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理论特质和实践伟力，对于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必须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提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既提出“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讲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党不断推进为民造福事业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不断把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在政绩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在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彰显了强大真理力量。

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科学指引。“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越是任务艰巨、挑战重重，越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以实干实绩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强调政绩观也很有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更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远战略考量、高度历史自觉和强烈使命担当。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强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强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彰显了我们党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顽强意志。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强调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发展了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凸显了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不折腾，不反复，切实干出成效来。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要在严格监督的同时，支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强调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强调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神品格，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指明了努力方向。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重德才、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这些重要论述，坚持精准施策与系统推进并重，树立起重实干、重实绩、求实效的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就开展学习教育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责任担当。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认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深刻认识立党为公是根本、为民造福是初心、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切实将这一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的工作部署，深刻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是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创造积累的好做法好经验，把深学作为基础，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把真查作为关键，着力找准问题症结；把实改作为目的，敢于动真碰硬，着力整改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建章立制的治本作用，通过这次学习教育，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价值原点与行动指南，深刻映照着党性修养、宗旨意识与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断，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根基，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思想动力。党性纯则政绩观正，党性强则政绩观实。唯有锤炼坚强党性，方能从根本上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初心之问、使命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精准透彻阐明了党性与政绩观的核心关联，为我们把握政绩观的价值立场明确了根本旨归。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政绩观的首要命题，始终是“为谁创造政绩”的价值抉择，其答案就蕴含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之中，集中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规定了一切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为人民而创、为人民而享。

党性的纯度，直接决定着政绩观的温度与厚度。党性纯正，则政绩观必然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政绩考量的核心位置，谋划工作先问群众需不需要，推动发展先看群众满不满意，检验成效先查群众得没得实惠。从焦裕禄在兰考沙丘之上呕心沥血治沙治碱，到谷文昌在东山荒岛之上久久为功植树造林，再到廖俊波在政和大山之中埋头苦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们用一生践行党性，把政绩深深镌刻在群众心坎上，用群众的口碑印证了党性与政绩的内在统一。反之，一旦党性不纯、宗旨意识淡薄，政绩观就会偏离正轨，极易陷入为个人“贴金”、为小团体谋利的误区，那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究其根源，都是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党性弱化、立场错位的结果。

明晰了党性与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就明确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每一名共产党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从根本上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筑牢为民初心。要深刻领悟到，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事；创造政绩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回应群众期盼的过程；而政绩的优劣高下，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来检验。只有锤炼坚强党性，我们才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正是党性决定政绩观价值立场的深层逻辑所在。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思想方法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核心在于如何科学地“认识政绩”。这一认识论的基础，深植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一切政绩，必须植根于“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内在要求。党性，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既是党性的试金石，也是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起点。

坚强的党性是思想上的定盘星，是抵御形形色色错误政绩观的思想屏障。现实中，形式主义热衷于“盆景工程”，官僚主义沉溺于“数字游戏”，急功近利者好大喜功……这些扭曲的政绩观，表象在作风，根子在思想，往往都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党性不纯、思想方法出了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明确揭示了正确政绩观所蕴含的行为逻辑，真正的政绩，必须是实打实、硬碰硬干出来的。具有坚强党性的党员干部，必然尊重客观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追求的是符合地方实际和长远需要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必然葆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这种由坚强党性催生的行为准则，正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生动的践行。

党性锤炼与科学思想方法是内在统一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自觉行动。我们要通过持续的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之变，学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防止决策脱离实际、工作浮于表面。只有坚守党性原则，将实事求是贯穿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全过程，我们的政绩观才能正确科学，发展步伐才能稳健扎实，从而避免在轰轰烈烈中陷入盲目和被动的困境。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实践导向

政绩观不仅关乎“如何认识政绩”，最终还要落到“如何创造政绩”的实践上。党性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一种内在的信仰和价值立场，更外化为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创造真政绩、实政绩的路径，唯有艰苦奋斗、真抓实干，才能把蓝图变为现实。党性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就是对“实干”最有力的诠释。

坚强的党性是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的精神引擎，是抵御“躺平”“摆烂”等消极心态的锐利武器。党性强的党员干部，必然葆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自觉把党的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具体行动。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知道，真正的政绩从来不在文件堆里、不在会议桌上，而诞生于深入一线的调研、破解难题的智慧、脚踏实地的奋斗。相反，党性不强，就容易滋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逃避心理，缺乏直面矛盾、动真碰硬的勇气和决心。这两种不同状态，折射出的正是党性修养的差距，也决定了政绩成色的高下。

鲜明的对比警示我们，实干担当不是抽象的要求，而是党性修养在实践中的集中呈现。我们必须把党性修养融入干事创业的全过程，让实干担当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底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求实效上，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激发党员干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钉钉子”的韧劲，确保每一项政绩都扎根在深厚的实践土壤之中。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检验标准

政绩观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更内在地包含着“如何评价政绩”的价值尺度。如果说思想方法解决的是认识的起点，实践导向解决的是行动的路径，那么检验标准则关乎政绩的最终成色。党性为每一名党员干部提供了评价政绩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必须坚持实践标准、人民标准、历史标准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并强调“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三重坐标”，实践是基座、人民是中心、历史是刻度，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坚强的党性，能确保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并运用这一科学的、全面的政绩检验标准。党性纯正，就能超越个人名利和短期效应的狭隘视野，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追求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政绩。在实际工作中，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看重经济增长指标，更要关注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生态环保；不仅要关注当下发展成果，更要虑及长远影响和历史评价。经常用“实践、人民、历史”这三把尺子丈量自己的工作，及时校准偏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绩的真伪必须接受实践的反复淘洗；人民是阅卷人，政绩的好坏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历史是最终的见证者，政绩的价值要放在历史长河中审视其长远意义。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警示我们，检验标准的确立只是第一步，让标准真正落地生根、发挥作用，才是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党性教育与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检验标准”的丰富内涵，自觉将其内化为工作准则，让“实践、人民、历史”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刻度盘。推动考核评价更加科学化、立体化，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看当前成效又看长远影响，切实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重要评价内容，引导党员干部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造福于民的政绩。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每一次奋斗都赢得人民的认可、每一个脚印都经得起历史的回望。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根本保障

正确政绩观不会自发产生，坚强党性并非与生俱来，如果说思想方法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实践导向解决的是行动问题，检验标准解决的是评价问题，那么根本保障解决的则是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性”直接关联起来，指明了加强党性修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我们必须在持续的学习、实践和改造中不断锤炼升华党性，使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诸于行。

坚强的党性，是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中锻造而成的。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经常对照党的创新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主动查找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把握群众需求，让政绩方向始终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严守纪律规矩，时刻警惕和纠治政绩观上的各种错误倾向，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正确政绩观保驾护航。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的形成离不开外因的催化。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党性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贯穿干部成长全过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在复杂环境、艰苦岗位、重大斗争中砥砺党性、检验政绩观，让“烈火炼真金”成为干部成长的常态。同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对政绩观出现偏差、造成不良后果的及时提醒、批评、纠正，直至严肃问责，形成锤炼党性、端正政绩观的强大合力。只有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才能让每一名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成就正确政绩观，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开花、在群众心中结果。

政绩观是党性的试金石，党性是政绩观的定盘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任务，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根本上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实干担当、经得起多重检验的正确政绩观，奋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做好工作既要有境界也要有能力

既要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是新时代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这一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本领恐慌”问题，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境界格局和能力水平指明了具体路径。

大境界才能有大胸怀，大格局才会大有作为。领导干部作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其在境界上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境界首先体现在“想干事”的思想自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对干部提出要求，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这是领导干部事业心、责任感的体现，在其位就应谋其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更要守土尽责。境界还体现在格局、胸襟和担当上。“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胸襟格局，彰显出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是一种责任担当，事业的成功未必就在自己手中实现，但必须为之埋头苦干、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政绩观是长远与眼下、全局与局部的抉择，克服大干快上的冲动，把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等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正是共产党人胸怀与格局的生动体现。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面对发展堵点、改革难点、群众痛点，领导干部不仅需要高昂的热情和干劲，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本领、推动落实的韧劲，这样才能在复杂形势下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能力从何而来？首先靠知识积累。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把增加知识的过程比喻为“进货”，他说：“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这一生动阐述，道出了持续学习的重要意义。领导干部要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习专业知识中提升履职能力，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为政之德。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实践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标尺。所有知识要转化为能力，都必须躬身实践。解决民生难题、提高服务水平，首先要掌握真实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领导干部从“知道”到“做到”，要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实践中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

在知行合一中提升境界与能力，确保工作方向不偏、成效实在。工作中，领导干部既要防止“有境界无能力”的空谈误事，口号响亮却不见行动；也要警惕“有能力无境界”的功利短视，埋头做事却缺乏格局。真正的干事创业，应当是境界与能力的统一体，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志存高远又本领高强。“学”字为先，在理论学习中涵养境界、提高站位，更好地跟上形势、适应需要、有所作为。“干”字当头，深入基层一线、斗争前沿，到艰苦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摸爬滚打中练就奋斗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思”字贯穿，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在发展中惠民生，在显绩中看潜绩，推动发展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既是历史进程的衔接点，也是风险挑战的攻坚期。领导干部要做思想上的先行者、行动上的实干家，以境界与能力的双提升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重要言论

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要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支持疏解单位更好发展。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警惕国际舆论中的“选择性真相”

《联合国全球信息诚信原则》明确要求，应保障准确可靠信息的传播，坚决抵制片面操纵叙事与虚假误导言论，维护健康公正的国际信息生态。这一要求强调了国际舆论传播的客观底线与价值导向，是全球媒体应当恪守的基本遵循。近期国际热点事件中，部分美西方媒体奉行双重标准，报道刻意歪曲事实、回避责任主体、美化单边行径，严重违背联合国倡导的信息诚信准则。这种“选择性真相”舆论导向，严重扰乱国际舆论秩序，需高度警惕。

一段时期以来，部分美西方媒体舆论宣传“选择性真相”，经过精密设计的舆论操控行为，在国际热点事件中形成系统性双重标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实筛选的功利性裁剪。部分美西方媒体根据报道主体身份，对事实进行功利性取舍与拼接，彻底打破新闻真实性底线。对于不符合西方战略利益的人道主义惨剧，往往刻意淡化现场细节、压缩报道篇幅、模糊伤亡数据，刻意弱化事件的悲情色彩与社会危害；对于契合西方舆论导向的冲突事件，则抢占核心版面、开展全程追踪，大肆渲染悲情氛围、放大冲突细节，依靠这种极端反差的叙事手法，人为塑造对立认知、误导全球公众客观判断。二是责任界定的倾向性定性。部分美西方媒体在责任溯源环节，摒弃中立原则，实行“内外有别”的双重判定规则，刻意扭曲事件因果链条。对于美西方及其盟友军事行动引发的平民伤亡，主动充当“洗白角色”，将蓄意行为包装为“情报偏差”“技术失误”，刻意剥离背后的地缘政治图谋，转嫁核心责任；对于非西方国家的正当反制行动或偶发意外事件，跳过全面核查流程，直接进行有罪推定、单向追责，将舆论判定异化为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三是价值评判的霸权式双标。部分美西方媒体报道以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划线，将西方私利包装成“普世价值”，推行霸权式道德评判。同样是平民伤亡、同样是军事冲突，只要契合西方战略利益，便赋予其合法性与正义性，倾注舆论共情；若触及西方霸权利益、涉及非西方阵营，便不经全面核查便片面定性，贴上“非法”“残暴”等负面标签进行污名化抹黑，背弃新闻客观、公正、平衡的核心准则，沦为维护西方话语霸权的传声筒。

这种“选择性真相”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具有深刻的原因。其一，地缘霸权战略的舆论适配。部分美西方媒体始终服务于西方集团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舆论导向紧密贴合霸权扩张诉求。其报道目的不在于还原事实全貌，而是通过舆论造势塑造有利国际环境，将单边军事行动、霸权行径包装为合理举措，对非西方国家的正当维权行动刻意污名化，让新闻传播沦为地缘博弈的舆论工具。其二，意识形态偏见的固化束缚。部分美西方国家长期秉持西方中心主义与文明优越论，将自身制度与价值观标榜为通用准则，对非西方阵营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敌意。这种意识形态桎梏固化了媒体叙事框架，不断消解客观判断基准，让报道立场先于事实本身，形成难以扭转的偏见式传播逻辑。其三，国际话语霸权的维系手段。美西方长期垄断国际舆论话语权，“选择性真相”是其巩固话语主导权的惯用路径。通过片面裁剪事实、双重标准评判，压制异质声音与多元表达，维系西方舆论霸权地位，依靠扭曲叙事巩固自身在国际传播场的特权优势。其四，政商资本勾连的利益驱使。部分美西方主流媒体与政治势力、资本集团深度绑定，报道立场完全受制于利益诉求。政治算计与资本逐利凌驾于新闻伦理之上，客观公正的传播底线让位于集团利益，最终催生出这种违背新闻准则的选择性叙事。

“选择性真相”媒体报道是披着新闻外衣的认知作战，突破新闻职业底线，对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造成深层次危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冲击国际公平正义底线，激化地缘对立冲突。这种片面叙事刻意割裂事实因果、扭曲是非边界，为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提供舆论掩护，纵容漠视生命、践踏人道的行为，加剧国际社会信任赤字。在各类国际热点争端中，双重标准的舆论导向不断激化阵营对立，放大民族、宗教与国家间矛盾，破坏和平对话的舆论基础，成为地缘冲突持续升级的舆论推手。二是瓦解全球信息传播生态，消解媒体公共公信力。客观真实是媒体生存的根基，“选择性真相”以立场替代事实、以利益裹挟真相，彻底背离新闻传播核心准则。长期的双重标准叙事，不仅让美西方主流媒体逐渐失去全球受众信任，更扰乱国际信息流通秩序，导致虚假信息泛滥、真相失语，阻碍全球公众客观认知国际事务，破坏多元包容的国际传播格局。三是挑战联合国宪章宗旨，侵蚀现有国际秩序。此类行为公然违背联合国倡导的公平公正传播理念，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背后的话语霸权逻辑，试图将西方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阻碍全球南方国家发声维权，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

面对美西方媒体“选择性真相”的舆论误导，应第一时间精准施策、主动作为，筑牢客观公正的舆论防线。

挖掘事实真相，筑牢国际传播公信力根基。面对美西方“选择性真相”的舆论误导，第一时间还原事实、核验真相，是守住传播底线、树立权威公信的核心前提。针对国际热点突发舆情，要快速启动权威事实核查机制，统筹官方信源、现场实证、第三方中立数据等多维素材，对碎片化、片面化报道去伪存真，厘清事件来龙去脉、剥离立场滤镜，杜绝虚假信息扩散蔓延。要精准梳理伤亡数据、事件背景、行为性质等核心要素，形成客观完整的事实图谱，直面美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用确凿证据戳破叙事谎言。与此同时，要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发布核查结果，主动接受国际社会监督，以事实为依据、以公理为准则，逐步构建可信可靠的权威发声形象，用公信力对冲舆论偏见，让客观真相成为破除认知迷雾、凝聚国际共识的硬核支撑，从源头遏制虚假叙事的传播空间。

主动正确发声，抢占舆论引导先机。破除“选择性真相”，需摒弃被动应对思维，第一时间发出客观权威声音，抢占舆论传播制高点。聚焦人道主义、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用平实严谨的语言传递完整事实，不激化对立、不刻意对抗，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针对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现场素材、专家解读，清晰还原事件全貌，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纠正认知偏差。创新发声方式，依托海内外主流媒体、社交平台、智库渠道，采用图文、短视频、专访等多元形式，让客观声音直达全球受众。既要坚定维护国家立场与事实真相，又要恪守新闻伦理，保持理性克制，塑造可信、可敬、可靠的传播形象，逐步扭转西方舆论垄断的被动局面。

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正义合力。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遏制“选择性真相”蔓延，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协同发力，第一时间联动多方力量构建反制矩阵。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中立媒体、发展中国家智库的沟通协作，共享事实核查资源、联合发布客观报道，共同抵制虚假舆论与双重标准。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媒体力量，搭建跨国舆论协作平台，交流传播经验、凝聚反霸权共识，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恪守《联合国全球信息诚信原则》。针对热点事件，联合发起客观报道倡议，呼吁全球媒体坚守职业操守、摒弃立场偏见，营造公平公正的国际舆论氛围。通过多边协作、民间交流、智库对话等多种途径，扩大正义声音的传播范围，凝聚起抵制舆论霸权、守护真相的全球合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如何发展银发经济

日本是全球最早步入超高龄社会的国家之一，其发展银发经济的成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通过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和社会参与等多维度实践，日本探索出一条将老龄化挑战转化为经济机遇的发展路径，对于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具有借鉴价值。

日本发展银发经济，经历了从制度初创到体系完善的长期探索历程。一是制度奠基阶段。面对20世纪90年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日本于2000年正式实施《介护保险法》，为银发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法律和资金基础。二是政策深化阶段。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深，日本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社会保障难以维系，遂将目光投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多次修订《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企业有采取措施为65岁至70岁老人提供继续就业机会的义务。三是理念升级阶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进一步将科技创新与社区参与纳入银发经济体系，推动护理机器人研发和地域综合支援中心建设，旨在实现老年人有尊严地在地终老。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深耕，日本逐步完善以介护保险制度、银发人才开发、科技创新赋能、社区互助服务为核心的四项关键举措，系统推进银发经济发展。

发展介护保险制度。日本于2000年全面实施《介护保险法》，建立起税收和保险金双轮驱动的筹资模式，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或现金补贴。日本介护保险费主要分为两部分，具体金额由各个市町根据自身经济财源制定，若市町税源较充实，则可以提高介护保险费水平，提高税收占比。第一部分，50%的介护保险费由国家税收提供，其中中央政府支付25%，省政府支付12.5%，督道府县政府支付12.5%。第二部分，剩余50%介护保险费由个人承担，第一号被保险者（65岁以上）负责支付20%，第二号被保险者（40—64岁）负责支付剩余的30%。介护保险解决了养老服务由谁支付的问题，对养老机构总收入贡献率稳居首位，是日本养老产业体系运作的基石，为老年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保障。

加强银发人才开发。日本通过法律强制与激励并重的方式，持续挖掘老年人就业潜力。多次修订《老年人就业稳定法》，2021年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应尽可能将继续雇佣年龄限制放宽到70岁，政府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给予相应补助。日本年金机构实施弹性领取机制，养老金通常从65岁开始领取，每延迟一个月领取额增加0.7%，延迟到75岁领取可增加84%；若提前到60岁领取，则只能领到标准额的76%。截至2023年，日本全国共设立1341个银发人才派遣中心，注册老年求职者达676756人，涵盖照顾儿童、保洁、烹饪、安装修理、修剪庭院树木等领域。2024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就业人数达930万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为25.7%，相当于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还在工作。

以科技创新赋能服务升级。面对护工短缺的严峻挑战，日本政府大力推动服务智能化适老化改造，通过技术手段减轻人力资源依赖。日本政府积极支持护理机器人研发，适老化改造已经从简单的加装扶手升级为系统化的“自立支援”方案，涵盖居家安全、健康监测等维度，旨在帮助老年人保持生活自理能力。日本工业事故预防协会调查显示，2019年日本71%的护工患有腰痛。而在引进介护起重器等设备后，近年来护工挪动老人的身体负担明显减轻，腰痛现象显著改善，老人因挪动导致皮下出血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在部分养老机构，ICT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对老年人的身体情况、每日活动安排进行实时监测，系统终端连接至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服务效率。

利用社区互助重构服务模式。日本大力推动“居家—机构—社区”协同联动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实现“在地终老、生活有尊严”，约80%的老年人选择在家中接受介护服务。日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域综合支援中心建设，将其作为老年人介护、营养、认知干预、法律咨询的综合窗口。在老龄化严重的兵库县明舞住宅区，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44%，当地约50位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老年居民组建志愿者团体“向日葵会”，每周4天向独居和身体虚弱的老人提供配送午餐或晚餐服务。送餐人员还会询问老人身体情况，及时提供帮助，深受当地老人欢迎。这种“以老助老”模式不仅降低了社会照护成本，更让提供服务的老人在被需要中获得价值感。

经过多年实践，日本发展银发经济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产业规模持续壮大，银发经济已成为日本经济重要增长极，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万亿日元。另一方面，社会参与程度深化，2024年老年就业人口达930万，老年群体从社会“负担”转变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此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形成了覆盖居家、社区、机构的多元化服务网络，超过70%的养老机构实现盈利，制度可持续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各国发展银发经济提供了有益启示。

制度先行是产业发展的根基。日本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始终将法律和制度建设摆在首位。从《老年人就业稳定法》的多次修订，到《介护保险法》的系统实施，日本构建起覆盖就业保障、医疗服务、长期照护的完整政策体系。介护保险制度以“税收+保险金”模式整合社会力量，既解决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问题，又为养老服务供应商提供了稳定收入来源，成为养老机构实现盈利的核心要素。发展银发经济需顶层设计先行，通过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个人的权责边界，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和支付体系，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理念转变是激活潜力的关键。日本将老年人从“被供养者”重新定位为“社会参与者”，通过延迟退休、弹性养老金、银发人才派遣等制度安排，为老年人发挥余热创造机会。日本老年人的就业动机不完全是经济需求，还有为了健康和获得生活乐趣的意愿。健康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以老助老”模式，既缓解了照护资源短缺，也让服务提供者在“被需要”中获得自我实现。银发经济的关键是激发老年人的内在活力，将其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科技赋能是突破瓶颈的路径。面对护工缺口预计到2040年达69万人的严峻挑战，日本将科技创新作为破局的关键一招。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和专项补贴，鼓励企业研发护理机器人、智慧养老系统；在介护一线大力推进ICT技术应用，以技术手段减轻人力资源依赖。介护起重器等设备的引进，不仅改善了护工腰痛问题，还提升了服务质量和安全性。在劳动力供给难以满足刚性需求的背景下，应积极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服务供给效率，加大力度开发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适老化产品研发和智慧养老系统应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老年人的品质生活。

需求导向是市场活力的源泉。日本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源于对老年群体真实需求的深刻洞察。日本企业深入了解老年人渴望尊严感与情感价值、追求友好使用体验、注重产品安全感等消费特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银发经济是基于品质需求的高附加值经济。只有真正理解老年群体的消费心理和行为特征，才能将老年人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动能，在促进消费的同时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东南亚国家的竹式外交

竹式外交是东南亚国家基于本土地缘格局、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形成的一套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外交理念与实践模式。其核心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及大国博弈中，坚守国家主权、独立与核心利益的底线，同时采取灵活务实、多元平衡的外交策略，适应地缘政治动态变化。这一外交理念既体现出坚韧不拔的原则性，又具备灵活变通的适应性，是东南亚国家在生存与发展实践中凝练的集体智慧，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四国的外交实践最具代表性。

竹式外交最早与泰国的外交政策相关联。泰国长期以灵活斡旋的方式在大国间维护自身利益、谋求生存，形成了具有“竹式”特质的外交实践。近年来，越南成为首个正式明确提出“竹式外交”概念的国家，2016年8月，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全国对外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这一理念，2021年12月又进一步明确，决心构建和发展兼具现代和民族特色的越南竹式外交，其理念既继承了本国历史传统，也是应对国内建设与国际关系环境变化、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此后，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虽未直接使用“竹式外交”这一称谓，但它们在大国博弈中实施的灵活柔韧、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与竹式外交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竹式外交也逐渐被用来概括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外交风格。

竹式外交之所以被冠以“竹式”之名，在于东南亚独特的自然禀赋与文化土壤。东南亚多国地处热带，竹林资源丰富，竹子坚韧挺拔、根深、身实、枝柔的形象深入人心，这种自然特质与东南亚中小国家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其在东南亚的形成与发展，是该地区国家在复杂历史与现实挑战中淬炼出的生存与发展智慧，其形成有着深厚的共同根基。

从历史维度来看，东南亚多数国家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殖民时期的资源掠夺、主权丧失给各国留下了深刻伤痛。二战结束后，各国历经艰难斗争才赢得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让它们极度珍视独立自主，对外部势力干涉和选边站队有着本能的警惕与抗拒，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外交的首要前提。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正是竹式外交得以形成并坚守“主权优先、不选边”原则的根源。

从地缘格局来看，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处，是大国博弈的核心区域，区域内多数国家为中小国家，资源禀赋有限、综合国力相对薄弱，单一国家难以与大国抗衡，也无法在大国博弈中独善其身，唯有依靠东盟的集体力量，秉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在大国间寻求动态平衡，才能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站稳脚跟、谋求发展，这也成为竹式外交形成的现实必然。

从文化层面来看，东南亚地区文化多元交融，本国传承的平衡理念与包容精神深入人心，其中蕴含的“中庸调和”思想，引导各国在复杂关系中寻求共赢之道，避免极端对立；秉持的“公正包容”理念，推动各国以开放心态对待不同国家、不同制度，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碰撞，共同塑造了各国调解、包容、务实的外交思维，为竹式外交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作为竹式外交的典型代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四国的实践各有侧重，彰显了这一外交理念的多元性。

泰国依托地缘优势，通过灵活斡旋实现大国间的中立缓冲，守护国家独立。19世纪拉玛五世国王朱拉隆功执政时期，面对英法殖民扩张的高压，泰国精准把握大国博弈缝隙，主动与英法签订平等条约，既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也不与之对抗，成功在英法殖民地之间划出缓冲地带，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国家。这一历史实践延续至今，近年来泰国始终坚持不选边站队，在中美关系中既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友好合作，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往来，又与美国维持军事、经济合作关系，拒绝加入任何排他性联盟。

越南坚守主权底线不动摇，同时以灵活策略平衡大国关系，谋求自身发展。在主权问题上，越南始终保持强硬立场，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拒绝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内政，这是其“刚”的体现。在大国博弈中，越南则展现出“柔”的灵活，自革新开放以来，一方面深化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依托中国市场推动本土产业发展，签订多项双边合作协议；另一方面主动提升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大国的伙伴关系，2023年与美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拓展科技、贸易领域合作，同时重新定位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马来西亚坚持中立立场，通过编织多元合作网络，最大化实现国家利益。总理安瓦尔始终践行中立外交理念，在2025年东盟峰会上明确重申，马来西亚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传统中立，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参与任何大国对抗。在具体实践中，面对美国施加的关税压力，马来西亚没有妥协退让，反而明确表态“对华合作对马来西亚经济至关重要”，持续深化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与东盟成员国、欧盟、中东国家的合作，搭建跨区域合作网络，通过多元合作分散风险、集聚资源。

印尼依托自身优势，主动搭建大国合作平台，而非被动选边站队，彰显区域引领作用。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印尼凭借自身地缘战略价值，主动承担“桥梁”角色，普拉博沃总统上任后，首访便同步选择中国和美国，既与中国深化经贸、能源合作，推动雅万高铁等重点项目落地，又与美国沟通协调贸易、军事合作事宜，避免偏向任何一方。同时，印尼主动推进加入金砖国家，拓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同时申请加入经合组织，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

这些东南亚国家将国家间关系视为相互依存、根脉相连的竹林，注重互动过程中的动态平衡。这种外交理念追求长期协作稳定而非短期零和博弈，反对排他性联盟，致力于构建包容不同制度、文化的地区秩序，实现共生共荣。竹式外交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等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理念相契合，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以智慧治理平台建设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处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是感知社会冷暖的“温度计”，也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仅是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更是驱动治理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变量。积极推动基层智慧治理平台建设，以技术的穿透力重塑基层治理的逻辑、流程与能力，切实筑牢国家治理的根基。

基层智慧治理平台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民情民意感知、汇聚、分析、响应能力作为基础工程系统性建设，通过多源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将碎片化民意转化为可计算、可预警的公共知识库，并为基层治理以及其他层级治理提供实时精准决策。基层智慧治理平台，是技术工具的创新，是对基层治理主体性的技术赋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工程。

在实践中，基层智慧治理平台通过构建多维度的数据采集网络，将居民的需求、意见和反馈实时纳入治理视野。这种全面感知的能力，不仅提升了基层对问题的敏锐度，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同时，借助人工智能算法，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潜在的风险点，并生成预警机制，从而实现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的转变。此外，基层智慧治理平台还注重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技术素养，使其能够在新技术的支持下更高效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拉近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这一系列举措，共同推动了基层治理体系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从“应诉”到“有数”的理念转变。推进基层智慧治理平台，首要任务是实现从“应诉”到“有数”的理念转变。这一转变标志着基层治理逻辑的质变——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目前各地探索的“接诉即办”“民意速办”“城市大脑”等实践，主要仍聚焦于“应诉”层面，即回应群众诉求。而“有数”则意味着主动构建一套能够反映民情全貌、预测民生趋势、支撑科学决策的动态数据体系。这要求不仅要汇集市政热线、网格员上报等信息，更要融合社区智能安防、物联网传感器、居民线上互动等多维数据，形成鲜活的社区数字画像。有的城市也探索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诉求进行多维标签化分析，将治理关口从“事后灭火”前移至“事前防火”，变“接诉即办”为“未诉先办”。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将党的群众路线延伸至数字空间，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治理闭环。

从更深一层看，“有数”还意味着构建一套完整的民情知识生产体系。这包括建立民情特征的分类标准、民生诉求的演化模型、社区风险的预警指标，以及群众满意度的动态测量体系。有了这套体系，基层治理避免了对“经验主义”的依赖，在科学、量化、可验证的民情认知基础之上，决策也迈向了“精准化”。

在技术精度中体现治理温度。技术赋能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管理的颗粒度转化为民情民意识别的精细度。细化民情民意识别，本质上是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民情的微观解析。这需要在三个层面着力：首先，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群众口语化、情绪化、碎片化的表达中自动提取核心诉求、情感倾向与紧急程度，实现民情信号精准识别。其次，通过构建“人—事—地—物—组织”知识图谱，将表面问题关联到深层矛盾，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通过时序预测模型，预警民生诉求的爆发节点与空间分布，为主动介入赢得窗口期。这种技术赋能使基层得以用有限资源实现更高精度、更有温度的服务，同时也为各级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民情民意依据，凸显了基层治理对其他工作的重要价值。

在数据贯通中破解系统围城。面对基层工作人员重复录入信息，陷入“系统围城”的情况，需要搭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智慧治理中枢系统。智慧治理中枢系统不是简单的技术集成，而是在以下几个层面实现贯通：纵向打通市、区、街道、社区、网格五级数据接口，建立民情信息“一次采集、逐级叠加、按需分发”机制。横向以街道为枢纽节点，与公安、民政、卫健、教育等部门签订《数据共享责任书》，明确各部门须实时开放与民生强相关的核心问题，并建立“部门数据不开放，基层有权不录入”的双向约束机制，形成治理“一张网”。向内为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两新”组织分配标准化数据阅办账号，设定不同密级和操作权限，让社会组织也能在授权范围内调用脱敏数据开展服务，构建协同共治的数字生态。向外开通面向上级政府的民情态势专报通道、面向专家的算法评估接口、面向居民的诉求公示栏，形成“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外智输入”的开放系统。具体而言，智慧治理中枢系统功能聚焦：一是民情感知中枢，集成多渠道数据汇入与智能清洗；二是民情分析引擎，内置标签体系与算法模型，实现自动分类与趋势预测；三是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可视化民情看板与政策模拟；四是协同处置平台，支持跨部门工单流转与联合会商；五是群众参与门户，搭建线上议事厅与民意征集栏。如此，基层才可能从“责大权小”的困境中解脱，使“看得见的问题”与“管得了的部门”真正对接。

此外，还需要抓住三个关键：一是党委对数据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市、区两级成立由党委主要领导牵头的数字治理领导小组，将数据整合共享纳入党委巡察和绩效考核，对部门数据垄断行为实施问责，确保技术路线服务于政治路线。二是基层数据确权与反哺机制。探索出台《基层治理数据共享条例》，明确街道、社区对属地数据的所有权，规定上级部门调用数据须向基层备案并反馈分析成果，防止“数据上收、责任下移”。三是人机协作的刚性约束。强制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工干预和核查环节，对算法标记的高风险工单必须由社区书记和网格长实地走访复核，群众对处置结果不满意的可启动申诉通道，确保技术始终在阳光下运行。通过技术穿透力将“身入心至”的治理追求转化为可量化、可预警、可协同的制度性能力，才可能让基层真正成为治理体系中感知最灵敏、响应最迅速、决策最精准的“神经末梢”。

从“业务数字化”到“治理智慧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数智技术全流程应用，发展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智化政务服务”。进一步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从“业务数字化”到“治理智慧化”的纵深演进。在这一深刻变革中，数智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效率辅助工具，而是驱动行政权力运行重塑与治理逻辑迭代的关键变量。

利用数智技术实现政务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齐，是“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数字时代的生动实践。传统政务服务受限于部门职能划分条块化以及对需求感知的滞后性，出现了企业、群众“多头跑”“反复跑”现象。数智赋能依托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以数字画像实现需求的敏捷识别，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主动服务”。数智技术通过深度挖掘海量政务服务数据，构建全生命周期感知体系，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跨越。与此同时，在追求数字高效的进程中，数智系统还通过监测数据精准识别受“数字鸿沟”影响的相应数字群体，保留并优化线下窗口服务，确保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数智技术作为需求探测器，从源头上提升了政务服务的预见性、精准性与普惠性。

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梗阻往往在于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协同。作为催化剂，数智技术通过构建超越组织边界的数字底座，大幅降低部门协同成本，以数据流动倒逼并支撑改革对“数据烟囱”与“职能孤岛”的破局，塑造了跨部门的整体智治生态。数字底座的运作逻辑是对业务流程进行“原子化”解构，将复杂事项拆解为标准数据指令后重新编排，实现深层次的职能耦合而非简单的物理整合。唯有当数智赋能让行政权力运行从“九龙治水”迈向“整体智治”，原本散落在各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多件事，才能真正聚变为可以高效办成的一件事。

数据开放共享与跨域流转是“高效政务服务”的核心支撑。然而，由于担忧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权属不清引发连带责任，“不愿供”“不敢供”的防备心理在部门间蔓延，需要借助安全可信的技术手段破解数据流动共享难题。通过强化数据生命周期管控，运用数据脱敏、加密存储等技术保障“采、传、存、用”各环节合规运作。再借助可信数据空间技术，以“数据可信可用不可见”，破解供数用数难题，在跨部门协同、数据价值实现与隐私保护间取得平衡。只有构建起坚实的数据信任基础，消解部门间数据协同顾虑，才能凭借高质量数据释放的能量支撑政务服务场景落地。

当前，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推动政务服务由“自动化”向“智能化”跃升。数智技术不仅是服务流程的载体，还兼具任务执行和决策辅助功能。在任务执行方面，依托预设的法规政策逻辑与审批规则，数智系统能够实现申报材料的自动识别、关键信息的智能比对及风险点的自动预警；从人工核验向智慧化审批的转变，大幅压减人为裁量空间，保障政务服务的标准化与公平性。在决策辅助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嵌入，使政务系统能够理解复杂语境下的非标准诉求，进而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办事导引策略。数智技术赋能让政务服务在资源使用上更加集约高效，在服务体验上更加温暖可感。

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纷繁复杂的政务服务内容，政务服务不是静态固化的评判标准，而是随群众需求变化动态演进的治理目标。为激发持续优化的内生动力，数智技术将行政全过程转化为全量留痕的数据流，依托数据轨迹构建“感知—反馈—修正”闭环机制，使政务服务系统能够敏锐捕捉运行偏差，及时实现激励和纠偏。通过相关政务数据的深度关联分析，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流程”的转变。这种动态迭代的反馈闭环，让一件事、一类事能够持续的高效办成。

如何推动政务服务的高效办理，答案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尺度”、跨部门协同的“制度支撑”与数智赋能的“技术变量”三者高度统一。唯有当行政权力运行真正适应数智时代的生产力要求，将制度与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方能以一个接一个可感可及的高效政务服务的办成实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生动而持久的实践。

“养龙虾”的安全风险与治理

2026年开春，以鲜明“龙虾”形象为标识的开源AI 智能体Open-Claw，从极客与开发者圈层快速破圈走向大众，迅速在数字生态中广泛传播。该智能体突破传统问答式大模型交互范式，依托自主任务规划、多步推理链执行、系统级环境交互、跨应用流程编排与自主场景适配能力，初步展现出可独立完成复杂工作流程的原生“数字员工”雏形。OpenClaw所代表的AgenticAI，是一种主动式的人工智能形态，已初步具备目标理解、任务规划、自主决策与落地执行能力，渐现出拟人化特征。然而，在“全民养虾”热潮的背后，网络安全也值得关注。当防护对象从传统被动式软件系统演变为具有自主意识的“数字实体”，安全治理的思路亟须战略升维。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传统范式下的技术客体，更应将其作为具备自主属性的数字“新物种”加以审视。如何在拥抱AI智能体创新红利的同时筑牢安全防线，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从“会聊天”到“能做事”：Open-Claw为何备受关注。OpenClaw之所以备受关注，集中体现为能力、属性、模式三个维度的关键跃迁。

在行动能力维度，从“咨询建议”向“实操执行”跃迁。传统智能体交互主要停留在咨询建议层面，而OpenClaw通过整合通信渠道与大语言模型，能够依据用户自然语言指令直接操控计算机完成文件管理、邮件撰写、日历调度、网页浏览、代码编写以及自动化流程等操作，技术实现目标主要是从“辅助决策”向“自主执行”的转变。

在成长属性维度，从“临时交互”向“长期适配”跃迁。传统智能体交互多依赖即时上下文记忆，难以持续留存用户行为习惯与使用偏好，长期个性化适配能力相对有限。Open-Claw在设计上内置了长期记忆机制，通过持续记录用户交互行为，逐步理解并贴合使用偏好，推动智能体从单次临时交互向多轮沉淀自适应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养龙虾”说法的核心内涵，体现出智能体动态个性、持续演进的发展趋势。

在运行模式维度，从“被动触发”向“主动驱动”跃迁。传统智能体多依赖用户主动发起指令才能开展响应与执行，整体运行呈现被动跟随特征。作为典型的AgenticAI，Open-Claw突破了这一模式，能够基于任务目标与预设逻辑自主感知并主动执行，无需用户持续发起指令即可自动开展任务闭环，体现出智能体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驱动、自主演进的核心特征。

正是上述特征，让OpenClaw在全球开源社区迅速走红，国内各大云平台相继推出一键部署服务，多家科技企业也推出“国产龙虾”版本。社会对OpenClaw的广泛试用，折射出市场对AI智能体赋能生产生活的强烈期待，也预示着人工智能应用正从智能对话时代快速迈入行动时代。

安全双刃剑：风险几何与现实应对。在OpenClaw带来生产力革命的同时，伴随自主能力而来的安全问题也呈现出高度复合化、隐蔽化、扩散化特征。当前风险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提示词注入风险，攻击者通过网页、邮件植入恶意指令，诱导智能体偏离目标、执行非预期操作；二是自主误操作风险，智能体在理解意图时出现偏差，可能擅自删除、篡改数据，造成不可逆损失；三是功能插件投毒风险，开源技能包社区缺乏严格审核，恶意插件易窃取密钥、植入后门、越权访问系统；四是原生安全漏洞风险，OpenClaw存在漏洞，一旦被利用可直接导致主机被控、数据泄露。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链式放大。一个被控制的智能体不仅能窃取本地信息，还可借助自主行动能力在社交网络中传播虚假信息、实施精准诈骗，其隐蔽性、传播力与危害性超过传统木马与恶意程序。

我国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已经迅速行动。工信部发布安全预警并推出“六要六不要”安全指南，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同步发布详细风险提示，国家安全部发布《“龙虾”（Open-Claw）安全养殖手册》，从权限控制、数据加密、环境隔离等方面提出防护原则与安全指引。在产业层面，各大科技企业推出的“国产龙虾”产品，在沙箱隔离、权限管控、技能包审核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的安全增强。上述监管导向与产业实践共同构成了智能体安全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和必要性毋庸置疑。

OpenClaw从被动工具到主动实体、从个体运行到集群涌现、从稳态应用到敏态生态，这三重变局从根本上重塑了AI安全的底层逻辑，对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我们既要守牢已有安全防线，巩固治理根基，更要与时俱进提升治理理念，拓展治理纵深，推动AI安全治理真正实现从“管物”到“治体”的模式跃升。

面向未来的安全新思路。从“管住它”到“教会它”。当前对Open-Claw这类智能体的安全防护，主要是围绕权限管控、隔离防护、行为审计构建治理体系，其核心防护思维是将智能体当作被动的、不会自主行动的“物”。但OpenClaw这类智能体自身具有高交互场景的天然属性，风险客观存在，既有外部治理手段难以全面覆盖其自主行为风险。面对具有主动交互和自主行为的AI智能体，安全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防控，更应考虑如何将安全意识内化为智能体自身的能力。

“授虾以渔”的创新理念核心在于从“管控智能体”转向“赋能智能体”。具体而言，就是在智能体的训练与运行场景中，把安全意识深度融入其能力体系，要求其能够自主识别异常指令、判断操作风险、拒绝可疑请求，而非依赖简单的安全规则约束。

从技术路径看，这意味着将安全能力融入智能体的交互属性与内在机制，通过对抗性训练、红队测试、安全对齐等手段，让智能体在“出生”时就具备安全基因，而不只是在“上岗”后给它戴上“盔甲”，更能在持续迭代中不断“成长”，实现安全能力的自我进化。

从“管一只虾”到“治一群虾”。“千虾千面”的治理模式核心在于从“标准化管控”转向“自适应治理”，OpenClaw与用户属性和业务场景深度耦合，即便技术架构同源，也会因主体差异形成独立形态与运行逻辑，如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个体差异决定安全无法一刀切，必须因“虾”制宜、精准适配。

而单智能体未来势必升维为数字组织单元，海量差异化智能体将构成规模化的多智能体群体体系，其所带来的风险传导更隐蔽、威胁扩散更快速、行为管控更困难，传统统一防护模式将难以应对，安全治理也随之迎来更复杂的挑战。

落实“千虾千面”治理，关键要从个体管控走向群体协同、从统一规则走向动态适配。要构建基于用户属性、业务场景、交互行为的差异化安全策略体系，为每一只“龙虾”智能体建立专属的风险画像与防护机制。同时面向数字组织单元搭建多智能体协同治理框架，完善信任评估、行为审计、权限动态管控与威胁阻断能力，实现个体可管、群体可控、全域可治，让差异化的“龙虾”体系在安全框架下有序运行、协同增效、自我进化。

从“人盯虾”到以智治智。面对智能集群涌现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安全治理如若依赖人工干预的“线性对抗”，其人力管控技术挑战艰巨，应以“以智治智”的战略理念，通过构建基于智能体智慧的自动化防御体系，加快建立数字世界的“免疫系统”。

“以智治智”的治理路径核心在于从“人力管控”转向“智能免疫”，利用智能体自身的认知与推理能力，构建数字世界的“群体免疫屏障”，要求安全体系能够像生物免疫系统一样，自主感知新型威胁、动态生成防御策略并实时分发至全网节点。

从演进逻辑看，这意味着将防御机制融入智能生态的神经末梢，通过建立威胁情报的自动共享、防御经验的即时迁移以及自愈能力的协同进化，让安全体系在“全网”层面形成有机联动，而不只是在“单点”层面孤立设防，更能在对抗中实现“一点风险发现、全网抗体生成”的自我修复，因势利导让整个系统具备自我调节能力，最终实现从“人盯人”到“全网免疫”的战略升维。

“养龙虾”热潮背后，折射出AI智能体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机交互方式和生产生活组织形态。唯有将传统安全能力守好守牢，将创新安全理念持续拓展，才能让“龙虾”真正成为遵规守纪、安全可控的“数字员工”，在合规的轨道上释放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

送党的温暖到云南边疆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1950年8月至1951年6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受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关爱送到少数民族同胞中，赢得了边疆各民族的广泛赞誉，强化了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意识，增进了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创举。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一组档案，就生动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中央访问团的组建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坚持以平等团结凝聚各族人民，通过共同斗争将民族解放融入革命历程，坚持在统一国家内实现民族平等权利，奠定了新型民族关系基础。1949年9月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为落实《共同纲领》中相关的民族政策，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派下去”和“请上来”的措施，其中“派下去”就是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调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和隔阂，这在多民族边疆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影响着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与国家统一。1949年至1950年间，云南全境相继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面对的边疆民族状况，堪称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在云岭大地，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众多。20余个世居民族散居于高原、坝子与密林之中，各自处于迥异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再到封建领主制并存的多层次社会形态，在国内实属罕见。历代统治者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加之土司、山官等旧制度的影响，民族间存在明显的心理壁垒。同时，国外势力对漫长的国境线渗透活跃，巩固边防与强化国家认同迫在眉睫。正是基于对这一复杂局面的深刻洞察，中央政府决定首先派出访问团，开启一场以接触、沟通、关怀为先导的破冰之旅。

1950年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组建民族访问团，分别深入祖国西南、西北、中南及东北、内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刚刚解放，决定率先组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6月，西南民族访问团正式成立。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费孝通和夏康农，团员由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青年团中央等20余个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组成，共120余人，下设西康（1955年撤销，行政区域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云南、贵州三个分团，分别由刘格平、夏康农、费孝通担任团长。在《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工作方法和守则》中，明确规定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西南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以加强中央与各兄弟民族间之联系；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访问团在各地的一切活动应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与各地政府的工作配合起来，取得协助，增加干部，扩大访问团组织。鉴于西南各民族情况复杂和觉悟水平不同，访问工作及其方法采取慎重和缓进的方针。

中共中央对访问工作极为重视。在北京时，组织全体团员集中学习一个多月。临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西南民族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亲笔题写条幅，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出发前，周恩来还专门召集访问团负责人到办公室开会，要求在访问工作中应掌握四条原则：一是“准备受冷淡”，二是“决心赔不是”，三是“一切听人家”，四是工作中万一和兄弟民族发生矛盾和误解，要“先做自我检讨”。7月2日，访问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南地区，到达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重庆后，全体团员聆听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的指示，听取了云南、西康、贵州省人民政府领导作的有关民族情况的报告。

送来党的温暖

1950年8月6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团长夏康农、副团长王连芳率领下到达昆明，受到云南省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人士的热烈欢迎。在昆明期间，适逢云南省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访问团和出席会议的140余名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并参加了昆明回族组织的千人欢迎会。“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三迤大地。

为协助访问团完成好任务，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直各机关、大学、民主党派抽调干部参与工作，组成70多人的访问团。云南省委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就访问地区、方法，调研资料的收集、整理，后勤保障等工作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和安排，确保访问团在云南期间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1950年8月29日，配备医疗队、文工队、展览组、放映队和摄影组的访问团从昆明出发前往预先定好的地区访问，首站便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路南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圭山区访问，受到来自圭山区周边撒尼（彝族支系）、苗族、回族、汉族等群众的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带上干粮，不畏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聚集在长湖之畔，参加隆重的民族团结盛会。在欢迎访问团的大会上，各族群众敲锣打鼓、吹芦弹琴、唱歌跳舞，还与访问团互赠礼品，场面十分热烈。9月2日至6日，访问团又分组到宜政、蓑衣山、维则等7个村访问并开展社会调查。

从1950年8月6日到1951年6月11日，访问团历时10个月，先后到宜良、丽江、保山等9个专区，丽江、碧江、中甸等42个县进行访问，是中央派往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中历时最长、访问地区最广、人数最多、保存材料最为全面的一个团。每到一地，访问团通过召开民族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民族群众大会和民族代表会议等，向各族各界人士了解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听取意见；深入村寨了解各民族的诉求，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访问团还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书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食盐、茶叶、针线等，同时也收到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民族文物等。

据《中央访问团二分团半年工作初步总结》记载：访问团从1950年8月6日来昆至1951年1月31日止，往返行程18400公里，访问丽江、保山（二重点区）、宜良、大理、楚雄、武定6个专区、26个县；接触51个少数民族26万余人；召开群众大会51次，计26万余人；代表会或者座谈会29次6250人（农民代表占80%以上，上层人士全部参会）；干部会议44次，共4200人；作了20个村的典型调查；演出戏剧52次，观众14万余人（内含少数民族5万人）；放映电影56次，观众29万人；举办展览27次，观众达到23万余人；成立临时诊所为各族兄弟免费诊疗，医治病人5091人。

通过访问工作，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心坎上，使广大少数民族同胞深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才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说实话”的“自家人”，纷纷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感谢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决心“今后虽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也要跟着毛主席走”，极大地增进了各民族对党和政府的了解及信任，为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协助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1951年3月，访问团到达普洱专区访问。专区各县的兄弟民族听到访问团要来的消息后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赶往普洱参加盛会。访问团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少数民族应早日建立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结合在云南工作半年多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为了顺应普洱专区各族人民的意愿，与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成立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中央访问团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县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访问团举办了图片展览，进行了文艺会演，放映了《红旗漫卷西风》和反映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电影。经过反复讨论，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民族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体现。3月24日下午3时，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专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隆重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誓词。在张冲和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在大会上，联合政府专员方仲伯，副专员召存信、罗正明、谢芳香以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云南历史上第一个专区级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在其示范带动下，其他地区的民主建政工作也相继展开。

普洱专区所属车里、佛海、南峤（今勐海县勐遮镇）3县于4月15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访问团指导会议选出了由53名成员组成的车佛南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4月28日，访问团指导协助蒙自专区成立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云南访问期间，访问团共配合各地专署召开了4次民族代表会议，建立了普洱和蒙自专区两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族都被看重了，各族都有家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就好像一个大拳头，有力量了”。各族人民从此有了当家作主的思想，巩固了民族团结，激发了各族人民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的热情，掀起了缴清公粮、搜山捉匪、踊跃参军和抗美援朝等群众运动的高潮。

开展深入细致的民族调查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在云南期间，除了疏通民族关系，宣传民族政策，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外，还结合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首次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系统了解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历史、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文化、地方病、流行病等情况。在访问中，访问团接触了51个称谓的少数民族，访问各民族代表6250人，进行了20多个村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了70余份近百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专题有涉及民族调查的《路南县圭山区尾则村初步调查报告》《佛海县调查报告》《蒙自区民族简况》等，有涉及民族经济的《普洱区的紫梗樟脑与茶叶的报告》，有涉及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云南省民族杂居地区租田情况和实行减租反霸的初步研究》等。

调研对了解和掌握云南民族分布及政治经济特点，如民族聚居及杂居的复杂情况，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及少数民族的愿望要求，为中共中央及云南省委深入了解云南各民族情况，根据实际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为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为加快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的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

1951年6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交予的任务，结束了在云南的访问。9日下午，欢送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返京大会在昆明胜利堂隆重召开。云南各界对访问团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盛赞访问团的同志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辞辛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及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业绩。6月10日上午10时，昆明市2万余名各族市民沿五华山下的马市口、正义路、南屏街、金碧路列队依依不舍欢送访问团。《云南日报》随后发表社论《欢送中央访问团》。在论述访问团工作意义时写道“其政治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

到边疆民族地区开展访问活动，面对面解决民族团结问题，开创了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先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访问团行程2万多公里，深入9个专区42个县，把党中央的关怀带到边疆，被各族群众亲切地称为“北京来的亲人”，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边防稳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远影响。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针对当地缺盐等困难提供援助，赠送礼品、免费治病救人等，用实际行动消除历史隔阂，与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奠定了党在边疆的群众基础。访问工作促成了云南历史上首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诞生，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探索了宝贵经验。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物等方面的调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和开展后续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访问团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凝聚成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红色基因，至今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以正确政绩观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为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求真务实、实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理论特质和实践伟力，对于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如，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必须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提出“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重要论述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既提出“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讲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的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党不断推进为民造福事业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总结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不断把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在政绩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在指导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彰显了强大真理力量。

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科学指引。“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反之亦然。”当前，我国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越是任务艰巨、挑战重重，越要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以实干实绩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省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强调政绩观也很有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更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坚决有力地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了行动指南。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强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远战略考量、高度历史自觉和强烈使命担当。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强调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强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体现了我们党“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彰显了我们党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顽强意志。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强调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发展了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凸显了新时代新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要求。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真正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不折腾，不反复，切实干出成效来。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要在严格监督的同时，支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强调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强调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要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神品格，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指明了努力方向。

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重德才、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必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这些重要论述，坚持精准施策与系统推进并重，树立起重实干、重实绩、求实效的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就开展学习教育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这次学习教育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党内集中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开展学习教育的责任担当。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认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深刻认识立党为公是根本、为民造福是初心、科学决策是方法、真抓实干是作风，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切实将这一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的工作部署，深刻认识一体推进学查改是新时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创造积累的好做法好经验，把深学作为基础，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把真查作为关键，着力找准问题症结；把实改作为目的，敢于动真碰硬，着力整改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建章立制的治本作用，通过这次学习教育，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坚持系统观念善于“弹钢琴”

2025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系统观念，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下好全国一盘棋。要善于“弹钢琴”，谋划一域不能忘记整体，立足当前不能无视长远，突出重点不能忽略一般。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弹钢琴”是指钢琴演奏中十指联动、音律和谐的艺术形态，其核心在于十个手指协同动作，既不能“一指独弹”偏执一端，也不能“乱弹一气”失去章法。习近平总书记用“弹钢琴”比喻正确的工作方法，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善于运用系统方法抓改革、谋创新、促发展，做出让人民满意的实绩。

要产生好的音乐，“弹钢琴”的手指动作要有节奏、互相配合。习近平同志早在2003年新任市县党政“一把手”民主集中制专题研讨班上便强调新任市县党委书记要总揽而不包揽，学会“弹钢琴”。“弹钢琴”之妙，在于“节奏”与“主次”的辩证统一。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就要求我们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旋律”，同时推动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协同发展、行稳致远。

“弹钢琴”方法论的实践展开，集中体现为对多重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与协调处理。其一，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钢琴演奏中旋律声部与伴奏声部的配合，既不能以伴奏淹没旋律，也不能因旋律忽视伴奏。各地区各部门要自觉在大局下行动，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中找准定位，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其二，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在音乐节奏处理中，既要有当下的音符准确，也要有乐句的呼吸延展。领导干部要善于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其三，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恰似钢琴演奏中的主旋律与和声织体。要善于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同时不能忽略一般性工作，防止“单打一”和“眉毛胡子一把抓”两种倾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弹钢琴”工作方法的逻辑归宿与价值指向，核心就在于摒弃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乱弹琴”行为，杜绝只重显绩不重潜绩、只重局部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政绩观回答的是“为谁弹琴”“弹什么曲”“如何评判”的根本问题，直接决定着“弹钢琴”的方向与成效。钢琴演奏为听众而奏，“弹钢琴”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否则再高超的技艺也是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此外，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胸怀与“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任何美妙的乐章都非一日之功，同样，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往往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接续奋斗。当前，改革发展任务千头万绪，每一项都事关全局。领导干部要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多打大算盘、算大账，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不能为了短期政绩牺牲长远发展。正确政绩观要求建立健全科学的评价体系，既看显绩也看潜绩，既看当前成果也看长远影响，引导领导干部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

“弹钢琴”工作方法是系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弹钢琴”的最高境界，则是个人价值融入党和人民事业，局部工作服务于全局发展，当前努力奠基长远未来。秉持“不计一时之显绩”的定力与“不负千秋之伟业”的使命感，处理好稳与进、立与破、虚与实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奏响新时代的发展强音，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敢担当与善作为是一体的

《干事业、抓改革要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是2021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部分内容也收录进《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这篇重要文献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与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包括“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上是要大家担当干事，而不是做官享福”等，揭示了什么是正确政绩观，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深刻把握“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重要论断的理论价值

早在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的重要论断。从干部管理理论看，担当与作为前者提供政治责任的“内在约束”，后者体现治理能力的“外在结果”。两者的统一意味着干部必须在政治上过硬、在方法上得当、在效果上可检验，否则会出现“有担当之名而无作为之实”或“有作为之表而无担当之责”的政绩观偏差。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重要论断的理论贡献在于把政绩观从“结果评价”推进到“过程生成”。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明确提出，“担当作为就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决不能坐而论道、光说不练”，既反对“口号化治理”，也反对“痕迹化考核”。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意味着把主要精力放在问题识别、方案论证、协同推进与复盘改进上，把政绩建立在制度执行和公共服务的真实改进之上。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醒，“干事业、抓改革，必然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动一些人的奶酪，以致引发一些争议”，强调担当作为需要对改革规律和风险有着清晰的认知。从干部管理与激励看，“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重要论断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深刻的评价维度：一是把“扛事”与“成事”纳入同一标准，既看担当精神也看专业能力；二是把“勇于担当”与“善于作为”纳入同一链条，强调在合规框架内推进改革发展；三是把“激励”与“纠偏”并置，既要避免只奖“敢冲”而纵容乱作为，也要避免只惩“出错”而导致不担当。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把握“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所蕴含的深刻价值。

清醒认识政绩观偏差的现实危害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这一论断不仅强调干部担当作为，同时也提供了识别政绩观偏差的重要标尺。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现实中党员干部存在的问题：“有的唱功好、做功差，工作落实在口号上，决心停留在嘴巴上；有的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应景造势、敷衍应付；有的消极懈怠、得过且过，上面推一推才动一动，不推就不作为；更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这些“不担当”“不作为”甚至“乱作为”的问题，就是把公共责任转化为个人利益权衡策略，把治理目标简化为短期得失，偏离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坐标。

“不担当”“不作为”把“稳”理解为“无事”，把“合规”理解为“免责”，主要表现为遇事推诿、遇难绕行、遇责切割，把问题上推、把矛盾下压、把责任外包。追求“不出事”的安全思维使得改革任务空转、群众诉求沉淀、政策目标落空，这种行为若蔓延将造成敢干者担风险、不干者得安稳的逆向选择，最终导致“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错误观念，损耗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优良传统。“乱作为”则把“进”理解为“快见效”，把“改革”理解为“搞声势”，主要表现为决策简单化、推进运动化、绩效表演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回顾王衍的故事感叹道，“不是追求虚浮、而是努力做事，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急于求成追求个人政绩的行为短期或许形成可见成果，长期却往往以债务、生态、安全、廉洁等隐性成本为代价，最终给后来者留下难以根治的治理顽疾，成为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沉重历史包袱。

政绩观偏差的危害是巨大的，损害公共利益，削弱政策供给的质量与公平；提高治理成本，挤压中长期发展空间；透支政治信誉，使群众对政策的获得感与对组织的信任度下降。必须下大气力纠治，让党员干部“豁得出去、敢闯敢干”，营造“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

敢当善为高质量完成“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教育和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与此同时，还要让干部“敢担当”有制度支撑、“善作为”有政策工具、“不走偏”有纠偏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的一系列论述，给了我们重要提示和指导。

以规划目标重塑政绩考核的治理结构。应当建立“目标—任务—绩效”贯通链条，把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安全治理等要求转化为可核验的指标组合，运用现场核验、第三方评估与群众反馈等提高政绩评价的真实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政绩考核要从“材料呈现”转向“问题解决”，从“短期排名”转向“长期贡献”，建立基础性工作“潜绩”记账制度，使“做难而正确的事”可记录追踪。

把钉钉子精神内化为跨周期执行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很多事情坚持下来了、做成了，争议自然就烟消云散了”。这提示我们各项发展规划的执行应建立里程碑管理、动态评估与复盘纠偏机制，既要防止“换人换思路”造成任务断裂，也要防止以连续性为名掩盖不作为。对于数据失真、项目冲动、违规举债等苗头性问题，要把纠偏前置到财务统计、项目审批等关键节点，实现发现、核实、整改、复盘的闭环治理，让纠偏成为常态机制而非偶发行动，确保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敢作善为的工作作风，把正确的规划坚持下去。

以制度化容错纠错机制保障干部担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改革探索必然伴随不确定性，担当作为的关键在于把边界讲清、程序走实、责任压紧。面对改革压力，应完善授权清单、风险评估、过程留证与复盘改进机制，清晰界定先行先试的范围、程序、责任；对先行先试中因缺乏经验出现的失误，依规依纪区分性质；对借改革之名突破底线、谋取私利的行为，应坚决纠治。

推动政治监督与绩效评价的有机统一。纠偏不能局限于追责，更要把正确政绩观嵌入治理链条的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因为怕争议而缩手缩脚，该干的也不干，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落实到监督与评价方面，要减少碎片化检查对基层的挤压，避免把监督异化为留痕负担；同时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在考核使用中可见可得，让避责推诿、形式主义行为得到及时纠偏校正。唯其如此，担当作为才能在“十五五”蓝图落地中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效能。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

高铭暄（1928年5月—2026年2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培养了一大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为中国特色刑法学体系构建和法学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高铭暄一生笃志法治、深耕实践、精研刑律、扎根教坛，在漫长的学术与教学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和法学教育方法论。

深耕刑法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才能把理论往前推进一步”，是高铭暄治学的一贯理念。他多次谈及，刑法学理论性和实践性强，需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他反对脱离实际的抽象研究和缺乏理论深度的就事论事，主张结论要源于实践并能够服务实践。

这一理念源于高铭暄参与立法的丰富经历。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经历了前后38稿、长达25年的立法过程。此后，他还深度参与了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并全程跟进、深度建言此后刑法历次修正案的研讨论证，没有缺席期间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1979年刑法曾规定，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可以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量刑。高铭暄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每一条定罪都必须有法可依，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他力主推动废除类推制度，明确主张定罪量刑必须有明确法律依据，这一重要主张最终被1997年刑法采纳，为我国刑事法治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石。在死刑制度改革中，高铭暄明确主张慎用死刑，反对对单纯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他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根源在于经济管理与政策漏洞，应从源头治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死刑罪名最终减少确定为68个。自1999年起，他持续呼吁在宪法框架内激活适用特赦制度，历经20年不懈推动，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依法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彰显刑法治病救人的宗旨。面对刑法学界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争论，高铭暄立足我国司法实践，坚持完善“四要件”（指犯罪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即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理论，认为贸然推倒重来会造成理论与实务混乱，同时以理性态度参与学术争鸣，使“四要件”理论在讨论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以实践问题的解决持续推动刑法理论向前发展。

高铭暄的学术著述，始终以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广泛实践为源头活水，与新中国刑事法治建设的进程同频共振。他领衔撰著的三卷本《刑法学原理》，以深刻的论证为系统构建中国特色刑法学的理论框架作出贡献，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主编的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全国统编刑法学教材《刑法学》，奠定了中国刑法教学的基础框架，惠及无数学子。他的学术成果始终以解决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服务国家法治发展的核心需求为根本目标，实现了学术成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完整闭环。

重视文献作用，开创“综述研究法”

高铭暄在刑法治学领域的标志性创新是“综述研究法”，即文献综述教学法。针对中国刑法学重建之初学界存在的立论无据、盲目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等突出问题，高铭暄确立了“无综述、不研究”“先筑基、后创新”的研究要求。同时，还明确综述核心是“梳脉络、辨共识、找分歧、定空白”，纠治凭空立论、盲目创新的治学顽疾。这种将厘清文献作为治学起点而非终点的定位，规避了脱离现实的书斋考据与脱离根基的空谈妄论两种错误方法。

在治学过程中，高铭暄始终以立法史、比较法、理论争鸣、司法实践四大系统综述为立法研究前提，精准锚定贴合中国本土的立法方向，规避照搬域外经验、脱离司法实际的误区，获得国际法学家李浩培盛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一书正是其立法综述研究的标杆成果。这套兼具理论深度与本土适配性的研究范式，深刻体现了高铭暄知行合一、求真务实的严谨治学之风。

在人才培养中，“综述研究法”得到广泛应用，现已成为法学教育的经典教学范式。高铭暄根据研究生课业进程，自己先大量研读资料，再选定合适课题交给学生。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收集整理中外相关文献资料、深入阅读理解，结合刑事立法和司法现实独立思考，最终撰写系统性综述论文。该方法成效显著，学生完成课题相当于学透了一门课程。高铭暄高度重视培养学生阅读、信息整合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引导学生在学术研究起点就学会站在巨人肩膀上思考，明确自身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回忆，正是高铭暄布置的综述作业，让他进入了刑法学研究大门。

倡导因材施教，总结人才培养范式

在长期教学实践中，高铭暄总结出“三严四能五结合”的人才培养范式，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严谨、全面和实践导向，该范式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获得全国法律教育界高度赞赏。

“三严”：严格要求、管理、训练学生。高铭暄认为法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法律人必须严谨自律。他虽然社会活动繁忙，但坚持每年抽出时间逐字逐句审阅学生论文，不放过标点、错别字和用词问题，杜绝学生“混文凭”。“四能”：着重培养学生读书、翻译、研究、写作能力。他强调要广泛阅读夯实基础，通过翻译理解域外理论，以研究发现问题，最终用写作表达思想、形成成果。“五结合”：学习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这是其治学重要的方法论，同时也是其教育思想辩证法的体现。比如他强调“立足本土、开放包容”的治学立场，主张既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又始终坚守中国国情、构建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学生兼顾理论学习和关注立法司法进展，吃透立法精神、提出立法完善建议。在教学中，高铭暄的课堂往往结合复杂理论和司法案例，“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情”，深受学生欢迎。

高铭暄还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对所有学生倾注相同爱心和心血。他授课对象广泛，涵盖本科生到高级法官、检察官班学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的誓言，彰显了人民教育家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高铭暄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特点、个性和学术兴趣，进行个性化指导。他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有着差异化教学要求，给本科生讲课重基础，给硕士生讲有争议和前沿的问题，给博士生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思考。此外，他鼓励学术争鸣，包容不同观点，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中观点不同甚至对立很常见，他会和颜悦色分析讨论，认为“学术需要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营造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这种育人理念和艺术，不仅培育了60余位刑法学界领军人物，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范式，被弟子和学界同仁广泛研究、传承和弘扬。

将卓越工程师培养融入强国大局

卓越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发展的创新主体，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工程技术人才自主培养力度，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蓝图，作出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大部署，为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定了战略方向。作为高等工程教育的排头兵、工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肩负着自主培养拔尖创新工程人才的核心使命。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起点，高校必须立足国家战略全局，深刻把握卓越工程师培养对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主动担当作为，将卓越工程师培养深度融入教育强国、制造强国建设大局，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范式，回答工程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考卷。

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战略定位与现实考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卓越工程师培养面临着多元协同不力、制度动力不足、跨界壁垒未破等结构性问题，亟须从战略层面深化改革，回应时代对工程教育的核心诉求。

推动多元主体精准“咬合”，筑牢育人榫卯结构。卓越工程师培养是政产学研用多元主体深度参与的系统工程，核心是构建“以学生培养为中心”的协同育人共同体。当前仍存在高校单一主导、企业被动参与的失衡格局，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够健全，产业需求未能有效转化为育人资源。要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与资源统筹作用，建立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常态化协同议事决策机制，畅通联合培养中课程设置、实践安排、考核评价等关键环节，推动学科布局与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健全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培养制度，实现多元主体精准咬合、同向发力，让“育人”与“用才”无缝衔接，筑牢稳定高效的育人结构根基。

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实现传承与革新有机统一。现有培养标准与评价体系尚未完全适配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需求，是制约卓越工程师培养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一方面，强化能力导向，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跨界整合能力的评价权重，加大对高校产教融合、课程革新、“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的激励力度；另一方面，强化包容创新的制度设计，破除高校和教师“求稳避变”的思维定式，既坚守工程教育的核心基础、传承育人经验，又消除创新探索的风险顾虑、突破传统模式桎梏，充分激发高校、企业、教师与学生的创新活力，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推动资源深度交融，实现从“理念破界”到“实践融通”。跨界融合是卓越工程师应对复杂工程问题的核心能力，也是工程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当前“破界融通”仍停留在理念层面，存在领域冲突、规则障碍、机制缺位等现实难题。要主动跨界融通，高校打破学科壁垒，企业打破行业边界，消除领域隔阂，树立协同共赢理念。统筹高校教学管理、企业生产管理、科研院所研发考核规则，打通资源共享、人员流动、成果转化的制度堵点。完善跨界培养流程、资源调配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让多元主体有意愿、有路径、有保障地开展深度合作，真正实现资源交融、能力共育。

构建协同驱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新范式

高校须紧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座谈会部署要求，积极作为，努力探索工程教育中国道路。

以项目制重构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紧扣国家重大战略与产业发展痛点，填补关键领域高层次工程人才缺口，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核心导向。高校要打破学科与校园边界，坚持体系重构、能力重塑、评价重建、流程再造改革思路，强化培养供给侧改革，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产业发展需求，让产业“真需求”、企业“真问题”贯穿培养全过程，成为产教融合的核心交汇点，以“项目制牵引”激活育人全链条，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深度融合，打通科学发现到产业优势的转化桥梁，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为“大国”向“强国”转型夯实工程人才根基。同济大学与头部企业深度合作，共建项目库、课题库，主动打造“需求牵引、工学交替、实践导向、城校共生、全球融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同济范式，为工程教育改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畅通本研贯通路径，打造“工学交替”培养体系。高校要聚焦拔尖工程人才自主培养，以“工学交替+双师融通”为核心，重构本研贯通培养体系，实现跨学科交叉与产教协同双向赋能。通过构建“师资—教材—课程”三位一体产教融合体系，组建校企双导师团队，基于企业需求开展“揭榜挂帅”联合培养，强化校企生三方耦合关联，提升协同培养黏性。实施纵向融通策略，打破传统招生与培养边界，创新“柔性交替、循环交替、弹性交替”多元培养模式，重塑个性化培养方案，全面激活工学交替育人要素，打造本研贯通、工学一体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方式。

创新评价标准体系，破除“唯论文”育人困局。高校要落实“以能力为核心”的培养要求，以实践成果应用为导向，全面重构卓越工程师学位评价体系，打破传统学术评价“唯论文”壁垒；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作为学位评价核心标准，明确工程硕博士可凭专利、产品设计、技术攻关成果、行业标准等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强调实践成果需以创造性方法破解关键工程难题，兼具科学逻辑与产业价值，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评价改革向纵深发展。创新制定“X+1+1”实践成果学位申请标准（X项实践成果支撑材料、1项研究报告、1项评价认证材料），设立领域协作组，构建专业学位实践成果评价标准，引入行业专家全程参与学位评定与质量评估，校企联合制定成果认定流程，建立全链条、全要素的科学评价体系，实现从“学术论文单核心”向“科学发现+工程能力双核心”评价转变，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实践案例。

推动工程教育双向交流，培育国际胜任力工程人才。工程技术是全球治理的通用语言，卓越工程师必须兼具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高校要着力破解中资企业海外人才匮乏难题，引入全球顶尖工程教育资源，吸纳国际先进育人经验，拓宽学生全球视野，推动“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走出去输出中国智慧”的工程教育双向融通，培养掌握中国技术标准、服务属地发展的国际化工程师，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依托对外合作的深厚积淀，做强中德工程学院、中意工程创新学院核心平台，打造佛罗伦萨“双创营”、中芬移动创新课堂等国际交流载体，全力提升跨文化工程实践能力；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服务企业海外项目工程人才需求，为工程教育“出海”提供了生动案例。

以系统思维引领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卓越工程师培养必须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战略，以系统思维推动全方位、深层次改革创新，锚定强国坐标打造卓越工程师培养新生态。

筑牢协同育人根基。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与产业发展痛点双导向，强化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健全政产学研用常态化沟通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多元主体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共建”，落实人才、资源、经费真投入，完善协同育人议事决策、资源调配、考核激励制度，形成精准咬合、稳固高效的育人榫卯结构，让协同育人从“形式合作”走向“实质融合”。

激活制度创新动能。打破传统评价体系路径依赖，全面落实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座谈会要求，构建以能力为核心、以创新为导向、包容试错的动态评价与治理机制。持续深化“破五唯”改革，完善高校、企业、教师、学生四维激励体系，强化产教融合、跨界创新、实践育人的激励导向，消除创新探索的制度顾虑，实现“传承工程教育核心基础”与“革新育人模式机制”的有机统一，充分释放各方改革创新活力。

锻造跨界创新能力。以破除壁垒为核心突破口，建立跨学科、跨领域、跨主体的协同培养中心，统一资源共享、人员流动、成果转化规则，完善跨界协作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聚焦智能建造、绿色低碳、极端环境工程等前沿领域，强化跨学科交叉培养，着力提升工程师破解复杂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升级的核心能力，培育兼具家国情怀、专业素养、创新精神、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卓越工程师。

工程兴则产业兴，人才强则国家强。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工程学科转型升级，向极端环境建造、工业互联网、工程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纵深探索，推动卓越工程师培养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从“模式模仿”向“体系创新”跨越，持续深化卓越工程师培养范式改革，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输送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卓越工程人才，在新时代工程教育的浪潮中书写育人兴邦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同济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让非遗回归生活现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态灵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非遗的本质是“活”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是非遗保护传承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反复强调非遗的“活态性”“传承性”与“社区参与性”。在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非遗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成为摆在当代人面前的时代命题。

当非遗被从原生环境中抽离出来，非遗与生活现场渐行渐远，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表现为“空间位移”。大量非遗项目被移入博物馆的展柜、文化馆的展厅、传承基地的教室。这种“空间转移”虽然便于集中展示和管理，却切断了非遗与孕育它的山水、街巷、院落、祠堂等生活空间的有机联系。二是表现为“时间割裂”。非遗原本遵循着自然节律和人生礼仪，而当非遗被纳入表演日程，它便脱离了原有的时间逻辑，成为随时可以调取、重复上演的“文化节目”。这种时间上的抽离，使非遗失去了与自然节律、人生阶段的深刻关联。三是表现为“主体错位”。当非遗传承人成了需要被认定的“特殊群体”，非遗的传承变成了从上到下的“输送”而非从内到外的“生长”。传承人从生活主体变成了文化载体，其技艺从生活需要变成了文化符号。

非遗保护的根本出路在于让非遗回到生活现场——回到它赖以生存的日常空间，回到它与人的互动关系，回到它与生活的血肉联系之中。让非遗回到生活现场，不是简单的“原样恢复”，而是重新建立非遗与生活的有机联系。这是一条“回归”之路，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

让非遗回归日常场景。非遗保护应当从“博物馆思维”走向“生态思维”。让非遗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出口。把非遗“用起来”，而不是“供起来”。要让非遗重新成为“可用之物”——让木雕的镂空工艺进入现代家居，将湘绣潮绣的针法和纹样融入现代服饰。与其将非遗项目搬进展柜，不如在原生环境中保护其生存空间；与其兴建集中的非遗展示场馆，不如在街巷里弄、祠堂庙宇、田间地头建设“没有围墙的非遗博物馆”。让非遗的展示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在场”——让游客走进非遗，更让非遗扎根生活。

让非遗融入生活节律。非遗的传承应当尊重其内在的时间逻辑。传统节庆要回归岁时节令，民间技艺要呼应生产周期，人生礼仪要嵌入生命历程。这些非遗项目与特定时间深度绑定，时间的“神圣性”赋予了非遗独特的文化分量。要避免为了满足旅游需求而随意压缩、改编、复制非遗项目，让非遗与时间的关系在生活实践中自然延续。非遗回归生活现场，是因为“时间到了”，而不是为了旅游就脱离原有的时间坐标，成为可随时上演的“文化节目”。当非遗重新与四季更替、岁时流转、人生阶段同频共振，它才能真正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让非遗焕发现代价值。非遗的当代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回应现代人的真实需求。让非遗从“被保护的遗产”转化为“可用的资源”，在创造性转化中激活其内在价值，在现代生活中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建设非遗生活之城，通过让市民游客深度体验兼具“文化味”和“烟火气”的“非遗生活”，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非遗的核心是“身体记忆”——工夫茶的冲泡方法、刺绣的针法走向、木雕的刀法运用，都存储在传承人的身体之中。让非遗回到生活现场，就是要让更多的人通过身体实践来感知、理解、传承非遗——让年轻人亲手触摸一次泥土，亲手操作一次绣针，亲手冲泡一壶好茶。这种身体性的参与，远胜于任何文字的传授、影像的传播。当非遗从“看的文化”变成“做的文化”，非遗的传承便有了最鲜活的动力。

让非遗带动社群参与。非遗保护的根本力量在民间，在创造和传承它的社区群体。非遗是社群的共同记忆，其传承不能仅靠少数传承人，而需要社群的广泛参与。让非遗回到生活现场，就是要让非遗重新成为社群生活的一部分——让传统节庆成为邻里相聚的契机，让传统技艺成为社区交流的媒介，让传统仪式成为凝聚认同的载体。要改变自上而下的“输血式”保护模式，建立自下而上的“造血式”传承机制。尊重社区的文化自觉，激发群体的传承热情，让非遗成为“我们自己的事”。只有当传承人从“被保护对象”转变为“传承主体”，当社群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非遗才能真正拥有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让非遗回归生活现场，就是让文化的根脉在当代生活的土壤中继续生长，让民族的记忆在普通人的日常中生生不息。当非遗重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它不再需要特别“保护”却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才是非遗保护的目的所在。让非遗回归生活现场，让生活滋养非遗。

君子何以坦荡荡

《论语·述而》记载：“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寥寥数字，映照出的是判然有别的两种生命状态。千载以来，“坦荡荡”便成为中国人理想中君子气质的重要方面。

何谓“坦荡荡”？很多大儒都曾有过解释。朱熹认为：“坦，平也。荡荡，宽广貌。”可见，“坦荡荡”主要指的是君子宽广开阔、光明磊落的内心特质。

君子为何“坦荡荡”？程颐认为：“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君子之坦荡，发自对理的遵循。当君子循理而行时，他的内心就不再被一己之得失、一时之进退所扰，故而平静宽广。

程颐所言，正是对《周易》“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呼应。“履道坦坦”，并非指外在道路平坦，而是指君子因内心有方向、行事有准则，即便身处险境，也能走出一条从容安稳的路。“履卦”上乾下兑，乾喻示前路险阻；兑代表君子以谦和之心面对。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点明了君子犹如随行虎后，其境虽危，却因依理而行，故能不触凶险，终得亨通。“坦坦”不是命运的眷顾，而是从循理履道中得来的。卦象所揭示的，正是君子秉持坦荡之心履世涉险，最终走出坦坦之途的真谛。

“君子坦荡荡”是一种开阔光明的浑然气象，也是孔子对理想人格境界的整体性描绘。而《论语》中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则与其形成了生动的互文。“坦荡荡”所蕴含的内心光明与舒展，必然显现为面对世界时的清醒（不惑）、安宁（不忧）与勇毅（不惧）。

“不惑”“不忧”“不惧”共同涵养出深厚而富于力量的坦荡。从孟子的“浩然之气”到阳明心学，“坦荡荡”境界在后世得到了不断充实。

这种坦荡，在历代君子身上，首要体现在对功名利禄的态度上。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在临终前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他告诫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修身养德置于名利之上。

进而观之，“坦荡荡”更是一种“慎独”功夫。宋元之际的大儒许衡在盛夏行路，众人争摘路边的梨解渴，唯“衡独危坐树下自若”。他说：“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人所遗，一毫弗义弗受也。”哪怕在无人监督时也依然坚守原则，这份定力展现了“君子坦荡荡”的深刻自觉。

在面对外部环境时，“坦荡荡”便升华为一种敢于不妥协的勇气。明朝一度宦官专权，地方官进京多献金以求进。而于谦任巡抚返京时，却“独不持一物”。面对同僚劝告，他举袖笑答：“吾唯有清风而已。”他写下“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将“清白”与“不怕”融为一身坦荡，终成一代名臣。

那么，君子对功名利禄的“有所不为”背后，所要肯定的更高价值是什么？苏轼在《伊尹论》中说：“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有所不屑”，意味着君子并非全然消极避世，而是摆脱得失荣辱的桎梏以“自广其心”、保全才德，最终目的是未来大有“作为”。这恰恰是经由价值排序后的积极入世，以实现人格的完整与事业的担当。

而后，苏轼将目光转向后世之人：“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许多人并非没有理想，却因计较得失而内心散乱，又为外在荣辱所裹挟，终其一生“长戚戚”。可见，“君子坦荡荡”不仅是一种人格理想，更是一种可学可至的修养功夫。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坦荡境界正始于“敏以求之”的虚心，成于“内省不疚”的努力。它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君子在对道义的坚持、对名利的超越、对内心的审视中，一步步将生命拓宽、照亮的实践。

“君子坦荡荡”不仅指向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强调，党员干部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从“履道坦坦”的古老智慧到“坦荡为官”的当代要求，坦荡的君子之路，是一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脉络。它呼唤我们在“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实践中，将有限的生命汇入无限广阔的事业，达到开阔光明、俯仰无愧的坦荡境界。

利在天下者必谋 利在万世者更谋

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的重要篇章，1000多年来，这段历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近期随着电视连续剧《太平年》的热播而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现在所讲的“纳土归宋”是后人的说法，文献中一般表述是“纳土”“归总”“吴越献地”“吴越归地”等。《宋史·吴越钱氏世家》中收录的钱弘俶《纳土表》云：“臣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觐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愿以所管十三州献于阙下执事，其间地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现存洛阳博物馆的《钱俶墓志》这样记述：“藩辅固而寰宇宁，车书通而天地一。举千乘之重，请藉有司；炳三台之明，愿拱宸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率宗室3000余人、船1444艘赴汴京，献吴越国13州、1军、86县、55万余户及11.5万余兵卒，是为“纳土归宋”。

吴越国：乱世中的太平净土

在唐、宋之间，中国历史存在一段大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907—979年）。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是为“五代”。中原之外，还存在着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国、南楚、南汉、荆南（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迭，割据政权相互攻伐，兵燹战乱不断，社会生产停滞。南方政局相对稳定，尤其突出的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国。

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兴起于唐末战乱，因战功被唐朝任命为杭州刺史，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被封为越王、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钱镠被封吴越王，建都杭州。吴越国历三代五王，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立国72年。极盛时下辖杭、越、湖、温、台、明、处、衢、婺、睦、秀、苏、福等十三州，大约包括今天浙江省全境、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和福建省东北部一带。

历代吴越王遵从“善事中原”的祖训，秉持“保境安民”的国策，在乱世为百姓撑起了70余载的太平年。其间大兴水利，保障了农业命脉。修筑“捍海塘”有效遏制潮患，设置“撩湖军”疏浚西湖、太湖。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纵民耕之，公不加赋”。组织军队屯垦，“置营田卒数千人，以松江辟土而耕”，达到“境内无弃田”，粮食丰稔。农业的稳定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吴越国的丝织业极其发达，曾一次性向宋朝进贡绢十万匹、绫二万匹。越窑烧造的“秘色瓷”更是巧夺天工，成为进贡中原的珍品。海外贸易繁荣，与朝鲜、日本乃至大食等国均有商船往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换回了丰厚的利润。这些举措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富庶，境内人口从唐末的30多万户增长至“纳土”时的55万余户。

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吴越国偏安一隅，社会安定、经贸发达、文化昌明，成为乱世中的一片乐土，“国祚绵长，百姓幸福”，被誉为“世外桃源”。杭州也因钱氏的经营，被誉为“东南第一州”，在北宋时便赢得了“地上天宫”的美誉。

“纳土归宋”：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

钱弘俶是吴越国最后一位国君，字文德，生于公元929年，杭州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在位30年（948—978年），是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的孙子，吴越国第二任国君钱元瓘的第九子。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一个艰难但明智的决定，既是统一大势所趋，也是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久乱思治，天下统一是历史大势，在经历了唐末至五代十国近百年战乱后，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已成为当时民众最深切的集体渴望。北宋顺应并主导了分久必合这一历史大势，通过“先南后北”战略，先后消灭南方五个割据政权，基本完成长江流域的统一。乾德元年（963年），宋军借道之际突袭江陵（今湖北荆州），节度使高继冲投降，灭荆南（南平），得3州17县；同年，宋军乘势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斩杀割据将领，湖南（武平）并入北宋，得14州66县；乾德三年（965年），宋军分两路攻蜀，后主孟昶出降，灭后蜀，得45州198县；开宝四年（971年），宋军直捣广州，后主刘鋹被俘，灭南汉，得60州214县；开宝八年（975年），宋军攻克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主李煜降宋，灭南唐，得19州108县。随着南唐灭亡，吴越国北、西、南三面已被北宋完全包围，陷入战略绝境。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钱弘俶北上中原朝觐宋太祖。赵匡胤赐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的至高礼遇。《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他这次朝觐返回江南时，宋太祖“取群臣留俶章疏数十轴，封识遗俶，戒以途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宋太祖将朝臣建议扣留钱弘俶的奏章当作“临别赠礼”，这份“推赤心于人腹中”的坦荡，让钱弘俶“感惧”交织，流着泪说“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这为后来的“纳土归宋”决策奠定了情感基础。另据《宋史·礼志》“宴飨”条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弘俶再次奉诏入汴京朝见宋太宗，席间，宋太宗安排了已亡国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南汉后主刘鋹作陪，这是一种沉默的政治语言，行不言之教。随行丞相崔仁冀私下直言：“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宋太宗这种向天下展示“天命所归”、四海统一的威仪之举，对钱弘俶最终下定决心“纳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除了外部条件之外，吴越钱氏家族深受中原儒释道文化多重熏染，这是促成“纳土归宋”的深层次内部动因。

一是儒家忠君爱民思想根深蒂固。钱镠立国之初就奉中原各代王朝为正统，接受唐朝和后梁的任命和分封，临终前留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八字方针。其继任者钱元瓘对后唐、后晋称臣纳贡，钱弘佐甚至把辽朝奉为正朔，钱弘俶也先后向后汉、后周及北宋施以臣礼，因此文献称吴越国为“义忠国”。《钱氏家训》中记载了钱镠三大忠君爱民遗训：“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祖父的遗训是钱弘俶“纳土归宋”的重要因素。

二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巨大。钱镠崇道甚笃，曾帮助高道闾丘方远在余杭修建天柱观，多次举行道教斋醮仪式，历投龙简于洞府名山和太湖水府，在银简告文中自称为“大道弟子”，向上天祈愿“风调雨顺、万姓安康、子孙繁盛”。他的继任者钱元瓘、钱弘俶也都信奉道教、礼待道士。道家“小国寡民”“清静无为”思想，影响了吴越国的治国方略，在乱世中“不兴兵举”，对外“保境安民”避免战事，对内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吴越国在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保持了内部的稳定与文化的多元发展。道教的信仰助推了“纳土归宋”的实施。

三是历代吴越王都崇尚佛教。尤其是钱弘俶酷爱佛教，自称“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他造经幢，刻佛经，建寺院，修宝塔，礼遇高僧，重修灵隐寺，创建永明禅寺，建造六和塔、雷峰塔等，还修建石窟造像。吴越国成为佛教文化中心，被称为“东南佛国”。宋徽宗时陈瓘在其所撰《智觉禅师延寿赞》中，称钱弘俶“归土”受到了永明延寿禅师的规劝：“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惟用师之劝谕，诚用师之劝谕乎？”佛教的悲悯坚定了钱弘俶“纳土归宋”的决心。

在上述要素综合作用下，978年钱弘俶最终采纳了幕僚崔仁冀的进言，决定“纳土归宋”。北宋接纳吴越国土地后，长江以南完整纳入宋朝版图，实现政权和平过渡，成为五代十国中唯一未经战乱完成统一的割据政权。“纳土归宋”后，钱弘俶先后被宋廷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后又辞国号，改封许王，进封邓王。其子弟旧部皆被授予北宋官职，得以妥善安置。端拱元年（988年）八月，钱弘俶于六十大寿当日去世，谥号“忠懿”，葬于河南洛阳北邙山。钱弘俶在邓州修订《钱氏家训》时留下这样一句训诫，“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这正是他对“纳土归宋”的内心告白。

“纳土归宋”：影响深远的和平统一事件

吴越国“纳土归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和平统一事件，这一抉择虽然终结了吴越国70余年的历史，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结束割据混战，推动国家统一。五代十国时期，政权割据混战，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纳土归宋”最直接的意义在于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与南唐后主李煜“欲拒还迎”终致国破家亡不同，钱弘俶的主动归附使江南富庶之地免于兵燹之灾。正如《旧五代史》所评：“唯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苏轼在《表忠观碑》中写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纳土归宋”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睦和谐。钱弘俶“纳土归宋”加速了北宋的统一进程，使中国从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迈向“大一统”格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与国家统一的先例，成为后世推崇的政治智慧与家国情怀的典范，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和平性。

维持地区繁荣，促进经济中心南移。吴越国三世五王励精图治，使吴越地区有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空前繁荣。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使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富庶得以延续，同时推动吴越国融入更广阔的经济体系，促进贸易发展。江南地区纳入北宋统治之后，吴越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源源不断地支持着北宋的经济运行和都城汴梁的繁荣。“纳土归宋”进一步巩固了江南地区作为国家经济重心的地位，推动了两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使杭州“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奠定了南宋定都临安的基础，也开启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荣发展之先河。

加快文化融合，赓续中华文脉。吴越国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文化和饮食文化都极具特色，形成了“东南佛国”“丝绸之府”等地域文化现象。“纳土归宋”后，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吴越的文人、工匠进入北宋中央，推动了南方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北宋书法家苏轼、米芾的书法均受吴越文化影响。吴越精细的丝织技术也间接推动宋朝汴绣的成熟与发展。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工艺被北宋继承并发扬，对宋韵文化产生较大影响。杰出的建塔匠师喻皓被征召到开封建造开宝寺塔，促进了南北建筑技艺的交流。吴越国刻印的佛经补充了中原缺失，延寿禅师等高僧的著作与思想北传，推动了禅宗与净土宗的融合。

保全钱氏家族，成就千年名门。在历史上，因改朝换代而致国破家亡的事件屡见不鲜。钱弘俶“纳土归宋”，不仅使吴越钱氏家族免受王朝更迭伴随的家国倾覆之痛，而且受到了北宋极高的礼遇。宋人编写的《百家姓》中，开篇就是“赵钱孙李”，钱姓排在宋朝皇姓赵姓之后，与钱弘俶“纳土归宋”密切相关。从宋元到明清，钱氏后裔代有人才涌现，仅两宋时期就涌现出320余名进士。近现代江浙一带钱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钱穆、钱钟书、钱玄同、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硕学鸿儒、科学巨匠群星灿烂，都与吴越国“纳土归宋”有着不解之缘。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

以坚强党性引领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价值原点与行动指南，深刻映照着党性修养、宗旨意识与精神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断，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实践根基，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砥砺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思想动力。党性纯则政绩观正，党性强则政绩观实。唯有锤炼坚强党性，方能从根本上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初心之问、使命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确保干事创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断，精准透彻阐明了党性与政绩观的核心关联，为我们把握政绩观的价值立场明确了根本旨归。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政绩观的首要命题，始终是“为谁创造政绩”的价值抉择，其答案就蕴含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之中，集中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从根本上规定了一切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是为人民而创、为人民而享。

党性的纯度，直接决定着政绩观的温度与厚度。党性纯正，则政绩观必然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政绩考量的核心位置，谋划工作先问群众需不需要，推动发展先看群众满不满意，检验成效先查群众得没得实惠。从焦裕禄在兰考沙丘之上呕心沥血治沙治碱，到谷文昌在东山荒岛之上久久为功植树造林，再到廖俊波在政和大山之中埋头苦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们用一生践行党性，把政绩深深镌刻在群众心坎上，用群众的口碑印证了党性与政绩的内在统一。反之，一旦党性不纯、宗旨意识淡薄，政绩观就会偏离正轨，极易陷入为个人“贴金”、为小团体谋利的误区，那些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究其根源，都是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党性弱化、立场错位的结果。

明晰了党性与政绩观的内在逻辑，就明确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每一名共产党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从根本上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筑牢为民初心。要深刻领悟到，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为群众办事；创造政绩的过程，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回应群众期盼的过程；而政绩的优劣高下，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来检验。只有锤炼坚强党性，我们才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正是党性决定政绩观价值立场的深层逻辑所在。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思想方法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核心在于如何科学地“认识政绩”。这一认识论的基础，深植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一切政绩，必须植根于“实际”的土壤、遵循“规律”的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精神的内在要求。党性，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既是党性的试金石，也是正确政绩观的逻辑起点。

坚强的党性是思想上的定盘星，是抵御形形色色错误政绩观的思想屏障。现实中，形式主义热衷于“盆景工程”，官僚主义沉溺于“数字游戏”，急功近利者好大喜功……这些扭曲的政绩观，表象在作风，根子在思想，往往都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党性不纯、思想方法出了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明确揭示了正确政绩观所蕴含的行为逻辑，真正的政绩，必须是实打实、硬碰硬干出来的。具有坚强党性的党员干部，必然尊重客观实际，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发展规律，追求的是符合地方实际和长远需要的、实实在在的业绩；必然葆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这种由坚强党性催生的行为准则，正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生动的践行。

党性锤炼与科学思想方法是内在统一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自觉行动。我们要通过持续的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之变，学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防止决策脱离实际、工作浮于表面。只有坚守党性原则，将实事求是贯穿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全过程，我们的政绩观才能正确科学，发展步伐才能稳健扎实，从而避免在轰轰烈烈中陷入盲目和被动的困境。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实践导向

政绩观不仅关乎“如何认识政绩”，最终还要落到“如何创造政绩”的实践上。党性从来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它既是一种内在的信仰和价值立场，更外化为攻坚克难、狠抓落实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创造真政绩、实政绩的路径，唯有艰苦奋斗、真抓实干，才能把蓝图变为现实。党性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就是对“实干”最有力的诠释。

坚强的党性是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的精神引擎，是抵御“躺平”“摆烂”等消极心态的锐利武器。党性强的党员干部，必然葆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自觉把党的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具体行动。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知道，真正的政绩从来不在文件堆里、不在会议桌上，而诞生于深入一线的调研、破解难题的智慧、脚踏实地的奋斗。相反，党性不强，就容易滋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逃避心理，缺乏直面矛盾、动真碰硬的勇气和决心。这两种不同状态，折射出的正是党性修养的差距，也决定了政绩成色的高下。

鲜明的对比警示我们，实干担当不是抽象的要求，而是党性修养在实践中的集中呈现。我们必须把党性修养融入干事创业的全过程，让实干担当成为党员干部的政治底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抓落实、求实效上，不务虚功、不图虚名。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撑腰鼓劲。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锤炼，激发党员干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和“钉钉子”的韧劲，确保每一项政绩都扎根在深厚的实践土壤之中。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检验标准

政绩观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更内在地包含着“如何评价政绩”的价值尺度。如果说思想方法解决的是认识的起点，实践导向解决的是行动的路径，那么检验标准则关乎政绩的最终成色。党性为每一名党员干部提供了评价政绩的检验标准，那就是必须坚持实践标准、人民标准、历史标准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并强调“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立了“三重坐标”，实践是基座、人民是中心、历史是刻度，三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

坚强的党性，能确保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并运用这一科学的、全面的政绩检验标准。党性纯正，就能超越个人名利和短期效应的狭隘视野，以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追求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政绩。在实际工作中，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看重经济增长指标，更要关注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生态环保；不仅要关注当下发展成果，更要虑及长远影响和历史评价。经常用“实践、人民、历史”这三把尺子丈量自己的工作，及时校准偏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政绩的真伪必须接受实践的反复淘洗；人民是阅卷人，政绩的好坏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历史是最终的见证者，政绩的价值要放在历史长河中审视其长远意义。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警示我们，检验标准的确立只是第一步，让标准真正落地生根、发挥作用，才是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党性教育与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紧密结合。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检验标准”的丰富内涵，自觉将其内化为工作准则，让“实践、人民、历史”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刻度盘。推动考核评价更加科学化、立体化，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看当前成效又看长远影响，切实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重要评价内容，引导党员干部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造福于民的政绩。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每一次奋斗都赢得人民的认可、每一个脚印都经得起历史的回望。

党性决定政绩观的根本保障

正确政绩观不会自发产生，坚强党性并非与生俱来，如果说思想方法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实践导向解决的是行动问题，检验标准解决的是评价问题，那么根本保障解决的则是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党性”直接关联起来，指明了加强党性修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由之路和根本保障。我们必须在持续的学习、实践和改造中不断锤炼升华党性，使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诸于行。

坚强的党性，是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中锻造而成的。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党性锤炼的重要内容，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经常对照党的创新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主动查找在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把握群众需求，让政绩方向始终与人民期盼同频共振。严守纪律规矩，时刻警惕和纠治政绩观上的各种错误倾向，以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正确政绩观保驾护航。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的形成离不开外因的催化。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党性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贯穿干部成长全过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在复杂环境、艰苦岗位、重大斗争中砥砺党性、检验政绩观，让“烈火炼真金”成为干部成长的常态。同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对政绩观出现偏差、造成不良后果的及时提醒、批评、纠正，直至严肃问责，形成锤炼党性、端正政绩观的强大合力。只有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才能让每一名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成就正确政绩观，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开花、在群众心中结果。

政绩观是党性的试金石，党性是政绩观的定盘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显得尤为重要而紧迫。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任务，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根本上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实事求是、实干担当、经得起多重检验的正确政绩观，奋力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出版座谈会26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陈希出席并讲话。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以来，面对摆脱贫困这一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让世界瞩目的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充分发挥口述史“以小故事诠释大战略、小切口映射大时代”的独特作用，还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锻造形成的脱贫攻坚精神，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会议指出，要以该书出版为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做好中国减贫理念、减贫成就的宣传报道和国际传播。要把口述史作为重要研究资源和方法手段，深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党员干部教育。要总结经验做法，高质量推进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口述资料采录与整理工作。

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举办，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受访代表、专家学者、党校学员约100人参加。

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列党课集体备课会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近日，上海市委党校正式启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列党课开发建设工作。3月16日，市委党校举行该系列党课集体备课会，常务副校长曾峻、副校长戴冰出席会议。

曾峻要求，要紧扣材料、深学细悟。全面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讲全讲准、把牢方向。深刻阐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与总体要求。要统筹设计、有机统一。做到总讲与分讲各有侧重、相互呼应，形成逻辑严密的课程体系。要讲稿先行、质量为本。严把讲稿政治关、质量关，精准对接干部教育培训需求，为全市党员干部夯实思想根基、自觉践行正确政绩观，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与能力支撑。

会上，市委党校教务处负责同志介绍了本次系列党课开发建设的总体设想。7个讲题攻关团队分别汇报了课程设计思路并交流了备课疑难点。指导专家袁秉达教授围绕课程提纲，对各讲题进行逐一点评、点拨思路、指出不足，助力课程精准打磨、提质增效。

此次系列党课开发建设工作拟分为“集体备课攻关”与“课程视频录制”两个阶段，将秉持“成熟一门、录制一门、审核一门、上线一门”的原则，坚持精品导向，高标准、压茬推进。同时，注重教研咨一体推进、协同发力，提升课程的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坚持党建引领与教学业务深度融合，将学习教育要求贯穿课程建设全过程，实现党建与教学同频共振。

下一步，上海市委党校还将牵头举办上海市各级党校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集体备课会暨理论研讨会，持续深化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研究阐释，以高质量教研成果赋能全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

本报讯 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日召开校（院）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及广东省委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校（院）学习教育工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展学习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要部署，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站在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和从严管党治党的高度，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突出重点抓关键，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学习教育各项重点任务。牢牢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高质量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主责主业，彰显党校在学习教育中的使命担当。抓好学员学习教育，完善教学计划，及时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教学内容，融入主体班、专题班教学全过程，引导学员不断拧紧政绩观这个“总开关”；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和咨政报告，在全省学习教育大局中彰显党校独特价值；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校（院）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进展成效和先进典型，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广西区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凝聚思想共识。常务副校长（副院长）牛先锋作动员部署讲话。副校长（副院长）谭泽松主持会议，副校长（副院长）潘培庆，校（院）务委员陆鹏、韦海坚出席。

会议指出，讲政绩、树政绩关乎每一名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对全党干部的政治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开展好学习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克服思想误区，纠正思想认识偏差，扎实做好教学工作，夯实科研基础，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要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在深学上下真功、真查上动真格、实改上求实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认真查摆问题，剖析问题根源，健全长效制度机制，坚持立足长远、统筹谋划，坚决防止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确保学习教育常态长效、走深走实。要在实干上下功夫，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强化组织实施、压紧压实责任、认真履职尽责，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以实干实绩彰显党校担当。

在校主体班学员和全体在职在编教职工参加了会议。

（章颖）

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到群众心坎上

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广“理论宣传二人讲”这一宣讲模式，省委宣传部牵头成立“理论宣传二人讲”工作领导小组及专班，负责统筹指导。在工作专班统筹下，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作为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单位之一，承担理论人才支撑、宣讲内容把关等重要职责。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积极响应，将“1名专家学者+1名先进典型”的组合优势转化为宣讲实效，把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语言，以小切口把大道理讲到群众心坎上。

发挥师资优势，在队伍组建上精准发力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一下车，目光就被路旁连片盛开的向日葵吸引……”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党群之家小广场上，花茂村党总支书记彭龙芬正绘声绘色地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到花茂村考察时的情景，听众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过来。一旁的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王芳趁热打铁，结合生动场景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出深入浅出的理论阐释。两人一唱一和，理论与实践交相呼应，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这样的“1+1”组合，理论联系实际，收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省工作专班明确要求，宣讲队伍必须由1名理论功底扎实的专家学者搭配1名实践经验丰富的先进典型。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迅速从全校（院）遴选骨干教师，建立宣讲师资库，并指导市、县党校同步组建。各地党校（行政学院）结合本地实际，将党校教师与村支书、劳模、产业带头人等结对子，确保每一支队伍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后，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第一时间推荐遴选11名骨干教师加入省委宣讲团，累计开展宣讲313场，直接受众2.7万余人次。全省各市（州）党校（讲师团）开展相关宣讲6226场，覆盖受众24.3万余人次，创下单一主题宣讲场次和受众人数的新高。中宣部相关负责同志在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听完宣讲报告后评价：“想不到‘理论宣传二人讲’宣讲效果这么好，想不到贵州下这么大的决心来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省里专门成立工作专班，系统性推进这项工作。”

创新培训机制，在能力提升上持续用力

宣讲队伍组建起来后，如何让“1+1”真正产生“大于2”的效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把培训提升作为关键环节，明确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承担宣讲队伍的常态化培训任务。

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探索出一套“沉浸式备课”机制。每场重大主题宣讲前，先组织党校教师和基层先进典型共同改稿，反复打磨宣讲稿，确保理论观点准确、实践案例鲜活；再通过现场观摩、交叉试讲、专家点评等方式，让搭档双方在磨合中形成默契。各地党校（行政学院）也因地制宜创新培训形式，有的组织宣讲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调研，有的邀请往届优秀宣讲员分享经验，有的开展宣讲技能大赛以赛代训。

在修文县融媒体中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毛菲与陈海兰老师采用“理论+案例”的二人讲形式阐释文化体制改革。现场一名干部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接地气，特别是‘媒体融合’案例让我们找到了工作突破口。”另一位听众谈道：“两位老师配合默契，政策解读精准，对我们破解基层宣传工作瓶颈很有启发。”这场宣讲的成功，正是前期系统培训的成果体现。

拓展宣讲阵地，在资源下沉上协同发力

省工作专班明确提出，宣讲不能停留在机关和讲堂，必须走进基层、走进群众。党校（行政学院）充分发挥四级联动优势，推动优质宣讲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理论宣讲覆盖到全省每一个角落。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水城村水头大寨议事广场上，麻江县委党校讲师刘运辉与贵州省劳动模范、水城村党支部书记罗传彬搭档宣讲。刘运辉提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气从哪里来”的问题，罗传彬则结合村里实际情况，用身边事讲解人才的重要性。一问一答之间，党的二十大精神悄然入心。

天柱县创新打造“金凤新声”理论宣讲品牌，通过“文艺讲堂+侗戏山歌+新媒体传播”的立体模式，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的深度融合。该县组建60多支宣讲队伍，在传统歌场、风雨长廊等场景中开展150余场活动，线上线下传播覆盖30万人次。

贵定县宝山街道高原村采用“苗语+汉语”的双语模式，理论宣讲员刘代兵先用汉语系统阐述政策，本地宣讲员杨娜娜再用苗语结合村里实际变化进行讲解，让政策宣讲变得可感可触。这种接地气的宣讲方式，正是党校（行政学院）推动宣讲资源下沉、因地制宜开展分众化宣讲的生动实践。

拓展线上阵地，在传播创新上彰显活力

在线下宣讲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省工作专班高度重视线上阵地的开拓。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积极拥抱新媒体，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理论传播的“最大增量”。

2025年，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录制的“理论‘黔’言·言之有理”10期宣讲微视频，在“动静贵州”等主流平台上的浏览量累计达330万。《“黔”进的力量》已制作播出80余期，总浏览量突破1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雷德雨和黎平县委常委杨秀智结对子，以新时代学习大讲堂为平台开展的线上宣讲，有40万听众同时在线。

从花茂村的小广场到麻江县的水头大寨，从修文县的融媒体中心到线上的学习大讲堂，贵州党校（行政学院）在省工作专班的统筹下，将“理论宣传二人讲”打造成了一张亮眼的理论宣讲名片。用百姓的话语、身边的例证、群众的故事，把理论讲到群众心坎上，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安怀宇 史亮）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会议专题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 3月18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范永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体校（院）领导，各处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全国两会是在“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校（院）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政治站位要再提高，在深学细悟中把握精髓要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准确把握全国两会提出的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切实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主责主业要再聚焦，在服务大局中展现党校担当，将全国两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与党校职能深度融合，精心打磨专题课程，深入开展研究阐释，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教学科研咨政成果；作风建设要再深化，在知行合一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教职工以实干担当检验学习成效；重点工作要再抓实，在对标对表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对照年度工作要点，细化任务清单，夯实主体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重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党校智慧和力量。

（路露）

广东省中山市委党校探索教师全链条队伍建设体系

本报讯 广东省中山市委党校深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逐步形成符合党校发展特点的全链条教师队伍建设体系，赋能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政治引领机制，推进教师队伍建设“铸链”。将政治标准贯穿教师队伍建设全过程，在选、育、管、用各环节强化政治引领。严把“入口关”，健全招聘准入机制，将政治立场和党员身份作为基本要求，全面审查思想政治状况。强化“培育关”，完善教师党性教育与专业发展融合机制，将其纳入继续教育必修内容。细化“管理关”，建立“教研部—校长办公会—全校试讲”的三级联动审课制度，健全教师授课准入机制。优化“使用关”，将政治表现和工作业绩作为人才推荐评选、年度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确保人才队伍政治过硬。

构建双向引才机制，推进教师队伍建设“造链”。科学调整编制结构，将专职教师编制占比提升至40%。聚焦“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要求，实行公开招聘与靶向引进双向发力，重点吸纳博士、副高以上职称人才及学科带头人。2020年以来，成功引进博士15名、硕士5名。现有专职教师24人、博士17人、教授2人、副教授8人，博士占比达70%，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占比达41%，40岁以下教师占比达66%，形成结构合理、梯队完善的师资队伍格局。

构建业务训练机制，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强链”。强化教学练兵，推行“讲题选定—教师备课—教研部试讲—讲义评审—全校试讲”全流程磨课，组织教学观摩、跟班锻炼，全方位淬炼教师教学能力。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打破部门学科界限，实施大部制联动，组织教师集体攻关重大课题，促进教研水平整体提升。坚持知识更新，3年内共组织教师104人次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广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等参加师资培训。实施“青年教师导师制”，由副教授以上教师“一对一”指导青年教师在课程开发、教学研究与学术攻关上实现成长。教师专业素养全面提升，连续4届共4门课程获评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1门课程获评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近3年完成课题立项81项，公开发表论文167篇，获得省级、市级等各类科研奖励52项。出版干部教育培训教材2部、学术专著和译著4部，其中《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研究——基于深中一体化的实践与探索》荣获第二届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教材奖。

构建实践锻炼机制，推进教师队伍建设“补链”。制定专职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制度，选派优秀教师23人次到全国组织干部学院、西藏自治区等地挂职锻炼，到市“百千万工程”，“工改”、治水等重要专项任务，镇街基层一线“蹲苗”历练。坚持教研与实践相贯通，推动实践成果转化，组织实践锻炼教师编著《开拓高质量发展新空间》等本土教材并由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公开出版发行，开发案例教学课程纳入主体班教学，编写实践案例入选省级创新案例库，锻造既懂理论又擅实战的复合型党校人才。

构建正向激励机制，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延链”。制定实施教学科研量化考核，破解绩效工资与业绩挂钩难的问题。推动专业技术岗位扩容，为岗位晋聘预留充足空间。突出岗位聘用业绩条件，实现教学科研工作量考核与专技岗考核聘用工作的有效衔接，有效发挥岗位管理激励作用。将教师纳入高层次人才政策支持范畴，落实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人才保障措施，提高教师年度体检标准。鼓励创先争优，开展教学、科研、咨政标兵以及青年标兵评选，近3年共表扬个人奖项105项，形成了充满活力、有利于党校教师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

新时期党校报刊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提出，党校（行政学院）“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是党和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重要智库”，要“切实发挥思想引领作用，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条例》为新时期党校报刊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对新要求，党校报刊必须找准自身定位，发挥“阵地、机构、智库”作用，履行好思想传播媒介、学术交流平台和舆论引导窗口的具体职责，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能做、怎么做”的实践转化。

提升转化能力与传播效能，当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宣讲者。党校是党的学校，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当好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生力军。党校报刊要把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重要任务，紧跟理论创新步伐，组织引导学者及时、准确、深入地开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解读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策划组织专题出版和特色栏目，将最新理论成果转化为报刊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尤为关键的是，借助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和大模型等工具，创新思想文化宣传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内容生产—平台支撑—多维传播”的媒体融合发展路径。例如，打造集约化内容平台、开发多元化的理论宣传与思想文化音视频产品、构建面向不同读者群体的精准推送机制等。采用“学术话语+大众表达”模式，通过增设“理论札记”“热点笔谈”等轻量化栏目，邀请学者用通俗语言解读重大政策，提升理论内容的多形态呈现与即时化传播能力，增强创新理论的亲和力与感染力。

增强研究深度与阐释力度，当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坚定维护者。党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育和宣传的重要阵地，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毫不动摇站稳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党校报刊要积极发挥思想引领和理论支撑作用，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通过持续开设经典作家著作研读专栏，组织并引导广大学者深入进行原文解读、学理阐释、时代价值探讨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讲清楚、讲深刻、讲透彻，全面展现其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深厚的真理力量与持久的精神动力。党校报刊是推动理论研究工程化、成果化、学术化的重要载体，要依托党校系统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独特的学科优势，紧密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等重大时代课题，通过开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进展”“经典与当代”等特色专栏，系统化、专题化地推出一批有思想分量、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文章，切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同时，可通过策划学术会议综述、高端论坛观点集萃等，有效扩大党校学术思想的辐射面。

强化阵地意识与学术担当，当好用党的意识形态引导社会思潮的可靠排头兵。党校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要用好平台优势，始终做党的意识形态的有力倡导者、践行者、推动者，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党校报刊要坚持“党校姓党”原则，筑牢思想防线，始终把政治性摆在首位，将旗帜鲜明讲政治落实到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校出版等各环节，牢牢把握正确的办刊方向、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服务好教学、科研、决策咨询和队伍建设等重点任务，不断提高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水平。要保持高度政治敏锐性，建立健全内容审读与政治导向评估机制，确保报刊内容观点正确、立场坚定。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党校报刊不能“失语”，要更“善语”。要积极倡导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营造积极健康的学术氛围，鼓励学者在平等理性基础上开展学术观点交流与争鸣，通过设立“思想争鸣”“热点辨析”“重大时事专题研究”等讨论板块，引导学者科学辨析各类社会思潮，在重大节点、针对重大问题积极发声、正确发声，提升学者对学术动态的敏锐度、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激发学术创新活力，并带动党校系统乃至社科领域学术规范水平整体提升，彰显党校报刊在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上的引领价值。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将“两会声音”送达学员

本报讯 3月17日，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全国政协委员王小龙受邀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的“代表委员话两会凝心聚力谱新篇”春季学期第一批学员临时党支部联合主题党日活动。现场，马慧娟、王小龙分享履职感悟、传递两会精神，与学员们面对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一线、为民发声的故事，引导广大学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实干笃行，凝聚起奋进“十五五”、建功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这堂党课别开生面、鲜活深刻，马慧娟代表的民情笔记本，记的是乡亲们的急难愁盼，彰显的是人大代表的初心担当，让我深受触动。作为青年干部，更要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中青一班学员马喜兰感慨道。“王小龙委员钻研技术、攻坚克难的工匠精神令人敬佩，也让我更加明确，基层发展更需要创新思维、实干作风。我会把两会精神转化为推动乡镇发展的具体行动，以实干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进修班学员周勇说。

本次活动打破传统理论授课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式学习为主线，以一线实践为教材，让党性教育既有深度又有温度。马慧娟扎根基层的为民情怀、王小龙深耕工业母机近30年的攻坚精神，成为学员们锤炼党性、砥砺担当的生动范本。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享两会难忘瞬间、讲述履职初心，到展示民情笔记本、分享行业收集“技术流”，再到学员面对面互动提问交流，一个个鲜活的履职故事、一次次真诚的思想碰撞，让学员们近距离感受两会温度，体悟初心使命。

在互动环节，学员围绕宁夏培育新质生产力等话题踊跃提问，代表委员的细致解答让学员既深化了对两会精神的理解，更明晰了实干方向。

（任嘉伟）

创新基层干部教育培训跟踪问效机制

为解决“训前训后一个样”“学用脱离”等干部教育培训痛点，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创新干部教育培训跟踪问效机制，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学员所在单位通力合作，既在“训”上严管厚爱，确保干部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与业务知识；更在“效”上精准发力，聚焦思想政治建设、履职尽责能力和工作质效完成情况，扎实推进培训成果转化。

全流程构建督学机制。训前教育提醒，激发学习内生动力。学员单位主要领导和组织部按照培训性质，在训前与参训学员开展专题谈话，明确培训核心目标、学习要求及纪律规矩。2025年以来，参训单位与学员共签订了3366份培训承诺书，引导学员提高学习的政治站位，激发主动学习、深入钻研的自觉性。训中严格管理，筑牢过程监督防线。培训中，县委党校详细记录干部参训出勤情况、理论课堂专注度、专题研讨互动参与度等关键细节，动态跟踪学习状态，精准衡量干部对学习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和主动意识，杜绝培训“走过场”“混日子”现象。训后检验，夯实理论学习根基。2025年以来，通过组织726人次结业闭卷考试、1239人次提交培训心得体会、143人次撰写高质量党性分析材料等方式，系统考查干部对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党纪党规等内容的理解深度、掌握精度和运用熟练度，确保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多渠道印证培训质效。听内部履职评价，掌握能力提升实情。聚焦培训后学员在业务处置、团队协作、责任担当等方面的表现情况，2025年共收集143名主体班次学员所在单位领导、同事的点评意见，精准掌握学员训后履职能力提升幅度。听跨部门数据佐证，强化评价公信力。与纪检监察、智慧信息服务中心等部门建立横向联动机制，归集群众投诉量、工作完成率、任务超时率等量化指标，以硬性数据支撑评价结果，避免主观臆断，让评价更具真实性和说服力。听服务对象口碑，反向检验转化成效。聚焦政策落实成效和民生服务质量，广泛收集服务对象、基层群众的满意度评价及改进建议，以群众口碑反向印证培训成果转化实效，2025年重点针对中青班学员，开展了102人次面对面交流、51人次问卷调查和51人次工作成果汇报。

深层次探寻学用转化情况。聚焦重点靶向调研，核查学用转化进度。以党的创新理论、党性教育学习、履职能力等课程为基础，围绕县域经济发展、人才建设等核心内容，开展靶向调研，2025年，组织中青班学员分组调研，形成10篇咨政报告呈送县领导签批，精准核查干部对核心理论的理解是否从“认知”向“实践”转变，从“会说”向“会用”升级。围绕实践难点座谈，探讨破解之法。组织主体班学员开展17次专题座谈会，引导学员主动分享运用培训知识时遇到的困惑、采取的应对之策及取得的实际突破。案例问效实证转化，具象化展示成效。组织各类班次82名学员参加珙县“红色薪火工程暨兴珙菁英”优秀干部选拔考试，91名科级干部参加珙县“年轻科级领导政治素质测试”，要求撰写培训所学与工作结合的案例，明确案例中的核心知识点、具体应用场景、实施推进过程及问题解决办法，让培训转化细节可感可查。

精准赋能学习成果应用。建立动态跟踪档案，筑牢问效数据基础。落实“季度一了解、半年一小结、年度一总结”机制，实行“一人一档”问效档案管理，系统归集培训表现、成效评价、转化情况等问效资料。精准研判培训薄弱环节，找准培训改革方向。综合分析干部思想政治建设、履职尽责能力、工作质效完成情况，找准干部成长堵点和培训成果转化薄弱环节，针对性优化培训课程设置与服务管理，让跟踪问效成为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风向标”。强化结果运用，放大问效综合价值。将跟踪问效档案整理提交组织人事部门，作为选人用人、评先评优的参考依据；及时向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反馈研判结果，为单位培养任用和干部自我提升提供参考。自跟踪问效机制实施以来，已提拔重用36名主体班学员到领导岗位工作。

干部教育培训是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干部干事创业本领的关键举措。珙县通过构建跟踪问效机制，让跟踪问效既有“硬指标”约束，更有“软件”支撑，实现干部教育培训从“重过程”向“重结果”、从“一次性输入”向“持续性赋能”的转变，为地方高质量发展锻造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骨干队伍。

（作者系四川省珙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以改革创新精神高质量推进基本培训

“根据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要求，开展好基本培训和其他重要培训”，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开展基本培训，强化顶层部署、突出规范办学、注重资源整合，通过系统性谋划、创新性实践、持续性优化，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基本培训任务同质等效落地。

强化顶层部署，高位统筹推进

以高位推动凝聚合力、以精准攻坚补齐短板、以系统谋划破解难题，努力为基本培训工作顺利推进提供坚强保障。

专班高位推动。成立常务副校长（副院长）任组长的基本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校（院）开展基本培训的部署、协调、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建立“单月督导、双月调度、季度推进”工作制度，从培训进度的精准把控到资源调配的高效整合，从政策落地的细节督导到难点问题的集中攻坚，全方位实行动态跟踪、闭环管理，实现问题“一对一”破解、堵点“点对点”疏通，为基本培训任务高标准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系统整体谋划。通过深入调研、梳理问题、科学分析，破解落实基本培训各项任务的痛点难点，制定涵盖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方法创新、评价机制改革等多维度的基本培训实施方案。方案紧扣基本培训工作核心目标，明确总体要求、基本原则、重点举措和组织保障四大板块内容，为抓实基本培训提供了具体规划，将教学改革融入教育培训全过程，确保措施可落实、能执行、有实效。

拓宽合作视野。以开放思维谋划办学新格局，深化与兄弟党校的战略合作，组织东北三省一区党校（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交流活动，拓展办学途径、增进互学互鉴。开展学员跨域交流、教师跨域授课、班级跨域考察，探索实施跨区域融合办班，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基本培训走深走实、提标提档。

突出规范办学，充实培训内容

进一步改进培训设计、加强课程建设、打造培训品牌，做到工作围绕基本培训展开、资源向基本培训聚集，有效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

全面规范培训设计。在省委组织部支持下，厘清全省党员、干部培训底数与需求，科学统筹进修班、培训班、专题研讨班、理论研修班、师资培训班等5类12个基本培训班次任务量。依托龙江干部教育信息平台，根据组织调训、干部参训等全流程数据，合理规划办班频次和时序，推行“长短期结合、多班次并行”的培训模式，实现办学资源利用最大化。通过智慧校园平台自动识别学员往期参训情况，有效解决重复培训、多年不训问题，大幅提升调训精准度。

加强特色课程建设。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打造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同时，积极推进特色课程体系建设。一是聚焦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立足地方发展实际，打造“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破解民营经济偏弱难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等现场教学课程。二是引入行动学习法、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模式，打造“守护‘耕地中的大熊猫’——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的实践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哈尔滨冰雪旅游火爆‘出圈’的理性思考”等实践解读课程。三是积极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和基层实践进课堂，通过领导干部讲案例、现场一线看实践、学员论坛话落实等方式，提高特色课程质量。

培塑优质教学品牌。在坚持常规办学、提质扩优基础上，匠心铸造党校教学品牌，持续提升办学影响力。聚力打造“初心学堂”党性教育教学品牌，采取“亲历者口述历史”“先进模范现身说法”等形式学思想、守初心、强党性，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有情怀的人讲情怀，有觉悟的人讲觉悟，内聚党校力量，外塑党校形象，让学员在党校“熔炉”中反复淬炼、接受教育。创办“新知识大讲堂”，聚焦人工智能、生物经济、金融财税等前沿知识，在全国范围内优选师资，积极与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知名专家学者以及省直单位领导干部对接，为学员呈现高水平的前沿知识讲座。

注重资源整合，凝聚系统合力

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聚焦基本培训重点任务，推出教学指导、师资培育、办学协作、资源共享等务实举措，加强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资源整合，推动多方联动、同频聚力、同题共答。

加强业务指导。建立定点联系机制，采取结对子的方式，每位校（院）委会成员联系两所市（地）委党校和部分县（市）委党校，每年深入专题调研不少于2次，精准掌握基层党校的实际运行情况，及早发现并帮助研究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编制工作档案资料，常态化跟踪问效，加强与联络点之间的经常沟通，推动基本培训工作上下联动、整体提质。组织召开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基本培训专项调度会议和工作指导会议，常态化开展业务指导。对全省市（地）、县（市、区）委党校基本培训班次计划、学制安排、课程设计、队伍建设和办学条件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研，及时回应基层党校需求，着力解决市县党校开展基本培训遇到的难题。制定发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单元课程设置指导意见》《“党性教育”单元课程设置指导意见》《“提高履职能力”单元课程设置指导意见》，采取“下沉指导+远程线上答疑”方式，切实加强对市县党校业务指导的针对性。

资源深度融合。建设省委党校基本培训数字课程资源库，录制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等单元基本课程，已完成首批基本课程的筛选与入库工作，供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培训使用。广泛开展贯通融合，采用“点单式”和“靶向式”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有组织的送教送课活动。通过省级党校专家把控理论框架、市级党校教师骨干统筹区域特色、县级党校教师提供一线素材的方式，聚力开发20余个教学案例，合力编写教材，助力基层党校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积极联动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行业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外部资源，推动社会教育力量与党校体系深度融合，着力解决基层干部教育培训承载能力不足问题。推动地市级党校牵头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划片培训和全域联动培训有机结合，着力提升培训的覆盖面与实效性。

〔作者系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系统推进市域党校一体化建设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遵循的原则之一，强调要“注重统筹谋划、整合资源，不断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山东省济宁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贯彻落实《条例》要求，聚焦基层党校资源分散、发展不均、协同不足等问题，从凝聚思想共识、健全长效机制、整合优质资源、强化创新赋能四个维度系统推进党校一体化建设，推动全市各级党校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凝聚思想共识，明确一体化建设发展方向。凝聚思想共识是推进一体化建设的先导。一是始终把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贯穿一体化建设全过程、各环节，嵌入制度设计、课程开发、科研选题、人才培育等各项工作，建立市县镇三级联动理论学习机制，常态化组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与研讨，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确保各级党校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守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二是召开全市各级党校一体化发展推进会，深入学习领悟《条例》要求、系统分析基层办学短板，引导各级党校深刻认识到，一体发展、协同发力是破解基层办学难题、提升整体办学质效的关键路径，形成一体化建设共识。三是通过跨层级业务交流观摩、联合开展党性教育实践、建立常态化工作联络机制等务实举措，打破层级隔阂与地域界限，增进各级党校合作交流，营造上下一心、协同共进的良好氛围，为一体化建设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健全长效机制，筑牢一体化建设制度支撑。健全的制度机制是一体化建设扎实推进的重要保障。一是构建三级联动指导机制。建立“班子成员包片联系+业务处室指导赋能+基层党校反哺增效”的业务指导立体网络，市委党校班子成员定期下沉一线调研，聚焦课程开发、课题研究等难题现场办公、精准破题；业务处室针对教学、科研等核心业务提供“点对点”专业支持；基层党校主动对接资源、反馈发展需求，同步梳理一线实践案例、总结创新工作做法，为市委党校优化顶层设计提供鲜活实践支撑，形成“上级解忧赋能、下级增效反哺”的良性互动。二是完善双向评价激励机制。打破传统“上级评下级”单向考核模式，创新实施市县镇党校“双向互评”制度，由下级党校评价上级业务指导的精准性与实效性，上级党校评估下级工作落实的创新度与贡献度，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评优激励直接挂钩，既压实市级党校统筹指导责任，又充分激发基层党校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评建结合、以评促优”的长效循环。三是搭建闭环制度保障机制。系统构建“1+N+X”一体化建设制度体系，制定《关于推动全市党校事业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划共商、资源共用、质量共控、成果共享、责任共担”五项工作原则；分领域将宏观原则细化为教学协同、科研协作、人才共育等20余项专项制度，同步开发流程化、工具化操作手册，把抽象要求转化为可落地、可评价的具体举措，为一体化建设筑牢坚实制度根基。

整合优质资源，打通一体化建设实践路径。资源整合是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抓手。一是共建教学资源体系，打造全域协同的“大教学”格局。推动市县镇三级党校联合开展课程共建，推行“名师牵手、双向互认”模式，共建课程资源库，实现优质课程统筹调配；整合82个教学点构建“1+7+N”现场教学体系，形成8条教学特色精品线路；通过集体备课、观摩评课等方式，将案例教学、互动研讨等先进教学模式下沉基层，推动基层党校教学水平不断提升。二是共建科研资源平台，打造联动攻关的“大科研”体系。组建全市党校系统跨层级智库合作团队，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地方中心工作开展选题共商，发布选题指南和“揭榜挂帅”项目，确保科研工作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推行课题研究“双负责人制”，推动市县镇三级党校教师跨领域联合攻关，全年立项省级课题42项、市级课题166项；搭建《咨政参考》决策服务直通车，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转化，75篇联合研究成果获各级领导签批，其中3篇获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切实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决策效能。三是共建人才资源生态，打造梯队发展的人才队伍体系。联合实施“青蓝结对”工程，组织市县党校骨干教师与基层党校教师结对帮带，选派教师上挂下派、一线历练，有效破解基层党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难题；实施党校教师履职能力提升工程，举办AI教学应用、高层次文章撰写等专题培训18期，覆盖市县镇党校教师779人次；整合全市党校专兼职教师建立师资共享库，全年开展“名师送教”“送教下乡”活动，惠及基层干部党员2万余人次，有效弥补基层党校师资力量短板。

强化创新赋能，保持一体化建设持久活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创新数字赋能模式。依托省委党校“党校云”平台，建成覆盖全市党校的“数智赋能”一体化平台，整合“教、研、学、管、评”全链条核心业务功能，实现课程资源在线共享、科研协作线上办理、管理服务“一屏统览”，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基层，让基层党校足不出户就能共享优质资源，科研课题平均完成周期缩短30%，全面提升一体化建设协同效能。二是创新特色发展路径。激发基层党校发展内生动力，坚持统一办学标准与特色发展相结合，鼓励基层党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打造“一校一品”办学特色，指导各县区党校深度挖掘本地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等特色资源，开发特色教学线路、精品课程和本土教学案例，在全市党校一体化发展框架下实现差异化发展，既以一体化建设带动基层党校办学水平整体提升，又以基层党校特色发展成果反哺全市党校系统建设。三是创新动态优化机制。构建“创新突破—问题梳理—经验总结—升级迭代”动态优化闭环，针对办学瓶颈弱项，连续3年组织县级党校开展创新突破项目研究，定期交流推广创新经验，系统梳理新问题、新诉求；成立专项工作组，及时将基层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固化为制度规范；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持续优化制度机制、资源配置和协作模式，确保一体化建设更加完善，为党校事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三聚焦三强化”提升党校课题研究质量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提出，“加强有组织科研，创新管理服务工作”，对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通过有计划、有协作、有管理的组织形式，聚焦选题谋划、过程服务、激励考评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推动课题研究从“兴趣驱动”向“目标导向”转变、从“单兵作战”向“团队攻坚”转型，高端课题立项实现增量提质。2025年，校（院）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共立项8项，科研工作水平显著提升，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的能力明显增强。

聚焦选题谋划，强化借智汇力，把准科研“方向盘”。选题是科研工作的起点，更是决定研究价值的关键。校（院）始终坚持把政治引领贯穿选题全过程，以精准选题赋能高质量研究。一是锚定核心研究方向。科研选题严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三个定位”，构建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支撑有力的科研选题体系，确保研究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二是发挥学术委员会把关作用。由各教研部资深教师组成校（院）学术委员会，创新采用“双轮驱动”论证模式，对申报选题开展精细化筛选培育。首轮论证聚焦“筛选提质”，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以学术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为重要标尺，筛选出聚焦党的中心任务、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选题，确保研究方向正确、精准；次轮论证侧重“培育打磨”，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筛选出的优质选题申报教师进行一对一、多对一深度辅导，重点梳理论证逻辑、完善研究设计、规范申报文本，为高水平成果产出夯实基础。三是深化校内外专家协同。通过召开“科研精准选题工作座谈会”“边疆治理研究系列论证会”等活动，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及国内知名研究院所专家学者开展线上指导，借助外部智慧提升选题申报成功率。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多轮评估研讨，按“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学术创新”三项核心指标量化评分、综合排序，对排名前10的优质选题给予重点孵化和资源倾斜，集中科研力量实现重点突破，有效规避内部同质化研究。四是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打破教研部门与教辅部门之间的传统界限，以机制创新破解体制壁垒，校（院）牵头组建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民族学等多领域的复合型专家团队，促进不同学科研究深度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凝聚“攥指成拳”的集成优势，释放专业互补的“聚变效应”，全面提升申报团队综合竞争力。五是激活学员实践资源。定期举办学员论坛，深入挖掘学员“两带来”中的实践素材，将基层治理经验、现实发展难题转化为科研选题来源，让研究更接地气、更具实践说服力，实现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

聚焦过程服务，强化论证辅导，筑牢质量“防火墙”。坚持把过程管理作为提升研究质效的关键抓手，以全链条服务保障成果质量。一是创新论证辅导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论证形式，通过视频会议、现场答辩等多种方式提升论证严谨性，按学科分组开展“选题—文本—答辩”全过程闭环辅导。建立两轮分学科评审机制，所有项目均经专家全程跟踪评审，首轮聚焦选题价值与框架逻辑，次轮重点优化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累计邀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和重点高校知名专家80余人次，为近百位申报教师提供针对性修改意见，全面提升选题精准性、论证充分性、研究新颖性和文本规范性。二是规范申报审查流程。严格对标国家社科基金申报要求，制定并下发标准化文本模板，强化对申报材料的规范性把关。审查工作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又突出质量评估，重点核查文献综述的时效性与全面性、研究框架的严谨性与逻辑性、研究基础的扎实性与真实性。针对发现的问题提供一对一书面修改意见，确保研究设计科学合理。三是严把报送审核细节。对申报材料的格式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材料整洁规范、目录清晰。建立申报材料备案留存制度，要求申报教师将电子版与纸质版同步提交科研处归档，既防范数据丢失风险，又构建完整的申报管理档案，实现全过程可追溯。

聚焦激励考评，强化导向作用，激活科研“动力源”。健全以质量和贡献为核心的激励考评体系，以科学机制引导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多出精品。一是构建阶梯式培育链条。充分发挥校（院）级课题“蓄水池”作用，建立“育苗—选苗—炼苗”培育机制，将年度申报未入选的高级别课题列为“优质苗种”，择优纳入校（院）级项目库重点培育，通过持续支持与反复打磨，推动其尽快成长为申报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种子选手”，形成层级联动、梯次推进的课题培育格局。二是完善激励配套措施。突出科研绩效“指挥棒”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分配机制，让产出高端成果、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获得相匹配的回报。积极引导科研人员将校（院）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深度转化为核心期刊论文、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精品教学课程及学术专著，既提升科研工作价值，又为申报高层次课题厚植基础。三是发挥管理服务效能。严格执行《校（院）科研课题经费管理办法》，实现经费使用与绩效评价挂钩，预算审核、报销流程全程透明化。将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立项结果纳入部门年度考核核心指标，压实工作责任，激发组织能动性，形成“人人重科研、齐心攻难关”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处〕

哲人其萎 道义长存

我在哈贝马斯去世当日就获悉了其驾鹤西去的消息。在感叹网络通信快捷的同时，一股强烈的怀念之情不禁从心底涌出。与哈贝马斯交往的几个片段也仿佛在眼前重现，挥之不去，仿佛他只是远离自己的视线，颇似白居易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中所云，“忽忆故人天际去”。

1998年，受国家基金委资助和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邀请，我获得了一次以高级访问学者的名义赴德访学的机会，为期一年。担任此次合作导师的是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同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阿尔布雷希特·韦尔默。此次访学我为自己确定和申报的研究课题是“德国现代哲学及其前沿问题研究”，其中也将哈贝马斯的交往及其商谈理论列为研究重点。韦尔默同哈贝马斯一样也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曾师从哈贝马斯，并担任过哈贝马斯的助手。与韦尔默合作，无疑为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颇为便利的条件。他对于哈贝马斯的交往及其商谈理论给予充分肯定，基于法兰克福学术传统的视域，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及其商谈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重新赢得了连接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历史视域，并强调其民主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他对该理论也有所保留，认为该理论过于肯定商谈原则的规范性力量。访学期间，我与哈贝马斯建立了书信联系。在得知他已定于1999年4月访华并将进行一次演讲以后，也表示甚为期望他能够在访华期间到本人所在单位作一次学术演讲，并以部学术委员会的名义向他发出邀请。1999年2月，因访学期限已到，我离开柏林自由大学回国。回国后，撰写了长文《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后在《哲学动态》2000年第6—7期连载），向国内学界系统地介绍和报道了德国哲学发展的近况，其中对哈贝马斯的交往及其商谈理论以及其在德国学界的广泛影响作了重点描述。

哈贝马斯计划的访华之行因故延迟到2001年4月才得以实现。事前，我从友人那里得到他即将来华的消息，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哲学部领导和校方进行了通报。校领导对此很重视，在访华邀请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邀其演讲一事很快就确定下来。在哈贝马斯抵京的第二天，我受邀参加了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为其举行的欢迎晚宴，并有机会与哈贝马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哈贝马斯此次访华总共进行了八场、五个专题的演讲，我参加了其中在京的三场，其他场次由于有教学工作和行政事务缠身而未能参加。所参加的三场演讲的主办单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和中央党校。

17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作演讲是哈贝马斯访华的首场演讲，题目是《论人权的文化间性》。这一题目的内容源自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一书的一个章节，原标题是《论人权的合法性》，面对和回答的是这样一个课题：人权的实质和普遍性以及人权在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中的当代境遇。哈贝马斯认为，人权思想主要不是源于西方文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而是源于对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作出回应的尝试。也就是说，人权无疑具有普遍性，其普遍性就在于它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基于这一理解，哈贝马斯强调人权与法治国家、体现人权的个体主义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密不可分，并据此批评了认为人权背后可能隐藏某种社会集团特殊利益的西方理性怀疑主义、反对人权世俗合法性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及亚洲普遍奉行的共同体主义。演讲结束后，进入现场互动环节。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与西方普遍实行的市场经济有异，即政府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是否有可能走一条经济上为市场经济而政治上既继承东方共同体主义文化传统的精华同时又吸收西方个体主义法律制度的长处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或许我说出了大家都想提出的问题，会场竟随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哈贝马斯在首肯这一提问后回答说：提问者肯定比我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有可能建立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至于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具有何种形式，哈贝马斯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我想，或许当时他对中国国情的既有认识和了解还不容许他对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作出肯定和明晰的判断。据知情人士说，他在演讲前夕，临时匆匆将演讲稿中原有的“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之类的说法均改成了“中国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

哈贝马斯于19日上午在清华大学所作演讲的题目是《论实践理性的语用学、伦理学和道德的应用》。哈贝马斯将此次演讲的内容聚焦于他自己所创立的商谈伦理学。该伦理学既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具体化，也是其商谈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同时与其商谈法学和商谈政治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后两者的基础。因此，触及了其交往及其商谈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他在演讲中指出，实践理性的传统应用主要体现在语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三个层面。这三种实践理性的应用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体现了实践理性的功能，但却忽略了实践理性在交谈、商讨中的应用，而这种应用实际上在实践理性之语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诸应用层面都可以找到其位置。这样，哈贝马斯据此阐明和论证了其商谈伦理学的根据和合理性。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其商谈伦理学的主旨在于，对道德“绝对命令”予以商谈理论上的解释，提供对道德规范应用之自身权利的商谈意义方面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着重阐明和强调了其商谈伦理学的“绝对命令”，即正当的或有效的规范，就是所有参与商谈的当事人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都同意并都能够自愿遵守的规范。借此，哈贝马斯为其所倡导的协商性程序民主规定和悬设了至高标准和目标。

哈贝马斯于24日下午在中央党校所作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哈贝马斯的演讲。在民族国家问题上，哈贝马斯鲜明地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全球主义立场：宣判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压力下的失效，并倾心致力于推动民族国家向“后民族社会”转型以及与此相连的社会民主的普遍化。在演讲中，哈贝马斯指出，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于，它是一种解决早期现代社会一体化形式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但是在今天，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化和全球化进程将最终推动其向“后民族社会”转变。面对民族国家遭遇的这种挑战和衰落，哈贝马斯希冀通过“扬弃”来超越既有的民族国家形式，发展出一种既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又能保证社会民主价值得以实现的全球性政治架构。通过对民族国家境遇及其相关讨论的分析，哈贝马斯最后将视点聚焦于他所提出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后民族民主”。他认为，该民主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政治回应，应使其得到不断扩展。

哈贝马斯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所作的题为《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的演讲，我未能参加，但仔细阅读了其演讲稿。在演讲中，他集中阐述了他的堪称其商谈政治哲学纲领的协商民主理论。该理论把实践理性还原为商谈原则和论证形式，进而把商谈的程序概念提升和规定为民主理论的内核，因此又被称为协商性程序民主。在哈贝马斯看来，该协商民主扬弃了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和共和主义的民主观，与其主要区别是：把政治理解为民主的意见和意志的形式；主张不同利益的协商、道德的自我理解以及公正性的商谈三者的有机结合；把公民的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过程置于核心地位，同时也重视法治国家及其基本权利和原则；诉诸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认为，该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突破了把国家当作中心的整体论社会模式，对高层次的主体间性给予了充分重视。

哈贝马斯的这四个专题演讲的内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内容实际上汇集了其交往及其商谈理论的精华，不仅展示了其隐秘的核心，而且也显露了其最新发展和潜在趋向。四场演讲结束后，我感到有必要对其进行推介和评述。于是，根据演讲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参考哈贝马斯相关著作和文章的论述，随即撰写了《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一文（后发表于《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

2008年，我的德文拙著《竹简〈老子〉文本校注》一书在德国利特出版社出版。考虑到该书研究的对象是郭店楚简《老子》这一新出土的古文献，也考虑到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雅斯贝尔斯等许多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都非常重视老子的思想，甚至与其进行深度对话，特别是海德格尔更是受到了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我遂将该书也寄给了哈贝马斯，请其指正。尔后不久，就收到了他的热情来信。信中他在致谢的同时，对老子思想和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和评价：“这些简文在阅读时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感到瞬间就被吸入到一种陌生然而特别睿智的文化中。”

哈贝马斯无疑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他的富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交往及其商谈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拓展了实践理性的应用，为当代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及人文关怀，将与他的理论贡献一起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在现代哲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儒藏说》蕴含的藏书用书主张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典籍则是承载儒家学说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将历代儒家文献汇集成编，统为一大文库，即称“儒藏”，“藏”者，取文化宝藏、传世典藏之义。2006年，《儒藏》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对儒家经典的保护与传承，历来为古代先贤所重视。清代学者周永年曾撰《儒藏说》一文，提出汇聚天下儒家典籍，“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藏书用书主张，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周永年（1730—1791年），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济南历城人，清代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目录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后入四库全书馆，与邵晋涵、程晋芳、戴震等学者同馆共事，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始于《永乐大典》的校勘辑佚，周永年在馆期间担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全身心投入古籍辑佚与校勘，“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批久已亡佚的宋元珍籍，为《四库全书》纂修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治学淹通博洽，于经史子集、兵农天算、术数诸家无不钩稽精义，深为馆中同仁推重。周永年传世著述不多，然其所撰《儒藏说》，在中国典籍保存与公共藏书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周永年一生嗜书如命。其师沈起元称他“百无嗜好，独嗜书”。好友桂馥《周先生传》亦载：“先生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章学诚的《周书昌别传》则记其藏书近十万卷。周永年为所藏典籍编撰《水西书屋藏书目录》《藉书园书目》，为士林所重。他聚书并非为一己私藏，而是为保存古书、传承文化、推广读书，这也正是其撰写《儒藏说》的初衷。

《儒藏说》的问世，源于周永年对典籍散亡的深切忧虑。桂馥有言：“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明末学者曹学佺（号石仓居士）曾慨叹，佛、道二家各有《大藏经》《道藏》传世，而儒家独无《儒藏》，遂萌生编纂《儒藏》之念。曹学佺虽有思考，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设想。周永年在其基础上，撰成《儒藏说》，系统阐明藏书、护书、传书、用书之道。

周永年在《儒藏说》开篇即点明，“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汉以来，“官私之藏，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历代公私藏书，多难逃兵燹战乱、水火天灾，终致散佚损毁，存在“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的局限。为此，他主张效仿佛、道典藏之法，借鉴明代丘濬“分三处以藏书”、明末清初陆世仪“藏书于邹鲁”的经验，将典籍分藏于天下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并广置副本互为备份，即便一处有失，他处仍可保全，此乃典籍藏于万世之上策。

《儒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提出“公藏、共读”的藏书观点，打破了传统藏书“秘不示人”的封闭格局。周永年认为：“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他主张《儒藏》当“毕入于藏，使天下共守之”，意在使典籍从私人秘藏变为天下共守，由一时之藏变为万世之藏。他还将典籍保护与教育普及紧密结合，针对“穷乡僻壤，寒门窭士，往往负超群之资，抱好古之心，欲购书而无从，故虽矻矻穷年而限于闻见，所学迄不能自广”的境况，提出若于千里之内置数处《儒藏》，寒门学子便可就近求学读书，摆脱因家贫无书导致学识难以拓展的困境。正如其所言：“异敏之士或裹粮而至，或假馆以读，数年之间，可以略窥古人之大全。”这种藏以致用、以藏助学，使典籍“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观点，体现了周永年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周永年不仅提出了主张，还拟定了具体实施办法。他在《儒藏说》后附列《儒藏条约三则》，从藏书、场所、管理等方面，详细制定了筹建《儒藏》的具体规程：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号召士人捐书或捐资购书；编制《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互相传抄，以考知古书存佚；择取山林僻静之地或与佛藏、道藏相邻设立藏所，便于典籍保护；公推乡贤主持管理藏书与经费事宜，订立规则制度；对前来读书之人，贫寒之士供给饮食，极贫者酌助薪米，能够自备者则听其自便。《儒藏条约三则》系统规划了《儒藏》的聚书、典藏、管理与开放使用的做法。

《儒藏说》撰成之后，周永年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实现其主张，于是多方奔走呼吁，向李文藻、俞思谦、孔继涵等师友恳切求助，希望同道共襄盛举。他在致李文藻的信中称，《儒藏》若能建成，古来绝学与先贤心血便不会被亡佚或湮没。在致孔继涵书中则言：“目下宜先聚书籍，分局编辑。目录既定，易购之书则购之，或秘本不甚流传者，则先为活板印之，约略先成数十部，分而藏之。即未备，亦可俟后人之补。”明确提出先聚书籍、分局编辑、刊印秘本、分处庋藏等建立《儒藏》的具体举措。

周永年还亲自创办“藉书园”。它不只是藏书之所，更是《儒藏说》的现实实践，章学诚称此举为“书昌之志”。为营建“藉书园”，周永年曾到青州、徂徕山等地悉心选址。除择地之外，他还为藏书编纂《藉书园书目》，著录群籍、条分部类，方便学子检索借阅。此外，为配合藉书园建设，周永年编纂《先正读书诀》，辑录历代先贤读书治学要诀三百余条。他认为“凡欲读藏者，即以此编为师。斯涉海有航，无远弗届”，意在为研读《儒藏》提供入门指引，使学子们读书治学有所依归，不致茫无头绪。

虽因财力、人力所限，周永年终未建成《儒藏》，但其聚书、藏书、用书的观点影响深远。友人刘音作《广儒藏说》响应其志，号召天下有志之士共担此重任，聚存典籍与万世共读，为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竭尽心力。《儒藏说》所蕴含的公藏、共读主张，成为中国藏书史、图书馆学史与文化传承史上的宝贵遗产。

故乡烟火里的老屋

腊月的辽南，年味总是裹挟着凛冽的寒风一同漫过街巷，今年春节我回到老家大连金普新区大关屯过年。车子驶过鳞次栉比的现代化乡镇，那些散落在村野巷陌、青砖灰瓦的满族老屋，像一帧帧被时光浸黄的旧底片，猝不及防地撞进视野。故乡是满族村，独具民族特色的圆形“口袋烟囱”高出屋檐，矗立在房山墙外，正悠悠吐着淡白的炊烟，瞬间将我拉回围坐在“万字炕”上听故事的童年。

记忆里，爷爷家的老屋是典型的“口袋房”，房门不开在正中，而偏于东侧，整个屋子状如一只扎紧了袋口的布囊。小时候只觉得进门得拐个弯才到最里面的屋子，新奇又好玩。如今才懂得，这“拐弯”原是为了抵御关东肆虐的“白毛风”，把刺骨严寒牢牢锁在“袋口”之外。进门的外屋摆着锅台水缸，人间烟火自此升腾。推开西墙的门，便是一户人家的温暖核心，一间宽敞的里屋，南、北、西三面炕相连，构成“凹”字形的“万字炕”，像一个敞开怀抱的暖巢。

“万字炕”是辽南满族人家的生活舞台，体现了满族传统家庭对秩序的讲究。西炕最尊贵，墙上供奉着祖先牌位与家谱，从不住人，也成了我们小辈不敢轻越雷池的“圣地”。爷爷作为一家之长，睡南炕沐暖阳，我们晚辈则卧北炕，承炕梢余温。儿时与玩伴常嬉闹于宽阔的南北大炕之上，冬日里最惬意的，便是蜷在温热的炕头，听爷爷讲那些藏在老屋砖瓦里的故事，讲故乡先民如何在这片苦寒之地扎下根，用双手搭建起遮风挡雨的家，也讲村里的先辈们守家卫国的热血过往。那些带着风雪呼啸与泥土粗粝感的家族往事，伴着炕头煨熟的土豆香气，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这“以西为贵、长幼有序”的格局，无须言语，便将家族的伦常与敬畏，融入起居坐卧之中。

儿时家中清贫，严冬难熬。造就一室温暖与室外严寒抗衡的“功臣”，便是那独特的“口袋烟囱”。它与汉族人家普遍的屋顶烟囱不同，独立于房侧，借地下或矮墙内的烟道连着火炕。这别出心裁的设计，不仅节省了室内空间，而且把烟火的路径拉得更长，让每一点热量都被砖土炕体吃透，再慢悠悠地从砖缝席间渗出来。严寒之下，一铺热炕承载的远不止身体的暖意，更是家族团聚的温度与一家人火热生活的希望。独立于屋外的烟囱，像一位沉默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屋内的融融暖意。

漫步故乡小路，望着眼前的老屋群，由衷感慨，这些老屋的智慧，藏在与自然共生的巧思里。东北寒季漫长，先民便以“东西宽、南北窄”的房型降低热量流失，厚达尺余的土坯墙兼具保温与承重功能，南向大窗户最大限度收纳阳光，简约里藏着生活的通透。落地烟囱“逐级上收”的设计让排烟更顺畅，“万字炕”的烟道布局，使做饭的烟火能均匀温暖全屋，堪比最早的“地热系统”。建房全取本地材料，石头垒墙、茅草苫顶、黏土抹壁，连烟筒都用虫蛀的树干改造，捆上藤条、抹上泥巴便成实用设施，尽显“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这里一砖一瓦都不是孤立的建筑，而是人们在特定时空里生存哲学的运用和沉淀，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又在方寸之间，严谨安放着秩序与信仰。

从这些满族老宅院落里走出去的，有我这样外出求学、安家他处的寻常百姓，更有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金普英雄谱上的关向应、万毅、董秋农……早已成为故乡的骄傲。关向应的故居就在我们大关屯，同样是一座典型的满族农家院落，儿时的我总爱和小伙伴们跑到他家院子里玩，在老槐树下捉迷藏、跳皮筋，在土墙根下听长辈们讲他少年时在老屋中勤学苦读、心怀家国，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那座历经风雨的老房，无声地见证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启航。想来他们的童年，也定是浸在这质朴又严谨、重情又守序的氛围里，那份刻进血脉的坚韧务实和对家国复兴的滚烫担当，或许最早便是从“口袋房”的烟火和“万字炕”的暖意里萌芽的。

如今老屋住的人已不多，但每当看到依然挺立的“口袋烟囱”，便仿佛触摸到故乡跳动的脉搏。那缕缕炊烟，似在诉说先民“向自然学习，为生活筑家”的智慧，也萦绕着游子心中永不消散的乡愁。

寒冬的脚步慢慢挪远，老屋在残雪里静静伫立，迎送每一位归乡之人，等他们在炕暖烟斜时，拾回藏在岁月褶皱里的乡愁，那是建筑的肌理，是文化的根脉。铭记自己从哪儿来，才懂如何守好那份刻在血脉里的温情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