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和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并将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导性工程，实现省市县乡数字政府基座一网联通，有效支撑保障营商环境提档进位，努力交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甘肃答卷”。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高度自觉

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也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融合应用，数字政府日益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变量”，对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数字政府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智慧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我们深刻体会到，数字技术对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乘数”“倍增”效应。一方面，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帮助政府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助力提升决策科学性；另一方面，可通过开放数据资源，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助力提升决策精准性。数字政府建设以“数”为桥、集零为整，变不同行业、层级和区域的“单打独斗”为上下一体、左右协同，以海量资源的整合运用，为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提供条件和支撑。

数字政府是优化政务服务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快发展的趋势下，数字政府建设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打破了传统政务服务的时空制约与部门界限，实现政务服务模式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为审批和服务时效插上数字的“翅膀”，进而有效破解“审批马拉松”“证明循环赛”“审批慢、办事难、成本高”等桎梏和痛点，促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能力提升。

数字政府是激活市场活力的“催化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我们深刻体会到，当前区域竞争已从“政策洼地”转向“服务高地”，哪里营商环境优、数字生态好，资金、人才、技术就往哪里走。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塑造大数据、大平台、大服务综合优势；有利于形成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为企业提供智能化、个性化、高质量的政务服务；有利于地方政府做优政务软环境，激发投资经营的热情和活力。

坚持整体协同和系统集成，探索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甘肃实践

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2021年开始，甘肃省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在用其所畅、用以求精上持续突破，全力打造高水平数字基座、高效能服务引擎，营商环境评价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全国靠前、西部领先。

夯实基座、畅通经络。突出整体性、协同性原则，集约化、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应用支撑体系的共享共用。着力构建上下贯通的实施体系。锚定“中西部领先、全国一流”建设目标，先后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意见》《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1—2025）》等政策文件，采用“省级统筹主建、市县配套主用”建设模式，融合资源要素、汇聚上下合力，建成从省级到乡镇的全省数字政府矩阵，汇聚形成标准统一、责任明晰、通道顺畅的网上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构建技术领先的架构体系。打破政务服务网省市分建的传统模式，推动省市县三级入口统一、运管统一、能力统一、数据统一、云网架构统一，按照“应上尽上”的原则，推动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向全省统一的政务云迁移。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统一电子政务外网，推动政府网站运行从“合格达标”向“规范优质”全面转变。着力构建相互融通的数据体系。建成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基座和覆盖省市两级的数据直达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不同源、共享难实现和标准不统一、办理不协同、过程监管难等问题，基层部门可见可用数据大幅提升，大数据基座数据量较数字政府建设之初增长约300倍。

突出特色、强化应用。聚焦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智能审批等关键领域，坚持减环节、减流程、促集成，力求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上可办的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分别达到1909项、1571项和1253项，网上可办率连续3年达到100%。依据“四级46同”的统一事项标准，完成省市县乡村五级91万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规范化梳理和数字化录入。深化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综窗”改革，采取委托制、授权制、代办制等改革措施，实现了省市县三级政务中心涉企和为民服务事项“应进必进”、全过程办理。目前，71%的涉企事项可通过线上办理，其余均可在各级政务中心“综窗”受理。推进“一网通办”。以“甘快办”应用系统为依托，接入政务便民服务应用3622项，创设利企惠企、就业创业等特色服务专区48个，形成统建共管、整体联动、开放融合、赋能发展的综合效应。“甘肃信易贷”平台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为“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推进“一线应答”。整合归并各类政务服务热线，形成以省级热线为调度枢纽、市州热线为接听主力、分中心热线为专业补充的工作体系，实现“一个号码统一对外服务、一个平台倾听百姓心声”。建立电话转接、工单流转、数据汇聚、知识库共享机制，严格第一时间派件、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回复，按时办结率达到99%。创设“陇商通”一键服务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服务，促进服务对象获得感持续升温。推进“一厅统管”。建成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底座和网上服务大厅、移动端服务大厅，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率和不见面开标比例提升至100%，项目平均评标时间缩短28.2%。兰州市依托“数字+交易”系统打造的“清兰交易”阳光平台，被评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十大案例。

改革牵引、创新驱动。着眼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与应用水平，创新运营机制，破除数据壁垒，有效改善了服务质量和办事体验。聚焦创新做“加法”。系统梳理行政给付、资金补贴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服务清单，为服务对象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一站式”服务，推动惠企便民政策“不来即享”“免申即享”。开展税收征纳互动服务，打造“陇税捷办”品牌，全省涉税业务全程网办率达98%。依托“甘快办”平台研发扩内需“两新”政策兑现系统，实现“两新”品类申请、审批、支付“一站式”服务。聚焦审批做“减法”。以“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办成一类事”为导向，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对建设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大幅提高项目审批时效。全省工程项目审批改革质效连续5年获评西北第一。聚焦改革做“乘法”。在全国率先编制“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建设标准规范》《事项梳理规范》，国务院部署的4批42个“一件事”及2个本省特色“一件事”全部上线运行，获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开办餐饮店、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企业迁移登记等5件案例获全国推广。聚焦监管做“除法”。建设全省统一的涉企行政检查系统，对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高频检查进行数字预警，遏制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不规范问题。依托数字政府协同开展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服务，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

树立更高标准和追求，放大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效应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顺应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向群众需求转变的新趋势，进一步做强“三个支撑”、做实“三个服务”、做深“三个拓展”，充分彰显数字政府对优化营商环境的牵引保障功能。

做强“三个支撑”，让建设水平更高。数字政府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是动态更新、迭代升级的过程。我们将着眼提升基础设施、运行体系、安全保障关键支撑，以一批典型应用为示范引领，带动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和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做强平台支撑，迭代优化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不断提升平台聚合能力、服务质效，高水平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事项业务联动、办理同频、服务同质。做强云网支撑，建立健全政务云管理制度，推动各级各方面优化数据供给，构建全省统一、动态更新、权威发布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做强安全支撑，落实网络和数据安全责任制，确保安全管理边界清晰、职责明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做优“三个服务”，让市场体感更暖。结合近几年甘肃接续开展的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进一步拓展涉企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强化法治服务，升级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一键举报”平台，健全问题线索“受理登记、甄别研判、移交转办、督察督办、跟踪回访、追责问责”闭环流程，建立律师、法律顾问参与机制，加快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相融互促。强化信用服务，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新版全省信用信息报送系统，为申请企业提供“一步到位”的信用服务。对存续企业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全面推行以专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改革，有效解决企业开具证明难题。强化融资服务，跨部门跨领域归集共享信用信息，支持金融机构深入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融资需求，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形成政、银、企、信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做深“三个拓展”，让营商环境更优。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关键在“好用”和“常用”。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各类数据应汇必汇、应归尽归，努力让经营主体上网办事就像上网购物一样方便。在利企便民上拓展，坚持由点带面延伸，促进政务服务扩面增效，以场景应用驱动服务供给创新，因地制宜增加“高效办成一件事”特色事项，不断提高服务对象的知晓度满意度。在动能培育上拓展，坚持把数据作为驱动创新和引领发展的先导力量，扩大数据开放范围，引导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积极挖掘运用数据要素，构建数字生态，发展数字产业，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在以数辅政上拓展，依托“甘快办”、12345热线、“陇商通”等应用系统，建立透过电力数据看经济、税收数据看经济、经营主体看经济等数据模型，推动各级各方面负责同志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懂数用数，以数字“智治力”“供给力”提升营商环境的吸引力、竞争力。

“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部署，对数字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提出了新要求。甘肃将坚持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政府效能的重要载体，加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努力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温度，又有广度、效度，为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和澎湃动能。

以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党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不断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历史使命。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等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们对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通常也是金融影响力、货币话语权的崛起。国际金融中心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着资源配置枢纽、规则制定权高地、货币国际化引擎等重要角色，是国家竞争力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快打造服务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枢纽与功能高地。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更加自觉地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寄予厚望。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强调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全过程风险防控，更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为新征程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将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中央先后出台支持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的意见、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海禀赋独特、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善作善成，在金融强国宏伟征程上有条件、有责任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我们要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考察上海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有力指导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形式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从那时起，国家把金融领域的众多改革探索放在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相继在上海建成，涵盖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整金融市场体系初步构建。

加速发展阶段。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目标。这一时期，上海清算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海保交所、上海票交所、中信登等金融基础设施在沪建立，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沪港通”“沪伦通”相继开通，上海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深化提升阶段。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要求上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四大功能”。上海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十四五”以来金融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持续提升。一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功能持续健全，上交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设置科创成长层。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航运指数期货成交量居全球首位，股票总市值、债券市场规模、商品类衍生品成交量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4059万亿元，继续位居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前列。金融产品供给日益丰富，30年期国债期货、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上市，原油期权等多个国际化品种境外交易者可直接参与交易。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国泰海通证券重组更名上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813家。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上海黄金交易所启用香港国际板指定仓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覆盖12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推出股权投资“32条”、“浦江之光”行动升级版、并购重组行动方案、中小企业融资支持若干措施、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产品服务更加多样，推出“沪科积分贷”、转型金融贷款、商业养老金等产品服务，超200万个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落地。服务机制不断健全，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和股权投资、并购、金融科技等各类集聚区，发布绿色融资租赁地方标准和转型金融目录。服务效率持续提升，依托大数据赋能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精准画像”，业务办理时长明显缩短。截至2025年末，上海市“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规模2024年、2025年分别同比增长43%、48%。三是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步伐加快，债券通“南向通”“互换通”开通，沪港、中新、中巴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互通启动。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出台实施跨境金融“18条”，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全国总量的46%。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探索，开展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自贸离岸债成功发行。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联合签署。四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调推进机制落地运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在沪成立。《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发布，绿色金融、自由贸易账户、自贸离岸债等浦东新区法规相继颁布。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工作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成效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提高金融国际化为突破口，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重点，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五个中心”建设协同联动，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到2030年基本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为2035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强枢纽，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迈出新步伐。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共建“一带一路”。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配合深化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出更多面向国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提升再保险、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深化投融资和跨境结算便利化。支持金融机构拓展全球服务网络，集聚跨境银团贷款中心和业务，深化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提升企业集团财资中心等总部经济能级。探索离岸金融服务。加强离岸金融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自贸离岸债等业务发展。

夯基础，推动金融体系建设跃上新台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提升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健全功能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多层次股权市场高质量发展，强化债券市场功能，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持续推动货币、外汇等市场发展。形成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货币价格指标体系，优化债券及基金产品结构，推动更多期货及衍生品上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打造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集聚高能级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培育和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保障功能，推进自主可控的支付体系建设，加快金融基础设施业务创新，深化信托登记制度试点。

秉初心，推动金融服务质效赢得新提升。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经济民生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加快构建全周期、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创板和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支持市场化并购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发展，丰富科技信贷产品，支持科技保险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产品服务，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加强普惠保险体系建设。健全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适应的养老金融体系。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支持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投资管理，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支持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沪发展，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吸引集聚金融科技主体。

守底线，推动金融安全水平实现新跨越。全面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市委金融委成员单位工作统筹，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力量配备。加强监测预警。加快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深化监管科技应用，更好实现金融风险早期识别预警。抓好风险处置。着力压降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持续做好“失联”“空壳”以及严重违规经营的地方金融组织清理清退工作。

优生态，推动金融营商环境焕发新气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金融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上海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加强金融法治保障，推动制定金融领域浦东新区法规，提升金融司法效率和公信力，提升金融仲裁服务能级。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为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个人征信产品。健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素养、金融安全意识、金融健康意识，增强辨别风险、防范风险、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深化境内外金融交流合作，高水平举办陆家嘴论坛，推动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打造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持续优化“上海金才”行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智库建设，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金融人才集聚平台和多元共治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金融系统树立鲜明价值导向，引导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

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加强上海金融系统党的各方面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点的党建新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作者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把握好“大”与“小”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要强化精准思维，坚持‘致广大而尽精微’，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领导干部树政绩尤其需要深刻领悟并处理好“大”与“小”的辩证关系，既要“胸怀大局、着眼大事”，又要“着眼小处、落细落实”，从而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领导干部而言，谋划工作首先要从“大”处着眼，胸怀大局、把握大势、聚焦大事。善于站在政治高度审视问题，以战略思维权衡利弊、算好“大账”，并将自身的工作自觉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之中，做到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的就是以“大”的境界把准航向。每一项政绩的创造，都要放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去考虑，放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去检验。如果视野狭隘、格局不大，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热衷于搞见效快、易出彩的“形象工程”“盆景项目”，即便一时数据亮眼、场面热闹，终究不过是脱离大局、违背规律的“伪政绩”。无论是推动改革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还是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稳定，都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做到方向不偏、力度不减。唯有涵养“大”的胸襟与眼光，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做到同“国之大者”、党之大计对标对表，才能在纷繁变局中稳得住心神、在艰巨任务前扛得起重任。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如果说着眼于“大”是谋篇布局，那么着手于“小”则是精雕细琢，宏伟的蓝图终究要靠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小事的落实来支撑。如果只有口号没有行动，只有规划没有落实，再美好的愿景也只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落脚于每一处“小”的实干精神，把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从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到民生保障的细微之处；从项目推进的每个环节，到风险排查的每个角落，都容不得半点敷衍、丝毫马虎。要善于从“小切口”抓住“大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戒“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多到一线察实情、听真话、解难题，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发展的堵点难点抓在手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每一项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防止“细节中的魔鬼”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在处理“大与小”的关系时，要警惕“大”与“小”的异化，防止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宏大叙事依赖症”，即言必称战略、语必谈全局，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抓不住要点、落不到实处。这种领导干部看似站位很高，实则腹中空空，习惯于用“概念”代替“实践”，用“口号”代替“行动”，最终异化为“大而空”。另一种是“事务主义陷阱”，即整日埋头于具体事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领导干部看似勤勤恳恳，实则缺乏方向感和战略眼光，把“小”处落地异化为“小而碎”，无法将日常工作提升到服务大局的高度。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大”与“小”辩证关系的曲解，最终都难以创造出高质量的政绩。真正的成事之道，是在“广大”的坐标系中定位“精微”的坐标点，通过“小”而扎实的一步一步推进，不断向“大”的目标迈进。这要求我们既能“抬头看路”，又能“埋头拉车”；既是胸有丘壑的战略家，又是精益求精的实干家，真正做到谋划时统揽大局、操作中细致精当。

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力量，要自觉以“大处着眼”立心，以“小处着手”力行，将“大”的抱负与“小”的行动统一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把勇于担当体现在大局上，把初心使命落在细节中，以胸怀全局的视野、精益求精的作风，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重要言论

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两岸同胞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这是国共两党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携手合作的动力。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增强经济韧性的战略意义及支撑因素

经济韧性是大国必备的战略能力，不仅关乎能否有效抵御各类风险，也关乎能否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要求江苏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这不仅是对江苏提出的重要要求，更是对经济工作作出的重要部署。要深刻认识持续增强经济韧性背后的战略意义及其支撑因素，练好内功、做强自身，真抓实干持续增强经济韧性，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增强经济韧性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

经济韧性通常指的是一个经济体面对各类冲击时保持稳定运行的能力，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即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供应链中断或自然灾害等冲击时，表现出较强的抗压性和缓冲能力，能够有效避免经济失速和大幅收缩。二是经济的内生成长性，即微观主体具有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并推动经济实现稳定发展，特别是在各类冲击过后，经济不仅能恢复至原有水平，更能借此推进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与制度完善，跃升至更高发展能级。这两项能力互为支撑、缺一不可，是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的重要基础。强大的经济韧性会向市场传递出明确、稳定和持久的向好发展信号，在宏观层面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在微观层面牵引各类主体作出更为理性化、长期化的经济决策，为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一旦这种“经济韧性—市场信心—正向行为”的传导机制得以确认，还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正向反馈效应，将进一步夯实经济基本盘，继而持续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韧性水平。

对我国来说，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背景下，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经济范畴，是保障发展安全、拓展发展空间、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也是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具备的战略能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持续加大的大国博弈压力和内部稳增长、促升级压力，都迫切要求把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从国际看，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风险积累，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韧性，将很难抵御各类外部冲击和打压。从国内看，目前国内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任务较重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矛盾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非经济领域风险也比较突出，这些都将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在此背景下，只有持续提升经济韧性，才能促进经济稳定运行和向新向优发展，确保经受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经济韧性本质上是经济基本面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

经济韧性是经济基本面在应对和抵御各类冲击时的集中体现。所谓“基本面”，指的是经济的长期表现和发展潜力，主要由制度、要素和市场三大因素构成。这三大因素相互关联、叠加融合，共同塑造了经济体应对冲击的底层逻辑和能力储备，成为决定经济韧性的三大支柱。就我国而言，不管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世纪疫情，都表现出了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的大国经济特征，正是三大支柱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制度层面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韧性的核心支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已经成功实施了十四个跨越经济周期的五年规划（计划），确保国家发展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前瞻性，从战略层面稳定并引领市场预期。同时，我们科学把握和动态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破除妨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有效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凝聚起更强大的合力。

从要素层面看，总量充裕且不断丰富升级的生产要素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基础支柱。我国已经培养形成了规模巨大的高素质工程师、科学家和熟练技工群体，以“人才红利”接续“人口红利”，这为我国在应对外部技术封锁时提供了更强的自主攻关和替代能力。同时，我国还以战略主动精神提升经济内在成长性，将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纳入新型要素范畴，着力激发新兴领域发展活力，接续培育大国经济新增长点。

从市场层面看，强大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纵深所在，也是经济韧性的关键支柱。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即便面临外部需求收缩的风险，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也能够为企业提供足够的战略纵深和腾挪空间，让企业有机会生存、调整并寻找新出路。特别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进一步消除市场内部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使得各类冲击能在更大范围内被分散和消化。

除了与基本面直接相关的三大支柱外，还有三大因素深刻影响着经济韧性。其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持续增强我国经济韧性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在这一力量推动下，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攻克各类“卡脖子”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创造中国经济新奇迹的道路上蹄疾奋进。其二，社会韧性与经济韧性相互影响、互为支撑。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一些国家为了解决日益增加的社会风险，通过建设社会福利体系提升社会韧性，从而保持工业化进程不被中断。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稳步提升，形成了较强的社会韧性，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提供重要支撑。其三，在开放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经济韧性。目前，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与多数经济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格局，成为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实践中，任何国家的单方面脱钩、断链行为都将给其自身带来反噬，深度互嵌的经贸关系实质上发挥了强大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作用。

综合施策持续增强经济韧性

增强经济韧性是一项涉及发展理念、体制机制、政策协同、微观行为的复杂系统工程，既要立足战略全局做好顶层设计，也要立足地方实际抓好推进落实。但是，与经济增长等即期见效的“显绩”不同，增强经济韧性是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只有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的思想前提，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突出实干精神，练好内功、做强自我，才能更有效地增强我国经济韧性，更好赢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主动。

总体思路上，要聚焦经济韧性的三大支柱，长短结合统筹打好“突围战”和“强基战”。在打好“突围战”方面，着眼于现阶段面临的各类“卡脖子”问题，进一步用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实现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超前部署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技术研发项目，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实现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打好“强基战”方面，从增强中长期发展内生动力的战略高度，持续推进各项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工作。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加快开启增长“第二曲线”，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经济新动能。三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具体实践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坚持全国一盘棋，形成协同发力格局。经济大省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能力强、开放程度高，是我国经济韧性的关键性依托。支持经济大省在“稳”的基础上“进”，特别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为此，经济大省既要聚焦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也要聚焦经济的内生成长性，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共同富裕等关键方面进一步持续探索，有效激发各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动力，协同提升经济韧性。其他地方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各展所长，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持续增强经济韧性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坚持以品质化需求引领新供给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从就业、收入、教育、养老等方面作出部署，特别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从“量的满足”逐渐转向“质的提升”。品质化需求的持续增长，正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品质化需求是指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体验等提出更高标准，本质是消费心理从“能用就行”向“想用、好用、耐用”转变。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品质化需求不再局限于产品本身的功能属性，而是延伸至消费场景、服务体验、价值认同等多个维度。这种需求升级不仅是消费观念的迭代，更是优化产业结构、催生经济新形态的重要动力。

倒逼供给侧提升标准，推动供给侧改革。需求端的品质化要求，倒逼市场提升准入门槛，推动供给侧在模式、管理等方面进行变革，最终引导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当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时，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优化生产工艺，推动向现代产业演进。例如，在家居消费领域，为满足消费者对便捷、舒适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家电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的功能升级，而是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家电互联互通，打造全屋智能场景，推动家电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消费者对静音、节能等绿色生活的期待，促使制造企业优化供给、研发智能降噪系统。当品质化需求成为市场的主流导向时，供给体系就会朝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重塑。同样如此，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基础功能的标准化产品，转而追求更智能、更绿色、更融合的品质体验时，市场竞争的重点就会从“拼价格”转向“拼品质”。企业为了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不断提升供给品质，例如餐饮企业为满足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场景融合的需求，推出轻食套餐、沉浸式餐厅等新产品新服务。这种需求升级与供给升级的相互促进，最终进一步增强供需适配性，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使企业转型升级。品质化需求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引导资源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流动，推动企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服务化方向转型。这一点在农业、文旅等多个领域已得到验证。在农业领域，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品质化需求，不仅催生了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新产业，还推动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服务模式。部分农业企业通过建立有机种植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渠道，构建起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产业生态，有效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了农业增值增效与消费者健康需求满足的有机统一。在文旅领域，消费者对高品质文旅体验的需求，推动传统旅游业向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研学旅行等新业态转型。部分文旅企业通过挖掘地方文化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出了一系列高品质文旅产品，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也推动了文旅产业的结构优化。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转而追求“更健康、更便捷、更有温度”的品质体验时，市场就会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例如，消费者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品质化需求，催生了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一些企业开发智能穿戴设备、居家监测系统、远程医疗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紧急救援、生活照料等全方位服务，既满足老年人对高品质养老生活的需求，也推动养老产业的智能化、专业化发展。这种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级、更合理的方向优化。

带动市场需求精准传导，引导企业聚焦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为满足消费者的品质化需求，会主动加大研发投入，瞄准品质需求的痛点开展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技术突破与需求满足的有机统一。例如，在智能手机领域，消费者对拍照效果的极致追求，倒逼手机企业在影像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大底传感器、光学防抖技术到计算摄影算法，企业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推出具备夜景模式、人像虚化等功能的高端机型，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影像的需求，也推动了手机产业的技术升级。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产品的基础功能，转而追求更高的品质体验时，就会向市场传递出清晰的技术攻关信号，促使企业将研发力量集中于核心技术突破，最终带动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例如，随着消费者对家居环境健康关注度的持续提升，市场对“零甲醛、无污染”装修材料的需求日益迫切，这就倒逼建材企业聚焦环保材料技术攻关，一些企业成功研发出以豆基蛋白为原料的新型环保板材，甲醛释放量低于国家标准。这种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也帮助企业实现了核心技术的突破，更推动了整个建材行业的绿色技术升级。这种需求升级与技术突破的相互促进，最终形成技术创新与品质需求的良性互动。

何为“一单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促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作出部署，提出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大力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促进集装箱和大宗物资铁水联运。“一单制”作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国际贸易便利化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模式，已成为交通强国建设、物流降本增效、“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

所谓“一单制”，就是在两种及以上运输方式衔接的多式联运全过程中，由多式联运经营人签发唯一一份标准化联运单证，覆盖货物从起运地接收、中转装卸、跨境通关到目的地交付的全流程，实现托运人一次委托、一单通行、一次结算、一次保险，由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担统一责任的一体化运输组织与服务制度。其重点是以统一单证为纽带，整合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运输资源，贯通运输、仓储、通关、结算、金融等环节，打破分段运输下单证繁多、流程割裂、责任分散、信息不通的瓶颈，让货物在跨方式、跨区域、跨国家流转中实现一单到底、全程无忧。“一单制”拓展了传统运输单证的功能边界，是依托标准化、电子化、物权化的联运单证，构建起运输、贸易、通关、金融等一体化模式。“一单制”呈现出清晰的实践形态，具体来说，托运人仅需办理一次委托手续，全程使用一份单证即可完成所有运输环节，运输过程中无需重复换单、重复申报、重复结算；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安全、时效、货损承担统一责任，其单证具备提货、结算、融资、背书转让等复合功能，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协同。无论是中欧班列的国际铁路联运“一单制”、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一单制”，还是国内公铁、铁水联运“一单制”，均以“小票单联通大链条、小凭证激活大流通”为逻辑，推动运输服务从分段分散向一体化、高效化、便利化跨越，成为现代物流降本增效的标志性模式。

与传统“分段运输”“多单并行”模式不同，“一单制”虽然同样依托运输单证实现货物交接与责任界定，但其彻底打破单一运输方式、单一环节、单一主体的运行局限，实现跨方式、跨部门、跨区域资源整合与流程再造，区别于传统分段运输的碎片化运行方式。从本质上看，“一单制”是以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以标准统一提升协同效率、以权责清晰保障服务质量、以金融赋能拓展价值空间的新型运输组织形态，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供应链现代化、贸易便利化趋势的制度性突破。它不是对传统运输模式的局部优化，而是对多式联运全流程、全要素、全主体的系统性重构，通过“一单统全程、一责管到底”，实现运输资源高效配置、贸易流程大幅简化、金融服务深度嵌入，是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支撑。

近年来，我国将“一单制”作为多式联运发展的重要任务予以强力推动。《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工作方案（2021—2025年）》提出深入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探索应用集装箱多式联运运单，推动各类单证电子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更是将“一单制”作为系统性降本的关键抓手，要求培育多式联运经营主体，发展集装箱公铁、铁水联运，加快推进“一单制”、“一箱制”。随着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一单制”作为畅通物流通道、激活贸易活力、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新引擎，亟须在规则完善、标准统一、技术赋能、金融创新、市场培育等方面持续突破，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效能，充分释放制度创新红利。一是健全规则标准体系，夯实“一单制”发展制度基础。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国际衔接的多式联运规则体系，统一单证格式、数据要素、责任划分、理赔标准，消除不同运输方式、不同区域间的规则壁垒。二是强化单证物权化赋能，激活“一单制”金融价值。推动赋予多式联运提单、铁路联运提单物权凭证效力，确立“见单放货”法律规则，实现单证可背书、可转让、可质押、可作为信用证结算凭证，打通物流与金融的连接通道。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一单制”运行效能。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的多式联运信息平台，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公路、海关、金融等数据资源，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全程共享、互认通用，彻底打破信息孤岛。四是培育专业化经营主体，提升“一单制”服务能力。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全程组织、控货监管、单证签发、金融服务、风险承担能力的专业化多式联运经营人，支持铁路、港口、航运、物流龙头企业转型发展，打造“一单制”服务骨干力量。五是深化试点示范推广，扩大“一单制”覆盖范围。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水联运、公铁联运为重点场景，深化“一单制”试点示范，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加快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

作为现代物流与跨境贸易的制度创新载体，“一单制”以高效、便捷、经济、协同的突出优势，正在重塑多式联运运行范式，成为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面向未来，随着规则体系不断完善、技术赋能持续深化、金融功能全面拓展、经营主体日益成熟，“一单制”将实现从运输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覆盖、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普及跨越，让物流更高效、贸易更便利、金融更普惠、产业更协同。持续做强做优“一单制”模式，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强劲动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全球物流与贸易竞争力提供坚实保障。

依法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风险

虚拟货币自诞生以来，凭借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点迅速吸引市场关注，但伴随其发展的风险隐患也日益凸显。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和监管框架，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在一段时期内存在风险与责任边界模糊的问题，给金融秩序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带来了诸多挑战。202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新就业群体权益保护、虚拟货币、低空经济等问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主动提出立法建议。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重申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一基本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虚拟货币的监管体系和监管要求，彰显了我国以法治手段规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

虚拟货币是指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数字资产。从技术层面看，虚拟货币可分为原生数字资产和非原生数字资产两大类：前者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以及稳定币；后者以现实世界资产（RWA）代币化为典型代表，即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虚拟货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去中心化，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点对点交易，不依赖中央机构发行和确认。二是匿名性，交易主体以地址形式存在，难以直接对应现实身份。三是跨境流通便捷，可以低成本、近乎实时地完成跨境转移。这些技术特征在带来创新的同时，也给法律规制造成了显著挑战：去中心化使得传统中心化监管手段难以直接适用，匿名性导致主体识别困难、取证不易，跨境便捷性则对属地管辖原则形成冲击。

结合虚拟货币市场的现实问题与我国有关监管政策的演进历程，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风险，需要从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加强专项监管和专门立法。目前，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规定主要体现为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到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再到此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这些文件在快速响应、灵活处置现实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其法律效力层级相对有限，在行政执法和司法适用中有时面临依据不够充分的问题。对此，可在总结多年监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适时推动相关立法工作。例如，在条件成熟时，研究在现有金融法律中增加虚拟货币管理的相关条款，或者考虑制定有针对性的行政法规，对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监管框架、禁止性行为、法律责任等作出原则性或基础性规定。通过逐步健全法律规范体系，为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也使相关监管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第二，统一司法裁判规则，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对虚拟货币相关纠纷及违法犯罪的处理，一直在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严惩以虚拟货币为媒介洗钱、逃汇等犯罪”。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点。在民事领域，虚拟货币是否属于法律保护的财产，不同法院有不同认识。有的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关于数据、网络财产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认可虚拟货币作为一种虚拟财产的属性；但与此同时，由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被认定为非法金融活动，多数法院对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不予保护，对其合同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在刑事领域，虚拟货币究竟应认定为财产还是数据，直接影响到罪名适用和量刑标准。例如，在盗窃虚拟货币的案件中，将其认定为财产则可能构成盗窃罪，认定为数据则可能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二者在量刑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法律适用的不一致，可能影响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和公信力。《通知》第十九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投资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及相关金融产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具体何为“违背公序良俗”，在实践中尚需进一步厘清。此外，针对虚拟货币相关案件中的证据固定、跨境取证等问题，也有待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明确操作规则，为各级法院提供更加清晰的参照。

第三，加强跨境监管与域外适用。《通知》明确规定，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同意，境内主体及其控制的境外主体不得在境外发行虚拟货币。这一规定体现了法律管辖权的合理延伸，有助于弥补试图通过境外设立主体规避境内监管的漏洞。落实这一规定，需要在遵循国际法和相关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从多个层面逐步推进。一是完善境内主体境外行为的监管机制。对于在境外设立主体从事虚拟资产业务的境内企业，可以考虑建立备案和信息报告制度，进一步明确违规行为的认定标准和相应的处理措施。二是加强跨境信息共享与执法协作。积极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境外主要金融中心监管机构加强沟通，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领域探索开展情报交换和执法协作。三是探索对境外违规机构的联合处置机制。对于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的境外平台，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综合运用域名屏蔽、IP封锁、切断支付渠道、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等多种方式，逐步提升对境外风险的阻断能力。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治理话语权。虚拟货币的监管是全球性问题，相关规则的制定正处于重要的窗口期。国际层面，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等国际组织，正在围绕虚拟资产监管、稳定币规则、跨境执法协作等问题展开密集讨论。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金融监管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在虚拟货币国际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一是深度参与国际组织的规则讨论与制定。派出专业力量，积极参与关于虚拟资产监管标准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将我国在反洗钱、投资者保护、金融稳定等方面的监管经验和合理诉求融入国际规则。二是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政策对话。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与相关司法管辖区就虚拟货币监管开展常态化沟通，推动形成相互承认、协调一致的跨境监管标准，减少监管套利空间。三是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虚拟货币监管方面的诉求。虚拟货币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稳定的影响更为突出，我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监管经验，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虚拟资产治理新秩序。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我国不仅能够维护自身金融安全和法律利益，还能为全球虚拟货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函两书”：工会开展劳动法律监督的重要抓手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是工会依法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监督，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民主管理的重要方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一函两书”是工会及相关单位为提醒用人单位落实好劳动法律法规，或纠正其违法劳动用工行为而适用相关文书的制度简称，是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重要工具，集中体现了工会作为职工“娘家人”的组织优势与群众监督的鲜明特色。“一函”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两书”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实践证明，通过提示函、意见书、建议书的递进式监督，将柔性协商与刚性约束有机结合，既彰显了工会组织依法维权、民主参与的职能，也契合源头治理、多元共治的要求，对于化解劳动纠纷、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具有独特价值。

近年来，各级工会组织立足自身定位，积极推行“一函两书”制度，取得显著成效。在监督覆盖面方面，全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网络持续健全，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覆盖面不断扩大，“一函两书”在各类企业中普遍推行，有效推动了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社保缴纳、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问题的源头化解。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一函两书”在推动解决欠薪、违法裁员、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上发挥了“短平快”的监督优势，一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案件得到及时纠正，群众监督实效得到广泛认可。在制度效能方面，“一函两书”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有机衔接，大量劳动纠纷在萌芽状态即被化解，切实减轻了职工维权成本，提升了劳动关系治理效能。与此同时，对照新形势新要求，“一函两书”在实践运行中也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挑战。部分基层工会对“一函两书”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监督意识和能力有待强化；该制度与行政监察、司法监督的衔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新就业形态、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监督覆盖仍有短板，监督的触角尚未完全延伸至用工末端等。这些问题，需要在深化制度实践中着力破解。

进一步明晰权责，提升“一函两书”的监督效能。工会组织及工会干部作为劳动法律监督的组织者、推动者，敢用、会用、善用“一函两书”，是提升制度效能的前提。第一，加强制度设计与政策完善，出台操作规范指引，明确各级工会组织践行“一函两书”程序的法定权限范围、具体监督事由清单以及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厘清其与劳动监察行政权的边界，使其行使监督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健全履职激励、保障与容错纠错机制，将规范、有效地运用“一函两书”作为考核工会组织及其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激发其主动、规范行使监督权的内生动力。第二，强化专业能力建设，加强监督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通过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提升工会干部的法律素养与实务技能，为基层提供坚实的专业支撑，引导工会干部深刻领悟“一函两书”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预防、协商、监督、保障全链条逻辑，熟练掌握从接到发现到研判立案、调查核实、文书制发、监督整改的标准化流程与取证规范，从源头上确保“一函两书”的发出精准、规范、有力。

强化企业合规与群众参与，发挥群众监督在源头治理中的基础作用。“一函两书”制度强调源头治理，重点在于将劳动权益保护从被动救济转向主动预防，这既需要引导企业将合规意识内化为日常管理的自觉行动，也离不开广大职工群众在民主监督中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强化对企业合规责任意识的系统性引导。工会应强化“一函两书”制度的预防与协商价值宣传，为制度运行营造良好环境。可联合人社、司法等部门建立企业劳动领域合法合规教育体系，通过专题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向企业管理者普及劳动法律法规，强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对降低法律风险、提升企业形象的深远价值。同时，推动建立企业劳动领域合规激励机制，将合规表现纳入行业评价体系，对主动接受监督、主动整改问题的企业给予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充分激发职工群众在监督中的主体作用。群众监督的力量源泉，在于广大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职工身处劳动一线，对用人单位是否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最有发言权。工会应加强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互动，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职工董事、职工监事作用，畅通职工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建立健全职工诉求收集、反馈机制，让职工的意见建议顺畅进入工会监督的程序轨道，注重发挥一线职工、基层工会小组长的“探头”作用。通过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促使合规意识内化为企业文化，推动企业从法律遵从者转变为劳动权益保护的主动践行者，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社会效益共赢。

深化“工会+”多元协同机制，凝聚民主监督合力。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的劳动法律监督属于群众监督，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企业收到提示函或意见书后拒不整改，或者问题涉及复杂法律争议时，就需要法院、检察院、人社等部门的司法和行政力量共同介入，形成监督合力。因此，推动“一函两书”从制度设计转化为治理实效，不仅需要工会自身履职到位，更需要将监督的触角与各方治理资源有效对接。一方面，进一步细化操作指引，明确工会与各部门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证据互认、联合督办等环节的具体流程与时限，利用跨部门联席会议等平台破解流程复杂的问题，实现监督执行链条的贯通。另一方面，推动“一函两书”制度与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法院+工会”诉调对接机制、职工法律援助体系等紧密衔接，使其成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的前置环节和有效依托，确保工会监督意见在后续调解、仲裁或诉讼中发挥作用。

分类指导施策，构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差异化路径。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面临劳动关系模糊化、用工模式灵活化等结构性挑战。与此同时，大量小微企业因规模偏小、管理能力薄弱、合规意识不足，也成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薄弱环节。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的监督活动如果沿用传统方式，难以实现有效覆盖。这就要求“一函两书”制度必须适应不同用工形态的特点，在监督方式上有所创新、在政策举措上分类施策，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各类用工领域，做到“职工在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对于平台用工领域，工会应探索联合行业主管部门、平台企业，制定适用于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清单，并创新调查方式，如运用电子通信手段进行沟通取证。在制发文书时，内容应更侧重于推动算法公平、报酬支付、休息保障等新问题的解决。对于小微企业和特殊行业，则应注重普法宣传和风险警示，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其建立规范的用工管理制度，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用司法手段督促家庭教育责任落实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家庭教育指导令是人民法院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针对家庭教育缺失或监护人失职行为，依法发出的责令监护人接受指导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文书。这是以司法手段推动家庭监护与家庭教育职责落地的重要抓手，不仅是对错误教育方式的禁止，更是对亲子关系的引导。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经验做法的6个指导性案例，为统一司法适用、强化制度效能提供了权威指引。在提升家庭教育法治化的进程中，深入完善家庭教育指导令实施机制，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运用法治力量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

实践中不少案例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与监护人家庭教育履职不当相关。为提升家庭教育法治化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授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由此正式确立家庭教育指导令制度。近年来，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和执法司法实践的发展，家庭教育指导令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成效，但制度运行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法律属性与效力边界不够清晰，当前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权利义务范围、适用程序等缺乏细化规定，与其他家庭教育指导措施、监护制度的衔接不够顺畅；二是适用标准不够统一，各地在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启动情形、文书样式、期限设定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制度适用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三是执行监督与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对违反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后果规定不够明确，缺乏必要的刚性约束，同时法院、检察院、公安、妇联、教育、民政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联动响应机制仍需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合力尚未充分形成。进一步深化家庭教育指导令的适用，应坚持“抓前端、治未病”，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引导工作重心从“个案办理”向“系统育人”逐步转变，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治保障。

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法律属性，强化刚性约束。家庭教育指导令是法律授权的机关制发的法律文书，其内容包含监护人必须履行的特定的家庭教育义务，具有法律效力。但倘若监护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此义务，家庭教育指导令能否作为执行依据，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监护人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共识。明确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法律性质，关系到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执行程度，也关系到签发机关行使跟踪考察和监督评价职责以及对相应处罚权限的设置。可结合实践需求，推动相关立法完善或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文书规范，明确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法律效力，以及违反指导令应当承担的具体法律后果。同时，积极探索分级分类惩戒与激励机制，对没有正当理由却坚决拒绝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或者在接受指导之后仍不改正的、拒绝履行抚养教育义务的监护人，应当依据法律法规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处理；若情节严重，可依法撤销或变更其监护人资格。

规范家庭教育指导令的适用标准和程序，准确把握司法介入边界。若缺乏明确的适用标准，司法机关在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标准不一、宽严失衡的情况，也不利于准确认定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与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之间的关联。司法机关在适用家庭教育指导令时，应精准把握司法介入的合理尺度，兼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家庭自治的平衡，既要通过指导令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也要充分尊重家庭的主体地位，避免过度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在制发和实施指导令过程中，应将家庭关系修复作为重要考量因素，防范因司法不当介入加剧家庭矛盾、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同时，顺应家庭结构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法律框架内探索贴合家庭实际、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式，让家庭教育指导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强化对家庭教育指导令履行的监督，压实协同责任。如何监督和评价监护人履行家庭教育指导令，是实践中的一大难点。鉴于家庭教育的私密性和特殊性，以及家庭教育本身的复杂性，监护人与未成年人的互动过程、教育效果难以进行简单量化评估，即便指导令中明确了可量化的要求，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探望次数等，签发机关也难以全面、准确判断其实际效果。可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评估机制：在签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前，全面调查评估家庭情况，找准问题症结；在指导过程中，通过回访、测试、查阅成长档案等方式动态评估监护人学习和行为改进情况；在指导期满后，综合评估家庭教育环境改善、亲子关系修复等情况。此外，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参与相关工作，将指导令的具体执行、跟踪随访及效果评估等工作，委托给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提升工作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借助数字化手段助力监督效能提升，逐步搭建全国或区域性家庭教育指导信息平台，推动监督过程可视化、可量化、可追溯。

实施“六大行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导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建筑施工企业，要结合企业用人用工的实际，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精准发力、力求实效，制定公司深化产改的实施方案和深化产改五年计划，构建“党委统一领导、行政推动、工会牵头、部门协同”的联动机制，助推企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解决当前企业生产管理的难点痛点，有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深入实施思想引领行动。企业在产改工作中，要不断引导产业工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产业工人爱听的”“工会干部想说的”形成有机统一。认真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引导产业工人勇当先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蔚然成风。积极营造“广泛宣传、深入人心、勇于突破、共促发展”的产改工作氛围，更大力度培养产业工人党员。创新“大思政课”形式和内容，推动形势任务教育进车间、达班组、到岗位，坚定广大职工发展必胜信心。

深入实施建功立业行动。企业聚焦价值创造、效益提升，围绕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任务，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持续开展企地联建共创，动员和激励广大职工踔厉奋发、攻坚克难，推动企业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组织产业工人踊跃参与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助力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成立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持续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最大限度把劳模工匠的技能优势转化为企业创新创造的发展优势。

深入实施素质提升行动。把产业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库统筹安排，以政治素质、创新能力、业绩贡献为标准，在产业工人中形成清晰透明的职业发展预期。明确企业重要的工种清单，建立网上网下人才培训培养体系、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体系和工匠人才培育体系五大体系。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规划，推进学历教育学习成果与职业技能培训成果转换互认。推动落实产业工人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横向互相贯通的长效机制。持续深化导师带徒活动，充分发挥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培育人才的阵地作用，发挥工作室领衔人和技术骨干的“传帮带”作用，激励产业工人学技术、强技能、当工匠、做劳模，推动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深入实施正向激励行动。健全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保障广大产业工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积极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各项制度，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推荐工人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和杰出代表作为地方党代表、人大代表等，让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各项评比表彰中，加大选树产业工人劳模的比例，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营造正确认识产业工人、高度认可产业工人、充分尊重产业工人、关心爱护产业工人的良好氛围。

深入实施维权服务行动。高度关注宏观政策和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加大对职工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休息休假等方面权益维护力度。推动各单位建立健全基于岗位价值、能力素质、创新创造、业绩贡献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以提高技能人才薪酬待遇为重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助推产业工人实现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健全以“普惠服务+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工作体系，努力适应职工群众新期待新需求。持续开展职工队伍稳定因素排查工作，及时受理“12351”职工维权热线，对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加大产业工人关心关爱力度，建立优秀高技能人才休假疗养和研修培训制度，大力推动“职民工服务站”“心灵驿站”等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不断改善一线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产业工人生活品质。

深入实施队伍壮大行动。形成产业工人核心工种培育清单，每年按一定比例招录一批职业院校的优秀毕业生、转化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作业岗位、遴选转录一批优秀劳务人员、引进一批紧缺技能人才。特别是建筑施工企业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以产改为抓手助推自有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主动实施队伍重建计划，采取科学的灵活用工配置形式，从需求端培养关键岗位的自有产业工人、关键领域的自建作业队和关键工序的自建作业班组，持续打造一支自主可靠、熟练稳定、专业规范的自有产业工人队伍，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民声一键办”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所在，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战略支点。近年来，嘉兴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以国务院办公厅推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为契机，创新实施并不断深化“民声一键办”改革，旨在通过基层资源再分配、基层力量再调整，贯通“110—12345—基层智治平台”，建立即时响应、协同处置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再变革，让每一个群众只打一个电话，诉求都能够得到妥善解决。“民声一键办”中的“民声”即民众的呼声，“一”即融合、协同，快速、高效，“键”即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办”即马上办、协同办、能办好。3年来的实践证明，“民声一键办”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下倾，是深入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的有机融合、有力抓手。

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党政同责、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嘉兴市打破传统条块分割、权责不清的治理惯性，将改革纳入党委、政府重大议事日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督导落实，出台《关于推进“民声一键办”机制建设的实施细则》，将其列为全市“四敢争先”攻坚破难重点任务，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在具体实践中，嘉兴实行“一把手”工程，由市委书记牵头抓总，县级党委统筹协调，镇街实体化运作，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链条。同时，全面梳理权责清单，厘清110报警服务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基层智治平台之间的职能边界，破解推诿扯皮难题，推动治理责任法定化、流程规范化、运行透明化。通过建立签收率、反馈率、办结率、投诉率等“六率”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真正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标尺，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深化系统集成，打造“三端融合、双室联动”的运行机制。“民声一键办”改革以系统思维破题，打破110报警服务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基层智治平台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起“110—12345—基层智治平台”三端融合、信息互通、责任明晰的“铁三角”运行架构，实现了非警务类事项的精准识别、高效分流与闭环处置，推动110回归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主责主业。

改革中，嘉兴制定三平台联动流转事项清单，涵盖公共设施、市容环境、市场监管等12类高频民生事项，统一数据字段、规范流转程序，配套建立首接责任制与部门会商机制。对职责交叉事项，实行“首接即受、后续分办”；对重大疑难问题，启动季度会商与应急联动机制，明确牵头单位与配合职责，形成协同处置合力。实现群众“只打一个电话，问题一办到底”，警务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2025年，全市共受理并处置各类“民声”事项22.89万起，现场办结率由最初的78.5%升至目前的92.8%，重复报警率由最初的17.4%降至目前的10.9%。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推动治理重心前移，市县镇三级社会综治中心全面升级改造，实行7×24小时值班值守，集成指挥调度、数据分析、应急响应等功能，成为基层治理的“中枢神经”。将“民声一键办”改革机制纳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清单，建立市县镇三级会商机制，由政法书记、政府分管领导、公安分管领导每周开展会商。同时实行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和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双室联动”，对重大敏感事项实行“提级办理、领导包案、限时销号”，确保矛盾不上行、风险不外溢。

聚焦能力跃升，构建“专业引领、四治融合”的支撑体系。“民声一键办”改革以专职队伍建设为突破口，坚持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开放式治理架构，集成专业力量，深耕专项能力，全面提升“民声”事项的现场处置效能。

一是突出专业化能力建设。在全市72个镇（街道）统一建立“民声服务队”，实行编制、管理、服装、标识、装备、待遇“六统一”，增强队伍归属感与执行力。加快职业资质认证，推动队员取得人民调解员、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一员两师”资格，提升前端化解能力。建立“123”响应机制（1分钟签收、2分钟联系、3分钟指令）和“1030”到达机制（主城区10分钟、全域30分钟响应），配套出台现场处置指南，组建市县两级专家库提供24小时在线指导。二是强化数字化赋能。依托执法记录仪、“浙政钉”APP等终端，建立前后方一体化支撑机制，实现现场情况实时回传、职能部门在线协同。依托大数据建模，开发情感纠纷、劳资矛盾等易引发个人极端事件的风险预警模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干预。研发“一键指令”模块，实现人员组群、进度跟踪、限时销号，盯办化解率达98.7%。三是深化多元化共治机制。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协同联动。打通基层治理“四平台”与法院“网上办案”、信访“民呼我为”系统，实现数据互通互调；对重点复杂事项，法院、司法等部门提前介入，借助联席会议、司法调解等平台联合处置。建立“民声一键办”市场版，实施以来涉市场纠纷类事项受理数同比下降21.7%。建立“民声一键办”网络版，依托网络综合治理中心，设置“网上瞭望哨”，开展“机器巡查+定向监测”，实现网上诉求及时发现、线下联动处置，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跃迁。

（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委员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从三个维度着力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步入新发展阶段，烟草企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安徽省安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安庆烟草）从政治引领、价值追求、实践探索三个维度系统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烟草行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基层实践样本。

强化政治引领，以党的领导为企业发展锚定方向。深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构建党组领学、理论学习中心组研学、党支部促学、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践学的“四学联动”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深化政治铸魂，把牢正确方向。凝心铸魂强化政治忠诚，推动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确保企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夯实组织基础，激发先锋力量。深化“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党支部创建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

升华价值追求，以责任履行彰显企业担当。坚定履行政治责任，深化自我革命。始终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天职，一直把党的需求和国家战略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坚定不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锤炼坚强党性固本培元、弘扬优良党风激浊扬清。建立“重点任务清单+嵌入式监督+全员画像”的三位一体监督机制，将“八小时以外”纳入教育管理监督范围，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高效履行经济责任，增强发展韧性。通过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企业的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统筹“生产力进步与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城市化发展与服务创新”“近期稳增长与长期可持续”三组关系，坚持系统发力，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牢牢稳固发展底盘，扎实保持高基数平台上的平稳发展。带头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共同富裕。将企业发展自觉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持续建好工会驿站，接续救助有困难的零售户和学生，积极帮助困境妇女儿童，以文化赋能项目、公益慈善活动等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注重实践探索，以系统观念推进企业治理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重塑价值坐标。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弘扬优良作风，把解决零售户、消费者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深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生态。坚持综合施策，提升治理效能。大兴调查研究，运用“画像”方法精准识人用人；创新“师带徒”机制，推动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深度融合，打造过硬队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好人、好家庭、好团队、好单位”建设涵养企业软实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充分激发全员抓落实、干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中掌握历史主动。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企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新气象新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企业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作者系安徽省安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

以人力资源开发赋能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贵州毕节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自1988年成立毕节试验区以来，始终将提升人力资源素质、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作为重要课题。历经30余年探索实践，毕节实现了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发展跃迁，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以人力资源开发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构建三位一体组织协同体系。毕节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市之大计”，以系统思维构建协同推进格局。一是高位推动，压实责任。秉持“人人皆可成才”理念，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抓总、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工作机制，落实“一把手”抓“第一资源”责任制，成立人力资源开发专班，配套督导问责机制，确保工作落地见效。二是政策体系健全完善。先后出台《毕节市加快推进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毕节市“十四五”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等文件，搭建起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的“四梁八柱”。2023年，贵州省委、省政府专门出台《推动毕节人力资源开发培育可持续提升行动计划（2023—2028年）》及配套方案，为毕节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省级层面的方向指引和政策支撑。三是基层探索，政策精准落地。毕节鼓励各地开展差异化实践，卓有成效，如织金县推行“以岗定培”短平快技能培训，七星关区建成贵州省毕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等。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构建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毕节立足全生命周期人才培养，打通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培养链条，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一是在基础教育上推进均衡化发展。通过“银龄讲学计划”充实农村师资，依托“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培训校长、教师30万人次，落实教师交流轮岗、促进优质资源共享。2025年全市新增学位4.3万个，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7.52%，筑牢人力资源开发根基。二是在职业教育上深化产教融合。职业院校建立“产业需求预测—专业设置优化—技能培训实施—就业岗位创造”闭环机制，开设广东企业订单班60余个；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新增新能源、化工等高职专业6个，撤销与产业脱节专业3个；设立产业导师制度，推动教室与车间、课程与岗位、教学与生产深度融合，解决职业教育学用脱节的难题。三是在培育机制上引入市场力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3.2亿元建设培训基地，培育新型产业工人4.5万名；成立“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县级全覆盖。“十四五”期间，开展技能培训56.07万人次，培育技术技能人才18.49万人。

强化多渠道人才队伍建设，构建全链条人才发展生态。毕节强化人才强市战略，实施“引育用留”四大工程，壮大人才队伍、激活人才效能。一是精准引才科学评价。以“引进高端、强化中端、做大初端”为思路，开展“智汇毕节”行动，全职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2643名；破除“四唯”现象，建立以能力、实绩、贡献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截至2025年，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124.4万人，位居全省第二。二是用好帮扶资源。30余年，统一战线定点帮扶工作为毕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突出力量。2023年启动“地域+领域”组团式帮扶，帮助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7名、签约产业项目558.66亿元；推动知名院校、医院结对帮扶毕节学校108所、医疗机构24所，建成人才培养平台31个，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补齐人才发展短板。三是大力培育本土人才。打造毕节鲁班、织工、乡厨等五大劳务品牌，培育“毕节工匠”8.94万人；出台返乡创业政策，构建“输出—回流—再投资”循环机制；探索“人才举荐制”，鼓励行业领先单位自主建立人才评价标准。2025年返乡创业人员达3.2万人，带动就业15万人。四是优化服务留住人才。每年安排3000万元人才专项经费，发放“优才卡”近千张，开通人才服务热线，建设人才之家，完善薪酬激励和成果转化分配机制，增强人才归属感，不断落实优秀人才待遇。

实施就业优先，构建全方位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一是数据赋能精准匹配。毕节建成全省首个就业技能网络培育平台，整合数据监测230万劳动力技能缺口，实现供需精准匹配。2025年提供就业岗位55.35万个，开展专项职业技能培训1.79万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参训占比达65%。二是区域协作拓宽渠道。毕节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劳务对接，与82个城市签订稳岗就业协议，实现技能标准、岗位信息等“五对接”；优化升级劳务协作站25个，与广州共建“山海心连之家”27个，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8.49万人次，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三是提供灵活就业机会。毕节建成县级零工市场9个，重点帮扶脱贫劳动力、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实现就业，2025年累计服务群众38.34万人次。威宁自治县零工市场解决就业难题案例获“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织密民生兜底网，构建精准化民生关怀支撑体系。一是守护“一老一小”。建立由市级统筹、县级对接、乡级落实、村级延伸的“四级就业服务体系”，建成2304个日间照料中心、儿童之家，保障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照料需求。二是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实施医疗提质工程，人均预期寿命达75.39岁；推行医保跨省结算惠及130万外出务工人员，实施“健康管家”制度，设立医疗互助基金，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三是构建立体化社会治理体系。推动修订村规民约，建立2151个“邻帮互助”自治组织，运用大数据搭建风险防控平台，创新开发7个预警模型和28个分析模型，累计化解纠纷5.3万件，构建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泰州：从“夺一次冠”到“兴一座城”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是一方水清绿透、文昌城秀的土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名人贤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奋斗故事。2025年首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泰州一路逆袭、勇夺桂冠，“这里是泰州，我们是冠军”成为每个泰州人最自豪的感言。这次夺冠，不仅是一次绿茵场上的胜利，更是一座城市奋发进取、逐梦前行的生动写照。

“三个不相信”跨越时空，传递着强大的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曾经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就是泰州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喊出来的，已经成为融入泰州这座英雄之城肌理的红色基因，成为全市上下攻坚克难的宝贵财富。

泰州人，正是凭着骨子里那股“三个不相信”的血性担当，在“苏超”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泰州不是传统的足球强市，没有深厚积淀，没有豪华阵容，没有顶级训练体系，赛前并不被外界看好，但我们始终保持“不服输”的劲头、“敢争先”的锐气，全力以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备赛阶段，坚持高位统筹、尽锐出战，形成最优组合，构建最强阵容。竞赛阶段，坚持同心奋进、同向发力，从开局亮眼，到中期承压，再到逆势突围，最后决战登顶，一路闯关夺隘、披荆斩棘。泰州队夺冠的历程充分证明，越是艰难越要向前，只有坚持别人不能坚持的坚持，才能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拥有。所谓“一路逆袭”，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一场一场拼出来的血性与韧劲；所谓“一黑到底”，也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个球一个球踢出来的坚定与执着。

足球场上夺冠的精彩逆袭，是泰州这片土地上奋斗故事的生动缩影。800年前，泰州先民在溱湖之上勇抗金兵，这股豪迈气概，化作今日千舟竞发的会船盛景。革命年代，“黄桥战役”“苏中七战七捷”等经典战例载入史册，渡江战役“东线第一帆”在这里升起，人民海军在这里诞生，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改革开放后，泰州抢抓机遇、砥砺奋进，1996年升格为江苏最年轻的设区市。建市之初，全市上下团结拼搏、自强争先，圆了“大桥梦、大学梦、电厂梦、火车梦”。进入新时代，泰州加快跨越赶超、转型升级，地区生产总值连跨5个千亿级台阶，2024年突破7000亿元，全国首个国家级医药高新区、全国最大的民营造船基地强势崛起，2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壮大，1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拔节成长，最近首夺世界冠军的张雪机车，其发动机核心曲轴、箱体就来自泰州的单项冠军企业——罡阳股份，这些都展现出泰州产业发展的“硬核”力量。今天的泰州，经济实力更加强劲，产业科创强市加速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倍增温暖，“十字型高铁、八龙过江”交通格局加快形成，“强富美高”新泰州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用好“苏超”第二现场，打好发展“加时赛”

足球比赛有终场，但奋斗激情不会退场、推动发展没有散场。夺冠之后，我们乘势而上，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围绕体育赛事、宣传推介、文旅消费、招商引资等领域，排出28项具体任务，并专题召开体育强市建设暨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努力把“一次性”的庆祝转化为“一连串”的活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留量”、发展“增量”，奋力书写从“夺一次冠”到“兴一座城”的精彩篇章。

“兴一座城”，首先是要人气兴旺，有人气才有活力、有未来。“苏超夺冠”极大地提升了泰州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夺冠之后的一周内，关于泰州“苏超夺冠”的抖音流量3.6亿、今日头条流量1亿，5大商业平台总流量超过13亿，成为泰州前所未有的“破圈爆点”。我们借势发力，积极推动“苏超+文化”“苏超+消费”“苏超+旅游”深度融合，带动全市文旅市场实现大幅增长，去年接待人次和消费额同比分别增长37.6%和42.1%。比赛日全市各大商场、综合体、街区及夜市较平时客流普遍增长40%以上、营业额平均增长25%以上。春节假期全市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日均接待游客量、日均游客消费额同比分别增长22.4%和20.5%。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泛舟十里溱湖、登临百里江堤、夜游千年城河、徜徉万亩花海，体验“水城慢生活”的从容闲适。特别是“泰州早茶”越来越火，吃早茶需要排队，甚至排到中午、晚上，“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成为各方宾客的幸福约定，“早茶晚吃、朝朝暮暮”成为泰州人民的待客之道。

“兴一座城”，关键在产业振兴，支撑在项目突破，这是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我们把争冠夺冠激情向项目攻坚战场延伸，全场紧逼、全力拼抢。在前场加快进攻节奏，聚焦“大海新晨”产业体系和“8+13+X”链群体系，赴上海、深圳、西安、成都等地开展招商引资和“泰州人才周”“泰州日”等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创新人才集聚泰州。去年，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66个，同比增长超过20%，泰州连续5年入围“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50强。在中场紧密组织推进，建立市领导联系服务重点产业链、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四重”工作机制，实施“一个系统管全程、一个班子管全部、一套机制管全面”的项目招引建设“三个一”机制，推动项目攻坚提质增效，支撑产业加快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8+13+X”链群体系完成产值7620.7亿元，其中，船舶产业表现亮眼，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均稳定在江苏的1/2、全国的1/5、全球的1/10。在后场筑牢坚实保障，全力打造“到泰州、泰周到”发展环境，坚持“以四到四办换四心”，无论是到泰州投资兴业，还是观光旅游，都能够享受周到靠谱、文明热情的贴心服务。

泰州在足球场上夺冠，靠的是战略精准、战术执行、团队配合、全力拼抢，这是制胜的“关键密码”，也是“兴一座城”的重要方法。我们将从“苏超夺冠”的成功经验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在精准战略指引下，多做难而正确的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事，一步一个脚印把发展蓝图变成现实；在战术执行过程中，坚持压茬推进，强化闭环管理，一抓到底直至见到实效；在团队配合作战上，自觉当好“前锋”“中场”“后卫”“守门员”和“啦啦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全力拼抢竞争中，“人人当黑马、个个争冠军”，敢于争第一、奋力创唯一，切实把绿茵场上的胜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赛场上的火热实践。

三十而立再出发，踏上争冠夺冠新征程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地级泰州市组建30周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的重要指示，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以实干实绩为江苏扛好挑大梁责任多作贡献。

三十而立的泰州，正是意气风发、昂扬奋进的美好年华，正是满怀梦想、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期。我们将始终保持建市之初的创业激情，发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永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干劲，激活“百战归来仍少年”的沸腾热血，拿出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胆识和魄力，拿出勇立潮头、跨江向海的志气和追求，以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心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三十而立的泰州，正处于从快速扩张走向特质沉淀、内涵发展的关键时期，站在动能转换、优势再造的崭新起点。我们将全力做好“产、水、文、人”四篇文章，坚定不移大抓经济、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加快全面融入上海、融入苏南，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展望未来，“大海新晨”产业体系将引领泰州驶向星辰大海，“健康名城、幸福泰州”更加欣欣向荣，江苏高质量发展中部支点城市尽显蒸蒸日上的蓬勃景象。

泰州这座城市的美好未来，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今年的新赛季“苏超”战火重燃，三十而立的泰州拔锚起航，全市上下将永葆一颗冠军的心，万马奔腾齐上阵、各就各位勇争先、真抓实干强担当，以“立马就干”的奋进姿态、“干就干好”的坚定决心，全力绘就“苏超冠军城、中国医药城、水兵母亲城、高铁枢纽城”的美好图景。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委书记）

电影在文化消费中的“枢纽”作用

过去对电影价值的讨论，通常停留在艺术评论层面的“好”与“不好”，或者只盯着票房数字，这两个视角都未能道出电影还可以作为经济引擎的真实机制。可以说，电影在文化消费版图中，处于一个枢纽位置，起到连接和带动作用。

电影是产业链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是让各业态发生化学反应的连接器。据《解读中国电影的“经济账”（面对面）》一文披露，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经济贡献统计”课题组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共同测算：2025年中国电影票房为518.32亿元，全产业链产值达8172.59亿元，票房拉动系数为1∶15.77，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一般服务业的平均水平。我们可以观测到电影并非“看完就完”的单一消费，而是一个启动更大消费链条的开关，它带动的是近“万亿级”消费规模。以往统计电影的经济贡献，往往只聚焦于制作、发行、放映等核心环节。但实际上，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还包括设备制造与采购、技术服务、广告宣发、租赁商务、物流运输、高性能计算设备制造、数据营销与云服务等间接产值，以及餐饮、交通、零售、衍生品、取景地文旅、节展经济、虚拟现实体验、影院新空间复合业态等外溢产值。这说明，电影产业发展要注重票房收入，更要关注多元消费生态的构建，具体来说，以优质内容为起点，通过成功的IP带动周边产业的“水涨船高”。

电影是跨媒体创意的一个聚合点。一方面，电影将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的人才汇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制作者也能将小说、戏剧、漫画、游戏等文艺形式改编为影像作品，让其他艺术的魅力在电影中得到延续、转化与放大。以2026年春节档上映的漫改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为例，影片热映后，原著漫画销量飙升，漫画的最新篇章开始恢复更新，完成了从“圈内精品”到“超级IP”的快速增值，也提振了国漫行业的信心。

电影是科技创新的一个撬动点。很少有艺术像电影一样与科技结合得如此紧密。电影是技术创新的试验场与驱动力，像《侏罗纪公园》《阿凡达》等电影将CT扫描、3D建模、3D摄影、动作捕捉、虚拟摄像机等数字技术从专业领域带入了大众视野。现在，这些技术已经在古生物学、医学仿真、考古保护等领域大量使用。电影为光学设备、精密制造、图像处理等技术的迭代提供了实战检验和需求牵引，从IMAX、虚拟制作到AI赋能，电影工业的需求也是消费电子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电影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人类探索科学、应用技术，并将其转化为艺术创造的生动见证。

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系列活动，不断拓展“电影+”的应用场景，着力延伸消费链条，这是一种更高维度地对电影价值的判断和引导机制。如果电影被视为一个能带来乘数效应的投资领域，那么电影不仅是文化支出，也是经济投资行为，电影是公共服务产品，具有极高的公众吸引力和关注度，社会效益显而易见，同时，它也是潜力巨大，经济带动效应明显的“旗舰物种”。但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是优质内容，现在一年中能真正撬动枢纽效应的作品还不多，大量“中腰部”作品缺乏带动力，要持续稳定地产出能够提供深度体验、情感共振、社交仪式、身份认同的好作品，才能发挥“文化消费枢纽”的真正作用，真正释放一部电影在空间上的辐射作用和时间上的长尾效应，使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贡献！

（作者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会长）

以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党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锐意进取、奋发有为，不断开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们要深刻认识到，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历史使命。

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强国应当具备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等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影响国际定价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把我们对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从历史经验看，大国崛起通常也是金融影响力、货币话语权的崛起。国际金融中心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着资源配置枢纽、规则制定权高地、货币国际化引擎等重要角色，是国家竞争力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激烈。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快打造服务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枢纽与功能高地。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放在”，更加自觉地从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谋划和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寄予厚望。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强调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全过程风险防控，更好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这为新征程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将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写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中央先后出台支持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的意见、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重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任务。上海禀赋独特、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善作善成，在金融强国宏伟征程上有条件、有责任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我们要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考察上海时，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正确、步伐稳健、前景光明。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正确领导、亲切关怀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有力指导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形式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立为国家战略。从那时起，国家把金融领域的众多改革探索放在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等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相继在上海建成，涵盖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商品期货市场、贵金属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整金融市场体系初步构建。

加速发展阶段。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总体目标。这一时期，上海清算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海保交所、上海票交所、中信登等金融基础设施在沪建立，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沪港通”“沪伦通”相继开通，上海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深化提升阶段。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要求上海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四大功能”。上海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十四五”以来金融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持续提升。一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功能持续健全，上交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设置科创成长层。场内现货黄金交易量、航运指数期货成交量居全球首位，股票总市值、债券市场规模、商品类衍生品成交量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4059万亿元，继续位居全球主要金融中心前列。金融产品供给日益丰富，30年期国债期货、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上市，原油期权等多个国际化品种境外交易者可直接参与交易。金融机构加快集聚，国泰海通证券重组更名上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正式开业，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813家。金融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上海黄金交易所启用香港国际板指定仓库，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覆盖124个国家和地区。二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进一步提升。政策体系加快完善，推出股权投资“32条”、“浦江之光”行动升级版、并购重组行动方案、中小企业融资支持若干措施、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产品服务更加多样，推出“沪科积分贷”、转型金融贷款、商业养老金等产品服务，超200万个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落地。服务机制不断健全，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和股权投资、并购、金融科技等各类集聚区，发布绿色融资租赁地方标准和转型金融目录。服务效率持续提升，依托大数据赋能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精准画像”，业务办理时长明显缩短。截至2025年末，上海市“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9%，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规模2024年、2025年分别同比增长43%、48%。三是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步伐加快，债券通“南向通”“互换通”开通，沪港、中新、中巴等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互通启动。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出台实施跨境金融“18条”，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占全国总量的46%。离岸金融业务加快探索，开展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自贸离岸债成功发行。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行动方案联合签署。四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协调推进机制落地运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在沪成立。《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修订发布，绿色金融、自由贸易账户、自贸离岸债等浦东新区法规相继颁布。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处置工作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

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新成效为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提高金融国际化为突破口，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重点，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五个中心”建设协同联动，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到2030年基本建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为2035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强枢纽，推动金融双向开放迈出新步伐。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和共建“一带一路”。提高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配合深化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出更多面向国际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提升再保险、航运保险承保能力和服务水平。深化投融资和跨境结算便利化。支持金融机构拓展全球服务网络，集聚跨境银团贷款中心和业务，深化自由贸易账户功能，优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管理，提升企业集团财资中心等总部经济能级。探索离岸金融服务。加强离岸金融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自贸离岸债等业务发展。

夯基础，推动金融体系建设跃上新台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全面提升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健全功能强大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多层次股权市场高质量发展，强化债券市场功能，稳步发展期货和衍生品市场，持续推动货币、外汇等市场发展。形成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货币价格指标体系，优化债券及基金产品结构，推动更多期货及衍生品上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打造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集聚高能级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加快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增强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培育和引进专业服务机构。完善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强化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保障功能，推进自主可控的支付体系建设，加快金融基础设施业务创新，深化信托登记制度试点。

秉初心，推动金融服务质效赢得新提升。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经济民生关键领域，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加快构建全周期、多元化、接力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创板和债券市场“科技板”发展，支持市场化并购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发展，丰富科技信贷产品，支持科技保险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高质量金融供给。优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发展，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约束机制。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产品服务，健全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加强普惠保险体系建设。健全与人口老龄化程度相适应的养老金融体系。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支持养老金融产品设计和投资管理，提升金融服务适老化水平。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支持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在沪发展，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吸引集聚金融科技主体。

守底线，推动金融安全水平实现新跨越。全面强化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央地协同，加强市委金融委成员单位工作统筹，加强区域内金融监管力量配备。加强监测预警。加快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深化监管科技应用，更好实现金融风险早期识别预警。抓好风险处置。着力压降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持续做好“失联”“空壳”以及严重违规经营的地方金融组织清理清退工作。

优生态，推动金融营商环境焕发新气象。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金融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上海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加强金融法治保障，推动制定金融领域浦东新区法规，提升金融司法效率和公信力，提升金融仲裁服务能级。深化信用体系建设，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为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的个人征信产品。健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金融素养、金融安全意识、金融健康意识，增强辨别风险、防范风险、依法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深化境内外金融交流合作，高水平举办陆家嘴论坛，推动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协同发展。打造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持续优化“上海金才”行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智库建设，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金融人才集聚平台和多元共治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金融系统树立鲜明价值导向，引导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

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加强上海金融系统党的各方面建设，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点的党建新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作者系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柳飞絮的成因与长效治理

“小园桃李东风后，却看杨花自在飞。”诗词中的时令浪漫为何成为当今春日的烦恼？如何重新认知杨树、柳树这两种司空见惯的乡土树种？又该如何破解飞絮扰民难题，彻底摆脱其对人居环境、居民健康、交通安全的持续影响？直面问题、科学认知、政策配套、源头治理，应成为杨柳飞絮长效治理的基本遵循。

杨柳树与我们的生活

杨柳是杨柳科植物的统称，全世界约有100种杨树、520种柳树，我国作为其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拥有70余种杨树、260多种柳树。杨柳树因树体高大、生长快、繁殖和适应能力强，既是我国用材林、薪炭林的主要培育树种，也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血脉。《晋书·苻坚载记》记载“长安大街，夹树杨槐”，可见隋唐时期杨树已用于城市绿化；北魏《齐民要术》也有记载，如毛白杨压条育苗栽培，“三年，中为蚕樀；五年，任为屋椽；十年，堪为栋梁”“种柳千树，则足柴”。毛白杨栽培可作蚕樀、屋椽、栋梁，旱柳经营可充薪柴，当时已形成可持续栽培模式。

杨柳树的实用价值与栽培历史，不仅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从杨树的拉丁学名Populus看，其意为“人民的树”，反映了杨树与古代欧洲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20世纪中叶，随着胶合板、木浆造纸等森林工业发展，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开始大规模种植。194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甚至组织成立了国际杨树委员会，指导全球杨树、柳树遗传和生理基础研究，以及育种、栽培与可持续利用。我国大规模杨柳人工林营造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连年战争，当时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8.6%。为提高绿化面积、增加木材资源，1956年，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启动全国性义务植树造林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三北”防护林工程等国家项目，以及改革开放后兴起的胶合板、纤维板等森林工业带动下，尤其是杨树国有苗圃建设和育种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杨树人工林更是飞跃式发展。至2013年，杨树人工林面积达到峰值的854万公顷。目前，全世界约有杨树人工林1000万公顷，其中我国为757.07万公顷。

杨柳大面积栽培，不仅为国家森林覆盖率提升到今天的25.09%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至今仍提供近20%的国产木材供给，可以说是国家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和林农脱贫致富的功勋树种。

杨柳飞絮灾变的原因

杨柳树为雌雄异株植物，我们常见的“飞絮”，在植物学上称为种毛，实则是杨树、柳树雌株蒴果成熟开裂后，包裹在种子外、帮助种子飞散传播的白色绒毛。初春时节，杨柳树完成开花授粉，待春季气温适宜时，雌株孕育的果实逐渐成熟、开裂，这些轻盈的种毛便会随风飞舞，形成飞絮。就北京而言，一般4月上旬为毛白杨等白杨雌株，4月中旬为垂柳等柳树，4月下旬为青杨及青黑杨杂种，5月上旬为欧美杨等。因地理环境、品种等差异，形成一个地区持续40天左右的节令絮事。

杨柳飞絮灾变的原因是雌株栽培面积过大，那么，为什么不选用雄株品种，而主要采用雌株品种造林？原因主要有：一是雄株品种少，雌株品种多。1972年，林木良种基地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我国林木育种开始由零散研究转入系统布局。但直到进入新世纪，生长量一直是第一育种目标，尤其重视短周期新品种选育。因此，杨柳新品种选择多在未开花的5—6年生时进行，雌株因幼树期生长快而易被选中，造成雌株品种相对较多。二是雌株苗期生长快，育苗效益高。长期以来，杨树以用材林建设为主，柳树以绿化为主。苗木市场多按直径计价，雌株品种因苗期生长快、效益高而被大量繁育、销售。飞絮问题尚未引起重视之前，雄株品种没有市场空间。三是工程项目推进急迫，苗木选择被动。国家或地方造林绿化工程规模大、工期紧，部分项目虽要求选用杨柳雄株，但因苗木市场储备不足，且苗期雌雄难辨，易出现雌株假冒参建的情况。

如果飞絮灾变的原因仅仅是杨柳雌株品种栽培面积过大，那么，1995年时我国杨树人工林面积已超过600万公顷、2008年达到与当前杨树人工林面积相当的757.23万公顷，为什么当时并没有出现飞絮灾害问题？其原因主要与2000年以后国家林业政策调整，以及启动大规模城市改造等相关。此前，杨树大规模造林集中在农村，多以获取木材和经济效益为目标，一旦林分生长到10年生左右即采伐更新，轮伐利用使得大多数林分一直处于尚未开花或未达到盛花期状态，当然不会有飞絮灾变的产生。进入21世纪，伴随着城市改造和园林化步伐加快，城市的杨柳雌株开始增加。如北京五环内的杨柳雌株，多是2001年之后种植的。同时，国家林业开始向以生态建设为主转变，一些杨树人工林被划为生态公益林，采伐更新受到限制，逐渐开花结果且产絮量连年增加。加之2004年启动的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一些城市为增加绿地面积，将近郊的杨树人工林划为公益林等，也是飞絮问题加剧的重要影响因素。

杨柳飞絮治理的难点

20世纪末期，首都北京道路两旁种植了大量高大挺拔的毛白杨，给国内外客商、游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度成为代表北京的特色景观。这些至今仍有部分发挥作用的行道树种植于1979年，种苗多从周边省份调运，有“百万雄株进北京”之说。当时春天虽然也偶有杨花柳絮飘过，但并不成灾。大约2010年起，随着2000年前后种植的杨柳雌株开花结实，在京津冀、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及陕南、晋南等地开始出现市民投诉杨柳飞絮问题，媒体报道渐增。此后，陕北、晋北、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地的杨柳飞絮问题也相继见诸报道。2015年2月，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首次下发《关于做好杨柳飞絮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杨柳飞絮治理工作。然而10余年治理下来，部分地区仍陷入“年年治理年年飞”的困境，根治难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治理方式治标不治本。当前多地主要采用修剪疏花、喷水湿化降絮、凝絮剂固絮、树干注射抑花剂等措施，每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仅能缓解当期问题，来年再重复一遍。若科学选用2—3年生雄株品种有计划地逐步替换，3—5年便可培育成参天大树，实现飞絮问题的长效治理。二是认知理念仍需提升。部分地区主管部门过度考量生态与景观平衡，担忧大规模砍伐树种更新替换造成生态损失、引发舆情，存在怕担责、拖延观望的心态。三是政策法规审批门槛较高。由于生态公益林受到法律法规严格保护，一些地区或地段少量采伐都需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甚至省市政府审批，也增加了更新改造申请与执行的难度。

杨柳品种替换的可行性

城市绿地景观中，高大乔木群需通过疏伐等措施优化光照与营养空间，避免自然整枝影响树木冠型等景观；城郊大面积人工片林更需疏伐甚至轮伐更新，防止因植株竞争力趋同引发群体衰退、病虫害暴发等生态问题。天然林可实现自然稀疏，人工林则必须依靠疏伐、轮伐更新等人工干预手段科学经营，这为杨柳飞絮治理中的树种替换提供了实操基础。

杨柳飞絮治理的核心是替换杨柳树雌株，树种替换需结合各地替换条件单独论证筛选，而从当前国内选育的杨柳雄株品种数量、适生范围来看，已完全能满足品种替换的实际需求。2014年选育的“北林雄株1号”“北林雄株2号”通过国家林木良种审定，系世界首次以人工诱导2n花粉授粉杂交途径成功选育出雄性白杨杂种三倍体新品种，目前已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多地繁育推广2300余万株，用于杨柳飞絮治理和国家储备林建设；2020年，与蒙树生态建设集团合作选育的“蒙树2号”杨通过内蒙古自治区良种认定，适配内蒙古、宁夏及辽宁和吉林南部等区域栽培；2023年，经近30年长期观测选育的“和谐1号”杨等5个无花粉或少花粉毛白杨雄株新品种获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权，可满足京津冀等地园林绿化需求。

同时，国内多家科研院校的杨树、柳树育种团队也培育出一系列优异雄株新品种，适生区覆盖飞絮雌株全分布范围。北京林业大学选育“毅杨3号”“毅杨4号”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江淮1号”“中雄1号”“西雄1号”杨等，南京林业大学选育“泗杨1号”“NLS3804”杨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选育“秦白杨1号”“秦白杨2号”等，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选育“银中”杨等，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鲁林9号”“华雄1号”杨，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垂柳新品种“J139”、旱柳杂交新品种“J194”“J903”等；山西太原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选育的“晋柳38号”等，为全国各区域杨柳雌株替换提供了丰富的品种选择。

此外，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研究团队基于杨柳基因组序列解析，发现了杨柳性别决定基因，筛选出可进行雌雄株鉴别的分子标记，攻克了杨柳雌雄性别苗期鉴定的技术难题，从育种源头为精准筛选雄株、推进品种替换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杨柳飞絮长效治理对策

杨树和柳树在生态、经济和文化方面均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在我国北方，具有其他树种不可替代性。而杨柳飞絮问题的发生是我们在应用中忽视品种特性所致，治理杨柳飞絮的最佳途径就是品种或树种替换。为实现杨柳飞絮长效治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尊重树种特性，修订完善无性系公益林相关政策法规。针对无性系人工林的特点，修订、完善相关林业政策法规，允许杨柳等采用无性系品种营建的生态公益林达到经济成熟时，能及时进行间伐或轮伐更新，防止无性系人工林因个体竞争能力相似而发生群体衰退，保证林分生态作用发挥，以及珍贵的宜林地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划定基调与骨干树种。组织专业论证，筛选适应性强、遮阳面积大，以及无飞絮、粉尘、病虫害等次生危害的乡土乔木树种，作为当地绿化的基调和骨干树种，防止杨柳雌株替换衍生出新的生态问题。如北京开始飞絮治理后改种的国槐就是如此。国槐属于散生树种，适合孤植成景，用于行道树等集中栽培后，蚜虫、槐尺蠖等极易发生，而汽车碾压落叶落花落果形成的粉尘，以及蚜虫分泌物、杀虫剂等造成的污染更甚于杨柳飞絮。

三是压实主体责任，为飞絮治理提供有效保障。明确治理责任主体、任务目标和时间节点，调查掌握杨柳雌株分布及其林分特点，形成长效治理方案。统筹筹措专项治理资金，逐步减少修剪、喷水等短效、低效治理措施的投入，将治理重心转向长效手段。根据治理方案所需苗木及要求，委托附近国家或省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培育所需树种良种或杨柳雄株新品种苗木，并提前抽样委托大学等专业机构采用分子标记鉴别雌雄，保证种苗真实、优良且源头可控等。

四是分类科学治理，彻底根除杨柳飞絮危害。根据地区杨柳雌株分布及其林分特点，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其中，市区内雌株占多数的林分或行道树，宜替换种植毛白杨、柳树雄株品种或其他适宜树种；雄株为主且树冠完整的林分，可有选择地伐除雌株，培育雄株大树；而近郊的雌株林分，应通过轮伐更新适时替换种植杨柳雄株品种等。如此，即使一些特殊地段仍保留部分难以替换的雌株，也难以成灾，从而实现杨柳飞絮长效治理。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林木遗传育种国家重点学科教授）

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统筹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和个人数据合规利用机制，推动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发开放。生命健康数据是反映人类生命活动、健康影响因素及二者相互作用的核心数据资源，涵盖生物组学、医疗健康、公共卫生、生活方式、环境气象、科研文献、药物研发等多个领域。作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这类数据是提升我国生命健康科研与生物医药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其深度开发利用能有效推动科研与产业创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与新经济增长点，为生物医药产业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欧美国家较早开展高价值生命健康数据的开发利用，通过构建一体化信息系统、开放式多源数据常态化汇交平台等设施，以及可信安全环境与数源单位的动态授权机制，形成了维度多元且连续的高价值数据资源池，在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药研发等领域成效显著，为AI For Science、AI制药的快速发展和颠覆性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以英国生物银行为例，其通过相关设施与机制高标准整合大规模居民临床、多组学、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多维度、连续性、长周期数据，支持面向前沿研究的定向采集与授权使用，支撑发现了100多个药物靶点，并带来巨额产业回报，在疫情应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美国已建成多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级、行业级生命健康数据库，覆盖基因、临床、公共卫生、药物研发等多个维度。比如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是全球最大的公共生物信息学资源平台，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导建设。与此同时，欧美国家将生命健康数据视为国家战略资源，通过数据封锁、技术限制等手段维护其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头部地位。2025年美国NIH宣布禁止中国访问其核心生物医学数据库，包括多个基因、癌症研究相关数据库资源，企图将我国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产业限制在价值链低端。这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以推动生命健康数据的开发利用。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基于国家可信数据空间整体框架，面向生命健康领域构建的专业化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与价值共创应用生态，也是支撑建设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实施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数据基础设施，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国家数据局印发《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提出大力培育金融保险、商贸物流、医疗健康、气象服务、时空信息、碳足迹管理类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赋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论述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时明确指出，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同时，国家提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加快生命健康数据库建设，提升医药研发效率和医疗水平。这些举措将推动我国生命健康数据开发利用迈入新阶段，有效提升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加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命科学中心建设。

但是，生命健康数据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与交通、金融等行业数据差异显著，生物医药产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在数据开发利用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未解决的难题。

一是数据资源分散，汇聚整合难度大。我国生命健康数据分散在医疗、科研、政府、企业等单位，标准不统一，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参差不齐，导致数据获取利用困难，且后期治理成本高。同时，因涉及居民个人信息保护及数据持有机构的资产收益，导致数据持有机构不敢汇、不愿汇。

二是数据总量庞大但维度不足，数据价值有待提升。当前，我国生命健康数据资源主要集中在以电子病历为主的临床医疗数据，价值局限。重大疾病的研究和创新药研发离不开基因、蛋白、临床、气象环境、生活方式等强关联、多维度的个人生命健康数据，且往往需要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但由于缺乏基于个人数据的收益与激励，居民参与度低、失访率高，难以持续开展多维度数据采集与整合。

三是产业利用数据授权难。生命健康数据属于敏感个人隐私数据，同时涉及数据源机构收益，同一组数据会涉及多元主体的隐私与权益保护，在产业应用时需取得居民个人及企业、公共机构等数据源机构的单独或叠加授权同意。由于缺乏统一的设施与机制支撑，这些数据被封闭在各类健康服务机构的信息系统中，造成有权限的居民因不掌握数据而难以开展授权，多元主体协同授权的难度也很大，产业合规使用数据的组织协调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阻碍了高价值生命健康数据赋能生物医药及新兴产业发展。

为破解上述难题，推动我国生命健康数据的开发利用，需要在政府指导管理下搭建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构建生命健康大数据一体化基础设施。按照统一标准、规则、接口，将医院、体检中心、公共卫生机构、第三方检验中心、医保结算机构、科研单位、健康服务企业等各级各类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产生的碎片化数据整合至统一平台，形成多维度、连续性、标准统一的高价值数据资源，并运用隐私计算、安全沙箱、保密机房等高等级安全技术或设施，增强高敏感数据的可信管控能力；由运营机构依托可信数据空间，按居民个人与数据源机构分类梳理数据，允许相关主体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授权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生物医药与健康服务企业开展数据开发利用，并通过创新路径破解数据交互合规难题；支持居民个人与数据源机构查询、应用自身数据并持续获取收益，保障形成可持续的数据价值共创效应。这一举措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对其信息的知情权、决定权及查阅、复制、转移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均提出建立健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和合规利用机制。可见，打造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既符合国家法律政策要求，又是破解生命健康数据开发利用难题的重要突破点。

其中，“还数于民”是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中为每个居民开通个人数据账户，将空间连接的各个机构产生的居民医疗健康数据统一整合到个人数据账户，由居民自主掌控数据的授权、使用与流转，将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同时同步归交由居民。“还数于民”意义重大：一是保障合规应用，通过“还数于民”开展数据授权，是确保隐私保护、实现合规利用的必要路径；二是提升数据价值，将原先按类型、行业等维度分块汇聚的数据以居民个体为维度有机串联，形成体现居民健康变化过程、隐含健康与疾病发生和发展深层机制的更高价值数据；三是激发参与活力，帮助居民通过健康数据掌握自身健康状况、获取精准健康服务、获得数据资产收益，从而调动居民积极性与研究机构保持持续连接，为动态采集个性化数据提供有效支撑。

生命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既是技术革新，更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创新，标志着从“机构数据”到“全民数据”、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的范式升级。这一举措，将推动生命科学迈向AI For Science的新范式，有利于在整合现有临床医疗数据的基础上，按科研需求面向居民与数源机构个性化采集多维度生命健康数据，实现高价值数据的规模化供给，解决AI科研面临的数据短缺问题，推动生命健康研究从依赖既有数据的“被动研究模式”，转向主动设计方案、按需生成数据的“创新研究模式”，大幅拓展研究的广度、深度与精度。有助于驱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激活万亿级产业生态。在罕见病研究、创新药研发、精准医疗服务等前沿领域，产业可通过该空间实现数据合规采集与应用，显著降低数据获取利用门槛；同时催生生命健康数字经纪人、数商、数据交易等新业态，壮大精准健康管理、智慧养老等传统业态，推动生命健康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助力我国突破数据开发利用瓶颈，加快构建生命健康数据资源库，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同时打破欧美国家数据封锁，助力我国在生命健康领域占领国际制高点。

（作者系广州国家实验室大湾区生物信息中心副主任）

加快发展气候韧性农业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有重要影响。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划定了实践路径。当前，应进一步统筹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维持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气候韧性农业为主攻方向引领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气候韧性农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农业气候资源与种植制度发生深刻变化，水热资源增加、种植带北移西扩、作物生育期缩短，粮食增产内外承压。据统计，华北地区2011—2024年间平均年降水量较2001—2010年间增加了14.5%，东北地区春玉米可种植面积比1981年增加近6000万亩，南方双季稻区北界北推近300公里；加之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病虫害发育和病害提前，给传统农业结构、技术、设施带来极大挑战。在气候变暖变湿趋势加重且区域差异日益明显的严峻形势下，只有加快构建更具韧性的农业生产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降低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才能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促进农民增收。

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是引领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的决策部署，各地在政策制定、标准建设、监测评价、技术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化肥、农药实现零增长，畜禽粪污、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实现高水平资源化利用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但仍有部分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引发的病虫害正迫使种植户增加农药的施用次数与剂量；异常天气风险也使更多农户依赖地膜和大棚来增强温度可控性；频繁的旱涝交替则导致秸秆、瓜秧等粗纤维废弃物更易腐烂或干硬化，从而增加农业废弃物收集难度、降低资源化利用价值。这不仅加剧了农业环境污染，也削弱了农业系统的气候适应能力。故应在绿色农业基础上加快构建气候韧性农业发展格局，进一步拓宽农业发展空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抢占先机。

发展气候韧性农业是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支撑。过去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已经从规则制定转向行动强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逐渐获得各方认可，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025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上，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灾害风险防范、气候韧性增强已经成为各国关心关注的重要议题；大会正式推出的“全球适应目标”（GGA）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各国在应对极端气候方面的进展，强调将适应从“可选项”转变为“必选项”，成为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持续强化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应积极通过发展气候韧性农业为全球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升系统韧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我国气候韧性农业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当前，我国气候韧性农业已取得一定发展成果。一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被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在先后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性文件、国家方案和行动计划中，均专章明确了控制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二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实现整体提升。各地积极选育抗逆性强、高产的作物品种，华北冬小麦和东北水稻、玉米品种更新对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增加；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建设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6800多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1.42万支，实现灾害监测预警到村到户；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实施多个气候智慧型农业国际合作项目，因地制宜推广精准施药技术与统防统治、草原免耕补播等气候智慧型农业生产技术。三是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绿色发展，减排固碳效果显著。种植业深入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全面推进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2024年的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达42.6%，有效减少化肥使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全国农作物秸秆肥料化还田利用率达到57.6%，增加了土壤碳汇。畜禽养殖业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显著提升。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中国气候变化趋势整体上呈变暖变湿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北方相对变湿，南方相对变干，高温、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增多增强，气候风险水平趋于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气候韧性农业发展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农业基础设施抗灾能力不强。目前，我国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半数，农田抗灾能力已显著提升。但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部分灌排体系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亟待解决。二是科技支撑与适应技术储备不足。当前作物品种与耕作技术还难以完全适应快速变化的气候环境，抗逆品种选育相对滞后，灾害风险评估与适应机制研究有待加深，技术集成推广体系仍不健全，装备研发和配备尚不到位。三是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应急救灾装备保障有待加强，农机储备调用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救灾资金补助标准偏低，与恢复生产成本差距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较窄，完全成本保险尚未全覆盖，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有待健全。

多措并举筑牢气候韧性农业发展根基

扎实推进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强化部门协同与技术支撑，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高质量完成光、热、水等资源普查及主要作物精细化气候区划，尽快形成覆盖全国、精准适用的农业气候区划成果。推动农业气候区划成果转化应用，将区划成果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种植制度调整、品种选育推广等紧密结合，科学引导中高纬度地区适度提高复种指数、北扩喜温作物，低纬度地区扩大冬种规模，为构建气候韧性农业生产新格局提供遵循。

强化气候韧性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前端需要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机理与风险研判研究，深化复合型灾害形成机制、作物响应机制及灾损评估模型研究，加快突破智慧防灾减灾关键技术，研发基于人工智能与“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的精准预警、快速诊断和智能决策技术。中端需要强化抗逆品种选育，集成推广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农业农村废弃物资源利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绿色投入品研发等农业气候韧性关键技术，分区分类构建气候韧性农业模式，推进示范区建设与成效评估。末端需要开展全产业链条的碳足迹监测核算体系构建与碳汇交易方法学开发，在系统搭建农业全产业链碳足迹管理数据平台基础上，量化气候韧性农业技术减排贡献，激活农业领域碳汇价值，形成“减排增效—增值获利—持续减排”的良性循环。

加强气候韧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利设施完善为抓手，科学规划、布局农田灌溉与排涝基础设施，推动田间水利设施与骨干灌排工程有效衔接，确保实现“旱能灌、涝能排”的气候韧性农田建设。聚焦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田生态修复，立足区域气候条件与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设农田林网，发挥其调节微气候、保持水土的生态功能，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有针对性地改善农田排水不畅、内涝频发问题，通过系统性工程和长效管护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完善农业政策与资金保障机制。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范围，推动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全覆盖，探索设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研究农户级别的农业保险纯风险损失费率，推进基于公里网格风险的差异化和市场化定价。加快建设多维度智能化的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定损—理赔”一体化农业保险服务体系，优化救灾资金管理机制，推动防灾资金年初预拨、跨年度滚动使用，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时效性，确保政策红利精准高效惠及农业生产一线。

（作者分别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执行首席）

协同发力推动绿色消费提质扩容

近年来，低碳产品日益受到青睐，但“叫好不叫座”现象依然存在。究其根源，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信任不足是关键制约。问题既来自市场环境的不完善，也源于实际使用体验效果欠佳。市场上绿色认证标准繁杂且权威性不足，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和追溯产品的真实环保表现，甚至存在部分企业通过不实宣传夸大环保效益的现象。而在使用过程中，充电网络分布不均、回收体系不畅等配套服务短板，则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用户的隐性成本和使用门槛。因此，推动绿色消费从“政策驱动”向“自觉行动”转变，亟须系统性筑牢信任基石，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协同发力。

健全标准认证体系，以“数智赋能”破解信息不对称。向市场提供独立公正、专业可信的绿色评价信息，是传递信任、增强信心的基础。为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如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对碳足迹声明的强制性要求、北欧白天鹅标签等成熟生态标签体系），加快完善并统一绿色产品标准，有序扩大认证覆盖范围，推动认证从单一产品向全产业链拓展，逐步建立覆盖全品类、全链条，与国际主流标准衔接互认的评价机制。同时，应重点构建全国统一的绿色产品碳足迹与溯源管理平台，强化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关键环节能耗、排放、材料等数据的采集与上链存证，破解绿色信息黑箱。在信息呈现上，全面推行“一码知绿”，消费者扫码即可获取产品从原料、生产、物流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环境数据。此外，鼓励零售终端与电商平台利用数字标签、虚拟助手等手段，高效、直观地传递认证信息，并加强绿色消费知识普及，帮助消费者理解和比对产品环保性能。

在今后的实践中，可依托现有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对钢铁、水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重点行业逐步推行数据上链，采集能耗、排放、材料、运输、回收等核心数据，生成唯一且不可篡改的“数字绿色身份证”。市场监管部门对出具虚假碳足迹报告的认证机构实施“顶格处罚+行业禁入”，相关信息实时纳入信用监管平台并同步推送金融、采购、招投标系统，形成“一次造假、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闭环。

打造服务生态系统，以“全链条发力”提升消费体验。绿色消费离不开完整的服务链条支撑。必须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将绿色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各环节，通过系统性服务创新提升满意度。在前端购买环节，应利用大数据构建消费者绿色需求画像，完善销售网络，鼓励打造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场景，并创新推广绿色产品租赁、共享等服务模式。在中间使用环节，须着力化解“使用不便”痛点。针对新能源汽车，应加快推进充换电网络、智能电网建设，提升覆盖率和便利度；针对绿色家电、环保建材等，应完善安装、调试、维护全链条售后服务体系；针对城乡差异，加快健全县乡快递物流、充电设施及维修网点，破除绿色产品下乡的设施瓶颈。在后端回收环节，关键在打通“循环堵点”，推广“逆向物流”模式，构建规范化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并加强再生技术研发，提升资源利用率，形成“消费—回收—再利用”闭环。

在实际推进中，应重点提升县域公共充换电车位占比，加快实现高速服务区快充全覆盖，对居住社区安装充电桩实施“一站式备案”，压缩审批时限。推行绿色家电、环保建材“买装一体”绿色服务包，生产企业须明示全生命周期维护清单，做到售后限时响应，服务满意度纳入政府采购评标权重。生态环境部门发布废旧产品逆向物流建设指南，推动快递网点回收功能全域覆盖。

构建激励约束机制，以“标本兼治”规范市场秩序。制度约束是压舱石，积极的政策激励是催化剂，需要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营造规则清晰、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在激励方面，应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对研发生产绿色产品、构建绿色供应链的企业给予实质性支持。例如，可考虑探索对获得高级别认证的绿色产品给予税收减免或专项补贴，设定政府绿色采购的最低比例要求，直接为企业降低成本、为消费降低门槛。在约束方面，须建立对绿色产品价格与宣传的常态化监测机制，对虚假环保宣传、虚假认证、价格欺诈等行为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同时，要加快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体系与“黑名单”制度，推动评价结果与政府采购、金融信贷、税收优惠等深度挂钩，并健全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机制，及时向社会公示，从而清退“劣币”、护航“良币”。

具体可采取的举措是，对获得“数字绿色身份证”且碳足迹明显优于行业均值的产品，给予消费税减免；地方政府可对绿色建材、节能家电给予适度补贴，中央财政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支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应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绿色产品质量保证保险，对相关保费给予财政补贴支持。逐步提高政府绿色采购比例，重点工程招标文件设置绿色技术加分项，降低绿色企业交易成本。

完善多元治理结构，以“社会共治”培育消费信心。绿色消费信心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行业组织与消费者协同发力。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企业必须坚守主体责任，将环保要求内化于生产经营全流程。行业组织如行业协会、消协等，应制定自律公约、开展消费提示、公益诉讼及第三方评价，弥补监管与自律的不足。尤为重要的是，必须保障和激发消费者的参与力量。一方面，畅通其需求表达与维权投诉渠道，鼓励通过听证会、意见征集等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另一方面，通过消费评议、体验反馈等方式督促企业优化产品与服务，使消费者真正成为绿色消费生态的共建者、共治者与共享者。

在落地执行层面，可建立绿色消费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统一标准、数据与惩戒尺度，防止多头治理。一是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纳入国企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考核权重，同时，对上市民营企业，交易所逐步推动披露全链碳足迹信息，并接受公众监督。二是由消费者协会联合相关社会组织发起“真绿色自律公约”，定期发布榜单与风险警示，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情节严重或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三是开通“绿色消费·随手拍”等便民小程序，消费者可上传“漂绿”线索，核查属实即给予适度奖励。四是生态环境部门每年组织公众评审团参与绿色标准修订，让使用者成为制定者，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和营商环境建设，提出一系列重大论断，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并将提高政府治理数智化水平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党中央决策部署，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先导性工程，实现省市县乡数字政府基座一网联通，有效支撑保障营商环境提档进位，努力交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甘肃答卷”。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高度自觉

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也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融合应用，数字政府日益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变量”，对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

数字政府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智慧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我们深刻体会到，数字技术对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乘数”“倍增”效应。一方面，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帮助政府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助力提升决策科学性；另一方面，可通过开放数据资源，广泛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助力提升决策精准性。数字政府建设以“数”为桥、集零为整，变不同行业、层级和区域的“单打独斗”为上下一体、左右协同，以海量资源的整合运用，为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提供条件和支撑。

数字政府是优化政务服务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快发展的趋势下，数字政府建设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打破了传统政务服务的时空制约与部门界限，实现政务服务模式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为审批和服务时效插上数字的“翅膀”，进而有效破解“审批马拉松”“证明循环赛”“审批慢、办事难、成本高”等桎梏和痛点，促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和能力提升。

数字政府是激活市场活力的“催化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我们深刻体会到，当前区域竞争已从“政策洼地”转向“服务高地”，哪里营商环境优、数字生态好，资金、人才、技术就往哪里走。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塑造大数据、大平台、大服务综合优势；有利于形成全生命周期服务闭环，为企业提供智能化、个性化、高质量的政务服务；有利于地方政府做优政务软环境，激发投资经营的热情和活力。

坚持整体协同和系统集成，探索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甘肃实践

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从2021年开始，甘肃省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在用其所畅、用以求精上持续突破，全力打造高水平数字基座、高效能服务引擎，营商环境评价14项一级指标中11项全国靠前、西部领先。

夯实基座、畅通经络。突出整体性、协同性原则，集约化、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应用支撑体系的共享共用。着力构建上下贯通的实施体系。锚定“中西部领先、全国一流”建设目标，先后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意见》《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1—2025）》等政策文件，采用“省级统筹主建、市县配套主用”建设模式，融合资源要素、汇聚上下合力，建成从省级到乡镇的全省数字政府矩阵，汇聚形成标准统一、责任明晰、通道顺畅的网上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构建技术领先的架构体系。打破政务服务网省市分建的传统模式，推动省市县三级入口统一、运管统一、能力统一、数据统一、云网架构统一，按照“应上尽上”的原则，推动非涉密政务信息系统向全省统一的政务云迁移。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统一电子政务外网，推动政府网站运行从“合格达标”向“规范优质”全面转变。着力构建相互融通的数据体系。建成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基座和覆盖省市两级的数据直达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不同源、共享难实现和标准不统一、办理不协同、过程监管难等问题，基层部门可见可用数据大幅提升，大数据基座数据量较数字政府建设之初增长约300倍。

突出特色、强化应用。聚焦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智能审批等关键领域，坚持减环节、减流程、促集成，力求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线上可办的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分别达到1909项、1571项和1253项，网上可办率连续3年达到100%。依据“四级46同”的统一事项标准，完成省市县乡村五级91万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规范化梳理和数字化录入。深化各级政务服务中心“综窗”改革，采取委托制、授权制、代办制等改革措施，实现了省市县三级政务中心涉企和为民服务事项“应进必进”、全过程办理。目前，71%的涉企事项可通过线上办理，其余均可在各级政务中心“综窗”受理。推进“一网通办”。以“甘快办”应用系统为依托，接入政务便民服务应用3622项，创设利企惠企、就业创业等特色服务专区48个，形成统建共管、整体联动、开放融合、赋能发展的综合效应。“甘肃信易贷”平台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为“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推进“一线应答”。整合归并各类政务服务热线，形成以省级热线为调度枢纽、市州热线为接听主力、分中心热线为专业补充的工作体系，实现“一个号码统一对外服务、一个平台倾听百姓心声”。建立电话转接、工单流转、数据汇聚、知识库共享机制，严格第一时间派件、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回复，按时办结率达到99%。创设“陇商通”一键服务系统，为经营主体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一站式”服务，促进服务对象获得感持续升温。推进“一厅统管”。建成全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大数据底座和网上服务大厅、移动端服务大厅，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率和不见面开标比例提升至100%，项目平均评标时间缩短28.2%。兰州市依托“数字+交易”系统打造的“清兰交易”阳光平台，被评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十大案例。

改革牵引、创新驱动。着眼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与应用水平，创新运营机制，破除数据壁垒，有效改善了服务质量和办事体验。聚焦创新做“加法”。系统梳理行政给付、资金补贴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服务清单，为服务对象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一站式”服务，推动惠企便民政策“不来即享”“免申即享”。开展税收征纳互动服务，打造“陇税捷办”品牌，全省涉税业务全程网办率达98%。依托“甘快办”平台研发扩内需“两新”政策兑现系统，实现“两新”品类申请、审批、支付“一站式”服务。聚焦审批做“减法”。以“高效办成一件事”“高效办成一类事”为导向，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对建设项目实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大幅提高项目审批时效。全省工程项目审批改革质效连续5年获评西北第一。聚焦改革做“乘法”。在全国率先编制“高效办成一件事”《平台建设标准规范》《事项梳理规范》，国务院部署的4批42个“一件事”及2个本省特色“一件事”全部上线运行，获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开办餐饮店、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企业迁移登记等5件案例获全国推广。聚焦监管做“除法”。建设全省统一的涉企行政检查系统，对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高频检查进行数字预警，遏制涉企行政执法检查不规范问题。依托数字政府协同开展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服务，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

树立更高标准和追求，放大数字政府建设赋能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效应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顺应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向群众需求转变的新趋势，进一步做强“三个支撑”、做实“三个服务”、做深“三个拓展”，充分彰显数字政府对优化营商环境的牵引保障功能。

做强“三个支撑”，让建设水平更高。数字政府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是动态更新、迭代升级的过程。我们将着眼提升基础设施、运行体系、安全保障关键支撑，以一批典型应用为示范引领，带动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和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做强平台支撑，迭代优化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不断提升平台聚合能力、服务质效，高水平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事项业务联动、办理同频、服务同质。做强云网支撑，建立健全政务云管理制度，推动各级各方面优化数据供给，构建全省统一、动态更新、权威发布的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做强安全支撑，落实网络和数据安全责任制，确保安全管理边界清晰、职责明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做优“三个服务”，让市场体感更暖。结合近几年甘肃接续开展的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进一步拓展涉企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强化法治服务，升级法治化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一键举报”平台，健全问题线索“受理登记、甄别研判、移交转办、督察督办、跟踪回访、追责问责”闭环流程，建立律师、法律顾问参与机制，加快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相融互促。强化信用服务，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新版全省信用信息报送系统，为申请企业提供“一步到位”的信用服务。对存续企业开展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全面推行以专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改革，有效解决企业开具证明难题。强化融资服务，跨部门跨领域归集共享信用信息，支持金融机构深入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融资需求，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能贷、易贷”和银行“敢贷、愿贷”，形成政、银、企、信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做深“三个拓展”，让营商环境更优。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关键在“好用”和“常用”。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各类数据应汇必汇、应归尽归，努力让经营主体上网办事就像上网购物一样方便。在利企便民上拓展，坚持由点带面延伸，促进政务服务扩面增效，以场景应用驱动服务供给创新，因地制宜增加“高效办成一件事”特色事项，不断提高服务对象的知晓度满意度。在动能培育上拓展，坚持把数据作为驱动创新和引领发展的先导力量，扩大数据开放范围，引导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积极挖掘运用数据要素，构建数字生态，发展数字产业，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在以数辅政上拓展，依托“甘快办”、12345热线、“陇商通”等应用系统，建立透过电力数据看经济、税收数据看经济、经营主体看经济等数据模型，推动各级各方面负责同志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懂数用数，以数字“智治力”“供给力”提升营商环境的吸引力、竞争力。

“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部署，对数字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提出了新要求。甘肃将坚持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提升政府效能的重要载体，加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努力让数字服务既有速度、温度，又有广度、效度，为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和澎湃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