合院建筑。北厢房最东头是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及后来陆续购买增加的图书,差不多全部放进卧室东床头的两个较大些的木柜里和他睡觉的木板床上。床西头靠南墙处放有一张不大的木桌,桌上摆放有一部红色保密电话机,毛泽东在这里也可以临时处理一些公务。卧室外间是供毛泽东临时会客用的,摆放两个不大的沙发、一个小圆形茶几,靠北墙的一边还摆放两个不大的书架。书架上面亦摆放一些毛泽东爱看的书和看过的书,如《鲁迅全集》、历代名人字帖、画册等。东厢房是毛泽东正式的办公室和会客室,同时也放置一些他爱看的图书。西厢房南头一小间还放有三四个书架,上面也放满了书。显然菊香书屋院内没有设置毛泽东专用的藏书、读书的书房,而是在办公室、会客室、卧室、用餐等处都放有图书,他随时随手都可翻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自己购买的古旧图书逐渐增多,床头柜里、床上放满后,都挤放到西厢房南头一小间里。这就是毛泽东住菊香书屋图书存放的大致情况。他还常对工作人员说:书是供人读的,不是用来装门面的。我的住地到处都放着书,睡觉的床上、办公桌上、吃饭会客旁边的书架上、茶几上都有书,我想看什么书,举手之劳,多方便啊!

1965年11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直至1966年7月中旬才回到北京。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其间,有关方面的同志考虑到菊香书屋的部分管道等设施已很陈旧,墙面亦有多处脱落,所以,他们就趁毛泽东离京去外地巡视考察的时机,对这个小院进行了一次修缮。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住所,发现院内所有房子都修葺一新,一贯保持艰苦生活习惯的他极为不悦。再加上毛泽东当时的活动非常频繁,请求见他的国内国际友人也很多,而菊香书屋没有大一点的会见宾客的地方,每次不是去钓鱼台就是人民大会堂,他感到很不方便,所以他选择了到靠近中南海西门不远的游泳池去居住。

“毛主席书房”实际上是由游泳池改建的会客厅

中南海游泳池位于中海西岸偏北一点,主要是供在中南海居住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及机关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分为室内、室外各一个游泳池。室内的那个游泳池,不知什么时候就关闭了。室内游泳池南端有阳光室、一个小的会客室、休息室。东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约1.5米宽的通道。通道旁边有四五间不大的更衣室、淋浴室。这里虽然没有供人长期居住生活办公的房间和相关的设施,但有时也用于开展一些活动,比如,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在室内游泳池南头的休息厅曾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开过会,主要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稿等问题。1958年,他在中南海游泳池还会见过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遵照毛泽东本人的意愿,工作人员将原游泳池靠南头的小传达室、阳光室略作改造成为他的卧室和办公室。根据会见外国元首及国内外重要宾客的实际需要,后来有关方面又将原游泳池南头不大的会客室和供游泳人员临时休息的地方,重新修建为毛泽东会见中外宾客的场所,也就是后来人们经常从电视报道中看到的会客厅。这样,毛泽东的起居、办公、会客就自然连接在一起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多国国家元首,还有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老朋友斯诺等国内外重要宾客的活动几乎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这个会客厅地方不太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陈设简洁朴素,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因为毛泽东酷爱读书,每天都要看书,所以,就把菊香书屋卧室、办公室、餐厅、小会客室里存放的他爱看的、正在看的、看过的大部分图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实际读书生活的需要,搬放到了游泳池住所相应的地方。

不论是内宾、外宾,一进到这个会客厅,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书籍。除一个个书柜、书架上放满的书籍之外,他常坐的那个沙发旁边的茶几上都叠放着书,有的书是打开的,有的书里还夹着铅笔,书旁边还放着几支黑色、红色的粗铅笔。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几年,因身体原因,外出巡视、考察、调研的次数逐渐少了。每天除了办公批阅文件、参加会议、与人谈话之外,其他时间差不多都用来读书,有空就读,想读就读,会客前读,开会前读,睡觉前读,睡不着觉时也读。刚开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随口把会客厅说成是“毛主席书房”,外宾们有的也这么说。如同“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时间长了,说的人多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的会客厅便成为“毛主席书房”了。这里本是毛泽东晚年最后岁月的会客厅,厅里确实到处摆放着书籍,他每天确实也常在这里看书,而且读书所占用的时间远远多于会见宾客的时间。仅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将这个会客厅称为“毛主席书房”也不无道理。

毛泽东在中南海另处存放的图书经过多次搬动

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对他约10万册的藏书进行了整理,其中包含写有批注文字和多种圈画符号的500多种、4000多册的古今图书。毛泽东住地摆放的部分图书,包括卧室、办公室、会客室等处存放的图书,只是他生前藏书的一小部分,约有五分之一。大部分藏书是因为他住地能存放图书的地方有限,只能另外存放在中南海其他的地方。笔者进中南海工作时,毛泽东的大部分藏书都存放在中南海西门南侧称为丙楼三层全部的房间里。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藏书又搬动了三四次。其间,为了长期保存好毛泽东的全部藏书,有关方面订做了200个书柜,专门用来存放毛泽东除游泳池会客厅之外的藏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毛泽东个人的藏书和生前读过多遍的书,有的还写有批注文字,有的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还有的是在延安岁月中阅读批注过的。有一本《伦理学原理》,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教科书,原书只有8万多字,他在阅读过程中,用墨笔在书上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注文字。这是我们保存的图书中最早的一本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这些图书对研究毛泽东青年时代和延安时期的读书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今,毛泽东生前珍藏的约10万册全部图书,除了一少部分有批注文字、阅读圈画过的非常珍贵的图书,已经转存到中央档案馆,其余的毛泽东生前藏书和他读过的、爱读的大部分图书继续存放在中南海毛泽东生前曾居住过的菊香书屋,听说还有一小部分转存到他的故乡韶山纪念馆。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工作人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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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老百姓幸福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政绩观 · □ 王斌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西省档案馆藏)

1941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印发《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陕西省档案馆藏)

1941年5月1日,正值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前夕,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边区200万人民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共21条规定,并宣告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此时正值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而毛泽东对边区寄予厚望:“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把边区作为一切工作的试验区,要求为全国人民做出一个榜样。这份由毛泽东亲自改写定稿的纲领,现藏于陕西省档案馆。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更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成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

以增加老百姓幸福为目的

纲领开宗明义,其颁布的核心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1941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中进一步点明,实现这个纲领,就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与增加老百姓幸福”。

如何将“增加老百姓幸福”落到实处?必须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其时,边区部分干部对民主的认识还不够,工作上还有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官僚主义的态度,有些群众还不知道民主的好处,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出来管理自己的事,对政府有意见不敢讲出来。为此,纲领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并解释:“不管什么工作,比如县长也好,乡长也好,只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不是党员也是一样可以担任的。”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中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此次大会上,绥德开明士绅安文钦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米脂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期间,李鼎铭等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精兵简政”提案,并以165票的多数通过实施。此后,边区政府先后开展三次精简,军队的总数缩减至边区人口总数的2%,政权机关裁并了四分之一,政府系统人员大幅减少,加之开展大生产运动、厉行节约运动等,人民的负担迅速减少,民力也得到大幅节省。

在军民关系建设上,纲领同样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不侵犯群众利益(比如借用东西一定要还),要爱护群众(反对打骂群众)……军队没有老百姓的帮助,就很难打胜仗,老百姓没有军队保护,也就不能安安静静过活日子。”从1943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推动军队积极参加生产、减轻群众负担,主动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秋收,广泛倾听群众意见。这极大巩固了军政军民团结,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筑牢了群众根基。

实事求是推进经济建设

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经济十分落后,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中共中央立足实际确立了“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的建设方针,实事求是地发展边区经济。

在土地政策上,纲领兼顾各抗日阶层合法权益,明确在已分配土地区域保障农民土地私有权,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不得向农民收回;在未分配土地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推行减租减息,合理调整租佃与债务关系。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减租减息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同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广泛发动未进行土改的地区群众,推动减租减息政策全面落地。这既改善了农民生活,又保护了地主合法权益,调节了农村生产关系,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在农业生产上,纲领明确要求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全力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实际困难,提出当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的目标。同时要求动员群众时要多多给老百姓解释多种地的好处,党员干部要做模范、打先锋,要做到真正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过去我们有些地方没有真正动员老百姓多种地,只是随便造一个数目字报告上级,这是不对的,应该改正”。此后,边区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1940年到1942年,军队、机关和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工商业方面,纲领提出“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到1944年底,边区公营工厂达123个,私营工厂作坊达1400余家,棉布自给率约70.3%,其他日用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的要求。边区还扶持公营商业机构,鼓励私营商业发展,仅延安一地的私人商店就从1940年的46家增至1943年的473家,1944年全边区有消费合作社281个,方便了社员的交换,改善了人民生活。

财政税收方面,纲领明确废除苛捐杂税,“旧社会的苛捐杂税为的是做官的要发财,现在我们的税为的是做抗日工作”,因此推行累进税制,除特困群众免征外,实行钱多的多缴、钱少的少缴,让绝大多数人民合理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1941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发行边币、巩固金融、统一税制,同时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了边区财政的好转,到1944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1945年各县基本实现经费自给,取之于民的部分开始减少。

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如果说发展经济解决的是眼前的吃饭问题,那么扫除文盲、发展卫生则是为边区的未来奠基。当时边区90%以上的群众不识字,扫盲艰巨而漫长。“这对于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连票子都看不懂,写封信要请求人……我们为了清除老百姓这个痛苦,所以主张要消灭文盲。”纲领第十四条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边区教育坚持“民办公助”方针,以群众需要和自愿参加为原则。正规教育方面,到1942年边区中学由2所增加到10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1944年上半年小学达1377所,在校学生约3.4万人。社会教育更是遍地开花,1937年起边区开展识字运动,利用冬学、夜校、半日校、读报、识字组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在农闲时节学习文化;到1944年,各类识字组、读报组几乎遍及各村,全边区参加冬学的农民约5万人。

卫生健康同样被摆在边区建设的重要位置,纲领第十五条要求“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指出要多办医院、制药厂、药店,培养医生,“使边区的老百姓少生病痛”。还要求干部教育群众“经常洗脸、洗澡、洗衣服,不喝冷水,不吃生东西……挖厕所,要他们把人住的地方和牲口住的地方隔得远一些”。1940年以后,边区成立了医药卫生工作管理机构,举办国医代表大会,成立国医研究会,创办白求恩护士学校等医药教育、研究机构。到1945年初,边区有医院11处、卫生所75处,西医276人、中医1074人、接生员61人,药店390家。各地还在冬学中创办妇女卫生冬学,推广新法接生,宣传妇婴保健常识。这些工作虽难以立竿见影,却从根本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边区长远发展积蓄了文化与人力基础。

厉行廉洁政治

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中补充道,“因为共产党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应该做遵守法令的模范,如果他犯了法,就应该加重处罚,这不但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威信,相反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认识共产党是最讲道理的,这就更能提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如果政府人员有犯法的行为时,“老百姓都有权利去告发他,不管是亲自去告发也可以,写信去告发也可以,叫别人替他告发也可以”。

早在1938年,边区政府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克扣截留、挪用公款、虚报冒领等10类贪污犯罪行为,规定贪污500元以上者可处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1941年,曾立战功的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00余元被依法处决,这起轰动边区的案件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违法违纪从严惩处的坚定决心,绝不为功过相抵留任何口子。纲领颁布后,边区进一步完善干部奖惩制度,出台《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1942年,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嘉奖了王震、习仲勋、马锡五等22名模范干部,毛泽东亲笔为他们题词,同时对违纪违法的腐化分子坚决予以惩戒。在纲领引领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被誉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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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版:读书治学3 篇

把中美关系的“大厦”建设得更牢更高更美

□ 乌力吉

2017年4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晚宴时指出:“中国有句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一座大厦要屹立不倒、长久稳固,绝非一日之功,须靠深厚的地基、坚实的主体、精细的施工。以“大厦”比喻中美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对世界最重要、最复杂双边关系的精妙阐释。“更牢、更高、更美”是对中美关系发展目标的形象概括;“一层一层建设好”则揭示了推进这一关系的实践路径。

大厦之“牢”,关键在夯实地基、明确蓝图、立稳梁柱。其一,夯实地基,就是要维护好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必须恪守,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基。基座不稳,大厦便无从谈起。其二,明确蓝图,就是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项原则。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根本遵循,决定中美关系这座大厦的方向与形制,必须一以贯之。其三,立稳梁柱,就是要围绕共同树立正确认知、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承担大国责任、促进人文交流来搭建关系框架的“四梁八柱”。历史一再印证,面对那些执意破坏地基、涂改蓝图、拆梁毁柱的霸权行径,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美关系的大厦才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大厦之“高”,体现在立意之远、格局之大。一座真正伟岸的大厦,俯瞰的是更广阔的天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大国领袖的历史担当审视中美关系,深刻指出“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这道题的答卷,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更攸关世界的前途命运。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的溢出效应远胜于零和博弈的内耗。2025年两国元首釜山会晤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把中美关系的大厦建设得“更高”,就在于两国打破狭隘的地缘政治算计,共同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正能量。

大厦之“美”,在于人气与温度,是建筑物令人流连驻足的人文底色。大厦不仅要建得牢、建得高,还要住得进人、聚得起气。中美关系若少了两国人民真实的情感联结,也难有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旧金山演讲时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然而近年来,一些人以安全之名限缩人文交流空间,恰如在两国人民之间砌起一道道“隔离墙”,让原本敞亮的大厦变得封闭幽暗。人文纽带一旦断裂,中美关系的民间基础就会流失,双边关系也将失去最深厚持久的前进动力。

“一层一层建设好”蕴含着构筑中美关系大厦的实践方法。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出现摩擦分歧是客观现实。面对分歧,正确的做法是用建设性方式修补完善,绝不能稍有不顺就“停工罢建”,甚至“拆砖拔柱”,而要通过对话沟通、聚同化异,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特朗普总统通话时强调,双方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这既是对推进中美关系方法路径的又一次生动阐释,也再次显示出元首外交把舵定向的作用。万丈高楼平地起,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无数“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同向发力、久久为功,这座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定能建设得更牢、更高、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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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典

——读《经济学百年经典》 · □ 刘伟

《经济学百年经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读经典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更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和清醒。李义平所著的《经济学百年经典》作为作者另一部著作《经济学百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的选择与评价》的升级版,到如今出版时间不长但却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重要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和经典思想史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对经典的选择。作者选择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当代西方经济学到苏联东欧经济改革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经典”的形式凸显出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节点,折射出经济发展史的进程。另一方面,是透过经济思想史演进中的“经典”思想和智慧,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

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典?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讨论何谓经典?当然,对经典的理解和选择标准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特别是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因而对于“经典”的定义必然存在分歧。因此,经济学的经典当然首先是经济学家们创作出来的,但同时也是读者们读出来的。学术著作本无经典之标志,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地读下去,就读出了真正的跨越时代的经典。真正后来成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在其创作和问世初期大都是相对沉闷的,本来经济学就其特性也是沉闷的,并非所谓“显学”。有些经典创作或问世之初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很难为读者接受,或者是很难为同时代的读者真正读懂,且思想越是超越时代,越难以被同时代的主流所接受。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分析就难以被资产阶级学者接受;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由于触动自由主义传统,也曾受到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封杀。思想越是深邃,越是难以被同时代的人们真正理解。不仅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有这种情况,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而有人说,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被后人(其实是历史)“重新发现”的。这种“重新发现”当然包括后人的不断“读”。伟大的著作之深刻往往不是同辈人可以企及的,因而或许比前人更聪明的后人才能理解。伟大的思想之正确往往是需要历史去证明的,从而为被“重新发现”提供依据。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未必全面,但思想史上类似的事例是较多的,称其为“经典”的著作大都经历过或仍在经历着被不断“重新发现”的过程。所以,所谓“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被读者读出来的“经典”。

强调经典不断被历史“重新发现”的意义,并不是否定经典对当下时代的影响,相反,强调被历史“重新发现”恰是建立在经典必定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必须切实回应时代命题的基础上。不同时代的人们面临的约束条件和所要追求的发展目标会有历史方位上的差异,因此所面临的时代命题的具体历史内涵会有所不同。但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成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必须集中体现和深刻反映解释时代问题的历史要求。这种要求既包括回答什么问题(时代性),又包括回应谁的问题(主体性)。当然,力图回应时代历史要求所提命题的著作或许很多,但人们能够尊重的只能是科学阐释(历史性)经济发展规律(真理性)的著述。从实践上来说,能够成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必须首先成功地解释并指导本国(民族性)经济发展,进而以自身实践的成就赢得其他国家(世界性)的尊重。一方面,使成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具备实践上“典型事实”的支撑。没有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史作为基础的经济学著作难以成为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在于其思想和理论对经济发展现象内在规律和联系的科学发现和逻辑解释,而且在于其对经济发展实践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之所以将其视为经典,不仅出于敬重著作本身,而且在于敬重著作所反映的历史创造。另一方面,使成为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实现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经典往往具有跨越国别的世界性影响,不仅在于经典往往能够引领一定时代的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而且在于经典所反映的经济发展问题对于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即特殊性中蕴含着普遍性,相应地真正产生经典的国别经济理论,必然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为基础。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国民经济学、美国主流经济学等之所以具有不同时代的世界影响,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其经济发展本身的历史特点所产生的引领作用。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最具时代性特征的,也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学说,而且是伟大实践。中国经济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应的时代命题是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需要党的创新理论指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持。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引起世界的尊重,这一历史进程需要能够形成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典。经济学的经典是以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的,所以所谓“经典”从根本上说是被实践培养出来的“经典”。

“经典”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性和生动凝重的实践性吸引我们。我以为,我们之所以需要读经典,十分重要的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透过经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经济思想及演进。读经典以掌握其理论虽然是要花苦功夫的,要有学术耐心,但实际上却是最有效的“捷径”。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经典便是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径”与“舟”。读经典既能推动我们对经济理论历史性、逻辑性、思想性的深入理解,更能引导我们洞悉经济理论产生发展背后的历史和时代动因,即所谓帮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重要在于其深刻性,但深刻不等于正确。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科学。历史的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经济学有其历史性,即时代局限性。经济学回答一定时代的问题,即什么问题?而一定时代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释问题的条件和可能,但这种时代问题和条件可能都是历史的,不是永恒的。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有其阶级性,即价值取向性,经济学的问题具有主体性,即谁的问题?答案的正确与否是受阶级立场规定的,不是绝对的。经典本身的深刻性再叠加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就使我们往往难以真正理解和把握经典,需要反复读,并且伴随我们自身的成长、理解和批判能力的提高,每次阅读经典的体会和收获都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可能在经典中读出新问题、读出新发现。这也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为何要反复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重要原因(当然读经典不只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读经典不是从中找出具体解释当下问题的答案,而是领悟其中的智慧、方法,在“两个结合”中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引领,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经典,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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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 包心鉴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深刻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实践深刻表明,提炼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简单的概念演绎和自我表达,必须从当代中国实践出发,密切适应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遵循的基本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都是由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构成的。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既是一门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根本标志,又是进一步深化这一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研究,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践重要作用的强大动力。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知识概念,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质性揭示。

在“5·17”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备的特点,这就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

坚持这一根本方向,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必须深刻遵循四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一是价值引领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凝练的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为核心引领,深刻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方向和时代性特色。二是实践指向原则。坚持从新时代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出发,坚持以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根本导向,把解释实践、解决问题、引领社会贯穿推动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全过程。三是大众普及原则。密切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在深入提炼和阐释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上下功夫。四是国际传播原则。既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下大功夫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篇大文章,深刻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底蕴;又密切适应世界文明进步大趋势,下大气力研究人类知识进步的前沿问题,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所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学术创新。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

政治学是一门现实指向性很强的基础性科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学问。要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作出科学透视和正确把握,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注重对各种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是政治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把人类对政治现象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从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基本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对社会政治关系的作用,从而精辟揭示和说明了政治现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寻求改造世界、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方法。

那么,如何抓住政治发展的本质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作出明确回答: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是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定位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深刻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深深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理论指导和强大思想动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当今世界各种民主理念、制度比较中也愈益彰显出鲜明特色和巨大优势,愈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与世界政治学界沟通对话、交流交融的重要话语体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既继承传统又引领时代,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问题重要思想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论、方法论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多维度理论创新价值和学术建构意义。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深邃的本质揭示功能。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民主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然而“民主究竟是什么”,这一关于民主的“元问题”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形成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民主观和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正是从国家形态、制度形式、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本质性地回答了“民主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民主的真正意义”。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实践解释功能。马克思深刻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提出来的重大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和政治智慧的结晶。这一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有利于引导人们科学地理解民主、正确地运用民主、健康地发展民主。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正确的行为导向功能。马克思深刻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明确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种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不仅在于回答“是什么”,而且在于指明“怎么办”,这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而且深刻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原则和有效路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民主政治发展,不仅具有巨大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邃的方法论价值。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对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本质、丰富内涵和实践效应深刻表明,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政治概念,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乃至引领世界民主政治潮流,起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确保人民在国家治理中主体地位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在人类政治发展史上,自从产生了国家,也就产生了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谁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这一根本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及其深入实践,立足时代高度,顺应人民需求,回归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质,旗帜鲜明地强调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根本原因就在于把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有机融合起来,把保障人民主权、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核心要义,从而使民主的真正意义得到充分彰显,民主的核心价值得到充分实现。

第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制度为主线,是筑牢人民民主完整制度链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任何一种民主理念无不是通过一定形式和内容的制度配置来体现和实现的。正是民主的制度本质属性,构成了以制度变革和更迭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人类政治文明进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核心奥秘就在于这是一种“全链条”式的制度化民主。从国家机构运行到基层社会治理、从重大立法决策到依法依规治理、从公共权力制约到人民权利保障、从民主选举到民主协商、从民主决策到民主管理、从民主参与到民主监督,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良性互动的制度链条。这样一种完整的“民主制度链”,有效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权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基础。正是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地贯通起来,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协商为动力,是实现人民民主全方位和全覆盖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以平等的原则和要求吸引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有效渠道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使民主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日常习惯,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是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与西方民主不同,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完整的民主制度链条同广泛的大众参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协商平台,开辟有利于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渠道,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紧紧抓住了人民民主的精髓和真谛。协商民主的巨大政治优势在于,为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提供了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平台和平等商量的机会,做到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和政治生态,从而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现人民民主全方位和全覆盖。

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治理为价值,是把我国民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程序,按程序进行充分讨论、依程序形成民主共识,治理的基本要求是效率,高效率地决断、高效率地办事,两者似乎很难结合,甚至价值相悖。在世界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治理相悖离,要么强调民主程序而忽视治理效率,议而不决、一盘散沙,要么强调治理效率而忽视民主程序,排斥民意、耽于专制,这两种现象都严重影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破解了民主与治理能否结合、如何结合这一重大难题,在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中,鲜明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通过完整“民主制度链”和广泛大众政治参与,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意愿有机嵌入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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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文化教育3 篇

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发展

□ 李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不仅要比拼科学突破性、技术先进性,还要比拼产业创新力和企业竞争力。在文化领域,以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与文化和旅游领域深度融合,落实“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持续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当前的重要发展方向。

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

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呈现出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蓬勃发展态势,整体可以说是应用场景丰富,实践形态多样,呈现出鲜明的行业特色。

一是虚实共生的场景革命。当前,虚实共生的场景革命正以技术融合与生态重构为核心,推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深度交织,重塑了生产生活的方式。随着各类智能终端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人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构建思维的认知过程已经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形成了全新的艺术认知方式。在艺术展览、舞台演出中,逐步打破物理空间限制,形成虚实共生交互的新的文化场域,沉浸式场景越来越多。技术正在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重塑观演关系。在实践中,具身智能表演成为新亮点,人形机器人在2026年央视春晚与演员同台共舞,其搭载的高性能执行结构和多模态交互系统,使其不仅是舞台道具,更是具备自主运动能力的“表演者”。沉浸式演艺同样蓬勃发展,《赳赳大秦》通过全球首创的轨道式移动观众座椅和全隐蔽式动态舞台机械,让观众真正“走进”历史。云演出新业态也日益成熟,话剧《苏堤春晓》通过“第二现场”模式,在北京首演的同时,向上海、成都、深圳等六城同步传输8K超高清现场内容,实现“同时共在、千里共赏”的数字演艺新形态。二是人机协同的应用探索。人机协同共创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具颠覆性的协作模式。自2022年以来,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以大语言模型为技术特征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的通用性能得到了极大提升,具备了强大的学习和进化能力,技术升级迭代速度急剧加快,各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层出不穷,与人类各个专业细分领域衔接加速融合。在文化领域,创作团队开始尝试应用各类型人工智能工具,在开拓艺术创作思路、丰富艺术呈现效果、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率、提升文化装备操作水平、促进文化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深度参与创作,如山东新年文艺晚会上的AI音乐专场,展示了人机共创的无限可能。在公共服务领域,滕王阁虚拟数字人“王勃”等智能导览的应用,展示了人工智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触达率与互动体验的巨大潜力。随着这些智能化服务与各级公共文化设施和线上平台的深度融合,将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带来新的发展,为公众带来更加便捷、丰富和个性化的文化体验。三是全民参与的活力迸发。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高歌猛进、欣欣向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门槛、经济门槛、知识门槛降低,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消费者,人人也都是评判者。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的专业门槛与壁垒,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文化创作,释放了创作智慧与文化热情。如李子柒的系列短视频,实现了非遗与生活美学融合。“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系列产生了多款爆品,形成了“微短剧+文旅”新模式。短视频、网络小说、AI漫剧、数字音乐、互动娱乐等形式,带动了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的难点

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产业是文化数字化的重要内容,深刻体现了国家战略的前瞻性布局与创新驱动的时代要求。我国从国家层面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了诸如构建中华文化数据库、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等任务。在实践路径上,我国构建了“顶层设计+基层探索”的协同机制,形成“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产业孵化”的生态闭环。近年来,通过布局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典型案例,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如同任何发展中的新业态一样,推动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存在不少难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数据的归集、整合与共享问题。数智化的发展过程中,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是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数据开放难,整合成本高,协同难度大,客观上易产生“数据孤岛”。在长期的数字化建设中,文化领域数字资源丰富,但成体系的可信文化数据归集、融合与共享仍是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系统解决的问题。

二是文化内涵挖掘与价值引领问题。实践中,易陷入“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将数智技术当作单纯的包装噱头,只重技术呈现,不重文化内涵,易沦为华而不实的“数字花瓶”。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同质化、模板化严重,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国际影响力的标杆文化IP稀缺,难以承载深厚的人文情感与文化价值,制约了数智技术在文化核心领域的深度应用。

三是创新人才缺乏问题。兼具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具备理论素养和行业实践经验的综合型人才储备不足。需要的人才往往是“急用现找”,缺乏长远人才储备和系统培养。

四是标准供给不足问题。特别是缺乏实用性强、适配性强的标准。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孤军作战,摸索前行。对于新型文化业态的标准响应和引领不及时的问题比较明显,在持续跟踪新业态和产业发展标准布局方面还做得不够,很难做到产业发展到哪里,标准覆盖到哪里。

五是市场政策不配套。产业发展需要政策配套,而数智化赋能产生的新业态,因其“新”,市场各要素发展并不成熟,如数据确权、数据交易、价值评估、品牌营销等都存在盲区和不确定因素,导致资本观望、效益难以兑现等难题不易破解。

促进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重点

虽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点需要突破,但路虽远,行则将至,数智化和新型文化业态叠加,将尽显融合创新红利。聚焦“十五五”发展,我们可以着力从以下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加大基础研究和建设。以数智化赋能为核心,通过创作智能化、资源资产化、生态集群化、服务普惠化、治理规范化,推动文化产业向新向高发展,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筑牢数字底座。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数字化相关基础研究,做好数字内容的价值引领和风险防控,夯实数字新基建基础,加强数字公共服务。

二是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在文化和旅游领域,要多措并举提升科技人才人文素养和文化人才的科技技能,使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双向奔赴和融合。做好复合型人才“引育留用”工作,促进文化领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面对新兴科技、文化新业态的发展,要建立健全相关文化科技研发机构,培育人才队伍发展的沃土,做大做强文化和旅游战略科技力量,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

三是加速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动标准与科技研发和理论创新的互动,推动更多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进一步加大标准供给、标准评估和标准实施,特别是围绕数据采集、存储、管理等流程,完善数智化标准体系建设。通过企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形式,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合理引领行业发展。做到科技创新与标准产出、产业发展与标准支撑、行业治理与标准供给的统筹推进。

四是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相关从业人员,应熟悉了解各项政策,精准匹配,全链条落实。在技术研发上下功夫,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突破“卡脖子”技术;在降本增效上下功夫;用好财税金融政策,盘活资产、激发活力;在科研组织上下功夫,做到政产学研用一体推进,协同提升科研效能。

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智化赋能新型文化业态面临着历史机遇。我们将进一步总结经验、直面问题、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以系统思维协同推进数智技术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新动能。(作者系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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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 吕建荣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高等教育主阵地的广大高校,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高校力量。

坚持凝心铸魂为国育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政绩为谁而树”,本质是立场问题、党性问题。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必须把党性要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将教育发展有机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坚守政治属性,把准办学方向。高校党委必须从政治高度统筹谋划各项工作,把凝心铸魂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决破除重排名、重数据的片面评价导向,始终将育人质量、办学贡献作为衡量政绩的核心标尺,杜绝背离育人根本的“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推动立德树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领域,确保办学方向始终契合党的教育方针、顺应时代发展大势。

践行人民属性,厚植为民情怀。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应始终把师生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践行“一线工作法”,深入教学科研前沿听真话、察实情,聚焦师生急难愁盼问题,健全校情民意沟通反馈机制。通过打造“一站式”学生社区、扎实推进青年教师成长帮扶等民生实事,把工作做到师生心坎上。坚持问需于师生、问计于师生、问效于师生,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师生,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向往。

彰显战略属性,服务国家大局。高等教育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的政绩,最终要体现在服务国家发展、支撑民族复兴的实际成效上。必须自觉将学校发展融入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大局。深刻认识高等教育长周期、慢见效的公益属性,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深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积淀,在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中彰显大学价值,为国家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提供智力支撑。

坚持知行合一办学治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然要求高校坚持辩证思维,统筹好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守大学本真,走特色化、内涵式发展道路。

把牢立德树人根本,筑牢育人根基。高校应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立身之本、核心政绩。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持续夯实育人根基。引导广大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静心治学,摒弃急功近利、跟风追热,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的政绩,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排名进位,而在于培养出既胸怀家国又脚踏实地、既品德高尚又术业精湛的时代新人。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立足教育规律、坚持破立并举,坚决纠偏功利化、短视化教育倾向,摒弃重指标轻育人、重短期显绩轻长远潜绩的片面认知;一体推进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构建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突出立德树人成效,注重过程评价、综合评价、增值评价,让评价回归教育本质。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让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身潜能;尊重教师育人规律,突出教学实绩和育人贡献,为教师潜心育人营造良好环境。优化科研评价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前沿,深耕基础研究、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守突破瓶颈、产出成果,用原创性、引领性研究为国家发展赋能、为社会进步添力。

聚焦学校内涵式发展核心,做强特色优势支撑。内涵式发展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办学特色、区域发展和时代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打造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体系。精准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既要攻坚学科研究突破、人才引育等当前重点任务,也要深耕学科生态优化、特色方向凝练、原创成果培育等长远工作。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的教师队伍,为学校内涵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助力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引导广大教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高校成为推动地方发展、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坚持实干担当创造实绩。“靠什么树政绩”,归根结底要靠实干、靠担当、靠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脚点是知行合一出业绩,坚持求真务实、风清气正,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靠实干树政绩,应立足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把实干体现在三尺讲台的深耕细作上,体现在科研攻关的久久为功上,体现在服务师生的点滴实效上。坚决杜绝“花架子”和“表面文章”,不搞花拳绣腿,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

靠担当树政绩,关键是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履职能力。高校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自觉把高校工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区域建设实践。面对学科建设、人才引育、科研创新中的难点堵点,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师生急难愁盼问题,主动作为、用心用情解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攻坚克难中展现担当、创造实绩。既要做让师生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切实扛起立德树人、办学治校的政治责任。

靠实绩树政绩,最终要以成效论英雄、以成果验担当。高校应坚持把师生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尺,聚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科研原创成果突破、服务社会效能增强,以实实在在的办学成效,回应党和人民的期待。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将评价重心从“干了什么”转向“干成了什么”,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作者系西安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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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 张恒

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面对人生的种种风险,与其事后扼腕,不如未雨绸缪。“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正是这样一种强调预判风险、未雨绸缪的人生哲学,其以对生命的独特理解和深沉珍视,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智慧力量。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化用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此语意指,吉凶祸福皆天所命,但从结果来看有正命与非正命之分,只有那些顺应天道、不以人为手段横加干预而产生的结果才是正命,体认到正命的君子必然会倍加爱护自己的生命,绝不会站在将要坍塌的危墙之下,做无谓的牺牲。实际上,在孟子之前,孔子已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孟子之后,荀子也对类似观点加以发挥,提出“怠慢忘身,祸灾乃作”。珍爱生命、居安思危,可谓儒家一以贯之的观念。不过,这种重生意识与忧患思维,与其他学派追求的“保身全生”不尽相同,更不是流俗意义上的贪生怕死,其背后有着对生命、命运的深刻理解。

在儒家看来,珍爱生命首先是因为生命的崇高。《周易》尝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最高礼赞,可谓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生生之德”的主基调。而众生之中,人是万物的灵长。《尚书》言“惟人万物之灵”,《孝经》言“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更是直言“人者,天地之心也”。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崇高价值。生命如此崇高,人类如此高贵,自然要主动规避无意义的风险,不做无谓的牺牲,这是对天地、对生命的尊重。

然而,人类的生命何以如此高贵?在儒家看来,人类生命的高贵固然因为肉身是“五行之秀气”运化而成,但终极根源却在于肉身所承载的道义使命。对此,孟子曾通过辨析正命与非正命予以初步阐发。他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遵循天地之道、践履人事本分而后死去,这样的结果才称得上是正命;若因触犯刑律被套上枷锁而死,绝非正命。人的生命的高贵在于能“尽其道”。到了宋代,宋儒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理论。倡导“明体达用”之学的大儒胡瑗提出,人不仅贵于万物,而且功盖天地,因为人不仅禀天地之性、具生成之德,而且有仁爱万物之情、忧恤万物之意,能为天下万物创制施设,这是人先天具有的能动的主体性和丰沛的创造力。那位呼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儒张载,则明确提出“德命”之说,认为“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是人类所肩负的永恒的道义使命。由此,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对“道德性命”的崇高体认。君子并非贪生怕死,关键在于能否“尽其道”,能否“死得其所”。

如何才能不立于危墙之下?首先要摒弃“小勇”,树立“临事而惧”的心态。《论语》曾载孔子与弟子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路见孔子夸赞颜渊,于是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意在表明自己才是最勇猛的,孔子若行三军必与己为伍。不料孔子却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孔子认为,因徒手搏虎、徒步过河而死,却毫不后悔的人,是不能与之为伍的。朱熹注解此段对话,认为孔子旨在“抑其勇而教之”,可谓一语中的。子路之“勇”并不可取。正如后来孟子对人生之“勇”所作的辨析,子路这般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实为“小勇”,真正的“大勇”是文王、武王那般“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王者之勇。君子在世,应如孔子所言,摒弃小勇,临事而惧。这不是怯懦,而是以道义为使命,不莽撞不逞能,时时谨慎警醒。

不立于危墙之下,还要学会精审细察,养成“好谋而成”的能力。步入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密度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其辐射面之广、隐蔽性之强,远超“岩墙”与“桎梏”。应对现代社会的风险,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思考、实践,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与认识能力。“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遇风险之前,应主动识别风险,提早谋划预案,不被短期利益所诱惑,不存侥幸投机心理,从源头上规避无意义的风险;遇到风险之后,应审慎研辨,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分析潜藏其中的暗流,预判风险发展的方向,“三思而后行”,提前抽身或减少损失,守住安身立命的根本。

《礼记》尝言:“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培育远离危墙之君子,不仅要求个体树立珍爱生命、居安思危的意识,具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素质,还需要整个社会系统提供礼法教化的支持。家庭理应成为引导敬畏生命、化解家人风险的坚强堡垒;学校理应通过知识的传授和理念的培养,使个体掌握系统识别、有效应对各类现代风险的本领;社会则应重视风险信息预警、风险常识普及,完善公共风险防控机制。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当这一古老的生存哲学真正转化为现代人应对风险、安身立命的智慧力量与现实支撑,每个生命才能从容地践履自己的道义使命,实现应有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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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中外历史2 篇

以笔为戈挽救民族危亡

——邵飘萍“铁肩辣手”办《京报》 · □ 邓绍根

1926年4月26日,享有“报业巨子”盛誉的《京报》社长邵飘萍从容就义,以身殉报、慷慨成仁,用生命践行了为民立言的“新闻救国”理想。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他以“铁肩辣手”为座右铭,创办并主持《京报》,以笔为戈、以字为刃,扛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他的一生,是为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一个爱国新闻记者的战斗的一生。他一手创办的《京报》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反帝反军阀的重要舆论引领作用。

立志“新闻救国”促进《京报》诞生

邵飘萍创办《京报》,是适应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大势和新闻时代发展的必然。1918年的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为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一战风云激荡年代,民众新闻信息需求增长,中国新闻业迎来一个历史拐点,即从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一大批名记者脱颖而出。邵飘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感应新闻时代的脉搏,立志于“新闻救国”,创办了彪炳史册的《京报》。

同时,这也是邵飘萍个人终身事业选择的必然。他曾言:“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从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开始给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邵飘萍抱定“新闻救国”理想,后参与主办《汉民日报》,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他作为《申报》特派记者活跃于北京新闻界,并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成为名满京城的大记者。但是,在京两年的见闻使他深刻感受到当时报纸大都为军阀所操纵。他认为要实现“新闻救国”的抱负,就必须独立发声和报道,将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

于是,邵飘萍与潘公弼等人积极筹办《京报》,于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正式创刊。他自己也承认《京报》创刊志趣,“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京报》创刊伊始,邵飘萍不仅亲书“京报”两字作为报名,而且在编辑部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正面墙上,勉励同仁齐心协力办好报纸。这四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惨遭杀害的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正是他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的写照。

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阐明办报宗旨,“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在创刊号评论中,他就表达出反对军阀强权的声音,“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

在邵飘萍的努力下,《京报》出版一个月,销售总量从300份陡增至4000份。1918年12月,邵飘萍辞去了《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专心办好《京报》。至1919年5月,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设立了该报代派处,《京报》成为一张全国性大报。

《京报》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从《京报》第一次出版到迈向全国性大报期间,邵飘萍不断通过如椽巨笔,挥毫写雄文,发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怒吼。《京报》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成为五四运动的强大舆论阵地和策源地之一,而邵飘萍也被史学界公认为“五四运动的发难人”。

巴黎和会召开后,邵飘萍密切关注外交斗争,《京报》则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1919年2月6日、7日、8日,他连续发表《亲善与秘密》《希望日政府之正式声明》《国民对于外交之态度》等文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外交,表达了中国的正义要求。2月10日,他发表《外交部之声明》一文,批评北洋政府外交软弱无能。2月24日,他撰文《国民外交》指出,“丧失主权之外交案件,宜严厉纠正政府之过失”。3月至4月,他先后发表《请国民注意世界和会》等评论文章,锋芒直指列强对华的蛮横态度以及对中国的不公正行为。这些文章既尖锐深刻,又富卓识远见,警告国民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做好救亡图存的舆论准备。

5月2日,得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后,邵飘萍立即在《京报》发表短评《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5月3日,他又在《京报》撰文《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专科以上各校学生共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学界大会。他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出席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5月4日,3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的火炬由此燎原。当日,《京报》刊登《北京学生界之愤慨》《学生界之宣言》《国民外交协会之决议》《国民外交协会特别大会》等新闻消息。他则在《京报》发表署名短评《勖我学生》《速息内讧》,积极为五四运动舆论造势。

5月5日至10日,他又在《京报》先后发表署名短评《外交失败第一幕》《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内外交迫》等,揭发北洋军阀政府外交官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罪行,呼吁释放爱国学生,营造强有力的舆论,积极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6月30日,《京报》收到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出版两次号外进行特快报道,以告慰国人。因屡次发表揭露批评北洋政府文章,且连续报道五四爱国运动并声援青年学生反帝斗争,安福系军阀大为震怒,《京报》竟遭“干涉封禁之祸”。8月22日,军警查封报社,并逮捕总编辑潘公弼,邵飘萍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秘密乘火车至上海,流亡日本。

始终践行反帝反军阀的办报使命

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军阀政府垮台。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去朝日新闻社工作,回国复活《京报》。他四方奔走,筹措资金,新生的《京报》于1920年9月17日复刊。他强调“惟有本前此一贯之精神”,积极将《京报》办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在《京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历数安福系军阀结党营私、唯利是图,破坏财政、破坏司法、破坏一切道德人格,以不负责任之手段攫取政权,导致社会堕落等罪状,表达出反对军阀武力的坚定决心。知名报人张季鸾曾说,第二次出版的《京报》“以全力与帝国主义者挑战,赤手空拳,大声疾呼……斗争精神弥坚弥勇”。邵飘萍决心将《京报》办成表达公众舆论的阵地,继续扛起反帝反军阀的旗帜。

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成为大总统。邵飘萍不仅掌握了贿选的内幕,还将曹锟托人转交议员的5000大洋支票拿到手中,拍照制版后刊登在《京报》头版公之于众;同时在《京报》发表时评《驱逐议员败类》,厉声质问:“国民何罪,而须承认此种代表?国家何罪,而须供养此类议员?”一时举国哗然,曹锟被全国民众讽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声誉扫地,遭受全国各界口诛笔伐。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和《京报》迅速作出强硬的回应,谴责帝国主义屠杀罪行,促使民族觉醒。惨案发生次日,《京报》整版报道惨案经过。此后两个月内,连续出版《上海惨剧特刊》《救国特刊》《沪汉后援特刊》《反抗英日强权特刊》《铁血特刊》,经常以整版刊登五卅运动在全国的进展。《京报》的评论文章将反帝主题深入到民族灵魂深处,旗帜鲜明地号召“一致对外”,其宣传规格之高、内容之广、形式之多,堪称当年全国报刊之冠。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将邵飘萍和《京报》推向了与反动军阀当局正面决斗的顶峰。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下檄文《世界空前之惨剧——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以犀利的文笔直斥段祺瑞政府。第二天,《京报》发表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矣——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批评帝国主义列强与反动军阀为一丘之貉。《京报》刊登被段祺瑞政府血腥屠戮的死难者照片,公开支持爱国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自3月18日惨案发生至月底,《京报》发表声援文章113篇;4月1日至24日,又刊发讨伐军阀的文章40多篇。至此,《京报》已经完全成为讨伐反动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强大舆论阵地。

但是,与民为敌的段祺瑞政府毫无悔意,于1926年3月26日发布了48人的通缉名单,邵振青(即邵飘萍)赫然在列。4月18日,奉军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邵飘萍暂避东交民巷六国饭店。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颇具震撼力的文章《飘萍启事》,以反讽的手法将“鄙人之罪”公之于众:“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栈无耻;二不该主张法律,追究段、贾等之惨杀多数民众;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他以自嘲之笔对反动当局的劣迹和造谣中伤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鞭笞。这篇反帝反封建军阀檄文成为邵飘萍的绝笔。4月24日,邵飘萍被诱捕,4月26日在天桥英勇就义,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年仅40岁。

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续办《京报》,直到1937年7月底全面抗战爆发才停刊。《京报》经历查封、复刊、再查封、再复刊的曲折命运,但在邵飘萍“新闻救国”理想的坚守下,《京报》始终如一地践行反帝反军阀的时代使命,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抨击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成为千百万民众觉醒的舆论先导。

邵飘萍不畏权贵、“铁肩辣手”的担当,以及《京报》反帝反军阀的功绩,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6年6月15日,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刊文评价说:“邵君业新闻事业以终身……邵君以言论触犯权贵,死于全国公敌奉系军阀之手,是他的盖棺论定,也就是《京报》的最后精神。”毛泽东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并于1949年4月亲自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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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定性与惩治

□ 程兆奇 姜沛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同盟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决定对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法律审判。1946年1月,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由中、美、英、苏、法、澳、加、荷、新、印、菲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设在东京原陆军省大楼,史称“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的起诉书列举了被告日本战犯的55项罪行,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就有20项之多。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国际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审判共计开庭817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法庭的判决书连续宣读了7天。这次审判旨在通过严谨的法律程序,系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为二战受害国伸张正义,并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奠定法理基础。

日本战犯的拒不认罪与中方代表的坚决斗争

东京审判过程之所以旷日持久、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证据搜集之艰难。在审判之前,在侵略他国的过程中,日军已经有预谋有计划地系统销毁各类侵略证据。日军在侵华期间就对新闻报道进行严格的审查,试图将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掩盖在战场的迷雾之下。在投降前后,日军更是有组织地烧毁了大量文件,包括数量庞大的机密文件,甚至连部分普通图书也未能幸免。日军这种有组织的证据销毁行为,给检方的举证工作制造了极大困难。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被告席上的日本战犯在法庭上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狡辩,也给审理过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东京审判遵循英美法系,实行无罪推定和对抗式诉讼,被告在最终宣判前不能被认为有罪,辩方有权充分辩护。辩方律师人多势众,28名甲级战犯的日籍和美籍辩护律师达到约130人,这远超纽伦堡审判中每名被告一般只有一位德国律师的辩护团规模。

在开庭之初,法庭依据“罪行认否”的程序询问被告是否承认自身罪行时,除因精神疾病未出庭受审的大川周明外,其余27名被告均辩称自己“无罪”。被告原本只需回答“有罪”还是“无罪”,但首个上台辩称自己“无罪”的荒木贞夫便违规进行了“演说”。在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要求下,法庭的庭长韦伯打断了荒木贞夫,可荒木贞夫还拒绝认罪,狡辩称自己从未犯下过反和平罪或任何被指控的罪行。辩护律师们采取拖延的手段对抗审判,也从法理角度进行抗辩,妄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时中日两国之间并未宣战,所以不应被起诉为侵略战争。

面对重重困难,中国团队没有退缩,进行了充分准备和坚决斗争。在国内相关机构和国际检察局的支持下,中方代表完成了起诉书中自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日本对中国罪行的撰写及相关部分的搜证,并组织相关证人赴日本东京出庭做证。中国检察官团队对日方律师的论辩予以针锋相对的辩驳。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上先后发言20次。比如,在面对日方辩护律师所谓“1941年12月9日前中日两国并未宣战,因此不存在战争”的狡辩,向哲浚反驳道:“日本派兵占领中国各地,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军人以及儿童、妇女、无助的平民和非战斗人员。我认为这些都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果那不叫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只要稍有理性,即可知日方主张十分荒谬,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梅汝璈法官参与了东京法庭判决书中日本侵华部分的撰写,并且力主对在中国犯下重大罪行的被告判处死刑。最终,东条英机等7名被告被判处死刑。

将日本的战争行为定性为侵略战争

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东京审判法庭对战争罪犯确立了三大核心罪行: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以及违反人道罪。破坏和平罪对应的是侵略战争的计划、准备、发动、实行;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是指在侵略战争过程中的战争犯罪。

东京审判的重大贡献是依据证据将日本的战争行为定性为侵略战争。1928年,日本等国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宣布了侵略战争的非法性,这也成了检方起诉日本实施侵略战争罪行的主要法理依据。东京法庭以严密的证据确认了日本至少自1928年就开始谋划侵略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华实行的14年战争属于连续性的侵略战争。

与此同时,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在东京审判中得以充分揭露。多位中外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人提供的证据使日本辩护方辩无可辩。在南京大屠杀案中,松井石根、广田弘毅被追究责任,并最终被判处绞刑。东京法庭的判决书囊括了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屠杀暴行,判决书指出,仅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最初的6个星期内,日军即在南京及其附近屠杀了20万人以上的俘虏和平民,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尸体被日军销毁的遇难者在内。

经过两年多的东京审判,在28名日本被告中,除2人病死、1人精神失常外,其余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有期徒刑。厚达1200余页的判决书既是法律文件,也是重要历史文献,是对近代日本对中国等国家实施侵略战争的盖棺论定。

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与和平基石的奠定

尽管存在因受到美国干涉和袒护未能审判日本天皇等遗憾,东京审判的历史贡献仍是不可磨灭的。

东京审判判决书明确宣告,早在《波茨坦公告》发布前很久,根据国际法,侵略战争就是犯罪。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起,开启了通过国际法庭、严格的司法程序,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先河。它们向世界传递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二战期间德国、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倒行逆施,无法阻碍侵略战争非法化的世界潮流。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对于侵略罪罪名的定义,也吸收了两大审判的历史经验。

从国际法层面来看,东京审判显示了东西方国家能够建立平等的国际法秩序。哈佛大学教授拉纳·米特指出,东京审判汇聚了11个国家的法官,意味着传统东西方国家的隔阂正在消融,各国以平等身份共同对战争罪责作出裁决,明确了法律不仅具有国家主权属性,更具备跨国普适性。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参与所承载的重要意义——中国派出法官梅汝璈参与审判,是战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法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为构筑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提供了法理基础。东京审判为中国恢复在东北、台湾等在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领土的主权,提供了切实的法理依据。法庭的判决书阐明,法庭的“设立依据”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明确强调,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则规定《开罗宣言》必须得以实施。东京审判对日本战争侵略性质的裁定,在法理上清楚地说明了日本在战争中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于中国,这为东亚地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

正如梅汝璈法官所说,“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在日本战败后初期,普通民众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侵略战争的真相。正是通过东京审判公开的大量证据和公正的庭审程序,日军的侵略犯罪暴行才全面系统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东京审判的影响下,战败后初期日本社会上曾兴起过反思战争责任的风潮。但随着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历史的刻意淡忘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日本右翼政客公然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频频攻击东京审判的正义性,这是对人类文明与和平正义,也是对东京审判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捍卫东京审判就是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今天,更有必要守护东京审判的历史不被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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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版:党校(行政学院)通讯4 篇

大有开卷 文化传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2026年首届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侧记 · □ 钱箴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4月16日至26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以“大有开卷文化传承”为主题,举办2026年首届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设置法规宣传、云端悦读、主题展览、线下互动、名家引读五大板块,着力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校园文化氛围。

以法为纲,明晰阅读导向。活动周紧扣《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契机,开设线上学习专栏,系统解读条例出台背景、要义及实践要求。专栏坚持学用结合,阐释全民阅读在涵养学风、铸魂育人、赓续文脉中的深刻意蕴,引导读者把阅读作为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与治学常态,为阅读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夯实思想基础。

云端悦读,拓展阅读场景。活动周推出“悦读网络书香”线上专题,汇聚电子图书与有声读物,实现扫码即读、一键畅听。数字化阅读打破时空限制,兼顾理论学习、经典品读、人文素养、学术研究等多元需求,适配碎片化与系统性阅读场景,让优质资源触手可及,实现时时可读、处处可阅。

六展连映,赓续精神文脉。活动周期间推出6大主题展览,配有专人定时讲解,让典籍、文献、绘画、校史等资源活起来。“典耀中华”古籍展从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视角,甄选馆藏43册古籍、9件特藏书画,以“敬民篇”“立德篇”“治理篇”“知行篇”“创新篇”“天下篇”6大主题展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江山红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陈列展,精选72册1949年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直观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历程。“彩画千年”历代绘画大系展,展出111幅高清调色打样稿展品,生动再现了中华艺术瑰宝。“初心如磐”习近平同志地方领导实践文献展板,以文献形式循迹溯源,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历程。“传薪继火”校史展,全方位全过程展现中央党校近百年发展的光辉历史和重大成就。“典籍映心”毛泽东同志藏书展,展示34种38册馆藏毛泽东同志藏书,再现伟人治学风范。展览以文育人、以史润心,引导读者感悟经典、厚植文化自信。

“走·读图书馆”,阅读融入日常。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南北校区联动开展“走・读图书馆”活动。北校区设置四处打卡点位,融合集章、拓印、盲盒问答、图书荐读等环节;南校区设立打卡区域与主题书展。

名家引读,启迪治学之道。活动周推出“著名学者谈读书”线上专栏,分享季羡林、钱钟书、陈寅恪、朱光潜等先生的读书方法与治学理念,以先贤治学之道激励读者以阅读增智、以治学修身。

此次全民阅读活动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基因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书香校园建设、涵养优良学风的重要举措。活动展示特色馆藏资源,线上线下融合,内容扎实、形式丰富,得到读者积极回应。

书香绵长,文脉永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阅读推广,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文化供给,让书香常驻校园,使文化传承融入教学科研、助力干部成长,在开卷中涵养学风、浸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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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内涵式发展“加速度”

——陕西省委党校高质量发展纪实 · □ 路露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内涵式发展,自2023年启动“创新提升工程”以来,瞄准“一年有变化、两年见成效、三年大改观”“三年强基”目标,夯基垒土、成绩斐然。近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再次荣获全省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实现“两连优”。

引育并举,激活师资“一池春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这样的‘不一般’对党校师资的要求也不一般,党校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也应该不一般。”

为实现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校(院)打出“引育结合”组合拳,研究制定《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3年间,32名来自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的博士相继加盟。

引进来只是第一步,助力成长才是关键。

在《“创新提升工程”工作方案(2023—2026年)》中,校(院)提出名师培育计划,分层推进梯队建设。

聚焦顶尖人才,选树“求是学者”,充分发挥名师领航作用。聚焦中坚力量,选培“求是骨干”,在教学科研中力挑大梁。聚焦青年教师成长,选育“求是新星”,出台《青年教师成长支持计划》10条举措,让一批批年轻人在这里拔节生长。

4年前,90后博士薛明月来到陕西省委党校工作,那时还是一名跟在教授身后听课的新兵,如今,她主讲的课程已登上主体班次讲台,自己也成长为副教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像薛明月一样,悄然完成从“青苗”到“栋梁”的蜕变。

名师倾囊相授、骨干沉稳掌舵、新星锐意争先,一支梯次衔接、朝气蓬勃的人才方阵正加速成形。

匠心打磨,践行“课比天大”理念。在陕西省委党校,“课比天大”是刻进骨子里的共识。

青年教师解超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旁听集体备课会时的情景。老教授准备一暑假的新课试讲结束后,大家从逻辑结构到案例选择,从语言节奏到课件布局,“挑刺”近两个小时。最后,他站起来认真说:“谢谢大家!这堂课离精品又近了一步。”

正是这股较真劲儿,让党校课堂悄然变了样。课程接连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精品课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的数量翻了一番,学员满意度从94.1%提升至98.2%。

教学形式的创新也让学员眼前一亮。尝试运用结构化研讨模式,以流程再造、方法革新、全员思辨推动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党性教育不再只是坐在教室里听报告,而是走进剧场看红色剧目,在文艺党课上聆听红歌。课堂也不再囿于一室,陕北的长征落脚点、浙江的民营企业、上海的一大会址……都成了流动教室。

来自2026年春季学期市厅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王彬武说:“2022年以来,我先后3次参加省委党校的不同培训,深切感受到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新性更加突出了。”

“课比天大”,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群人以日日夜夜的钻研和用心用情的讲授垒起来的承诺。

咨政建言,书写“为党献策”时代答卷。“为党献策”,这是一份重若千钧的责任,更是一道叩问初心的考题:研究成果如何真正转化为决策的关键参考、如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

校(院)把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作为科研咨政“主战场”,让思想走出书斋,让建议落进文件。

科研实力是高水平咨政的根基。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重点项目、省社科重大项目3项指标均创近年来新高,C刊发文量近两年年均增幅达73.2%。

一连串“硬指标”的背后,是扎根一线、脚下沾泥的执着,是深夜伏案、孤灯为伴的坚守,是反复打磨、字斟句酌的严谨。

2025年10月,校(院)咨政工作迎来历史性突破。

应急管理教研部教师刘妍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四大堵点亟待打通》,获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为摸清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中的“堵点”,刘妍深入14家企业了解情况,访谈98位相关工作人员,历时两年,终于拿出精准破题之策,为守牢安全底线贡献了“党校方案”。

智库建设,同样坚持“党和国家关切什么,智库就布局什么”的鲜明导向。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省重点马院、党的建设研究院入选省社科首批高端智库,“两个结合”研究中心、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等特色智库平台相继成立,高层次成果不断涌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陕西省委党校以“为党献策”的扎实行动,彰显了党校的独特价值。

协同联动,下好全省党校系统“一盘棋”。“基层党校最缺什么?最盼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校(院)在2025年底开展全省党校系统大调研,制约基层党校发展的“痛点堵点”被逐一摸清。

这次调研“预热”,为后续精准施策、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落地落实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6年年初,《关于推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等7部门联合印发,从制度层面为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协同发展明确了方向。

随即一揽子配套政策相继推出。规范市县党校基本培训,明确培训对象、班次、学制和课程设置,让基层办学有章可循;建立校(院)领导联系市县党校制度,实现“点对点”指导、“面对面”帮扶……市县党校也迅速响应,纷纷出台相关文件,上下联动的制度体系日渐完善。

“一盘棋”的关键在于打破壁垒,让资源流动起来。

校(院)通过开展教师访学、骨干培训、送教送学等途径,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和优质资源下沉。

来自铜川王益区委党校的访学教师张静感慨:“访学实行‘一对一’导师制,通过传帮带,我在教学技巧、课程开发上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和收获。”

下沉调研,摸清真需求;拿出实招,解决真问题;攥成拳头,形成真合力。陕西省党校系统正以“一盘棋”思维,在协同联动中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效能。

刀刃向内,把准服务主责主业“定盘星”。改革攻坚,触及的都是“硬骨头”。3年来,聚焦服务保障主责主业,校(院)在内部治理上“向自己开刀”,抓作风、优管理、强保障,用一场自我革命为内涵式发展筑牢坚实后盾。

作风是发展的“风向标”。校(院)围绕省委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出台《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将重点任务清单化管理。“强化作风、提质增效”10条措施精准发力,让“拖延症”无处藏身。秉持“教研吹哨、部门报到”理念,管理服务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3年间,5名教研部主任所授课程不再列入主体班次教学安排。这一“能上能下”的务实举措,既是作风改革的生动注脚,也传递出明确信号:全体教师要心无旁骛聚焦主责主业,把每一堂课都打磨成精品。

校(院)对绩效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明确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干部选用制度更是打破传统论资排辈,一批80后、90后骨干走上关键岗位,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

“干多干少不一样,不看资历看能力,这样的导向让工作更有劲头了”,这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制度突破,改革方能行稳致远。校(院)对现有制度逐一研判,废、立、改并举,形成覆盖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完整制度体系。

作风之变、制度之立、人心之聚,校(院)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积弊,激发出办学治校的澎湃活力。

2026年,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三年强基”的决胜之年,更是向“五年一流”目标奋勇攀登的再出发。他们将从夯基垒台迈向立柱架梁,在不断深化改革中破局开路,一步一个脚印把“全国一流省级党校”的愿景变成现实,以昂扬之姿、实干之志,在新的赶考路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不负于使命的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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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党校举行“政绩为谁而树”学习研讨

本报讯 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近日围绕“政绩为谁而树”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牢干事创业的价值取向,发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校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路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前,大家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通报的典型案例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最新精神,结合规定书目开展了全面系统自学。会上,3位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

会议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深刻理解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面贯彻到党校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党校姓党,坚守党校初心,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树立鲜明导向,更加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育为民之才,将为民情怀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引导学员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练就为民服务过硬本领。坚持献务实之策,聚焦民生领域热点难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分量的决策咨询成果。坚持答时代之问,紧扣人民群众新期待,加强理论阐释和对策研究,做好新时代传道授业解惑工作。

会议强调,要立足职责定位,持续抓好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要把成效体现在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上,以“名课、名篇、名师、名家”建设为抓手,推动党校内涵式发展;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治理,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体现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坚持校风教风学风一起抓,大力弘扬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省委党校事业新局面。

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二级巡视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3位青年代表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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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党校力量

□ 云晓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0年来,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云岭大地深耕哲学社会科学沃土,努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党校力量。

坚持党校姓党,牢牢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这是党校一切工作的灵魂和主线,也是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立场。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校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10年来,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研究阐释,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立足云南实际,不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研究,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出了《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新向往之地——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故事》等一批教学科研成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取向。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研究回答新时代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边疆治理、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云南发展关切,发挥学员、教师两个主体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在理论研究、对策研究方面推出了一批高质量成果。

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彰显党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校的职能定位,也为党校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明确了着力点。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一支重要方面军,党校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研究成果赋能办学治校,在新时代彰显独特价值。

聚力为党育才,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的源头活水。为党育才是党校的立身之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党校教学的重要支撑。要构建“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成果进决策”的良性互动机制,以课题为牵引,将研究式教学方法一体贯通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教学中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学员“两带来”问题,及时把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鲜活实践案例融入课堂,既讲透理论逻辑,又传授实操方法,切实提升党员干部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党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要主动发声、积极作为。组织教研人员深度参与全省重大主题宣传宣讲,对重大理论和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回应社会关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依托南亚东南亚政党培训基地优势,通过学术研讨、交流互访等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云南故事,筑牢思想舆论阵地。

聚力为党献策,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势转化为科研咨政精品。做好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大学问”,是党校的独特价值所在。要发挥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科优势,深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把其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原创性贡献研究深、阐释透,特别是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出更多有深度、有分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立足党校理论人才与领导干部汇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独特优势,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深入开展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金点子”“好方子”。要整合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科研资源,通过联合攻关提升整体研究水平。

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夯实党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基础支撑。十载砥砺奋进,十载春华秋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行动,最终看成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将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

构建高质量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做强优势学科、做优特色学科、做实新兴学科”的原则,优化“1+12”学科布局:重点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做强党性教育学科,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优势学科地位;做优国家治理、民族学、生态文明、云南省情与发展等特色学科,打造全国知名特色研究品牌;做实干部教育学新兴学科,深化干部教育培训规律与干部成长规律研究,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课程体系。

构建高效能的科研体系。科研是党校事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要完善“有组织科研”工作机制,树立科研精品导向,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建立以质量、贡献、影响力为核心的科研评价体系,充分激发教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畅通智库成果报送“绿色通道”,健全反馈机制,及时掌握智库成果的采纳情况,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实效性;整合各类科研资源,特别是健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工作一体化机制,带动基层党校科研能力整体提升。

构建高素质的人才体系。人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以政治素质、专业能力、师德师风为重点,打造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精准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疆治理、民族学等领域的学科人才,大力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的人才梯队;完善培养机制,选派教师到省直机关实践历练,通过跟班学习、导师帮带、教学竞赛等方式,提升青年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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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校院新闻5 篇

天津市委党校校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研讨

本报讯 近日,天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组织中心组成员就《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进行专题交流研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徐瑛主持并讲话,校(院)委会成员饶华、张健、丛屹参加,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地从政历程的生动展现,是新时代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鲜活教材。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作为政治必修课、党性必修课、实践必修课,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科研咨政,聚焦天津实践开展理论研究,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可操作的研究成果,为天津市委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要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推动正确政绩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员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学习成果转化到破解难题、推动天津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

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市纪委监委《关于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强调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时刻自警自省,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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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委党校扎实推进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 郑东升

广东省肇庆市委党校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构建“课程铸魂、研讨内化、警示明纪、调研转化、评估闭环”教育体系,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链条各环节,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本领与行动自觉。

精研课程强根基,铸牢正确政绩观。系统优化课程供给,通过集体备课、专题试讲、专家指导等方式,精心打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列专题课程,构建“理论铸魂、案例解析、实践印证”相统一的教学内容体系。在1个月以上的主体班中单独设置正确政绩观教学单元,实行模块化、专题化推进;1个月以下的班全覆盖开设相关专题,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列为全体学员必读书目。依托“肇庆干部大讲堂”扩大教育培训面、提升培训质量,邀请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专家作《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专题辅导,引导党员干部从英模事迹中汲取精神滋养,在思想深处铸牢正确政绩观。

沉浸研讨促内化,校准正确政绩观。创新研讨交流形式,增强培训吸引力与穿透力。举办领导干部与学员谈政绩观暨党校学员论坛,肇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与年轻干部面对面交流,引导年轻干部争做正确政绩观的坚定信仰者、有力传播者、忠实践行者。组织学员专题辩论赛,围绕显绩与潜绩、发展与民生、当前与长远等热点问题开展思想交锋,在思辨中廓清认识迷雾、校准价值坐标。精心打造“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情景剧,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融入情景体验,让学员在沉浸式教学中感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在多元思辨与情感共鸣中不断校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坐标,推动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正反对照明标尺,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相结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组织学员赴沙浦农民协会旧址开展现场教学,从早期农会扎根群众、服务人民的生动实践中,感悟政绩为民的初心本源,坚定实干为要的价值取向。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学员赴四会监狱接受现场警示教育,以典型案例警醒党员干部警惕政绩冲动、权力滥用风险,筑牢廉洁从政思想防线。深入开展专题党性分析,引导学员对照党章党规、对照正确政绩观要求、对照群众急难愁盼,深入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

调研实训提质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学用结合、以行践知,推动学习成果向实践效能转化。在1个月以上主体班次专门设置“蹲点调研周”,组织学员深入产业园区、镇街村居、重大项目一线,聚焦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解剖麻雀式”蹲点调研。健全“调研—论证—献策”闭环机制,深化有组织科研,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决策参考、教学典型案例和务实咨政报告,切实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实施异地实战实训,选派优秀骨干干部赴深圳企业、投资机构、行业协会等跟班学习,推行“白天实训、晚上研讨、周末观摩”模式,着力提升干部实战能力、锤炼过硬作风,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到实绩中。

评估跟踪抓长效,闭环管理促提升。坚持“学”与“用”贯通、“知”与“行”统一,建立培训效果评估与跟踪回访机制,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课堂学”延伸到“岗位做”。主体班次结业后,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单位评价等方式,对学员政绩观认知转变、实践能力提升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形成评估报告。将评估结果作为优化课程设计、改进教学方式的重要依据,构建“培训—评估—反馈—优化”螺旋上升闭环。学员满意度测评连续保持在90%以上,学习教育常态长效机制不断健全。

(作者系广东省肇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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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党校学术期刊的角色重塑

□ 袁建涛

“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创新思想文化宣传方式方法,用好图书、报刊、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积极发声、正确发声”是《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对党校提出的明确要求。党校学术期刊必须以此为遵循,明确新时代的角色定位、履行理论宣讲的使命担当,在坚守党校姓党、建构话语体系、创新传播方式、服务理论武装中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活起来”。

让理论活起来,关键是立场坚定性与传播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条例》强调“坚持党校姓党”的根本原则,这是党校学术期刊所有工作的逻辑起点。在任何技术条件下,期刊都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同时,《条例》要求“创新思想文化宣传方式方法”,这是对“活”的明确倡导。数智时代,“活”的内涵更加丰富:它要求理论话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一走向多元、从静态走向动态。但所有这些“活”的探索,都必须有边界和底线。技术可以创新,立场不能动摇;形式可以多样,本质不能偏移。坚守方向与立场是党校学术期刊区别于一般媒体的根本标识,追求“活”是其在数智时代履行使命的必然选择,二者统一于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的最终目的。

构建适应数智时代的话语体系,实现从“文件话语”到“理论话语”的转化

理论宣传的核心载体是话语。党校学术期刊长期形成的学术话语和文件话语,具有严谨、准确、规范的优势。而在受众注意力高度分散的数智时代,话语的可接受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条例》要求党校“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其中“宣讲”二字本身就蕴含着转化的意涵,即把深邃的理论讲清楚、讲透彻。理论只有贴近群众才能更好地掌握群众。数智时代,这一转化能力显得尤为关键。党校学术期刊需要构建一套既保持理论的严谨性和深刻性,又具备日常语言的鲜活性和可及性的“中间话语”。这套话语体系要将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内涵、逻辑体系、实践要求进行再阐释。数智技术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反馈机制,使期刊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话语转化的尺度与方向。

把握数智时代的传播规律,从渠道依赖转向价值引领

传统上,党校学术期刊的内容传播主要依赖订阅渠道。数智时代,算法推荐、社交分享、圈层传播等新机制重塑了信息分发逻辑,传统发行渠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受众的信息选择空间极大扩展。《条例》强调要“切实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这意味着传播的有效性必须从关注发行量延伸到群众的认同度。信息能否触达受众、能否引发共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容自身的价值吸引力。党校学术期刊的竞争优势不在技术手段,而在思想深度和理论品格。数智技术可以放大这种优势,但无法替代这种优势。因此,期刊的传播逻辑应从渠道依赖转向价值引领。当理论内容本身具有解释力、说服力、感染力时,数智平台自然成为其传播的加速器。反之,如果内容空洞、说教味浓,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使其“活起来”。期刊应当以理论的力量赢得受众,以价值的共鸣实现引领。

深化互动机制,从“单向宣传”走向“双向建构”

《条例》要求“积极发声、正确发声”,但发声不等于独白。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看,意义的生成从来不是单向灌输的结果,而是在传受双方的互动中完成的。数智时代的技术条件为这种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第一,互动可以检验传播效果,读者的反馈是衡量理论是否入脑入心的重要标尺;第二,互动可以反哺内容生产,读者的疑问、困惑、需求,是期刊选题策划的重要依据;第三,互动可以深化理论认知,不同观点的碰撞、不同视角的补充,有助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当然,这种互动必须是有序的、建设性的,始终坚守政治底线和学术规范。从单向宣传走向双向建构,不是削弱期刊的主导性,而是在对话中强化其引领性。数智时代,只有善于倾听才能真正获得发言权。只有让理论在互动中“活”起来,才能最终实现“认同”的效果。

让理论活起来,根本目的是让理论走进群众的心里。数智时代,党校学术期刊既面临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更拥有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期刊的根本立场不能变、核心使命不能变、质量追求不能变。数智赋能,为的是更好地“守正”。党校学术期刊应当以《条例》为遵循,在深刻把握理论宣传规律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数智时代传播生态的变化,不断提升理论阐释的深度、话语转化的精度、价值引领的效度,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活起来,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贡献党校学术期刊的智慧和力量。(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期刊社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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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政绩观 实干担使命

北京市委党校中青班举办主题论坛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北京市委党校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培训全过程,第70期中青一班近日举办两场主题论坛,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深入研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论坛坚持问题导向,16名学员结合首都发展与岗位实际谈感悟。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围绕城市更新、基层治理、招商引资、民生保障等领域,解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结合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纪检监察、新闻舆论、乡村振兴、退役军人服务等领域,分享实践思考;结合研读《习近平在正定》的体会,阐释总书记深入调研、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心系百姓、造福一方的为民情怀,引发广泛共鸣。

学员们表示,论坛既是思想碰撞的交流会,也是砥砺初心的党性锻炼课,将以此为契机,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自觉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干笃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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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内涵式发展“加速度”

——陕西省委党校高质量发展纪实 · □ 路露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内涵式发展,自2023年启动“创新提升工程”以来,瞄准“一年有变化、两年见成效、三年大改观”“三年强基”目标,夯基垒土、成绩斐然。近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再次荣获全省目标责任考核优秀单位,实现“两连优”。

引育并举,激活师资“一池春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这样的‘不一般’对党校师资的要求也不一般,党校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也应该不一般。”

为实现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校(院)打出“引育结合”组合拳,研究制定《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3年间,32名来自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的博士相继加盟。

引进来只是第一步,助力成长才是关键。

在《“创新提升工程”工作方案(2023—2026年)》中,校(院)提出名师培育计划,分层推进梯队建设。

聚焦顶尖人才,选树“求是学者”,充分发挥名师领航作用。聚焦中坚力量,选培“求是骨干”,在教学科研中力挑大梁。聚焦青年教师成长,选育“求是新星”,出台《青年教师成长支持计划》10条举措,让一批批年轻人在这里拔节生长。

4年前,90后博士薛明月来到陕西省委党校工作,那时还是一名跟在教授身后听课的新兵,如今,她主讲的课程已登上主体班次讲台,自己也成长为副教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像薛明月一样,悄然完成从“青苗”到“栋梁”的蜕变。

名师倾囊相授、骨干沉稳掌舵、新星锐意争先,一支梯次衔接、朝气蓬勃的人才方阵正加速成形。

匠心打磨,践行“课比天大”理念。在陕西省委党校,“课比天大”是刻进骨子里的共识。

青年教师解超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旁听集体备课会时的情景。老教授准备一暑假的新课试讲结束后,大家从逻辑结构到案例选择,从语言节奏到课件布局,“挑刺”近两个小时。最后,他站起来认真说:“谢谢大家!这堂课离精品又近了一步。”

正是这股较真劲儿,让党校课堂悄然变了样。课程接连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精品课和优秀教学成果奖,入选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的数量翻了一番,学员满意度从94.1%提升至98.2%。

教学形式的创新也让学员眼前一亮。尝试运用结构化研讨模式,以流程再造、方法革新、全员思辨推动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党性教育不再只是坐在教室里听报告,而是走进剧场看红色剧目,在文艺党课上聆听红歌。课堂也不再囿于一室,陕北的长征落脚点、浙江的民营企业、上海的一大会址……都成了流动教室。

来自2026年春季学期市厅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王彬武说:“2022年以来,我先后3次参加省委党校的不同培训,深切感受到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新性更加突出了。”

“课比天大”,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群人以日日夜夜的钻研和用心用情的讲授垒起来的承诺。

咨政建言,书写“为党献策”时代答卷。“为党献策”,这是一份重若千钧的责任,更是一道叩问初心的考题:研究成果如何真正转化为决策的关键参考、如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

校(院)把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作为科研咨政“主战场”,让思想走出书斋,让建议落进文件。

科研实力是高水平咨政的根基。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党校系统重点项目、省社科重大项目3项指标均创近年来新高,C刊发文量近两年年均增幅达73.2%。

一连串“硬指标”的背后,是扎根一线、脚下沾泥的执着,是深夜伏案、孤灯为伴的坚守,是反复打磨、字斟句酌的严谨。

2025年10月,校(院)咨政工作迎来历史性突破。

应急管理教研部教师刘妍撰写的决策咨询报告《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四大堵点亟待打通》,获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性批示。为摸清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中的“堵点”,刘妍深入14家企业了解情况,访谈98位相关工作人员,历时两年,终于拿出精准破题之策,为守牢安全底线贡献了“党校方案”。

智库建设,同样坚持“党和国家关切什么,智库就布局什么”的鲜明导向。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省重点马院、党的建设研究院入选省社科首批高端智库,“两个结合”研究中心、新质生产力研究院等特色智库平台相继成立,高层次成果不断涌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陕西省委党校以“为党献策”的扎实行动,彰显了党校的独特价值。

协同联动,下好全省党校系统“一盘棋”。“基层党校最缺什么?最盼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校(院)在2025年底开展全省党校系统大调研,制约基层党校发展的“痛点堵点”被逐一摸清。

这次调研“预热”,为后续精准施策、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落地落实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6年年初,《关于推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等7部门联合印发,从制度层面为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协同发展明确了方向。

随即一揽子配套政策相继推出。规范市县党校基本培训,明确培训对象、班次、学制和课程设置,让基层办学有章可循;建立校(院)领导联系市县党校制度,实现“点对点”指导、“面对面”帮扶……市县党校也迅速响应,纷纷出台相关文件,上下联动的制度体系日渐完善。

“一盘棋”的关键在于打破壁垒,让资源流动起来。

校(院)通过开展教师访学、骨干培训、送教送学等途径,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和优质资源下沉。

来自铜川王益区委党校的访学教师张静感慨:“访学实行‘一对一’导师制,通过传帮带,我在教学技巧、课程开发上有了很多新的感悟和收获。”

下沉调研,摸清真需求;拿出实招,解决真问题;攥成拳头,形成真合力。陕西省党校系统正以“一盘棋”思维,在协同联动中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整体效能。

刀刃向内,把准服务主责主业“定盘星”。改革攻坚,触及的都是“硬骨头”。3年来,聚焦服务保障主责主业,校(院)在内部治理上“向自己开刀”,抓作风、优管理、强保障,用一场自我革命为内涵式发展筑牢坚实后盾。

作风是发展的“风向标”。校(院)围绕省委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出台《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将重点任务清单化管理。“强化作风、提质增效”10条措施精准发力,让“拖延症”无处藏身。秉持“教研吹哨、部门报到”理念,管理服务保障质效稳步提升。

3年间,5名教研部主任所授课程不再列入主体班次教学安排。这一“能上能下”的务实举措,既是作风改革的生动注脚,也传递出明确信号:全体教师要心无旁骛聚焦主责主业,把每一堂课都打磨成精品。

校(院)对绩效分配制度进行改革,明确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干部选用制度更是打破传统论资排辈,一批80后、90后骨干走上关键岗位,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

“干多干少不一样,不看资历看能力,这样的导向让工作更有劲头了”,这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制度突破,改革方能行稳致远。校(院)对现有制度逐一研判,废、立、改并举,形成覆盖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完整制度体系。

作风之变、制度之立、人心之聚,校(院)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积弊,激发出办学治校的澎湃活力。

2026年,是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三年强基”的决胜之年,更是向“五年一流”目标奋勇攀登的再出发。他们将从夯基垒台迈向立柱架梁,在不断深化改革中破局开路,一步一个脚印把“全国一流省级党校”的愿景变成现实,以昂扬之姿、实干之志,在新的赶考路上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不负于使命的精彩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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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版:教学科研4 篇

以“四个最严格”标准推动党校工作高质量发展

□ 李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是传承党的精神血脉的殿堂,是广大党员干部十分向往的地方。这就要求党校在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上必须大大高于一般学校,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确保始终牢记初心、践行使命。”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党校姓党,牢记党校初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牢牢把握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本质属性,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系统推进办学治校各项工作,奋力实现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

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始终把牢办学治校正确方向。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做到教育培训突出政治导向、决策咨询突出政治引领、选人用人突出政治把关、管理和服务突出政治属性。一是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按照《条例》要求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严把政治关口、规范教学科研、严明课堂纪律,做到讲台有纪律、科研有底线、传播有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校工作的独特作用、根本原则、初心使命、政治站位、责任担当、基本方针、重要遵循、队伍支撑、整体优势和根本保障,是我们党百余年兴办党校的智慧结晶,是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的科学指引。校(院)坚持围绕“十个必须”学好用好这一重要论述,积极开展“六大创新提升行动”,不断提升教育培训、科研咨政、学科建设等各方面工作水平,确保办学治校各项要求落地落实。三是始终围绕全省大局来谋划和推进校(院)工作。在教育培训上,根据全省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风险防范等实际工作需要设计课程、开展实训。在调查研究上,紧盯全省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具体问题开展针对性调研,努力拿出能落地、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在工作推进上,主动融入上级、同级和下级工作,细化举措、明确节点、抓好落实,不搞形式、不走过场。

全面落实最严格的学术标准,着力提升学术原创水平。自觉恪守学术规范,优化学科体系,建强教研队伍,努力以学术创新筑牢质量立校根基。一是完善学科布局。修订校(院)学科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等优势学科建设,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学、生态文明学等特色学科,推动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体系。优化调整教研部门设置,将公共管理学教研部调整为国家治理教研部、工商管理学教研部调整为生态文明教研部、领导力拓展教研部调整为应急管理教研部,设立干部教育培训研究室,为依托学科和教研部深化学术研究奠定基础。二是拓展课题研究。加强同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等省直部门的对接,积极承担相关课题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今年一季度,校(院)2篇理论文章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6篇咨政报告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15次。三是健全“有组织科研”机制。研究制定校(院)《“十五五”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实施方案》,修订完善《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科研绩效考核办法》等,在科研组织、项目管理、成果评价、经费使用、人才激励等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考评体系,引导教研人员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教学标准,不断提高基本培训质效。认真落实基本培训要求,以全覆盖为基础、以课程建设为关键、以创新方式为抓手、以教学相长为助力,努力提高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一是完善课程体系。对标基本课程要求,完善教学布局,优化课程设置,着力在讲全讲准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打造精品课程、精选案例、精彩现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走深走实。用好《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风范》《甘祖昌精神风范》等本土特色教材,会同省委组织部编制党的创新理论与江西红色资源融合图谱,绘制省域红色教学资源地图,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革命传统、正确政绩观等教育,推动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认真落实《全省领导干部履职能力培训三年行动计划》,加强课程库、案例库、现场教学点库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培训质效。二是创新教学方式。用好学员“两带来”成果,鼓励学员带着问题与教师开展深入交流,大力推广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在为学员解疑释惑中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定期举办“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大讲堂,完善领导干部与学员“面对面答疑支招”座谈交流机制。在发挥校(院)教师理论讲授专长的同时,邀请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讲政策,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讲案例、讲实操、讲经验,让学员在可感可知可借鉴中强化“答疑”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三是促进教学相长。把开展对学员回访作为构建教学相长、学学相长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既督促学员巩固在校(院)期间的好习惯好作风,又听取学员对教育培训的意见建议,获取对教学效果最鲜活的“第一手”反馈,促使教师更新知识储备、改进教学方法,实现“教”与“学”的双向奔赴和互鉴提高。

全面落实最严格的管理标准,切实打造一流红色学府。始终以历史主动精神从严治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打造校风清正、教风端正、学风纯正的红色学府。一是抓好班子。校(院)委会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校(院)委会工作规则》,完善校(院)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推进机制,充分发挥校(院)委会集体领导、示范引领作用。二是建强队伍。严把教师入口关,特别是政治关、学术关,制定名师培养建设工作方案,开展首届“党校名师”评选并纳入省级人才发展专项支持,构建青年教师“强基”、骨干教师“培优”、高端人才“名师”的培养链条。统筹加强教师、管理和服务人员队伍建设,选派骨干人员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先进兄弟党校(行政学院)和党政机关学习交流、跟班锻炼,提升专业化能力。三是严明纪律。引导教职工牢记育人先育己的道理,对照巡视反馈意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政治忠诚、人民立场、担当实干、严以律己等方面深查细照,推动作风纪律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切实以自身正自身硬为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

〔作者系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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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三化”施训路径创新履职能力培训模式

□ 梅明伟 张舒欣

浙江省丽水市委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开展“体系化、分众化、项目化”的履职能力培训,持续提高教育培训的精准度、针对性与实效性。

深耕教学供给,以体系化建设筑牢培训根基。聚焦课程建设核心,构建基础完备、特色鲜明、实践导向的立体化课程体系。一是完善履职能力培训课程。对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关于基本培训课程设置要求,优化完善核心课程体系,推出“提高抓落实能力”等教学专题48门,实现基本培训课程开发全覆盖。围绕培养技能型干部等主题,加强履职能力精品课程开发,常态化开展课程打磨、专家辅导、专题试讲,持续提升课程质量,“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好事办好的滩坑经验”等6门课程获评省级精品课、党的创新理论精品微课等。二是创新“理论+实践”案例课程。围绕丽水特色创新实践,组建“实践导师+理论讲师”双师团队,邀请市政府部门业务骨干、企业技术专家与党校教师共同开发实战型、场景化课程,采取同堂课“案例亲历者讲述+党校教师总结”的方式打造“1+1”课程。现已挖掘鲜活案例28个、开发相关模式课程12门,覆盖学制一个月以上班次,学员反响良好。三是提质现场教学课程。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能力提升重点领域,市县党校联动打造10条精品教学线路、39门精品微课,设置互动研讨环节,形成“理论讲授+现场观摩+实践研讨”一体化教学模式。同时与市纪委、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合作开展警示教育、“共享法庭”模拟教学、“心理健康”主题实践等特色教学活动,其中心理健康教育获评全省党校教学优秀案例,8个现场教学点位入选省级现场教学示范点。

坚持分类施教,以分众化方式提升培训精准度。坚持需求导向,立足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干部履职特点分类施教。一是举办定制培训。紧盯事业需要、岗位需要,以“一把手”岗位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专业性较强岗位干部等为重点,采取“通识课程集中培训+专业课程分组培训”方式,更加精准赋能专业型复合型干部培养。近两年,举办市管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专题班、经济项目“定制堂”“企业家学堂”等各类定制化班次52期,有效提升干部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二是搭建特色论坛。深化“学界讲理论、政界讲政策、业界讲实践、学员讲体会”教学模式。依托“挺进大学堂”,在主体班开设人工智能等新知识新技能课程,针对不同班次对象特点差异化开设“书记论坛”“局长论坛”等特色讲坛,近两年,邀请县委书记、市直部门“一把手”、省市担当作为好干部等授课34场次,以身边鲜活工作实践针对性开展教学。三是转化学习成效。优化教学实践设计,有组织地选派重点班次学员到重要项目一线、重点工作前线“跟岗实战”。制定实施《关于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研究的管理办法》,推动教师与学员、学员与学员联合攻关课题,着力推出高质量决策咨询成果。2025年,通过学员咨政刊物《学与思》推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三年突破行动”等系列专刊,刊发成果37期,获市级领导批示34次,有力推动教学成果扎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突出实战实训,以项目化推进培训实效。坚持实战实用、结果导向,推动培训从“课堂学习”向“实战练兵”转变。一是精准选题组队。紧扣全市354个技能型服务团队建设需求,对照干部岗位履职基础能力清单、增值技能清单,聚焦中心工作,组建“任务型”实训团队。创新推行“实战竞赛”“片区组团”模式,提升学员履职能力。2025年“片区组团、乡村共富”实训营采取“一片区一团队”培训模式,将包联领导、业务骨干等16个片区74人整体纳入,一体提升实际工作能力。二是转化实际项目。重塑教学关系与评价体系,通过设置团队任务、方案路演、项目实施等环节,推动学员从“知识接受者”向“实践操作者”转变。各团队集中学习后围绕产业项目策划、闲置资源盘活利用、乡村品牌打造与营销推广等形成学习成果,同步组织高规格实战路演,由市领导、运营专家等现场点评,跟进合作洽谈,将模拟演练变为方案优化、能力比拼和资源链接的真实平台。2025年首期“片区组团、乡村共富”实训营带动16个参训片区开工建设项目71个,有效推动学习成果向实际项目转化。三是常态长效跟踪。建立实训工作成效跟踪评价机制。实训结束半年后,组织开展片区发展初步成果交流晾晒活动,全面检验实训成效、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将学员实训期间综合表现,特别是实践项目推进成效,作为组织部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形成“培训、实践、评价、激励”的完整闭环。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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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提升县级党校科研水平

□ 徐先艳

科研是党校(行政学院)的基础工作。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指出,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工作应当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县级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其科研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当前县级党校存在的科研力量薄弱、研究动力不足等问题,应从研究方向、团队建设、科研动力、成果转化四个方面着力,全面提升科研工作水平。

聚焦中心工作,明确科研主攻方向。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是党校(行政学院)的基本任务之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校理论联系实际的优势,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实践的研究阐释,努力推出一批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和县域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确定科研主攻方向。主动对接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需求,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聚焦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研究。引导教师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掌握第一手资料,使科研工作真正接上“地气”、摸到“实情”,为地方发展贡献党校智慧。

强化协同攻关,打造科研骨干团队。针对县级党校人员编制少、科研力量单薄的实际,坚持走协同创新的路子。加强校内协作,打破学科界限,组建跨学科科研团队,围绕重大课题开展集体攻关,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会战”。深化上下联动,积极争取上级党校的业务指导和项目支持,通过跟班学习、联合调研、课题合作等方式,借助上级党校的科研资源和学术优势。推进横向合作,加强与县委政研室、县政府研究室、县社科联及高校等单位的联系,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成果互鉴的合作机制。同时,注重培养青年科研骨干,通过导师帮带、挂职锻炼、学术交流等方式,为青年教师成长搭建平台,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

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研内生动力。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提升科研水平的重要保障。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科研工作量纳入教师年度考核和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量化标准,奖优罚劣。健全奖励资助制度,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对获批立项的各级课题给予配套资助,对发表的优秀成果给予奖励,对获得领导批示或采纳应用的研究报告给予重奖。畅通成果认定渠道,建立与组织部门、人社部门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决策咨询报告、调研报告等应用型成果在职称评审中与学术论文等效认定。营造浓厚科研氛围,定期举办科研成果交流会、学术沙龙等活动,激发教师的科研热情和创新活力。

推动成果转化,增强科研实际效益。科研工作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成果运用上。要打通从“书斋”到“决策”的转化通道,建立健全成果报送和推广应用机制。畅通咨政建言渠道,建立《送阅件》《决策参考》等内刊载体,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及时报送县委、县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力争获得批示和采纳。推动科研成果进教材、进课堂,将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吸引力和感染力。鼓励教师在主流媒体、学术期刊发表理论文章和研究报告,积极参与地方决策咨询和舆论引导,提升党校学术影响力。建立跟踪反馈机制,对已报送的咨政成果进行跟踪问效,了解转化应用情况,不断优化研究方向和方法。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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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轮训赋能党员教育培训

□ 杨永胜 邱滢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将“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更加健全”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主要目标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作为全区党员基本培训先行先试地区,现有基层党组织近6000个,党员近10万名。针对党员分布广、流动性大、集中组织难等现实挑战,贺州市以“党员进党校”专题轮训为抓手,构建“市级示范+县级普训+乡镇兜底”全域培训体系,推动党员教育培训创新提质,以高质量党员教育赋能基层党建和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坚持全域覆盖,构建闭环推进的组织体系。一是三级联动统筹推进。市县两级分级制定出台《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党员进党校”专题轮训方案》,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牵头抓总,党校主抓实施,乡镇(街道)协同联动,部门各司其职”的工作格局,市县乡分级落实主体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二是分级分类精准施训。构建全域培训体系,将全市党员划分为农村、城市社区、机关等8个类别,建立党员培训需求动态数据库,定制差异化“专属套餐”。采取多维联动模式,推广错峰调训、分段教学和周末课堂,最大程度拓展培训覆盖面。三是特殊群体兜底补位。创新“流动党校”机制,在广州、深圳等流动党员集中地设立异地教学点,依托“云课堂”实现同步参训。建立缺课党员台账,推行“补课+送课”闭环管理;组建“银发送学”服务队,为行动不便党员开展“一对一”送课上门;建立“行业微党校”,利用工歇时段组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开展学习。四是闭环管理保障质效。组建市级工作专班,常态化下沉县(区)、乡镇(街道)全程指导集中培训;将党员教育培训纳入基层党建考核体系,实行学员积分制、结业考核制,以严的学风保障培训实效。

坚持守正创新,构建精准高效的支撑体系。一是优化课程供给。将培训内容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中心工作深度“绑定”,引导教师开展相关课题研究、进行实践探索,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以“精品名案、精选名师、精彩名课”建设为重点,打造覆盖各领域各层级的优质资源库;建立课程分级审核机制,严把课程准入关、做实授课实施关、优化持续提升关,持续提升课程针对性与实效性。二是充实师资队伍。整合专职教师、兼职骨干、乡土人才三支力量,邀请党的二十大代表、党员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书记、“土专家”、“田秀才”等充实师资库,推进优质师资全市共享。三是开发特色教材。通过寻访、纪实、访谈等形式深挖身边榜样,开发录制“青春在基层”系列微课,形成多层次、立体化教材体系。四是建强阵地保障。按照“六有”标准建成乡镇(街道)党校61所,村级教学点125个,构建“市级党校为龙头、县级党校为枢纽、乡镇党校为支撑、村级教学点为延伸”的四级培训主阵地。建立财政拨付、党费补充、部门统筹和社会支持等多元化投入机制,整合资金重点向课程研发和师资激励倾斜。

坚持灵活施教,构建多元立体的教学体系。一是创新教学方法。综合运用课堂讲授、案例分析、互动研讨、行动学习、现场教学等教学方法,整合中共广西省工委历史博物馆等资源打造118个现场教学点,精心设计25条精品教学路线,搭建“课堂设在现场,老师就在身边”的教学场景,推动党员在实地观摩、实景体验中提升素养能力。二是创新数字载体。依托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贺州远程教学站、壮美广西·党建云、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实施大规模“云培训”,2025年累计组织线上课程274期,培训党员3.29万余人,让基层党员足不出户共享高端资源。整合贺州先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电视栏目及党员教育站点,打造“五位一体”党建融媒体矩阵;开设“身边榜样”“严规矩·廉履职”等专栏,推出《驻村的十二时辰》等短视频作品,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党员教育的精准度与影响力。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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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副刊3 篇

草原骑兵的家国情怀

□ 张雁

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在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中向敌人冲锋(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历史》第一卷)

战场上硝烟弥漫,忠诚无畏的战马勇猛冲锋,骁勇善战的草原儿女冒着枪林弹雨,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赴汤蹈火……这是舞剧《骑兵》演出现场,台下观众被舞台场景深深震撼,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部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原创民族舞剧,先后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国家级最高艺术奖项。舞剧《骑兵》自上演以来,深受观众好评,并获得多项殊荣,不仅仅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在于舞剧内容所承载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家国情怀。

该剧的创作蓝本,植根于内蒙古骑兵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这支被誉为“草原铁骑”的英雄部队,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征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革命史诗,为舞剧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养分。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侵略的百年耻辱。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从抗日战争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自由的希望。而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心放弃独裁统治,加紧准备内战,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内蒙古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地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拥有重要的交通线。为阻止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响应党中央“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的号召,1945年11月,八路军绥蒙军区对部分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正式组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此后,部队广泛吸纳农牧民、青年学生等进步力量,扩编为骑兵独立旅。1948年1月,部队正式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编制扩充为5个骑兵师及多个团级单位,成为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革命劲旅。

舞剧《骑兵》的剧情便是在这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它将一位骑兵战士的革命故事搬上舞台,充分展现解放战争中内蒙古骑兵部队的革命历程。抗战胜利前夕,在外读书的蒙古族青年朝鲁,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欺辱,奋起反抗,辍学回到故乡。历史关头,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军队的感召下,朝鲁心中燃起了为新中国的解放而战的理想信念,毅然决定奔赴战场。临别,爱人珊丹为朝鲁送来了爱情的信物和她心爱的枣红马“尕腊”。战争残酷,英雄不朽。朝鲁与战马“尕腊”在每一次战斗中冲锋在前,无所畏惧,为新中国的诞生不惜血染疆场……战争结束,失去左臂的英雄朝鲁,放下属于他的荣耀,选择带着战友和战马的忠魂回归草原……这些震撼人心的场景不仅精准还原了内蒙古骑兵为国家解放浴血奋战的历史瞬间,更让观众重温了那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携手并肩、共赴国难的革命岁月,让骑兵精神在新时代的舞台上得以鲜活重现。草原儿女的家国情怀、顽强坚毅的蒙古马精神、个人与家国命运与共的永恒主题深深打动了观众,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像朝鲁一样出生于农牧民家庭的青年,积极投身革命,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为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将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内蒙古骑兵建立后,凭借着忠诚与骁勇屡建奇功。当时为了躲开敌人的空袭,骑兵部队经常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在急行军时一晚上能奔行200多公里。威武的骑兵战士不怕牺牲、英勇作战,他们常常挎着马刀、端着机关枪如神兵天降,让敌人措手不及、闻风丧胆。1948年初,乌兰夫在为大虎山战斗中牺牲的两位蒙古族骑兵战士题词中写道,“这是共产党员的最好品质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表现,内蒙古革命同志应该向他们学习”。辽沈战役中,骑兵第1师、第2师紧密配合东北野战军,承担起战役侦察、阵地阻击等关键任务。在平津战役中,骑兵第11师、第16师抵达华北,奉命参加解放张北、宝昌等地的战斗,他们发挥勇猛、神速、机动、灵活的作战优势奋勇出击,为平津战役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7年到1949年,英勇的骑兵部队历经633场大小战斗,累计毙伤俘敌近2万人,缴获了大量武器物资,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5月,部队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骑兵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他们迅速转变角色,积极投身和平建设事业,参与西辽河筑堤等重大工程,用双手为家园筑起坚固屏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主动捐献战马,并悉心调教,为前线输送了宝贵的作战资源;更值得铭记的是,这支部队自1950年起曾三次登上国庆阅兵的舞台,在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展现了草原铁骑的昂扬风貌。内蒙古骑兵部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了不朽功勋。

历史铭刻着最深沉的记忆。回看我们党在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内蒙古各族人民谋解放、谋发展、谋幸福的历史,就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守卫祖国北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军队建设的加强,1985年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消失,只保留少量骑兵营和骑兵连,主要承担高原、边防等复杂地形的巡逻、抢险等任务。但内蒙古骑兵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历程、报国救民的家国情怀,永远为人民铭记和传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草原上活跃着的一支支“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乌兰牧骑的蒙古语原意是“红色的嫩芽”,后被引申为“红色文艺轻骑兵”,是适应草原地区生产生活特点而诞生的文化工作队。1957年,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目前,内蒙古草原上活跃着75支乌兰牧骑,每年演出超过1万场。如果说内蒙古骑兵的革命历程是骑兵精神的源头,那么乌兰牧骑精神便是内蒙古骑兵精神在文艺领域的传承与延续。那些在革命岁月铸就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内核,为乌兰牧骑精神的形成播下了珍贵的红色火种。作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乌兰牧骑60多年来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扎根人民,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广大农牧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坚持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宁静的草原天高地阔,风景如画,早已没有了战马嘶鸣和血色黄沙,但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凝结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记忆。草原骑兵的家国情怀、革命精神将激励人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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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石榴花

□ 曹志荣

初夏,众芳摇落、万绿成荫,石榴花,如同一位热情奔放的舞者,点燃了初夏的热烈。石榴花不问花期,不争春色,只为这五月独燃,在翠绿的枝头写下了热烈奔放的秀丽诗篇。石榴花开红似火,这抹绚烂的红,承载着跨越千年的文明交融与人文传奇。

2026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歌咏创意秀节目《贺花神》,以“花”为意象,借助AI生成影像与实景舞台扩展技术打造出一场视觉盛宴,林逋踏雪寻梅,鹤舞山巅;息夫人推门启扉,桃花曼舞;张骞手持汉节,出使西域,石榴花红……一月一人一景,一花一态一观,美不胜收。而这石榴花深得我心。

石榴树并非中华原产,其故乡在遥远的古波斯。它的东行之旅,始于汉武帝时期,沿着蜿蜒的丝绸之路,跨越千山万水而来。如若追溯石榴树的起源,就会让人想到那个金戈铁马的汉代。张骞,一位伟大的使者,肩负着国家的重托,手持汉节,在大漠孤烟中踽踽而行,虽遭遇匈奴骑兵拦截,被扣留10余年,依然初心不改,在困境中坚守气节与尊严。当他行至西域安石国一带时,发现在那风沙肆虐的土地上,竟生长着一种树木,它枝干苍劲,花朵红艳如火,于是张骞不远万里,将其种子带回长安,从此,来自西域的“安石榴”,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

《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凿空”。“凿空”指开通大道的意思。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将安石国的石榴良种带回长安,因石榴得种于安石国,故初名“安石榴”,后世称为“石榴”。石榴树,最初被种植在皇家禁苑上林苑与骊山脚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榴树逐渐走出皇家园林,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石榴树,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五月的阳光,是石榴花最好的画师。在阳光的倾洒下,石榴树那满树的绿叶,郁郁葱葱,叠翠连绵,宛如一片碧绿的海洋,那一簇簇的石榴花,是那海洋中跳动的火焰。石榴花的花形极美,花萼如钟,花似唢呐,花瓣褶皱如少女的裙裾,风起时,便似无数身着红裙的仙子在绿叶间翩翩起舞,所谓“石榴裙”,便是由此而来吧!花色,不是浅红的色调,而是深沉厚重的朱红,仿佛凝聚了夏日的所有热情,红得纯粹,红得热烈,满树的榴花如火如荼,灿若云霞,石榴花红的景象,恰似“五月榴花照眼明”,让人看上一眼,便再难移开目光,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与激情。

火红石榴花,寄托着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也最热烈的向往。红色,是中华民族的吉祥色,象征着喜庆、热烈与成功。五月榴花红似火,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奇观,更是人们心中对红火日子的期许,当榴花盛开,那满树的红艳便预示着家运昌隆,日子过得像这榴花一样红红火火、热烈欢腾。对于事业而言,石榴花的怒放象征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敢为人先的锐气。它在百花凋零之时迎夏盛开,不畏骄阳,不惧燥热,这种精神激励着每一个奋斗者,要像这榴花一般,燃烧激情,照亮前程,迎来事业兴旺、宏图大展的辉煌时刻。

榴花飘去,石榴便以一种更为深沉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延续与家族的兴旺,秋风起时,硕大的石榴挂满枝头,有的笑裂了嘴,露出晶莹剔透的“红宝石”,这是石榴最动人的时刻——剥开粗糙的果皮,里面是紧紧相拥的石榴籽。它们色泽温润,如玛瑙,似水晶,更重要的是,它们“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独特的构造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与伦理寓意。多籽,谐音“多子”,象征着“多子多福、子孙满堂”,这是农耕文明下对家族繁衍最质朴的祝愿。更深层的寓意在于“团结”,看那成百上千颗石榴籽,虽然各自独立,却始终紧紧地抱在一起,形成一个圆满的整体。成熟的石榴,内里籽实饱满、晶莹剔透,成百上千颗红玛瑙般的籽粒,排列得密密匝匝,它们贴着皮、贴着膜,颗颗紧紧相拥,浑然一体。石榴籽的形态,生动地诠释了团结奋斗的精神:血脉亲情始终将大家紧紧相连,成熟的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同德,历经岁月而不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情寄语,“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一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民族团结的真谛。红彤彤的石榴,超越了植物的本体,化作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一抹最亮丽的底色。

我偏爱石榴花,这份偏爱里,藏着我心底最深处关于岁月与时代的记忆。

过去,石榴树鲜有成片的树林。那时候物资匮乏,大多数土地都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在我们老家,偶尔才有人家在自己院落的一角种上一棵石榴树。红红的花朵探出墙头,无论谁路过这家门口,都会被吸引住,驻足看上两眼。看到它,没有人会愁肠百转、会悲观沉沦,感受到的只有鼓舞和力量。那时候,我的一个愿望就是,我的家里也能种上一棵石榴树。

如今,石榴树被成片地种植,成了公园、景区乃至街道两旁的风景。成片的石榴花海,红得热烈壮观。这种壮观,是时代繁荣的注脚,是如今幸福生活的写照。

我偏爱石榴花,是爱它骨子里的热烈与不屈,爱它像极了父辈们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孕育的劳动精神和乐观精神。每当看到那火红的花朵,我就能穿越时光的烟尘,看到昔日家乡人们在田野上辛勤劳作的身影,听到那激昂的劳动号子。石榴花开,开的是花,但在人们的眼中,看到的却是热烈奔放、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这,就是我深深偏爱石榴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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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同惜长沙傅

□ 王厚明

西汉时期杰出的政论家、思想家贾谊,其才学备受世人推崇。作为汉赋的主要开创者,其著名政论《过秦论》《陈政事疏》等乃千古名作。毛泽东非常欣赏贾谊的才华,曾经为贾谊作过一首七绝、一首七律,称赞他的才情,夸他“胸罗文章兵百万”,同时也为贾谊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公元前200年,贾谊出生在河南郡洛阳城。三岁识字,七岁能诗,并拜荀子的学生张苍为师,通晓诸子百家。年十八,便受到河南郡郡守吴公重用,凡郡中要事皆与贾谊商量,不逾三年,当地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考绩被评为天下第一。汉文帝刘恒听闻吴公政绩斐然,于是将其提拔为廷尉。吴公在汉文帝面前极力推荐贾谊。汉文帝遂将贾谊召至长安,一番促膝交谈,非常认可贾谊的才华,于是将其封为博士。

此后一年,每逢汉文帝诏令议下,朝中文士难以作答时,贾谊都能对答如流,汉文帝颇为赞赏。正如李白诗中所言:“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凭借着卓越的才华与过人的政见,贾谊仅一年就被破格封为太中大夫。而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过秦论》,切中时政又文情并茂,思想广博而精深,成为汉代皇帝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重要依据。曹丕曾称赞《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战国策》作者刘向则评价贾谊:“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认为名相伊尹、管仲也不比贾谊强多少。

然而,贾谊从政时间只有短短11年,至死都没能登上公卿之位。缘何颇具政治才华又为文帝看重的贾谊未能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谋划策,意欲光大汉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针对“淫侈之俗,日日以长”的现象,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建议“列侯就国”,试图削弱诸侯的势力。只是,贾谊年轻气盛,其政见过于激进,触犯了元老重臣的利益,受到周勃、灌婴等位高权重的老臣极力反对,他们对贾谊“尽害之”,诋毁他“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公元前176年,本欲提拔贾谊做公卿的汉文帝,为了平息众怒,将贾谊贬到长沙做太傅。贾谊因仕途失意与施政受挫,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渡湘水时,贾谊感怀自己与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相似遭遇,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他痛斥黑白颠倒的时世:“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在赋的结尾处,贾谊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国君,借哀悼屈原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被视为不祥之鸟的鵩鸟飞入贾谊的房间,生性敏感的贾谊伤感异常,于是作《鵩鸟赋》阐发自己对生命和宇宙的看法。

贾谊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将其召回长安,但并没有向贾谊询问国家大事,只问了鬼神之事。事后,也没有委以重任,而是让贾谊做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对此,李商隐为之抱不平,他在《贾生》一诗中写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即便仕途受挫、身处闲职,贾谊依旧心系苍生,体察政事,居安思危,多次上疏陈述治国方略,其中《陈政事疏》最为著名,针对匈奴侵边、诸侯割据、制度疏阔等问题建言,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为后来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外,他还上疏反对私人铸钱,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以稳定币制、安抚民生。遗憾的是,当贾谊失意又尽心辅佐梁怀王时,却因梁怀王意外坠马死亡而深感愧疚,竟悲戚过度而逝,年仅33岁。

司马迁对贾谊非常同情,在《史记》中专列了《屈原贾生列传》,后人常将贾谊与屈原并称“屈贾”。生性豁达的苏轼认为贾谊的境遇有其自身原因,他在《贾谊论》中写道:“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对未能在逆境中隐忍待时、自用其才的贾谊感到惋惜。

纵观贾谊的一生,无论官位升贬、处境逆顺,他始终胸怀社稷民生,尽管由于时代局限以及缺乏经受挫折的韧性和耐力,而没有实现志向和抱负,但他的璀璨才情和关注苍生的情怀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引得后世“千古同惜长沙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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