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扎实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迈出新步伐

行业协会商会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桥梁纽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党的社会工作的重要对象。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对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行业协会商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为新时代新征程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把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坚决抓好《意见》贯彻落实，不断开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新局面。

深刻认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初步建立，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制度机制不断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意见》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遵循，围绕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全面增强党对各类各级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因为脱钩使行业协会商会党建管理出现真空，必须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紧紧抓在手上。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新兴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人员流动快、党员人数少、党建基础弱、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突出问题，亟待在深化改革中更加坚决有力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意见》对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确保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利于完善党对行业协会商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拓展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方式，推动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转化为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有利于教育引导行业协会商会从业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要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理清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行业协会商会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微观运行之间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但其存在的结构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功能作用发挥参差不齐、管理制度机制相对滞后等问题，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意见》对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调整优化结构布局、积极发挥功能作用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优势，助推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开放合作；有利于持续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改革，进一步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维护行业发展秩序，整治“内卷式”竞争，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加强综合监管，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依法运行。行业协会商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动员面广、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但因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成员来源较为复杂，容易出现无序扩张、非法牟利、内部治理混乱等问题。《意见》对既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注重严格监督管理、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用好管与放的辩证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运行、转型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协会商会领域各类风险，持续营造活力与秩序相统一、发展与安全相统筹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动员、链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会员和行业从业人员履行社会责任，凝聚服务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工作，增进社会福祉，助力社会安定。

准确把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出5个方面、18项改革措施，既有对前期已部署改革任务的深化拓展，也有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我们要准确理解把握、坚决有力落实、稳妥有序推进，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政治引领，加强党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全面领导。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有效协同的党建工作格局，优化完善“两新”工委运行机制，落实好省、市、县级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一般由本级“两新”工委直接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工作机制，统筹推动各行业管理部门结合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协同抓党建工作，压紧压实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责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健全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发挥作用机制，强化引领发展的政治责任，加强对重大事项的政治把关，持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党建质量。加强换届规范和负责人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理事会按期换届和负责人到龄督促提醒机制，推动理事会“到届即换”、负责人“到龄即退”，加强负责人人选审核和监督管理。要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纵深推进行业协会商会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下大力气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建立健全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违规违纪行为，深化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突出综合治理，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作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综合监管的管理体制，巩固拓展脱钩改革成果，强化管理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政府监管改革，抓紧明确直接登记和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部门，强化行业管理部门职责履行，补足补强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服务短板弱项，建立登记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实施分类监管，不断提升综合监管效能。深化社会监督改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鼓励支持新闻媒体、人民群众、会员对行业协会商会及其不实信息、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管理运行提高透明度、增强公信力。深化依法自治改革，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诚信自律建设，规范机构设立管理和业务活动开展，全面加强资产财务管理，按照“六不得”要求从严管理设立企业，守好非营利底线红线。

强化功能作用，调整优化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着力方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发挥功能作用作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系统优化结构布局，坚持“有减有增、控量提质”的思路和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优化整合、加快退出、培育发展、依法设立等方式，分层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优布局、调结构、控规模、提质量。更好规范行业发展，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和自律约束机制，引导企业自觉抵制“内卷式”竞争，依法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提升行业诚信建设水平，强化调解纠纷功能，维护好行业发展秩序。强化拓展服务功能，支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促进行业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及时反映会员和行业合理诉求，推进行业先进标准体系建设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特别是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国际经贸对话和供采对接，引导和推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培育扶持，营造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聚焦激发内在活力、增强发展动力，不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要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各有关方面围绕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社会力量支持、转移或者委托有关职能事项、人民建议征集、共享信息数据等方面，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扶持政策措施，不断提振行业协会商会从业人员干事创业信心。强化人才支撑，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促进行业协会商会人才引得进、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加强示范带动，加强联合性、综合性行业协会商会建设，发挥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资源共享、实现互促共进，营造认同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良好社会环境。

确保深化改革“关键一招”成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出台《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抓好《意见》贯彻落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增强改革本领，凝聚智慧力量，全力以赴把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工作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现实，确保深化改革“关键一招”成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坚持稳中求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就是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涉及面广、头绪多、任务重，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确保改革蹄疾步稳、有力有序推进。要夯实“稳”的基础，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着力把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把时序节奏谋划明确，把制度规矩补强扎牢，把治理体系搭建完善，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建好，尤其是对一些脱钩改革积弊要区分轻重缓急、做好充分调研论证，对一些重大改革任务要坚持试点先行、守好风险底线，对一些重要政策举措要凝聚思想认同、周密部署推进。激发“进”的动能，在强党建、正行风、促转型、调结构等方面统筹兼顾、积极进取，找准“小切口”攻难点疏堵点，实践急需的制度规则要抓紧制定完善，具备基础条件的地方和部门要鼓励试点探路，治理规范、作用明显的行业协会商会要支持引领示范，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题要坚决纠治整顿，用啃硬骨头的精神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

增强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统一起来，支持地方、部门和行业协会商会把握好工作的全局性、理解好矛盾的特殊性、运用好策略的灵活性，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创造性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探索。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协调起来，聚焦重要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紧扣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抓住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把长期愿景和短期成效衔接起来，在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制度规则建设、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提升转型发展能力等方面，既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又接续实现阶段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把制度建设和贯彻执行贯通起来，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管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同时注重打造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闭环，不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管理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狠抓责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确保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必须进一步构建责任清晰、条块结合、环环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要按照《意见》要求，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责任，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细化实化相关目标任务、责任分工、时限要求、监督保障等要素，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强化持续跟踪问效。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沟通会商、督促落实等功能，推动各有关部门按职能认真落实分工事项，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联动。扛牢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牵头抓落实责任，加强指导督促和宣传引导，推动《意见》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不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环境，扎实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深刻把握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厘清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对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时代变局的必然选择。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新时代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创新为本质特征，聚焦细分领域与核心技术，在关键环节持续实现突破，不断强化创新驱动能力；立足产业链关键节点，强化产业与区域专业化分工协作，促进产业体系协同高效运行；依托技术进步和工艺优化推动资源节约与减碳降污，并在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领域持续布局，加快绿色发展方式形成；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通过梯度培育促进更多中小企业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与市场机会，使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惠及各类主体。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科技进步和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生产活动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在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专精特新企业在高端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集中布局资源并形成技术优势，不仅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也将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随着生产力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演进，生产关系也需要相应优化调整。构建专精特新发展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安排，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稳就业、保民生、促创新的重要基础，遍布全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则是其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创新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和推动产业体系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力量，为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筑牢物质技术基础。从社会效益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加居民收入，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发展中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从供给层面看，专精特新企业往往深耕细分市场、聚焦关键技术、坚守实业主业，推动供给体系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提供坚实保障；从发展方式看，我国已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培育了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充分发挥其在工艺优化、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优势，带动上下游协同降碳减污，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绿色基础；从国际环境看，专精特新企业积极在海外进行专利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应对大国科技博弈、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安排，为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和平与发展提供支撑。

“十五五”时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十五五”时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加速演进，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企业处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与深度调整的重要阶段，既面临更高水平竞争，也迎来更大成长空间。创新能力、要素配置、市场空间和制度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新时期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创新能力方面，云平台、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加快普及，中小企业获取算力、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成本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门槛。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更加显著，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能力与要素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我国创新链条中的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等环节仍存在短板，制约前沿技术由“可行”向“可用”“可规模化”转化，创新要素集聚与转化效率仍有待提高。

在要素配置方面，资本供给与企业资金需求之间错配依然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高、技术不确定性强、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对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有较高需求。近年来，科技金融、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服务不断完善，但金融市场“短期偏好”与企业创新“长期回报”之间的矛盾仍未缓解。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使中小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难以形成有效定价机制，融资约束仍然突出。高端人才、数据要素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仍面临制度性壁垒，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亟待提升。

在市场方面，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也提高了进入门槛。随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技术攻关需求持续上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呈现出更强的专业化与集中化特征，使中小企业有机会在细分领域发挥比较优势。然而，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平台构建和前沿技术往往由产业头部企业主导。中小企业虽在细分产品、单点技术方面具备优势，但在接入高端应用场景、嵌入产业链关键节点等方面仍面临约束，企业的进入机会难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在制度环境方面，政策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待提升。当前，新领域新赛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参与、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安排仍需完善，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仍面临隐性约束。政策供给分散与制度衔接不畅等问题，可能导致资源重复投入与关键环节供给不足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配置效率，难以适应企业规模扩张与差异化发展的需要。

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的路径选择

“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应构建系统化、长效化、制度化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释放企业发展潜力。

完善技术转化与产业应用机制。构建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数字能力公共服务体系。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普遍存在的技术门槛高、专业人才缺等现实难题，围绕工艺优化、设备运维等典型应用场景，开发适配中小企业特点的“小快轻准”型数字化产品与解决方案，使中小企业低成本完成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部署，将有限资源聚焦自身专业领域的深耕与突破，助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发展机遇。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协同机制。专精特新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其技术突破和发展壮大离不开龙头企业的需求牵引和生态赋能。特别是在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工业软件和专用装备等领域，推动大型国企、行业领军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攻关，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外部协作获取关键能力，降低创新活动的组织成本，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打通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转化链条。完善中试熟化平台、工程化验证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形成覆盖研发、验证与应用的连续转化机制；深化产学研融合、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将优质科技成果高效向企业转化，围绕产业需求形成持续技术供给，使不同主体在创新链条中的功能实现有效衔接。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要素保障体系。构建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和扩张期的接续性融资体系。对初创期企业，要强化种子资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支持；对成长期企业，要增强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供应链金融等工具适配性；对扩张期企业，要更好发挥并购重组、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作用。通过不同金融工具形成接续配合，使企业跨越由技术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门槛。推动金融机构完善面向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评价与定价机制，提高对技术价值和发展潜力的识别能力，增强资金配置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匹配度。引导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向关键技术领域集聚，为产业升级和未来竞争布局。发挥政府投资、国有资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聚焦关键领域长期投资；完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的评价考核机制，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弱化短期回报压力，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研发强度高、技术壁垒深、成长周期长的专精特新企业。促进高端人才、数据要素等关键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要素配置不仅包括资本，还涉及人才、数据、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应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工程中心，推动科研人员在企业与机构之间双向流动，缓解中小企业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困境；推动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继续降低企业获取关键创新要素的成本；加快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机制，使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量化的资产价值，拓宽创新融资渠道。

提升嵌入产业体系与参与规则制定能力。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统一规则、统一标准和统一认证体系，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隐性门槛和重复认证，使中小企业能够凭质量、技术和服务在更大范围参与竞争，将专业能力转化为市场份额。完善应用场景开放机制，依托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项目和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常态化测试验证与首试首用平台，在智能制造、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形成持续场景供给，使企业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完成产品验证、工艺优化与迭代升级，加快技术成果的生产力转化。强化产业链协同对接机制，推动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发布关键技术需求清单和采购目录，建立供需对接平台，使中小企业能够围绕具体需求参与配套生产与产品供给，提升其进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可行性。提升中小企业参与行业规则形成的渠道，支持其参与标准制定、检测认证和技术规范建设，在细分领域形成可识别、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和质量体系，提高其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和规则影响力，使中小企业逐步从“链条中的配套者”成长为细分领域的规则参与者和价值塑造者。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场景供给、产业链嵌入和规则参与，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局部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健全系统完备、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和市场准入等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统一、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专精特新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使企业能够在稳定预期下开展长期技术投入与专业化发展。完善梯度培育与差异化支持机制。紧扣“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的要求，健全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全链条梯度培育体系。提升认定标准、政策支持与服务供给之间的衔接性，摒弃“大水漫灌”，实现政策资源精准滴灌、靶向赋能，使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能够获得匹配的制度支持。推动政策供给由分散实施向协同运行转变，整合科技、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工具。提高制度与政策供给的整体性与一致性，降低企业获取政策与资源的制度成本，减少政策碎片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助力企业稳步成长、梯次跃升。规范涉企执法与监管行为，完善清单化、标准化的监管机制，减少不必要干预，稳定制度执行预期；健全中小企业账款支付保障制度，强化合同履约约束与责任机制，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风险。通过规则清晰、协同高效和执行稳定的制度安排，使企业能够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读书，是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是民族精神发育的重要源泉，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并倡导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的当下，深入探讨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涵养个人精神、建设书香社会、增强全民族精神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通过阅读，人们从中汲取古今中外的智慧养分，在物质日益丰裕的今天，有助于摆脱浮躁、迷茫的精神状态。读书是提升人格境界的路径，让人们明事理、知敬畏、守底线，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人格品行。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眼前的功利、一时的用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升官发财、获取名利、装饰门面，读书最宝贵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丰盈、人格的完善与生命的升华。阅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人的气质、格局与眼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赋予我们洞察世事的智慧、应对挑战的底气、安顿心灵的宁静与终身成长的能力，让人懂得敬畏、责任与担当，在人生路上有方向、有力量、有底气，成为一个有修养、有情怀、有格局、有担当的人。读书是应对人生风雨的底气，人们在书籍中获得力量、启迪思考，让内心变得从容笃定，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守住本心、行稳致远。

读书要读经典，经典是智慧瑰宝，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阅读经典、亲近经典，摒弃畏难心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先从经典解读类、通俗阐释类读本入手，把握核心思想、经典名句，再逐步深入原文，读懂文字背后的道理，而非纠结于文字考据。立足现实需求，坚持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中华经典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而是解决现实问题、指导人生实践的智慧源泉。经典的价值在于“修齐治平”“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等跨越时空的智慧内核。因此，读经典贵在精要，重在让这些智慧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结合当下工作、生活、修身的实际，从中汲取修身之道、处世之道、为政之道、育人之道，把经典智慧转化为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读书要善用时间，在忙碌时间中“挤”与“钻”。树立自觉，视读书为每日必需，主动列入日程安排，摒弃拖延之念。利用碎片时间，通勤途中、午休片刻、睡前时光，皆可开卷，积少成多，让点滴时间汇聚成知识江河。沉心静气，深度阅读，对抗信息时代的浮躁，培养深度阅读能力。争取每日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沉浸时光，精读深思，与作者进行深度“对话”。唯有深度阅读，方能将知识内化为见识与胆识。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书香是最好的家风，家庭阅读氛围是无言的教化。父母手不释卷的身教，远胜于对孩子千叮万嘱的说教。当阅读成为家庭生活的自然图景，孩子便会耳濡目染，视读书为乐事。这种潜移默化，是养成终身阅读习惯最有效的途径。家庭阅读是传承家风的核心载体，通过亲子共读、家庭读书会等形式，将经典中崇德、向善、孝亲、廉洁、勤俭等价值理念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涵养优良家风，使家庭成为品德涵育的温暖港湾。家庭阅读更是联结亲情、促进和谐的纽带。全家共享阅读时光，是高质量的精神陪伴，能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抵御不良风气。书香弥漫的家庭，必是明理温馨之家，无数这样的家庭是构成书香社会的坚实基石。

阅读已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旨在以法治力量推动阅读从“个人选择”转向“全民自觉”。推动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将个体成长融入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为民族复兴注入持久深沉的精神力量。这需要我们从“要我读”的被动，转向“我要读”的生命自觉，从追求功利实效转向注重灵魂滋养。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以赤子之心亲近书籍，让书香陪伴终身，让阅读照亮人生。党员干部更应率先垂范，带头读书修身，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当读书真正融入亿万人的日常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拥有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重要言论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以服务业科技元素赋能高品质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这为扩能提质扎实推进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和新场景的加速迭代，科技元素在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满足民生需要、提高生活品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就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以数字化、智能化方式实现优质服务资源普惠享受和便利获取，推动服务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品质生活需要对服务供给提出更高要求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对服务的个性化、精细化和体验性提出了更高期待，这迫切要求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上实现新提升。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能提质服务业，壮大科技服务市场，促进软件服务价值提升，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80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六成。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我国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引领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改善民生福祉和提升生活品质的有力支撑。当前，我国服务业正处在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和动力，人工智能等新兴数智技术正在重塑服务供给模式与消费过程。服务业发展要顺应这一趋势变化，不断为高品质生活赋能。

含有科技元素的服务消费拉升了高品质生活

服务业具有优质的科技赋能基础，前沿科技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酒店餐饮等服务业均存在广泛的应用场景，能够与服务业实现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提升服务业科技元素能够有效缓解服务业生产与消费共时性等局限，提升对碎片化、多元化服务需求的整合能力，减轻服务供给与消费过程中对人与人接触的依赖性，实现智能交互。

按照以往的理解，科技赋能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是劳动生产率更低的领域。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下，情况发生了颠覆性变革，前沿科技在金融、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型行业以及法律服务、物流、酒店餐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均存在广泛的应用场景，能够与服务业实现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提升服务业科技元素能够有效缓解服务业产销局限，提升对碎片化、多元化服务需求的整合能力，减轻服务供给与消费过程中对人与人接触的依赖性，实现智能交互。借由数字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在线互联与价值共创功能，消费者成为服务生产活动的重要主体，形成自动匹配、自动供给和随时随地可得、自助消费的智能过程，赋予服务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长尾效应等重要优势。提升服务业科技元素成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和实现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关键举措，是未来服务业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方向。

当前，具有科技元素的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5年线上服务消费增长22%，其中线上购票线下体验的体育赛事、旅游产品和到店餐饮网零额分别增长63.3%、40.6%和23.7%，特效电影、沉浸式电子游戏、AI定制旅游等兴趣驱动的个性化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元宇宙、智能算力、机器人等在消费和娱乐领域不断普及，物联网、脑机接口、医疗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健康咨询、辅助诊断、远程医疗等医疗服务领域广泛应用，大幅提升医疗服务可得性与便捷性；智能养老机器人、创新服务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集成了计算储存、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具有日常护养、情感陪伴、娱乐互动、健康监测、送药送餐等丰富的实用功能，在全球老龄化背景下拥有广泛应用场景和发展潜力，为家政服务、养老医疗等重要生活性服务提供了新的供给模式。

强化服务业科技属性，提升生活品质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多模态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科技持续创新和迭代，未来科技将不再仅是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辅助工具，而将成为服务业挖掘新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引擎。未来，应紧握科技发展机遇，强化服务业的科技属性，以“服务+科技”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作用。

第一，加速探索和丰富科技在服务业的应用场景。提升服务业科技要素应紧握科技前沿和服务业变革趋势，以应用场景作为连接技术和产业的桥梁，推动科技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应以“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模式，深化人工智能在服务业的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紧扣居民重点服务消费需求和新兴变化趋势，重视文化娱乐、智能家居、智慧出行、智慧社区和智慧养老等场景探索，构建多元丰富的智能服务与消费场景，针对新兴技术和应用场景，构建和完善国际标准体系，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第二，推动科技全面嵌入服务业价值创造体系与供给消费过程。促进服务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基于服务业细分行业众多、主体多元、异质性强等特性，推动前沿技术针对服务业多元需求进行针对性优化与改良，完善产业互联网平台，支持相关主体嵌入平台网络，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共建的治理体系，打通跨链条、跨业态和跨产业服务场景，形成开放的服务业产业生态，释放服务业技术扩散、美好愿景承载和价值创造等多重效应。

第三，打破科技赋能的堵点和痛点。重视科技发展的两面性，积极化解或消除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构建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制度，防范AI大模型被“投毒”等风险，推动科技向善，规范相关服务供给主体的数据采集与使用行为，合理合规使用相关数据改善和优化服务供给，保障消费者相关知情权与隐私数据安全，丰富和畅通服务消费的反馈和投诉渠道，不断提升服务消费体验，保障不同群体公平地共享科技发展红利，针对性优化部分特殊群体的服务获取过程与体验模式，加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通过强化服务业的科技赋能解决农村居民获取服务难和服务贵的问题，逐渐缩小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品质的差距。比如，构建“村级便民服务点+智能服务终端+线上服务平台”三位一体的农村便民服务体系，依托智能终端实现缴费、挂号、信息查询、线上代购等一站式办理服务，推动优质民生服务直达基层末梢，使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有与城市同质化、便捷化、标准化的生活服务，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何为“词元经济”

近日，国家数据局将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基础概念Token规范定名为“词元”。词元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文本、代码、图像描述等信息的基本单元，如一个汉字、一个标点、一个词汇片段。随着词元调用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围绕词元计量、调用、核算和价值转化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新形态——“词元经济”正在加速成形。

所谓“词元经济”，是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和应用过程中，以词元为基础计量单位，围绕模型调用、信息处理、成本核算、服务定价和价值转化所形成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2024年初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6年3月已超过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

词元经济之所以加快形成，关键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走向现实应用，供给侧的成本结构变化与需求侧的应用场景拓展共同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内容生成、产业组织和价值实现方式。从供给侧看，随着大模型能力通过接口调用等方式不断嵌入具体业务场景，智能服务的供给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按需接入、按量计费、动态优化正成为重要趋势。从需求侧看，软件开发、深度研究、个人助理等智能体应用加快落地，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由简单问答延伸至更复杂的任务处理场景。这类场景通常具有上下文更长、交互轮次更多、任务拆解更复杂等特征，词元消耗量明显高于一般交互场景，也带动了词元调用量较快增长。当然，词元经济的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调用规模扩张，更重要的是单位词元消耗能否有效转化为真实的服务价值，并带来效率提升。

从本质上看，词元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技术计量层面，更在于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价值衡量、资源配置和规模化应用等层面显现出重要现实价值。

其一，使智能服务的供给方式更精细和灵活。以词元作为计量尺度，相对抽象的模型能力可以转化为可量化、可比较、可评估的标准服务形态。这也使智能服务的成本核算、服务定价和资源配置更为精细，供给方式也更为灵活，可以适应多样化、差异化的应用需求。对用户而言，可以根据调用效率、服务质量和成本控制等，对智能服务作出个性化选择与配置。

其二，有效降低智能服务接入门槛，拓宽了应用覆盖边界。词元计量使更多中小企业和开发者能够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调用模型，无需承担整包采购的高昂成本，即可实现按需接入。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智能服务由少数高门槛场景向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延伸，也为词元经济在更多行业和场景中落地创造了现实条件。

其三，推动智能服务生态的协同优化。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词元经济的规模化应用，带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和模型能力迭代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词元调用规模持续增长对数据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驱动数据要素市场不断完善，为模型训练和应用落地提供更坚实的基础性支撑。此外，词元计量的精细化也使算力资源从粗放配置向按需调度转变，从而提升整体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当然也要看到，词元经济作为一个仍在加快演进中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

一是算力与能源供给面临压力。词元经济的规模化发展意味着海量的模型调用与推理计算，这对算力基础设施和能源保障提出了较高要求。从现实情况看，高质量数据供给、推理算力保障以及开源模型生态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随着词元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消耗和能源需求同步上升，底层资源供给能否持续形成有效支撑，将直接影响词元经济的扩展速度、运行效率和成本水平。

二是产业生态与标准体系尚不成熟。词元经济走向成熟，不仅要有需求牵引和技术支撑，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配套和制度规范。当前，开发者生态、工具链体系等配套基础仍不够健全，围绕词元计量、服务定价、质量评估、结算方式等方面的规则也仍处于探索阶段，跨模型、跨模态之间缺乏统一、透明的市场规则。

三是面临数据安全与合规性挑战。词元的高频调用和持续交互，建立在高频次、大规模的信息处理和数据流动基础之上，使得个人隐私、商业秘密、重要数据等面临的保护压力也随之增大。尤其随着跨区域乃至跨境调用不断增多，数据流动、使用边界和合规责任的界定更加复杂，亟须加快构建完善的数据安全治理框架与跨境监管协作机制。

推动词元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围绕三个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夯实底层基础，破解规模发展的资源约束。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面向大模型推理需求的算力部署，提升算力供给效率和资源统筹能力，为词元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底座。持续提升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水平，支持开源模型生态发展，不断增强模型训练、推理优化和智能服务供给能力。统筹推进算力、能源等关键资源的协同保障，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增强底层供给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更好地满足词元调用规模持续增长带来的现实需求。

二是健全产业生态，完善标准体系和市场规则。加快建立涵盖词元计量、服务定价、质量评估、结算方式等内容的基础规则体系，推动形成跨模型、跨模态的统一标准体系，使相关环节具备可比性、衔接性和可验证性，逐步构建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还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行业协同作用，完善开发者生态和工具链体系，降低经营主体接入和创新成本，提升词元经济生态体系的协同性和韧性。

三是筑牢安全底线，健全数据安全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加快明确高频词元交互场景下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要求，构建权责清晰、技术可控的安全治理框架，着力强化对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的保护。建立健全AI生成内容审核与溯源机制，明确词元的“计量工具”属性，防范技术滥用和违规金融炒作等风险，为词元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营造安全可信的环境。

信用修复需厘清几个认识误区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完善信用修复后的评价更新调整机制。最短公示期满后，企业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包括行政处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异常名录等在内的失信信息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实施信用修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信用修复为失信主体提供了重回正轨的路径，有助于稳定市场、保障就业。信用修复最直接的意义是给予经营主体一个知错能改的机会。失信会带来联合惩戒，如果没有修复机制，失信者容易陷入“破罐子破摔”的恶性循环。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让失信人看到“只要积极履约就能恢复正常生活与经营”，从而变逃避为主动履约。另一方面，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信用修复是信用体系的“安全阀”。信用修复的前提是确保信用记录是动态更新的，它既惩戒了失信行为，贯彻了“过罚相当”的原则，又鼓励了主动纠错，体现了制度的包容性。值得注意的是，信用修复的意义远不止“删除一条不良记录”，它把信用管理从单纯的惩罚转变为惩戒与激励并重，让诚实守信从一种外在的强制，逐渐内化为经营主体的主动选择。

实践中，社会对信用修复存在几类常见误区，如“修复就是删除记录，等于没发生过”。事实上，真正的信用修复从不删除历史事实，而是将记录状态从“失信未修复”更新为“失信已修复”。金融机构、合作方查询时仍能看到失信历史，但同时也能看到“该主体已履行义务、完成整改”的修复信息。又如，“修复是给失信者开后门，会削弱惩戒威慑”。恰恰相反，修复机制增强了惩戒的效能。没有修复的制度是“一锤子买卖”，而有修复的制度，让惩戒与激励形成合力。惩戒让人不敢失信，修复让人愿意改正。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完整治理链条上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再如，“任何失信行为都可以申请修复”。现实中，修复通道一般是有门槛的。严重失信行为，如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往往设有更长的惩戒期，甚至被限制修复。还有误区为，“花钱找中介就能快速洗白”。这是当前最常见的欺诈套路。真正的信用修复不收费、无中介、有程序。任何声称“内部渠道”“专业洗白”“快速删除记录”的中介服务，要么是诈骗，要么是通过伪造材料、恶意申诉等违规手段操作。后者一旦被查实，不仅修复无效，当事人还可能因伪造材料面临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

信用修复绝不是对失信行为的简单“洗白”，需要依靠严格和规范的程序开启。首先，失信行为已经纠正是信用修复的基础。经营主体必须先纠正失信行为、履行完相应义务、消除不良影响，这些条件确保了只有“真诚改正”的主体才能进入修复通道。对存在主观故意、性质恶劣的严重失信行为，修复条件更为严格，甚至无法修复。以食品企业为例，修复条件更加严格，其严重违法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企业需要先完成整改、履行义务，才能申请修复。如果企业弄虚作假，不仅修复结果会被撤销，其失信信息将被重新公示，并且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修复。

其次，修复有规范的程序要求。申请行为达到最短公示期后，企业须主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出申请，否则相关信息将继续公示至最长公示期满。信用修复后，相关信息也并非“人间蒸发”，仍可通过法定流程查询，即历史事实仍可追溯查询。“信用中国”网站收到信用修复申请后，按照“谁认定、谁修复”原则，及时推送给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办理。

再次，修复有明确的主体分工。信用修复只能由失信主体本人通过法定渠道申请，不存在“中介代办”“内部操作”。信用修复是政府向经营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从不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费用。任何声称“花钱就能洗白记录”的第三方机构，其行为本质是欺诈。

最后，修复有差异化的类型区分。违法失信信息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类，分别设置不同的公示期限和修复条件。轻微失信信息，如简易程序处罚、警告、通报批评、较小数额罚款等，原则上不予公示。若确需公示，最长不超过3个月。一般失信信息，如较大数额罚款、没收非法财物等，公示期限为3个月至1年。严重失信信息，如巨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或关闭、吊销许可证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屡禁不止”等，公示期限为1年至3年，修复条件为公示期满1年，且已纠正行为、履行义务。

下一步，需要认真落实《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一是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尽快制定本领域“轻微、一般、严重”三类失信行为的具体认定清单。重点明确“较小数额罚款”与“较大数额罚款”的具体金额界限，避免基层执行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强化“一网通办”，提升修复服务效能。严格落实“信用中国”网站作为修复申请唯一窗口的规定。各地各部门不得再要求企业在不同系统间重复填报，实现“一次申请、全程追踪”。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一次修复、彻底修复”。三是厘清修复边界。对于打着“信用修复”旗号、实则提供“洗白”“删记录”等非法服务的中介机构，应当由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四是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理性认知。社会公众对信用修复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不对称。探索通过政府网站、媒体、社区宣传等渠道，系统介绍信用修复的条件、程序、效力及边界，既让失信主体知道“有出路可走”，也让社会公众厘清认识误区，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担忧。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进一步增强政党协商效能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七种协商渠道，其中政党协商居于首位，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作出“增强政党协商效能”的明确要求。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始终真诚合作、精诚团结，政党协商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政党协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政党协商实现了多元利益的有序表达与有效协调，具备独特优势。一是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畅通意见表达渠道。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需要通过稳定有序的渠道加以传递与汇聚。中国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畅通多元化利益表达渠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不同领域具有专业代表性，能够有效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党协商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提供重要平台，让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充分尊重与有效传递。二是增进政治共识、广泛凝心聚力。当前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元利益主体呈现多层次、跨领域分化态势，不同诉求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尤为重要。政党协商通过制度化平台，为各方提供充分交流沟通的渠道，在平等议事中增进理解、包容差异。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集智聚力，政党协商能有效推动形成符合公共利益、服务发展大局的广泛共识。三是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协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往往兼具专业素养与行业视野，联系不同阶层群众、反映多元利益诉求。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政党协商能够为重大决策注入智慧，拓宽决策知识视野，有效提升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

近年来，随着协商实践不断深化，政党协商在凝聚共识、汇集民智、服务大局中的作用愈发凸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应进一步增强政党协商效能，更好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全方位提升政党协商主体的能力与水平。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是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重要主体。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协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是政党协商的重要主体。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是政党协商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专业性、代表性作用。当前，各参与主体不断提升协商能力，为确保政党协商的质量与实效提供重要保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政党协商的领导主体，也是协商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切实发挥引领与推动作用，确保协商紧扣国家发展方向，聚焦国家发展大局。同时，着力提升组织领导能力与协调整合能力等协商本领，更好地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应着力深耕自身建设，既要持续强化责任意识，筑牢履职根基，又要不断锤炼履职能力，建设高素质代表人士队伍。同时，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主动加强与党委、政府的沟通和对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履职成果，持续提升协商活力。

持续推进政党协商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范化、程序化是政党协商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协商效能、凝聚治理共识的必要途径。当前，开展政党协商的依据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界定了政党协商的内涵、主体、形式、流程和保障要求，为协商实践提供了遵循。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具体实施举措，界定协商权责、流程与边界。一是细化协商流程，针对协商议题提出、协商活动组织、协商意见整理、协商成果反馈等关键环节，制定可操作、可落地的实施细则，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确保协商有序推进。二是强化制度执行力度，推动各方协商主体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开展协商，坚决杜绝程序空转，让制度真正发挥约束、规范和保障作用。三是完善制度配套衔接，推动政党协商制度与其他协商渠道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有机衔接，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制度运行格局，确保协商前充分沟通、精心准备，协商中平等议事、深入研讨，协商后跟踪落实、务求实效，使政党协商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

进一步健全政党协商的保障机制。根据《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政党协商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知情明政、考察调研、工作联系、协商反馈等，是政党协商规范高效开展的重要支撑。第一，健全知情明政机制，构建规范有序的信息传导与共享体系。知情明政机制的目的是保障各协商主体全面掌握协商相关情况。应进一步搭建常态化信息沟通平台，保障各协商主体获取信息的深度、精度与广度，规范开展协商议题相关资料的收集、传递与共享工作，着力扩充信息丰富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切实保障各协商主体全面准确掌握协商所需情况，为高质量开展协商建言奠定坚实基础。第二，优化考察调研机制，健全调研全流程工作体系。在选题阶段，应紧扣中心大局，同时凸显各党派自身特色，保障议题设置精准到位、贴合党派发展定位。在队伍建设上，重点打造彰显民主党派特色的智库，为调研工作提供人才支撑，同时优化合作调研流程，推动党派内部建立联动机制，促进党派间开展协作。第三，完善工作联系机制。健全相关对口联系制度，定期开展走访座谈、情况通报等活动，推动党政有关部门与民主党派加强常态化联系，畅通沟通对接渠道，形成工作合力。第四，优化协商反馈与成果追踪转化机制。严格规范和落实协商反馈制度，明确承办单位、办理时限与反馈要求，做到及时研究、及时办理、及时反馈，确保协商意见建议有回音、有结果、有落实，更好将政党协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有效遏制“家门内”的语言暴力

反对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我国反家暴工作在制度建设、实践运行等多个方面取得显著进步，涉家庭暴力的人身伤害犯罪案件数量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反家暴治理体系不断成熟完善，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已成为社会共识。

随着反家暴工作的深入推进，相关治理要求愈加精准化，一些更为隐蔽的暴力形式逐渐显现，成为治理面临的新挑战。例如，谩骂、侮辱、恐吓、贬损等发生在“家门内”的言语攻击，仍常被视为“家务事”而未得到有效规制。与身体暴力不同，语言暴力不会在受害人身体上留下可见伤痕，却能在长期侵害中严重损害其人格尊严和精神健康。语言暴力往往更为隐蔽，伤害却未必更为轻微。长期遭受语言暴力的受害人，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自我怀疑等心理问题，甚至丧失生活信心。正因其隐蔽性强、举证困难、损害后果难以量化，语言暴力长期面临认定难、规制不足的困境。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以司法案例的形式进一步明晰“经济控制、语言暴力、限制社交”等行为均属于家庭暴力范畴，向社会传递出明确信号：语言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法律严格禁止的侵权行为。

语言暴力的法律界定。“语言暴力也是家暴”，这在法律层面有明确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据此，语言暴力属于家庭暴力的法定类型之一。但由于立法使用“等”字作概括性规定，其具体边界在实践中仍需通过司法解释加以明确。从构成要件看，语言暴力的认定需要把握三个核心要素。

一是行为的持续性与反复性。法条使用“经常性”这一限定语，表明语言暴力区别于一般家庭纠纷中的偶发言语冲突。家庭纠纷中双方通常处于相对平等的沟通状态，冲突具有偶发性和双向性；而语言暴力则表现为加害人对受害人长期、反复、单向的言语攻击，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二是行为的控制性。语言暴力的核心在于权力支配，加害人通过持续的侮辱谩骂、恶意贬损或言语恐吓，系统性地削弱受害人的自我认知和独立意志，使其处于精神不自由的状态。三是后果的实质侵害性。语言暴力虽不直接造成身体损伤，但足以使受害人产生紧张恐惧情绪，导致其人格尊严受损、社会功能退化，构成对健康权、人格权的实质侵害。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暴力在实践中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身体暴力、经济控制等行为相互交织，这加剧了受害人的困境，也对相关行为的法律认定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应进一步细化语言暴力的类型化标准，针对不同场景、不同程度的精神侵害建立更具操作性的认定规则。

破解司法认定难题。语言暴力的司法认定，主要难点在于举证。与身体暴力可以通过伤情鉴定予以证明不同，语言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私密空间，言语内容转瞬即逝，受害人往往缺乏保全证据的意识和条件，且语言造成的精神损害具有内在性和主观性，难以通过外部证据直接证明。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认定方法。在证据采信层面，通过认可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视频影像等电子证据的证明效力，并结合加害人的自认、证人证言以及受害人的精神状态进行综合判断，从而形成多元证据相互印证的认定模式。例如，法院可以综合聊天记录中辱骂、贬损人格等言语内容，辱骂行为发生的频次、时长、持续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认定相关行为构成虐待且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

在法律后果层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是法定离婚事由，受害人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对语言暴力查证属实的，应当依法判决准予离婚并支持损害赔偿请求。在此基础上，应着力推动精神损害评估标准的细化与统一。当前精神侵害后果的认定在较大程度上依赖法官自由裁量，缺乏系统化评估工具，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有必要借助心理学研究成果建立精神暴力损害评估体系，为司法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引。

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功能。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为受害人提供的独立于离婚诉讼的即时保护手段，降低了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对于语言暴力这种以精神侵害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暴力，保护令的提前介入尤为关键。语言暴力的危害是累积性的，等到升级为身体伤害时，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已经深重难愈，甚至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因此，保护令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后制止，更在于事中干预，在受害人的精神防线尚未彻底崩溃之前，司法力量即应介入，及时为受害人提供保护。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训诫、罚款或拘留。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同步向公安机关、妇联、村（居）民委员会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构建多元协同的执行监督机制，形成司法主导、多方参与的保护格局。对违反保护令再次实施暴力者，依法处以拘留。未来应进一步完善保护令的快速响应机制，缩短审查周期，降低申请门槛，并同时强化违反保护令的制裁力度，形成足够的法律威慑，使保护令真正成为语言暴力受害人的“护身符”。

强化对语言暴力的综合治理。有效治理不能仅依赖事后司法救济，还需要建立预防、干预、保障相衔接的综合体系。语言暴力之所以难以根治，重要原因在于受害人对加害人的经济依附和社会孤立，加害人往往通过语言暴力与经济控制等多重手段，切断受害人的社会联系，使其丧失求助能力，如果不改变这一点，受害人往往因缺乏独立生存条件而被迫继续留在暴力环境中。因此，提升受害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支持，是实现标本兼治的关键。《反家庭暴力法》确立了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法院在签发保护令后，应联合公安机关、妇联、残联及社区进行综合风险评估，为经济不独立的受害人制定职业培训计划，帮助其实现经济自立。在此基础上，应加强基层组织在语言暴力早期识别中的作用，依托社区、学校、医疗机构构建多主体预警网络，将干预关口前移。同时，完善法律援助与心理支持的衔接机制，降低受害人维权成本，确保司法保护的可及性。

在治理语言暴力方面，社会观念层面的转变同样应当重视。当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部分人将持续性的言语贬损和精神控制归结为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方式，认为“只是说说而已”“又没动手”。这种认知偏差不仅纵容了暴力行为，也可能使受害人担心被视为“小题大做”而放弃求助。事实上，语言暴力对受害人精神世界的损害，往往比身体伤害更为深远和持久。因此，在社会认知层面，仍需持续推进反语言暴力的公众教育，真正使尊重人格尊严成为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扎实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迈出新步伐

行业协会商会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桥梁纽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党的社会工作的重要对象。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对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行业协会商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为新时代新征程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把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坚决抓好《意见》贯彻落实，不断开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新局面。

深刻认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初步建立，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制度机制不断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意见》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遵循，围绕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全面增强党对各类各级社会组织的领导；不能因为脱钩使行业协会商会党建管理出现真空，必须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紧紧抓在手上。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新兴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人员流动快、党员人数少、党建基础弱、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突出问题，亟待在深化改革中更加坚决有力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意见》对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确保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利于完善党对行业协会商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拓展新兴领域党建的有效方式，推动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切实转化为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有利于教育引导行业协会商会从业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要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理清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行业协会商会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微观运行之间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但其存在的结构布局不够科学合理、功能作用发挥参差不齐、管理制度机制相对滞后等问题，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意见》对完善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调整优化结构布局、积极发挥功能作用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优势，助推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开放合作；有利于持续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改革，进一步厘清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理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利于维护行业发展秩序，整治“内卷式”竞争，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加强综合监管，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依法运行。行业协会商会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社会动员面广、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但因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成员来源较为复杂，容易出现无序扩张、非法牟利、内部治理混乱等问题。《意见》对既注重积极培育发展又注重严格监督管理、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优化发展环境等提出一系列要求，有利于用好管与放的辩证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规范运行、转型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行业协会商会领域各类风险，持续营造活力与秩序相统一、发展与安全相统筹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动员、链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会员和行业从业人员履行社会责任，凝聚服务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等工作，增进社会福祉，助力社会安定。

准确把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意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出5个方面、18项改革措施，既有对前期已部署改革任务的深化拓展，也有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我们要准确理解把握、坚决有力落实、稳妥有序推进，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政治引领，加强党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全面领导。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要理顺党建工作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条块结合、上下联动、有效协同的党建工作格局，优化完善“两新”工委运行机制，落实好省、市、县级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一般由本级“两新”工委直接管理的要求，建立健全“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工作机制，统筹推动各行业管理部门结合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协同抓党建工作，压紧压实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责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深化拓展“两个覆盖”，健全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发挥作用机制，强化引领发展的政治责任，加强对重大事项的政治把关，持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党建质量。加强换届规范和负责人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理事会按期换届和负责人到龄督促提醒机制，推动理事会“到届即换”、负责人“到龄即退”，加强负责人人选审核和监督管理。要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纵深推进行业协会商会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下大力气开展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建立健全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违规违纪行为，深化整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突出综合治理，完善行业协会商会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综合治理体系作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综合监管的管理体制，巩固拓展脱钩改革成果，强化管理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深化政府监管改革，抓紧明确直接登记和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部门，强化行业管理部门职责履行，补足补强行业协会商会管理服务短板弱项，建立登记信息共享机制，探索实施分类监管，不断提升综合监管效能。深化社会监督改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鼓励支持新闻媒体、人民群众、会员对行业协会商会及其不实信息、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管理运行提高透明度、增强公信力。深化依法自治改革，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以章程为统领的内部管理制度，加强诚信自律建设，规范机构设立管理和业务活动开展，全面加强资产财务管理，按照“六不得”要求从严管理设立企业，守好非营利底线红线。

强化功能作用，调整优化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布局。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着力方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发挥功能作用作为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系统优化结构布局，坚持“有减有增、控量提质”的思路和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原则，通过优化整合、加快退出、培育发展、依法设立等方式，分层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优布局、调结构、控规模、提质量。更好规范行业发展，指导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和自律约束机制，引导企业自觉抵制“内卷式”竞争，依法开展行业信用评价工作，提升行业诚信建设水平，强化调解纠纷功能，维护好行业发展秩序。强化拓展服务功能，支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促进行业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及时反映会员和行业合理诉求，推进行业先进标准体系建设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特别是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制定，促进国际经贸对话和供采对接，引导和推动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培育扶持，营造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聚焦激发内在活力、增强发展动力，不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外部环境。要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各有关方面围绕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社会力量支持、转移或者委托有关职能事项、人民建议征集、共享信息数据等方面，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扶持政策措施，不断提振行业协会商会从业人员干事创业信心。强化人才支撑，加大人才培养培训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促进行业协会商会人才引得进、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加强示范带动，加强联合性、综合性行业协会商会建设，发挥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资源共享、实现互促共进，营造认同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良好社会环境。

确保深化改革“关键一招”成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出台《意见》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抓好《意见》贯彻落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政绩观，增强改革本领，凝聚智慧力量，全力以赴把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工作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变为现实，确保深化改革“关键一招”成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坚持稳中求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就是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涉及面广、头绪多、任务重，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确保改革蹄疾步稳、有力有序推进。要夯实“稳”的基础，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着力把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把时序节奏谋划明确，把制度规矩补强扎牢，把治理体系搭建完善，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建好，尤其是对一些脱钩改革积弊要区分轻重缓急、做好充分调研论证，对一些重大改革任务要坚持试点先行、守好风险底线，对一些重要政策举措要凝聚思想认同、周密部署推进。激发“进”的动能，在强党建、正行风、促转型、调结构等方面统筹兼顾、积极进取，找准“小切口”攻难点疏堵点，实践急需的制度规则要抓紧制定完善，具备基础条件的地方和部门要鼓励试点探路，治理规范、作用明显的行业协会商会要支持引领示范，群众反映强烈的乱象问题要坚决纠治整顿，用啃硬骨头的精神推动进一步深化改革。

增强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必须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统一起来，支持地方、部门和行业协会商会把握好工作的全局性、理解好矛盾的特殊性、运用好策略的灵活性，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创造性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探索。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协调起来，聚焦重要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紧扣关键主体、关键环节、关键节点，抓住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跃升。把长期愿景和短期成效衔接起来，在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制度规则建设、完善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提升转型发展能力等方面，既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又接续实现阶段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把制度建设和贯彻执行贯通起来，积极推动行业协会商会管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同时注重打造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的闭环，不断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管理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狠抓责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确保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各项任务举措落实落地，必须进一步构建责任清晰、条块结合、环环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要按照《意见》要求，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领导责任，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细化实化相关目标任务、责任分工、时限要求、监督保障等要素，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强化持续跟踪问效。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强化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沟通会商、督促落实等功能，推动各有关部门按职能认真落实分工事项，加强政策协同和工作联动。扛牢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牵头抓落实责任，加强指导督促和宣传引导，推动《意见》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不断优化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环境，扎实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走深走实。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抽水蓄能事业高质量发展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作出的重大部署。华电抽蓄工程管理（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抽水蓄能工程建设管理和技术支撑的专业化平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推动抽水蓄能事业高质量发展。

筑牢思想根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从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中心任务的高度，深刻回答好“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

强化政治引领，矢志为党尽责。政治属性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要把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服务国家大局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公司党委坚持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工程代建、技术咨询等全过程各环节，在重大决策中，对标对表党中央的各项部署要求。坚持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应对高寒高旱、复杂地质条件等极端挑战的发展效能，确保抽水蓄能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行。

践行根本宗旨，坚持为民造福。抽水蓄能电站多建在深山峡谷，将清洁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公司党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内将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置于重要位置，关心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提升全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外将工程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拉动产业与促进就业，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群众，实现企地协同发展。

胸怀“国之大者”，彰显时代担当。抽水蓄能电站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公司党委跳出单纯的工程建设思维，将企业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谋划，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在公司组建8个月内肩负起多个大型抽蓄项目建设任务，总装机达580万千瓦。深刻把握抽蓄电站作为电网“稳定器”和“调节器”的战略功能，科学编制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确保企业战略契合国家所需，彰显央企使命担当。

坚持统筹兼顾。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抽水蓄能是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社会影响深远，必须掌握运用唯物辩证法，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偏差。

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筑牢不可逾越的底线红线。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公司在建项目点多面广、地质条件复杂、高危作业密集。若为抢进度而忽视安全，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政绩”将化为乌有。公司党委坚持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实现成立以来安全环保零事故。在筑牢物理防线的同时，将技术安全纳入科技创新布局，强化供应链安全管理、严格关键设备准入，从源头上把控风险，确保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保持长远发展的战略定力。显绩看得见、摸得着；潜绩不显山、不露水，却为长远发展筑基。在电站建设中，隐蔽工程、防渗工程、重要支护工程等是典型的“潜绩”，深埋地下却决定着庞大工程的根本质量与长久安危，一旦埋下隐患，不仅整治代价高昂，而且可能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司党委树牢“千年大计、质量第一”意识，推进精细化施工。在工程建设中，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样是耗时长、见效慢的“潜绩”。公司联合权威科研院所、相关企业攻关核心控制系统；及时掌握“五新”（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等应用动态，将前沿科技转化为缩短工期、降低投资的现实生产力。

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强化系统协同的战略思维。抽水蓄能电站是服务电网大局的“配套枢纽”，不能简单以工程推进速度论英雄，更不能脱离电网实际。公司党委深刻把握电源结构与电网送出通道的协调配合关系，统筹送出工程与主体工程时序匹配，确保电站建成后电能送得出、送得稳。同时发扬钉钉子精神，牵头编制完成华电集团抽水蓄能工程《质量工艺手册》和《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指导手册》等规范，将绿色发展、系统协同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始终，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处理好工程与人才的关系，实现企业与职工的相互成就。宏伟工程归根结底是靠人干出来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铁军队伍的淬炼过程。公司党委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提升职工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与廉洁意识作为“先导工程”，为一线干事者提供坚实保障。让职工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成长为行家里手。瞄准“国家优质工程金奖”等高标准，在深山峡谷中筑就造福人民的实体丰碑，在重大工程中打造抽蓄行业人才高地。在企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培养出一批可堪大任之才，这样的政绩才最鲜活、最持久。

弘扬实干作风。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推动抽水蓄能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指标或项目进度问题，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关系到区域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更关系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扎实行动，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立足科学决策，提升管理效能。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原则。公司党委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依托具体数据和科学论证审慎开展工作，杜绝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强化系统思维，全面审视工程建设与区域电网规划、生态保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关系，确保决策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具备科学性与可行性。

聚焦专业赋能，锻造核心竞争力。电站代建与技术咨询需要过硬的专业能力。公司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打造专业化工程管理公司名片。推进质量工艺与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体系落地推广，深度应用“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和“智能建造平台”，推动传统工程管理向数智化转型。提升全过程咨询能力，累计为相关项目节约投资约3亿元。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实施全员素质提升工程，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专业人才队伍，以卓越专业水平擦亮华电抽蓄品牌。

严明纪律规矩，涵养政治生态。权力滥用是造成政绩观错位的重要因素。公司党委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集中整治。严格落实公司《工程建设管理十条禁止性规定》，紧盯招标采购、合同管理、计量结算等重点环节加强廉洁风险防控。深刻汲取典型案例教训，强化警示教育。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华电抽蓄工程管理（成都）有限公司党委〕

构建“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

当前，在能源结构转型与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背景下，传统安全管理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作为华能集团旗下最大的区域公司，业务横跨水、火、风、光、储五大板块，管辖单位遍及云南、西藏并拓展至柬埔寨和缅甸，具有“点多面广、业态多元、风险交织”的显著特征。面对复杂的安全管控形势，公司创新构建了“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的内涵。“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是基于系统思维构建、各子系统相互依存循环促进的安全治理有机体。该体系以风险防范为先导、以智慧管控为支撑、以文化育人为根基，旨在打破传统安全管理中“条块分割、被动应对”的局限，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管控的现代安全治理新范式。

“防”的核心在于“治未病”。该维度聚焦风险源头管控，强调通过建立系统化、标准化、网格化的风险辨识、评估、预警与分级管控机制，将安全管理重心前置，力求风险可知、可视、可控，推动安全管理模式由被动响应向主动干预转型。“控”的核心在于“止初病”。该维度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构建集成化的智慧安监平台与广泛部署智能感知终端，实现对作业全过程、设备全状态、风险行为的实时感知、智能预警与快速干预，推动安全监管从依赖“人盯人”的传统模式，向“人防、技防、物防”的智慧管控模式转变。“育”的核心在于“强体质”。该维度致力于安全观的内化与行为习惯的养成，通过系统化的文化塑造、精准化的教育培训和常态化的示范引领，培育全员“我要安全”的自觉意识，变外部强制性约束为内在主动性遵循，筑牢安全发展的思想根基。

“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的实施路径与成效。为确保“防控育”体系有效落地，公司以战略领航、数智赋能、文化铸魂三项工程为载体，推动“防控育”体系深度融入企业安全生产业务场景，系统提升安全治理水平。

战略领航工程筑牢“防”的有效提升。公司党委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研究安全生产工作落实的举措，压实安全责任；制定并动态更新从党委书记到一线员工的《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持续健全“上下贯通、链条闭环”责任体系；加强安全管理顶层设计，组织修订《风险分级管控管理办法》等22项制度，按照水电、火电、新能源、检修四个领域制定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一图三册一清单”（水电领域标准已升级为集团公司范本），推动各业态实现风险辨识全面化、分级精细化、管理规范化；系统建立安全绩效与任职、结算、合同任务及投标资格“四个挂钩”的考评体系，全面推行关键绩效指标（KPI）考核与“负面清单”“黑名单”管理，有力推动外包队伍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源头防范风险。

数智赋能工程强化“控”的技术支撑。公司大力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建成流域级安全监管及应急指挥中心，集成风险、隐患、外包、应急等24个管理模块（共106项功能），实现对国内外生产建设单位的“一屏统览、全域感知、实时监管、应急联动”，有效提升安全管理现代化水平。近两年通过平台累计管控风险7364项，闭环治理隐患26160项，有效解决多业态、大范围、高风险作业的安全监管难题；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建成国内首个流域级大坝智能在线监控平台，接入超过3万个监测点，实时对21座大坝进行全天候安全监测；自主研发的澜沧江上游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系统，实现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精准超前预警。境外企业“智慧两票”在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成功应用，有效破解境外项目风险分级实时管控难题；水电“智慧工地”在如美水电站成功应用，“零信任+云桌面”破解新能源项目远程办公瓶颈；基层火电建成区域安全监管中心，实现两厂一站“中心+现场”创新安全监管模式；近几年，公司共获得19项安全科技进步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成效明显。

文化铸魂工程厚植“育”的土壤。公司提炼形成以“安澜·365”为核心的安全文化品牌，推动形成“人人尽责、事前预防、重在落实、分享互助、创学标杆、持续改进”六大安全共识，充分发挥安全文化导向、凝聚、约束、监督作用，引导全员扛起安全责任；为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质量，建立涵盖外包单位的“一岗一标”安全教育培训平台，580余家外包单位、16569名外包人员接受规范化培训，培训合格率达99%。目前，公司注册安全工程师已达400人，安全监管力量显著增强。近年来，公司已有13家基层企业获评“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57个班组获评“全国安全管理标准化示范班组”，实现生产单位全覆盖，员工安全意识持续增强，实操能力显著提升，安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防控育”三维一体安全治理体系的经验启示。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整体治理作为核心方法。“防控育”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用系统思维，构建各要素协同发力、各环节紧密衔接的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体系抓住“关键点”，建立较大及以上风险清单和管控措施，通过隐患排查治理筑牢“防护线”，源头消除事故隐患。智慧管控体系通过过程监管确保措施落地。文化育人体系营造全员参与的安全氛围，通过价值引领夯实安全基础。这一系统设计打破传统安全管理“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的局限，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的转变。

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把数字赋能作为关键支撑。公司通过建设智慧安全管理平台，并广泛运用智能识别、物联感知等先进技术，有力推动安全管理从传统“人防”向现代“技防”的跨越升级。另外，“一图三册一清单”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不仅为技术落地提供规范化指引，更将优秀实践固化为长效制度，最终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相互促进的良性治理局面，为企业实现本质安全与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高安全治理能力必须坚持文化培育，把本质安全作为价值追求。通过“一岗一标”精准培训、VR沉浸式体验提升安全技能，依托示范评选、技能竞赛、应急演练等载体构建“评估—总结—改进”闭环机制，形成螺旋上升的文化培育路径。

坚持系统思维深化网络生态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的重大意义、成效经验、目标方向、主要任务，系统总结了网络生态治理“五个必须坚持”的宝贵经验，为网络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山东作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网络大省，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系统思维推进网络生态治理，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深刻把握网络生态治理的战略方位。网络生态治理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网络生态治理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安全。从发展规律看，数字经济时代，良好网络生态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基础。从治理规律看，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新课题。山东拥有近8000万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超过70%，网络生态治理任务繁重而艰巨。我们必须站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把网络生态治理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以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为山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筑牢发展根基。

系统掌握网络生态治理的科学方法。“五个必须坚持”，是从我国管网治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根本保证。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的本质特征。必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平台主责、社会协同、网民参与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网络生态治理全过程，确保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人民至上，站稳根本立场。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必须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守正创新，把牢正确导向。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必须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坚持法治护航，强化制度保障。法治是网络生态治理的基石。必须加快网络立法进程，严格网络执法，公正网络司法，全民网络守法，把网络空间纳入法治化轨道。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协同联动。网络生态治理是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网上和网下、国内和国际，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积极探索网络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近年来，山东以“五个必须坚持”为指引，积极探索符合山东实际的网络生态治理之路。在制度构建上，把网络综合治理纳入强省建设总体布局，建立全省网络有害信息专项整治、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等机制，形成“上下贯通、指挥顺畅、行动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制定实施互联网平台协同监管等文件，构建标准明确、职责清晰的监管格局。在内容建设上，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策划“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山东”等网络主题活动，打造“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等品牌，让主流价值充盈网络空间。深入实施网络正能量传播工程，推动形成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的社会风尚。在依法治网上，开展“清朗齐鲁”系列专项行动100余个，依法打击网络乱象。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监管，完成大模型登记备案30余款、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130余个。打造“齐心鲁力·e法治网”普法品牌，推动网络法治宣传“七进”，夯实网络空间法治基础。在风险防范上，坚持关口前移，常态化实施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重大政策舆情风险评估。紧盯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挑战，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强化安全监测预警，促进新技术新应用健康有序发展。

全面提升网络生态治理水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山东在健全长效机制、提升治理效能上下功夫，奋力开创网络生态治理新局面。强化政治引领，健全领导体制。毫不动摇坚持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全面落实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大力推进学网、懂网、用网，提高领导干部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以网络生态高效能治理助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价值引领，壮大主流舆论。实施网络正能量行动计划，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精准把握分众化传播趋势，推动优质内容上首屏、上热榜、上头条，让主流思想舆论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强化系统治理，完善长效机制。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施治，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精准打击各类网络乱象。健全网络举报和辟谣联动体系，提高网络执法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上向好。强化技术赋能，提升治网能力。把握数智化发展趋势，优化网信技术体系，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对前沿技术的跟踪研究，强化新技术应用安全评估和风险监测预警，筑牢网络安全屏障。

网络生态治理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以“五个必须坚持”为重大原则，聚焦常态长效、分类施策，多元共治、系统推进，让网络空间成为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坚实支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精神家园，为网络强国建设贡献山东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网信办）

人民公仆的永恒赞歌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星河里，总有一些人如熠熠星辰，用璀璨光芒照亮着前行的漫漫征途。孔繁森，这位长期奋斗在雪域高原、心系百姓致富的优秀干部，用一生生动展示了“人民公仆”四个字的分量与担当。在时代的长河里，总有一些艺术创作如同奋进的华章，以磅礴之势奏响时代的精神强音；《公仆赞》便是这样一首致敬时代楷模孔繁森的经典歌曲，这部作品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及全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它宛如一座巍峨的艺术纪念碑，以朴实而真挚的歌词、动人而高亢的音乐和情感丰富的演绎，鲜活地表现了孔繁森作为人民公仆的精神品质。

诗化抒咏公仆魂

1995年，全国掀起学习孔繁森的热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高占祥被孔繁森的事迹深深触动。通过研究大量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慢慢融入了孔繁森的精神世界，思忖着如何通过歌词展现这位人民公仆的内在力量。“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从孔繁森常挂嘴边的这句话中，高占祥捕捉到了破题之眼，那就是“爱民心”；随后，他提炼出“报国心”和“赤子心”，作为三段歌词的核心主题；并辅以后羿射日、愚公移山、包公廉洁三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共产党人初心的完美结合；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公仆精神的高尚风范，使孔繁森的形象更加真实、生动。

《公仆赞》歌词最突出的特点是视角下沉、贴近民心。作者运用简洁的手法，层层推进、步步提升的逻辑，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体到整体，从叙事到抒情，结构清晰、张弛有度。副歌部分将孔繁森比作公仆和大树，高度凝练了他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意义。他为人民而生，肩负着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彰显着共产党人崇高的品格与坚定的理想信念；他如参天之木，为后来者挡住风霜雨雪，他的精神将不断鼓舞一代又一代人奋发向上，给予人们源源不断的感动与力量。

整首歌词始终站在百姓的立场，所有的表达都源于群众的真实感受，语言质朴却有千钧之力，情感蕴蓄却动人心弦；韵脚工整，朗朗上口，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既符合利于谱曲的韵律要求，又具备独立的文艺审美价值。最宝贵的是，作者用最质朴的笔墨，书写最动人的英雄；让崇高的精神落地生根，让“公仆”二字成为最鲜活、最温情、最暖心的诗化表达。

整段歌词始终以普通人民为出发点，一切表述都扎根于大众的真实体验，让听众观之即懂、听之共情。文字虽简洁却有万钧之势，情感深沉仍能直击人心；韵句整齐，朗朗易记；不仅符合谱曲的节奏需求，同时具备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作者以淳朴的文字刻画出感人至深的英雄形象；使崇高的精神扎根并蓬勃生长，将“公仆”的内涵转化为生动、温暖且富有诗意的表达。

匠心独运谱新章

当作曲家关峡拿到《公仆赞》歌词，只是略加吟诵，便爱不释手。从齐鲁大地到雪域高原，是孔繁森人生中的两次奔赴与跨越，将山东汉子的醇厚坚毅与藏族同胞的情谊熔铸一体，他以生命阐释了“人民公仆”的真实意义。基于对孔繁森家乡聊城及其援藏地区音乐文化的熟稔，关峡对歌曲音乐形象的塑造已成竹在胸，内心思忖着如何将鲁西南民间音乐的质朴豪放与阿里藏族民间音乐的深情嘹亮两种音乐元素有机融合的最佳方案。

在关峡看来，音乐必须具备鲜明的民族特点与深邃的思想内涵，只有在思想层面和艺术水准上达到高度统一，作品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才能真正体现出来。正是这种对“民族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多维追求，使《公仆赞》具备了长久传唱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被不断演绎。

在旋律创作上，关峡选用了亲切抒情与激越高昂相结合的风格，如同一条曲折延绵的河流，既展现宁静舒缓的流淌，亦表现汹涌波涛的奔腾。主歌部分六句歌词，前四句吸纳藏族弦子舞音乐轻柔优雅的韵律，音调低回婉转、温暖亲切；如涓涓细流，清澈纯净；亦如微风轻拂，舒缓柔和；生动展现了孔繁森与藏族同胞之间的深厚情谊，及他对藏族人民的关怀，仿佛能看到孔繁森与藏族同胞促膝交谈、亲如一家的和谐场景。后两句妙用山东梆子跺句手法，连续8分音符均分的后半拍起音的四个短句，顿挫节奏坚定有力；上行四度的高音区旋律迂回辗转，音乐情绪昂扬扬起，充满生机与果敢，特别是第四个短句高音“re”的同音反复、连续出现，高昂的情绪、饱满的激情，唱出了共产党人的意志如磐和信念如坚；“人”字上的四拍延长音，打破了音乐方正结构，为副歌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足的铺垫。副歌旋律连续跳跃向上并在高音区盘旋跌宕，结束句高亢的音调在渐慢速度上连续上行攀升至全曲最高音，在给演唱者提供展示超拔高音技巧的同时，将“民族魂”意象升华为对共产党模范群体的热情赞颂和对人民公仆精神的大力弘扬。

声情并茂唱心音

创造出一首经典歌曲，词曲之间的完美配合和精心雕琢必不可少；而能否在大众中流行，还需要歌者的独特诠释。《公仆赞》首唱者万山红以醇厚明亮的歌声、精湛高超的技巧和真挚浓烈的情感，使其焕发出叩击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身为第四届“央视”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金奖得主、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歌剧表演艺术家万山红在演绎主旋律颂歌题材作品时，形成了独到的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那就是在歌声中创造出既胸怀理想信念，又饱含人情温度、能够引发观众共鸣与喜爱的艺术人物形象。为了深入领会孔繁森的公仆精神和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万山红不仅来到孔繁森曾在西藏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还三次探访其家乡聊城，与他的母亲、妻子及子女进行深入交流。

万山红嗓音甜美、高亢明亮，吐字清晰、情绪饱满、韵味醇厚。她深谙“声为情役，腔为情设”的真谛，演唱注重“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在《公仆赞》演唱中，立足于民族传统唱法，合理借鉴美声歌唱经验，以声叙情、融情于声，用最美的歌声向心中的英雄致敬。每一句演唱都饱含对人民公仆的崇敬，每一个乐音都融入对崇高精神的礼赞；每一次献唱都以最臻至、最真挚的情感打动听众，台下总有观众感动得流泪。

过去30余年中，每当人们听到《公仆赞》，总会想起孔繁森这位曾两次赴藏，在岗巴、拉萨和阿里等地辛勤工作，为西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并与藏族人民建立深厚友情的模范干部形象；同时也会联想到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正如歌中所唱，“你是大树，身后成长着大森林”。在大树的背后，是无数人民公仆汇聚而成的茫茫林海。

《公仆赞》的艺术价值突出体现在深刻又鲜明的思想内涵与独具匠心的艺术表现方式之间高度融洽的统一。这部歌颂共产党人楷模孔繁森无私品格的作品中，歌词以朴素见深意，借古意映照现实；音乐博采众长、风格浓郁，气势恢宏、荡气回肠；演唱技艺精湛、声情并茂，直抵听者心灵。而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源自孔繁森用生命铸就的公仆精神——那是“爱的至高境界”，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焰，一直激励着后人。

今天重听这首歌，心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榜样的力量。不论时光如何流转，人民对公仆的期待始终如一。公仆精神也会像这首歌一样，在共产党人的心中代代传扬。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把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扛在肩上

热点突发事件在媒体网络上极易引发关注和热议。面对这些事件，多数地方和部门见事早、反应快，正视社会关切、直面矛盾问题，及时发布信息、主动引导舆论，确保了舆情社情平稳有序。但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关键时刻缺位失语、应对处置失措失当，引发舆论质疑和群众不满，小事情屡屡酿成大舆情。

从这些热点突发事件舆情生成发酵过程来看，应对处置上的一些问题短板是重要原因。比如，发生突发事件后，有的思想上逃避推脱，认为新闻舆论工作是一件难度大、风险高、费力不讨好的事，不想、不愿、不敢面对媒体，能瞒就瞒、能不说就不说，想方设法“捂盖子”；有的行动上迟缓拖沓，指挥决策过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发布信息瞻前顾后、一拖再拖，错失最佳时机和窗口，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操作上敷衍应付，能少说就少说、能简单处理就简单处理，习惯“一篇通稿打天下”，回应关切失焦失准，关键“靴子”不落地；有的在责任上推诿扯皮，上级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相关涉事主体之间，极力上挡下推、左躲右闪，都怕沾是非、惹麻烦、担责任。

以上种种，归根结底，都是在责任担当上出了问题、有了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也对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以及地方和部门在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中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

热点突发事件大多涉及公平正义、公共安全、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开展舆论战和认知战的重点。面对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和舆论传播格局深度调整，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既事关突发事件顺利应对处置、事关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同时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客观要求和检验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

事件越敏感，越要有态度；情况越复杂，越要有声音。只有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把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扛在肩上，知责明责、守责尽责，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应对舆情”与“解决事情”统一起来，切实提高热点突发事件舆情风险的实时感知和应急响应能力，通过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客观坦诚回应关切、精准有力引导热点，来疏导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信任，才能真正掌握全媒体时代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小企业能办大事”。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深刻把握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厘清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对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根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时代变局的必然选择。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新时代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创新为本质特征，聚焦细分领域与核心技术，在关键环节持续实现突破，不断强化创新驱动能力；立足产业链关键节点，强化产业与区域专业化分工协作，促进产业体系协同高效运行；依托技术进步和工艺优化推动资源节约与减碳降污，并在新能源、绿色低碳等领域持续布局，加快绿色发展方式形成；发挥专业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通过梯度培育促进更多中小企业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与市场机会，使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惠及各类主体。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科技进步和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生产活动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在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对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运用。专精特新企业在高端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关键领域集中布局资源并形成技术优势，不仅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也将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随着生产力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演进，生产关系也需要相应优化调整。构建专精特新发展机制，本质上是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安排，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稳就业、保民生、促创新的重要基础，遍布全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则是其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创新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和推动产业体系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重要力量，为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筑牢物质技术基础。从社会效益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通过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技能、增加居民收入，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发展中促进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从供给层面看，专精特新企业往往深耕细分市场、聚焦关键技术、坚守实业主业，推动供给体系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提供坚实保障；从发展方式看，我国已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培育了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充分发挥其在工艺优化、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优势，带动上下游协同降碳减污，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绿色基础；从国际环境看，专精特新企业积极在海外进行专利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应对大国科技博弈、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安排，为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和平与发展提供支撑。

“十五五”时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十五五”时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加速演进，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企业处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与深度调整的重要阶段，既面临更高水平竞争，也迎来更大成长空间。创新能力、要素配置、市场空间和制度环境等重要条件，在新时期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在创新能力方面，云平台、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加快普及，中小企业获取算力、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成本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技创新活动的门槛。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更加显著，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能力与要素整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此外，我国创新链条中的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等环节仍存在短板，制约前沿技术由“可行”向“可用”“可规模化”转化，创新要素集聚与转化效率仍有待提高。

在要素配置方面，资本供给与企业资金需求之间错配依然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研发投入高、技术不确定性强、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对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有较高需求。近年来，科技金融、创业投资和资本市场服务不断完善，但金融市场“短期偏好”与企业创新“长期回报”之间的矛盾仍未缓解。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使中小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难以形成有效定价机制，融资约束仍然突出。高端人才、数据要素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仍面临制度性壁垒，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亟待提升。

在市场方面，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加快布局，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也提高了进入门槛。随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技术攻关需求持续上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呈现出更强的专业化与集中化特征，使中小企业有机会在细分领域发挥比较优势。然而，关键环节的标准制定、平台构建和前沿技术往往由产业头部企业主导。中小企业虽在细分产品、单点技术方面具备优势，但在接入高端应用场景、嵌入产业链关键节点等方面仍面临约束，企业的进入机会难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在制度环境方面，政策体系的系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待提升。当前，新领域新赛道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参与、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安排仍需完善，中小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仍面临隐性约束。政策供给分散与制度衔接不畅等问题，可能导致资源重复投入与关键环节供给不足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配置效率，难以适应企业规模扩张与差异化发展的需要。

构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的路径选择

“十五五”时期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应构建系统化、长效化、制度化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释放企业发展潜力。

完善技术转化与产业应用机制。构建面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数字能力公共服务体系。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普遍存在的技术门槛高、专业人才缺等现实难题，围绕工艺优化、设备运维等典型应用场景，开发适配中小企业特点的“小快轻准”型数字化产品与解决方案，使中小企业低成本完成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在生产环节的应用部署，将有限资源聚焦自身专业领域的深耕与突破，助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发展机遇。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协同机制。专精特新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间环节，其技术突破和发展壮大离不开龙头企业的需求牵引和生态赋能。特别是在关键材料、基础零部件、工业软件和专用装备等领域，推动大型国企、行业领军企业开放供应链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鼓励科技领军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实现产业链上下游联合攻关，使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外部协作获取关键能力，降低创新活动的组织成本，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资源浪费。打通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转化链条。完善中试熟化平台、工程化验证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形成覆盖研发、验证与应用的连续转化机制；深化产学研融合、落实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将优质科技成果高效向企业转化，围绕产业需求形成持续技术供给，使不同主体在创新链条中的功能实现有效衔接。

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要素保障体系。构建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和扩张期的接续性融资体系。对初创期企业，要强化种子资本、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支持；对成长期企业，要增强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融资、供应链金融等工具适配性；对扩张期企业，要更好发挥并购重组、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作用。通过不同金融工具形成接续配合，使企业跨越由技术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门槛。推动金融机构完善面向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评价与定价机制，提高对技术价值和发展潜力的识别能力，增强资金配置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匹配度。引导长期资本与耐心资本向关键技术领域集聚，为产业升级和未来竞争布局。发挥政府投资、国有资本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聚焦关键领域长期投资；完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的评价考核机制，适当延长考核周期，弱化短期回报压力，引导更多资金投向研发强度高、技术壁垒深、成长周期长的专精特新企业。促进高端人才、数据要素等关键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要素配置不仅包括资本，还涉及人才、数据、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应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工程中心，推动科研人员在企业与机构之间双向流动，缓解中小企业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困境；推动数据、算力、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继续降低企业获取关键创新要素的成本；加快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交易、流转机制，使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量化的资产价值，拓宽创新融资渠道。

提升嵌入产业体系与参与规则制定能力。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统一规则、统一标准和统一认证体系，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隐性门槛和重复认证，使中小企业能够凭质量、技术和服务在更大范围参与竞争，将专业能力转化为市场份额。完善应用场景开放机制，依托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项目和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常态化测试验证与首试首用平台，在智能制造、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形成持续场景供给，使企业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完成产品验证、工艺优化与迭代升级，加快技术成果的生产力转化。强化产业链协同对接机制，推动行业领军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发布关键技术需求清单和采购目录，建立供需对接平台，使中小企业能够围绕具体需求参与配套生产与产品供给，提升其进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可行性。提升中小企业参与行业规则形成的渠道，支持其参与标准制定、检测认证和技术规范建设，在细分领域形成可识别、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标准和质量体系，提高其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和规则影响力，使中小企业逐步从“链条中的配套者”成长为细分领域的规则参与者和价值塑造者。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场景供给、产业链嵌入和规则参与，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局部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健全系统完备、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和市场准入等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统一、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保障专精特新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使企业能够在稳定预期下开展长期技术投入与专业化发展。完善梯度培育与差异化支持机制。紧扣“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的要求，健全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全链条梯度培育体系。提升认定标准、政策支持与服务供给之间的衔接性，摒弃“大水漫灌”，实现政策资源精准滴灌、靶向赋能，使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能够获得匹配的制度支持。推动政策供给由分散实施向协同运行转变，整合科技、产业、财政和金融等政策工具。提高制度与政策供给的整体性与一致性，降低企业获取政策与资源的制度成本，减少政策碎片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助力企业稳步成长、梯次跃升。规范涉企执法与监管行为，完善清单化、标准化的监管机制，减少不必要干预，稳定制度执行预期；健全中小企业账款支付保障制度，强化合同履约约束与责任机制，降低企业经营的制度性风险。通过规则清晰、协同高效和执行稳定的制度安排，使企业能够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守护生命健康关键要抓“早”

4月15日至21日是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为“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将癌症早防早筛摆在突出位置，明确了全民防癌抗癌的核心路径。很多人误以为“身体没不舒服就不用筛查”，却不知道肺癌、胃癌、乳腺癌等高发肿瘤早期常“隐形”，等到出现明显不适时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在癌症防控全链条中，早筛是连接预防、诊断与治疗的关键一环，也是提升患者生存率、减轻家庭与社会疾病负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牢牢把握“早”字，主动筛查、尽早干预，才能真正掌握抗癌主动权，守护生命健康。

癌症的危害

癌症，也称恶性肿瘤，是由于机体细胞失去正常调控，过度增殖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它具有侵犯周围组织并转移至远处的能力。人类的癌症绝大多数源自上皮细胞，根据发生部位不同，常见的有乳腺癌、肺癌、胃癌、肝癌等。此外，非上皮来源的恶性肿瘤还包括：源自结缔组织的肉瘤、源自血液或骨髓细胞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以及源自生殖细胞的生殖细胞瘤等。癌症不仅会直接损害组织器官功能，引起疼痛、消瘦、器官衰竭等一系列症状，严重威胁生命健康，还会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同时消耗大量社会医疗资源，已成为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生活方式变化以及环境因素影响，我国癌症发病率持续攀升，已成为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发现，我国每年新发癌症超过482万例，死亡约257万例——这意味着平均每分钟9人被确诊癌症，5人因此而失去生命。更令人忧心的是，由于早诊率低，我国癌症患者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43.7%，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许多人确诊时已到中晚期，不仅治疗难度大、效果差，而且医疗负担更重。

事实上，癌症并非不可防治。国际权威研究早已证实，早期癌症的5年生存率远高于晚期。以结直肠癌为例，早期患者5年生存率超过90%，而晚期则不到15%。许多癌症在发展为浸润性癌之前，会经历“癌前病变”阶段，若能在此阶段通过筛查发现并干预，甚至可以阻止癌症的发生。因此，癌症早筛不仅是“早发现”，更是“早干预”乃至“早治愈”的关键。面对癌症，我们不应恐惧，而应科学应对，主动筛查。

癌症筛查可以挽救生命

癌症的发生是一个多阶段、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到癌前病变，再到局部肿瘤，最终进入晚期转移，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这为筛查留足了宝贵的“窗口期”。拿结直肠癌来说，从腺瘤性息肉发展为浸润性癌平均需10—15年，在此期间通过结肠镜发现并切除息肉，即可阻断癌变。浙江一项研究表明，接受结肠镜筛查的人群中进展期腺瘤的检出率为10.1%，结直肠癌发病风险可降低50%以上。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2025年的报告显示：1975年至2020年，依靠筛查和预防措施，在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肺癌、前列腺癌中累计挽救了近475万人的生命，占同期癌症死亡总数的80%。其中，宫颈癌死亡率的下降几乎全部归功于筛查及癌前病变干预，而结直肠癌中79%的生命挽救源于筛查及肠道息肉切除。

癌症早筛还能降低医疗成本。一方面，早筛能发现癌前病变并及时干预，早期癌症治愈率高，部分患者甚至无需放化疗，同时显著降低晚期诊断比例，避免“治疗难、花费高、预后差”的困境。另一方面，早筛的成本远低于晚期治疗。2021年，有发达国家在癌症筛查上投入约430亿美元，而同年初诊后12个月的治疗费用高达525.6亿美元。每投入1元用于癌症筛查，能节省3—6元的晚期治疗开支。癌症早筛，正是为家庭和社会“减负”。

哪些人群需要癌症早筛

癌症早筛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患癌风险制定个体化策略。无个人或家族癌症史、无已知遗传基因突变的人属于平均风险人群，筛查方案靠年龄和性别制定。如45岁以上可开始结直肠癌筛查，40岁以上女性可定期接受乳腺癌筛查。高风险人群患癌概率远高于普通人，需要更早、更频繁、更全面的筛查，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存在明确危险因素暴露，如吸烟、职业或环境暴露（石棉、氡、砷、焦炉逸散物、放射性物质等）、长期嗜酒、高脂饮食及运动不足。

二是有癌症病史或家族聚集史，既往患癌者再发风险更高，直系亲属在50岁前患癌或罕见癌症，提示可能存在遗传倾向。

三是携带特定基因突变，约5%—10%的癌症与遗传相关。BRCA1/2突变增加乳腺癌、卵巢癌等风险，林奇综合征相关基因突变明显增加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等风险。这类人群除筛查外，必要时可以选择化学预防或预防性手术。

需要注意的是，患癌风险是动态变化的。年龄增长、生活方式改变、直系亲属患癌等，都可能使平均风险转为高风险。因此，定期就医评估风险，及时调整筛查方案，是科学防癌的重要一环。

常见癌症的筛查方案

参考国内外权威机构推荐，涵盖我国五种常见癌症，具体如下。

一是肺癌，适用于50至80岁、有20包年吸烟史、目前吸烟或戒烟不足15年人群，采用胸部低剂量CT每年筛查一次，戒烟超过15年或健康状况不允许手术时可停止筛查。

二是结直肠癌，适用于45至75岁人群，有家族癌症病史、患有炎症性肠病、遗传性息肉病等高危人群需更早开始筛查，可选择结肠镜每5年一次（金标准）、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每年一次、粪便DNA检测每1至3年一次、CT结肠成像每5年一次。

三是胃癌，适用于45岁以上人群，且满足以下任意一项：常住胃癌高发区域、幽门螺杆菌（HP）感染、曾患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术后残胃、肥厚性胃炎、恶性贫血等癌前病变、一级亲属患胃癌，或存在长期高盐饮食、腌制食品摄入、吸烟、重度饮酒等风险因素，筛查可选用X线钡剂造影、胃镜（每5年一次）、血清学检查（胃蛋白酶原PG、胃泌素-17）以及HP 感染检测。

四是乳腺癌，适用于40至74岁女性，有家族病史、BRCA基因突变、胸部放疗史的高危人群需重点关注，采用乳腺钼靶每2年一次，必要时搭配乳腺磁共振，3D乳腺断层摄影对致密型乳腺更精准。

五是肝癌，适用于40至74岁人群，肝硬化、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为高危人群，采用肝脏超声每年一次，结合最常用的甲胎蛋白（AFP）或异常凝血酶原（PIVKA-II）检测。

癌症筛查中的挑战与应对

癌症早筛的价值已得到公认，但在实际推广中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首先是筛查依从性不足，知晓早筛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就会主动去做。我国城乡之间、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医保覆盖状况的人群，筛查率存在明显差异。即便在医疗资源丰富的美国，符合指征该做肠癌筛查的人中，真正去做的也只有76%，肺癌筛查率更低，只有17%。对此，需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通过社区讲座、新媒体平台、基层宣教等形式普及癌症早筛知识，消除人们的认知误区。同时，优化筛查模式，如“邮寄检测包+短信提醒”能提高结直肠癌筛查率，而“移动筛查车”可提高农村及偏远地区开展乳腺癌、肺癌筛查的便利度。

筛查中还存在假阳性、过度诊断的风险。早筛如果出现假阳性，会引发不必要的后续检查，如重复影像学检查、穿刺活检甚至手术，使受检者产生不必要的焦虑，同时造成身体损伤与医疗资源浪费。反之，若筛查出终生不引发症状，也不危及生命的“惰性癌”，则可能导致过度治疗。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个人家族史、遗传易感基因、生活方式、既往检查结果等因素，制定个体差异化的早筛方案。未来，人工智能可用于个体患癌风险预测、精准筛查与智能随访提醒，助力实现癌症早筛全流程管理。

早筛是责任，更是智慧。癌症早筛既是个人对健康的负责选择，也是国家公共卫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恐惧癌症”到“主动管理风险”，这是人类面对癌症应有的认知转变。建议适龄人群主动了解家族病史，与医生沟通后制定个性化筛查计划，并选择权威机构完成筛查。科学认知配合主动行动，是我们对抗癌症最可靠的方式。把握住“早”这个关键，癌症终将不再是不治之症。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

加快发展智能育种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育出高产稳产的品种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而智能育种则是我国实现育种技术弯道超车的重要途径。

智能育种是一个前沿交叉领域，它通过结合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旨在提高育种科研效率与品种质量。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当前我国生物育种的目标是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成本培育出高产、优质、多抗（如耐盐碱、耐旱、抗病虫）的突破性品种，背后的科学问题则是对“基因—环境—性状”三者关联的精准建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国劳动人民早在春秋时期就注意到种子受环境影响，但背后的生物学机理至今仍存在不少未解之谜。以水稻为例，当前约90%的基因功能未知，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的比例更高。人工智能的推广与普及为系统理解“基因—环境—性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新思路。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为基因型、环境型和表型的研究赋能，如在生物信息学和表型组学的数据分析中，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正逐步替代传统统计学工具，成为研究的核心支撑。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关注智能育种技术，但在技术路径和产业转化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核心原因在于国内外的研发主体存在差异。国内育种研发目前依靠科研院所和高校居多，而国外以种业公司为主。相较于国内科研更看重的论文和专利，国际种业巨头以种子销售为主，对核心育种技术实行严格保密。

除了机制上的差异，我国的智能育种落地还面临着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挑战。首先，数据是最大的卡点。德国拜耳集团在全球有超过10亿亩标准化农田，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多位点、多年份、多维度的育种数据，而我国任一育种科研机构很难收集到这个量级的高质量数据。正是有了数据基础，国际种业公司才能面向实际需求研发适配性强的智能育种算法。其次，国际种业巨头对新技术的布局前瞻性和敏感性值得借鉴。早在2013年，孟山都就收购了硅谷初创公司Climate Corporation成为其数字农业子公司，并推出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农业平台Climate FieldView。而大模型时代，拜耳集团的E.L.Y.系统和先正达集团的CropwiseAI系统整合了积累多年的农艺、天气、土壤数据，能够提供精准的种子推荐布局与作物生长、产量预测，大模型技术在种子产业的巨大作用已经初露端倪。再次，算法研发面临人才缺口。人工智能算法研发高度依赖专业人才，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尤其是大模型方向的专业人才本就供不应求，愿意投身育种领域的更是寥寥无几。最后，算力支撑存在短板。人工智能算法的运行高度依赖智算芯片，而我国当前高性能智算芯片仍依赖进口，加之高性能算力购置成本高昂，成为众多农业科研机构推进智能育种研发的重要阻碍。

随着以ChatGPT为标志性节点的大模型时代的开始，科研范式也迎来了新的变革。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浪潮持续奔涌，国产大模型加速迭代突破，在技术实力与应用场景上不断提升，逐步跻身国际前沿行列。国内外大模型技术虽有细节差异，但整体处于同一水平，这为我国将大模型技术与智能育种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模型技术在科研领域的应用突破，为其赋能智能育种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路线。202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在《自然》发表论文，证实大模型智能体在无需人类科学家干预的情况下可以自主设计92款新冠病毒纳米抗体。同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基于谷歌开发的AICo-Scientist系统，仅用48小时便验证了微生物学家耗时十年完成的细菌基因传播机制研究，并提出多个创新性假说，相关成果发表于《细胞》。这些突破充分证明，大模型能大幅提升科研效率、推动原创性科学发现，为大模型育种的研发与应用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看，大模型技术对智能育种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大模型技术作为“工具的革命”，对于基因型、环境型和表型的研究有巨大的潜力。在基因研究层面，当前国内育种采用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依赖于全基因组范围内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无法利用原始基因数据发现生命规律，传统深度学习算法很难直接对海量基因数据建模。比如，栽培水稻基因组约含4亿个碱基对，从中找到关键的基因位点，好比在荒芜的沙漠寻找那一抹绿洲。而基因大模型的出现成为破局关键，如果将DNA看作生命的语言，基因大模型则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在基因数据上训练得到的大模型。由美国Arc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联合研发的Evo和谷歌DeepMind公司研发的AlphaGenome等基因大模型，已先后登上《科学》和《自然》杂志封面，并在人类疾病的研究中展现出一定的潜力，未来对植物学研究也有借鉴意义。在环境建模层面，农业环境涵盖气象、土壤、种植方式等多个复杂维度，易陷入“维度灾难”，而华为盘古气象大模型在温度、风速等气象要素预测精度上首次超越传统数值方法，推理效率提升上万倍，验证了大模型对气象数据建模的可行性，土壤、种植方式等多维度时序数据的建模，可借鉴这一技术路径。在表型研究层面，随着无人机、田间机器人的普及，基于图片、视频训练的视觉大模型，已能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表型数据的高效采集与精准测量。而要实现“基因—环境—性状”关联的精准建模，未来还需依托多模态大模型技术支撑的世界模型，破解三者组合的天文数字难题。

另一方面，大模型能推动育种科研流程智能化，通过构建AI科学家体系，实现科研效率的提升。国内科研机构已率先开展相关探索，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跨领域协同，先后研发出首个育种大模型“丰登・种业大模型”和首个育种科研智能体“丰登・基因科学家”。目前“丰登”已经发现了未被报道的作物基因功能，首次利用大模型技术在作物科学研究中实现了范式的变革。

从新石器时代的驯化育种，到杂交育种、分子育种、设计育种，再到如今的智能育种，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育种这一古老事业注入新的生产力。大模型育种的前景广阔，但我国大模型育种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除了面临智能育种原有的数据、算法、算力挑战，还存在社会接受度有限、技术体系不成熟等新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系统推进。一是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制定国家育种数据统一标准，搭建全国性、地方性农业公共数据平台，推动育种数据跨机构、跨区域共享整合，为大模型育种筑牢数据基础。二是强化人才培养与引进，聚焦人工智能与育种交叉领域，搭建专业培养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人工智能人才投身育种领域，打造高水平研发团队，夯实算法创新核心支撑。三是提升社会认知与认同，发挥媒体宣传作用，打破公众对农业工作的传统印象，展现大模型育种背后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融合创新魅力，吸引更多青年人投身种业振兴事业。四是降低算力应用成本，依托国产大模型优化技术和国产智算芯片研发进展，推动大模型与国产算力深度适配，实现算力资源的低成本、高效化利用。

（作者系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

从“谁会造发动机”看创新的生态位

近日，围绕“张雪造发动机”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授造不出发动机”的讨论引发热议，折射出科技发展的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在创新体系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究竟应承担什么功能，彼此之间应当如何分工协同，科技成果又应当如何评价和转化。如果仅凭一时热搜和几句情绪化判断，就把企业家与教授、高校与工厂、论文与产品简单对立起来，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反而会加深公众对科技创新规律的误读。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需要的从来不是“谁压倒谁”的口舌胜负，而是对创新链条、科研生态和评价机制更成熟理性的认识。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创新的生态位。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并不处在同一位置，承担的也不是同一种任务。企业更接近市场末端，面对的是产品成形、工艺定型、成本控制和竞争能力；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更多承担着大量“不直接挣钱”的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和共性技术储备。就复杂工业技术而言，能够进入赛道的整机、能够形成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背后往往依赖长期积累的运转机理、材料性能、结构设计和控制逻辑，以及必需的数理化等基础知识支撑。非市场化的研究未必能直接形成商品，却决定了产业创新能不能最终跑上赛道、跑得更快、跑得更远。

从科学技术学角度来看，现代创新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知识生产、技术开发、产业应用体系协同演化的过程。基础研究解决“从无到有”的科学问题，工程开发解决“从有到优”的技术问题，产业组织解决“从样机到市场”的规模化问题，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用产品逻辑苛求基础研究，就容易把“长周期积累”误判为“无用”；用论文逻辑衡量企业创新，则会忽视工艺改进、系统集成、质量控制和产业化能力的真正价值。创新链条上的不同主体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功能之别；不是相互竞争，而是同向发力。

更应看到，企业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背后离不开教育科研体系和政府创新政策的长期支撑。复杂技术突破需要大量受过系统训练的研发、试验、工艺、制造和供应链等各类人才，高校的重要职责正是持续向社会输送创新所需的人才、方法和知识框架。而企业的自研能力同样离不开地方完整的产业链和跨地区零部件协同，这恰恰说明成功的产品创新是协作的结果，高校、企业、资本和政府处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承担不同的任务，都是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

这场争论之所以被不断放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技评价仍存在偏差。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科研评价陷入了“唯论文”“唯包装”的简单化，在制度缝隙中忽视了真正需要长期投入、需要中试验证、需要跨越“死亡之谷”的成果。论文当然重要，这是知识积累和学术交流的基础；政策支持同样重要，这能形成方向引导和资源汇聚。但如果评价体系不能把成果转化、产业协同、服务发展等维度纳入其中，科研就容易停留在“论文写得漂亮、政策建议报得响亮”的阶段，难以进入生产线和走向市场。

对于当代体系化的产业技术来说，真正有生命力的评价标准，必须承认创新的多样性。有的成果体现在论文里，有的体现在专利里，有的体现在样机里，有的体现在工艺改进里，有的体现在企业新增利润、产业链补强和市场份额提升上。高校不是企业，但高校成果应更顺畅地走向企业；企业不以论文为重，但企业的技术攻关也应获得制度性尊重。让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开发、成果转化各有尺度、各得其所，才能避免“拿错尺子比错对象”，才能让不同生态位上的创新主体都释放出应有活力。

成功的科技创新产品，是赛道上的冲刺者、实验室里的探索者、课堂上的培育者、产业链上的协同者、制度设计中的搭桥者共同努力的见证。成熟的创新生态，应当让研究原理的人潜心深耕、让攻克工艺的人大胆试错、让推动转化的人善于搭桥、让资本和政策更有耐心，让管理和评价真正服务于创新。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制度链顺畅衔接，知识才能更快走出实验室、技术才能更稳走进生产线，创新成果才能更充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说到底，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更厉害、谁替代谁，而是如何让不同力量各安其位、彼此成就。这样科技发展才能少一些无谓内耗，多一些奔涌向前的力量。

加强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建设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高温、暴雨、台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日益呈现频发、广发、强发、并发的特征，复合型灾害叠加效应显著，对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极端天气已从偶发逐步演变为常态，深刻冲击传统防灾减灾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为加强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引。面对日益复杂的气候风险，加强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建设，既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从灾害本质来看，极端天气事件的实质上是破坏力呈几何级数放大的“复合型极端事件”，多种致灾因子在时间或空间上叠加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这种复合型特征突破了传统灾害管理体系和应急体系，易导致农业、能源、公共卫生、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及经济社会系统连锁失效，对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持续性压力。从生态影响来看，极端天气事件对自然生态系统形成显著冲击，持续高温和干旱引发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导致湿地萎缩和地下水位降低；暴雨洪涝改变河流径流与河道形态，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稳定性，还会加剧水土流失；沿海地区在海平面上升与海洋灾害趋频趋强背景下，海岸带生态系统承压显著。从经济社会影响来看，极端天气对经济社会系统造成多重影响，会扰动农业生产结构、放大公共卫生风险，暴露能源交通系统脆弱性，其冲击甚至可能通过贸易与金融渠道扩散，进一步凸显加强治理体系韧性建设的必要性。

受气候多变、地域差异显著及治理体系自身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极端天气治理形势日趋复杂严峻，治理难度持续加大，这也使得加强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建设面临诸多突出难点。其一，风险认知与精准预警仍有提升空间。已初步建立极端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如2025年我国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达48分钟，灾害性天气监测率提升至83%，对常见极端天气的预判有一定基础。但在复合型极端天气的形成机理、演变规律研究上仍不够深入，监测预警多停留在定性层面，与基层可执行的行动指令存在脱节，科学支撑和精准预判能力仍有提升余地。其二，协同治理效能有待进一步增强。各部门、各区域已逐步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已建成新一代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实现17个行业82种预警信息汇聚共享与快速发布，在部分灾害应对中实现了初步协同。但部门间、区域间、层级间的信息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应急联动、资源调度、风险处置仍存在一定碎片化问题，跨区域、跨领域一体化指挥和协同响应机制还不够完善。其三，社会整体风险防范韧性需持续强化。目前已推进部分基础设施改造升级，也开展了基层风险排查和公众防灾宣传，但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仍偏低，抵御风险能力有待加强；同时基层风险排查力量相对有限，公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仍需提升。

针对上述极端天气治理中的突出难点，面对气候新常态带来的持续性压力，提升应对能力需立足系统性建构，结合我国实际探索切实可行的对策路径，全面提升治理体系韧性。

夯实风险认知根基，提升精准预警能力。为解决极端天气预判精度不足、预警响应衔接不畅等突出问题，需聚焦核心短板，系统强化风险认知与预警能力建设，为防灾减灾筑牢前置防线。首先，强化科学研究支撑，持续投入跨学科力量，整合气象、地质、生态等领域研究资源，深入探究复合型极端天气的形成机理、演变规律及多灾种耦合风险传导机制，着力补齐风险认知短板，为精准预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其次，推进监测技术升级，进一步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优化监测站点布局，搭建AI短临预警平台，运用智能化技术提升数据采集、分析和研判效率，推动监测模式从基础监测向精准预判转变，摒弃传统经验判断的局限性，实现对极端天气的早发现、早识别。最后，优化预警机制，将风险研判、预警发布与应急响应各环节紧密衔接，细化预警分级标准，推动预警信息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转变，精准匹配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风险场景，实现预警信息与基层行动指令精准对接，切实提升预警落地实效，确保预警真正发挥防灾减灾的前置作用，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

健全治理联动机制，破解条块分割难题。提升极端天气治理体系韧性，关键在于健全治理联动机制，凝聚多方合力、提升整体应对效能。一是健全权责保障机制，以法规制度、应急预案和考核评价为牵引，明确各主体在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处置、救助全链条中的职责边界，规范协作接口，推动权责配置法定化、协同联动规范化，杜绝推诿扯皮、责任空转。二是搭建一体化平台，整合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风险情报、应急资源储备、专业救援力量等核心要素，打造统筹高效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彻底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各类资源实时汇聚、智能调配，破解多部门协同不畅、各自为战的问题，凝聚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三是聚焦薄弱环节赋能，重点关注老弱病残等脆弱群体，开展精准化风险宣传教育和个性化救助方案设计，完善基层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协同治理向乡镇、社区等基层延伸，补齐基层衔接短板，全面提升极端天气协同治理的整体效能。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推动防御模式动态升级。基础设施是抵御极端天气的重要载体，其韧性水平直接关系防灾减灾成效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设施建设、推动防御模式升级至关重要。其一，完善设防标准体系，立足未来气候情景而非历史数据，全面对城市生命线、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关键基础设施开展韧性普查，系统梳理现有设施防御短板，重修科学合理的设防标准，着力破解基础设施防御能力的历史欠账问题，筑牢极端天气防御基础防线。其二，强化顶层设计引领，在国家层面将气候韧性指标强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与重大工程决策全过程，明确基础设施升级的方向和要求，同时设立专项财政通道，配套绿色金融工具，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为基础设施改造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确保各项升级举措落地见效。其三，推进工程与非工程措施深度融合，在地方和行业层面加快老旧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积极推广海绵城市建设、冗余备份、柔性调度等先进举措，不断优化基础设施防御结构，赋予基础设施承受、适应极端天气并快速恢复的动态能力，全面提升基础设施抵御极端天气的韧性水平，推动极端天气防御模式向动态适配、主动防御转变。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利用与环境修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

灵活用工的劳动风险防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作出部署，“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这为保障我国2.8亿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确定了底线。灵活就业人员（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当前服务保障民生、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做好这一群体的劳动风险防控，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灵活用工快速发展中三类劳动风险较为突出。一是劳动关系认定风险。部分平台和企业以合作、外包、承揽等名义规避用工责任，却通过算法、考核、奖惩等手段实施实质性管理，导致灵活用工模式法律关系模糊。司法实践中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统一，同一平台的不同工种、同一工种的不同管理模式，都可能产生迥异的认定结果，这使企业合规预期不稳、争议多发。公开数据显示，新业态劳动争议中近四成涉及劳动关系认定，影响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稳定性。二是职业伤害保障不足风险。大量灵活就业人员由于不存在法定意义上的“雇主”，无法以用人单位名义参保，多数人处于职业伤害保障的空白地带。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劳动者维权周期长、取证难、赔付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三是薪酬社保与合规风险。灵活就业市场欠薪、报酬结算规则不透明、社保缴纳不到位等问题较为普遍。且由于用工关系的碎片化、跨区域性，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举证能力弱、维权渠道不畅。

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灵活用工劳动风险防控力度，已先后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开展社保参保扩面、欠薪整治等专项工作，切实保障了数千万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社保等权益。但灵活用工的劳动风险防控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治理难度较大。其一，用工关系界定难。灵活用工模式多元交叉，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与平台合作关系界限模糊，以“从属性”为核心的传统认定标准难以适配数字化用工场景。司法实践虽强调“实质管理”为认定标准，但企业在合规用工与商业运营之间难以精准把握有效尺度，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其二，多方主体协同难。灵活用工链条涉及用工企业、平台、服务商及劳动者等多重主体，由于各主体的权责划分不够清晰，导致在社保缴纳、工伤赔付、纠纷处置等环节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劳动者面临不知“找谁负责、谁来办理”的困惑。其三，全流程监管难。灵活用工人员分散、流动性强、用工形式灵活，传统线下巡查、台账管理等监管方式难以实现全过程覆盖。面对海量交易数据和快速变动的用工信息，现有监管手段反应滞后、精准度不足，特别是对平台算法规则、派单机制、考核奖惩等隐性管理行为，仍是监管实践中的难点。

加强灵活用工劳动风险防控，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关系到新业态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是贯彻落实中央保障民生、促进就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做好这项工作，既需要技术层面有所突破，更涉及制度理念的变革，需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源头治理，形成多方协同共治的新格局。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筑牢合规用工根基。各类劳动风险时有发生，思想认知层面的偏差是其中重要诱因。部分用工主体更注重经营效益，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关注度不足；部分劳动者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难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一是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各级部门加强学习，深刻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投资于人”的丰富内涵，从促进社会长远发展高度来认识合规用工问题，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根。二是深化政策宣讲。统筹各类媒体资源，充分发挥工会、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等载体作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职业伤害保障、休息休假等重点权益，开展常态化、精准化法治宣传，以正面宣传、案例警示、舆论监督等方式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三是强化价值导向。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强化全社会对劳动的价值认同。聚焦网约车、外卖配送、直播电商、灵活用工等重点领域，精准选树一批合规用工、权益保障到位的标杆企业与示范平台，引导各类用工主体对标提升、守法经营。

健全制度机制，压实各方保障责任。制度机制是防范灵活用工劳动风险的重要支撑，能明确各方权责、规范用工行为，破解当前用工关系界定模糊、责任推诿等难题，为风险防控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一是完善社保制度。推行“按单计费、即时参保”机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面，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二是统一认定规则。坚持“事实优先”原则，出台灵活用工劳动关系认定指导意见，通过统一裁判尺度、规范认定流程，推动行政监管、劳动仲裁、司法审判形成共识。从制度层面厘清用工主体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三是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用工备案、报酬公示、参保核验等常态化监管制度，明确平台企业作为用工管理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安全防护等法定义务。加强人社、司法、工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完善信息共享、联合督查、快速处置工作机制，推动社保转移接续、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纠纷调处等环节高效衔接。

完善监管体系，提升风险防控实效。灵活用工呈现人员分散、用工形式灵活、跨区域流动等特点，完善监管体系是补齐防控短板、强化风险管控、确保用工合规落地的关键举措。一是构建智慧监管，实现精准高效防控。搭建人社、市场监管、税务、工会等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数字化智慧监管平台。聚焦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工时管理等关键环节，对平台企业用工数据进行实时化动态监测，自动抓取异常线索，形成事前预防机制。二是实施穿透式监管，严查违法违规行为。紧盯平台用工、劳务外包、个体挂靠、多层分包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坚持监管职责向下延伸，开展穿透式、全覆盖监督检查，坚决纠治平台以合作关系替代劳动关系、“假外包、真用工”、脱保漏保、欠薪扣薪等违法行为。三是健全多元化解机制，畅通维权绿色通道。整合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工会维权等多方资源，建立集政策咨询、投诉举报、调解仲裁、法律援助于一体的“一站式”灵活就业人员维权服务平台。简化程序，推行优先仲裁、就近服务原则。

破解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的“碎片化”问题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2026年2月发布的“十五五”首个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近年来，全国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有序推进，连片联动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综合成效持续显现。片区化产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特色产业集聚效应加快显现，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完善，联农带农增收机制更加健全，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同步提质，片区内道路硬化、供水保障、生活垃圾处理等设施覆盖率均稳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加快向片区集成延伸，一体化供给水平持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持续巩固，村庄面貌明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优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仍受行政边界、职能分工、资源投放等因素制约，一体化推进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一定程度上存在“碎片化”现象。一是跨村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村行政边界相对固化，以村为单元的治理模式仍占主导，村际横向协作缺乏制度化安排和常态化组织载体。村庄之间多独立规划、独立实施项目，协作联动不足，利益联结机制松散，难以形成统一协调、高效联动的片区化治理格局，制约了连片建设、整体推进的实施效果。二是涉农资源统筹整合力度不足。涉农资金、项目分属不同部门管理，资金渠道、实施主体、管理要求与考核标准存在差异，资源投放多按部门条线自上而下推进。各类资源在基层呈现分散布局、分散使用的状况，县级统筹整合难度较大，资源集中投入、连片打造的规模化效应不明显，难以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格局。三是政策与规划协同性有待提升。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出台的乡村振兴相关政策衔接不够紧密，部分领域存在目标导向、建设标准不一致等问题，政策合力不足。片区整体规划与村庄单体规划统筹不够，在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置等方面缺乏一体化设计和一体化推进，导致项目布局零散、功能衔接不畅，直接影响片区化建设整体效能。

究其根源，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主要是以下方面结构性因素相互影响、长期积累形成的。在制度层面，城乡二元结构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方式，治理运行较多延续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跨区域横向协同的内在动力。在组织层面，当前以行政村为单元开展资源分配、项目实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总体上便于基层管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行政边界，对村际统筹协作形成制约，部分村庄在项目争取中存在一定竞争，加剧了分散发展的状态。在机制层面，现有治理体系中，横向统筹协调、资源整合利用、多方议事协商等机制仍不够完善，常态化沟通平台和信息共享渠道尚不健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针对上述问题需系统发力、协同推进，逐步打破行政与资源壁垒，推动片区化建设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健全跨村联动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振兴片区化建设，首先要构建适应连片发展的治理运行体系。一方面，科学划定片区范围，统筹编制发展规划，有序推进片区化建设，确保片区发展方向清晰、重点突出、推进有序，避免盲目建设、重复投入。另一方面，立足现有乡村治理架构，积极推广跨村联合建设模式，通过设立片区联合党组织、发展协调机构等方式，搭建常态化议事协商平台，明确片区内部协作规则与运行机制，理顺村与村之间的权责关系。此外，强化多方参与渠道，吸纳各类经营主体、基层群众有序参与片区事务，推动治理重心向片区统筹整合，引导各村从分散发展、局部竞争转向统筹协作、互利共赢，逐步形成统一协调、高效联动的片区化治理格局，为实现连片振兴提供稳定可靠的组织保障。

强化资源要素统筹配置。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是提升片区化建设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第一，立足片区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推动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区域内统筹布局、高效流动，探索搭建片区资源资产统筹运营平台，促进闲置资源盘活、优势资源互补，充分发挥各类要素的叠加效应。第二，针对涉农资金项目来源多、管理分散等问题，进一步强化统筹整合力度，在保持资金渠道相对稳定、用途规范的前提下，推动项目集中布局、资金集中投放、任务协同推进，提升资源使用的规模化与精准度，破解“撒胡椒面”式的资源投放困境。第三，鼓励跨村联合发展特色产业，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推动产业联动、设施联建、利益联结，切实把分散资源转化为集聚发展动能，不断增强片区内生发展动力与综合承载能力。

优化政策协同与制度保障。实现片区化长效发展，需要持续完善政策衔接与制度支撑体系。在政策设计方面，以片区为基本单元优化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方式，统筹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公共服务等领域一体化布局，改变以往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碎片化支持模式。在政策衔接方面，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配合，统一相关标准规范，减少政策之间的导向差异与执行冲突，避免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在制度创新方面，在符合总体发展规划的前提下，赋予片区一定的改革探索空间，支持基层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开展创新实践；同时健全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将片区化协同发展成效纳入工作评估内容，推动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协同治理从阶段性举措转变为常态化运行模式，为片区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