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认识论，也是实践论，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其中，“知”决定着政绩观的方向与立场，“行”决定着政绩观的成色与实效。党员干部唯有把握知行合一这个关键，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才能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政绩。

在知行合一中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对知行合一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重要论述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同源、价值契合、体用同向。知行合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也是关键所在。知行合一，对于党员干部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思想根基、持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内在要求。知行合一，强调的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深刻表达，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上达到了新高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身就是知和行的关系，其中“树立”是“知”、是前提，“践行”是“行”、是落点，两者结合是关键。在逻辑严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十六字”总要求中，“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是“知”，是对什么是“正确政绩”的精准概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行”，是对“靠什么树政绩”的路径指向。两者辩证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在契合以及“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同时，正确政绩观要求的“知”，必须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知”、以人民为中心的“知”；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行”，必然是求真务实、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实干、反对空谈，先贤名言中蕴含的实干之道，成为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实践遵循。比如，《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都深刻揭示了政绩得失的关键在于是否顺应民众期盼；《荀子·修身》中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朱熹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都深刻阐明了实践出真知、真干出真绩的朴素道理；《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道德经》中的“功成而不居”，更是深刻指明了精益求精、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先贤施政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运用“两个结合”方法，从价值本源、实践路径、科学方法等维度，为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赓续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传承了强大的精神基因。

共产党人一贯优秀品格的充分彰显。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与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本质上内在贯通、高度统一。“为人民服务”对应“为人民出政绩”这一价值原点与实践归宿；“实事求是”对应“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这一深刻逻辑与实践理性；“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对应“以实干出政绩”这一行动特质与奋斗品格。这些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并带头树立起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为党员干部把党性修养转化为行动自觉、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履职实效、在创造实绩中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任务重、改革攻坚难、民生期盼高。能否如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能否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踏实干事创业。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既要有“知”的能力，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要有“行”的担当，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践，把为民造福的初心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行动中，以实干实效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政绩观是各级干部履职尽责的目标定位、内在动力、理念遵循、价值准则。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发展观。只有对正确政绩观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才能行之理性自觉、笃定不移。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思想和灵魂深处回答好“六知”之问，即为民还是为己、为公还是为私、创造“潜绩”还是“显绩”、追求泽被后人还是只图昙花一现、靠苦干实干还是投机取巧、廉洁奉公还是越界逾轨，切实把“民绩”“公绩”“潜绩”“累绩”“实绩”“廉绩”作为追求目标和衡量标尺。

把群众口碑作为最高评价，在站稳立场中追求“民绩”。“民绩”是政绩观的根本所在、最终归宿。群众最质朴，也最务实。群众评判政绩不看开了多少会，不看GDP指标，只看身边的民生实事是否办好。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干工作、抓落实为什么得不到群众认可，究其根源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政绩为谁而树”的核心答案，把人民真正得到实惠、生活真正得到改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作为检验标准，把群众的“笑脸”作为检验政绩的“成色”、群众的“口碑”作为政绩的“奖杯”。

把一心为公作为立身之本，在大公无私中追求“公绩”。公者，天下之利、人民之益、事业之责。私者，一己之得、个人之欲、小圈之利。公与私的边界，自古便是衡量为政者价值坐标的准绳。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最大的“公绩”，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重要分野，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的根本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作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核心准则，摒弃私心杂念，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坚持以公心立身、以公心干事、以公心用权，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把夯基垒土作为发展根基，在固本培元中追求“潜绩”。“潜绩”关乎根本全局、长远发展，贵在深耕厚植、久久为功。“显绩”与“潜绩”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潜绩”打的是基础、作的是铺垫、利的是长远，“显绩”往往是“潜绩”的直观呈现。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提质，还是人才队伍培养、制度体系完善，都是后续发展的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作为价值追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实干实绩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把接续奋斗作为成事之道，在积微成著中追求“累绩”。“累绩”是奋斗的过程、坚守的过程，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追求“累绩”，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的关系。立足当下，抓好眼前每一项具体工作。着眼长远，把实现短期成效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积小胜为大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致广大而尽精微”，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接续奋斗中夯实基础、在日积月累中取得实绩。

把实干实效作为衡量标尺，在求真务实中追求“实绩”。实干是出政绩的根本路径、实效是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一切业绩皆由实干铸就。只想“唱功”不练“做功”，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镜花水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脚踏实地、求真务实，靠实干一笔一画绘就新时代画卷，用实绩一字一句作答新征程考卷，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

把干净干事作为从政底线，在清正廉洁中追求“廉绩”。追求“廉绩”，要处理好遵规守纪和担当作为的关系。遵规守纪是追求“廉绩”的“压舱石”，脱离规矩约束，“廉绩”就无从谈起。担当作为是追求“廉绩”的“动力源”，缺乏担当实干，“廉绩”就沦为空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记清廉是政绩的底色，既要严守纪律规矩、守住廉洁底线，又要积极主动担当作为，时刻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以“笃行”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知行合一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既要提高思想认识又要增强行动自觉，既解决作风问题又解决党性问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保持对正确政绩观的至信、笃定，沉下心、铆足劲、踏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的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前，全党理论学习氛围比过去浓厚多了，但是有的党员干部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没有真正学到手、学到家。党员干部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全面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时代变革。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尤其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确保政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执法导向。

以绝对忠诚践行初心使命。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党性，把“三严三实”作为要则和规范，作为锤炼党性、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遵循。站在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高度，站在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的高度，站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站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高度，来看待和认识政绩观问题，看自己有没有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有没有真正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政法机关作为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是国家的免疫系统，是营血卫气、祛邪扶正、保证社会肌体健康的重要力量，尤其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淬炼对党忠诚、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坚持把“三严三实”这一要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为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以实干精神扛起时代重任。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从政本分，是衡量政绩观的重要标志。党员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以实干精神扛起时代重任，勇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政法机关处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要以历史主动精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面对重大政治考验旗帜鲜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更好地肩负起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以过硬本领创造过硬业绩。干部的能力素质是政绩的硬核支撑。党员干部必须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一刻不停地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以过硬本领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面对“疾风”“烈火”最多的一支队伍，尤其要提升担当能力，既要敢于斗争、坚决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谋略斗争，以实干实绩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以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政绩观关乎党的作风。新时代新征程，各项事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越需要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尊重客观实际、按照规律办事，切实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切实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政法机关是老百姓平常打交道比较多的部门，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必须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一种品质去追求，以铁的作风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中展现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以敬畏之心守牢拒腐防线。纪律，既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也是干事创业的“通行证”。党员干部必须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怀德自重、洁身自好，用扎实奋斗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把自律和他律统一起来，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政法机关肩负责任重、面临诱惑多，尤其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严守党纪法规和职业道德操守，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坚定不移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是党在新时代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融合于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成果，也是指引全党更加清醒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遵循。金融是深化整治腐败的重点领域，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打好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清障护航。

深刻领悟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内涵要义

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对反腐败斗争历史性成就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反腐败斗争重要经验时，第一条经验就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本质中的本质、优势中的优势。反腐败斗争是人民群众最拥护最热望的，同时又具有高度复杂性与艰巨性，只有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层级各方面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反腐败工作机制。回顾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历程，我们党一体深化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重大举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正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实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磅礴力量。

标本兼治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一贯方针。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也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贯方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反腐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两个务必”，邓小平强调“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进入新时代，标本兼治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标本兼治，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创造条件，治本为治标巩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深刻揭示了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治标就像清“蓝藻”，“蓝藻”浮到水面，如不及时清除，就会迅速泛滥，污染整个生态，必须有力有效减存量、遏增量，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治本就像除“淤泥”，“淤泥”不断为“蓝藻”滋生提供养分，导致腐败风险积累、腐败问题产生、腐败态势扩大，必须彻底清理，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清“蓝藻”除“淤泥”，实现山清水秀良好政治生态。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战略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坚持系统施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同时发力，就是要破除“先治标后治本”或“先惩治后预防”的线性思维，运用“全周期管理”理念，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同步堵塞制度漏洞、落实管理监督、加强教育引导，使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等一系列工作相互促进。同向发力，就是要避免“力量抵消”，“三不腐”不能各自为战，更不能相互矛盾，必须目标一致、方向统一，都要紧扣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最终目的，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综合发力，就是要打破“单打独斗”，通过多措并举、系统集成，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深化联动配合。在责任落实上，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专责，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在具体工作层面的协调协作上，加强任务部署、资源配置、工作推进、成效考核方面的联动配合，促进党组织日常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审计、信访、舆论等各方面监督有效贯通，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突出制度治权。深刻体悟“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发挥制度治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完善法规制度，以严密制度强化责任链条、增强刚性约束，纠治“牛栏关猫”“纸笼禁虎”，为全链条协作提供制度保障。

切实增强在金融领域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责任感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深化整治金融等重点领域腐败作出部署。要坚持从政治上深刻认识金融反腐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在金融领域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责任感使命感。

深化整治金融腐败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奋力开拓出以“八个坚持”为基本要义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偏离了这“八个坚持”，违背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的政治建设薄弱，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紧。有的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偏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有的破坏防控风险这个永恒主题，制造、引发金融风险；有的偏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泛化、乱办金融；有的违背高质量发展要求，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金融腐败，就是要有力监督落实“八个坚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行。

深化整治金融腐败是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这既是对反腐败斗争全局完全正确的重大判断，也完全符合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形势。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金融领域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金融单位乱象丛生，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交织，与金融违规违法问题深度勾连、相互助推；一些监管干部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监管缺位与设租寻租并存；一些金融干部与不法企业相互勾结、贪污腐败、中饱私囊。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隐性腐败突出，“关键少数”、年轻干部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制度规定不完善有空白，管理监督不到位导致制度执行力弱，立铁规矩、强硬约束的任务艰巨繁重。深化整治金融腐败，必须坚持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方针，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抓手，以打好金融反腐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反腐败斗争全局提供有力支持。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深化金融反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

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腐败问题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深化金融反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旗帜鲜明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秉持标本兼治一贯方针，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

健全一体推进的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周期理念，促进一体化整治金融腐败。压实“两个责任”，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不断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监督责任，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整体合力。严肃问责追责，围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指出的重点问题深入核查精准问责，推动党员干部知责担责，把从严管理监督的“硬度”与鼓励担当作为的“温度”统一起来。不断促进监督贯通协同，加强“纪巡审”联动，协同发挥组织人事、会计财务、保密管理等职能监督作用，做到资源整合、数据互通、成果共享、整改互促。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各项工作，发挥央行系统垂直管理的体制优势，打造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上下贯通工作格局，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合，全链条提升整治腐败的质效。

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氛围，针对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查支付清算、货币发行、金融科技、外汇监管等领域腐败和金融风险背后利益勾结、风腐交织和不收敛不收手等典型案件。深挖细查新型隐性腐败，针对贪腐方式隐蔽化、利益输送市场化、权钱交易期权化等新特征，严肃查处以“借”为名利益输送、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影子股东”滥权敛财等腐败问题。严查政绩观偏差背后的腐败问题和腐败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提升通过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发现问题线索、惩治腐败的能力。发挥系统内的纪检监督合力，推动人民银行、外汇局下属各级党委、纪委加强与属地纪委监委的协调配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放大震慑效应。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剖析制度漏洞，党委、党组出台加强工作人员投资行为管理规定、辞职后从业行为规范、从业行为限制清单等规定。针对所属单位管理薄弱、违纪违法问题多发情况，党委出台所属单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推进所属单位清理和规范管理，大力加强所属单位纪检机构建设。组织腐败案件多发领域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专项活动，全面深入排查风险，起底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加强办案与监管联动，将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长期围猎党员干部的不法机构移交职能部门依法惩戒。强化日常监督，坚持抓早抓小，加强履职用权监督。

推进央行廉洁文化建设。坚持以“不想腐”强自觉，厚植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的根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思想教育优势，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用身边人身边事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实施“五个一”警示教育机制，每年编撰一本《央行案鉴》典型案例剖析读本、编发一册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选编、拍摄一部《央行反腐》专题片、召开一次全系统警示教育会、通报一批典型案件。针对特定群体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个案警示教育，突出精准滴灌效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央行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完善廉洁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统筹推进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

领导干部要有选择性地读书

今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顺利启动。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需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既要在“爱读书”“善读书”上下功夫，更要在“读好书”上见真章。

对领导干部而言，读书学习不能仅停留在“读了没”，关键在于“读什么”。读书要有品位，选择须讲门径，前提是把准方向、掌握方法。要从那些最根本、最管用、最能立志铸魂、培根固本的书读起。书籍有精华，亦有糟粕；人的趣味往往易趋轻快浮浅、流于感官之娱。真正厚重的东西，往往难以一下子入耳入心；轻浅热闹的东西，反而更容易让人沉迷不倦。选书之理亦然。经典需要静心品读，关乎大本大源之书尤须认真对待。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不能只求数量，更要讲求质量，贵在“读得对”“读得深”“读得进”。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这是立志之书、定向之书、铸魂之书。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掌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夯实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向全党推荐《共产党宣言》等5本马列著作，指出理论学习不必一开始铺得很大，关键是抓住根本、抓住经典、反复精读，“装在干粮袋里”，“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今天讲“读好书”，首要的就是夯实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党的创新理论经典这一书底子，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带着问题学，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为了装点门面。

读有助于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书籍，这是履职之书、成事之书、赋能之书。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幅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领导干部的成长进步与岗位调整紧密结合，知识素养和眼界视野跟不上，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把提高科学素养作为读书学习的重要目标，通过读书学习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使自己不断增加对本职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模范。

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这是固本之书、润心之书、培根之书。在中华文明源头处，“书”起初特指《尚书》，历来被视为最古之书，是上古政教文献的汇编，“尚”字正是为了彰显其本源性意义。读《尚书》这样的典籍，学的是其中蕴藏的政事、教化与秩序的文明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厚、义理深远：读《论语》《孟子》，可体悟修身齐家、为政以德之道；读《史记》《资治通鉴》，可增进知兴替、明得失、察古今的历史意识；读《周易》《老子》《庄子》，可开阔心胸、砥砺思维。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那些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思想精华发掘出来、运用起来。

读世界历史文化名著，这是广目之书、多闻之书、启慧之书。胸怀“两个大局”，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中国的就是世界的。领导干部要有包纳四海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善于从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中汲取养分，多读有分量的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与人文典籍。习近平总书记荐读的《理想国》《政治学》《社会契约论》《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有的关乎理想政治与城邦秩序，有的关乎政体形态与治理原则，有的关乎国家权力与人民主权，有的关乎战争抉择与历史命运，有的关乎正义追寻与人道关怀，都值得反复品读。唯其如此，才能让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更具典范效应，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交相辉映。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的形势任务，领导干部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铸魂，以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增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培根，以世界历史文化名著启慧，把“强大的真理力量”转化为“强大的人格力量”，践行“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推进书香中国建设走向深入。

重要言论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把握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新要求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国家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就业、区域等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系统调节与统筹协调的制度化安排。这一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自2020年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以来，我国立足国情实际，持续探索宏观经济治理路径，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稳步丰富政策工具箱，显著增强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形势，“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从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等领域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行了全面部署，还从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加强预期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深刻把握这些新要求，对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水平，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宏观经济治理要求基础上新增的明确方向性提法，意味着宏观经济治理的落脚点不仅在于统筹各类宏观政策，更在于系统性重塑经济发展模式。

“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了“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性特征。这一模式在发展初期成效显著，但也积累了经济内外失衡、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等问题，可持续性日益减弱。在此背景下，转向新发展模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出路。具体而言，一是“内需主导”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构筑确定性。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将经济增长主要动力锚定于国内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既能有效缓冲外部需求收缩与供应链扰动，也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与自主性，从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二是“消费拉动”能够破解当前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近年来，我国供给能力持续提升，而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制约了宏观经济供需平衡。通过稳步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消费环境等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既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又能促进供需良性互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三是“内生增长”强调以科技创新和深化改革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其核心在于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人才活力，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摆脱对资源投入的过度依赖，加快形成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第一，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能够降低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减少国际不确定性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掣肘，从而增强宏观调控的自主性，并进一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要求政策更加注重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长期性因素，这有助于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从偏重短期总需求管理，转向短期调节与中长期结构优化相结合，从而通过加强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能。第三，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依赖于创新生态培育和制度性改革，这要求宏观经济治理从传统的总量调控为主，转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与科技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等增长政策协同发力，从而更好提升潜在增速、改善宏观政策效果。

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这一表述显著弥补了西方宏观政策理论中仅关注短期稳定目标的理论局限。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大多聚焦于平抑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以实现短期经济稳定并兼顾金融稳定。然而，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潜在增速面临下行压力，若简单套用基于西方宏观理论的政策目标，容易得出政策力度不足的错误结论。因此，破解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规律、总结中国理论，构建适应自身发展阶段和政策环境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与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相比，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涵盖宏观政策工具，还整合了地方政府经济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及针对改善宏观政策效果的改革举措。这些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短期稳定目标、长期增长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三类目标协同并进的格局。这三类目标各有侧重并相互支撑：稳定目标聚焦于平抑短期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为增长和结构优化创造平稳环境；增长目标着眼于提升长期潜在产出水平，通过激发创新、优化要素配置，推动经济实现在既定宏观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结构目标则致力于解决供需错配、区域失衡、产业升级等深层次矛盾，为稳定和增长提供可持续的制度与产业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整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切实增强了宏观调控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有效性。

根据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相对应的原则，工具数量须与目标相匹配，才能保障政策效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确立了稳定、增长、结构三大类目标，相应地需要配置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大类工具。稳定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短期总需求管理工具，通过调节赤字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变量，实现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增长政策聚焦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涵盖科技创新政策、人力资本投资、产业扶持政策等，旨在增强长期增长潜力。结构政策则着眼于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重大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用于化解宏观结构失衡并优化资源配置。三类工具并非简单叠加，而需要统筹使用、协同发力，实现“三策合一”，以真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整体最优。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要求。相关内容有三处表述：第一处位于第一篇第一章“发展环境”部分，在回顾“十四五”时期成就时指出“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第二处位于第六篇开篇段落部分，明确提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三处在第六篇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新增“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将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与考核评价挂钩。这表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既是过去几年宏观经济治理取得显著成绩的宝贵经验，也是未来必须坚持的具体操作层面新要求。

过去，关于如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存在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经济治理体系日益庞大是否会降低宏观调控效率，从而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体系层级过多、协调成本过高，确实可能降低政策响应速度，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对此，“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了明确回应，即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意味着完善治理体系不是简单地增设机构和叠加政策，而是以效能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导向，构建高效协同、科学精准的治理架构。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二者相互依存、有机统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涵盖调控目标、政策工具、协调机制、预期管理等具体内容，是政策实施机制及其制度安排的总和，为宏观经济治理活动提供基础平台。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则是对这一体系运行效果的评价，反映其在实现稳定、增长、结构等目标上的实际能力。二者辩证统一：如果缺乏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效能提升将失去制度支撑，易陷入短期化、碎片化的调控困境；与之对应，如果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无法有效提升，体系即使完备也可能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性治理成效。因此，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将体系建设与效能提升统一起来，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始终以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为检验标准，才能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

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西方一些国家的预期管理主要局限于货币政策领域，手段相对单一，多围绕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发布前瞻性指引等操作方式，且往往聚焦于短期经济波动，缺乏对中长期前景的系统引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预期管理的内涵更为丰富、工具更加多样，兼顾短期、中长期乃至超长期，形成了中国预期管理的重要制度特色。事实上，我国的五年规划（计划）等战略安排，都是成功的长期预期管理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清晰、稳定的前景指引，有效引导了经济主体行为，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

“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最新表述将预期管理从宏观调控的工具手段提升为贯穿治理全链条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标志着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承担“系统性调控经济”的职能，还具备“全过程管理预期”的新功能。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是应对复杂经济局面的必然选择。预期作为影响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变量，具有自我强化的显著特征。若经济主体对政策方向缺乏稳定预期，对收益持谨慎态度，即使宏观政策力度充足，也可能难以扭转经济下行压力。反之，若能够通过权威解读、政策沟通、透明度建设等手段有效引导预期，则可激活“预期改善—经济回升—预期进一步改善”的正向循环，从而推动经济回归高水平均衡增长路径。

将预期管理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全过程，需与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形成有机统一。一方面，预期管理是连接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的关键纽带，稳定、增长、结构三大类目标的实现，均依赖于经济主体对政策可信度的认知和响应。另一方面，治理效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预期引导的有效性，政策协同、工具创新、政策评价等举措最终都要通过改善预期来转化为实际经济绩效。因此，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并非增设额外的宏观经济治理环节，而是通过对现有治理流程的优化再造，使宏观经济治理更具穿透力和引领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何为“流域经济”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这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所谓“流域经济”，是以河流自然流域为地理单元，依托水资源、土地、生态和岸线资源，推动要素跨区域流动、产业协同布局、生态共同保护的一种区域经济形态。它不同于简单的“沿河发展”，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区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行政边界为划分依据，各地“各管一段”。而流域经济以自然水系为纽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发展。

流域经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地理空间的流域性。人类离不开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其最大的特点是择水而居、依水而筑。流域系统由主干流、支流、小流域等多层次构成，流域经济以流域为空间边界，其发展呈现“点（小城镇）—星（中心城市）—轴（交通干线、河流航道）—圈（城市群、经济区）”的网络化空间结构。二是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性。在流域中，水资源是核心要素，无论是农业灌溉、工业用水、航道水运，还是水电开发、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保护，都离不开流域内的水资源。水资源是流域经济发展的命脉。而保护水资源的前提是生态优先，将流域生态环境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置于优先位置。三是流域经济的整体性。流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流域经济则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子系统，产业上又涵盖农业、工业、交通、城市等多个分支系统。上下游、干支流存在紧密的生态与经济关联，上游的生态保护、资源开发直接影响中下游的水安全与发展条件，下游的经济活动、技术、市场又反哺上游。四是区段发展的差异性。流域往往跨越不同的省份和地区，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在资源禀赋、发展定位、功能分工、产业结构、成本收益上存在显著差异。只有构建下游对上游的生态保护补偿和利益共享机制，谋求利益的平衡，才能推动流域经济整体发展。

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纵观我国，主要大江大河连贯东西，贯通南北，天然构成一条条要素流通的动脉。推动流域经济发展，要依托这些黄金水道与立体交通走廊，把东部沿海的技术、资本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市场紧密相连。这种跨区域的优化配置，不仅为产业的有序转移和生产力布局调整提供了空间，而且增强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整个流域本身就是完整的生态单元，通过建立全流域的生态环境管控体系与产业准入清单，能够有效倒逼沿岸地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而探索如何让良好的生态产品价值变现，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优势，更是为流域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可持续的活力。此外，发展流域经济的意义还远不止于经济与生态，它与国家的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息息相关，构成了支撑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一环。流域经济跨越多个行政主体，其协同发展涉及复杂的权责利关系调整，是对传统以行政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一次深刻变革。通过创新区域协同机制，可以为跨行政区一体化发展积累制度经验，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近年来，在流域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呈现出不少实践的样本。长江经济带覆盖11个省市，2024年其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近一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已然成为支撑全国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沿黄九省区协同推进生态治理与产业转型，正在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而始于新安江的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经过多年探索，也为全国流域协同治理贡献了宝贵的经验。

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关键在于将流域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进行整体谋划。为此，需要从区域协同立法上寻求突破，健全整个流域的治理制度体系，并加快编制实施跨省域的流域发展规划，从而厘清上下游之间的权责关系。重点在于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让那些为保护生态付出努力的地方不吃亏、真受益，最终构建起上下游互利共赢的格局。此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跟上，要加快推进内河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整合优化港口资源，彻底打通流域经济发展的“任督二脉”。在此基础之上，推动产业沿流域协同布局，因地制宜培育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让不同区段都能发挥所长、展现独特魅力。科技创新与开放合作则是持续的动力源泉，通过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走廊，从而为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银发经济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2026年1月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加强养老服务领域数智化升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写入其中。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银发经济，不仅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科技革命趋势、激发经济新动能的内在需要。

我国老年人人口基数大，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值得关注的是，空巢与独居、慢性病与失能是当前老年人居家养老的主要挑战。数据显示，2030年我国空巢老人预计超过2亿，其安全与健康保障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具身智能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相关意见明确提出重点推动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研发应用，深化全国智慧健康养老应用示范；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为银发经济的智能化转型指明了方向。人工智能，尤其是具身智能的发展，能形成对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有效补充，推动养老资源的精准配置、及时响应处置，提升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效能。

实际上，智能化与老龄化相互促进，充分体现了“投资于人”与“人工智能向善”的结合。老年群体的先行者能理性看待和学习人工智能，其思考深度并不弱于年轻人，且很多老年人表现出对了解人工智能的浓厚兴趣。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投资于人”，作为一项长期的民生工程，投资于人既包括对人作为劳动者的投资，通过教育培训等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也包括对人作为消费者的投资，通过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举措，实现人力资本水平和生活品质的提升。着力提升老年人对智能化的认识水平，通过人工智能为其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关注银发族的生活品质与精神追求，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

当前，银发经济领域人工智能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银发经济，需要进一步系统谋划银发经济数智化发展路径。其一，打通老年人数智知识获取渠道。帮助老年人跨越数智鸿沟，是挖掘银发经济潜力的前提和关键所在。仅仅靠年轻人向身边老年人普及效果远远不够，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或社会组织提供的系统培训机制，为老年人提供触手可及、量身定制的知识获取渠道。依托老年大学、社区服务中心、文化馆等现有阵地，打造数字养老驿站等新型阵地，配备志愿者和专业讲师，设置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基本培训课程。将智慧助老纳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组织志愿者“一对一”手把手教学，从唤醒语音助手到模拟就医挂号，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知识普及给老年群体。

其二，健全“银发+”多元融合模式，塑造养老、教育、科技相互促进的完整产业生态。加强符合银发经济群体需求的产品研发，设立“银发测试员”岗位，增加老年样本在人工智能尤其是具身智能数据训练中的比重，开发方言增强算法。在专业院校定向培养懂智能技术、懂康复护理的复合型人才，在医学院和护理专业推广人工智能通识课，弥补该领域人才缺口。引导资本重点投入解决失能老人照顾需要的智能护理机器人、解决空巢老人的情感陪伴与远程交互系统，以及帮助低龄老人再就业的AI助手，打造更多优质产品。通过加强人工智能产品的界面优化、语音交互等方式，增强其服务便捷性和针对性，建立信息反馈机制，根据老年人日常使用中对机器人的需求输出，形成代际反哺的良性循环。构建“具身智能+康养”“AI+文旅”“AI+医疗”的新业态，破解传统养老产业同质化困境。

其三，完善场景牵引，促进老龄化智能产品加速落地。落实“人工智能+”行动，聚焦安全守护、紧急响应、辅助诊断、照护辅助、精神慰藉、便捷生活等老年人关注的重点场景，选择资源禀赋丰富、发展基础较好的地方开展试点。针对护理机器人短期难以普及的问题，由养老院、专业医院先行引入智能护理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提升服务能力，待时机成熟再全面推广，同时探索医保对智能养老康复服务的覆盖。借鉴人工智能玩具产业等相关领域经验，推动银发经济市场的智能化变革，将算法打造成老年人“用得好、离不开”的生活伴侣，实现产品从单纯的看护向关爱与记忆辅助升级，让具身智能搭载情感计算系统，为老年人的生活创造更多便利。

用法治之力破除“内卷式”竞争

法治既是抵御不正当竞争的“防火墙”，也是企业安心发展的“定心丸”，是破解“内卷式”竞争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今年，我国将着力解决“内卷式”竞争等问题作为政府立法的重点方面。当前，以法治之力消除“内卷式”竞争的土壤，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破解“内卷式”竞争，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方面，通过规范政府的各类行为，有效防止对经营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另一方面，通过划定企业竞争行为的法律红线，厘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使保护与约束相统一。近年来，围绕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夯实了相关制度支撑和执法司法保障。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系统完善治理平台“内卷式”竞争方面的规定，为相关治理工作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执法力度，聚焦重点行业领域依法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有力规制了仿冒混淆、恶意挖角、恶意诉讼等行为。在此基础上，应当多管齐下，进一步通过法治之力破解“内卷式”竞争。

进一步健全规范体系，从制度层面压缩“内卷”的生存空间。一是持续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这是规制行政性垄断、保障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制度。当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仍有完善空间，刚性约束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当将审查要求切实嵌入政策制定的必经流程，进一步明确审查标准和操作程序，完善责任追究机制，使审查真正发挥源头把关作用，确保各项政策符合公平竞争的要求。二是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企业行为层面的规制作用。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了针对平台强制低价销售、大型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反垄断法则从市场结构和垄断行为角度作出要求。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规则，增强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为企业竞争行为划定更为清晰的法律界限。三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制定为契机，进一步形成规则合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这是将法治建设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全局的又一重要举措。条例应重点围绕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不公平补贴等进行更为严格清晰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有机衔接，促进地方政府在法治轨道上实施行政补贴、行政奖励和其他“惠企”行为，为地方政府支持企业的各类活动划定法治红线，保障各类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进行公平有效竞争。

进一步强化法律实施，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当前，在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执法实践中，一些领域仍面临执法标准不够细化、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识别困难、不同监管手段协同不足等现实挑战。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综合运用产能调控、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市场生态”。落实这一要求，需要在执法层面持续发力。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应聚焦“内卷”突出领域，防治平台经济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内卷式”竞争，精准辨识和依法查处平台企业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强制低价销售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加大对流量劫持、恶意干扰、虚假交易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甄别和监管执法力度，对不正当竞争形成强力震慑，让违法者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注重执法标准的统一和执法的规范化，细化针对“内卷式”竞争典型行为的执法指南和裁量基准，健全跨区域、跨层级的执法协调机制，防止出现执法标准不一等问题。同时，完善执法程序公开和当事人陈述申辩机制，确保执法过程透明、结果公正，避免选择性执法和过度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进一步发挥司法作用，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规制“内卷式”竞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在应对新型竞争行为、完善裁判规则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一是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重点加强对掠夺性定价、不合理定价等“内卷式”竞争行为的司法规制，持续净化市场竞争生态。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司法裁判规则，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例如，针对经营主体利用知识产权诉讼进行恶意竞争的问题，进一步细化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明确全面赔偿原则，不让恶意诉讼人通过诉讼手段攫取不正当利益。三是进一步发挥破产审判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低效产能难以退出市场，是加剧“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审理破产案件，推动低效企业有序退出市场，促进优胜劣汰，为优质企业腾出发展空间。

进一步健全监督保障，构建整治“内卷式”竞争的长效机制。破解“内卷式”竞争，既要有效规范企业行为，又必须强化对行政机关涉企行政行为的监督，让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当前，有关监督体系仍存在薄弱环节，如企业投诉维权渠道不够畅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各类救济手段协同配合仍有不足等。对此，一方面，应当以畅通维权渠道为基础，构建便捷高效的投诉举报机制。依托现有政务服务平台和市场监管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明确“内卷式”竞争相关违法行为的受理范围、办理程序和反馈时限，确保企业诉求“接得住、转得顺、办得实”。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核查举报事项，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投诉人。另一方面，依法保障经营主体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切实发挥法律救济的作用。经营者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应当进一步强化行政复议的监督功能，对涉及行政垄断、违法干预市场的复议申请依法及时审理，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坚决予以撤销或变更，并推动复议决定的有效执行，使行政复议成为企业维权的便捷通道。同时，进一步畅通行政诉讼渠道，增强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纠偏力度，让经营主体在遭遇“内卷式”竞争损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

“有事好商量”：构建规范高效的基层协商议事机制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商量是意见交换、共识形成和建构信任的过程，对于形成治理合力、涵养理性包容的议事文化有重要价值。当前，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利益诉求更为多样，基层治理急需适应这一新趋势，积极构建制度化的参与通道，引导居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协商。基层协商议事是“有事好商量”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凝聚社区共识、提升治理效能。但有效的协商议事不会自发形成，它依赖于一套系统完备、衔接顺畅、规范有序的机制作为支撑。

不同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等拥有较为成熟制度框架和议事传统的协商形式，基层协商直面的是最具体、最分化的利益诉求，参与主体是基层老百姓，协商场所具有高度的日常性和非正式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基层协商更需要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来保障，以避免议事失序或决议空转。推动基层协商议事提质增效，需要从机制层面进行系统谋划与整体推进。近年来，我国各地围绕基层协商议事的制度化建设开展了丰富探索，涌现出“板凳议事会”“红茶议事会”等多种实践形态，在拓展群众参与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健全议题产生机制，提升协商内容的精准度。协商议题的科学设置是做好基层协商议事的基本前提，不仅关系到基层协商议事的质量，更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一是拓宽议题收集的广度与通畅度。基层议题的收集不能依赖单一的行政渠道，而应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民意汇集网络。实践中，有的地方通过网格员日常走访、民情恳谈会、线上议事平台等多种方式收集群众诉求，依托线下民情走访与线上智慧平台相结合的方式汇集民意，使议题来源更加贴近群众生活。二是建立议题筛选的专业评估标准。并非所有群众诉求都适合进入协商议事程序，需要一套科学的甄别机制加以筛选。评估标准应至少涵盖三个维度：公共性，即议题是否涉及一定范围内居民的共同利益；可行性，即议题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是否具备解决可能；紧迫性，即议题是否属于当前应当回应的突出问题。实践中，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议题评估，对收集到的议题进行分级分类，如浙江杭州拱墅区“红茶议事会”邀请“两代表一委员”、专业人员等共同研判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使协商资源精准匹配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公共事务。与此同时，还应探索建立未进入协商程序的议题说明反馈机制，对暂时不具备协商条件的诉求给予充分解释，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矛盾。

完善协商程序机制，保障议事的规范性。基层协商议事面对的是居民间分化的利益诉求，且常发生于邻里熟人之间，日常交往关系既是基层协商可以依托的信任基础，也可能因程序意识的相对薄弱而使议事偏离预期方向，出现表达失序、共识难以凝聚等情形。因此，有效的基层协商议事需要建立严谨、透明的程序机制，让参与者对协商过程看得清楚、对结果心里服气。一是建立科学的参与者产生机制。协商的公正性首先取决于参与者的代表性，应综合考量利益关联度、群体代表性等因素确定参与主体。在实践中，有的地区探索了自愿报名、组织推荐、随机抽选相结合的方式，还有的依托网格化管理精准识别利益相关方，确保不同群体都能获得平等的参与机会。二是建立清晰的议事规则规范。会前应公布协商流程和发言规则，让参与者知晓议事的基本程序和表达边界；会中应明确发言时限、发言次序、意见归纳等基本规范，引导各方对事不对人、理性表达观点。有的地方探索引入了中立引导角色，运用结构化讨论方法帮助参与者聚焦议题、凝练观点，如“红茶议事会”特别强调引入专业议事“促动师”，对协商流程进行专业把控。三是建立对协商过程的监督机制。在明确议事规则的基础上，需要对协商过程进行持续监督，确保规则真正落地。目前，有的地方要求居务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协商过程，对发言秩序、时限遵守等情况进行记录和提示；有的地方组织街道纪工委干部、社区纪检委员等组成监督保障小组，对重大议事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协商在程序框架内有序推进。这些探索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协商程序的规范化需求，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议事流程的标准化建设，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程序规范，使基层协商议事在理性对话、有序表达的氛围中展开。

强化成果转化机制，确保协商决议的实效性。协商的价值最终要落到解决问题、改善治理的实际成效上。当前，一些地方的基层协商议事仍面临“决而难行”的问题，协商共识尚未有效转化为治理行动。不同于政协协商等渠道拥有较为明确的成果报送与反馈程序，基层协商议事的决议多为社区层面的具体事务，责任主体有时不够清晰，执行过程缺乏持续的跟踪督促，应从三个方面强化落实机制。一是建立责任主体分工机制。根据协商事项的性质和层级，清晰界定由社区自治解决、街道统筹协调还是上级部门归口办理，将决议事项转化为可操作的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实践中，有的地方通过多方联席会议制度将协商决议逐一分解、分类交办，通过制定议事规则明确民生项目、工作机制、决策参考等不同成果类型的责任主体，有效避免了因责任边界不清而产生的推诿现象。二是建立执行过程跟踪机制。协商决议的落实需要持续的关注与推动，应依托公示栏、社区平台或数据系统对执行进度进行动态呈现，让群众能够实时了解决议落实的进展情况，使执行过程可查询、可追溯。实践中，有的地方探索组建由人大代表、居民代表、党员等组成的监督队伍对协商成果执行进行全程跟进，有的地方将协商事件处理进程与基层治理数字平台对接，以公开透明保障执行效果。三是建立效果评价反馈机制。协商成果落实后，应及时组织参与者对落实情况进行评议，评议结果既是对协商工作成效的检验，也为后续议事活动提供经验参考。实践中，有的地方建立了“一事一评”制度，由居民对协商事项的办理质效进行满意度评价；有的地方将评价结果纳入社区工作考核，形成正向激励。基层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通过党员带头示范、联系服务群众等方式，推动协商成果从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协商带来的实际变化。

推进地方立法与生态环境法典有机衔接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落地生根的重要职责。3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分散立法，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治框架。推进地方立法与《生态环境法典》有机衔接，既是地方立法的使命，也是确保法典落地见效、筑牢生态环境法治屏障的重要支撑。当前，地方立法机关需以专项清理、修改完善为抓手，推动地方生态环境立法与《生态环境法典》协同发力，切实把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地方生态治理效能。

推进地方立法与《生态环境法典》有机衔接，专项清理是基础和前提。唯有先清理与法典冲突、脱节的现有规范，才能为后续衔接工作扫清障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后，地方人大开展的专项清理不同的是，由于民事法律基本制度属于国家法律保留事项，地方立法涉及民事方面的规范数量较少，而地方生态环境立法不仅起步早，而且数量大，一直是地方立法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有1000余部，还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规章。这使得《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的专项清理与修改完善工作更为艰巨繁重。同时，《生态环境法典》采取的是适度法典化的形式，将现行10部污染防治领域法律整体纳入法典，法典施行后不再保留；涉及生态系统、生态要素、能源节约、循环经济等领域的法律制度，则选取核心条款纳入法典，相关单行法继续有效，由此形成法典与单行法并行的格局。这不仅改变了生态环境地方立法的上位法格局，也使地方生态环境法规的专项清理面临特殊要求和难度，既要清理与法典直接冲突的条款，也要适应法典与单行法并行的特殊格局，避免出现立法衔接断层。

在立法理念层面，地方立法需与《生态环境法典》保持一致。《生态环境法典》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确立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立法理念，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体现了生态环境立法理念整体性、系统性的转型升级。同时，“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创，回应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命题。当前，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基本延续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立法宗旨、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对法典所蕴含的系统保护、绿色低碳、生态安全、代际公平等新型价值内涵体现不够充分，存在一定程度的理念滞后性。因此，法典实施后，应当从立法目的、立法精神、立法价值维度，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需求，判断地方立法是否存在与法典相悖的情形，予以统一清理和及时调适。新制定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也应践行《生态环境法典》的最新精神，将法典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内化为地方立法的核心内核。

在法规规范层面，地方立法需与《生态环境法典》实现全面协调、精准衔接。当前在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实践中，“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重要概念存在交错混用的现象，部分地方性法规对相关概念的使用与《生态环境法典》不一致，既影响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体系化水平，也给法典的落地实施带来困扰。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的背景下，要严格参照法典的概念界定，规范表述方式，确保地方立法与法典在概念内涵、外延上保持一致，避免因概念混淆导致的立法冲突和实施障碍。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法规地方立法时间跨度大，数量不断增加，系统性不足，存在针对同一类环境要素或者关联事项分别进行立法，法规碎片化和交叉重复现象。当前，应当以法典为依据，进一步理顺立法逻辑，系统整合单一要素分散立法。此外，全面梳理与排查地方性法规与法典冲突、重复的内容，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对于年代比较久远、主要内容已基本不适用的，予以废止；对于修改幅度较小、修改内容比较成熟、各方面意见相对比较一致的进行一揽子修改；对于修改幅度较大的，单独进行修订。

在制度实施层面，地方立法充分发挥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方立法要有地方特色，需要几条就定几条，能用三五条解决问题就不要搞‘鸿篇巨制’，关键是吃透党中央精神，从地方实际出发，解决突出问题”。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生态环境共性问题在法典中已经作了规定，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应当将重点放在解决本地面对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实际难题上，细化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和禁止性、限制性制度，从而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例如，《生态环境法典》在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仅作出了引领性、原则性的规定，不可能兼顾各地千差万别的生态环境禀赋、治理需求和发展阶段。这既为将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确立了基本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地方立法预留了充足的探索空间。地方立法应充分发挥主动性与自主性，积极探索在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修复，以及碳排放管控、碳排放权交易等具体领域，制定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地方性法规，既为法典的实施提供地方特色补充，又为这些领域今后的国家立法提供经验积累与借鉴。同时，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是以法典为统帅的动态发展的开放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利益关系不断调整变化，《生态环境法典》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地方生态环境立法要在坚持不抵触原则下积极探索创新，继续发挥好先行先试的制度试验田作用，与法典同频共振，协同持续构筑美丽中国的坚实法治屏障。

推进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绿色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时代课题。2025年10月国家能源局印发《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金上基地成为全国3个获批规划的水风光一体化基地之一，规划总规模超520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比100%，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的具体举措。2026年3月13日，“十五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明确安全有序推进金沙江上游等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金上公司）在一体化基地建设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实现了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绿色发展探索并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把准生态优先的战略方向。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必须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由之路，将流域开发深度融入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大局之中。早在2016年首个项目开工之初，华电金上公司编制实施《创建“绿色金上”工作方案》，开创国内流域开发初期制定实施绿色水电建设方案的先例；2025年再次结合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需求，编制《“绿色金上”深化创建工作方案》，始终以系统思维统筹流域整体保护与有序开发。

这种“生态优先”的战略定力，在项目规划层面得到了生动体现。金沙江上游水电规划实施方案自然河段保留率显著提升，川藏段近600公里干支流被纳入鱼类栖息地保护河段范围，为流域水生生境留出充足空间。巴塘水电站为保护鱼类栖息地，主动将坝轴线上移160米，增加投资4亿余元，用实际行动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重要理念，彰显了企业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

构建流域统筹的治理机制。金沙江上游流域跨度长、地质条件复杂、高寒缺氧、生态环境脆弱，华电金上公司立足流域特性，构建起“流域统筹、多方协同”的生态保护管理体系，为一体化开发筑牢制度保障。

在组织架构上，创新成立流域层面的环境保护管理中心，整合监理、监测等资源，嵌入各电站环保管理体系，强化基层执行能力，形成了“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网格化治理格局。在制度设计上，以《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为核心，构建“1+5+N”的生态环保制度体系，清晰界定管理、执行、监督各体系权责边界，确保各项保护措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规划衔接上，严格落实国家“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项目选址选线阶段坚决避让环境敏感区，实现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的高效协同、确保底线。

尤为重要的是，公司主动建立了流域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与优化机制，委托专业机构每年开展流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跟踪评估，形成“规划—建设—运营—评估—优化”的闭环管理模式。评估结果表明，流域内梯级电站建设期的环境影响得到了有效控制，环境保护措施落实良好。这一实践，为全国主要流域实施全生命周期生态环境动态管理提供了“金上方案”。

打造绿色发展的行业标杆。华电金上公司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将生态环保要求深度融入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成功破解了高海拔生态脆弱地区大型能源基地建设的诸多环保难题。

在绿色施工方面，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应用和资源循环利用。例如，拉哇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大规模使用新能源设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实现“以绿电建水电”的良性循环；巴塘水电站对污废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实施分类处置，确保垃圾分类与资源处理安全高效。在弃渣减量化与资源化方面，通过优化工程设计和技术创新，流域取消2个料场、2个渣场，减少开挖近700万方，开创大型水电工程当地材料坝取消料场的先河；拉哇水电站采用大规模地下洞室群设计，隧洞总长超70公里，极大减少了地表扰动和弃渣。在生态修复方面，根据工程进度开展分期植被恢复，全流域累计绿化面积超200公顷，解决高陡岩质边坡、高寒干旱河谷等特殊困难立地条件的生态修复技术难题，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高寒干旱河谷绿色景观；探索高寒高海拔光伏项目草甸剥离—堆存养护—回铺综合保护技术，实现了4600米—4800米左右高海拔地区大规模原生草甸的有效恢复。在水生生态保护方面，构建“生境保护+过鱼设施+增殖放流”的综合保护体系，建成投运国内首套高坝双向智能过鱼设施、国内首套“支流+隧洞”智能过鱼设施，西藏最大鱼类增殖站和“万里长江第一级”鱼类增殖站，累计放流珍稀鱼苗684万尾，践行“让鱼儿回家”的生态承诺。

激活创新驱动的核心动力。面对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生态保护技术挑战，华电金上公司坚持问题导向，投入大量环保科研经费，联合顶尖科研院所和高校协同攻关，在关键技术上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围绕高寒高海拔生态修复、鱼类保育技术、智能过鱼等重点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功实现远期放流鱼类软刺裸裂尻鱼、硬刺松潘裸鲤的人工繁育与增殖放流，在黄石爬鮡、姚氏高原鳅繁育研究中取得关键进展，建立了珍稀鱼类基因库、种质资源库，相关技术获得专利授权，成果已纳入相关标准；研发的青藏高原高坝过鱼设施绿色建造和智能运行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些科技创新成果，为在生态脆弱地区实现能源绿色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贡献流域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华电金上公司的实践探索，不仅建成了重要的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成为国家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先行者，更因其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创新实践，实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2020年，叶巴滩水电站将金沙江支流藏曲河下游53公里河段作为栖息地进行保护的做法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2024年，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期间举办了“能源转型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论坛”，华电金上公司的《加强生态保护技术创新，助力打造“绿色金上”》案例入选。两次亮相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保护与清洁能源绿色开发协同推进的成功实践，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经验。

其成功实践带来深刻启示：一是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只有准确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二是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流域治理，必须从流域整体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项目层面的“各自为战”，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三是坚持科技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唯有依靠技术进步，才能攻克特殊生态环境下的保护难题。四是坚持制度保障强化责任落实，通过健全的体制机制确保生态保护责任层层传导、措施落地生根。

（华电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党委）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上风电项目高质量发展

4月9日，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工股份）承建的华电阳江三山岛六海上风电场项目首台风机顺利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建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正式进入风机批量施工阶段。

项目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南侧海域，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风场面积54平方公里，水深在46米至50米之间，场址中心距离陆地82公里，最远端离岸距离89公里。项目设计安装31台单机容量16.2兆瓦的风电机组，是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6.2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的项目。项目还将基于大数据与智能算法，实现风机状态智能感知、故障智能判断与运维智能协同，可提升发电量1%—2%、降低综合故障率20%、提高风电场收益5%—10%。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约16亿度的清洁电能，满足约7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相当于节约标煤超过5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6万吨，将有效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优化。

科工股份作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科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板块及资本运作平台，深入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从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海上风电项目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组织下沉一线，把战斗堡垒筑在项目最前沿。坚持“项目推进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员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紧扣海上风电项目布局与施工节点，在施工船舶、海上平台、作业班组精准设立临时党支部或党小组。在“华电1001”号等核心作业船舶上，高标准建设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以人工智能和VR智慧党建为一线党员打造集体学习、议事、活动于一体的专属阵地。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依托线上平台开展远程理论学习，利用施工间隙期开展“海上微党课”，结合属地红色资源开展实践教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确保海上一线党员思想不松、学习不断、作用不减。

攻坚业务难题，让党建引领赋能绿色发展。以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击队为抓手，累计组建32个党建攻坚载体，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坚持“强党建、促发展”工作理念，围绕中心任务，科工股份牵头攻克台风海域超大直径单桩施工、无过渡段单桩施工等行业难题，推动海上风电单位千瓦造价大幅下降，助力我国海上风电进入平价时代。凭借实干实绩，科工股份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重磅奖项，以党建“红色引擎”激活海上风电绿色发展强劲动能。

抓好人才培育，锻造敢打硬仗的海上先锋队伍。注重党员专业训练与实践历练，选派骨干参加各类培训和技能比武，持续提升党员履职能力和业务水平。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选树“海上追风者”等先进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凝聚干事创业浓厚氛围。创新推行“三联共建”党建模式，积极与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开展党建联建共建，有效凝聚发展合力，精准服务项目建设与职工需求，把党组织建成团结职工、攻坚克难、服务发展的坚强堡垒，锻造出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海上风电建设铁军。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科工股份推动党建工作与海上风电生产经营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新征程上，科工股份将持续完善海上党建工作机制，以更实举措推动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构建引育用留一体化文化人才工作格局

泥河湾遗址群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东部桑干河畔，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遗产优势，阳原县坚持以改革思维推进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紧扣柔性引才、系统育才、创新用才三个关键维度，着力构建引育用留一体化的人才工作格局，为泥河湾考古研究、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强劲人才支撑。

柔性引才，精准破解探源人才瓶颈。紧盯考古学、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规划等核心领域，启动实施“泥河湾学者”计划，靶向对接中科院、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与高校，柔性引进高端领军人才（团队）3名，以首席顾问、特聘专家等形式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顶层指导与技术支撑。创新推行“周末工程师”、“候鸟型专家”、项目合作等灵活合作模式，在不改变人事关系的前提下，吸引高端人才开展关键技术指导、课题攻关与战略咨询，实现跨区域智力资源高效共享。坚持以重大平台聚才，依托新庙庄、侯家窑考古发掘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升等重点项目，打包引进考古研究、研学运营、文创开发全链条优秀团队，有效补齐高端专业人才短板，为泥河湾遗址群开发保护利用注入人才动能。

系统育才，全面夯实本土人才支撑。坚持外引与内育并重，统筹校地资源深化产教融合，与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共建教学实习基地、科研转化基地2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联合专业机构研发《泥河湾文化读本》《泥河湾研学课程》等特色教材2套，面向本土从业人员开展讲解员、研学导师、文创开发等实用技能培训，累计培育本土技能人才50人次、中青年骨干5名，推动本土人才由“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变。搭建“云游泥河湾”数字化培训平台，扩大培育覆盖面；定期举办公众考古周、文创设计研讨会、讲解员大赛等品牌活动，以赛促学、以活动聚才，构建分层分类、全程培育的本土人才体系，筑牢产业发展人才根基。

创新用才，加速推动成果转化落地。构建县委统筹、组织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专班机制，由县主要领导牵头抓总，实行“任务、责任、进度”三清单管理，落实“月调度、季评估”，确保工作高效推进。围绕泥河湾IP开发等重点领域，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搭建人才施展才干的平台载体，充分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考古机构、文博单位与文旅企业、文创团队联动发展，鼓励科研人员携带技术成果兼职创业，落地文旅融合项目2个，孵化泥河湾主题文创产品3款。强化宣传激励与荣誉赋能，广泛宣传人才先进事迹，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在泥河湾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贡献有荣誉。

（河北省阳原县委组织部）

守护云中文化根脉 激发文旅发展活力

润泽云中故郡，孕育塞上繁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处黄河上中游分界处，黄河流经县域37.5公里。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置云中郡，明代东胜卫故城遗址是目前内蒙古境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夯土板筑城址，县域内列入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多达59项。近年来，托克托县把黄河文脉守护、云中文化活化、文旅融合发展作为重要任务，构建起“县委统筹、部门联动、支部攻坚、党员先锋”四级工作体系，系统推进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实现黄河文化资源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守护云中文化根脉。推动文物保护工作“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从制度完善、文物维护、安全防控等维度入手，统筹推进文物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健全县、镇、村三级文物保护责任体系，通过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签订安全责任书、设立公示公告牌等方式，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依托博物馆展览、文化下乡、新媒体平台广泛普及文保知识，构建起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文化保护格局。强化保护力度，一手抓文物本体保护，加大重点文物维修保养力度，接续推进东胜卫故城南瓮城城门和西南段修缮工程、云中郡故城遗址和云内州古城遗址安防工程，有效提升文物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加强保护实效，一手抓常态管护和活化利用，2025年对不可移动文物开展安全巡查40余次，新发现12处文物遗址，并完成108处文物普查及数字化建档，进一步筑牢文物的永久保存、科学研究根基。同时，以“让文物活起来”为目标开展展陈宣教，2025年组织“小小讲解员”、爱国主义教育、文化进社区等社教活动20余场，覆盖群众1500余人次，文物保护成果不断惠及于民。

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力。坚持支部建在非遗链上、党员冲在传承一线，以党建领航非遗保护、传承、转化全链条，形成“集中展示、常态传习、沉浸式体验”的非遗传承网络。建强传承阵地，构建起县、乡、村三级非遗保护体系，分类有序推进非遗阵地标准化建设，累计建成自治区级非遗工坊2个、自治区级非遗特色村1个、非遗旅游体验基地与传习所15个，重点打造的俏手娘手工艺合作社、黄河麦野谷非遗旅游体验基地，年均接待游客超80万人次，非遗在兴农致富中扎根生长。激活传承路径，坚持头雁引领、校园浸润、数字赋能、文艺活化四维发力，推动非遗技艺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转变。鼓励引导党员非遗传承人带头收徒授课、培训授艺，不断壮大文化传承人才队伍；深入实施非遗进校园工程，年均开展传承体验、展演教学等活动30余场，覆盖青少年2000余人次，激发青少年传承自觉；启动非遗数字化保护工程，为12项县级非遗项目建档留存，推出“非遗云展播”线上栏目，出版《托克托民俗》《托县剪纸》等文化丛书；“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把非遗技艺、地方民俗融入文艺创作，推出一批接地气、有灵气的非遗主题文艺作品，让非遗从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

推动文旅双向赋能。实施“文化提升行动”，文旅、住建等基层党组织协同发力，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旅游吸引力，实现文化资源活化利用与经济发展的互促相长。注重盘活文化资源，把东胜卫古城墙保护利用作为党建引领城市更新、文化惠民的重点工程，沿古城墙轴线系统打造多元文化景观。云中郡文化主题公园雕塑群具象化展现边塞风云，东胜文化广场传统古建风韵与古城墙、古城门遥相呼应，北疆文化长廊集中展示剪纸、面塑、刺绣传统手工艺制作，各节点串珠成链，将历史文脉、生态景观与市民休闲生活有机结合，年均举办活动200余场、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注重培育文旅品牌，立足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底蕴，深挖黄河流凌、非遗美食、葡萄产业、沿黄生态等特色资源，依托“一溜湾”黄河景观党建文旅示范基地，打造出黄河古城自驾游、非遗研学游等路线，常态化举办黄河旅游文化节、黄河开河鱼节、葡萄采摘节三大民俗活动，不断擦亮叫响“春品开河鱼、夏赏黄河景、秋摘葡萄果、全年有赛事”的四季旅游名片。2025年托克托县第六届开河鱼节吸引线上观众2382万人次，带动消费增长35%，全年接待旅游人数108.5万，较去年同比增长22%，旅游收入9959.8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

托克托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特色活动为载体，深挖黄河文化、云中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底蕴，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场景、把历史积淀转化为旅游体验，让文化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场馆走向大众、从历史迈向未来，持续激活“千年古云中、魅力托克托”文旅新活力。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作品质量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高度的标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需要也必将创造出与其精神高度相匹配的传世之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创作的生命线，营造良好文化生态，提升文化原创能力。”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本质规律，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文化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艺质量的重要性。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2021年，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再次强调，“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断为我们理解何为“高质量”文艺作品、如何创作“高质量”文艺作品，提供了根本遵循。

思想性是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与价值所在，决定了作品的深度、高度和持久的影响力。思想性通常指的是文艺作品表现出的创作者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洞察、深刻理解与判断。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着眼于创作者本人是否具备思想力，一层在于作品是否能将创作者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清朝末年，中国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四以来，文艺被赋予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成为改造国民性、传播新思想、塑造新文化的重要武器。因此，思想性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视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力量和价值所在。新时代文学正是继承了新文学关注现实、表达思想这一传统，从而在新时代的场景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思想性源于真实性。这就要求创作者秉持深沉的人民情怀与严谨的求真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本质，从多个角度、多元主体出发，认识生活的总体性与复杂性。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地想，乃至于“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是决计达不到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体认的。柳青为创作《创业史》，毅然举家迁至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不仅是观察者，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参与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是这种“身入、心入、情入”，使得《创业史》对合作化初期中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心理的波澜、人际关系的变化、新生事物成长中的艰难，刻画得入木三分。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形象，之所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正因为他们来源于生活的厚土，血肉丰满、呼吸可闻，构成了那段历史的镜像。

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对于生活的绝对客观还原，还包含应然真实的维度。应然真实是在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中，提炼出的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真实。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种源于现实又照耀现实的理想光辉，构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它让作品超越一时一地的局限，获得恒久价值。新时代文艺作品的思想力，不应满足于对既有生活和观念的美学诠释，更应肩负起艺术的前瞻功能，以想象力触及人类文明未来的可能形态、困境与希望，成为思想实验的先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艺的思想性，在新时代体现在富于阐释的弹性。它通过鲜活的人物、丰富的情节和开放的意义结构，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意义的生成。在当今“参与式文化”日益兴盛的文化氛围中，这种对话性尤为重要。越是伟大的作品，其思想矿藏越需读者调动全部生活经验去开采。读者参与程度越高，所激发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启迪便越强烈，作品的思想能量也在交互中释放得更为充分。

思想不能“悬浮”于作品之上，必须如盐融水一般“溶解”于作品之中。这一“溶解”的过程，正是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思想得以审美化呈现。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成为“诗史”，不仅因其“穷年忧黎元”的赤子之心，更在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形式锤炼。他将个人的漂泊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熔于一炉，在严格的律诗形式中开拓出沉郁顿挫、包举万端的艺术境界，实现了思想情感与诗歌形式的高度统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艺术形式的不懈探索始终是推动创作前进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被称为“方法热”“形式革命”的文学探索蓬勃兴起。作家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大胆借鉴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技巧，以寻求对复杂现实与内心世界更富表现力的传达。王蒙的《春之声》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将主人公岳之峰在闷罐子车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心理时间而非物理时间的方式自由串联，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喧嚣与宁静在主人公的意识中跳跃闪烁。这种破碎、跳跃、放射性联想的形式，恰恰精准地贴合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面对新旧交替、信息爆炸、希望与困惑交织的特定时代，那种纷至沓来、难以名状的“感觉结构”。形式本身，成为内容贴切的表达。

反观当下一些创作，存在着主题先行而艺术粗糙的倾向。有的作品虽然选取了重要的时代命题或社会热点，但在艺术呈现上却流于简单化、概念化、模式化。人物成为传递观念的符号，情节沦为论证主题的案例，语言失去了个性与光泽。这种对“艺术地表现思想”重视不够的现象，实质上是忽略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提升艺术性的关键路径与宝贵资源。当下，许多优秀作品正是在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叙事手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产生共鸣。让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审美风尚中重新绽放，这是艺术性在当代深厚的源泉。

在传统上，“观赏性”一词更多地与影视、戏剧、美术等视觉艺术门类相关联。然而，在媒介技术深刻变革、文化形态深度融合的今天，文学的“观赏性”内涵正在急剧扩展，并日益成为衡量其质量的重要表征。

当前，文学作品早已不再是封闭的纸质文本。它日益成为一个可听、可看、可互动、可转化的“跨媒介”艺术母本。因有声书、广播剧的流行，声音的维度被空前强化。一部文学作品的节奏、韵律、语气，通过优秀播音者的演绎，能产生比默读更直接的情感冲击力。视觉的维度则与影视、动漫、游戏改编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在融媒体环境下，文学文本的消费过程本身，就可能是多种感官被调动的综合审美体验。比如，在聆听一部历史题材有声书的同时，读者可能会同步查阅相关地图、人物画像或历史纪录片片段，文字、声音、图像在读者的意识中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意义空间。

这种“观赏性”的强化，为深度开掘文学的思想与美感提供了新路径。这要求今天的文学创作者，不仅要有驾驭文字的功力，还须具备“跨媒介叙事”思维。刘慈欣的《三体》之所以能产生全球性影响，除了其恢宏的宇宙观与深刻的思想实验，作品中那些极具画面感、堪称“视觉奇观”的设定，本身就为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提供了坚实基础。李娟的散文，以充满灵性、质感与画面感的文字，精准描摹了阿勒泰的风景与生活，其文本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通感”效果，让读者仿佛能看见那片草原的辽阔，听见风吹过耳畔，嗅到干草的气息。这启示我们，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文字本身就应具有“通感”魅力，能让读者“看到”色彩、“听到”声音、“触到”质地。而当它转化为其他艺术形式时，这种综合美感应得到强化。在这个意义上，追求观赏性，就是追求思想与艺术在当代接受环境中的最优传播效能与最大感染力量。

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共同支撑起文艺作品的质量大厦。思想性是引领方向的灵魂，艺术性是塑造精魄的筋骨，观赏性是联通受众的肌肤。唯有将提高质量作为生命线，我们才能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既有时代回响又有历史回音的优秀作品。这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期待，更是每一位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必须承担的光荣使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以快乐的心境对待生活

码头装卸工、工地上的力工、砖厂打土坯、街头拾荒者、快递员、外卖小哥。这几年，我总会被人高频次地问及：你经历过的工作都如此艰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原来我的日子，还可以用一个“熬”字来定义。我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甚至一直活得非常快乐。也有人说我是天生的乐天派，每天都笑呵呵的。就连我的表哥，也曾说过：“爱笑，是你最大的缺点。”

可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无比热爱写作，还有一个绰号叫“外卖诗人”，只因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写诗。网友把这个称呼赐予我，更像是我闯荡生活的江湖诨号，是一种别样的认可。每每想起，我都满心兴奋。

若不是被反复问及，反复回忆，我几乎快要淡忘，自己曾有过艰苦的生活，比如拾荒。我曾经身无分文，流落在街头以拾荒为生。可能很难有人将拾荒认定为一份正经工作，可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它确确实实是我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如今想来，大概算是我艰苦的一段岁月，当然，这个“艰苦”，是要打上引号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段日子，我身边的伙伴，大多是拾荒的同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闲聊，讨论昨天捡到了什么，明天打算去哪里碰一碰运气；哪个工地刚刚开工，哪个小区正在拆迁。

而我最开心的，是能捡到一卷一卷的废旧报纸。疲惫的时候，把报纸铺开，一张垫在地上，躺下来，再举着另一张，在树荫底下架起二郎腿，悠然自得，心中竟生出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洒脱与惬意。我们一群人，在树荫下分享报纸，谈天说地、畅想未来，明明都知道彼此在说着不着边际的大话，可那份简单的快乐却无比真切。

生活本就是这样，你以怎样的心境对待它，便会收获怎样的心情。在我心里，劳动从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才是真正的煎熬。

我今年已经57岁，早已不算年轻，家里孩子总说我该去广场上跳跳舞享享福了。可我偏不，我打心底里喜欢工作。

我喜欢用最快的速度跑上六楼，每当说起自己最快25秒就能跑上六楼，大多数人都会发出一声惊叹，这是数字带来的惯性，是按秒计算的生活，带给人的速度冲击力。可事实上，大多年轻人都能做到这样的速度，只是我们忙于生活的琐碎，忽略了这些生活的细节，没有人掐着秒针去爬楼罢了。不信你试试看。

我也曾想过，等我年满60周岁，就会超过送外卖的年龄要求，不得不告别这份工作。到那时，再回想如今拎着外卖、健步如飞的日子，心底一定是满满的幸福感。

我愿意把外卖生活，当成一场免费的健身与旅行。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大街小巷，沿途的烟火风景入眼，心中诗意大发；上下楼梯跑出一身热汗，我也视作健身，健身房里的汗水需要花钱换取，而我挥洒汗水的同时，还能挣得生活的酬劳，这般日子，何等快乐。

我常常这样比喻人生：生命是一杯纯净水，生活却不是。我们来到人间，生命赠予的这杯水，无色无味，这就是命。而生活不是，生活是我们品味这杯水的态度，你在这杯水里放入什么，便会尝到什么样的生活滋味。我在我的这杯生命之水里，放入了快乐。所以我始终在快乐地生活着。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兼职外卖员）

重返“青春现场” 谱写“青春之歌”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对青年的书写，是影视创作的时代命题，亦是映照社会变迁与民族精神的艺术镜像。纵观中国电影发展史，银幕上塑造了一批鲜活、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青年形象，他们从不同的历史深处走来，与当下的观众深情对话，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被重新发现，于空间的转换里持续唤起情感共振。“黄文秀”是新时代中国银幕青年形象中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也是永远值得被铭记的精神符号。《这，就是青春》电影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长治学院杰出校友黄文秀为原型，讲述其“寻梦太行成长成才信仰养成”的青春故事。作为《这，就是青春》的总编剧，我们希望寻找书写“黄文秀”的另一种可能。最终，我们确定的创作思路是重返“青春现场”，讲述她如何从青年学生成长为优秀党员的校园故事，寻找她毕业后义无反顾回到家乡、投身脱贫攻坚战场的心路历程。这意味着，我们选择站在时间的起点眺望终点，而不是从终点回望一生。

关于人物的身份界定。观众对黄文秀已然非常熟悉，众多的新闻报道和影像资料已经让观众熟知了那个爱笑的驻村第一书记，知晓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作出的巨大贡献。这是黄文秀的人生终点，更是她扶贫事业的高光时刻。但是，我们想突破对往昔岁月的崇高叙事，超越沉湎于生命逝去的悲壮书写，回归到她刚刚长大成人的青春时光，在日常的生活流叙事中探寻她的精神密码。为了更好地走进黄文秀的精神世界，我们深度走访黄文秀本科就读学校，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资料，采访她曾经的室友、同学，致力于在情节推进与审美表现中聚焦她的灵魂肖像和情感关系，弥合观众因只熟悉“第一书记”身份而产生的认知断裂，由此塑造出一位鲜活、立体、生动的大学生“黄文秀”形象。

黄文秀从广西的大山深处走来，最终抵达红色精神照耀的太行山，在这里开启自己的求学之路。她的身份定位就是普通的大学生，行为逻辑与情绪表达都需与人物设定精准匹配，不能刻意美化拔高，不能故意回避问题，更不能先入为主地进行英模人物形象预设。因而，影片的故事场域以学校为主，聚焦大学时代的真实学生生活场景。教学楼里的全神贯注、图书馆里的读书时光、学生社团的热烈讨论、宿舍夜谈时的欢声笑语、食堂里的烟火气息——这些大学时光的日常片段构成我们叙事的主基调，并在这些日常生活中捕捉她人格底色逐渐铺展的痕迹。此刻，银幕上的黄文秀不再是被仰望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位可以对话、可以走近、可以产生情感共鸣的中国青年。

关于青春的复调叙事。真实是最好的素材，真诚是最好的态度。影片呈现的所有情节均是在真实事件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加工，我们力求在尊重事实与艺术表达之间找到平衡。对大学生而言，求学之路是不可回避的主线，是校园生活中最核心的叙事起点，也符合大学生黄文秀的身份设定。除此之外，我们还试图找出多元化的大学样态以及她实现精神蜕变的情感触动点，并置入勤工助学、救助孤儿、照顾退休教师三条副线。黄文秀家境不富裕，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在大学期间靠打工挣生活费，并一次次将申请国家助学金的机会让给班里的其他同学，坚持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黄文秀利用休息时间去孤儿院给孩子们辅导功课，陪他们做游戏，耐心倾听每一个小小愿望，温暖着一颗颗渴望被关注、被温暖的小心灵；黄文秀还敏锐地察觉到退休教师对讲台的恋恋不舍，常常带着同学们登门请教，陪老教师聊过往的课堂趣事，倾听关于三尺讲台的毕生信仰。这种微观切口将精神伟力落回情感原点，也从侧面展现了她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蜕变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成长轨迹。

多条线索最终交汇于黄文秀宣读入党誓词的场景，让观众见证了她从“同学”到“同志”的境界升华。这些散落在青春岁月里的复调叙事，在此刻成为有关信仰的生动诠释。从被光照亮，到成为光，她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蜕变，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更是一个时代青年与祖国同频共振的缩影——当小我融入大我，青春便有了最深沉的意义。

关于青年的影像书写。人物身份定位确立，叙事策略基本框定，接下来就是如何通过影像语言落地创作意图、呈现艺术构思。镜头中的黄文秀坚持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乐于帮助同学们处理生活难题、闲暇时间都待在图书馆、常年随身携带《西行漫记》，这些真实的小细节共同勾勒出她的精神世界，也让观众在点滴间感知她的成长轨迹、体悟她的人格魅力。除此之外，我们还想找到专属黄文秀的影像标识，希望在海量素材中凝练出最具表现力、能直击人物本色的具象表达。最终，我们确定了“奔跑”与“微笑”。

黄文秀在影片中有多次奔跑，对应着不同的矛盾冲突与情绪起伏。这些奔跑场景通过富有律动感的音乐节奏与快速剪辑的视听修辞，将“青春”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可视可感的运动轨迹。从影像修辞的角度看，奔跑不仅构成了人物的标志性动作，更形成了一套贯穿全片的视觉母题：每一次奔跑都是黄文秀面对困境时的行动选择，每一步足迹都是其价值立场的空间投射。“奔跑”节奏的张弛变化与叙事冲突的强弱起伏形成同构关系，使得身体运动成为内心律动的外化显现。我们在留存的影像资料里发现，黄文秀脸上始终带着极具感染力的笑容。影片亦将这一细节作为重要视觉符号加以强化。“微笑”是她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精神注脚，与“奔跑”的行动姿态共同构成人物形象建构的双重维度。“奔跑”外化为行动力，“微笑”则彰显生命力，两者从行动维度与情感维度完成对黄文秀精神境界的具象书写。

当我作为总编剧走入黄文秀的精神世界，内心备受感动——感动于她从学生时代就根植于心的无私奉献的品格，那份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需要的赤诚；感动于她始终如一的不畏困难的乐观向上，那份在风雨中依然面带笑容的从容；感动于她贯穿生命始终脚踏实地的责任担当，那份用肩膀扛起使命、用生命践行诺言的笃定。我要将胸中的这份感动化为创作的源动力，以真诚的创作理念描摹她的青春轨迹，以敬畏之心还原她的信仰选择，要让这份力量感染当代青年，激励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坐标中，找寻那份同样滚烫的初心和厚重的担当。

（作者系《这，就是青春》总编剧）

异种器官移植的临床突破与意义

窦科峰，中国科学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全军组织器官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成功完成国内首例活体肝移植、亚洲首例肝胰肾联合移植、亚洲首例猪-人肾移植、国际首例猪-人肝移植、国际首例猪肝体外灌注救治急性肝衰竭患者。主持国家973、863计划等，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器官移植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巅”，是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终极手段。但是，供体器官严重短缺已成为全球性难题。我国每年约30万患者亟待器官移植，实际完成手术仅2万余例。在此背景下，异种器官移植将经过基因编辑的动物器官移植给人类正从科幻走向现实，成为破解困局的战略突破口。2024年以来，我国在该领域取得多项世界首例突破，标志着这一前沿技术进入临床转化关键期。

科学内涵：一场跨越物种的生命接力

异种器官移植，通俗而言就是“借动物器官救人命”。与常见的同种移植（人捐给人）不同，它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改造动物器官，使其能够在人体内存活并发挥功能。这一构想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尝试将黑猩猩肾脏移植给人类，但因免疫排斥失败。直到基因编辑技术成熟，这一梦想才真正照进现实。

当前技术路线的核心逻辑是“基因敲除与插入”。利用CRISPR-Cas9等“分子剪刀”，精准敲除猪基因组中引发人体剧烈排斥的关键基因，同时插入人类保护性基因。形象地说，就是为猪器官穿上“隐身衣”，让人体免疫系统“认不出”这是外来器官，从而实现和平共处。此外，还需灭活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消除跨物种感染风险。

为何选择猪作为供体？猪器官大小、生理指标与人类高度相似，繁殖周期短、产仔率高，且饲养成本低、伦理争议小，基因编辑猪被公认全身是宝。我国是全球最大生猪养殖国，发展“医用级供体猪”具备独特产业优势。相比之下，灵长类动物虽亲缘关系近，但存在伦理争议大、繁殖慢、器官小、跨物种感染风险高等问题，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放弃。

技术突破：从“能不能做”到“如何做好”

近年来，异种移植实现从实验室到手术台的跨越，全球进入临床前研究的“冲刺阶段”。

在国际进展方面，202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马里兰大学将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给57岁心衰患者，术后存活两个月，创全球首例。2023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完成猪肾脏移植到脑死亡人体，器官持续工作超两个月，功能指标正常。这些突破证明，经过深度基因编辑的猪器官可在人体内短期存活并发挥作用。2025年，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院将基因编辑猪肾移植给肾衰竭患者，实现患者完全脱离透析治疗长达271天的世界纪录，这说明异种肾移植长期存活是可行的。

我国进展同样令人瞩目。2024年，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将一只多基因编辑猪的全肝以辅助方式移植到一位脑死亡人体内，术后胆汁分泌、血流灌注良好，标志着世界首例猪全肝人体移植获得成功。该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之一。2025年，该团队又成功为一名终末期肾病患者实施亚洲首例、全球第五例基因编辑猪肾移植手术，患者术后完全脱离了肾脏透析治疗，恢复正常生活，时间长达261天（全球第二）。该成果入选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全球十大科学突破之一。2026年，该团队利用基因编辑猪的肝脏与常温机械灌注装置连接，在全球首次构建出体外肝脏交叉循环生命支持系统，用于急性肝衰竭患者的治疗，成功挽救其生命。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宣布将基因编辑猪肾移植给受体猴存活突破500天，受体猴状态良好、肾功能稳定。此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清华大学长庚医院合作，完成基因编辑猪—脑死亡人体肝肾联合移植，异种肝肾在人体内运转11天，刷新全球纪录。这些突破使我国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

当前，技术体系日趋成熟。基因编辑从单点敲除发展到多基因协同改造，可一次性修改数十个位点。器官保存技术能够实现体外常温灌注，维持功能超过一周。同时，免疫抑制方案也从“地毯式轰炸”转向“精准制导”，大幅降低感染风险。这些进步共同推动异种移植从技术可行转向临床可及。

战略价值：为何必须抢占这一制高点

发展异种器官移植，不仅是医学命题，更是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生物安全的战略抉择。

补齐供给短板，破解临床救治难题。当前我国器官捐献率虽逐年提升，但供需缺口长期存在。有的患者因等待周期过长错失救治时机，有的被迫寻求非正规渠道，带来诸多社会隐患。异种移植一旦成熟，将彻底改写“一器官难求”的困境，实现器官供给从依赖捐献到可工厂化生产的革命，让普通家庭也能负担得起生命救治。这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抓手。

布局异种移植产业链，培育生物经济新增长点。异种移植涉及基因编辑、生物育种、高端医疗器械、新型免疫药物等全产业链，全球异种移植市场将带动上下游产业规模超千亿美元。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基础雄厚，若率先建立医用供体猪培育体系、器官采集保存标准、临床转化规范，将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掌握异种移植核心技术，维护国家生物战略安全。器官移植涉及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若依赖进口器官或技术，可能面临供应链中断、生物安全受制于人等隐患。自主掌握异种移植技术，既能保障医疗主权，也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响应。此外，基因编辑技术在战创伤救治、辐射防护等领域潜力巨大，关乎国家安全战略。

凝聚跨域协同合力，贡献异种移植中国方案。异种移植是多学科交叉的复杂工程，需要长期稳定投入和跨部门协同。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正适合攻克此类“硬骨头”。在这一领域取得领先，将极大提升我国生物医学国际话语权，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东方智慧。

面临的三重现实挑战

发展异种器官移植意义重大，同时必须认识到，异种移植距离大规模临床应用仍有差距，主要面临三重挑战。

一是技术层面，长期存活率有待验证。目前全球最长存活纪录以月为单位，而临床需要以年为单位。慢性排斥反应、器官功能衰退、凝血功能紊乱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就像造火箭，能发射不等于能稳定运行，还需反复试验优化。

二是伦理层面，社会共识还需要凝聚。跨物种移植涉及动物福利、人类尊严、宗教观念等敏感议题。部分公众对“体内有猪器官”存在心理抵触，需通过科普宣传和伦理对话逐步引导。同时，基因编辑供体猪的生物安全等级、实验动物福利标准等规范亟待完善。

三是监管层面，制度创新要跟上。我国尚未出台异种移植专项法规，临床试验审批、供体猪养殖标准、术后监测体系、医疗责任认定等存在空白。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监管框架，我国需加快制度供给，既鼓励创新又守住安全底线。

发展路径

针对上述挑战，建议从四个维度系统施策，推动异种移植高质量发展。

第一，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将异种移植纳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支持优势单位建设国家级实验室。重点突破多基因编辑、免疫耐受诱导、器官长期保存等“卡脖子”技术，培育3—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建立产学研医协同创新机制，打通从猪舍到手术室的产业链条。

第二，完善全链条监管体系。建立农业农村部、卫健委、药监局、科技部等多部门协同机制，制定医用供体猪养殖标准、器官质量评价规范、临床试验管理办法。实行“全生命周期追溯”，确保基因编辑、繁育、运输、移植、随访全程可控。借鉴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国家异种移植数据中心，实现临床数据实时监测。

第三，探索差异化临床应用路径。优先在“桥接治疗”场景突破，如用猪肝脏维持急性肝衰竭患者生命至找到人源器官，或用猪心脏支持终末期心衰患者等待移植。这既能积累经验，又能降低初期风险。待技术成熟后，逐步拓展到永久性替代。同步发展异种角膜、皮肤、胰岛等低免疫原性组织移植，满足多元化医疗需求。

第四，加强公众科普与伦理建设。组织权威专家开展政策解读，消除“人兽混合”“基因污染”等误解。建立国家异种移植伦理委员会，制定符合国情的伦理准则。鼓励患者组织、宗教团体、法律专家参与对话，形成社会共识。将异种移植科普纳入健康中国行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异种器官移植是人类对抗疾病、追求健康的又一次伟大尝试，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我们要主动布局、抢占先机，也要遵循科学规律，稳妥推进、守住底线，以此有效破解我国临床器官短缺的现实困局，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处理好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的辩证关系绝非将人才培养简单视为科技创新的附属品，或将科技创新仅作为人才培养的实践场，而是要推动二者在目标、过程、资源等层面实现深度嵌套与系统耦合。从现实情况来看，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存在“条块化、分散式”发展的弊端，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科研与市场应用断层。若不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科技、人才、创新深度融合，就难以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当前，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紧密衔接，解决资源配置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必须积极构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创新驱动，也就是人才驱动。面对我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现实境地，教育供给必须精准对接产业升级和科技前沿的需求，不断将科技创新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强大人才优势。

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不能简单停留在增加投入、叠加任务的要素驱动层面，而是要实现从要素堆砌转向构建创新生态，让环境成为滋养创新与人才成长的“沃土”。营造协同生态，关键在于打破壁垒、促进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大力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通道，推动高校将高水平科研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营造包容生态，核心在于建立多元评价与长效支持机制。建立以信任为基础、以里程碑式考核为重点的长周期稳定支持机制，完善青年科技人才普惠性支持，引导科研人员聚焦重大原创、攻坚“卡脖子”难题。营造有序生态，重点在于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加强教育、科技、人才评价联动协同，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营造开放生态，首要在于以自信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坚持以自主培养为主的基础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优化高校、科研院所对外交流合作管理服务机制，支持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通过共建实验室、共同攻关项目等合作交流，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锻炼人才、造就人才，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的协同机制不会自动形成，需要依靠坚实可靠、运转有效的支撑体系保障实现。通过机制、平台、文化三位一体建设，将宏观战略理念转化为微观具体实践，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深化以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改革，以机制创新打通制度梗阻，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探索职务发明赋权改革，激发科研人员服务产业需求的积极性，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等。在此基础上，以平台共建夯实科技和人才的实践载体，强化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核心载体作用，明确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责任。以文化浸润滋养价值根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着力培育创新文化，优化学术交流环境，加强科研伦理治理和学风作风建设。

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融合是一项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工程。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紧密对接教育体系与科技前沿、构建人才培养与创新链条、紧扣产业需求高效转化科技成果，形成“教育滋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的生动局面，进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不竭动力。

坚定不移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是党在新时代把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融合于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成果，也是指引全党更加清醒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遵循。金融是深化整治腐败的重点领域，必须坚定不移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打好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清障护航。

深刻领悟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内涵要义

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对反腐败斗争历史性成就的深刻总结，更是对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反腐败斗争重要经验时，第一条经验就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本质中的本质、优势中的优势。反腐败斗争是人民群众最拥护最热望的，同时又具有高度复杂性与艰巨性，只有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层级各方面责任，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反腐败工作机制。回顾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历程，我们党一体深化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强化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重大举措，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正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实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磅礴力量。

标本兼治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一贯方针。标本兼治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也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贯方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反腐败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两个务必”，邓小平强调“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进入新时代，标本兼治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标本兼治，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创造条件，治本为治标巩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深刻揭示了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治标就像清“蓝藻”，“蓝藻”浮到水面，如不及时清除，就会迅速泛滥，污染整个生态，必须有力有效减存量、遏增量，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动摇，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治本就像除“淤泥”，“淤泥”不断为“蓝藻”滋生提供养分，导致腐败风险积累、腐败问题产生、腐败态势扩大，必须彻底清理，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要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清“蓝藻”除“淤泥”，实现山清水秀良好政治生态。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战略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坚持系统施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同时发力，就是要破除“先治标后治本”或“先惩治后预防”的线性思维，运用“全周期管理”理念，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同步堵塞制度漏洞、落实管理监督、加强教育引导，使办案、治理、监督、教育等一系列工作相互促进。同向发力，就是要避免“力量抵消”，“三不腐”不能各自为战，更不能相互矛盾，必须目标一致、方向统一，都要紧扣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最终目的，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综合发力，就是要打破“单打独斗”，通过多措并举、系统集成，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深化联动配合。在责任落实上，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专责，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在具体工作层面的协调协作上，加强任务部署、资源配置、工作推进、成效考核方面的联动配合，促进党组织日常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审计、信访、舆论等各方面监督有效贯通，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突出制度治权。深刻体悟“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发挥制度治权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作用，不断完善法规制度，以严密制度强化责任链条、增强刚性约束，纠治“牛栏关猫”“纸笼禁虎”，为全链条协作提供制度保障。

切实增强在金融领域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责任感使命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深化整治金融等重点领域腐败作出部署。要坚持从政治上深刻认识金融反腐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在金融领域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责任感使命感。

深化整治金融腐败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奋力开拓出以“八个坚持”为基本要义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系统出现的许多问题，根源就在于偏离了这“八个坚持”，违背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根本要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党的政治建设薄弱，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紧。有的违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偏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有的破坏防控风险这个永恒主题，制造、引发金融风险；有的偏离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泛化、乱办金融；有的违背高质量发展要求，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金融腐败，就是要有力监督落实“八个坚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阔步前行。

深化整治金融腐败是践行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这既是对反腐败斗争全局完全正确的重大判断，也完全符合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形势。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金融领域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金融单位乱象丛生，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交织，与金融违规违法问题深度勾连、相互助推；一些监管干部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监管缺位与设租寻租并存；一些金融干部与不法企业相互勾结、贪污腐败、中饱私囊。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隐性腐败突出，“关键少数”、年轻干部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制度规定不完善有空白，管理监督不到位导致制度执行力弱，立铁规矩、强硬约束的任务艰巨繁重。深化整治金融腐败，必须坚持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战略方针，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抓手，以打好金融反腐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反腐败斗争全局提供有力支持。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深化金融反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

金融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腐败问题隐蔽性强、危害性大，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深化金融反腐、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举措。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同向发力、同题共答、旗帜鲜明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秉持标本兼治一贯方针，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

健全一体推进的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周期理念，促进一体化整治金融腐败。压实“两个责任”，将一体推进“三不腐”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布局，不断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各级纪委监督责任，以党的全面领导凝聚整体合力。严肃问责追责，围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紧盯中央巡视、中央审计指出的重点问题深入核查精准问责，推动党员干部知责担责，把从严管理监督的“硬度”与鼓励担当作为的“温度”统一起来。不断促进监督贯通协同，加强“纪巡审”联动，协同发挥组织人事、会计财务、保密管理等职能监督作用，做到资源整合、数据互通、成果共享、整改互促。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各项工作，发挥央行系统垂直管理的体制优势，打造一体推进“三不腐”的上下贯通工作格局，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合，全链条提升整治腐败的质效。

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氛围，针对人民银行、外汇局系统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查支付清算、货币发行、金融科技、外汇监管等领域腐败和金融风险背后利益勾结、风腐交织和不收敛不收手等典型案件。深挖细查新型隐性腐败，针对贪腐方式隐蔽化、利益输送市场化、权钱交易期权化等新特征，严肃查处以“借”为名利益输送、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影子股东”滥权敛财等腐败问题。严查政绩观偏差背后的腐败问题和腐败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提升通过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发现问题线索、惩治腐败的能力。发挥系统内的纪检监督合力，推动人民银行、外汇局下属各级党委、纪委加强与属地纪委监委的协调配合，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进一步放大震慑效应。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制度治权、依规治权，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剖析制度漏洞，党委、党组出台加强工作人员投资行为管理规定、辞职后从业行为规范、从业行为限制清单等规定。针对所属单位管理薄弱、违纪违法问题多发情况，党委出台所属单位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推进所属单位清理和规范管理，大力加强所属单位纪检机构建设。组织腐败案件多发领域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专项活动，全面深入排查风险，起底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加强办案与监管联动，将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长期围猎党员干部的不法机构移交职能部门依法惩戒。强化日常监督，坚持抓早抓小，加强履职用权监督。

推进央行廉洁文化建设。坚持以“不想腐”强自觉，厚植新时代忠诚干净担当的根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思想教育优势，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用身边人身边事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实施“五个一”警示教育机制，每年编撰一本《央行案鉴》典型案例剖析读本、编发一册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选编、拍摄一部《央行反腐》专题片、召开一次全系统警示教育会、通报一批典型案件。针对特定群体选取典型案例开展个案警示教育，突出精准滴灌效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推动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央行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完善廉洁文化建设制度体系，统筹推进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

推进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紧迫而严峻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能源活动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领域。推动能源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既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能源革命的核心要义，是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实现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的转变，从高碳增长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跨越，这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成为全球共识和共同行动。从全球范围看，能源革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也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选择。从国内发展看，能源革命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支撑，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2014年，我国确立“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2021年，提出“能源强国”建设目标；2025年，将“能源强国”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历经10余年实践，我国的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建成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达23.4亿千瓦，占比约60%，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风电等技术实现全球领先，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从发展逻辑看，能源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形成双向赋能、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和“双碳”目标的刚性约束，为能源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倒逼能源生产、消费、技术、体制等全方位变革，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能源革命的深入推进，不断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和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支撑，同时推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减碳与增长的双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当前，中国的能源革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受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制约，仍面临着平衡能源结构的刚性约束与转型节奏、能源系统调节能力不足与清洁能源消纳、核心技术瓶颈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深层次挑战，既存在国内能源体系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也面临着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能源博弈的外部压力，成为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制约。以能源革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立足于能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短期和长期，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国际合作为抓手，推动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强国建设的协同推进。

第一，统筹安全与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实现低碳发展。一方面，强化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推进煤电灵活性改造，发挥煤炭在能源转型中的“压舱石”作用，有序推进煤炭、石油消费达峰，合理把控化石能源替代节奏，避免“运动式减碳”，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持续提升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和利用效率，因地制宜发展水电、核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构建煤、油、气、核、新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给体系，2035年力争实现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消费的主体力量，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同时，针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推动节能降碳改造和清洁替代技术研发应用，分行业制定碳减排路线图，推动高耗能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第二，强化系统建设，提升能源系统调节与消纳能力。一是推进跨区域能源输送工程建设，持续优化特高压电网布局，提升西电东送、北电南供的输送能力，破解能源供需空间错配难题。二是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重点攻关长时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氢能储能等技术，提升储能规模和储能时长，推动储能与新能源协同发展，支撑电网峰谷调节和跨季节储能需求。三是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打破区域市场壁垒，建立健全跨省跨区调度与收益分配机制，推动西部能源资源优势与东部用能需求精准对接，将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和碳减排优势。四是优化电力系统运行调度，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智能化水平，实现清洁能源全额消纳。

第三，坚持创新驱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保障产业链安全，提升能源领域自主可控能力。一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将国家科技专项向能源领域“硬骨头”技术倾斜，重点攻关长时储能、低成本电解槽、氢冶金、燃气轮机、深海油气勘探等关键技术，支持固态电池、氢能利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前沿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以技术突破引领能源转型和碳减排。二是完善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综合利用和回收利用，建立多元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推动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破解行业内卷难题，增强国际竞争力。三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创新—研发—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第四，完善市场机制，构建与碳减排相适配的能源制度体系。一是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完善现货与中长期市场衔接机制，建立健全容量市场机制，完善峰谷电价、分时电价政策，发挥市场机制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参与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的积极性。二是健全碳市场体系，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优化碳配额分配机制，提升碳定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推动碳市场与电力市场、能源市场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碳定价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三是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加快推进绿电认证、产品碳足迹核算等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实现与国际规范的深度对接。四是推行绿色公共采购政策，鼓励基建项目采购低碳产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培育绿色市场需求，填平“绿色溢价”，推动绿色产品规模化发展。

第五，推动数字赋能，实现AI与能源系统的绿色融合。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节能减碳中的赋能作用，确保数字技术对能源系统的净效应为“减碳”而非“增负”。一是利用AI技术优化能源全链条管理，在生产端提升风光出力预测精度，优化化石机组参数，增强调峰灵活性；在输送端实现电网动态调度，降低线损率，提升储能利用率；在终端推动算力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引导算力向西部绿电基地转移，推动工业、建筑等领域用能优化。二是完善数字能源的市场激励机制，强制算力中心提升绿电使用率，推广AI节能收益分成模式。三是强化制度顶层设计，统一AI全生命周期碳核算标准，设定算力中心能耗红线，形成数字技术与能源革命协同减碳的体制机制。

第六，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强能源革命国际合作。一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能源组织和气候治理机制中的话语权，推动形成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二是加强能源技术国际合作，推动光伏、风电、储能等中国优势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共建绿色能源项目，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三是加强关键矿产资源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矿产资源供应体系，反对单边主义，推动形成全球矿产资源公平合理的配置机制。四是落实气候治理国际承诺，持续提升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推动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资金支持义务，助力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转型。

（作者系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构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体实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的正式施行，有力提升了国家公园建设法治化水平。面对广袤的保护面积和复杂的利益诉求，构建科学、规范、可持续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已成为“十五五”时期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科学精准测算，解决好“补多少”的问题。长期以来，部分地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补偿标准缺乏精细化的科学依据，难以真实反映受偿主体的发展机会成本与生态产品价值的地区差异，容易导致保护与收益脱节，挫伤基层保护的积极性。破解这一瓶颈，必须坚持全局性谋划，依法分区分类实施差别化补偿标准。

一方面，应加快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且具有区域适应性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框架。考虑到国家公园生态禀赋的异质性，应在国家层面出台统一核算技术规范的基础上，允许地方结合实际设定特色化的调节系数。通过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释氧等自然资源的生态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进行精准定价，让无形的生态效益显性化、货币化，为补偿测算提供坚实的科学基准。另一方面，强化数字化监测与动态评估能力。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覆盖国家公园全域的天空地一体化生态资源动态监测网络。定期对重点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进行系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核拨补偿资金的法定依据。依据植被覆盖率、物种丰富度等生态指标的升降态势动态调整补偿基准，确保资金额度能精准映射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的提升幅度，真正做到保护成效与补偿力度同频共振。

拓宽投入渠道，解决好“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国家公园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面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保育等巨额刚性支出，纵向转移支付不仅面临整体使用效率亟待提升的考验，也难以完全覆盖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需求。打破单一资金供给格局，必须加大战略性布局，构建政府主导、横向协同、市场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

国家公园多地处大江大河的源头或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其生态效益具有显著的跨区域外部性，惠及中下游广袤的经济发达地区。应通过行政协议与法治保障，探索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受偿的横向补偿路径。鼓励长江、黄河等流域上下游省份，依据水质改善程度、水量分配配额等约束性指标，签订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探索建立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等“造血”型补偿方式，让享受优质生态产品的地方依法合理分担保护成本，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此外，充分激活市场化补偿与绿色金融“活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支持国家公园所在地依法合规开发林草碳汇项目，将丰富的碳汇资源转化为可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流通的资产。同时，依法规范发展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绿色服务消费新业态。明确企业的生态保护义务，并将特许经营收益按法定比例反哺给国家公园生态补偿资金池，推动国家公园从单纯的政策输血向具备造血功能的生态反哺转型。

强化绩效导向，解决好“怎么补、补给谁”的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生态保护补偿在引导原有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化解保护与发展矛盾方面的政策杠杆作用。优化资金分配，建立科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因地制宜探索组合型补偿方式，依法保障农牧民在让渡传统生计后的发展权益。

实施差异化与网格化相结合的精细化补偿策略。依据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的管控强度差异，制定阶梯式分配标准，对核心保护区原有居民给予重点倾斜。将补偿资金与基层生态管护绩效深度融合，全面优化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制度。建立严密的定岗定责与考核机制，把资金发放与巡山护林成效、防范偷猎盗采、协助科研监测等直接挂钩。同时，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妥善化解前沿治理矛盾。改变单一的资金给付，引入智力补偿、技术补偿与产业补偿。充分利用三江源、祁连山等国家公园独特的自然人文禀赋，鼓励社区居民通过土地使用权、资金等要素入股特色产业。高度重视人兽冲突这一治理痛点，随着野生动物种群迅速恢复，依托新施行的国家公园法，进一步厘清严格保护与群众防卫权的法定边界。健全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推广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补充机制，并将事后补偿前置为事前防范，支持社区建设物理防护设施，全面夯实国家公园建设的社会共治基础。

严密法治监管，解决好“资金用得好不好”的问题。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能否真正惠及基层、发挥实效，直接关乎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成效。必须把生态保护补偿的各个环节全面纳入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监管轨道，看好用钱的闸门。

理顺跨部门的生态补偿资金拨付与监管职责，打破以往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壁垒，稳步推进资源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严格规范生态保护执法程序。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发挥财会监督与专项审计的利剑作用。对补偿资金的申报、下达、分配、使用进行穿透式监督，严厉打击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违纪违法行为，确保生态补偿资金直达基层、专款专用。推进数智赋能与构建社会协同监督格局，依托基层政权建设与数字政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资金信息公开平台，依法向社会公示生态补偿标准、资金发放名册、管护绩效考核结果等核心信息，确保补偿资金使用透明。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畅通群众意见反馈与信访举报渠道，切实保障原有居民对补偿机制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构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的落脚点在于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通过不断完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真正让保护生态不吃亏、能致富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彻底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通道，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奋力谱写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篇章。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认识论，也是实践论，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其中，“知”决定着政绩观的方向与立场，“行”决定着政绩观的成色与实效。党员干部唯有把握知行合一这个关键，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才能不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政绩。

在知行合一中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对知行合一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重要论述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同源、价值契合、体用同向。知行合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也是关键所在。知行合一，对于党员干部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思想根基、持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内在要求。知行合一，强调的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的深刻表达，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承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上达到了新高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身就是知和行的关系，其中“树立”是“知”、是前提，“践行”是“行”、是落点，两者结合是关键。在逻辑严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十六字”总要求中，“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是“知”，是对什么是“正确政绩”的精准概括；“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是“行”，是对“靠什么树政绩”的路径指向。两者辩证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在契合以及“认识—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过程。同时，正确政绩观要求的“知”，必须是尊重客观规律的“知”、以人民为中心的“知”；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行”，必然是求真务实、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实干、反对空谈，先贤名言中蕴含的实干之道，成为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实践遵循。比如，《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都深刻揭示了政绩得失的关键在于是否顺应民众期盼；《荀子·修身》中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朱熹的“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都深刻阐明了实践出真知、真干出真绩的朴素道理；《中庸》中的“致广大而尽精微”，《道德经》中的“功成而不居”，更是深刻指明了精益求精、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先贤施政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运用“两个结合”方法，从价值本源、实践路径、科学方法等维度，为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赋予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赓续了丰厚的文化滋养、传承了强大的精神基因。

共产党人一贯优秀品格的充分彰显。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与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本质上内在贯通、高度统一。“为人民服务”对应“为人民出政绩”这一价值原点与实践归宿；“实事求是”对应“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这一深刻逻辑与实践理性；“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对应“以实干出政绩”这一行动特质与奋斗品格。这些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并带头树立起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为党员干部把党性修养转化为行动自觉、把初心使命转化为履职实效、在创造实绩中彰显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指明了前进方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任务重、改革攻坚难、民生期盼高。能否如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干部能否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踏实干事创业。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既要有“知”的能力，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要有“行”的担当，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践，把为民造福的初心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行动中，以实干实效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政绩观是各级干部履职尽责的目标定位、内在动力、理念遵循、价值准则。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发展观。只有对正确政绩观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才能行之理性自觉、笃定不移。知行合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思想和灵魂深处回答好“六知”之问，即为民还是为己、为公还是为私、创造“潜绩”还是“显绩”、追求泽被后人还是只图昙花一现、靠苦干实干还是投机取巧、廉洁奉公还是越界逾轨，切实把“民绩”“公绩”“潜绩”“累绩”“实绩”“廉绩”作为追求目标和衡量标尺。

把群众口碑作为最高评价，在站稳立场中追求“民绩”。“民绩”是政绩观的根本所在、最终归宿。群众最质朴，也最务实。群众评判政绩不看开了多少会，不看GDP指标，只看身边的民生实事是否办好。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干工作、抓落实为什么得不到群众认可，究其根源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政绩为谁而树”的核心答案，把人民真正得到实惠、生活真正得到改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作为检验标准，把群众的“笑脸”作为检验政绩的“成色”、群众的“口碑”作为政绩的“奖杯”。

把一心为公作为立身之本，在大公无私中追求“公绩”。公者，天下之利、人民之益、事业之责。私者，一己之得、个人之欲、小圈之利。公与私的边界，自古便是衡量为政者价值坐标的准绳。追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最大的“公绩”，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重要分野，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的根本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作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核心准则，摒弃私心杂念，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坚持以公心立身、以公心干事、以公心用权，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

把夯基垒土作为发展根基，在固本培元中追求“潜绩”。“潜绩”关乎根本全局、长远发展，贵在深耕厚植、久久为功。“显绩”与“潜绩”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潜绩”打的是基础、作的是铺垫、利的是长远，“显绩”往往是“潜绩”的直观呈现。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提质，还是人才队伍培养、制度体系完善，都是后续发展的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作为价值追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实干实绩造福于民、取信于民。

把接续奋斗作为成事之道，在积微成著中追求“累绩”。“累绩”是奋斗的过程、坚守的过程，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追求“累绩”，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的关系。立足当下，抓好眼前每一项具体工作。着眼长远，把实现短期成效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积小胜为大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致广大而尽精微”，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接续奋斗中夯实基础、在日积月累中取得实绩。

把实干实效作为衡量标尺，在求真务实中追求“实绩”。实干是出政绩的根本路径、实效是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一切业绩皆由实干铸就。只想“唱功”不练“做功”，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镜花水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脚踏实地、求真务实，靠实干一笔一画绘就新时代画卷，用实绩一字一句作答新征程考卷，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

把干净干事作为从政底线，在清正廉洁中追求“廉绩”。追求“廉绩”，要处理好遵规守纪和担当作为的关系。遵规守纪是追求“廉绩”的“压舱石”，脱离规矩约束，“廉绩”就无从谈起。担当作为是追求“廉绩”的“动力源”，缺乏担当实干，“廉绩”就沦为空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记清廉是政绩的底色，既要严守纪律规矩、守住廉洁底线，又要积极主动担当作为，时刻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以“笃行”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知行合一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实现“知”与“行”的有机统一，既要提高思想认识又要增强行动自觉，既解决作风问题又解决党性问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保持对正确政绩观的至信、笃定，沉下心、铆足劲、踏实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的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当前，全党理论学习氛围比过去浓厚多了，但是有的党员干部浅尝辄止、一知半解，没有真正学到手、学到家。党员干部必须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全面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时代变革。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尤其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确保政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执法导向。

以绝对忠诚践行初心使命。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党性，把“三严三实”作为要则和规范，作为锤炼党性、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遵循。站在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高度，站在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的高度，站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站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高度，来看待和认识政绩观问题，看自己有没有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有没有真正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政法机关作为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是国家的免疫系统，是营血卫气、祛邪扶正、保证社会肌体健康的重要力量，尤其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淬炼对党忠诚、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坚持把“三严三实”这一要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为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以实干精神扛起时代重任。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从政本分，是衡量政绩观的重要标志。党员干部必须有强烈的担当精神，以实干精神扛起时代重任，勇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政法机关处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要以历史主动精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面对重大政治考验旗帜鲜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亮剑、坚决斗争，面对急难险重任务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更好地肩负起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以过硬本领创造过硬业绩。干部的能力素质是政绩的硬核支撑。党员干部必须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一刻不停地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不断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以过硬本领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政法队伍是和平年代面对“疾风”“烈火”最多的一支队伍，尤其要提升担当能力，既要敢于斗争、坚决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谋略斗争，以实干实绩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以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政绩观关乎党的作风。新时代新征程，各项事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越需要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尊重客观实际、按照规律办事，切实增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切实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政法机关是老百姓平常打交道比较多的部门，是群众看党风政风的一面镜子，必须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一种品质去追求，以铁的作风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中展现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以敬畏之心守牢拒腐防线。纪律，既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也是干事创业的“通行证”。党员干部必须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怀德自重、洁身自好，用扎实奋斗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把自律和他律统一起来，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政法机关肩负责任重、面临诱惑多，尤其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之弦，严守党纪法规和职业道德操守，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