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不断以良好政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造福人民，才能践行好党的宗旨，也才能完成好党的历史使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方法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浪潮蓬勃向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释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技术所具有的“头雁效应”，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作出前瞻布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技术革命的磅礴伟力转化为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核心命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与方法。精准的“定位”是逻辑起点，决定着对人工智能战略价值的认识；清晰的“方向”是价值航标，指引着技术赋能教育的根本遵循；系统的“方法”则是实践路径，是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各环节的关键支撑。只有这三者协同发力，方能驾驭智能浪潮，使教育成为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石。

明确人工智能是教育强国建设关键驱动力的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教育事业置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历史高度，强调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这一根本定位，决定了教育发展必须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性技术，已深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教育必须主动拥抱、深度融合并前瞻布局人工智能，否则难以培养出驾驭未来、引领变革的栋梁之材，教育强国的根基也将无从筑牢。我们要认识到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在于基础教育，龙头在于高等教育。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已超越辅助工具范畴，成为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重塑教育生态、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力量，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

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实现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的重要路径。它通过精准分析学习数据、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推动教学由“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并借助优质资源跨时空输送，有效促进城乡与区域间的教育均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引领高等教育创新与突破的重要支撑。它不仅是科研新范式，催生学科新增长点，同时也推动高校通过构建教育大模型、丰富多模态语料库、建设智能实验室等方式，重塑教学模式，培养能引领行业智能化转型的高端人才，使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更为凸显，有效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必须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驱动力，以数据与算法为杠杆，推动教育体系在规模、质量与公平上实现整体跨越，最终赋能教育实现系统性跃进。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AI为用”的方向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必须兼顾价值引导与人文关怀，若一味追求数据化，教育就可能沦为对学生的“数字分析”，将学生简化为可预测的数据点，使学习变成机械化标准反馈的过程。这不仅会削弱教育的深度，还可能抑制学生未来创新发展的潜能。在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形态深刻变革的当下，我们需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这种定力源于对教育根本价值的坚守：教育是关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精神成长、理性启蒙与人格养成的社会活动，旨在培育人的理性、德性与审美力，并发展其面向未来的自主应变能力。技术的介入，必须始终服务于这一崇高使命。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可动摇。无论技术赋能教育的趋势如何发展演进，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始终不变。政治属性是首要，人民属性是根本，战略属性是关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必须严格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成为推动教育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催化媒介。人工智能的设计逻辑应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功能，致力于通过精准化、个性化手段，拓展教育公平的广度与深度，消除因技术接入或使用能力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

思维塑造与价值引领不可替代。人工智能虽可借助数据驱动的学习与推理提升认知效率，却无法复现人类基于情感、社会经验与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伦理思考与创造性灵感。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心灵、启迪智慧、塑造人格，重在激发个体内在潜能与伦理自觉。过度依赖技术易导致“思维懒惰”，使认知趋于被动与浅表，弱化深度分析与批判性思维。面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必须在教育理念与实践中坚守人的主体性与价值引领，确保人类在技术浪潮中保持精神独立、推动社会持续进步、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师道尊严与人文关怀不可缺失。教育是以人为本、融入情境的生命体验活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该是充满科技温度的人文教育，必须警惕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教师的根本价值，在于他们将生命的热忱与深厚的情感全身心投入到这份事业中，通过对每一个独特心灵的长期注视，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在师生相处的细节中传递价值，并在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境中动态调整教学方法。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角色，应是增强而不是削弱构成教育基底的师生主体间性。只有当技术服务于深化这种真挚的人际联结与情感纽带时，我们才可能在未来教育中既拥抱技术的力量，又坚守教育的崇高本质。

探索“课程体系—学科专业—队伍建设”的科学方法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需以科学方法为指引，积极探索“课程体系—学科专业—队伍建设”协同推进的路径。课程体系是基础，构建知识框架；学科专业是支撑，锚定发展方向；队伍建设是关键，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复合型师资。三者有机联动，课程体系为学科专业奠定基础，学科专业引领师资能力发展，高素质师资又反哺课程与学科创新，从而形成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这一协同机制，将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引擎。

加强课程体系改革。课程体系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载体与育人目标的具象化呈现，是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场域、催生系统性变革的中介枢纽与关键抓手。人工智能拥有个性化适配、数据驱动决策、跨场景协同等技术特性，必须以课程体系为锚点，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核心素养培育等教育目标的有机衔接。当前教育场景仍然存在技术、教学“两张皮”现象，根本原因在于课程体系的滞后性。只有通过课程体系改革，重构育人生态、重组课程内容、革新培养逻辑，才能使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培养适应智能文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的核心目标，实现从“技术赋能”到“教育赋能”的本质跨越。

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当前，学科设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之间存在一定割裂，导致人工智能教育大多只停留在技术工具的表层应用，思维理念的深度融合与交互尚待拓展。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消解传统学科界限，“AI+X”的跨界融合逐渐成为发展新趋势。需建立跨学科融合机制，打破既有学科壁垒，构建涵盖人工智能核心学科群、传统学科数智化升级群及跨领域融合学科群的动态生态。通过将算法思维、数据素养等AI核心要素系统整合进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推动形成教育、技术与学科内容深度融合的育人范式，使AI思维理念内化为各学科认知的基础之一。

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核心在于重构教育生态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范式，教师作为教育生态的核心主体，其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迭代升级构成这一变革的关键支点。要大力探索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方案，着力构建“诊断—发展—评价”的闭环机制。借助学习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生成教师数字画像，精准定位专业发展短板；通过智能研修平台，实现培训内容与教师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教师能力提升的精准化与持续化；依托人机协同教学实践，倒逼教师重构教学设计逻辑与学科知识体系，培育跨学科整合与高阶思维引导能力。同时，推动形成跨校协同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与教研生态，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所导致的教师发展壁垒，最终通过教师队伍的整体升级，实现教育生态各要素的协同优化，为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与系统支撑。

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与方法，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复兴的深刻实践。我们要以战略眼光审视其定位，使之成为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以育人初心校准其方向，确保技术浪潮奔涌在立德树人的主航道上；以系统思维优化其方法，通过夯实基础、深化融合、创新治理，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唯有以清醒的定位导航、以坚定的方向定力、以科学的方法破题，才能使这一变革性力量真正融入民族复兴的浪潮，助力中国教育在传承与创新中培养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材，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教育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发挥政策集成效应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为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存量政策存在的隐性壁垒与新增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卡点，是影响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制约因素。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以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协同发力，推动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系统集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扫清路障、筑牢根基。

推动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特征在于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长期以来，受发展阶段、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存在着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业垄断、歧视性准入等不符合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内容。这些政策碎片化、壁垒化现象，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了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削弱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

实现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破解政策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路径，而其关键就在于统筹抓好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实现二者协同联动、一体发力。存量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制度积淀，涵盖规章、规范性文件、产业政策、监管规则等各类制度供给，其中部分规定已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沉睡藩篱”。对其进行全面清理，是“破”的环节，旨在消除既有制度障碍，为市场松绑减压，也是优化存量政策供给、盘活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前提。增量政策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创新与规则供给，直接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持续性，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是“立”的关口，旨在预防新的不当干预、市场分割和扭曲，确保政策出台既符合统一开放要求，也是规范增量政策设计、提升增量政策质量的关键保障。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协同程度直接决定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成效。只清理存量而不审查增量，可能导致“前清后乱”，旧壁垒刚除，新壁垒又生，存量增量政策难以形成正向集成；只审查增量而忽视存量，则等于默认既有壁垒的合理性，无法彻底解决市场分割的顽疾，政策集成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将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有机结合、系统推进，真正实现存量优化、增量规范、前后衔接、同向发力，才能充分释放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效应，体现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治理智慧，是清除市场“血栓”、打通经济“血脉”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抓手。

以存量政策清理为基础，夯实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存量底座”

存量政策清理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存量政策，才能为增量政策精准落地、系统集成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存量政策清理工作涉及面广、历史情况复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确保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对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基层执行堵点，倾听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呼声，通过多元渠道捕捉诉求，让清理后的政策贴合需求、务实管用。

明确清理范围与重点。清理范围覆盖所有可能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等内容的现行有效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措施。重点聚焦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资质许可、行业准入、标准计量、市场监管等领域，以及商品、服务、要素跨区域流动关键环节，特别关注以“软条款”“潜规则”变相限制外地企业竞争的行为。围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重点清理以地方补贴、税收返还、准入歧视等引发低水平同质竞争、区域壁垒的政策条款，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扫清制度障碍。

确立科学清理标准。核心标准是看其是否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相关要求，聚焦合法性、合规性、竞争性、实效性统一评判。对标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不符、变相增设准入门槛的政策措施，确保清理标准统一、尺度一致。

健全清理程序与机制。建立宏观管理部门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协同负责的清理工作责任制，采取“谁制定、谁清理”与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监督指导。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辅助筛查分析，提高清理效率和覆盖面。对清理出的问题政策，区分情形依法依规废止、修订或完善，建立清理结果公示和备案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应清尽清，同时注重政策衔接，避免因简单清理导致管理真空或新的不确定性。

以增量政策审查为关键，把牢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增量关口”

增量政策审查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新增政策是否与存量优化方向一致、是否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相容，是从源头避免政策冲突、提升集成质量的重要保障。相较于事后纠正市场分割和要素流动梗阻，事前预防能从源头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经营主体的干扰。必须将审查关口前移，跳出“先出台、后整改”的被动模式，将审查嵌入增量政策立项、起草、审议全流程，强化事前核查和事中监督，及时阻断潜在市场壁垒苗头。

确立审查的权威性与前置性。凡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及“一事一议”具体政策，起草制定阶段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审查结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必要前置条件，未经审查或审查未通过的，不得提交审议或发布实施。强化制定机关审查主体责任，探索建立上级机关或独立监管机构对重大复杂政策的复核机制。

细化审查标准与清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严格对照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及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制定清晰可操作的增量政策审查负面清单。清单明确严禁设置歧视性准入条件、严禁对外地经营者实行差别化待遇、严禁通过补贴政策引发“内卷式”竞争、严禁限制要素自由流动，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提供规则保障。对确需特殊管制、补贴的领域，充分论证、严格限制，符合公共利益例外规定。

完善审查程序与动态评估机制。规范政策起草部门内部审查流程，明确审查机构、人员、职责和时限，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提升专业性和公信力。完善公众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听取相关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外地企业诉求。政策出台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跟踪运行效果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高效核查回应机制，将审查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形成有效约束。

以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联动，提升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整体效能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者协同联动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核心要义。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构建协同增效、闭环运行的工作机制，打破“边清边增”的恶性循环，形成以清理为基础、以规范为核心、以预防为重点的治理格局，巩固清理成果、阻断新壁垒，确保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稳致远。

强化信息共享与成果互用，夯实政策集成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区域联动的政策措施数据库，整合存量清理结果、增量审查信息、评估报告等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将存量清理中发现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共性问题，作为增量审查的重要警示；将增量审查的规则标准，反向用于存量政策评估修订，形成制度优化良性循环，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建设指引和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供稳定支撑。

推动标准统一与程序衔接，强化政策集成刚性。逐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的核心标准、操作指南和评估方法，扩大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面，减少标准差异带来的市场扭曲。在程序上，将存量需修订政策直接纳入增量审查流程，将增量政策评估结果作为存量动态清理依据，实现闭环管理，确保存量与增量政策规则一致、方向协同、效果集成。加强跨区域政策协同审查，推动重点区域建立协同机制，破除区域性壁垒，促进商品要素跨区域顺畅流动，更好服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注重制度统筹与能力共建，提升政策集成水平。将存量清理、增量审查统筹纳入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部门间、地区间协调联动，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加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培育熟悉法律、经济、公共管理的复合型队伍，鼓励学术界、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营造社会共识与文化氛围，保障政策集成落地。加大宣传力度，阐释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政策系统集成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各级政府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弘扬契约精神、规则意识，营造公平竞争、开放协作的市场文化，健全经营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从群众切身需要考量好事实事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是党员干部为官从政的核心要求，也是为民造福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如何把握好事实事、怎样创造政绩这一重大问题，蕴含着考量、权衡好事实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为群众办好事实事是多方面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这充分说明，好事实事不分大小、无论轻重，只要是群众需要、群众受益、群众认可，就是值得用心用情去办的正事。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站在人民立场上，从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中找准突破口，精准把握群众需求；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责在找准方向，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实践中，这一要求得到充分体现：有的聚焦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夯实共同富裕基础；有的推进平安建设、整治治安乱象、建设文化广场，让群众生活更安心更舒心；有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打通“断头路”、完善公厕和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解决群众出行和居住难题；还有的聚焦农村快递物流、便民小店，让偏远地区群众也能方便买到日用百货。群众哪里有需要，干部就到哪里去作为，这正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

重在把准标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但政绩大小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而是要由群众说了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办的事是不是真正为民造福，群众心里最清楚。那种脱离群众、自说自话，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做法，最终只会失信于民。党员干部要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难在统筹兼顾，不能只看眼前需求，更要防止“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这要求我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全面辩证理解，切忌简单化、片面化。既要着眼物质生活，又要着眼精神文化生活；既要办好群众关注的大事，又要办好群众关心的小事；既要办好眼前的事情，又要办好事关长远的事情。现实中，有的地方为短期增收，盲目上马高耗能项目，虽然一时拉高数据，却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有的不顾财力，盲目举债搞建设，看似快速出成效，却留下债务包袱，影响长远发展。这些都偏离了群众需要、违背了为民初衷。党员干部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固根本的好事实事，不搞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在推进乡村振兴、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工作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和长远，做到谋定而后动，确保办一件成一件、干一件利一件。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是最实的政绩。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重要要求，始终把群众切身需要作为考量好事实事的关键标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搞清楚好事实事是什么，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AI代际分化促进全球发展格局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大模型为核心，逐步从基础模型向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模型迭代升级，再加上数据、算力、人才等核心资源的集中分布，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代际差距正不断拉大，深刻影响着全球发展格局的走向。这种差距改变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方式、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方向以及国际治理规则的格局。

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代际分化正加速演进，并逐步形成自我强化的发展格局，致使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窗口期不断收窄。

第一，技术迭代进入“类摩尔定律”周期。大模型能力迭代速度远超传统工业技术扩散节奏，从GPT-3到GPT-4用时33个月，从GPT-4到o1缩短至18个月，迭代周期持续压缩，而这种快速迭代使得后发国家依靠“引进——消化——吸收”的传统技术追赶模式面临系统性失效，其技术发展战略亟待重新评估。

第二，资源配置呈高度集中态势。数据、算力、人才作为AI发展的核心支柱，均呈现显著的全球集中化趋势，其中全球高质量AI训练数据主要集中在少数数字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高端芯片设计与先进算力产能汇聚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关键节点，顶尖AI人才则持续向少数头部科研院所与科技巨头聚集，由此形成“资源越多——模型越强——吸引资源能力越强”的循环，其产业集聚逻辑与半导体产业类似，但技术迭代和资源整合速度更快。

第三，规则制定权竞争加剧。主要发达经济体正加速通过规则制定引导AI技术发展边界与路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部全面规范人工智能的综合性立法；美国发布相关框架强化国家安全领域AI治理与风险管控；英国主导发起布莱奇利进程，通过人工智能安全峰会达成《布莱奇利宣言》，推动全球前沿AI安全治理协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出台人工智能专门立法，在全球AI治理规则制定中缺乏足够话语权，数字治理能力与规则话语权的差距进一步凸显。

AI代际分化的加速演进，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对全球产业体系、发展路径、治理架构的系统性重构，其结构性影响已在多个维度逐步显现，深刻改变着全球发展的既有逻辑和格局。

一是全球产业分工逻辑深刻转变，价值分配格局持续调整。过去全球产业分工主要依托劳动力、土地、物流等成本优势，而在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分工更多取决于数据、算力、算法等核心禀赋，这一转变重塑了全球价值链分配逻辑。以数据相关产业为例，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承接了大量基础性数据处理工作，该领域技术壁垒低、利润空间有限，从业人员易陷入低技能环节，而产业链绝大部分利润被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游企业占据。

二是全球工业化路径被重新塑造，发展中国家转型压力加大。传统工业化多遵循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渐进升级路径，人工智能在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快速改变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格局。世界银行2024年研究及相关学术观点表明，智能化在增强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其转型升级压力显著加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又面临智能化发展的新任务，在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衔接、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三是全球AI治理格局分化加剧，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亟待提升。全球AI治理呈现多元探索、并行发展的态势，美国侧重市场驱动与技术创新，欧盟注重风险防控与伦理规范，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发挥主渠道作用，助力发展中国家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构建包容普惠、公平合理的全球AI治理体系。随着AI治理规则博弈不断加剧，各类新兴对话进程逐步兴起，发展中国家总体参与力度不足，话语权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亟须提升参与能力、强化话语表达。

面对AI代际分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发展优先、多边主义与开放合作，在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同时，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正确方向。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不能以安全为借口实施技术封锁，更不能成为阻碍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壁垒。第一，推动将发展权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核心议程，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安全服务于发展，使治理规则更好服务全球共同发展，防止治理体系成为少数国家构筑技术优势的工具。第二，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巩固联合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积极发挥G20、金砖国家等机制作用，支持区域性、专题性合作作为有益补充，反对以小圈子规则替代多边共识，避免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阵营化。第三，坚持开放合作导向，深化南南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协作，立足良好合作基础，聚焦人才培养、技术转移、经验共享等关键领域，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创新与自主发展能力，不断缩小国家间人工智能发展差距，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共享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红利。

赋能全球AI普惠发展。赋能全球AI普惠发展，需立足机制创新，通过精准抓手破解发展瓶颈、凝聚合作共识，推动技术红利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其一，构建能力提升抓手，以金砖合作为引领强化赋能，依托金砖合作机制优势，聚焦人才培训、算力协同、技术交流等重点领域，搭建常态化合作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升AI综合应用、产业培育能力提供示范引领，着力补齐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能力短板。其二，强化伦理安全抓手，以国际共识为遵循促进规范，积极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落地落实，统筹伦理规范与安全风险防控，推动伦理原则转化为实践准则，引导各国在AI研发、应用、治理全流程坚守伦理底线、筑牢安全屏障。其三，用好规则参与抓手，以主场平台为支撑拓展话语权，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上海平台，搭建全球AI规则交流桥梁，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话语权，打破技术垄断与规则壁垒，为普惠均衡发展夯实基础。

促进全球AI合作落地见效。促进全球AI合作落地见效，需聚焦具体实践，立足务实导向，通过精准举措破解发展难题、强化能力支撑，让普惠发展落到实处。一方面，创新开展普惠算力供给试点，借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经验，为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定制化算力支撑与技术服务，破解算力约束，推动构建多元参与、协同高效的普惠算力体系。另一方面，推动各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探索共建开放共享的开源模型资源平台，发挥各方在模型研发上的互补优势，共享适配性强、成本可控、易于落地的AI模型与技术成果。此外，依托现有国际合作机制，支持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建设算力枢纽，同步开展技术培训、人才培养与产业孵化，以点带面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

（作者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德国如何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

近年来，德国推动青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成效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欧盟等多边机构权威认可。面对多重现实挑战，德国持续拓宽路径，为优化青年参与模式、提升全球治理人才储备质效提供了有益借鉴。

德国高度重视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投入大量政治与经济资源，背后蕴含深层次战略考量。其一，以青年参与为抓手提升国家软实力，筑牢全球话语权根基。青年作为公共外交的天然载体，具备更鲜活的传播力与更开阔的全球视野，支持青年在国际多边平台发声，借助青年力量传递德国治理理念，提升本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与认可度，强化其在多边合作中的地位。其二，以制度化参与凝聚国内青年共识，缓解社会治理矛盾。当前欧洲政治极化趋势加剧，“星期五为未来”等青年气候运动，凸显出青年诉求与传统治理模式的分歧，德国推动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搭建规范化表达渠道，有助于引导青年将对全球议题的热情转化为建设性参与，化解认知隔阂，凝聚国内发展合力。其三，以青年参与破解代际失衡，增强政策合法性与长远性。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长期议题中，青年参与不足不断引发争议。青年既是未来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最终受益者，推动该群体参与全球治理，能让相关政策充分吸纳青年视角，提升政策的前瞻性，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基础。基于上述战略考量，德国针对性采取了以下关键举措。

搭建多元参与渠道。德国通过制度化设计，将青年零散参与纳入多边外交与全球治理体系，搭建稳定多元的参与渠道。2005年起实施“联合国青年代表”项目，每年严格遴选两名青年担任官方代表团成员，全程参与联合国大会及社会发展委员会会议，代表德国青年发声，直接参与青年相关决议磋商。对接二十国集团、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治理核心机制，2017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支持本国青年主导起草青年峰会宣言，其提出的加强《巴黎协定》执行、推进数字教育、打击反腐败等建议，被纳入领导人宣言。2021年启动卫生部青年代表试点，选派青年参与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就全球卫生议题建言。2021年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设立“青年咨询委员会”，搭建青年与政府沟通平台。2026年1月发布《共同塑造全球未来》改革方案，将青年发展、减少不平等列为全球性挑战应对举措，从机构与政策层面搭建多元参与渠道。

提升参与专业能力。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持续设立专项财政预算，协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德国国家学术基金会共同推进“卡洛·施密德项目”。该项目每年遴选优秀青年人才，提供全额资助，安排其赴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欧盟机构及重要非政府组织开展实习，积累全球治理实操经验。同时，为参与国际事务的青年代表开展针对性行前培训，课程涵盖国际法、国际组织运作机制、多边议事规则及跨文化谈判技巧等核心内容，帮助其熟悉国际议事规范。此外，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德国研究基金会长期安排专项经费，通过个人奖学金、博士后项目、国际研究生培训组及全球治理青年研究组等平台，支持青年参与国际研究与交流。依托“联合国青年代表”项目建立规范化民意征集机制，青年代表赴联合国前，需开展数月“德国之行”全国调研，覆盖各类青年群体，通过座谈会、调查问卷、线上研讨等方式收集诉求，形成专题报告作为议事依据。

强化多方支撑保障。德国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为青年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方位支撑保障。在“联合国青年代表”项目实施中，明确德国外交部及联邦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提供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德国联邦青年委员会与德国联合国协会负责青年代表选拔、申请审核及培训协调等具体工作，保障项目规范有序推进。2025年，德国政府牵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青年代表组织、德国绿色和平组织等机构，共同参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自愿国家陈述报告》起草，围绕青年发展议题提出意见并开展目标落实评估。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采纳青年咨询委员会建议，优化对全球南方国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结构，专项拨款用于受援国青年数字技能培训与就业扶持。同时设立专项财政预算与经费，为青年培训、实习、调研、国际交流等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

德国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实践，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其联合国青年代表机制作为成熟的国家层面实践案例，多次被联合国相关指南引用，为其他成员国搭建同类项目提供参考范式。德国青年代表作为官方代表团正式成员，深度参与联合国大会相关磋商进程，充分贡献青年视角的意见建议。在《欧盟青年战略（2019——2027）》框架下，德国主动分享本国青年工作经验，与欧盟青年对话等相关机制形成互补效应，既为完善欧洲青年工作提供了实践支撑，也为各国推动青年参与全球治理工作提供启示。

强化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化建设，破解形式化参与难题。构建常态化机制与完善政策制度保障，是破除青年参与全球治理形式主义、实现有效参与的关键支撑。德国通过将青年参与深度融入全球治理机制，设立并出台相关政策方案，在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战略中切实赋予青年话语权。这启示，强化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统筹谋划，需进一步突出青年在外交布局及环境治理、国际发展等重点议题领域的主体地位，推动青年实质性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在涉及代际长远发展的议题上充分保障其表达权，确保其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回应。

提升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代表性，筑牢民意表达根基。高质量的国际传播应建立在坚实的国内实践基础之上，广泛的民意基础是青年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具备道义合法性与广泛代表性的关键所在。德国明确要求青年代表在出席联合国会议前，必须开展全国范围的调研工作，深入掌握青年群体的实际诉求，从而确保其国际提案精准反映国内青年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这启示，青年参与全球治理需紧密结合本国青年的实际状况，注重倾听各行业特别是基层青年的声音，切实保障走上国际舞台的青年能够真实代表、充分反映广大青年的核心诉求。

完善全球治理青年人才培育体系，破解能力提升与资源获取瓶颈。全球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且专业性极强的系统性工程，对青年的全球胜任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德国通过为优秀青年提供国际组织实习资助，并配套开展国际规则与谈判技巧等专项培训，有效消除了青年进入国际机构的资金与能力障碍。这启示，支持青年参与全球治理需强化资源保障与配套措施。可采取定向资助优秀青年赴国际组织任职实习、参与国际前沿课题研究等方式，并依托重点高校有针对性地提升青年在国际规则运用、跨文化沟通及多边议题设置等方面的能力，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人类关怀的青年全球治理人才。

古杰拉尔主义对印度周边外交的影响

古杰拉尔主义是印度前总理因德尔·库马尔·古杰拉尔在1996年提出的周边外交准则，旨在通过单方面提供经济优惠和不要求对等回报的睦邻措施改善与邻国关系。该政策包含五项基本原则，即对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南亚中小国家，提供单方面帮助与便利，不追求即时对等回报，以非互惠善意缓和关系；禁止任何国家利用领土损害他国利益，划定地区安全红线；恪守互不干涉内政，摒弃冷战式直接干预；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双边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拒绝武力威胁。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变革，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古杰拉尔主义的形成与落地。一方面，国际地缘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两极对峙的旧秩序被打破，全球化浪潮兴起，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原有的强硬外交逻辑已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这种格局转型为印度调整周边外交策略提供了空间，也打破了此前固化的外交模式。另一方面，印度自身的战略诉求推动其外交理念升级，受考底利耶战略思想影响，印度以“实力至上、区域主导”为导向，同时为扭转“地区霸权”的负面形象、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对稳定环境的需求，主动调整外交姿态。此外，南亚地区的复杂局势也起到关键作用，印巴矛盾、中小国家的制衡需求以及域外势力的潜在介入风险，让印度意识到原有强硬外交模式的局限，进而探索出更具灵活性和合法性的古杰拉尔主义外交理念。

印度周边外交的发展多年来深受这一理念影响，在实践中不断深化。1999——2004年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期间，虽曾在一段时期内偏离这一理念导向，但及时调整方向，着力完善南亚区域合作机制，主动修复与周边国家的互信，为后续外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2004——2014年曼莫汉・辛格政府执政期间，始终坚守这一理念，聚焦周边合作深化与矛盾化解，延续让利怀柔与区别对待的思路，平衡与各国的关系，持续强化区域影响力。2014年至今，莫迪政府将这一理念融入“邻国优先”外交策略，结合时代发展优化外交实践，既坚持对中小国家的让利合作，也对特定国家采取强硬对峙姿态，让这一外交理念始终适配印度的区域主导需求，成为其处理周边关系、巩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支撑。古杰拉尔主义对印度周边外交的塑造，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重塑印度与南亚小国的双边关系模式。古杰拉尔主义倡导以温和、务实的方式维系与南亚小国的关系，印度据此重构了与南亚小国的互动模式，以单边让利、隐性绑定为核心，构建起新型双边关系。经济上，印度坚持非对称利益绑定，以单边让利为原则，针对性解决南亚小国发展困境，对尼泊尔出口商品大幅降低关税、简化通关流程，通过签署印孟恒河水分享条约，妥善解决与孟加拉国的水资源争端，同时加大对各国的帮扶力度，为斯里兰卡提供电力支持，为不丹援建公路网络，为马尔代夫提供淡水净化、港口建设等援助，通过持续投入让南亚小国形成对印度的经济依赖。外交上，印度践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减少对周边国家内部事务的干预，恢复与各国的高层互访和双边磋商，在邻国遇到发展难题时主动提供支持，逐步扭转此前的霸权形象。这种兼顾经济帮扶与外交尊重的方式，有效弱化了周边国家的戒备心理，降低了小国抱团制衡的意愿。

对巴基斯坦的强硬对峙外交。古杰拉尔主义确立了印度周边外交的差异化逻辑，对不同外交对象采取不同策略，其中针对巴基斯坦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强硬风格，也定型了印对巴的二元对立外交路径。古杰拉尔主义明确将巴基斯坦排除在让利怀柔范围之外，确立了“温和对待中小国家、强硬应对巴基斯坦”的区别对待外交布局，这成为印对巴外交的重要准则。巴基斯坦拥有完善的军事体系，具备与印度抗衡的实力，与其他中小国家无法形成有效制衡不同，因此印对巴始终坚持强硬姿态，不适用任何让利怀柔政策，这也是古杰拉尔主义差异化外交的重要体现。印度持续强化边境军事部署，在克什米尔地区增加兵力、开展军事演习，针对巴方相关诉求始终坚守立场、绝不妥协，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刻意弱化巴基斯坦的参与权，将其与负面标签绑定，压缩其国际生存空间。在经济与外交层面，印度限制双方贸易往来与人员交流，通过军事威慑、外交孤立等方式，巩固自身主导地位。

主导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走向。古杰拉尔主义秉持以印度为中心、强化区域主导权理念。印度在参与和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全面主导区域合作的发展走向。印度将区域合作作为巩固自身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推动各项合作落地，主导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的机制化建设，该联盟涵盖南亚七国，是区域内最重要的合作平台。印度通过设定合作议程、投入资金支持，主导修订合作规则，推动签署《南亚自由贸易协定框架条约》，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同时推动建立南盟农业中心、灾害管理等专项合作机制，在经贸、能源、交通等领域搭建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内商品、资本自由流动。在合作模式上，印度坚持以双边合作为主，优先推进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双边合作，刻意弱化多边合作的权重，避免小国通过多边平台形成制衡。面对印巴矛盾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以及小国抱团制衡的潜在风险，印度主动调整策略，通过完善合作机制、优化合作项目，进一步巩固自身主导地位，同时根据区域合作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合作方式，推动南亚区域合作朝着符合自身战略需求的方向发展。

构建印度主导的排他性南亚安全秩序。古杰拉尔主义的深层战略目标，是构建以印度为核心的排他性南亚安全秩序，将南亚打造为印度专属战略后院，延续排他性地缘战略，实现印度对区域安全的全面掌控。与冷战时期强硬的军事干预不同，古杰拉尔主义倡导以柔性方式实现隐性掌控。印度通过对南亚小国提供经济支持、技术帮扶和安全援助，传递善意、降低其戒备心理，同时将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转化为防范外部介入的屏障，避免引发周边国家的抵触情绪。印度始终将南亚视为自身重要利益范围，明确将域外势力排除在区域安全体系之外，坚决反对外部国家在南亚开展安全合作、建立军事存在，通过外交干预、利益引导等方式，防范域外势力介入南亚安全事务。依托自身体量和军事、经济优势，印度主导设定南亚安全规则，要求周边国家遵守和平共处、互不干涉的原则，对违反规则的国家采取隐性制裁；同时通过提供军事培训、武器支持等方式，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绑定，引导其接受印度的安全背书，降低寻求域外支持的意愿，逐步构建起由印度主导、无外部干预的区域安全格局，切实巩固自身在南亚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

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这一重要论述对全面理解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具有深刻启示。提出党的建设政绩观问题，不仅拓展了对政绩观问题的认知范围，而且对深刻理解“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党的建设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保证

任何政党执政都有政绩创造的需求和担当，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旨在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政治导向和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密不可分。

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党的建设为保证。首先，党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计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领航掌舵的作用。其次，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决定着政绩的创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为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

第二，“要务实为本”是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实践遵循。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建工作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效果却不佳，甚至与中心工作‘两张皮’、没有什么效果”。这样的现象，正是形式主义政绩观在党的建设上的体现，影响正确政绩观的树立。党建工作需要强化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意识，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加强党的建设。

第三，坚持以为民造福为根本原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共同要求。抓实抓好抓强党建工作，创造政绩才能不出偏差。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的深刻含义。

纠正党的建设中对政绩观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内涵、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实践逻辑，深刻揭示了错误政绩观的思想根源、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为领导干部创造政绩提供了思想指南、确立了行动纲领。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澄清一些错误观点，纠治政绩观的偏差。

一个时期以来，党建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的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理想信念教育有待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力的问题并存，选人用人标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片面化、简单化现象，一些基层党建工作存在活动娱乐化、内容空洞化等倾向。有的领导干部把党的建设与推进发展相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导致党建工作表面化、形式化。这些突出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没有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认为业务工作更重要，党建工作不重要；另一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将发展经济与从严治党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党建工作影响业务工作，从严管党治党会束缚人的手脚，影响工作活力，干不成事。总而言之，一些领导干部不想、不敢严抓党建工作的思想根源还是个人私心杂念在作祟——把个人的升迁放在第一位，没有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在这些错误认识下，一些领导干部只顾埋头干业务不抓党建，只关心经济不重视政治，弱化了党建的引领作用。这种政绩观上的错误认识不仅影响党建工作，而且也会因偏离正确政治方向使业务工作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党建工作既有看得见、摸得着、可评价的显绩，更有联系群众、促进共识、凝聚人心、营造氛围的潜绩。领导干部既要抓好党建工作，又要做好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业务工作。重业务而轻党建的认识是错误的，抓好党的建设工作才能坚持以党建为统领，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实践遵循。

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必须认识到，政绩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纸面上的统计数据，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大小不能简单以数量的多少为衡量标准，而衡量政绩是否过硬、是否可靠、是否长久，首要标准就是看党的建设是否坚强有力、党的领导是否全面过硬、执政根基是否稳固扎实。因此，要强化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

第一，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尤其是党委（党组）书记，要以抓“最大政绩”的劲头，把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把党的建设作为手段，认为经济发展才是真正的政绩。实际上，抓好党建才是最大的政绩。党的建设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并且主动自觉地把握和引领时代，实现从“适应”到“引领”的转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才能以为民造福的使命担当，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第二，科学把握正确政绩观内涵，明确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要求。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都以此为根本遵循。正确政绩观贯彻党的根本宗旨，坚守党的初心使命，塑造党的先进形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党性淬炼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以“要务实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体现党的建设正确政绩观。

第三，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提高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党的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关键在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已经形成制度层面的规定，强化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意识，必须提高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地，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第四，把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纳入领导干部考核要求，有效纠治政绩观偏差。考核是个指挥棒，党的建设是这个指挥棒能否用好的关键。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为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支撑，考核领导干部政绩，不仅要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而且要看在坚定政治立场、把握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增强创造活力等方面做出的成绩。完善领导干部全面、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制度规范，要求把党的建设树立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内容。

第五，“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要真正落到实处，除了要有原则要求，还要有制度安排。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确保党的建设在树立正确政绩观方面有章可循。建立定期培训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关于正确政绩观的教育培训，使其深刻理解党的建设与正确政绩观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监督反馈机制，鼓励群众参与对党建工作的监督，及时反馈党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进行整改优化。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在党的建设中不作为、乱作为或者形式主义严重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责问责，保障党的建设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有效发挥民主生活会制度作用

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民主生活会制度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大法宝，也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途径，对于帮助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委班子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纠正缺点错误、加强党性锻炼发挥着重要作用。民主生活会制度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运行质量。提高民主生活会的质量，需要多措并举，从多方面入手推动民主生活会制度焕发新活力。

完善制度设计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形成，充分借鉴和运用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古田会议、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八大对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成果。“民主生活会”的设想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形成专门的制度则是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90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成为民主生活会制度化的标志。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这是党章对民主生活会作出的规定，并一直延续下来。此后，围绕不断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中纪委、中组部于1997年印发《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2000年印发《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等，针对民主生活会制度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主生活会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作用，强调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根据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对民主生活会提出的新要求，着眼进一步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党中央提出对1990年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进行修订，修订工作历时两年半，于2016年12月23日正式印发。修订后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将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进一步提高了民主生活会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2016年印发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民主生活会的重要作用、基本内容、程序步骤、领导督导、责任追究，并突出强调要重在解决突出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一切出于公心、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多个层次的监督等等。

注重以上率下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在民主生活会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中央一直重视主要领导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带头示范作用。1980年颁发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1997年中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指出，民主生活会开得好不好，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上级党组织以上率下。有关制度规定也更加严格，更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一是强调带头落实制度，严格按照民主生活会的有关规定抓好民主生活会的准备、组织和会议成果运用；二是强调在民主生活会上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揭短亮丑；三是针对民主生活会发现和揭露的问题，带头抓好整改落实。2013年5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组织召开一次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查摆问题，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通过以身作则，有效带动其他成员积极参与，形成良好氛围。这种以上率下的做法，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深刻，整改措施也更具有针对性和执行力。此外，上级党组织还通过派员督导、跟踪问效等方式，进一步压实责任，推动民主生活会真正成为解决问题、促进团结的重要平台。这都体现了抓住“关键少数”推动工作的要求，在提高各级党组织民主生活会质量上发挥了“头雁效应”。

重视党的建设各方面的整体联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注重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理念、系统观念、辩证思维管党治党，使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机衔接、整体联动；党中央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祛除了一些多年难以祛除的顽瘴痼疾。这一历史性变化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实践表明，既重制度体系建设，也重健全落实机制；既重党性教育，也重环境塑造；既对事，也对人，民主生活会质量就会不断提高。

一是相关法规协调配合，进一步强化了民主生活会制度的权威性。除了重新修订《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党的十八大后修订或制定的相关党内法规，也从不同角度对开好民主生活会提出要求。党的二十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党的根本大法，重申“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等法规，都有明确条款或条文，对民主生活会作出规定。二是政治生态日益净化，为开好民主生活会营造了良好氛围。政治生态反映着对于是非对错的态度，而民主生活会是澄清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坚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民主生活会才能真正起到激浊扬清、“出汗”“治病”的效果。三是作风建设形成长效机制，使民主生活会能够始终贯彻严的基调、严的标准。民主生活会作为党性锻炼、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不能紧一阵子、松一阵子。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机制，将民主生活会的开展情况纳入巡视巡察、纪律检查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确保会议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同时，强化对整改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推动问题解决从“纸面”落到“地面”，形成闭环管理。

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方法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浪潮蓬勃向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人类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释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技术所具有的“头雁效应”，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作出前瞻布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技术革命的磅礴伟力转化为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核心命题。解题的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与方法。精准的“定位”是逻辑起点，决定着对人工智能战略价值的认识；清晰的“方向”是价值航标，指引着技术赋能教育的根本遵循；系统的“方法”则是实践路径，是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体系各环节的关键支撑。只有这三者协同发力，方能驾驭智能浪潮，使教育成为强国建设的坚实基石。

明确人工智能是教育强国建设关键驱动力的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将教育事业置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历史高度，强调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这一根本定位，决定了教育发展必须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性技术，已深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教育必须主动拥抱、深度融合并前瞻布局人工智能，否则难以培养出驾驭未来、引领变革的栋梁之材，教育强国的根基也将无从筑牢。我们要认识到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在于基础教育，龙头在于高等教育。在这一进程中，人工智能已超越辅助工具范畴，成为贯通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重塑教育生态、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力量，是支撑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

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实现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的重要路径。它通过精准分析学习数据、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推动教学由“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并借助优质资源跨时空输送，有效促进城乡与区域间的教育均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是引领高等教育创新与突破的重要支撑。它不仅是科研新范式，催生学科新增长点，同时也推动高校通过构建教育大模型、丰富多模态语料库、建设智能实验室等方式，重塑教学模式，培养能引领行业智能化转型的高端人才，使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更为凸显，有效服务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必须将人工智能定位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驱动力，以数据与算法为杠杆，推动教育体系在规模、质量与公平上实现整体跨越，最终赋能教育实现系统性跃进。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AI为用”的方向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必须兼顾价值引导与人文关怀，若一味追求数据化，教育就可能沦为对学生的“数字分析”，将学生简化为可预测的数据点，使学习变成机械化标准反馈的过程。这不仅会削弱教育的深度，还可能抑制学生未来创新发展的潜能。在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形态深刻变革的当下，我们需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这种定力源于对教育根本价值的坚守：教育是关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精神成长、理性启蒙与人格养成的社会活动，旨在培育人的理性、德性与审美力，并发展其面向未来的自主应变能力。技术的介入，必须始终服务于这一崇高使命。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可动摇。无论技术赋能教育的趋势如何发展演进，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始终不变。政治属性是首要，人民属性是根本，战略属性是关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必须严格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成为推动教育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催化媒介。人工智能的设计逻辑应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的核心功能，致力于通过精准化、个性化手段，拓展教育公平的广度与深度，消除因技术接入或使用能力差异而造成的数字鸿沟。

思维塑造与价值引领不可替代。人工智能虽可借助数据驱动的学习与推理提升认知效率，却无法复现人类基于情感、社会经验与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伦理思考与创造性灵感。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心灵、启迪智慧、塑造人格，重在激发个体内在潜能与伦理自觉。过度依赖技术易导致“思维懒惰”，使认知趋于被动与浅表，弱化深度分析与批判性思维。面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必须在教育理念与实践中坚守人的主体性与价值引领，确保人类在技术浪潮中保持精神独立、推动社会持续进步、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师道尊严与人文关怀不可缺失。教育是以人为本、融入情境的生命体验活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应该是充满科技温度的人文教育，必须警惕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教师的根本价值，在于他们将生命的热忱与深厚的情感全身心投入到这份事业中，通过对每一个独特心灵的长期注视，唤醒学生的主体性，在师生相处的细节中传递价值，并在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境中动态调整教学方法。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中的角色，应是增强而不是削弱构成教育基底的师生主体间性。只有当技术服务于深化这种真挚的人际联结与情感纽带时，我们才可能在未来教育中既拥抱技术的力量，又坚守教育的崇高本质。

探索“课程体系—学科专业—队伍建设”的科学方法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需以科学方法为指引，积极探索“课程体系—学科专业—队伍建设”协同推进的路径。课程体系是基础，构建知识框架；学科专业是支撑，锚定发展方向；队伍建设是关键，培养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复合型师资。三者有机联动，课程体系为学科专业奠定基础，学科专业引领师资能力发展，高素质师资又反哺课程与学科创新，从而形成持续提升的良性循环。这一协同机制，将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引擎。

加强课程体系改革。课程体系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载体与育人目标的具象化呈现，是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场域、催生系统性变革的中介枢纽与关键抓手。人工智能拥有个性化适配、数据驱动决策、跨场景协同等技术特性，必须以课程体系为锚点，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核心素养培育等教育目标的有机衔接。当前教育场景仍然存在技术、教学“两张皮”现象，根本原因在于课程体系的滞后性。只有通过课程体系改革，重构育人生态、重组课程内容、革新培养逻辑，才能使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培养适应智能文明时代的高素质人才的核心目标，实现从“技术赋能”到“教育赋能”的本质跨越。

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当前，学科设置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之间、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之间存在一定割裂，导致人工智能教育大多只停留在技术工具的表层应用，思维理念的深度融合与交互尚待拓展。随着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消解传统学科界限，“AI+X”的跨界融合逐渐成为发展新趋势。需建立跨学科融合机制，打破既有学科壁垒，构建涵盖人工智能核心学科群、传统学科数智化升级群及跨领域融合学科群的动态生态。通过将算法思维、数据素养等AI核心要素系统整合进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推动形成教育、技术与学科内容深度融合的育人范式，使AI思维理念内化为各学科认知的基础之一。

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核心在于重构教育生态的价值逻辑与实践范式，教师作为教育生态的核心主体，其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迭代升级构成这一变革的关键支点。要大力探索以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路径方案，着力构建“诊断—发展—评价”的闭环机制。借助学习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生成教师数字画像，精准定位专业发展短板；通过智能研修平台，实现培训内容与教师需求的精准匹配，推动教师能力提升的精准化与持续化；依托人机协同教学实践，倒逼教师重构教学设计逻辑与学科知识体系，培育跨学科整合与高阶思维引导能力。同时，推动形成跨校协同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与教研生态，破解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所导致的教师发展壁垒，最终通过教师队伍的整体升级，实现教育生态各要素的协同优化，为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与系统支撑。

科学把握人工智能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方向与方法，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复兴的深刻实践。我们要以战略眼光审视其定位，使之成为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撑；以育人初心校准其方向，确保技术浪潮奔涌在立德树人的主航道上；以系统思维优化其方法，通过夯实基础、深化融合、创新治理，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现实。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唯有以清醒的定位导航、以坚定的方向定力、以科学的方法破题，才能使这一变革性力量真正融入民族复兴的浪潮，助力中国教育在传承与创新中培养出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材，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教育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中央苏区时期的政绩观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发挥了治国理政试验田的重要作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如何创造政绩”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苏区时期的政绩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切为了群众树立政绩

政绩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政绩为谁而树”，这是理论问题，也是立场问题。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一切为了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政绩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瑞金沙洲坝带领群众挖井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正是这口井让群众认识到“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它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政绩不是做给自己看的，而是做给群众解决问题用的。

1933年，长冈乡一位贫苦农民马荣海的房子不慎失火。乡苏维埃政府得知后立即发动群众帮助他重建房屋。毛泽东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件事，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长冈乡的工作人员，称赞江西的长冈乡是模范乡。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油盐柴米问题、土地问题、婚姻问题都放在心上，“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正是这种把群众小事当成心头大事的工作作风，让长冈乡在扩红支前、筹粮筹款等各项工作中都走在了前列。群众也认识到“帮红军做事，就是帮自己做事”。只有当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是在为他们谋利益，他们才会把革命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答好“政绩为谁而树”这一根本性问题，关键在于站稳人民立场。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朴素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多想想“群众要什么”，少惦记“自己留什么”，把群众提出的每一件小事都干扎实了，把百姓身边的每一个困难都解决了，最后才能筑牢伟大事业的根基。

以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追求政绩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土地、婚姻、教育、卫生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让政绩真正落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给农民颁发土地证，从法律上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

婚姻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原则，废除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苏区妇女第一次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冲破封建束缚，纷纷投身革命和生产。

教育权是工农群众翻身的重要标志。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苏区普遍建立列宁小学，学龄儿童多数入学；广泛开办夜校、识字班，扫除文盲。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回顾历史，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孩读书，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苏维埃政府无不想方设法解决。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召开县、市、区交通科长联席会议，针对苏区山多路险、交通不便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系列修桥筑路的具体部署，极大改善了苏区交通条件，方便了军民出行和物资运输。可见政绩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政绩的实现路径就是在盐罐空的时候去送盐，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群众身边。正是这些小事，日积月累，汇成了群众心中那座不倒的丰碑。

通过调查研究、以上率下创造政绩

苏区时期的政绩创造，离不开一支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以“苏区干部好作风”闻名于世，他们的实践为“怎样树政绩”提供了生动范例。

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苏区时期，他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写出《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仅《长冈乡调查》，就详细记录了全乡的区划户口、政权建设、群众生活、文教卫生等20项具体内容，精准掌握了群众最真实的需求。他逐一展开调查：当兵是怎样去的？对红军家属如何照顾？购买公债是怎样宣传的？并详细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在调查物价时，毛泽东的细致程度令人惊叹：猪、鸡、鸭、蛋、布、盐、油等物品的价格，一概问个齐全。正是深入调查群众生活的细微小事，才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掌握和解决群众需求，形成以上率下创造政绩的良好风气。

毛泽东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苏区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发扬“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的作风，干部们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带头深入群众、带头穿草衣住茅棚，从而创造出令后人称颂的政绩。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红井”，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深深感动了苏区群众。

以制度为绳、民心为尺检验政绩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注重创造政绩，更注重建立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和检验政绩。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创立，统一发行“苏维埃国币”，苏区的财政金融管理趋于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国共产党人立下规矩：每一笔账，必须清清楚楚；每一分钱，必须明明白白。账本上记的不只是数字，还有每笔钱的来龙去脉。1934年红军长征前，国家银行把金库里的银元、金条、印钞设备全部打包带走。一路上，翻雪山、过草地，随时可能牺牲，但没有人动过一分钱。后来部队到达陕北，银元还在，金条还在，没有损失一块银元，没有人贪污一分一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和健全各级财政机构，颁布预算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税收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为中央苏区不断创造政绩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绩的最终检验，是民心向背。所有的政绩，最终都要接受一个检验——民心。1932年至1933年，中央苏区发行战争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总额达数百万元。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如何筹集这笔巨款而又不加重群众负担？为此临时中央政府确立了一条制度：公债认购必须完全自愿，严禁摊派。当时有的地方干部为了“表现积极”，采取按人头摊派的方式推销公债，甚至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毛泽东得知后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严格的公债发行管理制度：每一笔认购都要有群众签名或画押，群众有权随时查看公债用途。可见政绩的价值在于这种信任的积累。正确的制度能够反映民心，是连接党和群众的信任纽带。

回望中央苏区那段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书写了创造政绩的早期范本。这份穿越时空的历史智慧至今仍是我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根本遵循。

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

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陕西省档案馆藏）

1944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陕西省档案馆藏）

20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深陷国民党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双重困境。为克服危机、支援抗战，中共中央领导边区政府在大生产运动中发起劳模运动，通过选树先进，广泛激发军民生产干劲。陕西省档案馆珍藏的《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关于报告劳动英雄在生产中的表现和所起作用的函》《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群英会报》等，完整记录了劳模运动从兴起、发展走向高潮的历史进程。这场运动有效摆脱了边区经济困境，孕育形成宝贵的劳模精神，为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法宝。

颁布系列劳模规章

面对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开展生产自给。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部署生产自给的任务。2月4日，边区党委、边区政府、边区抗敌会、保安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发展生产运动的紧急通知》，要求积极响应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以达到生产自给的目的。2月10日，陕甘宁边区总生产委员会在延安成立，负责领导整个边区的生产工作，各县同步建立生产组织，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生产工作体系。

为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确保生产任务落实，边区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劳动模范的有关规定。1939年4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这是我们党建立地方人民政权后，首批以政府名义发布的劳模奖励规章。4月7日，边区政府又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上述三个条例对生产奖励的种类、条件、申报程序、实施办法等作出具体规定，几乎涵盖了边区所有能促进生产运动发展的组织和人员。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边区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既授予奖章奖状彰显荣誉，又发放奖金、农具与生活用品，充分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与肯定。

除了奖励条例，边区政府还以召开竞赛展览会为主要形式开展了奖励活动。从1938年至1940年，相继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农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评选奖励劳动英雄，成效显著。1939年陕甘宁边区工作总结报告指出：我们采用了奖励、竞赛、展览等办法以鼓励人民生产的热忱，因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就是向来以参加生产为羞耻的边区妇女群众，现在也涌现出了六百零七个女劳动英雄。

选树劳模典型标杆

1940年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加之陕甘宁边区连续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财政经济陷入极端困难境地。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将开展边区经济建设作为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参加，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号召，迅速行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1940年9月18日，边区总工会发出《为增加工时与响应边委、边府开秋荒二十万亩的号召告边区工友书》，号召工人阶级加紧生产，各厂矿企业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热烈响应，并提出具体措施，投身大生产热潮。1941年，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边区总工会决定在广大职工中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并颁布《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奖励模范劳动者的办法》，明确当选竞赛英雄模范人物应具备的条件和可以享受的优待。延安、绥德、关中、三边等地的企业职工纷纷响应，积极投入竞赛。4月25日，边区总工会在延安举行“五一”生产大竞赛总结大会，宣布评选出274位生产竞赛优胜者并进行奖励。

随着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边区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发现培养生产建设中的典型人物，工厂中劳动英雄典型赵占魁、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等成为边区广为传颂的模范。1942年10月12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号召边区工人学习赵占魁勤苦劳作、始终如一的精神和新的劳动态度。12月22日，边区总工会主任高长久在《解放日报》发表《继续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模范工人应具有的七条标准：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积极工作，始终如一；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爱惜工具，节省材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克己奉公，团结群众。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边区主要媒体对典型人物和先进单位进行集中持续宣传。在赵占魁运动的鼓动下，各条战线相继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边区政府适时组织大规模的宣传表彰活动，使劳动光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推动劳动竞赛热潮席卷边区，引起领导层广泛关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合下发指示，要求各县将大生产竞赛推向群众。此后，劳模之间、村庄之间、部队之间、军民之间的生产竞赛广泛开展起来，劳动模范大批出现。经过宣传塑造，劳动模范成为改造群众思想观念的道德标杆。

规范劳模评选机制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并表彰了在财经工作中成绩卓著的22位领导干部和3个集体，进一步提升了对劳模工作的重视。此后，大生产运动在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劳模运动热烈开展起来。边区政府及时总结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和经验，与时俱进，不断规范评选劳动模范的条件和办法。

1943年2月9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提出各地区、各县市“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的意见，在参考1939年4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的基础上，对劳动模范的评选条件和办法予以补充完善。提出对劳动模范进行表彰时，应召集附近之居民举行群英大会，并将受奖者的姓名、履历及受奖诸条件利用各种会议或民众组织作宣传，以扩大其影响。为开好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1943年10月5日，边区政府颁发《劳动英雄与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及其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对评选劳动模范和召开大会的意义、劳动模范产生的程序及当选的条件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对劳动模范的评选，各单位都要举行由全体人员参加的选举大会。1944年9月1日，边区政府根据大生产运动得到广泛深入发展的新形势，颁布《关于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将1943年10月5日制定的14条选举办法增加至37条，分为选举标准、群众中的选举、部队中的选举、机关的选举、奖励、选举会期及经费等内容，选举办法更加细化、明确和完善。自1939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并颁布奖励条例，经1943年、1944年几度修改补充，日趋完善，实现了劳动模范评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

1943年、1944年陕甘宁边区相继举办两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交流生产经验，表彰奖励劳动模范。其间毛泽东肯定了劳动模范“带头、骨干和桥梁”三大作用。边区劳模大会之后，各分区、县、乡、村随即筹备召开劳模大会，帮助群众制定生产计划，劳模运动的气氛渲染到群众中间，劳模运动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的劳模运动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发展到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劳动模范的选拔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质量和标准由以劳动成果为主渐变为思想道德与劳动成果并重，劳动模范的数量、质量和标准逐渐提高。劳动模范由个人英雄走向集体模范，模范村、模范乡、模范工厂、模范班、模范连队等，机关中的模范单位也相继出现。正如1945年1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在《关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陕甘宁边区的劳模运动，经历了从上面指定到群众选举，从局部到全面，从个人英雄模范到集体英雄模范，从上面的奖励到领导与群众共同奖励的过程。”1947年以后，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共产党的指挥中心撤离延安，劳模大会没有继续召开，但表彰典型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其形式和内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更新，展现出旺盛生命力。

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是2024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重要谈话要点，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这篇重要文献从历史到现实指明了国家统一的发展大势，强调两岸同胞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篇重要文献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我们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关于国家统一和两岸关系的纲领性文献，对发展当前的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关键在于中华民族始终有着这样的共同信念。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在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中首次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70多年来，我们秉持求同存异精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开启两岸协商谈判，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使两岸政治互动达到新高度。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把握推动两岸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这个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明了推动两岸关系的重要目标。“两岸一家亲”，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我们始终重视听取台胞的意见建议，致力为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创造便利条件，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十四五”圆满收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统一后，大陆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将为台湾基础设施更新升级提供强大支持，台湾地区的交通、能源、农林、水利、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将得到重建和升级，台湾同胞的生活必将因此获得更多便利。

目前，中央各部委持续出台实施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自2025年11月20日起，将可签发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口岸范围由现有58个增加至100个，引导台胞台企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支持台企扎根大陆发展，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支持福建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进平潭、昆山、东莞等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和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支持建设多层次两岸金融市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

今后还将进一步落实台湾同胞享受同等待遇政策，为台胞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机遇。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明确两岸同胞推动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为“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体现了对台工作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定位。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百年奋斗，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蓝图，而且创造了许多远远超出孙中山先生设想的成就”。“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必将为广大台胞台企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凝结着两岸同胞的奋斗和汗水，需要两岸同胞同心共创、接续奋斗，也终将在两岸同胞的接力奋斗中实现。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重大政策主张，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岸同胞推动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要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要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扩大两岸人员往来，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深化两岸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和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共享。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势。”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粉碎一切“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能力越来越强大。当前要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把握历史大势，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谋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

立足常规，着眼新奇

何泽慧（1914—2011年），籍贯山西灵石，江苏苏州人，核物理与粒子物理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工作，与钱三强一起发现并研究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她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空间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何泽慧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及核能的应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为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始终保持科学家的求真本色，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其治学之道激励着后辈学人。

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强烈的爱国和奉献精神也是何泽慧治学创新的不竭动力。钱三强、何泽慧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成为“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耳濡目染父辈倡导的“科学救国”理念，将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转化为科学家的实验室、科技知识和保家卫国的壮举。

何泽慧的父母均出身科举世家，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作为山西籍首批留日学生自费东渡，成为同盟会首批会员。何泽慧的外祖父王颂蔚曾任军机章京，也是蔡元培的座师。外祖母立志振兴中华、争取女权，创办了苏州振华女校。何泽慧长期以来被视为女科学家的代表，这也折射了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使命传承和身份转型。正是科学救国的坚定信念，奠定了何泽慧治学的根基。

何泽慧家族中的许多人都从事物理学研究。大舅王季烈是“物理学”一词的最早译者。表哥王守竞担任过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受他们的影响，何泽慧中学时就对物理十分感兴趣。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她逐渐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在当时，周培源为培养学生应用物理保卫祖国的爱国意识，特意增设了“弹道学”课程，叶企孙强调学生要专心学习功课，指出“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何泽慧就曾写道：“1935—1936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最疯狂的时期，那时我在清华物理系四年级念书，总想只有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

大学毕业时，南京兵工署的弹道研究所只招收男生，何泽慧毅然决定留学：“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而且依然选择了弹道学专业，她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何泽慧成为对外保密的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招收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第一位女性。她利用那时刚刚出现的光电管，组装设备来测定弹道子弹的速度，1940年毕业论文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为题通过考核，获得博士学位。

正值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德国入侵波兰。父亲何澄认为学业不可半途而废，叮嘱“汝细研究之为要”。获得学位后，不得不滞留德国的何泽慧先是进入西门子公司从事磁性材料研究，后期又到海德堡的核物理研究所。但她始终以科学报国为念，从未考虑过在国外永久定居。直到与巴黎的钱三强建立联系，相同的志向加上科学上的合作，两人才逐渐发展为人生的伴侣。得知日本投降后，两人曾计划立即回国，“以尽我们数年来未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

求实创新的崇高追求

钱三强和何泽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科学救国”的人生道路，且在这条道路上，两人开拓创新，不仅作出了举世闻名的发现，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核科学研究机构，让原子能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

1943年，何泽慧来到海德堡，在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博特的指导下开启了核物理研究生涯。她了解到核裂变的发现过程，正确总结了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哈恩的经验：“实验工作者第一位的事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采集实验数据，使之经受得起任何严格的推敲，并且客观无偏地揭示事实的真相，然后坚持用实验事实去检验理论。”她建造了带磁场的云室，记录正电子的碰撞径迹，这是一项艰巨而枯燥的工作，但细心的何泽慧发现了178个碰撞，以及3次快正电子的湮没，即首次发现了正负电子的完全碰撞现象。何泽慧将这个发现寄给钱三强在国际会议上报告，被英国《自然》杂志誉为“科学珍闻”。

1946年，何泽慧前往巴黎加入了钱三强的研究小组，他们利用新发明的核乳胶技术，研究铀核的三分裂现象。这首先要从乳胶板中寻找三叉径迹的事例，用放大上千倍的显微镜在暗淡的视野中搜索那些捉摸不定的径迹，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何泽慧的耐心和毅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找到了最多的三叉径迹，而且发现了四分叉的事例。钱三强和何泽慧认为发现了首例四分裂现象，立即将照片寄给导师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这些事例基础上，两人继续经过深入测量和研究，证实了三分裂这种新的原子核裂变方式。

胆识和勤奋是他们成功的重要经验，何泽慧认为，“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有所发明的，而相反在做实验或其他的工作方面只有比外国人聪明灵活”。而作为女性，她坚信“妇女学科学者能力智力各方面并没有什么困难”。她始终强调实验观测和物理研究要着眼创新，年轻人的思想不要被某些意见框住了，不能只是跟在别人的问题后面。科学上的创造性，应当根本地表现为提出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它。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当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国前向约里奥——居里夫妇辞行时，就预料到当时贫穷落后饱经战火的中国，在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方面会面临困难。但何泽慧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任务多么艰巨，都矢志不渝、攻坚克难，在各个时期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卓越的贡献。

钱三强与何泽慧参与创建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汇集了全国核科学领域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何泽慧始终处在关键的科研岗位上，从早期的实验设备研制、开展中子实验，到组织原子弹科研攻关，始终亲力亲为。

面对几近白手起家的境况，何泽慧等科研人员必须从基本的探测设备开始研制，其中一项就是作为保密技术的核乳胶制备。西方国家有成熟的胶卷工业，但在当时她们的物理研究所里，核乳胶的制备全部需由何泽慧和助手们亲自动手完成。在极其简陋的设备条件下，何泽慧和陆祖荫、孙汉城等助手自力更生，到1956年，经过420多次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对质子、α粒子和核裂片灵敏的核-2、核-3乳胶。1957年，她们又改进制成了对电子灵敏的核-4和核-5乳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获得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科学奖。当时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率领日本物理学家代表团访华，参观物理研究所之后总结道，何泽慧“领导的只有几个人的小组做出了使人难以相信的事”。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关键同位素反应截面的测量任务，要求5个月完成。何泽慧亲自担任突击队“司令员”，负责指挥和业务指导，经过不到5个月的夜以继日的苦战，提前完成任务。物理学家彭桓武说：“何泽慧专门组织一些人，白天晚上做……核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科学事业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因出身背景和科研理念，何泽慧也曾遭遇过一些挫折甚至不公正的对待，尤其作为女科学家还面临更多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但她始终保持平和、纯粹的心态，生活上极其简朴，科研上更是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还鼓励女性科研人员发奋努力。她勇于打破陈旧观念，特别是为女性争取权益，为基础研究争取支持。即使是下放劳动期间，她也一丝不苟地完成看场和打钟等任务。没有实验室，她就观察天空中的彗星，正是宇宙这个大实验室，又将她带入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研究的新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快速增长，大科学装置纷纷上场。但何泽慧始终提倡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开展有意义的科学探索。她总结道：“一些科学家之所以能在简陋的仪器上，通过常规的工作，发现新奇现象，关键在于目光敏锐以及扎扎实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句话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学术传统，也让我们感受到她深沉的爱国情怀。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战略定位和实践路径，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互联网深度嵌入青少年生活、家庭教育功能相对弱化、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养成环境正处在深刻变革之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形势新挑战，亟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系统谋划推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建设，汇聚全社会守护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强大合力。

打造未成年人友好的空间环境

空间环境是未成年人日常活动的物理场所，是他们感知世界、认识社会、开展交往的第一现场。一个对未成年人友好的空间环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孩子的品格、激发孩子的潜能。当前，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还存在“重成人轻儿童”的倾向，无形中削弱了空间环境本可承载的育人功能。建设未成年人友好的空间环境，需要把未成年人友好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让空间本身成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无言之教”。在社区层面，要因地制宜增加适儿化设施，建设“微空间”“游戏角”，推进社区儿童之家建设，为孩子们提供课后托管、阅读游戏、兴趣培养的温馨场所，在公共交往中培育规则意识、涵养合作精神。在校园周边，要加强对商业网点的监管，严禁开设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让校园周边成为清朗安宁、家长放心的区域，以井然有序的环境滋养孩子对社会规则的认同与遵从。在公共文化空间，要推动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互动体验项目和研学课程，让承载历史记忆、熔铸科学精神、蕴藏艺术滋养的优质文化资源真正走进孩子的生活，在润物无声中涵养爱国情怀、激发求知欲望。

净化滋养心灵的文化环境

优秀的文化产品能够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劣质文化内容则可能扭曲孩子的认知、污染孩子的心灵。目前，面向未成年人的文化产品供给还存在结构性短板，既有“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也有“叫好不叫座”的困境。一些文化产品过度商业化、娱乐化，价值导向偏差，对未成年人造成隐性伤害。净化滋养心灵的文化环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创作导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孩子。要加大对儿童文学、动画片、影视剧、舞台剧、主题出版物等创作生产的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让未成年人在审美体验中接受价值熏陶。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孩子心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社会主义信念在孩子们心中牢牢扎根。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文化产品审查机制，坚决清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守住文化环境的底线。充分发挥青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阵地作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延伸，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在文化浸润中实现精神成长。

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

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庞大，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环境，其清浊与否直接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当前我国网络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网络内容建设仍需加强，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青少年模式”在部分平台存在“虚设”现象。一些平台为了追求流量，在算法推荐中甚至淡化价值导向，部分内容刻意迎合低俗。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环境，要坚持正能量总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占领网络阵地，让主流价值主导网络空间。实施未成年人网络内容建设工程，策划推出一批适合青少年阅读观看的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精品，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好声音成为最强音，在潜移默化中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确价值判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优化升级“青少年模式”，让内容过滤、时长控制、消费限制等功能真正管用好用，从机制上阻断不良价值观念的传播通道。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猥亵、诱导违法犯罪等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为未成年人价值观养成筑牢安全屏障。推动网络素养教育进校园、进课堂，帮助未成年人学会辨别信息真伪、抵制不良诱惑、保护个人隐私、防范网络沉迷，在提升认知能力中增强价值辨别力，做有判断力、有自制力的合格数字公民。

着力构建关爱帮扶的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体现着社会的温度，关乎每一个孩子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关乎未成年人对社会的认知和对未来的信念。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成长不仅需要知识传授和道理说教，更需要情感关怀和精神滋养。尤其是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这些特殊群体以及存在心理健康风险的未成年人，其发展环境和成长心态亟须更多关注与呵护。构建关爱帮扶的服务环境，建立健全困境儿童主动发现和动态管理机制，依托网格化管理和社会工作服务，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帮扶准，让每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以培育感恩之心、涵养向善之志。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保障他们接受教育、融入社会的权利，在平等参与中培育自尊自信，激发向上向善的内生力量。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未成年人倾斜，在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提供更多普惠性服务，让良好的服务环境成为滋养美好心灵、涵育主流价值的土壤。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心理援助热线和诊疗绿色通道，特别关注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心理需求，给予更多情感关怀和心理支持，让信任与希望成为价值观形成的积极底色。坚持把心理健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在学校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开足心理健康课程、建好心理辅导室，加强心理危机预防和早期干预，为形成积极进取、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奠定心理基础。

健全依法保护的法治环境

法治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最可靠的保障，也是未成年人形成规则意识、法治观念的重要基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在落实、落细层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覆盖面有待扩大，校园欺凌防治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健全依法保护的法治环境，要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为抓手，完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让可感知、可触碰的公平正义升华为孩子们执着坚守的法治信仰。健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确保每一起侵害都能被及时发现、依法处理、有效援助，以法治的温度抚慰受伤心灵，修复并增进对社会的价值信任。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态度，依法严惩性侵害、暴力伤害、拐卖绑架、遗弃虐待等犯罪行为，加强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健全早期预防、及时发现、依法处置的工作机制，以法治的威严守护未成年人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让敬畏规则、崇尚正义成为孩子们的价值自觉。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法治教育形式，引导未成年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法治实践中培育规则意识和公民意识，成长为既有法治信仰又有法治素养的时代新人。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让我们汇聚全社会磅礴力量，合力持续净化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长沙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热爱是成才最重要的内驱力

3月28日至29日，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量级比赛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实现历史性突破，车手驾驶张雪机车连续夺得两个回合正赛冠军。这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首次在这一级别的国际顶级摩托车赛事中登顶。捷报传来，张雪机车创始人激动落泪：“这一刻我等了20年！”网友更是纷纷点赞，认为张雪机车创造了历史。

这不仅是中国摩托车登上世界顶级赛事之巅的“高光时刻”，更是一段生动诠释“爬坡过坎”的飞驰人生。据媒体报道，1987年，张雪出生于湖南湘西一个普通山村。2006年，19岁的他为了争取进入职业车队的机会，冒雨骑行100多公里追逐湖南卫视节目组。浑身湿透、冻得发紫的他，只说了一句话：“年轻时不去做，老了一定会后悔。”凭着不认命的倔强，他敲开了通往职业赛场的大门。2013年，他怀揣2万元只身来到重庆。那座被他称为“摩托之都”的城市，成为他事业腾飞的起点。

张雪追逐电视台节目组的视频，令很多网友动容：“一个人怎么可以倔成这样？！”其实，张雪的成功，只是说明一个已经被一些人遗忘的常识：热爱是最重要的内驱力。无论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还是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需要关注个性、培养兴趣，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去做自己热爱的事。

张雪的成功，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有中国制造的“托举”。中国摩托车产业链已非常齐全，近十年装备工艺和制造能力大幅提高。他用自己极致的，甚至可以说疯狂的热爱，加速实现中国摩托车登上世界顶级赛事之巅的梦想。有网友评论说，“张雪的成功，让我更加坚信理想主义了”。

这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普通人家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理想”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将“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仍是某些自媒体博眼球的流量叙事，最终由于“谁也说服不了谁”，而难以凝聚共识。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抛开个体兴趣、热爱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能达到“实用”“功利”的目标吗？当前，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如果能考上名校的“热门”专业，就有好未来。然而，如果孩子对这一专业完全不感兴趣、根本学不好这一专业，完成大学学业都难，怎么会有好的职业发展？调查显示，有些大学新生进大学后，有厌学情绪，而厌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大学也采取了很多办法，来提高“上课抬头率”“前排入座率”，但面对缺乏学习兴趣的学生，收效甚微。

在我国不少高中，近年来出现了学生选科的“过山车式”巨变。在2021年之前，很多学生放弃物理、化学，而这两年来，很多学生选择物化，放弃历史。这背后有政策调整的因素，但盲目跟风，不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追求功利目标是更现实的原因。受“文科无用”极端言论的影响，有的家长不管孩子是否有学习物化的兴趣与能力，都逼孩子必须选物化。一些高中学校老师感慨，很多选物化的学生，上课因听不懂就睡觉。

这就是无视培养学生兴趣，不尊重、不鼓励学生根据兴趣，规划适合自己的成才、成长之路带来的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和家长都普遍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孩子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属于自己的自主时间与空间，他们一直被教育要“考出好成绩”，而不知道自己是谁。在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选择大学与专业时，家长又以“孩子没有兴趣”“兴趣不能当饭吃”为由，帮他们选择大学、专业。一项针对“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学生的跟踪调查显示，出于对基础学科感兴趣而选择的学生，进大学后的学业发展都不错，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困难，并有清晰的学业发展规划；而在家长要求下（目的是通过这一计划进名校）选择的学生，学业情况不理想，遇到困难就变得很消沉，部分学生甚至想退学。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成才规划，本质上是想追求某种“确定性”，选择最不会出错的成才路。然而，人生发展本就具有很多不确定性，除个体自身外，还有家庭、社会环境、产业行业变化等。而且，在AI时代，大学、专业、行业、职业都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是AI时代最基本的特征。应对不确定性，唯一确定的是，必须发展学生个体的个性、兴趣、综合素质，让学生有热爱、有韧性，有终身学习理念。

还有一些家长在干扼杀孩子兴趣的事。典型的就是，对孩子进行“恐吓式教育”，如对学习成绩不好，但动手实践能力很强，想做技能工作的孩子灌输“低人一等”“没有前途”的观念，这也是人为堵上孩子的成长成才之路。回到张雪身上，他取得今天的成就，是因为勇敢地做自己。热爱是他面对困难、应对挑战的内驱力。就此看，让孩子有热爱与理想，才是“最现实”的成长、成才规划。否则，一旦遭遇困难，因没有热爱、理想就一蹶不振，如何实现人生发展？

矢志共产宏图业 为花欣作落泥红

叶剑英纪念馆是叶剑英纪念园的核心建筑，位于距离广东省梅州市中心33公里的梅县区雁洋镇虎形村。叶剑英纪念园占地482亩，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于一体。它不仅是广大干部群众寻访历史足迹、感悟崇高信仰的初心课堂，更是梅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窗口。

展陈焕新，点亮红色记忆

叶剑英纪念馆始建于1987年7月，1989年10月落成；2005年5月，以叶剑英故居和纪念馆为基础扩建纪念园，2007年落成开放；2023年底，纪念馆改陈布展，2025年1月重新对外开放。走进叶剑英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序厅中央矗立的一座庄严肃穆的叶剑英元帅铜像，他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仿佛凝望着为之奋斗一生的壮美山河。展厅以“走向辉煌”的色彩理念铺陈开来，一条420米长的参观动线，引领访客围绕“矢志共产宏图业”这一主题，循序渐进参观九大展陈板块，全景式了解这位开国元勋的光辉业绩、革命精神、优秀品格与崇高风范。

改陈布展后，馆藏文物由91件（套）增至330件（套），叶剑英荣获的三枚一级勋章及亲手撰写的入党调查说明等珍贵史料首次集中亮相。展陈重点突出叶剑英在“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挫败张国焘分裂阴谋”“粉碎‘四人帮’”“推动改革开放”等历史关键节点的重要贡献，叙事脉络清晰严谨，实现了历史真实性与教育导向性的有机统一。

在呈现方式上，全息影像让“策应南昌起义”的惊险时刻重现；场景复原技术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AI修复则让模糊的旧影重现鲜活景象。尤为触动心弦的，是那一件件珍贵实物与泛黄家书，无声却有力地诉说着叶帅将忠诚信仰融入生命、以淳厚家风贯穿始终的人生历程——那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坚定，也是修身律己、家风淳朴的生动体现。

功勋见证，彰显忠诚担当

从革命年代的征程到改革开放的开拓，叶剑英始终以对党忠诚、为国担当的坚定立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关键节点上屡建功勋。纪念馆的陈列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生动勾勒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彰显了他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勇气、智慧与贡献。

于无声处听惊雷：机敏策应南昌起义。在“举义建军迎难擎红旗”展区，全息影像、主题雕塑与声光电技术交织融合，生动还原了1927年7月那次至关紧要的“甘棠湖密议”以及与军阀巧妙周旋的场景。从甘棠湖上的临机定策，到起义后的巧妙斡旋，叶剑英所展现的，不仅是过人的胆识与忠诚，更是在历史关头于幕后纵横捭阖的战略智慧。

于关键处见忠诚：挫败张国焘分裂阴谋。在“浴血长征忠诚破险局”展区，一组深沉有力的雕塑清晰勾勒出1935年9月叶剑英在党和红军危难之际智截电报、紧急传递情报，避免红军内部冲突，帮助红一、红三军团脱险北上的历史场景。毛泽东后来评价：“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称赞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亦引用古语“板荡识诚臣”予以高度评价。

于危难处定乾坤：一举粉碎“四人帮”。在“力挽狂澜大地又回春”展区，一面由历史照片与文献组成的展示墙，客观还原了1976年秋天那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严峻斗争。一幅名为《决战》的油画，清晰描绘了华国锋与叶剑英等人在历史紧要关头作出关键抉择的场景。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叶剑英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于转折处开新局：致力推动改革开放。在“推动改革致力现代化”展区，一张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被醒目呈现，头版刊载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道思想闪电。叶剑英坚决支持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建议将文章印发至全国。这场讨论彻底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思想禁锢，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石。展墙上的一组珍贵照片，忠实记录了叶剑英晚年不辞辛劳、风尘仆仆南下视察的身影。从支持创建经济特区这一“大胆的试验”，到关心国防科技与法治建设，老骥伏枥的叶剑英为这场伟大变革保驾护航，倾注了最后心血。

展陈结尾处，叶剑英那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我自己只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质朴的话语，与他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诗句交相辉映，为我们完整勾勒出这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肖像。“矢志共产”，正是叶剑英历经惊涛骇浪而从未动摇的坚定信仰。而那句谦逊的话语，不仅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更道出了他将一切历史功勋归于党和人民的赤诚初心。

红色赋能，焕发时代华章

2025年1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叶剑英纪念园时强调：“要结合党史宣传教育，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从1927年“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的浴血鏖战，到1929年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梅州点燃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到东江红军第十一军在南粤崇山峻岭中飘舞的鲜艳军旗和转战闽粤边界地区，再到“粤东井冈山”九龙嶂革命根据地二十年红旗不倒、走向胜利——梅州这片土地，浸染了无数先烈的热血，铭刻着党领导人民军队英勇奋斗的红色印记。作为广东唯一全域属原中央苏区范围的地级市，梅州境内登记在册的509处革命旧址和纪念设施星罗棋布，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博物馆。这是历史留给梅州的丰厚馈赠，更是新时代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

如今的梅州，致力弘扬红色文化，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中“活”起来、在创新中“亮”起来、在融合中“火”起来。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正将深厚的红色基因转化为苏区振兴发展的强劲动力，让革命精神浸润民生福祉、赋能苏区发展，奋力跑出发展加速度，书写红色血脉薪火相传的梅州篇章。

汉武帝“定昆仑”与汉代西域治理

昆仑，是先秦时期中华先民源于对天体的观察与崇拜而创造的一个复合概念，其最初核心词义为“天”，主要功能是“通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下”等观念的重要体现。

汉武帝“定昆仑”是指2000多年前，他在经营西域、重塑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将代表王权与神权以及天下的昆仑之山，正式定位在于阗南山（今和田南部）的历史事件。这是神话文化中的“昆仑”第一次被明确“安放”在现实地理中。汉武帝“定昆仑”并非简单推崇神山与神话信仰本身，实质是通过对“昆仑”这一古老天下象征的地理化锚定，为汉王朝经略西域构建合法性基础，形塑国家认同并重构天下秩序。汉武帝“定昆仑”，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尤其是西域经略中，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边疆话语建构，也是一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文化为载体、以巩固边疆治理为目标的国家战略实践。

“定昆仑”是汉朝柔性治理西域的战略需要

汉武帝初期对西域的经营，主要出于通过联合西域诸部族，进而控制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通道，实现“断匈奴右臂”打击匈奴的军事目的。

为了更好地经营西域，汉武帝采纳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取的亚欧大陆经济物流和军备方面的信息，制定了联合西域诸部控制丝绸之路以孤立和削弱匈奴的战略。在军事方面，公元前121年，西汉先后两次派遣霍去病率军进军河西走廊，最终击败河西匈奴，并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在行政方面，河西之战获胜之后，西汉于公元前121年至公元前88年间，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与此同时，汉朝通过移民屯田、列亭障、设烽燧等措施，将河西走廊建成经营西域的牢固后方基地，保障了西域通道的安全与畅通。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立与匈奴势力的削弱，如何实现西域的长期稳定与整合，成为西汉面临的新的治理难题。单纯依靠军事威慑与行政区设置，成本高昂且难以持久，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共享的文化符号，使西域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和观念上认同中央王朝，以实现文化认同与疆域统一的深度融合。

在此背景下，“定昆仑”成为一种柔性的国家政治文化政策，推动了西域诸部族在文化心理上对汉朝的认同。昆仑在上古文献中虽为神话意象，却具备三重政治特质：神圣性（关联天命）、中心性（象征秩序、合法性）与源头性（黄河之源）。昆仑作为王朝天命象征，以及横跨神话与现实的超级文化符号，其“西移”至西域，意味着汉朝的天下与疆域认同也随之覆盖西域。

在张骞带回的多条地理信息中，于阗南山因符合“河源”特征且在汉朝可控范围之内，被选定为昆仑的化身。为使这一定位获得理论自洽，汉朝中央政府依托当时主流意识形态——阴阳五行学说，将昆仑定为“西方之山”，属“金”，与“河出昆仑”形成“金生水”的相生关系，完美契合五行宇宙论，赋予了其不可辩驳的“科学性”与“正当性”。因此，昆仑的核心功能已从信仰对象转变为国家符号，成为汉朝构建“大一统”叙事的关键地理节点、经营西域的重要文化载体：昆仑在西方，泰山在东方，长安在中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由汉室主宰的宇宙秩序图景。

汉武帝“定昆仑”，正是将昆仑这样极具象征性的文化资源应用于国家治理当中，为西域经略提供超越武力、影响更为持久有效的柔性治理，并构建起连接中原与边疆的国家认同纽带。一方面，中原民众将西域视为文明疆域的自然延伸，而非遥远的化外之地，减少了边疆经营的内部分歧。另一方面，西域诸部族也回归到一个更古老且观念上认同的文化地理秩序中。

“定昆仑”在汉代西域治理中的功能

汉武帝“定昆仑”通过将昆仑这个古老的天下理念与模糊的神话象征，“锚定”于文明互鉴前沿地带，成功实现了三方面的战略目标，在汉代西域治理中发挥了润物无声的整合功能。

一是提供治理合法性。汉武帝将于阗南山认定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圣山，实际上是对外宣示：西域并非异域，而是中华文明神圣地理的组成部分。这为汉朝在此设立都护府、推行册封朝贡体系，提供了深层的文化基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若仅凭武力，其治理的合法性则大打折扣。而昆仑定位后，汉朝经略西域便可被视为“守护文明圣地”或“管理圣山周边”，将行政管辖行为转化为一种文化守护使命，实现国家治理需要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认同。

二是促进文化向心力。汉朝通过祭祀、文献记载、使节实地踏查等方式，使得昆仑位于西域的观念广为传播。西域诸聚落部族若接受这一定位，便意味着在文化谱系上将自己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认同有助于培育天下观，促进语言、贸易、技术的交流，为丝绸之路的长期繁荣奠定社会基础。

三是重构“天下”秩序。传统的“天下”观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昆仑西定，实际上将“天下”的西极从模糊的传说之地，明确为汉朝可及、可治的西域。这极大地拓展了“天下”的政治地理内涵，使其从一个文化概念向一个可治理的国家疆域概念转变。

“定昆仑”的后世流变与影响

汉武帝将“昆仑”定位在于阗南山这个地理位置并非永恒不变，而是随着历代王朝西部疆域治理的需要不断变化，逐步向西拓展，最终成为中国西部疆域山脉体系的概称。

自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始，对昆仑地理位置的不同追寻便已出现。昆仑地理认知随朝代更替有所变化，在不同时期对应不同地域，但始终延续汉代以来向西延伸的认知基础。至清代乾隆时期昆仑、河源勘察以及舆图绘制，昆仑的地理范围被确定为整个西部疆域，即以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昆仑山脉、天山、祁连山等系列山系为主的整个西部高原地区。

汉武帝“定昆仑”所体现的“文化先行”的边疆整合思路，对后世边疆经营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唐代将佛教圣地纳入国家祭祀，还是明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儒化”治理，都能看到类似逻辑：即通过共享文化符号的建构或确认，为国家治理铺设观念通道，形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认同。

汉武帝“定昆仑”的历史启示在于，它揭示了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一种高超的智慧：善于将文化象征转化为政治资源，在观念层面先行构建共同体，以此支撑和巩固实在的政治统一。这一逻辑不仅作用于汉代西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路径与内在凝聚力。因此，对汉武帝“定昆仑”的解读，应超越“神话与地理”的二元框架，深刻把握其依托文化资源实现战略整合的实质，才能理解其在中国政治史与边疆经略史上的真正地位。

总的来看，昆仑作为政治文化的天下象征功能在古代各朝一直发挥作用，并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的肌理。而当其政治使命完成后，这一符号又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深层基因。在文学、艺术、民间信仰中，它一定程度褪去了政治色彩，升华为象征天下，以及崇高、本源与精神脊梁的文化原型。这一转变反而使其获得了更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的核心精神符号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埃及汉学家哈桑·拉杰卜：“我愿为桥，通达埃中”

哈桑·拉杰卜（Hassan Ragab，1959年——），中文名大海，是当代埃及汉学界的领军人物，现任埃及高教部中国顾问、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被誉为阿拉伯语世界深具影响力的中国事务专家。拉杰卜坚信“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20世纪末先后就读于中国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获得中国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在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研究颇深。在华学习生活近10年间，他观察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重返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不禁想到自己的祖国——同为文明古国的埃及仍在苦苦探索。于是，他将“我愿为桥，通达埃中”视为毕生使命，并为之不懈努力。

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研究。拉杰卜的汉学研究以中国文化的阿拉伯语译介与学术阐释为核心，实现了从“文本翻译”到“文化编码”的学术跨越。其研究领域涵盖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戏剧及中埃文化比较，代表性成果包括李白诗歌研究、茅盾小说《子夜》分析，以及“埃及戏剧家陶菲格·哈基姆与中国戏剧作家的对比研究”“在中国的伊拉克文学分析研究”“中国文化中伊斯兰古迹的研究”等。

拉杰卜始终秉持“客观理解、平等对话”的学术立场，摒弃简单化的“东方主义”凝视视角，力图以“双向阐释”打破认知壁垒，强调埃及汉学应立足中埃文明平等地位，挖掘二者的共通性与互补性。在专著《对中国人民艺术家、戏剧家老舍和其戏剧〈茶馆〉的分析研究》中，拉杰卜深入剖析剧本结构、人物象征及社会隐喻，结合埃及社会文化语境，将《茶馆》置于中埃戏剧文化对比框架下，探讨其跨文化传播的可行性，促成该剧阿拉伯语舞台译本的问世与传播。他认为，《茶馆》之所以能跨越国界打动海外观众，源于“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无论中阿，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都是相通的。在另一部专著《中国女性文学分析研究》中，他对中国女性文学进行系统性研究，涵盖从古代闺阁诗词到现当代女性小说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双重压力下的身份建构过程。该著作首次在阿拉伯学术界建立起中国女性作家创作脉络的分析框架，并引入埃及女性文学作为参照系，搭建起中埃女性文学对话的学术桥梁。

《中国文化知识辞典》（阿拉伯语版），是由他担任主编并率领埃及学术团队历时3年完成翻译与编撰的学术著作，收录哲学、历史、艺术、民俗等领域600余条中国文化核心概念，是阿拉伯语世界首部权威、系统、实用的中国文化工具书，被埃及多所高校指定为中文专业参考书，成为当地学子探索研究中国文化的入门指南。

从全球南方视野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如果说学术研究是拉杰卜的“书斋对话”，那么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便是他的“现实行动”。他始终秉持现实关怀的汉学研究取向，立足全球南方视角，践行“文化是最柔软的力量，却能产生最深远影响”的理念，积极投入中阿文明交流互鉴。

中阿同属东方文明体系，又是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全球文明对话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拉杰卜认为，中阿文明交流具有深刻的思想根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古代中国“和而不同”理念与古埃及“玛阿特”（Ma’at）理念高度契合，均倡导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和谐共处、互促共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理念与伊斯兰文化“乌玛”（Um-mah）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均强调人类命运一体、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又如，两千多年前的陆海丝绸之路，为中阿经济文化交流和人民相互理解信任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如，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阿拉伯国家秉持文明包容理念，具有反对文明冲突、倡导文明共处的天然共识与道义共鸣。更为重要的是，中阿两大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现代化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非西方式“多元现代性”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世界文明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阿文明交流从古代丝绸之路延续至当代“一带一路”，在全球南方视野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肩负着极为重大的使命任务。面向未来，为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全球南方文明交流互鉴，拉杰卜提出中阿双方应平衡文化传播格局、健全常态化对话交流机制、打造“青年文明对话工程”、讲好中阿文明互鉴故事、加强文明资源考古发掘，通过持续深化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共同为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

推动埃及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更多中资企业进入埃及，埃及的中文需求随之激增，而埃及中文教育资源却相对不足，开设中文系的埃及高校屈指可数。为适应埃及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的形势，培养更多融通中阿文明的专业人才，拉杰卜决定全身心投入新时代埃及中文教育开拓事业。他深刻认识到，语言是文明交流的基础，要促进中埃文明交流，必须先让更多埃及人掌握中文。

21世纪初，在拉杰卜的大力倡导下，埃及三所高校相继增设中文系，中文教育版图在埃及持续扩展。2002年至2006年，他主导建立埃及明亚大学中文系。2013年、2019年，他分别促成埃及阿斯旺大学和埃及英国大学的中文系成立。2016年至今，他担任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在教学研究中，他提出“跨文化适配性教学理论”，指出“中文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化载体。要真正学好中文，必须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同时强调教学需兼顾埃及学生的认知特点与文化背景，通过“语言+文化+情感”的跨语言文化转换，实现对汉语言知识与中国文化理解的同步提升。这一理论为阿拉伯语世界中文教育提供了重要借鉴。

拉杰卜还积极推动中埃教育机构合作，引进中国教师赴埃授课以丰富教学资源，构建实践育人平台，策划组织中国文化节、中埃青年论坛、中文演讲比赛、中国诗歌朗诵、中文写作竞赛及游学中国等活动，助力埃及学生在情景化实践中提升语言能力，在深度体验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回顾这段难忘的中文教学经历，他感慨地说：“选择中文，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有意义。中文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相信在未来它会改变更多外国人的人生。”

自1979年涉足汉学领域以来，他的学术生涯始终与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相伴。在见证中华文明古国焕发蓬勃生机的同时，他对自己选择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深感庆幸。在40余年的汉学研究道路上，拉杰卜如大海般胸怀宽阔，融汇中阿两大文明的智慧，如大海般奔腾不息，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向前，正如他对自己中文名的解释，“我的中文名叫大海，大海包容万象、连接彼岸”。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副院长）

发挥政策集成效应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这为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部分存量政策存在的隐性壁垒与新增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卡点，是影响市场功能充分发挥、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重要制约因素。破解这些难题，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兼顾，以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协同发力，推动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系统集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扫清路障、筑牢根基。

推动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特征在于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有序性。长期以来，受发展阶段、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同程度存在着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业垄断、歧视性准入等不符合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内容。这些政策碎片化、壁垒化现象，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抑制了经营主体创新活力，削弱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

实现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是破解政策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路径，而其关键就在于统筹抓好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实现二者协同联动、一体发力。存量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制度积淀，涵盖规章、规范性文件、产业政策、监管规则等各类制度供给，其中部分规定已不适应新发展阶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成为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沉睡藩篱”。对其进行全面清理，是“破”的环节，旨在消除既有制度障碍，为市场松绑减压，也是优化存量政策供给、盘活存量政策效能的基础前提。增量政策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创新与规则供给，直接关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持续性，对其进行严格审查，是“立”的关口，旨在预防新的不当干预、市场分割和扭曲，确保政策出台既符合统一开放要求，也是规范增量政策设计、提升增量政策质量的关键保障。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协同程度直接决定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成效。只清理存量而不审查增量，可能导致“前清后乱”，旧壁垒刚除，新壁垒又生，存量增量政策难以形成正向集成；只审查增量而忽视存量，则等于默认既有壁垒的合理性，无法彻底解决市场分割的顽疾，政策集成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将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有机结合、系统推进，真正实现存量优化、增量规范、前后衔接、同向发力，才能充分释放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效应，体现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治理智慧，是清除市场“血栓”、打通经济“血脉”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抓手。

以存量政策清理为基础，夯实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存量底座”

存量政策清理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全面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存量政策，才能为增量政策精准落地、系统集成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存量政策清理工作涉及面广、历史情况复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识别、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确保清理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对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基层执行堵点，倾听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呼声，通过多元渠道捕捉诉求，让清理后的政策贴合需求、务实管用。

明确清理范围与重点。清理范围覆盖所有可能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等内容的现行有效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措施。重点聚焦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政府采购、资质许可、行业准入、标准计量、市场监管等领域，以及商品、服务、要素跨区域流动关键环节，特别关注以“软条款”“潜规则”变相限制外地企业竞争的行为。围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重点清理以地方补贴、税收返还、准入歧视等引发低水平同质竞争、区域壁垒的政策条款，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扫清制度障碍。

确立科学清理标准。核心标准是看其是否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相关要求，聚焦合法性、合规性、竞争性、实效性统一评判。对标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不符、变相增设准入门槛的政策措施，确保清理标准统一、尺度一致。

健全清理程序与机制。建立宏观管理部门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协同负责的清理工作责任制，采取“谁制定、谁清理”与第三方评估、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监督指导。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辅助筛查分析，提高清理效率和覆盖面。对清理出的问题政策，区分情形依法依规废止、修订或完善，建立清理结果公示和备案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应清尽清，同时注重政策衔接，避免因简单清理导致管理真空或新的不确定性。

以增量政策审查为关键，把牢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增量关口”

增量政策审查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新增政策是否与存量优化方向一致、是否与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相容，是从源头避免政策冲突、提升集成质量的重要保障。相较于事后纠正市场分割和要素流动梗阻，事前预防能从源头降低改革成本，减少对经营主体的干扰。必须将审查关口前移，跳出“先出台、后整改”的被动模式，将审查嵌入增量政策立项、起草、审议全流程，强化事前核查和事中监督，及时阻断潜在市场壁垒苗头。

确立审查的权威性与前置性。凡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意见及“一事一议”具体政策，起草制定阶段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审查结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必要前置条件，未经审查或审查未通过的，不得提交审议或发布实施。强化制定机关审查主体责任，探索建立上级机关或独立监管机构对重大复杂政策的复核机制。

细化审查标准与清单。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严格对照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及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求，制定清晰可操作的增量政策审查负面清单。清单明确严禁设置歧视性准入条件、严禁对外地经营者实行差别化待遇、严禁通过补贴政策引发“内卷式”竞争、严禁限制要素自由流动，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提供规则保障。对确需特殊管制、补贴的领域，充分论证、严格限制，符合公共利益例外规定。

完善审查程序与动态评估机制。规范政策起草部门内部审查流程，明确审查机构、人员、职责和时限，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评估，提升专业性和公信力。完善公众参与和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听取相关经营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外地企业诉求。政策出台后，建立定期评估机制，跟踪运行效果及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高效核查回应机制，将审查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形成有效约束。

以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联动，提升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整体效能

存量政策清理与增量政策审查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者协同联动是实现存量增量政策系统集成的核心要义。必须树立系统观念，构建协同增效、闭环运行的工作机制，打破“边清边增”的恶性循环，形成以清理为基础、以规范为核心、以预防为重点的治理格局，巩固清理成果、阻断新壁垒，确保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行稳致远。

强化信息共享与成果互用，夯实政策集成基础。建立全国统一或区域联动的政策措施数据库，整合存量清理结果、增量审查信息、评估报告等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将存量清理中发现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共性问题，作为增量审查的重要警示；将增量审查的规则标准，反向用于存量政策评估修订，形成制度优化良性循环，为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建设指引和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供稳定支撑。

推动标准统一与程序衔接，强化政策集成刚性。逐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的核心标准、操作指南和评估方法，扩大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面，减少标准差异带来的市场扭曲。在程序上，将存量需修订政策直接纳入增量审查流程，将增量政策评估结果作为存量动态清理依据，实现闭环管理，确保存量与增量政策规则一致、方向协同、效果集成。加强跨区域政策协同审查，推动重点区域建立协同机制，破除区域性壁垒，促进商品要素跨区域顺畅流动，更好服务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注重制度统筹与能力共建，提升政策集成水平。将存量清理、增量审查统筹纳入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建设，加强部门间、地区间协调联动，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加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培训，培育熟悉法律、经济、公共管理的复合型队伍，鼓励学术界、研究机构开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营造社会共识与文化氛围，保障政策集成落地。加大宣传力度，阐释存量清理与增量审查协同、政策系统集成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引导各级政府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弘扬契约精神、规则意识，营造公平竞争、开放协作的市场文化，健全经营主体参与机制，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

本报讯 3月31日至4月3日，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杨明作开班讲话并主持集中交流研讨。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列席集中交流研讨。校（院）委班子成员、校（院）各部门负责人参加读书班。

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必须把锤炼党性作为终身课题；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质量发展是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必须自觉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全体教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从“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中深化理解，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大家认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在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关键在于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着力在深化学习上促提升，在问题查改上见真章，在健全机制上求突破，在转化运用上提质效。要以此次读书班为新起点，坚持党校姓党，践行党校初心，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的实际行动，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校；坚持以集体备课为抓手，促进基本培训提质增效；坚持以有组织科研为牵引，努力推动科研咨政不断强基攀峰；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为支撑，不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本次读书班采取专题辅导、集中学习、分组讨论、集中交流等形式开展。

（苏校轩）

广西区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主体班毕业典礼

本报讯 4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春季学期第一批主体班毕业典礼在南宁举行。常务副校长（副院长）牛先锋出席毕业典礼并讲话，副校长（副院长）谭泽松主持毕业典礼，副校长（副院长）潘培庆、校（院）务委员陆鹏、韦海坚出席毕业典礼。

牛先锋指出，全体学员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牢牢把握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表率等各项要求，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思考、交流，积极学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武装、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了预期培训效果。

牛先锋强调，全体学员要把理论学习作为一辈子的事，既要追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历史的源头”，积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也要勇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发展的潮头”，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把握人工智能等前沿知识技能，增强工作的自觉性与能动性。要把实践当成最好的老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运用所学理论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观察实践、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实现科学决策，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要把清正廉洁作为从政的底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握好“公”与“私”，做到“公权不私用”；区分好“亲”与“清”，牢记“当官发财两条道”；严管好“家”与“己”，恪守“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毕业典礼上，第37期全区厅级干部进修班学员甘诚代表学员作汇报发言，分享了在校期间的学习收获和感悟。他表示，回到岗位后，将把在校培训期间学到的新知识、新方法和对做好本职工作的新思考、新想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在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伟大实践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江灿桂）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打造延安精神研究高地”专家论证会

本报讯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日召开“打造延安精神研究高地”专家论证会，来自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的知名党史专家齐聚一堂，听取校（院）“打造延安精神研究高地”工作方案汇报，重点围绕《延安精神系列丛书》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端论坛”研讨论证，为推进延安精神研究高地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辉煌篇章，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在研究宣传阐释延安精神方面具有悠久传统、扎实基础和优秀成果，在打造延安精神研究高地上责无旁贷。

会议认为，延安精神系列丛书框架清晰、重点突出，兼顾理论阐释、史实梳理、案例研究和当代价值转化，整体设计较为成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高端论坛主题明确、定位精准，凸显了陕西特别是延安在长征全局中的独特地位和鲜明特色。编印系列丛书、举办高端论坛，既对深入研究阐释延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弘扬延安精神部署要求的有力举措。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在相关研究矩阵中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勇于攻坚克难、开拓进取，用实干实绩把校（院）打造成为“立体化、全覆盖、多样态”的延安精神研究高地。

会议强调，打造延安精神研究高地，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团队合作，既充分激发内生动力，又积极整合全省乃至全国资源，形成研究合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借助延安精神研究中心平台，持续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基础扎实、结构稳定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同时，积极发挥专家队伍的引领带动作用赋能提质增效。突出陕西特色，特别是聚焦党中央在延安13年，积极打造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特色成果，为陕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党校智慧和力量。

（侯国杰）

“同上一堂课循迹促践行”

本报讯 3月21日至22日，福建省委党校与福州市委党校联合举办“同上一堂课・循迹促践行”教学分享活动，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和福州、厦门、宁德、正定等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党校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福建省委党校、福州市委党校的学员、教师等600多人参加活动。

同上一堂课。专家学者分别从梁家河知青岁月、正定改革攻坚、厦门特区探索、宁德摆脱贫困、福州“3820”战略工程、浙江“八八战略”、上海改革开放等视角，以全局的视野、严谨的逻辑、真实的史料、生动的案例，系统讲解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在循迹溯源中汲取滋养，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循迹促践行。学习观摩福建省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室、“四下基层”学习课堂、福州“3820”战略工程实施30周年成就展，以及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精品教学点，在实地、实景、实情的交融互动中追寻领袖足迹、感悟思想伟力。

交流增共识。与会的党校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围绕“充分发挥独特优势，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主题，聚焦落实基本培训、建设精品课程、创新教学方法、打造现场教学点、师资队伍培养、区域协作共享等问题，分享经验做法，共享研究成果，探讨思路举措。

“同上一堂课・循迹促践行”教学分享活动，是福建党校系统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化跨区域课程共享、师资互动、科研协作等常态化合作的创新平台。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此次活动对于新形势下多维度发挥党校系统整体优势、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共建共享、开发特色课程等具有示范作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改革创新，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张曙婷 穆清龙 傅睿清）

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运用线上线下、直播录播相结合等方式，推动优质培训资源向基层延伸”。近年来，四川省委党校充分发挥网络直播覆盖面广、传播效率高等优势，持续构建完善网络直播教学体系，推动优质干部教育培训资源面向全省开放共享、实时直播、直达基层，实现省市县三级干部教育培训同质等效。

构建全域覆盖、层级贯通的网络直播教学协同体系。为确保网络直播教学高质量规范运行，四川省委党校加强顶层设计，科学组织实施，逐步形成全域覆盖、层级贯通的协同体系。

强化统筹部署，下好全省“一盘棋”。四川省委组织部与省委党校联合印发《关于统筹省市县联动开展“天府大讲堂·同上一堂课”的实施方案》，依托四川干部网络学院平台，采用“主课堂+分课堂”模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天府大讲堂·同上一堂课”网络视频直播工作。方案明确常态推进、成效评估和纪律保障等机制，确保主课堂与分课堂教学效果同质等效，实现全省干部教育培训一体化布局。

实施分级指导，推动三级党校联动。在工作推进中，形成省委党校指导市（州）党校、市（州）党校指导县（区）党校的联动机制。各县（区）党校的收看班级、参训人数等信息由市（州）统一汇总后报省委党校，实现全过程有序管理。

注重组织有序，保障教学同质等效。每学期末发布下学期网络直播课程预安排，提前一个月公布次月具体课程计划，便于基层党校将相关课程纳入教学安排。每场直播前组织各分课堂开展联调联试，确保信号畅通、收看顺畅。直播过程中，主课堂通过分课堂回传画面和微信工作群实时掌握各课堂情况，及时应对突发问题。

规范形成全面系统、科学精准的网络直播教学课程体系。以基层党校的短板和需求为导向，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干部教育培训核心任务，构建分类科学、内容精准的课程体系。

聚焦理论武装，开设“理论开放课堂”。以全面、准确、深入、透彻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目标，按照基本培训“讲全讲准讲深讲透”要求，设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课程单元。一方面依托省委党校基本培训班次，根据市州、县区党校师资、课程短板，选聘荣获全国党校系统精品课的教师、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获奖教师等优秀师资授课，每周二常态化、规范化将高质量理论课程直接输送至各级党校（含干部学院）；另一方面通过“百堂课程进分院”活动，省委党校整合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总部和分院师资力量，联合校外专家资源，每年遴选100门左右优质课程，分期分批成体系分别送到四川长征干部学院5个分院，并面向全省各级党校采取“主课堂+分课堂”常态化开展网络视频直播，实现省市县优质资源共享、干部教育培训同质等效。

聚焦履职能力，开设“实践能力开放课堂”。围绕“服务发展大局、破解实践难点、锻造过硬本领”目标，以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四川的实践为重点，紧扣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设置政治建设、重大部署、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实践等课程单元。师资涵盖省部级领导、省直部门和市县党政负责同志、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基层先进典型等，依托领导干部上讲台机制，通过省委党校每周二、周四下午的“蜀光讲坛”，实时向全省各级党校直播，将实战化能力培训课程送达基层。

聚焦形势任务，开设“时政开放课堂”。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帮助干部把握新形势、学习新技能，采取“省上主会场+市县分会场”视频直播形式开展培训。邀请中央部委领导、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高校知名专家、国企高校负责人、创新型企业家等参与授课。主会场面向在蓉市厅级以上干部，市县按干部规模和会场条件统一组织参训。

构筑坚实可靠、安全高效的网络直播教学支撑体系。从平台、团队、系统三方面夯实运行保障。

打造可靠安全的直播平台。以高质量、高安全为目标，构建“网络双链路、关键设备主备冗余、分流平台稳定可靠”的技术方案。采用硬件视频会议系统实现分会场音画回传，保障有序管理与实时监看。

锻造专业高效的工作团队。为适应基本培训相关要求，省委党校于2024年6月专门组建干部网络学院内设部门，专职负责网络培训工作。已形成负责课程设置与教学组织的教学规划与管理团队，负责课程开发与制作的资源建设与管理团队，负责平台运维与技术保障的直播技术团队。在工作推进中，已形成课程安排、发布、收看等全流程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和全省贯通的省市县三级协作机制。编制《直播说明手册》《常见问题排查处理》等实用资料，提升操作规范性。

建设智能便捷的管理系统。依托四川干部网络学院平台，建成支持双因子认证登录的网络直播管理系统，为全省21个市（州）、183个县（市、区）及相关单位开通实名账号。在“天府大讲堂·同上一堂课”栏目按月发布课程清单，在直播课程列表中按专题收集分课堂信息和收看链接，方便分课堂集中收看。

2025年省委党校共开展网络直播180余场，培训学员近50万人次。通过网络直播教学，优质培训资源实现全省共享，基层党校IP播放覆盖率达100%，有效缓解了基层师资不足、优质课程匮乏等问题，尤其为偏远地区党校降低了师资引进成本，丰富了培训内容与形式，提升了培训质效。网络直播平台已成为全省各级党校师资培育的“加油站”、优质专题课的“供应站”。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干部网络学院副院长〕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度机关党建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本报讯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日召开2026年度机关党建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回顾总结2025年度机关党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和差距不足，部署推进2026年度工作任务。常务副校长（副院长）陈柳裕、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陈振库出席会议并讲话，机关党委书记、副校长（副院长）刘庆华主持，校（院）委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陈柳裕指出，2025年，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五届七次、八次全会部署，以省委巡视整改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实施“争当六干先锋、争建模范机关”暨能力作风提升行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在党建引领下，各项办学指标实现了持续全方位跃升。

陈柳裕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开局之年，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之年，也是奋力打造新时代机关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关键之年。校（院）上下要坚持党校姓党，闭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巡视整改和专项审计，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将机关党建成效体现在红色学府、政治机关的示范度上；要坚守党校初心，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教学改革，加强理论研究宣传阐释，推动省市县党校（行政学院）一体协同发展，将机关党建成效体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嵌入度上；要全面抓落实，锤炼过硬能力作风，积极拓宽发展赛道，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将机关党建成效体现在攻坚克难、实干争先的战斗力上；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严格遵守各类规章制度，守牢意识形态重要阵地，将机关党建体现在坚守底线、护航发展的保障力上，为推动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支撑。

陈振库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高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校。坚持党校姓党，在旗帜鲜明讲政治上树立更高标准；坚持从严治校，在防控廉政风险上体现更实举措；坚持正风肃纪，在纠治顽瘴痼疾上保持更强韧劲；坚持同题共答，在落实“两个责任”上凝聚更大合力。

全校（院）教职工参加会议。

（李兵涛）

青海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读书班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及青海省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3月10日至11日，青海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及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校（院）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此次专题读书班，将其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与关键载体。校（院）委会专题审定读书班方案，对学习内容、形式及成效目标作出系统安排。开班动员环节，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曹立作动员讲话，阐明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关键举措，是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的必然要求。

读书班精心设置学习课程与研讨环节，采取领读领学、专题辅导、自主学习、专题研讨等方式进行。读书班学员围绕学习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研读，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内涵。读书班开展2场专题辅导讲座，学员们围绕“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主题谈体会、查问题、找短板、讲打算，进一步凝聚起实干担当的思想共识。

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带头领学、带头辅导、带头发言，为全体党员干部树立了行动标杆。全体学习人员严守学习纪律，全身心投入学习研讨，结合各自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认真检视存在的问题，校准思想航向、规范履职行为，切实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大家一致表示，将以此次读书班为契机，持续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自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履职尽责的实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科学谋划校（院）“十五五”发展规划，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为推动青海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党校力量。

（赵晶）

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名课打造集体备课会

本报讯 日前，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谢菊名师工作室联合党建教研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举办名课打造集体备课会。副校长（副院长）张健、罗静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长谢来位作总结点评。名师工作室领衔专家谢菊教授主持会议。

张健指出，一堂好课必须满足政治立场正确、学术支撑有力、课程内容丰富、课程呈现优美四个特点。希望谢菊名师工作室继续“深耕专业、深耕讲稿、深耕实践”，努力推出更多政治强、理论精、实践实、效果好的精品名课，为推动校（院）干部教育培训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罗静指出，谢菊名师工作室成立以来，始终深耕专业实践，开局良好、态势喜人。她强调，名师工作室是党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师资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坚持政治为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锤炼政治品格，涵养优良教风师风，锻造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育才为基，常态化搭建交流学习、实践历练平台，完善梯队培养机制，把工作室打造成集聚师资人才、培育教学名师的孵化基地。要坚持精品为要，立起“打头阵、立首功”的使命担当，打造一批学员认可、业内称道的精品课程。继续加大名师工作室选拔培养力度，树好样子、蹚出路子，发挥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辐射带动作用。

谢来位就名课打造提出三点要求：坚持政治铸魂、思想聚力，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持续开展常态化、全覆盖、高质量的集体备课；重塑教学能力，扎实推动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教务处处长刘君华介绍了名课打造与申报的有关情况，党建教研部主任李思雨分享了名课打造经验，杨蕾歆、田恬、伏虎、唐溢、王兰5位青年教师现场说课。相关部门负责人、谢菊名师工作室全体成员、市委党校和区县党校教师代表参加了备课会。

打造体现地方特色的教学课程

“整合县域教育培训资源，统筹用好党校（行政学院）资源，提升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办学水平”，这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为县级党校建设提出的要求。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委党校立足“中国玫瑰之都”独特优势，整合资源、系统谋划，着力打造“体现地方特色的教学课程”，提升基本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深耕本土资源，夯实课程根基。平阴玫瑰拥有1300多年栽培历史，集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产业价值于一身，位列济南市十大农业特色产业之首，是山东省重点打造的农业品牌“三朵金花”之一。为了让这份独特的资源禀赋转化为干部成长的养分，县委党校坚持系统观念，从源头夯实课程开发根基。强化顶层设计，将玫瑰特色课程建设列为内涵建设重点突破项目，成立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牵头，组织部、党史研究中心、特色产业发展中心、玫瑰镇等多方协同的工作专班，以“专班统筹、专项推进、专人负责”机制合力攻坚。深化实证调研，深入县直相关部门、镇街一线、有关企业开展调研，明确开发“能力培训+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三位一体课程体系，形成“理论讲授——现场观摩——案例剖析”教学闭环。整合教学资源，围绕“生态宜居、样板示范、产业融合”等维度，系统梳理全县资源，优选出芳蕾玫瑰花乡田园综合体等8处代表性教学基地，形成主题聚焦、层次分明的现场教学矩阵。

优化内容供给，构建特色体系。紧扣“事业发展所需、干部能力所缺”，构建覆盖玫瑰全产业链的特色课程体系。开设专题课程“推动平阴玫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解读产业政策与发展规律，提升干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特色产业发展的能力。设计“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振兴主题教学线路，推行“课前导学+现场观摩+微课小结”三段式教学法，引导干部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认识。开发“平阴玫瑰品牌建设的探索实践”案例课，通过案例介绍、分组研讨、展示交流、总结提升等环节，引导学员深入剖析“平阴实践”，提炼可复制、可借鉴的基层发展经验。特色课程已在济南市案例教学和现场教学专题培训班、西藏白朗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班次授课。3门玫瑰特色课程全部入选山东省委党校编印的《山东省县级党校特色课程（2025）》。“品牌引领，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平阴玫瑰品牌建设的探索实践”入选2025年度山东省市县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案例库，“‘玫瑰花乡’融合式教学”获评济南市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

建强师资队伍，激发教学动能。坚持专兼结合、引育并举，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伍。锤炼校内主力，实施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鼓励骨干教师领衔特色课程开发。建立教师定点联系现场教学点制度，全程参与内容挖掘与教学优化，实行AB角互补，确保教学运行流畅。广纳一线贤能，邀请熟悉乡情、投身实践的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技术能手担任现场讲解或访谈嘉宾，用鲜活朴实的语言讲述“玫瑰故事”，增强教学感染力。完善培育机制，健全常态化教研制度，定期组织集体备课与教学研讨。出台课程建设与质量评估具体办法，让课程开发管理有章可循。支持教师参加高层次培训与挂职锻炼，围绕课程难点协同攻关，持续提升教学水平。

深化开放协同，提升课程质效。建立内外联动、共建共享的课程建设机制，推动特色课程升级。向上借智引航，主动对接济南市委党校专家团队，请他们对课程定位、教学设计、案例研发等进行精细化指导，提升课程专业化水准。横向联动聚力，加强与县直相关部门及玫瑰镇的协作，共建教学实践基地，共享资源与智力，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开发。推动教研咨一体化，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玫瑰产业发展现实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推动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专题与咨政建议。2025年结项省级课题1项，1项调研报告获市级领导肯定性批示，3项调研报告获县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形成了教学、科研、咨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平阴县委党校将地方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课程的探索，有效提升了培训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为县级党校立足本土、服务大局、探索内涵式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实践。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推动教学质量与学员素养双提升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指出，“党校（行政学院）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必须“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当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生力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为深入贯彻落实《条例》各项部署要求，切实把《条例》精神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进一步提高汕头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能力，广东省汕头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立足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部署开展“以改革精神推动‘学员教员双提升’”重点任务攻坚，坚持学员与教师双向赋能、互促共进，通过优化教学设计、完善培训链条、强化师资建设三大关键路径，着力构建“教中学、学中教、教学相长”的良性循环机制，有效激发教师干事创业活力和学员勤学善思动能，推动党校教学质量与学员能力素养实现同步提升，为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提供坚强的干部保障和智力支撑。

优化教学设计，实现“教”与“学”精准对接。紧扣《条例》中“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原则，汕头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完善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能力培训“三位一体”教学布局，针对不同班次和对象精准设置课程、匹配教学方法，切实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深化需求调研，精准把握培训重点。在开班前通过问卷调查、学员访谈、组织部门反馈等方式，全面了解学员岗位特点、知识短板和发展需求。结合市委中心工作和重大部署动态调整课程设置、优化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既接“天线”、贴合上级要求，又接“地气”、契合干部所需，让培训真正成为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的“加油站”。创新教学方式，提升课堂互动效能。打破“满堂灌”传统模式，大力推行案例式、研讨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开发案例课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南澳实践——生态海岛的蝶变之路”、结构化研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访谈式教学“应急管理——怎么看怎么办”等，组织学员分组研讨、角色扮演，教师全程引导点评，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良性循环。强化教学反馈，持续改进课程质量。建立健全“课后评价、定期复盘、回访改进”的闭环教学反馈机制，每节课后组织学员开展课程评价，定期召开教师会进行总结复盘，适时组织回访交流，全面收集学员的意见建议，将其作为课程优化、方法改进、教师提升的重要依据，持续推动课程质量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完善培训链条，激发“学”与“用”内生动力。围绕《条例》中“全面提高履职能力，增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的教育培训目标，汕头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完善“学前、学中、学后”全链条培训机制，充分调动学员主观能动性，推动学习成果向实践能力转化。鼓励学前思考，激发学习热情。学员来校报到前进行“预读”“预学”“预研”，即预读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预学案例课程的相关文本、预研工作实践中党员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鼓励学员带着问题、带着思考进课堂，有效提升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激发学员主动学习的内生动力。搭建互动平台，促进经验共享。鼓励学员在校培训期间“分享一下感悟”“开展一场调研”“组织一场活动”，即依托读书分享会、工作交流会、学员讲坛等载体，结合本职工作分享实践经验，并围绕省委、市委重点工作开展主题调研，促进跨领域、跨层级经验交流与资源对接，实现“取长补短、共同提升”。注重成果转化，服务地方发展。试行“学后‘三个一’”做法，即离校一周内写一篇心得、一个月内讲一堂党课、三个月内交一篇调研报告，引导学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真正实现“带着问题来、带着方案走”，让培训成果切实服务于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建强师资队伍，夯实“教”与“研”基础支撑。落实《条例》中“培养造就一批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人才队伍”的要求，汕头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人才强校”，引育并举打造一支结构合理、业务精湛、活力迸发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开展教研工作注入源头活水。实施精准引才，优化人才结构。结合汕头市引进博士、硕士研究生3年行动计划，实施靶向引才策略，目前共有专职教师41名，其中博士研究生7名、硕士研究生31名，专职教师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达92.68%，学科背景涵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15个专业，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开展业务培训，促进专业成长。近3年来，组织线条业务“大培训”、岗位职责“大练兵”116场次，选派教职工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等进修学习交流165人次。制定并实施《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工作方案》，探索教学“传帮带”机制，由骨干教师“一对一”指导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共推动教师晋升职称15人次，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动以赛促练，提升精品意识。坚持以赛促练、以评促优，获评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管理优秀奖”“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先进单位”。1门专题课获评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2门专题课入选“全省干部教育好课程”，1门专题课获评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好课程”推荐课程。举办两届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暨教学管理优秀奖评选、首届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和决策咨询评奖活动，推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特别是区县党校教学科研工作水平实现整体提升，为“学员教员双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广东省汕头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探索全周期全链条系统化党性教育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是领导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要深入研究党性教育内在规律，探索全周期全链条教育模式，把党性教育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真正使党性教育入脑入心、刻骨铭心，让学员记住一辈子”。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充分发挥“大熔炉”作用，紧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提出的“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业主课地位”“党性教育课程的比重不低于每学期总课时的20%”要求，深入研究党性教育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条“基础理论+现场教学+党性分析+党性锻炼”的全周期全链条系统化的党性教育新模式。

深化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调集精干力量成立课题组，历时半年深入攻关，完成了《新时代党性教育研究报告》，系统阐释党性教育与党性修养的内在规律、时代特征、实践要求，为开展全周期全链条系统化的党性教育奠定理论基础。

厘清基本概念。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员党性的要求中，深入分析党性的历史传承性和鲜明时代性。在此基础上，厘清党员党性的评价标准，提出“党性六问”：世界观是否正确、政治立场是否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崇高、工作态度是否务实、为政用权是否廉洁、道德品行是否高尚，从而使党性教育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指向。

明确重点内容。新时代党性教育既要守住不变的“根”和“魂”，又要把握时代赋予的新内涵新要求。基于这个原则，明确党性教育五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人民至上、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确定方法路径。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党性教育的经验做法和新时代的具体要求中，总结提炼出党性教育的“四个坚持”：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坚持在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党性锻炼，坚持在经常反省、检己修身中强化党性修养。

系统布局，把准培训需求

从课程构建、教学设计、师资锻造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党性教育精准贴合学员实际、真正刻骨铭心。

构建系统化的课程体系。按照“总论+分论+特色”的思路，精心构建课程体系。总论层面，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论述”等核心课程；分论层面，开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党性”“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本质特征”等专题课程；特色层面，充分利用贵州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系统开发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本地特色课程。

实施精准化的教学设计。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滴灌。在内容设置上，对年轻干部，突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以及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新任职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突出政治能力培训，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强化民主集中制教育和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教育。在方式方法上，打破“满堂灌”的传统模式，综合运用讲授式、案例式、互动式、模拟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特别是把课堂搬到历史发生地，让学员近距离感悟信仰的力量。在需求把握上，深化学员“两带来”工作，收集学员思想困惑问题，将学员“问题清单”转化为“教学清单”，在答疑解惑中实现教学相长。

锻造专业化的师资队伍。坚持内挖潜力、外借智力。向内，严把政治关口，选聘一批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专兼职教师。科学制定党性教育师资培养计划，选派骨干教师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等研修。依托名师工作室开展“传帮带”，举办全省党校系统党性教育教学比赛，以赛促教。完善激励机制，把教师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向外，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共建研究平台，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党校师资共享机制，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知名高校专家学者以及基层先进典型、道德模范来校授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让课堂更有说服力。

优化班次，探索有效路径

立足“全链条贯通、全周期设计、全要素融合”的理念，改进教学方法，融通教育资源，使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

全链条贯通日常教学。所有基本培训班次均将党性教育贯穿学员“从入学到结业”全过程，着力破解“主题分散、环节割裂”的难题。课程设计上，抓住开学典礼、入学教育、课堂教学、现场教学、考核毕业等关键环节，确保学员接受全过程、系统性的党性教育。形式创新上，探索形成学员党性锤炼“七个一”工作法。通过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过一次政治生日、进行一次典型教育、实施一周现场教学、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体悟一次文化熏陶、撰写一篇党性分析材料，将党性教育从零散的活动整合为系统的链条，让党性锤炼真正落到实处。在跟踪问效上，以“五个一”为抓手推动成果转化，督促学员返岗后填好一张行动计划表，上一次党课凝聚共识，开展一次调研摸清实情，办好一件实事惠及基层，组织一次政治生日锤炼党性，确保学用结合、知行合一。

全周期设计专题班次。严格落实课堂教学比重不低于50%的要求，创新开设学制1个月的党性修养进修班，把教学活动分为基础理论讲授、现场教学、党性分析、党性锻炼4个教学阶段，形成“理论—实践—反思—升华”的闭环。第一阶段重点讲清党性的内涵外延、基本概念；第二阶段以“现场教学+专题理论辅导+拓展学习”为基本形式，组织学员到重点党性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教学，帮助学员深化思想认识；第三阶段通过召开组织生活会、过“政治生日”、撰写党性分析材料等形式，引导学员进行深入的自我剖析；第四阶段组织学员制定党性锻炼计划，把提升党性修养作为终身课题。

全要素融合教学场景。打破课堂壁垒，推动教学场景多样化。校内建好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贵州实践主题教室”等“1+8+1”主题教学基地矩阵，大力推广案例式、研讨式、体验式、沉浸式教学。校外深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打造遵义会议会址、肇兴侗寨、花茂村等教学基地，形成“5个党性教育基地+30个现场教学点”教学格局。同时，组织学员到兄弟省份党校开展“互换教学”，让干部在比较借鉴中拓宽视野。课外搭建“桐木岭论坛”“薪火讲堂”等交流平台，邀请理论大家、文化名家与学员面对面交流。引入“清水江畔的红马鞍”等艺术党课，让党性教育更生动鲜活。

全链条全周期系统化的党性教育新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学员纷纷表示在党校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目前，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的党性修养进修班已成为贵州党性教育的重要品牌，带动全省9个市（州）规范办班，推动88个县（市、区）委党校采用“七个一”工作法，形成省级示范、市县联动、全域提升的党性教育新格局。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省委讲师团团长〕

依托红色资源创新党性教育教学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进教学方法，融通教育资源，使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依托区域独特的红色资源禀赋，以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为基石，以创新教学方法为驱动，持续深化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切实增强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一是在专题课程设置上，形成四大系列116个专题课的完整课程体系。其中“党史党纪”系列课程尤为突出，涵盖红色家书里的百年信仰、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等38个专题。同时，结合旅顺历史特色精心打造了12门地方专题课，如“战争与和平的国家记忆——旅顺口近代史简介”“东北工运领袖抗日民族英雄——出生于旅顺的革命烈士金伯阳”等课程。二是在现场教学布局上，规划六大主题系列44个现场教学点，构建起“点线面”结合的党性教育阵地网络。其中围绕“红色印记与党性教育”这一主题，重点打造了“旅顺口记忆”研学课堂等18个教学点。

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一是深耕体验式教学，让红色记忆可感可触。在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等教学点，通过教员生动讲述、历史实物展示、场景复原等方式，让学员深刻感受民族苦难与革命先辈的抗争精神；在东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展馆，通过组织学员重温入党誓词、诵读革命文献等形式，让学员得到精神洗礼、实现思想升华。同时，注重将体验延伸至实践场景，在水师营小南村、盐厂新村等教学点位，让学员实地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在亲身参与中深化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二是丰富沉浸式教学，让党性教育入脑入心。精心打造情景党课，开设“弘扬工运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旅顺知名工运人物传”等课程，通过角色扮演、事迹再现等形式，让学员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此外，广泛运用案例式教学，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本土实践案例，让学员在研讨交流中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强化互动式教学，让学习氛围生动活跃，提升学习效果。推行结构化研讨教学，围绕党性修养、基层治理等主题组织跨班研讨、学员论坛，促进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

统筹推动资源的转化利用。一是推动红色资源向教育优势转化。深入挖掘整理旅顺地方党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将金伯阳、王立功、刘光典等旅顺本土革命先烈的事迹编纂成教学素材，纳入党性教育课程。通过深入研究与成果应用，让红色资源转化为滋养初心的精神养分。二是推动阵地资源向培训优势转化。注重加强市县党校之间的协同合作，发挥旅顺口区委党校办学设施完备、师资配备充足的优势，主动承接各类党性教育班次。通过有效整合旅顺口区内博物馆、纪念馆、乡村示范点等阵地资源，逐渐形成了覆盖广泛、功能互补的党性教育阵地网络。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

以系统观念推进教研咨一体化改革

“推动教学、科研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发挥好智库作用”，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四川省宜宾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贯彻落实《条例》，针对教学、科研与决策咨询工作中存在的协同不够、转化不畅等问题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坚持守正创新、系统谋划，以顶层设计引领方向，以机构重塑激活动能，以机制创新提升效能，有力地推进了党校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校（院）先后获得5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立项，4篇咨政建议获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并获评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全省“好教材”“好课程”等多项荣誉。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立足长远发展和人才培养实际，坚持从全局高度谋划推进教研咨一体化改革。一是精准把脉，找准痛点难点。坚持问题导向，查摆办学治校的强项与短板，深入分析教学、科研、决策咨询工作之间“协同不够、转化不畅”问题的成因，明确以一体化发展为改革方向，确保各项举措靶向发力、精准施策。二是建章立制，搭建“四梁八柱”。研究制定《校（院）关于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从宏观层面明确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与保障措施，为一体化发展夯实基础。三是明晰路径，确立发展目标。计划通过2至3年时间，以教研咨一体化发展为牵引，有效带动学科体系建设、骨干教师培育和基本课程开发，逐步构建起“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政进决策”的良性循环机制。

优化机构设置，重塑一体化运行新构架。对机构设置进行优化是激发办学活力的基础性工程。立足校（院）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发展实际，通过机构调整和职能优化，为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一是理顺机构职能，优化学科布局。结合党校特色学科发展方向，印发《校（院）学科布局（2026——2028年）》，对各教研室核心研究方向进行再梳理、再聚焦，推动学科建设与教研咨一体化发展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二是强化资源配置，促进深度融合。整合市县党校资源，组建市县党校六大学科教研组，建立市县一体共用的课程库、案例库，深化学员“两带来”成果运用，打破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之间的资源壁垒，推动教研人员在学科深耕中实现教学专题开发、科研课题攻关与咨政选题策划的有机统一。三是完善管理流程，强化全周期管理。印发《教研咨一体化项目管理办法》，健全涵盖教学、科研、决策咨询及一体化项目的全周期管理流程，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无缝衔接，为高效协同奠定制度基础。

理顺协同机制，提升一体化运转高效能。高效运转离不开权责清晰、协同顺畅的工作格局。一是健全运行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印发《校（院）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工作运行机制（试行）》，制定详细的工作运行机制及责任清单，从领导决策、统筹协调、业务执行、专业实施4个层级清晰界定目标任务和工作边界，确保各项职责落实到岗、落实到人，形成全校一盘棋的协同推进格局。二是强化组织保障，统筹配强力量。调整班子成员分工，专门组建教研科统筹教研咨一体化工作，构建起校（院）委会统一领导、教研科牵头协调、各教研室具体落实的工作体系，为一体化推进提供组织保障。三是激发队伍活力，完善评价导向。推动全体教师回归教研室深耕细作，同步修订创新工程、教师岗位聘用管理办法、工作量考核办法等配套制度。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将教学、科研、咨政成果在年终考核、职称聘用中统筹考量，有效激发了教研人员的内生动力，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作者系四川省宜宾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念好“精”字诀提高基本培训课程质量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新增开展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相关内容，明确了开展基本培训的具体要求。全面落实基本培训任务，提高课程供给质量是一个重要环节。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念好“精”字诀，聚焦精确选题、精心研究、精细备课、精准评估等4个方面，努力提高基本培训课程质量。

围绕中心大局，精确选题。选题是打造高质量课程的首要环节，直接决定课程质量与价值。制定《高质量课程选题指南》，要求所有课程主题必须紧扣党的创新理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扣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紧扣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一方面，选题要“上接天线”。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严格对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关于规范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基本课程的文件要求，围绕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精准确定课程主题。另一方面，选题要“下铺地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和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发“合大纲、小切口、接地气”的务实管用课程。2026年春季学期，收集学员“两带来”500余个问题，从中选取20余个有代表性的问题纳入新申报课程研究方向。

聚焦课程主题，精心研究。科研是党校（行政学院）的基础工作，高质量课程必须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支撑。一方面，以教研咨一体化驱动课程研究。出台《教研咨一体化创新工程实施办法》《教研咨一体化创新工程年度项目申报通知》，明确规定，教学创新项目申报人必须在申报课程之前，完成相关专题的科研课题或决策咨询报告；科研和决策咨询创新项目在结项时必须同步提交课程转化方案，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通过教研咨一体化，使课程既有学术深度，又紧贴实践需求。另一方面，以“三个一”要求驱动课程研究。一是开展一项专题调研，围绕课程主题深入基层蹲点调研，及时发现和总结基层干部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为分析解决问题获取客观全面、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努力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二是精读一批重要文献，紧扣课程主题，深入学习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形成逻辑严密、要素齐全的教学提纲；三是解剖一个典型案例，深度分析其背景、过程及成效，提炼出可供课堂研讨的问题链与案例启示。2026年春季学期，在主体班讲授的400余堂课程均按“三个一”要求开展深入研究，教师研究能力与课程质量同步提升。

突出精品打造，精细备课。优质课程的形成离不开反复打磨。出台《集体备课管理办法》，实施项目组、教研部、校（院）三级集体备课机制，严格把控课程质量。一是项目组集体备课。规定教学创新项目申报须采取“1+X”模式，“1”指项目负责人，由党校教研人员担任，“X”指项目组成员，由党政实务部门、党校系统和科研院所相关人员组成。项目组负责人牵头组织内部试讲和集体研讨，研究讨论课程结构、学术接口、讲授重点难点等问题。二是教研部集体备课。由教研部主要负责人主持，本教研部全体教师参加，根据需要邀请其他教研部门教师参与，共同打磨提升课程质量。三是校级集体备课。成立课程评审委员会，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担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院）领导担任副主任，由校（院）委会委员、省级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相关领导、教学督导、专兼职教师、学员代表等担任委员会成员，对新课程进行严格审核评估。2025年共组织校级集体备课6批次，新开发课程89门，新课程全部纳入主体班教学计划，受到学员好评。

注重课程提质，精准评估。听课评课是打造高质量课程的重要抓手，科学规范的评课标准是做好课程评估的前提。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课程评估标准，从教学内容、教学效果两大维度出发，明确12项评估赋分指标，使得评课有据可循、规范推进。听课评课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组织课程评审委员会听课评课。课程首次在主体班讲授时，由评审委员会专家对照评估标准，从课堂讲授、研讨互动、节奏把控等环节进行详细评估，审核是否达标并提出指导意见。进一步制定出台校（院）委会成员和部分部门主要负责人常态化入班听课的制度，扩大听课范围，压实听课责任，做到“一课一记一评”。3月以来校（院）委会成员带头听课15堂，不断强化“沉浸式”督导、“精准化”点评、“闭环式”改进。二是组织学员开展教学质量评估。在课程讲授结束后，组织学员进行评估，既评出分数又提出修改意见。2026年春季学期开学以来，收到学员意见5000余条，教师持续吸纳有益意见，逐步优化课程。三是组织学员管理部门、跟班辅导教师、校内参训人员全程跟踪评估。安排班主任、跟班教师和校内参训人员随班听课，面对面收集学员意见，形成每学期教学质量分析报告，及时向校（院）委会、相关教研部门反馈，推动教学持续改进。2023年以来，已组织5批次教学质量分析报告会，形成“复盘——反馈——改进”良性循环，推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抗战烽火中的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旧址

在深圳大鹏半岛，坐落着一座古朴的东山寺，这里是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东江干校）旧址。旧址门前的石匾上面镌刻着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题字：“一九四四年七月东江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创建于此。”80多年前，在抗战烽火中，东江干校为东江纵队乃至华南抗日武装培养了大批优秀指战员，成为一座淬炼革命人才的红色熔炉，为华南敌后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江干校由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创办。东江纵队全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历经千余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是华南敌后抗战的一支劲旅，被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东江干校创办于东江纵队成立初期。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七个大队，共3000余人。成立后的东江纵队积极开展游击作战，在华南敌后战场上不断打击日伪势力，根据地逐步扩大，部队人数增长到七八千人。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干部素质，东江纵队决定创办一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兼任校长，李东明任政治委员。

1944年7月，东江干校在大鹏半岛正式成立。大鹏半岛背山面海，地形险要。经过几年艰苦斗争，大鹏半岛已被东江纵队控制，成为较为巩固的后方阵地。东江干校第一期招收200多名学员，均为排以上干部，学习时间3个月。共编成一个大队，分为两个军事中队和一个政治中队。军事中队注重军事训练，军事课程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二，其余为政治课程；政治中队的政治课程占总课程的三分之二，其余为军事课程。

政治课程主要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有关军队政治工作及建党工作的论著。同时进行整风学习，着力改造学员思想作风，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游击习气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军事课程包括四部分内容，一是军事思想基础，让学员厘清战斗、战术、战役、战略等基本概念，认识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军事常识课程，包括地形地物的识别和利用、简易测绘、方向识别、旗语指挥等；三是三大技术训练——射击、刺杀、投弹；四是战术课程，包括迂回、伏击、袭击、攻坚、打援等常用战术，重点是当时部队急需的攻坚和伏击战术。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学员集体智慧，互教互学，并广泛运用沙盘推演、战例研讨。东江纵队的曾生、尹林平、杨康华等领导，都亲临学校讲课。纵队政委尹林平亲自讲授游击战术，要求部队向“以1个中队的兵力歼灭伪军1个连或打垮伪军1个营”的目标努力。王作尧则以亲身经历的东莞梅塘马山战斗失利为例，警示学员“太平麻痹就是游击战的大敌”，给学员留下深刻印象。

东江干校初建时，一切都要靠师生自己动手。学员们用毛竹编织“笪子”作床板，垫砖为床，并用稻草扎成垫子作为上课的凳子。他们清理杂草，平整出一块约200平方米的露天课堂，利用山坡地整修出训练场和射击场。条件虽然简陋，但学员们壮志满怀。东江干校紧紧围绕对敌斗争实际，以培养出“一批能够担负起打歼灭战的干部”为目标，坚持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并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教学内容。如在战术课程中，主要根据我军自己的战例在沙盘上演示，由学员讲评，再由教员评比。学员对这种教学方法很感兴趣，因此提高比较快。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东江纵队司令部把各支队在战斗结束后上送的详报加以评论后印发给东江干校和各支队，这对提高战术思想有很好的效果。

学员们的生活紧张而充实，他们“兴趣很高，劲头很足，进步很快”。每天早起出操，白天在露天课堂里认真学习、分班研讨，还经常举办晚会，高唱革命歌曲。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学员们倍加珍惜这可贵的学习机会，自觉勤学苦练，期望早日学好本领，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1944年底，东江干校续办第二期，开始时驻扎在清溪铁场一带，后转到罗浮山办学。招生的对象为班排干部，同时招收由地方党组织保送的一部分学生，学习时间延长为半年，共招收学员约400名。第二期改为学生队，不分军事中队和政治中队，训练的内容和第一期的军事中队相同，但“要求则更为紧张严格”。

东江干校办学时间虽然只有一年，举办了两期，但培养的学员就像革命的种子，撒向华南抗日的广阔战场，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第一期毕业的学员，除部分留校作为第二期教学骨干外，其他学员分配到各战斗部队。许多学员本身就参加过战斗，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再经过系统培训，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显著提高，不少学员学习结束后被提拔为中队军政干部，个别的还被提升为大队干部。闻名东江的抗日英雄——“神枪手”刘黑仔就是第一期学员的优秀代表。第二期毕业的学员，一部分补充至东江西岸部队，其余的随挺进粤北的部队奔赴五岭山区，成为五岭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东江干校的创办，对东江纵队的干部教育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东江纵队随后又在大鹏半岛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青干班主要招收来自粤北等地的知识青年，从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先后办了七期，培训了大量文化、民运、宣传干部。东江干校与青干班学员互相访问、联欢交流，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相互学习、融合成长。“这时的大鹏城，每当曙光初现，威武的出操口令声和刺杀声响彻大地；暮色四合，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呈现出一派生气蓬勃的景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东江干校于1945年秋结束了办学。东江纵队原计划以东江干校为基础创办“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的愿望，因内战爆发而未能实现。王作尧在回忆录中既觉遗憾又感欣慰地写道：“因为内战爆发，‘抗大七分校’始终没有办成。但是，东江干校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东纵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巍巍大鹏山，涛声忆峥嵘。东江干校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以战促学、为战育人，为华南抗战培养了急需的革命骨干。这座山海之间的红色熔炉所淬炼出的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等革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

喀什古城的时光絮语

温柔的晨光刚漫过帕米尔高原的余脉，喀什古城的土黄色城墙已被染得暖融融的。我站在东门广场前，观看当地文旅部门精心组织的“开城仪式”。身着华美艾德莱斯丝绸的姑娘们跳起欢快的民族舞，悠扬的都塔尔琴音也随之响起，从广场中央漫向四周，轻轻叩响了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古城的门扉。阳光穿过人群的缝隙，洒在我身上，心中充满暖意。喀什是我国最西端的城市，全称喀什噶尔，维吾尔语意为“玉石集中之地”，是古丝绸之路上“活着”的千年老城，素有“丝路明珠”的美誉。此时此刻，久仰之情化作了激动和欣喜。

听朋友讲，喀什古城的核心区坐落于老城区腹地，是古城历史和文化的集中地。“开城仪式”一结束，我便穿过城门径直走向那里。脚下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两侧的土坯房错落排列，门窗上的木雕花纹在晨光中愈发清晰，耳畔渐渐褪去广场的歌舞声，只剩风吹过屋檐挂饰的轻响。绕过一段青砖围墙，一条窄巷倏然出现在眼前，在黄土夯筑的建筑间蜿蜒伸展。喧嚣仿佛被这围墙完全隔绝，那份宁静的气息引得我不由迈步走入。墙面上丝丝缕缕的绿藤轻垂，叶片上还挂着晨露，砖缝里嵌着干枯的草茎，墙根下的薄荷草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巷口的老桑树斜伸着枝桠，阳光透过它们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一位戴深色朵帕的老人正蹲在石臼前捣石榴，艳红的果汁沿着石缝淌下，在地砖上洇出点点胭脂色。“慢些走。”老人抬头向我们微笑，指了指头顶，“葡萄藤勾衣裳呢。”原来巷顶早被葡萄藤织成了绿网，一串串青的、紫的葡萄垂下来，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甜香味裹着阳光拂过肩头。

循着巷中飘来的烤包子香味缓步前行，转角处的一方石砌涝坝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古城传统的蓄水设施，至今仍滋养着巷陌里的生机。坝沿爬满青苔，掬一捧水浇在手上，一股清凉感瞬间透过皮肤钻进毛孔，顿时让人感到舒适清爽。坝边的土墙上，几串晒干的辣皮子红得像跳动的火焰。古城里巷陌如织，左转、右转、信步游走，总能撞见新鲜的景致与鲜亮的色彩。据说，位于喀什古城西城的彩虹巷尤为特别，整条街巷的墙上都绘满了绚烂的壁画。这些壁画以蓝、粉、黄等高饱和度色调铺陈，点缀着民族特色的传统花纹，仿佛将古城的阳光与浪漫都织进了墙里，既饱含浓郁的西域风情，又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活力，成了游客钟爱的打卡地。正打算去那里看看，忽然耳畔响起车铃声，几个穿校服的孩子骑着自行车从街巷里穿过。车铃叮当作响，惊飞了墙头上啄食的麻雀，也惊醒了趴在门墩上打盹儿的黄猫。清脆的笑声与车铃声交织在一起，成了古城最动听的乐章。

从巷陌走出，东门外侧的喧闹声愈发清晰——喀什大巴扎（东巴扎）已在眼前。这里的热闹从清晨一直延续到日暮，是古城烟火气最浓郁的地方。巴扎旁的老巷里，两侧的商铺像一个个打开的百宝箱，让人目不暇接。铜器铺内，匠人们正抡着小锤敲打铜壶，“叮当、叮当”的声响在巷子里回荡；隔壁的花帽铺里，货架上绣着金线、银线的朵帕摞得像小山；水果摊前，石榴咧着嘴笑，无花果裹着薄霜。热情的维吾尔族摊主递来一块切好的伽师瓜，咬下去的刹那，连呼吸都沾着蜜意。我想起《大唐西域记》中对古代喀什地区的描述“稼穑殷盛，花果繁茂”，恍然领悟，这热闹绝非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古城千年未断的生活脉搏，更是各族群众共生共荣的生动见证。

告别热闹的巴扎，我向着高台民居的方向走去，脚下的道路渐渐陡了起来。这些建在黄土高台上的村落很是别致，土坯房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有的人家在屋顶种着夹竹桃，有的挂着晾晒的土布地毯，而那些窗台上摆着陶制油壶的，据说就是传承了高台民居招牌土陶技艺的人家。喀什的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在国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扶持政策下，这项古老技艺与诸多民间艺术一同得到了更好的传承与发展。走进一间土陶作坊，看见七十岁的买买提老人正坐在转盘前制作土陶，他的双手沾满了湿润的陶泥，随着转盘匀速转动，一块粗糙的陶土便慢慢塑成圆润的罐形。“这手艺，爷爷教爹，爹教我。”老人说着，用指甲在罐身上刻下细密的水波纹，“现在我的孙子也总爱蹲在旁边看，说要做个小花瓶送给他的汉族朋友。”陶窑里的火光映着老人脸上慈祥的皱纹，我忽然觉得，这些土陶从来不是普通的器物，而是时光捏成的记忆，是代代相传的念想，更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登上高台的观景台时，夕阳已近西山。淡淡的金色光芒洒在古城的每一片屋顶上，黄土城墙泛着琥珀般温润的光泽。风从远方吹来，携着欢快的麦西来甫舞曲，隐约能听见人们欢乐的笑声与拍手声。我想起刚进古城时导游说的那句“这里的每一块砖都有故事”，此刻站在高台之上俯瞰整座古城，才真正明白，故事从不在沉默的砖石里，而在口耳相传的谚语里，在匠人指间流转的陶泥里，在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亲情里，在每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歌的寻常日子里。

暮色渐浓，我回头望，古城已悄悄融进夜色，唯有巷口的红灯笼次第亮起，像一串引路的星子，指引着时光的方向。这座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古城，在今天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里的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绚烂。下次再来，我要在葡萄架下和各族朋友共听一曲都塔尔弹唱，在土陶作坊里跟着买买提老人捏一个粗陶罐，在巴扎上再咬一口甜到心底的伽师瓜，还要在清晨的巷陌里，和早起的老人道一声“亚克西姆”，把这份温暖与热忱永远珍藏。

寻访蔡襄“忠惠”遗风

“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这副对联，赞扬了宋代名臣蔡襄为国尽忠、惠民利民的精神。在八闽文脉中，蔡襄的清廉为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蔡襄陵园位于莆田枫亭镇铺头锦岭下古官道旁，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春日融融，惠风轻拂，恰逢踏青时节，我约了三两好友前往蔡襄故里，一同去寻访他的“忠惠”遗风。

陵园四周松柏常青，绿草如茵。陵园前方是白色花岗石构筑的“仪门”，门上横匾前书“庆历名臣”，后书“刚正廉明”。蔡襄，字君谟，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出生于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蕉溪。他五岁接受启蒙教育，八岁入会心书院读书，十二岁进县学。十八岁参加开封会试，即登榜首。次年参加春闱省试，直接名列进士，授漳州军事判官，后历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秘书丞、集贤校理、知谏院兼知起居注等官职。为官三十七载，尽管经历了不少波折，但蔡襄始终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留下了“勤政惠民”的政声。

走入陵园，映入眼帘的是两侧廊道的碑林。蔡襄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的书法艺术成就。蔡襄在书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欧阳修把他的行书列为第一，草书列为第三。蔡襄的行书，运笔沉稳流畅，潇洒俊美，行笔干净利落，严谨结实，风采奕奕。此处碑林全长134米，陈列着蔡襄的书法作品，以及家书、奏折、诗文等珍贵笔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前来瞻仰的人们，无不在碑刻前驻足观看，从那端方流畅的字体中感悟一代名臣的人格风范。

从陵园的山门及前门，刻有三副对联，读之令人印象深刻，分别是：“跨海筑桥梁不尽黎民歌惠政，挥毫飞龙凤何曾勋业掩文章”“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公慑奸魂千古乾坤留正气，诚承祖德万家荔谱永留芳”。这些内容既彰显了蔡襄的功绩，又表达了后世对他的赞誉。

走出陵园，我们来到侧面的蔡襄文化馆。展馆从一楼开始依次陈列着蔡襄的书法、诗文等作品，其中《四贤一不肖》组诗引起不少参观者的兴趣。这五首诗写于他任谏官前，在革新派和守旧派互相较量时，义愤填膺为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贤”鸣不平而作，诗作一出，便震惊朝野。刚正不阿、直言进谏体现了蔡襄忠于国家的品格。

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被宋仁宗增补为谏官，与欧阳修、余靖、王素合称为“四谏”。蔡襄担任谏官后，便针对朝廷的行政监察体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由于他吏治经验丰富，很快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谏官和谏言主张。蔡襄建议宋仁宗设置谏院、增加谏官，将御史台与谏院的职权合并，形成“台谏合一”的制度架构。他在《言增置谏官书》中说：“陛下深忧政教未举，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此陛下为社稷生灵大计也。”他还指出：“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他写下《乞罢吕夷简商量军国事》《乞罢晏殊宰相》两份奏章，先后弹劾吕夷简、晏殊两位宰相，他列举了吕夷简玩忽职守的七大罪过；以不作为谏晏殊“唯务私家营置资产”，体现了不畏权贵的风骨。

文化馆四楼的核心展区，放置有“跨海筑桥”情景群雕。蔡襄不仅敢谏敢当，而且勤政为民。这个群雕刻画的便是蔡襄带领民众修建洛阳桥的场景。我们在蔡襄陵园里看到的那副对联“忠国兴邦三谏有诗誉扬端明殿，惠民利涉万安无险功业洛阳桥”，其下联便是褒扬蔡襄在泉州任职时，关注民瘼，筹款在万安渡上建设石桥的事迹。洛阳桥未建前，人们只能在万安渡乘船到彼岸，“水阔五里，上流接大溪，外即海也。每风潮交作，辄数日不可渡”，渡船常因风浪倾覆。蔡襄实地考察后，下决心在此建一座石桥，让百姓平安往来。为了筑桥，蔡襄发明了“筏型基础”“种蛎固基”“浮运架桥”三种建筑工艺，并在母亲支持下，将家里仅有的埭田200石中捐出160石，带头发动民间捐资，建成迄今为止仍在使用的万安渡桥（洛阳桥），“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

蔡襄在福州任职时，大力办学兴教，倡导攻读儒学经书；兴修水利、开河挖渠、疏通水道；亲撰《戒山头斋会》，改变民众以侈办丧的陋习；又作《教民十六事》，告谕民众处理十六种事项准则；倡导在福州至泉州、漳州七百余里的官道两旁大规模种植松树，为行人遮阳避暑、防风固土，惠及子孙后代，当地传诵一首民谣：“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他为民解困谋利，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蔡襄清廉正直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良好的家风教育，蔡襄之父蔡琇粗通文墨、为人正直，对蔡襄的影响很大。母亲卢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宽厚仁爱，她常常用儒家思想对蔡襄及其弟弟蔡高进行教育。蔡襄承先人的风骨，又启后辈的风气。他在一篇家训《论忠孝》中写道：“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义也。犹耳目心腹，有身则有之，非外物也。”蔡襄一生都在严格地践行忠孝精神，也以此为标准教育其子孙，蔡氏后人谨守家训，代代传承。

治平四年（1067年），蔡襄病逝在家，终年五十六岁。蔡襄去世后，挚友欧阳修撰墓志铭，称他“奋躬当朝，谠言正色……间归于闽，有政在人”。逝后百年，宋朝赐其“忠惠”谥号。朱熹称赞他“前无贬词，后无异议；芳名不朽，万古受知”。

离开蔡襄文化馆，朋友建议我们去洛阳桥看看，我欣然而往。站在桥上，在晚风吹拂中，我感觉思绪格外清晰。既忠于国，又惠于民，蔡公的每一项功绩皆为史书所载、为百姓所记。这份“忠惠”遗风，穿越千年岁月，依旧在闽中大地上熠熠生辉，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