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共促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026年2月起施行，规定将每年4月第四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迈入法治化、常态化、体系化的新阶段。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在4月20日至4月26日举办，主题是“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以法护航、以读兴邦，阅读从此成为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事业。如何以活动周为牵引，打造书香中国品牌？如何坚守未成年人阅读根基，筑牢民族精神底色？如何发挥榜样引领作用，凝聚全民阅读合力？如何胸怀文化强国目标，以阅读凝聚民族复兴力量？如何以共读为契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部署？这些是深化全民阅读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书香社会通过阅读建立全民智慧与情感连接

阅读，是个体灵魂的独舞，更是社会文明的合唱。谈到建设书香社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图书馆、书店等阅读设施。但在我看来，书香社会的核心不仅在于图书数量的增加和阅读设施的建设，更在于人与人之间通过阅读建立起来的智慧与情感的连接。这个连接的纽带，就是一个字——“共”。

今天，我们之所以倡导“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是因为“共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共”是陪伴、是分享，是引领、是共鸣，是共同理想、共同愿景、共同价值和共同语言。一个“共”字，精准揭示了全民阅读的本质，它超越了个人独自阅读，指向一种社会化的、参与式的、价值共享的阅读形态。

全民阅读，是参与主体之“共”，体现从个体到全民的改变。传统阅读常是“孤独”的，而“共”字强调打破壁垒，让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都参与进来。每个人既是阅读者，也是知识网络中的节点，最终形成“人人皆读”的社会图景。

全民阅读，是阅读体验之“共”，体现从独享到共鸣的改变。读同一本书、参加读书会、线上打卡……“共读”创造了一个“意义协商”的空间。不同背景的人交换视角，在碰撞中让文本产生新的生命力。这种“共鸣”正是全民阅读超越信息获取、促进社会理解的核心价值。

全民阅读，是文化权利之“共”，体现从特权到普惠的改变。“共”暗含平等。公共图书馆、社区书屋、无障碍阅读……本质是保障每个人平等的文化参与权。当偏远山区的孩子和城市学者能共享同一本经典，“共”就体现了知识资源的公共性。

全民阅读，是文明传承之“共”，体现从个人记忆到集体智慧的改变。一个民族的文明靠代代“共读”传承。从古代书院讲会到现代“共读一本经典”活动，核心都是让经典在公共解读中不断焕新。每个人贡献解读，汇聚成集体智慧，最终构成社会的文化底色。

全民阅读的本质，正是通过“共”实现从“我读”到“我们读”的转变。不仅是人数上的“共同”，更是体验上的“共鸣”、权利上的“共享”、价值上的“共生”，阅读从私人行为升级为构建公共精神、凝聚社会共识的文化实践。

以“共”筑基石，让亲子共读成为家庭最美的仪式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里的书房是最好的学区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一形象比喻，勉励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阅读，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最好的抓手。在所有的教育方式中，阅读是最廉价却最高贵的方式；在所有的阅读形式中，亲子共读是最温暖又最有效的形式。

我们要倡导“放下手机，拿起书本”的家庭新风尚。所谓亲子共读，绝不仅仅是父母给孩子讲一个故事，而是两代人以书为媒，建立起精神上的“秘密通道”。当父母和孩子一起翻开绘本，一起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欢笑或落泪时，这种情感的共鸣是任何电子屏幕都无法替代的。孩子在共读中获得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安全感，他们能够感受到父母专注的陪伴、感受到声音里的爱意。

我们希望各位父母让亲子共读成为家庭每天的“固定节目”。不需要很长，十五分钟半小时足矣；不需要很功利，不必总想着“记住了多少情节，背诵了多少词句，懂得了什么道理”。我们要做的，只是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让读书这件事天然地跟幸福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当无数个家庭亮起共读的灯火，我们的社会就有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共”传薪火，让师生共读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

没有阅读就没有教育。学校是阅读的主阵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阅读窄化为“语文课”的一部分、异化为为了写读后感而进行的苦差事，让它成了考试“提分”的工具。

真正的书香校园，需要重建“师生共读”的生命对话。在古代的书院，先生与弟子一起切磋琢磨、吟诗作对，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今天，我们的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资深读者”和有经验的“领读者”。我们期待看到在课堂上，语文老师不再拘泥于教参，而是与学生共读《稻草人》《小王子》《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外名著，分享各自喜欢的人物；数理老师不仅讲授抽象的公式定律，还能带着学生领略张衡、祖冲之、华罗庚、爱因斯坦、爱迪生等科学家传记中的理性光芒；校长在国旗下讲话时，不再照本宣科念稿子，而是给全校师生推荐一本最近读过的好书。

师生共读，读的是书，收获的是平等与尊重。当老师坦诚分享未懂之处，民主的学风便油然而生；当学生发现老师也会为书中情节动容，真正的教育契机便已降临。要让每一间教室不仅传出琅琅书声，更传出会心的笑声与激烈的讨论声。

以“共”连民心，让干群共读成为治理最美的纽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阅读是修身的重要方法。领导干部的读书水平，很大程度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就能带动一方学风、引领社会风尚。读书不一定会成为领导，但是不读书一定领导不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勉励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要把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结合起来”。

提倡领导干部与群众共读，这是一种极富深意的治理创新。以往，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方式多是调研、慰问、开会。现在可以多一种选择：共读。领导者，首先要成为领读者、导读者。在媒体会议上，领导干部向大家推荐自己最近读过的好书；在农家书屋里，乡镇干部搬个凳子坐在群众中间，一起读一段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解读；在社区书房中，书记和居民们共读一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分享作为父母的焦虑与心得。

在书面前，人人平等。干部与群众的共读，打破了身份的壁垒，营造了阅读的风气。通过共读，领导干部能更真切地听到群众的心里话，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群众也能在共读中更深刻地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感受到党和政府不仅是管理者，更是同路人。这种以书为桥的沟通，往往比单纯的行政命令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以“共”聚微光，让社群共读成为城乡最美的风尚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的愿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密码。一个人走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走才能走得更远。阅读需要孤独的沉思，也需要热闹的碰撞。这就是读书俱乐部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读书会：有青年的“夜校读书沙龙”，有女性的“妈妈读书会”，有职场人的“早读团”，甚至还有线上的“共读打卡群”。这些自发的组织，正是书香社会最活跃的细胞。

我们要大力扶持和引导这些读书俱乐部的发展。相比家庭和学校的共读，社群共读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这里，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因为一本书聚在一起，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迸发。一个退休的老人可能因为分享历史见解，赢得年轻人的尊重；一个外卖小哥可能因为在读书会上朗诵诗歌，感动在场的所有人。

社群共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跨行业、跨领域的共读。最精彩的创意往往诞生于不同领域的交汇。程序员与诗人可以共读科幻小说，讨论宇宙观、算法和未来；医生与音乐家可以共读历史书籍，探讨记忆、艺术与疗愈……企业可以举办“午间跨界读书会”，图书馆可以设立“随机配对共读角”，让阅读成为打破认知边界的钥匙，催生意想不到的创造力。

社群共读也可以是跨越区域的城乡共读。城市书房与农家书屋之间，不应是信息的孤岛。我们可以推动“城乡共读”，让城市白领与留守老人共读健康养生手册，乡村果农与城市消费者共读农业科普。通过“线上共读直播间”或“书信共读”，让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同一段文字而产生联结。这不仅能弥合城乡阅读鸿沟、促进人人平等，还能在乡村振兴中注入文化共情和知识力量。

这就是“共读”的魔力。它让原本在钢筋水泥丛林中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有共同话题的书友；让一座城市不仅有高度更有厚度，不仅有繁华的商业气更有浓郁的书卷气；让乡村不仅有稻香果香也有书香；让知识的流动成为新理念、新生活的起点，成为共同富裕的开端。

以“共”跨山海，让全球共读成为和平最美的桥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他深刻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如何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共同走上这一条道路？共同阅读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其根基在于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情与理解。我们所描绘的全民共读图景，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所进行的一次具体的、可行的文化实践。

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是隔阂的根源，但故事和思想是人类共通的财富。当全球的孩子共读一本童书，全球的成人共读《论语》《西游记》或者《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中外名著时，读者在“他者”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彼此就有了共同的语言。这种基于阅读的共情，能消解偏见、歧视与冷漠，让“远方的人”变成“与我有关的人”。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我们难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通过共读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著作，无论是《西游记》的信仰、坚韧与团结，还是《小王子》的爱、责任与轻灵，我们可以形成基本共识，即对基本人性价值的共同认可：真、善、美，勇气、尊严……这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实的精神地基。

当足够多的人成为真正的读者，习惯在书中与异己者相遇、对话、共鸣时，一个和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文明秩序才真正成为可能，我们理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真正得到实现。

改变，从阅读开始。家庭中的亲子共读，是孩子学习共情的第一步；社群中的跨界共读，是成人拓展认知边界的演练；城乡共读，是社会弥合裂痕的尝试；全民共读，是民族精神的锻造，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共读终将汇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一个人的阅读，决定个体的精神高度；一个民族的共读，决定民族的精神高度。让我们携起手来，在共读中传递智慧，在共享中温润心灵，让书香成为社会最动人的味道，让共读成为中国最美的风景！

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技术迅猛发展，引领和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快速崛起，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助力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

新兴领域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产业变革的突破口，也是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激活创新潜能、促进成果转化、壮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对于夯实知识产权强国根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推动新兴领域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新兴领域飞速发展、产业升级迈向高端的关键时期。知识产权作为激励创新的“催化剂”、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时而变、应势而为，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促进新兴领域技术加速突破、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完善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有效填补制度空白，明确权利边界，明晰保护范围，强化权益保障，从根本上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稳定创新预期，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有效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良好生态，推动新兴领域创新成果在市场机制下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打通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新兴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同时，新兴领域发展时间短、变化快，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制定相关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我们要抓住发展机遇，率先形成科学合理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好适应和引领全球新兴领域技术迭代、产业变革、业态创新，助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推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等规则和标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升话语权、影响力。另一方面，完善涉外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有效支撑新兴领域产业国际化发展与技术安全出海，在更大程度上把握发展先机。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应有之义。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描绘了新时代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蓝图，其中对构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作出具体部署。一方面，把握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求，及时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研究扩大保护客体范围、提高保护标准、加大赔偿力度，焕新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面向未来构建响应及时、保护有力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6G通信等新兴领域成为创新发展的主战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坚持以制度创新赋能新兴领域发展，以完善审查规则、创新审查模式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以推进成果转化、建设运营平台着力释放知识产权要素价值，以强化行政保护、搭建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有力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创造。

保护制度不断创新。科技突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领域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近年来，我们密切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动向，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创造和技术突破。发布《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修订《专利审查指南》，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章，完善人工智能发明专利在主体资格、客体范围等方面的审查标准，更好适应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特点。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建成国际领先的专利智能审查系统，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审查中的应用，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有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迅猛、创新高效、迭代快速的特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达到532万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达到153.4万件，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通信等未来产业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最大拥有国，占比高达61%。

保护成果加速转化。技术、数据、算法、创意等无形资产是新兴领域核心生产要素，也是新兴领域蓬勃发展的显著优势。我们着眼激发知识产权要素价值，推动将新兴领域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探索，在17个省市进行试点。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受理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超10万件，颁发登记证书超4.8万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已在司法裁判、资产入表等场景中成功应用，累计实现融资增信金额近160亿元，交易许可和证券化金额超20亿元。围绕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支持建设一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持续推进新兴领域专利产业化。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已达18.0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13.38%，其中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占比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整体比重超过四成。

保护环境持续优化。新兴领域技术迭代快、创新链条长、跨界融合深、无形要素密，侵权行为呈现链条化、隐蔽化、跨境化、平台化等特征，侵权风险高、保护难度大。我们不断强化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多措并举营造更好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意见》《“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提升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开展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治理，切实打击网络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综合支撑作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在全国布局建设8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50家快速维权中心，覆盖30个省份，为新兴领域创新主体提供集快速预审、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和精准化“一对一”服务。上线运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业务集成、数据汇聚，建设28个重点产业专利专题数据库，为新兴产业创新主体提供优质便利的知识产权服务。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满意度持续提升，达到82.36分，工作成效得到更多认可。

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为新兴领域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平台作用，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深化“一带一路”、中美欧日韩、金砖国家、中国—东盟等知识产权小多边合作，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统。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新兴领域范畴广泛、业态多元，加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需要更好地明晰新兴领域创新成果的权利归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新兴领域技术迭代迅速、创新模式新颖，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模式；新兴领域不断涌现颠覆性创新、融合式创新，技术、产业和业态高度融合，需要进一步健全跨部门、跨产业协同保护体系和侵权应对机制；新兴领域企业“出海”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复杂的制度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与合规成本高，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加强国际合作和协同治理。

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制度挑战，要立足新兴领域产业发展实践，统筹“现有制度加强保护、完善制度做好保护、融合制度有效保护、新建制度实现保护”，全方位提升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知识产权制度根基。

依托现有制度加强保护，有效破解确权难问题。落实好新修改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针对新兴领域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特点，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模式，畅通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审查“快速通道”，更大力度推进“按需审查”，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主体依法快速获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全链条发力，实现严格保护、协同保护、精准保护、高效保护、智慧保护，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产业运营中心、海外维权工作平台等体系网络作用，及时响应新兴领域创新主体多元需求，提供系统化、精准化、高效化服务，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动能有效激发、创新成果加快转化。

加快完善制度做好保护，推动解决界定规则不明问题。结合产业发展实践充分论证，进一步健全适应新兴领域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有针对性地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兴领域专利审查标准，更好地促进新兴领域技术发明创造。加快推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修改，适应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需要，助力我国芯片产业做大做强，服务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运用，提升专利创造质量、审查质效、运用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服务水平，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

推动融合制度有效保护，增强侵权协同应对能力。聚焦新兴领域要素、产业交织融合的特点，加强知识产权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政策协同，强化标准必要专利打造、重点产业专利池建设、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等领域制度供给。加强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遗传资源等知识产权的协同保护，完善跨部门、跨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推进机制，帮助新兴领域创新主体有效应对侵权风险。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着力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强化相关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资源整合和风险防控，推进以企业为主导、以专利为纽带、以产业化为目标的新兴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重点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探索新建制度实现保护，补齐制度规则供给短板。围绕新兴领域制度空白深入开展调研，积极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立法，加快完善算法、商业方法、人工智能产出物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加快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制定数据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积极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加快推动相关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努力构建既符合知识产权发展客观规律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要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作者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

重要言论

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干部要结合工作需要学习，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管理、生态、国际等各方面基础性知识，学习同做好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完善履职尽责必备的知识体系。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全球产业变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快速崛起、能源体系深度转型、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催生出诸多新兴赛道。探寻科学有效的路径，是发展中国家抓住产业变革风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全球产业变革的总体态势。技术驱动特征显著，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2025年，全球AI相关商品进口激增1800亿美元，半导体和数据中心设备出口成为最大增长引擎。同时，绿色化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新能源行业已成为创新密集型产业，电池技术和充电基础设施不断迭代。部分先进制造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化能源管理体系、应用智能技术并推行绿色低碳设计，在多场景落地智能化应用，有效提升了生产运营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水平。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趋势明显，区域化、近岸化、安全化导向强化。受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逻辑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2017年至2025年间，中国、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重心转向了地缘政治立场更为一致的伙伴，贸易的平均地缘政治距离分别下降11.2%、12.7%和9.6%，2025年的经贸摩擦导致超过1650亿美元的贸易额从“中美走廊”转移。同时，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产业回流政策，如欧盟通过《欧洲芯片法案》推动半导体本土化，英国推出45亿英镑的“先进制造业计划”。部分新兴经济体受益于近岸外包，如墨西哥2024年出口总额达6190亿美元，其中81%流向美国，深度融入北美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国际竞争与规则博弈出现新变化，技术壁垒、标准竞争、制度性话语权争夺加剧。美国拟在2027年对半导体产品加征关税，届时将叠加在现有301关税之上。《芯片安全法案》提出在硬件层面植入位置追踪固件，以强化美国芯片的出口管制。同时，欧盟以绿色标准重塑贸易规则。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企业为产品碳排放购买证书，并叠加碳核算与申报的全流程要求，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合规压力增加。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变革中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明显，可直接布局新赛道、实现换道超车。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江淮汽车、零跑汽车等多家车企已在全球南方国家形成规模化布局，构建了涵盖车载软件、数字基建、光伏等领域的完整产业体系。越南近年来抓住全球电子产业链转移机遇，如三星电子在越南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生产了全球超过50%的三星手机。肯尼亚大力发展移动支付，其M-Pesa平台每月活跃用户已超6000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同时也促进了零工经济、国际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要素资源与市场空间广阔，劳动力、资源、内需潜力较大。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部分非洲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保持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如印度以28.8—29.0岁的年龄中位数成为大国中最年轻的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消费潜力。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蕴藏着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刚果（金）拥有全球57%的钴储量，贡献了全球74%的钴产量；印度尼西亚拥有全球42%的镍储量；南非拥有全球36.7%的铬储量和31.5%的锰储量。

新兴产业落地成本相对较低，具备规模化推广条件。以光伏产业为例，中国光伏发电成本在十余年间降低了约90%，光伏产能全球占比超过80%，光伏出口也支撑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印度依托药品研发和生产成本优势，正从仿制药领先者向多元化的生物制药中心转变。2023年，印度政府推出了“药品研发与医疗技术创新促进计划”（PRIP），旨在构建完整的医药产业价值链。得益于该计划的推动以及长期积累的成本优势，印度目前拥有超过750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设施和超过2050家世界卫生组织GMP认证的设施。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高端环节受制于人的问题突出。全球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形成自主完整的创新体系，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高度依赖外部引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前50名创新经济体中，发展中经济体仅占7席。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多处于产业链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高价值环节仍被发达国家掌控。伴随发达国家持续收紧技术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渠道不断收窄。同时，高端人才持续外流，进一步加剧创新短板，易形成技术依赖、创新滞后和人才流失的恶性循环。

产业深度转型困难。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显著，国际电信联盟《衡量数字化发展：2025年事实和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4G覆盖率仅56%、5G覆盖率仅4%，远低于高收入国家84%的5G覆盖率，数字鸿沟明显。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交通运输等传统基础设施同样薄弱，亚太地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每千名居民交通基础设施不足4公里，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17公里的水平。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政策稳定性不足、行政效率偏低、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等制度短板。

产业发展空间受到明显挤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规则优势形成强势挤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专题报告指出，随着欧盟CBAM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相关产品的出口额预计减少1.4%—2.4%，整体收入损失高达59亿美元，印度、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欧出口面临的等效关税压力或成本溢价将达到15%—22%。美国通过芯片相关法案限制先进技术出口，进一步封堵技术升级路径。同时，在全球产业链区域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为承接产业转移而出现同质化竞争，整体发展空间与议价能力被进一步压缩。

抓住风口的对策建议。立足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发展中国家应摆脱全面铺开、盲目跟风的发展模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聚焦优势赛道集中发力。资源密集型国家可推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延伸新能源材料产业链；劳动力充裕国家可发展数字服务外包、智能制造等融合型产业，以劳动生产率提升带动产业升级。强化产业园区平台功能，完善配套设施与服务，促进上下游企业集聚协同，构建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着力培育本土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打造自主品牌，逐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位势。

强化创新驱动，补齐技术人才短板。坚持把创新作为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的研发投入机制，稳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度，聚焦数字、绿色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借鉴成熟产业扶持政策经验，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方式激励本土创新主体成长。完善人才引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同产业需求对接，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海外人才回流，搭建跨国人才合作平台。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助力打破技术依赖困境。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体系。以区域合作为抓手，积极参与多双边自贸协定及区域产业合作，依托近岸外包与区域协同承接产业转移，以高水平开放不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加强发展中国家间政策协调与经验互鉴，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外部竞争挤压。主动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绿色规则制定，推动构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国际秩序，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在开放合作中坚持自主发展，强化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避免陷入对外依附，实现开放活力与内生动力有机统一。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失信惩戒到信用重建

韩国是较早系统性发展个人信用修复机制的国家之一，其在破解“信用黑名单”方面的成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韩国探索出一条将失信惩戒转化为信用重建的发展路径，对于同样面临信用修复机制建设挑战的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20世纪90年代，韩国信用卡逾期、个人债务违约等问题集中显现，传统惩戒模式难以化解金融风险，急需信用治理体系加快改革。对此，韩国启动信用制度建设，以专门立法确立信用信息管理的基本框架，明确运行规范，为信用修复走向规范化奠定基础。20世纪初，韩国调整制度导向，逐步完善僵化的信用不良等级划分，打破信用难以修复的壁垒，推动治理理念从严厉惩戒转向修复重建。随后，韩国进一步完善信息主体权利保障，拓宽异议处理与救济渠道，提升机制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韩国持续优化评价方式、完善救助体系，不断扩大信用修复覆盖面，帮助更多群体重返正常社会生活，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韩国通过颁布《信用信息使用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为个人信用修复提供保障。该体系明确了信用信息的采集、传递与使用边界，规定了信息主体享有免费查询权、更正请求权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法律构建了多元权利救济途径，信息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信息纷争调停委员会申请调解，还可以向个人信息申告中心申告或提起团体诉讼。这种严密的法律规范厘清了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为信用修复机制的平稳运行筑牢了法治根基。

设立专业修复机构。韩国通过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提升信用修复的专业化服务能力。2002年，韩国政府出资成立了专门的信用恢复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服务对象主要为信用不良者，由志愿律师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帮助信用不良者识别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委员会采取减免部分债务、债务重组、降低还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等措施，帮助信息主体进行修复。韩国还鼓励成立市场化的信用服务机构，为信息主体提供更为多元的信用修复方案。这种多层次的服务模式极大地充实了信用修复服务的供给能力，解决了以往失信主体面对复杂金融流程时无从下手的困境，并可通过专业力量将潜在的债务风险转化为可操作的重组方案。

优化信用评价机制。面对早期信用评级仅关注负面金融信息导致修复空间受限的挑战，韩国大力推动信用评价标准的优化升级。韩国个人信用等级体系曾依据信用分数，将个人信用划分为多个等级。为拓宽信用积累渠道，韩国金融委员会公布信用评分系统改善计划，将借记卡交易记录引入评级，持续规范使用借记卡且无分期记录的人可提高信用分数。随后，韩国进一步将手机账单、公共事业账单、医疗保险等非金融信息纳入信用评价标准。例如，长期保持公共事业费用按时缴纳的群体可获得显著加分；针对参与政府支持的小额信贷项目的低收入借款人，诚信偿还贷款也会获得评级加分。这种多维度评价机制，让大量缺乏传统金融信息的大学生、毕业生等群体，通过日常履约行为提升信用等级，有效破解了“无信贷记录即无信用”的政策瓶颈。

建立信用恢复基金。韩国大力推动咨询、重组和救助联动的修复模式，让信用不良者在政策帮扶下实现化解债务与重塑信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了大规模的信用恢复基金，帮助合格申请人减免拖欠利息，并将部分高息民间债务转换为低息政策性贷款。随后，韩国政府主导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民幸福基金，通过坏账冲销等债务重组方式帮助低信用等级者。该基金针对低收入及特殊困难群体实施精准救助，最高可大幅削减其债务本金及利息比例。此外，针对具备还款意愿且信用状况逐步改善的群体，提供利率显著低于市场水平的小额紧急贷款支持，以金融输血的方式切断高息民间借贷链条。

经过多年实践，韩国个人信用修复机制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修复覆盖面持续扩大，大量民众通过正规渠道重塑信用，信用修复机制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社会包容程度深化，大量因短期逾期或非主观恶意陷入信用危机的群体重新获得参与经济循环的机会，全社会重信守约的意愿显著增强。此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覆盖法律援助、债务重组、紧急救助的多元化服务网络，制度可持续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各国破解信用修复难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制度先行，筑牢机制运行根基。韩国构建信用修复体系时，将法律制度建设放在首位，通过出台相关专项法律，明确各方权责、界定信息使用边界，为信用修复提供了清晰的法治遵循，破解了无规可依的困境。这启示，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先行，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支撑，明确征信机构、政府部门、经营主体的权责边界，细化信用信息采集、使用、修复的具体规范。同时，要建立畅通的异议申诉渠道和权利救济机制，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化解权责模糊带来的各类矛盾，为信用修复工作搭建规范有序的制度框架，推动信用修复工作长期稳定、良性发展，让每一步修复流程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理念转型，激活信用修复潜能。韩国摆脱“失信即惩戒”的固有思维，将信用不良者定位为“可修复者”，通过搭建帮扶平台、提供法律援助，实现了从“单向惩戒”到“双向修复”的转变，激发失信主体的守信动力。这启示，信用修复的关键不在于惩戒，而在于引导与帮扶，要彻底摒弃“一罚了之”的片面思维，树立惩戒与修复并重的理念。要搭建多元化的信用修复帮扶平台，为失信主体提供法律咨询、债务重组、技能培训等全方位支持，降低其修复难度。同时，要注重激活失信主体的内在守信意愿，通过正向引导其主动履行信用义务，让失信者在修复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包容，逐步回归信用体系，最终转化为社会诚信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多维评价，突破修复瓶颈制约。韩国打破传统信用评分仅依赖金融数据的局限，将非金融数据纳入评价体系，拓宽了信用积累与修复渠道，破解了“无信贷即无信用”的难题。这启示，应摒弃单一的信用评分思维，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信用评价体系。在依托传统金融数据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公共事业缴费、医疗保险、日常履约等非金融数据，丰富信用评价维度，让缺乏信贷记录的群体也能通过日常守信行为积累信用。同时持续优化信用评分标准，兼顾公平与灵活，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评价规则，确保信用评价的全面性与客观性，让日常守信行为真正转化为个人信用财富，为更多群体提供信用修复和积累的机会，打破信用修复的群体局限。

乌贾马理念引领坦桑尼亚南南合作外交

乌贾马理念由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于1962年首次提出，1967年《阿鲁沙宣言》的颁布正式确立其作为国家发展与外交的核心指导思想。乌贾马（Ujamaa），斯瓦希里语原意为家庭、家族、兄弟情谊、村社共同体，是尼雷尔总统提出的非洲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体系，是以非洲传统村社精神为根基，融合社会主义思想与泛非主义主张，强调集体、平等、自力更生与团结互助。

作为坦桑尼亚外交政策的思想根基，乌贾马理念倡导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坚决反帝反殖反霸，积极支持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团结协作、合作共赢。乌贾马理念不仅奠定了坦桑尼亚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也有力推动了其南南合作外交的实践与发展，成为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凝聚共识、共谋发展的纽带。

乌贾马理念的诞生，是坦桑尼亚特定历史与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生国家进行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其一，民族独立后的发展困境是理念诞生的现实基础。1961年坦噶尼喀独立，1964年与桑给巴尔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作为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其经济受殖民遗留的畸形单一结构束缚，主要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基础薄弱、民生滞后，经济自主权不足，长期依附西方经济体系，亟需一套契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思想指引国家摆脱依附、实现自主发展。其二，泛非主义与民族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坦桑尼亚是多族群国家，独立后亟须凝聚族群认同、巩固新生政权，而泛非主义作为推动非洲各国团结、反抗殖民残余、追求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广泛传播，促使其亟须构建一套具有非洲本土特色的理念，凝聚国内共识并呼应泛非主义，助力非洲大陆解放与发展。其三，不结盟运动兴起与自主发展的迫切诉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在非洲激烈争夺，不少非洲国家因依附某一阵营丧失发展自主权。坦桑尼亚奉行独立自主外交，不愿卷入大国争霸，亟须通过系统理念凝聚国内力量、明确发展与外交方向，依托不结盟运动平台，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争取稳定发展环境与广阔空间。

坦桑尼亚南南合作外交的历史在乌贾马理念引领下，进程一般可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是1967—1985年的理念确立与初步实践期。《阿鲁沙宣言》颁布后，坦桑尼亚将乌贾马理念全面融入外交实践，积极支持南部非洲国家反殖反帝运动，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摇篮”；秉持不结盟政策，倡导第三世界团结，推动七十七国集团合作，助力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坦桑尼亚南南外交奠定坚实基础。第二阶段是1985—2005年的调整适应与稳步推进期。面对发展困境，坦桑尼亚在坚持乌贾马理念核心内涵的基础上，调整外交策略，扩大南南合作范围，从非洲大陆延伸至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合作领域从政治支持拓展到农业、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南南合作格局。第三阶段是2005年至今的深化升级与全面拓展期。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坦桑尼亚以乌贾马理念为指引，积极参与全球南南合作机制，推动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聚焦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实现了理念与实践的同步升级。乌贾马理念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为坦桑尼亚南南合作外交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支撑与指引。

泛非主义思想夯实非洲区域合作根基。泛非主义作为乌贾马理念的重要思想，强调非洲各国同宗同源、命运与共，主张通过团结协作摆脱殖民压迫、实现共同发展，成为坦桑尼亚南南合作外交的首要指引。尼雷尔执政时期，坦桑尼亚大力倡导乌贾马理念，积极推动非洲大陆团结统一，主动为南部非洲解放组织提供基地与援助，助力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国摆脱殖民统治，赢得非洲各国广泛信任。此外，坦桑尼亚通过非洲统一组织平台，倡导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协同发声，推动非洲国家在南南合作中凝聚共识，逐步构建起以非洲为核心、辐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网络，为其南南合作外交奠定坚实区域基础。

自力更生精神构建平等可持续合作模式。乌贾马理念中的自力更生精神，强调发展中国家需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反对依附性发展，同时主张各国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实现共同自力更生。坦桑尼亚在合作中坚守独立自主立场，不依附任何国家或集团，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作伙伴与领域，拒绝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在经济合作中，坦桑尼亚聚焦自身短板开展针对性合作，其中与中国合作建设的坦赞铁路，与乌贾马村庄化运动同步推进，带动沿线临时定居点发展为永久性村镇，既改善交通又促进区域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近年来，坦桑尼亚依托自力更生精神，与中国合作实施农业卫星数字解决方案项目，引入技术与经验提升农业生产力，同时推动技术自主消化，实现“输血”与“造血”结合，构建起可持续的南南合作模式。

反殖民立场拓展外交空间与国际影响力。乌贾马理念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霸权主义，支持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一立场使乌贾马理念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广泛认同，为南南合作拓展了广阔空间。冷战时期，坦桑尼亚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与民族解放运动一边，积极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与众多新兴独立国家建立深厚友谊，成为南南合作中反帝反殖反霸的重要力量。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设立非洲解放运动总部，为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非、纳米比亚等国民族解放组织提供训练营地、物资与外交支持，成为非洲反殖民斗争的“前线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赢得广泛尊重与支持。

团结互助准则筑牢南南外交精神内核。乌贾马理念中的团结互助准则，提倡平等相待、互利共生、携手共进，与南南合作中倡导的主权平等、集体自强、合作共赢理念高度契合，为坦桑尼亚参与南南合作提供了价值指引。坦桑尼亚积极参与全球南方合作机制，作为七十七国集团等多边机制的重要参与者，坦桑尼亚主动发声，推动全球南南合作聚焦发展中国家需求，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发展道路选择，摆脱依附性发展模式。同时，坦桑尼亚积极参与全球南南合作多边项目，如卫星数字农业项目的联合推进，与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共享技术、共促发展；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中，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相互支持、彼此赋能，既借助全球合作弥补自身发展短板，也以自身实践诠释乌贾马理念的时代价值，推动南南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正确政绩观蕴含的价值导向与科学方法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结合的角度把握其重大意义，着力从党性高度揭示政绩观偏差的根本原因，全面把握正确政绩观蕴含的价值导向与科学方法，不断完善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保障条件。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党的性质宗旨看，政绩观问题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息息相关。作为“人民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各级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政绩观与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优良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政绩观要从党的使命任务出发，关键看“四个有没有”，即“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从党的奋斗历程来看，政绩观问题关系到事业成败与干部形象。我们党始终高度关注政绩观问题。毛泽东的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彰显了敢于斗争、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邓小平强调“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政绩”一词进入了党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任职期间认真学习、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生动的实践范例。

从党的时代任务来看，政绩观问题关系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面临的环境形势、目标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显得尤为紧迫且重要。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明确提出相应要求。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时纠正政绩观扭曲和偏差行为，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对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巩固执政基础，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现贪污腐败、作风不正、搞特权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一个‘私’字”作怪，私心压倒了公心，私人利益压倒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私心杂念作祟必然导致政绩观扭曲变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那些见风使舵、处事圆滑的人，那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的人，那些花拳绣腿、不干实事的人，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人，都有私心杂念在作祟。

不担当、不作为同样是错误的政绩观。“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一些党员干部不愿作为，觉得费心费力却吃力不讨好，或者认为组织“亏待”了自己，于是选择“躺平”“摆烂”。一些党员干部不敢作为，害怕得罪人、害怕被恶意举报，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做事。这些都是从自身得失去考虑问题，而非从工作和事业的角度出发，偏离了党性原则。因此，既要纠治乱用滥用权力的乱作为问题，也要纠治不用弃用权力的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问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私心杂念。唯有摒弃私心杂念，方能讲真话、察真情、报真数，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进而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且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正确政绩观的衡量标准和实践要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涉及若干重要关系。一是上与下的关系。要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尤其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打折扣、不做表面文章。紧密结合地方、单位及部门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反对照搬照抄，杜绝“大水漫灌”，切忌生搬硬套、上下一般粗。二是前与后的关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轻易否定原来的工作，不急于“烧三把火”。要依据上级的新要求和群众的新期盼，针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采用新思路、新举措推动工作。三是左与右的关系。积极学习借鉴有益做法和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错位发展，切忌千人一面、左右一个样。四是近与远的关系。针对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感，但不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不能留下隐患，不能“空前绝后”、竭泽而渔。对于事关长远、一时难以见效的事情，还要进行前瞻性谋划并及时推进。五是质与量的关系。自觉追求有质量的数量、有效益的速度。正确看待各种排行榜和排名，不被片面甚至错误的舆论所绑架。六是点与面的关系。抓住主责主业和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避免“散光”、平均用力，强化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实现各方面工作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七是破与立的关系。坚持开拓创新，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也要注意先立后破、破中有立、以立促破。八是大与小的关系。善于“抓大”，但也不能“放小”，对于重要任务“一把手”要亲自部署、关键环节要亲自把关、落实情况要亲自督查，不能只挂帅不出征。九是经与权的关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在体现战略意图的前提下，保持战术、策略的灵活性。十是奇与正的关系。坚持大原则、大方向不动摇，反对哗众取宠式的“伪创新”，也要反“套路”，善于出奇制胜，推出有创意、有创见的思路和举措。

正确政绩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辩证对待干事创业过程中的各种关系，要尊重规律、尊重实际、尊重群众需求。不同领域有自身的规律，不同地区和单位、不同时期的情况各不相同，群众需求千差万别，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具体情况搞清摸透，凡事因地制宜，千万不能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保障条件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离不开必要的制度支撑。不断改进考核评价体系，用好政绩“指挥棒”。坚决改变“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的现象，决不能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不干比干更得利”的导向。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让不作为的人“坐”不稳，让跑官要官的人没市场，让买官卖官的人受严惩。全面、客观评价干部的综合表现，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

坚持按规矩办事，提升制度的约束效力。坚持依规律决策、按规则办事，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通过汇聚众人智慧，弥补个人认知的不足，避免决策失误；通过公开的集体研讨，防范项目、资金、干部任用等方面的违规操作；通过集体决策，达到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目标，为高效执行奠定良好基础。贯彻民主集中制，“一把手”起着关键作用。“一把手”唯有做到公道正派、事业心强、作风优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以正确的方式创造高质量发展业绩，才能团结带领班子成员以及其他方面的同志共同创造不负人民、无愧时代的新业绩。

领导干部要提高数智化能力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对党的执政能力，特别是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提出全新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科技前沿知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和特点，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形成工作合力”。提高领导干部数智化能力，既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治理效能、服务发展大局的紧迫任务。

数智化标志着经济社会进入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标志着治理方式从“记录留存”向“洞察预判”跨越、从“经验驱动”向“智能赋能”转型。这一深刻变革，对领导干部不仅带来能力适配的新挑战，还带来法律伦理的新考验，更带来组织协同效能的新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还停留在“高级工具”的层面，对生成机制、决策逻辑和潜在风险把握不足，容易陷入“盲目依赖”或“本能排斥”的误区；大模型“黑箱”所产生的决策透明不足、算法偏见等问题，对公平公正、权责清晰提出新要求；技术与业务部门衔接不畅、跨域整合乏力，容易出现“技术超前、能力滞后、治理脱节”的结构性矛盾。面对新情况、新任务，领导干部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政治敏锐性，不仅要识别显性错误信息，更要善于察觉隐性偏见、价值偏移与意识形态风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决防止技术加剧数字鸿沟和撕裂社会共识的现象，以政治眼光审视技术应用，以政治定力驾驭智能工具，确保数智创新始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服务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领导干部不能仅做技术的被动使用者，要成为贯通技术与发展的连接者。努力跳出工具化、浅表化思维，深刻把握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城市治理、应急管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赋能机理，紧扣“人工智能+”行动部署，聚焦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数字医疗等重点领域，立足地方实际找准应用场景，坚持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坚决杜绝“为技术而技术”的形式主义。统筹整合政产学研资源，共建算力支撑、模型研发、数据开放平台，降低基层与经营主体应用成本，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增量”。同时，领导干部要明晰人机协同权责边界，明确算法辅助、人类终审，健全“数据支撑、算法建议、价值裁决”人机协作流程。既要善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趋势预判、方案生成优势，提升决策精准度与时效性，更要注入伦理考量与民情体察，把群众感受、文化认同、社会稳定、长远利益作为重要标尺，在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效率与公平之间作出价值排序，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有机统一。

领导干部要坚持走进田间地头、企业车间、社区楼栋，读懂数据背后的民生期盼、社情民意。推进智能服务适老化、无障碍改造，保留必要人工服务通道，不让任何群众在数字时代掉队。建立群众反馈与技术优化双向联动机制，以民声校准算法、以民心引领创新，让数智治理既有速度精度，更有温度力度。

人工智能既非洪水猛兽，亦非万能灵药。从“数字化”到“数智化”，变的是工具方法，不变的是初心使命。广大领导干部唯有将数智赋能与党性铸魂深度融合，以坚定政治信念驾驭技术，以深厚为民情怀引导智能，以开放学习姿态拥抱变革，方能持续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更好服务人民群众，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把严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2026年3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6年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这是连续第150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连续150个月的月报坚守，正是对这一重要论述直观而有力的践行。自2013年8月建立月报制度、同年10月向社会公开发布，12年多的制度化公开，传递的不是简单的数据，而是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的坚定宣示，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

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月报制度以时间换深度、以坚持固成果，作为作风建设有力的制度保障，推动作风建设由整治问题向化风成俗转变，为中央八项规定成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筑牢制度根基。150个月的月报数据，以每月公开、月月警示、年年坚持的制度刚性，用最直接的方式作出了回答，打破了作风建设一阵风的质疑，破除了雨过地皮湿的侥幸，有效化解了政策执行中的层级落差，彰显了制度管长远、固根本的重要作用。

同时，每份月报分类统计、精准画像，全面梳理“四风”问题新动向、新表现，为靶向纠治提供精准依据，严肃查处违纪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正是这份持续不断的数据发布，让“四风”问题无处遁形，让每一名党员干部时刻绷紧纪律作风之弦，深刻认识到中央八项规定不是松紧带，而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不是软要求，而是必须恪守的硬杠杠。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央八项规定不是管五年、十年的临时举措，不是阶段性的整治行动，而是新时代全面的徙木立信之举，是全面从严治党、改进作风的长期战略部署。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动作风建设攻坚战持久战。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节点即考点，从节前预防提醒到节中监督检查，再到节后通报查处，月报数据构成了完整的监督闭环。月报数据的如期公开，鲜明体现出监督执纪没有特殊时段，正风肃纪没有例外情形。

当月查处问题数依然过万，批评教育和处理超两万人，直观表明，作风问题具有极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存量问题尚未完全清零，增量问题仍有发生，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回潮、卷土重来。值得注意的是，查处的问题中不乏春节期间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节日福利等典型案例，有力打破了少数党员干部的侥幸心理，也再次印证了，越是人情往来密切、礼尚往来集中的关口，越要坚守铁面执纪、严守底线的坚定意志。

正是通过150个月的坚守，彰显了党中央抓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的坚定决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以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坚决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坐大，以常态化整治筑牢作风防线。

以严的基调不动摇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巩固强化。在2月份数据中，1401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覆盖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及乡科级以下各个层级，实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充分彰显了党中央真抓严管，对“四风”问题露头就打、从严查处的坚定决心。从查处层级看，既紧盯领导干部“关键少数”，又覆盖基层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只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就坚决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绝不搞下不为例。既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规问题，发挥“头雁效应”，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转作风、树新风；又坚决整治基层党员干部不正之风，打通作风建设“最后一公里”，让严的要求覆盖全体党员干部，实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从问题类型看，针对重点问题紧盯不放，哪里风险最大就盯住哪里，哪里问题突出就整治哪里，彰显了严的靶向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查处7981起，其中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履职尽责不力、影响高质量发展问题6817起，占比达85.4%，成为整治重中之重，凸显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顽瘴痼疾的严重性，仍是当前作风建设需要重点攻克的核心难题。月报数据清晰印证了实践中科学精准靶向整治、动真碰硬纠治的鲜明导向与显著成效。通过监督检查与严肃查处，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放在为民服务上，把责任落在贯彻落实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违规收送礼品礼金4883起，占比58.7%；违规吃喝1772起，占比21.3%；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873起，占比10.5%，三类问题占比近九成，同样凸显出这些问题的突出性。尽管高压态势持续，但享乐奢靡的惯性依然存在，隐形变异问题仍需高度警惕，必须始终将其作为正风肃纪的重点靶点，精准发力、一严到底，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

以聚焦“国之大者”与“民之关切”推动纠治“四风”向纵深推进。新时代作风建设始终紧扣“国之大者”，月报制度推动纠治“四风”向纵深发展，实现重点突出、力量下沉、精准施治，以优良作风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重点突出，聚焦“国之大者”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是作风顽疾，更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的大敌、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其危害，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其顽疾。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既是践行“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的政治要求，更是保障“十五五”顺利开局、扎实推进的重要支撑。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部分问题反弹回潮，根子上是有的党员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正是要从思想源头正本清源，引导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顽疾。月报始终将履职尽责不力、影响高质量发展等问题作为整治重点，推动作风建设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核心就是通过严抓严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破除发展梗阻、凝聚发展合力，督促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担当的行动自觉，为“十五五”时期发展筑牢作风根基。

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联系最紧密，其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持续整治基层“四风”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月报数据显示，我们党始终把整治基层“四风”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自觉接受监督凝聚党心民心。公开就是震慑，公开就是监督。每月的数据通报，对违规者形成强烈警示，同时对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纪律教育，让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常态化的公开通报，打破了暗箱操作的可能，让作风建设在阳光下推进，彰显了我们党直面问题、绝不回避的政治态度，体现了刀刃向内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担当，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具体实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作风建设的成效最终要由群众来评判。150个月的公开通报，让作风建设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群干群关系的持续改善，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效果表示满意。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党在人民心中形象的真正重塑，是作风建设赢得民心的生动证明。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70年了。1976年12月26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距今也已经50年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示等珍贵档案，真实反映了《论十大关系》出台前后的历史瞬间。

70年前，正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这个开端，因为有《论十大关系》这样的经典而显得庄重又伟大。久而弥芳，远而弥光。70年后，回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动情景，仍让人心潮澎湃。

从一场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说起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浙江等地视察后回到北京不久，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提出组织有关部门汇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随后，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名的34个部门的汇报会。

汇报按“口”组织，从重工业“口”开始，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是各部门汇报。参加汇报部门的数量，按照档案记载，实际是35个。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具体日程是：2月14日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2月15日电力工业部，2月16日、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2月19日国家建设委员会，2月20日建筑工程部，2月21日城市建设总局、二机部，2月22日二机部，2月25日重工业部，2月26日石油工业部，2月27日地质部，2月28日电力工业部，2月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主管轻工业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纺织工业部，3月2日地方工业部，3月3日轻工业部，3月4日手工业管理局，3月5日主管交通、邮电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3月6日铁道部，3月8日交通部，3月9日邮电部、民航局，3月13日主管农林水利的国务院第七办公室，3月15日农业部，3月16日水利部，3月18日林业部、气象局，3月19日、20日、21日主管财贸金融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3月26日商业部，3月27日对外贸易部；4月2日全国合作总社，4月5日粮食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4月9日财政部，4月10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

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连续6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布置的机械工业展览。他每天下午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解说，就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从4月18日到24日，6天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是毛泽东向各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

在听汇报的日子里，毛泽东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张。一般汇报的时长都在四五个小时，有的汇报甚至长达7个小时。比如，2月15日，早上9点40分开始听电力工业部汇报，一直听到下午1点才吃饭，稍事休息后会见外国客人，晚上7点10分会见一结束立刻赶回来继续听汇报，一直听到晚上10点多结束。3月5日，从下午5点20分开始一直到午夜12点20分才结束。4月2日下午3点有一个接见，4点20分结束，4点35分继续听汇报，晚上8点45分结束，9点20分开书记处会议，直至晚上12点结束。有时汇报中间吃饭，饭后继续听汇报。43天中，已经63岁的毛泽东“淹没”在汇报材料和数字中，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中间穿插着处理日常事务，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他听汇报不喜欢照本宣科。有的部长按照写好的材料念，尽是干巴巴的条文和数字，毛泽东就不满意，批评说你们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意思是不要光讲条条，还要讲具体的例子，讲得出结论的依据。他不光是听，还一边听一边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加以评论。部长们要随时准备回答他的疑问，不得不做非常细致深入的准备。

在听取这些汇报过程中，毛泽东还于3月3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准备好材料，等候通知来京汇报。这个计划虽未完全实现，但各省、市以及中央非经济部门的机关都报来了书面汇报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工交部门的几百个基层工厂、工地也都写来了汇报材料。

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一辈子重视调查研究。对这次调研，他很珍视。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又一次是十大关系。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研

调研的直接目的，是为党的八大作准备。根本的，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应该如何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我们党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方针，以便“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就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这一体制，“一五”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苏联好的经验，虽然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但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苏为鉴”，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就在这次调研期间，1956年2月25日，莫斯科时间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作秘密报告，系统否定斯大林的贡献。毛泽东不得不抽出时间研究和思考由此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于4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虽然毛泽东不赞成苏共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但苏共二十大毕竟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指出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事实上，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毛泽东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在听取2月17日那次汇报中，毛泽东说：我们搞革命，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指出，这次调研的“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就是说，如何尽快走上建设的轨道，毛泽东就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抓起。

调研中逐步形成对“十大关系”的系统思考

《论十大关系》是这场系统调研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的确，《论十大关系》就是在毛泽东听取汇报发表意见和评论中逐步形成的。

2月20日汇报结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求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到了2月底，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取汇报时，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汇报中提到“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继续谈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轻工业部汇报中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中，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

调查研究是4月24日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会议从4月25日开到28日，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5月2日，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论十大关系》。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稿子并没有印发。

1965年12月15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他写道：“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各部委等发出指示，在指示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做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将《论十大关系》的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整理。后来在胡乔木的具体主持下完成了该项工作。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审。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这样，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稿子未能在毛泽东在世时发表，而是在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当天才公开发表。

这篇讲话何以重要？

《论十大关系》重点是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前五个关系是重点，就是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模式新的指导方针。《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初步的但也是比较系统的思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是对《论十大关系》历史地位的科学表述。

《论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主持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刘少奇就决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不仅系统论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特别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我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那么党的八大的召开，则可以说是这一探索而获取的初步成果。

《论十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恩来在1956年5月3日那次传达中，强调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与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左”的错误，重新提出和实行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思想原则，并且立足新的实际进行补充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十大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思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刻融化在血液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够立足中国实际、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并且全面把握各种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迎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是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重要讲话的主要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部分内容也节录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这篇重要文献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重大问题，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指出党员干部要如饥似渴地学习，坚持读书，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增强本领、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重要遵循。

聚焦发展问题，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学习”的问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学习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的需要。无论对个人发展，还是对党和国家事业而言，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老问题、新问题，只有有效解决了问题，才能推动个人发展、党和国家事业进步。解决问题的本领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

从新形势新任务角度看，领导干部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克服本领恐慌，提升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我们长期处理了一些问题，积累了经验，增强了本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大量在发展中新出现的问题，缺乏经验，过去一些本领有些还有效，有些已经不太适用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出现“本领恐慌”是在所难免的，习近平总书记形象概括为：“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增强本领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不断学习。

从知识更新角度看，领导干部在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持续学习、不断学习。今天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们都更需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随着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领导干部越要有学习的紧迫感。只有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从领导干部的职责角度看，学习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更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领导干部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责，需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学习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领导干部不善于学习或学习不到位，就会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阻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丰富学习观的内涵，明确领导干部学习的内容

领导干部学习什么？这篇重要文献对领导干部的学习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把对学习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

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领导干部要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要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其次，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领导干部需要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制定决策、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否则，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国史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历史呈现，领导干部还需要通过学习党史、国史，更好、更全面地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领导干部只有了解了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最后，结合工作需要，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同时，领导干部学习视野要开阔，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强调读书实践，提出领导干部学习的原则方法

关于怎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这就揭示了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的重要路径。同时，这篇重要文献还深刻论述了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的原则和方法。

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领导干部学习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各种有益知识，立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人民情怀，立足于党的创新理论观察和分析解决各种社会发展难题，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使各项工作朝着正确方向、按照客观规律推进。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领导干部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时刻警惕“空对空”，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认识到“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夸夸其谈不可取，纸上谈兵不可为。

带着兴趣去学习。“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一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学一阵”到“学一生”，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过程。

把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礼记·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儒家关于治学方法的经典论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有效结合起来，才是学习的上乘之策。领导干部要遵循“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着眼于实践需求去学习，再通过学习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善于“挤时间”学习、读书。针对一些人说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挤时间”学习。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转变工作作风，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坚持读书，“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朱光潜谈读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出版

读书是美学家朱光潜一生钟爱的事业，也是他与青年人通信中时常谈论的话题。《朱光潜谈读书》收录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朱光潜与谈读书相关的20余篇文章，分为“读书之道”“读书之趣”“读书之悟”三辑，集中呈现了他关于读书问题的看法。全书开头两篇《谈读书》的同名文章特别引人瞩目。第一篇选自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首篇，第二篇选自1943年重庆中周出版社出版的《谈修养》。两篇文章前后间隔了十多年，写作前一篇时的朱光潜还是刚远赴英伦留学、意气风发的青年，写作后一篇时的他已然成为身处民族危机的中年人，但读书作为他与青年通信中的话题始终如一，其间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不变，颇值得玩味。

经典意识，是朱光潜谈读书的一贯主张，这在第一篇《谈读书》中便有所表露。虽然呼吁青年多读书，但他同时又强调：“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呢？答案是经典。“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观点在第二篇《谈读书》中也得到了延续。“在精不在多”，便是对经典意识的另一种表达：“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唯有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因为阅读的目的并非单纯在于知识的获取，而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

“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便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反映出朱光潜谈读书的第二个特点——重视个性。所谓重视个性，就是遵从自己的兴趣，不迷信专家权威。这一观点尤其体现在朱光潜对“青年必读书”的看法上。1925年，由某报纸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集活动风靡一时，朱光潜对此却并不感冒，他说：“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求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么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量数青年读之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抉择靠自己，也就是要遵从自己的个性。

也许有人会问，经典是经过千百年淘洗留存下来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个性则千差万别，每个人各自不同，二者间实在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在朱光潜看来未必尽然。经典并非金科玉律，个性也未必一成不变，关键是要让二者发生关系。在《知识的有机化》一文中，他便用了“有机化”来阐发知识与个性的关系。朱光潜指出，人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就像有机体吸收养料，“这种认识和了解在我们的心里就像一棵花的幼芽，有它的生命，有它的个性，可以顺着有机体的原则逐渐生长”，“一个人的知识有了组织和生命，就必有个性”，换言之，真正的阅读，是要让知识转变为自我的一部分，而在此过程中，自我也获得淘洗，变化了气质，这就是创造。“凡是学问都不能完全是因袭的，它必须经过组织，就必须经过创造，这就是说，它必须有几分艺术性。”这个经由阅读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就是更好的自己。

从知识有机体的比喻来看，我们经由阅读获取知识就好比是在吃东西，须将其吸收转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肚皮装得饱饱的，是一件乐事；心灵装得饱饱的，是一件更大的乐事。一个人在学问上如果有浓厚的兴趣、精神的造诣，他会发现万事万物各有一个妙理在内，他会发现自己的心涵蕴万象，澄明通达，时时有寄托，时时在生展，这种人的生活绝不会干枯，他也决不会做出卑污下贱的事。”朱光潜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仍然呼吁青年人不要忘记读书。抗战大后方的弦歌不辍，至今令人感佩。

《朱光潜谈读书》中选录文章的谈话对象是民国时期的青年，但其中的观点却未尝不适用于今天。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阅读看似变得无处不在，却深陷于技术的信息茧房，个性越来越狭隘，精神越来越枯索。在这样的处境下，如何突破信息茧房的封闭，在阅读中创造更好的自己，也许仍然能从朱光潜的文字中获得启示。

（作者系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以其所学，供之于世”

周恩来善于读书学习，他从小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征程中，周恩来从未间断读书学习，强调学以致用。周恩来的读书方法和特点，对激励今天的我们不断求取新知，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博览群书的远大目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从小就将个人的读书学习与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远大志向结合起来。1911年在小学的修身课上，当老师问同学们“为什么而读书”时，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表明了他读书怀有远大的目标。

1913年进入南开中学后，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他广泛阅读和学习各学科的新知识，接受了新科学新文化的教育，爱国主义意识更加强烈。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刻苦阅读广博的书籍，努力学习，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将来才能够“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他在南开中学写的作文中也写道，“以其所学，供之于世。以其所志，献之于身”。

旅日求学时期，周恩来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著作，以及《新青年》《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这些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深刻影响了他，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在191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旅欧期间，周恩来又阅读了大量政治类书籍和进步报刊。他读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订阅了《人道报》《共产党人》《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筑牢了其政治思想基础。这一时期的周恩来已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把读书学习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周恩来不但自己博览群书，而且在成为党的领导人后也号召其他同志特别是青年人要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多次组织南方局成员阅读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周恩来给北京高等学校毕业生作报告时，号召青年人要多读书，不但要学自然科学，还要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外语、文艺等。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提出，“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

明确读书的实际用途——习作合一，学以致用。周恩来读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明确读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

一是读书要抓住中心，精读深读。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整风学习时制定了一份《我的修养要则》，共七条内容。其中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他年轻时读书内容很广，但从事革命工作后，他越来越体会到读书既要多，也要精，要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用这一正确理论武装头脑。他还提倡领导干部要多读、深读提高政治修养和专业素质的书籍，这对从事革命工作有实际用途。

二是要习作合一，理论联系实际。抗战时期周恩来就教导爱国学生：“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地展开。”他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第三条，强调了“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1949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毛泽东“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这“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他号召青年人要像毛泽东一样喜欢读书、善于读书，从历史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专门论述了读书学习的“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翌年2月，周恩来视察南开大学时，殷切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认真锻炼。学是为了用，为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三是要走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周恩来提倡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要鼓励学生多读书，还要把课堂学习与科研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把“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作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方针提了出来。

四是要拓宽读书学习的视角。周恩来主张不但要在书本中学习，更要在实践中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他为亲友题词：“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再次强调要拓宽学习的视角，除了阅读大量书籍，向书本学习外，还要向群众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学习。

坚持读书的恒心毅力——活到老、学到老。周恩来认为读书学习是一个人成功立业的基础，要有恒心和毅力，要勤奋刻苦地不断读书，一辈子坚持不懈地学习，才能不断充实新知、提高素质，跟上时代的步伐。

早在1914年周恩来上中学时就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不忘抽时间读书学习。1957年5月，他在一个纪念会上向与会者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

1963年，周恩来再次提出：“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中国这句古话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

周恩来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1960年，周恩来已经60多岁了，但是为了领导好国家经济建设，他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建议，组织了读书小组，和大家一起仔细读了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晚年，他仍坚持读书。1975年7月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将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阅读。这时他已住院治疗，但读书学习的恒心和毅力丝毫未减，充分反映出其一生对读书求知的渴望。

周恩来的一生“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周恩来发奋读书、立志救国的精神，他的读书方法和特点，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我们要以他为榜样，坚持抓紧时间读书，不断探求新知，与时俱进，永葆忘我的学习和工作精神，积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以阅读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根基

少年儿童承载着国家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既是守护个体成长的根本依托，更是筑就国家未来的战略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这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

阅读作为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在少年儿童价值涵育、品格塑造、文化赓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从制度上更为充分保障了阅读育人功能的发挥。要以条例实施为契机，将阅读作为重要抓手，用书香涵养少年心气，用文化筑牢成长根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阅读担负着重要的时代使命

当今时代，社会转型加速、价值观念多样、数智深度融合，深刻重构的成长环境，既赋予了未成年人更开阔的视野，也为其思想道德建设带来了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对于处在“拔节孕穗期”的少年儿童，阅读以潜移默化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以阅读培根铸魂，筑牢价值根基。近年来，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等重大主题，一大批少儿绘本、儿童文学、科普读物、文化读物等少儿类主题出版精品相继推出。这些作品立足儿童视角，将社会主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生动的叙事、鲜活的人物、优美的语言之中，让时代之音走进童年生活，帮助少年儿童从小种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

以阅读启智润心，厚植文化自信。“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阅读优秀的读物，少年儿童可以获得情感的慰藉与精神的成长，逐渐形成丰盈而坚韧的内心世界，为健全人格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阅读更是连接少年儿童和中华文脉的桥梁，在典籍中对话先贤，在历史中感知文明，文化认同便会在心中悄然扎根。这份从小建立的文化自信，将成为他们精神成长的坚实底色。

以阅读深耕思考，提升思辨水平。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成年人在畅享信息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过载、算法茧房、内容良莠不齐的挑战。深度阅读的滋养，有助于未成年人认知多元价值、锻炼思辨分析、探究历史纵深，进而形成基本的理性判断、是非明辨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道德认知的起点和保障，能为他们未来的人生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有效发挥阅读的育人功能

发挥阅读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需要精准施策、系统发力，从精品供给、阅读指导、实践教育等关键环节着手，构建起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育人链条，让阅读的育人效能充分释放。

以精品供给丰富精神滋养。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承担着为少年儿童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的重要职责。要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建设新时代少年儿童主题出版精品工程，实施少儿类重点出版物规划，围绕党的创新理论、重大事件、重要节点等打造一批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的精品。坚持贴近儿童视角、贴近生活实际、贴近成长需求，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童真表达，让时代主题走进童心世界，用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产品为少年儿童打好精神底色。

以阅读指导深化价值认同。加强阅读指导，是提升少年儿童阅读成效的关键。要系统规划、分类施策，逐步提升中小学教师、家长的阅读指导能力，同时大力培养一批阅读推广人、阅读指导师。要用心引导少年儿童“读进去”“读出来”“读开来”，在诵读文字中感悟思想内涵，在深化内化中淬炼精神气质，从一本书走向一类书，从阅读小世界走向社会大舞台，在系统阅读中逐步建立起对世界、人生、价值的整体认知，让阅读真正成为人生的底色、成长的阶梯。

以实践教育涵养道德品格。陶行知先生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实践是对书本“留白”的补充，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沉淀品格，是思想坚韧成长的重要过程。学校、家庭、社会机构应通过开展寻访实践、主题演讲、剧本演绎、志愿服务等，引导少年儿童在考察国情、观察社会、体察民生的“社会大课堂”中促进阅读与实践相结合。博物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应依托自身资源打造阅读实践场景，使少年儿童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理解，汲取力量。各类出版机构应积极依托图书内容，推出主题路线、研学实践等，让少年儿童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实践中传承精神，更好实现知行合一、知行相长。

构建多元整合的长效机制

阅读育人非一日之功，持续发挥阅读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构建起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类资源有效整合的长效机制，让书香育人成为常态。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学校是阅读育人的关键课堂，要将阅读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开好阅读课程，培养专业的阅读辅导老师，组织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让阅读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家庭是阅读育人的第一课堂，要主动营造亲子共读的氛围，在言传身教中传递价值理念、增进情感交流。社会是阅读育人的广阔课堂，各类出版机构和公共文化机构要面向未成年人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活动，鼓励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拓展阅读服务阵地，共同推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深化阅读与技术融合发展。紧跟技术发展新趋势和少年儿童阅读新样态，推动构建纸质阅读为主，指尖点读、有声听读、数字阅读、AI辅读相结合的少年儿童阅读生态，营造沉浸式、场景化、多样态阅读空间。推出未成年人数字阅读资源库，汇聚主题出版、经典读物等优质内容，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少年儿童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阅读推荐与分级指导。同时，加强数字阅读的内容把关和正向引导。

加强监测评估与激励引导。建立健全少年儿童阅读素养与思想道德发展评估体系，既关注阅读兴趣、阅读能力等基础指标，更注重道德认知、价值认同等育人成效，让阅读育人的效果可衡量、可评价。定期开展全国性的未成年人阅读状况调查，为优化阅读育人政策、完善工作举措提供科学依据。健全优秀少儿读物推荐机制，让更多精品力作走进少年儿童的视野。加大对精品创作、阅读推广等方面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扶持表彰力度，激发社会各界参与阅读育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营造关心支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阅读的过程，是少年儿童将知识升华为认知、认知内化为素养、素养外显为品格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构筑了个人的精神世界，更赓续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以书香涵养少年儿童浩然之气、以阅读筑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根基，就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播撒饱满的精神种子，积蓄蓬勃的青春力量。

（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

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

我国“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十五五”规划扬帆启航，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十五五”规划纲要不仅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单列成章，更创新性地设立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章，深刻揭示了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的核心发展逻辑。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铸牢一体化发展价值底座的灵魂工程。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不仅是落实“大思政课”理念的教学改革，更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育急需的创新型建设者的关键行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完善教育评价体系”。这标志着育人理念从“相结合”向“有效融合”的深化跃升。这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更是遵循教育规律、破解育人难题的迫切需要。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这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站在国家创新体系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来审视我们的思政课建设。

其一，思政课的“有效融合”，是培养“心怀‘国之大者’”创新型人才的首要前提。“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而创新的根基是方向，是情怀，是价值引领。推动“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正是要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坚定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在社会实践中感受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从而将个人的创新梦想融入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关乎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为谁创新”的根本问题。

其二，思政课的“提质增效”，是优化人才自主培养生态的核心环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领域急需学科专业”。面对这些“卡脖子”领域，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通过思政课，讲清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意志、民族复兴期盼，激发学生树立“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执着和“敢闯无人区”的勇气。思政课与专业课不是“两张皮”，而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两个课堂”的融合，就是要将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奉献精神融入专业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与创新的品格。这正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题中之义。

其三，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是服务地方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我们的“社会课堂”，必须主动对接重大科技项目、重点产业园区和创新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科技前沿、产业需求，引导他们将职业规划与国家区域发展紧密结合。这正是“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在最基层、最前端的生动体现。

我们必须将思政课建设深度嵌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整体工作布局，实现战略目标有机衔接、资源要素统筹配置。

其一，在“思政课堂”主渠道中，深植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高质量的“思政课堂”不仅要讲清政治理论，也要融入科学史、科技伦理、创新文化。要在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突出其关于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重要论述。要开设专题，讲述“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中的中国故事，剖析从“悟空”探测卫星到“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背后的国家意志与民族智慧。要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强调的“加强科技法治、伦理、诚信、安全建设”内容纳入教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创新观。

其二，在“社会课堂”新空间中，链接创新实践与国家战略。“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我们的社会实践课程设计，必须紧扣这一导向。打造“科创思政”实践路线，将课堂延伸到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新技术企业、重大工程一线，让学生亲睹“国之重器”，亲身感受“卡脖子”之痛，从而将“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种子埋入心中。要围绕真实问题，开展项目式、课题式调研，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理解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的辩证关系，实现思政价值引领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同频共振。

其三，在“评价联动”指挥棒下，激励融合育人导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这一导向同样适用于衡量“两个课堂”融合的成效。评价学生，不仅要看理论学习成绩，更要将其在社会课堂中表现出的科学素养、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的贡献，特别是体现出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潜质，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评价教师，也要将教师指导学生开展结合科技前沿、产业需求的社会实践、科创项目的成果，作为其教学评价、职称评定、绩效激励的重要依据，并鼓励跨学科、跨学院的思政课教学团队建设。

“两个课堂”有效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凝聚合力、久久为功；需要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育人资源整合机制；需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育人能力水平。要积极探索“教联体”建设模式，推动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等社会资源与学校思政教育有效衔接。要健全校地企共建共享机制，推动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社区签订“思政实践共建协议”，构建“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行业专家+先进模范”的师资格局，打造复合型团队，形成育人合力。同时，要围绕师德师风建设打出改革“组合拳”，激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通过“两个课堂”的深度融合，真正为学生的成长装上“指南针”、注入“推进剂”，为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为助力国家教育科技人才高水平一体发展贡献思政课不可替代的力量。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这届年轻人为何爱上图书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打开社交平台，年轻人“网红图书馆打卡”“泡馆一天”“几百平集体自习室”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不少城市图书馆的自习区、数字阅读区、体验区等热度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图书馆。对于这届成长于物质丰富、技术先进环境之中的年轻人来说，走进图书馆，更多是出于对精神滋养、场景适配、社交需求等多方面的考量，这份热爱，并非一时潮流，而是青年需求升级与图书馆升级发展的双向奔赴，同时更彰显了公共文化空间在当代青年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宁静：稀缺的沉浸氛围。年轻人爱上图书馆，最先爱上的，是图书馆区别于喧嚣日常里难得的“沉浸式宁静”。这份宁静不是寂静，而是由群体专注营造的正向氛围——没有手机弹窗的打扰，没有无效社交的寒暄，只有在书页的流转中沉淀自我，在文字的浸润中治愈焦虑，在这个不被打扰、不被消费、不被社交绑架的静谧空间，每个人都可在此安静独处、沉淀自我，获得情绪上的喘息与安宁。更动人的，是图书馆里那份无声的共鸣与陪伴，是年轻人在彼此的专注中，找到的归属感与力量。如有的图书馆打造的栖梦地阅读疗愈空间，给读者提供不止于文字的沉浸式身心疗愈之旅，成为治愈心灵的阅读港湾。我们总说，年轻人的热爱善变，可这份对图书馆的偏爱，却藏着最朴素的追求。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逃离快节奏的压迫，在阅读中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汲取前行的力量；在专注中锤炼心性，还可以遇见同频的伙伴，在陌生而安心的彼此陪伴中，获得心灵的安宁。图书馆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空间，它成为年轻人对抗浮躁、实现自我提升、追求内心秩序的精神地坛——提供专注、承载陪伴、安放孤独又滋养心灵。它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交互：多元的文化空间。当今的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传统的藏书楼，而且是多功能、高颜值的多元文化空间，早已突破“借还图书”的单一定位，新增自习区、研讨室、多媒体室、文创区等多元空间，涵盖学习、社交、文化体验、技能提升等多样化需求，适配年轻人的多元生活方式。可以说，图书馆不仅有建筑美学与阅读空间的融合，更有科技与人文的交汇。尤其是近年来为应对信息环境及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图书馆的空间形态也在探索中不断创新，从信息共享空间、学习空间、创客空间到智慧空间，新技术和智能应用更使图书馆在文献存藏和知识利用等常规职能的基础上，成为文化交流和创新的场所。智能技术还使得智能楼宇、图书馆智慧空间管理与图书馆业务、服务以及用户的智能终端互联互通，为到馆读者和用户创造更好的馆舍环境，比如通过智能照明、空气环境监测装置、自动通风换气系统等，进行灯光、温度、湿度等物理环境的智能调节，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

智慧：丰富的资源服务。在浩如烟海的纸质书籍外，图书馆更有海量的电子资源、线上讲座、在线展览等，通过虚实融合相关技术，为公众构建不局限于文字、图片、音视频的全新阅读维度；同时，支持通过智能推荐、个性化主题内容推送、扫码阅读、移动阅读等方式，全面提升线上线下服务体验。在这里，智能问答能随时解答疑惑，知识图谱能串联起碎片化的认知，元宇宙体验馆能让读者“走进”古籍经典，数字人能陪伴每一次阅读之旅，并时刻快速响应，那些曾经遥远的知识，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比如国家图书馆AR书签、魔幻感应互动电子墙，可以感受“VR诵经典”等国图特色的文化创意成果，现场欣赏中华古籍、百部经典、名人手稿、公开课等市民喜闻乐见、充满正能量的优秀文化产品；有的图书馆使用瀑布流电子借阅系统，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提供录音室、影音鉴赏室、活动室、研讨室等个性化服务空间，同时融入人工智能等技术，按用户研究或者交流需求配置相应的信息资源和设备，并提供个性化的资源索取、交互服务；有的图书馆打造5G体验空间，通过虚拟的个性化私人空间并提供相配套的智能化服务，推出5G+AR阅读、5G+智能书写系统以及5G+VR科普箱等一系列5G智慧阅读的应用体验。这些设计本身包含了超凡的画面表现力、独特的展示效果及强大的交互功能，给观众带来数字化资源的新奇欣赏体验。可以说，现代的图书馆不仅能满足对环境和空间的物理需求，也能承载年轻人对文学、艺术、历史的热爱以及对知识时时处处的渴求和探索。

公共：普惠的社会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图书馆是提倡包容的有生力量。当前，这一行业正在新时代展现出更多的公共品格。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在传统阅读空间定位之外，提供超越文化服务的保障，成为城市中特殊群体的临时避风港。深圳龙华区的一间24小时图书馆，因毗邻交通枢纽且免费开放，长期接纳临时遇困的求职者、旅客或窘迫人群，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并免费提供饮用水、方便面、八宝粥等。多家省市图书馆都为视障群体设立专门阅览区，配备盲文书籍、读屏软件电脑、有声读物等，为特殊群体搭建无障碍桥梁。还有很多图书馆设有爱心箱或者温暖驿站，提供创可贴、口罩、充电线等应急物资。图书馆早已不仅仅是知识的殿堂，以完全公益、免费、平等的姿态，向社会公众开放，让所有人，无论收入、年龄、职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不设门槛的尊严和贴心的温暖，成为保障公平、促进包容的重要力量，让普惠、公益、均等得到充分的彰显。

当代年轻人爱上图书馆，不仅体现了年轻人对于高品质的追求，对专注成长、深度思考的向往，以及对精神安宁、自我实现的渴望，也是图书馆功能升级、服务优化、智慧转型并发挥公共文化空间普惠价值与文化引领作用的生动注脚，更是全民阅读氛围日益浓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体现。

2025年，全国3253座公共图书馆，全年总流通人次约为14.7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1.3亿人次。面向未来，图书馆还需进一步深化转型，让这份“爱上”持续升温，如继续优化空间布局，增设更多贴合青年需求的多元空间，持续推进智慧化建设，完善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让便捷与温度并存。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在图书馆的创新应用，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为年轻一代提供集知识内容、设施设备与技术工具于一体的新型智能服务形态。

随着智慧图书馆建设持续推进，必将有助于进一步精准对接青年需求、优化服务质量、传递多元价值，必将吸引更多青年群体走进图书馆、爱上图书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也必将在滋养青年成长、引领文化风尚、建设书香社会的新征程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与越南共产党的成立

在近代历史上，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中越两国革命者互相支持、彼此帮助，共同推动了中越革命的发展，铸就了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中国广州创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做了重要准备。正如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所写，“一百多年来，越南革命同中国革命保持着深刻联系。1925年在中国广州，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阮爱国（注：即胡志明）创建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做出了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设在广州市文明路，《青年报》在此创刊，这是与越南革命历史不可分割的地名和里程碑”。

“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胡志明于1890年5月出生于越南中部乂安省，原名阮生恭，学名阮必成，后取名阮爱国，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胡志明。胡志明早年就怀有驱逐法国殖民者的志向。1920年，他参与法国共产党创建工作，成为法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之一。1922年，胡志明结识了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人，并介绍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和萧三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下半年，他从法国到达苏联参加农民国际会议，并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与中国革命者张太雷等人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携手合作创造了条件。

1924年底，34岁的胡志明由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广州。从此，他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广州，他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为了便于工作，他曾化名李瑞、王达人等。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一度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在中国大革命的洪流中，胡志明一方面为中国革命做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在广州培养、组织越南的革命力量，积极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在革命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要革命首先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以便在国内动员和组织群众，在国外联络被压迫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胡志明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建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为了对活跃于广州的越南革命者进行指导，胡志明到广州后，先同越南国民党领导人潘佩珠进行接触，共同商讨越南革命的发展问题。潘佩珠被捕后，他又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改组“心心社”上。“心心社”于1923年成立于广州，是越南最早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其成员包括胡松茂、范鸿泰、黎鸿峰、黎鸿山等人。这些进步青年大都胸怀大志、满腔热血，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胡志明对“心心社”充满信心，并同其成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为了赢得“心心社”成员的信任，胡志明不仅向其成员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而且帮助他们总结战斗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1925年6月，他以“心心社”为基础正式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设在广州市文明路13号和13号之一（现为文明路248号和250号）。从此，越南革命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也成为1925年至1927年期间越南革命的海外指挥中心。

“要使党强大，就必须以马列主义作指导”。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其奋斗目标是，“从事民族革命（打败法国殖民者，争取国家的独立），继而进行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胡志明领导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进行了艰辛探索，为之后越南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是在广州开办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为了培养、组织越南革命青年，早在1925年初，在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帮助下，胡志明就在广州创办了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的地点与随后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同一地址。后来因人数增多，训练班搬到了东皋大道的仁兴街。训练班开办后，胡志明经常为训练班授课。授课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运动、越南亡国史、法国殖民者的罪行、俄国革命史、共产国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他认为，对干部进行革命思想和道德教育，是建立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的先决条件。他要求革命者必须勤俭、大公无私、以人民利益为重，坚决纠正缺点和错误，不为名、不为利，不居功骄傲，不贪图物质享受，为了国家和民族要勇于牺牲。除了自己授课外，胡志明还邀请周恩来、刘少奇、彭湃、张太雷、陈延年、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到训练班讲课。同时，还从训练班挑选黎鸿峰、黎广达、张云岭、洪水（即阮山）到黄埔军校学习。训练班自1925年创办到1927年4月一共举办了3期，共培训干部70余人。其中，第一期10人，第二期15人，第三期增至50多人。这些学员大都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包括吴家嗣、陈富、阮德景、阮良朋、黄文欢、范文同等。他们后来成了越南共产党的骨干，为越南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出版《革命之路》，阐明越南共产党的建党主张和理论。《革命之路》是以胡志明在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的讲稿为基础出版的一部著作，也是越南第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在书中，胡志明主张士、农、工、商团结起来，反对强权，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要使革命取得成功不仅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而且还要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他认为：“党强大了，革命才会成功。正如掌舵的人能力强，船才驶得好。要使党强大，就必须以马列主义作指导。党内谁都要了解这个主义，谁都要奉行这个主义。党如果没有主义，就像人没有头脑，船没有罗盘一样。”在他看来，“现在学说很多，主义很多，但是，最真正、最可靠、最革命的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为越南共产党的创建及越南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

三是创办《青年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立后，于1925年6月创办了《青年报》。该报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第一份革命报纸，也是越南革命报刊史上最早的一份革命报刊。初为周刊，后因各种困难，改为不定期出版。该报自创刊到1930年2月，总共出版了202期，主要揭露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列宁的民族解放学说，宣传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路线和主张，对动员越南人民开展抗法斗争和创建越南共产党作了宣传和舆论准备。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向共产党迈进的过渡性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越南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团体。创建之初，该会就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强调从中央到基层，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

为了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一方面从越南选派有志革命青年到广州进行学习、训练，另一方面有组织地秘密派遣一些革命骨干回到越南，发动群众、壮大组织。1926年，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河内第一支部建立，成员有10余人。同年底，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荣市支部成立。到1927年初，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越南的北圻、中圻、南圻及泰国陆续建立了一些支部，组织系统初步形成。到1929年5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各地发展的会员已经将近2000人。这些会员深入矿山、工厂、橡胶园，积极组织工农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得建立越南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以此为基础，1930年2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与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的代表在香港九龙召开会议，通过政纲、策略和党章，正式宣告越南共产党成立。从此，越南的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

综上可知，大革命时期，胡志明在广州建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正因为如此，曾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重要成员、后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长征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写道：“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是向共产党迈进的过渡性组织。”

历史传播不能走向泛娱乐化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历史传播，不仅传递着历史知识，更承载着民族记忆，维系着文化根脉，昭示着前进方向。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历史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历史要真正走向大众、走近青年，就必须顺应传播规律、回应现实需求，增强历史的表达力、感染力和传播力。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在流量逻辑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历史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泛娱乐化倾向。对此，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历史传播可以鲜活生动，但绝不能滑向泛娱乐化。

历史传播意义非凡，要真正实现传播效能，首先需要解决“如何讲”的问题。表达方式陈旧、叙述形式单一、受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影响着历史传播的触达力和实际效能。在数智时代，信息技术快速更迭的背景下，历史传播若驻足不前，停留于照本宣科、单向灌输，不仅难以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变化，更难以使历史在大众中真正入脑入心。从这一意义上讲，推动历史传播方式创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迫切需要。只有把历史讲得鲜活生动，具体可感、富有温度，才能增强历史传播的亲和力和渗透力。

近年来，已有不少实践表明，历史传播借助新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高质量的“破圈”传播。一些历史纪录片、网络历史栏目、融媒体产品等，以生动的叙事手法、多样的表现载体、有力的技术支撑，让历史文化资源从静态展示走向动态呈现，从“馆舍之中”走向“云端之上”，拉近了历史与大众的距离。还有一些历史文物、考古遗址、文本典籍，通过数字展陈、虚拟复原、沉浸体验、交互传播等方式，把抽象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参与的历史场景，增强了公众对我国历史的理解和认同。这些建立在尊重史实、敬畏历史、守护价值基础上的历史“生动”传播，不但“好看”而且“有效”。

但也应当看到，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同时为历史传播的泛娱乐化创造了现实条件。泛娱乐化与生动传播看似都追求形式新颖、表达鲜活，但有着本质的区别。生动传播，是以真实历史为基础、以正确导向为前提、以提升传播效能为目的的创新表达；泛娱乐化，则是以博眼球、造噱头、求刺激为目的，把严肃历史转变为猎奇谈资和消费素材。前者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着力使民众接近历史、理解历史。后者则是偏离历史本体的异化，容易使民众在“看热闹”中误读历史、迷失价值判断。二者看似相似，实则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当前历史传播泛娱乐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庸俗戏说。有的为了追求所谓的“笑点”“爽点”“反转”，随意篡改历史人物形象和重大历史事件，借娱乐把历史包装成猎奇故事。二是碎片拼接。有的热衷于从历史整体中截取局部片段，断章取义、夸张渲染，用局部代替整体，用情绪表达代替理性认知，导致受众对历史形成片面化理解。三是价值消解。有的打着“创新表达”“趣味传播”的旗号，对革命英雄人物、民族历史记忆，用调侃消解崇高，用嘲讽遮蔽价值。四是流量绑架。有的被流量牵引，只讲冲突、不讲史实，只讲噱头、不讲依据，只求点击、不问是非，使历史传播偏离育人化人的方向。以上泛娱乐化的历史传播，表面看是娱乐的泛化、扩大化，实际上极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滋生的土壤。长此以往，历史就可能从严肃的公共记忆滑向可以任意剪裁和消费的内容素材。泛娱乐化历史传播得越广，误导就越深，危害也就越大。

防止历史传播泛娱乐化，根本上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历史传播必须创新，不创新就难以有效触达受众；历史传播更必须守正，不守正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推动历史生动传播，首先要坚守真实性原则。无论运用何种载体、何种技术、何种叙事方式，都不能突破史实底线，不能把主观想象当作历史事实，不能把艺术加工变成任意编造。尤其涉及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革命历史题材时，更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确保历史传播立得住、经得起检验。

其次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历史传播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不只是因为画面精美、叙事新颖，更因为其中蕴含的思想和价值。有成效的历史传播，必然是知识传递、情感激发、价值引导的统一。不能片面追求感官刺激和情绪调动，更不能以“求新”之名削弱思想深度，以“通俗化”之名降低价值标准。真正面向大众、吸引青年，关键不是迎合低级趣味，而是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出有思想、有品质、有温度的历史内容。

最后要压实传播主体责任。历史传播不是普通的内容生产，具有鲜明的公共属性。媒体机构、文艺创作者、平台运营方等历史传播主体，都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把正确导向贯穿策划、制作、传播全过程。创作者要加强历史学习，提高阐释历史、表达历史的能力；平台要健全内容审核和评价机制，不能唯流量论英雄，应对戏说历史、歪曲史实、恶搞英雄、价值失范等内容加强规范，推动形成尊重历史、崇尚真实的传播生态。

综上，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传播也不是没有边界的流量游戏。让历史“活起来”，是为了让历史更好地走进大众；反对泛娱乐化，则是为了让历史在传播过程中不失其真、不改其义、不变其魂。坚持寓教于乐而不是娱乐至上，坚持创新表达而不是庸俗戏说，才能真正把历史讲深、讲透、讲活，使广大受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在生动鲜活的历史传播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文化自信，汲取奋进的力量。

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领域技术迅猛发展，引领和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快速崛起，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指示论述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助力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

新兴领域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产业变革的突破口，也是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激活创新潜能、促进成果转化、壮大新兴产业的重要抓手，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对于夯实知识产权强国根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推动新兴领域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新兴领域飞速发展、产业升级迈向高端的关键时期。知识产权作为激励创新的“催化剂”、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因时而变、应势而为，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有利于促进新兴领域技术加速突破、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一方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完善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有效填补制度空白，明确权利边界，明晰保护范围，强化权益保障，从根本上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稳定创新预期，激发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有效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良好生态，推动新兴领域创新成果在市场机制下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打通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新兴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将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同时，新兴领域发展时间短、变化快，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制定相关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我们要抓住发展机遇，率先形成科学合理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好适应和引领全球新兴领域技术迭代、产业变革、业态创新，助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推动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等规则和标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升话语权、影响力。另一方面，完善涉外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有效支撑新兴领域产业国际化发展与技术安全出海，在更大程度上把握发展先机。

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应有之义。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描绘了新时代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宏伟蓝图，其中对构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作出具体部署。一方面，把握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求，及时推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研究扩大保护客体范围、提高保护标准、加大赔偿力度，焕新制度活力。另一方面，面向未来构建响应及时、保护有力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助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保障。

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6G通信等新兴领域成为创新发展的主战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坚持以制度创新赋能新兴领域发展，以完善审查规则、创新审查模式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以推进成果转化、建设运营平台着力释放知识产权要素价值，以强化行政保护、搭建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有力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创造。

保护制度不断创新。科技突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兴领域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近年来，我们密切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动向，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法治保障，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创造和技术突破。发布《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修订《专利审查指南》，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专章，完善人工智能发明专利在主体资格、客体范围等方面的审查标准，更好适应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特点。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建成国际领先的专利智能审查系统，强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在审查中的应用，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有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迅猛、创新高效、迭代快速的特点。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已达到532万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达到153.4万件，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6G通信等未来产业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的最大拥有国，占比高达61%。

保护成果加速转化。技术、数据、算法、创意等无形资产是新兴领域核心生产要素，也是新兴领域蓬勃发展的显著优势。我们着眼激发知识产权要素价值，推动将新兴领域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开展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探索，在17个省市进行试点。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受理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超10万件，颁发登记证书超4.8万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已在司法裁判、资产入表等场景中成功应用，累计实现融资增信金额近160亿元，交易许可和证券化金额超20亿元。围绕物联网等新兴领域，支持建设一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持续推进新兴领域专利产业化。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已达18.0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13.38%，其中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占比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整体比重超过四成。

保护环境持续优化。新兴领域技术迭代快、创新链条长、跨界融合深、无形要素密，侵权行为呈现链条化、隐蔽化、跨境化、平台化等特征，侵权风险高、保护难度大。我们不断强化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多措并举营造更好市场环境和创新环境。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意见》《“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提升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效能。开展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治理，切实打击网络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综合支撑作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在全国布局建设8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50家快速维权中心，覆盖30个省份，为新兴领域创新主体提供集快速预审、快速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和精准化“一对一”服务。上线运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业务集成、数据汇聚，建设28个重点产业专利专题数据库，为新兴产业创新主体提供优质便利的知识产权服务。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调查显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满意度持续提升，达到82.36分，工作成效得到更多认可。

此外，我国还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为新兴领域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知识产权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平台作用，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深化“一带一路”、中美欧日韩、金砖国家、中国—东盟等知识产权小多边合作，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共同打造更具活力的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统。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新兴领域范畴广泛、业态多元，加之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需要更好地明晰新兴领域创新成果的权利归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新兴领域技术迭代迅速、创新模式新颖，需要进一步优化新兴领域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模式；新兴领域不断涌现颠覆性创新、融合式创新，技术、产业和业态高度融合，需要进一步健全跨部门、跨产业协同保护体系和侵权应对机制；新兴领域企业“出海”面临不同国家和地区复杂的制度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与合规成本高，需要进一步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加强国际合作和协同治理。

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制度挑战，要立足新兴领域产业发展实践，统筹“现有制度加强保护、完善制度做好保护、融合制度有效保护、新建制度实现保护”，全方位提升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知识产权制度根基。

依托现有制度加强保护，有效破解确权难问题。落实好新修改的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针对新兴领域不同产业发展阶段和特点，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授权确权模式，畅通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审查“快速通道”，更大力度推进“按需审查”，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主体依法快速获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从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全链条发力，实现严格保护、协同保护、精准保护、高效保护、智慧保护，为新兴领域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产业运营中心、海外维权工作平台等体系网络作用，及时响应新兴领域创新主体多元需求，提供系统化、精准化、高效化服务，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动能有效激发、创新成果加快转化。

加快完善制度做好保护，推动解决界定规则不明问题。结合产业发展实践充分论证，进一步健全适应新兴领域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更有针对性地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技术等新兴领域专利审查标准，更好地促进新兴领域技术发明创造。加快推动《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修改，适应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需要，助力我国芯片产业做大做强，服务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运用，提升专利创造质量、审查质效、运用效益、保护效果、管理能力、服务水平，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

推动融合制度有效保护，增强侵权协同应对能力。聚焦新兴领域要素、产业交织融合的特点，加强知识产权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政策协同，强化标准必要专利打造、重点产业专利池建设、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等领域制度供给。加强专利、商标、版权、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遗传资源等知识产权的协同保护，完善跨部门、跨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同推进机制，帮助新兴领域创新主体有效应对侵权风险。加快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着力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强化相关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资源整合和风险防控，推进以企业为主导、以专利为纽带、以产业化为目标的新兴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重点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探索新建制度实现保护，补齐制度规则供给短板。围绕新兴领域制度空白深入开展调研，积极探索前沿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立法，加快完善算法、商业方法、人工智能产出物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推动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加快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制定数据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积极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加快推动相关新兴领域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努力构建既符合知识产权发展客观规律又适应新兴领域发展需要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作者系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党建纪检工作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4月22日上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党建纪检工作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作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安排2026年党建纪检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对校（院）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行再动员、再推进。校长（院长）陈希出席会议并讲话。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谢春涛主持会议。副校长（副院长）李毅、龚维斌、李文堂、张忠军，校（院）务委员会委员冯鹏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郑良军出席会议。

陈希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校（院）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校，努力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校（院）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治建设，把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贯穿于办学治校的全过程各方面，突出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教育引导全校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制度执行力，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一贯到底。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到具体人、具体事上，不断提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陈希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好头、作表率，办实事、解难题，以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推动工作。

校（院）机关党委委员、机关纪委委员，各直属单位班子成员，各教研部（院）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等参加会议。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机关党的建设暨从严治校工作会议

本报讯 4月14日，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度机关党的建设暨从严治校工作会议，回顾总结2025年工作，分析形势，部署推进2026年工作。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杨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一级巡视员薛锋到会指导。

会议指出，2025年，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不断深化理论武装，持续夯实组织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校，推动机关党建和从严治校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会议强调，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也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及全国、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之年。校（院）上下要坚持党校姓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政治统领，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深化“第一议题”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坚强阵地，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建设；聚焦主责主业，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推动基本培训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科研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加强省、市、县三级党校联动，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展现新作为；坚持从严治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续营造清朗校风教风学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办学。

校（院）委班子成员及处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副校长（副院长）、机关党委书记、一级巡视员陈开颜主持。

（苏校轩）

学思践悟强根基 实干笃行谱新篇

春潮涌动处，扬帆奋进时。近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校（院）领导、二级巡视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齐聚一堂，在深学细悟中校准政绩坐标，在交流研讨中凝聚奋进共识。

锚定“为政之要”，吹响学习“集结号”。3月25日上午，学习教育读书班开班式正式拉开序幕。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范永斌在开班动员讲话中深刻阐释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强调，当前校（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政绩观问题不仅关乎遵循“党校姓党”根本原则，更是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的核心课题。全校（院）要以此次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党性修养、压实责任担当、严守纪律规矩，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教学科研、人才队伍、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党校（行政学院）事业行稳致远夯实思想根基。

简短有力的动员，既点明了校（院）开展学习教育的现实紧迫性，也为全体参训人员明确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导向。

开班式后，大家迅即投入分组学习。在《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和“十五五”规划建议专题研讨中，深入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锚定服务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坐标。

筑牢“思想根基”，把准行动“定盘星”。本次读书班旨在从两个层面为党校发展赋能聚力。一是从政治高度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陕西省委工作要求，把牢办学方向；二是紧扣校（院）“三年强基、五年一流”发展目标，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核心要义贯穿教学、科研、咨政、人才、管理、服务等各环节，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天的学习安排紧凑密集，“个人自学+分组学习+集中研讨”层层递进，形成闭环。

学员们静心研学、沉静思考，逐步深化认识：政绩观的“总开关”在于党性，唯有党性坚强，方能把稳政绩方向。而党校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要把握好“为民、实干、科学、长远”8个字。“为民”是根本立场，必须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实干”是实践品格，要发扬钉钉子精神，破除一切发展难题；“科学”是内在要求，要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长远”是战略眼光，要甘于投身打基础、固根本、利长远的事业。归根结底，党校的正确政绩观学习践行，要落脚到推动“三年强基、五年一流”目标实现、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上来。

碰撞“思想火花”，共绘发展“施工图”。3月27日的交流研讨是读书班的重要环节。研讨中，包括校（院）领导在内的6位同志结合分管工作和岗位职责，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这场思想碰撞既是对前期学习成果的检验，更是对今后工作思路的梳理与深化。

副校长（副院长）师晨旭认为，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对党校发展的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培训、高水平管理、高效能保障”支撑党校事业内涵式发展。副校长（副院长）续峰认为，要把“精准服务、精细管理、节约高效”作为政绩导向，用优质的服务保障为党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让学员满意、让教职工认可。

校（院）务委员曹延莉聚焦教学工作，认为学科建设要力戒浮躁、注重长远规划；教学督导须敢于较真、守住质量生命线，在细节上久久为功。

科研处处长张品茹、哲学教研部主任刘永青从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角度认识政绩观，表示要推动教学科研从“重指标”向“重实效”转变，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干部教育培训需求。

学员一部主任陈磊表示，要紧扣培训工作任务，把“讲政治、育学员、求实效、守底线、甘奉献”作为政绩标尺，引导教职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这些立足岗位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学用结合的鲜明导向，汇聚了思想共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与党校的主责主业紧密结合，必须体现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

践行“知行合一”，彰显党校“担当”。读书班既是一次思想的淬炼、政治的洗礼，也是一次作风的整训、行动的赋能。

在读书班总结会中，校（院）委会对深化学习、推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抓深抓实，组织全员深入学、对照查、切实改，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聚焦学科规划、人才优化、教学科研提质、制度完善等工作，以实绩为标尺，统筹抓好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各项重点任务，全面展现党校人过硬的政治素养、能力作风与责任担当。

大家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沉甸甸的责任返回各自岗位，深切认识到党校的政绩，最终要体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能力更强、培养干部质量更高、思想引领作用更大、决策咨询成果更实、服务保障效能更优”等具体工作之中，要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通过3天集中深入的学习研讨，参训人员不仅校准了政绩坐标，更明晰了前行路径——必须把坚强党性作为立身之本，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作为价值追求，把“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作为行动准则，以“质效提升年”为抓手，在学思践悟中砥砺奋进，以敢“闯”的精神、善“创”的劲头、实“干”的作风，共同谱写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努力培养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指明了具体路径。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科技素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来，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连续举办70多期“科技产业前沿”系列讲座，形成面向领导干部的常态化、专业化学习赋能机制，助力领导干部将前沿知识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谋创新的实践动能，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勇当科技强国建设尖兵提供坚实能力支撑。

从知科技到懂产业

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亲自策划“科技产业前沿”讲座选题，从科技到产业，体现出既重视科技前沿，又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科技产业前沿”讲座将所有前沿知识学习，都落脚于产业应用、价值释放和经济发展，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从“知识学习”到“能力支撑”的转化问题，不断提升科学决策、统筹协调、狠抓落实的过硬本领。锚定科技自立自强与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任务。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安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科技前沿重点任务设计讲题，内容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6G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衔接超大城市治理、“双碳”目标、科技金融、创新药械出海等高质量发展议题。努力将科技创新、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等国家重大战略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引导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与战略思维，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国家战略的行动自觉。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体系。紧盯技术迭代趋势，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前沿技术+产业应用+要素支撑+治理监管”的知识框架。技术层面囊括大模型、具身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硬核科技；产业层面聚焦智联网汽车、卫星互联网、高端医疗装备等重点赛道；要素层面涵盖数据交易、科技金融、孵化投资等保障体系；治理层面涉及平台监管、网络安全、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关键内容。坚持科学决策与攻坚克难的实践导向。立足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攻坚克难能力，着眼打通技术—产业—场景转化堵点设置选题。如，直面集成电路发展、大模型应用、6G 布局等现实挑战，强化领导干部的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航运数据生态构建等实践课题，为领导干部提供可落地的路径；借鉴国外科创管理经验，研判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拓宽领导干部国际视野。

从“象牙塔”到“主战场”

坚持遴选理论界和实践界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构建多元立体、精准适配的师资矩阵。立足全国，汇聚顶尖师资。打破地域与校园双重局限，放眼全国遴选师资，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全国顶尖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两院院士、重点院系负责人、特聘教授乃至外籍院士等顶尖师资，为参训干部夯实基础研究与学科理论基础、拓宽视野。走向产业，遴选一线实战师资。紧扣产业发展主战场需求，以科技成果落地、产业转型升级等实操经验为重点，选聘米哈游、阿里云、联影医疗等全国范围内行业领军企业高管、创业先锋、技术带头人等实战型师资，引导干部将理论知识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提升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面向未来，吸纳跨界高层次师资。立足长远发展与跨界融合，从政策导向、产业规划、资本运作、数字治理等维度，邀请金融机构高管、智库研究员、行业标准制定者等复合型师资，打通产学研用壁垒，助力干部把握发展大势，提升战略谋划与决策能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从“关键少数”到“全员赋能”

聚焦赋能扩面、常态长效、从严管理，推动学习从“少数参与”向“全员覆盖”转变。固化学习机制。“科技产业前沿”系列讲座每两周1期，固定周六上午举行，实行自主选学、线上报名、动态管理。将干部参加双周讲座选学情况纳入年度集中培训学时管理，以制度刚性压实学习责任，推动学习从“阶段性任务”转为“常态化自觉”。拓宽参训范围。以局级领导干部为重点示范，上海市领导定期出席科技产业前沿双周讲座，同步覆盖处级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突出领导带头、以上率下、示范引领，推动科技产业前沿知识学习从“关键少数”向中坚骨干、全员覆盖延伸。系列讲座开办以来，几乎场场满员、座无虚席，不少领导干部坦言：“这样的前沿课程听得进、用得上，越学越有劲头、越学越有底气。”延伸学习实效。做好培训“后半篇文章”，每期讲座结束后，及时将授课视频整理刻录成光盘推送至相关参训学员，为领导干部开展复盘研学、反复深学、随时补学提供便利条件。完善教学机制，提升讲座质效。紧扣中心工作设计课程，做到学思用贯通。立足产业应用与实践转化，聚焦技术迭代和发展堵点设置内容，推动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用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发展、造福于民的实绩上。师资安排打破传统单一来源理念，体现跨界融合。摒弃闭门办学模式，以多元师资结构弥补干部知识短板，精准把握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规律。注重统筹联动，体现常态长效。健全学习机制，构建组织部门、党校（行政学院）以及经信、科技、发改、金融等部门协同配合的“一盘棋”格局，确保干部科技产业素养方面的培训常态长效、落地见效。〔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宁夏区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智启未来：AI赋能教研咨的实践与前瞻”讲座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日举办“智启未来：AI赋能教研咨的实践与前瞻”专题讲座。本次讲座旨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术研究、决策咨询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校（院）图书馆为教研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讲座邀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知网等四家权威数据库供应商的培训师主讲，校（院）及市、县（区）党校的百余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线下或线上方式参加。

讲座就AI如何赋能全流程科研和选题写作投稿痛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状况及AI赋能下的教研咨使用场景多样化、AI在党校教研咨学术中的应用路径和AI工具使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讲解和演示。培训内容紧扣当前AI发展前沿动态，立足校（院）教研咨工作实际，提供了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支撑，拓展了教研人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视野。

作为校（院）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讲座不仅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更为图书馆在数字化浪潮中的转型升级与能力重塑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校（院）图书馆将坚持“数据驱动、智能辅助、主动服务”理念，持续优化智慧化软硬件环境，全面提升服务体系的智能化、便捷化与精准化水平，切实满足新时代广大教师和学员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为党校教学、科研与决策咨询工作提供更加坚实的智力支撑。

（李建平）

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济南青岛“双圈”协同联动研修班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3月9日至4月10日，山东省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济南、青岛“双圈”协同联动研修班，加强济青两地干部交流学习，推进济南、青岛都市圈联动发展。来自济南、青岛的44名学员参加培训。

研修班聚焦“济青带动、轴带串联、圈际协同”，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解读、课堂讲授与交流研讨、能力提升与转化运用有机结合。坚持突出主业主课，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党的理论教育，教育引导两地学员深刻把握协同联动的内涵。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培训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务求学查改取得实效。坚持精准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围绕产业发展、交通运输、国土空间、文旅融合等“双圈”联动发展的7个重点领域开设专题课程，邀请专家学者到校授课。坚持创新培训方式、丰富教学内容，组织学员赴深圳进行异地培训，精心安排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互动式教学，积极开展研究式教学，形成10篇高质量咨政报告。连续举办“领导干部讲坛”“中华文化大讲堂”“先锋剧场”等特色教学活动，促进两地学员互学共鉴。

学员表示，通过参加研修班的培训，切实增强了推动济南、青岛都市圈高水平协同联动的信心、提升了能力。回到工作岗位后，将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持续推动学用转化，不断巩固拓展培训成果，进一步加强联系沟通、互动协作，全面落实济青“双圈”联动发展协同开放各项任务要求，唱好“双城记”，携手向前行，凝聚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共识和强大合力。

（济晓轩）

改变，从阅读开始

本报讯 4月16日，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之际，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县委党校组织开展“每天静读半小时全民阅读我示范”干部领读活动，以干部示范引领推动全民阅读在随县走深走实，为“书香随县”建设注入活力。随县县委党校2026年春季学期主体班全体学员、随县“101读书会”学员代表、县委党校全体教职工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突破传统读书分享会的单一模式，集倡议、分享、荐书、诵读、赠书于一体，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倡议启航”环节，党校教师代表宣读《全民阅读倡议书》，倡导学员每日静读半小时，将阅读作为提升个人品格与履职能力的重要途径，让良好习惯在持之以恒中养成。“深学细悟”环节，学员代表结合岗位实际，畅谈阅读对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意义。“好书共荐”环节，《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县乡中国》等经典书目被倾情推介，为现场观众奉上一份沉甸甸的“精神书单”。“榜样言说”环节，两位往期“101读书会”学员代表分享读书经验，结合自身经历讲述阅读如何助力思想提升与工作推进。“诗诵长征”环节，《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红色经典诵读慷慨激昂，再现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活动现场还为45名新加入“101读书会”的会员举行了赠书仪式，鼓励学员持续阅读、深入思考、学以致用，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长效化。

此次阅读活动，是“101读书会”的延续和创新。“101读书会”成立于2022年“七一”前夕，既承载着庆祝“建党101周年”的美好寓意，也蕴含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奋进期许。自成立以来，读书会始终以引领干部成长、推动全民阅读为己任，设立“101教室”，搭建起交流学习、提升素养的重要平台。读书会老会员项东表示：“唯有将阅读与写作融入学校教育，打造书香校园、提升师生文化素养，再以书香单位、书香家庭建设为抓手，才能逐步构建起欣欣向荣的书香中国。”

（刘相 郑道凤）

努力培养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的领导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能力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指明了具体路径。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科技素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3年来，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连续举办70多期“科技产业前沿”系列讲座，形成面向领导干部的常态化、专业化学习赋能机制，助力领导干部将前沿知识转化为抓改革、促发展、谋创新的实践动能，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勇当科技强国建设尖兵提供坚实能力支撑。

从知科技到懂产业

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亲自策划“科技产业前沿”讲座选题，从科技到产业，体现出既重视科技前沿，又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科技产业前沿”讲座将所有前沿知识学习，都落脚于产业应用、价值释放和经济发展，切实解决领导干部从“知识学习”到“能力支撑”的转化问题，不断提升科学决策、统筹协调、狠抓落实的过硬本领。锚定科技自立自强与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任务。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安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科技前沿重点任务设计讲题，内容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6G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衔接超大城市治理、“双碳”目标、科技金融、创新药械出海等高质量发展议题。努力将科技创新、数字中国、新质生产力等国家重大战略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引导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与战略思维，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实国家战略的行动自觉。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体系。紧盯技术迭代趋势，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前沿技术+产业应用+要素支撑+治理监管”的知识框架。技术层面囊括大模型、具身智能、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等硬核科技；产业层面聚焦智联网汽车、卫星互联网、高端医疗装备等重点赛道；要素层面涵盖数据交易、科技金融、孵化投资等保障体系；治理层面涉及平台监管、网络安全、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关键内容。坚持科学决策与攻坚克难的实践导向。立足破解发展难题、提升攻坚克难能力，着眼打通技术—产业—场景转化堵点设置选题。如，直面集成电路发展、大模型应用、6G 布局等现实挑战，强化领导干部的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航运数据生态构建等实践课题，为领导干部提供可落地的路径；借鉴国外科创管理经验，研判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拓宽领导干部国际视野。

从“象牙塔”到“主战场”

坚持遴选理论界和实践界最权威的专家学者前来授课，构建多元立体、精准适配的师资矩阵。立足全国，汇聚顶尖师资。打破地域与校园双重局限，放眼全国遴选师资，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全国顶尖高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两院院士、重点院系负责人、特聘教授乃至外籍院士等顶尖师资，为参训干部夯实基础研究与学科理论基础、拓宽视野。走向产业，遴选一线实战师资。紧扣产业发展主战场需求，以科技成果落地、产业转型升级等实操经验为重点，选聘米哈游、阿里云、联影医疗等全国范围内行业领军企业高管、创业先锋、技术带头人等实战型师资，引导干部将理论知识与产业实践深度融合，提升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面向未来，吸纳跨界高层次师资。立足长远发展与跨界融合，从政策导向、产业规划、资本运作、数字治理等维度，邀请金融机构高管、智库研究员、行业标准制定者等复合型师资，打通产学研用壁垒，助力干部把握发展大势，提升战略谋划与决策能力，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从“关键少数”到“全员赋能”

聚焦赋能扩面、常态长效、从严管理，推动学习从“少数参与”向“全员覆盖”转变。固化学习机制。“科技产业前沿”系列讲座每两周1期，固定周六上午举行，实行自主选学、线上报名、动态管理。将干部参加双周讲座选学情况纳入年度集中培训学时管理，以制度刚性压实学习责任，推动学习从“阶段性任务”转为“常态化自觉”。拓宽参训范围。以局级领导干部为重点示范，上海市领导定期出席科技产业前沿双周讲座，同步覆盖处级领导干部及业务骨干，突出领导带头、以上率下、示范引领，推动科技产业前沿知识学习从“关键少数”向中坚骨干、全员覆盖延伸。系列讲座开办以来，几乎场场满员、座无虚席，不少领导干部坦言：“这样的前沿课程听得进、用得上，越学越有劲头、越学越有底气。”延伸学习实效。做好培训“后半篇文章”，每期讲座结束后，及时将授课视频整理刻录成光盘推送至相关参训学员，为领导干部开展复盘研学、反复深学、随时补学提供便利条件。完善教学机制，提升讲座质效。紧扣中心工作设计课程，做到学思用贯通。立足产业应用与实践转化，聚焦技术迭代和发展堵点设置内容，推动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用转化，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推动发展、造福于民的实绩上。师资安排打破传统单一来源理念，体现跨界融合。摒弃闭门办学模式，以多元师资结构弥补干部知识短板，精准把握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规律。注重统筹联动，体现常态长效。健全学习机制，构建组织部门、党校（行政学院）以及经信、科技、发改、金融等部门协同配合的“一盘棋”格局，确保干部科技产业素养方面的培训常态长效、落地见效。〔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数字化水平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高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北京市丰台区委党校切实贯彻《条例》要求，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将数智技术深度融入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赋能党校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统筹用好资源，让数字化教学直达基层。教学是党校的中心工作，要紧扣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主题主线，积极推动数字化赋能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创新教学培训内容，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主体班次必修课，聚焦前沿热点科技，解锁科技成果转化密码，提高党员干部人工智能素养。创新教学模式，聚焦学员需求，开创“理论+实践”课堂，主动与区域内各职能部门携手合作，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实现线下教师讲授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线上开展视频教学及场景剖析，让学员零距离感知问题解决方案，变抽象理论学习为具象认识，最终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强化数智技术运用，积极开展跨校、跨区域联合办学，利用虚拟技术建构远程现场教学，让学员足不出户享受全国优质教学资源，接触多元经验、感受发展差异，边看边听、边学边悟，把异地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金点子”。

推进数字化科研，开启党校咨政新篇章。科研工作是党校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和先导性工作。提升党校科研水平，要扎实做好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这个探索规律、经世致用的大学问，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积极为党委和政府建言献策。聚焦“人工智能+”政务，开辟科研创新路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智能交互、决策辅助、智能建模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政府治理“数智化”转型需求高度契合。党校作为党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要以政策创新引领推动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中的融合发展和规范应用为研究导向，分批分期推出有分量、有深度、有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定期向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报送参阅，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在当地落实落细、见行见效。要上线AI政务助手，推动科研工作向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方向发展，夯实科研数据底盘，用充实的数据案例支撑研究成果，形成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时效性的调研报告。

数智助推转型，开辟党校信息化工作新赛道。信息化是助力党校办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也是党校改革创新的重要着力点。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智慧空间集群。要着力提升党校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充分结合5G、AI、大数据技术，建设新型智慧教室，对网络课程、远程互动、协作讨论等教学模式形成有力支撑。通过一体融合化联网技术和高级互动功能，建构远程教学实践场域，呈现教师在线授课场景，并与学生实时互动，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贯通课前、课中和课后一体化教育，构建全程三维互动体系。融合智慧教学、人员管理、视频监控、远程控制功能，实现传统课堂从“单一灌输”向“多元互动”转变。与此同时，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坚持政治引领、安全可控、服务主业、适度运用原则，开发专属党校的AI算力平台、数据体系和智能体系，打破信息孤岛，扩大“朋友圈”，为新时代党校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作者单位：北京市丰台区委党校）

以现场教学为抓手推动县级党校建设

现场教学是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开展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加强县级党校建设的重要抓手。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委党校以特色资源为依托，以抚仙湖生态保护、高原特色农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基层实践为载体，通过现场教学搭建起“理论—实践—转化”的桥梁，推动干部在实地观摩、现场研讨中提升履职能力。

统筹布局，构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现场教学格局。科学规划教学点位布局。结合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目标，坚持“主题鲜明、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以用为本”的原则，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高原特色农业、红色教育四大主题，系统开发现场教学点。突出地方特色。深度挖掘本地独特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历史人文和发展经验等，形成“一地一特色、一点一主题”的差异化现场教学格局。澄江市生态文明实践中心展现高原湖泊保护治理，马房村聚焦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绿康农业庄园展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实践，中山大学澄江办学纪念馆承载红色教育与历史传承。完善阵地配套设施。按照“场地固定、设施齐全、可看可学”要求，统一配备教学场地、展示内容、讲解人员、教学流程和安全管理，形成完善的现场教学功能体系。

精准施策，打造“三维联动”教学支撑体系。部门联合，夯实教学基础。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牵头成立现场教学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镇（街道）等相关部门，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市委统筹、部门联动、党校主抓、点位落实”的工作格局。师资联培，建强教学队伍。构建“名师+本土人才+金牌讲解员”三维师资结构。上级党校名师为现场教学点提供“一对一”专业指导；邀请相关单位负责人现场讲解，凸显专业性；统筹规划现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培养具有专业特长的讲解员。课程联建，打造教学品牌。系统梳理澄江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高原特色农业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深耕细研、反复打磨，开发特色专题课程8门，其中3门获奖。

创新模式，构建“三位一体”教学实施体系。创新教学形式，激发课堂活力。综合运用行车途中流动课堂、现场讲解、研讨交流、教师点评等多种形式，形成“流动课堂+现场讲解+教学互动+教师点评”的多元化教学体系，即行车过程中授课教师进行课前导入，简述现场教学背景、目的并抛出思考题，引导学员带着问题进入现场教学点；到达现场教学点，由教学点教师进行专业讲解，重点讲授历史细节、决策过程和创新做法，让学员身临其境，产生情感共鸣；最后进行研讨和现场点评，推动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实现教学闭环。实施多元教学方法，提升吸引力。现场观摩，组织干部实地走访教学点，直观感受实践成果；分组研讨，通过现场走访，学员围绕教学点分组讨论，提炼实践经验；互动交流，邀请基层干部、行业专家现场答疑，分享实践心得；情景教学，在现场教学点组织学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经典诵读等活动，增强教学感染力。闭环教学管理，保障教学质量。建立“课前调研—课中实施—课后评估—成果转化”闭环机制。课前精准调研培训需求，定制教学方案；课中严格纪律、规范流程；课后通过问卷、座谈评估效果、收集建议；跟踪学习成果转化，形成完整链条。

开放办学，构建“全域辐射”办学体系。依托区位优势与资源特色，全面加强对外沟通协调。强化上下联动。主动加强与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干部学院的汇报对接，争取业务指导、资源倾斜和班次引荐，拓展高端培训资源。提升内外协同。主动与市内外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县区党校开展联络，全方位宣传推介。聚焦借馆赋能。充分利用被国际科学界誉为“世界级的化石宝库”——澄江化石地独有资源优势，联合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开展体验式、互动式教学。“十四五”期间，累计承接市外培训班次98期，其中，涉外培训班次3期，省外培训班次8期。通过开放办学，既展示了澄江生态文明建设、高原特色农业等实践成果，又吸收借鉴了外地先进经验，形成“内外联动、双向提升”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云南省澄江市委党校）

迭代实施“以教学为中心，教研咨宣育一体化”改革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要求，坚守践行党校初心，于2023年9月启动实施“以教学为中心，教研咨宣育一体化”改革，每年迭代推出改革工作清单，加快形成职能全贯通、制度全链条的高效运行体系，努力打造省域党校推进“教研咨宣育一体化”的改革样板，不断提升党校办学治校水平。

把教学供给作为改革核心内容，加快推进基本培训落地落实。一是完善基本培训工作体系。紧扣培训对象、内容、方式、学制、周期等关键要素，创新构建规范化的班次体系、系统化的内容体系、精准化的供给体系、一体化的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应训尽训、应授尽授、应学尽学、应会尽会。二是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教学改革。在浙江省委领导下，建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研中心，迭代推出提升用好教研中心工作清单至S4版，建强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打造浙江“循迹溯源”教学金名片；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提升工程，塑优“总论+6大思想+系列重要思想+系列重要论述+‘循迹溯源’系列课程”的课程体系，党的创新理论课程占总课时的比重稳定在65%以上。三是建强党性教育矩阵。深入实施始于2022年的全面从严治党能力培训教学提升工程，按照清单迭代、现场推进、动态评估模式推进实施。在此基础上，2025年启动实施党性教育质效提升工程，通过拓展党性教育研究中心功能，创新“之江音乐党史课”等形式，着力打造浙江党性教育金名片。四是模块化推进履职能力培训。健全“干中学、学中干”能力提升机制，完善“学界讲理论、政界讲政策、业界讲实践”模式，持续擦亮“共富善治大讲堂”等教学品牌，围绕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等开展专题培训，助力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

把师资队伍作为改革内生动力，全力打好人才“引育管用励”组合拳。一是积极营造良好人才生态。深入实施优秀人才引进行动，近四年累计引进优秀青年博士91名，专职教师占校（院）职工总数的比例提升至42.8%，91.4%的专职教师具有博士学位；建好用好博士后工作站，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累计进站博士后17名。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全链条培育。迭代实施青年教职工墩苗育苗工程和青年教师经典文献研读工程，健全青年人才全周期发展体系，进一步完善导师帮带、实践锻炼等机制，大规模选派教职工赴上级单位、兄弟省级党校、对口支援地区等开展实践锻炼、访学进修。2025年选派人数提升至220人次，超校（院）教职工总数的50%。三是持续激发人才队伍活力。纵深推进“名师培养工程”。出台《名师培养实施办法》，健全完善名师培养、评选和管理机制，打造形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骨干教师队伍；全力推荐优秀人才申报省级以上人才项目，加大对科研精品和优秀决策咨询成果奖励力度，扎实推动教学科研人才一体化发展。

把科研支撑作为改革鲜明导向，健全完善教研一体协同机制。一是强化制度支撑。树牢科研项目服务教学导向，完善项目立项、结项和评价机制，健全“教中研、研中教”融合推进机制，将教学专题是否具备研究成果、学术理论支撑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参考，制度化推动以研促教。二是强化项目支撑。挖掘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浙江的宝贵财富，打造党校特色的“循迹溯源”研究品牌，深入实施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建设计划，在浙江省委组织部统筹下，推出系列教材；完善高层次课题联合攻关模式，用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双通道”，立项数连续三年居全国地方党校前列。在此基础上，全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课程、精品案例。三是强化平台支撑。2023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中国式现代化浙江创新实践研究院，2024年获批公开出版学术刊物《政治理论研究》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试点实验室“党的创新理论教学改革与阐释传播智能实验室”，办好“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论坛”、新青年促进会等，不断拓展赋能教师能力提升的平台载体。

把教咨联动作为改革关键环节，持续提升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一是坚持教学和咨政同向发力。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以及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强专题化咨政模式，深化教研部门和学员管理部门协同联动，用好学员“两带来”机制，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工作机制，一体推动教学相长、学用转化。二是建强赋能教学的智库矩阵。加强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等省级新型重点专业智库和文化发展与文化浙江研究中心等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成立浙江省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建强布局合理、协同联动、赋能教学的智库矩阵，校（院）在2025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研究项目”AMI智库入库名单，选送案例获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年回顾特色案例品牌成果”。三是持续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长三角地区党校和相关省直部门等合作，定期选送智库人才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和到省直单位锻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聚焦党中央以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蹲点调研、跟踪调研、联合调研，推动教研与实践相贯通。

把教学管理作为改革重中之重，着力提升相关机制运行效能。一是全过程加强教学管理。完善全链条课程生成体系、全要素教学分析体系、全省域教学共享体系，健全重大决策部署进党校课堂清单，推进课程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深入实施“精品课程建设工程”，完善全省党校精品课培育和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大赛按年度交替推进机制，持续壮大精品课程矩阵。2024年打造的6门课程入选中央组织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推荐目录，2025年打造的2门课程入选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教学成果奖。二是全链条加强学员管理。迭代优化“学员全周期管理应用”系统，创新打造集管理、评价、分析为一体的学员管理平台，实现对学员“精准画像”；健全“1+7+N”学员管理制度体系，规范组织员管理，强化外出开展党性教育的闭环管控，持续推进导学促学督学工作。三是全方位加强内部运行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创新打造人工智能内控评价体系，健全完善与改革相匹配的内部运行机制，2025年校（院）入选财政部“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试点单位”。

把业务贯通作为改革综合保障，不断夯实“以教学为中心”的要素支撑。一是构建一体贯通的考核激励机制。扎实推进教研咨宣育考核一体化，完善事业岗位聘期考核管理办法，打通教学科研业绩考核通道，统筹推进教学、科研、决策咨询、宣传等重点任务跟踪落地；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完善高层次人才薪酬和优秀青年人才培养支持政策。二是健全宣教融合的工作机制。策划推出主题微课64门，录制推出“回响：发展出题改革作答”系列视频课程6讲，加大在重要报刊发声力度；紧扣重大时段开展宣传阐释，擦亮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之江银宣”老教授讲师团等宣讲品牌，推动宣传阐释能力和教研水平同步提升。三是完善教学能力提升机制。建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等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2个专业学位授权点，与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院）”，搭建“主体班次+研究生教育+委托培训”一体两翼的教学能力孵化平台。四是强化服务教学的保障机制。探索基本培训和零基预算联动机制改革，率先发布《党校“零碳”管理与评价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后勤社会化服务监管和评价规范》等团体标准，夯实教学改革基础保障。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以高质量课程建设服务干部教育培训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强调，“党校（行政学院）应当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武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紧扣这一要求，以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以课程建设为牵引，推动《条例》精神落地见效，努力以高质量课程建设服务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突出主业主课，优化基本课程。按照《条例》明确的教学布局，全面对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地方党校（行政学院）相关班次基本课程的通知要求，2025年精心组织教师开展基本课程专题攻坚行动，确保自主授课率达到100%。

围绕中心设课程。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设置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提高履职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五史”等核心教学单元课程。紧密结合武汉地方实践，培育形成布局合理、体系完善、充分体现“理论味”“时代味”“武汉味”的课程体系。

名师领航强内功。组织全体教师开展集中培训，特邀全国党校系统名师及相关领域专家来校指导，围绕如何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提高履职能力等基本课程进行专题辅导和经验传授。通过名师示范、互动研讨等方式，全面提升教师的政治素养、理论功底和教学水平。

靶向发力明规范。多次组织各教研部举办基本课程教学研究会，分享交流培训体验，建立课程开发责任清单，确保基本培训规定课程无遗漏、全覆盖。发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供教师学习，确保教师准确开展教学实践。

多重审核严把关。建立“三级备课、两级试讲”质量把关机制，邀请校内外专家从政治方向、理论深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维度对课程进行全方位把关。通过层层打磨、反复优化，确保每一门课程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建立课程更新机制，及时将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确保课程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深耕本地资源，培育特色课程。按照《条例》提出的“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可以开设体现地方特色的教学课程”要求，深耕本地特色教学资源，打造一批亮点突出、实效显著的地方特色课程。

持续深化现场教学。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在现场教学线路中增设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等教学点位，2025年该线路的现场教学在主体班次开展57次，覆盖学员2415人。聚焦“弘扬三大精神，奋力建成支点”主题，开发3门专题课程及覆盖18个教学点位的3条现场教学线路，培训学员2000余人。

精心打造实训课程。充分发挥实训室平台功能，聚焦干部“七种能力”提升，打造一批情景模拟优质课程。联合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举办“今日开庭进校园”实训教学活动，将真实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庭审理过程“搬”到党校课堂，增强干部法治思维。依托校内突发事件应对实训室，开展“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应急处置”模拟演练，组织学员通过角色扮演完成应急决策，提高干部应急处突能力。

做深做实研讨课程。组织学员深学细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等重要著作，围绕“在支点建设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等主题，开展结构化研讨、学员论坛等交流活动30余场，推动学员在思想碰撞、经验交流中深化理解、提升认识、增强能力，确保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集聚优势资源，打磨精品课程。积极对标《条例》中提出的“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发一批精品网络课程，推动优质资源直达基层”等要求，聚焦精品化、数字化建设方向，集中利用优势资源打磨精品课，持续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向基层延伸覆盖。

集聚资源打造精品。以参与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为契机，实施“一课程一方案”精准培育机制，建立校级精品课程培育库，动态遴选重点课程予以支持。积极拓展“柔性引智”渠道，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及兄弟省市党校知名专家参与课程设计、试讲点评与打磨提升，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教学观摩和同行评议。近年来，2门课程荣获国家级奖项，4门课程荣获省级奖项，整体教学质量优秀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

搭建平台以赛促优。将教学竞赛作为锤炼师资、展示成果、推广精品的重要平台，每年在全市党校持续开展精品课程评选活动，2024年以来，通过市级竞赛评选出市级精品课程27门，涌现出一批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教学骨干。赛后将获奖课程纳入全市党校共享课程库，有效激发广大教师投身教学的热情，形成“人人争上精品课、课课追求高质量”的浓厚氛围。

数字赋能共享资源。建成智慧党校在线学习平台，完成28门精品课程全程录制和上线，积极推广“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2025年在线学习人次同比增长150%，有效拓展干部教育培训覆盖广度与资源下沉深度。充分用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级党校网络直播课资源，推动优质课程直达全市各区党校和基层教学点，初步形成“一库共享、多级联动”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新机制。

〔作者单位：武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

聚焦“三个目标”加强科研咨政

近年来，海南省东方市委党校聚焦“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服务，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三个服务的目标，在加强有组织科研、完善工作机制、夯实人才队伍基础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提高决策咨询工作水平，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党校科研力量。

加强有组织科研，确保科研方向。一是聚焦需求导向，精准谋划选题。一方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基层党建创新、乡村全面振兴等主题立项课题14个。另一方面，大力支持教师开展基层调研，从实践中凝练出涵盖营商环境提升等主题的16项研究报告，使研究源于实践、服务实践。二是健全开放机制，凝聚研究合力。积极构建与市内党政部门和全省党校的常态化对接机制，鼓励教师充分运用各类学术资源，以联合调研、专题研讨、课题合作等方式开展科研合作。三是坚持教研咨一体化，推动成果转化。坚持“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政进决策”，系统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开发的湘琼产业园案例教学，成功通过省委党校验收，转化为咨政报告、理论文章等相关成果。获得市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多项咨政报告，及时融入党校课堂，并通过理论提炼发表于省内重要报刊。

持续完善工作机制，提供科研保障。一是完善组织管理机制，高效调动资源。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举办科研工作专题研讨会，完善集中攻关、合作交流等科研管理机制，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机制保障。二是构建成果转化机制，畅通多元平台。构建咨政成果转化机制，通过创办《东方咨政》直报市委、市政府，支持教师担任市政协社情民意特邀信息员，对接省委政研室投稿重点选题，向省委党校系统呈报咨政报告等“四位一体”转化机制，有效促进咨政成果转化。三是强化激励考核机制，树立质量标杆。制定实施《科研咨政成果奖励办法》，形成鲜明的质量导向和激励作用。

夯实人才队伍，强化科研攻坚力量。一是重视持续引才，优化队伍结构。坚持“总量控制，分类灵活”的用编原则，适时调整优化“三定方案”，优先充实教师队伍，解决师资编制不足的问题。目前，党校学科建设逐步加强、人才结构逐年优化。二是多管齐下育才，提升综合素养。积极探索“在职深造+参训参会+教务锻炼+教学训练”四位一体的师资培养模式。全力支持教师继续深造；积极选派教师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的师资培训班；支持教师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研讨会。三是积极探索用才，拓宽成长通道。以落实《条例》和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校工作的若干措施》为契机，采取从优秀专职教师中选拔分管教研副校长等举措，为优秀教师提供更多成长机会和平台。四是倾注真情留才，营造良好生态。充分考量人才成长规律和教师工作特点，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以信任留才；关注教师评聘晋升，动态更新岗位设置，以岗位留才；建立领导班子联系服务人才制度，及时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感情留才。

（作者单位：海南省东方市委党校）

用行动学习赋能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强调，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努力创新教学方式。《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提出，干部教育培训应当根据内容要求和干部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行动学习等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党校认真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精神，立足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际，创新运用行动学习，突出实战实训、坚持学干融合、强化专业支撑，赋能干部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突出实战实训，丰富“教”的模式。行动学习秉持“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的理念。基于此，桂林市委党校在课程打造过程中，充分发挥协同联动作用，充分了解学员的培训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师进行备课。从政策导向、工作重点、干部知识短板等多维度综合考量，确定契合市委中心工作、贴合干部能力提升需求的课程主题。

在教学场景拓展方面，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实行分层分类教学。针对不同层级干部培训的差异化需求，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在中青班、县处班、年轻干部班及新任处级干部班中，创新运用行动学习，引入“对话、共鸣”互动教学模式。学员们通过角色模拟，沉浸式体验不同岗位工作情境，在“对话”环节，结合自身经验与观察，对其他学员的现场表现进行分析点评；在“共鸣”环节，通过情感联结与经验共享，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启发，形成集体智慧的碰撞与升华。这种教学方式促使学员对自身岗位认知进行再审视，在交流碰撞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实战实训贯穿教学全过程，使学员在交流中拓宽视野、取长补短，实现“学学相长”。

坚持学干融合，强化“融”的成效。在桂林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桂林市委党校大力推进“2+N+1”培训模式，即2个月理论学习夯实基础，N天多样化实践教学拓展能力，1周总结提升巩固学习成果，从多维度、多层面统筹培训力量，为桂林市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新的教学切入口，全方位提升干部综合素养。通过“2+N+1”学习模式，让学员在2个月时间里，接受基本培训相关课程的学习；在N天实践锻炼中，前往自己不熟悉或者亟须提升能力的岗位挂职锻炼；在1周时间内，复盘总结2个月的理论学习和N天的实践锻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真正锻造学员干事创业的能力。以2025年春季学期中青班为例，60名学员在40天实践锻炼中，共参与各单位、各部门调研384次，围绕服务中心工作调研154次，解决项目申报问题、具体业务相关问题146次，形成调研报告36篇。在各单位指派的指导教师带领下，学员在学干融合中提升了干事创业能力，在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中淬炼了工作作风。

强化专业支撑，统筹“训”的力量。组织教师开展调研，撰写案例，这些案例源自实际工作场景，涵盖不同领域的实践经验与问题解决思路。结合干部教育培训实际，对相关案例进行萃取提炼；结合干部教育培训目标，自主开发系列教学课程。

团队的高效运作是行动学习成功的关键。桂林市委党校深化党校师资队伍建设，通过联合攻关、成果共享等模式，构建起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教研咨深度融合的实践育人体系。在此基础上，按照政治素质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善于课堂讲授等标准，遴选党政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先进典型人物、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兼职教师。目前形成了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专兼职教师团队，为桂林市干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委党校）

中央苏区时期培养红军通信技术干部的摇篮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头脑；技术精明、精明、还要精明，学习工作联系最要紧；体格健壮，才能战斗顽强。通信学校同志要努力！”这首铿锵有力的校歌，传唱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创办的一所综合性通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办学宗旨。伴随着这首激昂的旋律，这所培养红军通信技术干部的摇篮在革命烽火中谱写了光辉的干部教育篇章。

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信息传递成为制约红军发展的瓶颈。当时红军主要依靠步兵或骑兵传递信息，不仅效率较低，更面临严重安全隐患。在此背景下，培养红军的通信技术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却因战士缺乏认识而使发报机被毁坏，送到红军总部的电台只剩下了一部收报机。毛泽东和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强调缴获和保护电台的重要性并通报各部队：“在以后的战斗中，凡是缴到不认识的战利品，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破坏。”1931年1月，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再次缴获电台，这次得以完好保存。正是这部珍贵的电台，为红军通信事业播下了种子。红军以缴获设备为基础，成立无线电队，由王诤担任队长。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同年2月，首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宁都小布开学，学员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无线电报务与机务。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31年11月，第三期训练班在福建长汀举办，此时，红军已打退国民党部队的三次“围剿”，各方面力量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中央苏区出现了一年多宝贵的和平发展环境，特别是红军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通信装备更是弥补了训练班教学器材的不足。凭借这些有利条件，从第三期开始，训练班升格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杨兰史（后为曾三）任政委。各项教学内容与训练班相比，有了全方位的提升。1933年3月，学校继续扩大招生规模，通过整合通信力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以下简称学校），形成了无线、有线、司号、旗语等多专业并重的办学格局。

学校始终将政治标准置于人才培养的首位。从学校的前身、1931年开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起，就非常重视政治要求，其学员的来源主要是各部队中政治过硬的青年战士。1931年1月，朱德、毛泽东共同签发了《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中明确规定了部队选送人员的具体条件：“（一）年龄：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二）出身：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三）性别：不分男女都收。（四）学历：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者，最低限度须粗识文字及有些常识者。（五）性格：聪明、活泼、忠实、好学、无流氓习气者。（六）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七）学科课程：机务、报务兼学。”1933年学校成立后，在招收学员方面更加严格要求，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

1934年2月7日，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在讲演中特别强调了通信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的重要关系，“政治工作要保障通讯联络的迅速、准确。要对通讯人员加以很好的政治训练，要注意巩固他们政治情绪，提高他们的政治责任，通讯队中要有很好的政治工作。哪一个军团政治部注意到通讯队的工作（不论无线电或徒步通讯），那个军团通讯工作就要好一些。通讯队的政治教育是很重要的”。此次会议精神落实到红军通信人才培养中，有力推动了学校的规范化建设与规模化办学。被毛泽东称为我军通信工作“开山鼻祖”的王诤曾回忆道，“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一千余人，包含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

学校的课程安排以收报、发报、政治、数学、英文等为主，其中收报与发报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由于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围剿”之中，中央苏区各项物资极为匮乏，影响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运行。训练班时期乃至学校正式办学后，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设施都捉襟见肘，但师生们克服各种困难，想尽办法解决问题。没有校舍，学校在老百姓的支持下，使用闲置的房屋供师生暂住。没有床铺，学员们就找来砖头、石块和木板做床铺，有的学员甚至简单铺些稻草席地而睡。由于缺盐少油，师生们的饭菜常常是清汤寡水。曾三在《忆红军通信学校》一文中回忆道：“每人只有一床布‘毯子’，通常都是两个人共睡一床，以便垫一床，盖一床，冬天就再把棉衣盖上。”“夏天的夜晚，蚊子多得很……大家都只能用艾蓼一类野草烧烟赶蚊子。这样仍免不了受蚊子叮咬，睡眠不足，第二天却还是一样抖起精神上课。”此外，学校教学条件也非常差，没有纸张，师生们就自己动手造纸。没有笔，学员们就尽量采取开会讨论的方式学习。尽管环境异常艰苦，学员们依然保持着极大的学习热情。曾担任学校教员的刘寅回忆道：“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我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我们的桌椅。一只电码练习器和一只手键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干电池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

此外，身体锻炼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根据学校起居操课时间安排，学员早上六点半至七点进行早操，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还要进行五次操课。晚上还会开展各种球类运动。学校的日常教学活动既严肃紧张，又丰富多彩。

就是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通信技术人才。如第二期毕业的李白，在参加长征后调往上海做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但他坚贞不屈，最终被反动派杀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根据李白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学校培养的学员，不但拥有高超的通信技术，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坚定的政治立场，对党绝对忠诚。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学校随军行动，代号红星第三大队。长征路上，学员始终坚持训练和学习，没有纸笔，就随着蜂鸣器发出的电码声用树枝在地上画，电键不够就轮流练习，还互相测试英文及功课，持续提升通信技术。1935年8月，红星第三大队与红四方面军报务训练班合并。12月，与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在延安成立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从河北张家口迁到陕西西安，并历经多次更名，1988年，定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千里眼”“顺风耳”，为战胜敌人，巩固红色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红色电信精神历久弥新，不断激励后来者续写新的时代华章。

黄河“村台”的印记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裹挟着黄土的厚重，也承载着沿岸儿女的生生不息。这条母亲河，既以甘甜的乳汁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也以桀骜不驯的泛滥，在下游滩区（河南、山东一带）刻下了一代代人的生存印记。为了与洪水相拥共生，滩区人用双手筑起了一座座黄土高台，它们如大地隆起的脊梁，立在黄河之畔，藏着岁月的密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记忆，也写满了中国人的坚韧与智慧。

初识村台，便被它那厚重的姿态所震撼。它不是天然的丘峦，而是黄河儿女用血汗一点点垫起的避水家园，是人与自然博弈中最动人的杰作。在没有现代防洪设施的年代，黄河下游的滩区，每一场汛期都意味着家园的劫难，在淹没—倒塌—重建—再淹没的轮回中，滩区人熬了一年又一年。苦难压不垮坚韧的脊梁，先民们循着“择高而居”的古训，盯上了黄河馈赠的无尽沙土，一场与洪水的持久战，便在夯土的号子声中拉开了序幕。

筑台的日子，是滩区人共同的记忆。一户人家垫房台，全村人都来搭把手，铁锹翻飞间，黄土被层层铺就，石夯起落时，地基被步步夯实。那些高出地面三四米，甚至八九米的梯形高台，被当地人称作房台，筑台的劳作，便叫“垫台子”。起初，多是一户一台，各自在高台上建房造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寸家园，像一颗颗散落在滩区的珍珠，虽小巧，却藏着抵御洪水的底气。后来，邻里乡亲为了彼此照应、方便耕作，便合力筑起连体的高台，多户人家共居一台，朝夕相伴、守望相助，房台渐渐成了村台，也成了滩区人邻里情深的见证。

村台之上，藏着黄河流域最鲜活的传统文化，每一寸黄土，都镌刻着文明的痕迹。那些矗立在滩区的“堌堆”，便是村台最古老的雏形。千百年来，洪水一次次侵袭，先民们便一次次就高而居、堆土筑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形若山丘的“堌堆”。这些“堌堆”，不仅是避水的居所，遗存了先民们的生活生产遗迹，还常被先民作为墓葬之地，或者修建寺庙、道观。在自然和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数量多、分布广、遗存丰富的“堌堆”遗址。在历次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两汉考古发掘中，“堌堆”遗迹相继现身，陶片、石器、墓葬、寺庙遗址，无声诉说着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在黄河岸边的交融共生，见证着黄河文明的绵延不绝。

最动人的，莫过于筑台时的夯歌。“建房不打哑巴夯”，这是滩区人流传已久的俗语。筑台是力气活，更是协作活，为了统一节奏、凝聚力量，领夯人一声高唱，众人便齐声应和。高亢嘹亮的夯歌，顺着黄河风传遍整个滩区，驱散了劳作的疲惫，也唱出了对好日子的期盼。夯歌的调子坚毅而粗犷，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领唱者唱着打夯的要领，也唱着田间的趣事、生活的希冀，合唱者的应和浑厚而有力，将邻里间的默契、劳作的激情，都融进了这质朴的歌声里。那歌声，是黄河儿女的呐喊，是劳动人民的赞歌，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在村台之上久久回荡。

村台上的民居，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结晶，每一处设计，都离不开黄河的馈赠。高台基是不变的根基，无论是昔日的一户一台，还是如今的连体村台，高高的台基始终是抵御洪水的第一道屏障，也让民居多了一分居高临下的开阔。囤顶是最具特色的模样，藏着滩区人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弯木为梁，细椽为骨，秫秸箔铺底，黄土盖顶，略带弧形的屋顶，既能阻挡风沙、承接积雪，又能借助黄土的保温特性，实现冬暖夏凉。还有那厚厚的土坯墙，黄河淤积的黄土混合着白灰、麦秸，层层夯实，下厚上薄，既抗压又保温，任凭风吹雨打，依旧坚固耐用，将黄河的滋养牢牢锁在墙体的每一寸肌理中。

高台之上的院落，藏着滩区人质朴的生活情趣。村台的四周，是梯形的坡面，“马腿”般的斜坡道，方便人们上下往来；坡面之上，遍植杂树灌木，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遮挡沙尘，营造出一方小小的生态天地。台上的院落，不必修筑坚固的院墙，几根树枝、几捆秸秆，扎成简易的“薄障子”，再立上两根木桩、装上一扇木门，便是家园的边界，简约而质朴。北屋是院落的核心，作为客厅的正北屋，条几、八仙桌、圈椅一应俱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邻里相聚于此，欢声笑语填满了整个院落；侧房或作厨房或养牲口，家禽在树丛中嬉戏，牲口在树桩旁休憩，一派田园牧歌的祥和景象。

岁月流转，村台也在时光中不断生长，刻下了时代的鲜明印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党的关怀下，山东、河南沿黄各地掀起了村台修筑加固的热潮，昔日零散的旧台，被改造成高标准的连体村台，让滩区人的家园多了一分安稳。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更高、更坚固、更宽敞的新村台拔地而起，滩区群众告别了旧村台，搬进了设施齐全的新社区。如今站在黄河岸边远眺，一排排整齐的楼房错落有致，红瓦白墙映着黄河碧波，呈现出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如今，黄河安澜，村台焕新。昔日用来避水的高台，早已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家园；昔日的夯歌，虽不再是筑台时的必备，却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昔日的土坯房，渐渐被宽敞明亮的社区楼房取代，却依旧留存着黄河文化的印记。黄河村台，早已不只是一座座黄土高台，它是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滩区人永恒的精神家园。

眺望奔涌的黄河，河水滔滔，载着千年的文明，也载着滩区的新生。那些沉淀在黄土里的岁月记忆，那些流淌在歌声中的生活热忱，那些融在建筑里的智慧结晶，都将随着黄河的奔涌，代代相传。黄河村台，这颗镶嵌在黄河岸边的明珠，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依旧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诉说着黄河儿女与母亲河相拥共生的动人故事。

重德至孝的闵子骞

闵子骞（前536—前487年），名损，字子骞，比孔子小15岁，是孔子学生中年龄较大的。他为人至孝，正直稳重，谨言慎行，尊师重道，廉洁自律。由于孔子称赞，《论语》记载，人们才确知闵子骞的部分言行。《论语》中相关记载有五处，一在《雍也》，四在《先进》。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孔子说：孝顺啊闵子骞！父母兄弟称赞他孝顺的话，人们没有不信的。这是孔子对闵子骞孝行的高度称赞。在众多弟子中，孔子这种称赞是比较少见的。从此以后，人们根据孔子的称赞，特别尊重闵子骞。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这段话是说，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边，恭敬中正，谨言慎行；子路非常刚强勇猛的样子；冉有、子贡，温和而很会说话。孔子很高兴。闵子骞的形象排在前面，大概也是孔子首肯的。“訚訚如也”在《论语》中用过两次，另一次是讲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用形容孔子的语言形容闵子骞，说他像孔子上朝与上大夫言一样，中正谨慎地侍立在孔子身旁，对孔子十分尊敬。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的执政大臣要改建长府（国库名）。闵子骞说：“仍使用原来的仓库，不是很好吗？何必改建呢？”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平时不轻易说话，但一旦开口，就一定说得中肯有道理。”在孔子看来，闵子骞的发言表达了崇尚节俭、爱惜民力的政治主张，因而称赞了他。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说，“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以此称赞闵子骞是有德之人。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鲁国大夫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做费邑地区的主官。闵子骞对来人说：“妥善地为我辞掉吧！如果有人再来找我，那我一定到汶上去了。”闵子骞当时在鲁国，汶上则属齐国。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程子和谢氏都对闵子骞评价很高。程子说：“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曾子数人而已。”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也认为，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都说明闵子骞持身不阿，正直廉洁，不愿与贪官同流合污。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十个人，大都是随从孔子周游列国，并在陈国、蔡国共患难者，闵子骞即在其中。孔子重视德行，将其排在孔门四科之首，把闵子骞与颜渊等并列。孔子说这话时，他们都不在身边，闵子骞已经去世，但孔子没有忘记他的德行。

《论语》500多条，大多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直言闵子骞的上述五条，尽管条数、字数都不多，却影响深远。

汉代《说苑》、宋代《太平御览》等书中都记载了闵子骞的故事，讲闵子骞幼年丧母，受到继母的虐待。继母给自己两个亲生儿子做的棉衣里装的是棉花，给闵子骞做的棉衣里装的是芦花，父亲得知真相后欲休妻。闵子骞却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恳求父亲不要赶走继母。最终，父亲接受了他的意见，继母也被感化从此悔改，一家人重归于好。这些故事作为素材被改编为戏曲《鞭打芦花》，在民间广为流传。

另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曹溪一滴》讲到，闵子骞家境贫寒，向孔子求学时，因交不起干肉，仅带曹溪一滴（有人说是酒，有人说是产于曹溪的一种天然砚石），而受到别人嘲笑。孔子不但不嫌弃，还说“闵子骞千里来求学，精神可嘉，虽是曹溪一滴，远胜束脩（干肉）百条”。

闵子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的一个典型。根据《论语》记载和世代传说，人们通过雕塑、绘画、著述及演出等方式，在孔庙、闵子祠、《二十四孝》等书籍及文艺舞台中树立了闵子骞的形象，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尊崇。他的以孝见长、廉洁自律等优秀品德，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