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立足“四个转向”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核心任务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这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关键路径。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中居于关键位置。面向“十五五”，必须有破定式、立新规、闯新路的攻坚决心，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发展大局，优化、更新甚至重塑高校的新型生产关系，以办学治校的逻辑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推进创新型大学取得新突破，服务支撑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从学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划分，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框架。过去几十年里，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模式在快速工业化和追赶世界先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当前，高校应跳出传统的一级、二级学科布局，从学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逻辑”，将重心从“建设哪些重点学科”转到“服务哪些战略领域”上来。

领域布局对标对表。从学科优势积累向战略能力提升的跃迁，关键要与国家战略对标对表、同频共振。高校发展不能简单“画延长线”，只考虑原有禀赋和优势领域，“学校有什么就继续做什么”；而是要锚定世界前沿，在国家发展的坐标系中寻找自身定位，“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以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为牵引，凝练主攻方向，一体化设计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和有组织科研项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术单元”，全面提升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适配性和实际效能。

资源配置聚焦重点。高校应将“国之所需”与“校之所长”紧密结合，把有限资源集中到最急需的领域和最核心的任务上来，通过重大战略领域把相关力量组织起来。综合性高校要整合跨学科资源打造战略领域创新高峰，行业特色高校要聚焦本行业急需方向做强优势集群。对核心攻关方向要实现资源“精准滴灌”，打破“平均用力”的固有模式，按主攻、助攻、策应分类施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牵引赋能主攻方向，握指成拳。

生态打造强化交叉。过去高校讲学科建设，如同经营“责任田”，每个学科在自己的领域精耕细作、播种收获。但“大科学”时代，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越来越多诞生于学科交叉地带，横跨多块学科“田”。高校应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战略驱动与前沿引领的学科融合创新模式，促进文、理、工、医、农等学科门类大尺度交叉，推动范式变革，打造创新生态。比如，复旦大学强化重大需求牵引，凝练“十五五”期间5大战略导向、15个战略领域以及100个重点方向，其中约80%重点方向涉及学科交叉，2/3以上是跨学科门类的“极交叉”和跨一级学科的“大交叉”。

从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惯性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主动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全面发展上。传统的大学人才培养基本单元是专业，知识边界相对固化，很难及时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和未来需求。面向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急迫需求，高校应把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从相对固定的“专业”转变为更为灵活的“项目”，摆脱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惯性，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主动塑造，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重点突出“四个融通”理念。

以多元融通为目标。高校应打破传统专业的学科壁垒，设立本科双学位项目、“学科博士+AI硕士”项目等，通过跨学科、跨专业培养，赋予学生自主构建多元知识结构的权利和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未来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科技环境，实现个性化发展。实施院系内部自由选专业、跨院系自由转专业等政策，让各类项目根据学生意愿和实际情况实施动态调整，把学生探究兴趣、生涯发展方向和国家社会需求融合在一起。

以本研融通为骨架。目前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学段，往往是分开设计、各自为战，各学段课程设置难以有机适配，培养体系未能有效协同，培养效能有待提高。而拔尖创新人才往往需要长周期、大交叉，需要打通人才培养堵点，将本硕博各学段作为完整的有机体通盘考虑，打造可上可下的人才培养“高速公路”。高校应按照“目标逆推”的思路，顶层设计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从学生需求出发一体化设计成长路径，构建既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又契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本研融通人才培养新模式。

以招培用融通为链路。人才培养的成效，取决于就业端能否适配国家时代之需，映射于招生端能否切中社会、学生之盼。高校应以招生牵引培养、以就业倒逼培养，推动对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进行全方位优化和重塑，将最前沿的探索、最鲜活的实践，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让学生在高水平科研中锤炼创新能力，在产业一线理解社会需求，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以教与学融通为场景。当前高校的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明显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师资建设、教学模式、学习范式、育人生态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高校应以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全面驱动和赋能人才培养，建构“AI for Education”的基座，打破知识传授固有模式，从未来教师培育、未来课堂改革、未来学习中心创设、未来学校构建四个维度发力，推动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跨域化转型，打造适配AI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

从传统院系架构转向“学院+平台”的矩阵式管理模式

传统二级院系的设置通常与单一学科相对应，有其组织优势，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局限，不利于重大战略任务、前沿技术、复杂问题的对接和攻坚，高校的学术治理结构必然面临新的挑战。迈向新征程，高校应大胆打破“科层制”的束缚，按照系统集成的原则打造一批松散耦合的平台型组织，探索“学院+平台”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有效链接各种创新要素。

建好服务国家紧缺急需的“基座”。当前，国家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拔尖人才缺口较大，按照常规路径培养很难满足需求。比如，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高端人才缺口率超40%，整体人才缺口达30万，预计2030年缺口将扩大至50万以上；人工智能技术方面人才供给不足，招聘岗位需供比达到3.5∶1。高校应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以及国际传播、涉外法治等紧缺急需领域，快速汇聚跨学科、跨学校的师资、教材、基地、设备等各类资源，办好国家学院、示范性特色学院、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打造强大的“创新基座”，培养一批关键领域实战型、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建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接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产学研的共同发力。按照传统院系的组织模式，难以独立完成从理论到应用的全过程创新，而且容易造成同质化的低效重复。高校应聚焦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打破学科、校际、产研的壁垒，整合“政产学研金服用”各要素，建设好需求驱动的“接口”和成果转化的“出口”，更好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场景，缩短“从0到10”的产业化进程。比如，复旦大学举全校之力重组工科版图，围绕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计算与智能、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未来信息等领域的攻关和人才急需，建设6个创新学院，与创新转化研究院、科创母基金无缝链接，直接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建好攀登创新巅峰的高密度人才“特区”。传统院系在顶尖人才引进方面往往资源有限、能级有限，在人事政策方面要兼顾大多数、缺乏灵活性。高校可集聚优势资源，打造绿色通道，着力建设一批任务导向的新型平台，开辟“人才特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通过制度创新，引进全球范围内最杰出的青年科技人才，给予长周期的稳定支持，确保科研人员专注于高风险、高价值的研究项目，鼓励他们敢于深入“无人区”，产出更多“最先一公里”的世界顶尖原创成果。

从单一指标评价转向构建科学多元的综合评价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创新。评价是创新的“指挥棒”，大到对学校的评价，小到对教师、学生的评价，都影响着创新能级的提升。要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高校发展活力。

持续优化高校分类评价。以往评价标准侧重于学术“硬指标”，将所有高校置于同赛道竞争，往往导致一些应用型高校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不得不追求“大而全”，逐渐偏离办学初衷，造成“千校一面”。高校应依据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以及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客观评估自身的办学基础、优势、短板与发展潜力，锚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力争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大力推动教师评价改革。高校教师评价不能简单地用“一把尺子”衡量，要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突出强调教学科研的质量与社会贡献，破除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贡献等顽瘴痼疾。比如，文科应注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理科应注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工科应注重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导向，医科应注重医教研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学生评价改革。最优秀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最前沿的场景中锤炼出来的，要鼓励更多学生在产业实践一线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高校应探索构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创新过程性评价办法，设置容错探索机制，扭转“唯GPA”倾向，引导学生摆脱“内卷式”学业竞争，从追求纸面成绩到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程。高校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守育人初心、聚焦创新前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敢打头阵、勇为尖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为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校长）

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政绩观问题不仅影响着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渊源

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沃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为树立正确政绩观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崇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精华，深刻昭示了为政之根基在于人民、政绩之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爱民、富民利民的思想精髓融会贯通，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理论内涵，实现了真理力量与文明基因的深度统一。

传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政绩、靠人民检验政绩的光辉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指出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彰显了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深刻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与增进人民福祉的内在统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升华，体现了我们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升华于习近平总书记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政实践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其长期从政实践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梁家河，习近平同志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打井、修淤地坝、建沼气池，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把群众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小事都放在心上。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林权制度改革的风险，他毅然推动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和“弱鸟先飞”的理念。主政浙江期间，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亲自擘画“千万工程”，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浙江留下了宝贵的绿色发展财富。在上海工作时，他强调要“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总书记将从政实践中的思考进一步提炼升华，对政绩观的认识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概括，为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坚持人民至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从“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庄严宣告，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誓言，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根本目的——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为民造福。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是正确政绩观最鲜明的价值底色。

遵循客观规律，回答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标准。树什么样的政绩，一要遵循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领导干部的从政水平，源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二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摒弃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陈旧观念，反对贪大求洋、盲目蛮干，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指向。三要把握好显绩和潜绩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锤炼坚强党性，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党性修养在政绩观问题上的根本性、决定性作用。靠什么树政绩，一要靠坚强党性锻造。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着政绩观的性质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党员干部要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时刻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坚强党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二要靠科学考核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把为民造福、真抓实干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错误倾向，对违规决策、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行为及时纠正，对性质恶劣的严肃追究责任。三要靠真抓实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发扬钉钉子精神，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坚决杜绝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自觉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鲜明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一是实现了“两个结合”的创造性升华。这一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爱民、富民利民的思想精髓融会贯通。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古老智慧，到“功成而不居”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理论基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底蕴。二是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核心命题，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为实践标准，以“锤炼坚强党性”为根本保障，系统构建了以价值立场、实践要求、主体保障为支柱的科学体系。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历史担当，既汲取了传统政治智慧，又赋予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内涵。三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这一重要论述与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内容相互贯通、相互支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政绩观领域的集中体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为新时代新征程干事创业确立了根本遵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引。一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价值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真抓实干。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价值导向，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把热情干劲用在为民造福的实践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二是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干事创业提供了方法指引。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提出了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关系的方法论，推动形成崇尚实干、注重实效的良好氛围。三是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和政府形象的根本来源——靠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本领、服务人民群众的实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业绩。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不断巩固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信和良好形象。

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指向，为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回应了“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这一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干部队伍中的现实问题，为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开局之年就树立正确导向、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了及时指导。二是指明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具体路径。针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错误倾向，针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这一重要论述从党性锻造、考核引导、实干担当等方面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落实提供了精准靶向。三是确立了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学习教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上。这一重要论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学思践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真抓实干中彰显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的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正确政绩观离不开正确利益观

党性纯则胸襟宽，胸襟宽则政绩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奉献精神，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这告诫领导干部，要始终将公心挺在前面，跳出一己之私、一时之利、一隅之得，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

心怀“天下利”，方出真政绩。何为“天下利”？对共产党人而言，“天下利”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整体利益，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长远利益，绝不是狭隘的个人之利、局部之利、短期之利。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初心使命，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的崇高境界，正是共产党人正确利益观的鲜明体现。有什么样的利益观，就会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利益观的底色直接决定政绩观的成色。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胸襟狭隘、患得患失，有的只盯着局部利益“算小账”、不愿为全局发展“算大账”，有的热衷铺设个人“升迁路”、漠视群众心头“冷暖事”，有的沉溺于当太平官的“舒适区”、不敢攻坚克难啃“硬骨头”。这些问题的根子，都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唯有始终心怀“天下利”，政绩观才有“定盘星”，干事创业才会方向明；一旦心藏“一己私”，政绩观就会偏航，履职用权必然失范。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局是“一盘棋”，局部是“一颗子”，棋子的价值在于融入全局、落子成势。“计天下利”，必当超越一域之谋、一时之虑，以心怀“国之大者”的格局扛起时代重任。迈入“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更需要领导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跳出局部看全局、立足当下谋长远，自觉在全局中定位、在大局下行动。倘若囿于部门条块局限、困于地域利益藩篱，就如同坐井观天，既看不清时代发展大势，也服务不好中心大局。养成“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就要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局限，摒弃“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狭隘观念，主动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想问题、办事情，将一域工作自觉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把部门职责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部署，打大算盘、算大账。尤其在改革攻坚、发展突围、风险化解等关键时刻，更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政治清醒，识大势、顾大局、担大任，凝心聚力克难奋进，以局部之“舍”成就全局之“得”，以一域之“进”助力全局之“兴”。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计天下利”，必定在个人得失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必当在平凡岗位默默耕耘、不计名利，“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大胸襟、大格局。反观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陷入“政绩冲动”的泥潭，急功近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在作祟。领导干部一旦在“私”字上开口子，在“利”字上打转转，就极易在权力面前迷失方向，在诱惑面前失守底线。“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方显担当。这要求领导干部不断锤炼党性修养、提升格局境界，看轻个人名利得失，看淡个人进退留转，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为民谋利上。要时刻以“检身若不及”的自觉，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坚决抵制“精致主义”“利己主义”的侵蚀，做到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担当使命奋勇向前，守护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计利当计天下利”，是精神境界，更是行动自觉。广大领导干部要常怀“计天下利”的胸襟，摒弃小我之私、扛起大我之责，多办惠民生、解民忧的实事，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以无私奉献的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重要言论

地方党委在谋发展保安全上责无旁贷，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在地方党委领导班子中强化民主集中制教育，完善议事决策规则，细化负面清单，健全监督机制，明确监督重点事项、具体措施、责任追究等内容，确保民主集中制严格贯彻执行。

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

发展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与产业竞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构建与科技创新特点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从丰富科技创新债券产品体系、完善科技创新债券配套支持机制等方面，对科技创新债券作出制度安排，债券市场“科技板”正式落地。所谓债券市场“科技板”，是指围绕科技创新融资需求，在债券市场中通过完善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交易及配套规则而形成的专项融资支持板块。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债券市场“科技板”建设日益成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质效的重要抓手。

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的重要意义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必然要求。科技型企业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规模化，往往需要跨越较长周期，其融资需求不是短期、单一和线性的，而是持续的、分阶段的升级。债券市场“科技板”聚焦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等主体，推动募集资金更精准流向科技创新领域，实质上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建立与科技创新规律更适配的资源配置机制。2025年推出相关政策后，科技创新债券发行明显扩容；据202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披露，到2025年末已有超700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超过1.5万亿元，显示出这一制度安排已成为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增量支撑。

优化我国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质效的重要抓手。当前，债券融资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的功能仍然有拓展空间，股权融资、信贷融资与债券融资之间的协同衔接机制也有待持续完善。债券市场“科技板”的推出，立足传统信用债市场基础推进制度创新，通过完善发行管理、信用评级、做市支持和风险分担等机制，拓展了科技创新主体和服务科技创新相关机构的债券融资渠道，推动债券市场更好覆盖科技创新活动多层次、接续性的融资需求。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现实举措。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构，部分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面临外部冲击与不确定性约束，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业体系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中长期资金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等重点环节。债券市场“科技板”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拓宽科技创新领域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更好衔接，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

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有效途径。债券市场具有期限管理和风险分层优势，可以通过中长期品种、含权安排、增信工具、指数产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产品等方式，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公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科技创新债券专项承销评价体系和做市机制，并鼓励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参与投资，债券市场“科技板”正在逐步形成“发行—投资—交易—增信”相互支撑的生态体系。

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的重要要求

关键在于把握科技创新规律与债券市场运行规律的有机统一。债券市场“科技板”建设应立足科技创新活动高投入、长周期、不确定性强的特征，推动制度设计、产品供给、风险管理和市场生态更好适应科技创新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与科技创新特征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和融资机制，注重企业科技属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综合研判，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

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科技金融的本质，在于通过健全金融制度安排，引导资金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既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风险识别、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规则完善和环境优化中的作用，推动形成权责清晰、约束有效、运转规范的制度体系。防止脱离市场规律、片面强调政策支持而削弱风险约束，也要防止因风险识别机制滞后、制度安排不完善而影响市场功能发挥。

统筹好支持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科技创新融资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征。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应当立足科技创新融资需求，健全风险分担、信用增进和风险缓释机制，提高市场对相关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分散能力。2026年3月，交易商协会围绕主体认定、资金用途、债券期限、民营企业包容性和配套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债券机制，正是统筹支持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具体体现。

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科技金融各类工具协调联动。科技创新融资具有接续性、阶段性和多元化特征，单一融资工具往往难以覆盖企业从研发孵化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扩张的全过程资金需求。债券市场“科技板”要推动债券融资与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融资担保、政府引导基金等形成有效衔接，也要加强与区域创新布局、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协同配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找准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的关键路径

优化制度供给，增强债券市场“科技板”的精准适配性。围绕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重点主体，完善更加清晰、弹性更强的准入标准和识别机制。既要突出科技属性、创新属性和成长属性，又要避免标准设定过于刚性，影响对创新主体的有效覆盖。进一步优化募集资金使用规则，提高对研发投入、成果转化、并购整合和产业化应用等关键环节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制度供给的精准性和适配性。

健全市场基础制度，夯实债券市场“科技板”规范运行基础。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既要丰富产品供给，也要完善基础制度。健全科技创新债券信用评级、信息披露、承销评价、做市支持和估值定价等制度安排，提升市场在风险识别、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压实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者责任，强化规则约束和信息透明，推动形成权责清晰、运转规范、约束有效的制度环境，不断提升债券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完善产品体系和风险缓释机制，增强债券市场“科技板”的市场吸引力和风险承接能力。围绕科技创新融资需求，不断丰富债券产品和配套工具供给。探索更加多样的期限结构、还本付息安排和含权设计，提升产品对不同科技主体的适配度。推动科技创新债券指数建设，发展相关指数化投资产品，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和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同时，健全信用增进、风险分担和风险缓释机制，更好提高市场对科技创新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分散能力，在增强融资包容性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强化多市场、多区域协同，提升债券市场“科技板”服务国家战略的整体效能。加强债券融资与科技信贷、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融资担保、政府引导基金等工具的有效衔接，增强科技金融支持的连续性和协同性。加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协同，推动不同市场之间规则衔接、信息共享和功能互补。同区域创新布局相衔接，围绕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地服务国家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及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发展。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从“人”的角度看“中国人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衡量经济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总量增长了多少，更要看国民从中获得了多少；既要看国内生产总值（GDP），也要看国民总收入（GNI）。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视“中国人经济”的提法进入公众视野。

所谓“中国人经济”，是指将关注点从聚焦地域生产总量转向关注国民发展与福祉。长期以来，GDP作为衡量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GDP的统计遵循属地原则，只要是在中国领土内生产的价值，无论由谁创造、利润归属何处，都计入中国的GDP。这意味着，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产生的利润，若汇出境外，虽计入中国GDP，却并不构成中国国民的实际收入；反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所得，虽不计入国内GDP，却可通过利润汇回、薪酬回流等方式，实实在在地增加国民财富。

GNI恰恰弥补了这一缺口。它在GDP的基础上，加上本国居民从国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减去外国居民从本国获得的要素收入，更能反映一国国民的真实收入水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GDP 为140.19万亿元，GNI为139.37万亿元，前者略高于后者的格局仍在持续。这一差值表明，当前我国居民从海外获得的要素收入，尚低于外国居民从我国获得的要素收入。随着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这一问题愈发值得关注。对此，需要从三个层面深入把握。

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关键所在。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而内需的源头活水，来自有稳定收入、有乐观预期的国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01202亿元，比上年增长3.7%，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但居民消费潜力仍受制于收入预期不稳、社会保障有待完善等因素。重点群体的就业质量与收入稳定性，直接影响消费潜力的释放。强调“中国人经济”，意味着将政策着力点更多放在“人”身上，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保体系、加大民生投入，让居民“钱袋子”更鼓、后顾之忧更少。只有当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实质性提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随着人口发展形势变化，传统依靠劳动力规模扩张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减弱，依靠劳动者素质提升的人力资本红利亟待释放。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652.4万辆，连续11年位居全球首位；清洁能源发电量增长14.4%，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2%。这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背后离不开高素质劳动者、科研团队和企业家的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靠人。强调“中国人经济”，意味着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一体统筹推进的战略性投资，让人的全面发展成为驱动产业升级、技术迭代的源头活水。

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战略选择。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对全球高端要素的整合能力。中国企业“出海”已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这意味着，必须在深耕海外市场、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让全球布局的成果更有效地服务于国内发展和国民福祉。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892.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2.8万人。这些人员和项目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国民收入来源。强调“中国人经济”，就是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升中国企业和国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份额，让中国的发展更深融入世界，也让世界的机遇更好惠及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一字之变，折射的是发展理念的深层跃升。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满足于蛋糕做得有多大，而是更加关注蛋糕分得是否公平、国民从蛋糕中获得了多少。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视角，指向的是一条更有温度、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之路。

何为“总部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与重组，总部经济这一城市经济形态应运而生。所谓“总部经济”，是指特定区域凭借其独特的综合优势，吸引企业将决策、管理、研发、营销等总部功能集聚于此，同时将生产制造环节布局于成本更低、资源更适配的其他区域，通过总部与生产基地的空间分离，进而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当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均将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路径。总部经济不仅能为城市带来税收、就业等直接效益，更能通过集聚高端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重塑产业生态，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作为一种先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态，总部经济主要呈现四大特征。一是集群化发展。总部经济并非单个企业总部的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总部集群”的发展态势。在特定区域内，不仅有龙头企业总部入驻，还会吸引为总部提供法律、金融、咨询、物流等配套服务的关联企业扎堆集聚，形成完整的总部经济产业链和服务生态。二是价值链高端。企业总部承担战略决策、研发创新、市场营销、资本运作等核心职能，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高端，具有高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度的特点。与承担生产制造环节的基地相比，总部创造的经济效益更为可观。三是辐射带动能力强。总部通过技术输出、管理模式复制、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将自身的发展优势传递到生产基地，形成“中心辐射、周边联动”的发展格局，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四是创新驱动水平高。总部作为企业的“大脑中枢”，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核心载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总部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吸引高端科研人才，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同时，总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也会激发创新活力，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

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发展总部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发展总部经济是优化区域分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在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总部经济通过“总部集聚+基地分散”的模式，能够实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优势互补。东部地区往往凭借良好的营商环境、高端要素集聚等优势，吸引企业总部入驻，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地区则可以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承接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实现产业快速发展。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还能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发展总部经济是培育世界级企业、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核心已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之间的竞争。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总部，能够使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争取更多话语权。

发展总部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影响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因素，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协同发力，为总部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筑牢总部经济发展“根基”。营商环境是企业总部选址的首要考量，直接决定总部集聚的吸引力与稳定性。从政府层面看，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简化企业总部注册、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压缩办事时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侵权惩罚机制，保障总部企业核心技术与品牌权益。出台稳定连续的政策支持，如对新入驻总部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税收减免、办公用房补贴，对高端人才提供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配套服务，增强企业投资信心。从市场层面看，行业协会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牵头制定高端商务服务、物流配套等行业标准，规范服务质量。鼓励总部企业组建“诚信联盟”，通过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避免恶性竞争。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针对总部企业的定制化金融产品，满足总部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

第二，以夯实产业基础为支撑，建强总部经济发展“骨架”。一方面，围绕总部企业需求构建完整产业链。聚焦区域主导产业，重点培育金融、法律、咨询、会展等高端服务业，推动律师事务所、品牌策划机构等配套企业集聚，为总部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总部和生产基地联动机制，引导总部企业将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环节向周边地区转移，形成总部决策、基地生产的产业分工体系，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创新能力。推动总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实验室，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设立总部经济创新基金，对总部企业的研发投入给予补贴，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水平。

第三，以强化区位优势为抓手，激活总部经济发展动能。优越的区位优势能降低总部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效率，可通过基础设施升级与城市功能完善，放大区位竞争力。在交通物流方面，加快航空港、高铁站、国际港口等枢纽设施建设，开通更多国际航线与货运专线，构建“陆海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保障总部企业全球供应链畅通。在城市功能方面，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建设专业化总部经济集聚区，配套建设高端商务楼宇、会议中心、商业综合体等设施，提升集聚区承载能力。加大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投入，建设优质学校、医院、公园等，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完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总部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满足总部企业全球协同办公需求。

进一步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这一重要目标。这里的“全面”，强调人权事业覆盖全体人民、涵盖全部权利、贯穿发展全程，既包括生存权、发展权等基础性权利，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领域权利，强调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十四五”期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具备了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同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人权保障的要求不断提高。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应依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紧扣“全面”的要求，从以下方面加以推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综观世界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人权既具有顺应人类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共性，又有契合某一特定国家国情的个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人权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植根于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必须契合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与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发展人权事业，不是以西方所提的那个标准为圭臬。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来发展。实际上，当代中国不仅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权之路，而且在人权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有关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作了精辟概括，即“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这一论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可从五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的主体是人民，人权即是对人民各方面权利的赋予和保障，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本身就表明必须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置于首位，并对其进行全方面保障、全过程维系。二是突出生存权、发展权在人权内容上的首要地位，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体面、尊严地生存，并获得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三是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这不仅表明各种权利之间互为依存，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四是将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人权事业的价值准则，为人权的实质拥有、平等拥有提供了价值指引。五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人权道路的最终目标，这同样也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导向加强人权建设。人权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人权全面发展最终体现为人民生活品质的全方位提升。与西方国家单纯强调个人权利保障不同，中国坚持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有机统一，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目标。权利的类别可以多种多样，但最基本内容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通过权利的行使而获得利益、资源、机会，从而为个人的生存、生活、生计提供助力，最终确保美好生活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这一重要论断，既将人权与人民的幸福生活直接关联，又突出了幸福生活权在人权谱系中的地位。一方面，人民幸福生活以宪法法律确认的权利体系为制度依托，只有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以法治刚性筑牢权利保障屏障，才能确保人民稳定享有更高质量、更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人民幸福生活是人权事业发展的综合成效与最终检验，集中体现为各项权利协同保障、全面落实所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人权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必须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权利需求，统筹推进经济发展、民主法治、思想文化、公平正义、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建设，全面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

人民美好生活的达致，既需要个人的辛勤劳动，也需要制度的支撑保障。为此，要着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民生保障制度作了安排，涉及人民的劳动就业权、收入分配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健康权等多种具体的民生权利，为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与保障。这些措施的具体落实，必将推动人权保障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更可持续上实现新突破，为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人权的范围与深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理念与制度创新，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国家治理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人民群众广泛享有民主权利、有效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平台，也为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拓展了制度空间。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体系、提升运行效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确保民主权利与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权利保障与利益协调提供多元渠道；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推动权利保障向基层延伸、向日常生活延伸；完善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畅通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使国家治理更精准地对接人民权利需求、更有效地回应人民权利期待。

在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依托相关政治制度，也表现为人民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当中能够直接参与单位、社区事务的管理，保障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持续参与。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制度之下，人民既可以在选举中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可以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这种制度安排既强化了权利保障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又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化与法治化水平，为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院长）

健全法律清理的运行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清理工作情况和有关法律和决定处理意见的报告》，对35件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宣告失效。集中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是持续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

法律清理是立法机关为维护法制统一和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对一定范围内的法律进行系统审查、修改和废止的一种立法活动。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应该是部门齐全、分工合理、体例科学、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是维护法的权威、实现法的功能的基本前提。我国的法律体系总体上是科学的、统一的、和谐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也可能出现一些不适应、不一致、不协调的问题。开展法律清理，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有利于不断完善法律体系。从性质上看，法律清理是立法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一方面，它涉及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审视与处理，其结果直接导致法律内容的变更或效力状态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程序上，法律清理的主体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其过程须遵循法定程序。从功能上看，法律清理是“统筹立改废释纂”的生动实践。其处理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集中宣布一批法律继续有效，也可以对不合时宜的法律进行打包修改，还可以废止已经完全过时或不再适用的法律。同时，在法律清理后续的立法、修法、释法、编纂法典等工作能更具针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从而构建起一个协调统一、衔接有序的法律规范体系。

从我国的法治实践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进行的多次法律清理，均深刻回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发展需求，其工作模式也相应体现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通过宪法的同时，作出关于现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规定“所有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批准的现行法律、法令，除开同宪法相抵触的以外，一律继续有效”。根据这一决议，国务院进行了一次法规清理。在1955年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对原政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发布的各项法规，及时进行一次整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1979年，为了给后续立法工作和经济活动提供初步法律框架，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一大批法律法规不抵触新宪法和新时期政策，并继续有效。1987年，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快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全面清理，宣布1949年至1978年底颁布的111件法律失效。2009年，为如期完成“基本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开展法律清理工作，废止法律8件。

对现行法律进行全面清理，其主要意义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维护法制统一与权威。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等问题将损害法律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通过系统清理，集中、主动、批量发现并消除矛盾、冗余和滞后的法律，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二是系统提升立法质量。法律清理是对法律体系的“全面体检”与“系统优化”，通过减少冗余、矛盾和滞后问题，增强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三是主动适应改革发展。法律清理能及时识别并修改或废止那些已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规定，确保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有机统一。四是节约立法资源和提升治理效能。将分散的、阶段性的修法需求进行统筹考量，通过一次性的集中工作解决一批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能有效避免立法资源的分散投入，与立改废释工作形成有效配合。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任务加重，法律体系内部因立改废释纂而产生的矛盾、冗余和滞后等问题将更趋复杂。同时，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大量临时性授权决定，在完成既定任务之后，也需要通过及时的清理机制予以规范处理。202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新增第116条，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根据维护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改革发展的需要进行清理。”法律清理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为建立动态长效机制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健全法律清理的运行机制。

一是进一步推进法律清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在长期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清理经验。应系统梳理和总结各级立法机关在清理工作中共性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并逐步将其固化为明确的制度规范。在清理启动条件上，可考虑将“相关新法颁布实施”“重大改革决策出台”“上位法修改或废止”“立法后评估发现重大问题”“法定清理周期届满”等作为启动清理的具体情形，主动有序启动清理工作。在清理标准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例如，将“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主要内容被新法替代”“调整对象已消失或发生根本变化”“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和社会发展要求”“存在与改革决策明显不一致的规定”等，作为认定需要修改或废止的具体标准，并研究制定配套的认定指引，增强可操作性。在清理程序上，从清理建议的提出与论证，到清理草案的拟定与征求意见，再到审议过程中的说明与讨论，以及清理决定的通过、公布等全链条环节，都有必要制定明确的工作细则，确保流程的完整性、透明度和规范性。

二是重视制度衔接与体系联动。法律清理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需要与其他相关制度协同发力。一方面，在立法与监督制度体系内部，法律清理与执法检查、备案审查、立法调研、立法评估等工作紧密关联。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体系内部的衔接联动，如将执法检查、备案审查、立法评估以及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与管理等工作中发现的法规冲突、滞后、不适当、不协调等问题，作为启动法律清理的重要线索或依据。另一方面，构建外部衔接联动机制。对于在法律监督、司法审判、行政执法以及备案审查工作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冲突或滞后问题，应及时纳入法律清理的统筹考虑范围，确保清理工作既能维护法制统一，又能适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实践的需要。

三是关注法律清理的合宪性、合法性。法律清理是立法活动的重要形式，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一方面，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必须坚持依宪清理，将合宪性审查嵌入法律清理全过程。特别是，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组织与职权等的法律清理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重点开展合宪性审查，确保相关处理决定符合宪法精神。另一方面，严格遵守法定权限与程序。涉及基本法律的修改或废止，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对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严格依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程序进行审议。同时，清理过程中，应当通过适当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必要时将清理决定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并通过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充分汇集民智，使清理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愿、得到人民认可。

如何规制“滋扰”类违法行为

正常的生活秩序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利益诉求。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治理手段的不断革新，传统的暴力违法犯罪行为逐渐得到有效遏制，但一些以持续滋扰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频繁拨打电话、发送信息进行骚扰，在他人住所周边跟踪盯梢、蹲守，上门反复纠缠滋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谩骂恐吓……这些行为虽未直接造成身体伤害，但给被害人带来精神伤害和心理压力，使其产生精神焦虑、心理恐惧，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采取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明确纳入处罚范围，对于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宁具有重要意义。

以滋扰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后果滞后性等特征，这给执法与司法实践带来挑战。长期以来，此类行为处于法律规制的模糊地带，往往既因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而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又因法律依据不够明确而难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导致部分受害群众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填补了这一法律空白，体现了治理的精准化。实践中，应当准确把握、规范适用，真正发挥这一规定的效用。

在行为认定方面，需要准确把握认定标准，遵循比例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滋扰行为都一概纳入处罚范围，而是应当有所区分、审慎认定。“滋扰”类违法行为的主要特点是以非暴力方式对他人生活安宁造成持续性侵扰。单纯的私人纠纷，如邻里之间偶发的口角纠纷、一般性民间矛盾，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调解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当行为超越私人纠纷范畴，以反复实施、持续滋扰的方式对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现实威胁或实际破坏时，应综合考量行为持续时间、次数、手段恶劣程度、造成后果等因素予以行政处罚，确保处罚与危害程度相当。

在证据收集方面，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和创新方法。由于“滋扰”类违法行为具有非接触性、隐蔽性及持续性等特点，证据收集面临“发现难、固定难、关联难”的现实困境。为有效查处此类行为，应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证据收集体系。一是全面固定电子证据。此类行为有相当一部分依赖通信工具或网络平台实施，侦查机关应第一时间调取被害人的通话记录、手机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社交软件通信记录等，并结合技术手段锁定行为人的IP地址、设备信息，及时收集固定电子数据等关键证据，防止信息被删改灭失，确保证据的原始性与完整性。二是重点收集滋扰现场的视听资料。对采取跟踪盯梢、上门滋扰、静坐堵门等方式实施的违法行为，应广泛调取案发地及周边的视频监控，记录行为人的体貌特征、活动轨迹及持续时间。三是注意收集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的有关证据，这是认定此类行为危害性的重点。比如收集被害人因被滋扰而导致的报警、投诉、就医、心理咨询等相关记录，被害人及其家属关于精神痛苦、被伤害程度的陈述与证言等。四是注意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全面收集各类证据。办案中不仅要证明单次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且要证明行为的持续性、反复性及其与被害人精神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形成严密的证据闭环。

在制度衔接方面，应着重处理好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条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该法第八条进一步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以治安管理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采用滋扰、纠缠等手段，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符合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分别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敲诈勒索罪等定罪处罚。例如，以滋扰方式催收非法债务，情节恶劣的，可能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对于多次实施滋扰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办案中应当准确把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发现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取证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防止以罚代刑。

“滋扰”类违法行为的产生往往与民间纠纷、债务纠葛、情感矛盾密切相关，单纯的处罚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类行为创新性增设了“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责令其一定期限内禁止接触被侵害人”的“禁止令”制度，使处罚更为科学有效，体现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的治理理念转变。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职的同时，应当积极会同街道、社区、司法所等单位，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调解机制，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介入，防止矛盾积累升级。通过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执法与调解相结合，既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又能从根本上修复社会关系。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运输企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深刻回答了“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重大问题，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国之大者”，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运输企业。

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南航集团第一时间邀请中央宣讲团成员作宣讲报告，并通过党组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等形式认真抓好学习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进一步增强“十五五”时期做好南航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统筹发展和安全，打造可持续高质量的安全。安全是民航业的生命线，确保航空安全是南航履行央企使命、建设世界一流的首要任务，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安全，坚持系统观念抓安全，全力打造可持续高质量的安全。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航空产品供给。航空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在打通“大动脉”、畅通“双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航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质量，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同时，要针对消费需求多元化、个性化、分层化的特点，加强服务创新、产品创新，不断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民航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科技创新是实现民航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南航集团必须强化科技创新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发展民航高相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子。

结合实际贯彻，不断开创南航“十五五”改革发展新局面。南航集团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责任，结合自身实际，研究提出《南航集团党组关于制定集团“十五五”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动南航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

在守牢航空安全底线上下更大功夫。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深化“抓长远、抓落实、防风险”的“两抓一防”安全管理总体策略。对标中国民航局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要求，持续完善具有南航特色的安全管理七大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安全科技创新，坚持走好数据驱动、科技支撑的安全道路，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飞行、机务等关键队伍资质能力建设，打造“五个过硬”的飞行队伍。培育“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遵章履责、崇严求实”的新时代安全文化，推动安全文化入脑入心。

在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质量上取得更大突破。服务构建“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做强做大”广州枢纽，“做精做优”北京大兴枢纽，打造“东西成扇、疆内成网，面向中西亚南亚欧洲”的乌鲁木齐西部门户枢纽，稳步推进广深、上海、北京大兴、乌鲁木齐货运物流枢纽建设。积极融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布局，依托“空空+空地+空铁”网络，密切各地与核心枢纽、核心枢纽间的协同联动，构建“干支结合+多式联运+全网全通”的高品质航线网络。全面加强全球航空合作，构建新型国际航空合作关系，开创多层次新型国际航空合作新局面，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科技创新攻关上扛起更大担当。紧扣民航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增强民航产业链。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创新工场、公司级项目等新型组织形态，抓好高层次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的选拔培育。全面推进数智化转型，深度应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入推进智慧园区、智慧站坪等重点项目。深入实施“AI+”专项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可控、自研自制水平，推动由南航集团自主研发的“天瞳”“天极”等系统系列化发展、产品化输出。加强企业架构方法论应用，推动流程化组织变革。稳妥推进光伏、氢能、可持续航空燃料等商业应用，引领行业绿色发展。打造民航“产学研用”共同体，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价值转化，构建科技创新生态圈。

在加快建设现代民航产业体系上展现更大作为。围绕航空运输上下游加快打造“2+5+X”产业体系，到2030年基本建成要素互补、自主可控、竞争力强、安全可靠的现代民航产业体系。持续提升客货运输核心能力，加快推动客运向现代服务集成商转型、货运向综合物流服务商转型。不断优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机务维修产业，开拓通用航空与低空经济新空间，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食品品牌，打造创新领先行业领军的数智科技产业，做强做优飞行训练及装备制造产业。加快构建国产民机共同体，深度参与发动机工程设计、部件制造、维修运行全产业链，以“机队规模化”为基底、“航线精品化”为路径、“技术自主化”为支撑、“数字智能化”为引擎，有效支撑国产民机规模化运营，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在满足人民美好飞行需求上取得更大成效。始终把客户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作为改进航空客货服务的方向，推动航空产品服务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聚焦客户感知价值，从质量效率、权益保障、个性选择、智能服务等关键触点寻求突破，增加高价值、精品、创新服务。全面升级人性化、数字化、精细化、个性化、便捷化的“五化”服务，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持续构建“亲和精细、体系完善、协同高效、智能精准、价值驱动”的现代化大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全球化全服务航空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强化根本保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南航集团落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任务要求，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进一步突出政治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落实基本培训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南航集团不折不扣落地见效。

进一步突出引领性。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按照“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要求，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政治过硬、适应南航集团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

进一步突出规范性。强化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建设，提升基层党建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有序推进制度流程化线上化。构建“三单四责”（责任清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按单明责、照单履责、依单督责、据单考责）党建责任全周期管理机制。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入推进纪律教育、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三不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

进一步突出融入性。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推动党组织设置与企业组织架构高度适配，持续完善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一企一策”机制，扎实推进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进一步突出创新性。探索与发展方式、公司治理、体制机制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机制，丰富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载体，运用数智化技术手段强化穿透管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统筹为基层减负与赋能，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生机活力。

进一步突出凝聚性。狠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落实落地，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更好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将思想政治工作同生产经营管理、新时代“阳光南航”文化建设等相结合，团结凝聚职工群众，增强企业内生动力。

从四个维度发力提高反腐败穿透力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强调要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为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不断拓展，有力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同时，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各种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加速变异、查处腐败难度越来越大的新动向新特点更加凸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推进反腐败斗争亟须全面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认识，在思维提升、科技赋能、体系联动、制度创新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进一步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以强化穿透思维为引领。打破传统思维定式，树立穿透思维是提高反腐败穿透力的重要前提。当前，腐败现象不断演化、伪装变异、翻新升级，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影子公司”“影子股东”，还是期权腐败、约定代持、“逃逸式辞职”，其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权力出轨、越轨本质始终未变。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要求“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我们要深学细悟吃透精髓要义、掌握实践要求，牢牢把握“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持续强化坚定不移反腐败的政治定力、政治责任、政治担当。强化问题导向和全局思维、系统思维、精准思维、底线思维，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习惯从政治上看待腐败现象，善于从本质上分析腐败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炼就识破表象伪装、看穿腐败本质的“火眼金睛”，切实为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打下坚实思想基础。

以科技赋能提效为支撑。科技发展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充分证明，运用信息化技术极大提升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精准度和穿透力，大幅压缩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生存空间，从严惩治的震慑效应不断巩固放大。应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必须加速提升智慧反腐、科技反腐水平。构建“数字纪检监察基座”，有效整合重点行业领域的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更加客观、快速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常风险点，更加高效从日常监督、信访举报等数据中识别腐败线索。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腐败的本质特征，通过设计专项分析算法，更加高效锁定“市场化”“民事化”“合法化”伪装背后的受贿人或特定关系人，切实为反腐败安上科技“透视镜”，坚决破除贪腐“障眼法”，让腐败行为在科技手段前无处遁形。加快培养纪检监察干部的数智素养，重点提升运用信息化技术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能力，增强依规依纪依法使用信息化技术的自觉，实现“人”“技”高效融合，切实以“数据算力”放大“监督人力”、以“数据算法”升级“反腐战法”。

以系统联合惩治为路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利益链条往往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惩治腐败要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推动监督贯通，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责任要联动落实，以纪委监督责任的有效发挥，具体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贯通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不断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体系。信息要联动共享，以构建一体化数据共享平台为牵引，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推动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公安、市场监管等系统的监督监管数据统一规范共享，形成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全周期、全要素的数据库。监督要联动预警，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纪检监察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发力，重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动态监测和廉洁风险研判，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形成具体有效的腐败预警机制，防止小过发展成大错、作风问题演变为腐败问题。治理要联动发力，用好《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升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战术战法，深挖细查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保持惩治腐败强大攻势；党委、政府和相关行业部门扛牢做好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及时整治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合力提升治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综合效能。

以深化制度创新为保障。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是提高反腐败穿透力的坚实保证。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特点，从近年来办理的案件中深入分析个案、系统归纳类案规律，把办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的实践经验升华为工作规范，推动健全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密而不繁、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一方面，健全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型腐败认定制度。细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证据收集、固定、审查、运用等规范要求，明确“影子公司”“期权腐败”“虚拟货币贿赂”等新型腐败行为的法律界限、取证要点、证据标准，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发现、取证、定性难题。自上而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定期发布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典型案例，为依法惩治腐败具体实践提供参考和遵循。另一方面，完善密而不繁、有效管用的制权机制。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重点领域，紧盯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监督，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制度，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边界，有效避免“牛栏关猫”“纸笼禁虎”。建立权力运行全过程记录制度，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权力运行留痕可溯，确保权力运行有据可查。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持续铲除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作者系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骨干和支柱作用，进一步明确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肩负的职责使命。作为特大型中央企业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要子企业，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乌江）积极服务国家战略，认真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诠释能源强国建设先锋的使命担当。

勇担职责使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华电乌江始终践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到哪里，企业就坚决贯彻落实到哪里。服务三线建设战略。三线建设时期，第一代乌江建设者克服在岩溶典型发育区建设大型水电站的世界难题，创造了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企业深深植入了“由党创立、跟党奋斗”的红色基因。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世纪之交，为解决能源分布与电力需求区域不平衡，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了“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贵州省洪家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2013年，沙沱水电站投产，提前12年圆梦乌江梯级水电开发。乌江流域产生的清洁电能，通过“黔电送粤”“西电东送”等通道，源源不断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形成了一道能源保供绿色屏障，见证了“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蝶变历程。服务能源安全新战略，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华电乌江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奋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全力做大以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新能源为主体的增量规模，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73%，发展为集水电、火电、风电、光伏发电、新型储能、抽水蓄能等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企业。能源结构不断向动能更强、底色更绿、保障更稳、调节更活转变的背后，更是一份沉甸甸“许党报国、履职尽责”的央企责任与担当。

立足“十五五”，华电乌江始终坚持将服务国家战略作为第一使命，坚决服务保障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等国家战略，更好发挥安全支撑、科技创新、产业控制三大作用，坚定清洁低碳发展方向不动摇，在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做强做优做大乌江事业。

立足实体经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华电乌江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在壮大实体经济中充分发挥央企的主导和带动作用。助力能源饭碗端稳端牢。在乌江渡发电厂刚投产时，63万千瓦装机容量约占贵州全省总装机的一半，是支撑省内工业化起步、民生用电保障和区域电网稳定的“顶梁柱”“压舱石”。“十四五”期间，面对流域来水偏枯、电煤价格剧烈波动、需求持续增长等电力保供严峻形势，华电乌江千方百计补充电煤库存，打通“陕煤入黔”和“晋煤入黔”通道，努力实现机组调得起、开得稳、发得足，稳住了能源安全供应的基本盘，发电量接近贵州省统调发电量的四分之一。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主动站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累计完成工业产值近700亿元，完成利润、上缴税费，均在贵州省发电企业中排名第一。立足“两重”“两新”建设，大力发挥能源电力投资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新建项目遍布贵州省9个市州，以有效投资积蓄发展潜力，用实际行动展现“乌江担当”。助力圆梦“通江达海”。构皮滩水电站通航工程以2306米线路、三级垂直升船机方式，创下6项“世界之最”；与下游思林发电厂、沙沱发电厂通航工程，打通乌江“黄金水道”，实现500吨级船舶从库区码头直下长江，年船舶过闸总量超150万吨，助力贵州省融入长江经济带，实现“通江达海”的梦想。

立足“十五五”，华电乌江立足贵州能源资源优势和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为经济向上结构向优提供安全可靠能源保障。

坚持民生为大，服务人民美好生活。华电乌江始终坚持让企业发展的脉搏与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节奏同频共振，在黔中大地上书写央企担当的时代答卷。兴修水电，富民兴黔。华电乌江秉持“建一座电站、带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美一方生态”的开发理念，累计投入超百亿元用于移民安置、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扶持，建立乌江流域移民技术培训中心，为乌江移民搬迁的近11万人和贵州省生态扶贫移民提供致富业务技能培训。扶贫济困，彰显担当。胸怀“国之大者”，助力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从2001年以来，派出40余名驻村干部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投入帮扶资金超1.5亿元。2018年，提供帮扶资金1650万元，引进承载着黄杜村20名党员爱心的“白叶一号”，推广种植2800亩，助力“云中仙寨·万亩茶乡”建设。华电乌江党委先后被授予“中国红十字人道勋章”“贵州省脱贫攻坚先进党组织”“贵州省乡村振兴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守护生态，碧水长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华电乌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科学保障生态流量泄放，水环境生态链动态均衡，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移栽淹没区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建设藏酋猴、猕猴动物保护站，增殖放流珍稀鱼类，建设动植物宜居家园，全力守护一江碧水，用实际行动全面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立足“十五五”，华电乌江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和经营管理全过程，更好履行战略使命、更好发挥功能价值，高水平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有机统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

在日新月异、万象纷呈的时代生活中，各种文艺创作杂花生树，蓬勃开展，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纷繁嘈杂。在这众声喧哗中，共识的凝聚，方向的明确，价值观的建立，经典化的完成，都离不开文艺批评的积极开展和深度参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文艺批评不仅维系着创作的生机和活力，也引领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推动文艺繁荣和文化创新，需要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

首先，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需要重新建立它与生活、与文艺创作的紧密联系。文艺批评同生活的关系，看起来似乎没有创作者同生活那么紧密，创作者需要深入生活获取创作资源，而批评者就没有这种迫切，即便远离生活，似乎也不影响他们对于文艺作品作出评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对时代生活没有深入了解，文艺批评将丧失敏锐的判断力，模糊和偏离批评标准，失去其作用和价值。唯有与生活建立起血肉联系，批评者才能更富洞见，才能发现文艺创作的症结所在，才能洞察这个时代真正需要怎样的文艺作品。

当下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是，不少批评者习惯于大而化之的思维定式，缺乏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鲜活的生活被简化为抽象的概念，批评就变成自说自话，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及物、不接地气、不触及现实生活、不谈真问题。以简单的概念代替鲜活的事实，就会放任思维的惰性，停下认识世界的脚步，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视而不见。

文艺批评要重新建立同生活、同文艺创作的联系，这就意味着要以开放心态面对各种新作品新现象；意味着要重新审视身边习焉不察的事物；意味着要走出去，摆脱原有生活的惯性，以崭新的经验冲击僵化的概念；意味着要改造和更新我们的世界观，真正与时代生活同频共振。

其次，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需要构建健康的文艺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批评氛围。只有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要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和舆论氛围，允许争鸣存在，让优秀作品在充分的讨论中脱颖而出，让真理越辩越明。不能隐藏问题、一团和气，也不能指责谩骂、相互攻讦，而要在真诚理性的批评中，构建和谐健康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文艺生态。

批评者应坚持自己的批评理想，和创作者保持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排除作品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扰，使批评更为干净纯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必须打破文艺批评的圈子化，小圈子容易滋生人情批评、红包批评、面子批评等现象，相互捧场造势，全是言不由衷地表扬和吹捧，却不去触及真正的问题，丧失了批评的独立品格。从长远看，这样的文艺批评最终会失去创作者和公众的信任，使自身失去生命力。

文艺批评要心存善意，不能恶意攻击。批评不是以风刀霜剑彻底毁掉一个创作者，而是以逆耳忠言帮助其不断成长。因此，要以一份对文艺事业的初心和热爱，以一种朝向理想、面向未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以动机纯粹的建设性姿态，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共同期待并催生更多精品力作。

创作者也须具备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修养和胸襟，将文艺批评看作是真正促进艺术进步的重要助力。创作者和批评者从来不是对立对抗的，他们本质上具有共同的艺术理想，他们目标一致，相向而行，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创作是同生活的贴身肉搏，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置身其中容易当局者迷，只有在客观的文艺批评中，创作者才能检视作品的得失，看清自身的局限，明确努力的方向。好的批评是值得创作者信赖的，对于创作的帮助是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对于那些能够发现并指出自己问题的批评者，当引为知音。

再次，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必须倡导讲真话、讲实话，不断改进我们的文风。文艺繁荣呼唤真的批评。讲真话是立言之本，是实现文艺批评主体性和有效性的关键。然而，讲真话并非易事，它关乎批评者的品质和勇气，也关乎其能力和智慧。一方面，批评者要恪守职业操守，抵御外部的诱惑，拒绝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珍惜自己的口碑和名声。另一方面，批评者要不断修炼内功，夯实专业素养。只有凭借建立在扎实能力基础上的自信和定力，才能在众声喧哗中坚守内心的判断，不被干扰，无所动摇。

文艺批评要改进文风，多说真话实话，少讲假话空话。批评文章力求开门见山，简洁平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一说一，实话实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堆砌生僻晦涩的理论词汇，也不寻章摘句掉书袋，即便是抽象说理的文章，也可以生动鲜活，文气沛然。

这就要求文艺批评要把握专业性和大众性的平衡。一方面，我们要筑牢文艺批评的学理根基，以深入理性的文艺批评，代替肤浅的印象式评论和情绪化宣泄，真正体现文艺批评的专业性和学理性，以深刻洞见针砭生活中的错误观念和思想陋习，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文艺批评也要面向大众，深入浅出。批评不一定非要板起面孔，以高深晦涩的话语拒人千里之外，“是真佛只说家常”，可以将深刻的理论见解，融化在大家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中，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最后，让文艺批评真正活跃起来，需要积极适应新的传媒形态，不断拓展批评视野。现代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移动端、短视频等新的传媒平台汇聚了空前广泛的受众。当文艺的创作、传播、互动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文艺批评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同现代传媒充分融合，抵达更多读者，实现创作者、接受者、批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发挥文艺批评的影响力。

要进一步拓宽批评视野，不能仅盯着传统领域，仅盯着少数名家，忽视广阔崭新的创造。要密切关注时代生活中的新事物，关注新科技新传媒催生出的新的文艺现象，在这些新领域内发现创造的火苗，并引导呵护其健康成长，充分彰显文艺批评的时代价值。

还要建立和畅通文艺批评发表机制，不仅要在传统文艺报刊上开辟批评园地，同时要在新媒体平台上探索多元发表渠道。要打破文艺批评的小圈子，充实壮大批评队伍。文艺批评固然需要专业素养，也应鼓励公众参与，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推动专业意见和大众口碑相结合、理论建构和文艺普及相融合，最终形成活跃而健康的文艺争鸣局面。

文艺批评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通过形式多元、风格活泼、表达新颖的批评，有效介入当下的精神文化生活。探索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形式的文艺批评，以年轻人熟悉和喜欢的语言方式积极发声，在讨论和辨析中，廓清迷雾，纠正错误，净化网络空间，形成正确的观念认识，不断提升大众审美，引领健康的社会风尚。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凌寒独自开 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首著名的托物言志的《梅花》诗，却很少有人知道它是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今属南京市）住所半山园时所作。半山园即为今天南京王安石故居的遗址。故居坐落在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院内，正门门头刻着“半山园”的题字，整体建筑呈现为东西两院、两进三开的格局，建筑物基本上是木质瓦质结构，粉墙灰瓦，朱门槅扇。院内种植了数株梅花，素朴雅致，和主人淡泊名利的为人风格甚为吻合。

故居主体有四厅，根据其功能将其分为前厅、生平厅、改革厅、文学厅。前厅主要以碑刻的形式解说了王安石故居修建的历史与现状。故居始建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王安石选择在钟山脚下的白塘建造自己的退居住所，因此处正好处于江宁府城东门与钟山主峰之间半途之上，王安石遂将退居之所命名为半山园。王安石为人简朴，不喜浮华，“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但在王安石看来，如此简陋的半山园，清幽又不乏自然之趣，正如其诗云：“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交交园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屦或幽寻。惟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明初建都南京，半山园被列入皇宫禁地。其后半山园历尽岁月风霜，几经毁建，命运多舛，到了清朝初期，几乎荡然无存。直至清朝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在半山园遗址重建半山寺，大致奠定了现在故居的规模。1952年，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在此处成立后，又将半山寺复名为半山园，将其确定为王安石故居，并多次修缮。王安石故居现有400平方米左右。

经过前厅，来到了故居的生平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王安石的半身塑像，主人眼视前方，目光如炬，展现出一位改革家的担当！生平厅摆放了一些陈列柜，展示了一些从原址出土的文物。该厅主要以图文组版的形式展现王安石一生的经历。王安石年轻时就气度恢宏，志在“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表现出鼎固革新的非凡气魄。天赋异禀，再加上后天的发奋勤勉，王安石很快就声名鹊起。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参加进士考试，名列榜首。此年王安石出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正式走向仕途，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江宁知府等官职。王安石为官清正，能够体察民情，行事务实。如任鄞县知县期间，王安石“劝农务业，区别善恶，习俗丕变”，民生得到极大改善，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后来去京城任官时，“乡民父老思之，愿立生祠图像”。在地方和京城近20年且在不同职位上的任职历练，使王安石积累了丰富的治理政务的经验，也为他后来的变法奠定了实践的基础。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进献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份奏议令宋神宗感觉“未尝闻”也，而且无比折服，“他人所学固不及此”，1070年擢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让王安石全面进行变法运动，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

经过故居的生平厅，接着来到故居的改革厅。大厅内除了摆放一些藤制的桌椅之外，同样是通过图文组版的形式，从变法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历史结局等方面，详细解读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大厅悬挂的第一幅匾额书写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名言，以凸显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精神。在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下，王安石先后向全国颁布了一系列富国新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马法等。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全面，力度很大，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梁启超称之为“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梁启超盛赞曰：“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王安石变法确实也取得了部分“富国强兵”的效果，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全国兴修水利设施1万多处，受益民田有36万多顷，西北边疆的防卫力量得到增强，先后收复幅员2000里的地区。改革厅还以图文组版的方式说明了王安石变法中所受的阻力及其失败的结局，特别是王安石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竭力阻挠。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登位、司马光称相后，新法先后被废除。一年之后，这位老人带着遗憾与落寞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简葬在南京钟山脚下。王安石变法从他的那个时代开始就有争议，然而王安石个人的气度、才华、德行却令很多人大为折服。王安石是一位有着君子人格的改革家，连司马光都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这位雷厉风行的改革家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苏轼称颂其“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从故居的改革厅出来，来到故居最后一个大厅——文学厅。厅内除了摆放一些古色古香的檀木桌椅之外，另有《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等王安石作品不同版本的展出。该厅也主要通过图文组版的方式展现王安石作为文学家的杰出成就。王安石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文风独特，“彼七家者，皆文人之文，而荆公则学人之文也”，大厅中展示的《答司马谏议书》即为其代表作之一。王安石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诗人，现存1500多首诗歌，后人根据他退居的宅名将其诗体名之为“半山体”。与欧阳修、曾巩、米芾、李公麟、苏东坡等好友交游也是王安石退居半山园的生活之一。如在政见上，他和苏东坡有很大差异，但毫不影响他和苏东坡之间私下和睦的挚友关系。两人在半山园愉快地谈学论道，都表现了坦荡、豁达、超脱的君子胸怀，留下一段宋代士人交游的佳话！

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王安石的名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强调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今人在半山园遗址重修王安石故居，缅怀这位变法的巨人，并将故居设为改革精神教育基地。王安石故居前矗立着一座王安石的全身雕塑，底座刻着“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这是世人对这位伟大改革家永久的铭记！

走进博物馆，不仅是为了打卡

春节一家人自驾路过湖北，原本想去湖北省博物馆看看那把著名的越王勾践剑。提前刷攻略，满屏都是“排队3小时，看剑3分钟”“挤到窒息”的劝退帖。想着拖家带口何必遭这个罪，方向盘一打，直接放弃。

整个春节假期，8951.12万人次涌进全国博物馆，同比暴涨27.6%，创历史新高。陕西、江苏、广东、四川、河南、浙江，6个省份接待量均超600万人次。数据滚烫，而我选择了绕道而行。躲开了人潮，但有个问题反而更清楚了：那些挤进去的人，到底想看什么？

社交媒体上，“此生必去的十大博物馆”“镇馆之宝打卡攻略”动辄10万点赞。参观者手持清单，逐一对照拍摄。青铜器、瓷器、书画，沦为高级背景板。集齐九宫格发朋友圈，配文“穿越千年的相遇”，定位必须精确到坐标。看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在看”。博物馆成了新晋网红地标，文物成了最有格调的滤镜。

打卡本身无可厚非。至少，人们愿意走进博物馆了，总比20年前门可罗雀强。但问题在于，当一把2500年的王者之剑，功能等同于一杯网红奶茶时，我们到底是离文物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也有另一群人。马面裙配青铜器，汉服立宋画前，古今对望，有种奇妙的呼应。今年春节，这股热潮尤为汹涌。中国国家博物馆“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上，从陶马、铜马到漆木马、玉马，各时期的马形象令观众目不暇接。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特展，上海博物馆“春风骐骥：马年生肖展”，串联起跨越千年的奔腾轨迹。人们开始在文物里找穿搭灵感、找纹样素材、找身份认同。

这比打卡深了一层，从“让别人看见我”变成“我想看见自己”。在传统文化中打捞认同感，在历史纹样里寻找归属感，这是身份焦虑时代的一种自救。马面裙火了，敦煌色成了穿搭指南，《只此青绿》一票难求，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穿在身上、带进日常。

但这一层仍有陷阱：如果只看到“自己”，文物就成了镜子。你对着它照来照去，映出的全是自己的面孔。那把越王剑呢？它经历过什么？它想说什么？

还有第三群人。他们不急着拍照，也不在意穿搭。只是站在某件器物前，久久凝视。面对现实的种种压力，人们开始在历史里找答案、找安慰、找确定性。看那些历经千年的器物，它们见过朝代更迭、战火纷飞、无数人的生老病死，最终仍在这里。自己那点焦虑放在时间长河里，似乎也没那么沉重。他们看的不是文物，是时间本身，看时间如何流逝，看文明如何延续，看个体如何在时间长河里锚定位置。

但还有更深的一层。如果只是看时间，那与读历史书有何区别？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那些器物，是时间凝结成的实物。它们不是抽象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时间的肉身”。

你站在它面前，你在看它，它也在看你。你看那把越王剑，看见春秋战国的工匠如何锻打出菱形暗纹，看见勾践如何卧薪尝胆后持它称霸，看见它如何在地下沉睡2500年，又如何被考古队员从黑漆漆的墓室里捧出来，成为镇馆之宝。它看你，看见一个2500年后的生命，带着焦虑、迷茫与期待，站在这里，试图与它建立某种连接。这一刻，你与一把剑共同构成了一段新的时间。这才是博物馆真正不可替代之处，让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生命，在同一个空间里相遇。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挤进去，到底想看什么？有人在看社交货币，有人在看身份认同，有人在看时间流逝，有人在看自己与时间的交汇。大多数人从打卡入门，慢慢走向找自己，走向看时间。有人停在第一层，有人走到第三层，有人偶尔瞥见最深处的光。只要愿意走进来，就是好事。走进来，才有可能看见更多。

在返京的高速上开了很久，心里一直在想，也许下次淡季，我们会专门再去一趟。不为打卡，就想站在那把剑前，看看它身上的每一道纹路，想想它见证过的血与火，然后问问自己：2500年后，我会留下什么？

毕竟，文物不是背景板，是穿越千年，来见你一面的故人。你看着它的时候，它也在看着你。

从源头破解致敏花粉治理难题

花粉过敏正逐渐成为世界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花粉传播范围扩大、飞散期延长，城市绿化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花粉暴露风险，花粉过敏症的发病率和患病率也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世界约30%人口受过敏性疾病的困扰，我国已有2.5亿过敏性鼻炎患者。当前，我国花粉过敏治理主要依赖气象预警、个人防护（如佩戴口罩）和医疗干预，在效率、可持续性和社会成本上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发展主动、高效、环境友好的源头治理技术是解决致敏花粉难题的关键。

花粉过敏的原因与主要致敏植物

花粉过敏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对无害花粉蛋白过度、错误的攻击。过敏体质者第一次吸入某种花粉时，并不会立即出现症状，其中的特定蛋白质被免疫细胞错误识别并记录产生特异性抗体，再次接触时，过敏原与特异性抗体结合释放大量组胺、白三烯等导致打喷嚏、流鼻涕症状的炎症介质。它会从多维度侵蚀健康，轻则打喷嚏、流鼻涕，重则诱发咳嗽、鼻塞甚至哮喘、呼吸困难等并发症，切勿将其当作季节性小困扰而忽视治疗。过敏患者需做好花粉防护，及时到医院做过敏原检测，并接受特异性免疫治疗等规范干预。

花粉过敏主要由风媒植物雄株的花粉引起。这类植物花粉依靠风力传粉，其花粉产量大、颗粒小、重量轻，可随风飘散数百公里，极易被吸入呼吸道引发过敏反应。我国北方地区为花粉过敏的高发地区，春季以柏、杨、柳、榆、桦树为主，秋季以蒿草、葎草、豚草花粉为主。北方气候干燥，大部分时间为多风的晴天，故北方花粉过敏愈发严重。

圆柏是柏科刺柏属的常绿乔木，是我国重要的园林绿化树种，生态与文化价值高，也是春季主要的花粉致敏植物之一。圆柏雌雄异株，长有雌雄两种球果，雄球花也称孢子叶球，最初为绿色，成熟后为黄色，是储存圆柏花粉的器官，每年春季开花散出大量花粉。因其四季常绿，能除尘降噪、吸收有害气体，为鸟类提供栖息地，且圆柏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象征长寿与永恒，常见于皇家园林、寺庙，难以砍伐和替换。

蒿草为北方地区秋季主要致敏植株，多为野生杂草，分布广、生命力强，清除困难，且存在花粉跨境传播的现象。蒿草种类繁多，主要分为一年生与多年生，其花序小而多，呈圆锥状，花多为淡黄色。花粉颗粒微小，质量轻，易于随风远距离传播，具有高度的致敏性。我国北方内蒙古地区的花粉过敏原以多年生蒿草中的沙蒿为主，其次是黄花蒿、艾蒿等，它们既是重要的生态植物，也是传统中药材。沙蒿根系发达，盘根错节，能有效固定流沙，是著名的固沙先锋植物，因此也难以通过物理手段根除。

北半球的花粉季节从三月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十月底，通常从乔木和灌木开始，然后是牧草和杂草。气候变化导致近年来花粉季延长、花粉量增加。一方面，全球变暖使植物提前开花并延长花期，同时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增加花粉产量。另一方面，城市热岛效应使城区温度升高，形成稳定的上升气流，使花粉的扩散增加。此外，城市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过敏愈发严重的原因之一。如居民压力增大、长期劳累等，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过敏症状加剧。空气污染、饮食、生活习惯不当等也会导致过敏疾病的增加。

花粉抑制剂与致敏花粉源头治理

致敏花粉源头治理是指从产生花粉的植物入手进行花粉治理。国内的研究技术集中于物理防治、生物替换和药剂防治三个方面。物理防治即人工、机械防治，主要依靠人力或者机械设备对人类活动密集区的过敏植株进行修剪、喷水、铲除、覆盖等防治措施，该方式绿色环保，但人工成本高、操作复杂且难以根治。花粉固定剂产品也是一种物理防治方法，通过高分子材料将花粉包裹固定，从而降低空气中的花粉浓度。生物替换是通过人为干预和植物群落自然演替等方式，逐渐取代致敏植株的方法。例如，将产生花粉的圆柏雄株替换为不产花粉的雌株等。该种方法可逐步完成物种替代，从源头上控制致敏植株的生长，但存在初期投入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且对蒿草这类分布量大的替代难度大，圆柏则因存在部分古树名木不能替换。药剂防治是通过花粉抑制剂抑制致敏植株产生花粉，能从源头上解决花粉致敏问题，具有高效、绿色、省工的优点。因此，开发出高效、环境友好且不影响植株生长的花粉抑制剂是花粉源头治理的有效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花粉抑制剂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赤霉素、萘乙酸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其中选用赤霉素等植物内源本有的激素，在花粉治理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却存在花粉防治效果低、施用浓度高、易对其他作物或植物产生影响的副作用。新型高效花粉抑制剂的出现，为从源头高效、绿色解决致敏花粉治理问题带来曙光。这种抑制剂分子以花粉形成关键代谢系统为靶点，使绒毡层细胞内可溶性糖、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含量下降。绒毡层作为为花粉发育提供营养和结构物质的关键组织，就像是花粉的“培育室”，其过早消亡使得小孢子在发育关键期失去营养，从而导致花粉不形成，阻断其生殖生长及造成其球花脱落。花粉抑制剂作用后会显著降低孢粉素分泌的含量，孢粉素是花粉外壁主要成分，抑制剂促使负责将孢粉素前体转运至花粉壁的基因表达模式紊乱，导致孢粉素转运失调，使花粉壁不能正常形成，进而抑制花粉正常发育或使其败育，达到从源头防治致敏花粉的效果。

目前多款高效花粉抑制剂已在北京部分地区对圆柏开展示范应用，同时对黄花蒿也进行了花粉抑制实验。数据表明，在特定时期施用后，圆柏雄株储存花粉的孢子叶球会发黄、萎蔫并逐渐脱落，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花粉的产生，孢子叶球的脱落率高达90%。该抑制剂靶向作用于植株的生殖器官，对环境友好的同时也不会影响植株本身的生长，每年只需在特定时间喷施一次，即可防治一年的花粉。对于城区街道、公园等区域的致敏树种，可将抑制剂兑水后进行精准喷施，喷施作业于每年五至七月开展；对于生长在城区外的蒿类等植株，可结合无人机喷施，既能大幅提高作业效率，实现精准施药，又能有效节省药剂用量。

致敏花粉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因为要兼顾城市生态保护、历史景观留存与公众健康保障，解决致敏花粉问题需多维度协同治理，包括气象、园林、医疗等部门的深度协同，这是一项需长期坚持、动态优化的复杂系统工程。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可在其中发挥智慧中枢作用，推动治理效能提升。

气象条件是预判花粉释放、传播与沉降的重要依据，温度、湿度、风速等因素直接影响花粉扩散范围与浓度。目前中国气象局已建成国家级花粉浓度预报服务系统，精准的气象预测结合大数据分析，可实现花粉浓度、物候期的分区、分种类预报，为后续的花粉应急防治和医疗预警提供时间窗口。3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首期全国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为公众提供精准防护指引。

园林部门是防控致敏花粉的关键部门。一方面，通过生物替换、喷施花粉抑制剂等措施抑制花粉产生；另一方面，在花粉散粉期，采取喷施花粉固定剂、喷水压制、修剪侧枝等应急防控手段，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结合气象预警与大数据分析，能够实现进一步精准防控。

医疗体系可在监测预警、过敏原识别、效果评估、个体防护指导、医疗救治等方面，全过程参与致敏花粉治理工作。每年花粉过敏相关医疗数据，包括过敏人群分布、抗原检测结果等，可为花粉治理工作优化方向。通过向过敏高风险人群精准推送防护建议、用药提醒和就医指引，实现从公共预警到个人行动的闭环，有效降低花粉过敏威胁，提升公众自我防护能力。同时，长期积累的医疗流行病学数据，也是研究花粉过敏疾病谱变化、评估环境健康风险、推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的宝贵资源。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可通过整合数据、智能分析、动态优化，将气象、医疗、园林治理等原本相对孤立的环节串联起来，形成高效协同、有机联动的治理整体。总之，致敏花粉问题的治理绝非短期工程，唯有强化多方协同、依托科技赋能，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才能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技术经理人在AI时代的角色重塑

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度重塑科技与产业格局，深刻改变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内在逻辑。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正站在这场变革的风口浪尖。长期以来，许多科研成果之所以深陷“死亡之谷”，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经理人队伍的薄弱与缺失。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为摆脱这一困境带来了契机。技术经理人如何顺势而变，完成角色重塑，并找到新的成长路径，已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技术经纪人到技术经理人

在过去，人们更熟悉“技术经纪人”这个称谓，其角色是所谓的“科技红娘”，充当科研与产业之间的联络员。他们既要推动成果找市场，为实验室里诞生的新成果寻找合适的市场买家；也要响应市场找技术，为企业提出的技术难题匹配相应的科研团队来解决。技术经纪人总是奔波于各大高校实验室寻宝，在无数企业里问需，努力扮演着红娘的角色，却始终无法突破作为中介的职业天花板。

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技术经纪人这种传统角色已无法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2022年，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被明确定义为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从事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这标志着技术经理人的角色已经从过去单一的信息中介，升格为贯穿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全链条的创新合伙人。他们的工作任务不再局限于转化末端，而是深度嵌入从需求挖掘、概念验证，到组织中试熟化、知识产权布局，再到制定商业计划、提供投融资和法律风控等全过程。技术经理人的作用已经从单纯的信息传递演进到与科学家并肩作战、共创价值。

AI赋能技术经理人角色重塑

技术经理人要当好创新合伙人，就不能再沿用科技红娘的老办法，而是要转变工作思路，少凭个人经验，多用数据智能。

过去，面对浩如烟海的论文专利和市场信息，发现高价值成果往往依赖经验和运气。如今，基于AI的智能平台能实时扫描分析全球创新数据，构建动态知识图谱。技术经理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既可以从宏观上预见趋势，快速识别新兴技术和交叉领域的热点；也能多维度地量化分析，准确评估价值；还可以超越关键词搜索，实现技术与需求的深度精准匹配。

传统转化工作中，合同草拟、专利风险筛查、项目进展跟踪等事务性工作耗时耗力。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体可以快速处理这些重复性劳动，将技术经理人解放出来，让他们能专注于更具战略性的任务。比如，研判产业变革的深层逻辑，为一项前沿技术设计最佳的商业模式，或者构建一个涵盖资本、产业、科研的深度信任网络。这种人机协同的新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成果转化的效率与质量。

当决策更精准、精力更聚焦后，AI便从根本上重塑了技术经理人的角色。技术经理人不再是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辅助和中介，而是创新网络的架构师，其影响力贯穿创新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他们将价值创造的起点大幅前移，化身“需求翻译官”，把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转化为清晰的科研命题，引导科研从源头就瞄准产业的靶心。同时深度嵌入研发的全过程，在方案迭代、原型测试等关键阶段，用市场和工程化的视角持续提供反馈，确保技术路线不偏离产业化目标。还将知识产权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在技术萌芽期就利用AI分析全球专利态势，为科技成果构建可靠的护城河。

如何培育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技术经理人要完成角色蜕变，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能力矩阵：既要熟练驾驭AI工具，具备扎实的技术素养；也要善于将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锤炼出敏锐的商业嗅觉；更要超越单个项目，培养洞察全局的系统思维和战略远见。而个体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生态，要让高水平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涌现并茁壮成长，就需要营造一个激励到位、人才辈出、支撑有力的环境。

首先，要让指挥棒转起来，以数据驱动的评价体系支撑价值导向的激励分配。这就要求我们探索引入基于大数据的贡献度量化模型，借助AI工具对技术经理人在成果转化全过程中介入的深度、要素配置成效、风险规避贡献等进行客观评估，为其收益分成和股权配比提供透明、可信的依据，建立一个将基础服务费、短期绩效奖励与长期股权激励有机结合的多元化激励体系。由此，通过智能工具将过去难以衡量的技术经理人软性贡献转化为可量化的显性价值，保障他们分享长期价值的权利，从而真正激发其深度参与前端价值共创的内在动力。

其次，要让源头活水流进来，用系统的培养夯实人才的根基。面对巨大的人才缺口，一方面需要高等教育主动变革，积极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经理人培养新模式，跨学科设立技术转移专业和方向，将“AI+转化”的核心能力置于课程体系的中心，培养技术经理人利用AI进行技术预见、智能评估、生态构建的数据思维与算法素养。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好技术经理人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将AI融入职业能力标准和认证体系，汇聚成果转化行业的一线师资力量，开发基于真实案例的AI模拟实训平台，演练智能匹配、风险预测、价值评估、商业模式设计等技能，构建起一个智能终身学习生态，不断为这支队伍注入新知识、新能力。

最后，要让数字基座强起来，用强大的AI平台提供赋能的工具。国家和区域层面应统筹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这类平台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数据壁垒、汇聚算法算力、高效链接产学研金等多元主体，成为一个开放共享、泛在可及的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库与工具箱，与正在培育的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对接融合，让技术经理人能平等、便捷地获得所需资源，实现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系化赋能升级。

立足“四个转向”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核心任务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这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关键路径。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中居于关键位置。面向“十五五”，必须有破定式、立新规、闯新路的攻坚决心，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发展大局，优化、更新甚至重塑高校的新型生产关系，以办学治校的逻辑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推进创新型大学取得新突破，服务支撑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从学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划分，是高校办学的基本框架。过去几十年里，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模式在快速工业化和追赶世界先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当前，高校应跳出传统的一级、二级学科布局，从学科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大逻辑”，将重心从“建设哪些重点学科”转到“服务哪些战略领域”上来。

领域布局对标对表。从学科优势积累向战略能力提升的跃迁，关键要与国家战略对标对表、同频共振。高校发展不能简单“画延长线”，只考虑原有禀赋和优势领域，“学校有什么就继续做什么”；而是要锚定世界前沿，在国家发展的坐标系中寻找自身定位，“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以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领域为牵引，凝练主攻方向，一体化设计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和有组织科研项目，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术单元”，全面提升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适配性和实际效能。

资源配置聚焦重点。高校应将“国之所需”与“校之所长”紧密结合，把有限资源集中到最急需的领域和最核心的任务上来，通过重大战略领域把相关力量组织起来。综合性高校要整合跨学科资源打造战略领域创新高峰，行业特色高校要聚焦本行业急需方向做强优势集群。对核心攻关方向要实现资源“精准滴灌”，打破“平均用力”的固有模式，按主攻、助攻、策应分类施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牵引赋能主攻方向，握指成拳。

生态打造强化交叉。过去高校讲学科建设，如同经营“责任田”，每个学科在自己的领域精耕细作、播种收获。但“大科学”时代，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越来越多诞生于学科交叉地带，横跨多块学科“田”。高校应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战略驱动与前沿引领的学科融合创新模式，促进文、理、工、医、农等学科门类大尺度交叉，推动范式变革，打造创新生态。比如，复旦大学强化重大需求牵引，凝练“十五五”期间5大战略导向、15个战略领域以及100个重点方向，其中约80%重点方向涉及学科交叉，2/3以上是跨学科门类的“极交叉”和跨一级学科的“大交叉”。

从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惯性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主动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最终要落脚到人的全面发展上。传统的大学人才培养基本单元是专业，知识边界相对固化，很难及时响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和未来需求。面向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急迫需求，高校应把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从相对固定的“专业”转变为更为灵活的“项目”，摆脱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惯性，转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主动塑造，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重点突出“四个融通”理念。

以多元融通为目标。高校应打破传统专业的学科壁垒，设立本科双学位项目、“学科博士+AI硕士”项目等，通过跨学科、跨专业培养，赋予学生自主构建多元知识结构的权利和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未来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和科技环境，实现个性化发展。实施院系内部自由选专业、跨院系自由转专业等政策，让各类项目根据学生意愿和实际情况实施动态调整，把学生探究兴趣、生涯发展方向和国家社会需求融合在一起。

以本研融通为骨架。目前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学段，往往是分开设计、各自为战，各学段课程设置难以有机适配，培养体系未能有效协同，培养效能有待提高。而拔尖创新人才往往需要长周期、大交叉，需要打通人才培养堵点，将本硕博各学段作为完整的有机体通盘考虑，打造可上可下的人才培养“高速公路”。高校应按照“目标逆推”的思路，顶层设计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从学生需求出发一体化设计成长路径，构建既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又契合学生成长需求的本研融通人才培养新模式。

以招培用融通为链路。人才培养的成效，取决于就业端能否适配国家时代之需，映射于招生端能否切中社会、学生之盼。高校应以招生牵引培养、以就业倒逼培养，推动对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进行全方位优化和重塑，将最前沿的探索、最鲜活的实践，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让学生在高水平科研中锤炼创新能力，在产业一线理解社会需求，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以教与学融通为场景。当前高校的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明显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师资建设、教学模式、学习范式、育人生态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高校应以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全面驱动和赋能人才培养，建构“AI for Education”的基座，打破知识传授固有模式，从未来教师培育、未来课堂改革、未来学习中心创设、未来学校构建四个维度发力，推动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跨域化转型，打造适配AI时代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范式。

从传统院系架构转向“学院+平台”的矩阵式管理模式

传统二级院系的设置通常与单一学科相对应，有其组织优势，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局限，不利于重大战略任务、前沿技术、复杂问题的对接和攻坚，高校的学术治理结构必然面临新的挑战。迈向新征程，高校应大胆打破“科层制”的束缚，按照系统集成的原则打造一批松散耦合的平台型组织，探索“学院+平台”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有效链接各种创新要素。

建好服务国家紧缺急需的“基座”。当前，国家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拔尖人才缺口较大，按照常规路径培养很难满足需求。比如，集成电路设计行业高端人才缺口率超40%，整体人才缺口达30万，预计2030年缺口将扩大至50万以上；人工智能技术方面人才供给不足，招聘岗位需供比达到3.5∶1。高校应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以及国际传播、涉外法治等紧缺急需领域，快速汇聚跨学科、跨学校的师资、教材、基地、设备等各类资源，办好国家学院、示范性特色学院、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打造强大的“创新基座”，培养一批关键领域实战型、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建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接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产学研的共同发力。按照传统院系的组织模式，难以独立完成从理论到应用的全过程创新，而且容易造成同质化的低效重复。高校应聚焦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打破学科、校际、产研的壁垒，整合“政产学研金服用”各要素，建设好需求驱动的“接口”和成果转化的“出口”，更好衔接基础研究与应用场景，缩短“从0到10”的产业化进程。比如，复旦大学举全校之力重组工科版图，围绕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计算与智能、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未来信息等领域的攻关和人才急需，建设6个创新学院，与创新转化研究院、科创母基金无缝链接，直接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建好攀登创新巅峰的高密度人才“特区”。传统院系在顶尖人才引进方面往往资源有限、能级有限，在人事政策方面要兼顾大多数、缺乏灵活性。高校可集聚优势资源，打造绿色通道，着力建设一批任务导向的新型平台，开辟“人才特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通过制度创新，引进全球范围内最杰出的青年科技人才，给予长周期的稳定支持，确保科研人员专注于高风险、高价值的研究项目，鼓励他们敢于深入“无人区”，产出更多“最先一公里”的世界顶尖原创成果。

从单一指标评价转向构建科学多元的综合评价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创新。评价是创新的“指挥棒”，大到对学校的评价，小到对教师、学生的评价，都影响着创新能级的提升。要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高校发展活力。

持续优化高校分类评价。以往评价标准侧重于学术“硬指标”，将所有高校置于同赛道竞争，往往导致一些应用型高校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不得不追求“大而全”，逐渐偏离办学初衷，造成“千校一面”。高校应依据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以及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客观评估自身的办学基础、优势、短板与发展潜力，锚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力争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

大力推动教师评价改革。高校教师评价不能简单地用“一把尺子”衡量，要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突出强调教学科研的质量与社会贡献，破除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贡献等顽瘴痼疾。比如，文科应注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理科应注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工科应注重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导向，医科应注重医教研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学生评价改革。最优秀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在最前沿的场景中锤炼出来的，要鼓励更多学生在产业实践一线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高校应探索构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创新过程性评价办法，设置容错探索机制，扭转“唯GPA”倾向，引导学生摆脱“内卷式”学业竞争，从追求纸面成绩到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程。高校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守育人初心、聚焦创新前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敢打头阵、勇为尖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为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校长）

以技术杠杆撬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

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发展和减排，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近年来，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等多项指标稳居世界前列，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部分地区原有发展思路和推进模式，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立足新形势、对标新要求，为破解地方绿色发展瓶颈，应在系统能力、空间布局、推广机制和产业动能等方面实现结构性升级，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由量向质、由点及面跃升。

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

当前关键低碳技术稳步推进，但在整体提质增效过程中，更多受制于系统配套能力偏弱等共性因素，而非单项技术本身存在短板。例如，部分节能改造多集中于单点设备升级，全流程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有待拓展，综合能效提升仍有潜力；清洁氢能、生物燃料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新技术，受基础设施布局、上下游衔接配套等因素制约，规模化集聚应用水平仍需提升。在要素相互耦合的能源体系下，如果地方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仍偏重扩增量、上项目，对系统性配套统筹不够，容易造成减排潜力释放不够充分，也在一定范围内增加能源调节压力、影响产业平稳运行、弱化生态综合效益。

地方转型需从“批项目、扩规模”转向“补短板、强系统”，加快构建适配深度减排要求的综合系统支撑能力。一是统筹源网荷储一体化布局，将消纳能力作为新能源项目前置条件，提升电网调峰与储能能力，实现装机规模向有效减排转化。二是推动节能改造向全流程延伸，依托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实施精细化能效管理，深挖零成本、负成本的“无悔”减排举措。三是统筹布局低碳配套基础设施，打通技术链条关键环节，推动高缺口技术突破规模化应用瓶颈，促进成熟技术有序规模化应用。

从各自发力转向差异化分工

关键技术差距的形成，还与部分地区脱离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同质化竞争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与整体推进成效。一些地方在转型初期以“齐步走”“一刀切”方式推进关键技术布局，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例如，某些资源条件不足的地区盲目扩张风光项目；部分地区绿色低碳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弱。这种发展模式未能充分释放区域比较优势，对全国整体转型效率的提升形成一定制约。

地方转型应在全国“一盘棋”框架下重塑分工格局，由同质扩张转向差异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地区应强化清洁能源开发与外送能力建设，打造能源输出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地区要聚焦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和绿色供应链升级，培育低碳产业集群；绿电优势园区可探索“绿电—制氢—用氢”一体化示范，树立“碳中和园区”“碳中和产品”等品牌形象；农林资源丰富地区布局非粮生物燃料和生态碳汇项目，实现生态效益与减排效益协同。同时，还需强化跨区域协同联动，推动清洁能源基地与工业负荷中心精准对接，统筹氢能储运等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资源、技术与应用场景高效匹配，构建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的低碳技术空间布局体系。

从单点试点转向链式示范落地

清洁氢、生物燃料等高缺口技术难以规模化的原因之一，在于部分技术易停留在单一环节的试点阶段，尚未形成贯通上下游的链式示范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推广效率。“试点易、推广难”的堵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试点与产业实际结合不够紧密，多为“定制化”单点布局，缺乏链条式整合示范，可复制的标准化技术路线与运营方案有待完善。二是市场激励机制仍需健全，部分试点对财政补贴依赖度较高，市场化成本分摊与收益保障模式尚未成熟，企业参与的内生动力有待进一步激发。三是配套支撑体系仍需强化，绿色供应链衔接效率、碳排放监测核算精准度有待提升，碳交易等市场化工具的应用场景需进一步拓展，技术推广的良性生态尚未完全形成。四是治理精细化水平有待提高，分类施策机制不够完善，动态评估调整机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的情况，影响了技术推广的整体进度。

地方应推动示范建设由“点状突破”向“链式集成”升级，加快构建覆盖技术、商业与治理环节的一体化推广体系。一是围绕产业园区、能源基地和重化工业集群，布局绿电制氢等一体化示范工程，优先对接高排放企业稳定用能需求，形成可复制的技术路线和运营模式，推动试点经验跨场景、跨行业推广。二是完善市场化收益机制，通过长期采购合同、差价合约等方式稳定需求、保障合理收益，探索碳交易联动等绿色商业模式，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成本分担格局，推动技术应用由补贴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三是强化配套支撑体系，优化绿色供应链布局，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与技术标准体系，统筹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四是创新治理方式，将“单项目管理”升级为“组合式治理”，依据技术成熟度分类设定推进节奏与考核标准，建立动态评估与政策优化机制，对照2030年目标调整资源配置，将相关举措纳入地方“十五五”时期的“双碳”专项规划。

从减排任务推进转向主动布局未来赛道

中央政治局1月30日围绕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集体学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为地方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战略指引。从低碳技术发展实践看，清洁氢、新型储能、低碳材料、零碳工艺等技术，既是支撑深度减排的关键抓手，本身也具备鲜明的未来产业属性和成长空间。如果仅从完成减排任务的角度看待这类技术的发展，则视野相对有限，易呈现投入周期偏长、市场回报偏弱、示范带动效应有待拓展等阶段性特征；而立足长远，将其纳入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框架统筹谋划，则能够更好释放技术增值空间，放大综合产业效益。

地方在谋划绿色低碳转型时，应立足更长周期审视产业演进趋势，将关键低碳技术融入未来产业布局，推动减排目标与产业升级协同联动，把转型压力转化为发展机遇。具体推进中，需要统筹把握好三方面关系。一是统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接续衔接。坚持存量提质与增量拓展并举，一方面通过节能降碳和技术升级提升既有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围绕关键技术和应用场景拓展新环节、新链条，推动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在稳住基本盘的同时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统筹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推进。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围绕实际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加快成果工程化和规模化应用，促进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相互支撑，避免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三是统筹“放得活”与“管得好”，在鼓励探索和试点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识别与动态监管，防范技术、能源和环境风险，完善规则体系，营造稳中提质、有序进阶的产业生长环境。

这四方面转向，本质上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从“上项目、铺摊子”向“补短板、见实效”转变，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跃升，促进减排目标与发展方式的深度协同。当前，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正处于由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唯有以系统能力建设筑牢减排根基，以差异化分工提升资源配置效能，以链式示范健全推广机制，以未来产业布局激活新质生产力动能，才能在稳步补齐关键技术短板的同时，把握重塑发展格局的重要机遇。

（作者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长聘教授）

土壤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多重角色

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的根基与载体，全球95%的食物直接或间接源于此，它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服务。在这片土地之下，蕴藏着由细菌、真菌、原生动物和线虫等构成的土壤微生物世界，它们是肉眼看不见的“暗物质”，却成为维持陆地生态系统运转的隐形基石。作为生态系统物质转化与能量流动的核心驱动力，土壤微生物通过有机质分解、养分转化、元素循环、土传病害抑制等关键过程，深刻调控植物生长、土壤健康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串联起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生命链条，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角色。

养分循环的调度师。植物、动物、微生物死亡后，大量碳、氮、磷等生源要素封存于有机体残体之中。微生物通过强大的分解代谢，将复杂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简单无机成分，使之重新进入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被生命再度利用。在碳循环中，真菌可高效降解木质素、纤维素等难降解物质；担子菌将坚硬植物组织转化为小分子有机酸；放线菌专一性分解几丁质与半纤维素。正是这些“微生物转化器”，维持了土壤稳定碳库的形成与更新。在氮循环中，固氮菌将大气中的氮气转化为生物可利用的氨态氮，硝化细菌将其进一步氧化为硝酸盐，反硝化细菌则在厌氧条件下完成反硝化过程，实现氮素的闭环循环。在磷循环中，丛枝菌根真菌的菌丝网络可探入根系无法触及的深层土壤，激活难以利用的磷素；解磷细菌通过分泌有机酸，将土壤中的无效态磷转化为植物可吸收利用的有效磷，打通磷循环的关键环节。

植物适应环境的亲密伙伴。在数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植物与微生物形成了协同进化、互惠共生的稳定关系，共同应对环境胁迫。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共生，构建高效的“生物固氮工厂”，每公顷苜蓿年均固氮量可达300公斤，为生态系统持续输入氮素。丛枝菌根真菌与植物的共生关系已延续4亿年，约92%的植物家族与之形成密切联系，其庞大菌丝网络显著提升植物对水分和养分获取能力，增强抗逆性。盐碱地里种小麦时，接种菌根真菌可显著提高植株抗逆酶活性与存活率。荒漠微生物更具备神奇的环境“记忆”功能，能够感知干旱、高温等极端信号，提前调动土壤有限资源，帮助植物渡过生存难关。

土壤结构的建筑师。土壤之所以具备疏松、通气、保水、保肥的良好结构，离不开微生物的微观构筑。在荒漠地表，蓝藻（蓝细菌）分泌大量胞外多糖，将松散的沙粒黏结成数毫米到数厘米厚的生物土壤结皮，如同铺设一层“生物地毯”，有效抵御风蚀、锁住水分。真菌菌丝如同细密绳索，缠绕固结土壤颗粒；丛枝菌根真菌分泌的球囊霉素，可将微土壤团聚体胶结为水稳性大团聚体；腐生真菌菌丝如同渔网，将多个微团聚体捆结为稳定结构体。芽孢杆菌分泌的多糖与蛋白质，能将黏土颗粒与粉粒黏合成微团聚体；放线菌老化碎裂的菌丝残体，同样是长效有机胶结物质。正是这些微观生命的持续“施工”，才塑造出健康、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壤。

生态系统平衡的调节器。土壤微生物既是土传病害的抑制者，也是环境污染的净化者，在维持生态系统健康中扮演着双重角色。荧光假单胞菌分泌的抗生素可有效抑制枯萎病等土传病害；木霉菌则通过寄生、酶解等方式直接控制病原菌；芽孢杆菌产生的脂肽类抗生素可破坏病原菌细胞膜，已被广泛用于作物绿色防控。在环境修复领域，微生物同样展现出强大能力。白腐真菌可将强致癌物苯并芘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硫酸盐还原菌在厌氧条件下，将镉、铅等重金属离子转化为难溶硫化物，实现稳定固化。铜绿假单胞菌产生的鼠李糖脂作为天然生物表面活性剂，可乳化分散油污，为后续降解提供条件。微生物以绿色、温和、可持续的方式，修复受损环境，重建生态平衡。

调节气候的隐形帮手。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库。据估计，全球陆地的土壤固碳量约为2.5万亿吨，超过工业化开始以来人类活动碳排放总量。微生物的呼吸作用是碳循环的关键阀门，全球土壤微生物每年通过分解有机质向大气排放约550亿吨碳，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5—6倍。这一过程一旦停滞，枯枝落叶无法分解，氮、磷循环将全面中断。更重要的是，微生物同时是高效的碳固存者。其残体碳储量占土壤有机碳总量的一半以上，是稳定碳库的核心来源。丛枝菌根真菌将光合产物以球囊霉素形式封存于团聚体中，可稳定保存数十年；放线菌代谢产物与矿物结合形成的结合态碳，可稳定存在数百年。在温室气体调控中，产甲烷古菌与甲烷氧化菌共同维持甲烷收支平衡，典型稻田系统中，甲烷氧化菌可拦截约40%的潜在甲烷排放。

随着现代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土壤微生物逐渐成为支撑生态修复领域、农业绿色发展、气候治理的关键力量，但其规模化、工程化、产业化应用，仍面临一定挑战。一是筛选、鉴定技术仍存在瓶颈。人类对土壤微生物的认知深度，尚不及对宇宙的了解。尽管宏基因组学、高通量测序技术迅速发展，目前可培养并可明确分类的微生物仅占约1%—5%，可分离培养的不足1%。约70%—90%的微生物序列虽能获取，但因缺乏完善的物种数据库，仍难以明确其种水平分类地位；同时，30%—60%的微生物基因功能有待进一步解析。二是野外应用稳定性不足。实验室中功能优异的菌株，在干旱、高温、盐碱等复杂严酷环境中常难以存活。生物炭、海藻酸钙微球等载体包埋技术，正为突破这一困境提供可能。三是生态安全与标准体系亟待完善。大规模应用外源微生物是否影响本土群落结构、工程菌是否存在水平基因转移风险，仍缺乏长期野外观测与风险评估数据，监管审批相对审慎。同时，国家标准、产品登记、质量规范尚不健全，制约了技术成果的转化与推广。

面向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战略目标，土壤微生物将以新质生产力的鲜明特征，为我国退化土地修复、粮食安全保障、气候韧性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辟一条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之路。

深刻理解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政绩观问题不仅影响着领导干部的健康成长，更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教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形成渊源

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沃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为树立正确政绩观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崇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精华，深刻昭示了为政之根基在于人民、政绩之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根本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爱民、富民利民的思想精髓融会贯通，丰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理论内涵，实现了真理力量与文明基因的深度统一。

传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政绩观的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为人民创造政绩、靠人民检验政绩的光辉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绩观集中体现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指出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彰显了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深刻揭示了发展生产力与增进人民福祉的内在统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实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绩观的升华，体现了我们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升华于习近平总书记从地方到中央长期从政实践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其长期从政实践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在梁家河，习近平同志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打井、修淤地坝、建沼气池，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把群众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小事都放在心上。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林权制度改革的风险，他毅然推动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和“弱鸟先飞”的理念。主政浙江期间，他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亲自擘画“千万工程”，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浙江留下了宝贵的绿色发展财富。在上海工作时，他强调要“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总书记将从政实践中的思考进一步提炼升华，对政绩观的认识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概括，为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系统而深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坚持人民至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归属。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从“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的执政理念，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庄严宣告，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誓言，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的人民情怀，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根本目的——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为民造福。坚持政绩为人民而树，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是正确政绩观最鲜明的价值底色。

遵循客观规律，回答了“树什么样的政绩”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标准。树什么样的政绩，一要遵循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领导干部的从政水平，源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二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摒弃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的陈旧观念，反对贪大求洋、盲目蛮干，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指向。三要把握好显绩和潜绩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握好潜绩和显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锤炼坚强党性，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党性修养在政绩观问题上的根本性、决定性作用。靠什么树政绩，一要靠坚强党性锻造。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着政绩观的性质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党员干部要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时刻牢记创造业绩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坚强党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二要靠科学考核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把为民造福、真抓实干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反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错误倾向，对违规决策、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行为及时纠正，对性质恶劣的严肃追究责任。三要靠真抓实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抓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发扬钉钉子精神，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杜绝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坚决杜绝搞徒有其表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自觉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干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鲜明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要求。一是实现了“两个结合”的创造性升华。这一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民爱民、富民利民的思想精髓融会贯通。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古老智慧，到“功成而不居”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跨越千年的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理论基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厚底蕴。二是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以“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为核心命题，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为实践标准，以“锤炼坚强党性”为根本保障，系统构建了以价值立场、实践要求、主体保障为支柱的科学体系。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历史担当，既汲取了传统政治智慧，又赋予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内涵。三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成果。这一重要论述与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等重要内容相互贯通、相互支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政绩观领域的集中体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为新时代新征程干事创业确立了根本遵循，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引。一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价值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真抓实干。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价值导向，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把热情干劲用在为民造福的实践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二是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干事创业提供了方法指引。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提出了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关系的方法论，推动形成崇尚实干、注重实效的良好氛围。三是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党和政府形象的根本来源——靠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本领、服务人民群众的实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业绩。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不断巩固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信和良好形象。

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指向，为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回应了“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这一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干部队伍中的现实问题，为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开局之年就树立正确导向、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提供了及时指导。二是指明了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具体路径。针对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错误倾向，针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这一重要论述从党性锻造、考核引导、实干担当等方面提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落实提供了精准靶向。三是确立了检验学习成效的根本标准。学习教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上。这一重要论述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学思践悟中筑牢思想根基，在真抓实干中彰显担当作为，以正确政绩观的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