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高水平核安全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指出，中国实施最严格的安全监管，完善核安全立法和监管机制；2023年7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严格监督管理，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核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核安全监管系统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积极应对核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全面深化核安全监管改革，以高水平核安全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刻认识深化核安全监管改革的紧迫性

站在核事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必须从更高维度、更深层次认识和把握深化核安全监管的紧迫性。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核安全的内涵外延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内外部因素复杂交织。核安全监管作为保障核安全的关键制度性安排，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强化改革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以更开阔的思路、更适宜的策略、更务实的举措，加快由立柱架梁、积厚成势向系统集成跃升。

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核能领域正加速复兴与变革，我国核事业也进入新阶段。从国际上看，老旧核电站延寿与重启，新型反应堆开发建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以及核聚变技术创新发展，都对传统核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从国内看，我国正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核电总体规模达112台，跃居世界第一，近40台机组同时建造的高峰期前所未有，多路径自主创新齐头并进，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堆、海上浮动堆等新型反应堆技术加快布局，核能供热制氢等综合利用更加多元，核聚变正孕育重大突破。我国核安全既面临气候变化影响、供应链可靠性等全球共性问题，也面临核电规模大、首堆新堆多等个性挑战，保障上百台核电机组近百年安全运行、确保核电大规模建设高峰期建造质量成为重大课题。传统监管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提高监管整体性、系统性，与行业发展相匹配，与形势任务相适应。

参与和引领国际核安全治理的应有举措。核安全无国界，一荣不见得俱荣，但一损必定俱损，任何一次新的核事故都可能使核能发展良好形势陡然逆转，核安全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全球性议题，一个国家的核安全监管能力直接影响其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必须坚持命运与共、普惠包容，在新兴领域法规标准等方面实现国际引领，帮助新兴核能国家提升核安全技术能力，为全球核安全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提升核安全监管效能的内在要求。在长期实践中，我国核安全监管法规制度、机构队伍、技术能力、精神文化四块基石不断夯实，审评许可、监督执法、辐射监测、事故应急、经验反馈、技术研发、公众沟通、国际合作八项支撑不断强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在安全标准、政策规划、科技支撑、力量配置等方面与现代化要求还不同程度存在差距。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担当锐意进取，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监管有效性。

蹄疾步稳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扎扎实实提高监管效能

近年来，我国核安全监管系统坚持固本强基、开拓创新，全面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为基础，凝聚思想共识。站稳监管立场，强化各领域全链条严格监管，对影响安全的事项旗帜鲜明严格把关，对弄虚作假、违规操作“零容忍”，推动核行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核安全摆在最高优先级，扭转企业片面追求降本增效、缩短建设工期、压缩大修时间等做法。在安全审评、监督检查、对话交流等监管全过程各环节中突出问题导向，对行业自满情绪高喝一声、猛击一掌，行业长期对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指标高分津津乐道的情况得到扭转，“战战栗栗、日谨一日”“核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理念深入人心。深刻认识把握核安全及核安全监管工作客观规律，打造更加“独立、专业、严慎、高效”的监管机构，加快向风险预判型、精准施策型监管转变。强化与行业的目标认同、价值认同，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实现核事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核安全的良性互动。

以推动责任落实为重点，筑牢安全堤坝。把推动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作为监管重中之重，逐级细化集团公司、平台公司、营运单位以及提供设备、工程、服务等单位各环节全链条责任。重点督促核电集团、营运单位落实对核安全不可转移的绝对责任，对标最高安全标准和要求，有效运行核安全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深入扎实开展经验反馈，“绝对责任、最高标准、体系运行、经验反馈”要求得到行业广泛认同和深入落实。严格执行事件报告制度，鼓励企业公开透明主动报告建造和运行事件，把问题转化为经验。

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主线，固化改革成果。制定实施核与辐射安全法规标准体系现代化建设工作方案，加快推进迭代升级。积极适应核聚变等新技术发展趋势动向，加强监管政策供给。创新实施伴随式审评和保障性监督，有力支撑“国和一号”等对我国核强国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工程项目投入运行。加强同题共答，推动高温气冷堆等全球首堆跨越发展瓶颈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企业采用更具针对性、灵活性的核安全管理策略，在实践中总结摸索首堆新堆特性规律，提升技术成熟性、运行稳定性与经济竞争力。积极适应核电大规模发展形势任务，推动固化“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主力堆型设计，以标准化设计和批量化建设带动核电建设提质增效。推动优化核电厂安全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探索基于标准化堆型设计的堆型安全论证制度。建立全行业季度核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准确把握安全动态，推动消除风险隐患。建立核电集团年度核安全监管对话机制，行业高层同频共振解决重大安全问题。加强行业重要事项集中经验反馈，将重大项目和重要事项提级监管，推动建立健康档案对核设施安全“精准画像”。建立并有效运转M310及其改进型、AP 系列、VVER、“华龙一号”等堆型专班，加强同堆型共性安全问题研究和技术积累。建立完善核基地重要监管信息直报、地区监督站定期监督交流等制度，实现监管信息快速传递。

以提升能力水平为支撑，增强监管效能。加快提升核安全监管技术“硬实力”和科学认知、国际合作等“软实力”。依托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聚力突破试验验证等关键技术，为监管决策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分级分类开展监管专业化培训，强化经验管理，着力打造学习型监管队伍。整合许可、审评、监督等全链条数据资源，构建一体化智慧监管系统，提升监管数智化水平。制定实施提升核能与核安全科学认知工作方案，加强精准化“正能量”宣传，对“假事故”“假事件”坚决说不。印发新阶段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工作方案，完善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安全标准委员会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

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64台运行核电机组、16座在役民用研究堆、20座运行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运行，核电厂非计划停堆数量从2022年的17起降至2025年的4起，运行稳定性持续提升，未发生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2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在建核设施质量总体受控，辐射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

以系统思维推动核安全监管改革行稳致远

面向未来，核安全监管系统将锚定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这一目标，加快推进组织体系、监管理念、方式手段、科技支撑、力量适配、环境塑造、国际影响等全方位现代化。

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确保改革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确保改革方向不偏。深学细悟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方法论，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推进改革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机结合，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聚焦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快改革进程。加快构建现代化监管体制机制，配齐建强专业化专职监管队伍。持续深化核安全法治建设，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核安全法和原子能法，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加强放射性污染防治、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等制度建设。针对新型反应堆、核聚变等新兴技术，新型生产模式等新业态，核电许可证延续、核燃料换料周期延长、频繁参与电网调峰等新情况，健全完善适应性监管政策，不断提升监管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配度。坚持分级分类精准监管，集中力量抓重点、破难点，避免平均用力。

强化技术创新驱动力，注入改革动能。加强行业核安全科研工作统筹，推动设立国家核安全科研专项，集中力量攻坚核心技术“卡脖子”、基础技术“绊脚石”、前瞻技术“拦路虎”等关键问题。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准确把握其在核领域应用的特殊性与阶段性特征，研究制定监管立场文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核安全监管，拓展应用场景，夯实数据基础。

优化核安全协同机制，汇集改革合力。加强跨部门联动协作，强化链接填补空白，加强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深化风险联防联控。强化央地协同，支持地方加强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公众沟通等工作。强化行业力量统筹，科学编制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一体推进科学决策支持、正确信息传播、有效舆情应对与健康氛围营造，大力推进核科普资源库、宣传口径库、新闻口径库、公众沟通知识图谱等“三库一图谱”建设，提高全社会对核能与核安全的科学认知水平。

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坚定监管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在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进程中，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系统总结并坚持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有效应对核能产业发展新形势新挑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持续深化与IAEA等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国核安全监管同行的交流互鉴，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为完善国际核安全标准体系、提升全球核安全治理水平作出新贡献，携手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这一重要部署，将青年利益表达、诉求响应和有序参与置于同一治理逻辑中统筹谋划，体现了“十五五”时期青年工作的新要求。青年身上所承载的现实压力，往往最早映照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技术变革和价值观念变迁中的深层问题。青年表达出来的具体诉求，常常不是孤立的个体烦恼，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被及时识别、主动回应的重要信号。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是提升治理敏锐度、增强政策适配性、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治理高度认识青年群体诉求回应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首先要从全局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青年问题从来不只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演进和制度运行方式紧密相连。青年就业难，表面上看是岗位匹配问题，背后关联的却是教育体系、产业结构、技术替代、区域布局等深层因素；青年婚恋生育顾虑多，看似是观念变化问题，背后却受收入预期、住房成本、育儿负担等影响。青年诉求越具体，越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审视；青年表达越多样，越说明治理体系需要增强感知能力和回应能力。

从政治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既来源于理论教育和价值引导，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只有当青年在求学、就业、住房、婚恋、社会参与等方面真切感受到政策温度、制度公平和治理效能，才会在价值理念上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建设，本质上就是畅通青年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通道，把青年零散的感受、分散的意见和现实的困难，纳入制度化表达、组织化吸纳和体系化回应的轨道之中。

从治理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国家治理的前瞻性和精细化。青年群体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对政策适配、制度公平、机会结构、社会氛围等变化最为敏感。青年表达出来的许多诉求，实际上具有“治理前哨”的意义。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发现能力、趋势研判能力和源头治理能力，把一些风险和矛盾化解在早、处置在小。

从发展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物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为人的发展和社会活力的不断生成。青年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可感知的机会、可期待的公平和可实现的尊严，才能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奋斗意愿、增强创造活力。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不只是为青年减压纾困的现实需要，更是为现代化建设积蓄信心、汇聚力量、夯实后劲。

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利益表达的现实梗阻

近年来，围绕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个案受理和事务性服务层面，正在向诉求研判、风险预警、政策支撑和治理优化等更深层次拓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仍存在一些亟待打通的堵点。

表达渠道不断拓展，但转化能力仍显不足。当前，青年发声的入口类型多样，网络平台、热线服务、基层组织、政务留言、社区协商等构成了较为丰富的情况反映体系。但问题在于，不少渠道仍停留在“接收信息”的层面，缺少对青年诉求的系统归类、深度分析、趋势研判和政策转化。青年表达了很多意见，但哪些属于个体性困难、哪些反映普遍性矛盾、哪些预示着新的社会风险、哪些应当上升为政策议题，往往缺乏有效梳理和及时提炼。这就使得表达渠道的增加，并未充分转化为治理改进和政策优化的实际效能。

响应意识有所增强，但协同程度仍可提升。青年问题大多具有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特征。比如青年就业问题，往往牵涉教育、人社、财政、住房等多个环节；新就业形态青年的权益问题，常常兼有劳动保障、平台规则、社会融入、法律援助等多重维度。如果仍然按照部门边界来切割问题，就容易出现“事事相关、处处碰壁”的情况。有些青年诉求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不是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而是缺少横向协同、上下衔接和政策集成的问题，导致诉求在不同系统之间流转，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应。

网络表达更加活跃，但线下承接仍有短板。数智时代，青年大量诉求首先在网络空间生成、传播和放大。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利益表达的便利性，也增强了问题发现的及时性。但网络表达天然具有碎片化、情绪化和快速化特征，如果缺少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承接，就难以转化为理性、有序的建设性表达。共青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以及社区、园区等基层单元，都承担着将青年线上表达转化为线下协商、将个体困惑转化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功能。这个环节如果比较薄弱，青年声音就容易停留在舆情层面，难以进入治理层面。

帮扶举措逐步增多，但稳定预期仍有空间。青年看重的不仅是某一项具体事务是否得到解决，还包括规则是否清晰、机会是否公平、努力是否获得相应回报。青年诉求响应的目标，不只是解决若干现实个案，而是通过制度化回应帮助青年形成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当前，一些地方在青年工作中项目化举措不少，但长效性制度安排缺位；具体服务很多，但规则稳定性不足。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缓解，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却没有建立起来。

以机制建设提升诉求响应效能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键在于把零散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把工作流程沉淀为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从表达入口到政策改进的完整治理链条，不断提升青年诉求响应的整体效能。

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要进一步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把青年诉求分析、青年问题研判、青年发展评估纳入常态化议事安排，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协调、社会协同、青年参与的工作格局。青年诉求响应工作只有进入治理体系，才能由零散应对走向系统推进、由事务处理走向制度建设。

建立分层分类的青年诉求感知体系。随着青年群体内部差异不断扩大，不同地区、行业、职业、学历背景的青年，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不能笼统地“听青年声音”，而要着力提升辨识不同青年群体的现实处境和核心关切的能力。把网络征集、问卷调查、热线平台、走访座谈、深度访谈、蹲点调研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捕捉高频问题，也发现隐性问题；既关心当下情绪，也把握长期趋势；既重视普遍性诉求，也关注特殊群体。只有把青年诉求摸得更准、看得更深，后续回应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

打通“收集—研判—办理—反馈—评估”的工作链条。青年诉求表达不能止于信息收集，诉求响应也不能停留于个案办结。对于紧迫性、个体性问题，应建立快速响应和即时干预机制；对于高频性、普遍性问题，应加强专题分析并推动政策调整；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建立预警和前置处置机制；对于长期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则要通过完善制度加以解决。强化结果反馈和效果评估，让青年清楚知道自己的诉求由谁办理、办理进度如何、结果怎么样、后续如何改进。只有形成可见的反馈、可感的变化和可验证的效果，才能不断累积青年对制度的信任。

强化共青团和青年组织的枢纽功能。青年利益表达之所以需要机制化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青年声音必须被组织化吸纳和制度化处理。共青团具有联系青年最直接、覆盖青年最广泛、组织青年最有力的独特优势，应进一步从“活动型组织”向“功能型组织”“治理型组织”转变，特别是在园区、楼宇、平台等青年聚集领域，持续增强组织嵌入能力和诉求承接能力。同时，发挥好青年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形成协同参与、优势互补的青年服务网络。只有把组织体系建得更强、把承接功能做得更实，青年诉求表达才能从分散化走向组织化、从情绪化走向制度化。

把数字赋能与组织功能结合起来。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青年的表达方式，也为及时识别青年诉求、动态把握青年变化提供了条件。充分运用数字平台、数据分析和智能研判手段，逐步构建起集诉求监测、舆情感知、政策反馈、效果评估于一体的数字支撑体系。真正有效的数字治理，是通过数据更快找到人、通过平台更好服务人、通过分析更精准完善制度。数字赋能必须以组织嵌入为前提、以线下承接为支撑、以制度优化为目标。

以有序参与把青年力量化为治理增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与“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并列提出，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利益表达不是治理的对立面，恰恰是青年走向有序参与的起点；回应青年诉求，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更是为了在制度化互动中不断增强青年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

有序参与，关键在“有序”二字。它不是随意化表达，也不是情绪化宣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化渠道、组织化体系和程序化规则，把青年对现实问题的感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把对个体生活的关注转化为对社会建设的责任。青年一旦能够在参与中看到自身价值、体验制度效能、理解国家逻辑，诉求表达就不仅是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也会成为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过程。好的青年工作，既要帮助青年解决现实问题，也要引导青年同国家和社会一道解决问题。

更加注重把青年诉求响应同参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为青年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民主协商、行业自治、网络文明建设等领域创造更多真实可感、可触可及的参与机会，使其由政策接受者逐步成长为治理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参与机制设计，让青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制度运行的艰巨性和公共生活的责任感。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塑造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积极、更加稳固的国家与青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为青年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顺畅的成长通道和稳定的未来预期，青年则通过奋斗、创新和参与，把自身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把个体梦想汇入民族复兴。国家越能及时听见青年声音，青年就越能在现实中感受到制度的在场；青年越能通过规范渠道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就越能够形成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加持久的青春力量。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看起来是青年工作的一个具体方面，实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它不仅关乎青年能否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也关乎青年力量能否被组织、被动员、被引领，还关乎党和国家能否在代际接续中不断巩固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这项工作做好了，青年的创造活力就能更加充分地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澎湃动能。这正是“十五五”时期我们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需要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院）长〕

正确政绩观离不开正确权力观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其从政行为中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把看待政绩的定位放在推进党和人民事业上，把创造政绩的方式放在正确运用权力上。从领导干部与权力关系的视角看，政绩主要指领导干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履行岗位职责所取得的绩效。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方式，本质上就是运用权力的方式。唯有在正确运用权力的轨道上，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才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在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绝非个人仕途的资本积累，而是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的使命担当。领导干部既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也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首先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考虑，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2023年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要求干部要树立、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这些制度要求深刻表明，领导干部的权力观必须坚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确保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不能有个人私心杂念，如此，才能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方式体现为如何运用权力。领导干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带头真抓实干、提高抓落实能力等具体的从政行为，归根到底都体现为如何正确运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领导干部如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确保公权力始终在为公为民的正确轨道上运行，这是检验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是否坚持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标尺。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矢志不渝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以实际行动在本职岗位上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领导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才能在大是大非、重大原则等根本问题上站稳立场，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

健全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权力的制度机制。权力运行过程主要包括授权用权制权三个关键环节。聚焦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行使权力，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坚持从规范权力运行入手，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围绕授权用权制权等环节，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通过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切实为人民服务、始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各级领导干部在履职用权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出现“拍脑袋”决策、“一言堂”定案的问题。通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自觉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公权公用，防止公权私用，更不允许以公权谋取私利。

权力是责任，也是约束。领导干部只有清醒认识权力的来源与边界，将创造政绩的全过程置于正确运用权力的规范之下，才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实实在在的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重要言论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系统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

2025年春天，杭州“六小龙”的名号不胫而走，将六家深耕不同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推至聚光灯下。从宇树科技在春晚舞台上扭秧歌的人形机器人，到深度求索的DeepSeek登顶全球下载榜；从游戏科学的《黑神话：悟空》风靡海内外，到强脑科技在亚残运会上用“意念”点燃火炬……它们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指向同一个坐标——杭州。一时间，“为什么是杭州”的追问不绝于耳。然而，杭州“六小龙”的故事，不是骤然而至的爆发，而是一场关于长期主义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强调要“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并将其列为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一。今天的创新之争，早已不是技术、项目的单打独斗，而是创新体系与创新生态的整体战。在“六小龙”被世界看到之前，杭州早已开始了漫长、耐心的布局，不仅将科技创新摆在了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而且对前沿技术保持高度的包容与扶持。这种对科技的高度重视与对创新的长期耐心，使杭州成为了涵养创新的一方“热土”。

“凤凰涅槃、腾笼换鸟”

2006年3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一文，阐释了“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发展理念。20年来，浙江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一边清空低效产能的“笼子”，一边锚定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再到布局人形机器人、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每一步迭代都踩在高质量发展的点子上。旧产能的退出释放空间，新力量的入驻带来活力，在这样的更迭中，城市的创新土壤逐步形成。

“六小龙”主要涉及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大模型等产业，这些赛道有一个共同特征：回报周期长、失败风险高，传统财务投资往往难以承受其前期的持续投入。杭州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难题——如何让企业在研发阶段生存下来、跑出来？杭州提出“创业陪跑”理念，坚持英雄不问出处、创新不问出身，宽容对待创新失败，耐心对待企业成长，在较长周期内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形成想创新、敢创新、能创新的创新土壤。在杭州梦想小镇，当地引导股权投资机构搭建起孵化平台，长期专注优质初创企业孵化，构建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全程孵化链条。10余年来，小镇注册企业存活率达54.9%，20多家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脱颖而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杭州是我国最早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之一。2003年，浙江提出建设“数字浙江”，杭州确立了“硅谷天堂、高科技天堂”的发展目标。2017年，之江实验室成立，聚焦前沿科技领域攻坚；同年，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开园，为AI企业提供千亩集聚发展空间；城西科创大走廊更是“十年磨一剑”，逐步构建起“算力基建—算法研发—场景落地”的完整架构。如今，杭州市实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6780亿元，占GDP比重为29.5%。从电子商务到云计算，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一座没有先天矿产资源的城市，硬是靠“算力”和“数据”开掘出了一座富矿。数字经济的深厚底座，为“六小龙”的成长提供了基础养分。可以说，杭州“六小龙”的崛起，正是在这片深耕多年的产业土壤上自然生长的结果。

掌握更多“独门绝技”

2023年9月考察浙江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要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在科技前沿领域加快突破。”一个能够孕育“独门绝技”的创新生态，既要让企业愿意对技术长周期投入，也要为这种投入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走进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的“六小龙”展厅，智能仿生手静静陈列，使用者只需用意念便可控制手指的屈伸，这项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突破了传统仿生设备的局限。一旁的屏幕上，四足机器狗正在进行越障演示，可以替代人工执行危险系数较高的工作。拐角处，《黑神话：悟空》的游戏画面徐徐展开，团队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技术，将多处古迹数字化复刻其中，以交互形式呈现中式美学。

从脑机接口到具身智能，从空间智能到大模型，六家企业各展所长。但每一家企业都把自主研发作为立身之本，在创新赛道上各有独门绝技。深度求索的开源大模型DeepSeek，在推理能力和效率上实现了对国际顶尖闭源模型的超越，让大模型成为更多创新者可以参与的领域。宇树科技从电机、减速器到控制系统全部实现自研，把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云深处科技在具身智能领域构建了“感知—决策—执行”全链路技术体系，机器人产品已在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场景中实现规模化应用。强脑科技不走“开颅植入”的技术路线，而是通过穿戴设备捕捉肌电与神经电信号，成为全球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研发投入最大的企业之一……不只是“六小龙”，同台竞技的还有深耕人机交互领域十二载的灵伴科技，以自主研发为核心构建起全场景产品矩阵，仅49克的AI眼镜产品集实时翻译、AR导航、AI提词于一体。与在机器人小脑（运动控制模型）开发上有突出优势的宇树科技相比，有鹿科技则一直将研发着力点放在机器人右脑（物理大模型）研究上，并形成成熟的“一脑多形”商业模式。

真正的硬核创新，从来不是风口上的速成，而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守。杭州为这种坚守提供的，是稳定的制度环境和持续的资源供给。通过打通“科研平台、产业配套、扶持政策、公共服务”的全域边界，构筑起接力式的产业创新链条和企业健康成长路径，构建覆盖企业初创、成长、成熟不同阶段的耐心资本投资体系，构成“人才+资本+孵化”创业闭环，助力企业形成“政策引导—研发投入—税收减免—加大研发投入”的正向循环。同时，当地聚焦科技企业培育，打造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雏鹰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打通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2025年，杭州上市公司突破3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近4万家，连续2年中国民营企业“五张榜单”实现“大满贯”。

“三个15%”——这是杭州为科技投入定下的三条硬杠杠：市财政科技投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5%以上，市本级每年新增财力的15%以上要用于科技投入，同时统筹现有产业政策资金当中的15%集中投向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此外，为助力人工智能企业精准对接应用场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近年先后征集发布7批次264项场景清单。一位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说：“技术有了，用到哪里去？这是我们这类科技企业最头疼的事。场景清单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企业才得以把精力真正投入到技术本身去。

让企业和人才心无旁骛、专注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人才是创新生态中最活跃的因子，让他们心无旁骛、专注创新，是营造创新生态的重要着力点。

在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核心区域，“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这行字格外醒目，这是杭州向当地创业者作出的郑重承诺。如今，它已化为这座城市与创新者之间心照不宣的相处之道——政府负责营造风调雨顺的“气候”，而企业只需向着阳光，奋力生长。

科创森林的蓬勃生长，离不开对人才“苗木”的悉心浇灌。杭州连续15年入选“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人才净流入率、海外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2025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生42.9万名。2016年，杭州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打造创新创业新天堂”，以开放姿态招引全球人才。杭州市余杭区近年来大力推动人才“黄金20条”“高质量发展68条”等政策迭代升级、直达快享，深入推进人才“校（院）企双聘”“科技副总”等工作，深化“企业认定、政府认账”人才评价模式，助力以“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浙商系”为代表的创新创业“新四军”队伍不断成长。

让人才留下的，不仅是待遇，更是干事创业的平台。近年来，面向地方发展所需，杭州打造“环浙大”“环之江实验室”“环北航（杭州）”等创新生态圈，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与产业平台、企业、高校、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在成果转化、人才共育、科研设施仪器共用、数字基建共享等方面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格局。在良渚实验室双创博士学院，通过“大赛招生、良渚护航、政府支撑、基金加持”，持续为科研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导师指导、资源赋能，破解成果转化“死亡之谷”，培育出一批批“科学家+企业家”双栖人才。

在杭州市余杭区企业（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有一个窗口的名字很特别——“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它是企业求助的“最后一站”“兜底一站”，处理的往往是历史遗留、边界不清或无先例可循的“硬骨头”。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有一套从省、市到区一体贯通的“企呼我应”督办协调闭环管理机制。企业有诉求，不管是办不成的事还是生产经营中的难题，都能通过线上平台、企服热线、驻企服务员等多个渠道反映。

懂市场、懂企业、懂人才，才能更好助力一个又一个企业的诞生与成长。杭州连续出台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新政、“新雏鹰”企业培育管理办法、“润苗计划”等政策行动，将新生代企业家的培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敢闯敢干。从2014年启动的“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到“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浙江各地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赋能增效。“办不成事”窗口，折射的是杭州对企业“有求必应”的服务自觉。这种自觉，也延伸到了线上。余杭区“余省心”平台引入AI大模型对问题进行智能识别、分类，从纷繁复杂的诉求中精准捕捉共性问题。通过实时汇聚、更新企业诉求，平台为政府调控市场、优化服务提供了鲜活、及时的数据支撑。2025年，服务中心共推出上线政策697条，兑付企业19.41万家，发布助企活动398场，归集处理各类企业诉求超1.9万件。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敢闯敢试的“定心丸”。2025年12月，《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国内首部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地方性法规。此前，《杭州市数据流通交易促进条例》已正式施行，作为全国设区市层面首部关于数据流通交易的地方性法规，从数据权益、数据开放、要素市场培育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据统计，杭州10年间共出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条例》等50余件地方性法规，紧扣城市定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稳定的法治保障。同时，杭州大力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涉企现场检查和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均显著下降。清晰的规则、稳定的预期，是创新生态中弥足珍贵的养分。

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并要求“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一个健康、成熟的创新生态，会源源不断持续孕育新的力量。在杭州，“六小龙”的出圈不是孤例，越来越多的科创“潜龙”正在成长。

在“中国飞谷”南湖基地，低空经济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距此35公里的黄湖镇青山村，游客在足球场边的迅蚁无人机配送点下了订单。不到十分钟，一架无人机由远及近、从天而降，一杯冒着热气的奶茶送到了游客手中。这幅颇具未来感的画面，已成为杭州低空经济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生动写照。2024年6月，杭州市余杭区启动“中国飞谷”建设，2025年入选杭州唯一的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2025年11月，毗邻南湖未来科学园的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配置固定翼飞行跑道、eVTOL起降场、直升机起降坪及水上起降场，可满足多种机型的测试需求。南湖未来科学园作为“中国飞谷”核心承载体，已有30余家低空经济企业落户，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清晰可见。

低空经济只是一个缩影。从人工智能小镇到“模域空间”，从脑机科学创新示范中心到“灵境空间”，杭州正在系统性地布局未来产业赛道。10年前，杭州未来科技城还是一片城郊田野；如今，这里已是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核心板块，落地浙江首个大科学装置，建成之江、良渚、湖畔、天目山4家省实验室，拥有国家级双创载体29家，集聚各类创新平台466个。当前，注册企业已增长到近7万家，吸引了大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落地，形成了一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创新链。

面向未来，杭州的产业布局也在持续迭代。2025年10月，杭州部署实施“296X”产业集群体系建设，重点培育人工智能、视觉智能2个万亿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9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布局合成生物等6个未来产业，预留由科创平台催生的潜在新赛道空间“X”。11月，杭州又推出“润苗计划”，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人才、投硬科技”，重点扶持有技术潜力的初创企业，推动市区润苗基金群规模达100亿元以上，设置最长20年的存续期限。2026年2月，杭州召开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推进大会，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建成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打造企业技术中心等一系列目标。

企业如鱼，生态如水；水深则鱼大，土沃则木茂。“六小龙”的出圈，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创新实力和无限潜能，它们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萌芽于杭州优渥的创新土壤。把创新生态打造好了，把孕育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建立起来了，创新的种子才能破土而出，创新成果才能自然萌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创新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奇迹，也不是某几个天才的灵光一闪。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接力——需要有人敢于播下种子，需要有人甘于浇水施肥，更需要有人愿意静待花开。当一座城市真正做好了培育创新的准备，当制度、人才、资本、法治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闭环，那些看似偶然的“爆发”，其实都是必然的“结果”。“六小龙”不是终点，它只是杭州创新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在这片被耐心浇灌的土地上，更多的种子已经破土，更大的森林正在形成。

（作者单位：杭州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学习时报社）

全域赋能创新生态激发系统性创新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技术开源开放合作，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我国正站在科技浪潮奔涌、发展动能转换的战略关口。全域赋能创新生态，是牢牢把握自主创新核心要义的关键，旨在精心培育富有活力、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主体、要素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要求我们以制度供给筑牢根基、以企业主体激活内核、以要素配置畅通循环、以文化氛围涵养土壤、以开放合作提升能级。尽管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提高。唯有厚植沃土、涵养活水，激发系统性创新活力，方能推动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以生态优势赢得创新发展优势。

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是创新环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变量，能够协调多元利益、保护产权归属、降低不确定性，形成稳定创新预期。完善制度顶层设计，是夯实创新生态体系的根本保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本质上就是优化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属于制度供给的关键范畴。这就要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布局，支持其牵头重大任务，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强化科技创新资源保障，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扩大“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支配权，体系化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区域创新体系。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协调失灵与信息不对称，使创新要素高效集聚、协同发力，筑牢生态根基，形成持续内生动力。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是创新生态中最活跃的核心“物种”，必须成为创新决策的“出题人”、研发投入的“主力军”、成果转化的“操盘手”。“十五五”规划纲要从三方面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资源集聚上，提高企业参与科技决策权重，赋予牵头企业更大自主权，加大科学数据、人才计划开放力度；在产学研融通上，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在政策体系上，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发展科技金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最贴近市场、最了解需求，能有效解决创新偏离市场、成果难以产业化的“两张皮”问题。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导者，既需要政策赋能激发活力，更需要制度保障稳定预期。建立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决策与承担重大任务的常态化制度安排，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上下游协同共生的健康生态群落。

完善要素配置机制。健康的创新生态，能引导人才、资本、数据等要素向高效率主体和高价值领域流动，实现新陈代谢与螺旋上升。“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正是优化要素配置的关键制度安排，旨在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卡点。人才是生态中最活跃的“种子”，要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自主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资本是生态的“活水”，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滋养从“幼苗”到“大树”的全生命周期。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高效利用，让数据在生态系统中自由流动、创造价值。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创新文化是滋养创新精神、激发创新勇气的精神土壤，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尊重创造、崇尚协作，为创新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历史表明，创新活跃的时代往往也是文化开放包容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后的“科学的春天”到新时代的创新创业热潮，无不是开放包容文化孕育创新奇迹的生动例证。培育创新生态，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倡导敢为人先的创新风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价值导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为勇闯“无人区”的科研人员保驾护航。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领域，要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探索自由和试错空间，允许“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宽容“高风险的失败”，让“十年磨一剑”的潜心钻研得到应有的尊重与支持，使创新生态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的精神动力。

在开放合作中提升生态能级。自主创新绝非封闭固守，而是依托高水平开放集聚全球创新要素，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部署支持三大科创中心建设，构建多点支撑、东西联动、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差异化创新发展，同时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这种全域赋能、对内协同、对外开放的创新生态布局，有助于打破创新壁垒、促进要素跨境流动，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和跨国研发机构来华合作，支持我国创新主体深度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形成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使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进化，整体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韧性和国际竞争力。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学风建设不仅关系学术生态涵养与研究成果质量，更事关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发展、意识形态阵地的持续巩固以及文化自信根基的有效筑牢。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历史节点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学风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学风问题，弘扬崇德尚学、严谨治学的优良风尚，以纯正学风涵养学术正气、厚植创新沃土，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深刻认识解决好学风问题的重大意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为基本特征，要求立足中国实践推动知识生产、形成原创性理论成果。学风作为研究主体治学态度、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与群体风气、学术环境、学术制度的综合体现，直接影响着自主知识生产的方向、质量与生命力。这意味着，科学构建这一体系，既不能简单移植西方理论，也不能脱离本土实践空洞思辨，必须以优良学风为引领，持续涵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诚信态度、批判精神与务实作风，以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严谨性有效激发理论创新活力、支撑本土原创突破、强化体系自我更新能力，为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不竭动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部分领域仍存在妨碍学科内涵提升与创新突破的突出问题。一些学者消解了学术初心、丢失了钻研定力，使得学术研究沦为追名逐利工具；一些研究低水平重复、同质化跟风现象突出，使得原创性、标识性成果严重匮乏；更有甚者，学术不端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戒，形成了“破窗效应”，侵蚀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这些行为不仅严重破坏学术生态，更成为制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其深层根源在于对学风建设重视不够、抓得不实。唯有持续抓好学风问题，坚决抵制学术浮夸与不端行为，有效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才能做到学术环境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真正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从“有数量缺质量”的低位内卷向“质效双升”的内涵式发展蜕变。

学风正则理论实，只有坚守优良学风，理论研究才能扎根实践、回应时代之问，学术话语才能走出国门、赢得国际社会尊重。一方面，优良学风是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准确提炼、系统转化为高质量理论成果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蕴藏丰富研究素材，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基层治理等现实课题，亟待学术研究作出学理回应。若学风漂浮，再丰富的实践素材也难以转化为高质量理论成果，更无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优良学风是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底气所在。话语权的强弱，不只在于议题设置和传播技巧，更取决于自身学术话语的逻辑严谨性与结论的科学性。只有以严谨治学的精神坚守学术研究生命线，以“十年磨一剑”“匠心独运”的精品力作推动构建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有效破解我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失语”“失踪”“失声”困境，让世界真正读懂“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大力弘扬优良学风需要系统发力

培育和巩固优良学风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从内涵把握、特质彰显到机制构建层层递进、系统发力，持续推动学风建设走深走实。

坚持“求真问道”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明晰优良学风的科学内涵。明确学风科学内涵是培育优良学风的逻辑起点，必须清晰把握“求真问道”与“经世致用”的核心要义，才能推动学风建设靶向施策、提质增效。“求真问道”是优良学风的精神内核，要求秉持学术良知、坚守真理本色，以理性思辨解构现象本质，以严谨治学探寻客观规律，让学术研究回归探索真理的本源。“经世致用”是优良学风的价值导向，需立足时代需求、回应现实关切，打破书斋与实践的壁垒，将学术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这就要求通过搭建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平台、完善重质量、重实效的学术评价体系，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有效破解学术浮躁、脱离实际等问题，夯实学风建设的思想根基。

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的治学特质。把握治学特质是学风建设从“有”到“优”再到“特”的关键。只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充分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本色，才能激发学风建设的生机活力。以“守正”擦亮治学底色、夯实立学之本，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学术文脉与优良治学传统，严守学术伦理准则与科研行为规范，始终锚定探求真理、服务人民的治学初心。以“创新”拓宽治学视野、激活发展动能，顺应新时代实践发展大势，挣脱固有研究路径的束缚，突破同质化研究局限，持续优化学术研究范式、革新研究方法、丰富理论话语表达，不断增强理论阐释力与思想原创力。守正为创新校准方向，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二者相辅相成。这意味着，应在传承优良治学传统的基础上推动理论表达创新，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品格培育风清气正的学术风气，从根源上纠治治学偏差。

构建标本兼治的长效治理机制。巩固优良学风离不开科学系统的制度保障，必须构建起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制度体系。通过强化教育引导、搭建宣传阵地，推进学术伦理教育、弘扬优良治学传统，引导广大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学术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浮躁功利、虚假研究等不良风气，营造弘扬优良学风的浓厚舆论氛围。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健全监督惩戒机制，明确学术底线、划定行为红线，对学术不端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以刚性约束倒逼学术规范，筑牢学风建设的制度防线。以思想引领聚共识、强自觉，以制度规范立规矩、强震慑，将二者统筹协调、一体推进，切实推动优良学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践行优良学风

胸怀“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做立德修身的先行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价值引领功能，这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定崇高理想信念、坚持正确价值立场，以高标准修身正己、明德立学，为弘扬优良学风作出表率。以坚定信仰立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持清醒的政治立场与坚定的理想信念，把握正确研究方向、严守学术底线，将正确价值取向贯穿学术生涯全过程，做到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以高尚德行立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恪守科研诚信、涵养良好治学品行，既做学问精深的“经师”，更做品行端正的“人师”，以高尚人格魅力引领清正学术风尚，实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统一。

涵养“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定力，做恪守初心的笃行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探索贵在沉潜深耕，富有洞见、厚重扎实的研究成果也必然源于长期沉淀与持续求索。锤炼“沉静专一”的治学心志，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保持淡泊宁静的治学心境，理性看待学术评价与名利得失，抵制“短平快”的功利化产出倾向，以甘守寂寞的定力潜心钻研，在日积月累中实现厚积薄发。树立精益求精的治学标准，秉持研精覃思、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力戒虚言浮夸、空泛立论，杜绝生造概念、内容堆砌、夸大结论等不良现象，以“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打磨作品，做到论证严密、立论审慎、表述规范，用心打造有分量、有价值、经得住实践与历史检验的原创成果。

厚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自觉，做服务大局的担当者。学术研究从来不是脱离现实、封闭孤立的书斋思辨，唯有立足发展全局、扎根现实沃土，才能推动学术研究与时代发展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围绕党和国家战略需求进行理论创新，坚持胞怀“国之大者”，自觉将时代使命融入研究规划、选题方向与治学实践，打造思想深刻、内容扎实、务实管用的优质成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实践推进研究阐释，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基层一线、贴近社会现实，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与现代化建设成就为养分，深入思考真问题、提炼真观点、生长真理论，让学术研究深度扎根实践、回应群众关切、凝聚正向价值，在为国建言、为民抒怀中展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时代担当。

（作者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前任的政绩不能成为后任的包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错误政绩观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现实中，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盲目追求短期显绩，给后任留下沉重的债务、烂尾的工程、污染的生态、中断的规划等“烫手山芋”，“前任的政绩”变成“后任的包袱”。这种“一任政绩几任债”“一人风光众人愁”的乱象，在根本上背离了党的宗旨，损害了人民利益，污染了政治生态，必须高度警惕、坚决纠治。

细察这些孳生的“包袱”，表现可谓五花八门、样态各异。寅吃卯粮，留下巨额债务包袱，个别干部无视地方财力实际，把大肆举债、变相融资视作“政绩快车道”，扎堆上马“大项目”“大工程”，盲目打造所谓的发展新引擎，最后徒留沉重债务负担；好大喜功，留下烂尾遗留包袱，有的干部奉行“铺大摊”的错误观念，盲目打造超大工程项目，最终亮眼的“数字政绩”只是“空中楼阁”；涸泽而渔，留下生态民生包袱，一些干部以透支民生福祉、破坏生态环境等，短视地换取任内显性指标，给后任遗留了弥补民生亏欠、修复生态漏洞的巨大代价；另起炉灶，留下发展断层包袱，有的干部热衷“新官不理旧账”，为打造自身“新政绩”，对原有产业布局、民生工程推倒重来，导致前期投入付诸东流。

这样的风气不止住，危害深远。一是透支地方发展潜力。地方发展需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若各搞一套、各建一堆，朝言东扩、暮又西进，才建新城、即拆旧城，烂尾项目牵扯发展精力，生态欠账阻碍绿色转型，规划断层错失发展机遇，必然致使地方陷入“翻烧饼”困境。二是直接损害群众利益。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莫过于“前任画饼、后任撕饼”。当“前任”的承诺变成“后任”的麻烦，群众非但不能享受发展红利，反要承受遗留问题带来的种种不便与利益损失，获得感、幸福感从何谈起？三是严重污染政治生态。倘若精于包装表演的“政绩明星”得势，而埋头苦干的“老黄牛”受冷，势必助长“冲刺短跑”投机心理，损害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形象。此风蔓延，必致“劣币驱逐良币”，破坏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深究“政绩”变“包袱”的根源，表面是工作偏差，深层在于政绩观的错位、权力观的扭曲。一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作祟。个别干部视岗位为跳板，把任期当“镀金”，眼睛只盯着“短平快”，心里只盘算“显绩”，将个人升迁置于地方发展与民生福祉之上。二是制度约束刚性不足。一些地方决策机制形同虚设，“一把手”搞“一言堂”，凭个人喜好“拍脑袋”决策，“三重一大”、民主评议等程序虚化，考核评价重“显绩”轻“潜绩”、重速度轻质量。三是离任审计与责任追究失效。“审而不严、追而不究”，对造成重大损失的决策失误，常以“交学费”“历史局限”等理由搪塞，催生“离任即平安”的不良预期，变相纵容“前任造包袱、后任来买单”。

整治“政绩”变“包袱”现象，必须靶向施策、标本兼治，打出组合拳。首先，拧紧思想“总开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深刻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的政绩，绝非“花里胡哨”表面文章、“寅吃卯粮”短期行为、“浮华虚夸”形象工程，而应是谋划长远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绩。其次，扎紧制度“铁笼子”，确保科学决策、规范用权。严格规范重大决策程序，健全决策终身负责制与责任追溯制，让决策者始终心存敬畏、审慎用权，不敢“任性拍板”、不能“随意留雷”。再次，用好审计“探照灯”与问责“手术刀”。严肃开展干部离任审计，特别是算好民生、生态等重点领域的大账、总账、长远账，对因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既要追究前任责任，也要杜绝后任“不理旧账”，坚决整治“拍屁股走人”歪风。最后，校准考核“指挥棒”，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干部考核要坚持显绩与潜绩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统一，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应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坚持以实干论英雄、以实绩用干部，大力选拔踏实干事的“老黄牛”，让投机取巧的“花狐狸”没有市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在地方发展的接力赛中，每一任领导干部都不应成为贻害后人的“透支者”“埋雷人”，而应奋力做党的事业的坚定接力者、群众利益的忠实守护者、地方发展的务实建设者，勤勉敬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以高水平核安全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指出，中国实施最严格的安全监管，完善核安全立法和监管机制；2023年7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严格监督管理，全面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核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核安全监管系统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积极应对核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全面深化核安全监管改革，以高水平核安全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刻认识深化核安全监管改革的紧迫性

站在核事业发展新的历史阶段，必须从更高维度、更深层次认识和把握深化核安全监管的紧迫性。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核安全的内涵外延发生深刻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内外部因素复杂交织。核安全监管作为保障核安全的关键制度性安排，必须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强化改革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以更开阔的思路、更适宜的策略、更务实的举措，加快由立柱架梁、积厚成势向系统集成跃升。

保障核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核能领域正加速复兴与变革，我国核事业也进入新阶段。从国际上看，老旧核电站延寿与重启，新型反应堆开发建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以及核聚变技术创新发展，都对传统核安全监管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从国内看，我国正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核电总体规模达112台，跃居世界第一，近40台机组同时建造的高峰期前所未有，多路径自主创新齐头并进，高温气冷堆、小型模块堆、海上浮动堆等新型反应堆技术加快布局，核能供热制氢等综合利用更加多元，核聚变正孕育重大突破。我国核安全既面临气候变化影响、供应链可靠性等全球共性问题，也面临核电规模大、首堆新堆多等个性挑战，保障上百台核电机组近百年安全运行、确保核电大规模建设高峰期建造质量成为重大课题。传统监管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提高监管整体性、系统性，与行业发展相匹配，与形势任务相适应。

参与和引领国际核安全治理的应有举措。核安全无国界，一荣不见得俱荣，但一损必定俱损，任何一次新的核事故都可能使核能发展良好形势陡然逆转，核安全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全球性议题，一个国家的核安全监管能力直接影响其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核安全监管机构，必须坚持命运与共、普惠包容，在新兴领域法规标准等方面实现国际引领，帮助新兴核能国家提升核安全技术能力，为全球核安全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提升核安全监管效能的内在要求。在长期实践中，我国核安全监管法规制度、机构队伍、技术能力、精神文化四块基石不断夯实，审评许可、监督执法、辐射监测、事故应急、经验反馈、技术研发、公众沟通、国际合作八项支撑不断强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在安全标准、政策规划、科技支撑、力量配置等方面与现代化要求还不同程度存在差距。必须以强烈的责任担当锐意进取，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监管有效性。

蹄疾步稳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扎扎实实提高监管效能

近年来，我国核安全监管系统坚持固本强基、开拓创新，全面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为基础，凝聚思想共识。站稳监管立场，强化各领域全链条严格监管，对影响安全的事项旗帜鲜明严格把关，对弄虚作假、违规操作“零容忍”，推动核行业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核安全摆在最高优先级，扭转企业片面追求降本增效、缩短建设工期、压缩大修时间等做法。在安全审评、监督检查、对话交流等监管全过程各环节中突出问题导向，对行业自满情绪高喝一声、猛击一掌，行业长期对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指标高分津津乐道的情况得到扭转，“战战栗栗、日谨一日”“核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理念深入人心。深刻认识把握核安全及核安全监管工作客观规律，打造更加“独立、专业、严慎、高效”的监管机构，加快向风险预判型、精准施策型监管转变。强化与行业的目标认同、价值认同，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推动实现核事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核安全的良性互动。

以推动责任落实为重点，筑牢安全堤坝。把推动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作为监管重中之重，逐级细化集团公司、平台公司、营运单位以及提供设备、工程、服务等单位各环节全链条责任。重点督促核电集团、营运单位落实对核安全不可转移的绝对责任，对标最高安全标准和要求，有效运行核安全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深入扎实开展经验反馈，“绝对责任、最高标准、体系运行、经验反馈”要求得到行业广泛认同和深入落实。严格执行事件报告制度，鼓励企业公开透明主动报告建造和运行事件，把问题转化为经验。

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主线，固化改革成果。制定实施核与辐射安全法规标准体系现代化建设工作方案，加快推进迭代升级。积极适应核聚变等新技术发展趋势动向，加强监管政策供给。创新实施伴随式审评和保障性监督，有力支撑“国和一号”等对我国核强国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工程项目投入运行。加强同题共答，推动高温气冷堆等全球首堆跨越发展瓶颈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支持企业采用更具针对性、灵活性的核安全管理策略，在实践中总结摸索首堆新堆特性规律，提升技术成熟性、运行稳定性与经济竞争力。积极适应核电大规模发展形势任务，推动固化“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主力堆型设计，以标准化设计和批量化建设带动核电建设提质增效。推动优化核电厂安全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流程，探索基于标准化堆型设计的堆型安全论证制度。建立全行业季度核安全形势分析制度，准确把握安全动态，推动消除风险隐患。建立核电集团年度核安全监管对话机制，行业高层同频共振解决重大安全问题。加强行业重要事项集中经验反馈，将重大项目和重要事项提级监管，推动建立健康档案对核设施安全“精准画像”。建立并有效运转M310及其改进型、AP 系列、VVER、“华龙一号”等堆型专班，加强同堆型共性安全问题研究和技术积累。建立完善核基地重要监管信息直报、地区监督站定期监督交流等制度，实现监管信息快速传递。

以提升能力水平为支撑，增强监管效能。加快提升核安全监管技术“硬实力”和科学认知、国际合作等“软实力”。依托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建设，聚力突破试验验证等关键技术，为监管决策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分级分类开展监管专业化培训，强化经验管理，着力打造学习型监管队伍。整合许可、审评、监督等全链条数据资源，构建一体化智慧监管系统，提升监管数智化水平。制定实施提升核能与核安全科学认知工作方案，加强精准化“正能量”宣传，对“假事故”“假事件”坚决说不。印发新阶段加强核安全国际合作工作方案，完善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安全标准委员会工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

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64台运行核电机组、16座在役民用研究堆、20座运行核燃料循环设施安全运行，核电厂非计划停堆数量从2022年的17起降至2025年的4起，运行稳定性持续提升，未发生国际核与辐射事件分级表2级及以上事件或事故，在建核设施质量总体受控，辐射环境质量持续保持良好。

以系统思维推动核安全监管改革行稳致远

面向未来，核安全监管系统将锚定建成同我国核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这一目标，加快推进组织体系、监管理念、方式手段、科技支撑、力量适配、环境塑造、国际影响等全方位现代化。

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确保改革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确保改革方向不偏。深学细悟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科学方法论，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推进改革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机结合，确保改革行稳致远。

聚焦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快改革进程。加快构建现代化监管体制机制，配齐建强专业化专职监管队伍。持续深化核安全法治建设，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核安全法和原子能法，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加强放射性污染防治、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等制度建设。针对新型反应堆、核聚变等新兴技术，新型生产模式等新业态，核电许可证延续、核燃料换料周期延长、频繁参与电网调峰等新情况，健全完善适应性监管政策，不断提升监管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配度。坚持分级分类精准监管，集中力量抓重点、破难点，避免平均用力。

强化技术创新驱动力，注入改革动能。加强行业核安全科研工作统筹，推动设立国家核安全科研专项，集中力量攻坚核心技术“卡脖子”、基础技术“绊脚石”、前瞻技术“拦路虎”等关键问题。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准确把握其在核领域应用的特殊性与阶段性特征，研究制定监管立场文件，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核安全监管，拓展应用场景，夯实数据基础。

优化核安全协同机制，汇集改革合力。加强跨部门联动协作，强化链接填补空白，加强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深化风险联防联控。强化央地协同，支持地方加强辐射环境监测、核与辐射应急、公众沟通等工作。强化行业力量统筹，科学编制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一体推进科学决策支持、正确信息传播、有效舆情应对与健康氛围营造，大力推进核科普资源库、宣传口径库、新闻口径库、公众沟通知识图谱等“三库一图谱”建设，提高全社会对核能与核安全的科学认知水平。

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治理，坚定监管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在推进核安全监管改革进程中，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系统总结并坚持长期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有效应对核能产业发展新形势新挑战，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持续深化与IAEA等国际组织多边合作，加强与各国核安全监管同行的交流互鉴，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为完善国际核安全标准体系、提升全球核安全治理水平作出新贡献，携手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理论的生命力源于生活实践

提问：顾伦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列宁曾两次引用德国诗人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表述：“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请问，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具体指向？

解读：牛先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教授

列宁曾两次引用德国诗人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表述：“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列宁赋予了它全新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理论虽然是抽象的、相对静止的，但它并不是无用的；真正的危险在于把理论当作凝固不变的教条。只有回到生动的实践中去，理论才能获得检验、修正和发展。这两次引用不仅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回应了当时俄国革命的现实课题，强调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与滋养作用，也彰显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推动革命发展的科学态度。

列宁引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的历史语境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世纪末期俄国工人也开始了建立自己政党的活动。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组织。但这个党成立伊始就争论不断。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围绕党章第一条（党员资格）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导致党分裂为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多数派）与孟什维克（少数派）。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形成了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派以列宁为主要代表，坚持秘密建党，要求党员必须参加一个党组织，建设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革命党。1912年党创办了《真理报》，其理论和政治活动围绕《真理报》展开，因此被称为“真理派”。孟什维克以马尔托夫为主要代表，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一个松散开放的、公开合法的“广泛工人党”。由于他们表现出“背弃革命、取消党”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被称为“取消派”。

在1905—1917年革命期间，真理派、取消派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两个核心政治派别。他们在党的组织、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方式以及政策和策略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派别之间相互指责。“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就是列宁在回应其他派别对“真理派”的指责时引用的。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列宁第一次引用这句话，是在1914年6月。原文出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附录，个人意见。

取消派（孟什维克）从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被开除出党之后，一直愤愤不平，并未停止对真理派（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取消派一方面诋毁真理派的路线政策，声称自己代表了工人的意愿、得到工人的拥护和支持，要求撤销布拉格会议被开除出党的决议，实现与真理派在组织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对真理派的一些党员进行人身攻击，在报纸上造谣诽谤。列宁非常自信地讲，取消派被开除出党这两年多来，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是赞同真理派的路线的。我们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基于两点：一是多年来对俄国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和参加这一运动的经验，二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列宁指出：“我们坚持如下的看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因此，在同取消派及其同盟者进行了两年半的斗争以后，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表示赞成‘真理派’，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使这种信念不可动摇。”

在这里，列宁引用这句话包含相互递进的两层含义：在实践上，俄国五分之四的觉悟工人赞成真理派的事实证明，真理派是正确的、真理派的路线是正确的；在理论上，真理派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其路线和策略才是正确的。列宁强调了工人运动实践的重要性，但并未否定理论的价值。理论的正确性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人民检验，也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理论才能显现出真理的价值。

列宁第二次引用这句话是在1917年4月，出自《论策略书》第一封信，对形势的估计。信中所要估计的形势，是指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形势。列宁在1905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俄国资产阶级软弱、革命不彻底，只有无产阶级+农民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这一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战略公式。而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相互交错”的情况：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此时，政权已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已经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革命的核心策略应该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而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不顾形势的变化，仍然固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的公式，反对列宁的意见。

针对“老布尔什维克”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现实的特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第二次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化教条。决不能把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不顾情况的变化到处乱套，那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生活是灵动变化的，实际生活已经把理论由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实际生活，而不是重复一些已经失去意义的僵死的公式。在如何对待理论问题上，马克思给我们树立了典范，“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

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具体实践中

列宁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捍卫者，又是灵活运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列宁两次引用这句话，距离今天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能自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成长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整个过程，都须臾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作用，下大功夫“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只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科学判断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正确应对各种难以预料的、不确定的风险挑战，始终保持高度的历史耐心、历史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

坚持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具有“一般”和“普遍”意义的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才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对它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我们要跳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僵化思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着眼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在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创造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但又不局限于时代，而是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进程中实现自我更新，形成富有时代气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中国大地，结出丰硕成果。

以文化融合发展为抓手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对“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作出重要部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路径，也是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事业承担着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益使命，文化产业肩负着创新文化供给、激活文化市场、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发展任务，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并非简单项目叠加，而是在价值导向、功能定位、资源配置、运行机制上实现系统性重塑，形成政府保障有力、市场活力充分、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新时代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呈现普惠化、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特征。文化事业以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筑牢民生底线，保障全民共享文化成果；文化产业以市场化、多元化、创新性提升供给质量，满足高品质文化消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能够打通供给与需求、普惠与提质、公共与市场的阻隔，构建覆盖全民、便捷高效、优质丰富的现代文化供给体系，持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文化强国建设既要做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要做大文化产业竞争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水准，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价值引领，强化顶层设计，锚定融合发展根本方向。文化融合首先是方向之融、理念之融、目标之融，必须以正确价值导向统领全局，以顶层设计明确路径。一是树立大文化融合理念，筑牢思想根基。破除事业与产业相互分割、管理与运营彼此脱节的思维定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保基本”向“提品质”升级，文化产业从“扩规模”向“强内涵”转型，形成公益托底、市场增效、全民共享的发展格局。二是紧扣核心区功能定位，明确发展重点。围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作为传承文脉、提升服务、壮大产业、赋能更新的总抓手，聚焦文物活化利用、数字文化创新、文商旅体展融合、公共空间提质等重点领域，推动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核心竞争力。三是强化统筹规划引领，推动协同落地。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纳入区级“十五五”规划，实现规划同编、资源同筹、项目同推、政策同享、考核同督。整合宣传、文旅、发改、财政、商务等部门力量，打破条块分割，围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文化提质、产业升级等重大任务，谋划一批标志性融合项目，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

聚焦业态创新，深化空间赋能，激活融合发展内生动力。融合发展的核心是内容之融、业态之融、空间之融，要以内容为魂、以业态为要、以空间为体，实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一是以内容创新为核心，推动文化资源转化增值。深入挖掘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资源，支持公共文化机构与文化企业联合创作、联合研发、联合推广，推出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市场性的精品力作，形成“保护—传承—创新—消费”的完整价值链。二是以业态融合为关键，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大力推进“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文化+商业”跨界融合，发展数字文化、沉浸式演艺、文博文创、特色阅读、夜间经济等新业态。三是以空间赋能为载体，构建全域融合场景。统筹产业园区、公共文化设施、历史街区、商业商圈、社区空间协同发展。完善“10分钟文化服务圈”，推动阅读空间、演艺新空间、文化驿站进园区、商圈、楼宇、社区。

完善制度供给，优化生态体系，夯实融合发展长效保障。融合发展的关键在机制之融、政策之融、要素之融，要以制度创新构建长效保障，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生态。一是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建立区级文化融合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完善跨部门联动、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制度，理顺事业与产业管理体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运营，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多元协同共治格局。二是强化政策集成创新，优化发展环境。整合财政、税收、土地、金融、人才等政策，推出精准化、集成化、可操作的融合支持政策。优化资金扶持方式，完善文化投融资体系；放宽文物空间活化利用限制，加强政策直达快享，提升政策效能。三是建强人才与评估体系，强化长效支撑。积极发挥高校联盟平台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咨询机构、海外人才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展有针对性的智库建设。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这一重要部署，将青年利益表达、诉求响应和有序参与置于同一治理逻辑中统筹谋划，体现了“十五五”时期青年工作的新要求。青年身上所承载的现实压力，往往最早映照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技术变革和价值观念变迁中的深层问题。青年表达出来的具体诉求，常常不是孤立的个体烦恼，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需要被及时识别、主动回应的重要信号。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是提升治理敏锐度、增强政策适配性、夯实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必然要求。

从国家治理高度认识青年群体诉求回应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首先要从全局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青年问题从来不只是青年自身的问题，而是与国家发展阶段、社会结构演进和制度运行方式紧密相连。青年就业难，表面上看是岗位匹配问题，背后关联的却是教育体系、产业结构、技术替代、区域布局等深层因素；青年婚恋生育顾虑多，看似是观念变化问题，背后却受收入预期、住房成本、育儿负担等影响。青年诉求越具体，越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审视；青年表达越多样，越说明治理体系需要增强感知能力和回应能力。

从政治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青年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既来源于理论教育和价值引导，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只有当青年在求学、就业、住房、婚恋、社会参与等方面真切感受到政策温度、制度公平和治理效能，才会在价值理念上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建设，本质上就是畅通青年与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通道，把青年零散的感受、分散的意见和现实的困难，纳入制度化表达、组织化吸纳和体系化回应的轨道之中。

从治理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国家治理的前瞻性和精细化。青年群体处于社会发展的前沿，对政策适配、制度公平、机会结构、社会氛围等变化最为敏感。青年表达出来的许多诉求，实际上具有“治理前哨”的意义。重视并做好这项工作，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发现能力、趋势研判能力和源头治理能力，把一些风险和矛盾化解在早、处置在小。

从发展逻辑看，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物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为人的发展和社会活力的不断生成。青年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可感知的机会、可期待的公平和可实现的尊严，才能形成稳定预期、激发奋斗意愿、增强创造活力。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不只是为青年减压纾困的现实需要，更是为现代化建设积蓄信心、汇聚力量、夯实后劲。

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利益表达的现实梗阻

近年来，围绕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工作已不再局限于个案受理和事务性服务层面，正在向诉求研判、风险预警、政策支撑和治理优化等更深层次拓展。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仍存在一些亟待打通的堵点。

表达渠道不断拓展，但转化能力仍显不足。当前，青年发声的入口类型多样，网络平台、热线服务、基层组织、政务留言、社区协商等构成了较为丰富的情况反映体系。但问题在于，不少渠道仍停留在“接收信息”的层面，缺少对青年诉求的系统归类、深度分析、趋势研判和政策转化。青年表达了很多意见，但哪些属于个体性困难、哪些反映普遍性矛盾、哪些预示着新的社会风险、哪些应当上升为政策议题，往往缺乏有效梳理和及时提炼。这就使得表达渠道的增加，并未充分转化为治理改进和政策优化的实际效能。

响应意识有所增强，但协同程度仍可提升。青年问题大多具有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特征。比如青年就业问题，往往牵涉教育、人社、财政、住房等多个环节；新就业形态青年的权益问题，常常兼有劳动保障、平台规则、社会融入、法律援助等多重维度。如果仍然按照部门边界来切割问题，就容易出现“事事相关、处处碰壁”的情况。有些青年诉求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不是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而是缺少横向协同、上下衔接和政策集成的问题，导致诉求在不同系统之间流转，难以形成有效的回应。

网络表达更加活跃，但线下承接仍有短板。数智时代，青年大量诉求首先在网络空间生成、传播和放大。网络极大地提高了利益表达的便利性，也增强了问题发现的及时性。但网络表达天然具有碎片化、情绪化和快速化特征，如果缺少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承接，就难以转化为理性、有序的建设性表达。共青团组织、青年社会组织、行业组织以及社区、园区等基层单元，都承担着将青年线上表达转化为线下协商、将个体困惑转化为公共议题的重要功能。这个环节如果比较薄弱，青年声音就容易停留在舆情层面，难以进入治理层面。

帮扶举措逐步增多，但稳定预期仍有空间。青年看重的不仅是某一项具体事务是否得到解决，还包括规则是否清晰、机会是否公平、努力是否获得相应回报。青年诉求响应的目标，不只是解决若干现实个案，而是通过制度化回应帮助青年形成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当前，一些地方在青年工作中项目化举措不少，但长效性制度安排缺位；具体服务很多，但规则稳定性不足。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实际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缓解，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却没有建立起来。

以机制建设提升诉求响应效能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关键在于把零散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把工作流程沉淀为运行机制，逐步形成从表达入口到政策改进的完整治理链条，不断提升青年诉求响应的整体效能。

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要进一步发挥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把青年诉求分析、青年问题研判、青年发展评估纳入常态化议事安排，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协调、社会协同、青年参与的工作格局。青年诉求响应工作只有进入治理体系，才能由零散应对走向系统推进、由事务处理走向制度建设。

建立分层分类的青年诉求感知体系。随着青年群体内部差异不断扩大，不同地区、行业、职业、学历背景的青年，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不能笼统地“听青年声音”，而要着力提升辨识不同青年群体的现实处境和核心关切的能力。把网络征集、问卷调查、热线平台、走访座谈、深度访谈、蹲点调研等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捕捉高频问题，也发现隐性问题；既关心当下情绪，也把握长期趋势；既重视普遍性诉求，也关注特殊群体。只有把青年诉求摸得更准、看得更深，后续回应才能更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

打通“收集—研判—办理—反馈—评估”的工作链条。青年诉求表达不能止于信息收集，诉求响应也不能停留于个案办结。对于紧迫性、个体性问题，应建立快速响应和即时干预机制；对于高频性、普遍性问题，应加强专题分析并推动政策调整；对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建立预警和前置处置机制；对于长期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则要通过完善制度加以解决。强化结果反馈和效果评估，让青年清楚知道自己的诉求由谁办理、办理进度如何、结果怎么样、后续如何改进。只有形成可见的反馈、可感的变化和可验证的效果，才能不断累积青年对制度的信任。

强化共青团和青年组织的枢纽功能。青年利益表达之所以需要机制化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青年声音必须被组织化吸纳和制度化处理。共青团具有联系青年最直接、覆盖青年最广泛、组织青年最有力的独特优势，应进一步从“活动型组织”向“功能型组织”“治理型组织”转变，特别是在园区、楼宇、平台等青年聚集领域，持续增强组织嵌入能力和诉求承接能力。同时，发挥好青年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形成协同参与、优势互补的青年服务网络。只有把组织体系建得更强、把承接功能做得更实，青年诉求表达才能从分散化走向组织化、从情绪化走向制度化。

把数字赋能与组织功能结合起来。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青年的表达方式，也为及时识别青年诉求、动态把握青年变化提供了条件。充分运用数字平台、数据分析和智能研判手段，逐步构建起集诉求监测、舆情感知、政策反馈、效果评估于一体的数字支撑体系。真正有效的数字治理，是通过数据更快找到人、通过平台更好服务人、通过分析更精准完善制度。数字赋能必须以组织嵌入为前提、以线下承接为支撑、以制度优化为目标。

以有序参与把青年力量化为治理增量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与“拓展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渠道”并列提出，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利益表达不是治理的对立面，恰恰是青年走向有序参与的起点；回应青年诉求，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更是为了在制度化互动中不断增强青年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

有序参与，关键在“有序”二字。它不是随意化表达，也不是情绪化宣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制度化渠道、组织化体系和程序化规则，把青年对现实问题的感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把对个体生活的关注转化为对社会建设的责任。青年一旦能够在参与中看到自身价值、体验制度效能、理解国家逻辑，诉求表达就不仅是寻求帮助的一种方式，也会成为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过程。好的青年工作，既要帮助青年解决现实问题，也要引导青年同国家和社会一道解决问题。

更加注重把青年诉求响应同参与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为青年在社区治理、志愿服务、民主协商、行业自治、网络文明建设等领域创造更多真实可感、可触可及的参与机会，使其由政策接受者逐步成长为治理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参与机制设计，让青年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深刻地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制度运行的艰巨性和公共生活的责任感。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塑造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积极、更加稳固的国家与青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国家通过制度安排为青年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顺畅的成长通道和稳定的未来预期，青年则通过奋斗、创新和参与，把自身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把个体梦想汇入民族复兴。国家越能及时听见青年声音，青年就越能在现实中感受到制度的在场；青年越能通过规范渠道理性表达、有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就越能够形成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更加持久的青春力量。

完善青年群体利益表达和诉求响应机制，看起来是青年工作的一个具体方面，实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工程。它不仅关乎青年能否被看见、被理解、被回应，也关乎青年力量能否被组织、被动员、被引领，还关乎党和国家能否在代际接续中不断巩固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这项工作做好了，青年的创造活力就能更加充分地转化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澎湃动能。这正是“十五五”时期我们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也是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需要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院）长〕

以高度责任感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既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关系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健全食品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并对安全监管重点、安全责任主体、惩治措施等作出系统部署。围绕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食品安全风险的系统性成因与韧性治理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是必须牢牢守住的民生底线和安全底线。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但也应清醒看到，随着食品产业链条延长、经营业态变化和风险传导加快，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形势任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偏重终端处置的监管方式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深层成因入手，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完善韧性治理思路，强化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链条监管是适应食品安全风险新变化的必然要求。理解当前食品安全治理面临的新任务，首先要看到风险形态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更多表现为某一环节的局部问题，在治理上也相应形成了较强的终端导向，更多依赖抽检、处罚和事后处置来控制风险。但随着食品产业链延长、流通半径扩大、网络平台兴起和消费场景变化，食品安全风险已经不再停留在某一节点，而是可能在链条上生成、在链条中积累、在链条末端集中显现。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就是食品安全风险越来越呈现出链条化、复合化和跨环节传导的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然沿用过去偏重终端处置、忽视源头和过程管控的方式，就难以适应当前食品安全风险链条更长、传导更快、影响更广的现实挑战。也正因为如此，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全链条上。全链条监管不在于“多管几段”，而在于将监管重心从终端抽检向前端和过程延伸，把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不同部门之间原本分散的要求和责任真正衔接起来。全链条监管的本质要求在于协同一致，是对传统重终端、轻过程监管模式的结构性调整，强调的不是各自加码，而是各环节之间监管要求、责任约束和行动方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全链条监管既是适应食品安全风险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对“重终端、轻过程”这一深层问题的系统性纠偏。

食品安全风险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明确了为什么必须强化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就要回答：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仍然反复出现？从表面看，似乎是个别产品、个别企业、个别事件出了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背后反映的则是风险前移、链条拉长、形态重塑和治理落差等因素相互叠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风险生成前移，单靠末端治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食品安全风险并不都在流通和消费环节才暴露出来，很多问题在生产端就已经形成。比如，农用地环境污染会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投入品使用不规范会带来农兽药残留风险，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控制不到位则可能埋下微生物污染、真菌毒素污染等隐患。也就是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进入市场时“新产生”的，而是源头和前端过程风险的延续。长期以来，监管力量更多集中在终端抽检和事后处置，前端治理、过程控制和风险预防相对薄弱，这就使不少本可在早期就能被识别和控制的问题，逐步累积并传导到后续环节。由此可见，食品安全风险之所以久治不决，一个原因就在于治理关口长期偏后，前端工作与末端监管之间尚未形成真正紧密的衔接。

风险传导链条拉长，使中间环节更容易成为风险累积和放大的关键部位。食品安全风险并不总是止于生产端，而是可能在贮存、运输、寄递、配送等环节持续传导。实践中，贮存条件不达标、运输衔接不严密、冷链管理不到位、交接记录不完整、配送责任不清晰等问题，都会使原本局部性的风险在流通过程中逐步累积，由单点隐患演变为链条性风险。特别是在食品流通速度加快、经营主体增多、供应链条延长的背景下，中间环节一旦缺乏连续有效的过程控制，就容易成为风险传导和放大的关键部位。由此可见，食品安全风险之所以久治不决，不仅在于前端隐患的存在，也在于中间环节过程控制不足，使风险在链条中不断叠加和放大。

平台经济和数字场景重塑风险形态，使传统监管的盲区进一步显现。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使食品安全问题从传统线下空间延伸到平台规则、线上交易、即时配送等新链条之中。而这些新链条恰恰处于传统监管相对薄弱的部位。过去，监管资源更多集中在实体终端，对平台经济中的风险识别和穿透监管能力不足。数字经济背景下，违法行为越来越呈现云端化、碎片化、隐蔽化特征，给主体识别、证据固定、物流追溯和责任穿透带来了较大难度。新业态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而是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供应链治理、平台治理和数据治理等复杂问题。

治理基础与风险形态之间仍存在一定落差，一些更深层次的制度和行为诱因尚未得到有效化解。与风险前移、链条拉长和形态重塑相比，这一问题更具基础性和系统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和监督执法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仍然存在一些经营主体知法犯法、以牺牲质量安全换取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情况，这说明问题不仅在于“有没有制度”，更在于“制度能否有效转化为守法约束”。从深层次看，一些主体守法的内生动力不足，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在个别情况下仍不匹配，信息不对称使部分违法违规行为具有较强隐蔽性，基层监管力量和专业能力又难以做到全过程、穿透式覆盖，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治理体系在面对复杂、隐蔽、多变的风险形态时仍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与此同时，食品安全数字化治理还面临数据标准不统一、系统之间难贯通、数字化成本较高、复合型人才缺乏等现实制约，进一步影响了风险识别、动态监测和精准防控的有效性。

提升全链条监管韧性水平的现实路径。韧性治理的核心，不在于简单追求“零风险”，而在于面对风险复杂性增强、传导链条延长、治理对象变化加快的新形势，能够做到风险早识别、问题早干预、处置更精准、恢复更迅速。对食品安全治理来说，韧性治理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把工作更多放在平时、放在前端、放在基础上，尽量把问题解决在苗头阶段。同时，即使风险难以完全避免，也要保持治理体系有效运转，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研判情况准确、采取措施有力、恢复秩序较快。也就是说，韧性治理强调的不是没有风险，而是面对风险时更有准备、更有办法、更有支撑。

以责任贯通提升治理协同性。食品安全链条长、环节多、主体杂，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单独完成全过程治理。必须在明确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卫生健康、教育、海关、交通运输、邮政管理、网信等部门职责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链条上的责任真正衔接起来，推动责任从“文件要求”转化为“日常执行”，避免出现交叉、脱节和空白。

以制度完善增强治理稳定性。食品安全治理归根到底要靠制度。面对链条延长和业态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下一步应更加注重围绕薄弱环节、新兴业态和风险高发领域补齐制度短板，把制度要求落实到种植养殖、生产经营、贮运流通、平台交易、消费服务等环节。特别是在中间环节和网络新业态上，更要注重规则的连续性、完整性和可执行性，防止因制度不健全、衔接不严密而使风险在链条中不断累积和放大。

以社会共治夯实治理基础。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不能停留在行政体系内部循环上，要把企业主体责任、平台责任、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更好结合起来。通过完善风险交流、举报激励、信用约束等机制，引导企业增强守法自觉，督促平台强化内部管理，推动社会监督更加有效参与，使政府监管、企业自律、平台约束、社会监督共同发力，形成治理合力。特别是在链条延长、主体增多、业态变化加快的背景下，社会共治不是监管的辅助环节，而是增强风险识别能力、提升治理韧性的重要基础。把社会监督的敏感性、行业自律的主动性、平台治理的即时性统一起来，才能更好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以技术支撑提高治理精准性。责任和制度解决的是“谁来管、按什么管”的问题，但面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累积性和链条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还必须回答“靠什么及时发现风险、靠什么科学判断风险、靠什么把风险转化为监管要求”的问题。对此，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修订等技术工作，不应停留在外围支撑层面，而应深度嵌入全链条治理的各个环节，真正使前端预防有依据、过程控制有抓手、监管执法有支撑。具体来看，标准体系要更加突出全链条治理要求，既覆盖限量标准、产品标准，也更加关注生产经营过程卫生规范和投入品管理规则供给，把治理要求更好体现在标准体系建设中。监测体系应更加突出全过程感知能力，推动监测由终端向关键控制点延伸，强化跨部门数据协同，更好支撑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评估体系要更加突出前瞻性和针对性，推动风险评估由事后判断向前端分析拓展，更好服务于标准修订、风险管理和监管决策。与此同时，还需把数智技术作为提升韧性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方向，推动数据标准统一、系统互联互通、业务场景贯通和基层能力提升，使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真正转化为全链条治理效能。

（作者系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党委书记）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密切相关，其监管成效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健全食品药品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列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部署。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正在由分段监管向全链条治理转型升级。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稳步提升。首先，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各有关部门在职责分工基础上加强协同配合，逐步构建起覆盖农产品种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食品运输流通、食品进出口等环节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修改食品安全法，重点补齐监管短板。经营者、行业组织、消费者、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的多元共治格局逐步形成，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制度基础更加扎实稳固。其次，重点领域整治不断深化。围绕婴幼儿配方乳粉、校园食品、保健食品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制度成果。2025年，全国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99.37%，连续4年稳定在99%以上，食品安全总体水平持续向好。最后，行刑衔接机制不断强化。检察机关积极运用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线索移送、证据共享等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在散装液态食品违规运输、跨区域非法屠宰销售、网络销售假冒进口食品等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案件中，司法机关及时介入、依法处理，提升了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强化了对全链条监管制度运行的刚性约束，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

当前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是跨部门、跨区域执法协作仍有断点。由于条块分割、分段管理的传统路径依然存在，一旦出现跨品类、跨环节、跨地区的系统性安全风险，“执法碎片化”“响应慢半拍”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一些监管交叉地带，执法协作不足已成为制约全链条监管效能的瓶颈。二是新兴业态监管滞后，规则供给存在时间差。新业态迅速崛起导致风险形态不断演变，传统监管规则的相对滞后与法律定性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链条监管的覆盖范围与治理效能。三是基层监管能力与全链条监管需求不匹配。基层监管部门承担着食品安全日常监管的主要职责，但也面临人员缺、专业弱、设备差、经费少、任务重等现实困难。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风险识别、食品样本快速检测定性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基层监管执法能力仍存在短板，制约全链条监管措施的实施效果。

对此，必须夯实监管责任，加强协同机制建设，在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持续推进、精准发力。在治理协同上。应当统一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和数据采集的标准，建立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数据平台，形成覆盖食品生产、贮存、运输、配送、销售等环节的全链条智慧监管体系；健全食品安全风险定期会商机制和问题通报制度，加强多部门沟通研判，提升协同联动能力，做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应加强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和数据的跨部门共享，食品类案件的行刑衔接、线索移送等事项纳入地方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评议体系。在监管规则供给上。面对新业态问题，应当贯彻“小快灵”的立法思维，根据技术特点和安全保障需要，建立新业态监管规则制定的快速响应机制。探索“以网管网”社会化监管模式，着重压实网络平台对网售食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准入审核、投诉响应、快速下架等网售食品平台监管规则，让平台成为网售食品全链条监管的重要支撑。促进食品贮存、运输、寄递等环节监管规范化，落实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实现“全品类、全环节、全流程”有标可依。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扩大追溯目录覆盖范围，推广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实现“源头可溯、去向可追、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在提升监管能力上。国家层面应统筹推进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和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加强设施设备配备和专业人才培养，推进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制定系统性培训规划，明确基层执法人员参与专业培训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市县两级政府需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推进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大对基层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体系的投入力度，提高对生物性、化学性及疫病风险的识别和处置能力。此外，应当通过“互联网+AI监管”工具提升智慧化监管水平，增强穿透式监管能力，降低基层执法负担、提升监管效能，真正打通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副部长）

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础的民生工程、最直接的民心大事。食品产业体量大、链条长、主体多，风险点多面广，新旧问题交织叠加，从农田到餐桌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深入剖析这些问题，既是回应民生关切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源头管控基础薄弱，农产品安全防线存在短板。农产品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源头不稳，餐桌难安。当前，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依然突出，成为制约食品安全的首要瓶颈。一是农药兽药使用不规范问题屡禁不止。部分种植养殖户片面追求产量效益，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农药兽药，违规使用禁限用投入品，导致蔬菜、水果、肉蛋奶等残留超标，成为抽检不合格的主要诱因。二是环境污染传导风险凸显。土壤重金属超标、水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通过种养环节富集传导，风险隐蔽性强、治理周期长，严重威胁长期食用安全。三是小规模分散经营增加治理难度。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小养殖场为主，主体散、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质量管控能力弱，产地准出、索证索票、检测追溯等制度难以全面落地，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由于源头监管力量不足、检测覆盖有限，导致从农田到餐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仍有漏洞。

生产加工环节乱象突出，过程管控失范成为顽疾。食品生产加工是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也是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一是“三小”问题监管难度大。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量大面广、流动性强，部分无证无照经营，生产环境脏乱差，设施简陋、卫生不达标、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明，成为假冒伪劣食品的重要源头，整治后易反弹回潮。二是添加剂使用乱象未根治。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改良品相、延长保质期，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违法添加吊白块、苏丹红等非食用物质，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三是企业主体责任悬空。一些正规生产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形同虚设，原料采购不把关、生产过程不规范、出厂检验走过场，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落实不到位，记录不全、检测缺失，风险隐患难以在生产环节及早识别并有效拦截。

流通链条风险点多，末梢防控存在明显漏洞。食品流通环节多、链条长、涉及面广，直接关系消费终端安全。一是冷链物流保障能力不足。生鲜、冷冻食品对温控要求高，但部分经营者为节约成本，运输、仓储、销售环节温度失控，导致食品变质、微生物超标，农村和偏远地区冷链设施短板更为突出。二是溯源体系效能发挥不充分。追溯信息记录不完整、部门数据不联通、上下游链条不衔接，出现问题难定位、难溯源、难召回，应急处置效率不高。三是重点区域风险隐患突出。农村市场、校园周边成为薄弱地带，假冒伪劣、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山寨”食品依然存在，侵害老人、儿童等群体健康。一些集中用餐单位、外卖餐饮存在食材不新鲜、消毒不到位、留样不规范等问题，流通和消费末梢安全防线仍不牢固。

新业态快速发展，法规标准滞后形成监管盲区。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生鲜电商、跨境电商等食品领域新业态蓬勃兴起，在便利消费的同时带来新挑战。一是制度规范跟不上发展速度。预制菜、现制现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在生产规范、许可适用、标签标识、主播责任等方面缺乏明确标准，存在监管空白。二是风险管控难度显著加大。线上经营跨区域、隐蔽性强，外卖配送、社区自提、冷链“最后一公里”等环节风险点增多，传统监管手段难以覆盖。三是多方主体责任界定不清。新业态往往涉及平台、入驻商家、物流方、主播等多方主体，责任链条复杂。平台审核不严、商家资质不实、各方推诿扯皮，责任悬空问题突出，给新业态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监管体系仍需完善，社会共治格局尚未形成。面对复杂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当前监管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仍存在短板。一是监管协同机制不够顺畅。食品安全涉及多部门，分段监管与协同监管衔接不够紧密，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不够高效，基层监管力量薄弱、专业人员不足、检测能力和装备滞后，难以实现全覆盖监管。二是违法成本依然偏低。处罚震慑力度与违法获利不匹配，部分从业者心存侥幸、屡查屡犯，行刑衔接不够顺畅，民事赔偿机制不完善，消费者维权成本高、难度大。三是社会共治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企业自律不足、行业约束不强，公众食品安全素养和维权意识有待提升，投诉举报、舆论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政府监管、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全社会共治合力仍需加强。

食品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泰山。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阶段性特征，必须坚持严字当头、标本兼治，不断堵塞风险漏洞、提升治理水平，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民生幸福和社会稳定筑牢坚实保障。（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战争暴力逐步告别“最大化杀伤”的传统逻辑，向着高效、精准、可控的方向深度转型。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凭借毁伤可控、运用灵活、效费比突出等优势，在现代战场的作用持续提升，已由传统辅助作战手段，逐步发展为局部态势调控、战术行动支撑的重要补充力量，能够在特定场景下优化行动效能，对关键作战进程形成有效调控。

第一，暴力运用方式发生深刻转型是时代的必然。

战争暴力形态演进，是技术条件、政治目的、利益格局与道义约束共同作用的历史结果。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的兴起，顺应时代大势、契合战争规律，具有深刻现实必然性。

战争目的深度调整，使传统致命暴力模式难以为继。传统战争以歼灭有生力量、夺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暴力的毁灭性与强制性居于首位。当今世界各国利益深度交融，全面战争与无差别打击代价巨大、后患无穷，战争目标逐步从“消灭对手”转向“控局慑止、塑造意志、维护利益”。单纯依靠高强度致命暴力，不仅难以达成政治目的，还易引发人道危机、舆论反噬与治理困境。以最小代价实现控局制胜，成为现代战争的内在要求。

智能化技术集群突破，为非致命性作战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网络攻防、认知干预等技术快速成熟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作战效能实现方式。以往依靠火力打击才能达成的效果，如今可通过智能干扰、体系失能、心理压制等非致命路径实现。战争手段不再是启动即失控的毁灭工具，而成为可精准调节、梯度释能、灵活管控的政治工具，让“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智慧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力。

国际约束与成本效益驱动，推动战争暴力持续优化收敛。国际社会对战争伤亡、平民损害、生态破坏的容忍度持续降低，国际舆论、国际法、战争法与人道主义法形成刚性约束，大规模无差别暴力空间持续压缩。现代战争更加注重成本收益平衡，智能化非致命手段成本低、风险可控、可重复使用、附带损伤小，既能有效削弱对手作战能力，又能大幅降低战争代价，成为暴力运用升级的重要方向。

战争暴力演进规律，决定其向更高形态跃升的历史走向。从冷兵器搏杀、热兵器覆盖到机械化突击，暴力形态不断迭代升级。从二战战略轰炸、冷战核威慑到信息化精确打击，暴力运用日趋精准可控。进入智能化时代，战争暴力进一步由“毁灭型”向“支配型”转变、由“致命主导”向“软硬兼备”升级，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集中体现。

第二，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带来的多维变革。

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的广泛运用，不是对传统战争的修补完善，而是对现代战争的体系性、结构性重塑，变革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制胜逻辑之变：从毁伤制胜转向控局制胜。传统战争以杀伤数量、占领范围、摧毁程度评判胜负，依靠大规模毁伤瓦解抵抗意志。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打破这一逻辑，将制胜核心从肉体消灭转向体系瘫痪、能力剥夺与意志塑造，胜负标准从“消灭多少”转向“控制多少、约束多少、遏制多少”。作战目标不再追求大规模伤亡，而是使对手“打不出、联不通、动不了、不愿战”，在低毁伤前提下剥夺对方作战能力、动摇其战争决心。

手段运用之变：从刚性杀伤转向柔性释能。长期以来，火力打击、兵力突击等刚性致命手段构成战争主体形态。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极大拓展暴力谱系，形成致命打击、压制干扰、失能约束、行为管控等多层次手段体系。激光警示、声波驱离、电磁干扰、网络扰瘫、心理干预等柔性手段与传统硬摧毁力量深度融合，构建“硬摧毁为底、软控制为要、智能主导、软硬一体”的现代作战体系。

作战空间之变：从有形对抗转向全域博弈。传统战争局限于陆、海、空等物理空间，战线清晰、军民边界相对明确。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打破空间壁垒，将对抗延伸至网络、电磁、认知、经济、社会等全域领域，形成多域交织、全域渗透、跨域联动的复杂战场。物理域实施装备失能、机动限制，信息域夺取制信息权、切断作战链路，认知域影响决策、塑造心态，经济社会域扰动关键基础运行。

博弈方式之变：从刚性对决转向精准制衡。全面战争成本巨大、风险不可控，大国高强度刚性对抗愈发不符合战略利益。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有效填补和平与全面战争之间的广阔灰色地带，推动战略博弈从刚性冲突转向弹性可控、梯度施压、精准制衡。尤其在海上对峙、边境管控、危机应对等日趋频繁的场景中，激光警示、电子干扰、无人抵近、声波驱离等手段，可在不触发热战前提下宣示决心、实施威慑、管控态势，实现分级响应、可进可退、风险可控。

第三，暴力运用方式转型，必然牵引战争指导艺术深度革新。

与传统战争强调主力决战、猛烈突击、持续毁伤不同，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推动战争指导向控局优先、制衡为先、精准施策转变，呈现鲜明时代特征。

战争指导更加强调控局优先，实现慑而不战、制而不破。传统战争以彻底击败对手、夺占要点为基本取向，对抗强度高、行动指向性强。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更加强调控局造势、约束行为、稳定态势，通过多域施压、体系干扰、认知影响掌握战场主动。战争行动不再追求一次性解决问题，而是以持续、精准、弹性用兵逐步塑造有利态势，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

力量运用更加突出软硬一体，实现精准释能、复合制胜。传统力量运用以重兵集团、火力集群为主体，强调规模效应与突击威力。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推动力量结构深刻变革，软硬结合、多域联动、协同释能成为基本方式。实战中，传统致命力量保持战略威慑与底线应对能力，智能化非致命力量担负前沿应对、常态施压、体系扰瘫任务，二者相互配合、互为支撑。

行动控制更加注重梯度递进，做到可进可退、张弛有度。传统军事行动多遵循“启动—升级—决战”线性逻辑，发起后难以降级回撤，极易陷入被动。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提供可调节、可分级、可逆转的灵活路径。从警示威慑、驱离拦阻，到电磁干扰、网络袭扰，再到体系压制、能力剥夺，可依据政治需要梯次发力、适度回退，始终掌握行动主动权。

对抗重心更加聚焦体系制衡，致力瘫痪节点、削弱潜能。传统对抗集中于兵力交战、火力对抗、阵地争夺等显性层面，胜负取决于一线突击能力。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将对抗重心转向体系关键节点与支撑链条，通过打击要害、切断链路、干扰中枢实现以点制面、以弱制强、以精制胜。不再追求大范围毁伤，而是针对指挥控制、情报通信、后勤保障、智能终端等体系要害精准发力，使对方体系运转失灵、作战潜能难以释放。

第四，顺应转型趋势赢得军事竞争主动。

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是智能化战争形态下的重要作战样式，是新一轮军事革命在作战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也是维护国家安全、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先机的重要契机。唯有顺应规律、主动布局、加快转型，方能在未来智能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树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作战理念。坚决破除唯火力、唯毁伤、唯规模的传统思维定式，牢固树立效能制胜、智能主导、软硬一体、低伤控局的先进理念，将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纳入联合作战体系整体布局，推动传统力量与新型力量、致命手段与非致命手段协同发展、一体运用。

加快核心技术与装备体系建设。紧盯智能算法、定向能、网络攻防、无人系统、电磁对抗等前沿领域，持续加大核心技术自主攻关力度，重点发展实战适用、风险可控、多场景适配的非致命装备体系，依托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速技术迭代，夯实智能化作战能力根基。

完善战法训法与运用规则体系。立足当前现实安全威胁，深化非致命手段在维权维稳、危机管控、联合作战中的应用研究，构建实用管用的战法体系、协同机制和评估标准。严格恪守国际法、战争法和人道主义法，明确使用边界、坚持适度原则，确保各项行动合法、合理、有利。

坚守自卫立场彰显和平价值。始终以防御自卫为根本出发点，把智能化非致命性作战作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捍卫国家权益的战略支撑，坚持理性用武、可控用武、文明用武，推动战争形态向更精准、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向演进，以强大战略能力筑牢国家和平发展的坚实屏障。

装甲修理车：装甲部队持续作战的支撑力量

装甲修理车，亦称装甲抢救抢修车，是以坦克、履带或轮式装甲车辆为通用底盘，集成重型拖救、液压起重、野战焊接、应急拆解、故障维修等专用工装设备的装甲保障特种车辆。百余年发展历程中，装甲修理车隐身于正面战场攻坚锋芒之后，却是决定装甲部队持续作战、持久制胜的关键支撑力量。

奠基于二战，成熟于冷战

一战中，坦克大规模投入战场，但专用装甲保障装备完全空白。战场瘫痪、战损的坦克多依靠普通军用牵引车、工程车临时拖拽，大部分受损装备因无法及时回收修理直接报废。二战时机械化战争全面铺开，大规模坦克会战频繁上演，装备战损数量激增，催生了第一代实用化装甲修理车。这一时期的装甲修理车普遍为退役、老旧或战损坦克拆除炮塔改造而成，结构简单、功能聚焦拖救作业。如美军以M4“谢尔曼”坦克底盘研发M32系列装甲抢修车，配备机械式绞盘与简易起重吊臂，能够完成中型坦克拖拽与炮塔、发动机等大件简易吊装。这一时期首次实现了装甲伴随保障，奠定了装甲抢修装备的发展基础。

冷战时期，主战坦克快速迭代，战斗全重持续攀升，火力、防护、机动全面升级，对战场拖救拉力、起重载荷、装甲防护、全域适应能力提出全新要求，各国走向专用化、系列化、制式化研发道路。这一阶段，履带式重型抢修车成为主流，形成与现役主战坦克同底盘、同动力、同机动的配套体系。美国列装M88系列重型装甲抢修车，长期作为美军重装部队核心保障装备；苏联基于T系列主战坦克研发BREM系列专业装甲修理车。冷战时期的装甲修理车综合性能大幅提升，实现拖救、吊装、野战修理、自卫防护一体化集成，能够适应大规模、长时间机械化攻防作战。海湾战争中，M88A2重型抢修车伴随重装部队高速推进，在沙漠开阔地形中快速拖救发生故障或遭轻损的M1系列主战坦克，通过快速换件、现场抢修，大幅提升装甲装备完好率。

从分类来看，按底盘类型，装甲修理车可分为履带式与轮式两类：履带式依托坦克底盘，越野性能强、牵引力大，适配重型装甲车辆保障；轮式基于轮式装甲车底盘，机动灵活、公路通行效率高，多用于轻型装甲部队与快反部队。按重量等级，分为轻型、中型、重型；按功能定位，分为牵引型、修理牵引型、综合抢修型。综合抢修型集成拖救、吊装、焊接、换件等全流程抢修功能，是现代主流车型。

核心技术装备体系

现代综合型装甲修理车围绕战场抢修核心需求，集成拖救牵引、起重吊装、野战维修、防护自卫、全域机动五大成套装备系统，模块化集成度高，作业能力全面。

一是大拉力液压拖救系统。标配主副液压绞盘、高强度钢缆与刚性牵引装置，搭配车体锚定推土铲，作业时可稳固车体，通过滑轮组倍率放大牵引力，能够实现倾覆、淤陷、中弹受损装甲车辆的脱困与长距离牵引。重型车型最大牵引锁定拉力可达百吨级，可快速拖拽现役重型主战坦克。

二是多自由度液压起重装置。折叠式全旋转液压吊机为标准配置，具备伸缩、变幅、多角度作业能力，可在狭小战场空间内完成发动机、传动装置、炮塔、行走机构等重型总成整体吊装更换，是战场换件抢修的核心装备。

三是一体化野战维修模块。车载集成大功率发电机组、工业焊接切割设备、液压维修工具组、通用备件存储单元与故障检测工装，可在无后方修理厂依托的条件下，开展装甲板焊接切割、油路电路检修、行走机构更换、小型部件拆解维修，实现小修、中修任务前沿就地完成。

四是综合防护与自卫系统。车体采用装甲钢焊接结构，可抵御轻武器弹药与炮弹破片打击，关键液压管路、动力舱、操作舱增设防护结构；随车配备自卫枪械、烟幕发射装置、三防系统，部分新型车辆加装简易主动防护组件，具备基础战场自卫与隐蔽防护能力。

五是全域机动行走系统。履带式车型采用与主战坦克同源动力传动系统，越野爬坡、越壕、涉水能力突出；轮式车型具备长距离公路快速机动优势，能够实现战略快速投送与全域快速部署。

当代新发展与未来演进方向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速到来，联合作战、全域作战、高强度对抗成为地面作战基本形态，战场装备损耗节奏更快、故障类型更加多元，前沿保障、快速保障、生存式保障需求急剧上升。叠加新材料、人工智能、无人装备、网络信息技术快速迭代，装甲修理车告别传统机械升级模式，在功能拓展、信息赋能、体系融合、无人协同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明确了长期演进方向。

功能设计全面走向模块化、多能化。新一代装甲修理车普遍采用开放式模块化架构，将拖救吊装机组、维修工装、备件单元、工程设备设计为标准化可快速更换模块，可根据作战任务灵活组合配置，不再局限于单一抢修拖救。同步融合战场清障、简易工事构筑、装备转运、应急器材补给等附加功能，实现一车多能、一装多用，适配多兵种、多类型装甲装备一体化保障，有效压缩后勤保障车辆规模，提升合成部队编组灵活性。

信息化、数字化深度融入保障全过程。改进型号普遍加装车载信息终端、战术通信模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可实时上传装备故障信息、位置坐标、抢修资源数据，实现保障需求实时感知、抢修力量精准调度、备件物资快速匹配。配套搭载智能故障诊断、设备检测系统，依托数据库比对分析，快速定位机械、液压、电路故障症结，替代传统人工排查模式，大幅缩短抢修时长，实现从经验维修向数据维修、精准维修转变。

全域适应性与综合生存能力持续升级。针对高原高寒、热带丛林、戈壁荒漠、滨海潮湿等复杂全域作战环境，新型装甲修理车优化动力系统低温启动、高温散热设计，改良液压与密封结构，强化防腐、防尘、防沙性能。同时，立足现代战场无人机、巡飞弹、轻型反坦克武器普及的现实威胁，通过加厚关键部位装甲，加装格栅防护、分布式装甲模块、光电告警与烟幕联动系统，强化高危战场环境下的作业生存能力。

无人化、协同化成为核心发展趋势。无人地面装备技术成熟后，有人装甲修理车与小型无人抢修车、无人工程车协同编组，成为未来保障新模式。小型履带式无人抢修平台体积小、隐蔽性强、无人员伤亡风险，可深入火力高危区域执行战场拖救、简易清障、部件输送等危险任务；有人车辆集中开展复杂维修、大件吊装、指挥统筹，形成高低搭配、远近结合的立体抢修体系。

轻量化与通用化并行推进。针对快速反应作战、远程机动投送需求，轮式装甲修理车持续优化轻量化设计，采用新型复合装甲、高强度轻量化材料，在保留核心作业能力的前提下减重提效；履带式重型装备强化底盘通用化设计，与新一代装甲车辆通用行走、动力、传动等部件，降低后勤运维压力，提升装备体系整体经济性与可持续性。

安-2飞机：人民空军艰苦创业的见证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露天展陈区，停放着一架银灰色机身、双翼舒展的轻型运输机，机身蒙皮上的斑驳痕迹，镌刻着岁月的沧桑与奋斗的印记，静静诉说着一段与东北老航校血脉相连的峥嵘岁月。这架飞机，便是运-5运输机的原型——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的安-2飞机。它不仅见证了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起步，更承载着东北老航校“马拉飞机、人推火车”的创业精神，成为跨越八十载、薪火永相传的精神载体。

安-2飞机的诞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20世纪40年代中期，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为满足轻型运输、农业作业及飞行训练需求，研制出这款单发双翼螺旋桨轻型飞机，1946年正式定型投产。该机采用全金属半硬壳式机身、斜撑杆式尾翼结构，搭载一台ASH-62IR风冷化油器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735千瓦，最大平飞速度238公里/小时，实用升限4500米，航程可达845公里。其低空性能突出、起降条件要求低、结构简单便于维修，可在平坦场地或草地上短距离起降，即便发动机空中停车，仍能安全滑翔着陆，很快成为苏联军民两用主力机型，广泛应用于运输、跳伞、农林植保等多个领域。

这架飞机与中国航空事业的结缘，始于东北老航校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敏锐意识到航空力量对国家主权与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果断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地区遗留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创办第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储备人才、奠定基础。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

建校之初，东北老航校面临的困境远超想象。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频繁派飞机轰炸骚扰机场，日军余部武装暴动时有发生，航校被迫先后辗转通化、牡丹江、密山、长春四地办学，生存与办学双重压力交织。更严峻的是物资极度匮乏，没有完善的机场设施，没有充足的航油、零件和专业工装，甚至没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当时官兵们顶风冒雪走遍东北各地，搜集到日军遗留的破旧飞机120余架、发动机300多台，其中可修复使用的仅有36架。为转运这些珍贵的飞机和航材，老航校官兵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马拉飞机、人推火车”。

“马拉飞机、人推火车”的壮举，集中发生在航校辗转搬迁途中。1946年4月，航校从通化转移至牡丹江时，东北铁路交通在战争中已近乎瘫痪，运送航材的小火车行至老爷岭时，因坡度太大无法前行，官兵们便纷纷下车，喊着号子齐心协力将火车一步步推过山岭。牡丹江大桥被炸断后，官兵们又将火车上的物资卸下，装上马车转运。由于部分战机机身庞大，单驾马车无法承载，官兵们便将两驾马车拼接在一起，将飞机固定在中间，手扶腾空的机翼护送前行。没有飞机牵引车，官兵们就用马车牵引战机在土跑道上移动；在积雪没膝的寒冬、烈日炎炎的酷暑，更是靠人力肩扛手推，将飞机从废墟中拖拽出来转运到训练场地。

东北老航校后期，一批苏联安-2飞机被引入国内，成为航校补充的重要装备，与日本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立川式袭击机等缴获机型并肩，承担起飞行训练、物资转运等重要任务。与当时航校使用的破旧缴获战机相比，安-2飞机性能更稳定、用途更广泛，不仅可用于飞行员补充训练，还能转运航材、接送人员，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成为保障训练、维持运转的“多面手”。当时，官兵们在没有完善维修资料、缺乏专业配件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摸索掌握了安-2飞机的维修与操纵技巧，用简易工具排查故障、手工修补蒙皮，使这款飞机在战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藏的这架安-2飞机，正是当年东北老航校使用过的机型之一，也是后来我国运-5运输机的仿制原型。机身上的每一处划痕，都是老航校官兵艰苦创业的见证；机翼上的每一根骨架，都承载着“马拉飞机、人推火车”的精神基因。1957年12月7日，在安-2飞机基础上，我国南昌洪都机械厂成功仿制出运-5运输机。这一突破，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完成了从飞机修理到飞机制造的历史性转变。运-5继承了安-2飞机的优良性能，同时结合我国实际需求进行局部改进，可用于运输、跳伞、空中救护、农林植保等多种任务。

《正蒙》中“民胞物与”的仁爱观

“民胞物与”，是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所著《正蒙》的思想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思想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为核心命题，将传统儒家的仁爱精神从人际伦理推及宇宙关怀，构建了一个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哲学体系。张载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更将其提升到宇宙论的高度，对宋明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先秦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孔子的“泛爱众”、孟子“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及《礼记·礼运》中“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精神。张载面对北宋社会在民生、道德、秩序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常警醒自己：“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他“出入佛老”，后回归儒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借助《周易》《中庸》，建构了自己的气论和人生哲学。这种治学经历使他的仁爱观既保持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又吸收了佛道思想的宇宙关怀。

张载在《正蒙·诚明》中明确提出：“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强调仁爱应当是普遍的、无差别的，而不是局限于血缘亲情或特定群体。这种“兼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相爱”有相似之处，但张载的“兼爱”是建立在儒家“仁”的基础上，其既保持了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又突破了传统仁爱观的局限性。张载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尊长抚幼、怜恤鳏寡，实现土地均平，消除贫富悬殊，达到无压迫、无纠纷的和谐状态。

“民胞物与”作为张载仁爱观的核心命题，出自《正蒙·乾称》篇首的《西铭》。《西铭》原名《订顽》，是与《东铭》（原名《砭愚》）一起被张载贴在学堂东西双牖的座右铭，用以自我警醒、教导学生。后程颐认为其原名易引发争端，遂改为《西铭》，并一直沿用至今。其篇首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在乾坤大父母的面前，人显得何其渺小？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们的身体；统帅天地的性，形成了我们的本性。天下之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天下万物都是我们的同类朋友。这一表述奠定了“民胞物与”的宇宙论基础。基于这种宇宙生成论，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这种思想将儒家传统的“仁者爱人”扩展为“仁者爱物”，使仁爱精神具有了宇宙论的深度和广度。“民胞物与”思想的核心在于“爱必兼爱”的博爱理念。张载强调，在乾坤天地面前，所有人都应当是自己的同胞，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物类都应当视作人类的伙伴，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这就很自然而然地推演出《西铭》“物与”的观念。

《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命题与《正蒙》中的气论思想完全一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指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他认为，太虚是气的本体，气聚则成形，气散则归太虚。既然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那么人与万物在本质上就是相通的，皆是天地所生，都是天地所养。这种宇宙论基础使“民胞物与”具有了坚实的哲学依据。张载在《正蒙·大心》中指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他认为，通过“大其心”的修养功夫，可以打破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使自身对天下万物的“闻见之知”向“德性之知”转化，进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论为“民胞物与”提供了实践路径：只有通过“大其心”的修养，才能真正实现“民胞物与”的理想。

张载在《正蒙·中正》中提出：“爱己之心爱人。”他强调，仁爱应当从自身做起，推己及人，最终达到兼爱一切。这种仁爱实践论为“民胞物与”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在现实生活中，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天下之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同类一样对待天下万物。此外，《西铭》还描绘了一个“民胞物与”的理想社会：“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与《正蒙·诚明》中“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理想太平社会目标完全一致。故通过仁爱的不断实践，最终将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众所周知，早期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爱有差等。张载则重视仁爱的自然根据，谋求平等之爱。他将宇宙视为一个大家庭，一切人或物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从而为仁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哲学基础。这种转变使仁爱不再局限于血缘亲情或特定群体，而是具有了普遍性和超越性。此外，张载打破了物种之间的歧视性，尤其是长期以来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他认为，人、物都具有天地之性，我们与其他人、其他物都是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这种“物与”的观念，从限于人类谈仁爱到不限于人类谈仁爱，极大地扩大了仁爱适宜的范围。这种突破使仁爱具有了生态伦理的意义，为后世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张载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这种修养论使仁爱不再仅仅是一种道德情感或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宇宙境界和生命体验。通过这样的修养，人们能够体会到世界与我为一体，人与万物不可分割，从而自觉地承担起对他人、对万物的责任。张载的仁爱观还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意义。他在《西铭》中详细阐述了仁爱的具体实践：“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这使仁爱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张载《正蒙》中“民胞物与”的仁爱观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后世对《西铭》的注释和解读中。这些注释和解读不仅丰富了《西铭》的思想内涵，也推动了仁爱观的发展。程颢、程颐和朱熹对《西铭》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程颐说《西铭》“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程颢认为《西铭》“明理一而分殊”“乃仁之体”，强调仁爱的普遍性与差等性的统一。朱熹认为《西铭》的核心在于“仁之体用”，即仁爱的本体与作用的统一。程朱对《西铭》的高度评价，使得张载“民胞物与”的仁爱观随着程朱理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对南宋以后的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系郑州大学国学系主任）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出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意为坚守公义而不图谋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贪求功名。江都王刘非曾问董仲舒，越王勾践与文种、范蠡设谋破吴，能否称得上“三仁”。董仲舒直言否定，进而阐释了他所认为的“仁人之道”：“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谊明道思想是董仲舒本人一生治学、为官所践行的理念，北宋二程兄弟对其高度赞赏，认为“度越诸子”；南宋大儒朱熹将其收入《白鹿洞书院学规》，定为“处事之要”，影响了元、明、清的书院教育。这一思想在后世也成为评价官员的标尺，如南宋名臣蔡戡赞扬李参政为官：“恭惟某官才优王佐，学造儒先。诚其意先致其知，所操至约；正其义不谋其利，厥效弥彰。”以正谊明道表彰其为官廉洁。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河东总督田文镜代道员添养廉银上奏谢恩，雍正皇帝希望臣子正谊明道秉持职责，朱批曰：“古之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若于赏赉时而始言感激图报，则落第二义矣。但尽臣节所当为，何论君恩之薄厚，能秉此心以往，自无不蒙上苍照察”。

“正其谊”：以义为尺，义先于利

“正其谊”的核心是将“义”作为行为的根本尺度和利益取舍的准绳。儒家的义利之辨并非简单的“弃利取义”，而是强调“义先于利、以义制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指出“义”是对自身的约束和要求，“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论语·卫灵公》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义”为总纲，是统摄诸德的价值坐标；有了“义”这个“质”的裁断，礼、逊、信，以及勇、仁等才有方向与根基。例如，有“勇”而无“义”是乱，有“信”而无“义”是愚。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战前狐偃劝晋文公兑现昔日对楚王的承诺：“他日治兵中原，请避君三舍。”战后论功行赏，晋文公提议狐偃为首功，“夫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时之功，而加万世之利乎？是以先之”。

为官从政面对利益诱惑要“正其谊”。北齐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郡民赵颍送新瓜上门，再三恳请收下，苏琼无法推辞便将瓜悬于厅堂梁上。此后，其他百姓听闻赵颍送瓜之事，纷纷效仿欲赠特产，见梁上悬瓜皆羞愧而返，“悬瓜却贿”的典故从此流传。苏琼以无声的行动拒绝私利诱惑，终其任内无一人敢行贿。为官从政面对权势压迫要“正其谊”。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家奴犯法，洛阳令董宣拦住公主车驾，当场格杀犯法家奴，并坚持不向公主谢罪，被称为“强项令”。南朝宋袁粲身居高位，却始终以道义自守，权臣萧道成欲篡权，以高官厚禄拉拢，袁粲断然拒绝，坦言“见危授命，本吾素志”，最终为坚守忠义殉国，用生命诠释了“义重于利”的为官准则。为官从政面对生死关头要“正其谊”。南宋灭亡，文天祥兵败被俘，坚决拒绝了元朝荣华富贵的劝降，最后从容就义。在生命与民族大义之间，文天祥用生命捍卫“义”的纯粹。

“明其道”：以道率众，教化民心

“明其道”强调为官从政重在以道德教化涵养民心，以礼仪规范引导行为，使百姓“有耻且格”，而非仅靠政令强制或刑罚约束，否则民众虽免于犯错，却无内心廉耻，难从根本上认同规则、自觉归正、主动向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在对贤良策中批判“受大者取小”的行为，指出为官者首先不应与民争利，已经“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若“与民争利于下”，则百姓难以安宁。

为官从政“明其道”，就是要懂得为政首在正己，然后正人，言行举止直接影响政风民风。唯有自身正，方能正他人、正社会，应当成为世之表率。董仲舒强调：“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明代海瑞上奏《治安疏》对皇帝进行劝诫，在奏疏中开宗明义：“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在奏疏结尾处继续强调：“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为官从政“明其道”，并非不求功绩，而是坚守正道、不贪虚名，在多种价值冲突中，能分辨何者为“正道”，何者为歧路；清楚什么是国家大义、民生福祉，什么只是局部或个人的利益。北宋刘随任成都通判时，坚守正道不附权贵。当时转运使李士衡为讨好朝廷，欲加重百姓赋税以虚报政绩，刘随坚决反对，屡次上书弹劾李士衡，即便遭排挤打压也毫不退让。他为官清廉，生活极俭，离任时当地百姓自发沿途相送。

“公义优先”：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公义是为官从政者率众的根本准则。“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当效仿天道之公。“正其谊”本质是守公义，“明其道”核心是行公举，“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便是反对以私利为念。《礼记・ 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的终极追求。公义的根本立场在于以民为本，考虑百姓利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因顺乎天意民心而凝聚无敌之力。

公义要求依法办事、廉洁自律。明代周新任浙江按察使时，秉持公义率众理政。当地豪强与贪官勾结，欺压百姓，周新微服私访摸清实情后，不顾豪强背后的权贵势力，坚决将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他“居官清廉，不置私产”，即便面对富商巨贾的重金贿赂，也严词拒绝，最终因得罪权贵被诬陷致死，百姓闻讯“巷哭罢市”。

公义还要求公正用人。《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问大臣祁奚谁可任南阳县令，祁奚推荐了自己的仇人解狐；晋平公又问祁奚谁可以担任军尉，祁奚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两位被荐者都胜任职务。孔子听说后称赞祁奚：“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祁奚推荐用人完全以才能和品德为标准，不因亲而避嫌，也不因仇而废人，是“唯才是举”的典范。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为官从政者效仿“天道无私”的品格，恪守“为政以德”的执政之要，方能“万人一心、其利断金”，攻克艰难险阻，铸就泽被后世的不朽功业。

重实绩而轻虚誉

在政绩考核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强调注重实绩、不以众誉取人的考核方法和经验。《群书治要·史记》记载，齐威王刚即位的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国家得不到治理。于是，齐威王召来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之后，我每天都能听到毁谤你的言语。但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发现田野都得以开辟，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公事，齐国东部地区因此得以安宁，这是因为你不会讨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赞誉的缘故。”于是，齐威王封了一万户的食邑给即墨大夫。齐威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注重以治理实绩对官员进行考核提拔，而不以众人的毁誉来识别考核人才。仅凭外在众人的毁誉选拔考核人才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结党营私，而埋没那些清廉自守、埋头苦干的真正人才。

《群书治要·六韬》中讲，如果君主以世俗大众所称赞的人为贤智之人，将世俗大众所毁谤的人称为不肖之徒，就会导致党徒众多之人被举荐；而党羽少的人、不愿结党营私之人被罢退。邪曲不正的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把真正贤德的人蒙蔽埋没，忠臣还可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邪曲不正的臣子以虚有的声誉取得领导的位置。那么，世间的乱象就会愈来愈严重，国家也就免不了危亡。可见，结党营私的结果是不能任人唯贤，是导致国家政策出现病态却不能改变的重要原因。正如孔子所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桓范在《群书治要·政要论·辨能》中指出，世俗的声誉会影响对官吏能力的判断。桓范论述说，后世所谓的能人，违犯公家法令，迎合私人权势，荒废百姓事务，趋附世间俗事，判决麻烦案件、处理复杂事务时，只是临时苟且分辨，只要不让官府受到拖累，就不理会下民的哀冤。然而世俗仍以其为能，仍被上级起用，是因为他们被位高权重者扶持，被庸俗士人称赞，听其名声为用的人多，实际察其能力的人少，这就导致无法确定其是否有能力。审定县令、县长能力的是郡守、侯相，审定郡守、侯相能力的是州牧、刺史。然而刺史这类人，未必真能考评能力，公平中正。他们有的委托手下，听取不实赞誉；有的受贵戚请托，满足对方私下的请求。这些人理政首先考虑个人威严，办事迎合时风，揣摩长官意图，敬顺监察官的指示。降低身份接待士人，不惜违反礼制满足其欲求。遵循世俗陋习，采用世俗言论。如此一来，一些寄寓、闲游、附庸风雅之士就都说他们有能力了。有这三种人到处替他们说好话，这就是听信声誉者易被迷惑、官员能力难以确定的原因。

对一个人的政绩进行判断，不能仅凭听到的毁誉之声就妄下结论，而是要对这种声音产生原因进行深入了解，查验地方官真实的治理情况。晏子的前后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群书治要·晏子·杂上》记载，齐景公委派晏子担任东阿县主官，三年后全国遍传诋毁晏子的话，齐景公欲罢免晏子。晏子谢罪，请求允许再治理东阿三年，全国必定遍传称赞的话。齐景公应允。三年后，果然赞誉之声传遍全国。景公欲赏赐晏子，但晏子推辞不受。晏子说：以前治理东阿时，修筑小路，加强里巷门户防务，导致邪恶之人憎恨；提倡勤俭孝敬，惩罚苟且懒惰，导致懒惰之人怨恨；判决诉讼不包庇显贵豪强，导致显贵豪强厌恶；左右有所求，合法则给，不合法则不给，导致左右厌恶；接待显赫之人不超过礼仪规定，导致显赫之人厌恶。于是，三种奸邪之人在外毁谤，两种谗佞之人在内毁谤。如此三年，谤言就传到您耳边了。如今，我谨慎地改变了做法，停止修筑小路，放松里巷门户的防务，邪恶的人高兴了；不再推崇节俭、勤劳孝敬，不惩罚苟且懒惰之人，懒惰之人高兴了；判决诉讼时偏袒显贵豪强，显贵豪强高兴了；身边之人有所求则全部答应，身边之人高兴了；接待地位显赫之人，规格超过礼仪规定，地位显赫之人高兴了。因此，三种邪恶之人在外称赞，两种谗佞之人在内称赞。如此三年，赞誉声音就传到您耳边了。以前我受责备，其实应该受奖赏；如今我受奖赏，其实应该受责罚，所以不敢接受赏赐。齐景公因此知道晏子是真正的贤臣，便委任晏子主持国政。此后，齐国大兴。

晏子前后的转变，并非为了追求奖励、逃脱责罚，而是为了使齐景公明白治国的几个关键道理。第一，执政为了谁的利益？晏子第一次治理东阿，遵纪守法，注重道德教化，惠利民众，这有利于国家社稷，但因此得罪了奸佞和豪强；晏子第二次治理东阿，虽然转变方式且满足奸佞和豪强的要求，然而这种方式却无利于民众和国家。奸佞豪强的利益是私利，民众的利益是公利，执政为公，就要满足民众，这样才能有利于国家。第二，舆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在这个典故中，诽谤之声和赞誉之言都出自奸佞和豪强，他们的声音可以传到齐景公的耳朵，说明这些人可以左右舆论导向，其强大的力量甚至使齐景公要据此惩罚或奖励晏子。而真正应该听取的是民众的声音，齐景公却听不到，这尤其值得警惕。要使下情上传，重要的是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了解民众的实情。对于异口同声的赞誉或诽谤都要仔细调查，明确这些声音出自谁之口，只有出自善人之口的赞誉、佞人之口的诽谤，才是对一个人真实的评价。第三，君臣之间的大义是君仁臣忠。在这个典故中，如果齐景公不是一位怀有仁德之心的君主，听到诽谤之言就惩罚，不给晏子辩驳的机会，也就不会获得晏子这位能臣；倘若晏子不是一位忠臣，在将要获得奖赏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继续按照第二次的方式进行治理，那么最终伤害的将不仅是东阿的百姓，还有君主和国家。幸亏齐景公尚有仁德之心，且晏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才有了三年之后的齐国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