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要牵引作用。海南将深刻领会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各领域改革开放，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型开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新时代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开放道路阔步前行，推动制度型开放不断取得新成效。

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全球格局深刻重塑，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国赢得发展主动和国际竞争主动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国以制度型开放为重要抓手，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重构，在增强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稳定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同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为全球化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制度型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深层次改革的关键路径。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制度等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加快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有利于引进国际先进的市场机制和管理经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提高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善度和竞争力，增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机链接、高效畅通和动态适配，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

制度型开放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关键途径。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标志着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封关运作后，海南在我国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中扮演更为独特的重要角色，这既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海南必须担当的重要历史使命。我们将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更好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不断增强区域影响力、辐射力，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南从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游岛再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无不体现了扩大开放的要求。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近年来，海南锚定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稳步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比如，先后制定实施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20条行动方案、深化与RCEP成员国合作的16条措施等，积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促进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叠加效应。再比如，高质量落地实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部署要求，为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下一步，海南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优势，推动RCEP 条款率先落地，主动对接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条款，持续推进国际规则对接、规制协调、标准互认和监管协同，稳步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此外，海南还将推动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积极发展离岸贸易，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不断激发贸易投资活力。

深入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海南“深入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好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是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点。制度型开放与要素流动型开放相辅相成，制度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高效流动，商品和要素高效流动也为制度型开放奠定基础。近年来，海南聚焦自由贸易港“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制度体系，持续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海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超20%，经济外向度显著提升、排名全国第七，使用外资规模进入全国前十，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500亿元，跨境贷款余额跃居全国前列，全国首条第七航权航线投入运营，数据出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破除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藩篱”，不断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着力擦亮“投资自贸港”品牌，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发展离岸贸易，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更好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

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近年来，海南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着力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十四五”时期，提前完成“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下一步，海南将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实施“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构建开放多元的精准引才体系，积极引进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同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和技术创新之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市场运行的制度性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和国际竞争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优质的创新土壤，从而在更高起点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年来，海南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成立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建成海政通、海易办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走在全国前列，极简审批、涉企行政检查、“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等立法为全国首创，“审管法信”“土地超市”“机器管招投标”“监督一张网”等创新举措获国家肯定，经营主体数量大幅增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确保各项开放举措落地见效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关键在于开放举措能否真正落细落实。当前，海南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必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更宽广的开放胸襟、更务实的工作作风，坚决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开放举措落地见效，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崭新业绩。

开展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压力测试，这是突破内外双重瓶颈的关键抓手。通过模拟高标准国际规则与极端外部冲击，既能为制度创新设置安全边界、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又能倒逼国内治理体系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纲举目张式优化，推动政策从“碎片化试点”向“整体性重构”升级，促进开放从“适应性调整”向“引领性变革”模式转型。当前，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成为全国开展制度型开放系统性压力测试的最前沿平台。我们将加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对接测试，通过压力测试尽快积累经验，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我国高水平开放不断迈向新高度。

推动更广领域的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要推进“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立足国情与优势领域，锐意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并创设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兼容性的新规则、新标准和新治理模式，形成国际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推进制度型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持续深化制度创新的差别化探索，在重点领域大胆先行先试，力争形成更多系统性、集成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努力开辟制度型开放新路径，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

构筑更加稳固的安全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制度型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必须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加快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开放环境下的各类风险挑战，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我们将切实提升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安全的能力，加强对贸易、投资、金融、人员流动、数据安全、公共卫生、生态等重点领域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强化法治保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系统推进、创新突破、安全托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 优化新兴产业治理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演进的关键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了总体部署。近几年，伴随以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新兴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新兴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可避免的治理挑战。如何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优化新兴产业治理，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的差异是优化新兴产业治理的逻辑起点

新兴产业不是传统产业的简单延伸或技术升级，而是体现出一种全新的产业形态，与传统产业在发展规律上存在核心驱动力、成长速度、资源整合模式三大本质不同。

从核心驱动力来看，新兴产业发展由技术驱动而非资源或规模驱动。传统产业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为主要支撑，政策设计侧重要素配置优化和产能调控；新兴产业则以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核心驱动力，技术路线迭代、核心环节突破直接决定产业发展走向。比如，大模型的出现让AI从“工具”变为“生产力”，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的成熟催生了低空经济新赛道。技术迭代快决定先发优势极为关键。因此，新兴产业政策需要将治理重心向技术端转移，而非简单沿用传统产业的产能管控、要素补贴等政策模式。

从成长速度来看，新兴产业呈现爆发式跃迁而非平稳渐进发展。传统产业生命周期长，发展节奏平缓，政策修订周期相对稳定；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突破不确定性大，技术迭代快、市场爆发性强，产品和业态更新周期短。以人工智能为例，该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市场格局变化速度极快。传统产业的政策制定速度已不适用于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在革新“铺摊子、给补贴、上项目”等老办法的同时，必须缩短修订周期，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避免政策滞后于产业发展。

从资源整合模式来看，新兴产业发展重视跨界整合而非垂直整合。传统产业以垂直整合为主要特征，产业链条清晰，企业聚焦单一领域深耕，协同方式以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为主；新兴产业则以跨界融合为核心，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协同频繁，常形成“技术+资本+场景”的融合生态。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电子芯片、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车路云一体化”发展需要车企、科技企业、基建运营商等深度协作。这就需要强化政策协同性，打破部门壁垒、行业分割和区域界限，建立跨部门、跨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统筹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各类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

充分认识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治理面临的矛盾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三大本质不同决定了发展新兴产业不能沿用传统产业的政策框架，必须构建更加精准、迭代及时、协同性强的政策体系。只有充分认识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治理面临的矛盾，才能有效制定政策机制，释放新兴产业创新活力。

技术创新速度和制度供给滞后的矛盾。制度“慢半拍”，导致“野蛮生长”与“过度抑制”并存。新兴产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跨界融合性和快速迭代性，而传统政策制定周期长、修订过程慢，往往“跑在产业后面”。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生成式应用已广泛渗透，但数据权属界定、算法监管规则仍存在空白；低空经济领域eVTOL飞行器加速商业化，却面临空域管理、飞行审批等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供给的滞后不仅导致创新主体面临合规不确定性，还可能因过度约束抑制创新活力，或因监管真空引发风险隐患，形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境。

传统监管模式和新兴业态发展的矛盾。传统产业监管基于清晰的行业边界和成熟的产品标准，一般采用“事前审批+事后处罚”的刚性监管模式基本就可以达到治理效果；而新兴产业多为跨界融合业态，行业边界模糊、技术路径多元。部分地区仍沿用传统产业的“产能管控”“标准一刀切”监管方式，既无法适应新兴业态的灵活发展需要，也难以应对跨界带来的风险传导问题，从而导致监管低效和制约创新并存。比如，关于如何解决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和隐私安全保护的问题，传统“分区管控”“逐项审批”的监管逻辑，不仅增加了企业数据合规的时间成本和行政成本，还可能因审批流程滞后错失技术迭代窗口。

多元主体参与和协同治理缺位的矛盾。新兴产业治理涉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乃至公众，但目前仍以“政府单打独斗”为主。平台企业掌握大量算法和数据却缺乏透明度，公众对技术风险认知不足、参与渠道有限，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薄弱。这种“治理孤岛”现象，使得政策执行效果打折，甚至引发“一刀切”式监管，抑制了创新活力。以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为例，头部平台的算法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内容审核标准始终处于“黑箱”状态，政府监管部门因缺乏技术协同难以精准判定合规边界，而行业协会尚未建立统一的自律规范，公众在遭遇算法歧视、虚假信息侵扰时，既无便捷的反馈渠道，也缺乏专业机构的支持，最终导致部分地区为降低监管风险，简单采取“暂停服务”“限制功能”等粗放式管控，反而阻碍了技术的良性迭代。

系统发力不断优化新兴产业治理

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带来5至10年的关键时间窗口。当前，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正处于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阶段，必须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牢牢抓住时间窗口，充分发挥我国在市场体量、工业基础、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不断优化调整新兴产业治理体系和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以超大规模市场为牵引，强化“技术—场景—市场”良性循环，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产业不断发展成长，市场需求是最终的核心驱动。新兴产业的生命力在于快速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千家万户”的转化。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这一市场不仅是吸纳产能的“蓄水池”，更是驱动技术创新的“试验场”。为此，新兴产业治理必须建立“技术—场景—市场”良性循环机制，打通“技术供给—场景验证—市场放大”的闭环。一方面，要以真实场景牵引技术创新。政府应主动开放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绿色交通、应急管理等高价值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提供“试验田”和“首用场”。建设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有效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支持政策，降低早期市场准入门槛。通过政府采购、消费激励等方式，帮助创新产品跨越“死亡之谷”，形成“以用促研、以研促产、以产促用”的良性循环。

以完整工业体系为支撑，补齐新兴产业卡点堵点、构建区域创新引擎，着力破解创新乏力难题。创新是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的灵魂。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出了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也发展出一批工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丰富的优势地区，为此必须构建起良性的区域创新机制，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为“底盘”，补齐新兴产业短板弱项。针对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卡点堵点，由政府牵头梳理重点产业链“卡脖子”技术清单，组织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定向攻关。同时，在先进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布局一批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推动实验室成果在真实工业场景中快速熟化、就地转化，变“论文专利”为“产品产能”。另一方面，以优势地区为“引擎”，构建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工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丰富的重点区域，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集聚，率先形成“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的新兴产业创新策源地。

以体制机制优势为保障，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切实提效能、防风险。新兴产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激活多元主体。针对技术快速演进，治理体系必须更具前瞻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从“管控型”向“赋能型”转型。一方面，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治理生态。设立国家层面的新兴产业统筹协调机构，打通科技、工信、发改、交通、民航、卫健等部门管理渠道；支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技术标准、伦理指南，形成“法律+标准+自律”的多层次规则体系；鼓励高校设立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培养复合型治理人才；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另一方面，构建“敏捷、包容、底线清晰”的风险防控机制。积极推行“沙盒监管”“试点容错”，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试错。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通过“边测试、边评估、边完善”，既防范系统性风险，又保留创新空间。同时，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健康、伦理道德的核心领域，必须设立刚性红线。

优化新兴产业治理十分迫切、非常关键。必须充分重视新兴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差异，抓准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开放创新的心态和思维不断强化新兴产业治理政策体系，为产业创新留足空间，防止僵化政策制约产业快速成长。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正确理解“为官不易”

当官就要干事，用权就得担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易，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四个维度诠释了“为官不易”的深刻内涵，既是对权力正确行使的全方位规范，也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价值导向。

真正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容易。正确的权力观是正确政绩观的前提。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时刻牢记，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权力的本色是为民。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权力观，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权和责的关系。始终以敬畏之心对待权力，坚守原则不越界，严守纪律不踩线，恪守规矩不出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监督下行使，真正把权力用在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上。

真正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容易。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之“不易”，难在持之以恒“吾日三省吾身”，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这需要干部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大的内心定力。那些因为“管得严”就感到“受不了”的人，实际上是境界不高、责任心不强的表现。新时代领导干部不仅要守住廉洁自律、不触碰党纪国法的“底线”，更要追求思想境界、道德品行、能力素质上的“高线”。

真正做到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容易。自觉接受监督，对领导干部来说不仅是考验，也是确保政绩观不跑偏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监督，勇于接受监督，习惯在监督下工作生活，纠正那种监督就是不信任的观念，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的意识，自觉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事业所要求的各种监督之下。信任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必要前提，而监督又是党员干部正常履职尽责的重要保证，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实践证明，基于监督的信任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任，基于信任的监督才是真正的关心爱护。有的领导干部对监督存在抵触情绪，把上级监督看作“不放心”，把同级监督看作“不配合”，把下级监督看作“不听话”，把群众监督看作“找麻烦”，这种心态是对正确政绩观的严重背离。面对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和更高期待，接受人民监督、让百姓满意变得越来越“不易”，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鲜明体现。唯有涵养闻过则喜的胸襟，葆有接受批评的勇气，在监督中展现执行力，才能真正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办在实处。

真正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容易。政绩是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推动发展的成果体现。真正的政绩，不在于写在纸上的数字多光鲜，而在于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是选择急功近利的“显绩”，而是多做利在千秋的“潜绩”。一时之功易，千古之业难。做经得起检验的政绩，要尊重客观规律，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入山问樵、入水问渔”，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考虑周全，把各种潜在的风险预估到位，确保决策符合实际情况、顺应发展大势；要摒弃浮躁心态，不搞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扎实工作，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深刻把握“为官不易”的内涵，才能彰显为官担当尽责的价值。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领导干部重任在肩，必须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敢于较真碰硬、迎难而上，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对策，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创造出更多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重要言论

雄安新区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高水平建设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式发展，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推动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政策率先落地，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脱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和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拓展，有力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跟随习近平总书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我深受教育并终生难忘。

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脱贫攻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村入户看真贫，深入一线扶真贫，指导全国真脱贫，亲力亲为脱贫攻坚，体现着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之心。正是习近平总书记这种为民情怀和率先垂范，感召着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忘我奋斗、冲锋陷阵，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铸就了共和国的又一座丰碑。

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底线任务不能打任何折扣，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承诺不能打任何折扣”。中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全国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了我们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历史担当。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减贫目标，这与一些国家贫困人口不降反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形成鲜明对照。

科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五个一批”的科学方法，解决“四个问题”的工作指向，构成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这一方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不仅指导打赢脱贫攻坚战，而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成功经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施政有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始终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及时作出防止返贫致贫的重要指示，并设立了5年过渡期，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结束后，迅速作出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重要指示，推动“三农”工作重心从集中攻克绝对贫困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转移。这些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的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一贯作风，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舵领航的领袖风范。

（作者系中国乡村发展志愿服务促进会会长，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更加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信心决心

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鲜活教材，具有重要指导和教育意义。

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和为民造福的历史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实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两不愁三保障”等重大战略举措，我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西藏“换了人间”。75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西藏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屋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曾高达25.32%。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全区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恩总书记、感谢党中央，“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已成为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

深刻感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这5年，我们坚持力度不变、劲头不松、责任不减，精准落实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强化产业发展、就业帮扶、设施提升、政策兜底等帮扶措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增速高于全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在“十五五”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时间节点，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充分彰显了大党大国领袖深厚的人民情怀，对于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

这本书以代表性事件、人物为主线，通过亲历者的口述，生动记述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重要内容，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

书中采集形成的22篇口述稿，比较全面还原了习近平总书记率领全国各族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画卷，生动彰显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强大实践伟力。回望这段奋斗历程，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取得一切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所在。

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西各族人民，多次对广西的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求广西“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广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奋进之力，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和第一民生工程，迎难而上、尽锐出战，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区63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和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如今，广西各族人民从千山万水的旧貌换新颜中、从衣食住行的真切变化里、从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切身感受中，由衷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

目前，广西虽然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打好过渡期收官战，但作为欠发达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还比较艰巨，民生保障基础相对薄弱。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积极搭建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服务社会的平台载体，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汇聚各方面力量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发展菌草业 造福全人类

摆脱贫困、走向富强，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丰碑，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板。

菌草技术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怀下，在扶贫与援外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有技术，在国内已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06个县（市、区）推广应用，并传播到100多个国家，为我国脱贫和国际减贫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出席福建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理事会，听取了我关于菌草技术的汇报，充分肯定“野草变山珍”是脱贫好项目。1997年，他将菌草技术列入闽宁对口协作扶贫项目；又亲自推动将菌草技术列为福建省智力援疆和援助巴新东高地省项目，并提出要立足政治、立足全局、立足长远的援外工作指引。

2002年，在时任浙江省省长习近平同志的鼎力支持下，全国首个菌草科学实验室得以创建。如今，这个科学实验室已发展成为9个国家或省部级创新平台，是引领全球菌草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中心，菌草学也成为一门新的学科。2017年，菌草技术被列为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重点推进项目。莱索托、斐济、巴新菌草技术扶贫被评为“全球最佳减贫案例”。

3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国际外交场合推介菌草技术，亲自推动菌草技术列为国家援助巴新、斐济、中非共和国项目。2021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向菌草援外20周年致贺信，强调“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21年11月19日，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在福建工作期间接待巴新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的往事，“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勉励菌草团队，希望我们再接再厉，推动菌草技术取得更多突破，书写菌草援外新的佳话，让“幸福草”更好地造福中外人民。

30年来，菌草技术团队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菌草发展的指示批示精神，扎根祖国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笃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矢志不移。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忘初心、勇毅前行，让青青菌草更好地服务国家、造福人类。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聚焦提升西藏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核心目标

自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援藏医疗队聚焦提升西藏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核心目标，攻坚克难，在学科建设、技术提升、管理优化、民生保障及疫情防控等方面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有力助推西藏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援藏工作始终以提升受援医院核心竞争力为核心，以“大病不出藏”为目标，推动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学科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化“以院包科”机制，以拉萨市人民医院为例，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与北京积水潭医院等11家顶尖医院合作，将骨科、消化内科、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等科室纳入共建范围，使“以院包科”核心科室增至11个，辐射带动整体学科水平显著提升。五大中心建设成效卓著。建成并高效运行“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与“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为母婴安全筑起坚实屏障；短短几年间成功创建国家认证的“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救治中心”，显著提升了区域急危重症救治能力与诊疗水平。技术实力与平台建设实现突破。持续开展“传帮带”，利用“师带徒”模式，组织援藏专家与本地医生骨干签订协议，成功引入并落地新技术、新项目，极大拓展了本地医院的诊疗范畴和技术水平，真正实现了“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援藏工作始终将保障人民健康权益、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置于突出位置。坚持组织京藏两地医务人员开展义诊、巡诊与健康宣教活动，足迹遍及偏远地区，免费发放急需药品，显著提升基层健康素养。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大病专项免费救治，切实减轻就医负担。开展各类专项健康救治项目，如儿童先心病医疗救助、“爱膝行”、“光明行”等慈善项目，有力阻断了“病根”变“穷根”。依托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拉萨分中心成立高原医学门诊和高原适应医学康复病房，为长期在藏工作者、急进高原人群及高原病患者提供专业评估、预防指导和康复治疗，探索建立高原适应健康服务体系。

援藏医疗队员的卓越贡献获得广泛认可，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离不开中组部的顶层设计和各级政府的层层传导，也离不开每一位援藏干部的辛勤付出。藏族同胞同样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制度的优越性、援藏干部的真情，从而转化为对党的感恩、对制度的支持、与援藏干部的水乳交融。这将成为新时代援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生动还原了新时代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历程，深刻展现了我们党带领人民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令人深受教育、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为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强大思想指引与行动遵循。

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性质宗旨、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千百万干部扎根一线、苦干实干，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攻坚征程上，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树立了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更加辉煌的光辉榜样。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核心是坚守不负人民的价值追求，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根基。脱贫攻坚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少”，倾尽心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等急难愁盼问题，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我们要传承这份初心，站稳群众立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解民忧的实事，坚决杜绝“面子工程”“数字政绩”，让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农民，把政绩写在田间地头、写进群众心坎里。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关键是坚持精准务实的科学方法，强化真抓实干的政绩导向。脱贫攻坚靠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攻克了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乡村全面振兴同样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用务实作风和扎实举措推动乡村发展提质增效。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根本是涵养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夯实利及长远的政绩支撑。脱贫攻坚既解当下之急，更重培育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乡村全面振兴是长期战略任务，我们既要抓好增收、产业等紧迫工作，更要做实生态保护、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长效文章，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行稳致远。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要义是凝聚上下同心的强大合力，构建协同共进的政绩格局。脱贫攻坚构建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强大格局，汇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推进乡村振兴，我们要坚持党建引领，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推动资源、力量、人才下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农民主动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二级研究员）

用好口述史料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是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重大专项工作的首批成果，能够全程参与本书的资料采集和整理工作，脱贫攻坚口述史课题组全体成员深感无上光荣、终生难忘。

精神上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两年来，在与口述人一次又一次的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在认真记录、整理和核校口述史料的过程中，课题组全体成员深刻领悟到，没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指挥、亲自督战，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能创造出8年内让1亿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人间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反映和重要产物。

研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本次重大专项工作是对新时代一件件影响深远的宏大历史事件进行大规模口述史料采集和整理，通过这些史料来记录和反映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宝贵资源，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供鲜活教材，这在新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在现代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创新。通过参与重大专项工作，我们锻炼出一支政治立场坚定、能打敢打硬仗、掌握科学方法的研究队伍，将来要以这支研究队伍为依托，举一反三，将口述史这一重要方法全面运用于实地调查研究，有力推动提高教学科研咨政质量。

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目前，课题组正在将口述史料融入校内主体班次教学中，积极进行课程储备，做好开发相关方面新课程的前期准备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本书的翻译和英文短视频录制工作，努力将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升华为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我们要深入研究口述史料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要有强烈的创新自觉，综合运用口述史等各种研究方法，全面厘清这些新知识新规律，积极发展民生学、减贫学、国家治理学、生态文明学、改革开放学等新赛道上的新学科，努力锻造出兼具中国气派和世界风范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以高度凝练的话语承载核心思想、揭示本质规律、彰显价值立场，兼具原创性、学理性、实践性与传播性，是哲学社会科学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标识性概念是理论体系的思想结晶、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件，是阐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国智慧、传播中国理念的关键载体，更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支点。提炼标识性概念，不是单纯的文字概括与术语凝练，而是立足理论根基、扎根实践沃土、融通文化血脉、汲取群众智慧的系统性理论创造，是新时代推进理论创新、话语创新、知识创新的关键抓手。必须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根本遵循，以马克思主义定魂定向、以中国实践立基固本、以中华文化铸魂塑形、以人民群众为源头活水，让标识性概念真正成为解释中国现象、解答中国问题、引领时代发展、回应世界之问的理论利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话语支撑与学理保障。

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锚定标识性概念提炼的核心方向

“两个结合”既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根本路径，也是标识性概念提炼的定盘星与指南针，深刻规定着概念的理论底色、价值立场与民族特质，是新时代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坚守的根本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标识性概念的科学性与政治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科学工具，为标识性概念提炼提供了根本立场、观点、方法。提炼标识性概念，本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实践与时代课题进行理论升华与思想凝练，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杜绝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确保概念的科学性、政治性与方向性。从“实事求是”恪守实践观点，到“人民至上”彰显人民立场；从“新质生产力”丰富生产力理论，到“自我革命”发展建党学说；从“高质量发展”深化发展理论，到“共同富裕”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这些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标识性概念，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源头，既坚守核心要义又与时俱进，既契合基本原理又紧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彰显真理力量与实践价值。

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标识性概念的民族性与文化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宝贵资源，更是标识性概念提炼的深厚文化沃土。提炼标识性概念，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推动二者从契合到融合、从结合到创新，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协调，把传统思想精华转化为概念的核心元素，让标识性概念承载中华文化底蕴、彰显民族精神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汲取“天下大同”“和而不同”“讲信修睦”的中华智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传承“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遵循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融合“民为邦本”“天下共治”的政治智慧。这些概念因浸润中华文化基因而独具民族辨识度，因扎根中华文明沃土而拥有持久生命力，成为兼具中国底蕴与世界意义的核心话语。

立足中国实践本源，让标识性概念回应时代之问、彰显中国特质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原创性是标识性概念的生命力，主体性是中国理论话语的核心特质。新时代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聚焦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生动实践中总结升华，让概念与实践同频、与时代同步。

扎根中国具体实际，夯实标识性概念的现实根基。当代中国正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了丰沛素材、鲜活课题与不竭动力。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深入研究我国发展与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改革发展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让概念成为解读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的理论钥匙。“中国式现代化”提炼出五大鲜明特征，既解答中国现代化路径问题，也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中国政治实践，突破西式民主局限，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独特标识；“新质生产力”紧扣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实践，成为阐释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概念，彰显中国实践的原创价值与理论贡献。这些概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以坚实的实践基础支撑起强大的解释力与引领力。

聚焦时代重大课题，彰显标识性概念的时代品格。时代是思想之母，不同时代的实践需求与时代课题，决定标识性概念的内涵与价值。我们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紧扣时代任务提炼标识性概念，成为指导实践、凝聚共识的思想武器。革命年代提炼“工农武装割据”“统一战线”，建设改革时期形成“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提出“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均顺应时代大势、回应时代需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紧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时代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等重大课题，打造回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发展的概念体系，让概念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在回答时代课题中彰显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与此同时，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坚持国际融通，以开放视野对接全球话语、以共通价值回应人类关切，在坚守中国立场的同时，增强概念的世界意义与传播效度。要善于把中国道路的独特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表达，把中国智慧提炼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共话语，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通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拒绝照搬西方概念、防止话语依附，也不封闭自说自话、脱离国际对话体系，以融通中外的表述增强概念的穿透力与影响力，让中国标识性概念真正走向世界，为全球治理与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方案。

汲取人民群众智慧，塑造标识性概念的生命力与传播力

标识性概念是政治家、理论家的学理创造，更是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理论升华，其生命力既在于学理深度，更在于群众基础与传播效能。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从人民创造性实践中汲取智慧，从大众鲜活语言中提炼精华，让概念深入人心、广泛传播，成为凝聚人民力量、引领社会共识的精神纽带。

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汲取养分，让标识性概念源于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我们党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诸多深入人心的标识性概念，均源自基层实践创造，经理论升华后指导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提炼标识性概念，必须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倾听人民呼声、总结实践经验，将群众智慧上升为理论概念，筑牢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端于小岗村实践，成为农村改革核心标识；“精准扶贫”源于脱贫攻坚基层探索，引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脱贫攻坚战；“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立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重要指引。这些概念扎根人民实践、回应人民期盼，拥有深厚的群众根基与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从大众鲜活语言中提炼精华，实现标识性概念学理性与通俗性统一。标识性概念的传播力，取决于理论深度与表达温度的统一。晦涩难懂、脱离群众的概念，即便学理深厚也难以发挥作用。我们党始终坚持理论语言与大众语言相统一，让概念既严谨深刻又通俗易懂。新时代提炼标识性概念，要平衡学理性与通俗性，避免过度学术化的晦涩表达，杜绝流于表面的庸俗化表述，让概念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从“打土豪、分田地”到“摸着石头过河”，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些概念兼具理论内涵与大众亲和力，成为凝聚民心的精神旗帜。新时代更要从鲜活的大众语言中汲取养分，把群众“家常话”转化为理论“规范话”，让标识性概念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温度，兼具中国风格与传播效力，在广泛传播中释放思想力量、凝聚社会共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提升基层干部数字素养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

基层干部处在政策执行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既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力军，又是数字中国建设在基层落地生根的核心力量。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基层治理模式、重构公共服务体系，从“一网通办”的政务革新到“一网统管”的治理升级，从大数据赋能的精准施策到人工智能支撑的高效服务，数字素养已经成为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的必备技能。提升基层干部数字素养、推动数字能力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不仅是数字中国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举措，更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关键支撑。

要立足基层实际、聚焦问题导向，以加强思想引领、优化培训体系、压实实践锤炼、完善保障体系为着力点，推动基层干部从“被动”向“主动”、从“会用”向“善用”转变，让数字素养真正成为履职尽责的“硬本领”。

思想认识是首要问题。在基层走访中，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年纪大了，智能手机都玩不明白，弄不好再把系统搞坏了”“这个平台要录，那个APP 要填，天天留痕、上传、截图，挺烦的”“这大数据听着玄乎，跟我们村有啥关系？”这些看似琐碎的抱怨，恰恰是需要跨越的第一道坎，即认识关。提升数字素养不仅要解决“懂不懂”“会不会”的问题，更要解决“想不想”“敢不敢”的问题。在数字中国建设和干部本领提升的结合点上，引导基层干部在思想认识上自我革命，打破传统思维定势，深刻认识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增强学习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工具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专题学习、研讨交流、案例宣讲等形式，把数字素养提升还原到他们最熟悉的工作场景中。比如，过去统计村民医保参保情况，要挨家挨户打电话、翻本子，现在学会用政务系统的数据比对功能，半小时就能精准锁定未参保人员，工作效率大幅提升。这就让基层干部真切感受到数字素养提升的“性价比”，认识到数字技术是为他们减负、为群众解忧的“好帮手”，数字素养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从而切实增强提升数字素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培训是提升数字素养的关键路径。但现实中，“参加培训走过场，课程听听很激动，回去后不知怎么用”的现象并不少见，问题往往出在培训与需求不匹配、培训内容与形式不到位。要将培训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提升培训实效，关键在于“精准”，要因人施策、因岗施教，根据岗位特点、年龄结构、数字基础，分层分类进行培训。对于年轻干部，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重点在于提升数据分析、数字创新能力，让他们成为基层数字治理的行家里手；对于中老年干部，他们是基层治理的“压舱石”，侧重基础操作技能培训，了解数字应用的基本知识，帮助其熟练掌握常用数字工具；对于偏远地区的干部，强化培训的可及性，把培训课堂搬到村里，用远程教育、专家驻村指导等方式，确保数字素养提升“一个都不掉队”。将培训的“大锅菜”转变为“自助餐”。丰富培训内容和创新培训方式，内容上设置战略意识、业务流程、工具应用等多个层次，数据思维、数字创新、数据安全、数字工具操作技能等课程供培训对象按需选择。方式上“线上+线下”“理论+实践”相结合，线下培训不仅有课堂授课，还可以开展情景模拟、案例演练、手把手教学，甚至翻转课堂，让参训干部当“数字导师”，分享数字技术的应用方法和技巧，实现教学相长。线上培训依托云学习平台、网上党校等载体，提供灵活便捷的线上课程，方便基层干部随时学、自主学。工作中，建立“一对一”帮带机制，反复教、反复练，确保数字技术用到实处。

实践是学用结合、以用促学的前沿阵地。检验基层干部数字素养高不高，不是看能不能说出一串新名词，而是看在具体工作中能不能把数字工具用起来、用出效果。通过搭建实践平台，把数字技术应用融入日常工作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依托基层政务服务中心、数字乡村等载体，鼓励主动运用数字工具开展工作，在实际操作中熟悉工具、掌握技能。结合岗位实际，探索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的创新融合，破解基层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引导运用数字技术寻求解决方案。比如，有社区干部摸索出一套用小程序管理居民群的新办法，社情民意全掌握、上传下达更便捷。对于这样的“微创新”，要给予肯定和推广，让基层干部意识到，这不是高高在上的“技术活”，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琢磨、可以改进的“手艺活”。

提升数字素养不能“运动式”，轰轰烈烈一阵子，风头过后老样子，要以健全的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形成可持续、不间断的长效机制。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把数字素养和数字履职能力纳入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和评优晋升的重要内容，实现“以考促学、以评促优”。加大对基层数字培训资源的投入，统筹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力量，提供优质培训服务。尤其要推动培训资源向偏远地区、薄弱基层倾斜，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素养的整体提升。加快推进基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乡村、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更新老化设备，确保“有网用、有设备用、有平台用”。加快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确保数据资源安全可控。发挥“头雁效应”，基层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用，带动形成学习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工具的良好氛围。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要牵引作用。海南将深刻领会制度型开放的重大意义，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各领域改革开放，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论述，增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型开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新时代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开放道路阔步前行，推动制度型开放不断取得新成效。

制度型开放是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全球格局深刻重塑，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我国赢得发展主动和国际竞争主动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国以制度型开放为重要抓手，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重构，在增强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稳定和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同时，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为全球化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制度型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制度型开放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也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引领深层次改革的关键路径。制度型开放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制度等深层次改革，进一步加快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有利于引进国际先进的市场机制和管理经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提高国内市场体系的完善度和竞争力，增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有机链接、高效畅通和动态适配，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

制度型开放是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关键途径。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对标的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标志着以“‘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封关运作后，海南在我国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中扮演更为独特的重要角色，这既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海南必须担当的重要历史使命。我们将开展更大力度制度型开放试验，更好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不断增强区域影响力、辐射力，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

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海南从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游岛再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无不体现了扩大开放的要求。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具备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开放的基础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近年来，海南锚定自由贸易港建设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稳步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比如，先后制定实施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20条行动方案、深化与RCEP成员国合作的16条措施等，积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经贸规则开展先行先试，促进自由贸易港政策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叠加效应。再比如，高质量落地实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部署要求，为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积累了实践经验。下一步，海南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优势，推动RCEP 条款率先落地，主动对接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全面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条款，持续推进国际规则对接、规制协调、标准互认和监管协同，稳步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此外，海南还将推动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积极发展离岸贸易，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不断激发贸易投资活力。

深入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海南“深入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好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是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特点。制度型开放与要素流动型开放相辅相成，制度型开放推动商品和要素高效流动，商品和要素高效流动也为制度型开放奠定基础。近年来，海南聚焦自由贸易港“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序流动”制度体系，持续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海南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超20%，经济外向度显著提升、排名全国第七，使用外资规模进入全国前十，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发生业务量超3500亿元，跨境贷款余额跃居全国前列，全国首条第七航权航线投入运营，数据出境实现负面清单管理。下一步，海南将进一步破除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的“藩篱”，不断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着力擦亮“投资自贸港”品牌，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积极发展离岸贸易，有序扩大金融业开放，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构建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更好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

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方之才”，“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近年来，海南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着力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十四五”时期，提前完成“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持续保持全国最优免签入境政策，创新外国人工作许可制度，外国人到海南工作人数增长90%。下一步，海南将坚持“引育留用”并举，加快实施“百万英才兴海南”行动计划、“技能自贸港”三年行动，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构建开放多元的精准引才体系，积极引进急需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同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不断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和技术创新之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制度型开放力度，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制度型开放通过构建更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市场运行的制度性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和国际竞争力，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优质的创新土壤，从而在更高起点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年来，海南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成立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建成海政通、海易办平台，“高效办成一件事”走在全国前列，极简审批、涉企行政检查、“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等立法为全国首创，“审管法信”“土地超市”“机器管招投标”“监督一张网”等创新举措获国家肯定，经营主体数量大幅增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确保各项开放举措落地见效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关键在于开放举措能否真正落细落实。当前，海南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必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以更宽广的开放胸襟、更务实的工作作风，坚决当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开放举措落地见效，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崭新业绩。

开展更高水平的压力测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做好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推进制度型开放需要压力测试，这是突破内外双重瓶颈的关键抓手。通过模拟高标准国际规则与极端外部冲击，既能为制度创新设置安全边界、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又能倒逼国内治理体系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纲举目张式优化，推动政策从“碎片化试点”向“整体性重构”升级，促进开放从“适应性调整”向“引领性变革”模式转型。当前，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成为全国开展制度型开放系统性压力测试的最前沿平台。我们将加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领域的对接测试，通过压力测试尽快积累经验，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推动我国高水平开放不断迈向新高度。

推动更广领域的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要推进“规则对接”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立足国情与优势领域，锐意推进制度创新，探索并创设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兼容性的新规则、新标准和新治理模式，形成国际广泛接受的中国方案。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推进制度型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将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持续深化制度创新的差别化探索，在重点领域大胆先行先试，力争形成更多系统性、集成性、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努力开辟制度型开放新路径，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牵引作用。

构筑更加稳固的安全防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识别和防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制度型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而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必须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加快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开放环境下的各类风险挑战，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我们将切实提升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安全的能力，加强对贸易、投资、金融、人员流动、数据安全、公共卫生、生态等重点领域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持续强化法治保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系统推进、创新突破、安全托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推进新型文化业态发展

提问：俞国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请问，如何理解文化和科技融合对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重要作用？

解读：徐国宝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改进文化创作生产流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当今日益加速迭代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千行百业的发展方式和结构形态，也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产生深刻影响。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载体，为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开辟了宽广的途径。

新型文化业态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

科技发展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也重塑着文化业态。新型文化业态是以价值引领和内容创新为前提，以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为手段和载体，实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方式根本性转变，并不断拓展文化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的先进文化形态，其生产主体、技术手段、运作方式与传统文化业态具有质、量、形态的明显区别。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文化和科技融合为动力的新型文化业态，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践成果，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第一，正确认识文化与科技相生相促的关系，以科技支撑文化发展，以文化滋养科技创新。翻开人类历史，文化和科技早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一直存在相生相促的关系。仅就人类传媒技术的发展而言，从甲骨竹简到活字印刷，从纸质媒体到数字网络，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文化生产力发生重大变革，重塑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体验方式。从文化和科技的各自属性来说，科技是探索自然的工具，需要文化为其赋魂；文化是叩问意义的符号，需要科技作为媒介和载体。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以文化的正确价值导向推动科技向善发展，使其充满人文理性；同时也让文化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使其飞得更高更远。在21世纪，文化创造与创作生产的整个过程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第二，文化和科技融合可以更好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在文化建设上要以人民为服务对象，不断向他们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人民为描写、歌颂对象乃至让其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要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释放其潜藏的巨大文化生产力，由全体人民共创文化辉煌、共享文化成果。衡量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指标，就看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有多强、全体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有多高。当前，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普及使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人公。智能手机让每个人都成为影像记录者和作品发布者；短视频不仅为普通民众搭建起展示才华的平台，而且为传统文化提供了创新化表达方式。再看网络文学，很多优秀作品不仅出自专业作家之手，而且更多产生于城市素人作家、乡村草根写手等社会群体，成为传播文化、连接世界的重要力量。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可以迅速点燃人民群众创新创造的火种，从而打开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文化和科技融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引擎。通过“两创”传承好发展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使命。文化和科技融合为“两创”提供了强有力的驱动和多样化的路径。一是极大拓展了传承保护的范围和能力。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使文物获得永生的数字生命；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算法和知识图谱等数字技术为古代典籍、古代书画等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方法。二是激活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能说话，使观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并可展开现场互动和沉浸式体验。更深层的激活就是以新的技术手段认真发掘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内核，使之广泛深入地融入当代生活，并获得通向远方的精神生命。三是通过文化和科技融合，打造一大批蕴含传统文化元素和富于时代创意的文化IP产业链和新型文化业态。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强数字文化内容建设，推进构建文化资源数据库并提升其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夯实数字文化内容共享基础，为新型文化业态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以科技自主创新和文化内容创新双引擎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

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壮大新型文化业态，是文化创新创造的火车头和加速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要从技术突破、业态创新、内容为王、价值引领、制度保障等各个方面下手，保持制度创新的前瞻性与适应性，及时回应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以科技自主创新和文化内容创新双引擎推动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要把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创新成果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部署未来文化产业，形成新型文化产业链和业态群。加快数字技术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场景培育和应用，如加强数字演艺、数字艺术、沉浸式体验等多业态集成，建设快速通行、预约预订、智能导游、客流管理、虚拟浏览相融合的数字文旅应用场景。不仅要实施“人工智能+”，而且要实施“文化+”，通过文化与科技及各个领域融合、文化和旅游及千行百业融合，创造文化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核心在于内容创新，而内容创新必须把牢价值导向。文化和科技融合，二者不是平分秋色，而是把重点放在文化的内容创新上，以科技手段服务于文化内容，而文化的内容创新又必须“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坚持内容创新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探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嵌于算法设计和应用全过程，推动算法向上向善，更好地造福人类。

为新型文化业态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为了让新型文化业态破茧而出、茁壮成长，必须改革和破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其不相适应的环节和因素，构建一套科学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文化和科技融合关系到跨界创新和多行业整合，应建立各级党委牵头的跨部门协同领导机制，从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科学决策到具体工作部署，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加快制定数字化、信息化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内容标准和行业规范，并推动跨行业、跨领域、国际化标准联动，保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快修订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如何在开源开放面向公众的条件下加强对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数字艺术品等新型文化产品的保护。健全人才培养与激励制度，制定前瞻性的文化科技人才培养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造一大批复合型领军人才。优化财税金融支持制度，设立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专项基金，对重大创新项目给予资助。建立科学的评价监管体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完善文化科技产品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技术应用以人为本、造福于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伦理，防止有害信息的传播，并保障公民个人数据安全不受侵犯；对人工智能的数据来源、模型生成和场景应用，应实施可溯源、全流程实时监测，保证风险可控。

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这一部署既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稳定市场预期、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是一项系统性、全局性的工程，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涉企执法治理体系。

构建权责清晰的执法责任体系，是规范涉企执法的逻辑起点与制度前提。在执法实践中，进一步厘清“多头管理”“职责交叉”等问题，有助于企业更好应对监管要求，降低合规成本，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的情况。从源头上厘清执法权力的边界，一方面，要全面推行并动态调整涉企执法事项清单制度，严格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明确各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凡是清单之外的事项，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增设检查项目或变相实施行政处罚，斩断随意执法的制度根源。另一方面，要科学划分纵向层级与横向部门的职责权限。在纵向上，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县的执法事权，避免上级部门“甩锅”下级或下级部门“越位”执法；在横向上，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整合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等领域的执法队伍，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结构性矛盾。更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和健全执法责任制，将每一项执法权力都对应到具体的岗位和人员，实行“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谁行权谁担责”。通过明晰的权责界定，消除执法盲区、杜绝责任虚置，让每一个执法主体都清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责任底线，从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执法格局，为企业营造一个边界清晰、规则透明的制度环境。

构筑程序严密的执法运行流程，是保障涉企执法公平正义的生命线。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保障，进一步强化程序规范，有助于减少执法随意性，增强执法过程透明度，提升执法公信力。必须强化程序刚性约束，打造全链条、闭环式的严密执法程序体系。首要任务是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这“三项制度”。执法公示要求事前公开依据、事中亮明身份、事后公布结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全过程记录则要求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完整记录，实现执法行为可回溯管理，既规范执法人员行为，又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则是要在作出处罚决定前，由专门的法制机构进行严格的合法性审查，防止任性执法。此外，还要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基准，压缩自由裁量空间。针对同一违法行为，制定全国或全省统一的裁量标准，明确不同情节下的处罚档次，严禁同案不同罚、畸轻畸重。同时，要大力推广“首违不罚”和“轻微违法免罚”清单制度，将包容审慎监管理念融入程序设计之中，给予企业纠错机会。通过严密的程序控制，将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每一次涉企执法都经得起检验，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打造运行高效的执法协同机制，是提升涉企执法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在传统模式下，部门壁垒、信息分散等问题，容易导致“多头执法”“重复检查”等情况，给企业带来一定负担。应当依托数字化赋能，重塑执法流程，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高效运行机制。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将其升级为跨部门联合抽查的常态化模式。通过建立统一的抽查事项清单和检查对象名录库，统筹制定年度联合抽查计划，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扰。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慧监管平台。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环保等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全面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大幅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探索实行“无事不扰”；对风险高、投诉多的企业，有针对性地采取严格监管措施，防止风险隐患演变为区域性、行业性突出问题。更要积极探索“非现场”执法模式，利用在线监测、视频监控、远程勘验等手段，实现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实时发现和预警，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启动现场核查。由“人海战术”向“数据驱动”转变，能够大幅提升执法精准度和响应速度，显著降低行政成本和企业迎检负担，实现监管效能与企业获得感的双赢，推动执法体系向智能化、精细化迈进。

强化监督有力的执法制约体系，是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的根本保障。权力运行需要有效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健全监督机制，有利于防止执法中的不规范行为。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好发挥执法监督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统筹协调、规范管理、指导监督、激励保障作用，持续提升行政执法工作质效。强化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上级行政机关需加强对下级机关执法工作的常态化督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司法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职能，注重完善制度机制、程序标准，强化数智赋能，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畅通企业救济渠道，建立健全涉企执法投诉举报平台，实行“接诉即办”机制，对企业反映强烈的违规执法问题挂牌督办、严肃追责。同时，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倒逼行政机关提高执法水平。要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机制，定期邀请行业协会、商会、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对执法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法治督察、政府督查等监督制度的贯通衔接，持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通过全方位、全流程的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法治成为涉企执法最鲜明的底色，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不可摧的法治屏障。

（作者系司法部装备财务保障局局长）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 优化新兴产业治理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汇演进的关键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战场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了总体部署。近几年，伴随以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新兴产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新兴产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可避免的治理挑战。如何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优化新兴产业治理，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

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的差异是优化新兴产业治理的逻辑起点

新兴产业不是传统产业的简单延伸或技术升级，而是体现出一种全新的产业形态，与传统产业在发展规律上存在核心驱动力、成长速度、资源整合模式三大本质不同。

从核心驱动力来看，新兴产业发展由技术驱动而非资源或规模驱动。传统产业以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为主要支撑，政策设计侧重要素配置优化和产能调控；新兴产业则以颠覆性技术突破为核心驱动力，技术路线迭代、核心环节突破直接决定产业发展走向。比如，大模型的出现让AI从“工具”变为“生产力”，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的成熟催生了低空经济新赛道。技术迭代快决定先发优势极为关键。因此，新兴产业政策需要将治理重心向技术端转移，而非简单沿用传统产业的产能管控、要素补贴等政策模式。

从成长速度来看，新兴产业呈现爆发式跃迁而非平稳渐进发展。传统产业生命周期长，发展节奏平缓，政策修订周期相对稳定；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突破不确定性大，技术迭代快、市场爆发性强，产品和业态更新周期短。以人工智能为例，该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市场格局变化速度极快。传统产业的政策制定速度已不适用于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在革新“铺摊子、给补贴、上项目”等老办法的同时，必须缩短修订周期，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避免政策滞后于产业发展。

从资源整合模式来看，新兴产业发展重视跨界整合而非垂直整合。传统产业以垂直整合为主要特征，产业链条清晰，企业聚焦单一领域深耕，协同方式以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为主；新兴产业则以跨界融合为核心，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协同频繁，常形成“技术+资本+场景”的融合生态。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了汽车制造、电子芯片、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车路云一体化”发展需要车企、科技企业、基建运营商等深度协作。这就需要强化政策协同性，打破部门壁垒、行业分割和区域界限，建立跨部门、跨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统筹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等各类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

充分认识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治理面临的矛盾

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存在的三大本质不同决定了发展新兴产业不能沿用传统产业的政策框架，必须构建更加精准、迭代及时、协同性强的政策体系。只有充分认识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治理面临的矛盾，才能有效制定政策机制，释放新兴产业创新活力。

技术创新速度和制度供给滞后的矛盾。制度“慢半拍”，导致“野蛮生长”与“过度抑制”并存。新兴产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跨界融合性和快速迭代性，而传统政策制定周期长、修订过程慢，往往“跑在产业后面”。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生成式应用已广泛渗透，但数据权属界定、算法监管规则仍存在空白；低空经济领域eVTOL飞行器加速商业化，却面临空域管理、飞行审批等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供给的滞后不仅导致创新主体面临合规不确定性，还可能因过度约束抑制创新活力，或因监管真空引发风险隐患，形成“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境。

传统监管模式和新兴业态发展的矛盾。传统产业监管基于清晰的行业边界和成熟的产品标准，一般采用“事前审批+事后处罚”的刚性监管模式基本就可以达到治理效果；而新兴产业多为跨界融合业态，行业边界模糊、技术路径多元。部分地区仍沿用传统产业的“产能管控”“标准一刀切”监管方式，既无法适应新兴业态的灵活发展需要，也难以应对跨界带来的风险传导问题，从而导致监管低效和制约创新并存。比如，关于如何解决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和隐私安全保护的问题，传统“分区管控”“逐项审批”的监管逻辑，不仅增加了企业数据合规的时间成本和行政成本，还可能因审批流程滞后错失技术迭代窗口。

多元主体参与和协同治理缺位的矛盾。新兴产业治理涉及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乃至公众，但目前仍以“政府单打独斗”为主。平台企业掌握大量算法和数据却缺乏透明度，公众对技术风险认知不足、参与渠道有限，行业协会自律机制薄弱。这种“治理孤岛”现象，使得政策执行效果打折，甚至引发“一刀切”式监管，抑制了创新活力。以人工智能生成式技术为例，头部平台的算法模型训练数据来源、内容审核标准始终处于“黑箱”状态，政府监管部门因缺乏技术协同难以精准判定合规边界，而行业协会尚未建立统一的自律规范，公众在遭遇算法歧视、虚假信息侵扰时，既无便捷的反馈渠道，也缺乏专业机构的支持，最终导致部分地区为降低监管风险，简单采取“暂停服务”“限制功能”等粗放式管控，反而阻碍了技术的良性迭代。

系统发力不断优化新兴产业治理

历史经验证明，每一次重大技术突破都会带来5至10年的关键时间窗口。当前，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正处于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阶段，必须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牢牢抓住时间窗口，充分发挥我国在市场体量、工业基础、体制机制上的优势，不断优化调整新兴产业治理体系和政策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以超大规模市场为牵引，强化“技术—场景—市场”良性循环，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产业不断发展成长，市场需求是最终的核心驱动。新兴产业的生命力在于快速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到“千家万户”的转化。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这一市场不仅是吸纳产能的“蓄水池”，更是驱动技术创新的“试验场”。为此，新兴产业治理必须建立“技术—场景—市场”良性循环机制，打通“技术供给—场景验证—市场放大”的闭环。一方面，要以真实场景牵引技术创新。政府应主动开放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绿色交通、应急管理等高价值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提供“试验田”和“首用场”。建设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有效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迭代。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支持政策，降低早期市场准入门槛。通过政府采购、消费激励等方式，帮助创新产品跨越“死亡之谷”，形成“以用促研、以研促产、以产促用”的良性循环。

以完整工业体系为支撑，补齐新兴产业卡点堵点、构建区域创新引擎，着力破解创新乏力难题。创新是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的灵魂。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打造出了强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也发展出一批工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丰富的优势地区，为此必须构建起良性的区域创新机制，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为“底盘”，补齐新兴产业短板弱项。针对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卡点堵点，由政府牵头梳理重点产业链“卡脖子”技术清单，组织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定向攻关。同时，在先进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布局一批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推动实验室成果在真实工业场景中快速熟化、就地转化，变“论文专利”为“产品产能”。另一方面，以优势地区为“引擎”，构建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工业基础雄厚、科技资源丰富的重点区域，推动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集聚，率先形成“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的新兴产业创新策源地。

以体制机制优势为保障，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切实提效能、防风险。新兴产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激活多元主体。针对技术快速演进，治理体系必须更具前瞻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从“管控型”向“赋能型”转型。一方面，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治理生态。设立国家层面的新兴产业统筹协调机构，打通科技、工信、发改、交通、民航、卫健等部门管理渠道；支持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技术标准、伦理指南，形成“法律+标准+自律”的多层次规则体系；鼓励高校设立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培养复合型治理人才；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广泛吸纳社会意见。另一方面，构建“敏捷、包容、底线清晰”的风险防控机制。积极推行“沙盒监管”“试点容错”，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试错。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通过“边测试、边评估、边完善”，既防范系统性风险，又保留创新空间。同时，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命健康、伦理道德的核心领域，必须设立刚性红线。

优化新兴产业治理十分迫切、非常关键。必须充分重视新兴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差异，抓准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以开放创新的心态和思维不断强化新兴产业治理政策体系，为产业创新留足空间，防止僵化政策制约产业快速成长。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民生为大，加强社会心理疏导。“十五五”规划纲要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均将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作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健全这一机制，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把握社会心理健康需求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一章中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自“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至今，虽然具体表述有所调整，但政策要求是一以贯之的。10年来，这一机制建设在政策语境、社会实践和学界研究中广受关注。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范式并引领智能社会新形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社会心理需求日益凸显，已成为社会治理中必须重视和遵循的重要问题。

社会心理是个体和群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心理特点和行为表现，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产物。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征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等特点，在个体、群体、社会、国家等层面均有不同表征。

个体层面集中体现在从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到体验更加美好生活的心理需要连续体上。当前，我国青少年存在抑郁和焦虑风险，还存在睡眠障碍、躯体化、行为障碍等问题，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已成为很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有关报告显示，7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焦虑情绪也有所上升。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总体上各类职业群体的抑郁、焦虑等问题均有一定检出率。2019年发布的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人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其次是心境障碍、酒精药物使用障碍、间隙暴发性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等。除此之外，因个体发展差距而产生的不公平感也在一定人群中较为普遍，影响着这类人群的自我价值判断，引发自卑、抱怨、躺平等消极心理。对他人、社会公共事务等缺乏信任的现象也值得警惕，需及时干预防御性、戒备性心理的继续演化，避免出现自我伤害尤其是自杀等极端事件。心理健康问题和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生理因素、健康状况、人格特质、个体应对能力、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往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维护心理健康自然也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

群体层面的心理健康需要更为复杂，集中体现为一定阶段的社会心态特征。当前，我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总体明显向上向好。但是，也存在相对消极的社会心态，部分民众在特定情境下流露出负面情绪，甚至有少数民众在情绪表达中夹杂着压抑或戾气。阶层流动性下降和群体间差异性增大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对各类群体的负面标签化表达。还有一种表现是社会信任感下降，如部分民众在一些特定时间或场合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主流舆论信息等持质疑态度，导致政策执行与沟通成本上升。这既是群体心态的体现，也往往会助长群体间的差异和冲突，增加社会治理难度。消极社会心态不断积累，容易导致一些群体产生倦怠感，削弱个人进取心与社会活力，需要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特别是经过社会化媒体的迅速传播和扩散，很容易被小概率社会事件引爆，导致网络上或现实社会中的极端行为、危机事件，对经济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

在国家层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坚定，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日益深厚。在国际环境严峻复杂的大背景下，我们还要着力培育大格局、大担当的国家形象。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全方位影响人类社会，智能技术的普及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正在对人的认知、情绪、决策乃至人格特质等产生深刻影响。智能化心理服务技术的有效性检验和伦理监管、智能算法对主流价值和文化规范的影响、虚拟社交取代真实互动引发的孤独感加剧、虚假信息扩散激化政策争议等，都在影响每个人的心理感受，进而影响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能。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在个体、组织、社会、文化等层面，基于人民的心理健康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手段提供心理服务、引导社会心态、全方位加强心理建设，旨在有效提高个体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组织健康发展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面对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尊重当下社会心理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心理需要、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举措，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心理基础、营造良好环境的必然之举。

当前取得的重要进展和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年来，我国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探索建立多部门齐抓共管、各行业共同发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和工作机制，已在很多地方有序铺开。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有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从实际推进情况来看，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导向。一种是将社会心理服务纳入社会治理范畴，不仅关注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和服务，并且重视社情民意和社会心理规律的分析和研判，将心理健康服务与预防和及时化解风险矛盾纠纷相结合，侧重于为地方发展提供心理支持和民心保障。另一种则是将心理健康服务等同于社会心理服务，侧重个体层面的疾病治疗和危机干预，主要依靠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开展工作，未能充分调动其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具体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围绕多领域协同推进，构建起覆盖多场景的服务格局。

城乡社区心理服务平台的设置模式存在差异，多数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搭建。硬件配置较为相似，通常包括登记和测评室、咨询室、沙盘室、放松室等功能空间，部分站点还配备了生物反馈设备、虚拟现实设备等专业设施。有些站点能够精准对接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开展服务，获得群众认可；也有部分站点因对居民现实需求把握不足，出现平台形同虚设或被挪作他用的情况，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引致群众反感。

总体而言，医疗机构和学校的心理服务平台建设比较完善。二者的平台建设力度比较大，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普遍开设了心理门诊，大多数学校都配备专兼职教师、设置心理服务空间、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建设家校医社协同机制等。二者面临的突出困难也比较一致，即专业人才的缺乏。当前，医疗机构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数量不足，各地往往通过转岗或新引进人才等方式推动心理门诊建设，但转岗培训的规范程度不一，人才引进的难度较大，且临床心理专业学生培养规模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缺口也较大，多通过转岗等方式扩充教师队伍，若缺乏规范的上岗培训和考核机制，转岗人员的专业能力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多数学校尚未建立完善的应急心理服务体系，难以快速开展危机干预与转介工作。而且，在岗心理健康教师和心理咨询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升、职业发展也比较受限，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持。

员工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主要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等，通过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或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员工提供便捷可及的心理服务。各类机构基于各自职业或行业特点建设服务体系，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职业人群的心理服务应特别重视隐私保护承诺与服务便利性。

心理援助热线和危机干预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024年底，“12356”作为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正式启用，致力于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心理健康服务。危机干预队伍以各地区分级组建为主，定期组织培训和应急演练，特别是针对自杀预防等重点工作制定了专门的应急处置流程与预案。由于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这项工作又有突发性强、职业压力大的特点，队伍建设急需完善工资待遇、职业发展空间等保障机制。

心理服务网络平台多具备宣传、服务、管理等多重功能，以宣传和服务类APP、小程序、网站为主要载体，提供网络测评、心理科普、专题讲座、心理咨询预约及在线咨询等服务。部分地区将心理知识融入防电信诈骗、防非法集资、防传销、防吸毒涉毒等宣传工作中，以及健康生活方式、食品药品安全等宣传场景，对引导积极社会心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心理服务类软件的社会需求旺盛、市场规模较大，但当前这类产品同质性高，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保障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社会心理服务机构发展也在稳步推进。受政策驱动影响，2012年以来我国工商注册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后续增速逐步放缓。心理服务作为一项需要专业技术支持的行业，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往往伴随质量参差不齐和行业乱象等问题。目前，我国尚未明确社会心理服务行业的监管部门，也没有配套相应的监管机制，部分地区正在探索制定行业服务规范或工作条例，开展区域性监管与引导。

此外，一个新的趋势是智能化心理服务技术和产品的迅速普及，社会心理服务呈现客观化、数字化、智能化、预防化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辅助心理健康评估与干预、高精度眼动追踪、语音语调和微表情分析、智能手机数据数字表型分析、智能手环技术等得到广泛应用。当前，我国智能化心理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服务受众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心理障碍群体，产品与模式同质化程度高，技术和产品缺少有效性验证及伦理审查，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日趋严峻。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着力点。10年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危机干预机制建设从无到有、从政策文件到社会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各地的社会心理服务实践各具特色，探索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服务技术、产品和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推动了行业发展和创新。无论服务形式如何变化，核心工作仍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预防心理健康问题和个人极端行为的发生，首先是加强科学普及。因此，要持续做好心理科学传播这项基础性工作，让公众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心理健康信念、实践心理健康行为，普遍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此外，我国当前心理问题“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也有赖通过科学传播形成客观理性对待心理问题的社会氛围。

抓好心理健康教育，将其融入立德树人的具体教育工作中，培养心智正常、心身健康的下一代，这是百年树人大计。教育实践中应当将“培育积极心理品质”与“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并重，避免因过于强调心理健康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紧张和焦虑。应当特别重视心理健康教师的培养和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突出做好基层心理服务工作。搭建基层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健全基层危机干预机制，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心理服务。极端行为学生的危机干预需要家校医社联动，易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的危机干预需要家属或监护人、社区工作人员、民警、专业医生联动。对社会危害大的突发事件的危机干预，涉及的协调机构及工作流程更复杂，需要通过稳定、高效率的工作机制，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高质量、高可及性的服务。

着力加强专业人员培养。社会心理服务的专业人员队伍包括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各类经过专业教育或培训的心理服务人员，应当分级分类开展工作，避免出现一类专业人员承担从科学传播到危机干预全部任务的现象。总体上，我国社会心理服务相关专业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足以满足需要，而且社会心理服务的发展趋势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对从业人员规模和专业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把社会机构培育作为重要环节。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社会机构和服务对象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4个环节。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政策保障、搭建平台和购买基本公共服务。专业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心理服务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研发服务技术和产品，在提供专业支持的同时发现新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和促进学科发展。社会机构包括社会心理服务类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组织，主要任务是直接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同时促进产业发展。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象，无论个体、群体或组织，在接受服务的同时，还承担着进行效果评估的任务。4个环节唇齿相依、环环相扣，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缺位。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心理服务的核心力量。应当通过优化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加强地区行业自律和监管等，支持社会心理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服务，推动心理服务产业的发展。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是当务之急。社会心理服务由于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没有相应的监管机制，缺乏相关法律和职业道德规范，心理服务提供方和被服务方的行为缺少约束，权益得不到保障，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乱象频生。因此，亟待健全社会、行业、政府部门的协同监督机制，规范行业发展。心理学相关学术组织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教育和监督管理，地方政府应支持当地心理服务行业建立从业人员诚信档案，强化行业自律。有关部门需加强对数智化技术相关心理服务的科学研究，如智能化心理服务技术在当前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的应用形态、服务对象、运行机制及实际效果研究等，为科学评估人机协作模式、构建协同运行规范提供新依据，推动国家在相关领域立法、出台标准或规范。

心理影响评估是做到关口前移的重要工作。有些心理问题根源是个体的生理、性格等因素，也有些心理问题或个人极端行为源于利益诉求或外部因素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尤其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中，应当重视准确把握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需要，通过心理影响评估来推进社会治理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注重疏导不公平感，从源头上预防风险、化解矛盾，减少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关乎凝聚民心民力和国家长治久安。在稳步推进各类社会实践的同时，在机制建设上应重视创新工作模式、科学把握需求、高效整合资源，以及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的作用。创新工作模式，核心是打通不同部门、不同条线、不同行业领域开展的心理服务工作，避免部门之间的政策不协同甚至冲突现象。科学把握需求，核心是尊重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心理需要，了解所在地区、组织、区域、不同人群的心理服务需求，结合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背景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高效整合资源，关键在于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精细化开展基层社会治理，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在人财物有限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服务职能，提升服务质量。积极关注和审慎对待资本的影响，核心是加强政府对资本和行业发展的引导与监管，避免像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将民众多样化的心理需要简化为心理咨询需要，将多样化的心理服务手段简化为服药或智能设备干预，陷入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精神障碍发病率不断升高的怪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以柔性服务打造韧性社会

当前，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以及数字风险传播的加速化相互交织，现代社会治理正从传统意义上的秩序维持拓展为社会行为心理的积极整合。社会心理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柔性支撑，具有高度的情绪易感性和人群穿透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现实境遇的切身体会以及心态感知。社会心态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情绪表征，也是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映射。如何通过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稳定社会预期、培育健康心态、涵养心理韧劲，已成为社会治理必须回应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将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和社会心态培育融入社会治理体系范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心理韧性，取得了一系列扎实成效。从服务布局来说，实现了“由点到面”的系统化发展，构建起学校、家庭、单位、社区协同共担的服务格局，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从事后干预向前端预防、中端纾解延伸，打通情绪疏导、认知重建、行为转变全链条，形成以人为中心、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复合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文化赋能层面，将互助、共享和集体主义取向融入实践，既通过贴近群众生活的服务重构社会信任，又依托精准帮扶凝聚基层价值共识、行动共识。

与此同时，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仍然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一方面，服务覆盖的广度与可及性存在短板，服务设施和专业服务人员多集中于医院、学校和部分社区，基层资源供给难以满足群众的普遍期待，尤其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常态化服务不足，城乡、区域间的均等化程度有限，网络虚拟空间的心理服务供给也存在空白。另一方面，情感是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天然黏合剂，其治理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尽管医学技术层面上的精神健康服务成效显著，但家庭、社区自带的情感纽带还未能有效转化为浸润人心、凝聚共识的治理力量，情感对社会心理服务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制度保障与长效管理也存在薄弱环节，部分地区存在“重建轻管”问题，人力、经费等后续保障投入缺乏持续性，全国统一的服务标准与制度规范尚未形成，各地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影响着整体的治理效能。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唯有将数智赋能的精度、情感治理的温度同制度衔接的力度深度融合，用智慧、专业的柔性服务化解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方能真正构筑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心理底座，真正打造一个韧性社会。为此，需以数智赋能为抓手，提升危机干预的精准度，筑牢群众的确定性感知。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心理援助热线、在线咨询、重点人群识别等高效衔接，实现心理服务的及时响应、精准对接，依托程序正义让群众感受到稳定的服务保障，有效缓解焦虑情绪、稳定社会预期。以情感治理为纽带，激活基层服务温度，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将心理疏导、公共沟通、关系修复等专业服务融入社区日常工作，通过常态化互动增强群众社区归属感。在突发事件中及时做好情绪托底，防范化解社会情感风险，让基层公共服务成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重要载体。以制度衔接为保障，推动个体支持向社会韧性转化。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救助、应急响应等机制的常态化联动，使个体心理诉求能够快速转化为制度性的兜底保障。同时，结合社会信用体系与诚信建设，夯实社会信任根基，避免个体负面情绪演变为群体性风险，让柔性心理服务的效能，最终沉淀为社会的恢复力、修复力与整合力，推动个体心理支持向宏观社会韧性的实质提升。

培育健康社会心态、建设韧性社会，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在持续深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将逐步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最终建成一个充满发展活力且具有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韧性社会。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制智权”：主宰未来海战胜负的新“制权”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智能化战争的雏形开始显现，传统的海战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海上对抗的主阵位正由过去夺取制电磁权、制信息权向“制智权”推进延伸，“制智权”已成为主宰未来海战胜负的新“制权”。

第一，只要“制智权”跟上来，“制胜权”自然不会“掉队”。

所谓的“制智权”，通常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对人工智能资源的获取、控制和使用的主导权，其核心是在认知与控制层面始终保持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未来战场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和博弈，智能化将成为现代战争最显著的特征，“制智权”是随着智能化战争形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概念。海上“制智权”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层面：一是对海上战场态势的认知层面，主要包括对战场态势的精准感知、理解、研判、推理、结论等环节；二是对海战场实施有效指挥控制层面，主要是通过智能控制技术实现对海战场资源的调配和指挥。掌握海上“制智权”可以在以下3个方面牢牢抓住制胜权。

先敌认知。未来海上制权逻辑将从物理域转向认知域，在认知域占据主动地位可先敌发现制胜战机，特别是通过一些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多模态信息融合技术等可实现对目标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采集，为认知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创造于己有利的“单向透明战场”，先敌认知、先敌发现。目前，智能化装备认知能力远远超过传统武器系统，突出表现在对敌反应速度快。有资料显示，有的智能化武器在运用中，从目标被纳入认知层面再到精准打击最快只需20多秒，真正做到了“发现即摧毁”。另外，通过干扰对手的认知体系，可延缓敌方反应时间，间接为己方认知提速。比如，利用无人潜航器搭载的电子战系统，实时分析敌方通信协议，对敌动态生成干扰策略；又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情报或误导性信号，干扰敌方指挥系统，破坏对手战场认知体系。

先敌攻击。当发现敌情后，通过先进的大语言模型（LLM）等智能化技术手段，可更快、更准确处理海量信息，使指挥层从时间、空间和认知维度上生成预测模型，精准研判对手的意图、威胁演化及体系结构等，使己方对战场的理解从表层观察上升到内在解析，最终形成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决策，捕捉最佳战机，率先发起攻击，实现先发制人。

先敌击中。夺取“制智权”可实现精准打击，为先敌击中提供了实现条件。例如，海上作战飞机通过人工智能破解对手防空雷达的频率捷变模式，实现电子压制的精准化；海上高超声速导弹通过人工智能规划航路规避防空火力；智能水雷根据洋流数据自主调整伏击位置，水下机器人可在高危水域实现水下自主探测并精准摧毁威胁目标。

目前，各国海军正在跳出传统海战思维框架，构建适应智能化海战的“新范式”，将夺取“制智权”、实现海上力量智能化转型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课题和努力方向。根据未来智能化作战的要求，一些军事强国积极进行智能化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海上力量结构，修订相关作战指导思想，研究新的海上战法，加大智能研发投入，积极为夺取“制智权”谋篇布局。近年来，美国海军不断推出与海上智能化作战相关的发展设想及作战概念，如“联合全域作战”“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分布式海上作战”“地狱景观”等。有些国家设立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管理局、国防人工智能中心或宣布成立无人系统部队，这些都标志着军队组织与作战理念的深刻变革。

第二，“制智权”的核心争夺是算法比拼。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智”与“器”本属于精神与物质两种不同世界的存在，但是，两者是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智因器而生，器因智而能。同理而论，军事智能与武器装备是共生共存关系，军事智能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武器装备赋以智能，使其在战争中更具有自适应性和主动性，将有生力量从高危的战场剥离出来，从而大幅度提高作战效率。冷兵器和机械化战争时代，兵器是靠人的力量和智慧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原始的海战模式通常是“跳帮厮杀”“火炮对轰”，离开了人的操控，威力再大、数量再多的武器也是“废铁一堆”。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人的因素将越来越多转移或物化到武器装备上。在智能化作战条件下，智能化武器在特定的时空可以“投放后不管”，可脱离人而自主发挥战场摧毁作用。而且与人相比，智能化装备具有速度快、精度高、抗疲劳等显著优势。届时，指挥员的主要任务是：专注于思考“打不打”“打到什么程度”“达成什么目的”，而具体的“打哪里”“如何打”“毁伤效果如何”等问题则交给智能化无人装备。在智能条件下的海战场，“人海战术”及传统重型装备已远远不能适应未来海战的需要，很难与掌握“制智权”的对手过招。

算法、数据和计算能力是当前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其中，算法是人工智能的“大脑”，它作为用系统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是争夺“制智权”的核心内容。在智能化作战体系中，每一个作战环节的运行，都是依据“数据+算法”的驱动，面对各方传感器指数级增长的数据，依托智能算法可快速分析战场态势，匹配资源手段，解决跨域协同难题，实现协调规划与即时评估。可以说，谁掌握了算法优势，谁就牢牢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为夺取“制智权”，目前世界各国重视通过算法为海上智能武器装备体系赋能砺器。例如，法国赛峰电子与防务公司正在应用其专有的人工智能算法来升级潜艇光电桅杆。该技术有助于潜艇传感器全天候获得更加清晰的探测图像，并对图像进行自动检测、跟踪和分类，为潜艇水下精确定位提供解决方案，补充惯性导航。

第三，战场是最好的实验室。当前，各国海军智能化建设迈入“快车道”，各种智能化装备呈“井喷式”列装部队。按照普遍认可的智能装备发展和运用“路线图”，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智能作战平台和力量体系将迎来大发展，并以遥控式、半自主式、自主式不同阶段层次，逐步转化为现实战斗力。智能化作战力量在未来作战体系中，将逐步由“介入”转化为“支撑”，最终成为主导。在指挥控制层面，随着其自主等级的提升，指挥控制模式将由以“人在回路中”为主，向“人在回路上”和“人在回路外”演进。

从目前情况看，应该说智能化装备的发展和运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其投入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仍有限。海洋环境由于受物理、气象、地理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具有易变性、动态性和不可预测性，对海上无人化智能化装备的性能适应性等都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其发展上升空间仍然巨大，夺取“制智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除了加大实验室研发投入外，更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现有智能化能力，在实践中检验、在检验中强智，这也是目前各国夺取“制智权”重要的发力点之一。

目前，主要的实践方式有三大类。一是参战。真刀真枪的战场是最好的“实验室”，近年来的几场地区性冲突中，无人智能化装备相继投入实战，为其未来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二是常态化技术验证。例如，美国海军组建了具有实战性的无人作战系统技术验证部队。三是演练活动。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海上练兵场上智能化装备参与的演练科目明显增多，实战化程度更高，包括海上电子对抗、侦察、扫雷、反潜等，都充分展现了未来海战中智能化、无人化作战平台的核心地位。

机关炮的战场演进与新发展

在局部战争中，近期出现了使用二战型号的机关炮打击无人机的战例，“老古董”与无人机戏剧性地出现在同一画面里。机关炮作为一种能自动连续射击的中、小口径火炮，凭借高射速、强火力、高可靠性的独特优势，成为现代陆、海、空三军不可或缺的核心装备。它能自动完成供弹、输弹、击发、抛壳等一系列动作，既能打击地面目标，又能拦截低空飞行器、反舰导弹等空中威胁，在近距作战、末端防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简易自动到全域适配

机关炮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围绕提升射速、增强威力、拓展适配的迭代史，依托火炮自动机技术、弹药技术的突破与逐步完善，大致可分为三个渐进发展阶段。

一战至二战前属于探索期，机关炮实现了从手动射击到自动连发的初步跨越。19世纪末，自动武器技术逐步成熟，为机关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一战时的机关炮以20毫米口径为主，采用简单的自动机结构，射速较低，普遍在100—200发/分钟，威力有限。1916年，德国研制的Becker型20毫米机关炮投入使用，成为世界上最早大规模列装的机关炮之一，主要用于地面防空和机载射击。这一阶段的机关炮结构简易、可靠性不足，尚未形成标准化体系，但初步验证了自动速射武器在战场中的价值，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至冷战处于快速发展期，机关炮迎来技术突破与广泛应用，逐步形成标准化、多平台适配格局。二战的爆发催生了对高射速、强威力近距火力的迫切需求，各国纷纷加大机关炮的研发投入，优化自动机结构，提升射速与威力，口径拓展至20—30毫米，射速提升至500—1000发/分钟。这一时期，多款经典机关炮相继问世，适配飞机、舰艇、装甲车等多种平台。冷战时期，随着喷气式飞机、导弹技术的发展，机关炮的定位进一步明确。一方面作为机载武器弥补空空导弹的近距射击盲区，另一方面作为舰艇末端防御武器拦截反舰导弹，同时逐步成为步兵战车的核心火力装备，形成了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格局。

冷战后至今属于成熟升级期，机关炮朝着精准化、模块化、多任务化方向演进。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融入，机关炮摆脱了“单纯速射”的局限，逐步与火控系统、弹药技术深度融合，射速、威力、精度均实现质的提升。这一时期，机关炮的口径进一步优化，20毫米、23毫米、30毫米成为主流口径，射速最高可达6000发/分钟，部分机型配备先进的光电瞄准、激光测距系统，实现精准打击。模块化设计成为主流，一款机关炮可通过适配不同底盘、载体，实现地面、空中、海上多平台部署。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可编程空爆弹等新型弹药的应用，使其既能打击装甲目标，又能拦截低空目标，作战效能显著提升。

多平台部署，经历实战检验

机关炮的分类以部署平台为核心标准，结合口径、用途可分为车载、机载、舰载三大类，各类机型适配不同战场场景，其实战价值在多场局部冲突中得到充分验证。

车载机关炮是陆军机械化部队的核心近距火力装备，主要适配步兵战车、装甲侦察车、防雷车等平台，口径以25—30毫米为主，核心用途是打击敌方步兵、轻型装甲车辆、工事等目标，具备一定的防空能力。典型机型包括美国M242“大毒蛇”25毫米机关炮、苏联2A42型30毫米机关炮。其中2A42型机关炮堪称“万能机炮”，广泛装备于BMP-2步兵战车、Mi-28NM武装直升机等平台，射速可在200—800发/分钟之间调节，适配多场景作战。

机载机关炮是作战飞机、武装直升机的核心近距作战武器，口径以20—30毫米为主，主要用于近距空战、对地攻击，弥补空空导弹、空地导弹的射击盲区，尤其在600米以内的近距格斗中能发挥关键作用。典型机型包括苏联GSh-23型23毫米双管机关炮、美国M61A1型20毫米六管转管机关炮。越战前期，美军F-4战斗机一度取消机载机关炮，仅依赖空空导弹，由于在近距格斗中屡屡受挫，后来不得不加装SUU-16机炮吊舱。实践证明，机关炮是近距空战不可或缺的武器，弥补了导弹的发射死区。

舰载机关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口径近防机关炮，口径20—30毫米，射速极高，主要用于舰艇末端防御，拦截反舰导弹、低空飞行器等目标；另一类是中口径机关炮，口径30—60毫米，用于打击近距水面目标、低空目标。典型机型包括美国“密集阵”20毫米近防炮、苏联AK-630型30毫米近防炮，其中AK-630型是世界上第一款近防武器系统，射速可达5000发/分钟，大幅提升了舰艇的末端防御能力。

智能化时代，效能再提升

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面对无人机、巡飞弹等新型威胁，结合人工智能、弹药技术、火控系统的发展，机关炮逐步摆脱传统局限，朝着智能化、精准化、多任务化方向升级，形成了“火力+智能+协同”的新型作战模式。

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自动识别、精准打击。现代机关炮普遍集成先进的光电瞄准系统、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机，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自动识别目标类型、锁定目标轨迹，实现“发现—锁定—打击”的自动化闭环。例如，为2A42型30毫米机关炮配套研发的新型火控系统，可快速计算无人机、巡飞弹等小型目标的飞行轨迹，自动调节射速与射击角度，大幅提升打击精度。同时，部分机关炮配备遥控操作模块，可实现无人值守射击。操作人员在安全区域远程操控，降低战场伤亡风险，适配高威胁作战环境。

弹药技术迭代升级，拓展作战效能边界。新型弹药的研发与应用，是机关炮提升作战能力的核心支撑，其中可编程空爆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成为主流。今年，外军推出新型30毫米可编程空爆弹，专门用于打击小型无人机和巡飞弹，配备预制破片战斗部和遥控可编程引信，火控系统可预设起爆点，弹丸在空中爆炸形成密集破片云，能有效拦截低空慢速目标。这种弹药适配主流机关炮，无需更换武器平台，仅通过弹药升级即可赋予传统机关炮反无人机能力，大幅提升了装备的通用性与作战效能。

多平台协同融合，构建全域火力体系。现代机关炮不再是单一的火力装备，而是深度融入“空天地一体化”作战体系，与无人机、雷达、导弹等装备协同作战。例如，车载机关炮与小型侦察无人机协同，无人机前出侦察目标，将目标信息实时传输至机关炮火控系统，实现“无人机引导、机关炮打击”的协同模式，提升复杂环境下的目标发现与打击能力。舰载近防机关炮与舰艇雷达、防空导弹协同，形成“远中近”三层防御体系，机关炮承担末端拦截任务，拦截导弹、无人机等突破外层防御的目标，提升舰艇生存能力。

方形山战斗：敌前大潜伏的经典战例

1953年上半年的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经过一年多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较量后，呈现出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交织的复杂局面。为了尽快促成停战谈判，5月，志愿军首长决定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而在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第60军以一部兵力对方形山南朝鲜军实施了进攻战斗，这对于志愿军逐渐扩大作战规模、改善阵地、配合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指挥员精密筹划

1953年5月9日，第20兵团根据夏季战役部署，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第67、第60军密切配合，以打击南朝鲜军第5、第8师为重点，将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击连以下目标，于5月10日至15日开始。第二阶段，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攻击营以下目标，5月20日左右开始，以第67、第60军反击栗洞南山、“方形山”为重点，反击成功后坚决固守打敌反扑，并要求20日前完成反击准备；第二步攻击营以上目标，以第67、第60军反击座首洞南山及883.7高地为重点，反击成功后坚决固守，5月底前完成反击准备。

鉴于谈判进展和战局变化，5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方针。为了打得主动、灵活，最好将战役反击分3个步骤进行，即每一个步骤大致以一个兵团范围为单位，于当面之敌中选数点反击之，持续时间可达7—10天，然后视情而动。敌不进行大的反扑，我即由另一个兵团在另一地段上反击；敌若进行大的反扑，我则乘敌反扑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消耗敌人兵力。

此前，经过几十次小型反击，第60军已由一次歼敌1个班发展为2个连，显示出全面攻坚作战的能力，为歼敌营、团规模的目标创造了条件。而根据上述军委意图，要最终攻克949.2高地一线南朝鲜军第一防御地带主阵地，仍需一口一口地“吃”。第60军军长张祖谅仔细研究了下一口应“吃”什么地方，在军作战会议上提出，由第180师首长指挥541团攻歼方形山守敌。第180师师长李钟玄认为，这是一次锻炼部队的好机会，并积极请求由第539团执行这一任务，还建议军里原计划只打掉方形山的1、2、3号阵地，扩大至4、5号阵地，夺取方形山，加大进攻纵深。军首长认为，第541团已准备好了，也不宜全部更换，遂决定由第180师首长统一指挥，由第541团第1、第3连，第539团第7、第9连，即4个连兵力，共同向驻守方形山阵地之敌发起进攻，夺取阵地后要巩固这个阵地。

战前做好潜伏准备

方形山位于949.2高地以北2公里之处，是949.2高地向北伸出的一条山脊上最北端的一个无名高地，志愿军称之为“方形山”，它像屏风一样掩护着南朝鲜军第5师主阵地949.2高地。此地由南朝鲜军第5师第36团1个连另8个排、第27团1个排另4个班的兵力防守，其依山筑成了坚固阵地，阵前有3—5道铁丝网和地雷场，工事和火力点组成交叉火网，堑壕内和绝壁处有暗火力点。山顶上有美军榴炮观察所和南朝鲜军榴炮观察所各一个，全阵地共400余人防守。

实际上，自5月1日起，第541团已开始计划攻击这个目标。为了缩短接敌距离，志愿军在敌前沿构筑了一条125米前进坑道和3条临时屯兵坑道，作为保存兵力、粮弹之所，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临战训练。然而，第539团准备的时间较短，攻击目标又在敌纵深，从我前沿到敌前沿的运动距离较长（约3公里），不便隐蔽企图，不利保存体力及攻克后固守。为确保以较小代价顺利拿下方形山，在攻击前的子夜，第541团进攻分队进入前进坑道和潜伏区，第539团攻击分队潜伏到敌人前沿前，以最大程度争取缩短接敌距离、达成战斗突然性，同时保持体力、减少伤亡。

潜伏，说来容易，要成功却很难。为准备潜伏，进攻部队的排以上干部和班长、战斗小组长都利用夜间进入潜伏区侦察地形，并根据作战方案，反复进行沙盘作业，选择近似地形实施步炮协同和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战术演练。5月25日，第60军、第180师和第181师首长又到两个团指挥所听取了他们对作战计划、战斗准备情况的汇报。研究后同意两个团进行一次火力准备，同时分组多路攻击9个目标，得手后对1、2、3号环形阵地坚决固守，对4、5号环形阵地相机固守的作战计划。

为进一步掌握敌情，当日夜，两个团进入潜伏区担负警戒任务的分队按计划出发。而就在当天，“联合国军”代表同意了朝中方面5月7日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进行遣返的安排”的方案。这时，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军队的代表拒绝出席会议，由泰国一名将军代替。这就意味着停战谈判有了较大进展，谈判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仍存在隐患。

出其不意全歼守敌

5月26日夜，各突击分队进入距冲击目标400余米的地区内潜伏。次日22时5分，战斗打响。进攻部队突然以82毫米迫击炮以上火炮108门猛烈轰击，摧毁了敌阵地60%的表面工事。这时，潜伏分队迅速向前移动，占领冲击出发阵地。随后，攻击分队同时对敌9处阵地发起勇猛冲击，敌防守部队被分割成数点，首尾无法相顾，经21分钟战斗，即全部占领敌表面阵地。南朝鲜军第5师防守的2个连及配属分队大部被歼，余部转入坑道。攻击分队实施爆破，并以战斗小组攻进坑道，将守军全歼。志愿军部队迅速改造工事，部署防守兵力，利用敌有失必反的特点，准备在敌反扑时给予其大量杀伤。

28日6时，南朝鲜军开始反扑。连续3天，在飞机100余架次、坦克10余辆的配合下，以1至2个营兵力向志愿军前沿阵地猛扑20余次，均被顽强击退。至30日，南朝鲜军第36团调往后方休整，阵地相对沉寂。为使各团都能得到轮番锻炼和休整，第180师首长令第539团接替第541团防御。31日晨，第539团接防完毕，此时南朝鲜军又调集第35团参加反扑。第539团指战员更加重视发扬火力，由炮兵、步机枪火力、手榴弹在阵前组成一个有一定纵深的火力封锁带，击退了南朝鲜军数十次反扑。

战至6月4日，南朝鲜军已被打得无力反扑。志愿军部队共击退南朝鲜军第5师先后以2个团以上兵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的58次反扑，歼敌2400余人，在敌人核心阵地上挖出一块“坚固防御区”，巩固占领了方形山诸阵地，牢牢站稳了脚跟。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志愿军对南朝鲜军阵地、工事情况和防御特点有了直接了解，为后续的大潜伏行动提供了有益经验。

《文心雕龙》的理论品格

1500年前的齐梁时期，刘勰撰著的《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自身的文学理论体系，其文论思想还融入后世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参与中国文学理论精神品格的塑造。

君子必辩

辩论是从事理论研究必须具备的品格。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理论家都善于辩论。战国时期，孟子为了维护和发扬周孔之道，距杨墨、放淫辞、辟邪说，就表现出勇于辩论的精神。他自己感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破邪立正，须要辩论。稍后荀子直接提出“君子必辩”。理论的提出和坚守，要具有辩论的勇气。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引述孟子的话，感慨“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整部《文心雕龙》都表现出鲜明的辩论色彩，刘勰既充分掌握前代的文学理论遗产，又指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视野狭窄，观点存在偏颇。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等文论的许多见解都为刘勰所吸收。刘勰又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直接反驳陆机所谓“说炜晔以谲诳”的说法，对挚虞的品评也多有纠正。辩论并非故意地猎奇立异，辩论的勇气来自对道理的认识和坚守。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从道理上作出判断，既不故意求同，更不标新立异。

君子必辩，表现出文学理论家对现实的关切。理论的力量来自切中时弊，指摘现实症结并开出良方；对现实问题具有咬合力的辩论才是坚实的。刘勰敏锐地觉察到当时文坛，“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作家过于趋新，乃至文章讹滥。《文心雕龙·通变》曰：“宋初讹。”《文心雕龙·定势》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文心雕龙·程器》曰：“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他的整个文学理论，都是为针砭当时的文坛问题而发，所提出的观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如魏晋以来，士族阶层占据高位，却不处理实事，望白署空，居官者只署文牍，签签字，而不问政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南朝政权的孱弱不竞。针对这种政治积弊，刘勰提出“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文士应该具有实际的治世才能，“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担当起经邦纬国的大任。写实用文章的人尤其应该具备切实的生活经验，如作议对，“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当时的膏腴子弟，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附庸风雅，而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刘勰这部书广泛论及各种实用文体，是有纠正当下不良士风与文风的用意的，展现出“君子必辩”的品格。

立本趋时

理论不能止步于对现实弊端的揭露，还应该在揭露弊病的同时，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指明矫正弊端的方向，这样的理论才具有建设性意义。为了扭转当时文坛“远弃风雅，近师辞赋”的风向，刘勰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当时一般文学理论家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刘勰则从根本上做起，开篇提出“原道”“征圣”“宗经”，从本源上重新认识文的源流、性质和准则，可谓立本有体。清人纪昀称赞说：“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源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因为能立本，刘勰的见解超越了一般文士，即便是论对偶也推究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论声律也推究到“声含宫商，肇自血气”，从本源上认识汉字美的属性。

刘勰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强调“立本”的同时也注意“趋时”。他关注当时新的思想动态，如他所“原”之“道”，已不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学之道、老庄之道，而是他那个时候玄学化的儒家之道，是时代的新思想。佛学是当时外来的新潮流，他吸取其中圆照、圆通的思维方法和系统性的理论表述，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六朝时的审美意识更为自觉，在文学表现方法上作出诸多探索，刘勰及时吸取这些新因素，重视文学的情美、形美和声美，设专篇探讨风骨、比兴、声律、对偶、用典、隐秀、结篇、练字等具体问题。特别是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撰写这部文学理论著作，符合南朝辞赋骈文的审美要求。“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本来就是儒家经典的一个特征，重儒的刘勰怎能墨守成规。“趋时”赋予立本以新鲜的活力；“立本”是趋时的思想源泉，保障“趋时”的正确方向。故实与新声相济为用，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唯务折衷

折衷是中华文化的思维智慧。辨析事理，执其两端而折其中，不偏激、不片面、不走极端。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明确地说：“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折衷是刘勰阐述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思维方法，在正与奇、今与古、新与旧、通与变、雅与俗、华与实等问题上都做到执其两端用其中。折衷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是平庸的乡愿，而不是折衷。刘勰的折衷是以“擘肌分理”为前提的。《文心雕龙》全书论及的作者三百多人，广泛覆盖前人文论的成果，甚至曹操、刘桢等人的一些今已不存的文论见解，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可谓是弥纶群言。只有在充分占有前代的文学理论资源、充分掌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立论才能做到唯务折衷。理论往往以感性经验为起点，但不能停留在模糊印象和心灵感悟上，须要“擘肌分理”。试读《文心雕龙·辨骚》，刘勰在辨析《楚辞》与五经“四同”“四异”以及后人学习《楚辞》的得失之后，才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一折衷论断。一般人基于对失败者的同情而褒扬曹植，贬抑曹丕。趣味无争辩，普通人不妨各有所好，但这不是文学理论家的中正态度。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他分析曹植、曹丕性格的差异，在文体上的偏擅，给予二人公正的评价，并剖析“扬植抑丕”论的社会心理原因。这就是“擘肌分理”，这样的立论才是折衷。“擘肌分理”后的折衷才能显示出理论的锋芒。

后世有些文学理论家缺乏这种折衷的态度，如南宋末年的严羽，执拗地标举盛唐，贬抑苏黄和江西诗派，甚至声称“虽得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他的这种理论勇气很可嘉，但态度是偏激的，虽然在元明两代产生很大影响，但其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清初冯班专门作《严氏纠谬》，指摘严羽诗论“似是而非”“惑人为最”。从中可见，折衷之可贵。

立论成家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立言为其中之一。成一家之言，足以令人超越死亡而声名不朽。从诸子立说到诗文鸣世，追求不朽的确是强大的精神动力。刘勰说：“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立言不朽也是他撰著此书的动力之一。刘勰本想从事经学，发扬孔子思想，但因为有马融、郑玄在先，“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就转而论文。他觉得文章很重要，而当时文章问题很严重，著作此书“述先哲之诰”，而“益后生之虑”。可见他是以撰著“子书”立论成家的抱负从事《文心雕龙》写作的。故理论研究应该有立论成家的品格，用今天的话来说，立论成家就是理论自信。不论是古人的学说，还是外来的观念，都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理论。低层次的一家之言，只是个人偏颇的见解，在刘勰看来是“曲论”；高层次的一家之言，是君子通天下之志而切中问题的本质，并建设性地提出改变现状的方法和前景，从而入道见志，立论成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珍本云集的文献典藏宝库

坐落于爱尔兰都柏林城堡内的切斯特·比蒂图书馆（Chester Beatty Library），是一座有故事、有情怀、有珍籍并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图书馆。图书馆由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比蒂爵士（Sir Alfred Chester Beatty，1875—1968年）创立。比蒂生于美国纽约，职业是矿业工程师与实业家，他于1911年迁居伦敦，1950年后定居爱尔兰，并将毕生珍藏悉数捐赠于此，这座图书馆也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比蒂年轻时就开始收集各类文物，如欧洲的彩绘手稿、大师的版画、中国的鼻烟壶、日本的坠子等，而东方文献成为他专注的重点。1911年移居伦敦后，他多次前往埃及游历，由此与《古兰经》及印度、阿拉伯、土耳其、波斯等地的珍贵手稿结缘；此后又远赴亚洲休养访学，为其收藏版图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伦敦书商伯纳德・夸里奇公司，亦成为其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些藏品中，便有公元1153年左右的《沃尔辛厄姆圣经》（Walsingham Bible）。它是沃尔辛厄姆修道院现存仅有的两部同版圣经之一，收录了从《创世记》到《路得记》的经文内容。比蒂曾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合作，在伦敦苏富比拍得印度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的绘画与书法图册；又通过伦敦吕扎克公司，在印度贝拿勒斯与孟买购得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史诗《列王纪》约公元1300年的早期抄本。这部带插图的《列王纪》手稿，是研究伊朗早期绘本艺术史的珍贵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比蒂构建了由收藏顾问与代理人组成的专业网络，形成高效的文献征集渠道。在每一个收藏领域，他都会向业内专家征询购藏意见。这些专家包括博物馆馆长、重要文物策展人、见多识广的经销商、大学教授等。英国国家博物馆专家亚历克斯·加德纳（Alex Gardiner）便是其重要的咨询顾问。公元前1160年的古埃及《爱情诗》玻璃板，就是在他建议下入藏。这件珍稀文物记录了多首古埃及情歌，是现存极少的古埃及爱情诗作之一，可与中国《诗经》中的爱情篇章相媲美。

比蒂的收藏亦得到英国国家博物馆埃里克・米勒（Eric Millar）的指导。二人曾以密码电报沟通：用“银矿”“金矿”代指手稿，“竖井”代指世纪，“丰富”代指古老，外人误以为他们在商谈矿业生意，实则商议购藏古本。凭借专家助力，比蒂成功入藏公元200—250年左右的《马可福音》手抄本，该抄本被誉为现存最重要的基督教文献之一。当这份手稿于1931年11月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时，就引起了轰动。曾经担任英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的弗雷德里克·肯扬爵士（Frederick Kenyon）在1938年写给比蒂的信中提到：“您的纸莎草纸填补了历史上两个世纪的空白，而且在未来所有关于遗嘱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比蒂看来，珍贵文献的唯一条件是它必须具有最高的质量和良好的品相。他曾总结了自己“品质为上”的收藏特点：一是存世稀有；二是内在价值；三是良好品相。尽管并非专业学者，但比蒂凭借长年经手文物积累的经验，对每一本文献都会细致研判。

1954年，比蒂收获了3册《永乐大典》残卷，使比蒂图书馆跻身于全球30多个收藏《永乐大典》的图书馆之列，也使世界文献学界特别是中国图书馆界开始了解比蒂图书馆。比蒂图书馆所存《永乐大典》残卷为3册9卷，具体为卷803—806（二支韵“诗”字册）1册4卷、卷10110—10112（二纸韵“纸”字册）1册3卷、卷19865—19866（一屋韵“竹”字册）1册2卷，内容分别为诗话、诗文、竹名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汇录。比蒂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曾在中国影印出版过多次，如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201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高仿真影印出版了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藏《永乐大典》3册9卷，使人们可以最为完整地看到流失一个多世纪的珍贵文献。

比蒂本人拥有爱尔兰血统，其祖父母均出生于爱尔兰。1953年8月8日，由他出资兴建的图书馆在爱尔兰什鲁斯伯里路正式落成开放，爱尔兰总理、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多位政要出席典礼。总理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在致辞中致谢：“感谢比蒂先生，这座图书馆将成为未来世代学者的天堂。”1968年，比蒂在蒙特卡洛格蕾公主医院逝世，图书馆正式移交董事会管理，并获得爱尔兰政府的常年财政支持。当时的爱尔兰总统瓦勒拉（Valera）在悼词中评价道，比蒂将爱尔兰视为家园与托付之地，他的收藏已成为一份伟大遗产，后世将永远铭记他的名字。

比蒂生前曾对友人感慨：“我未曾想到能做到这一切，它远超我的预期。我相信，在我离世50年、100年后，这座图书馆仍会被人们珍视。”如今，他的预言已然成真。为纪念切斯特·比蒂逝世50周年，比蒂图书馆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举办了《一生的礼物》的展览，展示了比蒂一生收藏的51件珍藏，向世人呈现这份不朽的文化遗产。展览中有日本画家狩野山雪（1590—1651年）所画《长恨歌图》，画卷分为两幅，每幅约10米长。这一长达20多米的巨幅画卷较为完整地表现了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所展现的历史艺术场景，同时也为人们了解并研究《长恨歌》与日本《源氏物语》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实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5月出版了《长恨歌图》，为广大读者欣赏这一艺术珍品提供了便利。展览中还陈列有3—4世纪古埃及的木制封套书皮，是同类书皮中的珍品；以及11—12世纪拜占庭福音手稿（今土耳其或希腊地区），采用紫色布面装帧，尽显华贵，福音传道者肖像插图代表了12世纪福音书艺术的最高水准，完整保留了中世纪装帧特色。

杨震“四知拒金”的修身之道

东汉永初二年（108年），新任东莱太守杨震在赴任途中，路经昌邑。昔日被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感念其知遇之恩，同时又想借机攀附，便在深夜携重金登门相赠。面对王密“夜深无知者”的辩解，杨震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正色以对、严词拒绝，这便是流传千古的“四知拒金”典故。

杨震（约59—124年），字伯起，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出身诗书世家。其父杨宝在西汉末年隐居授徒，坚守气节，不仕王莽，以气节闻名乡里，为光武帝所敬重。杨震天资聪慧，自幼承继家学，勤奋好学，师从太常桓郁，博览群书，穷究经义。他不仅熟读经典，更以一生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汉代以来，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修身立德、慎独守正、忠孝廉节，既是士人安身立命的准则，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尺。作为东汉选官制度核心的察举制，以品行、才学为标准，以“乡举里选”、乡闾评议和权贵举荐为依据，进行人才选拔。但到东汉安帝时，因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官场请托成风、贿赂公行，察举制逐渐异化，沦为结党营私的工具，“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正是对当时察举制名不副实的辛辣讽刺。早年的杨震，无心仕途，而是选择隐居华山脚下，开馆授徒，潜心学问。他拒斥州郡官府的屡次征召，坚守治学初心二十余年，将全部精力投入经典传承与教书育人之中。

杨震在教学上严谨扎实，因材施教，不慕虚名，始终以儒家经典为本，秉持“君子慎独，不欺暗室”的准则，不仅向弟子讲授《尚书》等经典，更系统讲授“仁义礼智信”的修身之道，强调“修身”是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立德之本。他凭借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行，吸引四方学子慕名而来，门下弟子多达三千人，规模与影响堪比孔子讲学。出于对杨震的敬佩，儒生们将其比作至圣先师孔子，尊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这一赞誉印证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千古准则。杨震在讲学期间，生活上自食其力、勤俭自律，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从不接受乡里富户的馈赠与资助。有弟子见他生活清苦，悄悄帮他耕种田地，杨震发现后竟重新耕种，以小事教导弟子坚守勤劳清白的本心。杨震五十岁左右步入仕途，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他都胸怀坦荡、本心不改。其中“四知拒金”正是他数十年修身治学的自然流露。在他看来，道德准则从来不是做给他人看的表面文章，而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有无监督，都是不可逾越的行为底线，这正是儒家“慎独”思想的极致体现。

杨震的修身之道，不只体现在对自身的修行，更延伸到了“齐家”层面。一家之风气，关乎一个家族的兴衰，更关乎朝堂之上的政风。“齐家”并非简单的治家理财，而是以自身的道德准则规范家人的言行，以清正家风教化家族、传承后世。他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太仆、太常、司徒、太尉等职，身居高位却始终清廉自守，从未利用职权为家人谋取私利。在涿郡太守任上，他坚决拒绝一切私事请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其家人子弟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日常蔬食步行，生活俭朴，与普通百姓并无二致。有亲友同僚劝他，趁着身居高位，为子孙置办一些良田美宅，留下一份丰厚的家业。杨震却淡然回应：“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在他心中，物质财富终有尽时，而“清白吏”的名声与清廉家风，是留给子孙后代最珍贵、最丰厚的遗产。这份“清白传家”的家风，在弘农杨氏代代相传，成为家族绵延兴盛的精神根基。杨震之子杨秉，官至太尉，以清廉刚正著称，自守“酒、色、财”三不惑，为官不谋私利；孙子杨赐，位列三公，屡次直言进谏，匡正时弊，坚守儒者气节；曾孙杨彪，历经桓、灵、献三朝，不畏强权，守正不阿。杨氏家族四代人相继位居三公，却始终保持清正家风，不沾染官场奢靡贪腐之风，成为东汉乃至中国古代家族传承的典范。

从“修身”到“齐家”，杨震最终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家族操守，升华为“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入仕之后，他每任一职，皆以整顿吏治、体恤百姓、匡扶社稷为己任。在荆州刺史任上，他秉持察举制初心，唯才是举，不重家世背景，不徇私人情面。永宁元年（120年），杨震升任司徒，后又拜太尉，执掌朝廷军政大权，但他不改清廉本色，拒绝一切私相授受，更不向权贵低头。面对汉安帝时期乳母王圣、宦官樊丰等人恃宠而骄、干预朝政、大兴土木、挥霍国库的乱象，屡次上疏直谏。他在奏疏中痛陈：“方今灾害发起，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抄掠，三边震扰，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匮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言辞恳切，字字饱含对百姓疾苦的体恤、对社稷安危的忧虑，尽显忠臣直臣的担当。除弹劾宦官、劝谏君王外，杨震还坚决抵制外戚请托，维护官场公正。汉安帝舅父、大鸿胪耿宝举荐宦官李闰之兄为官，皇后兄长执金吾阎显举荐亲信，均被杨震断然拒绝。他坚持朝廷辟召官员需有尚书正式敕令，不因权贵情面破坏制度，以一己之力坚守选官公平，却也因此彻底触怒外戚与宦官集团。延光三年（124年），樊丰等人捏造罪名诬陷杨震，汉安帝昏庸不察，下诏将其罢官遣返故里。杨震行至城西几阳亭，悲愤长叹：“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最终饮鸩明志，以生命践行了儒家“守死善道”的信仰。临终前，他特意嘱咐家人，身死之后，以杂木为棺，布衣裹身，不设祭祠，不占公田，不费官钱。杨震以一身清白，告别人世。

回望杨震的一生，从潜心治学到清廉自守，再到朝堂之上以身许国，若无对个人品行的严苛要求，便无齐家之根基；若无齐家之典范，便无治国之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