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替代，这是我们经济内生增长、自主发展的底气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要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包容性特征。同时，它作为一个地方长期历史积淀、风土人情、发展实践和智慧结晶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地方的独特标识、人文品牌和精神特质。我们要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价值，彰显地方特色文化优势，发挥文化生产力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及全国，其中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既有宏大理论的建构，也有对具体文化遗产的深情嘱托，为我们更好延续地方特色文化指明了方向。

地方特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共同构筑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潮州考察时强调，“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在内蒙古赤峰考察时强调，“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是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特性，体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具有各自特色。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保护地方特色文化，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广东广州考察时强调，“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在江苏苏州考察历史街区保护传承时强调，“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历史文化遗存视为城市的“灵魂”和“生命”，反对大拆大建，倡导“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强调保护特色文化不仅是保护建筑、文物，更是保护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归属，将文化传承从物质层面跃升到了“精神生命”的高度。

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地方特色文化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贵州黔东南考察时强调，“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强调地方特色文化不是封存的古董，而是融入现代生活、转为发展优势的活态资源。从“继承”到“活化”，系统回答了地方特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

地方特色文化与文旅融合、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深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考察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在贵州毕节考察时强调，“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文化是构成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与发展质量的内在变量。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稳定性的重要资源，通过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着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文化生产力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产出既具经济价值，更具精神价值。从生产力理论来看，文化生产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模式的全面革新。生产要素方面，文化劳动者从单一、专职的脑力劳动群体演化为集专职、兼职、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文化劳动主体，创意、知识、符号等非物质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并渗透到文化生产全过程。生产对象方面，文化劳动对象由有形延展至无形的意象、情感体验等精神领域，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新生。生产模式方面，生产者、消费者身份重叠，用户生成内容、众创共享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文化生产不仅生产出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是生产消费文化产品的主体，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文化作为现实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包括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两种实现方式。文化经济化是文化转化为经济形态，形成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构成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属品，而是引导和塑造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产品化开发进入消费市场，传统节庆活动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文化IP衍生出影视、游戏、文创等多元业态。经济文化化是文化价值在各经济领域的转化应用，将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过植入文化元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文化创意赋能制造业设计创新，还是文化体验带动现代服务业品质提升，都是经济文化化的生动体现。

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彰显的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是价值引领力。地方特色文化通过塑造社会共识，将个体价值追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相统一，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二是要素激活力。地方特色文化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通过现代生产方式激活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统一。历史文化遗迹、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经由创意转化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繁荣地方的重要资本。三是产业提升力。地方特色文化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重塑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文旅融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文化+农业”催生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文化+制造”提升产品文化内涵和品牌溢价，共同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精神构建力。各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明新风培育，推进移风易俗。人们在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中，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自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

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3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黔西观音洞文化被誉为贵州“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北京周口店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南北两大代表。各族群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留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阳明心学，是中华思想史的高峰时刻；屯堡文化，是明代汉文化的活化石；村超村BA，成为群众文化自组织的中国样本。特别是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的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四大文化工程”，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彰显着地方特色文化的突出特性。

红色文化是鲜明底色。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始终是“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

民族文化是美丽名片。贵州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聚居地，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多样的民族文化在贵州这片大地上相互交织，既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贵州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

阳明文化是重要标识。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全省现存王阳明相关遗址遗迹18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进修好共产党人“心学”、助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开展中外哲学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名片。

屯堡文化是活态遗存。起于秦汉筑长城、置屯戍，延至明代北修长城、南置屯堡的军事防御与边疆经略举措，留下了“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堡”两大文化奇迹。明代在贵州境内置29卫、127所、2000余个屯堡，大量屯堡村寨得以集中、完好保留，其地戏、服饰、语言、建筑至今活态传承，为研究明代汉文化提供了“活化石”，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资源。

此外，贵州还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多样的自然生态和遵循敬畏自然的生活习俗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多元的生态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入拓展地方特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贵州实践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是战略方向问题，更是路径方法问题；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必须将文化生产力的价值引领力、要素激活力、产业提升力、精神构建力，深度嵌入产业升级、提振消费、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让地方特色文化成为新时代最持久的竞争力。

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科技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支撑。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拓展文化赋能的边界。近年来，贵州发挥红色资源与数字资源整合优势，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以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联动等数字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示长征文化，推动沉浸式红色文化旅游业态升级。同时，贵州建成“渲染超算中心贵阳算力节点”一期项目，已为15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提供算力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完善制度保障、激发主体活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生态培育，催生文化新业态，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

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当前，文化消费正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文化消费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2025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9%、11.1%，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要积极适应消费新形势新趋势，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加强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红色旧址等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利用，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提供更高品质、更加丰富、更多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文明新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纽带。近年来，贵州“村超”“村BA”“村马”“村T”“村舞”“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以其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村字号”活动反映的是向上向善向美的文明乡风，呈现的是贵州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图景，展示的是幸福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良好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美德，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彰显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柔性的文化滋养。贵州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民歌普法、寨老议事会、民情调解室等载体，有效促进了乡村社区和谐稳定。贵州省政协创新开展“院坝协商”“社区协商”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助推普法宣传教育、规范村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弘扬良法善治，增强治理主体的文化认同，达到以文化人、成风易俗的良好治理效果，形成群策群力的浓厚氛围，推动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综合性效能提升，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路径，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举措。展望“十五五”时期，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把准科技发展方向，坚持系统观念、尊重产业规律、发挥综合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努力拓宽产业发展新空间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的重要意义

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既是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也是适配未来产业前沿性、不确定性特征，完善制度创新的关键部署，更是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堵点、破解“死亡谷”困境、释放创新效能与经济潜能的重要路径。

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需要。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一样，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是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和竞争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变量。加快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能够系统提升我国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链延展度，努力在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以确保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针对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制度创新。未来产业具有前沿性、引领性和不确定性，其发展创新不宜采取短期、单向、线性的传统模式，而应当采取系统化、生态式的融合创新模式。加快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的相关工作，是在对未来产业成长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积极回应，是从制度层面为探索不确定性预留空间、为长周期攻关匹配资源的主动部署。

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举措。未来产业具有引领性，不仅能够创造全新的市场增量需求、催生颠覆性的商业模式，而且能够赋能传统产业，充分挖掘和加速释放巨大的经济潜能。从基础研究和概念验证出发，历经小试与中试，进而实现商业化导入和大规模产业化，被认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实践中，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一些堵点卡点，制约整体创新效能的持续提升。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正是着眼于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全部节点，有助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功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的特征

未来产业以颠覆性前沿技术为底层架构，这类产业培育壮大既需要科技创新“从0到1”的突破性发展，也需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是指面向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围绕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商业应用的全过程、全周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迈向“1到N”的规模化发展的全链路。

全链条培育体系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全链条，不是只依靠某一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需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各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与协同发力。例如，有的地区明确提出通过平台建设、科研攻关、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形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其次，从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来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要素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培育体系需要主动适应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建立健全动态甄别评估调整机制，积极研判发展态势，努力甄别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再次，未来产业培育周期相对较长、不确定性高，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提供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支撑培育体系。最后，培育体系不仅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且要提升人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尤其是提高协同配置效率，形成多个链条相互促进的创新发展生态。例如，有的地方提出构建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即项目经理团队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聚区支撑。

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的重点举措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是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人才供给的系统性工程，是“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为了降低技术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以把握、市场用户接受度不够高等问题，应在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方面协同发力，在战略上聚焦重点择优发展，在路径上重视因类施策、梯度培育，在保障上重视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机制建设等。

强化原始创新供给，筑牢未来产业技术根基。增强对未来产业技术的预见性，精准把握前沿技术演进方向，加大对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开展体系化技术攻关。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突出创新贡献与转化实效，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攻关、联合创新的良好生态。推动东部地区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打造创新策源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区分不同领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引导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依托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试工作。

健全未来产业长期稳定投入机制，优化耐心资本生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推动解决缺乏早期投资、长期投资等问题，应有序发展创业投资，统筹建设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多种来源的长期资本加大对未来产业早期项目的关注，持续优化项目盈利考核机制，更多以长期技术突破与产业贡献为评价标准。支持商业银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专项产品，培育形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良好投融资环境。结合地方相关成功经验，优化推广“拨投结合”等支持引领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突破的体制机制。

协同推进市场准入、场景培育、要素配置三位一体改革。建立未来产业相关典型应用场景清单，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智慧健康、智能网联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加快培育标志性产品与头部企业，积极推动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重大工程等领域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应用示范场景，充分考虑不同阶段产业发展的多元需要，健全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持续完善应用场景创新激励机制。积极参与脑机接口、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统筹推进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量子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促进算力、数据、技术等有序开放和高效配置，探索适应空天、频谱、深海等新型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围绕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学科设置，鼓励“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强化战略科技人才、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和专业投资人才、项目经理人队伍建设。

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了降低未来产业发展生态发育不全导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要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加快推动创新资源向创新型企业汇聚，进一步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加快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针对企业从创办到发展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构建覆盖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梯度培育体系，通过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扎稳打、健康成长。同时，引导各地方立足自身禀赋和优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未来产业，特别是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动实现优质要素资源集聚、产业互动高效紧密、创新生态体系完备、基础设施更加适配。鼓励未来产业的链主和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中心，前瞻谋划布局新赛道，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和强化技术储备，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所长）

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

民生连着发展，抓民生也是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这些年，我多次强调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内在逻辑，是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科学把握，为我们在“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

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物质基础，民生改善是经济发展的价值归宿。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辩证统一体。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民生福祉的每一步提升，都建立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之上。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才能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就业等民生事业提供充足保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供坚实支撑。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人口结构变化、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发展转型攻坚等新形势，更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战略重点，夯实民生改善的物质根基，让发展更有底气、民生更有保障。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更是发展动力。民生连着内需、连着民心、连着活力，是最大的政治。抓好民生改善，既能直接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更能有效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激发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年来，我国把就业优先、教育提质、健康中国、社会保障等摆在突出位置，既解决了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也培育了庞大消费市场、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形成民生改善、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践表明，民生投入不是“负担”，而是回报率最高的有效投资。民生保障越有力，群众消费意愿和能力就越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越充沛。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民生改善成为扩大内需、畅通循环、推动转型的强大引擎。

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关键要做到政策同向、机制协同、落实同步。一是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把民生导向落实到政策制定、项目安排、资金投入各环节，确保经济政策嵌入民生要求、民生政策兼顾发展效应，坚决防止“重增长、轻民生”“重形象、轻实效”的倾向，让各项工作既符合发展规律，又顺应群众期盼。二是坚持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深度融合。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要把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稳定就业、增加收入、优化公共服务，解除群众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同时，以民生需求倒逼产业升级，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养老育幼、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提质增效，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三是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民生工作无小事，要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既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又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城乡、区域民生资源均衡配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金融、产业链供应链等领域风险，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固安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为政之要，重在为民；发展之本，在于惠民。把握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辩证关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经济发展的力度与民生改善的温度统一起来，把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贯通起来，以经济发展夯实民生根基，以民生改善激活发展动能，奋力谱写“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新篇章。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唤醒了中国学术的自主自立意识。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架构不断完善、学术内涵持续提升、话语表达水平稳步提高，理论原创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效能进一步凸显。回顾十年发展历程，谋划新征程前进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牢牢树立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

知识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

知识体现的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能动反映，“真”知识反映客观事实及其本质，“好”知识表达合理诉求及其目标。知识并非都是中立的，而是具有特定主体的目标指向，为主体的一定立场进行阐释和辩护。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有一定区别。知识体系指向实用、应用，重在整理、归类、确定、存储、传承，可提供直接使用的方法、工具，使人懂、记、明、用，以明事理为目标。理论体系则指向分析、反思、逻辑、创新、学术，重在批判、建构、解释、论证，使人理解、思考、增智、创新，以解析问题、提出观点、逻辑论证、体系建构为目标。二者具有内在联系。理论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内核，没有系统且科学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就缺乏学理支撑。没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只是一种阐释工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多个领域和要素，但归根结底来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是更为基础性的支撑。

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根基所在。知识体系最初是粗糙的“整体”，是各种杂乱知识点的“大全”。随着社会日趋世俗化和分工日益精细化，知识逐渐分门别类，进而走向学科化。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化梳理、分类和整合的产物，是知识有序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标志。每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都是知识体系不断积累、完善和深化的过程。不同学科既相对区别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大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按照研究对象、领域边界等，把人类知识进行划分、归类、层级布局，是人才培养、专业设置、高校办学、科研建制的载体和框架。没有系统的知识积累和自主的知识范式，学科就难以形成自身特色，更无法实现自主发展。因此，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实现知识的自主化和体系化，才能不断夯实学科体系的根基。

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基础支撑。学术研究是以知识体系中的“共识性知识”为基础，依托既有的标识范畴、理论框架开展的专业化活动。知识体系为学术活动提供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领域边界，明确了学术探索的方向。知识体系中沉淀的认知成果，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形成了“学术创新——成果沉淀——知识更新——学术再创新”的动态循环，即学术体系的创新成果充实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更新为学术体系提供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共同推动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

知识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涵盖标识范畴、表述方式、传播载体等要素，是承载知识、传递思想、凝聚共识的符号系统之重要载体，是知识的“表达外壳”。但是，内容决定形式，知识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了表达的核心素材、概念与逻辑依据。话语体系构建只有紧紧围绕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展开才不会“浮夸”。无论是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梳理，还是表述的方式，话语体系只有贴合知识本身的内涵与规律，才能够准确传递知识、诠释知识。

建构中国自主且完备的知识体系，不仅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学术创新、话语传播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理论创新发展、实现学术自立自强的核心任务。深刻把握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不断丰富完善知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现高质量发展，让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

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是特定实践经验和知识成果按照某种关联和规则形成的知识结构，体现着特定主体的立场、价值与思维、方法，构成一个社会或文明的认知框架。历史上，每一文明都有其相应的知识体系，都有基于其知识体系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不同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之争，乃至“古今中西之争”，实质上是自主知识体系之争，是主体性之争。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破解道路之争、“古今中西之争”，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根本性的目标旨向。

“西方中心论”知识格局的历史形成及其话语霸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类进入了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阶段。西方以其“实力”将其地域性强势文化等同于世界文明或人类文明，进而将自身特殊文明抬升为所谓的人类“普世”文明，进而塑造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主导构建了近现代全球知识体系与学术标准，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知识叙事格局。在此格局下，西方知识体系主导全球学科秩序、学术秩序，并借“学术中立”“价值普世”等包装不断强化自身的话语霸权，致使非西方国家的学科建设易陷入照搬“西方框架”的困境，学术研究易依附西方范式而丧失原创活力，话语表达也易套用西方概念，在知识生产和理论阐释中处于被动。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临的难题。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等，形成了自主且强大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体系经历了从“依附西方”到“自主建构”的百年突围与重建。时至今日，中国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场与舆论场中，仍面临话语被“过滤”、概念被误读、理论被边缘、体系被肢解的问题。一些领域仍存在“照搬西方”与“闭门造车”两种极端倾向。前者，唯西方马首是瞻，持“言必称希腊”的学徒心态，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后者，对西方理论、概念“简单否定”，导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这两种倾向都阻碍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发展与科学建构。此外，基础理论、前沿问题、交叉学科等领域仍存在宣传性阐释强、学理性建构弱与集成性成果多、原创性成果少等问题，离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一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大国崛起必然伴随思想觉醒、理论创新和知识体系成熟，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依托文化传承、学术繁荣和知识自主。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在实现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强盛的同时，实现思想、学术和知识的自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为超越“西方中心论”进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能为推动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思想根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摆脱思想和精神上的“学徒状态”，不仅关乎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关乎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自主的文明体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当代中国最宏阔、最深刻、最具原创性的伟大社会实践，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最丰厚、最鲜活、最根本的动力源泉。只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知识体系建构才具有自主性。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从实践性、创新性、自主性、开放性和道义性五个方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支撑及其对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原创性贡献。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感。知识首要的前提是求真，必须是面对真问题而形成的真命题。问题就是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生成的过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敏锐把握现实问题，并从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方法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概括规律性认识、形成主体性理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只有在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实践发展中不断经受检验，才能真正立得住、讲得通、用得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目标导向，能够赋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守正创新彰显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知识还应当创新，不断更新。自主和创新是相互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品格，它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又根据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和时代条件不断推进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实践创新，是带有原创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思想、理念和方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精神，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发展实践中总结经验、凝练规律性认识，增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感和创新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自力更生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知识还应当自立，体现自主性。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内生自主型现代化。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品质，同样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所需要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非简单移植西方知识框架、依附外来理论成果，而是要秉持立足中国的主体自觉，深入挖掘中国实践中的独特性经验和规律性认识，将中国发展实践中形成的有效路径、成功方法、规律认识提升为系统的中国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实现中国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自主发展、自主完善，打破知识领域的路径依赖，彰显中国知识体系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立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包容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知识还应当开放，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包容性。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既不封闭保守、固步自封，也不盲目崇外、全盘西化，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始终在坚守自身立场的基础上，实现传承与借鉴的有机统一。开放包容是中国知识体系自主自信的鲜明标识，也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注入不竭动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不忘本来、礼敬传统，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赋予知识体系深厚历史底蕴；也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理性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其与中国实践、中华文脉深度融合。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狂妄自大，要摒弃狭隘封闭思维，打破文明和知识壁垒，以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宽广视野、长远视野，铸就兼具历史底蕴、时代气息与世界视野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彰显其包容性与生命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天下胸怀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道义性。知识还应当向善，具有道义性。中国式现代化胸怀天下、立己达人，将自身发展与世界福祉紧密相连，致力于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惠及各国人民，承载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发展的道义追求，彰显出鲜明的价值优势。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彰显这份天下情怀、文明境界和道义担当，将中国发展经验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传播的知识表达，既解释中国成功的密码，也向世界诠释中国为什么“好”、中国发展为什么对人类是一种“善”的道理学理哲理。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秉持求真向善尚美的价值取向，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与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本身就会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历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级教授，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为什么要重视冷门绝学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绝学”、冷门学科是一个历史范畴。一般来说，冷门学科是掌握资料难、研究周期长、产出成果慢、从业人员少、关注度相对较低的人文学科领域。“绝”有“断”义，“绝学”谓“不得其传”之学；又有“最”或“极”义，“绝学”称得上“独步当时，流声后代”之学。综合上述两义，当代“绝学”是指研究难度极大、学术水准极高、从业群体极小的濒危学科。冷门绝学虽属小众学科，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着冷门绝学的新发展新气象。

（一）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今天，西方殖民者单方面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等历史遗留问题仍在危害我国边界稳定，一些国家仍然在新疆、西藏和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干涉我国内政和领土完整。开展边疆史、边海防史、周边外交及中外交往史、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文字与古文献、古地图学等研究，能够厘清我国历史疆域变迁和国家治理脉络，为领土归属与边界划分提供历史证据和法理支撑。例如，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西藏沿边及藏南多语种地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从历史文献溯源（《红史》《青史》《卫藏通志》《清代驻藏大臣奏折全集》等）、民族语言学考证（含藏语地名结构）、地理与边界沿革（古舆图与现代测绘相结合）等途径整理藏南古地名，计划编纂《藏文地名文献汇编》《汉文典籍中的西藏地名文献汇编》《藏汉英对照西藏沿边及藏南地名辞典》等，从而进一步为我国政府对藏南地区部分地名的标准化处理（含标准汉字名称、藏文名称、汉语拼音、地名类别、所属政区、经度、纬度）提供历史依据和学术支撑。冷门绝学具有“文化戍边”功能，对我们牢牢把握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对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外文明交流史和沿线国家的环境、语言、民族、宗教、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提出迫切要求，直接激励了西域史地、中亚史地、南海史地、东南亚史地、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海外华侨史等研究。冷门绝学能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互联互通、化解冲突的历史参照和现实依据，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供学术支撑。

（二）

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这得到当代冷门绝学的充分证实。古文字（陶文、石刻、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简牍、帛书、盟书等）、图像考古（陶器、岩画、壁画、砖画等文物和遗址的视觉遗存）与体质人类学、孢粉分析等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对探索中华先民起源和演化、农业和手工业起源及传播、文字起源和演化与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的文明形成标准等有重要意义，探索了中华文明的早期路径。例如，170万年前的河北泥河湾遗址群具有东亚人类演化的完整序列，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被取代的现象；1万年的燕山、太行山遗址群有着世界最早的旱作农业，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等有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早商遗址的朱书陶文等符号、贾湖刻符、双墩刻符、柳林溪刻符等，使甲骨文之前的汉字演变序列日渐清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识有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的社会结构、都城和水利等大型公共设施、礼器系统和礼制制度等，这比西方“城市、文字、冶金术”三要素更能体现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从起源阶段开始，中华文明就既符合人类文明演变的普遍规律，又有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出土文献、商周以降的水利工程和交通体系、先秦以来的国家治理史及敦煌学、吐鲁番学、藏学、西夏学、蒙古学、少数民族史等研究，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日益清晰地证实早期“古国”的“相互作用圈”形成“最初的中国”，奠定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雏形；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发展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全国性交通设施、共同创造了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政治制度成果、共同升华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大一统理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冷门绝学研究表明，中华文明是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创新型文明，这是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但几千年来的自然演化、社会变动等导致部分物质遗存（古迹、古建筑、文物等）、文献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损毁、失传、断层，急需保护修复、系统整理和活态传承。通过多学科融合和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古DNA、高精度测年、数字建模等高科技赋能，冷门绝学在甲骨文智能识别缀合和大数据库建设、地下考古和遗址布局、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出土文献智能化整理、文物数字修复与VR/AR等领域都有重大进展，推进了中华文明的遗产保护。结合AI等高科技，冷门绝学能够有效转化和传播最新研究成果，掌握数字时代的文化数据安全和数字遗产主权。

（三）

冷门绝学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捍卫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等话语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提升中华文明话语权。它揭示了西方学界“民族国家”“帝国”“国族”“内亚”“斯坦”“远东”等概念背后的话语陷阱，反对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超稳定结构论”和“内亚史观”“新清史观”“赞米亚学说”“征服王朝论”等西方话语对中华文明史的歪曲和解构，牢牢把握科学阐释中华文明史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华文明史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的深厚源泉。冷门绝学不仅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可溯源、可转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构建提供源头性、基础性、综合性的学术支撑。它揭示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赓续绵延的完整脉络和交流交融、多元一体、综合创新的鲜明特征，实证从农耕文明到数字文明的经济变迁与国家形态、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呈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观念流转历程，证明多样性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

十年来，冷门绝学研究发生根本转变，涌现出一大批标志性成果。琉球学、历史医学地理学、遗产环境学等应运而生，吐鲁番学等成为国际显学。近代以来“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获得新科技和多学科系统集成的巨大助力，日益呈现出钱学森倡导的“大成智慧学”特色。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冷门绝学研究的重要论述，继续巩固冷门绝学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拓中华文脉和世界文脉研究新领域，促进冷门绝学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区域国别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等领域的分工协同，优化资金支持机制及分类评价、同行评议、政府评价、社会评价等相结合的成果评价机制，探索现代学科体制和传统师徒传承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从而更充分地彰显古代中国、现代中国、未来中国赓续绵延的坚强韧性。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院长、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

一座为和平而生的法律图书馆

和平宫图书馆坐落于被誉为“世界法律之都”的荷兰海牙，馆内收藏了超过100万卷关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国际关系及外交的书籍，是全球最大且最负盛名的法律图书馆之一。自1913年正式落成以来，和平宫图书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始终秉持着以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崇高理想，见证着国际法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

为解决国际争端而生

和平宫图书馆与和平宫的历史发展深度交融、密不可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逐渐激化，俄罗斯在大国竞争中渐落下风。为了限制他国军备发展，俄皇尼古拉二世借着彼时国际和平运动高涨的声势，提议召开国际和平会议。1899年，中、俄、英、法、美、日等26国代表赴海牙参加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会上通过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依据该公约达成协议，在海牙设立第一个世界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最开始的办公地点是海牙一栋年租金仅100英镑的简朴小楼。为了能与常设仲裁法院的宏伟愿景相匹配，各国最终决定为其专门建造一幢法院大楼，其中就包括一座专业图书馆。这一建筑群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最终被命名为和平宫。

从兴建伊始，和平宫就被赋予了超越国界的意义。筹建委员会举办了面向全球的设计竞赛，法国建筑师科多尼尔从216名投稿者中脱颖而出。他笔下的和平宫由花岗岩、砂岩和红砖建成，融合了欧洲新文艺复兴和哥特风格，饰以象征和平与正义的符号，彰显出华美隽永的风范。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确认这座建筑承载了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象征着世间的普遍善意和希望，故各国决定捐赠建筑装饰材料和代表本国的艺术品作为支持。例如，意大利提供了大理石，巴西运来了稀有木材，中国捐赠了珍贵的景泰蓝瓷瓶，钟楼上的时钟来自瑞士，铭刻着“愿吾之钟声宣扬和平之音”。和平宫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但具象化了国际社会对和平理想的共同追求。

和平宫图书馆的首要职责就是为和平宫内的国际机构提供用于法律研究和法理论辩的资料。它既是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搜集者、保管者，也是百余年来国际法治实践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常设国际法院都设在和平宫。作为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和最主要的司法机关，截至2026年3月，联合国国际法院已发表了160份判决书和31项咨询意见，将国际法治带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服务国际法治的文献典藏

自建成以来，和平宫图书馆一直作为国际法标准图书馆为国际法律界提供服务。1916年，荷兰著名法学家雅克·奥本海默之女埃尔莎·奥本海默为和平宫图书馆设计了《和平宫图书馆目录》，这一目录成为图书馆进行各类出版物分类的核心指南。在1916年至1952年间，目录学家雅各布·特尔默伦继续编纂《和平宫图书馆目录》，形成了一个由7卷本组成的庞大谱系。从1980年起，为了优化信息检索，图书馆又在目录中添加了一个包含约4200个关键词的系统性词库。关键词提供英语、法语、荷兰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并且内含与其他词语或术语的层级关系，建构了一个国际法的知识网络。虽然自2020年开始，图书馆的自动化系统不再直接支持这套国际法系统分类法，但它依然全面反映了图书馆的馆藏结构。今天，和平宫图书馆的馆员们依然潜心于国际法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图书馆常年提供学术研究指南，不仅提供相关细分领域的精简介绍，还紧跟学界最新动态，筛选、推荐特定的书籍、文章、数据库以及其他重要资料，为国际公法与私法、国内法与比较法、国际关系、外交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研究提供指引。图书馆还提供了它认定的200家最顶尖国际法期刊的名录。通过对各类文献的搜集、筛选和编录，和平宫图书馆在国际法律界保持着长久和独特的影响力。

和平宫图书馆以其丰富的国际法典藏而享誉全球，同时收藏着大量比较法与各国法律文献，以及外交史和冲突地区历史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收藏是格劳秀斯特藏、和平运动特藏。格劳秀斯是17世纪著名荷兰思想家、国际和平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被许多国际法学者誉为“国际法之父”。1914年，海牙著名出版商马丁努斯·奈霍夫将其个人收藏的格劳秀斯巨著《战争与和平法》捐赠给了和平宫图书馆。这套藏品包含44个版本，包括拉丁文的原著，以及法文、英文、德文和荷兰文版。其中一本是1625年首版第3次印刷本，尤其珍贵。和平宫图书馆随后不断扩充关于格劳秀斯的收藏，包括1609年的《海洋自由论》和1631年的《荷兰法学导论》，甚至收录了他在语文学、历史学、神学以及诗歌方面的著作，最终编纂了涵盖所有已知印刷著作版本的《胡果·格劳秀斯印刷著作书目》。

和平宫图书馆的和平运动特藏是关于1900——1940年间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诸多团体和个人的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相关书籍、小册子、传单、会议报告、剪报、信件和照片，大部分为荷兰文，也有英文、德文、法文和其他语言的书籍和文件。这一特藏收录了约1500件藏品，重现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指向了国际法治所追求的和平主题。这些藏品被编纂成《和平特藏——和平运动相关档案集》，于1993年和2011年两次出版。2004——2005年间，荷兰皇家图书馆的国家保存计划为这些藏品制作了微缩胶片，并开展了大规模数字化工作。

数字化时代的国际法传播中心

和平宫图书馆不仅为常设仲裁法院、过去的常设国际法院以及今天的联合国国际法院提供文献支持，还为同处于和平宫的海牙国际法学院提供服务。如今，和平宫图书馆向社会大众打开了大门。只要持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50欧元的年费，就可以办理图书馆的阅览卡。2007年，一座现代风格的新图书馆大楼在和平宫的花园中拔地而起，通过一座玻璃廊桥与古老的砖砌主楼相连。阅览室设施齐全，休息区配有舒适的沙发、扶手椅、茶几，以及当天的《世界报》《时代周报》《卫报》等报纸。与休息区隔厅相望的历史阅览室收藏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法典和法规，并常被用于举办讲座及其他特别活动。和平宫图书馆已然成为海牙一处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

未来，和平宫图书馆将不再仅以书籍和信息为核心，而是更加注重受众的感受。为了打造更好的数字化用户体验，当前和平宫图书馆已经进行全面更新，积极拓展服务范围，提供涵盖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多媒体资料等在内的数字资源访问权限，并不断升级在线目录，大幅提升查全率与查准率，节省用户检索时间。数字革命让时间、地点与行为可以分离，这使和平宫图书馆不仅是借阅书籍的实体场所，更成为全天候、跨国界传播国际法话语的知识中心。

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

薛瑄（1389——1464年），明代著名理学家，从政20余载，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无论身处州县，还是位列中枢，薛瑄始终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留下“光明俊伟”的官声。《从政名言》（又称《从政录》）是薛瑄结合一生仕宦实践与理学思考撰写的政论集，系统阐述了为官从政者的修身准则、为政理念与处事方略。

正大立心

《从政名言》有言：“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所谓“正大立心”，首先是指“使万物各得其所”的大志，以及随之而来的“忠诚为国之心”，故《从政名言》特别推崇范仲淹，认为他之所以能够“事业显著，而名望孚动于天下”，正是因为怀有“一片忠诚为国之心”。

忠诚为国，就要尽忠职守。薛瑄认为，朝廷“设官之本意”，是为了让“从仕者”去“养人”，但“今之从仕者”往往拿公职来“养己”。基于此，发出了如下质问：“有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表达了对“假官柄以济贪欲”的强烈反对。做官尽忠职守是本分，职责履行得再好，也不能自矜功伐。对于一些做成了一点事情就“数数为人言之”的官员，薛瑄给出了“陋亦甚矣”的评价。同时指出，古代的圣贤即便“功满天地，德冠人群”，都能够“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分所当为”。

“富贵易至溺人”，如果一个人总是“交驰于声利之场”，那么正大之心就“存焉者寡矣”。《从政名言》建议，官员在本职工作外，不宜有太多社会活动：“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薛瑄直言：“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尤其要警惕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人：“不可因人曲为承顺而遂与之合”，只有“以义相接”的人，才“可以与之合”。很多官员之所以“取不义之财”，往往是“欲为子孙计”，这是一种“惑之甚”的做法。“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义之财即便“积金如山高”，也一定会被子孙迅速散尽，甚至带来灾祸。

薛瑄将官员的廉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二是“尚名节而不苟取”，三是“见理明而不妄取”，这类人把“不妄取”视为自己的本分。薛瑄认为，一个深知为官本分、唯恐自己不能尽忠职守的人，是根本没有心思去作奸犯科的。而一个人如果以正大立心，便会“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而“不为区区声利所动矣”。

光明行事

所谓“光明行事”，首先是指处理政务“一出于天道之公”，唯其如此，才“足以服人”。“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为此，薛瑄建议从政者“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以便使事情“无瑕隙之可议”。

“法者，天讨也。玩法所以玩天也，敢不敬乎！”对于法律应有敬畏之心。要避免“玩法”，就要法立必行，“法立而行，则人不玩”。如果“立而不行”，那么一定是“适足以启下人之玩而已”。对于拿法律做交易的“卖法”行为，薛瑄认为“卖法”会“使良善之冤抑不伸”，“不惟不能治奸顽，而又所以长奸顽”。此外，执行法律要公私分明，既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也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应一切以法律为准：“或重或轻，一付之无心可也。”这是“光明行事”的第一层意思。

在立法层面，“中者立法之本”。立法时应以“公平正大”为原则来“制其轻重之宜”，不能“因一时之喜怒而立法”，否则就会“不得其平”。这也是“光明行事”的第二层意思，即“作官，一事不可苟”，所有事务都应处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因此“事无大小，皆当致谨”。谨慎行事不是胆小怕事，处事不仅要“为之以艰难”，还要“断之以果决”。

“光明行事”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官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识最先，作事次之。”因为“去弊当治其本”，而高明的“识”是准确抓住根本的前提。“事才入手”，便需要“思其发脱”“应事最当知几”，无论是高瞻远瞩，还是把握时机，都有赖于“识”的引领。基于此，薛瑄认为官员必须“通经有学术”，如果“不学无术”，那么即便“有小能”，也无法“达大体”，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处理政务。

诚敬爱民

在官民关系问题上，《从政名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倡导官员以诚敬之心对待民众。薛瑄认为，一个一贯真诚、忠信的人，往往“言出而人信之”。至诚之人一定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相反，“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他读到《尚书》“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之言时感叹道，无论是“处己接物”，还是“事上接下”，“皆当以敬为主”。

薛瑄认为官员对民众应有“仁爱之心”。他常以《左传》中“视民如伤”之言自勉，认为官员应当像爱自己的亲属那样去爱护民众，这种意识“当铭诸心”“无时而忘”。薛瑄指出，古人所讲的“王道”，其本质就是“真实爱民如子”，而只要有一个人“不获其所”，古代的圣王就会“为之戚然不宁”。“圣人之仁”尤其表现在“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官员应该首先做到。

士大夫应以天下为己任，即便是最基层的官员，如果“存心于爱物”，也会“必有所济”。这是推行“仁政”的基础。薛瑄坦言，一些政策可能不能保证惠及所有人，但官员“心当常存于厚”，不断去思考能够为更多人带来福祉的措施。为此，官员不可懒政，如果官员“务省事”，那么很多民众就会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帮扶而陷入原本不该陷入的困难境地。当然，官员也不能用过多的政令干扰民众的正常生活，“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对治理亦很重要。“天地不交，无以成化功；上下不交，无以成治功。”站在官员的角度，便是“为政，通下情为急”。薛瑄认为天下最可忧虑的情况，莫过于“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官员不应高高在上，而应切实俯下身子倾听民意。此外，官员对于身边人的说法“不可偏听”“不可轻信”，一定要通过一手材料来“审是实”，避免自己被蒙蔽。同理，下级官员也应做到不欺骗上级，因此薛瑄将“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并列为“做官持己”的三大要点。

薛瑄曾以“居官七要”来总结自己的心得：“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也。”其论从政不尚空谈，以心性修养为根基，将道德自律落到居官理事的实处，立论鲜明、持身严正，体现出传统儒臣清正端方的政治品格和深邃切实的理论思考。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路径，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举措。展望“十五五”时期，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把准科技发展方向，坚持系统观念、尊重产业规律、发挥综合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努力拓宽产业发展新空间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的重要意义

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既是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必然选择，也是适配未来产业前沿性、不确定性特征，完善制度创新的关键部署，更是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堵点、破解“死亡谷”困境、释放创新效能与经济潜能的重要路径。

抢占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需要。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一样，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力量，是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和竞争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变量。加快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能够系统提升我国在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原始创新能力与产业链延展度，努力在关键领域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以确保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针对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制度创新。未来产业具有前沿性、引领性和不确定性，其发展创新不宜采取短期、单向、线性的传统模式，而应当采取系统化、生态式的融合创新模式。加快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的相关工作，是在对未来产业成长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积极回应，是从制度层面为探索不确定性预留空间、为长周期攻关匹配资源的主动部署。

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举措。未来产业具有引领性，不仅能够创造全新的市场增量需求、催生颠覆性的商业模式，而且能够赋能传统产业，充分挖掘和加速释放巨大的经济潜能。从基础研究和概念验证出发，历经小试与中试，进而实现商业化导入和大规模产业化，被认为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实践中，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一些堵点卡点，制约整体创新效能的持续提升。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正是着眼于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全部节点，有助于帮助创新型企业成功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的特征

未来产业以颠覆性前沿技术为底层架构，这类产业培育壮大既需要科技创新“从0到1”的突破性发展，也需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是指面向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围绕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商业应用的全过程、全周期，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打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迈向“1到N”的规模化发展的全链路。

全链条培育体系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全链条，不是只依靠某一环节的单点突破，而是需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各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与协同发力。例如，有的地区明确提出通过平台建设、科研攻关、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等多个方面发力，促进形成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其次，从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律来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出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众多，在要素资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发展未来产业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用力。培育体系需要主动适应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建立健全动态甄别评估调整机制，积极研判发展态势，努力甄别重点领域，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战略布局。再次，未来产业培育周期相对较长、不确定性高，需要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提供更加精准化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支撑培育体系。最后，培育体系不仅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且要提升人才、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尤其是提高协同配置效率，形成多个链条相互促进的创新发展生态。例如，有的地方提出构建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即项目经理团队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聚区支撑。

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的重点举措

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是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人才供给的系统性工程，是“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为了降低技术发展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解决未来产业技术路线难以把握、市场用户接受度不够高等问题，应在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等方面协同发力，在战略上聚焦重点择优发展，在路径上重视因类施策、梯度培育，在保障上重视投入增长与风险分担机制建设等。

强化原始创新供给，筑牢未来产业技术根基。增强对未来产业技术的预见性，精准把握前沿技术演进方向，加大对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开展体系化技术攻关。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突出创新贡献与转化实效，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攻关、联合创新的良好生态。推动东部地区发挥科技人才优势打造创新策源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区分不同领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引导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依托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试工作。

健全未来产业长期稳定投入机制，优化耐心资本生态。为降低产业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推动解决缺乏早期投资、长期投资等问题，应有序发展创业投资，统筹建设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多种来源的长期资本加大对未来产业早期项目的关注，持续优化项目盈利考核机制，更多以长期技术突破与产业贡献为评价标准。支持商业银行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专项产品，培育形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良好投融资环境。结合地方相关成功经验，优化推广“拨投结合”等支持引领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突破的体制机制。

协同推进市场准入、场景培育、要素配置三位一体改革。建立未来产业相关典型应用场景清单，围绕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智慧健康、智能网联等领域开展示范应用，加快培育标志性产品与头部企业，积极推动在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重大工程等领域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应用示范场景，充分考虑不同阶段产业发展的多元需要，健全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持续完善应用场景创新激励机制。积极参与脑机接口、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统筹推进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量子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与建设，促进算力、数据、技术等有序开放和高效配置，探索适应空天、频谱、深海等新型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围绕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学科设置，鼓励“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强化战略科技人才、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和专业投资人才、项目经理人队伍建设。

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了降低未来产业发展生态发育不全导致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要解决经营主体少、产业链上中下游协作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要加快推动创新资源向创新型企业汇聚，进一步壮大科技领军企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瞪羚和独角兽企业，加快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针对企业从创办到发展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构建覆盖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梯度培育体系，通过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稳扎稳打、健康成长。同时，引导各地方立足自身禀赋和优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未来产业，特别是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动实现优质要素资源集聚、产业互动高效紧密、创新生态体系完备、基础设施更加适配。鼓励未来产业的链主和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中心，前瞻谋划布局新赛道，积极加大研发投入，搭建共性技术平台和强化技术储备，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所长）

如何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提问：刘军伟 河南省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请问，如何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解读：王虎学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群众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指导意义。新时代新征程上，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社会思潮多元交融，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理论能否深入群众并转化为现实力量，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全面准确理解这一重要论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而深远。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基本意涵

深刻理解“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经典论断，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之中。在当时的德国，思辨哲学体系仍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思辨哲学家们将宇宙万物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扬弃与复归，把理想中的彼岸世界视为现实世界的本质，却置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于不顾。与此同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理论批判虽然激烈，却始终停留在宗教和观念的层面，未能触及现实的社会结构与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突出了“现实的人”的实践主体地位，深刻揭示了“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内在机制，有力批判了将理论视为自足观念的唯心主义倾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与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物质利益难题”的出现让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国家与法并非黑格尔所许诺的普遍理性的化身，抽象的理性、道德与正义也处处被现实的物质利益所操纵和支配。这种“应然”与“实然”的剧烈冲突，从根本上表明，思辨哲学那种试图仅凭思想批判来改造现实的信念已无法维系。通过系统反思思辨哲学的根本局限，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这对经典范畴，并初步阐明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批判的武器”，指的是理论批判与思想斗争；而“武器的批判”，则指向以革命实践为核心的物质性行动。马克思明确断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一判断蕴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第一，理论无论多么科学、严谨或富有感召力，其本质上仍属于思想观念的存在，无法替代实践本身对物质世界的直接改变。第二，实践活动作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构成了摧毁旧世界、构建新秩序的根本途径。由此，马克思将实践，尤其是革命斗争实践，确立为改变现实的根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在实践面前毫无作为。马克思认为，理论虽然不能代替实践，却能够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从而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正是在这一论证脉络中，马克思作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论断：“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本身属于精神性的观念存在，无法直接作用于物质世界，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认同、所掌握，就不再是停留在书本或头脑中的抽象理念，而是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行动。

理论来源于实践，还需回到实践中去。理论若不能转化为群众的认识与行动，便只能停留在抽象思辨的领域；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具体来说，理论为群众提供符合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规范，群众一旦将其内化为自身认知框架、思维方法及价值追求，便能在实践中自觉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而使精神力量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在这一意义上，理论不再只是“批判的武器”，而是经由群众而获得了“武器的批判”所特有的物质力量。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思想的力量既体现在解释世界上，也体现在改变世界上。要想革命与实践取得成功，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与实践作为“武器的批判”都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科学的实践观，但他关于理论与群众、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述，已然指明了从“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践行“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逻辑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理论思维之于民族进步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理论不断掌握群众、持续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作为推进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的不竭源泉，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转化为改造中国的磅礴物质力量。

回顾党的早期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体现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经过亲身实践、反复探求、深入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理论要掌握群众，就不能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手中，必须走向广大工农群众。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工人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形式，用通俗语言向工农群众阐释剥削根源与解放路径，使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将抽象理论转化为亿万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诉求与革命动力。延安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经由群众路线的方法，转化为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磅礴伟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让哲学理论从书斋走向群众。对此，毛泽东曾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依靠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工业化建设高潮。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曲折，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弃依靠群众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并在探索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这一时期，真理的力量表现为党领导群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改革开放后，党的理论创新再次展现出掌握群众、推动发展的巨大能量。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通过大规模的学习、宣讲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党的先进理论内化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自觉追求，中国由此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连续高速增长奇迹。这充分证明，科学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便能迸发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伟大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

回望百余年历程，中国共产党践行“理论经由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实践逻辑清晰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其历史性成就生动昭示了，真理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人民，理论只有彻底地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强大的历史伟力。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使科学理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释放出更加磅礴的真理力量。

推动理论更深入、更广泛地掌握群众的重要要求

毛泽东强调，“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过程中汲取力量智慧，重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与利益关切，推动科学理论为群众所理解、认同并践行，不断在伟大斗争中锻造和检验理论与群众结合的实际成效。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理论更深入、更广泛地掌握群众，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个重要要求。

不断追求和保持理论本身的彻底性。“彻底”的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事物的根本”，同时要求理论具备自我革新的能力。“事物的根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的彻底性就要跟进一步。因此，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根本问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切，始终保持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与引领力。唯有如此，理论才能具备征服人心的真理力量，获得持续的生命力，真正把握住“事物的根本”，从而说服人、掌握人、引领人。

理论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理论贴近群众，才能更好掌握群众。一方面，人民群众身处实践第一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为敏感、感受最为深切，也最为聪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作为推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竭源泉，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新认识、作出新概括、形成新成果。另一方面，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理论传播。要善于运用现代数字技术，采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内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使群众在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中自觉接受理论。

理论必须引领并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理论不能停留于思辨的王国，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发挥作用。实践成效，是理论掌握群众的最终检验标准。新征程上，要坚持将理论指导落实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完善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中，聚焦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通过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改革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理论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唯有如此，理论才能真正成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完成从精神力量向物质力量的现实转化。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发展亦永无止境。新时代新征程，尤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始终坚持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持续推动理论掌握群众并转化为物质力量，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进而指引并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思想动能、凝聚气势磅礴的群众伟力。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地域性、多样性、包容性特征。同时，它作为一个地方长期历史积淀、风土人情、发展实践和智慧结晶的综合体现，是一个地方的独特标识、人文品牌和精神特质。我们要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价值，彰显地方特色文化优势，发挥文化生产力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及全国，其中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既有宏大理论的建构，也有对具体文化遗产的深情嘱托，为我们更好延续地方特色文化指明了方向。

地方特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共同构筑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潮州考察时强调，“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在内蒙古赤峰考察时强调，“中华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是由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共同构成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一体多元的特性，体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具有各自特色。保护地方特色文化，就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保护地方特色文化，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广东广州考察时强调，“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在江苏苏州考察历史街区保护传承时强调，“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历史文化遗存视为城市的“灵魂”和“生命”，反对大拆大建，倡导“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强调保护特色文化不仅是保护建筑、文物，更是保护人们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归属，将文化传承从物质层面跃升到了“精神生命”的高度。

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地方特色文化在利用中更加鲜亮。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贵州黔东南考察时强调，“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亮”；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强调地方特色文化不是封存的古董，而是融入现代生活、转为发展优势的活态资源。从“继承”到“活化”，系统回答了地方特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问题。

地方特色文化与文旅融合、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深度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考察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在贵州毕节考察时强调，“特色苗绣既传统又时尚，既是文化又是产业，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而且能够推动乡村振兴”。这些重要论述将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文化是构成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与发展质量的内在变量。

充分发挥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稳定性的重要资源，通过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着生产力价值的独特作用。

文化生产力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定性，产出既具经济价值，更具精神价值。从生产力理论来看，文化生产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生产对象、生产模式的全面革新。生产要素方面，文化劳动者从单一、专职的脑力劳动群体演化为集专职、兼职、智能机器等形式于一体的混合文化劳动主体，创意、知识、符号等非物质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文化生产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并渗透到文化生产全过程。生产对象方面，文化劳动对象由有形延展至无形的意象、情感体验等精神领域，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获得新生。生产模式方面，生产者、消费者身份重叠，用户生成内容、众创共享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文化生产不仅生产出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是生产消费文化产品的主体，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

文化作为现实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包括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两种实现方式。文化经济化是文化转化为经济形态，形成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构成文化市场、文化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属品，而是引导和塑造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产品化开发进入消费市场，传统节庆活动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文化IP衍生出影视、游戏、文创等多元业态。经济文化化是文化价值在各经济领域的转化应用，将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通过植入文化元素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品牌竞争力，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无论是文化创意赋能制造业设计创新，还是文化体验带动现代服务业品质提升，都是经济文化化的生动体现。

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彰显的是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一是价值引领力。地方特色文化通过塑造社会共识，将个体价值追求与国家和区域发展目标相统一，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和政策执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理念，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二是要素激活力。地方特色文化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通过现代生产方式激活文化资源的内在价值，实现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统一。历史文化遗迹、传统技艺、民俗风情等文化资源，经由创意转化和市场化运作，成为带动就业、促进增收、繁荣地方的重要资本。三是产业提升力。地方特色文化与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重塑了产业形态，推动产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文旅融合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发展，“文化+农业”催生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文化+制造”提升产品文化内涵和品牌溢价，共同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精神构建力。各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文明新风培育，推进移风易俗。人们在参与文化传承和创新活动中，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自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

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30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黔西观音洞文化被誉为贵州“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北京周口店史前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南北两大代表。各族群众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耕耘生活，留下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阳明心学，是中华思想史的高峰时刻；屯堡文化，是明代汉文化的活化石；村超村BA，成为群众文化自组织的中国样本。特别是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的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四大文化工程”，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以不同方式彰显着地方特色文化的突出特性。

红色文化是鲜明底色。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始终是“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

民族文化是美丽名片。贵州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聚居地，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多样的民族文化在贵州这片大地上相互交织，既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在贵州逐步形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

阳明文化是重要标识。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全省现存王阳明相关遗址遗迹18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进修好共产党人“心学”、助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开展中外哲学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特色文化名片。

屯堡文化是活态遗存。起于秦汉筑长城、置屯戍，延至明代北修长城、南置屯堡的军事防御与边疆经略举措，留下了“北有万里长城、南有千里屯堡”两大文化奇迹。明代在贵州境内置29卫、127所、2000余个屯堡，大量屯堡村寨得以集中、完好保留，其地戏、服饰、语言、建筑至今活态传承，为研究明代汉文化提供了“活化石”，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资源。

此外，贵州还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最多的省份之一，多样的自然生态和遵循敬畏自然的生活习俗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多元的生态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深入拓展地方特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贵州实践

发挥地方特色文化优势、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是战略方向问题，更是路径方法问题；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命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论述，必须将文化生产力的价值引领力、要素激活力、产业提升力、精神构建力，深度嵌入产业升级、提振消费、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让地方特色文化成为新时代最持久的竞争力。

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科技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支撑。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打破文化传播的壁垒，拓展文化赋能的边界。近年来，贵州发挥红色资源与数字资源整合优势，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浸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以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联动等数字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示长征文化，推动沉浸式红色文化旅游业态升级。同时，贵州建成“渲染超算中心贵阳算力节点”一期项目，已为150余部影视作品渲染提供算力支撑。要进一步强化技术赋能、完善制度保障、激发主体活力，推进文化和科技跨界融合，通过产业链重构与生态培育，催生文化新业态，重塑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

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当前，文化消费正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贵州大力实施“四大文化工程”，全力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文化消费持续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2025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9%、11.1%，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要积极适应消费新形势新趋势，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加强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红色旧址等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利用，拓展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提供更高品质、更加丰富、更多创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文明新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纽带。近年来，贵州“村超”“村BA”“村马”“村T”“村舞”“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以其蓬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引发广泛关注。这些“村字号”活动反映的是向上向善向美的文明乡风，呈现的是贵州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生动图景，展示的是幸福中国、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良好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扬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美德，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彰显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保障，更需要柔性的文化滋养。贵州在基层治理中创新民歌普法、寨老议事会、民情调解室等载体，有效促进了乡村社区和谐稳定。贵州省政协创新开展“院坝协商”“社区协商”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助推普法宣传教育、规范村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价值引领、道德教化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弘扬良法善治，增强治理主体的文化认同，达到以文化人、成风易俗的良好治理效果，形成群策群力的浓厚氛围，推动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的综合性效能提升，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

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强调，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不仅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涵。聚焦能源安全与创新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采访嘉宾：刘吉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北电力大学原校长

吕文斌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本报记者：王翠娟

能源问题需要战略应对

学习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又是如何规划解决这一战略问题的？

刘吉臻：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物质基础。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很重要，能源安全同样重要。当前，我国能源发展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意味着对能源的需求会快速增长。所以，不仅要保障当前的能源供给，还要有长远眼光，确保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能源保障。以电力来说，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万亿千瓦时，预计203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3.5万亿千瓦时左右。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我们还将有3.5万亿千瓦时左右的增量。这是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是世界能源强国，2025年其全社会用电量约4.5万亿千瓦时，而我们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再增加一个接近美国的用电体量，压力是巨大的。

这么大的需求怎么来保障供给？我国能源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富煤、贫油、少气”，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其供给极易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绿色转型，尤其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后，高碳的化石能源将逐步减量退出，谈何容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多次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面对能源发展的多元目标，提出要统筹兼顾、先立后破，做好顶层设计。特别是，2014年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即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这一战略指引我国10多年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走出了一条中国能源创新发展的道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并正在向着能源强国的目标迈进。

吕文斌：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当今世界，能源问题是各国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很多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都是围绕能源在做文章，抓住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

战略问题需要战略性应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煤、油、气、水、核、风、光多元发展，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能源自给率总体保持在80%以上，能源绿色集约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全面升级，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能源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能源技术水平从整体落后攀升至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全球领先。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更好激发能源新业态和新型经营主体活力。质优价廉的新能源产品遍及世界各国，通过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方案。

化石能源兜底保障作用发生了本质变化

学习时报：一段时间以来，中东紧张局势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再次成为焦点。这次局势升温暴露了全球传统能源体系的哪些结构性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

林伯强：中东的紧张局势再次暴露了全球传统能源体系高度依赖单一输送通道的结构性风险，一旦局势升温，即便供应并未实际中断，市场也会提前作出反应，预期本身可以成为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库存偏低、备用产能不足的情形下，全球油气市场的缓冲能力明显减弱。一旦航运受阻，运费、保险费和风险溢价往往同步攀升，压力迅速传导至终端用户。天然气市场同样如此，随着液化天然气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风险呈现跨区域扩散趋势。

刘吉臻：现在，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与之前相比发生了本质变化，我们对此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种变化。过去，化石能源是主体能源，承担的主要是常规供给功能。今天，化石能源的角色正在从“主体”向“兜底保障”转变，即在新能源出力不足时发挥调节和支撑作用。化石能源的“兜底”不是被动维持，而是主动服务于能源转型全局的战略安排。

吕文斌：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化石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量兜底。2025年，我国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约占八成，在迎峰度夏度冬、用电高峰等关键时段稳定支撑全社会用能需要。二是系统支撑。我国多个省级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占本地用电负荷的比例最高已突破60%，其波动性、随机性特点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较大压力。因此，煤电仍是“十五五”期间最可靠、最经济的支撑调节电源。三是战略安全作用。通过加大国内勘探开发、推进进口多元化、提升石油储备能力等举措，我国持续增强供应安全韧性，有力有效应对了今年以来多轮地缘冲突带来的风险，保障了国内成品油市场的稳定运行。

与此同时，化石能源兜底保障的功能和内涵发生了深刻转变。一是从增量主导向调节支撑转变。10年前，我国能源消费增量大部分来自化石能源，而2025年能源消费总量增量中超过70%由非化石能源提供。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常规基荷定位，逐步转向深度调峰、快速响应，重点在新能源出力不足、负荷高峰及系统波动时补位兜底。二是从燃料用能向燃料与原料用能并重转变。过去化石能源以燃烧发电、供热等领域的燃料消费为主，如今在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原料属性更加突出，原料用能对化石能源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21年的13%提高到2025年的129%。三是从独立保障向多能互补协同转变。煤炭作为我国主体能源地位稳固，一些石油消费场景难以实现电气化，原料领域对化石能源依赖度依然较高。通过充分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积极稳妥发展煤化工，有序实现对石油化工的部分替代，加大交通用能电气化替代，实现了化石能源内部及非化石能源之间协同互补和灵活切换，以国内供给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石油供给不确定性。

学习时报：近年来，我们正在着力推动能源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该如何保障能源安全？

刘吉臻：能源安全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至少应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常态下的安全保障能力，即能源的持续稳定供给。这是一个常规命题，但在能源转型背景下被赋予很多新的内涵。以电力系统为例，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高，系统稳定性面临前所未有的一系列挑战，世界各国已有诸多相关事例，比如2025年4月西班牙电网大停电事件。能源转型带来的新的、更加突出的能源生产、供给、使用等方面的风险，是当前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二是极端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具体来说，一方面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对国际能源格局的冲击，例如相关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关键通道的管控，使全球能源运输安全面临严重挑战。同时，能源领域部分原料依赖进口，同样需要依托国际市场供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保障难题。另一方面源于极端自然条件对能源供给的影响。新能源发电受气候气象条件影响较深，比如台风可能造成风力发电机组倒塌、损毁，使得大面积的风电光伏脱网；连续性的无风、无光、严寒等极端天气会大大降低发电效率，影响电力供应；等等。

在实现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直面诸多能源安全的命题，亟须树立大能源安全观，并将之作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内容。需要明确的是，绝对的安全并不存在，安全是相对的，应逐步、持续提升我国能源系统安全的韧性水平，这是能源发展建设的核心内涵。对此，一是推进能源储备，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战略储备。当然，储备也只能提供相对安全，维持时间有限，但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的能源储备体系，是切实可行的重要举措。二是推进能源供给的自主化。虽然我国在能源资源禀赋上面临缺油、少气的制约，但新能源及其他化石能源相对丰富，而且我国正在推进以电代油、以电代煤、以电代气，绿电发展也十分迅速，使能源供给体系不再受制于人理应成为能源安全应有的内涵。

林伯强：在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影响加大的背景下，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面对多重的不确定性，进口来源多样化、更积极的本土能源开发以及区域合作，正在成为各国强化能源体系韧性的共同选择。在各种应对策略中，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最有效、最现实的能源本土化途径。相较于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特定地理区域的资源禀赋，风能和太阳能具有天然的普适属性，无需跨洲运输，也不受地缘政治冲突的直接影响。近年来，随着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成本的持续下降，新能源已经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增速最快、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对于依赖进口油气的国家而言，新能源的扩容不仅是一项经济选择，更是在复杂地缘风险背景下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点。

实现能源转型要坚持动态平衡

学习时报：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注重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遇到了哪些瓶颈与障碍？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如何推动新型储能行业的规模化发展？

刘吉臻：推进多能互补与深度融合必须完善全国统一的能源电力大市场体系，这对于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完善这一市场体系的核心就在于通过市场化机制破除各类利益壁垒，实现绿电在区域间的畅通交易。以往，绿电跨区域消纳的难点在于输电技术制约与地方利益保护。若仅依赖行政命令或要求局部主体作出牺牲，就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制度安排。通过覆盖电力交易全品类、建立市场化电价机制、完善电力市场治理体系等措施，绿电的环境属性得到了凸显，使购电地区在获得清洁电力的同时，也可获得相应的减排权益或绿色证书收益，从而消除了“买绿电即吃亏”的顾虑。在此基础上，跨区域电力流通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消纳水平，降低了整体电力系统的碳排放强度。因此，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不仅是电力行业提高自身运行效率的需要，也能够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能源转型奠定坚实支撑。

吕文斌：储能是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运行层面，储能是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的“稳定器”。凭借快速响应能力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提升发电可靠性与并网消纳水平；通过与火电耦合运行，弥补火电调节特性短板，拓展调节能力，助力火电从主力电源向调节型、保障性电源转型。产业层面，储能是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既能显著拓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上限，也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产业提供可行的转型路径。例如，压缩空气储能、重力储能为煤炭与油气开采行业开辟新增长点；氢储能、热储能则为化工、冶金等高耗能行业提供低碳转型方案。

储能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但当前二者深度协同仍面临多重现实障碍。技术层面，长时储能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全面支撑新能源长时稳定出力；构网型等储能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电源向电力系统提供惯量与电压支撑。价格层面，现行容量电价政策面向电网侧独立储能，发电侧、用户侧资源缺乏收益保障；储能充电的上网线损与系统运行费用政策机制还需完善。市场机制层面，储能多元应用价值未能充分量化，项目收益模式单一，经营主体盈利能力有待提升。产业协同层面，传统能源、新能源、储能存在分头规划、时序错位现象，装备制造、项目投资、调度运营等环节仍未充分衔接，“风—光—储—火—网”一体化解决方案供给不足。亟须完善技术、运行、产业三位一体的储能政策体系，以赋能新型能源体系高质量构建。

林伯强：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关键在于让储能的价值能够被市场真正识别和回收。当前，技术上已经基本可行，但经济性仍是制约因素。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电力市场体系，明确储能的独立主体地位，使其能够参与电能量、辅助服务和容量补偿等多类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体现其调节和支撑价值；另一方面要推动商业模式逐步成熟，例如新能源与储能协同配置、独立储能电站等，形成相对稳定的收益预期。在此基础上，政策层面可在过渡阶段给予适度支持，帮助行业跨过成本高、回收周期长的早期阶段。从融合角度看，目前的瓶颈不在单一技术，而在体系协调。新能源出力具有波动性，传统能源强调稳定性，两类电源在运行特性和调度方式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导致系统需要更高的灵活调节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的薄弱环节。现行电力体制仍以传统电源为基础，灵活性资源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储能、需求响应等手段参与空间有限。同时，电网在跨区域调配、调峰能力以及数字化水平方面仍有不足，也影响了多能协同效率。再加上储能成本尚未完全下降、技术标准和安全体系仍在完善，这些因素叠加，使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仍面临现实约束。

学习时报：我们正在着力推进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您认为距离“有序替代”目标还有多远？

刘吉臻：应当认识到，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序替代”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宜简单用时间表来衡量。从发电量占比看，风电光伏刚刚突破20%，距离主体能源地位尚有较大差距。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做到清洁、低碳、高效，意味着既要满足我国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做到安全供给，又要促进能源由高碳向低碳多元结构的系统性变革。同时，能源价格还需适应民生福祉，让百姓用得起。这些目标既统一又存在一定张力。我们需认真思考如何统筹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先立后破，在长期有序替代中寻求动态平衡。

吕文斌：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序替代”，是统筹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的核心命题，绝非单一的装机规模扩张，而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增量替代与存量优化的动态平衡。当前，我国正处于清洁能源“有序替代”增量能源需求阶段，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未来5——10年将是推进“有序替代”存量能源需求的关键起步期，核心任务集中在供给效能、系统韧性、终端渗透、机制保障四大方面。

从供给效能来看，装机与发电量占比的差异凸显了供给效能问题，而且清洁能源比重提高背后面临存量煤电功能转型与增量清洁能源高效消纳的双重任务，已经无法单纯依靠装机扩张来完成。从系统韧性来看，面对未来更高比例清洁能源并网后的调峰与保供需求，不仅需要可控调节资源在装机规模上持续发展，还需要解决调节资源的时空布局问题，需要调节资源持续建设与系统优化，这是“有序替代”的安全底线。从终端渗透与机制保障来看，工业、交通等重点领域高耗能环节、公路水运等关键场景电能替代进程偏慢，终端替代的深度与广度仍不足。同时，能源市场体系尚未形成适配新兴主体“有序替代”的价格形成机制与成本疏导机制，清洁能源的环境价值无法通过市场充分体现，煤电调峰辅助服务补偿机制还不到位，跨区域能源交易的壁垒还未完全破除，这些制度性缺口仍需不断完善。

正确理解国家关于未来能源的战略部署

学习时报：能源强国不仅要有强大的供应保障能力，更要有引领未来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在您看来，判断一个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刘吉臻：我非常赞成关于未来能源的提法。未来能源在时间维度上属于远期范畴，应该与近期、中期能源发展任务目标区分开来。未来能源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当下就实现规模化应用，而在于通过科学探索实现颠覆性创新，占据科技发展前沿，实现对未来能源格局的引领。例如，核聚变作为典型的未来能源，其技术突破与应用前景尚不可知，有人提出2040年要实现发电，这种说法既没有根据，也容易误导社会。当前，国家将其定位为以颠覆性创新为导向的未来能源，何时能够用来发电并非当前应关注的重点，关键在于作为未来能源，核聚变值得持续深入研究。明确未来能源与今天已经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新型能源的层次差异，避免将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未来能源技术急于投入现实应用，是准确理解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前提。

判断一项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核心标准应包括：技术的前沿性与颠覆性，是否代表能源科技发展的重大方向；科学原理的可行性，是否建立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潜在的战略价值，是否能够解决能源领域的重大瓶颈问题、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纵深；国际竞争态势，世界主要国家是否在该领域布局，我国若不推进相关科学探索是否会在未来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林伯强：判断一项未来能源技术是否值得重点培育，关键不在于其概念是否前沿，而在于是否具备进入实际能源体系的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规模化潜力。技术不仅要可行，还要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包括资源约束、产业链支撑以及持续降本空间。如果只能停留在示范或局部应用层面，就很难成为支撑能源体系的主流技术。二是系统适配能力。能源技术最终要嵌入电力系统和用能体系之中，能否与电网、储能以及终端应用形成协同，是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个关键判断标准。一些技术单点性能很好，但如果难以融入系统，实际价值会受到限制。三是综合成本与风险。这里不仅是指当前成本，更重要的是未来成本下降路径是否清晰，还要考虑安全性和供应链可控性。如果在关键材料或核心环节上高度依赖外部，长期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此外，还需要考虑其减排潜力和环境效益，但这应建立在前面几个条件的基础之上。总体上看，值得重点培育的技术，应当同时具备规模化基础、系统适配能力以及可持续的经济性，而不能仅凭技术先进性或短期热度来判断。

学习时报：当前，未来能源还处于培育阶段，存在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安全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平衡？

刘吉臻：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未来能源应更多被纳入科学研究范畴。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未知、揭示事物原理，而不以功利为目的，尽管科学成果最终会转化并惠及人类，但这并非研究的出发点。所以，不能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混为一谈，二者是有区分的。

另外，能源转型要算经济账，绿色转型、培育未来能源都是有成本的，技术和经济是孪生兄弟，必须认识到技术经济的科学性。现在普遍使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最经济的目标，但新技术的成熟以及大面积应用，必须建立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对新技术追求的盲目性，降低技术成本需要继续推进科技攻关。

学习时报：培育未来能源，如何做好与现有能源体系的衔接？

吕文斌：培育未来能源、实现与现有能源体系的有效衔接，核心是坚守能源安全底线，以系统思维构建梯次发展、兼容适配、协同升级的能源发展体系，避免转型断档与系统风险，为能源强国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底层支撑。一是筑牢传统能源兜底底座。需摒弃“一刀切”式的退出逻辑，推动传统能源从主力供能向兜底保供、系统调节的基础性角色转型。持续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深度释放调峰潜力，为未来能源的波动性、间歇性特征提供系统冗余，实现供能安全与转型节奏的动态平衡。二是强化风光新型能源桥梁纽带作用。新型能源是衔接传统能源与未来能源的核心桥梁，需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为抓手，完善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机制，持续扩大新型能源消纳空间。同时，依托新型能源规模化发展形成的低成本绿电供给体系，为绿氢制备、可持续燃料生产、新型储能应用提供核心原料与动力支撑，实现能源转型从单一场景替代向全链条融合进阶。三是构建未来能源融合路径。针对核能、氢能、可持续燃料、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需按照技术成熟度、系统适配性实施梯度推进策略。核能领域，需大力支持第四代核电技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的研发攻关，积极探索核能综合利用路径。氢能领域，依托现有工业管网、能源加注网络推进储运体系兼容建设，推动从工业副产氢向绿氢的平稳过渡，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可持续燃料领域，依托现有油气输配、加注体系实现规模化应用，推动与现有燃料供应网络的无缝衔接。新型储能领域，需构建多类型储能协同的调节体系，推动储能全面融入现有电网调度机制，为未来能源规模化接入提供核心调节支撑。

林伯强：从传统能源到新型能源，再到未来能源，本质上不是简单替代关系，而是一个分阶段接续的过程。关键在于把握节奏，避免在体系尚未具备支撑能力时过快切换。在当前阶段，传统能源仍然承担基础保障功能，特别是在电力系统中提供稳定出力和调节能力，这一角色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随着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需要加快储能、电网和调度体系建设，提高系统对波动性电源的适应能力，使新能源逐步从补充电源转向主体电源。在此过程中，新型能源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平稳过渡，更关键的是做好几方面衔接。首先是制度衔接。通过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改革，使不同类型能源在同一体系中形成合理分工，而不是相互挤压。其次是技术衔接。加强电网灵活性、跨区域配置能力以及数字化水平，为高比例新能源运行提供支撑。最后是产业衔接。引导传统能源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转型，避免出现结构性失衡。过渡过程中还需要保留一定冗余和弹性，以应对不确定性。未来能源的发展具有长期性，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现实的路径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多种能源形态的有序接续，逐步完成体系转换。

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推动军事作战筹划变革

随着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战场态势的复杂性、对抗的激烈性、决策的时效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军事作战筹划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颠覆性技术，正深度融入军事作战筹划全流程，推动这一指挥核心环节发生系统性、革命性变革，为在智能化战争时代赢得优势、夺取制智权奠定重要支撑。

第一，军事作战筹划的功能定位有三大变化。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谋势者兴，造势者强。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的变革，深刻重塑着军事作战筹划的功能定位，使其成为连接战争形态演变与作战实践创新的战略枢纽，更是抢占未来战争制智权的核心支点。

作战制权由“制信息权”向“制智权”跃升，军事作战筹划成为夺取智能化战争核心制权的关键。纵观人类战争史，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在不同历史时期成为战争争夺的焦点。进入智能化战争时代，海量数据需要实时传输、获取和处理，无人作战平台需要更加智能自主，“观察——判断——决策——行动”作战链路需要高效快速闭合，这些都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赋能，“制智权”成为主导未来战争胜负走向的关键。谁占有智能技术对作战体系的赋能增益，谁就能据此设计战争、主导战局发展。作战筹划作为将智能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的核心环节，成为夺取制智权的关键，通过以智赋能、以智聚能、以智驱能、以智释能，实现敌我对抗中认知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的高度统一。

作战体系由“刚性链接”向“智能适变”演进，军事作战筹划成为精算深算、体系聚优的抓手。智能化战争时代，信息与智能要素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嵌入作战体系，其泛在联接、自主协同、智能涌现等特性，正重塑战争面貌并深刻变革着力量运用模式。依托智能算法和强大算力，军事作战筹划成为实现“形散神聚”、体系聚优的有效抓手。利用智能赋能作战筹划，能快速高效地分析目标、匹配资源手段、解决高频次跨域协同难题，实现协调规划、并行行动、即时评估，实现作战效能在特定时间目标上的瞬时、高效集中，大幅提高体系运行速度和打击效能，实现全域弹性存在与动态即时聚优的统一。

作战指控由“人在回路”向“人在旁路”转变，军事作战筹划成为人机共谋、谋算耦合的枢纽。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成熟，无人作战系统具有完善的感知、交互、信息处理、决策和学习能力，能够独立实施作战行动。无人作战的占比会大幅度增加，使指挥控制从“人在回路中”向“人在回路上”甚至“人在回路外”转变。人机混合决策成为先敌行动的关键，通过人机混合的云脑决策全新模式，快速优选作战方案，实现即时决策优势。作战筹划由此成为连接人类谋略指挥与机器计算能力的枢纽，在“人主导、机辅助，人定谋、机算力”新型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所谓“人机各展所长，谋算相得益彰”。

第二，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演进，军事作战筹划在五个环节面临深刻变革。

智能赋能，筹变未来。智能化战争时代，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军事作战筹划全流程，驱动其在感知、推演、部署、决策等维度发生系统性、整体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AI赋能态势智能感知，快速锁定高价值目标，为指挥员提供快速准确、全方位的孪生战场图景。智能技术快速整合多源情报，全维呈现战场态势。有的地区冲突中，优势方运用AI系统，通过分析人员行踪、通信轨迹、社交关联等数据，自动标记高风险目标、生成打击清单，短时间内梳理出数千个潜在打击目标，大幅提升了情报研判效率。近期外军的军事行动中，利用国防情报平台与AIP人工智能引擎整合17万张以上卫星图像、电子侦察信号、社交网络痕迹等信息，构建出作战对象核心敏感设施、导弹阵地、指挥中心的三维动态图谱。

二是AI赋能动态迭代测算，根据战场实时调整优化，为作战提供最佳打击方案、打击时机。作战筹划最关键的就是选对打击目标、配好打击力量、选好打击时机。AI依托强大算力，综合研判目标性质、防护强度、战场环境等多重因素，摒弃人工估算的粗放模式，实现精准筹划。现代战争中，AI赋能的炮兵筹划系统表现亮眼，尤其针对无人机蜂群作战，可自主规划集群航线、分配打击任务。在一些无人作战筹划中，有效实现了低成本、高效能的集群作战部署。有实战案例显示，AI系统在动态决策层面展现出毫秒级的自适应能力，当发现对手防空系统异常启动时，可在0.3秒内重新规划空袭航线，降低被探测概率。

三是AI赋能筹划数智推演，精准检验方案可行性，为作战提供了上万种方案及预测能力。筹划推演历来是检验方案、预判胜负的关键环节。传统作战筹划方案推演以桌面作业、人工模拟为主，犹如“纸上谈兵”，难以精准检验方案的实战可行性，更无法充分适配复杂战场环境的动态变化。AI与仿真模拟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方案推演迎来数智化技术革命。有的AI模型系统可运行上万种“如果……那么……”作战场景，精准预测目标逃生路线、打击连锁反应等；同时通过上万种战争场景模拟，生成预测性决策能力，预判战场态势变化，为每种可能性准备应对方案，让使用方在作战中始终占据主动。

四是AI赋能跨域协同作战，打破了传统武器作战的平台壁垒，实现多平台、多武器智能协同。有的AI模型系统可根据目标特性自动匹配弹药与作战平台，比如命令轻型隐形战机携带钻地弹打击地下指挥中心、巡航导弹攻击地面设施、重型隐身战机负责电子压制与空中掩护；在对恐怖主义头目或高价值目标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中，利用综合情报网络，尤其是卫星侦察系统、无人机，对目标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获取准确、及时的定位信息。这种智能化协同让侦察、打击等作战体系形成合力，而非单一平台的简单叠加，大幅提升了整体作战效能。

五是AI 赋能“人主导”转向“机主导”，极致压缩了“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大幅提升了筹划决策时间。AI驱动战斗权限下沉至自动化打击终端，让战争决策的速度和效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近年来的局部冲突，已验证了“去人性化”趋势。目标识别、武器发射等全作战流程可由AI自动完成，人类仅保留形式上的最终决策权。战场上面对瞬息万变的态势，AI实时汇总战场信息、提出筹划建议，指挥员快速审定调整，实现“机算快、人决断”。外军的实战行动中，AI系统每小时可处理数十个目标数据、生成多套备选打击方案，指挥员聚焦目标取舍、行动时机、风险管控等核心问题快速决断，整个决策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90%以上。

总而言之，智能化战争时代的军事作战筹划变革，不仅是先进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是作战指挥体系建设、作战运筹决策思维的重塑。只有深刻理解并主动拥抱这一变革趋势，才能在未来的智能化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王八盒子”：侵华日军南部十四式手枪

国内博物馆的抗战文物展陈中，往往都有一种造型别致的手枪，枪身一侧模糊的“十四年式”铭文，昭示着它的身份——南部十四式手枪。日本侵华时期，大批南部十四式手枪配备日军，成为日军军官、宪兵镇压平民、杀害抗日力量的“随身凶器”，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物见证。

南部十四式手枪虽非重型武器，却凭借其作为日军制式装备的广泛性、在侵华暴行中的高频使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符号。因枪套形似龟壳，中国军民给它起了一个“俗名”——“王八盒子”。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带着中国军民的嘲讽与痛恨，既是对其外形的形象描述，更是对日军暴行的无声控诉。它不仅是一把制式手枪，更是一段屈辱历史的见证，是侵略者穷兵黩武的铁证。

在南部十四式手枪诞生之前，日军的手枪装备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主要依赖进口。“万国牌”装备带来弹药规格不统一、操作方式差异较大、进口手枪价格昂贵等诸多问题，对资源匮乏、急于扩充军备的日本来说，长期依赖进口不仅耗费大量外汇，还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影响，难以保障装备的持续供应。这一问题成为制约日本军事行动的短板，难以满足其持续扩张的野心。日本军方深刻认识到，必须拥有自主研发、批量生产的制式手枪，才能摆脱对进口装备的依赖，满足对外扩张的军事需求。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步伐进一步加快，对制式手枪的需求愈发迫切。1925年，日本陆军正式发布制式手枪招标要求，明确规定新手枪需与现有8毫米口径手枪通用弹药，结构简单、便于量产，要具备一定的自卫威力，便于携带和操作，能够满足军官、士官、特种兵等各阶层、各兵种的使用需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在陆军大将南部麒次郎设计的8毫米半自动手枪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改进，以日本大正天皇的年号进行命名，即“南部十四式手枪”。

该型手枪作为日军的制式装备，从1926年量产到1945年日本投降，累计生产约28万支，其中前期型约10万支，后期型约18万支，被广泛配发给日军各兵种，是战时日军装备数量最多的手枪。南部十四式手枪本身性能低劣，被戏称为“二战最差军用手枪”，但它作为侵华日军基层军官与宪兵的标配武器，在中国战场上直接造成了无数中国平民与抗日军民的伤亡，是日军暴行的重要凶器之一。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区的“扫荡”行动中，日军宪兵常常手持南部十四式手枪，对反抗的平民进行肆意射杀，对疑似抗日游击队员严刑拷打后残忍杀害，无数无辜百姓倒在这款手枪的枪口下。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全然无视《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中禁止使用武器攻击平民的国际法准则，将南部十四式手枪广泛用于城市、乡村、学校、庙宇等非军事区域，对无辜平民实施肆意屠杀。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奋勇抗战，多次在战斗中缴获该型手枪。例如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大捷后的战斗详报中记载“缴获短枪（王八盒子）数支”。新四军粟裕领导的先遣支队在韦岗战斗捷报中提及“我缴获步枪廿余支、短枪二支”。此外，在《百团大战史料》《八路军抗日战例选编》等多处均有在战斗中缴获“王八盒子”的记载。

二战后期，随着日本资源的日益匮乏，南部十四式手枪的生产质量进一步下降，后期型的可靠性越来越差，许多枪支刚出厂就出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日军士兵对这款手枪的抱怨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宁愿使用刺刀，也不使用南部十四式手枪”的说法。尽管如此，由于日本军工生产能力的衰退，无法研制和生产更好的手枪，南部十四式手枪一直服役到1945年日本投降，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覆灭。

哪里有战场，哪里就能投送

在现代战争中，联合作战的深度融合离不开高效的战场投送体系，而战术运输机正是这一体系中衔接战略运输与前线保障的核心装备。它承担着兵力快速部署、装备精准转运、物资紧急补给等关键任务，既能在平整机场高效起降，也能在戈壁、草地等简易场地灵活作业，其性能优劣直接影响作战节奏与胜负走向。

发展史上的三次跨越

不同于战略运输机跨战区、跨洲际大规模装备投送的定位，战术运输机以灵活、适配为特点，专注前线简易场地起降，承担人员、轻型装备的短途投送。

二战时期，为满足战场兵力机动和物资补给的应急需求，战术运输机的雏形应运而生。彼时的装备多基于民用飞机改装，核心诉求是适应前线简易机场的起降条件，解决短距离、小批量投送难题。经典机型C-47便是基于DC-3客机改进而来，凭借可靠的双发活塞动力和简易场地起降能力，在诺曼底登陆中空投数千伞兵，在“驼峰航线”运送150万吨物资，成为盟军“战场生命线”。

冷战时期，地缘冲突加剧与军事技术进步推动战术运输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涡桨发动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装备的推力与燃油效率，短距起降技术日趋成熟，机身结构设计更贴合战场需求，中型战术运输机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装备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一运输功能，开始注重多任务适配性，逐步形成了“轻型——中型——重型”的梯度化发展格局，以满足不同战场场景下的投送需求。

进入信息化时代，战术运输机的发展呈现出技术集成化、功能多样化、体系适配化的特征。数字化航电系统、精确导航技术、防区外投送能力的融入，使其能够适应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威胁战场。同时，与战略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的协同联动更加紧密，成为立体投送体系的核心节点，实现了从单一运输向体系支撑的转型。

战场适应性的硬核支撑

战术运输机的战场适应性与作战效能，源于其核心技术装备的精准研发与集成应用。主流机型多采用涡桨发动机，具备推力大、燃油效率高、可靠性强的特点，适合中短程战术运输，能在沙尘、高海拔环境稳定工作。如C-130“大力神”以四发涡桨动力、22吨载重和短距起降能力，成为全球服役最广的机型，至今仍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役。部分先进型号搭配涡扇发动机，在速度与航程上形成补充，满足快速远程投送需求。发动机与螺旋桨的优化匹配，进一步提升了装备的短距起降能力，使其能在数百米的简易跑道上完成起降，突破地理条件限制。

气动布局设计是战术运输机适应战场的关键。多数机型采用“上单翼+T型尾翼”的经典设计，上单翼可避免发动机吸入地面杂物，提升简易场地起降的安全性；T型尾翼能减少机身气流干扰，增强低空飞行稳定性。同时，机翼增升装置（如襟翼、缝翼）的优化设计，进一步缩短了起降滑跑距离，使其能在山地、戈壁等无铺装跑道上灵活作业，真正实现“哪里有战场，哪里就能投送”。

航电与控制系统的数字化升级，赋予战术运输机精准投送与战场生存能力。现代战术运输机普遍搭载数字化综合航电系统，集成卫星导航、惯性导航、地形匹配导航等多重导航模式，具备全天候、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精确投送能力；部分机型配备防区外投送引导系统和态势感知设备，能实时感知战场环境，规避敌方防空火力，提升高威胁场景下的生存力。此外，自动化装卸系统的应用，如液压跳板、滚轴货舱等，实现了人员、装备、物资的快速装卸，大幅缩短了战场部署时间。

货舱的模块化设计是战术运输机多功能性的核心保障。通过标准化模块切换，同一架飞机可快速转型为人员运输机（搭载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装备运输平台（适配轻型坦克、火炮、军用车辆）或物资补给机（装载弹药、油料、食品等），部分机型还可改装为医疗救护机、伞降空投平台或应急通信中继机，实现“一机多能”，适配多样化作战任务需求。

未来智能化与体系化的深度融合

战术运输机的核心优势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强战场适应性，能突破地理和设施限制，在简易场地完成起降，覆盖大多数作战区域；二是快速响应能力，起降准备时间短、转场灵活，可快速响应突发战事、紧急救援等任务，为战场争取时间优势；三是体系适配性，能与战略运输力量、直升机、地面作战部队形成协同，构建“战略——战役——战术”三级投送体系，保障作战力量快速集结与持续补给。

随着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作战形态的深刻变革，战术运输机正朝着智能化、隐身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加速演进，将进一步强化其在联合作战中的核心支撑作用。

智能化与无人化是未来战术运输机的重要发展方向。无人战术运输机将逐步走向实战应用，集成自主导航、智能避障、集群协同等技术，可执行高危区域投送、反复补给、战场侦察等任务，既可降低人员伤亡风险，又能提升投送效率。同时，有人驾驶机型将融入更多智能辅助系统，如自动驾驶、智能装卸调度、故障自诊断等，减少人为操作依赖，提升复杂环境下的任务可靠性。

隐身化与低可探测性成为高威胁战场的适配需求。未来，战术运输机将采用隐身气动设计、吸波材料和降噪技术，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和红外特征，降低被敌方防空体系发现的概率。通过优化机身结构、发动机喷口设计等，实现隐蔽投送能力，使其能在高威胁战场环境中突破防线，完成关键兵力和物资的精准投送。

动力与能效升级将持续提升装备的作战半径与可持续性。新型动力系统的研发应用成为关键，包括混合动力、变循环发动机、氢燃料发动机等，既能大幅提升燃油效率和航程，降低后勤保障压力，又能增强在极端温度、高海拔等特殊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进一步拓展战术运输机的任务覆盖范围。

多功能与体系化融合将推动战术运输机从“运输平台”向“战场节点”转型。未来机型将集成更多战场支援功能，如侦察监视、电子对抗、通信中继、精确制导打击等，使其不仅能完成投送任务，还能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实时战场信息支持和火力支援，成为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多功能节点。同时，装备将更加注重与其他作战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与无人机集群、卫星通信系统、地面指挥中心的实时数据共享，提升体系作战效能。

模块化与标准化设计将提升装备的通用性与经济性。通过推进任务模块的标准化、通用化，实现不同任务的快速切换，适配多样化作战需求；同时，统一装备接口与保障标准，降低研发、生产、维护成本，提升装备的普及性和可持续性，为大规模列装和长期部署提供支撑。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持续深化，国有企业党建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为破解党建和业务“两张皮”问题，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汾酒集团（以下简称集团）以“党建讲师团”项目为核心，以《汾酒集团党建工作规范化手册》为抓手，创新构建“让干党建的讲党建、讲党建的到一线”的闭环机制，通过标准化开发、系统化培养和实战化演练，将党建工作的“软实力”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探索出一条让理论宣讲直达基层的有效路径。

顶层设计，标准先行。集团党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汾酒集团党建工作规范化手册》核心内容，制定《党建讲师管理方案》。聚焦基层党务工作实际，将组织建设、制度执行、流程规范、责任落实等要求，系统拆解转化为可讲授、可操作、可对照的实务课程体系，既保证了党建课程的政治性、规范性，也为讲师备课提供了清晰指引。聚焦支部建设、组织生活、党务规范、责任落实等实务工作，把“大标准”拆解为“小课程”、把“硬要求”转化为“活教材”，让基层党务工作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推动相关规定从“纸上条文”转化为“岗上行动”、从“刚性约束”内化为“行动自觉”。

严格选拔，系统培育。集团践行“让干党建的讲党建”理念，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选、育、用、评”全链条工作机制。项目打破了以往依赖外部专家培训的传统模式，坚持“内部挖潜、自主报名”的原则。集团向各基层党组织发出号召，鼓励那些既懂党建理论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务工作者踊跃参与。优先选用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熟悉标准流程、扎根基层实践的骨干，组建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讲师队伍。对报名人员和课件进行初审筛选后，组织开展多轮系统化培训。通过“政策解读+专家辅导+案例研讨+模拟演练”的方式，对讲师进行全周期培养，对课程进行全方位打磨。引导讲师立足实践讲标准、结合案例讲流程，用身边事解读制度、用实操经验破解难题，推动讲师从“会干”向“会讲”转变、从“执行者”向“传播者”升级，让课程更接地气、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截至目前，集团组建了60人的讲师队伍，其中，高级党建讲师1名、中级党建讲师18名、党建讲师35名，理论宣讲师6名。

送课上门，实战检验。创新推行“点单式授课、上门式宣讲”模式，依托智慧汾酒平台开通线上点课通道，推动讲师走进一线，把课堂设在最需要的地方。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指导基层，通过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教学、点对点答疑，将党建标准、流程规范、工作方法直接传递到基层末梢，有效破解基层党务工作“不会抓、抓不细、抓不规范”的难题，实现理论宣讲与实务指导同步推进、标准落地与能力提升同步见效。2025年累计开发党建课程41门，授课65场次、时长达120.5小时，覆盖29个单位、4857人次。通过送课上门，基层党建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专业能力持续增强。

闭环管理，长效运行。建立“课程开发——讲师培育——基层授课——效果评估——优化提升”的闭环机制，筑牢理论宣讲提质增效的坚实保障。定期收集授课反馈、评估教学效果，有针对性地优化课程内容、改进授课方式，持续提升项目运行质效。逐项细化工作标准、压实工作责任、健全保障举措，推动各项任务制度化推进、常态化开展、长效化保障，使党建标准落地生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深化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模式。

“党建讲师团”项目是集团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集团通过构建“手册课程化、讲师实战化、课堂一线化、管理闭环化”的工作体系，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切实提升了基层党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凝聚起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加强“党建讲师团”品牌建设，不断完善机制、优化内容，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汾酒集团）

把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安徽省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亳州市局（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要求，着力构建系统化、品牌化、精准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以思想铸魂强根基、以同心聚力促发展，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高举思想旗帜，在固本培元中坚定正确政治方向

亳州市局（公司）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固本培元之举锚定发展航向，确保在时代浪潮中行稳致远。

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亳州市局（公司）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健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制度，建立重点任务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确保上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在此基础上，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根基。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机关、进班组、进所（站），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通过打造“理论研教室”、组建青年学习小组，以“小切口”解析“大道理”，让理论学习更接地气、更具实效。累计制作64部微党课，依托新媒体矩阵广泛传播，有效拓宽教育的覆盖面、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总结形成的“双百工程”赋能青年政治素能建设新实践获评行业优秀工作案例，原创党员教育片《温暖的“韦”光》在行业评比中获得二等奖。

创新宣教路径，增强思想引领力。遵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工作规律，让思想政治工作焕发时代活力。打造“行走的党课”品牌，组织党员干部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创新开展情景模拟课堂、主题辩论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依托新媒体技术搭建“云学习”“云互动”平台，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学习教育常态化、便捷化。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引导，营造同心同德、奋发向上的浓厚氛围。

紧扣中心任务，在融合赋能中彰显服务大局价值

亳州市局（公司）坚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服务大局中彰显价值。

锚定发展目标，凝聚奋进共识。将企业发展战略、面临的机遇挑战、改革攻坚任务，转化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生动教材。依托“亳爱大讲堂”等平台，围绕数字化转型、绩效管理等重点工作，开展形势政策教育，讲清发展前景、讲透目标任务、讲明责任担当，引导全体员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部署上来。通过组织技能竞赛、设立攻关项目、建立创新工作室等，将思想动员转化为实干动能，构建“思想引领发展、发展检验思想”的良性循环。

坚持党建引领，提升发展效能。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打造“青年赋能”训练营、“研学沙龙”思辨课堂等特色品牌，以活动为纽带，架起党建与业务的桥梁。创新构建“书记+”“党员+”工作机制，大力推行“领题攻坚”“揭榜挂帅”项目化运作模式，引导党员干部在技术创新、市场攻坚、服务提升等关键领域挑大梁、当先锋，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实施精准滴灌，回应多元需求。针对员工队伍结构多元、思想活跃、需求多样的实际，摒弃“一刀切”模式，分类施策、精准引导。深入实施“青马工程”，通过“思享会”“实践训练营”等载体，助力青年员工系好职业生涯“第一粒扣子”。组建青年课题攻关小组，围绕业务难点、技术瓶颈开展探索研究，为青年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注重警示教育常态化，结合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开展专题研讨，引导全体员工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筑牢廉洁从业思想防线。

坚持以人为本，在关爱激励中凝聚人心

亳州市局（公司）始终秉持以职工为中心的理念，用真心换真情、用服务聚人心，构建和谐奋进的干事氛围。

畅通表达渠道，架起连心桥梁。建立健全常态化、制度化沟通机制，完善“合理化建议平台”，构建从创意提报到价值实现的全流程管理体系，鼓励员工围绕企业战略、业务痛点、发展瓶颈建言献策。让员工真切感受到组织的重视与尊重，不断增强归属感和信任感，凝聚起“企业发展我有责、企业进步我受益”的思想共识。

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将公平合理的激励体系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持续优化绩效考核与薪酬分配机制，强化业绩贡献导向，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聚焦人才成长，建立“人才储备库”，实施“积分激励”制度，优先安排青年人才轮岗锻炼、参与重点项目，为员工搭建成长阶梯，让员工成长有路径、发展有盼头，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落实关爱举措，传递组织温暖。推动服务资源、力量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心理关怀、困难慰问等活动，扎实推进“暖心工程”建设，用心用情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培育“职工文化节”、运动会等文体品牌，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亳州市局（公司）精心打造“暖心家园驿站”，同时牵头起草全省系统工会驿站建设管理标准，以实实在在的关爱举措凝聚人心、稳定队伍。

夯实基层基础，在强基固本中提升工作科学化水平

亳州市局（公司）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强队伍，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抓实基层末梢，构建“大思政”格局。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明确一线团支部书记“思政工作联络员”职责，鼓励业务骨干、先进典型参与思想引导工作。通过资源倾斜、典型带动，构建起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

建强骨干队伍，锻造“思政轻骑兵”。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标准，加强政工干部和群团干部培养，将系统化培训纳入年度计划，围绕理论素养、宣传宣讲、活动策划、新媒体运用等开展专题培训，全面提升队伍专业能力。健全选拔、培养、激励、保障机制，有效缓解工学矛盾，充分调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一支能力过硬、动力充沛的专业化队伍。

推动智慧赋能，打造数字化新生态。主动顺应数字化浪潮，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数字化转型路径。深度整合优化党建信息化平台，完成“四真党建平台”迭代升级，强化在线学习、活动管理、风采展示等核心功能。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研判员工的思想动态与行为趋势，为精准开展思想引导提供数据支撑，着力构建功能集成、分析智能、覆盖广泛的“智慧党建”体系。

亳州市局（公司）将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化建构、品牌化发展、精准化实施、数字化赋能，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为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提供坚实思想基础和不竭精神动力。

（作者系安徽省亳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

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党群同心”凝聚奋进力量

在巍巍蒙山脚下，滔滔沂河水岸边，一种伟大的精神穿越时空、熠熠生辉，这就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凝结着党的初心使命与沂蒙人民对党的无限深情，“党群同心”是伟大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

“党群同心”是沂蒙精神的灵魂。“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16个字不仅是历史实践的凝练，更蕴含着深刻的逻辑。“同心”并非简单的情感共鸣，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融合。没有这一价值原点，后续的情感与行动便无从谈起。“军民情深”是“党群同心”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地区的具象化表达。人民军队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军民关系本质上是党群关系的延伸。“情深”是军民在共同斗争实践中相互塑造、双向建构的结果。“水乳交融”意味着军与民、党员与群众不可分割。“生死与共”不是计算得失后的选择，而是在极端情境下对“为谁而生、为何而死”的终极回答。沂蒙百姓甘愿以命相护，革命者誓死保卫人民，这铸就了沂蒙精神崇高的精神丰碑。

沂蒙精神以“党群同心”为根基，四者层层递进，价值认同催生情感联结，情感驱动实践融合，融合状态支撑生死抉择。因此，理解沂蒙精神，首先要理解“党群同心”。

“党群同心”是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赓续传承。沂蒙精神之所以可歌可泣、永续永存，关键在于它把党的性质和宗旨落实为实践形态、升华为价值形态，揭示了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基本逻辑：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而领导人民展开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真正跟党走，相信我们党，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之一，其中蕴含了党群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在这里，“依靠群众”已经成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基本经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沂蒙精神正是在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基础上，实现了从“依靠群众”到“水乳交融”、从“政治动员”到“自发奉献”、从“区域实践”到“精神标识”的升华。沂蒙精神中的“党群同心”，则直接指向了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党对人民的初心、人民对党的拥护，转化为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行动，使中国共产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党群同心”是齐鲁文化与沂蒙地域精神的集中反映。“党群同心”深深植根于齐鲁大地的文化基因之中。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齐鲁文化素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忠义诚信”的道德理念、“众志成城”的家国情怀，为“党群同心”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而沂蒙山区山峦连绵的自然环境孕育了沂蒙人民吃苦耐劳、忠厚质朴、重义守信、坚韧不拔的群体性格，沂蒙民众兼具家国大义与乡土深情。沂蒙人民面对民族危亡，在党中央作出“派兵去山东”战略决策时，坚定与党同心、跟党奋斗。沂蒙革命根据地孕育的山东子弟兵，是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进军东北与解放东北的重要力量，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沂蒙六姐妹倾其所有、日夜支前，到沂蒙妇女用血肉之躯架起火线“人桥”，再到百万沂蒙儿女用小推车将物资源源不断推到前线，一幕幕感天动地的壮举，无不彰显着党与人民同心同向、同生共死的深情厚谊。党在沂蒙山区的革命实践，与齐鲁文化、地域精神深度融合，“党群同心”既传承了山东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革命内涵与时代价值。可以说，“党群同心”是山东红色文化的鲜明标识。

沂蒙精神中的“党群同心”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从根本立场看，“党群同心”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传承“党群同心”的精神，才能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从现实需要看，传承“党群同心”的精神，能够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把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来。传承沂蒙精神，就要引导党员干部与群众并肩解决阻碍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从目标追求看，传承“党群同心”的精神，有利于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共识和力量。革命年代，沂蒙儿女舍小家为大家，用行动诠释家国担当。在新时代传承这一精神，就要形成“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思想共识，凝聚起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

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以“党群同心”凝聚奋进力量，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作者系鲁南制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