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要“持续扩大内需”，还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应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的第一项。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党中央对扩大内需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也表明持续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需求问题成为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025年以来，尽管面临诸多外部冲击和挑战，我国经济总体仍呈现较强韧性和平稳运行态势。一方面，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全年5%的增长目标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动能加快集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供强需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多，群众就业增收压力依然不小，宏观数据与企业、消费者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依然比较明显，促进经济整体持续回升向好仍需付出较大努力。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就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什么是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呢？总供求的平衡问题就是一个关键性、决定性因素。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其规模和竞争力领先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步从供给侧，转变为需求侧。只有需求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供需关系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从整体上获得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应对内外部挑战才能够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和更加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诸多扩内需政策。特别是2025年以来，扩内需政策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近年来少有的。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各项扩内需政策举措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尽管如此，市场需求相对不足、供强需弱、价格疲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么问题究竟何在呢？如何进一步着力扩大内需？

持续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要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

导致现阶段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短期市场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之外，更有中长期阶段性和结构性深层原因的制约。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因素不仅时空叠加交错，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形成需求收缩、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速放缓、财富效应减弱、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下降的不良循环。因此，应对之策必须既通过短期有力的刺激政策阻断不良循环，同时又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不断夯实、巩固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所谓阶段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居民消费总体呈现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比如，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变化导致居民与住房需求相关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减少，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对包括汽车等在内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稳增长期；另一方面，居民对高品质消费品以及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养老护理等需求显著增加。

所谓结构性原因，主要是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问题。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潜力和空间所在。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有历史原因，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相对偏低，社会保障水平不足，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消费预期不稳、消费信心不足。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受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影响，形成了比较强的节俭意识和储蓄动机。因此，解决居民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和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形成较强的消费能力和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

如果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在商品餐饮等实物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不足，既与保障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足有关，更与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有关。因此，优化扩大消费政策，既要更加注重鼓励和支持居民服务消费，也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用力，实现双向奔赴、相互适应。

显然，解决由阶段性和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需求收缩，不仅是一个释放内需、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新旧经济动能交替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短期宏观调控问题，也是一个中长期结构优化问题，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持续用力。

基于以上分析，“十五五”时期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应标本兼治，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一是消费刺激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消费，特别是要按照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问题，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切实有效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以较大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政策力度，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提高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特别是要针对国内急需而供给难以满足的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以更好满足需求。

投资需求空间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支持

当前阶段，虽然需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显著提升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更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解决供需失衡问题是一个紧迫任务，而扩大消费不仅是一个慢变量，而且不少扩大消费的举措也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另一方面，无论从解决当前创新发展和改善民生短板弱项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扩大投资的空间和潜力都不小。因此，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应当并重，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环境到位，投资依然能够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加快形成与新阶段相适应的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二是要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大规模甚至粗放式城乡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但以提升城乡环境和住房品质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以城市为例，既包括城市更新和环境优化，也包括居民对更高品质住房的调换需求，以及对老旧楼房、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问题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虽然不小，但很难通过过去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实现。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社会等的作用和积极性。再以乡村为例，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农房品质提升、村容村貌改造、垃圾污水处理等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很大；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存在闲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的要求有待进一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非常具有针对性。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既有效盘活宝贵的土地要素，又有效释放巨大投资需求，既拓宽乡村建设资金来源，又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收入，也需要加快探索，力求尽快突破。

当前我国投资领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结构矛盾比较突出。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其中，国有投资下降2.5%，而民间投资下降6.4%，内资企业投资下降3.8%，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下降13.8%，可见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下降较为突出。促进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除需通过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加以应对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企业预期和信心。特别是在对外资开放方面，在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以更大力度推进“边境后”、制度型开放，包括政府审批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充分发挥开放政策对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独特的。只要我们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并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一重要要求，抓住了选人用人的核心，对于确保培养和使用的干部政治上绝对过硬，让更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重任的人才脱颖而出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充分认识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历来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我们党是具有崇高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标准一直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早在1929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提出要以“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主要标准培养选拔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谈到干部问题时强调，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要求“坚持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警示“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抓住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起了时代标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望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严把政治标准，政治过硬、堪当重任、让党放心的好干部就会充分涌现；什么时候淡化政治标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就会滋生蔓延，干部队伍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党的事业就有了根本保障；相反，如果弱化政治标准，不正之风必然滋生蔓延，党的事业就会受到冲击影响。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选拔任用干部突出政治标准，是确保整个干部队伍政治合格、立场坚定、担当有为的先决性条件，是确保经济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先决性条件。尤其要看到，选拔任用干部突出政治标准不仅具有先决性和统领性，也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更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政治标准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政治标准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指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准确把握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核心内涵

政治标准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内容不是能随意改变的，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政治标准的核心内容、内涵要义。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今天讲的‘德’，第一位的是政治品德”。政治上不合格，一切都不合格；政治上不可靠，本事越大危害越大。选人用人突出政治标准，就要把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为首要条件，确保真正把那些忠诚于党和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的人特别是“两面人”实行“一票否决”，坚决挡在门外。教育引导干部真正做到忠诚于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奋斗目标、忠诚于党的伟大事业、忠诚于党的政治原则。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涵养政治定力，炼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政治定力，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排除各种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持正确立场、保持正确方向。选拔任用干部，必须深层次考察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看干部能否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能否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坚定的信仰信念、务实的步调步伐向着既定目标奋进；能否养成以政治眼光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洞察本质的习惯，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是否有政治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政治品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遇到的阻力和压力会更大，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会更多。选人用人时看其是否有政治担当，就要看其能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从而通过察看政治担当，真正把那些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的干部选好用好，把那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干部选好用好，建立崇尚实干、敢于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氛围，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

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其他素质能力的提升和运用效果。其中，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是最关键的政治能力。选人用人坚持政治标准，就是要看一名干部政治判断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出发点，炼就政治慧眼、明辨政治是非、把准政治方向；看政治领悟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立足点，不断提高理解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能力；看政治执行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落脚点，始终善于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凝聚社会力量、防范政治风险。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党员干部守纪律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规矩。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就是要看能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自觉地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能否守住行为底线，不折不扣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时处处严格规范政治言行；能否筑牢思想防线，把养成纪律自觉作为党性锻炼的重要课题，保持思想追求的高境界、道德操守的高品位、正风守纪的高标准，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健全完善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实践机制

政治表现是考察识别人才的指挥棒，也是度量衡。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前提和基础是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实。然而，察己知人，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政治素质属于人的内在品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对干部要立体考察、透视甄别、切片化验、会诊辨析”。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改进完善干部考察工作的理念思路、程序步骤、方式方法，切实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实。

既看一时，也看一贯，经常性考察。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重视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干部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这就要求考察干部政治素质不仅要流程化、标准化，更要日常化、生活化，在真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捕捉干部政治表现和政治素质的关键信息。应健全日常考核体系，对干部的日常工作和平时表现作出考核，做到干部活动范围扩展到哪里，干部考核就跟踪到哪里，随时掌握干部的生活情况、新变化。结合实际把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标准具体化，在常态化考核干部德才、实绩基础上，突出政治标准。针对不同类型和岗位的干部，创新考核模式，采取集中考评、专项考核、经常性考察等方式，定期与纪检、审计等相关部门联系，全面摸清干部的政治表现，让考核更加精准有效。

既看平时，也看关键，任务式考察。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干部将面临许多重要关头、关键时刻。因此，要从干部完成重大任务、面临重大考验、应对突发事件、抗御自然灾害、解决复杂问题、对待名利地位和进退留转时的表现中，了解分析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

既搞问卷，也到一线，近距离考察。近距离接触干部，看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把考察触角拓展到一线，利用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工作汇报等近距离接触干部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识别其政治素养。沉到干部身边观察干部，多到基层群众中了解干部，做到对干部情况的了解由远及近、由表及里。

既看一点，也看全面，全方位考察。将干部考察向各方面拓展，借助调研、巡视、审计等多种渠道，了解干部的政治情况；将干部考察向“精细深入”拓展，对干部政治表现通过具体事例来体现，避免简单化、公式化、空泛化，增强对考察对象的深层次了解；将干部考察延伸到亲属圈、朋友圈、生活圈，全面掌握干部的政治表现。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相互印证、互为补充，重点考察干部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表现，切实把培养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突出出来、落到实处。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带着感情为群众做事

政绩观是立场问题、宗旨问题，也是情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暖。这一点，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枝一叶总关情”，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这要求领导干部只有心中始终饱含对人民群众的真情，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政绩的成色才会纯正，才会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感情有多深，干事创业的动力就会有多足。对群众有没有感情，是不是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对工作实际成效有着重要影响。有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领导干部才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带着感情去做事，谋划工作自然会先想群众“受益没有、方便没有”，推进落实就会多听群众意见，遇到问题就会多从群众角度想办法。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驱动，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觉，能让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抓工作、干事业上，想方设法出实招、下实功、求实效，在贴近群众、倾情奉献中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党群干群之间的感情，是真心实意“处”出来的。从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温暖，到淮海战役“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我们党与群众的鱼水情深，正是在风雨同舟、生死相依中结下的。这份真挚感情，让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领导干部怀揣真情主动沉下身去，走到群众中间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感情就会与日俱增，群众也自然愿意敞开心扉、接纳干部、信任干部。焦裕禄在兰考，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追风口、探流沙，把对百姓的牵挂刻进每一寸土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谷文昌把群众的事当家事，立下“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把根扎在百姓当中，也把政绩刻在了百姓的心坎上。群众在哪里，感情就要倾注到哪里。领导干部要从内心深处把人民群众当成亲人，体验群众的生产生活，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发现群众的急难愁盼，设身处地站在群众立场上分析判断问题，让情感纽带越系越紧、越扎越牢。

为民造福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温度。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就是千家万户的事，只有带着感情去做，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能真正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最需要一诺成行、立竿见影的行动，来不得半点虚假。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领导干部的“履职清单”，聚焦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更多可感可及的具体举措，持续完善政策、加大投入、优化服务，把群众家门口的、心头上的事情解决好，这才是感情最直接、最有效的表达。只有把对群众的牵挂融入决策的每一个环节、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创造真正有分量、有温度、有口碑的政绩。同时，对群众的感情，绝不能因为与个别人的私交而偏离公心、破坏规矩。在政策法规面前一视同仁，在纪律红线面前寸步不让，才是对群众最大的公平。带着感情去做事，既要真情实意，也要公道正派，把情感融入按章办事的过程中，让群众感受到温暖。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带着感情去做事，应成为领导干部的一种天然自觉，贵在真挚，也贵在持久。唯有始终心怀对群众的真挚感情，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在为民造福上不弃微末、善始善终，方能以不懈的坚守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重要言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前不久，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植树造林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接力奋进，把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扎实做好。

立志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与“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中国一汽自1953年奠基建厂以来，始终承载着产业报国、工业强国的初心使命。从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在长春西南的茫茫荒野上夯下第一根基桩，到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生产线、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诞生，一汽用七十余载奋斗，书写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史诗。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一汽研发总院，走进实验室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情况，察看红旗等自主品牌的最新款式整车产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了一汽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成果展示，感到眼前一亮。现在，国际上汽车制造业竞争很激烈，信息化、智能化等趋势不断发展，对我们来讲有危有机，危中有机。一定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要立这个志向，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时代方位与实践路径，蕴含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义，为中国一汽破局突围、转型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磅礴思想伟力。新时代以来，中国一汽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引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总书记的战略指引转化为具体行动，把思想伟力转化为发展实效，走出了一条掌控关键核心技术、树立民族汽车品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新时代国企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

以“长子”担当在变局中主动求变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汽研发总院时指出：“我们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做汽车强国。”“我们发展自己的汽车制造业，像一汽这样的企业要当先锋。”历史的荣光，从来不是安于现状的理由，而是勇担使命的底气。作为“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中国一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担当的创业史。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8月1日，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承载起民族工业的尊严。中国一汽以“长子”之姿，奠定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础，积淀了许党报国、为国造车的红色基因与精神血脉。

进入新时代，全球汽车产业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国际头部车企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链优势加速转型，市场竞争从传统燃油车赛道转向新能源、智能化新赛道，民族汽车品牌面临着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严峻挑战。传统技术路径依赖、核心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品牌溢价能力不足等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长子”的责任与担当，让一汽人深刻意识到：守着过往成绩只会被时代淘汰，唯有主动求变、迎难而上，才能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的大旗，才能当先锋。

面对变局该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中国一汽深刻领悟总书记“有危有机，危中有机”“要当先锋”的殷切嘱托，传承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创业、勇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摒弃守成心态、树立强烈危机意识，把“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作为应对抉择，以先锋姿态主动拥抱变革、精准洞察产业大势，决心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跨越。

中国一汽党委书记、董事长邱现东表示：“中国一汽将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加快产业基础再造和数智化转型，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

在战略层面，中国一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迭代发布阩旗技术“SIGHT（洞见）531”发展战略，出台“SUCCEED（成事）531”规划纲要，全面实施“All in”新能源战略，明确了自主创新、全面转型发展的路线图，加快推动中国一汽向科技公司转型，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精神层面，弘扬“勇立潮头、永争第一、奋斗奋进、干事成事”的一汽精神，凝聚全员攻坚合力，将“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的志向融入血脉；在行动层面，果断调整产业布局，砍掉低效产能、聚焦核心赛道，将研发、资金、人才向新能源、智能网联、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倾斜，抢抓产业变革机遇。从被动适应市场到主动引领变革，从传统制造思维到科技创新思维，中国一汽以主动求变的魄力，为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筑牢了思想根基与战略基础，在时代变局中牢牢掌握了发展主动权。

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民族汽车品牌行稳致远的“战略支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自主创新与民族品牌、产业安全的内在联系——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唯有自主可控，才能摆脱对外依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才能让民族汽车品牌真正挺直腰杆。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5年来中国一汽把科技创新摆在集团战略的最重要位置，将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作为自主创新的首要任务，以“啃硬骨头”的决心、“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向“卡脖子”技术发起全面攻坚，以科技创新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中国一汽构建“1+12+X”全球化研发布局，以长春为研发总部，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德国慕尼黑等地设立12个创新研发中心，搭建起覆盖新能源、智能网联、底盘、芯片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全球创新资源实时共享、同步开发。同时，强化顶层设计，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统筹推进重大创新项目，设立1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打通“研发—试验—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让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产品竞争力。

在技术攻坚一线，一汽人日夜攻关、屡破壁垒。累计突破1559项关键核心技术，多项成果打破国外垄断、实现自主可控。联合研发国内首款车规级5纳米五域融合芯片“红旗1号”，填补国内车规级芯片技术空白；全固态电池联合攻关实现66Ah全固态电芯试制及验证，主要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全主动智能底盘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混动专用发动机高效燃烧、大输出扭矩电动转向器等国际领先技术实现突破；首创基于国产芯片的1700V超高压碳化硅功率器件和2300兆帕超高强度热成型钢部件，为整车产业链补短板、强韧性提供了坚实支撑。在技术标准层面，中国一汽牵头起草、修订国际整车标准，以更高水平参与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制定。仅2025年就产生了2650件授权专利、1805件授权发明专利，这背后是创新性资源向科研一线不断汇聚的强劲动势。

依托核心技术突破，中国一汽打造“红旗・ 天工”纯电、“红旗・ 鸿鹄”混动、“红旗・ 九章”智能三大技术平台，形成覆盖纯电、混动、氢燃料的全技术路线布局，为整车产品迭代升级提供共性技术底座。2025年，254项关键技术实现上车搭载，13项科技成果入选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推荐目录》，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行业前列，用硬核技术筑牢了产业安全的“压舱石”。

“自主掌控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中国一汽研发总院天工平台C平台项目PDT经理禹真举例，大约5年前，空气弹簧这个汽车零部件几乎被国外垄断，那时候1台车使用国外供应商空气弹簧的价格在1.5万元左右，成本高昂。经过2年左右的技术攻关，中国一汽成功研制出了国产空气弹簧，打破国外垄断的同时，将单车空气弹簧的成本降低至约2000元。“目前，中国一汽新能源车型上的电驱系统、空气弹簧、减震器、线控转向器等核心系统和零部件基本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禹真说。

从技术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中国一汽的实践充分印证：自主创新是破解产业短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唯一路径。唯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为民族汽车品牌向上提供最坚实的技术支撑。

顺应数智赋能、绿色发展大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作出战略部署，明确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一汽顺应时代趋势、推进产业转型指明了方向。中国一汽以数智化转型为引擎、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绿色技术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实现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方位重塑。

数智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型的关键一招，这条转型之路比那些天生的“数字原生企业”要难走得多。从2021年开始，中国一汽就全力攻坚数智化转型，并将数智化转型列为“一把手”工程，实施“1174”全员数智转型总体战法，自主研发“一汽・ 七星云工作台”，推动核心业务100%上线、全要素数字孪生，实现研发、生产、采购、销售、服务全流程线上协同。通过数智化赋能，企业研发周期压缩50%，制造成本降低40%，销售转化率提升42%，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6%，运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数智化思维和技术正在重构业务模式、改变大家做事的习惯，并基于业务的执行积累海量的高质量数据，所以现在的工作不再依靠经验，而是要基于数据和模型驱动业务的运转和持续优化。”中国一汽数据管理工程师许明月介绍说。

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中国一汽发布行业首个企业运营智能体Open-Mind，打造“红旗云妹”智能服务助手，上线20个数字员工，实现关键决策智能化、业务流程自动化，推动企业管理迈入AI原生时代。红旗繁荣工厂、一汽解放J7整车智能工厂获评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高柔性生产线实现多车型混线生产，人形机器人应用于物流搬运场景，“AI+制造”深度实践走在行业前列。2025年，中国一汽成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最高等级5级认证的企业，数智化转型实践获评“国资国企优秀成果”。

绿色化升级，是践行“双碳”目标、履行央企责任的必然选择。中国一汽坚定实施“All in”新能源战略，全面布局新能源产品矩阵，2025年自主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36.6万辆，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针对极寒环境电池续航衰减难题，研发团队远赴漠河开展极限测试，攻克低温电芯材料、热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推出行业首款量产低温电池，保障低温环境下动力稳定输出。“这种电池能够让电量和动力在低温下保持稳定，实现了汽车低温行驶动力性行业领先。”电池系统工程师周琪自豪地说。

在制造端，中国一汽全力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5家（近）零碳工厂、30家“无废”工厂，建成行业首个车企风电项目，光伏发电年供电超2亿千瓦时。目前，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年降碳量超3万吨，一汽丰田新能源分公司实现100%全绿电供应，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从数字赋能到绿色低碳，从效率变革到动力变革，中国一汽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的实践，生动诠释了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伟力。以数字技术激活传统制造潜能，以绿色技术引领产业转型方向，二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力，让传统汽车制造企业焕发新动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汽样本”。

持续做强做大民族汽车品牌

品牌是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民族汽车品牌，是中国一汽的时代使命，更是服务国家战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责任担当。作为新中国首个高端汽车品牌，“红旗”从“国车”走来，如今正实现从厚重“国车”符号到亲切“国民车”选择的华丽转身，中国一汽正在加速民族汽车品牌崛起的道路上全力冲刺。

品牌向上，核心是技术支撑、品质立身、用户为本。红旗品牌打破高端刻板印象，依托三大技术平台推出覆盖纯电、混动、燃油的全谱系产品，从国宾用车到家用轿车、从豪华SUV到亲民车型，产品矩阵不断丰富。2025年迎来第200万名用户，成为首个突破200万用户的中国豪华汽车品牌，连续8年实现销量正增长，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解放品牌坚守“中国第一、世界一流”定位，中重卡国内终端份额稳居行业第一，新能源商用车技术行业领先；奔腾品牌聚焦大众市场，首款微型纯电车型“奔腾小马”上市不足两年销量突破19万辆。以潮趣设计俘获年轻消费者，三大自主品牌形成高端、商用车、大众市场全覆盖的品牌格局。

品牌出海，是民族汽车品牌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国一汽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化战略从“产品出海”迈向“体系出海”。红旗品牌在慕尼黑车展全球首秀纯电动车型，欧洲本土化战略全面启动；解放品牌发布“SPRINT2030”国际化战略，在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有126家核心经销商，服务商超300家，2025年出口量突破6万辆；奔腾品牌拓展42个海外市场，重点市场实现万辆级规模，中国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曾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一汽时向总书记汇报技术创新成果的青年员工、研发总院质量测试工程师张天表示：“过去提到红旗，大家想到的是国宾车庄重威严；现在提到红旗，年轻人会说智能、好看、好开、性价比高。从‘国车’到‘国民车’，再到‘世界车’，这就是我们落实总书记品牌建设要求的具体实践，也是民族汽车品牌崛起的生动缩影。”

民族品牌的崛起，离不开国家战略的引领，离不开核心技术的支撑，离不开用户的认可与信赖，更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坚守与奋斗。当前，中国一汽建立了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五大生产基地，构建了全球化研发布局，拥有红旗、解放、奔腾等自主品牌和大众、奥迪、捷达、丰田等合资品牌，累计产销汽车超过6400万辆，销量规模位列中国汽车行业第一阵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实现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作为“共和国汽车工业长子”，从荒原建厂到全球布局、从技术受制到自主可控、从承载民族尊严的“国车”符号到走进千家万户的“国民车”选择，再到扬帆海外的“世界车”标杆，中国一汽的实践深刻印证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产业报国初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才能真正把民族汽车品牌做强做大，实现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的历史性跨越。2026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这一里程碑铭刻着中国汽车工业砥砺奋进的厚重印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一汽将锚定世界一流汽车企业目标，持续深化自主创新，不断突破掌控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数智化、绿色化转型走深走实，全力打造卓越民族汽车品牌，为建设汽车强国、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一汽党委工作部，学习时报社）

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十五五”画卷铺展，历史笔锋落于关键处。我国正站在科技浪潮奔涌、大国博弈激荡的战略关口。“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显著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提出“牢牢扭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为我们指明了战略方向。自主创新不是单一环节的突破，要求我们找准撬动发展全局的支点，以技术主权重构整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底层逻辑，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更高阶生产函数上重塑竞争力，以科技创新主动赢得国家发展主动。

自主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动力，也是在高水平开放中掌握技术命脉、重塑竞争优势的关键。当前，我国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结构转型压力加大，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跃升，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根本在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经济体的1/3左右，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背景下，唯有自主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才能推动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攻坚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核心技术，清醒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避免“低端锁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与此同时，自主创新绝非闭关锁国，而是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安全发展、赢得竞争主动的战略抉择。我国统筹创新布局，支持三大科创中心建设，构建多点支撑、东西联动、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差异化创新发展，形成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格局。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可控能力，牢牢掌握科技命脉与发展主动权，以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国家发展安全屏障。

以产业协同创新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构建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谱系，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跃升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创新发展规律，重构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崭新格局：未来产业重在前瞻培育、激发原始创新活力；新兴产业重在生态构建、放大规模效应；传统产业重在数智绿色转型、重塑生产函数。从“干中学”效应到知识溢出效应，再到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节约，创新链条的各环节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核心是畅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全链条的衔接问题，构建有效的技术市场与创新中介体系，降低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让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最优耦合。强化中试验证平台建设，完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使知识生产与产业转化形成良性循环，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落地生根。

以有效激励机制与企业主体地位激活创新动能。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破解创新收益外溢、动力不足问题的核心要义。创新活动效益高、风险大，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形成足够的研发投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旨在夯实企业创新决策的微观基础。当知识产权保护有力、市场竞争充分、创新回报稳定时，企业才能形成持续内生动力，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显著提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优化制度环境。一是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明晰产权归属，构建激励相容机制，让科研人员收益与创新贡献相匹配。二是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缓解创新融资难题。最终要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的“出题人”、研发投入的“主力军”、成果转化的“操盘手”，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并向其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长远根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为自主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急需，超前布局新兴学科专业，精耕细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我们既要培养“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科学家，也要造就“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科技领军人才，更要锤炼“十年磨一剑”的卓越工程师与大国工匠。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充分涌流，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坚实人才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十五五”的宏伟蓝图已然铺展，自主创新的时代号角响彻神州。站在经济转型与科技革命交织的历史关口，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唯有紧扣自主创新这个关键环节，方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攀升的轨道上，以制度优化完善创新激励，以内生增长积蓄发展动能，让新质生产力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势能。当创新制度安排与要素配置不断优化完善，当知识生产与产业转化实现良性动态耦合，我国必将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中行稳致远，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书写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讲话”）发表十周年。“5·17讲话”是指导新时代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方法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刻领悟讲话精神，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聚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锚定理论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理论创新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运动、变化、发展是物质世界固有的根本属性，也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样态，这一客观法则构成了理论创新的终极哲学依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经典命题，形象朴素地阐释了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事物辩证法，破除了将事物视为静止、固化实体的认知误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揭示，客观物质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运动具有绝对性、永恒性与无条件性，静止仅为相对的、暂时的存在状态，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构成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形成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辩证法。

作为客观辩证法观念形态的反映，主观辩证法即人类的理论思维与思想体系，必须能动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规律，这是理论具备科学性的根本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申明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拒绝对理论作终极教条式的理解。理论一旦脱离客观世界的变易规律，将阶段性认识绝对化、具体结论教条化，便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桎梏，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与引领力。唯有遵循客观规律、紧跟时代变化不断推进创新，才能永葆理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

人类社会作为物质世界的特殊形态，是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化的产物，是无数个体意志、群体行为交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历史发展“平行四边形”合力法则，无数个意志的博弈与融合，最终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形态与社会发展规律。同时，社会存在又有变动不居和动态发展的鲜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但社会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核心命题揭示了理论创新的社会存在论和历史辩证法根基。

社会存在涵盖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交往关系形态等核心内容，始终处于动态演进、革新变革的过程中。生产力的迭代升级、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时代课题的不断更迭，决定了作为系统化、理论化社会意识的理论绝不能停滞僵化、固守陈规。理论研究的核心使命，便是积极、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紧跟社会发展步伐实现与时俱进。倘若理论滞后于社会存在的演进，用陈旧的思维范式、僵化的理论观点裁剪鲜活的社会现实，就会陷入“刻舟求剑”的荒谬，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力量，异化为束缚实践发展、阻碍社会变革的精神桎梏。只有始终与社会存在同频共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推进理论创新，才能让理论契合历史规律，彰显出理论的时代性和真理性。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深刻揭示了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实践是人类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性活动，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是理论产生、发展、完善的唯一源头活水。当然，理论形成后，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论并非书斋中的纯粹抽象思辨与主观建构，而应当是对实践经验的系统化提炼、规律性升华，实践的广度、深度与进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论的厚度、效度与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空想。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便永无止境。实践的动态发展不断催生新的矛盾、提出新的课题、积累新的经验，为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现实素材与内生动力。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具有内在辩证统一关系：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为理论创新指明方向、提供实践滋养，脱离实践的理论必然沦为空洞、苍白的臆想；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与支撑，为实践创新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引，缺乏科学理论引领的实践必然陷入盲目性与自发性。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完整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是坚持“两个结合”

理论创新往往表现为思想解放与突破陈规教条。理论创新的本质，是对既有陈旧理论、僵化思维定式、教条化条条框框的超越与突破，思想解放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真正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对既有成果的修修补补，而是秉持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破除迷信、打破禁锢，实现思想的自我革命与进步。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正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实现理论创新的。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典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与外来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坚持立足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与照搬照抄，创造性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为我们党早期以思想解放引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历程，理论的重大突破始终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两个凡是”的教条禁锢，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形成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唯心史观，我们党正本清源，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科学规律，纠正了错误理论认知，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立足时代演进与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相继应运而生。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确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新发展阶段，将高质量发展界定为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树立大历史观，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深刻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系统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还提出了以系统观念为引领的一系列思维方法，等等。这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均是立足时代特征、紧扣实践要求推进思想解放、实现理论创新的生动例证。历史充分证明，唯有破除教条主义、摒弃僵化思维，敢于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束缚，才能实现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让理论始终跟上实践发展的步伐。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一经典论断清晰揭示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内在逻辑：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真正说服人、掌握群众；只有被群众所掌握的彻底理论，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所谓彻底，就是深刻抓住事物发展的内在本质与根本规律，不浮光掠影、不做数字化游戏，不尚空谈，坚决反对学风上的形式主义，反对毫无责任感、使命感等庸俗的学术业绩观。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和群众观相统一。学术理论研究要坚持问题为导向，扎根人民，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价值制高点的思想伟力和实践伟力，从而真正走进群众、掌握群众，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投身强国建设、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

以“不易”的清醒涵养“有为”的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易’，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唯有正确把握“为官不易”与“为官有为”的辩证关系，以“不易”的清醒涵养“有为”的自觉，方能做到守规矩不躺平、知不易更有为。

“为官不易”，是新时代公职人员回归公仆本位的必然要求，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必须恪守的鲜明底色。这份“不易”，一端连着制度铁规对权力运行的刚性约束，一端系着万千群众对为民履职的殷切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肇始，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变革驰而不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涤荡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厚植为民情怀，坚决纠治“四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拧紧思想开关、规范用权行为，砥砺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党纪学习教育强化纪律自觉、筑牢拒腐防线，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让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纠治顽瘴痼疾、涵养清风正气，久久为功推进作风建设常态长效……一系列集中教育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持续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推动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这意味着手握公权，就必须摒弃“当官发财”的杂念，甘于清淡、自守清白；就必须习惯在监督下用权、在约束中干事，一言一行受检视、一举一动守规矩。这种“不易”，是公职人员回归“人民公仆”本位的题中之义，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更是现代政治文明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

然而现实中，少数干部却错解了“为官不易”的深层要义，把严约束、高要求异化成了不担当、不作为的“挡箭牌”，让本该挺膺向前的担当精神，在五花八门的借口中一点点消解褪色。有的干部把“怕出错、怕担责”当作庸懒散拖的“遮羞布”，以“等指示、等文件”为敷衍托词，缺乏主动作为、攻坚克难的劲头；有的面对发展矛盾“打太极”、碰见民生难题“踢皮球”，将本该扛牢的责任推出去，让惠民政策卡在“最后一公里”，发展机遇在观望中白白流失。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干部还存在“隐性躺平”的懒政问题，看似“门好进、脸好看”，实则办事拖沓，用表面的守规矩掩盖实质的不作为。这类行为本质上是公权虚置、责任缺位，不仅寒了群众的心、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更会消解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贻误地方发展大局，危害不容小觑。

为官不易，更要为官有为。越是约束严格，越要担当实干。自古以来，担当就是为官从政的本分。元好问写下“为官避事平生耻”，彰显封建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孔子强调“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诠释为政者的履职准则。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征程中，担当更是融入血脉的基因。革命年代，李大钊、方志敏等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诠释对国家和人民的担当；建设时期，焦裕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用实干书写为民情怀；新时代，数百万驻村干部、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攻坚克难，无数党员干部在科技创新、抢险救灾、乡村振兴一线冲锋在前，用付出铸就辉煌。这些榜样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好干部，从不会因“不易”而退缩，反而会以“不易”为警醒，在严约束中锤炼作风，在硬考验中彰显担当。

“为官不易”，从来不是“为官有为”的对立面，恰恰是干部敢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坚实保障。制度的严约束，不是捆住手脚的“绊马索”，而是保驾护航的“安全带”；监督的常态化，不是挑错找茬的“放大镜”，而是防范风险的“护身符”。划清权力边界，是为了杜绝任性用权，让干部心无旁骛干公事；强化监督执纪，是为了遏制权力滥用，让干部一心一意谋民利。“为官不易”与“为官有为”，辩证统一于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无“不易”的约束，“有为”极易沦为脱缰的“乱作为”；无“有为”的实干，“不易”的约束便失去了根本意义。唯有将二者有机融合，才能既守住廉洁底线，又扛起担当大旗，实现“干净”与“干事”、“守规矩”与“善作为”的双向统一。

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一重要要求，抓住了选人用人的核心，对于确保培养和使用的干部政治上绝对过硬，让更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重任的人才脱颖而出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充分认识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极端重要性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历来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我们党是具有崇高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政治品质和严明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标准一直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早在1929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提出要以“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主要标准培养选拔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谈到干部问题时强调，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干部要“又红又专”，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强调“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要求“坚持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警示“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抓住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起了时代标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望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什么时候严把政治标准，政治过硬、堪当重任、让党放心的好干部就会充分涌现；什么时候淡化政治标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就会滋生蔓延，干部队伍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党的事业就有了根本保障；相反，如果弱化政治标准，不正之风必然滋生蔓延，党的事业就会受到冲击影响。

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选拔任用干部突出政治标准，是确保整个干部队伍政治合格、立场坚定、担当有为的先决性条件，是确保经济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先决性条件。尤其要看到，选拔任用干部突出政治标准不仅具有先决性和统领性，也具有一贯性和连续性，更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政治标准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政治标准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指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准确把握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核心内涵

政治标准不是虚的，而是实的；内容不是能随意改变的，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政治标准的核心内容、内涵要义。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今天讲的‘德’，第一位的是政治品德”。政治上不合格，一切都不合格；政治上不可靠，本事越大危害越大。选人用人突出政治标准，就要把是否对党忠诚，是否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为首要条件，确保真正把那些忠诚于党和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的人特别是“两面人”实行“一票否决”，坚决挡在门外。教育引导干部真正做到忠诚于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奋斗目标、忠诚于党的伟大事业、忠诚于党的政治原则。

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涵养政治定力，炼就政治慧眼，恪守政治规矩”。政治定力，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排除各种干扰、消除各种困惑，坚持正确立场、保持正确方向。选拔任用干部，必须深层次考察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看干部能否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能否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坚定的信仰信念、务实的步调步伐向着既定目标奋进；能否养成以政治眼光判断形势、分析问题、洞察本质的习惯，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干事担事是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是否有政治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政治品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遇到的阻力和压力会更大，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会更多。选人用人时看其是否有政治担当，就要看其能否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从而通过察看政治担当，真正把那些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的干部选好用好，把那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干部选好用好，建立崇尚实干、敢于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氛围，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

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其他素质能力的提升和运用效果。其中，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是最关键的政治能力。选人用人坚持政治标准，就是要看一名干部政治判断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出发点，炼就政治慧眼、明辨政治是非、把准政治方向；看政治领悟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立足点，不断提高理解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关键能力；看政治执行力如何，凡事能否以讲政治为落脚点，始终善于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凝聚社会力量、防范政治风险。

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党员干部守纪律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规矩。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就是要看能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自觉地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能否守住行为底线，不折不扣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时处处严格规范政治言行；能否筑牢思想防线，把养成纪律自觉作为党性锻炼的重要课题，保持思想追求的高境界、道德操守的高品位、正风守纪的高标准，始终做到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健全完善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首要标准的实践机制

政治表现是考察识别人才的指挥棒，也是度量衡。突出政治标准选拔干部，前提和基础是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实。然而，察己知人，历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政治素质属于人的内在品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对干部要立体考察、透视甄别、切片化验、会诊辨析”。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改进完善干部考察工作的理念思路、程序步骤、方式方法，切实把干部的政治表现考准考实。

既看一时，也看一贯，经常性考察。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重视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干部的工作主要表现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这就要求考察干部政治素质不仅要流程化、标准化，更要日常化、生活化，在真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捕捉干部政治表现和政治素质的关键信息。应健全日常考核体系，对干部的日常工作和平时表现作出考核，做到干部活动范围扩展到哪里，干部考核就跟踪到哪里，随时掌握干部的生活情况、新变化。结合实际把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标准具体化，在常态化考核干部德才、实绩基础上，突出政治标准。针对不同类型和岗位的干部，创新考核模式，采取集中考评、专项考核、经常性考察等方式，定期与纪检、审计等相关部门联系，全面摸清干部的政治表现，让考核更加精准有效。

既看平时，也看关键，任务式考察。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大关头、关键时刻。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干部将面临许多重要关头、关键时刻。因此，要从干部完成重大任务、面临重大考验、应对突发事件、抗御自然灾害、解决复杂问题、对待名利地位和进退留转时的表现中，了解分析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

既搞问卷，也到一线，近距离考察。近距离接触干部，看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的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把考察触角拓展到一线，利用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工作汇报等近距离接触干部的机会，近距离考察识别其政治素养。沉到干部身边观察干部，多到基层群众中了解干部，做到对干部情况的了解由远及近、由表及里。

既看一点，也看全面，全方位考察。将干部考察向各方面拓展，借助调研、巡视、审计等多种渠道，了解干部的政治情况；将干部考察向“精细深入”拓展，对干部政治表现通过具体事例来体现，避免简单化、公式化、空泛化，增强对考察对象的深层次了解；将干部考察延伸到亲属圈、朋友圈、生活圈，全面掌握干部的政治表现。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相互印证、互为补充，重点考察干部贯彻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表现，切实把培养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突出出来、落到实处。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为什么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提问：章烈 重庆市黔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请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什么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解读：董振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为什么人的问题，检验着一个政党的执政宗旨，决定着干事创业的根本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观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把干事创业的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必须把造福人民作为最大政绩的政绩观

政绩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地位观、事业观，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绩观。政绩观出现偏差，本质上是思想“总开关”出了问题。其中世界观是“总开关”中的“总开关”，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根本价值尺度，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这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绩观是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为民造福、坚持为民服务的政绩观，这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所在。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党一经诞生，心中就时刻装着老百姓，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世界观，决定了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只有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闻过则喜、知耻后勇，不断用正确的政绩观改造主观世界，才能确保发展方向不偏离、工作重心不偏移，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拧紧思想“总开关”，自觉当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正确政绩观。

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组织，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体现为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

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新时代的人民公仆，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公为先、先公后私、公私分明，才能树立正确政绩观。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利益作为最高评判标准。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人民立场，那么，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政治立场、政治要求，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为我们党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和力量。

以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牢固树立和自觉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创造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政绩。党员干部所追求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根结底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群众谋利。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修身、用权、律己才不会偏离方向，谋事、创业、做人才不会急功近利。作为党员干部，我们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干事创业的舞台。一定要不忘来路初心、不忘誓言根本，常怀感恩之心、常思肩上之责，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解决群众困难，切实把人生价值定位到服务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来，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到为人民服务上来。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共产党人创造政绩，必须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凌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不顾实际，搞形式主义，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表面上政绩显赫，实则难以善终，地方发展“大手笔”最终变成“大败笔”，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

树立大局意识，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事物不仅作为整体而存在，而且作为过程而存在和发展。要求我们做事情要重视并善于从整体、大局、全局和长远上考虑问题，在工作中坚决做到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服从长远。各级领导干部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直面问题、务求实效，努力做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校准政绩坐标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倡导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度契合。思想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成果。新时代使命任务已经明确，需要坚持“马上就办”的态度，继而付诸“真抓实干”的行动，最终实现“办就办好”的成果。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传承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对于校准政绩坐标、砥砺初心使命、激发实干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为党为民的思想认识。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对政绩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影响其对一切具体问题的判断与处置方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的是校准思想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个体而言，政绩观折射的是政治立场、价值追求。“政者，正也”，政绩之“正”，首在立场要正；立场之“正”，重在回答“谁为正道”。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从根本上决定正道在人、正心在民，一切政绩的归属与意义必须锚定“人民”。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低、身处任何岗位，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锤炼党性，秉持公心，摒弃私欲，才能在花样翻新的诱惑前守住初心，在追求价值实现时不偏航向。对全党而言，政绩观事关民心向背、事业兴衰。政绩观是党风政风的重要内容，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基础。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产生，往往与政绩观扭曲错位密切相关，政绩观出了偏差，在其之上建立的一切目标指向、行为抉择、施政方略都会荒腔走板，严重的更是会背离初心、脱离群众，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从源头上净化政治生态，铲除风腐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为奋进新征程营造清朗党风政风。

树立马上就办的务实态度。态度关注的是“愿不愿干、敢不敢干”。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如果态度上犹豫观望、推诿扯皮，必然行动上拖拖拉拉、半途而废，那么再好的计划也会沦为空谈。“马上就办”的工作态度体现的是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是推动正确政绩观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的关键路径。“马上就办”是对群众期盼的迅速响应。“马上就办”要在“马上”，强调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觉悟。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解决”永远比“解释”更有说服力。从脱贫攻坚，我们“按小时、按分秒计算”，各级党组织下沉一线，数百万干部扎根基层，积极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到群众反映“接诉即办”的民生点滴，我们应始终致力于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马上就办”是对干部担当的真切检验。“马上就办”重在“就办”，强调的是积极主动，反对消极被动，要求党员干部勇于担重担难担险，绝不能回避矛盾、敷衍塞责。特别是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难点堵点，既要快速反应、闻令而动，以超前思维和举措争取工作主动权；又要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都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上、坚决地干，以高效执行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提升真抓实干的行动能力。行动着眼的是“会不会干、路子对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归根结底要见之于行。想要行有所成，不仅要有为公之心和为民之愿，更要有成事的能力和科学的方法。真抓实干和科学决策的生命线都是“实”，本质都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真抓”先要做到“抓真”。“真抓实干”考验的是对实事求是的把握和运用，找准真问题、解决有价值的真问题，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法宝。任何工作的推进，都必须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准确把握之上，倘若脱离实际、闭门造车，“真抓实干”就可能变成“蛮干”“瞎干”。即便抓得再紧、干得再勤，也可能南辕北辙，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想要干出业绩、干出成效，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实情心中有数。通过广泛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一线，把实际情况摸清摸透，认真剖析归纳总结，真正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精准之策。“实干”落脚在“干实”、干在实处。关键要养成按规律办事的思想自觉，科学研判“时”与“势”，洞察“危”与“机”，统筹“质”与“量”，把握“稳”与“进”，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探索，用创新的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当然，规律的“规”也包含规矩，我们要把守规矩、知分寸、明底线当作干事创业的最大底气，确保创造的每一项政绩都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强化办就办好的实绩导向。成果如何检验，标准在于“干得好不好、成效优不优”。没有结果的忙碌是无效劳动，没有实效的投入是资源浪费，衡量工作的最终成效，是要出成果、见真章。“办就办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结果。“办就办好”重在实绩、重在实效。办好事办实事，关键要让群众可感可及，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我们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好事实事。同时，也要防止一种极端倾向——“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正确的做法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凡属正确的意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领导群众，予以实现；不正确的意见，则教育引导，予以改正。“办就办好”需要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考核评价是政绩观的“指挥棒”，考核结果是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要既看宏观数据，也看群众感受；既看显性成果，也看潜在成效；既看当前发展，也看长远影响；既要通过指标设置着重鼓励创新突破，也要给非主观故意、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探索失误留出冗余空间。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干事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自觉锤炼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和防范化解风险的硬本领，切实把好事“办好”。

（作者系驻福建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要“持续扩大内需”，还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应抓好的八项重点任务的第一项。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党中央对扩大内需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也表明持续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需要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需求问题成为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2025年以来，尽管面临诸多外部冲击和挑战，我国经济总体仍呈现较强韧性和平稳运行态势。一方面，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平稳，全年5%的增长目标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动能加快集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供强需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多，群众就业增收压力依然不小，宏观数据与企业、消费者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依然比较明显，促进经济整体持续回升向好仍需付出较大努力。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就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那么，什么是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呢？总供求的平衡问题就是一个关键性、决定性因素。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其规模和竞争力领先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逐步从供给侧，转变为需求侧。只有需求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供需关系比较宽松，经济循环才能比较顺畅，经济才能从整体上获得比较稳定和持续的发展，应对内外部挑战才能够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和更加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扩大内需一直是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诸多扩内需政策。特别是2025年以来，扩内需政策涉及范围之广、政策力度之大，都是近年来少有的。从经济实际运行状况来看，各项扩内需政策举措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尽管如此，市场需求相对不足、供强需弱、价格疲弱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么问题究竟何在呢？如何进一步着力扩大内需？

持续有效释放消费需求潜力要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

导致现阶段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短期市场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之外，更有中长期阶段性和结构性深层原因的制约。短期因素与中长期因素不仅时空叠加交错，而且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形成需求收缩、就业压力加大、收入增速放缓、财富效应减弱、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进一步下降的不良循环。因此，应对之策必须既通过短期有力的刺激政策阻断不良循环，同时又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不断夯实、巩固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所谓阶段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居民消费总体呈现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比如，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变化导致居民与住房需求相关的消费需求大幅度减少，由于发展水平提升，居民对包括汽车等在内的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为主的平稳增长期；另一方面，居民对高品质消费品以及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养老护理等需求显著增加。

所谓结构性原因，主要是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问题。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们扩大内需的潜力和空间所在。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有历史原因，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相对偏低，社会保障水平不足，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强、消费预期不稳、消费信心不足。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受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影响，形成了比较强的节俭意识和储蓄动机。因此，解决居民消费率结构性偏低的关键，是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和社会保障水平，使居民形成较强的消费能力和长期稳定的安全保障意识。

如果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内部结构来分析，根据有关研究测算，目前在商品餐饮等实物消费方面，中国居民与国际平均水平甚至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是服务消费，包括教育医疗、家政服务、养老护理、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不足，既与保障水平和消费能力不足有关，更与服务供给侧能力不足有关。因此，优化扩大消费政策，既要更加注重鼓励和支持居民服务消费，也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用力，实现双向奔赴、相互适应。

显然，解决由阶段性和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需求收缩，不仅是一个释放内需、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新旧经济动能交替的过程；不仅是一个短期宏观调控问题，也是一个中长期结构优化问题，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持续用力。

基于以上分析，“十五五”时期充分有效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应标本兼治，更加突出结构性对策。一是消费刺激政策要在总量不减、持续用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商品消费的支持范围和结构，并以更大力度支持服务消费，特别是要按照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生育等方面问题，通过加大补贴力度，提振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二是切实有效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并以较大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安全保障预期和消费信心。三是加大政策力度，通过减少准入限制，优化监管政策，提高国内标准、品牌、环境建设力度等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特别是要针对国内急需而供给难以满足的服务消费领域，加大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力度，尽快通过市场力量引入优质服务供给资源，以更好满足需求。

投资需求空间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来支持

当前阶段，虽然需要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显著提升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了，更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扩大有效投资的努力。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解决供需失衡问题是一个紧迫任务，而扩大消费不仅是一个慢变量，而且不少扩大消费的举措也需要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另一方面，无论从解决当前创新发展和改善民生短板弱项的现实需求来看，还是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扩大投资的空间和潜力都不小。因此，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应当并重，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只要相关体制和政策环境到位，投资依然能够在“十五五”时期继续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充分释放和扩大有效投资，有两个关键着力点，一是加快形成与新阶段相适应的城乡建设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二是要大力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

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虽然过去那种以解决住房短缺为特征的大规模甚至粗放式城乡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但以提升城乡环境和住房品质为主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依然很大。以城市为例，既包括城市更新和环境优化，也包括居民对更高品质住房的调换需求，以及对老旧楼房、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问题在于，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虽然不小，但很难通过过去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来实现。充分释放这些投资潜力，需要根据国内外成功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关键是要协调和平衡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厘清不同主体的责任权利，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社会等的作用和积极性。再以乡村为例，一方面，乡村基础设施、农房品质提升、村容村貌改造、垃圾污水处理等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很大；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存在闲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的要求有待进一步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非常具有针对性。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既有效盘活宝贵的土地要素，又有效释放巨大投资需求，既拓宽乡村建设资金来源，又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收入，也需要加快探索，力求尽快突破。

当前我国投资领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结构矛盾比较突出。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其中，国有投资下降2.5%，而民间投资下降6.4%，内资企业投资下降3.8%，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下降13.8%，可见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下降较为突出。促进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除需通过持续的扩大内需政策加以应对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稳定和提升企业预期和信心。特别是在对外资开放方面，在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扩大开放领域的同时，以更大力度推进“边境后”、制度型开放，包括政府审批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充分发挥开放政策对吸引和稳定外商投资的积极作用。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独特的。只要我们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并举，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并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加快培育发展未来能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培育发展未来能源、具身智能等产业。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围绕如何深刻认识未来能源发展的战略意义与培育重点，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未来能源产业发展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社会运转的基石，更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关乎经济安全、民生保障与长远发展全局。当前，全球能源体系正经历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驱动型的深刻变革。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能源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正处于从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燃料供给阶段，到新能源加速发展的结构优化阶段，再到未来能源前沿技术逐步孕育突破的探索阶段。我国能源转型呈现出由“能量供给”向“转型升级”再到“重塑超越”的动态演进过程，正加快建设未来能源与新能源、传统能源长期共存、互补互济、多元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面向“十五五”能源高质量发展与能源强国建设目标，如果说新能源正在优化当下能源结构，那么未来能源将决定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新高度”，是我国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稳步推进的战略根基。

当前，我国强化未来能源产业前瞻引领作用，将其纳入重点布局，作为重塑能源布局、提升安全韧性、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战略变量。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未来能源产业主要聚焦核能、核聚变、氢能、生物质能等前沿领域，同时涵盖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技术升级方向，核心是打造“采集—存储—运输—应用”全产业链条装备与技术体系。区别于已进入规模化应用的新能源，未来能源多处于技术攻关、工程验证或产业化初期阶段，兼具战略性、引领性与颠覆性，是进一步破解能源安全、绿色、高效的“不可能三角”、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引擎。

我国未来能源产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在核心技术攻关、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化等方面均得到全面提升。

一是技术攻关取得重要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未来能源各重点领域已迈入技术攻坚与工程验证协同推进阶段，绿色氢能、新型储能、先进核能等赛道多点发力、纵深突破。例如，以太阳能、风能等进行电解水生产绿色氢能的技术和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型电解槽单槽产氢量突破5000标方/小时，直流电耗可达4—5千瓦时/标方。行业技术路线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适配不同资源禀赋、应用场景的技术路径并行推进，为规模化推广与产业化落地搭建技术根基。二是未来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我国不断优化绿色氢能、新型储能、先进核能等配套设施布局，加快推进骨干网络、枢纽节点与终端站点一体化建设。持续推动氢能走廊布局、新型储能输送网络等建设，分区域分领域逐步打通未来能源生产、储运、消费产业链条梗阻，增强多元能源互联互通，为未来能源产业化发展、规模化应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三是未来能源部分领域实现产业“领跑”。我国在绿色氢能、新型储能、先进核电及智能电网等关键领域已确立全球领先地位。例如，“十四五”时期，我国电化学储能产业从规模领先全面转向质量领先、技术领跑。近年来，装机规模、运行效率、技术成熟度同步提升，用技术创新实现了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规划建设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项目超600个，已建成项目近百个，已建成产能约25万吨/年，已建项目产能占全球的50%以上。我国已逐步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制氢（绿氢）产业的引领者。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颠覆性技术自主突破、产业生态体系建设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制约未来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面临紧迫性，核心领域“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新型长时储能技术受限于技术成熟度不足、系统集成水平不高等问题，难以充分满足大规模、长周期的能量跨期调节需求。如传统抽水蓄能因地理条件约束，难以全面覆盖新型电力系统的需求，在当前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全面开花”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新型长时储能技术仍处在迭代优化阶段，产业化应用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有待提升，还未能有效破解新能源因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特征而引发的电力系统运行难题。作为未来终极能源技术的可控核聚变，尽管我国在相关实验装置与关键技术指标上跻身国际前列，但整体仍停留在科学实验阶段，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无法实现产业化落地应用。同时，产业链关键材料与核心设备仍依赖进口，尤其在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碳纸等核心材料领域更为凸显；锂、钴、镍、氦等关键资源对外依存度也较高。此外，地区发展和技术同质化、成本高企经济性不足等问题，仍在制约产业生态发展。例如，储能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与行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造成资源浪费、产能过剩，严重影响行业整体提质升级。氢能领域则面临长距离长时间储运技术不成熟、成本偏高等瓶颈，制约了氢能大规模生产与高效消纳，对我国氢能的产业化发展和商业化落地形成明显约束。

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的有机协同，是推动未来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下一步，要聚焦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优化未来能源产业发展布局，完善与技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财税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战略支撑。

加大力度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是设立重大科技专项。当前，各类未来能源形态技术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例如，新型长时储能已进入产业化发展初期，绿色氢能产业各环节技术进入工程验证向产业化过渡的关键阶段，可控核聚变仍处于“燃烧实验”的技术研发攻关阶段。推动未来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选准核心突破点，形成目标性技术攻关清单与方案，并配套科技专项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建立产学研用合作平台，支持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协同创新，为产业发展筑牢科技根基。二是推动技术服务市场化与专业化。培育第三方评估与认证机构，构建分级分类的资质体系，强化专业人员执业资格，为能源资源价值评估的专业性、独立性与可靠性提供保障。推动技术研发与服务机构发展，聚焦装备安全测试等领域开展服务，为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运维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支撑。优化法律与会计服务供给，聚焦战略前沿领域，为能源创新主体提供集成化知识产权解决方案和会计审计与评估服务，为技术资产确权、交易及投融资提供保障。

优化未来能源产业发展布局。一是打造多元韧性的未来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及装备的国产化替代进程，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夯实自主可控根基。全面优化技术布局，提升能源全产业链技术路径的多元化水平与抗风险能力，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技术创新协作，依托技术输出、标准共建、产业园合作等搭建协同平台，携手打造安全稳定的供应链生态，持续提升产业全局韧性、协同活力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实施未来能源产业差异化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未来能源产业要有效防范同质化竞争加剧的资源错配、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结构性错位等风险，立足国家能源战略全局，综合研判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成熟度与要素保障条件等因素，坚持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原则，细化完善未来能源产业差异化布局指引，实施“一链一策”“一区一策”精准调控，优化产业链资源科学配置，防范低水平重复建设。依托特色优势精准布局赛道、集聚动能，打通供需衔接堵点，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整体协同效能与资源利用效益。

构建梯次渐进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体系。未来能源技术的迭代和产业成熟是长期的过程，产业培育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征，要根据技术成熟度出台财税和金融支持政策，以引导和保障资源投入，并合理分担发展风险，建立梯度财税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在关键前沿技术的攻关阶段，构建以财政及国资为牵引的未来能源产业引导基金矩阵，并配套投早、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国资考核与容错免责机制，避免企业因短期经济性约束而回避高风险但高价值的技术探索，破解“不敢投”的困境。二是针对技术的工程验证关键环节，实施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财税政策，推动技术逐步走向产业化应用阶段。针对具有发展前景的技术及其孵化的新兴产业，应延续已有的税收政策，形成有效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降低企业投融资成本和缓解资金压力，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技术推广阶段，出台稳定市场预期的制度供给，并形成财政资金逐步退出、税收政策鼓励发展、资本有序接力的支持格局；对初创企业这类高投入高风险领域，可通过风险补偿基金、政策性担保等多元风险分担机制降低投融资门槛，推动技术走向产业化。四是在产业化发展阶段，建立全过程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发展形成期的项目，可构建由保险资金、产业基金、能源基础设施基金和长期资本等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市场化的融资支持体系；在产业发展扩张期，可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为未来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布局未来能源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供给不确定性，传统能源体系面临的资源约束、环境压力与供应链风险日益凸显。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2025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51.3亿吨标准煤，消费总量达61.7亿吨标准煤，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1.7%。虽然我国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但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0%，传统能源体系面临资源约束趋紧、低碳转型紧迫、供应韧性不足等现实挑战，难以从根本上满足新时代能源安全的要求。新时代能源安全的内涵已经从以往简单的“有没有”“够不够”，升级为“供得上、供得稳、供得绿”的全方位安全，能源安全底线正从被动保障供给向主动构建自主可控、韧性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转变。

“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培育壮大未来能源产业，并将可控核聚变、氢能、新型储能、绿色燃料能等纳入未来能源范畴，不是对传统能源的简单“升级”，而是一场深刻的“能源革命”，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能源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我们必须在传统能源兜底保障的基础上，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更具突破性的举措，加快构建自主可控、韧性高效、绿色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布局未来能源。

在发展导向上，打破“靠资源吃饭”的思维定式，从“资源主导”转向“创新主导”，将技术创新摆在能源发展的核心位置。围绕可控核聚变、绿氢制备与储运、高效长时储能、钙钛矿叠层光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太空光伏、海洋能等前沿领域，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工程化，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能源科技企业，主动掌控能源技术发展主动权。通过技术创新弥补资源禀赋短板，使能源供给真正建立在自主可控、持续迭代的技术底座之上。

在发展方式上，摒弃简单追求装机容量和产量规模的粗放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双升”，建立以系统效率、供应韧性、全生命周期低碳水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核心的综合评价体系。树立系统思维，推动能源发展向精细化、高效化、低碳化深度转型。既要坚守能源安全底线，保障能源供给的充足稳定，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也要聚焦提质增效，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资源配置，降低能源发展的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协同发力，推动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实现能源安全保障与质量效益提升的有机统一。

在系统形态上，打破电力、热力、氢能、天然气等能源品类相互割裂的格局，从“单一电力”转向“多能融合”，加快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多能融合是未来能源产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实现能源资源最优配置、提升能源系统韧性的关键路径。通过多能融合，既能充分发挥新能源的清洁低碳优势，又能依托传统能源、储能技术弥补新能源的间歇性短板，提升能源系统的灵活性、稳定性和高效性，有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同时，着力推动能源生产、传输、存储、消费全链条协同优化，打造一体化能源基地，实现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构建多元协同、安全可靠的现代能源系统，为能源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此外，跳出传统路径依赖布局未来能源，离不开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支撑。加快构建适应未来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市场机制和监管模式，破除传统能源与新兴能源之间的制度壁垒，建立有利于技术迭代、场景应用、产业培育的制度环境。通过完善绿色金融、碳市场、用能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引导资源要素向未来能源领域集聚；通过优化项目审批、并网服务、价格形成机制，降低新兴能源技术商业化应用的门槛；通过强化标准引领、监测评估、风险防控，确保未来能源发展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以改革激发活力，以制度保障创新，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协同的能源治理新格局。〔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

以未来能源筑牢能源强国建设根基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持续深化能源转型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未来能源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方向之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进一步部署。培育发展未来能源为新时代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指明了实践路径。我国未来能源高质量发展，聚焦先进核能、新型储能、绿色氢能等战略方向，覆盖第四代核电技术和装备、锂电池、新型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增强型地热系统等关键赛道，为新时代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多重战略支撑，助力我国稳步实现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的跨越。

突破资源禀赋制约，提升能源供应的韧性与安全。能源安全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系统重要性领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这意味着能源安全的内涵已从单一供给安全向综合韧性安全转向。受制于“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70%和40%，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围绕能源市场、能源通道的供应链博弈日趋激烈，油气供应不确定性显著增大。美以伊冲突、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能源供给侧风险日益加剧。我国能源进口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多，大力推进进口来源与通道多元化布局，构建自主可控、多元韧性的能源供给体系成为必然选择。未来能源通过突破传统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制约，以核、氢、储及新能源等多种形式的互补利用，改变单一能源来源的脆弱性，从源头构建多能互补的供应格局，有效分散地缘政治等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实现从被动保供向主动强基转变，破解能源安全稳定供应难题，牢牢把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优化能源发展布局，增强能源系统的调节与抗风险能力。随着超大规模新能源的有序接入，科学布局未来能源与新能源是能源强国建设的基本方略。按照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35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6亿千瓦。以风能、光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等特征，随着新能源发电占比的不断攀升，能源平衡面临源荷两侧复杂度上升、匹配难度持续加大的压力，对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新能源出力异常可能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构成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新局面，需要破解跨区域长距离能源配置带来的损耗与安全难题，着力推动能源供给“从远方来”逐步转向“从远方来”与“从身边来”相结合，进一步增强能源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优化电力系统区域均衡布局；加快推动新型长时储能技术、绿色氢能、智能配电网等前沿领域发展，促进就近开发、就地消纳更多新能源成为新常态；强化源网荷储协同保障与全链条供应链韧性，构建清洁、安全、高效且智能的能源体系，为有效提升能源系统安全运行和抵御风险能力提供根本性解决方案。

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夯实能源强国建设的产业基础。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经历从传统化石能源向绿色能源的深刻转型，加快能源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生态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能源大国迈向能源强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必然要求。能源强国的核心内涵，在于实现能源发展方式从依赖资源禀赋与资本投入，转向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的系统重塑。新时代以来，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已具备从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跨越的坚实基础。然而，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技术自主化、产业集群化和国际化等方面仍存在短板，能源领域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相对较少，制约新兴能源产业集群的形成。为此，未来能源高质量发展必然会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相耦合，以前沿科技创新为驱动，催生一大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支柱性的新兴能源产业，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能源产业集群；以先进的能源产业集群进而形成能源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的综合输出能力，让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引领全球能源变革，充分展现能源强国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案。

破除能源体系发展壁垒，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是能源强国建设的根本载体，是在传统能源体系基础上，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新时代以来，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但长期形成的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惯性尚未根本改变，绿色氢能等新兴领域的应用场景不够丰富，规划趋同和技术同质化等“内卷”现象日益凸显，上下游之间协同高效的产业链网络尚未形成，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尚不成熟。为此，未来能源高质量发展必然也必须有效破除技术、信息以及体制机制等要素壁垒，推动能源系统内部之间以及能源系统与外部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与协同，促使能源体系从化石能源主导向多元清洁、从集中单向向多能互动、从单一供应向综合保障的路径协同演进，进而打造与先进技术、制度等关键要素耦合的生态系统工程，建设未来能源与新能源、传统能源集成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智能化战争中的谋略运用

“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略作为战斗力的重要构件和制胜战争的一大利器，贯穿古今、超越国界，具有影响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功能。虽然科技在智能化战争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但并不排斥谋略的运用，相反，在谋略的加持和引领推动下效率更高。深入研究掌握智能化战争中谋略运用的地位作用、运行机理、主要战法等，才能够掌握打赢智能化战争的主动权。

谋略是军事力量的智慧化释放

科学运用谋略常能以少胜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智能化战争战场呈现更透明、作战空间更延展、对抗手段更多元、制胜机理更复杂，为施谋用计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也对谋略运用提出更高要求。

科技硬实力的倍增器。在战斗力光谱中，谋略作为重要的软力量，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军事硬实力运用提供科学方法论指引、合理时机场合选择和正确路径支持。在一些地区冲突中，相对弱势的一方使用“错位”战法空袭，先是以数百架廉价无人机吸引消耗对手昂贵的防空系统，继而用更先进的高价值弹道导弹突防以提高命中率。实战表明，面对硬实力占优的对手，如果谋略运用得当也能收到奇效；同样的军事力量加持不同的策略战法，作战效能可能大相径庭。智能化战争，虽然军事硬实力的“刀”更快，但要使其发挥更大的战斗效能，还需要加持更高明的“刀法”。

战建备统筹的导向标。需为军之令、用为器之帅。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怎么发展、军队怎么建设，常常由谋略需求引领。到了当代，有的国家为弥补防空反导整体力量的不足，运用“非对称”谋略在突防技术上发力，研制出高超声速导弹。这表明，谋略运用主要着力于“道”和“法”，其设计越合理、运用越科学，越能激发创新创造的动力、潜力和活力，引发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和军队建设作战方式的革命。智能化战争，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开发只有紧密对接谋略需求，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

直接参战的胜负手。谋略不仅能为军事硬实力赋能，其本身还有强大的直接作战功能，常能以“软杀伤”不战而屈人之兵。智能化战争已经进入全球直播、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全新时代。从近几年发生的局部战争看，越来越多的交战方采取直播战争的方式以增强己方信心、打击对手抵抗意志，谋略的战争运用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谋略在智能化战争中的运用机理

谋略之于战争运用是贯通古今的基本态，不同时代谋略的战争运用有其必然遵循的不同规律。智能化战争，人工智能的高阶位发展、快速度迭代、全频谱渗透、主效能释放，使谋略运用有了更多维的支撑、更强大的驱动，展现出独特的机理。

谋略与技术相融合。从历史上看，冷兵器时代的谋略战争运用，更多靠将帅的智谋和经验积累，地理天候等自然因素是谋略运筹的主要抓手，火烧赤壁就是其生动注脚。机械化时代，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军兵种构成和快节奏作战需要，专事战争规划和决策的高级军事机构“参谋部”应运而生。信息化时代谋略的战争运用，主要依靠对信息的掌控。信息力成为谋略运筹背后的主要支撑力，“网络中心战”等就是以信息掌握为核心。智能化时代的谋略战争，基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军事应用，是“谋略”之智与“技术”之智的双向奔赴，人的生物智能与人工智能这一“类人智能”深度融合、结为一体。

算法强力驱动。谋略以谋为关键，谋的本质是算，算军事态势、算发展趋势、算强弱胜势、算制胜优势……无论是人脑算还是机器算、将帅算还是团队算，算始终是最核心的支撑要素。一般情况下，谁的算力更强、算术更精、算计更快，谁就能抢得“算”机、赢得胜算。智能化时代的算，人工智能以人机混合算法或机器算法参与谋略决算，极大增强了胜算的概率。因此，军事大国纷纷把赢得未来竞争的增长点放到人工智能突破上。这些以强算力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在仿真战场态势、模拟战争进程、辅助决策指挥上有极大应用潜力。

多功能平台支撑。谋略的战争运用，既基于战争运行的底层逻辑，又遵循施动主体从个体到团队再到平台的演进流转规律。智能化战争，技术应用的综合性、力量运筹的体系性、博弈对抗的平台化特征更加明显，内在要求谋略的施动主体向功能更强大的平台转进。现在，智能化指挥决策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各国推进军事智能化进程的重要思路之一，也是未来打造联合作战力量必需的纽带和桥梁。目前，美军的智能化指挥决策体系，已经发展成为融“情报保障、信息融合，任务协调、自主决策，行动展开、力量配属，态势调整、实时跟踪”等四层结构功能于一体的大平台，成为其“决策中心战”的大脑。

智能化战争如何施谋用略

智能化战争，谋略运用的时代背景、支撑条件、作用机理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施谋用略的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把传统谋略优势与新的技术形态、新的战争发展结合起来，创新拓展有效释放谋略能量的科学路径，致力于先知快谋、精谋巧打、谋打融合。

一是充分利用智能科技为谋略赋能。通常而言，谋略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准确的情报侦传、迅捷的人员调动、高效的力量打击。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使人看得更远、听得更切、知得更多、算得更快，使军队集散更迅速、行动更隐蔽、力量释放更迅猛，更加有利于谋略生成和效果达成。一方面，借助人工智能的快速性、自主性，通过智能侦察迅速掌握敌情，运用机器算法极大缩短决策时间，借助仿真推演优选行动方案；另一方面，依靠人工智能为谋略释放增效，现代脑控技术、深度伪造技术、信息迷茫技术、舆论引导技术等，极大拓展了施谋用计的空间和手段。

二是人体智能与机器智能长短互补、增效释能。机器智能与人体智能相比的最大优势在于，能不受意志、情感、心理、体力等生物因素的影响连续作战。而人体智能的“元智能”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为机器智能所不具备。两种智能优势互补聚合形成强大的混合智能，强力支撑谋略的战争运用。

三是打造模块化的智能系统，集成谋略生成、释放的一体化智能决策指挥行动平台。平台支撑，具有功能衔接好、稳定程度高、运行速度快、作战效率高的显著优势，是谋略运筹的新质作战力量。一方面打造辅助大脑载体，另一方面贯通谋打系统。例如外军的“指挥官虚拟参谋”项目，综合运用智能化计算和指挥自动化技术，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及复杂战场态势，为指挥官打造了辅助大脑。如今，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GPT）、Sora等人工智能大模型，为辅助战争决策指挥提供了更多选项。

海军补给舰未来发展之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后勤对军事行动的重要性。补给舰一向有“海上粮草库”之称，在各国海军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提升未来海上作战能力，各国非常重视补给舰的发展，积极构筑以补给舰为核心的海上、空中、岸海衔接的立体综合保障链，其未来发展走向呈现以下特点。

继续保持大吨位发展趋势

补给舰是支援海上作战行动的军用后勤船只，其活动模式主要是伴随支援和应召支援。按照类别通常划分为综合补给舰（也有称战斗支援舰）和专业补给舰。补给舰最早是因战争需要由民用商船发展而来。一支大型作战编队（4000吨级的驱逐舰等3艘左右）投入远海作战后，一天将消耗油料几百吨，随着作战时间的延长，需求量还会增大，这就对补给舰的适载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上补给能力的强弱，决定了一支舰艇编队能走多远、打多久。

补给舰通常设有多个补给站点，采用横向、纵向及垂直三维补给系统，可同时进行干、液货补给。从补给效率来看，现代补给舰普遍配备高速补给绞车、自动对接装置和智能化物资转运系统，能够在复杂海况下实现安全、高效的物资输送，横向补给速率较传统型号提升数倍，单次补给耗时大幅缩短，有效降低编队在补给过程中暴露于威胁环境的时间。垂直补给依托舰载直升机，可实现跨舰、跨编队的快速物资投送，尤其适合对分散部署的驱护舰、巡逻舰乃至两栖作战舰艇实施应急补给，极大提升了海上保障的灵活性与覆盖范围。

在物资承载能力上，大吨位补给舰不仅能够装载海量燃油、航空煤油、饮用水、粮食、弹药等基础保障物资，还可搭载备件维修模块、医疗救护单元、机电抢修设备等，兼具后勤支援与应急抢修功能。从编队作战运用角度，大型远洋补给舰已成为航母打击群、远海作战编队不可或缺的核心配套舰艇，其持续保障能力直接决定编队的远洋巡航半径、执勤周期与持续作战强度。部分补给舰可支撑航母编队45天高强度作战，可以满足为10艘驱逐舰补充2次燃油及至少40天淡水和食品的保障需求。目前，补给舰的吨位通常在30000吨左右，有的已达到50000吨以上。随着补给功能的不断增强和补给量的不断提高，补给舰仍将继续保持大吨位发展趋势。

不断提升智能化和无人化水平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布式组网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度渗透，海战形态正从“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加速向“智能化战争”演进，其未来海上补给能力面临更高、更复杂、更动态的要求。在新的战场环境下，补给舰在提升补给能力方面不仅要解决好“补得足”的问题，更要实现“补得快，补得准”。要从技术层面改变目前被动式补给模式，而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就是不断提升补给舰的智能化和无人化水平，其作用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不同环节。

通过智能化补给指挥控制系统实时感知各作战单元的物资状态，科学调配弹药、零件、医疗物资的储备比例，实现“精准储备、按需启用”，减少浪费与冗余。实时监控舰艇油料、弹药、食品等物资消耗状态，自动预测补给需求，动态生成最优补给方案，大幅缩短补给决策时间。部分新一代补给舰进一步优化了舱室布局与物资管理系统，采用智能化仓储管理，实现物资快速盘点、定位与调配，适配现代海战高强度、快节奏、多任务并行的保障需求。

研发人工智能数据引擎，增强数据处理和算法能力。尤其重视对指挥控制系统进行升级，引入更多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构建全域覆盖、全生命周期治理的作战数据资源体系，打通军种、部门、网络壁垒，实现“无所不在、无所不含、无所不联”的数据共享。为提升补给舰的智能化和无人化水平，目前各国海军不断对补给舰的补给站、接收站、操纵台等关键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研发专用智能算法，推动算法模块化、轻量化，并加强抗干扰、抗欺骗能力。

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一批高度智能化的无人运输舰、无人补给艇、无人加油机等无人化装备开始部署于补给舰，并逐步成为补给主力。这些无人平台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路径规划、风险规避与任务协同，大幅降低人员风险，可实现“全天候、无阻碍、有精准”的战场补给配送，进一步扩展了补给舰的补给功能。

增强自身防护能力

“抄敌后路，断敌粮草”是自古至今克敌制胜的战法之一。补给舰担负着重要的后勤保障使命任务，它的生存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个海上作战编队战斗力的可持续性，所以补给舰也一直是敌方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尤其是随着无人机、高超声速导弹等高速度、高机动、低成本、低雷达散射截面积威胁目标的大量出现，未来海上战场环境将变得更趋复杂和严峻，包括补给舰在内的海上作战力量，在空中、水面及水下等多维空间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及对抗性威胁。因此，各国海军非常重视增强补给舰战场防护能力。

增强自卫能力。由于补给舰的核心定位并不承担舰队的防空、反潜等作战任务，因而自卫武器整体属于近程、点防御、低烈度自卫水平，多为近防炮、近程防空导弹、小口径舰炮和机枪等，不具备与驱护舰正面抗衡的能力，主要应对反舰导弹、无人机、小艇、低空飞机等威胁。部分新型补给舰将增设近防武器系统、电子对抗设备与防空导弹装置，提升自身生存能力。模块化机库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设置各种干扰设备，从空中、水面、水下、电磁全面提升自身战场防护能力。

积极融入一体化海上作战体系。随着海战向智能化演进，未来的海上对抗模式将由单一平台对抗转向体系博弈。在这一大背景下，补给舰也开始纳入海上作战体系，由传统的低武装化后勤平台向高对抗作战体系单元升级。同时，一些局部战争的实战也充分证明，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下，要提升自身防护能力，仅靠“单打独斗”已难以“自保”，必须重视强化与体系内各平台、各节点的密切协同。目前，各国海军都非常重视补给舰与其他作战舰艇之间的实战化协同演练，在体系中谋防护、在协同中强保障。

采用隐身设计技术。要想保护好自身，首先要能“藏得住踪迹”。当前，一些新型补给舰在建造中都非常重视隐身化设计。例如，舰桥侧壁通常向内倾斜，桅杆也采用降低雷达散射截面积的整体式设计，外涂雷达吸波材料；采用红外抑制装置的烟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红外信号强度；设有海水喷淋系统，用于防化洗消和降低红外信号强度等目的。

椿树岗伏击战：新四军在皖西痛击日军车队

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在皖西地区痛击日军的一场歼灭战。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一营依托有利地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伏击日军一个汽车运输队，炸毁日军汽车65辆（其中烧毁5辆），有力地破坏了日军运输线，延缓其进攻武汉的速度，激发了皖西人民抗日热情和信心。

巧设伏击圈

1938年2月中旬，遵照党中央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组建，下辖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3月8日，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4月初，第四支队七团、八团、九团抵达皖中地区。5月上旬，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手枪团、后方机关等抵达舒城县。此后，第四支队全部驻扎于舒城及其周围，以舒城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938年6月8日，日军攻占舒城，并继续向西行军，急于进攻武汉，日军日夜沿着安合、合六、舒六公路运输军用物资。新四军第四支队为钳制敌人西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安合、合六、舒六公路一带抗击日军，伺机破坏敌人运输线。10月9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第一营根据上级命令，于晚饭后，从舒城西南部的中梅河出发，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了六安东南部的舒六公路椿树岗一带。营长迅速带领大家观察周围地形，在公路东侧发现有一条长约250米、宽和深约1米的干沟，干沟东边有一处高地，非常便于我军设伏。营长遂命令二连占领制高点、向北警戒，命令一连和三连埋伏在集上倒塌的土墙边。

截击队尾，火力阻敌

七团一营刚设好伏击圈，从东南方向就传来日军汽车运输队的发动机声。日军的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摇晃地、缓慢地驶来，大约有100多辆，每辆汽车上都有押运士兵。营长为确保伏击战取得胜利，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立即决定截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尾部。当日军汽车运输队尾队进入伏击圈后，二连指导员张本科扣动手枪扳机，发出战斗信号。战士们一齐将手中的手榴弹扔向汽车运输队，爆炸声接连不断，几十辆汽车被炸坏，尾队的5辆汽车瞬间燃起大火，完全被炸毁，另有多辆汽车被炸翻。

汽车上存活下来的日军，迅速爬到公路边，架起机枪向我军扫射。此时，一连的一个战士用一枚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一挺机枪，营长立刻指挥部队向剩余敌人发起冲锋，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上公路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面对我军战士们的勇猛进攻，日军步步后退，残敌企图向合肥方向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最后将大部分敌军歼灭在一个水塘边的稻田中。有几个漏网之敌，或躲到了田坎下，或藏到了涵洞里，最后也都被我军战士一一消灭。

见尾队遭到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前部车队企图调头救援。提前部署在路东制高点的二连，立即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使得其难以调头，不得不沿路向西逃窜。打扫战场时，二连副连长吴高升突然被一名敌人抱住，急得大声呼喊战友，二连指导员张本科闻声赶去，举起枪托狠砸敌人，敌人痛得哇哇直叫，并松开了手，战士们立刻围上去按住敌人手脚，活捉了这名日军。事后得知这名日军竟是此次运输队的队长。

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一营消灭了被截击的日军汽车运输队，取得了战斗胜利。战斗结束后，二连指导员张本科带领一个班战士驻守在椿树岗东北方的一个小高地上，掩护部队撤离。午夜过后，敌人的援兵从合肥方向匆匆赶来，他们朝着路边胡乱放了几枪，将敌人尸体搬运到汽车上，便慌乱驶回合肥。第二天，日军飞机又来侦察，也是无功而返。

鼓舞军民抗日信心

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初期所取得的重要胜仗之一。第四支队仅用一个营的兵力，用时两个多小时，炸毁日军汽车65辆、毙敌46人、伤敌100余人、俘虏了汽车运输队队长，缴获步枪、防毒面具、照相机和多种军用物资。第四支队在这次战斗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助长了新四军军威。新四军是由游击队组建的，武器装备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新四军战士们具有不怕牺牲、顽强斗争的战斗精神，敢于以弱击强，勇于以智取胜，充分证明了其战斗力不输任何军队。二是延缓了日军对武汉的进攻。1938年夏，日军急于进攻武汉，日夜向西运输军用物资，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破坏日军运输线，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以先进的武器装备侵略中国，大肆鼓吹“日军不可战胜”，椿树岗伏击战的胜利，是新四军以实际行动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信心。三是积累敌后抗日战争经验。椿树岗伏击战是新四军运用伏击战、破袭战等战术，打击日军的例证，新四军也在一次次的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成为华中抗日的一支铁军。

精准识别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做好城市工作，深化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面对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课题，运用社会学场域思维，精准识别辖区“老、密、散、新”四种形态叠加的挑战，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治老、治密、治散、治新”的差异化治理路径，探索形成“五贯通”方法论，推动辖区实现“由老到新、由生到熟、由散到治、由新到活”的深刻蝶变。

直面“四态”挑战，精准识别基层治理难点。劲松街道历经40余年发展，不同时期形成的社区形态差异显著，呈现出鲜明的“四态”叠加特征。一是“老”的困境。以劲松一区至八区为代表的历史承载区，虽有序开展老旧小区改造，但基础设施整体薄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居民对高品质服务的期望日益提升，而物业服务可持续、可成长的长效运营机制尚未健全，亟须破解“一次更新”后如何实现“长效运营”的深层次难题。二是“密”的难题。以百环家园等小区为代表的中北片区，人口、建筑、业态高度密集，利益诉求多元化，呈现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特征，社会活力不足。三是“散”的挑战。以农光里小区等老旧工业家属区为代表的中南片区，因历史原因，楼宇散、设施散、标准化物业管理缺失导致管理散，公共秩序与治理效能面临挑战。四是“新”的课题。以珠江帝景小区及周边商业楼宇为代表的东片区，形态新、产业新、人群新，但社会关系网络薄弱，经济资源转化不足，社区活力未能充分释放。

实施“四治”路径，差异化破解治理难题。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关键在于精准诊断。劲松街道借鉴社会学场域理论，为精准分析“四态”找到了科学视角。按照场域理论，每一个社区、街区甚至楼宇，都是一个独特的场域。每个场域内，都有其长期形成的邻里关系、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劲松街道运用场域思维，将“老、密、散、新”四种形态，精准识别为四种片区结构、运行逻辑和主体诉求各不相同的治理场域，靶向施策，确立了“治老、治密、治散、治新”的“四治”差异化方略。

一是聚焦可持续发展“治老”，推动老旧小区焕发活力。以夯实长效治理机制为目标，推动社区自我造血。将公共资源精准投向居民最关切的“关键小事”，从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到劲松一区114号楼完成原拆原建，再到老楼加装电梯，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试点项目产生强大示范效应，为深层次治理变革铺平道路。以服务升级营造安心养老环境。建设区域化养老服务中心，整合多元主体，成立助老服务联盟，探索“物业+养老”融合模式，提供智慧养老服务；引入“美好邻里食堂”等市场化项目，发展银发经济，让居民逐步接受“为价值付费”的现代市场逻辑。以机制重塑保障长效运营。物业服务企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社区激活三级组织体系，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沟通，提升服务品质。社区通过召开业主大会，培育并巩固了居民为价值付费的契约意识。目前已有4个小区制定了新的物业服务收费方案，成功建立起权责利对等的长效运营机制。

二是聚焦融合共生“治密”，破解陌生人社区“由生到熟”的动员难题。以项目化、品牌化的精准服务为切入点，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逻辑转型。营造场景把人引过来。聚焦“一老一小一新”群体，发布街道级《生育友好社区标准》，组建街道科学育儿指导中心；打造“劲松心动街”、婚恋文创博物馆，以“甜蜜经济”为媒介，将社区变为“网红打卡地”；建设“劲松其乐寓”，为新就业群体解决“一张床”“一间房”需求。搭建平台把人聚起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不同趣缘、业缘的群体构建交往空间。线下组建数十支文化团队，网上推出“线上议事厅”，举办“甜蜜消费季”“趣劲松”等消费活动，让城市生活更具烟火气。一系列社群矩阵的构建，为社区凝聚了宝贵的人才资本。角色赋能把力量用起来。打造“有劲小哥”品牌，将新就业群体吸纳为社区治理的“移动探头”；与高校建立“双基地”，吸纳律师、规划师等专业力量。庞大的社会力量正在逐渐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增量资源，切实激活共建共治共享的“动力场”。

三是聚焦秩序重建“治散”，实现失序空间“由散到治”的根本转变。以“治理主体重塑”为破局点，逐步为失序小区引入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标准化物业管理机制。以高频协商凝聚共识。搭建协商议事平台，依托“劲情聊”品牌做好“居民会客厅”，数十场议事会让居民在反复讨论中逐渐形成“花钱买服务、用契约换秩序”的共识。以法定程序确立契约。在物业选聘中引入专业律师全程护航，确保业主大会的召集、投票以及结果公示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以刚性执行重塑秩序。物业高效处理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社区诉求量大幅下降；停车管理公司加装智能道闸实现人车分流，根治“车堵门、乱占道”乱象。坚持刚性执行，将纸面规则转化为可见可感的生活秩序，一个良性循环的治理共同体由此建立。

四是聚焦活力营造“治新”，促进新兴片区“由新到活”的跨越式发展。以“生态营造”为重点，将商住融合区变为充满活力的价值共同体。规划先行，构筑产城融合骨架。在产业端，布局“低空经济创新街区”；在商业端，持续将商圈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在空间端，芳圆里片区更新将商业空间升级为花园式城市客厅。高水平规划为“由新到活”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注入，激发社区内生活力。通过孵化“生育友好型社区”“颐养生活圈”等特色文化IP，为社区注入温度与情感，有效打破了陌生人社区的隔阂，激发社群活力。生态营造，培育多方共赢共同体。引导社区党委升级为区域发展的“战略合伙人”，协调辖区物业公司普及微型消防站和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持续提升片区公共安全韧性。通过营造共赢生态，社区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

做实“五贯通”方法论，构建协同治理网络。“四治”差异化路径的形成，得益于街道党工委的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赋能。街道探索形成“五贯通”方法论，搭建支撑“四态四治”模式有效运行的制度基座，将“目标、机制、队伍、文化、资源”五大治理要素进行系统性整合。一是目标贯通。强化战略引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在城市更新进程中拥抱变革、敢为人先，锚定目标、谋篇布局，为各场域确立清晰的治理方向。二是机制贯通。构建“一会五委六联盟”区域化党建运行骨架，为基层提供可操作、可执行的规范化程序指引，确保治理变革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三是队伍贯通。锻造攻坚力量，通过“青松成长训练营”“社区书记沙龙”等，为不同场域培养具备相应特质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四是文化贯通。厚植价值认同，培育“推陈出新的闯劲、攻坚克难的拼劲、精耕细作的钻劲、持之以恒的韧劲”的“劲松有劲”精神，为可持续治理提供深厚持久的动力。五是资源贯通。形成支撑体系，精准引入市场、专业、文化、产业等各类资源，形成区域发展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的良性生态。

劲松街道通过“四态四治五贯通”的场域治理模式实践，深化了对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超大城市基层是一个复杂集合体，只有深刻洞察不同场域的内在逻辑，才能制定出与之匹配的差异化策略，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转变。

第二，党的全面领导是贯通多元场域的组织核心。“五贯通”的实质，是党组织将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穿透不同场域、整合多元要素的治理优势。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将“目标、机制、队伍、文化、资源”五大治理要素有效传导至每一个神经末梢。

第三，人民至上是激活场域活力的价值遵循。只有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真正激活每个场域的内生动力，将治理对象转变为共建家园的主体。

第四，服务大局是提升场域价值的内在要求。劲松街道坚持深度融入朝阳区“五区”建设和“五宜”城区打造的大局中，为首都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贡献了实践智慧。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委劲松街道工委书记）

坚持自主创新 深化数智赋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国有企业，安徽省芜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市局（公司）〕，始终坚守“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以自主研发为突破点，以人才培育为支撑点，以基层赋能为落脚点，构建起全链条自主可控的数字化转型体系，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数智赋能、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

党建领航，锚定转型发展战略航向

芜湖市局（公司）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数字化转型全过程、各领域，将数字化转型工作纳入全年重点工作部署，立足行业发展大局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树立“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赋能基层”的数字化转型理念，摒弃重外包、轻自主的“短平快”模式，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着力构建“战略引领、人才培育、技术攻坚、场景落地、成效闭环”的全周期数字化转型工作体系。始终将数字化转型与践行国企使命担当深度融合，把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基层需求、提升管理效能的实际成效，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

育才聚智，锻造自主攻坚硬核队伍

芜湖市局（公司）以数字化转型创新工作室为载体，打造“一平台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着力破解数字化转型人才瓶颈，为自主研发筑牢人才根基。

搭建专业化创新平台。由行业劳模领衔成立数字化转型创新工作室，设立专门研发场所，配套出台人才培育、创新孵化、成果激励3项制度，为人才成长搭建全要素保障平台。构建全周期培育机制。在选才环节，通过全市“海选”、深度面谈、实践试用严把入口关；在育才环节，推行“一人一策”定制化培养方案，以项目实战、对外交流全方位提升人才综合能力；在用才环节，创新返岗赋能、专项专班等模式，实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在成才环节，以项目激励、晋升推荐等方式，全方位激发人才成长动能。

目前，创新工作室已汇聚平均年龄29岁的数字化骨干12人，研究生学历与中级职称持证比例均超70%，形成了一支年轻化、专业化、高素质的自主研发尖兵队伍，为自主研发攻坚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人才培育成果持续涌现，先后获得行业网络安全竞赛个人优胜奖、全省信息技术竞赛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全省QC成果一等奖等多项荣誉，1项科技项目获全省系统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5项创新成果获得国家软件著作权。

技术破局，构建自主可控研发体系

芜湖市局（公司）依托自有技术团队，打破传统外包开发路径依赖，牵头承担全省“法规体改管理系统”自主研发任务，探索形成“四化协同”高效自主研发模式，即坚持需求采集标准化，统一规范业务流程与功能定义，确保研发精准对接业务实际需求；坚持技术分工敏捷化，依托精干团队快速响应、紧密协作，大幅提升整体开发效能；坚持模块开发工程化，采用结构化设计与低代码平台，显著提高系统搭建效率；坚持测试迭代并行化，推动开发与测试同步开展、持续优化，全力保障系统建设质量与进度。

凭借“四化协同”创新模式，项目组仅用2个月就完成系统7大模块、58项流程开发，集成6类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现了法规体改工作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研发周期较传统外包模式缩短了近1年，节约研发费用逾百万元。该系统作为完全自主研发的省级业务系统，顺利在全省推广使用。目前，“四化协同”研发模式及配套技术已经成功复用到全省党建数字化平台建设中，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智慧。

数智惠民，践行民服务初心使命

芜湖市局（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基层减负、群众受益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三个穿透”推动数智创新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市场监管全过程，切实把数字化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成效。

一是强化平台穿透，推动从“多系统切换”向“一站式应用”转变。集成各类系统入口，聚合30项数字化工具，覆盖80个高频业务场景，实现“一点登录、全能直达”，有效破解基层系统操作复杂、入口分散的痛点问题。二是深化管理穿透，推动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变。聚焦基层目标管理与任务执行，构建智能任务中心，实现任务分解、下达、执行、考核全流程线上化、可视化；依托AI助手实现制度流程快速检索、办事指南与模板案例实时推送，系统自动生成工作成效分析与改进建议，构建起可跟踪、可评估、可优化的全周期管理体系。三是实化数据穿透，推动业务从“人力奔波”向“智能研判”转变。打通底层数据接口，以算法驱动替代人工跑腿，打造“零售户画像”“市场画像”等9类AI应用与5大数据决策看板，全面赋能专卖监管、营销服务与综合事务管理，大幅提升基层监管服务精准度与综合运行效率。

实干争先，彰显国企高质量发展担当

芜湖市局（公司）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全面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自主研发成效持续彰显，取得了技术落地更快、场景应用更多、运行质效更好、迭代运维更优、研发成本更低的发展成效，牢牢掌握了企业发展主动权，形成了可持续的创新发展动能。

数字化转型创新成果影响力持续扩大，团队建设模式纳入全省数字化减负提质指导方案，相关创新做法先后在全省网信工作会、数字化赋能县局减负提质交流会、全省首个自主研发系统上线发布会等重要场合分享交流，多次应邀在行业培训班开展专题交流。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芜湖市局（公司）将持续巩固拓展数字化创新成果，不断完善自主研发体系、深化数智场景应用、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切实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行业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安徽省芜湖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天下无一物无礼乐

在《论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这一章，朱熹《论语集注》说：“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这两句话，最早出自宋儒程颐之口，由程门弟子刘安节记录下来。朱熹读后，心有戚戚焉，故摘录到他那本“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由此，“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便成为中国士大夫看待人生、家国、世界问题的方法论，由两宋至明清，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诗》《书》《礼》《乐》，本为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四大科目，孔子用来教授三千弟子，加上《易》与《春秋》，成为“六艺”，这就是儒家相传的古典教育传统。其中，礼、乐二教，固然也有一定的文本，但更注重身体实操，需要将一整套礼仪与乐舞演绎出来，所谓“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黄钟、大吕、限、弦歌、干扬”为乐。礼乐相配，铺陈为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大型典礼，《仪礼》这部经典所记，即西周以来各类典礼的设计方案。可惜关于“乐”的部分，难用文字记录，早已失传。其实“礼”的部分，也只不过记得一个流程的枝干，后世若要依此复原周代礼仪场景，一举手、一投足，表情如何、神态如何，均已不得而知。就看清儒对种种礼仪细节的考辨、驳难，各家争论汗牛充栋，便可知要想复原当年，几无可能。

孔子对礼乐的推崇，重心本就不在复原，他看重的是“礼之本”。何为“礼之本”？钱穆的解释是：“礼乐必依凭于器与动作，此皆表达在外者。人心之仁，则蕴蓄在内。若无内心之仁，礼乐都将失其意义。”可见，相较于器物与动作，内心之仁才是礼之本。由此也就能理解《论语》记载的那句名言——“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人心的教化程度、人伦的亲疏关系、人情的厚薄冷暖等都没有达到所谓的“仁”，而只是盲目去追求一套仪式，能做出来的不过是礼之末节。因此，要在典礼中显出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谊，功夫还在平日。更需要着力的是，由特殊场合的礼仪回归到平时的日常起居，在言谈举止、视听言动中流露出来一种教化、一种教养，才是由内而外的气质，慧中以秀外，此即所谓礼教。这种自我修养不期然而然的达成，除了在家庭、学校等环境中观摩濡染、自我裁节、反省觉悟之外，更需要一种社会普遍遵循的法则与规范来予以约束，否则就不可能持久。因此，礼更指向一种礼法秩序，一种制度典章，与今天所说的“法”可以古今呼应。马小红所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就是要把今天“法”的历史连接到中国古代的“礼”。对应于西方的Laws，中国的制度传统是礼与法的共同体，而总枢纽仍是“礼”。依照这个逻辑，汉代以来的儒家一路向道德发力，钻研人的内心修养，一路探索经邦济民之道，两者殊途而同归，构成中国礼乐文明的两大支柱。

如果借用“冰山模型”理论，可以形象地说明礼乐所包含的几个不同层次。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见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水面以下的巨大冰体，体量要远远超过水面以上。大多数人眼中的“礼”，指的是仪礼、仪式，可对应于冰山露在水面以上的可见部分。然而探索潜藏在水面之下的那个巨大冰体，这才是礼学研究的主阵地。由“礼之本”可撬开冰体的大门，由礼乐教化进入人心内在，由修身而齐家；由礼教又进入礼法、制度，进入社会、国家的治理，至此便抵达这个巨大冰体的中心区域。而由礼法的研究进一步往这座冰山的结构底层推进，将进入更为潜在、更为隐性的“礼”的内核，即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逻辑和内涵，可将其称之为礼治。

由礼仪到礼教，由礼法到礼治，从身外到内心，从制度到观念，经长期积淀与凝固，最终形成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明样态——礼乐文明。礼乐文明足以标志中华文明的独特性，由此而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礼乐文明的内核是礼治，钱穆曾指出：“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西方的法治传统，同样包蕴着一个复杂的体系，法治包括法律，但不仅仅指法律，礼治包括礼仪、礼制，也不仅仅指礼仪、礼制，其背后均有植根于彼此那个文化传统中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治理模式。

集中体现周代礼治原理与制度设计的经典，无疑当属《周礼》一书。在朱熹的眼中，“《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翻开此书，举凡行政国务、基层教育、财政开支、军事国防、司法刑律、工程实业，都包含在“周礼”的大框架中。若能从此书众职联事协作的纵横交错中发掘出制度设计的逻辑与脉络，便可“通天人之故，明治乱之原”（孙诒让语）。正因如此，《周礼》一定程度上构成礼治三千年的制度根基，秦汉以后历代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运作，均从中参悟取用，执一驭万，受其沾溉无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解，因时而变，因地制宜，汉唐、宋元、明清一次又一次地脱胎换骨，展现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创造创新，而又一脉相承。此之所谓革故鼎新、辉光日新。

礼治之中本已包含着乐的精神。《乐记》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的本义是音声，而其精神在和乐、在凝聚。对此，朱光潜的认识最为通透，他说：“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是序，节，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一个人的身心，要能形成文质彬彬的君子气象，“知情意各种活动必须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一个国家或社会共同体，要能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分子与分子要和而无争”，在秩序中必含着和悦，人心才能安，正所谓“乐至则无怨”。礼与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人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

礼乐实际上已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万物的一种思维方法。晚清曾国藩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在他心目中，所谓学问说穿了就是“学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学礼自然也包含着习乐。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则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写字，识得笔法便是礼，气韵便是乐”。用这样的思维来看待物我，大到全球命运、国际关系，小到起心动念、日常点滴，“礼乐无处无之”。由此也就让程颐、朱熹的那一句千古名言“天下无一物无礼乐”，得以在20世纪苏醒，进入现代中国的生命体。

文脉的传承，信有绵绵不绝的力量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结出硕果。然而这一条复兴的康庄大道，必须得从冰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大冰体开始，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若拘囿于水面之上的礼仪，连“礼之本”的大门都未能撬开，就将很快因学术之浅而蜷缩到螺蛳壳的道场中去。当然，要进入那个冰山的底层，注定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业，非披荆斩棘、众志成城者不能成。

（作者系清华大学日新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

将“志道”作为君子人格的第一要务

来知德（1525—1604年），号瞿唐，是明代中后期著名易学家、理学家，清代编纂的《明史》赞其为“崛起真儒”。他自幼聪慧，却屡遭科场不顺，中年后看破仕途虚名，隐居巴渝山林二十九年，潜心钻研《周易》与儒家义理，讲学授徒、教化乡邻。晚年著《来瞿唐先生日录》（以下简称《日录》），汇集数十年治学心得、修身感悟与人生思考，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该书摒弃门户之见，融合程朱理学“理为本体”“格物致知”与陆王心学“心即理”“发明本心”的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构建了以“格欲致知”“知行并进”为核心命题的道德思想体系。其中提出的“志道为上”的人生理想，是来知德人生价值观的中心主张。

“志道为上”的理论源头可直接追溯至孔子思想，是对孔子“志于道”精神的继承与拓展。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确立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其中“志于道”是君子人格的核心与根本，处于统领与主导地位，“据德”“依仁”“游艺”则是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具体路径。《日录》承续孔子“志道”理念，明确将其列为君子人格的第一要务，置于价值体系的顶端，以此凸显“志道”的至上性与终极性。来知德还曾在白绢上书写“愿学孔子”四字，系于臂上，以明追随儒家圣人“志于道”的坚定志向。他对“道”的内涵阐释亦源自儒家，将其视为宇宙万物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统摄，是“贯通古今、统摄万事”的根本真理：“道者路也，事物当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

以“志道”为君子人格的第一要务，融合了儒家经典思想与自我人生体悟，对生命永恒意义与至高价值的觉解。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来知德将其阐释为，唯有诚心问道、立身循道且躬行践道，方能超越肉体生命的限度，达成精神生命与“道”同在的不朽，彰显生命的至高价值。他在《日录》中强调：“一朝能闻道，生顺死亦美。终身不闻道，枉过生亦鄙。世有长生术，吾将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须置之齿。而何不安命，修身成君子。”又言：“人不闻道，昏昏昧昧，枉过一生，与禽兽一般，长生何为？”这些论述尽显对生命有限与无限的透彻洞察。血肉之躯终有消亡之时，“道”却能永恒不灭，践行道德、与道同在的人生，也因此而超越有限形体，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反之，若沉迷于声色犬马、功名利禄，即使富可敌国、权倾一时，最终也只会“与草木同腐”，难以成就“不朽”。其对儒家“三不朽”思想的深化便在于，强调“立德、立功、立言”皆需以“志道”为前提，否则立功可能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立言、立德或成为欺世盗名的手段，唯有以“志道”为根基与统领，方能真正成就人生的不朽。

为进一步说明“志道为上”的价值取向，《日录》对人生的三类志向——志于道德、志于功名、志于富贵，作出了清晰且富有创见的价值排序。明确指出：“人之气质不同，志向因之不同，故有志道德者，有志功名者，有志富贵者。以三等评论之，道德上矣，立功名者次之，富贵又其次也。”作为一等志向的“志道德”，其“道德”即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亦是最高天理在人伦日用中的具体呈现。君子当立行道之志、担弘道之使命，这正是人生最高等级的志向。位列二等志向的“志功名”，即追求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事业，以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来知德认为，这类志向虽不失为有益之志，但即便以功名为追求，亦不可违背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三等志向的“志富贵”，是以追求物质财富利益为目标。这被视为最低层次的志向，实为私欲驱使而非真正的立志。不过，对于普罗大众而言，这类追求亦无可厚非，但同样需坚守道德底线，否则便属“立志之差”。

“人生三志向说”，彰显了鲜明的圆通智慧与务实精神。一方面，将“志道德”明确为一等志向，主张读书人当以修养君子人格和“志道德”为人生最高追求。因此，对于当时社会上读书人将科举当作获取功名富贵之梯、而非明德弘道之舟车的普遍现象，直言其已背离追求学问的应有目的，并据此批判了当时科举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另一方面，并未强求人人皆以“志道德”为最高目标，认为世人追求功名富贵亦未尝不可。但即便是以功名富贵为取向，也必须以保持内心基本良知、守住道德底线为前提，不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实则是对“底线道德”与“崇高道德”关系的一种深刻理解：“志于道”作为“崇高道德”，是君子人格的应有之义，亦是读书人应树立的远大志向；“不失基本之德”作为“底线道德”，则是所有人无论追求何种人生目的，都必须恪守的行为准绳。

针对“志道德”与收获富贵的关系，来知德也有辩证且系统的回答。其一，“道德未尝碍功名富贵也”。追求道德与获得富贵之间，既非必然正相关，也非必然相冲突。他举例说，尧舜身为天子，坐拥天下富贵且兼具仁义善德，可谓富贵与道德并存；而颜子志于道德，却过着箪食瓢饮、居于陋巷的生活，这是富贵与道德的相离。这两个例子恰恰也说明，践行“志道”理想，“无论富贵贫贱，皆可能之”。其二，“盖道德存于我，富贵存乎天。使我有此富贵也，虽千方百计辞之而不能去。使我无此富贵，虽千谋万巧招之而不能来”。这表明，人能否获得富贵、富贵大小如何，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命运的安排；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品性，却主要是自己做主的事情。其三，君子既然“志于道”，便应专注于自身道德修养与实践，将富贵仅仅视作践行道德的一种可能结果，而非刻意追逐的目标，最终无论富贵与否皆不足挂怀。毕竟道德修养才关乎人的本质与生命品质，而富贵不过是身外之物：“富贵贫贱，倘来之物，与吾身原不相干。”其四，志于功名富贵者虽非不可，但决不可逾越道德底线。否则非但未必能获得富贵，更可能坠入伤天害理的深渊，招致祸患。

“志道为上”不仅是存于内心的认同与向往，更需落实到具体行为实践中。《日录》中尤为强调“躬身行道”“知行并进”，注重在日常待人接物、立身行事中践行崇高道德理想。来知德本人隐居山林数十载，潜心钻研道德学问，虽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为后世儒者树立了行德弘道的典范。

明清时期的西湖志纂

“西湖之胜，天下尚之”，西湖是中国山水的经典景观。杭州兴于隋唐，西湖与城共生，湖区水利治理关系城市兴衰，是地方建设的要务，白居易、苏轼与西湖之间传诵千年的美谈故事，也都基于其留给西湖的水利善政。宋代以后，“西湖歌舞几时休”成了亡国之象，元廷对其废而不治，湖区被侵为田产。明初，西湖已濒临消亡，里湖基本不见，外湖也“萦流若带”。晚明之时，旅游文化振兴，西湖迎来人地关系的重大转折，地方官绅通过系列西湖志的修纂、阅读、传播，促动湖区疏浚、景观建设和精神建构，不仅恢复湖山旧观，更使之转化为代表传统文化审美理想的空间意象。

晚明旅游勃兴，山水志书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据统计，明代杭州府所纂志书中，以西湖为题材的专志就接近1/4。西湖最早的专志是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初刻于嘉靖年间，嗣后重订重刊，出现十余个版本。万历年间，又有高应科的《西湖志摘粹补遗奚囊便览》和俞思冲的《西湖志类钞》，前者至少有两个传世版本，后者至少有四个版本。万历到崇祯年间，形成西湖与周边余杭、钱塘诸山相关联的广域湖山胜景的空间概念，《西湖志》《东西天目山志》《径山志》，以及由之整理汇辑的《增辑西湖合志》《广西湖名山合志》接续纂成，杭州人章之采扮演主要角色，几乎每种志书都有改编的经历和多个版本的呈现。

这一时期的西湖山水志书，在晚明旅游乃至中华山水文化空间中表现出很强的塑造力。在定位上，从专记西湖一域，到辐射东西，天目和径山扩充湖山架构，再到对话五岳，玄岳、白岳、黄山使西湖融入天下名山大川体系；在内容上，从描摹湖畔景观，到梳理湖史发展脉络，再到荟萃名人游迹品题，以至整合杭城乃至江南文化资源，首次形成了西湖演进的整体叙述和枝繁叶茂的史料序列。《四库全书总目》曾这样评价《西湖游览志》：“因名胜而附以事迹”，不仅“广见闻”，“并可以考文献”。

明清方志重刻的情况并不多见，商业书坊对修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但西湖志纂是个特例。这项工作颇得士绅书商青睐，重订重刊十分频繁，志书侧重旅游导引，推崇“今日之志志今日之湖”，把自然景观、人文资讯、名贤群像、游观线路等整合在一起。很多版本的变化都是为了更新介绍新主题和新景观，比如湖畔新建的名公园林在记述中愈益凸显，志书成了展演西湖文化、传播西湖形象、丰富旅游媒介的重要一环。尤其田汝成号称晚明杭州艺苑翘楚，以椽笔写湖山，《西湖游览志》的受众交互程度远超同侪，江南士林交相赞誉，很多戏曲小说也从中取材，是后世经营发展西湖绕不开的记忆宝库和传承中介。同时，志书修纂与实景建设密切关联。根据文献记载，晚明对西湖疏浚开发贡献较大的孙隆、虞淳熙、高应科、汪汝谦等人，其修复兴建的行为，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志纂活动的激励影响，比如虞淳熙借助修志探察湖心三塔塔基，主导复建工程；高应科从《西湖便览》出发倡议增建岳祠。

清初，西湖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衰败期，杭州设八旗驻防营，西湖圈作旗营放马场，绿植砍为薪柴，直到三藩平定，湖区环境也没有恢复。康熙皇帝六次南巡，除第一次外，1689—1707年间五次来到杭州，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发现西湖的文化力量，以湖为媒，展开文化统合的政治蓝图。特别是第三次南巡，康熙为西湖留下十四首诗，亲题“西湖十景”景名并勒石立碑，今天的“西湖十景”碑名就是康熙御笔。

雍正甫一继位，就关注支持西湖进行一次远超晚明规模的治理焕新。这项工程的着眼点不是水利，而是延续圣祖之制，美化西湖以观风正俗，凝聚江南文人的文化认同。主政浙江的李卫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要对康熙的遗产进行阐扬，另一方面要把君王对西湖的欣赏期待传承下去。他以浙江总督身份亲任总裁，聘任傅王露、厉鹗、沈德潜、杭世骏等名儒，将修纂新的《西湖志》，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功业。

雍正时期的《西湖志》是在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有四十八卷之多，富录文献插图，是清代以一省之力构建的西湖历史记忆宝库，虽然卷帙繁多，但也有三个版本传世，社会影响可见一斑。该志与晚明西湖诸志的最大不同，是主导者身份的变化。晚明诸志私修色彩明显，主要由地方文人和商人参与；雍正志则由朝廷主导。在内容上，晚明诸志关注西湖风雅和旅游开发，雍正志更留心农桑水利，且在湖景中融入儒家思想。正如志书序言所言，修志旨在“敷文华以纬国典”。

在李卫主持下，志书修纂和西湖景观复建同步进行、互相映衬。悬留在文本记忆中的景观一一复原到现实世界；康熙题碑、建亭、颁赏、赋诗的事迹，以及李卫对皇帝到访的每个寺庙都进行翻建这些做法，志书中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记述。尤其参考志载文献，李卫全面建成了原来并不存在的西湖十景，从而形成当代西湖景观的基本轮廓。

乾隆皇帝一生六次南巡，每次都驻跸西湖。因此，沈德潜将雍正《西湖志》缩编为十卷本以便御览。时值大学士梁诗正奏请重辑《西湖志》，于是乾隆命梁诗正以沈德潜本为底本，又请原雍正时期的主纂傅王露参与，纂成十二卷本的《西湖志纂》，在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时进呈。是志专供皇帝阅览，篇幅不大，突出景点介绍和人文阐释，着重记录三代帝王赋予西湖的荣光，序言说“省方幸浙，驻跸西湖……而西湖名胜益大著于天壤之间，呈亿万年太平景象”，将西湖视为大一统治理下的盛世之象，至少有五个版本传世。乾隆皇帝流连山水，沉吟翰墨，在湖光志事的感染下，于西湖诗意空间情有独钟，在北京圆明园仿建西湖十景。由此，基于西湖志纂，西湖获得“以西湖视天下山水”的独特地位，其不再只是杭州之湖或江南奥府，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意象和标志性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