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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x往期
学习时报
2026-04-27 ·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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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版:国内大局5 篇

筑牢建设文化强国的人才基础

□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张宏森

人才,始终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强调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强调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文化人才培养置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好人才工作,不仅是出作品、出成果的基础,更关乎党的文化事业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续发展。

文化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长远眼光与系统思维,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既要“筑峰”,也要“夯基”;既要“当下用”,也要“长远谋”。文化人才尤其是文艺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必须深刻洞察当前人才队伍呈现的新特点、面对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有的放矢、有形有效,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做人的工作”相互贯通,它发于“信”,成于“用”,淬于“磨”,传于“教”。

相信人才蕴藏于人群之中

培养人才,首先要“目中有人”、内心有信。这个“信”,是相信人才的普遍存在,相信青年一代的潜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理想,更有“有教无类”的胸怀,其内核是相信人人皆可成才,关键在于发现与培育。不能因为仰望历史上的文化高峰,就断言当下人才匮乏;也不能因为代际间的表达方式差异,就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焦虑甚至偏见。每一代人都有其特定的处境与使命。鲁迅在鼓励青年敢于开拓创新时说,“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他反对将青年视为消极或被动的偏见,而是将其视为能动、可期的创造主体。这种穿越历史的洞见,对破除疑虑、坚定信心很有启发,我们应给予年轻人基本的信任和自主探索、热情做事的权利。

具体到文学领域,从专业作家“一支笔”的书写,到网络时代亿万网民的共同创作,再到“快递诗人”“素人写作”的广受关注,文化创造的主体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这都是新大众文艺之“新”、之“众”的生动诠释。我们相信,人才的种子本就蕴藏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之中,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发现的眼睛和培育的沃土。中国作协近年来大力开展面向基层的工作,改进会员发展办法,主动吸纳跨界人才,就是希望能够召唤起潜在的文学创作力量。

使用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用”是试金石,也是人才成长跃升的助推器。古人讲“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党的事业包括文艺事业,更是树立了敢于打破常规、大胆起用年轻人才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经常陷入“人才断档”的焦虑,有时可能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将新生力量推向能充分施展的舞台。

激活人才价值,关键在“用”,要“早用”“重用”“在用中育”。对于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的好苗子,对于那些展现出思想锐气和创造活力的年轻人,要敢于把他们放到关键创作项目、重要策划岗位、一线管理任务中去淬炼,实现“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充分证明了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担当、艺术能力。同时,他们在这样一场重大演出任务中的收获与成长,是任何教材、任何课堂、任何培训都无法替代的。文学领域也一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创造力依然旺盛,但一代代新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与前辈作家同台竞技,更需要机会,更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挑战,年轻一代的写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之深,对写作者来说,要有变压力为机遇的能力。年轻作家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与时代、与科技更加贴近,将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期刊、出版机构,还是影视屏幕、网络平台、演出舞台,都应该主动为年轻人搭建通道、推陈出新,为必要的探索和试错留出空间,让人才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修正方向、树立自信。

坚持长期主义育人才

“玉不琢,不成器。”人才的成长,尤其是文化艺术人才的成长,鲜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多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苦心孤诣。很多大家巨匠都经历过漫长的沉潜期与艰苦的磨砺期,这也是文化人才成长的一种规律。我们要有长期主义的眼光和韧性,理解并尊重人才成长的周期性。对于有潜质的新人,不能因其一部作品的失败或一时的沉寂而轻易否定。要允许他们做一段时间的“面壁者”,在独处与思考中积蓄力量。在这种内心的反省与艺术的自我较劲过程中,发挥组织优势和平台阵地的作用,主动施以援手、提供机会,帮助他们度过创作的低谷期、事业的瓶颈期。任何一个艺术行当,从初具风格的探索到成熟境界的抵达,都需要时间的发酵与反复的打磨。各级作协组织要努力营造一种“耐得住”的环境,鼓励潜心创作、抵制浮躁之风,让人才能够在挫折中思考、在沉淀中升华,最终走向属于自己的艺术高峰。

教育引导为人为文的正道

艺术创作往往是自由的、个体的,但也因此更需要同行、同道的携手和帮助。既要鼓励艺术个性的张扬与探索,也要重视深厚传统与宝贵经验的传递。文艺工作中形成的“传帮带”优良传统,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它让技艺、经验、作风乃至精神得以代际相传。

“教”的内容,应当是立体的,要平衡好“自由生长”与“道统传承”的关系。其一,是“术”的层面。要教规律、教方法、教范式,让新人了解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了解前辈大家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教比较、教鉴别、教开放,引导他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坐标中进行比较,培养开阔的视野和批判性鉴赏力,在包容互鉴中确立自身。这是守正创新的基础,而非束缚。现在很多地方的作协成立了名家工作室,主要目的就是发挥名家的亲授传承和示范带动作用。其二,根本的是“道”的层面。要教志趣与格局,引导文化人才“志存高远”,涵养“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精神。引导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自觉克服小算计、小设计、小利益,涵养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感,追求德艺双馨,避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唯其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其艺术生命才能拥有深厚的底气和广阔的舞台。中国作协坚持为著名作家召开诞辰纪念座谈会,就是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能深刻体会:我们的文艺道路是如何开创的、事业是如何在一代代前辈的披荆斩棘中创造的、今天所拥有的文化基础是如何积累的,从而对自己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有更自觉的担当。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大作家”“文化名家”。

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出自《论语》;下联“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出自韩愈的《进学解》。这副对联对人才的成长、事业的成功,从内因和外因的层面都作出了独到的阐释。而这副对联的横批,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聚才的良方,营造一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良好生态,为建设文化强国筑牢坚实的人才基础,铸就这个时代新的文化辉煌。

原文 ↗

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 张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金融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必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各项部署,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大省,河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引导金融资源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

深刻认识金融改革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创新不仅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调节阀”,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准确把握金融改革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这要求金融改革创新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任务。金融改革创新,绝不能为改而改,其核心在于通过破解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更好服务于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果金融改革创新脱离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自身难以为继,还会导致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金融改革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动态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跨时间、跨空间的高效资源配置。一个富有活力、持续改革的金融体系,能够引导资本流向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从而直接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改革创新绝非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效率、扩大金融开放,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驱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金融改革创新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一生动比喻,深刻揭示了金融与经济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内在逻辑联系。经济肌体的健康,需要金融血脉的滋养,而金融血脉的畅通,又依赖于经济肌体的活力。两者共生共荣的关键在于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依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业发展行稳致远。工作中要深刻理解并践行共生共荣的理念,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做到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

以改革创新探索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金融改革创新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河南在服务内外循环、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积极探索可落地、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畅通内外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河南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强化金融赋能。强化对“空陆数海”四条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加大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积极探索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融资模式,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高效赋能,不断汇聚市场循环动能和经济发展势能。推进金融协同。依托郑州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统一征信服务体系,扩大企业信用贷款覆盖面。畅通信贷、股票、债券、保险、基金等多元金融渠道,推动金融要素跨区域深度融通。扩大金融开放。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创新与外汇管理便利化改革,优化跨境资金结算流程,搭建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内外贸一体化金融服务水平,支持企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推广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与资金高效周转。

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河南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做强产业链群。围绕“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金融“活水”灌溉与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的双重杠杆作用,加大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投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产融对接。完善常态化产融对接机制,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推动金融机构聚焦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健全产融对接评价机制,及时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产融对接效率和质量,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开展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探索“股贷债保”联动机制,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强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强化民生保障,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增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为重点,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群众。做实普惠金融服务。健全普惠金融长效机制,落实减费让利、无还本续贷等政策,完善“金融会客厅”、金融服务专员等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完善民生金融保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规范发展养老金融,促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金融资源向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倾斜,通过专项债券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民生工程。优化金融服务布局。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下沉,推广移动支付、线上信贷等数字化服务,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与风险防控,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行为,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支持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政策引导支撑,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政策,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生态公益基金等产品,引导金融资源向生态治理、污染防治、节能降碳、水资源保护等领域集聚。激活生态资源价值,积极探索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发展资源转化,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强化环境风险约束,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机构审慎管理框架,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金融准入,建立绿色信贷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改造,以金融约束力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持续强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保障

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河南持续在加强党建、培育主体、营造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多措并举、协同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服务保障。

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构建上下贯通、统一归口、责任明晰、有机衔接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将党的领导贯穿金融改革创新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组织建设。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金融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深度融合。从严遵规守法。加大对金融资源和权力运行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人员的监督管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

着力打造现代地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发挥好驻豫金融机构作用。引导驻豫金融机构强化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的意识,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成本、创新信贷工具,当好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着力提升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坚持本土化定位、差异化经营,突出优势、做精专业、苦练内功,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引导上市企业积极开展股权融资,加大上市后备企业辅导力度,支持企业用好科技创新债、绿色债、资产证券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长期资本通过债权、股权、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助力经济发展,切实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信用体系。加快建设信用河南,加强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数据的互联共享,拓展多元化融资增信模式,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营造良好金融信用环境。强化金融法治保障。做好地方金融立法工作,加大金融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增强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能力,提高金融消费者法治素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守牢金融风险底线。聚焦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严厉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营造稳健运行的金融安全环境。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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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立身从政的根本

□ 曹润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向书本学习,是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读书学习绝非可有可无的个人爱好,而是坚定信仰、增强本领、涵养德行的根本途径。在全民阅读不断走向深入的当下,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关乎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

我们党历来重视读书和学习。毛泽东多次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并对此笃信践行,从不放松。当年在陕北梁家河村插队,习近平同志留给乡亲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爱看书”。后来岗位虽历经变化,但始终不忘读书、经常读书,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认为读书能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读书立其信。“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对党员干部而言,立身从政首要的是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但是人的理想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一经产生就不会变化的。当今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各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层出不穷,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极大冲击。这种局面下党员干部要夯实信仰之基,离不开读书学习,更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是指导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通过读书学习,在思想上真正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建立于理性认知和理论认同之上,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在风浪考验面前站稳政治立场,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

读书增其能。“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信息日新月异,各个领域都在经历深刻变革,对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领导干部只有加强读书学习,不断增长知识、增强本领,才能适应工作需要,否则知识一旦老化,思想就难免僵化,能力就容易退化,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员干部既要通过读书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统筹协调、科学决策、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还要紧跟数字时代步伐,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广泛涉猎经济、法律、文化、生态等各类书籍,打破知识壁垒、完善知识体系,既做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也做通晓全局的“多面手”。

读书养其德。“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古人非常重视官员德行,认为一个官员的道德水平应该和他的职位高低相符合,越高的职位需要越高的德行作支撑,否则德不配位就会带来灾祸。因此,为政者除了要增强执政本领之外,还要涵养自身德行,而读书历来是官员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历史上凡是清正有为的从政者,皆以书上的圣贤自我砥砺,以读书养德、以读书正心。今天,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和弘扬读书修身、以德配位的传统智慧,将读书看作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终身修行,以读书涵养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真正做到怀德自重、德能配位、知行合一。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为党员干部立身从政提供了根本支撑。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要坚持在读书中筑牢信仰之基、涵养为政之德、领悟人生真谛,始终保持读书的热情和韧劲,更好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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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不屑学习,不能借口工作太忙、放松学习,不能为了装点门面、应付学习。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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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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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版:思想理论3 篇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

□ 王新生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战略眼光,系统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气派的重要意义和本质内涵,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概念的提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概念,他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这一重要论断既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形成特色、风格、气派所需要的历史条件,又强调了其重大意义,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和领会。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三个概念,共同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体现的,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的独特属性与差异特征。哲学社会科学的“风格”,是指其在理论表达、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等方面的独特气质和表现形式。哲学社会科学的“气派”,是指其在理论高度、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气势和格局。特色、风格、气派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标志。特色是基础,风格是表现,气派是境界,三者有机统一,共同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成熟程度、实力象征和自信体现。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并非人为强加,而是历经长期积累与发展形成的,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应中国问题、服务中国人民。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中华文化特质。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风格,主要表现为理论表达上的民族性、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学术范式上的包容性、文化传承上的连续性。这些鲜明的风格特征,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彰显出独树一帜的风范。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气派,主要体现在理论高度上的自信、学术影响上的广泛、国际话语上的主动、胸怀上的开放、发展格局上的宏大。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风格、气派,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形成鲜明的特色、独特的风格和宏大的气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全面深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形成不是单一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核心要素有机统一、共同作用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二是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三是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方面,既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期许,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核心要素的概括。通过这一概括,我们既可以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可以把握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道路。

继承性与民族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基础要素。继承性强调对历史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民族性强调对本民族特色的坚守和弘扬。继承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相互为用。继承性是民族性的基础,没有对历史传统的继承,民族性就失去了根基;民族性是继承性的体现,没有对民族特色的坚守,继承性就失去了方向。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基础要素。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其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的时代写照,离开了自己独特的实践和精神文化,就不可能形成其特色、风格、气派。只有坚持继承性与民族性相统一,才能赋予哲学社会科学深刻的思想内涵、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

原创性与时代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核心要素。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在精神生产内部独立形成的,而是在回答时代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强调理论创新,时代性强调回应时代问题,两者相互促进,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核心要素。原创性表现为提出原创理论观点、构建学科体系、创造研究方法、形成学术概念和产生学术成果。时代性表现为回应时代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和服务时代需求。原创性是时代性的动力,时代性是原创性的导向,二者统一才能使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系统性与专业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重要要素。系统性与专业性是一切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理论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系统性强调整体性和全面性,专业性强调科学性和规范性。系统性表现于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专业性表现于提高研究水平、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学术规范、发展研究方法和提升服务能力。系统性是专业性的基础,专业性是系统性的支撑,两者共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国应当构建涵盖各领域和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全面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只有坚持系统性与专业性统一,久久为功,方能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持续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形成基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三者相互促进,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决定了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等理论品格,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传统和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文明精神,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独特优势和思想滋养。中华文明延续精神血脉,需薪火相传并推陈出新。要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跨越时空的文化精神,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思维方式、文化底蕴,而且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智慧。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参考。民族性不是排斥外国成果,而是在比较、批判、吸收中使民族性更符合当代发展要求。民族性与世界性并非对立,解决民族问题体现解决世界问题的能力,解决民族问题需要世界眼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在保持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人类有益理论成果,与世界学术形成有效对话,产出世界公认的学术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世界吸引力。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提供理论参照、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国际视野和交流平台,促进我们自身特色风格气派的构建。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系统工程,需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学科体系是基础工程,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完善基础、重点、新兴交叉及冷门学科,协同推进设计、规划、队伍等要素建设。学术体系是核心工程,应立足中国实际挖掘新材料、提出新理论,汲取中外营养,建立激发活力的机制,加强创新、队伍、平台和生态建设。话语体系是关键工程,应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新表述,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推动理论大众化、国际化,概括新术语,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话语理论、传播和人才建设。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与制度保障三者协同推进、同频共振,必将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迈向光明前景。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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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

□ 张少义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利器”,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出自《礼记·中庸》,意为既达到宽广博大的宏观境界,又深入到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笃行不怠方能化育成事。这一用典蕴含深刻的辩证思维和丰富的实践智慧,启示党员干部在推进工作时把握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等关系,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在新的赶考路上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致广大”就是站位要高,守一方而观大势、处一隅而察大局,在纷繁复杂中洞悉规律,在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党员干部的谋划能力,事关工作的计划性、预见性,事关落实的主动性、实效性。如果胸中无韬略、手中无办法,其结果要么是“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要么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观大势,需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深刻分析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认识,抓住和用好机遇,把握大势、用好优势,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察大局,需要党员干部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思维,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思考谋划事业的长远发展。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境界造就大胸怀。“国之大者”关乎发展全局、事业根本。在大趋势大变局中保持定力,需要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真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承担何种职责,党员干部都应跳出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主动把自身工作放到“国之大者”中思考,自觉把局部融入大局、把一地放入全域、把小我融入大我,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事业发展谋篇布局。涵养“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战略胸怀,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用战略性眼光看问题,以前瞻性思维谋发展。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尽精微”就是从细节抓起、从小处严起,多些精益求精的执着,在稳扎稳打、善作善成中多积尺寸之功,积小胜为大胜、化蓝图为现实。任何宏大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具体举措的推进和细微处的发力。“大写意”的挥洒气魄,需要“工笔画”的细致功夫予以配合协同。实践一再证明,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发展就会被贻误。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许多重要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少关键环节“一子落而满盘活”。唯有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准确地采取有效措施,方能避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关注细节、关注小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关注全局、关注大事。在细微之处用心、在关键环节用力,确保每一项工作出新出彩,在立足本职中服务大局、在增光一域中为全局添彩。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绣花功夫,是精准施策的工作标准和科学态度,是对“尽精微”的形象化表达。能从“细”处深思,能在“细微”之处判断,能于“细节”之上落子,是党员干部能力水平的体现,也是必须掌握的干事方法和技能。党员干部应从群众的“表情包”里读民情,从数据的“小数点”中察隐患,于细微处把握时代脉搏,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将宏观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以精细化管理确保精准化落实。树立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从政策制定到工作部署,从任务分解到过程督导,都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精益求精的追求,发扬工匠精神,对每个环节精雕细琢、对每处细节反复推敲,尽力把一件件具体而细小的事情做好,做得细致、精致、极致。

“致广大”与“尽精微”相辅相成,是统一的整体,不是分开来的两件事。唯有“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将“致广大”与“尽精微”结合起来统筹兼顾,方能“干成事”“成大事”。党员干部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和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权衡大事小事、急事缓事。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针对“民生痛点”和“关键小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处着力。坚持全面、辩证、长远的战略思维,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避免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错失发展机遇。既用科学的顶层设计引领方向,又用精准的贯彻落实保证执行,以全局与局部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协调、长远与当前相融汇,谋在实处、干在实处、成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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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基层理论宣讲贴近青年吸引青年引领青年

□ 李景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赢得青年是党的事业持续兴盛的重要保障,理论武装青年则是做好青年工作的重要任务。面对思维活跃、价值观多元、需求多样、媒介依赖性强的青年群体,基层理论宣讲如何破解“代际隔阂”“供需错位”“入心难”等现实困境,实现从“贴近”到“吸引”再到“引领”的跃升,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必答题。

破解话语壁垒,实现理论表达的精准转译。贴近是吸引的前提、引领的基础。贴近青年,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上的靠近,而是要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关切焦点上与青年实现同频共振。理论武装青年必然要与青年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相适应,将理论用青年人感兴趣、听得懂的方式说给青年人听。当前,部分基层宣讲存在的“文件套话多、生动鲜话少”“宏大叙事多、微观关照少”等问题,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脱节”,导致理论在青年中存在话语壁垒现象。

完成话语体系的“精准转译”。理论宣讲是一门“说”的艺术。创新话语表达是实现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化、大众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要善于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青年话语,用青年人的认知图式和生活经验来诠释理论的深刻内涵。比如,在阐释高质量发展时,可以关联到青年关心的就业质量、职业发展空间、城市宜居程度;在讲解共同富裕时,可以切入到教育公平、机会均等、个人奋斗价值等具体议题。这种转译的核心,是找到理论与青年利益的连接点、情感的共鸣点、价值的交汇点。

多说“知心话”“暖心话”。当代青年成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既面临着学业、就业、创业、婚恋等诸多现实问题,也会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世界格局产生诸多思考。基层宣讲者要了解青年人的所思所盼、焦虑困惑,从“我要讲什么”转向“青年需要什么”。摒弃高高在上的说教姿态,以平等的交流、真诚的分享,在思想的碰撞中引发共鸣。通过青年人熟悉的网言网语、吐槽、网络热梗等,将青年人的关切焦点以他们的思维方式、接受习惯表达出来,用其温度和魅力穿透表象,直抵青年的精神世界。

创新载体场景,打造理论浸润的沉浸磁场。吸引是引领的桥梁。在信息爆炸、注意力稀缺的“Z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更倾向于碎片化、视觉化、互动性强的信息内容。传统的“一人讲、众人听”的灌输式宣讲,很难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吸引青年,必须靠创新载体、优化场景、升级体验,让理论宣讲变得“有意思”“有味道”。

善于运用“青言青语”的叙事方式。在基层宣讲中,要利用好青年群体偏好故事化、场景化、具象化的表达这些鲜明特征,大力倡导“故事思维”,将宏大理论融入个人奋斗、集体记忆、时代变迁的鲜活故事中。用“小切口”反映“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一个奋斗者的真实经历,往往胜过一打抽象的道理。比如,讲述科技创新理论时,可以邀请青年科研工作者分享在关键技术攻关中的“酸甜苦辣”。注重发挥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关键作用,把“话筒”交给青年。“青年人最懂青年人”,他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像情境式、快闪式、脱口秀等来宣讲理论,既符合青年的接受习惯,又能产生较好的传播效果。

大胆拓展宣讲的“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线下宣讲是基层理论宣讲的重要阵地,要打破“一篇稿子背到底”“一个舞台站到底”的模式,将宣讲舞台搬到脱贫村、历史文化街区、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校园课堂、革命纪念馆,让理论在具体场景中“活”起来。在校园开展“辩论赛”“理论沙龙”,让青年“人人有思考、人人能发声”,在交流碰撞中深化对理论内涵的理解。主动拥抱新媒体平台,制作适合传播的微视频、H5、互动图文等“轻量化”产品,探索“微宣讲”“直播宣讲”等新型形态。

强化价值塑造,激活理论认同的内生动力。引领是理论宣讲的最终目的,也是最高要求。要引领青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引领青年,不是强制性地“灌输”,而是基于对理论自身的深刻认同,是点燃青年内心深处的理想之火、激发其投身实践的内在驱动力。

引领的根本在于理论的彻底性与说服力。构建理性认同是筑就青年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掌握青年,在于其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即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工具。正本才能清源,只有先“明理”,才能信“理”,最后践行“理”。基层理论宣讲,不在于向青年灌输直接的结论和观点,要体现在对理论的系统阐释和逻辑论证上,帮助青年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直面青年在思想领域的困惑,在解疑释惑中增强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针对青年关心的“内卷”“躺平”等现象,要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个人奋斗与时代机遇的关系等角度进行深度分析,引导青年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发挥榜样的感召和实践的砥砺作用。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引领青年的效果最终要落脚到青年的行动中。用典型案例的示范带动作用,让身边人讲身边事,用同龄人的奋斗故事激励更多青年。一位扎根基层的选调生、一名勇攀高峰的科技工作者、一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他们的真实经历就是最生动的教材。将理论宣讲与解决青年实际困难、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结合起来,构建“宣讲+服务”模式。在宣讲就业政策时,同步提供职业指导;在宣讲乡村振兴战略时,对接创业扶持资源。让青年在得到实惠、实现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最终转化为跟党奋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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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版:文史参阅3 篇

一座始于《四库全书》的图书馆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 · □ 刘蕊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简称巴黎汉学研究所)的前身是1920年由中法两国国务活动政治家倡导并创建的巴黎中国学院。该学院致力于培养中法学术人才,加强中西文化交流。自学院筹办伊始,“设立中国图书馆”就被纳入核心创办宗旨之一。经过逾百年的积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总量已达30多万册,是举世公认的欧洲汉籍收藏重镇。现馆址位于法国巴黎著名的拉丁区,与先贤祠相毗邻。

因《四库全书》而建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最初是为庋藏和研究《四库全书》而设立。1919年,中法两国政府协商创建巴黎中国学院之初就拟定:中方将运送一套《四库全书》原钞本或副本到巴黎,并安排相应的翻译人员。法方则负责建立一所隶属法兰西研究院的专门图书馆,同时配备学者从事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然而,经过漫长而波折的协商,终因影印、运输工程浩繁,加之彼时国内时局动荡等因素,赠送《四库全书》的约定遂不了了之。但汉学图书馆却已然落定并逐步扩充,尤其是在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固定资助后(通常每年的购书预算约40000至50000法郎,特殊情况下还可追加),其馆藏文献日渐丰富。

汉籍来源与特色

追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发展历史,绝大多数古籍善本在1927至1953年入驻馆藏。就书籍来源渠道而言,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20世纪上半叶从法国的一些书商处购买到的,由传教士于17至18世纪陆续从中国带回欧洲的书籍。

二是伯希和(Paul Pelliot)执掌巴黎中国学院时期(1927—1945年)从中国购得。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在图书馆的建设,特别是书籍购置方面,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参与拟定图书采购的方案和决策建议,更亲自挑选和购置相关书籍。譬如,1927年,巴黎中国学院从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中拨出85000法郎,委托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员李邺女士赴中国采购图书。此次的采购书目正是由伯希和主拟,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伯乐(Henri Maspéro)等几位汉学家补充意见。主体方针是优先选购丛书与方志,同时关注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民俗等领域相关的图书,避免重复购买巴黎中国学院、亚洲学会、东方语言学校等机构已有的书籍。本次共在北京购得图书32箱,由法国海军舰船负责运送至法国。这也成为巴黎中国学院在中国进行大宗购书的开端。1932年,巴黎中国学院在获得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346500法郎的资助后,将这笔资金一分为二:其中20万法郎用于购买伯希和约10000册的私人藏书,剩余资金交由伯希和前往中国为学院添置新书。次年,伯希和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一带书坊订购图书、碑帖、画册等约2000种。

三是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1—1953年)的部分馆藏。1941年,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在法国驻华大使戈思默(Henry Cosme)的主持下正式成立。此举既保护了中法大学校产免遭日伪政权侵占,又在战火动荡中为中法学者提供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避风港”。为了支撑和推动所内民俗学组、语言历史组、通检组及美术组的研究工作,图书馆在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投入使用,并不断扩增馆藏。中文藏书中,丛书、类书,以及与中国民俗、乡土志、金石甲骨文等相关者最丰,如《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音韵学丛书》《北堂书钞》《清史列传》等。另外,图书馆还保存了一批古籍善本,如《留青日札》(明刊本)、《谚有全谱》(钞本)、《金集礼》(钞本)、《神仙通鉴》(明刊本)等。除了重视积累中文书籍,该馆在收集学术期刊和中译法文著作方面也颇为用心。不仅购置了《辅仁学志》《燕京学报》《史学年报》《清华学报》《中德学志》《民俗》《学衡》等全套刊物,还特辟“中法文库”,使法文名著的中译本在中文读者中传播。此外,研究所还创办了《汉学》《图书馆馆刊》《法文研究》《艺文萃译》等期刊。据1953年研究所关闭时统计:馆藏中文书籍45000册,西文书籍1300册,另有汉代石画像等拓片1200张,年画约600张,神像纸祃约4500张,出版刊物28种8200余册。

研究所关闭后,1359种善本图书资料和文物归于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剩余部分书籍并档案转运法国,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特殊馆藏。

四是来自他方捐赠或购入私人藏书。比如,1930年,中国驻法公使高鲁代表华人捐赠了包括一整套《四部丛刊》在内的约4112卷图书。这对于图书馆早期亟须充实馆藏而言,可谓雪中送炭。又如,1935至1936年,图书馆购入了法国东方学家古恒(MauriceCourant)的一批私人藏书。

馆藏瑰宝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的汉籍中自然不乏古籍善本。田涛《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介绍了该馆所藏136种珍贵的明清钞、刻本。若论“馆藏瑰宝”,当首推33通清代殿试试策。

这33通殿试试策共含22科,最早为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科,最晚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以乾隆一朝最多,共9科。原系伯希和旧藏,一直以来被分装在两个特制的书匣内:第一个书匣中保存了从顺治九年(1652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14科18通试策,卷主名次靠前,且仕途昌达。第二个书匣保存的8科试卷,鲜有出类拔萃者,且其中7人祖籍为四川。如是分置,似是按照试卷等第前后及官品等级而有意为之。

试策中,除汪学金和高赓恩两份有残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且大部分试策保留了读卷官拟定甲次或标示错漏时使用的黄签,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现已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清代顺康乾三朝状元卷共计4通,而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独占3通(徐元文、胡任舆、蔡以台),尤以顺治十六年(1659年)己亥科一甲第一名徐元文的策文价值最为珍贵。

诚然,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的33通殿试卷,于清代近3万通策卷而言,甚为寥寥,在时间上亦不连贯,缺少雍正、道光、咸丰几朝。“但已足可阐明整个清代的制度沿革——从初期的迫切提问到关于新政的垂询,其间经过理性的确定以及对盛清帝国体制之信任。”亦属清代人物研究不可多得之史料。

于线装古籍之外,尚有12种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油印本和铅印本“老北大”讲义,为国内所稀见。具体包括:钱玄同《说文段注小笺》《文字学讲义》、朱宗莱《文字学》、黄侃《文钞》《文式》、吴梅《词余讲义》《诗余选》《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沈尹默《学术文录》、叶浩吾《中国学术史》、陈汉章《中国通史》等。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曾撰文《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详细介绍。这些看似普通的课堂讲义,特别是油印本,一般采取随写随印的方式,基本仅供修课学生使用,所以发行量有限,往往连学校也未留底。不仅如此,它们还承载着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中国学术发展的真实面貌,是现代新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因而弥足珍贵。

如果说巴黎中国学院是近代中国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便承载着20世纪以来法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历史与辉煌。历经百余载的搜访、庋藏和积淀,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凭借其宏富且珍贵的馆藏,早已是欧洲举足轻重的汉籍藏书中心,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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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病源候论》中的养生之道

□ 李华荣

《诸病源候论》由隋代太医巢元方领衔一众医家编撰,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全书共计50卷,分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细列1739论,对疾病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论述。此书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病因学、证候学的开创性成就上,更有着独树一帜的特色——全书未载一方一药,却在诸病证候论述之末皆附以“养生方导引法”,详细记述了导引、吐纳、按摩等非药物疗法,堪称中医导引康复学的奠基之作。该书首次系统地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与“治已病”理念相结合,以具体可操作的身体实践为载体,展现了古代医家调养正气、祛除病邪的智慧。

“补养宣导”为先

《诸病源候论》养生思想的核心,是贯穿始终的“补养宣导”理念。巢元方在编撰过程中,融合了前代医家的养生智慧与临床经验,提出疾病的根源在于正气虚损,正气不足则卫外不固,六淫、疠气等外邪乘虚而入,引发诸病。

基于这一核心认知,巢元方强调,疾病的治疗不能仅仅依赖汤熨、针石、艾灸等,更根本的途径是通过内在调养和主动锻炼来扶助正气,使正气充盈,实现驱邪外出、扶正固本的目的。书中精准概括了补养宣导的核心作用——通过肢体导引运动,能够活动筋骨、疏通经络,以驱散病邪;通过呼吸吐纳的行气方法,能够调和脏腑气机,补益五脏六腑精气,使脏腑功能协调有序。

这种“治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与“病中即治”的康复理念,深度契合了《黄帝内经》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预防医学精髓,将顾护正气置于养生与治病的核心位置,彰显了中医重视人体自身机能调节的独特思维。

导引行气为法

导引行气,是《诸病源候论》养生方法的核心载体。书中辑录了大量前代养生与导引之法,其动作设计与中医脏腑经络理论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系统化、针对性极强的非药物疗法体系。这些导引方法的核心要义在于“摇动肢节,引气为津”,即通过特定的身体姿势、肢体动作,配合深长匀缓的呼吸和专注凝神的意念,使气血通畅、筋脉舒展、津液输布畅通,最终实现脏腑调和、身心康健。

在具体的导引实践中,每一种方法都针对特定的病症,有明确操作规范。例如,针对风痹所致的手足不遂之症,书中记载的导引法为,“极力左右振两臂,不息九通”,通过用力左右振摇两臂,配合闭气的呼吸方法,反复九次,以此鼓舞人体阳气,推动气血运行,攻逐阻滞于经络关节的痹邪,恢复肢体功能活动;对于虚劳所致的畏寒怕冷之症,则采用“坐地,交叉两脚,以两手从曲脚中入,低头,叉手项上”的方法,通过特定的坐姿与肢体动作,引导人体阳气下行归元,温煦脏腑四肢,祛除体内寒邪。

所有导引方法都强调“安心定意,调和气息,莫思余事,专意念气”,要求练习者摒除杂念,将意念与呼吸、动作相融合,实现形、气、神的统一,是中医身心同调、形神共养理念的经典实践。

辨证施功为要

辨证施功,是《诸病源候论》导引养生法的重要原则,也是其能够精准起效的关键所在。书中所载的导引法绝非千篇一律的固定套路,而是根据患者体质差异、疾病病位病性,量身设计的导引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

在病位适配方面,根据疾病所在部位,设计了卧、坐、蹲、立等不同的身体姿势,以及“仰掌如托物”“俯身如觅物”“侧身如转物”等不同的肢体动作。如病位在胸腹,多采用仰卧姿势,引导气机下行,使胸腹间的瘀滞之气得以消散;病位在腰脚,多采用蹲坐或站立姿势,通过伸展腰脊、活动腿脚动作,引导气血下行达足,疏通腰脚部经络筋脉。

在病性适配方面,根据疾病寒热虚实,调整导引的动作节奏与呼吸方式:对于实证、热证,如气滞、痰热、血瘀等,导引动作多灵动迅疾,呼吸以宣散为主,通过畅快的肢体运动与呼吸,将体内实邪、热邪排出体外;对于虚证、寒证,如气虚、血虚、阳虚等,行气方式多舒缓沉静,动作以柔和为主,通过缓慢的肢体活动与深长的呼吸,培补人体正气,温煦体内虚寒。

这种对病位、病性的精细区分,确保了导引疗法能够精准地作用于病所,是中医辨证施功原则在非药物疗法中的生动体现。

起居摄生为本

起居摄生,是《诸病源候论》养生体系的基础环节。书中收录的“养生方”除了导引行气之法,还广泛涉及日常起居、饮食劳逸、情志调摄等方面的禁忌与准则,深刻强调生活细节对人体健康的重要影响。

巢元方认为,人体正气不仅需要通过导引行气主动培补,更需要通过良好生活习惯来悉心养护,不良生活方式可导致正气受损、病邪入侵。书中对诸多不良生活习惯提出明确告诫,如“醉卧当风,使人发喑”,指出醉酒后肌肤腠理开泄,此时当风而卧,风邪易侵入体内,可导致声音嘶哑。书中还提及熬夜、过劳、情志过激等行为对脏腑的损伤。反之,对于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书中也多有倡导:“清旦初起,左右手交互,从头上挽两耳,举”,可疏通阳明经气,化生脏腑精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顺应自然的昼夜节律,配合适度的户外活动,使人体气机舒畅。

这些起居摄生的告诫与倡导,核心要义在于“调和”二字,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劳逸情志皆能顺应自然规律,与四时阴阳变化相协调,保持一种“无过无不及”的中和状态,从而实现正气充盈、脏腑调和,是中医“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体现。

《诸病源候论》所倡导的主动健康、内求诸己的养生理念,尽显中医养生之精髓。书中详载的导引法,依不同病症巧设具体操作之法,构建起系统完备的非药物疗愈体系。其针对病症辨证施功的实践思路,让导引行气之法的效用得以精准发挥,成为中医养生与康复领域的宝贵财富;其身心共治、动静结合、形神共养的非药物疗法思想,是中医养生智慧的凝练表达;其养生之道是古代医家智慧,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

(作者系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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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为本,诗礼传家

——遵义私家藏书楼锄经堂的百年守候 · □ 黎洌

锄经堂是清代贵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锄经堂”本是其创建者黎安理的书斋名。据黎安理《长山公自书年谱》记载,锄经堂始建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锄经”典出《汉书·倪宽传》:“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则读诵,其精如此。”其名取“带经而锄”之意,更深层的意义有三:一是带经而锄,树立“耕读为本”的家风;二是深耕经书、刻苦攻读;三是通过储藏经书,使学子有书可读,“诗礼传家”,凝聚文气,开启文风。

锄经堂成为贵州最早最大的藏书楼,黎安理的长子黎恂功不可没。道光元年(1821年),黎恂丁父忧回沙滩,以为官5年所积薪俸,购买3万余卷图书运回锄经堂,并对其进行了重建。据黎汝谦《锄经堂记》载:“壬午岁(1822年),鸠工筑室,凡二年成,五间正室,三重结构,壮阔宏敞。”“室皆有楼,正室之右,楼高窗豁。”

贵州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地瘠民贫,开发较晚,因此书籍匮缺,读书之难,甚于他处。据莫与俦《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明初,“唯贵州、播州两宣慰旧有学,思州因旧宣慰司学为府学,余皆未建”。清代贵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各学仍书籍匮乏,据方志记载,清中叶,省城贵阳的贵山书院藏书仅3000卷,遵义府学藏书才800卷,严重制约了贵州士子的学术视野。黎安理曾叙述过自己无书可读的窘境:所读的《周易》《书经》《四书》皆是父亲手抄,《诗经》《礼记》只有删节本,《左传》《国语》《战国策》只见数篇选文,“全本未窥也”。郑珍是黎氏姻亲,他也曾感慨:“十二识鲍庾,十三闻史汉。”而“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会,或应朝省硕官,其人自负学、好事而雄于财。又亲戚僚友子弟力为罗擿、贵鬻、转钞无不如志,不能名藏书家也”。要积累大量的图书,实为不易。普通人家藏书几册,多视若珍宝,秘不示人。是锄经堂的藏书,也使郑珍首次读到了《史记》《汉书》,知道了鲍照、庾信,接触到更多的名家名著。锄经堂的藏书,使遵义当地的黎、郑、莫家族迅速崛起,其影响涵盖了整个黔北地区乃至贵州,成为清代儒学文化、移民文化在贵州的代表。黎、郑、莫三家从清中叶始的数代人中,涌现了数十位诗人、散文家、学者,各类著作达300余种,现存250余种。他们或以诗词名世,或以政绩名重,或以学术名闻天下,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

黎恂不仅为锄经堂带来了丰富的藏书,更以其读书精神感召后人。他曾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诚得寸禄了三径资,事亲稽古,吾志也。”黎恂守孝结束之际,正值力求宏达显世之时,但他不追求高官显贵,而是引疾家居14年,“尽发所藏书数十箧,环列仅通人,口吟手披,朱墨并下。”读书取明大义,“不屑屑治章句。本诸身而可从,质诸世而可行”。撰《千家诗注》,使读者能“识一古人,晓一古事,知一托兴摅怀之所在”,“以引其灵悟而鼓舞其幼志”,“诱之入于高明宏达之途者,用意最为切至”。在黎恂的教育和锄经堂的孕育下,郑珍、莫友芝成为“西南巨儒”,赢得了“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美誉,两人撰写的《遵义府志》,更是被梁启超赞为“天下府志第一”。此外,黎氏后辈黎庶昌作为晚清外交家,曾任西欧四国参赞,还曾两任驻日本大使,不仅成为近代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还提出了加速舰队建设、发展交通事业、扶持民族经济、建立财税新制、改善城市管理、重视外交关系等有利于强兵富国、抗御侵略的建议。

与历代私家藏书楼不同,锄经堂不以追求善本和藏书数量为目的,而是向社会开放,只要有读书兴趣的学子,都可以到此阅读。黎恂带回的3万卷图书,成为遵义学子们的精神食粮。有书可读,才有文气相聚;有人读书,才可延续文脉。

正是锄经堂的浸润,使遵义当地认识到书籍的重要,爱书、惜书,尽其所能收购书籍。郑珍不仅以诗句“莫五璃厂回,又回璃厂路。似看衔书鼠,寂寂来复去”形象地描述了莫友芝在京城琉璃厂淘书的过程,郑珍之母以耳环易《礼经》的故事也广为传颂。他们“粗衣淡齑,时时不继。室人每间壁交谪,乃方埋头蘸朱墨,参考互校,或拄颊擫管,垂目以思,如不闻。及有捻书籍出售,则不问囊有无一钱,必不令他适。故入其室,陈编蠹简,麟麟丛丛,几无隙地。秘册之富,南中罕有其匹”。黎氏后辈黎庶昌在日本广搜古籍,辑国内散佚的古籍26种,刊刻成《古逸丛书》,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郑珍编《播雅》;黎兆勋(黎氏后人)辑《上里诗系》;黎兆勋收集,莫友芝传证的《黔诗纪略》;莫庭芝(莫友芝弟)、黎汝谦(黎氏后人)收集,陈田传证的《黔诗纪略后编》;黎庶昌辑《黔文粹》《全黔国故颂》等。这些著作,保留了许多可贵的文献资料,使不少已经跌落尘埃的名人事迹和残编断简得以重现。也正是在锄经堂的影响下,后来郑珍的巢经巢、莫友芝的影山草堂、黎庶昌的拙尊园的藏书均为黔中之冠,为遵义文风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锄经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气节”。从锄经堂创建人黎安理开始,黎氏家族关心民瘼,为民请命,民胞物与,救民于水火的精神,就成为锄经堂最基本的内核和底色。虽然锄经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1861年曾遭土匪侵扰,房屋和藏书一度被焚毁殆尽。但黎氏家族凭着对文化的坚守,一次次协力重建,使藏书最多时曾达到近20万册,文化的火种得以延续。

2021年,黎氏后裔发起公益项目,重建了“锄经堂公益图书馆”。面向全国征集图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如今,这里不仅是遵义当地人的阅读空间,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感受“耕读为本,诗礼传家”的沙滩精神。锄经堂前那副著名的对联“世间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要事还是读书”,至今仍在无声地传递着先人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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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领导论苑4 篇

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提问:付剑伟 新疆供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请问,如何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解读:吴付来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与权力观、事业观、地位观、利益观等共同构成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与全面领导的过程中必须以树立正确政绩观为导向,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以实绩实效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

正确政绩观是科学的、实际的、为民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大家就要一茬一茬接着干,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树立起一种科学的、实际的、为民的政绩观。

科学性是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前人和他人的经验教训进行学习借鉴,集思广益、反复论证,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确定工作目标、提出工作举措、作出工作部署。”科学性既要求具备科学的意识,尤其要以战略眼光、全局意识引领决策部署,把握好“大算盘”和“小算盘”、“算大账”和“算小账”的关系,将地区性、部门性、方面性工作有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实现为一域争光的同时,更为全局添彩;又要求在执行过程中保证科学性,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等科学制度的作用,注重发扬民主,鼓励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同时善于正确集中,提炼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保证科学施策。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是讲真话。在纸面上弄虚作假、数据中掺沙注水,严重影响我们对发展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必须体察实际情况,呈现真实数据,坚决刹住“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杜绝虚假政绩的风气。二是办实事。既立足当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事、具体事;又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为民造福,一是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感所盼,扶持经济发展、净化社会环境、优化衣食住行等都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人民群众造福的好事实事。二是要前瞻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全面评估各项工作的发展前景、潜在风险、客观挑战,明晰这些问题才能做出真绩,从而避免“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

正确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保障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等等。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向前推进。政绩观问题,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方面,从根本上影响着事业发展成效。在所有政绩中,管党治党具有根本性、决定性。没有高质量的党建,其他政绩都无从谈起。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党的性质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正确政绩观说到底是要看我们的工作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赞成和支持,能否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正确政绩观就是党的性质的最生动诠释。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的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我们所说的实绩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业绩,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业绩,这与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是根本不同的。纵观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宏伟历程,无论是巩固与加强自身建设,还是同外部破坏力量作坚决斗争,最终都说明了以实事求是为重要内容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以求真务实为重要内容的工作作风的重要性。因此,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鲜明体现。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党的自我革命是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敢于直面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活动。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直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错误风气,揭露“短快平”“假大空”“急就章”“一刀切”的短视问题,坚决铲除这些错误风气和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以正确政绩观涵养党性、抓好党建,其本身就是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

树立正确政绩观是系统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上率下、由内及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但是,“四风”问题等仍然以新的形式和载体出现,败坏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从根源上看,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因此,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把握政绩观问题中的显绩与潜绩、时效与实效、近功与久功的关系,系统推进思想、实践、制度层面举措,着力纠防政绩观偏差,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提供根本保障。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党性问题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标准在于公私标准。以党的创新理论来改造主观世界、引导树立正确政绩观,关键是要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进而明辨公私问题、笃定价值立场。锻造党性必须持之以恒。党性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持续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思想伟力锻造党员党性、增强组织力量,不断提升党员政治性、人民性、纪律性。

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作善为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都要落脚到实干担当、求真务实的具体行动上。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抓落实过程中,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中央决策意图的前提下,要雷厉风行、统筹把握好时度效,同时务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既敢为又善为的行动抓好落实。

通过建章立制的方式来持续保障。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体现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注重加强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注重思想教育,也要注重制度保障。要深入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进行相应废止或修订。尤其要用好民主集中制等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教育、考核、评价制度,使党员干部既严格要求自身,又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斗争本领、善于干事创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高质量党建才能引领高质量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高质量党建的导向,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正确政绩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一劳永逸的。新征程上,必须不断磨砺党性修养,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科学认识规律、把握规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巩固好党的执政根基,实现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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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指引

□ 陈琳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乎干事创业的方向与成效,关乎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关乎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员干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指引和行为准则,通过匡正政绩观,进一步校准思想坐标,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务实品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筑牢党性根基,把准政绩观本源。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政绩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底色与成色,植根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唯有党性这个“根子”扎得深、筑得牢,创造政绩的动机才能纯粹,行动才能坚定。把锤炼党性作为须臾不可放松的终身课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在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主动查找和校正政绩观偏差,不断清除思想上的杂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确保我们所追求的政绩,真正是从党和人民事业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累累硕果,经得起风雨考验和时间检验。

坚守为民初心,锚定价值航向。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政绩观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必须把政绩刻印在服务人民的坐标之上,落实到解决枝叶关情的民生福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和历史情怀,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处理好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显绩”与“潜绩”几对关系,坚持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和名誉地位,将个人发展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

强化实干担当,锤炼务实作风。抓落实是将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效的关键一环,是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任何科学的决策、美好的规划,若不付诸实践、落于实地,都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然而现实生活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只重表象、不重实效,热衷于造“盆景”、堆“材料”、搞“花架子”,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创造真政绩的“绊脚石”。抓落实不仅考验雷厉风行、闻令而动的作风,也检验每一个干部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党员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结合,在攻坚克难、科学决策中体现价值、创造业绩。

优化考核标尺,科学衡量政绩。考核评价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关键牵引和重要抓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必须明确回答“树什么样的政绩”“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真政绩”这一“度量衡”问题,界定行为边界,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将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求细化转化为具体的考核清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引导党员干部超越短期功利与片面增长,转向着眼长远、统筹兼顾的业绩创造。将考核评价与选拔任用、激励约束挂钩,使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受褒奖、有舞台。

从严管党治党,保障正确导向。政绩观偏差问题表象上看,是干事方法不当或“政绩冲动”,背后常常潜藏着责任问题、作风问题、腐败问题。要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匡正干事创业导向,净化政治生态土壤,持之以恒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贯穿政绩创造与评价的全过程,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的第一责任人责任,紧盯“关键少数”,严格执行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做到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干事创业。

(作者系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党委书记、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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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建设文化强国的人才基础

□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 张宏森

人才,始终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工作高度重视,强调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强调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将文化人才培养置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做好人才工作,不仅是出作品、出成果的基础,更关乎党的文化事业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续发展。

文化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长远眼光与系统思维,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既要“筑峰”,也要“夯基”;既要“当下用”,也要“长远谋”。文化人才尤其是文艺人才的成长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必须深刻洞察当前人才队伍呈现的新特点、面对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才能有的放矢、有形有效,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文化人才的培养与“做人的工作”相互贯通,它发于“信”,成于“用”,淬于“磨”,传于“教”。

相信人才蕴藏于人群之中

培养人才,首先要“目中有人”、内心有信。这个“信”,是相信人才的普遍存在,相信青年一代的潜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理想,更有“有教无类”的胸怀,其内核是相信人人皆可成才,关键在于发现与培育。不能因为仰望历史上的文化高峰,就断言当下人才匮乏;也不能因为代际间的表达方式差异,就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焦虑甚至偏见。每一代人都有其特定的处境与使命。鲁迅在鼓励青年敢于开拓创新时说,“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他反对将青年视为消极或被动的偏见,而是将其视为能动、可期的创造主体。这种穿越历史的洞见,对破除疑虑、坚定信心很有启发,我们应给予年轻人基本的信任和自主探索、热情做事的权利。

具体到文学领域,从专业作家“一支笔”的书写,到网络时代亿万网民的共同创作,再到“快递诗人”“素人写作”的广受关注,文化创造的主体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这都是新大众文艺之“新”、之“众”的生动诠释。我们相信,人才的种子本就蕴藏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之中,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发现的眼睛和培育的沃土。中国作协近年来大力开展面向基层的工作,改进会员发展办法,主动吸纳跨界人才,就是希望能够召唤起潜在的文学创作力量。

使用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用”是试金石,也是人才成长跃升的助推器。古人讲“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党的事业包括文艺事业,更是树立了敢于打破常规、大胆起用年轻人才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经常陷入“人才断档”的焦虑,有时可能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将新生力量推向能充分施展的舞台。

激活人才价值,关键在“用”,要“早用”“重用”“在用中育”。对于文学艺术领域涌现出的好苗子,对于那些展现出思想锐气和创造活力的年轻人,要敢于把他们放到关键创作项目、重要策划岗位、一线管理任务中去淬炼,实现“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充分证明了年轻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担当、艺术能力。同时,他们在这样一场重大演出任务中的收获与成长,是任何教材、任何课堂、任何培训都无法替代的。文学领域也一样,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创造力依然旺盛,但一代代新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与前辈作家同台竞技,更需要机会,更需要被看见。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挑战,年轻一代的写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之深,对写作者来说,要有变压力为机遇的能力。年轻作家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与时代、与科技更加贴近,将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期刊、出版机构,还是影视屏幕、网络平台、演出舞台,都应该主动为年轻人搭建通道、推陈出新,为必要的探索和试错留出空间,让人才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修正方向、树立自信。

坚持长期主义育人才

“玉不琢,不成器。”人才的成长,尤其是文化艺术人才的成长,鲜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多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苦心孤诣。很多大家巨匠都经历过漫长的沉潜期与艰苦的磨砺期,这也是文化人才成长的一种规律。我们要有长期主义的眼光和韧性,理解并尊重人才成长的周期性。对于有潜质的新人,不能因其一部作品的失败或一时的沉寂而轻易否定。要允许他们做一段时间的“面壁者”,在独处与思考中积蓄力量。在这种内心的反省与艺术的自我较劲过程中,发挥组织优势和平台阵地的作用,主动施以援手、提供机会,帮助他们度过创作的低谷期、事业的瓶颈期。任何一个艺术行当,从初具风格的探索到成熟境界的抵达,都需要时间的发酵与反复的打磨。各级作协组织要努力营造一种“耐得住”的环境,鼓励潜心创作、抵制浮躁之风,让人才能够在挫折中思考、在沉淀中升华,最终走向属于自己的艺术高峰。

教育引导为人为文的正道

艺术创作往往是自由的、个体的,但也因此更需要同行、同道的携手和帮助。既要鼓励艺术个性的张扬与探索,也要重视深厚传统与宝贵经验的传递。文艺工作中形成的“传帮带”优良传统,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它让技艺、经验、作风乃至精神得以代际相传。

“教”的内容,应当是立体的,要平衡好“自由生长”与“道统传承”的关系。其一,是“术”的层面。要教规律、教方法、教范式,让新人了解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了解前辈大家探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教比较、教鉴别、教开放,引导他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坐标中进行比较,培养开阔的视野和批判性鉴赏力,在包容互鉴中确立自身。这是守正创新的基础,而非束缚。现在很多地方的作协成立了名家工作室,主要目的就是发挥名家的亲授传承和示范带动作用。其二,根本的是“道”的层面。要教志趣与格局,引导文化人才“志存高远”,涵养“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担当精神。引导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才,自觉克服小算计、小设计、小利益,涵养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感,追求德艺双馨,避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唯其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其艺术生命才能拥有深厚的底气和广阔的舞台。中国作协坚持为著名作家召开诞辰纪念座谈会,就是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能深刻体会:我们的文艺道路是如何开创的、事业是如何在一代代前辈的披荆斩棘中创造的、今天所拥有的文化基础是如何积累的,从而对自己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有更自觉的担当。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大作家”“文化名家”。

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出自《论语》;下联“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出自韩愈的《进学解》。这副对联对人才的成长、事业的成功,从内因和外因的层面都作出了独到的阐释。而这副对联的横批,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聚才的良方,营造一个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良好生态,为建设文化强国筑牢坚实的人才基础,铸就这个时代新的文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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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 张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金融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阐明了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为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必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各项部署,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经济大省,河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改革创新为突破口,引导金融资源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质效。

深刻认识金融改革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创新不仅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调节阀”,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准确把握金融改革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金融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决不能脱实向虚”。这要求金融改革创新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任务。金融改革创新,绝不能为改而改,其核心在于通过破解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更好服务于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果金融改革创新脱离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自身难以为继,还会导致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

金融改革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动态联系。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跨时间、跨空间的高效资源配置。一个富有活力、持续改革的金融体系,能够引导资本流向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从而直接驱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改革创新绝非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效率、扩大金融开放,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驱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金融改革创新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共生共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一生动比喻,深刻揭示了金融与经济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内在逻辑联系。经济肌体的健康,需要金融血脉的滋养,而金融血脉的畅通,又依赖于经济肌体的活力。两者共生共荣的关键在于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依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业发展行稳致远。工作中要深刻理解并践行共生共荣的理念,坚持经济和金融一盘棋思想,做到统筹兼顾、协同发展,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

以改革创新探索金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金融改革创新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河南在服务内外循环、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积极探索可落地、可持续的实践路径。

畅通内外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河南发挥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强化金融赋能。强化对“空陆数海”四条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加大商品消费、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重点领域金融支持,积极探索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融资模式,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高效赋能,不断汇聚市场循环动能和经济发展势能。推进金融协同。依托郑州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统一征信服务体系,扩大企业信用贷款覆盖面。畅通信贷、股票、债券、保险、基金等多元金融渠道,推动金融要素跨区域深度融通。扩大金融开放。深化跨境人民币结算创新与外汇管理便利化改革,优化跨境资金结算流程,搭建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跨境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提升内外贸一体化金融服务水平,支持企业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推广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促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与资金高效周转。

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河南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力。做强产业链群。围绕“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金融“活水”灌溉与政府产业基金引导的双重杠杆作用,加大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投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深化产融对接。完善常态化产融对接机制,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推动金融机构聚焦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健全产融对接评价机制,及时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产融对接效率和质量,推动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开展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探索“股贷债保”联动机制,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强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强化民生保障,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增强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可及性为重点,让金融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群众。做实普惠金融服务。健全普惠金融长效机制,落实减费让利、无还本续贷等政策,完善“金融会客厅”、金融服务专员等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完善民生金融保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规范发展养老金融,促进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金融资源向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倾斜,通过专项债券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民生工程。优化金融服务布局。推动金融资源向县域下沉,推广移动支付、线上信贷等数字化服务,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与风险防控,严厉打击金融诈骗等行为,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支持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政策引导支撑,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等政策,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生态公益基金等产品,引导金融资源向生态治理、污染防治、节能降碳、水资源保护等领域集聚。激活生态资源价值,积极探索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发展资源转化,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强化环境风险约束,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机构审慎管理框架,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金融准入,建立绿色信贷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推动高耗能行业绿色改造,以金融约束力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持续强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保障

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河南持续在加强党建、培育主体、营造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多措并举、协同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服务保障。

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构建上下贯通、统一归口、责任明晰、有机衔接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将党的领导贯穿金融改革创新全过程、各方面。强化组织建设。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金融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全面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省属金融企业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深度融合。从严遵规守法。加大对金融资源和权力运行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人员的监督管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良好政治生态引领金融生态。

着力打造现代地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发挥好驻豫金融机构作用。引导驻豫金融机构强化与地方经济共生共荣的意识,持续扩大信贷投放规模、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信贷成本、创新信贷工具,当好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着力提升地方金融机构实力。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坚持本土化定位、差异化经营,突出优势、做精专业、苦练内功,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引导上市企业积极开展股权融资,加大上市后备企业辅导力度,支持企业用好科技创新债、绿色债、资产证券化、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更多长期资本通过债权、股权、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助力经济发展,切实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完善金融信用体系。加快建设信用河南,加强公共信用信息与金融数据的互联共享,拓展多元化融资增信模式,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营造良好金融信用环境。强化金融法治保障。做好地方金融立法工作,加大金融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增强金融机构依法合规经营能力,提高金融消费者法治素养,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守牢金融风险底线。聚焦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化解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严厉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营造稳健运行的金融安全环境。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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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版:高端智库4 篇

因地制宜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县域连接城乡,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本单元,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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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定位激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 查志强

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节点、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基层单元、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场域。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支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十五五”时期,县域应因地制宜开展错位竞争、加速转型升级、实现赶超跨越。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我国县域经济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深刻转变。各地在认清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以差异化定位塑造优势、以创新驱动积蓄动能,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整体来看,县域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活力持续迸发,集聚了全国近40%的经济总量,已从国民经济基本单元成长为重要增长极,稳定经济基本盘的作用日益彰显。

新质生产力赋能加快转型升级。县域承载城市群产业链转移、产业配套协作的支点作用日渐突出。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全国约3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扎根县域,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一批县域,通过“产业优势—人口集聚—经济循环”的正向反馈,已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格局,实现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城乡融合发展枢纽作用日益突出。县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既承接城市产业外溢与技术辐射,又为乡村提供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随着产业梯度转移推进和返乡创业兴起,县域在缓解“大城市病”、降低社会成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多重效应加速显现,县城在协调工农城乡关系中的战略支点、关键枢纽和基本单元作用更为显著。

“两山”价值转化通道持续拓宽。部分县域坚持生态优先,立足生态价值转化激活沉睡资源,将生态资源进行符号化品牌化重构。通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和特色旅游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批消费新场景得以培育,不断推进生态颜值向显性经济价值的转化。

新时期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受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条件等因素制约,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区域发展不平衡。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县域经济“梯度分化”特征较为明显,东部部分县域形成发展高地,中西部部分县域则面临“边缘化”风险。经济社会发展领先的县域绝大多数集中在苏浙鲁闽四省,全国县域30%的规上工业企业和40%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县域仍面临传统产业转型缓慢、新兴产业培育不足的挑战。

产业转型升级滞后。部分县域仍然依赖传统农业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出现产业特色不彰、同质化内卷严重的情况,加剧了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面临传统农业留不住人、新兴产业引不进来的两难局面。部分县域拥有良好自然资源禀赋或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但由于产业基础薄弱,缺乏将其转化为资产、资本的能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更无法满足返乡青年对体面就业的期待,极大制约了发展能力与速度。

要素制约依然突出。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对县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诸多新课题。现实中,部分县域人口流失已从单纯的青壮年外流,演变为“年轻人走、大学生不回、老人随迁”的全年龄段格局,导致县域消费持续外流,制约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产业升级。在财政自给率偏低、金融供给错配、县域空心化叠加深度老龄化等多重压力下,县域经济正遭遇新的“成长烦恼”。

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存短板。部分县域存在物流成本较高、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等问题。具体来说,部分县域城乡交通网络不够完善,导致物流体系不畅,增加当地企业运营成本。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支撑县域新业态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部分县域营商环境有待优化,融资与政务服务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与中心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精准化个性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有待进一步提高。

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摒弃“贪大求全”的错误政绩观,放下急功近利心态,打破“千县一面”的短板弊端,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定位,在留人、留消费、育产业、稳财政等方面持续发力,统筹好强县和富民、改革和发展、城镇和乡村、人文和经济、发展和安全等关系。

强化县城综合承载力,打造城乡融合枢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城市更新赋能内涵式发展,增强县城建设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特征,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找准县城“城乡联结枢纽”定位,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力、人口集聚力和优质公共服务供给力,推动县城—重点镇—中心村“核心—边缘”结构从二元分割向功能互补转变。以产业融合为抓手、以特色发展为核心、以政企协同为支撑,完善县城基础设施,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探索可持续融资模式、实施紧凑型发展,破解产业与人口、投资与收益、土地与人口之间的矛盾,让县城有烟火气、有消费,让“返乡创业、就近就业”成为可能。坚持低成本、强实用、微改造原则,探索多样化城市更新路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让城镇居民和新市民住得起、留得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资源下沉—共建共享”的供给机制,依托医疗联合体分层分类推进医疗资源精准下沉,构建教育资源梯度共享体系,推动养老保险梯度衔接,强化“需求导向—分类施策”的精准服务模式。与中心城市接壤的县域,应加快推动同城化全面接轨;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域,应通过“数字赋能+远程覆盖+特色补给”提升服务效能。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底盘。坚持“错位发展、串珠成链”,在更大范围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中主动定义并深耕县域功能位阶。通过都市圈要素导入、产业链精准卡位、数字化重构生产关系,在区域产业链中锚定相应环节,以功能专业化替代同质化竞争,着力打造县域特色产业地标。创新升级型县域应聚焦“数字赋能+都市圈协同”,工农协同型县域需强化“产业集群+城乡融合”,生态功能型县域可探索“生态价值转化+绿色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和绿色转型,打造具有根植性和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让城乡居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完善县域商业体系,融合线上线下消费,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和便捷消费体验,实现“本地人消费回流、外地人消费引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让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乡村、惠及农民,以稳定增收让农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开展与本地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工资性收入,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盘活闲置农房、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沉睡资产,以深化改革激活财产性收入,破解农民收入结构单一、增长乏力问题,精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破解“低端锁定”。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等机遇,以科技创新为支点撬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挖掘特色优势资源潜力、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完善县域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通过共建产业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科创载体,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常态化合作,让更多创新资源为县域所用,让更多技术向县域转移、更多成果在县域转化。强化县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县域产业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深度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数字+工业”“数字+服务”等新业态,通过“护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方式拓宽绿色应用场景,促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破除融合发展的瓶颈制约。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着力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弥合城乡要素二元缺口。通过政策引导、产业赋能、资源融合、市场推动等举措,打造“政策磁场+产业沃土+情感纽带”的支持体系,走好县域人才“回流棋”。清理地方保护政策、推行高标准规则,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放宽乡村振兴领域市场准入,科学引导城市资本入乡,探索农村不动产、生态资源等制度性转化通道和数字化产权体系,激活乡村资产变现。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探索“飞地经济”税收分享机制,允许县域通过跨区域产业协作分享税收收益。全面落实“县级为主、市级帮扶、省级兜底、中央激励”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立与本地人口规模、民生需求、经济水平相匹配的可持续财政运行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财政资金用在民生和发展的刀刃上。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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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县域经济要在特色上做文章

□ 踪家峰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城乡融合的关键枢纽,承载着广大群众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的重要职责,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为破解“千县一面”同质化困局、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成就显著。一方面,经济总量稳步扩容,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截至2024年底,全国县域经济总量达54万亿元,占GDP 比重近40%;“千亿县”数量达62个,昆山、江阴等头部县域GDP突破5000亿元,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雁”;约三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布在县域产业集群,彰显了县域经济的强劲韧性与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质效不断提升。从整体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凸显,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中西部地区县域立足资源禀赋,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生态文旅产业,结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催生的新业态,逐步摆脱单一农业依赖,构建起多元协同、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另外,县域区域梯度发展态势也已初步显现,综合枢纽功能不断强化,教育、医疗等资源持续下沉赋能,县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愈发凸显。从“十三五”时期补短板、强弱项到“十五五”时期重特色、高质量,县域经济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坚实的县域动能。

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要看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内生动力也尚未充分释放。在区域差距上,“东强西弱、南快北慢”的特征显著,东部地区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甚至存在发展悬殊情况。据测算,2024年全国县级地区平均财政自给率约为38%,中西部多数县域远低于这一水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7%,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空间发展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在产业质效上,多数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仍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传统种养、初级加工占比较高,普遍面临“有品无牌、附加值低”的发展困境;部分地区不顾自身资源禀赋盲目跟风,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一些县域依赖财政驱动,经营主体带动能力偏弱。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也存在农民增收未跑赢全国水平的情况,产业提质增效仍有较大空间。在要素保障上,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才持续外流,引才难、留才难问题突出;金融资源下沉不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营商环境短板影响社会资本投入;土地、数据等要素供给趋紧,数字基础设施覆盖不均衡,中心城市虹吸效应加剧了县域要素集聚难题。

破解县域发展难题,关键在于跳出路径依赖,摒弃“千县一面”模式,走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是立足禀赋差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坚持“看碟下菜”、分类指导原则,推动每个县域找准适配的发展赛道。东部城市群人口净流入、财政可自给的县域,应依托区位优势,主动融入都市圈产业链分工,做强特色产业,打造产业配套高地和先进制造“降本增效区”。传统农业县域,应聚焦优质粮油、特色种养,延伸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培育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打造绿色产品“价值溢价区”。东中部财政难自给、人口持续流出的县域,应稳妥推进行政区划优化整合,精简层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西部及沿边口岸县域,立足生态与区位优势,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二是强化要素保障,激活内生发展动力。以“人、钱、地、数”四大要素协同发力,破解发展瓶颈。实施县域人才振兴计划,创新搭建“人才飞地”,柔性引进高端人才,完善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吸引各类人才投身特色产业。设立特色产业发展基金,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适配产品,缓解融资难题。优化土地市场化配置,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优先保障特色产业以及新业态用地。加快数字县域建设,推进特色产业数字化升级,拓展电商直播带货、智慧农业、智慧文旅等新业态,打通产销链路、提升运营效率。三是软硬环境两手抓,增强发展核心竞争力。软环境提质方面,以制度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破除“唯GDP论”,引导县域聚焦特色发展和“功能生态”建设。硬环境升级方面,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与城市生活品质差距,为“人才飞地”引才留才提供支撑。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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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义

□ 李超

郡县治,天下安。自秦汉以来,县域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演进中,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层根基。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和要素空间集聚不断加速,县域在兴业、聚人、惠民、善治等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体系的坚实支撑、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坚实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枢纽。从总量贡献来看,县域以占全国约90%的陆地国土面积、超50%的常住人口,贡献了全国近40%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县域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压舱石”,也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核心载体。随着中心城市产业迭代升级加速,劳动密集型、资源加工型产业加速向外疏解转移。县域凭借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优势,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阵地,有效完善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协同布局,推动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与县域联动配套、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增强了现代产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整体韧性。

尤为关键的是,县域经济的提质增效与高质量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抓手。通过持续拓宽城乡居民多元增收渠道,稳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县域长期被低估的超大规模内需潜力正加速释放,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2025年,涵盖镇区与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8.7%,县乡市场消费增速已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市场,成为对冲外部需求波动、稳定内需基本盘的重要载体,充分彰显了县域作为国内大循环关键节点与核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县域常住人口占比超过五成,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仍不足四成,人口规模与消费贡献明显不匹配,未来仍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突出短板,而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核心节点,兼具城市经济的集聚性与乡村经济的分散性特征,是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天然载体,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城乡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呈现出鲜明的“就近化、就地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创业,县城或县级市城区在吸纳人口、承接就业、完善功能、服务乡村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安居的首选地。当前,县城及县级市城区承载了全国近三成的城镇常住人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场域。

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顺应人口流动新趋势、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举措。与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相比,“离土不离乡”式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域就地就近就业安居,既能有效降低住房、交通、教育等城乡迁移成本,又能更好维系家庭亲情纽带、保留本土社会网络,从根源上破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带来的社会难题。同时,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够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要素向乡村流动,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够让广大农民就近就地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县域经济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生保障的核心支撑。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很大程度上与县域经济基础薄弱有关。一方面,部分县域财政收支仍然存在一定压力,财政保障能力有待增强,多数欠发达县域财政自给率不足30%,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民生领域历史欠账较多,常态化、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健全。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进一步加剧人口和产业的双向收缩,形成经济基础薄弱、地方财政紧张、公共服务缺位、人口收缩外流、发展后劲乏力的负向循环,严重制约了县域综合承载能力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县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物质基础。没有坚实的县域经济基本盘作为支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会沦为空谈,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也将举步维艰。只有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夯实县级财政稳定增收的根基,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标扩面、提质增效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同时,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无钱办事、无力服务的难题,为基层治理的队伍建设、设施完善、机制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不断提升基层应急处置、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的综合能力,从根源上筑牢社会稳定的基层防线,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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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军事国防3 篇

从无人装备技术发展看现代战争形态的演变

□ 佟京昊

战争形态是由技术装备运用、参战人员行动、战略思想贯彻、战役设计与博弈、战术运用等战争要素共同形成的战争整体形式和状态。战争形态的形成取决于参战方战斗力的生成和运用方式,是参战方持续军事博弈在战场上的直接体现。近年来传统战争形态遭遇颠覆性冲击的首要因素,是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机械化战争中曾广泛采用的装甲集群穿插等方式受到很大压制,有生力量在战场范围内的活动受到极大威胁,战争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目前的战争形态虽然展现了一些智能战争的特征,但是本质上还是信息化战争的延续。

当前在战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无人装备——多旋翼无人机,并非专为军事行动设计,而是一种常见的民用装备。得益于在摄像摄影、农林作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多旋翼无人机在技术和产业配套上十分成熟且价格低廉,稍加改装就可以在战场上直接实现对地面部队“察打一体”的无人攻击。另一类被广泛应用的无人机,是以巡飞弹为代表的智能弹药类无人机。它们发射简便,具有一定空中机动能力,造价低廉,又能实现类似巡航导弹的远距离精准攻击的效果。这类无人机成为远距离精准打击地面装甲力量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手段。

虽然这些无人装备以廉价和产量优势形成了对有生力量和传统高价值载人作战装备的巨大不对称优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无人装备大部分行动还是由人在直接遥控操纵,尚不能将之视为智能化战争的代表方式。虽然部分先进无人装备具备了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但整体而言,战争中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还是以人为主完成的,智能技术只是在部分环节起辅助作用。具备完全自主作战能力的武器装备尚未大规模投入战场。

这些无人装备作为士兵的眼睛和武器,拉长了双方的战略纵深,看似隔绝了人类士兵的接触,但事实上和枪弹与火炮的使用一样,仍是士兵间的直接对抗。由于这一阶段无人装备能承担的任务相对有限,主要是承担对敌方有生力量的压制和打击,在无人机反制技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攻坚和占领等任务最终还是要靠人类士兵完成,所以战争的攻防节奏反而被拖慢了。无人装备作为智能行为体的优势作用明显未被充分发挥,因此,这个阶段只是无人装备在战场广泛应用的初始阶段,参战各方对于无人装备的广泛使用与应对尚处于探索阶段。

无人装备之所以能够实现无人化,根源在于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而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主要基于深度学习和大模型等算法技术的突破。然而,人工智能技术整体发展并不均衡。虽然通用智能或类人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被寄予厚望,一些军事强国也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项目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毫无疑问,在战场上率先实现广泛应用的必然是针对性更强、技术更成熟的专业军事智能。当这些专门为战争行动培育的专业智能技术被赋能于无人装备投入实战,可以预见,战争形态将进一步发生颠覆性变化。

第二,各型无人装备将在相应专用军事智能的支撑下主宰战场,使现代战争真正进入战场无人化阶段。

以当前的无人装备技术热点集群智能为例,其发展思路来源于对集群昆虫行为机制——共识主动性的研究。小小的白蚁可以协同构造高达数米、直径数十米的大规模蚁巢;蜜蜂可以精确组织蜂群到离巢数公里的地方进行集体生产;而蚂蚁群落之间可以进行数百万个体参与的大规模战争。这些去中心化的集群协作成果本身证明了:大集群的无智能主体可以通过共同的行为机制进行较复杂的群体协作,完成需要庞大工作量的工作,例如开展一场战争。这种原始的智能行为机制明显更适合机器间协作而非人与机器的协作。同时,培训这种智能行为机制的智能养成技术也相对成熟,至少要比进行复杂的人机协作的各方面技术成熟很多。

所以,当这一古老的智能形成机制被机器模仿,并与专门培训的战争行为智能相结合,一种高效而残酷的无人战争形态即将出现。这种以去中心、自组网、分布式决策进行大协同的自动战斗机器主宰的战争方式,虽然残酷,但是在行动效率上将超过任何人机协同系统,可以将无人力量对有生力量的不对称优势发挥到最大。由于这种不对称优势,可能使这种无人战争形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应地,围绕该战争形态的各种运输投放、保障支援、指挥干涉、干扰抗衡等技术特别是相关专业智能技术也将持续进步,成为主要军事大国技术竞争的焦点。

以自主机器对战有生力量是一种极大的不对称优势,甚至可能超过热兵器和核武器出现的影响,以人的生命反抗专业战争机器,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不人道。因此,决定战场胜败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战争形态自然也会随之发生颠覆性变化。为抵御有生力量进攻的防御设施将变为以抵御智能装备进攻为主,除了物理杀伤,以电磁破坏为主要目的的防线也将出现在战场上。在这一阶段,除非定向能武器等“反无”技术装备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重大进步,否则,能够有效抗衡大集群无人装备攻击的办法可能还是要靠规模更大、智能更强的无人装备集群开展对抗。

第三,自主作战装备独立完成作战的OODA循环,可以视作智能战争的成熟阶段。

虽然未必有类人的通用智能直接参与作战,但是战场将被具备专业战争智能的无人装备所统治。这些自主战斗装备集群会冒着火力打击,坚定地实施快速穿插、包围、攻坚和截击等军事行动,使战争的节奏大大加快。如果大国间军事竞争持续加剧,随着军事智能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必将越来越多地深度参与战争的各环节,伴随各军事环节的数字化和场景建模,军事专业智能也必然会在更大数据规模和更多场景模拟的支持下持续进步。这一阶段的战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阶段,因为智能技术使无人装备可以彻底实现对人力的无情碾压。但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负责任的战场行为仍可发挥作用。例如,设计专为救助受伤或投降人员的智能无人装备随作战集群行动,提前公布非战斗人员面对无人作战装备时避免被伤害的行为守则等。

随着军事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以及智能战争涉及的各要素领域的逐步成熟,智能战争就像其他战争形式一样,终将走向成熟。智能技术的底座是数字化,伴随着战争数字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工智能对战争进展的模拟与预判将更加精确。战争的对决将可能由战场对决向前过渡到智能与装备技术研发比拼。至此,无人战争可能又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使战争以相对文明的方式在另一空间进行。如果军事智能技术能基本实现对战争要素的全覆盖,那么人类战争可能进入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以太战争”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智能培训和装备工业技术的基本数据化,在足够的数据情报支持下,国防技术工业实力包括军事智能的培训与养成能力,都可以被人工智能较精准地转化为战斗力进行评估。通过对参战双方技术工业能力情报分析和战争实景模拟,双方的军事智能对于战争的胜负判断将逐渐趋同。战争将由直接的军事对抗转向聚焦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竞争,如果国家间科技工业实力差距使多个智能模拟系统实现一致的胜负判断,那么再进行残酷的无人战争就不再是注定失败方的决策选项。此外,无人智能战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公认,世界上反对智能无人装备广泛用于战争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也会促使掌握相关技术和工业能力的大国坐下来商谈对这一危险技术的管控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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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炮:陆战快反的轻量化火力先锋

□ 卢博

卡车炮,又称车载炮,是将火炮与高机动军用卡车底盘有机结合,实现快速反应与自动化作战的轻量化自行火炮。它摒弃了传统履带式自行火炮的厚重装甲与复杂炮塔,以“车炮合一”的简约设计,兼顾强大火力与超高机动性,成为现代陆军快速反应部队的核心装备。

冷战结束后迎来大发展

最早的卡车式车载炮出现在一战中后期,当时各国主要将20毫米、25毫米、37毫米小口径火炮安装在卡车底盘上,充当机动火力平台或防空平台。这一时期,受堑壕战思想影响,卡车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仅作为应急装备零星出现。二战爆发后,运动战成为主流作战模式,传统牵引式火炮机动性差、部署缓慢,难以跟上部队推进节奏,各国纷纷开始将75毫米、76.2毫米甚至88毫米大口径火炮改装到重型轮式或半履带式卡车底盘上,打造简易卡车炮。这一阶段的卡车炮多为“车驮炮”的简易组合,无专业火控系统,仅能实现基础火力输出。

随着冷战开始,核战背景下的大规模对抗需求,推动各国将重心转向可抵御核生化威胁的重装履带式或轮式装甲自行火炮。仅有南非、捷克斯洛伐克等少数国家继续探索卡车炮,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达纳”152毫米自行火炮采用太脱拉(TATRA)8×8卡车底盘,但配备厚重炮塔,已脱离传统卡车炮轻量化的核心特征。20世纪60年代后,各类应急改装的卡车炮逐步淡出人们视野。

冷战结束后,快速反应、全域部署成为陆军建设的核心需求,卡车炮轻量化、高机动、低成本的优势得以凸显。20世纪90年代,法国研制出“凯撒”155毫米车载式自行火炮,标志着新一代卡车炮的诞生。该车巧妙实现车炮合一,兼顾机械化与信息化需求,战略机动性强且成本低廉。此后,美国、南非等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出多款先进卡车炮。卡车炮摆脱了简易改装模式,配备先进数字化火控系统、定位定向系统与半自动供输弹机构;底盘采用专用高机动越野卡车,机动性能大幅提升,可通过运输机空运;口径以155毫米为主,搭配新型弹药后射程大幅拓展,打击精度与毁伤效能显著提升。

类型多样,经受实战检验

按底盘规格划分,卡车炮主要分为轻型(4×4)、中型(6×6)、重型(8×8)三类,适配不同部署场景与作战需求。轻型卡车炮(4×4)战斗全重通常在10—15吨,底盘采用轻型越野卡车,机动性极强,可通过小型运输机空运,适合山地部队、特种部队使用,主要承担近距离火力支援任务。中型卡车炮(6×6)是当前主流型号,战斗全重15—25吨,兼顾机动性与火力威力,公路行驶速度快,越野性能良好,可通过中型运输机空运,适合快速反应部队使用。例如“凯撒”155毫米卡车炮战斗全重仅17.7吨,最大公路时速90公里。重型卡车炮(8×8)战斗全重25—40吨,底盘承载能力强,可搭载大口径火炮与更多弹药、防护装备,适合伴随重型装甲部队推进,实施远程压制任务。

按口径用途划分,卡车炮主要分为小口径(20—76毫米)、中口径(76—122毫米)、大口径(122—155毫米)三类。小口径卡车炮主要用于防空、反轻型目标;中口径卡车炮侧重近距离火力支援,适配山地、城市等复杂场景;大口径卡车炮(以155毫米为主)是主流型号,射程远、威力大,可实施远程压制、精准打击,是现代卡车炮的核心力量。此外,按射击方式可分为车载发射与地面发射两类,部分型号如“凯撒”可实现地面发射,进一步提升射击稳定性。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凯撒”卡车炮首次投入实战。法军快速反应部队搭载“凯撒”卡车炮,通过运输机快速部署至战场,依托先进火控系统,对伊拉克军队的阵地、轻型装甲车辆实施精准压制,完成射击后快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击,彰显了卡车炮“快打快撤”的优势。2020年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双方均投入大量卡车炮,成为战场火力压制的核心装备。阿塞拜疆装备的以色列ATMOS2000型155毫米卡车炮,凭借远程打击能力,对亚美尼亚军队的工事、炮兵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结合无人机引导,大幅提升打击精度;亚美尼亚则动用俄制卡车炮进行反击,双方的卡车炮对决,凸显了其在现代局部冲突中的核心价值。

智能化时代的效能跃升

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面对无人机、巡飞弹等新型威胁与全域快反作战需求,结合人工智能、弹药技术、火控系统的发展,卡车炮逐步摆脱传统局限,形成了“轻量化+智能化”的新型作战模式。

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实现精准打击、高效操控。现代卡车炮普遍集成先进的数字化火控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光电瞄准系统与人工智能算法,可自动识别目标、计算弹道、调整射击角度,实现“发现—锁定—打击”的自动化闭环。例如,捷克DITA“迪塔”卡车炮配备新一代自动装弹机与全数字化火控系统,炮组成员可减至2人,能自动完成供弹、瞄准、射击全过程,大幅提升作战效率。

自动化与轻量化深度融合,提升部署与作战效率。自动化方面,现代卡车炮普遍配备半自动或全自动供输弹机构,供弹速度大幅提升,部分型号每分钟可完成10—12发炮弹供输,实现快速连发射击;自动放列系统可在1—3分钟内完成火炮展开与撤收,实现“快打快撤”,大幅提升战场生存能力。轻量化方面,通过采用新型复合材料,在保证火力威力与基础防护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车身重量,例如“凯撒”改进型战斗全重控制在15吨以内,可通过C-130运输机快速空运。

弹药技术迭代升级,拓展作战效能边界。新型弹药的研发与应用,是卡车炮提升打击能力的核心支撑,各国纷纷加大新型弹药研发投入,推动弹药向远程、精准、多功能发展。当前,火箭增程弹、可编程空爆弹、末敏弹等新型弹药广泛应用,使155毫米卡车炮的射程从传统的30公里拓展至50—70公里,部分型号搭配新型弹药后射程可突破100公里。配备末敏弹,可精准打击敌方装甲车辆,实现一发命中、一击摧毁;配备可编程空爆弹,可预设起爆时间与地点,在空中爆炸形成密集破片云,有效打击敌方集群步兵与轻型目标。

协同化作战能力显著增强,融入全域火力体系。现代卡车炮不再是单一的火力装备,而是深度融入空天地一体化作战体系,与无人机、步兵战车等装备协同作战。例如,有的卡车炮配备观测无人机,无人机前出侦察目标、探测炮弹落点,将目标信息实时传输至车载火控系统,实现“无人机引导、火炮打击”的协同模式,大幅提升复杂环境下的目标发现与打击精度。此外,部分卡车炮配备简易防护装置与电子对抗系统,可抵御轻武器射击与炮弹破片冲击,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新型威胁,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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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泰战斗增强我军战胜美械化敌军的信心

□ 禹仁朋

1946年7月13日至15日,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指挥下,在苏中军区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突袭宣家堡、泰兴两据点,在不到60个小时内歼灭国民党军整编83师第19旅56团、57团及旅属山炮营共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首创歼灭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记录,成为解放战争初期内线作战的经典范例。

侦悉敌情,先发制敌

1946年7月,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泰兴、靖江、泰州一线集结5个整编师约12万兵力,企图以“分进合击”战术围歼华中野战军主力,抢占苏中解放区。具体部署为:整编49师从南通、白蒲地区向北进攻如皋,整编83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99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整编25师向东进攻姜堰,最后合围海安。此外,还有整编65师在武进、整编21师在江阴担任预备队。而此时华中野战军主力主要集结在海安、如皋一线,部队仅有第1师、第6师、第7纵队,共计19个团、3万余人。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进攻苏中解放区的企图,华中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和“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的指示,决定在苏中解放区的前沿地区迎击敌军。7月9日,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发布作战命令,预定于15日从多个方向合围苏中解放区。粟裕等华野领导获取情报后决定,主动出击、先机制敌,出其不意抢在敌人将要发起全面进攻前发起攻击。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要消灭其有生力量,到底打哪路敌人?粟裕经过仔细分析后决定,首战宣泰两地,消灭83师的前出部队。1946年7月10日24时,华中野战军司令部正式下达《关于攻击泰兴、宣家堡之敌的作战命令》。华中野战军除留少量部队佯攻南通、黄桥迷惑敌人外,主力部队夜行晓宿,秘密向宣泰地区机动,并于13日完成对两处据点的合围。

集中兵力,铁桶合围

针对敌军布防特点,粟裕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具体部署为:第1师陶勇、王集成部攻击宣家堡,第6师王必成、江渭清部攻击泰兴城,第7纵队管文蔚、姬鹏飞部阻击泰州增援之敌,华中第1、第9军分区武装,分别监视、阻击白蒲北犯和泰州东犯之敌,保障主力作战。

7月13日20时,战斗打响。第1师攻打宣家堡的三个团很快扫清了外围之敌,但因敌人密集的火力压制,当晚几次攻击未能奏效。7月14日晚,经过观察地形调整部署,陶勇决定兵分三路,重新发起进攻,其中7团迂回到西北侧担任主攻,8团由东、东南进攻,从正面吸引火力,9团迂回到西南侧夹击宣家堡。7团战士勇猛冲击,很快突破敌防线。突击队迅速砍断铁丝网越河过沟,但后续部队却被敌人一个大地堡内重机枪火力封锁。战士刘正纲从侧翼匍匐迂回靠近敌堡,抓住敌人正在发射的机枪管使劲摇动,另一个战士迅速冲上,向敌堡内投手榴弹,将敌机枪手炸死。7团迅速发起冲锋,突入敌人阵地。与此同时,南边9团也趁势攻下镇南敌堡,东边的8团也突破敌阵,捣毁敌人的团指挥部。战至15日凌晨3时,宣家堡守敌全部被歼。

7月13日19点,第6师也对泰兴城守敌发起攻击,由于登城扶梯短、渡河浮桥难架,加之敌军重火力压制,攻城部队进攻一度受阻。14日晚,我军再次发起攻击。48团进攻东门,52团进攻西门,53团进攻北门,师属炮兵营首先在东边轰开一个缺口,在火炮、重机枪火力掩护下,48团一营一连仅用20分钟的时间就强渡护城河,突入城中向敌纵深攻击。后续部队迅速突入城中,担任攻击小西门的52团也在48团的策应下拿下小西门、大西门,一齐向城东守敌进攻。20时,53团也突破敌军防线攻入北门。至7月15日晨,泰兴城守敌大部被歼。

军民一心,战胜强敌

宣泰战斗的胜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粟裕指出,“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泰兴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起了重要的作用。战斗之前,宣家堡区队和民兵200多人承担了侦察、带路、警戒、骚扰等任务。区民政股股长郭进程等人冒险潜入敌占区,测绘敌军防御工事和碉堡地图,查明火力配置状况。战斗一打响,宣泰地方武装和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有的上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的在后方负责警戒巡逻,有的组成运输队、担架队随时听候调遣。紧邻宣家堡区的新街人民就出动民工12000余人,担架近千副,小车350多部。战斗结束后,各村各乡在部队所经之处设立了许多茶水站、欢迎棚,慰问参战部队。

宣泰战斗一结束,毛泽东急忙来电询问:“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凸显了毛泽东对苏中解放区以及我军能否击败美械部队的关心。作为全面内战爆发后江苏地区迎击国民党军进犯的第一场重大战斗,宣泰战斗的胜利,不仅使蒋介石“三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企图化为泡影,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我军战胜美械化敌军的信心。此外,宣泰战斗出色完成战略侦察的任务,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战斗后总结出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机动作战原则,为指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此战过后,华中野战军乘胜发动如南、海安等战斗,歼敌5.3万余人,彻底粉碎国民党对苏中解放区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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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综合·党建2 篇

深入推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

绍兴融杭联甬接沪,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和杭甬“双城记”的“金扁担”。近年来,绍兴立足城市演进的内在逻辑,以产业提质和城市提能筑牢发展基础,以厚植人文优势与擦亮生态底色积蓄发展动力,持续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探索出了一条历史积淀与现代活力共生、产业实力与人文魅力兼具的融合发展新路。

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不是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把握。从时代逻辑看,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具体展开,以产业升级和城市提质夯实“硬实力”,以文化赓续和民生改善涵养“软实力”,最终指向人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从理论逻辑看,体现了从“功能城市”向“人文城市”的跃升,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从实践逻辑看,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古城保护压力大、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难题,绍兴以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寻求系统解法,推动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根本转变。

以产为基:从“传统制造”向“先进智造”蝶变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十四五”以来,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创新能力不足等压力,绍兴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努力打造“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样板。传统产业焕发新生。作为浙江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综合试点,绍兴以“跨域集聚”破题,推动印染、化工企业分别向柯桥蓝印时尚小镇、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集中,实现亩均效益与增加值增速双提升。环杭州湾现代纺织服装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绍兴纺织”金名片愈发闪亮。以古越龙山为代表的黄酒企业,加快经典产业“高端化、年轻化、全球化、数字化”发展,促进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融合发展。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推进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智能视觉等“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建设,先后引进中芯国际、长电科技、比亚迪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四成。抢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成为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实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获评“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基地”。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深化教科人“三位一体”改革,与国内知名高校共建研究院,全国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国科控股上虞新材料中试平台成功入选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名单。“十四五”期间,全市研发投入强度从2.87%提高到3.35%,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连续4年领跑全省。

以城为核:从“区域节点”向“网络枢纽”升级

城市是产业的空间载体。“十四五”以来,绍兴作为挑起杭甬“双城记”的“金扁担”,强化内聚外联,促进城乡融合,加快提升城市综合能级与核心竞争力。融杭联甬深入推进。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先导,融入杭甬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城市迈入“地铁时代”,“县县通高铁、三区高架路、镇镇联高速”的全域通达格局基本成型,“市域30分钟、杭甬30分钟、上海60分钟”交通圈加快形成。制定推进杭绍、甬绍一体化发展清单,沪绍产业创新合作区列入浙江对接上海“五个中心”重点平台,高端要素配置能力持续提升。城市品质加快提升。坚持“古城焕新、新城崛起”双轮驱动。古城按照“保护优先、传承肌理”的思路,以“绣花功夫”推进有机更新,仓桥直街、鲁迅故里、书圣故里等历史街区重现风华,八字桥、广宁桥等古桥古巷焕发新生。8.3平方公里的古城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滨海新区和镜湖新区加速崛起,产业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等重大设施建成投用,现代化功能日趋完善。一座“古城味、现代风、国际范”交融的魅力之城,吸引着越来越多人关注。城乡融合步履坚实。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统筹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推进“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建成“和美越乡”共富片区11个,嵊州小笼包等产值10亿元以上“土特产富”全产业链达到15条,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浙江第三、全国前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61。

以人为本:从“产城本位”向“人的发展”聚焦

人是城市的核心。“十四五”以来,绍兴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推动价值取向从“产城本位”向“人的发展”深度聚焦。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每年将三分之二以上财力投入民生领域,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每年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位列全省第二,连续3年入选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等入选国家试点,发展成果正以优质均衡方式惠及每一位市民。绿色生态魅力彰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PM2.5年均浓度稳步改善,县控以上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无废指数”位居全省第二,美丽浙江考核获评优秀,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持续提升。基层治理守正创新。绍兴自觉扛起“枫桥经验”发源地担当,一体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基层治理四平台”建设和全科网格建设,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社会治理重心持续下移、力量不断下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弭于萌芽。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到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绍兴在实践中发现,有效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要努力让每位市民成为城市安宁守护者、受益者。

以文为魂:从“历史底蕴”向“城市精神”转化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绍兴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大禹文化、运河文化、阳明文化等多元文脉在此交相辉映。“十四五”以来,绍兴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识与不可复制的优势。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入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扎实推进古越文明探源,加强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献研究,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系统推进文化品牌建设工程,积极打造浙东运河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古越文明文化带,让散落的文化明珠串珠成链、彰显魅力。特别是,绍兴差异化推进古城和名人故里保护利用,融合市民日常鲜活场景,让历史街区成为古今辉映、富有生机的风景。人文经济相融共生。坚持以文塑城、以文兴业,出台“文商旅促融合30条”,推出水上游、演唱会、非遗秀等系列新业态,丰富“水上游线+古城文旅+研学体验”多元场景。黄酒、珍珠等经典产业,通过文创衍生拓展价值链;纺织、袜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文化赋能提升附加值。公共文化浸润人心。坚持以文化人、以情暖城,广泛开展志愿服务、邻里节、社区文化节等活动,培育向上向善风尚。持续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0分钟健身圈”,公园绿地、文化场馆、健身设施向市民免费开放。深化文化特派员制度,实现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机制性变革。每年送戏下乡1300场、送展览下乡300场、“文化走亲”100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赋能人文乡村和人文社区建设。连续举办兰亭书法节、公祭大禹陵和中国越剧艺术节,努力打造书法文化地标,“越剧之乡”影响力不断扩大。

从“产”的引擎强劲到“城”的底蕴深厚,从“人”的活力奔涌到“文”的浸润无声,绍兴不断推动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和谐共进。新征程上,绍兴将对标省委“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展现绍兴担当”的殷切期望,在深入推进产城人文融合发展中奋楫扬帆、行稳致远。

(浙江省绍兴市委党校校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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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智技术助力提升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近年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省局(公司)〕积极探索以数智技术助力提升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新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

坚持以法治文化培育为深厚依托。注重发挥法治对行业发展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与数智技术有机结合,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行业法治文化数据库,实现法治文化数智化成果行业共享。省局(公司)坐落于六安的行业法治宣传教育基地拥有“实体+线上+移动”三位一体的立体宣教网络,在馆内,通过历史展区、互动体验区、模拟法庭等板块系统开展普法宣传;在馆外,通过“普法三进”活动将普法触角延伸至基层所站的法治文化长廊、零售终端的宣传角、美丽乡村的普法“微景观”。基地将AI、VR、全息投影、大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入普法实践,访客可通过VR设备沉浸式感受红色法治文化,让泛黄的司法卷宗讲述行业早期的法治探索实践。内容展陈坚持“业”“法”融合,将专卖法律法规、合规经营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图文、视频、情景剧,推动法治精神从文本走向实景、从理念化为实践。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访客超5000人次,获得了较好评价。

坚持以人才队伍建设为重要抓手。省局(公司)高度重视全省系统法治人才队伍建设,构建“1+3+X”高素能法治人才团队格局,从法规专家、“两公律师”、普法讲师三个层面系统发力,有效提升法规队伍素能和专业化水平。在目标激励上,立足全省系统队伍现状,着力加强省、市两级队伍建设,采取自主申报和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以培养专业型、专家型法治人才为目标。在信念培育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法治人才养成法律思维、法理思维,推进法治人才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在平台建设上,有计划地开展“请进来、走出去”学习交流活动,组织人才到高校接受专题培训,邀请行业内法律法规、专卖管理等方面的业务专家授课,加强人才与专家同行的交流,拓宽视野。在制度奖励上,依据积分标准对法治人才队伍工作成果、综合表现、活动参与等进行赋分评价,对被评为优秀的队伍成员予以通报表彰或专函表扬,并将表彰情况纳入相关奖励机制。

坚持以数据资源共享为坚实基础。推动建立完善系统、协调、完备的数据管理体系,及时、全面、全周期共享行业内不涉密数据,破解数据流通堵点,加快实现全行业数据资源集中统一管理。省局(公司)主办的门户网站全面提供行政权力清单、招标采购、互动交流、政策法规等政务公开内容,涵盖行政许可、奖励、复议等事项,设有“双随机、一公开”查询、在线交流、办事指南、在线办理等多项功能。通过政务公开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政策、信息、记录等数据资源,既提升了行业治理水平,又保障了公众合法权利。

坚持以数智化平台搭建为关键载体。省局(公司)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以“手续最简、材料最少、时间最短”为目标,构建“布局管控、数字平台、智慧预判、规范操作”的阳光政务新模式,建立“一窗受理、多端协同、规范审批、高效送达”的全流程服务链条,拓展“线上+线下”全渠道申请端口。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专卖一体化平台应用为突破口,建立“数据不可更改、标准不可误读、流程不可逾越”的内控机制,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服务“5+5”模式运行达标率为99.9%,热线满意率首次实现100%,提级督办疑难问题事项24件,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十四五”期间,推动政务服务向“高效办成一件事”跨越升级,打造“7×24随时办零跑腿”服务品牌,热线接通率、承办满意率等指标保持在行业较高水平,政务服务数智化建设成效显著。

坚持以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省局(公司)坚持把“合纪、合法、合规、合理、合情”的“五合”理念作为全省系统决策管理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在制度约束上,出台一系列刚性措施,将领导干部年终述法作为考核体系的“硬指标”。制度的“硬约束”为全省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坚实保障,促进了全省系统高质量发展。2025年全省行业经济平稳运行,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

新技术的迭代升级重塑了行业的发展模式,为提升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注入了新动能。省局(公司)在实践中认识到,以数智技术助力提升行业治理法治化水平,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举措,也是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赵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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