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以及体育工作实际，对“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应该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和贯彻落实的重点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深刻认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党和国家始终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全民族身体素质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根本在于让全体人民都参与进来，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的优异表现，极大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是竞技体育魅力的集中体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更加健康、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人生追求更加精彩。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的基础，与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关乎民族未来和体育强国的底色；竞技体育是体育强国的显著标志，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引领与带动作用，体现着国家综合实力和体育强国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成效显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竞技体育屡创辉煌，跻身奥运强国之列。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与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仍有差距、运动项目发展不平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以建设体育强国目标为引领，坚持系统观念，着力补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展的短板弱项，同时处理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实现体育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跃升。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愉悦身心，争金夺银、振奋精神，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体育与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康养、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发展逐渐深入，综合价值作用更加凸显。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体育工作，更加主动将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体育与其他领域更频繁地互动、更深入地交流、更有效地融合，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心态努力学习借鉴国际体育发展先进经验，在开放中不断壮大自己，使体育为人民健康筑基、为伟大复兴聚气、为经济社会赋能、为文化自信铸魂、为全球体育增力，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准确把握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关系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一项关系全局、牵动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把握内在规律和逻辑联系，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

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年来，经营主体参与体育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金元足球”、马拉松赛事过度商业化、“饭圈”乱象等问题也扰乱了体育行业秩序。体育部门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弱项，特别是对于体育领域的一些新生事物和现象，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被动应付多。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的领域要坚决放给市场和社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公共服务、标准引领、市场监管、宣传动员、条件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既不能失位缺位，也不能总当救火队长，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

把握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70多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封闭僵化没有出路，中国正是在大踏步对外开放中迈向了体育大国、奥运强国。虽然体育对外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但我们坚持有原则的开放，旗帜鲜明走自己的体育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深化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全面展示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精神风貌和中国体育发展成果，积极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体育事务，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体育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发展定力，坚持以我为主，毫不动摇地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体育自主发展水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

把握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解决的是体育充分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服务；公平解决的是体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分配好“蛋糕”，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力度，坚持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对体育各领域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提高全民健身场地利用效率、竞技体育训练效率、体育制造业生产效率、体育科技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推动更加公平的发展，充分考虑各类人群、各年龄段人群参与体育的实际需求，保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的权利，全面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努力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更加便民惠民、公平可及，加强体育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体育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把握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随着体育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和体育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活力迸发与失衡失序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将对我们的治理能力带来严峻的考验。正确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就是要在体育治理的过程中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盘活各类体育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和数字赋能，坚定不移深化体育改革，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参与体育的积极性，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要正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增强预见性并及时予以有效回应，进一步加强体育治理，紧紧围绕维护竞技体育秩序、体育市场秩序、体育赛事秩序、体育文化秩序、体育生态秩序，坚持举一反三，牢牢把握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两者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当前，体育行业发展和安全的矛盾日益突出，体育领域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兴奋剂风险将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放大，对这些风险挑战和形势变化要清醒认识。“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对标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要求，全面谋划“十五五”时期各领域、各项目发展举措，推动体育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要坚持安全也是硬道理，树牢安全意识，在体育治理、对外交流、赛事筹办、备战参赛等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严防体育领域意识形态风险，严守兴奋剂安全底线，做到“零出现”“零容忍”。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举措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找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切入点，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带动体育事业整体水平提升。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团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群体工作格局，着力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体系，以建立同社会发展、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场地设施供给机制为导向，在建好用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方面持续下功夫；完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以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为龙头，以“全民健身日”等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为示范，积极探索构建线上线下结合、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完善全民健身组织体系，打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将公共体育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完善科学健身指导体系，面对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旺盛的个性化、专业化健身需求，不断加强制度标准制定、人才队伍建设、健身方法普及等工作；完善群众体育基础工作制度体系，积极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常态化开展。

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持续实施以为国争光为最高目标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管理和综合保障优势，巩固长期形成、科学有效的选材、训练、竞赛及备战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渠道，发挥高等院校教育、人才、科技、创新等资源优势，不断完善训练、参赛、保障等政策。积极拓宽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完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有序放开竞技体育办队权、办赛权、参赛权等各类优质资源，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要素向竞技体育汇聚。推动竞技体育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多种管理手段转变。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运动项目协会改革，改革竞技体育投入模式，深入挖掘运动项目市场潜力，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实现竞技体育发展资金结构多元化。

推动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持续开展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等系列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突出问题，加强青少年体质健康体育干预。创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畅通专业、学校、职业、社会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加大奥运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全国布局，完善跨区域选材、注册交流、教育升学等政策。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体校、学校、社会机构等各类主体，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具有公益属性、质效并举的青训中心。

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综合价值功能。持续办好全国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全国性赛事。鼓励各地打造特色鲜明、贯穿四季的品牌赛事，支持将有条件的赛事纳入奥运会积分赛（资格赛）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优质国际赛事活动“引进来”，支持优质国内赛事活动“走出去”。有序推进城市联赛、区域联赛，深挖“票根经济”潜力，激发消费活力。规范有序发展冰雪、航空、水上、山地户外、马拉松等户外运动赛事，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加大品牌赛事培育力度，提升无形资产开发能力。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鼓励有条件的运动项目开展层级清晰、相互衔接、布局合理、产权多元、竞争有序的职业联赛。

加快数字体育建设。落实数字政府建设要求，围绕公共服务、政务服务、数字机关等领域，提升体育政务在线服务能力。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体育消费场景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鼓励依托数智赋能，助力科学健身指导，打造仿真训练环境，研发智能穿戴装备，提高观赛体验。落实数据基础制度，完善体育领域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机制。加强运维保障能力建设，筑牢数字体育安全屏障。

强化体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推动高等体育院校（系）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支持高等体育院校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和一流体育学科。推动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完善区域体育科技创新布局，构建产学研高效协同的体育创新体系。加强体育高端智库建设，提升智库建设的影响力和服务决策咨询能力。聚焦奥运备战、运动健康、选材训练等重点领域，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运动医学等前沿技术应用，构建体育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体育人才队伍，培养造就一批熟悉体育、热爱体育、为体育事业不懈奋斗的高素质党政管理人才、战略研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

实干为要，行胜于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体育战线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闽宁协作：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贯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全过程。历经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帮扶的“闽宁模式”，成为全国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的成功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大地的生动实践。

“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接续探索

从落实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到形成可复制的“闽宁模式”，再到拓展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闽宁协作从单向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深度合作，开创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1996年，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是实现先富帮后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在国务院关于对口帮扶原则“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长期协作”四个字，不仅体现了闽宁两省区共同的决心，也造就了闽宁协作的久久为功。1997年4月，他率团深入“苦瘠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考察时指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面对南部山区的贫困现状，他深感震撼，提议搞一个试点，将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协作示范村命名为“闽宁村”，并明确提出“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的目标，为闽宁协作和易地搬迁奠定基础。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他更是前瞻性地提出引入市场机制、搭建对外开放平台等一系列重要部署。这一时期，两省区探索实践了多种扶贫形式和措施，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到确立协作原则，从搭建组织框架到启动具体项目，开启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闽宁序章。

2002年8月，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前期经验，针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特点，提出创新帮扶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协作规模、增强帮扶力度等举措，配合宁夏实施“千村扶贫开发工程”。闽宁两省区根据新时期扶贫开发的特点，以宁夏“千村扶贫开发工程”“整村推进”“生态移民”“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为主要依托，鼓励福建企业赴宁投资兴业，引入菌草技术等先进生产方式，探索企业参与、产业协作、科技教育医疗扶贫、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化协作路径，推动协作重心由单纯财政援助向产业培育转变。2008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赴宁夏考察，深入固原市原州区深沟村调研，勉励干部群众拓宽发展思路、增强发展意识，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进一步确立了闽宁协作“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的工作基调。至此，闽宁协作从单一资金帮扶到多元产业协作、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从物质援助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体系基本形成，标志着闽宁协作步入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闽宁协作进入巩固提升期。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赴宁夏考察，来到已成为闽宁镇的故地。面对昔日戈壁滩上崛起的现代化生态移民示范镇，他深情指出，“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他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以此为指引，闽宁两省区围绕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合作建设产业园区、金融服务跨区域发展及“空中、网上、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领域，推动闽宁协作发生了三大转变：由政府为主导向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方向转变；由以相对单一的扶贫协作为主，向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合作领域转变；由与福建省开展对口协作为主，向闽宁、港澳台侨等合作方向转变。2021年闽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奖章并寄语，“一以贯之，刮目相看”。

闽宁协作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一个生动例子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建立健全“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精准回应了跨区域协作中的顶层保障、精准落地、核心支撑、能力提升和凝聚合力等关键问题。

坚持联席推进，以高位统筹实现协同联动。将联席会议作为闽宁协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发挥党政主导优势，总结交流帮扶经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强经贸合作等，推动“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紧密对接。30年来，高效率、高频次的联席会议机制，配套省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专班跟进，共同推动闽宁协作朝着既定蓝图坚定前行。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这一机制被正式写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成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保障机制。

坚持结对帮扶，以多元参与实现广泛聚力。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结对网络，实现资金、项目、人才等帮扶资源“精准滴灌”。在最初由福建省8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帮扶宁夏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基础上，拓展到福建省39个县（市、区）先后与宁夏9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和闽宁镇结对，40多个省直部门与宁夏对口部门开展互惠互助，158家福建企业（商会）与宁夏116个脱贫村建立结对关系。两省区开展的县与县结对帮扶“携手奔小康”行动，得到国家的认可并予以推广。推动厦门市10个街道、24个社区、23个企业、20个社会组织与闽宁镇结对，通过“一村一品”探索“输血”变“造血”的可持续协作路径。近3年先后启动实施40个结对帮扶项目，实现消费帮扶14.4亿元，帮助当地移民尤其是留守妇女重拾自信，以移民就业、技能提升、农产品品牌的升级推动协作向“系统赋能”升维。

坚持产业带动，以造血赋能实现互利共赢。通过“宁夏产品+福建市场”“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福建模式+宁夏转化”等模式，实现了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再到两省区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闽宁协作的核心支撑。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资金70.32亿元、实施项目4040个，持续发展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人均奶产量、牛羊肉产量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将福建先进养殖技术和宁夏盐碱地资源相结合，探索“南鱼北养”“鱼菜共生”新模式，开创大黄鱼内陆模拟海水养殖先河，海鲜产量达1838吨。突出“一县一园区、一园一主业”，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园企业近300家，带动180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基于“绿电小镇”优势，闽宁镇携手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建设闽宁产业园，成功招引星汉智能服务器制造、福建省大数据集团等30家企业落地入驻，年产值突破10亿元。

坚持互学互助，以智力支撑实现双向奔赴。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持续加强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的交流力度。福建省先后选派14批319名援宁干部、7000多名专业人才支持宁夏发展，并帮助宁夏培养了近12万名本土专技人才。以产业、教育、医疗、科技四大领域为重点，实施人才“组团式”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其中，选派265名教师、88名优秀医疗人才扎根宁夏基层，创新推广医疗新技术新业务151项、填补技术空白231项，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水平。落实科技特派员互认机制，56名援宁科技特派员围绕林果、食用菌、智慧农业、食品加工等地方特色产业需求，提供精准科技服务和指导。通过推广有机种植与生态循环技术，福红李、流星瓜、长果桑、黑花生等30多个福建蔬果品种在闽宁镇落地生根。同时，宁夏也选派21批438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通过经验互学、文化互鉴和理念互动，福建“爱拼才会赢”精神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韧劲交融，厚植“敢想敢干、自强不息”发展底色。

坚持社会参与，以多元联动构建大协作格局。建立帮扶激励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闽宁协作。目前，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拓展消费协作渠道，通过在福建设立产品展销中心，举办“宁品进福州·赓续山海情”等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福建共采购、帮助销售宁夏农特产品203.62亿元。培育“西吉绣女”“吴忠厨师”“贺兰山东麓葡萄种酿工”“闽宁镇巧媳妇电商”等劳务品牌，带动就业46.1万人，年创造经济效益191亿元。开展“百所学校一帮一”“医疗服务”等援宁扶贫公益活动，帮助宁夏建设改造学校200多所，累计向宁夏捐款超过11亿元。其中，为闽宁镇帮扶捐赠款达1156.16万元，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闽宁协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守协作初心、传承山海情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闽宁协作，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产业深度融合、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在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中谱写共富新篇章。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协作能级。设立闽宁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引导闽宁两地金融机构、重点企业等参与其中，重点对特色种养业、酿酒葡萄及其延伸产业、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予以支持。邀请福建省对口帮扶单位每年选派教育、科技等领域技能人才驻点开展帮带工作，每年选派市级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闽宁镇各领域一线人才进行双向挂职交流，每人每年给予一定补助，充实基层一线人才力量。发挥闽宁镇东西部协作示范样板作用，重点形成闽宁镇等4个酒庄集群，支持闽宁镇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发展，打响“山海情”文旅品牌，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深化产业协作，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突出集群发展，推进链群协同、数实融合、产学研联合。通过资源整合、品牌共创、园区共建、市场共拓，发展壮大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探索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闽宁镇高质量发展、闽宁产业园提档升级，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深化产业协作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拓展协作领域，推动“闽宁模式”迭代升级。依托东西部科技合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围绕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引进孵化转化国内外关键核心技术和先进创新成果。链接区内外高等院校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加强飞地研发中心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合作水平。立足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构建“福建理念+宁夏实践、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宁夏生态产品”协同模式，在绿色制造、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方面加强东西部协作。强化市县结对帮扶、部门对口协作，深化“组团式”帮扶机制，拓展福建优质学校、医院与闽宁镇结对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偏远地区延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互嵌式发展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健全制度机制、全要素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深化“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品牌建设，实施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项目，开展“八闽亲人塞上游”“大思政课山海情”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闽宁镇与福建省福安市坂中畲族乡缔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共建对子为契机，用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广泛宣传展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起走过”“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一起建设”的非凡历程，全方位讲好新时代“闽宁故事”。拓展互嵌式社区建设，分层分级培育一批亲如一家的“山海情”示范典型，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携手并进，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四个有没有”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领导干部要时时对照，确保政绩观不偏离正确方向。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发展任务重、改革攻坚难、民生期盼高。能否如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能否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踏实干事创业。党的使命任务是正确政绩观的目标导向，正确政绩观是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保障。越是任务艰巨、挑战重重，领导干部越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开拓、积极作为，用实际行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对共产党人而言，“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领导干部要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检视。对照理想信念检视，筑牢信仰之基。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否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忘记了初心、丢失了信仰，是否陷入事务主义泥潭而不问方向，滑向实用主义误区，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全局之上、凌驾于党和人民事业之上。领导干部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才能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得失所困，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对照根本宗旨检视，站稳人民立场。看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是否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开来。领导干部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政绩观出问题的领导干部，往往源于宗旨意识淡薄，将政绩异化为个人晋升的跳板，而非造福一方的担当。只有把群众的事放在心坎上，始终以民心为心、以民愿为愿，工作才不会走样、力量才不会涣散，政绩才能有温度和分量。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严守政治纪律。看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否搞偏离大局的自行其是。领导干部只有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为了谁干、应当怎样干搞得清清楚楚，才能确保各项工作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对照客观实际检视，坚持实事求是。看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是否超越阶段盲目冲动，是否脱离禀赋跟风蛮干。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采取“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的求实态度，找准本地区本部门在全国发展中的定位，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锚定党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在知行合一，重在落地生根。领导干部要时常检视自身、校正行为，始终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推动干事创业，坚决摒弃急功近利、贪图功名的短视思维，真正俯下身子，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跑好属于自己的历史接力棒，把倾听群众呼声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让每一项工作、每一个决策都贴合实际、顺应民心，才能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做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大文章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曾是一道亟待破解的沉重命题。如何摆脱“矿竭城衰”的宿命，实现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华丽蜕变，是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的时代之问。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这座有着近140年煤炭开采史的百年煤城，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不仅遗留下13.23万亩采煤塌陷地，更面临生态恶化、民生困顿的难题。2011年，贾汪区被列为资源枯竭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愈发严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贾汪区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凤凰涅槃的勇气，历经10余年不懈奋斗，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转型、民生改善”协同发展之路。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州市考察时来到贾汪区潘安湖神农码头。这里原来是采煤塌陷区，经生态修复蝶变成湖阔景美的国家湿地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夸赞贾汪转型实践做得好，现在是“真旺”了。他强调，塌陷区要坚持走符合国情的转型发展之路，打造绿水青山，并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贾汪区的实践不仅是地理空间的重塑，更是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力量。自2017年起，贾汪区先后7次在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评价中获评“优秀”档次，并于2024年荣登该榜单榜首，创下全国纪录，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了可学习、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

从单点修复到全域系统治理的战略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潘安湖畔，一位老矿工常驻足远眺，指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感叹：“谁能想到，这脚下碧波荡漾的地方，就是当年我们挖煤挖塌的‘大坑塘’。那时候，地裂缝、积水坑到处都是，庄稼种不活，房子都裂了缝，大家心里也跟着‘裂’了。”这位老矿工的记忆，是贾汪曾经生态恶化的真实写照。

面对满目疮痍的“生态伤疤”，贾汪区的生态修复必定是一场持续攻坚的硬仗。徐州市启动的潘安湖采煤塌陷区综合整治工程，创下当时江苏同类项目资金投入最多、治理面积最大、单体项目投入最高的“三最”纪录。贾汪区不止于“填坑造地”，而且邀请了杭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多次实地勘查，赴西溪湿地学经验，还邀请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参与规划设计。最终经整体规划、分期实施，形成全国首创的“基本农田整理、采煤塌陷区复垦、生态环境修复、湿地观光旅游”四位一体治理模式。

一是治理范围实现从核心塌陷区向全域生态格局的历史性拓展。贾汪区生态治理始于潘安湖却不止步于此。早年，贾汪区的治理重点在潘安湖核心塌陷区。随着实践深入，贾汪区认识到生态修复需构建全域生态大格局，全面开展生态重构工程。改造规划后，潘安湖总面积拓展至52.89平方公里，从采煤塌陷区变为环境优美的湿地公园。此后，贾汪区陆续谋划实施“一山两水三分田四公园”生态保护工程，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与综合治理，同时推进荒山绿化、采石宕口治理等工程，全面修复区域自然生态系统。

同时，贾汪区主动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施京杭运河——不牢河清水廊道水生态安全保障工程等项目，系统治理沿岸生态环境，构建起全区“一带一区一屏障”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格局。截至2025年，贾汪区已完成12.9万亩采煤塌陷地治理，22个采石宕口经治理蜕变为绿色风景线，全区林木覆盖率达31.58%，自然湿地保护率提升至47.38%，建成省绿美村庄20个。这组数字的背后，是贾汪区从“单点治理”向“全域修复”的巨大跨越，更是对“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践行。

二是治理内容实现从单纯土地复垦向生态系统全面修复的深刻转变。“以前的复垦，就是把地填平了种庄稼，只能‘治标’。而现在的修复，是要把整个生态系统‘救活’，这才是‘治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胡振琪在潘安湖畔野外科学观测基地，指着监测屏幕跳动的数据说道。贾汪区土壤修复摒弃传统覆土法，按照“宜农则农、宜水则水、宜游则游、宜生态则生态”的原则，累计整治潘安湖塌陷土地1.74万亩，使“废地”重获新生。同时，贾汪区构建高标准水质监测系统，通过卫星遥感、水下传感器全天候监测湖体水质变化。近年来，潘安湖主体水质稳定在Ⅲ类，部分区域达Ⅱ类，符合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标准。

生态修复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可爱生灵的回归。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震旦鸦雀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如今已在潘安湖畔的芦苇丛中筑巢育雏。监测数据显示，如今的潘安湖已拥有植物328种、动物189种，其中鸟类106种。珍稀物种的回归，标志着这里已从一个人工生态修复区，蜕变为真正的“自然乐园”。

三是治理目标实现了从消除“生态伤疤”到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全面跃升。贾汪区的修复目标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种树”“治水”，而是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走进潘安湖，133.33公顷湿地景观再造工程成效显著，9个形态各异的人工岛屿星罗棋布。这里既是游客打卡地，也是贾汪区的“城市绿肺”与“天然氧吧”。贾汪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感慨，“以前刮的是煤灰风，如今吹的是生态风”。通过构建多样生态系统，潘安湖发挥了防洪调蓄、水质净化与气候调节等功能，治愈了大地伤疤，重塑了城市气质，为徐州市及周边地区筑起生态屏障。

生态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换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培育大量生态产品走向市场，让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底色已然绘就，如何点“绿”成金？贾汪区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构建“3+3”现代化产业体系，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金山银山。

构建以“3+3”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新格局。在贾汪区，一场围绕“含绿量”与“含金量”协同提升的转型实践蓬勃展开。他们坚持先破后立，以很大的勇气关闭全区煤矿，并大力整合整治钢铁、水泥、焦化等五大高耗能行业，累计关停拆除83家企业，腾挪出的宝贵空间，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2018年起，贾汪区全力推进“工业经济三年提升行动”，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和五大招商办公室，全力谋求绿色转型发展取得新突破。如今，传统煤炭产业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绿色建材、绿色低碳能源三大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科教创新三大现代服务业。走进当地一处高端生物医药项目的建设现场，项目负责人介绍道：“我们选择落户贾汪，不仅因为这里拥有优良的营商环境，更看重其优质的生态资源。生物医药产业对环境要求极高，贾汪的‘绿色家底’正是我们发展的‘金色资本’。”截至2025年，全区已培育4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聚集规上工业企业249家。

拓展生态价值转化与多元融合发展新场景。夜幕降临时，贾汪区“徐州之夜”文旅街区热闹非凡。这里曾是沉寂的工业遗存，如今变身国潮沉浸式体验夜游打卡地。游客在街巷穿梭，品尝美食、观看演艺，感受夜经济活力。“春赏梅、夏观荷、秋赏枫、冬观鸟”，贾汪区依托四季分明的特色生态景观，构建起全季旅游格局。在潘安湖畔，一场“湿地露营节”活动正在热闹开展。市民李先生带着孩子在帐篷里仰望星空，感慨道：“在城市里待久了，就想来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透透气，这里的空气里满是‘负离子’的清新味道。”新业态的涌现，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等产业的蓬勃发展。2025年，贾汪区接待游客13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33%，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正是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直接体现。

激活以乡村振兴为底色的内生发展动力。在潘安湖湿地公园马庄香包工坊，匠人们飞针走线，香包香气弥漫。过去，马庄村妇女仅在传统节日缝制香包，香包是节庆点缀。如今，香包已然形成完整产业链。“以前我们马庄人靠挖煤为生，煤矿关停后大家心里都没了着落。现在好了，借着潘安湖的名气，我们的香包成了‘金包’！”一位当地村民算了一笔账：2024年香包销售额超过1300万元，2025年村里拓展“香包+文创IP”模式，开发出“苏超”等系列产品，销售额更是突破2000万元。马庄香包不仅打响了非遗品牌，更激活了乡村旅游的全链条。如今的马庄村，民宿预订火爆、农家乐生意红火，旅游品牌效应正逐步显现。2025年，马庄村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昔日的采煤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富裕村。

制度与科技协同的现代化治理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贾汪区的成功，不仅在于资金投入，更在于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制度与科技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驱动着贾汪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生态立区绝非一句口号，必须要有硬杠杠。”贾汪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全区大会上强调。贾汪区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工作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徐州市出台的《徐州市采煤塌陷地复垦条例》《徐州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等文件，也为贾汪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这一系列举措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城市血脉，使“软理念”真正变为“硬约束”。

科技，是贾汪区生态修复的“最强大脑”。正是依托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的科技力量与人才资源，徐州和贾汪区才成功打造出全国首个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世界领先的煤矿区土地生态环境损害综合治理技术，以及“基本农田整理、采煤沉陷地复垦、生态修复、湿地景观开发”四位一体治理模式等标志性成果，为生态修复工作筑牢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如今，在中国矿业大学设立的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站里，我们见到了被称为“生态实验室”的中枢系统。大屏幕上，大气成分、土壤湿度、水体富营养化、地表沉降等指标实时跳动。“我们向自然借智慧，用科技变‘戏法’。”胡振琪院士团队的科研人员介绍道。通过系统性治理，他们将“生态伤疤”转化为发展“宝藏”。贾汪区依托产学研协同机制，攻克了采煤塌陷地治理等关键技术难题。同时，团队借助移动互联网和3S技术，构建起生态修复“一张图”，实现了项目全过程的智慧监管。在潘安湖上空，无人机开展例行巡护，AI技术能够自动识别水质异常与违规行为。这种“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智慧治理模式，推动生态治理从经验判断迈向精准决策。

当然，生态修复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在贾汪区，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买单者”。徐州创新构建“财政+信贷+社会资本”多元投入机制，整合市级资金、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贾汪区引入国有平台公司，市场化运作完成30多个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形成“政府监管、企业建设、社会共享”良性机制。当地强化政策支持引导，推动企业自主转型，向新领域、绿色化、高端化发展。在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爱鸟护鸟”公益活动开展，周边社区志愿者和游客为鸟儿投食、清理栖息地。一位曾为矿工的志愿者称自己从“靠山吃山”的矿工变为“靠水吃水”的护鸟人。多元共治格局使生态保护成为全社会自觉行动与共同追求。

生态惠民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贾汪区的生态蝶变，最深刻的改变恰恰发生在百姓的生活之中。

经济收益实现了群众就业扩容与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双重目标。转型初期，“矿关了，人怎么办”是最棘手的问题。在潘安湖景区的游船码头，一名中年汉子正熟练引导各地游客登船。他曾是矿上的采煤工，如今已是景区的金牌船长，月薪过万。“靠着这湖水，我不仅端稳了饭碗，还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这位中年汉子的朴实话语，道出了无数转型矿工的心声。据统计，仅潘安湖景区就吸纳周边2000余名群众就业。恒盛智谷科技园引进总部企业、实体企业200家，形成“研发+孵化+集聚”格局，已为当地提供大量高端就业岗位。贾汪区累计安置失业矿工5.1万人，适龄安置率达94%。昔日“靠煤吃饭”的矿工及其家属，如今通过生态文旅、特色产业等实现稳定增收。2024年马庄村人均收入超3.5万元，2025年进一步增长至3.8万元。真金白银的收入增长，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

生活品质实现了从简陋居住环境到宜居幸福家园的美丽蜕变。“开窗见湖，举步踏青”，如今已成为贾汪居民的生活常态。“以前住在老矿区，房子裂着缝，冬天冷、夏天热；现在搬进楼房，路平了、灯亮了、环境美了。”西段庄社区一位村民指着窗外的健身广场说，“晚上吃完饭，下楼就能跳舞、锻炼，这日子过得真舒坦！”她身后的房子宽敞明亮，窗外便是湖景。为让群众住得更舒心，贾汪区累计改造棚户区580万平方米，2.9万户群众喜迁新居。奥特莱斯购物广场、“徐州之夜”等商业地标相继落成，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商业服务。公共服务方面，潘安湖街道累计投资8亿元，铺设柏油道路、硬化巷道，实现农村户厕改造全覆盖；学校、文化广场、生态停车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构建起便捷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

精神滋养培育了社会文明程度与治理效能双提升的文明新风。生态转型不仅鼓了“口袋”，更富了“脑袋”。在潘安湖湿地公园，生态文明教育正在潜移默化地开展。公园配备的专业导游讲解员，结合“世界湿地日”“世界水日”等节点向游客传播生态文明理念。2021年，这里成功入选首批“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在此接受生态熏陶。同时，贾汪区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总结推广马庄六个“三十年”实践经验，创新实施“十必联”群众工作法，开展“吹哨报到”等行动，让群众“事心双解”，入选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十大先行试验区，其典型实践经验做法多次在全国交流分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采煤塌陷区整治的有益经验，要注意总结推广。”贾汪区的实践，正是这一重要论断的有力佐证。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贾汪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力量。贾汪区的生态蝶变，从“典型案例”升级为“全国示范”，既是一座城市的浴火重生，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资源枯竭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这一实践探索的核心在于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先进的科学理念转化为有效的行动逻辑，由此形成的理念创新、实践路径、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它既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了宝贵的智慧。

（作者单位：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基地，学习时报社）

坚持系统观念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

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曾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这些城市逐渐陷入经济衰退、生态恶化、社会问题凸显的困境。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发展转型，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重大时代课题。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认识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性，以系统举措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转型新路。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绝非简单的产业替代，而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及治理体系的复杂系统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一方面，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不仅有利于打破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抗风险能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利于系统治理矿山塌陷、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把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优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夯实可持续发展根基。另一方面，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不仅有利于妥善解决社会保障等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系统性、深层次、可持续发展转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资源环境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以产业体系系统性重塑为核心、以生态修复与空间治理为基础、以民生保障为根本，统筹推进、协同发力，走出一条内涵式、绿色化、可持续的发展转型道路。

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修复与国土空间的系统性治理为重要基础，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从生态透支向绿色永续转型。生态修复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的底线要求与刚性约束，空间治理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转型的空间载体，其核心在于统筹生态修复与功能重塑，实现国土空间价值的再生与提升。长期高强度资源开采导致植被破坏、水体污染、地质灾害等问题，形成大量“生态伤疤”，严重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严重威胁人居安全与生态安全。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治理和修复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工矿废弃地等的综合治理与生态复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好转。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推动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污染物源头管控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构建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与空间格局。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等方式将生态治理与城市更新、文旅开发、休闲康养相结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生态修复既是转型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性工程，国土空间治理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将生态劣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重塑城市空间竞争力。

以产业体系系统性重塑为核心引擎，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型。以产业多元化和新旧动能转换为突破口，构建具有韧性的多元化产业体系，这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基础再生的核心引擎。资源型城市长期依托资源开采与初级加工形成单一产业结构，这种“一业独大”的传统发展模式在资源枯竭后必然陷入衰退困境，导致城市经济脆弱、增长乏力、抗风险能力弱，唯有通过产业迭代、链条延伸、动能转换，才能重构稳定可持续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并举，推动资源型产业向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升级，提高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与产品附加值。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接续产业，避免产业空心化与同质化竞争。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总之，只有实现产业结构从单一向多元、从低端向高端、从粗放向集约、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才能为资源枯竭型城市注入持久内生动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奠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产业基础。

以民生保障全方位兜底为价值归宿，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从风险累积向和谐安定转型。民生稳则城市稳，民生安则人心安。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把就业优先摆在突出位置，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就业帮扶体系与创业支持体系，重点解决矿工、产业工人等重点群体转岗就业问题，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避险搬迁与基础设施更新，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宜居度与群众获得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基层治理体系，化解历史遗留矛盾与风险隐患，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民生保障水平决定发展转型的温度、效度与可持续度，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转型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凝聚起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资源枯竭型城市真正实现浴火重生、长治久安。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体能动性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光荣使命、基本规律和实践路径，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重任。充分激发并释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体能动性，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举措和必由之路。

站稳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立场

主体能动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内生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集中体现为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性、学术洞察力与历史使命感。这种能动性绝非主观随意的思想驰骋，而是建立在对时代脉搏的深刻把握、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的积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不仅关乎个体学术成就，更深刻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思想理论根基。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更高期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绝不能成为故步自封于书斋的纯粹思辨者，更不能做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看客，而应秉持高度的主体自觉，以前瞻性的理论洞察回应现实挑战，以系统性的学理分析解答时代课题，以建设性的对策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抓住本质，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引领方向，真正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扎根现实生活沃土，汲取理论创新活水。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理论创造的根本源泉。学术创造须臾不可脱离人民，否则必将陷入象牙塔内的自我封闭和空洞抽象的逻辑推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将为民治学奉为最高学术旨归，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不能停留在故纸堆和文献库里做文章，而是要把双脚扎进泥土，将研究目光投向社会。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入”群众。重点聚焦乡村全面振兴、人口结构变化、数字社会治理和共同富裕等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和大问题，以群众的现实需要、情感诉求与发展期盼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产出贴合实际和贴近人民的研究成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伟大事业中。

植根传统文化沃土，提炼治国理政精髓。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了丰富的治理智慧与深邃的哲学思想，构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根脉。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态势日趋激烈，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要求研究者主动担当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既要坚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又要杜绝复古泥古的僵化思维，善于从中华传统典籍与诸子百家思想中提炼出跨越时空、契合当代需求的文化精髓。将“天下为公”的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贯通，将“民为邦本”的理念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呼应，将“天人合一”的智慧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将“和而不同”的胸怀与文明交流互鉴相映照。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筑牢文化根基。

担当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重任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灵魂所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绝非漫无目的的自由探索，更非脱离政治导向的盲目创新，而是聚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能动实践。针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无用论”等错误思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保持政治定力，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随时代、实践与科学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开放体系。潜心研读经典著作，原原本本地学、融会贯通地悟，摒弃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的不良学风，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持续突破，让科学理论在解答时代新课题中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起点与动力均根植于社会实践。当代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将学术目光聚焦于鲜活的当代中国实践，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炼新概念、形成新范畴，最终将其升华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标识性的学理成果。

融通人类文明成果，提升国际话语权。当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仍相对滞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依然存在。要以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坚守学术自主性，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在比较鉴别、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打造既具中国底蕴又适配国际传播的新概念和新表述。敢于在国际舞台发声亮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切实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与文化软实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思想力量。

夯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支撑

主体能动性的有效释放，必须依托科学、规范且充满活力的科研生态。随着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持续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主动转变治学观念，摒弃急功近利的学术短视，以更加从容的心态投身长周期、基础性的研究。在思想上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沉疴积弊，自觉尊崇并践行以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和社会影响力为核心的内涵式评价导向。在日益优化的制度环境中，主动走出学术舒适区，勇于挑战前沿问题、攻坚重大课题，善于利用新型智库平台与项目资助机制，真正将制度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学术生产力。

思想的高度取决于学者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操守。当前学术界仍存在着学术浮夸和学术不端等问题，主要根源在于部分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偏差与对学术敬畏之心的缺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秉持“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将治学作为志业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恪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学准则，耐得住学术寂寞、抵得住利益诱惑。在复杂思潮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坚守政治底线与学术底线。既要以深厚的学养阐释真理，更要以高尚的人格引领风气，将做人的品格、做事的态度、做学问的追求有机统一起来。

打破学科发展壁垒，凝聚哲学社会科学集智合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绝非一地一域之功，也非学者单打独斗所能成就。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供应链重构、气候变化应对、人口结构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单一学科的解释范畴，迫切需要跨领域、跨学科的协同攻关。学科划分本是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禁锢思维的藩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自觉融入学术共同体建设，主动跨越传统学科壁垒，打破“各自为战、单兵作战”的惯性思维，积极参与跨学科的有组织科研。善于在学科交叉地带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协同攻关中突破理论创新瓶颈，以集智攻关的协同精神凝聚起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基层理论宣讲要在“关键处”发力

理论要落地，基层是关键。基层实践往往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与具体的困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基层理论宣讲不能只在“寻常处”讲，更要在“关键处”下功夫。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就在于它从不回避矛盾，而是直面时代课题、回应人民关切。基层是理论武装的“一线阵地”，群众思想有困惑、多种矛盾相交织、利益诉求多元化，越是这样的地方，就越需要理论发声、宣讲在场。向“关键处”发力，考验的是宣讲者的政治勇气和群众情怀。只有深入这些矛盾集中、问题复杂的地方，把道理真正讲通、讲透、讲实、讲新、讲准，党的创新理论才能在解疑释惑中走进群众心里、在凝聚共识中化作推动工作的实绩。

在思想的“困惑处”发力，把道理讲通。群众的思想困惑，往往源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群众产生疑问，既有时代发展变化太快、新事物层出不穷的原因，也有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等原因。在“困惑处”发力，宣讲者既要敢于“拆题”，更要善于“破题”。“拆题”就是要把问题掰开揉碎，不能绕道而行，善于运用历史与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比如，讲共同富裕，不能停留在概念中，要运用鲜活的案例，以翔实的数据和对比，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讲明白，把“共同”与“同步”的区别讲清楚，把“富口袋”与“富脑袋”的统一关系讲透彻。而“破题”则考验理论功底。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就要求宣讲者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善于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现象中把握本质，用理论的穿透力解开群众疑惑。讲共同富裕，就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讲清其历史必然性。只有把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讲透彻，群众心里的“窗户纸”才能捅破，思想上的疑惑才能解开。

在矛盾的“交织处”发力，把道理讲透。基层社会是各种利益诉求的交汇场，也是多种矛盾的“交织处”。这些矛盾既是群众心头的“疙瘩”，也是检验理论宣讲成色的“试金石”。回避矛盾，宣讲的效果必然打折扣。宣讲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群众情怀。在矛盾面前，关键在于把道理讲透。要把宏观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化解具体矛盾的方法论，实现“国之大者”与“民之关切”的有机贯通。比如，讲基层治理现代化，就不能止步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概念描述，而要讲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所蕴含的民主逻辑，让人民群众明白协商议事不是走过场，而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到理论的温度。只有把道理讲深讲透，才能在化解现实纠纷中推动社会和谐善治。理论只有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出化解难题的“金钥匙”作用。

在利益的“交汇处”发力，把道理讲实。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群众对理论的接受程度，往往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理论宣讲不能只描绘“远方的风景”，必须落脚到群众“脚下的路”。在利益“交汇处”发力，关键在于找准党的政策与群众利益的契合点。把道理讲实，最忌空对空。比如，讲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只讲大目标，还要将其具象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更充分的就业、更稳定的收入、更有力的保障等。把这些讲清楚，群众就会明白，现代化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当宣讲的概念有了温度，群众真切感受到“现代化”就是自己的“好日子”，理论的实践伟力自然彰显。同时也应看到，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宣讲不能搞“一刀切”，要善于针对不同群体利益诉求，讲清利益关系。只有把理讲实，才能真正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

在时代的“前沿处”发力，把道理讲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热点、焦点。当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等新事物不断涌现，群众的认知方式和话语体系正在发生改变。理论宣讲若仍旧固守照本宣科的老套路，难免会产生“时代的错位感”，难以引发共鸣。在时代前沿处发力，要求宣讲者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善于用“热点”诠释理论，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感人至深的故事，把深邃的道理讲明白、把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比如，在讲科技自立自强时，透过科技突围的鲜活案例，讲解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讲透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考量，让理论宣讲与时代同频共振。同时，还要创新话语体系，实现“话语转换”。宣讲者要学会把大道理变成小故事。让宣讲既有“理论的味道”又有“时代的味道”，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传播热度，这是守正创新的应有之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紧跟时代。只有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才能让党的声音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传得更开、更深入。

在落实的“梗阻处”发力，把道理讲准。宣讲的实效，最终要看能不能推动问题解决。现实中，一些好的政策在执行中会遇到“政策好、落实难”的问题。这种情况，既有执行层面的偏差，也有群众理解层面的误差。在“梗阻处”发力，宣讲者要对政策进行精准阐释，把政策的背景、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讲清楚，防止在政策传递中走形变样，消除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宣讲要发挥理论打通思想、指导实践的作用。通过精准宣讲统一思想、明确行动方向，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基层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宣讲的成效，最终要落实在扫除思想障碍、疏通执行的堵点上。宣讲者要当好政策落实的监督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政策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推动问题解决。只有让群众看到在政策中得到了实惠，在宣讲中解决了问题，他们才会从内心认同理论、拥护党的政策。这就是理论宣讲最硬核的“说服力”。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以及体育工作实际，对“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应该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和贯彻落实的重点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深刻认识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大意义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党和国家始终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全民族身体素质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根本在于让全体人民都参与进来，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的优异表现，极大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和自豪感，是竞技体育魅力的集中体现。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生活更加健康、精神生活更加丰富、人生追求更加精彩。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内在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更好发挥举国体制在攀登顶峰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群众性体育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的基础，与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紧密相关，关乎民族未来和体育强国的底色；竞技体育是体育强国的显著标志，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引领与带动作用，体现着国家综合实力和体育强国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成效显著，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竞技体育屡创辉煌，跻身奥运强国之列。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与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仍有差距、运动项目发展不平衡、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以建设体育强国目标为引领，坚持系统观念，着力补齐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展的短板弱项，同时处理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实现体育事业发展的系统性跃升。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愉悦身心，争金夺银、振奋精神，也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体育与教育、文化、旅游、卫生、康养、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发展逐渐深入，综合价值作用更加凸显。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体育工作，更加主动将体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体育与其他领域更频繁地互动、更深入地交流、更有效地融合，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心态努力学习借鉴国际体育发展先进经验，在开放中不断壮大自己，使体育为人民健康筑基、为伟大复兴聚气、为经济社会赋能、为文化自信铸魂、为全球体育增力，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准确把握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关系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是一项关系全局、牵动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把握内在规律和逻辑联系，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一系列重要关系。

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年来，经营主体参与体育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金元足球”、马拉松赛事过度商业化、“饭圈”乱象等问题也扰乱了体育行业秩序。体育部门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弱项，特别是对于体育领域的一些新生事物和现象，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被动应付多。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的领域要坚决放给市场和社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扶持、公共服务、标准引领、市场监管、宣传动员、条件保障等方面的作用，既不能失位缺位，也不能总当救火队长，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

把握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70多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封闭僵化没有出路，中国正是在大踏步对外开放中迈向了体育大国、奥运强国。虽然体育对外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但我们坚持有原则的开放，旗帜鲜明走自己的体育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深化体育对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奥运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全面展示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精神风貌和中国体育发展成果，积极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体育事务，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体育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发展定力，坚持以我为主，毫不动摇地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体育自主发展水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

把握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效率解决的是体育充分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服务；公平解决的是体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分配好“蛋糕”，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大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力度，坚持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对体育各领域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提高全民健身场地利用效率、竞技体育训练效率、体育制造业生产效率、体育科技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要推动更加公平的发展，充分考虑各类人群、各年龄段人群参与体育的实际需求，保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的权利，全面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努力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更加便民惠民、公平可及，加强体育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体育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把握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随着体育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和体育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活力迸发与失衡失序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将对我们的治理能力带来严峻的考验。正确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就是要在体育治理的过程中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盘活各类体育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和数字赋能，坚定不移深化体育改革，调动各类经营主体参与体育的积极性，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要正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增强预见性并及时予以有效回应，进一步加强体育治理，紧紧围绕维护竞技体育秩序、体育市场秩序、体育赛事秩序、体育文化秩序、体育生态秩序，坚持举一反三，牢牢把握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两者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当前，体育行业发展和安全的矛盾日益突出，体育领域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形态风险、兴奋剂风险将长期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放大，对这些风险挑战和形势变化要清醒认识。“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对标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要求，全面谋划“十五五”时期各领域、各项目发展举措，推动体育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要坚持安全也是硬道理，树牢安全意识，在体育治理、对外交流、赛事筹办、备战参赛等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严防体育领域意识形态风险，严守兴奋剂安全底线，做到“零出现”“零容忍”。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重点举措

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找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同发展的切入点，聚焦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精准发力，带动体育事业整体水平提升。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推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团和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大群体工作格局，着力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提升体系，以建立同社会发展、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场地设施供给机制为导向，在建好用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方面持续下功夫；完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以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为龙头，以“全民健身日”等全民健身主题活动为示范，积极探索构建线上线下结合、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完善全民健身组织体系，打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最后一公里”，将公共体育服务直接送到群众身边；完善科学健身指导体系，面对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旺盛的个性化、专业化健身需求，不断加强制度标准制定、人才队伍建设、健身方法普及等工作；完善群众体育基础工作制度体系，积极推动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活动常态化开展。

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持续实施以为国争光为最高目标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管理和综合保障优势，巩固长期形成、科学有效的选材、训练、竞赛及备战体系。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渠道，发挥高等院校教育、人才、科技、创新等资源优势，不断完善训练、参赛、保障等政策。积极拓宽市场机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方式路径，完善政策措施，不断提高竞技体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有序放开竞技体育办队权、办赛权、参赛权等各类优质资源，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要素向竞技体育汇聚。推动竞技体育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多种管理手段转变。深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运动项目协会改革，改革竞技体育投入模式，深入挖掘运动项目市场潜力，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实现竞技体育发展资金结构多元化。

推动青少年体育蓬勃发展。深化体教融合，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持续开展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等系列示范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突出问题，加强青少年体质健康体育干预。创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畅通专业、学校、职业、社会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加大奥运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全国布局，完善跨区域选材、注册交流、教育升学等政策。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体校、学校、社会机构等各类主体，因地制宜建设一批具有公益属性、质效并举的青训中心。

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综合价值功能。持续办好全国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全国性赛事。鼓励各地打造特色鲜明、贯穿四季的品牌赛事，支持将有条件的赛事纳入奥运会积分赛（资格赛）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优质国际赛事活动“引进来”，支持优质国内赛事活动“走出去”。有序推进城市联赛、区域联赛，深挖“票根经济”潜力，激发消费活力。规范有序发展冰雪、航空、水上、山地户外、马拉松等户外运动赛事，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加大品牌赛事培育力度，提升无形资产开发能力。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鼓励有条件的运动项目开展层级清晰、相互衔接、布局合理、产权多元、竞争有序的职业联赛。

加快数字体育建设。落实数字政府建设要求，围绕公共服务、政务服务、数字机关等领域，提升体育政务在线服务能力。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体育消费场景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鼓励依托数智赋能，助力科学健身指导，打造仿真训练环境，研发智能穿戴装备，提高观赛体验。落实数据基础制度，完善体育领域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机制。加强运维保障能力建设，筑牢数字体育安全屏障。

强化体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推动高等体育院校（系）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支持高等体育院校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和一流体育学科。推动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完善区域体育科技创新布局，构建产学研高效协同的体育创新体系。加强体育高端智库建设，提升智库建设的影响力和服务决策咨询能力。聚焦奥运备战、运动健康、选材训练等重点领域，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运动医学等前沿技术应用，构建体育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打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体育人才队伍，培养造就一批熟悉体育、热爱体育、为体育事业不懈奋斗的高素质党政管理人才、战略研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

实干为要，行胜于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体育战线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如何认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

提问：谢春 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厅长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2026年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着力解决痛点、克服难点，在拓宽共同富裕途径上带好头。他列举分析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的趋势。请问，如何认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

解读：李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年来，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稳步增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之势，对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出新挑战。对该问题要高度重视，在深入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拉大趋势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可以从收入增速与收入绝对差距两个维度来考察。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收入增速出现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增长2.83%和1.66%。其中，农林牧副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无论是城镇私营单位还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房地产业出现了负增长。不同行业中涨薪企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2025年高科技行业、医药行业涨薪企业占行业比重分别为97%和93%，金融、物流、消费品、能源化工、制造业比重在80%——90%之间，而服务行业、传媒行业、房地产行业分别只有77%、78%和70%。根据薪酬网的数据，2026年高科技互联网行业薪酬增长率高达9.2%，医疗综合、金融、仓储物流、冶金能源化工、汽车行业增长率在6%——8%之间，家电家具、文化教育创意、消费品行业分别只有3.9%、3.9%和3.8%。在细化行业中，人工智能AI大模型、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薪酬增幅分别为18.3%和16.0%，而童装、建材、灯具、日用品、音像制作行业的薪酬增幅低于1%。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绝对收入差距拉大。由于薪酬基数和增长速度的差异，行业间薪酬差距拉大。总体上看，金融、高科技等行业的薪酬处于全行业领先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薪酬水平处于前列的金融业与较低的农林牧渔业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22年的11.5万元拉大到2024年的13.4万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6.7万元拉大到8.9万元。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电子商务与批发和零售业50%分位普通职员的薪酬差距，从2024年的3.6万元拉大到2025年的3.9万元。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成因

近年来，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收入差距拉大之势是行业增速差异、劳动力供求关系分化、智能技术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不同行业增长及用工需求的影响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行业增长速度存在明显差异。增长速度的差异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由颠覆性技术成熟和产业转化形成的新质生产力部门增长迅速，而受制于生产成本上涨、国际竞争力削弱、“内卷式”恶性竞争严重的部门增长乏力。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长9.3%，装备制造业增长9.2%，汽车制造业增长11.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9.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6%；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1.1%。相比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2025年增幅分别只有－0.6%、3.0%、4.3%和4.5%，房地产业增加值仅增长0.2%。

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分化。在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兴产业，新技术带来性能更优、功能更强的产品，形成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但行业增长速度快，而且利润空间相对较大。例如，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7.7%、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13.3%。在一些尚处于颠覆性技术产业转化早期阶段的产业，尽管全行业尚处于投入期，甚至没有形成正的现金流，但是对巨大市场前景的憧憬使得风险投资等长期资本投入意愿强。这就使得新兴行业快速扩张，带来对高技能人才的巨大需求，企业也愿意而且有能力支付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同时，由于高端人才的培养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滞后于由颠覆性技术驱动的新兴产业扩张的速度，造成高技能人才供给在短期内严重不足，供需矛盾也推高了其市场价格。相反，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同质化程度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因而利润水平低，造成行业的薪酬水平也相对较低。特别是近年来行业增速放缓，甚至一些细分行业出现由于国际竞争力削弱而外迁的现象，竞争进一步加剧，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出现减少。面对控制成本的压力以及行业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企业会选择控制薪酬上涨幅度以改善盈利状况。同时，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技能门槛高、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传统产业的存量劳动力技能与新兴产业需求匹配度低，人力资源向高收入行业转型的难度大，导致其收入增长乏力。

智能技术的挤出效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在能力快速提升的同时，应用成本持续下降、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目前，中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年装机量最大的国家，同时深度学习、大模型、智能体等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在各行业获得广泛应用，不再局限于数字化程度高的研发设计、产品营销、客服等环节，而且在加工制造、物流分拣等与物理世界深度融合领域的应用程度也日益深化。产业的数智化转型，一方面增加了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的劳动力需求，且由于人才培养的滞后性，掌握和熟练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增长，造成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数智技术人才巨大的供给缺口，推高了他们的薪酬水平。数据显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机器人行为训练师、AI工程师等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约400万人。另一方面，那些相对标准化、程式化和重复性高的工作岗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劳动力被自动化和数智技术大量替代，中等技能和行业内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岗位（如生产线熟练工）在智能化浪潮中不断萎缩，拉低了行业收入增速。同时，一些曾经在技能型岗位工作的白领受人工智能等技术冲击，不得不转入对知识、技能要求更低的领域，如网约车等灵活用工形式。劳动力供给的大量增长，又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行业的收入增速。

缩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的对策

缩小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收入差距不仅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要求，而且对于提振消费、增强国民经济内生动能也具有重要作用，需要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技能以及社会保障兜底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和产业转化所驱动的，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不仅蕴含着大量新的就业岗位，而且由于其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附加值率高，提供的是大量中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快颠覆性技术的突破，促进创新链和供应链的衔接，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同时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要利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产业转化的成果在传统产业的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向新质生产力转化。要特别重视传统产业的数智化改造，通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先进数智技术在各领域、各环节的应用，实现传统产业焕新和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功能、开发增值服务、创新商业模式等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率和利润率，给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开辟空间。

加快提高劳动者技能。劳动者技能的学习和提升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应对技术变革的冲击，从而改变供需失衡的状况，增强在劳动者市场中的谈判能力。要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数智技术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数字素养。根据我国破解“卡脖子”瓶颈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强“新工科”“新文科”建设，大力调整大学、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和课程结构，推动课程体系与人工智能技术紧密结合，缩小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技能鸿沟”。构建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公共财政对传统产业工人在岗培训和转岗培训的支持，增强其适应新产业、新岗位以及岗位对技能升级的需要。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完善医保、社保等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的全国统一认证，切实降低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流动的摩擦成本，促进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高收入行业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探索针对数字经济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的税收征管创新，平衡好新技术创新、应用与就业岗位替代之间的平衡，创造和保护灵活就业机会，并加强因新技术冲击、产业转型形成失业和转岗期人员的社会保障兜底。鼓励在新兴产业中获得巨大财富积累的企业家通过慈善捐赠、设立公益基金等方式回馈社会，更充分地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加强对平台企业或科技巨头利用数据垄断、算法优势获取超额垄断租金的监管，推动科技进步惠及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

闽宁协作：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贯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全过程。历经30载深耕细作、接续奋斗，闽宁两省区推动单向扶贫向经济社会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深度协作拓展，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帮扶的“闽宁模式”，成为全国东西部协作的典范。闽宁协作的成功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政治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大地的生动实践。

“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的接续探索

从落实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到形成可复制的“闽宁模式”，再到拓展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践，闽宁协作从单向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深度合作，开创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1996年，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这是实现先富帮后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在国务院关于对口帮扶原则“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长期协作”四个字，不仅体现了闽宁两省区共同的决心，也造就了闽宁协作的久久为功。1997年4月，他率团深入“苦瘠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考察时指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要坚决完成”。面对南部山区的贫困现状，他深感震撼，提议搞一个试点，将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协作示范村命名为“闽宁村”，并明确提出“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的目标，为闽宁协作和易地搬迁奠定基础。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他更是前瞻性地提出引入市场机制、搭建对外开放平台等一系列重要部署。这一时期，两省区探索实践了多种扶贫形式和措施，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到确立协作原则，从搭建组织框架到启动具体项目，开启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闽宁序章。

2002年8月，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前期经验，针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特点，提出创新帮扶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扩大协作规模、增强帮扶力度等举措，配合宁夏实施“千村扶贫开发工程”。闽宁两省区根据新时期扶贫开发的特点，以宁夏“千村扶贫开发工程”“整村推进”“生态移民”“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为主要依托，鼓励福建企业赴宁投资兴业，引入菌草技术等先进生产方式，探索企业参与、产业协作、科技教育医疗扶贫、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化协作路径，推动协作重心由单纯财政援助向产业培育转变。2008年4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赴宁夏考察，深入固原市原州区深沟村调研，勉励干部群众拓宽发展思路、增强发展意识，带动村民共同富裕，进一步确立了闽宁协作“扶志”与“扶智”相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的工作基调。至此，闽宁协作从单一资金帮扶到多元产业协作、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参与、从物质援助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体系基本形成，标志着闽宁协作步入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闽宁协作进入巩固提升期。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赴宁夏考察，来到已成为闽宁镇的故地。面对昔日戈壁滩上崛起的现代化生态移民示范镇，他深情指出，“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他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以此为指引，闽宁两省区围绕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合作建设产业园区、金融服务跨区域发展及“空中、网上、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等领域，推动闽宁协作发生了三大转变：由政府为主导向由政府引导、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方向转变；由以相对单一的扶贫协作为主，向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合作领域转变；由与福建省开展对口协作为主，向闽宁、港澳台侨等合作方向转变。2021年闽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奖章并寄语，“一以贯之，刮目相看”。

闽宁协作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的一个生动例子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建立健全“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五大机制，精准回应了跨区域协作中的顶层保障、精准落地、核心支撑、能力提升和凝聚合力等关键问题。

坚持联席推进，以高位统筹实现协同联动。将联席会议作为闽宁协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发挥党政主导优势，总结交流帮扶经验、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强经贸合作等，推动“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紧密对接。30年来，高效率、高频次的联席会议机制，配套省市县三级联动、部门协同、专班跟进，共同推动闽宁协作朝着既定蓝图坚定前行。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这一机制被正式写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成为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要保障机制。

坚持结对帮扶，以多元参与实现广泛聚力。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结对网络，实现资金、项目、人才等帮扶资源“精准滴灌”。在最初由福建省8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帮扶宁夏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基础上，拓展到福建省39个县（市、区）先后与宁夏9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区）和闽宁镇结对，40多个省直部门与宁夏对口部门开展互惠互助，158家福建企业（商会）与宁夏116个脱贫村建立结对关系。两省区开展的县与县结对帮扶“携手奔小康”行动，得到国家的认可并予以推广。推动厦门市10个街道、24个社区、23个企业、20个社会组织与闽宁镇结对，通过“一村一品”探索“输血”变“造血”的可持续协作路径。近3年先后启动实施40个结对帮扶项目，实现消费帮扶14.4亿元，帮助当地移民尤其是留守妇女重拾自信，以移民就业、技能提升、农产品品牌的升级推动协作向“系统赋能”升维。

坚持产业带动，以造血赋能实现互利共赢。通过“宁夏产品+福建市场”“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福建模式+宁夏转化”等模式，实现了从给钱给物到建厂兴业，再到两省区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成为闽宁协作的核心支撑。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资金70.32亿元、实施项目4040个，持续发展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和冷凉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人均奶产量、牛羊肉产量等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将福建先进养殖技术和宁夏盐碱地资源相结合，探索“南鱼北养”“鱼菜共生”新模式，开创大黄鱼内陆模拟海水养殖先河，海鲜产量达1838吨。突出“一县一园区、一园一主业”，建成12个闽宁产业园，入园企业近300家，带动180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基于“绿电小镇”优势，闽宁镇携手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建设闽宁产业园，成功招引星汉智能服务器制造、福建省大数据集团等30家企业落地入驻，年产值突破10亿元。

坚持互学互助，以智力支撑实现双向奔赴。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持续加强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的交流力度。福建省先后选派14批319名援宁干部、7000多名专业人才支持宁夏发展，并帮助宁夏培养了近12万名本土专技人才。以产业、教育、医疗、科技四大领域为重点，实施人才“组团式”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其中，选派265名教师、88名优秀医疗人才扎根宁夏基层，创新推广医疗新技术新业务151项、填补技术空白231项，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医疗水平。落实科技特派员互认机制，56名援宁科技特派员围绕林果、食用菌、智慧农业、食品加工等地方特色产业需求，提供精准科技服务和指导。通过推广有机种植与生态循环技术，福红李、流星瓜、长果桑、黑花生等30多个福建蔬果品种在闽宁镇落地生根。同时，宁夏也选派21批438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通过经验互学、文化互鉴和理念互动，福建“爱拼才会赢”精神与宁夏“不到长城非好汉”韧劲交融，厚植“敢想敢干、自强不息”发展底色。

坚持社会参与，以多元联动构建大协作格局。建立帮扶激励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积极参与闽宁协作。目前，在宁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从业人员约10万人，宁夏在闽稳定就业5.5万人，年均创收超15亿元。拓展消费协作渠道，通过在福建设立产品展销中心，举办“宁品进福州·赓续山海情”等线上线下产销对接活动，福建共采购、帮助销售宁夏农特产品203.62亿元。培育“西吉绣女”“吴忠厨师”“贺兰山东麓葡萄种酿工”“闽宁镇巧媳妇电商”等劳务品牌，带动就业46.1万人，年创造经济效益191亿元。开展“百所学校一帮一”“医疗服务”等援宁扶贫公益活动，帮助宁夏建设改造学校200多所，累计向宁夏捐款超过11亿元。其中，为闽宁镇帮扶捐赠款达1156.16万元，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和力量。

用好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闽宁协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坚守协作初心、传承山海情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重要指示精神，全方位多层次深化闽宁协作，推动资源要素高效配置、产业深度融合、民生持续改善、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在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共进中谱写共富新篇章。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协作能级。设立闽宁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引导闽宁两地金融机构、重点企业等参与其中，重点对特色种养业、酿酒葡萄及其延伸产业、绿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予以支持。邀请福建省对口帮扶单位每年选派教育、科技等领域技能人才驻点开展帮带工作，每年选派市级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闽宁镇各领域一线人才进行双向挂职交流，每人每年给予一定补助，充实基层一线人才力量。发挥闽宁镇东西部协作示范样板作用，重点形成闽宁镇等4个酒庄集群，支持闽宁镇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发展，打响“山海情”文旅品牌，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深化产业协作，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强跨区域产业协作，突出集群发展，推进链群协同、数实融合、产学研联合。通过资源整合、品牌共创、园区共建、市场共拓，发展壮大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产业优化升级。积极探索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新模式，推动闽宁镇高质量发展、闽宁产业园提档升级，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深化产业协作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拓展协作领域，推动“闽宁模式”迭代升级。依托东西部科技合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围绕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积极引进孵化转化国内外关键核心技术和先进创新成果。链接区内外高等院校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加强飞地研发中心建设，提升科技创新合作水平。立足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构建“福建理念+宁夏实践、福建技术+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宁夏生态产品”协同模式，在绿色制造、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方面加强东西部协作。强化市县结对帮扶、部门对口协作，深化“组团式”帮扶机制，拓展福建优质学校、医院与闽宁镇结对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偏远地区延伸，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互嵌式发展格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健全制度机制、全要素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深化“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品牌建设，实施一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项目，开展“八闽亲人塞上游”“大思政课山海情”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闽宁镇与福建省福安市坂中畲族乡缔结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共建对子为契机，用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示范基地，广泛宣传展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起走过”“一起生活”“一起奋斗”“一起建设”的非凡历程，全方位讲好新时代“闽宁故事”。拓展互嵌式社区建设，分层分级培育一批亲如一家的“山海情”示范典型，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携手并进，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围绕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构建算数网协同的智能经济发展新生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新一波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到来，不但产业体系在重构，而且决定企业和产业起伏兴衰的动力机制在变化，经济形态也在翻新，智能经济成为发展的必然。此时，认清趋势，把握规律，谋划政策，就尤为重要。

认清数字智能技术的新通用技术性质。通用技术对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蒸汽机动力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带动了产业剧变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由此推动了人类生活和人类文明的跃进。

蒸汽机动力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后来的内燃机动力技术、电气动力技术先后成为新一代通用技术，将德国等部分西欧国家和美国带到世界经济强国地位。德国发明家奥托在初级燃气机的基础上，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明了可真正使用的内燃机，这不但使内燃机逐步取代蒸汽机成为新型动力机器，而且还与德国现代汽车工业的先驱者戴姆勒等人合作，催生了德国的现代汽车产业。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德国发明家西门子，在此前简易电动装置的基础上，发明了实用的发电机。不久，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则发明了更多的电气化用具，并在纽约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发电厂，为德国、美国等国成为电气化产业革命时代的引领者奠定了基础。

之所以必须简要回顾这些历史，就是要说明，对什么技术、什么创新的重视，都不如对新通用技术及相关创新的高度重视，并需要紧紧扭住机遇，因势利导加以发展。目前，经济学领域已经有一些分析通用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并阐述了通用技术的一些重要特征，譬如对其他产业的强渗透性，自身技术升级和产业裂变的持续性，对生产率提升的普遍促进性，对经济社会影响的长远性等，一些经济学家还分析了通用技术对经济持续增长所起到的作用。从业已显露的情形来看，数字技术以及近年来在数字化基础上迅猛推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融合化的数字智能技术，明显具有上述特征，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不过遗憾的是，虽然许多国家都已高度重视数字化和智能化，也出台了相应政策，但认清数字智能技术的新通用技术性质，并遵循新通用技术逻辑来筹划产业、谋划政策，还远远不够。

数字技术最初是对信息进行数字化编码，即进行0—1编码，以进行传输和处理。数字化编码彻底颠覆了此前的模拟信号编码，带来了数字化革命，催生了数字经济。我国对数字经济的定义是：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显然，这里尚未嵌入新通用技术元素，也未单独提及人工智能。尽管人工智能理论和初级技术，在几十年前的电子管时代就已存在，但正是数字化技术空前强大的数据处理和传输能力，与日新月异的算力和算法相得益彰，使得人工智能在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发展并快速升级迭代，从而将过去三四十年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一起，被该领域一些重要企业家和科学家称为数字智能，也使得数字智能技术正在和必将更加显著地呈现新通用技术性质。

数字智能技术，无疑首先孕育和壮大了数字智能产业。最早是互联网及相应设备和先进制程芯片等产业，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现在，不但算法模型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新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化进程也在快速发展。而且词元正在被海量生产和消耗，也在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但数智技术绝不仅止于此。如果能够透彻理解其新通用技术性质，就不难推论它广泛地向其他行业渗透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其自身技术的创新与迭代，以及对产业体系的改写与重塑，将至少持续几十年时间，当前的落后或领先都将转瞬即逝。完全可以说，数智技术作为新通用技术，将会重构产业生态、重塑经济形态。

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智能技术这项新通用技术，所构筑和衍生的智能经济，将会呈现出怎样的发展形态？从业已显露的特征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来看，围绕数字化、智能化核心企业或重要平台而形成的产业生态，对于竞争格局、创新态势、产业动能及经济发展趋势所发挥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工业经济时代尚无法想象。

工业时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产业生态，譬如较为稳定的协作网络、较为稳固的战略联盟，以及一些协调平台，或者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合作机制等。随着世纪之交进入数字化时代，一些互联网平台或操作系统所建立的产业生态系统，则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商业黏性和发展韧性。在当前的智能化推进时期，围绕某些先进制程芯片企业、先进算法企业等所构筑的产业生态圈，更令人刮目相看。数智化之所以比工业化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生态圈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虚拟世界的快速发展并与现实世界交融，另一方面是因为强烈的网络效应等新型效应使得产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和创新——增长机制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以及供需双方的依赖性和黏性关系更加复杂而微妙。

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不断获得突破，使得数智生态圈不断进行重构。我们知道，智能化高度依赖算法和算力，而算法和算力在目前以及可预期的将来，在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中将发挥牵引作用。两三年前大语言模型开始实现市场突破的时候，这种趋势就已经显现。现在，随着各种大模型及其推理能力甚至决策功能的显著提升，算法模型的牵引作用和生态圈构建能力已充分凸显。开源智能体“龙虾”牵引许多互联网大厂纷纷与其连接和匹配，就可以看出算法模型牵引和构建生态圈的力量。这也说明，智能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可能并不依靠巨额固定资产投入，而是依靠算法智慧。捕捉和实现这种智慧，则来自人的聪慧得到释放和发扬。完全可以预言，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的算法所展现的生态圈力量只是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强大、新颖的算法出现，譬如大世界模型（LWM）等物理模型也正在迅速开发之中。这些算法程序和系统，只要得到市场认可，都将显示它们的生态圈力量。

算力优势也将在数字智能生态圈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将算力比作智能化时代的电力，这种说法并不到位。电力延伸人类肢体，而算力延伸人类大脑。可以说，智算就是大量生成词元的超级中心，从而使得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等各环节都能实现词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智算就不可能有算法的用武之地。算力以硅基芯片作基础，未来的芯片也可能向碳基芯片或生物芯片方向发展，或者还将出现目前难以预测的新型算力元器件。此外，未来算力技术也非目前可以想象到的，譬如量子计算就可能在某个时候实现突破，届时，算力发展必将突飞猛进。如果说算法构建主要涉及虚拟世界，而算力构建则大量涉及物质世界，即工业行业。可以预料，在数智时代，工业仍然重要，制造业仍然不可或缺，但面貌和结构会焕然一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大的算力在与算法的共振中也会构建生态圈，甚至构建相对独立于算法的生态圈，并可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算法和算力都属于计算，数据是算法和算力的基本原料。在互联网占主导的数字经济时期，数据的重要性就已经凸显，并且一些互联网平台所构筑的生态圈高度依赖数据，通过从用户那里收集海量数据并进行处理和利用，形成了基于数据的精准化和及时化优势。未来，随着数智化深入推进，不但数据收集、传输、分析变得更加普遍、更加重要，而且会有一些新的细分数据行业兴起，譬如数据清洗、数据标注变得不可或缺，数据脱敏和数据跨境流动也将得到更多重视，并会形成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业态。由于数据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一般原料，涉及隐私、人格、主权、安全、商业秘密等，将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工作业务出现，同时也需要对相应的监管和治理规则进行开拓、制定、完善、发展。如果缺少这些业务和业态，以及必要的监管和治理，数字智能生态圈将无法形成，至少不可能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数据在数智生态圈的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继续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后劲和在生态圈推陈出新中的力量。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都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上。互联网最早的应用是门户网站之类，后来发展为电商平台及社交平台以及区块链等智能合约类交易网络。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既往的互联网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并将催生更加崭新的互联网。网络业务和业态不但会推陈出新，如更加智能化，而且网络很可能会向太空和深海延伸。具体地说，机器人、智驾汽车等具身智能的发展高度依赖物联网，离不开互联网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跃迁。目前，已经出现了基于卫星的太空网络技术和相关业务，未来可能会进一步走向深空；海底的物理传输网络，也已经得到很多部署，未来必定会更深、更快。即使是普通的地面无线互联网，我们也在期待6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突破和使用，以及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在这样的情势下，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仍需要互联网的支撑。

但是，数字智能产业生态圈将不会由计算、数据、互联网各自领域的独立性企业所决定，而是由算数网协同所决定。在未来的智能经济中，各自领域独立性企业的规模再大、技术再强，都难以确立生态圈的结构、代表生态圈的力量、决定生态圈的方向。而算数网协同，将构筑和定义最强大的生态。算数网协同将是智能经济中的新生态，这种新生态需要在计算、数据、网络之间构建协调关系，形成协同机制，产生协作效果，从而以聚合性力量促进创新、推动发展。算数网协同的具体机制，可以是数据处理和超级计算架构的接入、应用编程接口的授权、插件程序的许可、算法蒸馏的合作，以及先进制程芯片的合作研发和优先使用、芯片连接协议的执行、网络平台的数据分享，以及新通信技术和设施框架的共同设计，特别是算数网之间的连接和调取协议等。未来，随着数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数智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算数网协同也必将出现更加新颖的具体机制。需要注意的是，算数网协同新生态不是新型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具体机制上必须避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当然，某些算数网协同机制也可能会向算数网一体化、集团化的方向发展，最后体现为巨型企业集团，这会将生态引向另一层面，并增加规制和治理的复杂性。总之，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计算、数据、网络联结在一起，不但可以加强彼此沟通从而将它们之间的隔阂打通，而且可以协商创新方向、探求创新分工、分享创新成果，促进计算、数据、网络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当然，算数网协同生态圈的边界并不一定非常清晰，而且不同生态圈之间可能会有交叠，也会有竞争和合作。可以确定的是，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使智能经济的生态体系更加复杂和强韧。

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不但提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培育智能原生新业态新模式，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而且提到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在论述数智化发展时，指出要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总的来看，我国已在数智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谋篇，下一步，要把握新形态的要领、掌握新形态的要点，在顺应新形态规律和规则的基础上，把新形态做实。深入研判算数网协同新生态，有助于把握要领和掌握要点，并使新形态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产业竞争新优势。

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新规制与新治理。在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和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驱动下，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需因势而变，尤其应针对新形态，探寻新规制和新治理。

智能经济新形态需要新规制。新规制不但应防止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发展为新型垄断、新型不正当竞争，以及防止隐性的误导和欺诈，而且应建立一套关于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基本规则，包括透明度和问责方面的基本规则。对于算数网一体化的集团化巨型企业而言，在制定新规制时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具体的规制政策，尽管当下尚难清晰，但至少应该涵盖商业合谋和利益转移方面的规制，以及隐私保护、信息披露和认知影响方面的制度。从长远来看，需要建立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

智能经济新形态也使传统的治理原则和政策面临一些重大挑战。例如，在算数网协同生态圈构建过程中需要引入新治理，这种新治理应该是一种介于自治和规制之间的机制，同时应鼓励更强的透明度标准和风险评估机制，特别是鼓励人工智能应用的“对齐”标准，因为人工智能系统不但会有机器幻觉，而且可能拒绝人类发出的指令，甚至会“欺骗”人类控制者。至于新治理的具体路径，可能包括制定治理指南、设置治理框架，在此范围内密切关注各种良好治理实践，并及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从而转化为治理政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原副所长）

破解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融合困境

智能经济是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必然产物，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涵盖智能技术产业化、实体经济智能化和智能生态体系化三大维度，是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智能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明确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这一重大部署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智能化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

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提出，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相关企业超过6200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这些数字背后，是我国在智能经济领域多年深耕的厚积薄发。一方面，算力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算力要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而且便宜好用。以“东数西算”工程为牵引，内蒙古、贵州、甘肃等西部地区算力规模快速增长，既优化了资源配置，又带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智能化向纵深推进。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应用场景覆盖15个工业领域；智能交通系统覆盖全国主要城市，自动驾驶路测里程超亿公里；煤矿智能化改造覆盖率超过30%，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持续提升。同时，企业的创新生态活力进一步迸发，有的科技企业累计申请专利达1600多件，强脑科技在脑机接口领域获授权专利400余项。一些互联网头部企业通过投资孵化带动一批创新企业快速成长，形成“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跟进、资本有力支撑”的良好生态。可以说，智能经济正经历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质变，为赋能千行百业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高质量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智能化注入新动能，传统产业面临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多重压力，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成为必由之路。社会治理现代化呼唤数字化新手段，城市管理、公共服务、风险防控等领域对智能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期待智慧化新体验，从智慧医疗到智慧教育，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出行，智能应用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智能经济恰恰能够有效回应这些时代命题，这种需求牵引与技术驱动的同向发力，为智能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然而，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在现实中仍面临技术与制度错配的制约。一是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间的技术错配。从技术产业化一侧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但许多前沿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和样板间，缺乏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成熟路径；从产业智能化一侧看，传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强烈，但转型技术门槛高、改造成本大、试错风险重、人才储备弱，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往往停留在点状示范层面，难以形成系统性扩散。这一“融合之困”的症结，在于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即技术方追求前沿突破，产业方需要稳定可靠；技术方提供通用方案，产业方需要场景适配。当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各自为战、缺乏有效对接机制时，智能经济的整体效能便难以充分释放。二是制度供给与要素需求间的制度错配。智能经济以数据为燃料，以算力为引擎，但当前数据要素的权属界定、收益分配及安全治理机制仍处于探索期，难以匹配智能化生产力快速增长的现实需求，导致优质产业语料难以跨界共享，人工智能模型在真实工业场景中面临“语料失真”的困境。同时，在开放协作层面，跨境数据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使企业在利用全球高端算力与前沿算法时面临较高的合规风险与交易成本。这种制度供给与要素需求之间的错位，严重制约了智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的步伐。

破解技术错配和制度错配带来的融合难题，关键在于构建协同共进的融合机制。具体而言，一是搭建供需对接的桥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等载体，建立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鼓励龙头企业将自身智能化改造中沉淀的技术方案、管理经验、数据模型封装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输出。二是降低融合应用的壁垒，大力发展轻量化、低成本、模块化的智能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转型工具。培育一批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为传统企业提供从咨询诊断、方案设计到实施落地的一站式服务。三是可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优势，支持自贸试验区率先探索数据出境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机制，为智能技术跨国合作和产业智能化全球协同打通制度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联动试验，进一步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资源跨区域共享，打造智能产业协同合作的先行先试高地。四是完善创新制度与强化融合型人才支撑。建立健全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的基础制度，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划定清晰边界。同时，深化产教融合，大力培养既懂人工智能技术又熟悉行业场景的复合型人才，让技术真正“懂行”、产业真正“懂技”。通过上述举措，推动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反应”，使智能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真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

认清“新型军国主义”的本质与危害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动的，以突破和平宪法、重塑大国地位、谋求对外扩张为目标的军国主义当代变种。它承继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打着“国家正常化”旗号，以更隐蔽、更具欺骗性的面目出现。随着具有浓厚军国主义情结、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大有全面激活之势，严重冲击战后国际秩序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一

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扩张领土、掠夺资源、称霸世界，具有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的特征，极其残忍和反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虽不直接宣扬对外侵略、领土征服，但其对外扩张、谋求霸权的本质与近现代军国主义一脉相承。

扩张军事力量。日本防卫经费连年大幅增长，2025财年防卫支出总额约11万亿日元，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GDP2%的目标；2026年度防卫支出初始预算即超9万亿日元，规模持续刷新纪录。近年来，日本装备发展偏离“专守防卫”原则，重点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2026年3月，射程超1000公里的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在熊本部署；从国外引进的“战斧”巡航导弹、“联合打击导弹”（JSM）陆续交付自卫队。同时，日本加速推进航母化舰艇、隐形战机等进攻性平台建设，谋求对他国战略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大力改组海上自卫队，打造多功能实战化舰队，为组建“航母战斗群”铺路；还计划将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群”升格为“宇宙作战团”，强化太空军事能力；更为严重的是，在修订国家安全文件时甚至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凡此种种，表明日本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步伐日益凸显。

扩张战略边界。日本持续将安全关切与军事活动范围外推，自卫队突破本土及近海防卫界限，以维和、护航、反恐、联演等名义深入远海，行动空间显著扩大。1992年9月，日本派员参与联合国安哥拉监督活动，开启自卫队海外部署序幕；30余年来，海外维和成为其推进大国化战略的重要手段。2001年，日本自卫队战后首次参与国际军事行动，赴印度洋为美军阿富汗反恐行动提供油料等后勤支援。此后，又相继赴亚丁湾反海盗护航，赴阿曼湾、阿拉伯海搜集情报、保障日本船只安全并获特殊情况下开火权。2026年以来，日本政府积极研究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事宜，还决定派员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系战后自卫队首次以战斗部队身份进驻菲律宾本土。日本以各类海外行动为契机，持续突破军事活动限制、拓展军事存在空间，其战略扩张意图十分明显。

扩张政治权力。日本极力突破战后和平体制束缚，全方位谋求政治权力扩张，不断推行激进政治与安全举措。通过推动一系列针对性立法，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彻底打破自卫队仅能本土防御的限制，为自卫队赴全球范围行使武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扫清法律障碍。日本持续推动修宪进程，试图重新定义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放弃发动战争、不维持常备战争力量等核心条款，从法理根基上动摇二战后确立的和平体制。此外，日本长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妄图借此提升其国际政治话语权，争夺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拉拢域内外盟友，刻意拼凑排他性集团，热衷推行阵营化对抗，公然插手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在内的地区及国际热点事务。种种举动，本质上都是日本企图不断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谋求所谓“政治大国”地位的体现。

二

“新型军国主义”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背景下出现的严峻动向。这一现象绝非偶然，而是历史、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共振的必然结果。

历史根源在于日本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二战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法西斯并未像纳粹德国那样遭受全面、彻底的审判和清算。日本天皇的罪责没有被追究，天皇体制得以保留；大量战犯嫌疑犯未经审判便被释放，已被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不仅大量被轻判，不少还被提前释放，甚至重返政坛，担任要职。由于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根基和残余势力得以保留，这为“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埋下了深层祸根。

政治驱动源自日本政坛全面右倾化。战后日本权力结构的鲜明特征，就是由政治世家交替世袭的方式长期掌握国家权力，而这些政治家族的先辈，多为战前深度依附军国主义体制的官僚、财阀，有的本身就是战犯或战犯嫌疑犯。这种没有被彻底改造，一脉相承、代际相传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推动了日本政坛的整体右倾走向。2014年以来，日本右派主流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绝大部分时间席次稳定过半，2026年2月选举中更是取得压倒性胜利，成为二战后首个在众议院单独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政党。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些激进言行，与日本政坛全面右倾密不可分。

经济因素来自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深度裹挟与利益捆绑。日本现今军工体系，本质上是战前军国主义财阀军工体系的直接延续，它们深度介入日本防务政策制定，强力影响日本政治走向。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军工体系经历了短暂的拆分与整肃，但随着冷战开始，它们很快又被重启军工生产能力，一些核心企业的主体、技术谱系得以全面延续，其政商关系、财阀结构也被完全保留。如今，这些企业与日本政界之间的“政商旋转门”已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运作，政商通过政策制定、防务订单和政治游说、政治献金实现利益互换，结成高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共同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不断抬头。

此外，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工业产值在过去30年间大幅下滑约四成，人均GDP从全球前列跌落至发达国家的中下游水平。经济失速、预期弱化、少子老龄化，使日本社会普遍充斥着沉重的挫败感、焦虑感、无力感，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借机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推行强硬对外政策的深层社会条件。

三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它无视历史正义与人类良知，破坏国际公平正义，损害共同发展大局，危害极其严重。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其恶化势头，共同守护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大势。

严重践踏二战胜利成果。二战胜利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浴血奋战的历史结晶，是构建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基石，日本和平宪法正是这一成果的重要体现，其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否认国家交战权，为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根本法律框架。这一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国家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弥足珍贵、来之不易。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打着“国家正常化”旗号推进修宪议程，想尽各种招数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甚至要重新定义和平宪法第九条内容，就是对二战胜利成果赤裸裸的践踏，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战后国际秩序。

严重危及亚太和平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虽然热点不断，但始终未爆发地区性大战，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总体和平稳定，成就了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60%的重要地位。这一局面，是亚太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携手维护的结果，必须倍加珍惜、坚决守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无视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期盼，不断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插手地区热点事务，持续推进军事扩张，把地区局势搞得紧紧张张，不仅严重阻碍区域经贸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还使局部冲突风险大幅上升，严重威胁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大局。

严重伤害亚洲人民感情。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亚洲数十个国家遭受深重灾难，数千万民众惨遭屠戮，南京大屠杀、厂窖惨案、新加坡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大规模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强征“慰安妇”……历史的伤痕至今仍然深深刻印在亚洲各国人民的记忆中。“新型军国主义”淡化罪行，美化侵略，否认杀戮，回避道歉，甚至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行为是对无数死难者灵魂的亵渎，是对正义历史记忆的践踏，更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情感的伤害，加剧了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隔阂与情感对立。

此外，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也严重损害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军事扩张严重消耗国家财力，将使日本背上沉重负担；错误历史观与军事扩张严重恶化日本外部发展环境，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空间被大幅压缩；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严重损害日本国际形象，使其沦为“麻烦制造者”，进一步影响其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违背和平宪法精神与民众和平意愿，加剧国内民众分裂对立，动摇国家发展的民意根基；等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至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侵华日军94式超轻型铁甲车

在北京坦克博物馆的展陈大厅里，摆放着一辆身形小巧、锈迹斑斑却保存完整的装甲车，它就是侵华日军94式超轻型铁甲车，日军内部习惯称其为94式骑兵装甲车。因其体量微小、装甲单薄、外形简陋，被形象地称作“豆坦克”。

94式超轻型铁甲车的诞生完全服务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野心。20世纪30年代，日本陆军为适应其“大陆政策”需求，急需一种轻便灵活、成本低廉、能适应亚洲战场复杂地形的小型装甲车辆，用于前线弹药输送、战场巡逻、通信联络和战术侦察，填补重型装备与步兵之间的火力空白。1933年，日本东京瓦斯电气工业公司以英国卡登·洛伊德Ⅳ型机枪运载车为技术蓝本，启动小型装甲战车的研发工作，1934年正式定型，因当年为日本皇纪2594年，故命名为“94式”。1935年，该车正式批量投产并列装日军，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总产量约840辆，是二战期间日本生产数量最多的装甲车辆，其中绝大多数被投入中国战场，成为日军步兵部队的重要辅助作战装备。

从技术参数来看，94式超轻型铁甲车的综合性能极为有限：车体长3.08米、宽1.62米、高1.63米，战斗全重仅3.45吨，公路最高时速40公里；装甲厚度仅8至12毫米，仅能抵御步枪弹和炮弹破片的攻击，无法承受反坦克武器和大口径枪弹的直射；武器配备初期为1挺91式6.5毫米车载机枪，因火力不足，后期逐步换装为7.7毫米97式车载重机枪。即便如此，仍难以对坚固工事构成有效威胁。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组建独立轻装甲车中队，大量投入94式超轻型铁甲车，先后编组13个独立轻装甲车中队投入中国战场，这些中队后来逐步发展为独立战车中队，成为日军在华装甲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该车凭借轻便灵活、适应性强的特点，能够通过泥泞、狭窄街巷、田间小路等复杂地形，广泛用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各大战场，与89式中型装甲车协同作战，充当前线突击先锋，其罪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94式铁甲车率先从中华门突入南京城区，成为攻破南京城的“急先锋”。随后，该车在南京城内横冲直撞，日本兵凭借车体的装甲保护，以机枪疯狂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以履带碾轧失去抵抗能力的战俘与百姓，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据幸存者回忆，当时南京城内到处都是“豆坦克”的轰鸣声，履带碾轧人体的碎裂声、百姓的惨叫声不绝于耳，许多平民被该车逼入绝境，或被机枪射杀，或被履带碾轧致死，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

更为恶劣的是，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海牙公约》等国际准则，无视人道主义精神，对部分94式超轻型铁甲车进行改装，在车体后部加装专用托架，专门搭载毒气发烟筒，用于施放芥子气等剧毒化学武器，对中国军民实施无差别杀伤。据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记载，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在对长江沿岸村落的“扫荡”中，多次使用改装后的94式铁甲车释放毒气，导致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中毒身亡，不少村落沦为“无人村”。

面对日军的装甲暴行，中国军民在装备悬殊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无穷的智慧，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破袭手段，展开了英勇反击。

在阵地防御中，抗日军民针对94式铁甲车车体轻、底盘低、履带窄的弱点，大量挖掘反坦克壕、防坦克陷阱，破坏道路桥梁，限制其机动能力。反坦克壕通常挖成宽2米、深1.5米以上的壕沟，内壁光滑，“豆坦克”一旦陷入，因自身重量轻、动力不足，难以自行脱困。近战夜战中，中国军队组成专门的爆破小组，利用夜色、烟雾或地形掩护，携带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等，悄悄抵近94式铁甲车，精准摧毁其履带、发动机与行动机构，使其瘫痪后再予以歼灭。

次口径弹药：以精驭力的穿甲攻坚利器

次口径弹药，是指弹丸直径小于发射火炮口径的一类专用穿甲弹药，在相同发射药量下实现更高初速与比动能（单位面积上的动能），凭借高密度弹芯的精准穿透能力，成为现代反坦克、反装甲作战的核心弹药家族。在21世纪以来的多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次口径弹药均广泛应用，成为打击装甲目标的核心弹药，验证了其实战价值。

历经体系化迭代

次口径弹药打破了传统穿甲弹“威力依赖口径”的局限，通过弹芯与弹托的组合设计，将发射动能高效传递至细长弹芯，实现“以小破大、以精驭力”的作战效能，可有效应对均质钢装甲、复合装甲、反应装甲等各类防护目标。

二战中后期，重型坦克装甲厚度普遍达到150——200毫米，传统全口径穿甲弹受限于初速与动能，已难以实现有效击穿。各国纷纷探索“口径缩减”的穿甲思路，诞生了最早的次口径弹药——次口径超速穿甲弹（APDS）。这类弹药采用“弹芯+弹托”的简易组合，弹芯采用硬质碳化钨材料，直径远小于火炮口径，周围包裹轻金属弹托，发射时弹托带动弹芯加速，出炮口后弹托与弹芯分离，弹芯凭借高初速打击装甲目标。1944年，英国率先将76.2毫米（3英寸）次口径超速穿甲弹列装，随后，德国、美国、苏联等国纷纷跟进研发。这一阶段的次口径弹药仅能用于近距离应急破甲，但为后续技术发展奠定了关键基础。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次口径弹药实现标准化，形成多类型发展格局。滑膛炮技术逐步成熟，为次口径弹药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APFSDS）应运而生，标志着次口径弹药进入实战化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次口径弹药的结构设计不断优化：弹芯采用细长型设计，长径比逐步增大，材料升级为高密度合金，大幅提升穿透能力；弹托采用轻量化材料，优化分离结构，确保出炮口后快速平稳脱落；新增尾翼稳定设计，解决了弹芯飞行不稳定的难题，提升了打击精度。除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外，还发展出次口径破甲弹、次口径穿甲燃烧弹等型号。

冷战结束后，次口径弹药继续升级。随着复合装甲、主动防护系统、反应装甲等新型防护技术的迭代，对次口径弹药的穿透能力、打击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弹芯材料的迭代，研发出纳米钨合金、钨钽合金、贫铀复合材料等高性能材料，进一步提升密度、硬度与韧性，增强穿甲深度。适配平台进一步拓展，从传统坦克炮、反坦克炮，延伸至车载炮、机关炮、步兵战车等装备，实现多场景通用。目前，主流次口径弹药在2000米距离上可穿透700——85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能有效应对各类新型装甲威胁，形成了完善的次口径弹药体系。

核心特性与分类

次口径弹药的核心是“弹芯+弹托”的组合设计，部分型号配备尾翼、风帽、引信等组件。弹芯是穿甲核心，采用高密度、高强度材料制成，直径通常为火炮口径的1/2至2/3，细长结构可提升比动能，增强穿透能力，其材料性能直接决定穿甲效能。弹托是辅助组件，采用轻金属或复合材料制成，包裹在弹芯外部，作用是传递发射动能、引导弹芯在炮膛内运动，出炮口后在空气阻力作用下与弹芯分离，避免影响弹芯飞行。尾翼主要用于尾翼稳定型次口径弹药，采用大后掠角、小展弦比设计，保证弹芯飞行稳定，部分尾翼带有斜切角，提供导转力矩，提升平衡转速。风帽可优化气动外形，减小飞行阻力，提升弹芯初速与远距离飞行稳定性。

按结构类型划分，可分为尾翼稳定型、旋转稳定型、简易脱壳型三类。尾翼稳定型是当前主流，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采用尾翼保证飞行稳定，穿甲效能最强，适配滑膛炮与部分线膛炮；旋转稳定型即次口径超速穿甲弹，依靠线膛炮的旋转力实现稳定飞行，结构简易，穿甲效能略逊于尾翼稳定型，主要用于早期线膛坦克炮与反坦克炮；简易脱壳型结构简单，无稳定装置，仅用于近距离应急破甲，已逐步淘汰。

按适配平台划分，可分为坦克炮用、车载炮用、机关炮用、反坦克炮用四类。坦克炮用是主流类型，适配105毫米、120毫米、125毫米等口径坦克炮，主要用于坦克间对决；车载炮用适配大口径车载炮与卡车炮，用于打击轻型装甲车辆；机关炮用采用小口径次口径设计，用于反轻型装甲与低空目标；反坦克炮用适配牵引式或自行式反坦克炮，用于近距离反坦克作战。

按作战用途划分，可分为穿甲型、穿甲燃烧型、穿甲爆破型三类。穿甲型以穿透装甲为核心，无额外毁伤效果；穿甲燃烧型命中后可产生高温，引燃目标内部燃油与弹药，增强毁伤效果；穿甲爆破型在击穿装甲后可产生爆炸，对车内乘员与设备造成二次毁伤，实现“穿甲+爆破”双重效能。

当代新发展

弹芯材料持续突破，穿甲能力大幅提升。材料技术是提升次口径弹药穿甲效能的核心，各国纷纷加大新型高密度材料研发投入，推动弹芯材料向多元化、高性能方向发展。一方面，优化传统钨合金材料，进一步提升密度、硬度与韧性，使弹芯在高速撞击时不易断裂，穿甲深度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探索新型复合材料，将钨、贫铀与其他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复合，实现弹芯不同部位力学性能的差异化适配，提升穿甲稳定性。

结构设计持续优化，飞行与穿甲稳定性提升。为应对新型装甲威胁，次口径弹药的结构设计不断迭代升级。弹体长径比进一步增大，增强穿透能力；采用可折叠尾翼，减小炮膛占用空间，同时提升飞行稳定性，降低空气阻力；改进弹托结构，减轻重量，确保弹托快速、平稳脱落，避免对弹芯飞行造成干扰。此外，密封件不断优化，提升火药燃气密封效果，避免漏气影响弹丸初速与精度。

智能化与精准化深度融合，打击效能显著提升。现代次口径弹药逐步与数字化火控系统、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引导技术深度融合，实现精准打击、高效毁伤。弹丸配备曳光管与简易制导组件，可实时反馈飞行轨迹，火控系统根据轨迹偏差自动调整射击参数，提升打击精度。结合无人机引导技术，实现“无人机侦察——火控锁定——弹药打击”的协同闭环，可精准打击隐蔽或移动中的装甲目标，提升复杂战场环境下的作战效能。2020年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军队使用以色列ATMOS2000型车载炮发射次口径穿甲弹，在无人机引导下，精准打击亚美尼亚军队的T-72坦克与轻型装甲车辆，凸显了次口径弹药在现代局部冲突中的精准打击与反装甲效能。

多用途拓展，适配全域作战需求。传统次口径弹药主要用于反坦克作战，如今逐步向多用途方向发展，通过优化战斗部设计，实现一弹多用。部分型号采用“穿甲+破片”双模式战斗部，击穿装甲后可产生大量破片，对车内乘员与设备造成二次毁伤；还有部分型号引入近炸引信，可用于打击低空直升机等目标，拓展了作战范围。

烟云过眼风雅流传

晚清以还，苏州过云楼以其丰富的书画收藏名闻天下，在收藏界中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而过云楼藏书始终被书画收藏的盛名所掩盖，直到1931年，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顾鹤逸藏书目》，首次向世人公布苏州过云楼收藏的五百三十九种珍贵古籍，过云楼藏书才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

苏州顾氏一族，“旧尟藏弆”，自顾文彬起，开始收藏历代书画。顾文彬的一生，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在书画上，他曾明确直言，自己爱书画胜过文献典籍，并把书画收藏、品鉴，视为顾氏一族之家学，他在《过云楼书画记·自叙》所谓“后有以益吾世世子孙之学”也。在顾文彬入藏的法书、手迹中，不乏前贤的著作手稿，它们既是精彩的书法作品，也是珍贵的文献典籍，如元代画家黄公望“手书《画理册》”、祝枝山的《正德兴宁县志》稿本，连《四库全书》都没有著录，顾文彬就仿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按照古籍著录的体例，著录在《过云楼书画记》中，不仅对稿本的行款、藏书印章等皆有详细的记录，还对书中的内容“详为考核”，他的意图是“冀后世志经籍者采择焉”。此外，还有明代苏州书画家钱谷手钞的《唐朝名画录》，既是明代吴门书派的经典法书，又是中国画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过云楼真正有意识地大量收藏古籍，还得从顾文彬的孙子顾麟士算起。顾麟士（1865——1930年），字鹤逸，号西津、鹤庐，他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书画收藏事业，在他的努力下，过云楼的书画收藏享誉天下。与此同时，他对古籍收藏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曾说自己“好版本之学”，“宋元旧椠及老辈遗著，悉悬金求之”。从中也可约略看出过云楼古籍收藏的特点。除了宋元时期的珍贵刻本之外，乡邦文献亦是顾麟士收藏的重点，此外还有苏州和周边地区名家批校、题跋过的名钞、名批。过云楼收藏过的乡贤著作有：陆友仁《吴中旧事》、王宾《光庵集》、陆俸《桃谷遗稿》、吴宽《匏翁家藏集》、沈周《石田诗稿》等刻本，还有何焯《披华启秀》、顾千里《邗水杂诗》等稿本。

顾麟士对苏州地方文献的关切和重视，在洪武《苏州府志》入藏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12年，傅增湘在苏州书商杨馥堂处购得世所罕见的洪武《苏州府志》，此书曾为毛晋汲古阁、苏州状元石韫玉收藏，不仅有“汲古阁”“石韫玉印章”等藏印，而且也是石韫玉于道光年间总纂《苏州府志》时所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书上有石韫玉的校勘手迹。数日后，傅增湘到怡园拜访顾麟士，“甫坐定”，顾麟士就立即询问起这件事，并对傅增湘说，“此吾郡故物，访求频年不可得”，希望傅增湘能够割爱转让。无奈傅增湘也是爱书之人，况且此书乃苏州之行的唯一收获，“且甫经入箧，未遑披玩”，因而未能割舍。但是他答应顾麟士：“倘异时更有所见，必为君力致之。”顾麟士深知此书之珍稀难觅，只以为是傅氏“画饼以充饥”。次年，傅增湘在北京翰文斋又见到一部《（洪武）苏州府志》，“以百金为之谐价”。购得此书后，便于当年秋天将全帙带到苏州，“郑重相付”于顾麟士。顾麟士提出，是否可以用新获之本和傅增湘所藏有“先辈手泽”的那套交换，但被傅增湘婉拒。在去世之前，顾麟士还曾让好友章钰把过云楼藏本带到北京，请傅增湘代为比对石韫玉本，“为之对勘补正”。这桩公案堪称中国藏书界的佳话，顾麟士之爱书，以及他与傅增湘之间的书缘和深厚情谊，都被傅增湘记录在《跋顾鹤逸藏洪武本〈苏州府志〉》一文中。

过云楼藏书之富，开始并不被世人所知，但在顾麟士的朋友圈中还是极有影响力的，缪荃孙、曹元忠、胡玉缙、章钰等，都是过云楼藏书的常客，他们一起交流切磋。其中有不少藏书故事，可以窥见晚清时期苏州学界的风气。顾麟士与曹元忠为至交，但凡获得好书，就会一起欣赏，并邀请对方题跋，故而过云楼所藏《龙川略志》等古籍上都有曹元忠的题跋。二人也会时常互赠、互换书画和古籍，过云楼所藏元代画家柯九思的《丹邱生集》，便是曹元忠所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元忠在上海书店购得顾千里《邗水杂诗》稿本，他知道顾麟士“雅爱乡先辈手泽”，就转给顾麟士。顾麟士如获至宝，立即用这部稿本与顾千里的《思适斋集》作校勘，据以补录集本失收的诗歌两首。曹元忠但凡外出遇到珍稀典籍善本，都会第一时间函告好友，《锦绣万花谷》这部宋代刻本，最早便是曹元忠在北京海王村发现，因“索价动辄千金”，自己无力购买，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家赀厚实的顾麟士。最后，《锦绣万花谷》这部现存规模最大的宋版书，最终归藏过云楼，成为过云楼的镇馆之宝。

过云楼藏书之丰富，诸位好友的相助是一方面，更得益于苏州悠久深厚的藏书传统，尤其是清代以来，出现了毛晋、何焯、黄丕烈、顾千里、瞿绍基、瞿镛、汪士钟、张金吾、顾之逵、周锡瓒、袁廷梼等著名藏书家。过云楼的藏书，有很多都是这些名家过手、经眼的，上面还留有他们的批校和题跋。苏州周边城市很多藏书家的收藏散出以后，过云楼也多有入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泰州季振宜的藏书，过云楼收藏的《锦绣万花谷》《存复斋文集》等就是季振宜的旧藏，辗转为顾麟士所藏。贵州莫友芝晚年寓居苏州，家富藏书，莫氏去世后，他的很多宋元佳刻名钞，便成为过云楼丰盈府库的重要来源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顾麟士之子顾公雄、顾公硕等先后捐出过云楼收藏的书画名作和部分古籍，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处。大量古籍文献依然保存在顾麟士诸子手中，兄弟四人谨守家训，各守一份，辛勤保护着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记忆的珍贵典籍。1992年，过云楼藏书中的3份，最终以40万元的价格售与南京图书馆。2012年春，最后一部分过云楼藏书，计古籍文献179部、1292册现身北京匡时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拍卖会举行之前，匡时公司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举办了巡展。巡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过云楼藏书的名声传遍海内外。这批古籍善本最终被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图书馆以高价拍得，与先前入藏南京图书馆的过云楼藏书，终成完璧。

2012年，就在过云楼藏书拍卖之际，顾公硕之子顾笃璜把珍藏多年的家族文献，包括高祖顾文彬的日记、家书以及《过云楼题画词》，曾祖顾承的家书以及《过云楼书画初笔》《再笔》，还有过云楼友朋书札等，全部捐赠给苏州市档案馆。经过苏州市档案馆的整理，这批珍贵的手稿文献结集成“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丛书”公开出版，为世人了解、研究过云楼的收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是对过云楼收藏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必将在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让每个人都能体验阅读、学习和发现的乐趣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其雏形可追溯至1823年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倡议建立的私人藏书室，1953年慈善家李光前的捐款为其免费开放奠定基础。1957年《莱佛士国家图书馆法令》的颁布，正式确立其国家图书馆的地位。1960年启用的史丹福路旧馆，成为新加坡战后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995年，随着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成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开启了现代化转型。2005年，维多利亚街新馆投入使用，同步设立李光前参考图书馆。2012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接管国家档案馆，实现文献与档案资源深度融合。2023年访客量达1980万人次，总借阅量3630万册，服务过78%的居民。如今，这座“花园城市”的文化地标，以“生态建筑、智慧系统、全民网络”三大特色，为全球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了实践范本。

生态型建筑：打造绿色可持续的热带知识殿堂

作为“花园城市”理念的生动缩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楼本身就是绿色建筑的标杆，由国际著名建筑师杨经文主持设计，首批获得新加坡建设局绿色建筑标志白金奖，其在节能、节水、环保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建筑设计深度呼应热带气候特征，践行“生物气候设计”理念。外立面配备金属遮阳棚与低辐射双层玻璃幕墙，有效阻隔热带烈日暴晒，显著降低空调负荷；空中露台与屋顶花园交织成立体绿化网，既增加了建筑透气性，又通过植物蒸腾作用实现降温隔热，兼顾生态效益与读者休憩需求。大楼内设雨水收集系统，专门用于绿化灌溉；光控照明系统可依据自然光强度自动调节亮度。一系列综合节能举措，让建筑能耗较常规建筑降低约30%，为热带地区大型公共建筑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范例。

生态理念不仅体现在建筑硬件，更深度融入内部空间与教育功能。位于地下一层的“我的树屋”，是全球首个儿童绿色图书馆，2013年获得绿色建筑标志白金认证。其核心树屋结构，使用超3000个回收塑料瓶搭建，以童趣化空间为载体，潜移默化向儿童传递环保理念。馆内全面采用可回收材料地毯、节能灯具与低挥发性环保涂料，全方位营造健康环保的阅读环境，实现生态理念与儿童教育的深度融合。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积极推动“图书馆作为绿色教室”项目，定期举办环保工作坊与可持续生活讲座，将建筑本身转化为环保教育的重要载体，让访客尤其是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实现技术、人文与生态的有机统一。

智慧化系统：以技术重构服务流程与知识体验

生态是建筑的底色，科技是服务的引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智慧化转型，并非简单的设备堆砌，而是通过系统性重塑服务流程，实现服务效能与读者体验的双重提升。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于1998年启动试点、2002年全面建成运行无线射频识别系统，是全球最早大规模应用该技术的公共图书馆之一。这项技术颠覆了传统借阅模式，读者通过自助设备数秒内即可完成借还，还书实现“放书即走”，系统自动更新馆藏状态。RFID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图书流通效率，也将馆员从烦琐的流通事务中解放出来，转向读者咨询、活动策划、资源整合等高价值服务，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技术创新渗透至运营全流程，精准破解行业痛点。针对全球图书馆普遍面临的“找书难、归架慢”问题，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合作研发AuRoSS书架扫描机器人，可在闭馆后自动扫描书架、纠正错位书籍，定位准确率高达99%，大幅提升馆藏管理效率，降低人工成本。自动分拣系统通过智能传送带快速分类归还图书，显著缩短图书处理周期，让书籍更快重回书架、抵达读者手中。

数字化服务持续迭代创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移动应用打破物理空间限制，支持用户随时随地访问海量电子资源；“新加坡记忆项目”依托数字化技术，系统保存国家历史记忆，实现文化遗产的长效传承；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23年试点的“Grab-n-Go”无感借阅服务，读者扫描身份证入馆后，可直接取走书籍，系统通过计算机视觉自动识别借阅物品并完成登记，真正实现“拿了就走”的便捷体验。

馆内设置的钢琴室、录音室与科技体验空间，进一步拓展了图书馆的功能边界，使其从传统的藏书借阅场所，转变为服务公众创意表达与终身学习的智慧工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实践充分证明，技术应用的核心目标，始终是优化流程、提升体验、释放人力，让知识获取更加畅通便捷。

全覆盖网络：构建全民普惠、精准可达的文化服务圈

绿色与智能的硬件，最终服务于人与知识的连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构建了无缝覆盖新加坡全岛的公共服务网络，包括1个国家图书馆、28家公共图书馆、1个国家档案馆及众多社区服务点，服务网点遍布全岛，覆盖率位居全球公共图书馆前列，真正实现全民便捷可达。这张服务网络的背后，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普惠理念。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提供精准化、定制化服务，让知识服务惠及每一位公民。

针对儿童群体，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打造特色儿童图书馆，持续开展“kidsREAD”阅读计划，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陪伴低收入家庭儿童阅读。该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惠及数万名儿童，有效缩小了不同家庭背景儿童的阅读差距；针对成年群体，专门设立“职场图书馆”，整合职业指导、技能提升相关资源，为国民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提供支撑；针对老年群体，积极开展适老化阅读推广活动，提供读物配送服务，切实关怀银发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特殊群体服务上，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实现了全流程无障碍覆盖，所有场馆均配备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保障行动不便者正常使用。被誉为“移动图书馆”的Moly巴士，主动驶入特殊教育学校与养老院，将图书与阅读服务直接送到行动不便者身边；2023年，榜鹅区域图书馆推出残障人士服务套件，集成适配空间、辅助设备与定制活动，系统性消除残障人士的阅读障碍。

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核心文化机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通过法定缴存制度，完整保存英文、中文、马来文、泰米尔文四种官方语言的文献遗产。馆藏文献中英文占62.73%、中文占22.83%、马来文占7.15%、泰米尔文占3.48%。同时，馆方定期举办多语种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成为守护文化根脉、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平台。

这张服务网络，从来不止于物理空间的覆盖，更是情感与社会连接的纽带，让图书馆成为全民共享的“城市客厅”与终身学习中心。面向未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在《图书馆与档案馆蓝图2025》中提出新的发展愿景，致力于打造更加包容、创新的学习空间，持续深化全渠道服务供给。正如其所秉持的核心理念：“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让每个人都能体验阅读、学习和发现的乐趣。”

《尉缭子》：“用天下之用为用”

《尉缭子》是先秦尉缭所著兵书，是《武经七书》之一，宋代武举试士的官方书，在后世武科中备受重视，影响深远。此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军令军制等内容，因书中最晚出现的历史人物是齐桓公、孙武、吴起等战国早期人物，且在国别上涉及齐、楚、魏三国，故一般认为《尉缭子》为先秦文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先秦竹简残本，印证了此书成于先秦时期。遗憾的是，作者尉缭在迄今为止的各类文献中记载歧异，未有充分材料论定其人。全书共五卷二十四篇，内容丰富，广泛吸收了兵、儒、法、道、墨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正如清朝研究《武经七书》的知名专家朱墉的评价：“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

“圣人所贵，人事而已。”纵览《尉缭子》，注重“人事”是全书的中心，其中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古人常把无法解释之事、未知结果之事寄托于鬼神的力量，军事领域亦如此。而《尉缭子》却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先鬼先神，先稽我智”等思想，充分体现了其重视人在战争中的智慧，阐述了回归于人、面向现实的军事观。

重视战争中人的作用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态度。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推崇阴阳五行学说，把客观存在的事物神秘化、迷信化，把观星象、测时日、看方位、问吉凶等与黄帝的“刑德”思想牵合起来、与战争的胜负牵合起来，以其作为“吉凶预卜”的判断依据，把军事行动引向客观唯心主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尉缭子》的开篇《天官》就开门见山阐述了其反对阴阳家重鬼神的基本观点，对“刑德”作出了纠正的解读。“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就是说让“刑德”回归本来的意思，即刑以攻伐、德以守成，而并非被阴阳家改造后的唯心的天命论观点。《尉缭子》运用例子说明了这个道理：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虽背水面山布阵且兵力处于劣势，却能击败商纣王数十万大军并灭了商，说明战争的胜败并没有以《天官》所谓的有利布阵而决定；齐楚之战时，彗星柄部所向的齐国最终还是败于楚国，说明战争的胜败并没有以所谓的天象所示而决定。通过对唯心的天命论的批驳，《尉缭子》在理论上树立起以人为中心的战争观，引导人们从理性和现实角度认识战争。

《尉缭子》注重对军事规律的研究、强调人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把对人的作用的重视建立在对军事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全书前十二篇对战争观、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集中论述，关注影响战争胜败的人员、物质、精神、制度、法律等具体要素，建构了唯物的军事理论；后十二篇则侧重探讨治军原则、军令军制等整军治军实操层面的问题，重点论述人的作用，即君王、将帅、兵卒在战争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进而争取胜利。其中蕴含的正是尊重战争客观规律和发挥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思路。

“凡兵，制必先定。”《尉缭子》推崇法治、注重制度建设，强调制度之于军队的绝对优先性。

制度建设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必须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明确军队内各级官兵的职责、权限和行为规范。制度是战斗力的保障，只有制度先行，军队才能秩序井然，法令才能得到有效执行。《尉缭子》论述了教育、训练、组织、行军、赏罚、作战等各个方面，为军队建设提供了全面系统且详细实用的借鉴。比如，书中详细规定了“伍制令”，建立了“伍”“什”“属”“闾”等基层编制与监督制度，实行互相监督，这种制度使士兵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内部约束力。

行之有效的赏罚机制是用人的要领。一是“赏如山，罚如溪”，书中特别强调赏罚的“信”，即言出必行、令行禁止。如果法令制定后不能严格执行，或者赏罚因人而异、因情而变，那么军队就会失去纪律，最终导致溃败。二是“刑上究，赏下流”，即刑罚要敢于追究上层将领的过错，奖赏要惠及下层普通士兵，以此确保法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达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的统御效果。三是“善政执其制”，军法军纪看似冷酷无情，但军队的战斗力、国家的战斗力却是实实在在从其中而来。

“兵胜于朝廷。”《尉缭子》突破了就兵论兵的狭隘视角，从整体出发审视军事问题，将用兵之道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从政治、经济等维度剖析战争的本质，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战争观。这种分析思路体现出《尉缭子》重全局、重根本、重治本的特点，也展现出其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吸收和发展。

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尉缭子》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胜负决于庙堂。《兵谈》《原官》《治本》等多个篇目中都谈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战胜于外，备主于内”的道理。尉缭的战争观从宏观的、全局的视角审视和研究战争如何制胜，而非局限于一次战役的胜败得失，追求“势胜”而非“事胜”。比如，引导君主认识到战争不仅要追求军事胜利，更要追求王道治国。《尉缭子》把儒家“行王道”“施仁义”的主张和法家用战争统一天下的主张结合起来，提出以“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的义战来统一天下，在政治上为军事行动明确方向。

关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尉缭子》认为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农战必须合一。反复强调“务耕织”的重要性，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国家仓廪充实，才能为长期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尉缭子》提出“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这一思想诠释了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讲明了国富兵强的道理。除此之外，《尉缭子》对于发展商业也有独到之处，提出：“万乘农战，千乘救守，百乘事养。农战不外索权，救守不外索助，事养不外索资。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这不同于彼时普遍的重农抑商主张，而是把发展市场贸易作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认识到市场对经济发展、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重视耕桑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商业，这实属难能可贵。

把群众满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专卖监管承担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群众满意度是检验专卖监管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2025年以来，安徽省滁州市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滁州市局）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作为专卖监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出一条专卖监管与为民惠民同频共振的实践路径。

重拳打击，答好守护民生“必答题”

2025年，滁州市局坚持把“超常规、新突破”打击制假走私作为专卖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聚焦“打团伙、破网络、抓主犯、断链条”关键环节，推动专卖监管工作攻坚突破、走深走实。

深化机制建设，凝聚治理合力。实践证明，单打独斗难以形成长效战力。打击制假走私，跨区域联防是难点、跨部门协同是堵点，只有从机制上破题，才能更好凝聚各方力量。滁州市局首先从内部改革入手，重塑评价体系与分配制度，修订奖励办法、优化考核细则，构建“权责对等、成果共享”的奖惩机制，为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打假格局提供制度支撑。内部机制的理顺，为外部协同夯实了基础。增补滁州海关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县级联合执法办公室落地运行，跨部门协作机制不断完善，公安、海关、邮政和市监等部门的监管壁垒逐步破除，持续凝聚全链条打击合力。在向内挖潜、横向协作的同时，滁州市局还向外延伸打击制假走私的触角。与河北、广西、湖北等重点区域建立协作机制，强化源头打击能力；与南京、扬州、宿迁等毗邻城市签订区域共治协议，推动“点对点”协作向常态化联防升级。

强化数据赋能，提升监管实效。滁州市局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把数据赋能作为突破口，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转变。情报研判室的建成，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实质性起步。公安、邮政等多源数据在此汇聚，资金流、物流、信息流、轨迹流相互印证，过去靠举报、靠蹲守才能发现的线索和案件，如今在数据模型中就能提前预警、精准研判。数据不断推动监管触角向新领域延伸。滁州市局依托互联网监测工具，构建常态化网络巡查机制，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的转变，以数据为驱动、以模型为支撑的智慧监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一系列攻坚举措同向发力，滁州市局2025年专卖监管工作取得跨越式突破，既集中展现了专卖监管工作的显著成效，更交出了守护群众利益的合格答卷。

政务提效，架起为民服务“连心桥”

“我们多跑两步路，群众就能少操几分心！”滁州市局专卖监督管理科主要负责人道出了政务服务理念的深刻转变。正是这种“主动向前”的服务意识，推动了滁州市局的政务服务品牌向“全流程主动对接”的精准服务模式转型跃升。

服务之变，始于理念之变。群众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滁州市局通过构建“事前主动对接、事中全程跟办、事后精准纾困”的政务服务闭环机制，为办事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事前以“预服务”理念前置介入，帮助申请人清晰掌握办理要求，降低无效申请率；事中聚焦受理、核查、审批等环节，与群众主动沟通，让流程透明化、标准可视化，提升办理效率；事后针对许可证使用、延续、变更等高频违规风险事项，主动提供政策指引与合规经营风险防控服务。全流程服务体系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提升和营商环境的优化，2025年，线上办理率达99%以上，“5日办证、5日订货”达标率为100%。

服务之实，见于行动之微。滁州市局以“执法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为抓手，教育引导全体专卖执法人员坚守为民初心、改进工作作风、彰显责任担当，用心用情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在涉企监管方面，深入推进“打卡式监管”专项整治，紧盯制度完善、流程优化、责任落实，坚决纠治执法检查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以有力度的监管、有温度的服务赢得持证户认可。在志愿服务方面，开展“夏季送清凉”实践活动，为铁路旅客发放清凉饮品、防暑药品，为重点群体提供乘车引导、行李搬运等贴心服务，同时开展普法教育。截至目前，共开展现场普法讲解5场次，发放宣传资料320余份，在暑运一线筑起民生安全防线。在安全守护方面，针对冒充工作人员诱导办理贷款的网络诈骗，滁州市局第一时间核实预警，依托网上订货平台、客服微信群等渠道推送反诈信息，用行动守住零售户的“钱袋子”。

淬炼队伍，激发干事创业“源动力”

推进专卖监管现代化，关键在人、根基在队伍。队伍“过得硬”，服务才能“跟得上”。滁州市局锚定“稽查尖兵、数据精英、情报专家、市管工匠”目标，坚持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双轮驱动，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专卖队伍，以高素质人才队伍支撑高效履职，在践行初心使命中探索专卖监管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坚持以机制创新激发队伍活力。2025年，滁州市局聚焦队伍建设，制定《专卖管理所（服务站）联考联评细则》，突出“三员协同”，打通稽查员、市管员、客户经理岗位壁垒，推动基层治理单元协同发力。出台《专卖序列积分制管理实施方案》，坚持业绩优先，围绕“工作业绩、业务素能、科技创新、表彰奖励、负面清单”5个维度，对161名专卖监管人员量化赋分，积分结果直接运用于年度评优、技能岗位评聘。树立“让积分说话、用业绩证明”的鲜明导向，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坚持以实战练兵锻造硬核本领。把技能鉴定、技能竞赛等作为队伍成长的“练兵场”，聚焦大要案侦办、互联网监管、数据研判等核心能力，开展靶向培训。队伍技能鉴定通过率达80%，同比提升超20个百分点，1名专卖执法人员在“论剑2025”全省专卖综合执法技能竞赛中获“先进个人”表彰。以科技创新破解工作难题，主动领题“一支部一项目”，开发“专卖监管核心指标看板及大要案管理系统”，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开展《降低“12313”专卖政务服务热线投诉数量》QC课题研究，投诉量由43起降至7起，获评安徽省质量管理小组二等质量技术成果。针对物流寄递监管难题撰写的论文，入选省行业学会高质量论文集。一支懂业务、善创新、能攻坚的专卖队伍在实战中不断成长。

专卖监管工作，一头连着国家利益，一头系着百姓福祉。群众满意，从来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打假打私干出的硬核底气、政务服务改出的暖心口碑、队伍淬炼磨砺出的责任担当。滁州市局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始终以专卖监管现代化建设为目标，主动融入发展大局、用心回应群众期盼，以实干实绩奋力书写不负人民的答卷。

（张一栋 邵东方）

以“深、联、帮”专项行动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

云南省文山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以“新春第一会”部署“深、联、帮”专项行动，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帮扶企业，以实干实绩答好新时代民生考卷。

基层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文山州推动各级干部走出办公室、沉到第一线，在摸实情、察民意中找准工作方向，在解难题、办实事中厚植为民情怀。州级领导带头下沉示范，逐县（市）召开现场会，带动县乡干部常态化到一线、到现场；州委政研室创新节假日回乡调研机制，150余人次干部深入基层收集意见建议231条，让党委决策更贴合基层实际；州人社局组建社保服务队上门服务，为3万余名老年人提供认证等便民服务，现场办理业务3000余件；丘北县树皮彝族乡开展“蹲点式”调研，麻栗坡县天保镇组建“党员联心服务小队”，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2025年以来，全州各级干部开展政策宣讲1.55万余场次、覆盖77万余人次，调研1万余次、办实事解难题4200余件，用“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的实际行动，摒弃“隔着车窗看、围着亮点转”的形式主义调研，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文山州完善领导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群团组织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等5项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以“零距离”联系架起干群“连心桥”。全州2704名干部对4958户监测对象实现包户全覆盖，4.3万名党政干部结对关爱5.25万名困境儿童，用精准帮扶兜牢民生底线；通过“12345”接诉即办平台办结群众诉求12万余件，以“三必到四必访”解决民生问题15万余件，让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广南县莲城镇为搬迁群众建立劳动力资源信息库，推动4270人转移就业，就业率达98.5%；创新开展“赶团结街·过幸福年”活动，让全州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图景。基层治理“两张清单”和“一户一明白人”工程的实施，让全州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实现“双下降”，群众安全感综合满意率达98.12%，创历史新高。

发展是第一要务。文山州坚持把企业家当自家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32名厅级领导挂联160家重点企业，269名领导干部“一对一”挂钩服务470家民营企业，开展民营企业调研1722次、解决问题1353个；选派380名“驻企服务员”点对点帮扶，解决企业难题863个。州工信局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助力企业获贷超7700万元；富宁县实行审批代办制度，推动园区项目4个月审批、8个月试产、12个月“纳规入统”。一系列硬核举措让文山产业发展提质增效，2025年绿色铝产值破千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均居全省第二位。文山州既立足当下解决企业发展难题，更着眼长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围绕绿色铝、三七中药材等“四大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让发展成果既惠及企业，更惠及广大群众。

作风建设是立破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文山州把“深、联、帮”专项行动作为转变工作作风、锤炼干部队伍的重要载体，以系统思维推动专项行动常态化、长效化。强化组织引领，州委组织部加强统筹，推动各单位制定“共性清单+个性化清单”，让“一把手”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激发基层活力，常态化开展“饮水思源、致富思进”宣传教育，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推广文山市庄子田村荒山荒坡入股、村民变股东、外出务工村民返村就业“三个100%”，马关县都龙镇“引厂到边境一线、联动群众就近就业”等鲜活经验。坚决整治形式主义，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研，精简会议文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抓落实上。实施“百名干部挂百乡”“千名处级干部联千村”“万名干部帮万户”计划，推动干部真挂、真联、真帮，让抓落实成为文山干部的自觉行动。

文山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文山州将持续以“深、联、帮”专项行动为抓手，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以务实成效为云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山力量。

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

（正文抓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