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3次亲临江西考察，每次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2019年5月，嘱咐我们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2023年10月，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从“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到“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推动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不断展现新气象。

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正确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保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

扛起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担当，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的辩证关系，彰显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烈历史担当。江西境内“五河环绕、一湖点缀”，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肩负着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重大使命。作为生态大省，我们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江西的绿水青山，不仅是对江西人民负责，更是对全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负责。我们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将“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作为重点打造的“三大高地”之一，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体系，形成党委统筹协调、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协同配合、上下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守护好生态家园。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把准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打破了发展与保护对立的思维定式。这一重要论述告诉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我们深刻认识到，江西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品牌在绿色，江西的发展必须立足生态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走守着绿水青山饿肚子的穷路。我们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子。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树立全局观念，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江西境内河流、湖泊、森林、山地、湿地等生态要素齐全，构成了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生态系统。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把鄱阳湖流域作为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来统筹保护和治理，推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坚持良好生态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价值追求，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生态环境成为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项之一。我们牢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推进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让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新时代以来，江西一以贯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迈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

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降碳上展现新作为，出台省级碳达峰实施方案和重点领域专项方案，建成省碳排放监测分析服务平台，建立设区市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推进锂电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建设，参与电子电器、生物基塑料等碳足迹核算国家标准研制。实施节能降碳十大行动，制造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和节能监察实现全覆盖。加快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风电、光伏装机超过火电成为主力电源之一，“全省一张网”输气网络全面建成，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大幅降低，2025年全省以2.9%的能耗增速支持了5.2%的经济增长。在减污上实现新进展，实施八大标志性战役、30个专项行动，生态质量指数稳居全国前列，PM2.5平均浓度降至27.4微克/立方米，扣除自然因素影响后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96.7%，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8年保持Ⅱ类水质，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5%，鄱阳湖总磷浓度稳步下降，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持续加强。在扩绿上厚植新优势，持续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扎实推进，庐山国家植物园创建通过国家符合性认定评估，成功申报实施5个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建成绿色矿山278座，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居全国第2位，全省自然保护地增至542处，全球98%以上的白鹤在鄱阳湖越冬，江豚时隔40余年重返南昌主城区赣江江段。在增长上积蓄新动能，深入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培育形成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铜基新材料等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突破2%、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69.6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8%，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数居全国前列，国家级绿色园区数量居全国第5位，以创新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生机勃发。

价值转化通道有效拓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打通转化通道，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机制创新先行，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抚州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深入推进，吉安成功获批第二轮国家试点，连续4年开展省市县三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试算，发布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导则，首创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林权收储与担保机制，完善生态资产价值评估管理办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了系列制度保障。市场交易活跃，健全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生态资源储蓄运营体系，全省生态产品交易成交额超380亿元、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成交额达196亿元。深入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探索形成10余项全国首创或领先的制度成果，12个造林碳汇类项目进入国家平台公示，林权、林产品、林业碳汇等林业类生态产品累计成交额超138亿元。产业支撑有力，深化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建设，“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8466个，实施林下经济“三千亿工程”、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全省林业总产值突破7500亿元，壮大生态文旅产业，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次和总收入持续增长。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成果丰硕。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构建系统完整、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改革攻坚纵深推进，建立五级河湖林长制，出台林长制省级地方标准、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获批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重点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连续10年实施全流域生态补偿，深化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累计筹集流域补偿资金338亿元、落实跨省补偿资金36.65亿元，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达5137万亩。法治保障更加严密，制定修订近200件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出台《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形成了覆盖水、大气、土壤、森林、湿地等重点领域的生态文明法规体系。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成全省“生态云”大数据平台，成立全国首个部省协作环境应急省级工作站，组建生态环境领域省重点实验室联盟，自然资源部大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在赣挂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绿色低碳渐成新风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出台《江西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若干措施》及配套文件，广泛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示范创建成效显著，累计创建13个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31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南昌、萍乡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宜春经开区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靖安“两山”转化、永修候鸟经济等入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全民行动氛围浓厚，持续开展全国生态日、世界环境日、节能宣传周、生态文明宣传月等主题活动，成功举办鄱阳湖国际观鸟季、世界绿色发展博览会等活动，“河小青”“关爱山川河流”等志愿服务深入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行动。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新篇章

“十五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江西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交出更加厚实的生态答卷。

在更高水平上守护绿水青山。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五河两岸一湖一江”全流域治理，统筹推进“美丽系列”建设。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细颗粒物等多污染物控制，加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重金属污染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让江西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加强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修复，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廊道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完善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下更大力气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强化碳排放双控“指挥棒”作用，稳步推进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接续实施碳达峰行动，推动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化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和“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持续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深入实施省级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转型。

用更实举措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以产业化利用、价值化补偿、市场化交易为重点，因地制宜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协同推进GEP核算政府端应用和VEP核算市场端应用双向发力，升级打造区域性生态产品综合交易平台。大力推进生态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培育壮大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生态产业，深化“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健康旅游度假目的地，做优做强“赣字号”生态产品品牌。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完善生态信用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力度。

以更深层次改革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深入推进森林、湿地、耕地等全要素生态补偿，纵深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持续推进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度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领域地方性法规制定修订，深化生态保护执法和司法改革，强化法律实施监督，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顺应乡村人口变化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这就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针对乡村振兴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精准施策，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全面振兴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近代以来，各国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乡村人口从农村和农业持续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这一进程有两个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农业边际产出达到或超过非农产业边际产出、城乡二元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后城乡人口迁移基本结束的第二拐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发展大致符合各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演变规律，但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国家。

从城乡人口迁移看，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生活工作，特别是1994年以后，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迅速扩大，净迁移率（净流出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率）不断提高，2015年达到刘易斯第一拐点后迁移规模和净迁移率同步下降。分析表明，乡村人口净迁移率与非农产业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高度相关，即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扩大（缩小）是决定乡村人口净迁移率提高（下降）的关键因素。基于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的内在趋势，未来我国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和净迁移率将保持持续下降状态。

在乡村人口持续流出的影响下，我国乡村常住人口规模在1995年达到85947万人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24年已缩减到4647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从1995年的29.04%大幅度提高到2024年的67%。由于早期乡村人口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4岁以下年轻人口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在明显的从城镇流向乡村的逆流现象，2015年以后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逆流规模才快速缩减，并逐步转变为从乡村向城镇的净流出，我国乡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快于城镇。我们运用人口结构模型模拟预测的结果显示，在城乡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乡村人口迁移率保持其内在发展趋势情况下，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仍将保持规模持续缩减和结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

高度重视乡村人口快速缩减和老龄化对乡村振兴带来的新挑战

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是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持续的城乡人口迁移为城镇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消费需求支持，乡村人口减少后人均资源拥有量的提升也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农业经营收入提高的重要推动力。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平缓的城乡人口迁移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速度很快，过快的乡村人口流失在引致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的同时，也对乡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冲击。

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对乡村规划与建设带来重大挑战。快速的乡村人口流出导致我国乡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自然村数量大幅度缩减，每个自然村平均常住人口也显著下降。每年大量自然村的消亡意味着前期投资于这些自然村的基础设施闲置荒废，自然村人口持续流出也导致大量资源闲置，如村小学撤并后出现的大量校舍闲置、多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后村委会办公用房的闲置、人口迁移后大量农村住宅长期闲置等。此外，乡村人口减少、居住日益分散，还意味着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将不断提高。未来，随着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出，乡村人口空心化及其伴随的一系列问题还会继续深化，乡村建设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合理确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顺序，探索既能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生活水平，又能避免投资资源浪费的乡村建设新模式。

乡村劳动力规模缩减、年龄老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后继乏力。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缩减。在规模缩减的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人员占比下降。随着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下降，实际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规模还将不断收缩，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日益严重，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已十分严峻。鉴于从事务农工作对年轻人吸引力很低，当前农业从业人员随着年龄提高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后，农业生产经营将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乡村人口老龄化及照护服务供给不足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难离乡。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未来，乡村老年人口规模还会持续扩大，老年人口及失能半失能人口规模也将快速扩大，意味着照护服务需求急剧扩大。由养老机构提供照护服务是做好老年照护服务的重要选择，但目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这一机构服务模式，除少数特困老人由地方财政负担支出费用、由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外，大多数农村老人仍采用由子女或亲朋提供照护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其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为照顾家庭不得不留守农村，就近务工务农。兼业劳动力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因兼职照护家庭和务农，务工工作稳定性较差，如何保障这部分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稳定就业，是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同时，农村兼业劳动力绝大部分属于经营耕地面积20亩以下的小农户，尽管这一部分耕地资源仅能为兼业劳动力家庭提供很少的收入，但因务工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家庭不愿放弃这一权益，其结果就是尽管乡村人口已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但因大量兼业劳动力作为小农户不愿退出，农业经营的规模化进程迟滞。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目标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须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优化调整乡村振兴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顺应人口流动规律，首要的是加强对农村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潜力普查监测力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精准追踪、动态掌握各地人口流动趋势与结构变化，为乡村振兴规划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针对乡村人口严重空心化和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意愿依然较强的现实，根据乡村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预测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客观确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和重点，防止因人口持续减少而导致公共设施闲置浪费。针对存量农业劳动力大部分已城镇化和半城镇化、人口实际城镇化率已很高的现实，当前人口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应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随迁子女与老人在城镇的教育、养老、居住等问题，切实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生活成本，提高乡村进城人口家庭迁移完整度、城镇生活稳定性，让进城人口能够在城镇安居乐业。

强化职业化农业劳动力培养。保障粮食与农产品供给安全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务农劳动力队伍。当前，纯务农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断层化问题交织叠加，应顺应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趋势，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科学培育体系，加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扩大职业农民就业规模，通过激发农民创造力提升农业农村生产力。将数字化技能培训作为职业农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加强智能农业机械、农业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解决务农人员的后顾之忧，完善职业化农业劳动力社会保障与收益保护机制，建立种粮最低收益保障制度，通过订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程度。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继续鼓励支持种植养殖中小散户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多种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构建由职业化高素质农民利用智能化机械进行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提升“人+机”结合模式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实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

增强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力度。这是应对机器替代人趋势、防范结构性失业风险的关键举措。应大力支持在县域发展农产品加工、服装、电子、玩具、养老照护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社保优待、用地配套、以工代赈等政策组合拳增强县域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吸引农村兼业劳动力、城镇结构性失业和回乡农民工就业，为县域范围内就近就地吸纳劳动力就业提供兜底保障。

强化农村社会化家庭照护服务供给。加强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养老、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机构资源使用效率和社会化养老占比。加快推进免费学前教育，持续推进县域寄宿制幼儿园与学校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质量和寄宿条件，减轻农村学龄人口到县城和乡镇就读、入园的陪读照护负担。以财政补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统筹整合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医疗和服务资源，为农村家庭提供低成本、便捷及时的家庭照护服务，进一步释放农村家庭照护占用的大量劳动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以实干出政绩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干事业不能做样子，必须脚踏实地，抓工作落实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这些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迫切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信心、攻坚克难、担当作为，沉下心、铆足劲、踏实干，切实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然而，越是在换届调整、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越容易出现思想波动、行为偏差，越是要强调实干为要，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反弹回潮。尤其是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突出，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随意“翻烧饼”、“换赛道”，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对党群干群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治、任其发展蔓延，就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干部干部，要干字当头。政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写在文件里、喊在口号中就能自动实现的，政绩是干出来的，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不懈奋斗出来的。领导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增进民生福祉。特别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勇于迎难而上、敢于攻城拔寨，在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斗争、重大任务中开新局、谱新篇，干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实绩。葆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秉持“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为发展蓄积能量、为未来拓展空间。坚决反对热衷于对上表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刷“政绩涂料”、不搞“政绩美颜”。

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千忙万忙，不抓落实也是瞎忙；千招万招，不抓落实也是没招；千条万条，不抓落实也是白条。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政治担当，既胸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抓好落实、开展工作，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强化宗旨意识，坚持人民至上、矢志为民造福，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抓实办好民生实事，聚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以群众满意检验工作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尊重客观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加强科学论证，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使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弘扬务实作风，坚持真抓实干，出实招、务实功、干实事、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不喊空洞口号、不搞虚假包装，以精准举措破题、以扎实行动推进，让每一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系，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星光不负赶路人，历史眷顾实干者。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将实干精神融入血脉、见诸行动，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以实干创造政绩、以实绩成就伟业。

重要言论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晋江经验”发源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这片依山傍海、向海而生的热土，一直以来承载着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上，该如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出“四个更大”的重要要求，殷切期望福建“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再次叮嘱福建“继续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强调要“牢牢守住实体经济，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十四五”时期，福建制造业“家底”更加殷实，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为新时代新福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让创新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经济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主战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加快发展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才能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激烈的国际和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如何夯实基础，向“高”攀登；发挥优势，向“新”奋进？

解题之策，在探索中愈发清晰。在福清兴化湾，两套“大国重器”遥相呼应。来自国内首台1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的绿电，通过海上电缆输送至“东福一号”——全球首套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漂浮式海上无淡化直接制氢平台，源源不断地从海水中电解出氢气。这一几代人共同追逐的蓝色梦想，正在福建照进现实。

圆梦之旅的背后，离不开福建大手笔引进落地的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东方电气（福建）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2022年，东方电气集团与福建省签订产业发展合作协议，与福建省及福州市签订了共建创新研究院合作协议。研究院围绕海洋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以创新联合体的方式快速推动一批新技术、新装备的研究在福建落地应用。

从一隅观全局，福建创新土壤日益丰沃，创新平台不断壮大，创新链条加速贯通，创新动能越发澎湃。

高能级创新平台，夯实创新底座。闽都创新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中国牌”晶体国际市场占有率超70%，量子点发光材料全球领先；宁德时代创新实验室研发出全球首款量产钠离子电池；嘉庚创新实验室孵化的企业建成国内首条吉瓦级电解水制氢阴离子交换膜生产线，实验室牵头申报的该领域首个国家标准获批立项；清源创新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清洁汽油生产技术在国内相关装置中占有率超50%，并建成全球首套以煤为原料的年产20万吨低压合成氨工业装置……全省8家创新实验室已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90余项、转化成果480余项，服务省内外企业400多家。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星云股份在锂电池检测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成为产业链关键一环；厦门弘信电子通过持续研发，在柔性电子等细分领域不断延伸产业链，部分产品已站在市场最前沿；易控智驾是业内领先的矿山无人驾驶企业，已在全国26座露天矿山部署超2300台L4级无人驾驶矿卡，占我国L4级矿区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市场超50%份额……“十四五”期间，福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由63家增至94家，增长49.2%，年增长数量连续4年保持全国领先。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增至4966家，较“十三五”末增长了5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实现倍增。

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距离越来越短。

全球最大26兆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历时6年成功下线、全球首条大功率LED芯片智能产线历时3年落地、全球首个兼备1000公里续航以及4C超充特性的磷酸铁锂电池历时8个月发布……打造上下游“创新共同体”、共建政产学研“创新闭环”、吸引高端人才集聚，福建正持续锻造企业创新优势和发展胜势。

创新强，则后劲足。“十四五”期间，福建把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创新之火“燎原八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全国率先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8英寸碳化硅外延技术并量产，国内首款国产九价宫颈癌疫苗成功上市……一个个“全球最大”“全国率先”“国内首款”彰显了福建的创新突破，也见证着“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坚实步伐。截至“十四五”末，福建高价值发明专利较“十三五”时期增长148%。

以链群协同思维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集群化发展是当今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有利于企业间资源共享、技术协同与成本降低，契合现代产业追求规模化、高效化的发展需求。经过多年发展，福建在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领域，集群特色显著、优势突出。如何持续以链群协同思维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链上聚能、群上跃升，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引擎、新动能？

走进闽侯青口汽车工业园区内的汽车总装空间，只见诸多机械臂自如挥舞，车身在空中“行走”。在这里，每1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完成总装。当地一辆新下线的智能汽车，上万个配件中超过一半源自本地制造，本地企业近地配套率达37%，玻璃、座椅、底盘等重要部件都能在“半小时生态圈”中完成采购。

一辆车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闽侯县以汽车产业为重点，通过龙头培育、精准招商、智转数改等“组合拳”，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2025年，闽侯青口汽车工业园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闽侯县跻身全省10个工业强县之列。

跳出闽侯看全省，福建正以链群协同思维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之举、长远之策、关键支撑。“十四五”期间，福建率先在全国谋划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建设，认真研究、梳理确定县域重点产业链164条，以各具特色的县域主导产业带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链协同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福建连续3年发布白皮书、绘制产业图谱，每个季度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做法，形成全省上下齐抓县域重点产业链的浓厚氛围；抓“四链”融合，县级“开单”、省级“接单”，推动产业链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和专家、金融和产业基金、链主和上下游企业等，有效促进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协同发力、高效耦合；抓“三方”联动，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推动“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协同创新，更好发挥各类主体推动重点产业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抓关键支撑，一体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园区标准化建设、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招商引资等工作。

武夷山下，“一根竹”为山区县邵武创造近百亿元产值；东海之滨，“一块石头”托起“一座城”，为南安带来上千亿元的石材陶瓷产业产值……八闽大地，这些扎根县域土壤、日益枝繁叶茂的重点产业链，正以龙腾虎跃之势，联动城乡，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悉，全省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总产值占全省比重超五成，17个县域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现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0个。

站在新起点上，一场加快构建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宏阔布局正在展开。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积累为福建产业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发展的“硬支撑”，那么现在福建巩固升级传统优势产业，瞄准新赛道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则更系统化地重塑了产业生态、释放了乘数效应。

当前，福建正部署建设“555X”产业集群：着力打造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纺织鞋服、新能源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做强做优新材料、绿色食品、新型冶金、特色轻工、绿色建材与智能家居等5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壮大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空经济、光电产业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加快培育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推动形成万亿立柱、千亿提升、百亿成势的发展格局。

发挥民营企业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生力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是福建经济的重要特色、优势和活力所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这既源自“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神，也源自“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的“晋江经验”。如今，福建民营经济呈现“七七七八九”的贡献格局：创造了全省约七成税收、七成地区生产总值、七成科技创新成果、八成城镇劳动就业、九成企业数量，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的“生力军”，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展信心，让民营经济的广袤“森林”更加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近年来，福建部署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加快推动从民营经济大省向民营经济强省迈进。

0.05毫米、0.03毫米、0.02毫米、0.015毫米、0.012毫米……在福安湾坞半岛，青拓集团不断探寻一片钢的厚度下限，也在不断拓展一家民营企业的发展上限。如今，这片徒手就能撕裂的不锈钢，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新能源等领域。

在福建民营企业中，像这样把“一片钢”做到极致的故事不胜枚举：从家庭作坊式工厂起步，安踏“把一双鞋当成一个科技产品去做”，做成了全球第三大体育用品集团；40余年专注“玻璃生产”，福耀玻璃从乡镇水表玻璃厂起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张名片；深耕30余载，信和新材料从销售涂料的小店，成长为生产船舶涂料、核电涂料、石墨烯涂料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今天福建的许多大企业，正是从草根开始、靠实体经济起家，一步一步成长为参天大树，在各自领域深耕细作、闪闪发光。

敢作敢为、善作善成，需要“爱拼才会赢”的基因，也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

2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首个工作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召开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座谈会，省领导与10余位民营企业家畅所欲言，研究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激发“开局起势”的强大动力。据悉，这是福建连续六年以“新春第一会”形式与民营企业家座谈。

一场座谈会后，企业的“问题清单”变成了部门的“履职清单”：

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分别担任组长和第一副组长的省全面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领导小组，统筹政策制定与难题破解；建立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企业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出台实施《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实施福建省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培养计划，首次以“国内+国外”的方式开展民营企业家科技创新培训；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从一招招真抓实干的“组合拳”中，读懂福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定力与决心，读懂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谋发展的信心与动力。

“从0到1，是从‘被动’到‘心动’的尝试。1到11，是‘感动’到‘冲动’的加码。”浙江德濠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静是一名来自浙江、扎根福建的投资者。2024年下半年，他受邀入驻莆田，落地首个项目，如今已签约11个项目，总投资近百亿元。“数字背后，是我们心态的变化：从‘看一看’到‘一起干’，从‘试试水’到‘扎下根’，因此我们敢投、敢留、敢扎根。”

用一流营商环境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驾护航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2024年10月在福建考察时要求，“营造更加完善的创新环境、更有吸引力的人才环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充分激发全社会投资创业活力”。福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弘扬“松绑”放权精神，推动全省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改善。

好的营商环境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海洋文化，既塑造了福建人的崇商意识，也培育了福建重商爱商亲商的优良传统。站在新征程上，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对新福建建设无疑具有更加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以前投标时，仅打印、装订标书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程力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区域销售经理蒋玉梅说，如今在参与武夷山东溪水库水质提升整治设备采购项目时，公司通过电子化系统便完成了投标。“我们不仅省下了标书制作费、差旅费等成本，还申请了一单电子投标保函，保费只花了300元，替代了原本需要冻结的6万多元现金，中标后又用电子履约保函释放了31万元的流动资金。”

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踏上了日益畅通的“出海之路”。

“作为国际海运第九类危险货物，超大型储能集装箱出海一度面临‘船东不敢装、港口不敢接、码头不敢放’等难题。”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流经理周锦标说，《厦门港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海上安全运输指南》的出现，破解了痛点，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约70%。过去一年，厦门港出运的储能集装箱最大单体重量先后突破40吨和45吨，并实现超重型储能集装箱出运常态化，锂电池出口量占全省90%以上。

政策“力度”持续转化为体感“温度”，源自福建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经营主体关切，切中经济社会发展难点痛点。

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仍然一定程度存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标投标、政府投资项目运营等领域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怎么办？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还不够充分，个别地方存在“重复检查、多头执法”“以罚代管、只罚不管”等问题，怎么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出台营商环境建设规划——《福建省营商环境建设规划（2024—2029年）》。无论是全国共性难题，还是区域特殊矛盾，都能从中找到应对之策、破解之道，字里行间全面回应企业关切，笔墨深处尽显求真务实。

调研“破题”，举措“破局”。经过精心谋划，福建逐步建成“市场准入效能评估系统”，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出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地方性法规规章；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落地实施33项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逐步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资质认定等高频场景中广泛应用电子证照和数据共享替代，实现证明材料“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在宏观上高位推动、系统推进；在微观上精准破题、靶向发力。福建坚持以市场化营商环境兴商活商，以法治化营商环境护商安商，以国际化营商环境聚商联商，以便利化营商环境惠商暖商。

营商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实有经营主体770.71万户，同比增长3.55%；每千人企业数首次突破50户；民营企业数首次突破200万户；福建营商环境总体满意率已连续多年超85%……活跃的人气、蓬勃的朝气、兴旺的财气，是经营主体对福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坚定不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统筹推进现代化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努力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更好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作者单位：福建日报社，学习时报社）

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要求我们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全国一盘棋观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各地区依据自身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说到底，就是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经济学理论认为，分工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和物质财富增长的源泉。通过分工合作，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从区域视角看，由于资源禀赋、发展条件不同，各地在选择产业时成本差异很大。依据资源禀赋、发挥优势特长谋划产业、组织生产，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往往能够节约成本、提高产出，从而以更小的代价推动发展。反之，如果无视自身条件选择产业，往往要面临更高的发展成本，且难以持续。从全局视角看，在分工与合作的条件下，各地将减少“大而全”“小而全”产业模式和重复建设，从而能够扩大生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效益。聚焦细分领域，则有利于不断积累生产经验，推动技术创新，实现分工深化和产业升级，塑造新的比较优势。最终，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延伸，形成分工合作、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相互促进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过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可以说，“体现本地特色”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实践中，既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般特征和普遍规律，又要立足本地条件，打造本地优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走出适合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依托。坚持产业特色和产业融合并重。在产业选择上，强调因地制宜和特色优势。“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找准最优赛道。在发展路径上，聚焦产业间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通过打破产业壁垒，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跨界流通，有效实现产业相互赋能，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生产力布局不断优化。东部地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中部地区在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方面独树一帜；西部地区在清洁能源、算力承接、应用场景等方面不断探索；东北地区聚焦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冰雪经济等产业。接下来，要进一步促进区域联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分工交换，更好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要完善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对地方发展的考核中，应优化评价体系，激励各地区聚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努力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尤其是，通过消除违反财政、税费、价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规定的招商引资现象和限制商品、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等现象，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其次，还要统一市场基础设施。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交换，这一功能是通过价格等市场信号的传递和商品及服务的流通来实现的。要搭建和完善覆盖全国及各地区的多层级数字交易平台，强化通信网络服务，推动市场信号以更低成本、更加灵敏、更快速度传递，降低市场的技术性交易成本。最后，还要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通过构建“铁公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与“通道+枢纽+网络”的立体化布局，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提高组合效率，实现要素顺畅流动、资源高效配置。

经济活动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各环节相互作用、辩证统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目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完善收入分配，不仅要通过调节措施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还要牢牢把握加快经济建设夯实物质基础的发展任务。因此，在分配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教育、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是实现个人发展、收入提升和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在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关键作用。完善收入分配，要将发展资源和支持重心向偏远省份、农村等公共服务薄弱的地区倾斜，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均衡化。对于欠发达地区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等承担特殊职责或限制开发的特殊类型地区，要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用好转移支付政策工具，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普及大众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创新理论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理论，它发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经过系统化梳理、学理化升华而形成。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本质上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从学理体系转化为群众话语，从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南，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党的创新理论只有贯通学理、回应关切、精准触达，才能实现通俗化普及大众化传播，让人民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将亿万群众的磅礴伟力汇聚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强大引擎。

融通学理深度与大众话语，构建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理论表达体系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有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从历史脉络和现实观照中系统梳理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核心内涵和实践要求，才能构建彻底的、科学严谨的学理化阐释。但“彻底”不等于“艰深”，更不能陷入术语堆砌、自说自话的窠臼。关键在于实现学理表达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做到“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实现“大众化”与“化大众”的有机统一。避免理论陷入“术语堆砌”“晦涩难懂”的困境，使理论既有权威性又有感染力，话语既有理论味又有烟火气，真正回归群众、掌握群众、武装群众，转化为群众自觉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指南。

善用“大众话”讲清“大道理”，让理论既“彻底”又“鲜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创新理论源于人民实践，本身就具有贴近群众的特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传播，关键在于放下身段、融入群众，与人民平等对话，转化政治性强、学术味浓的话语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接受的大众“话”。立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用朴实直白的语言解读理论内涵、政策导向，特别注重找准当下流行语与党的创新理论的结合点，用时代新语传递真理，把“大道理”转化为“小话题”，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事理”。以“大众话”赋能“大众化”，让群众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使党的创新理论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群众温度；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力度。

以“身边事”描摹“理论画”，让理论在具体场景中直抵人心。理论只有具体才能深入，深入才能生动，生动才能认同。只有把理论嵌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网格、网络空间等真实场景，用群众身边的典型事例、感人故事、鲜活实践来诠释政策、印证思想，让群众成为理论“画中人”，才能让群众在理论中“看见自己、找到共鸣”。让理论话语沾染上“泥土香”“生活气”“网络感”，实现“画大众”与“大众化”同频共振，把有意义变得有意思，增强理论的感召力。

聚焦现实关切与思想困惑，以精准回应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与引领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的价值就在于指导实践。党的创新理论就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就是要紧紧围绕“问题”做文章，把准群众思想脉搏、回应现实关切、解开思想疙瘩，让理论不仅有说服力，还更具引领力，真正成为沟通党心民意的桥梁。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也是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宝贵经验。

回应“民生之盼”，用理论破解现实难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群众生活中的痛点、关切、盼望，就是理论传播的突破口、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走进热气腾腾的生活场，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党的创新理论和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求有效衔接，以透彻的理论分析精准回应民生之盼，把政策的出台背景、实践逻辑与民生关联讲深讲透，把“国之大者”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体验，用民生小事读懂治国大事。

澄清“思想之惑”，用理论廓清认识迷雾。理不辩不明，惑不澄不清。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多元社会思潮涌入，各种观点交锋激荡，群众理论需求与日俱增。社会思潮越是多元多样，越需要主旋律鲜明昂扬。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要在没有硝烟的思想舆论场中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回应模糊认识、思想误区，用彻底的理论说服人，用真理的力量矫正偏见，提升群众的判断力、领悟力和认可度、认同感，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把握受众差异与传播规律，推动大众覆盖与分众引导协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既要追求“全域覆盖”的广度，也要注重“精准滴灌”的深度，根据受众的特点精准发力，实现“大众覆盖”与“分众引导”有机统一，实现理论传播的全面性、高效化。

善用数智技术实现精准触达，定制差异化传播内容和方式。向广大群众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必须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精准分析不同地域、年龄、职业、文化、圈群群众的思想需求、话语偏好、生活场景、敏感区域，“量体裁衣”式地选择不同的传播载体、内容、形式。例如，对青年群体可以采用“网言网语”的短视频进行理论解读，在指尖滑动中完成思想的“破圈”；对农村群众可以用“方言土语”在坝坝会上解读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政策，让政策回归田间地头，通过“分众化”精准滴灌，达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实效。

坚持大众覆盖与分众引导相统一，构建全媒体协同传播格局。分众引导与大众覆盖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大众覆盖的基础上，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搭上时代的快车走进千家万户。同时，通过分众引导提升理论传播的穿透力与到达率，发挥理论浸润人心、凝聚共识的作用，使党的创新理论既要有权威解读的“顶天立地”，也要有基层宣讲的“铺天盖地”；既要有集中宣传的声势，也要有日常浸润的耐心。通过系统化布局、差异化供给、精准化推送，不断提升理论传播的到达率、阅读率、点赞率。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焕发无穷力量。新时代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唯有坚持学理支撑与话语转换并重、回应关切与解疑释惑并举、全面覆盖与精准引导并行，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入脑入心、见行见效，才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政德何以重要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更高的发展目标和治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也将干部讲政德、立政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党员干部而言，政绩体现的是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是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标尺；政德体现的则是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权力运行是否端正、履职尽责是否真正指向人民。政德作为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根本道德准则，既是从政之基，也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关系党员干部立身、用权、干事的根本方向。

政德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私德，属于与公共权力运行紧密相关的政治伦理范畴，是衡量党员干部从政用权是否正当、是否干净的根本尺度。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德”始终是理解政治秩序与权力正当性的核心范畴。从“以德配天”到“为政以德”，从“内圣外王”到“修己安人”，德性不仅关涉个体修养，更决定政治实践的方向。进入新时代，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德观在党的理论创新中被重新激活，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实现深层融通，以强大的真理力量焕发党员领导干部强大的人格力量。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讲政德、立政德就是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通过筑牢道德防线、坚守党性初心，以道德力量赢得人心、赢得事业。可以说，政德不仅是干部立身之本，更是界定政绩内涵、确立政绩标准、评判政绩价值的根本前提，唯有坚守政德底线，才能在复杂的治理实践中把握政治方向，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政德是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超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既是一种统一的治理体系，亦是一种统一的道德秩序。“为政以德”是贯穿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命题。《论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之“居其所”，喻示执政者守其正、安其位；众星之“共之”，则说明政治秩序的形成不能仅靠强制驱使，更要依靠德性的感召、示范与整合。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表明德性之治能够使人由被动服从转向主动认同。由此可见，德性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引领作用，并成为具有内在吸引力和整合力的秩序核心。

“以德配天”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把政德提升到政治正当性的高度。《尚书》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领导集团的德性是立国之本，天命并非无条件赋予，而是以人德为依据。孟子亦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进一步将政德与民心向背紧密绑定，阐明天命依托德性彰显，民心依靠德性凝聚，政权凭借德性获得正当性支撑。由此可见，政德不仅关涉个人品质，更是维系国家治理秩序、巩固执政根基、保障政权存续的基础性条件，一旦执政者德性失范，政治权威便会动摇，治理秩序亦难以持续。

“修己安人”的理念，揭示了传统政德的实践路径，阐明政德建设的核心落脚点在于执政者自身修养。《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政治秩序的起点不在权术机变，而在主体品格的端正。传统政治语境中的修身，是指节制欲望、端正心术、明辨公私，使执政者在面对权力诱惑、利益纠葛和责任考验时能够守住底线、站稳立场、不越红线。执政者修身律己以正，才能在用权时不徇私舞弊，在决策时不主观妄断，在施政时不失公平公正。

把握新时代政德内涵

新时代推进政德建设，绝非简单复归传统，而是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传统政治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政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传统政德观中“为政以德”“民为邦本”“修己安人”等核心思想，需要在传承发展中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转化为新时代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价值支撑。中华传统政德观历经千年传承仍具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始终紧扣政治实践中的核心命题：公共权力必须受德性约束，执政者必须以人民为念。这一核心逻辑与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高度契合，具备融入当代治国理政实践的现实基础。

中华传统政德观能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其深相契合，并以科学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对其予以激活。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实践性与现实性，强调以人民立场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与传统政德重视民心向背、强调为政者责任担当的取向具有相通之处。传统德性政治主张“民为贵”“得民心者得天下”，重视执政者的德性修养、责任意识和公共担当；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赋予这种德性追求以鲜明的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和制度保障，特别是注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讨论道德本质和属性，主张道德领域也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坚持秉持“第二个结合”，使得政德升华为执政党性质宗旨、干部作风建设和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要求，迸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传统政德观深度融通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让政德从抽象道德原则转化为具体可践行、可检验的行为准则。明大德，即坚定理想信念、对党忠诚；守公德，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公用权；严私德，即慎独慎微、修身律己。三者相互贯通、层层递进、有机统一，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也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了价值根基。

既要重政绩也要重政德

政德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政绩实践之中。政绩并非单一的量化指标，而是党员干部价值取向、权力运用和治理成效的综合体现。对党员干部而言，追求何种政绩、依靠何种方式创造政绩、遵循何种标准评判政绩，首要决定因素是政德是否端正。政德的核心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把从政用权的价值立场落实到干事创业的具体实践中，使党员干部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做扎实，把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作为政绩追求的根本尺度。

反过来看，错误政绩观往往是政德失衡的外在表现。一些地方出现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面看是决策失当，根源却是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政德一旦失守，权力就容易滑向功利算计，政绩也就容易异化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追求观感的表面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部分干部要么不担当不作为、漠视矛盾、放任问题升级，要么急功近利、任性用权、脱离实际盲目蛮干、层层加码，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损失。这些现象都说明，政绩观偏差本质上是政德缺失问题。纠正错误政绩观，不能仅依靠优化考核、改进工作方式，更在于端正权力观、事业观、群众观，切实筑牢政德根基。

因此，只有以政德立身，才能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政绩。政德为政绩校准方向，使其不偏离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为政绩提供内在动力，帮助党员干部抵御短期诱惑，保持战略定力；更为政绩确立评价尺度，使其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绩不仅要“看得见”，更要“立得住”。而这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干部能否以德立身、以德用权。只有将政德内化为行为自觉，外化为治理实践，才能在复杂多变环境中把握方向，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顺应乡村人口变化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这就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针对乡村振兴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精准施策，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全面振兴要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

近代以来，各国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乡村人口从农村和农业持续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这一进程有两个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农业边际产出达到或超过非农产业边际产出、城乡二元经济实现一体化发展后城乡人口迁移基本结束的第二拐点。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发展大致符合各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演变规律，但人口迁移的速度和规模明显高于一般国家。

从城乡人口迁移看，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生活工作，特别是1994年以后，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迅速扩大，净迁移率（净流出人口占乡村人口的比率）不断提高，2015年达到刘易斯第一拐点后迁移规模和净迁移率同步下降。分析表明，乡村人口净迁移率与非农产业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高度相关，即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的扩大（缩小）是决定乡村人口净迁移率提高（下降）的关键因素。基于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率的内在趋势，未来我国乡村人口净流出规模和净迁移率将保持持续下降状态。

在乡村人口持续流出的影响下，我国乡村常住人口规模在1995年达到85947万人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24年已缩减到46478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从1995年的29.04%大幅度提高到2024年的67%。由于早期乡村人口净流出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14岁以下年轻人口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存在明显的从城镇流向乡村的逆流现象，2015年以后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的逆流规模才快速缩减，并逐步转变为从乡村向城镇的净流出，我国乡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快于城镇。我们运用人口结构模型模拟预测的结果显示，在城乡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乡村人口迁移率保持其内在发展趋势情况下，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仍将保持规模持续缩减和结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

高度重视乡村人口快速缩减和老龄化对乡村振兴带来的新挑战

乡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是城乡二元经济一体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持续的城乡人口迁移为城镇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和消费需求支持，乡村人口减少后人均资源拥有量的提升也成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农业经营收入提高的重要推动力。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对平缓的城乡人口迁移不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速度很快，过快的乡村人口流失在引致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的同时，也对乡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冲击。

乡村人口快速空心化对乡村规划与建设带来重大挑战。快速的乡村人口流出导致我国乡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自然村数量大幅度缩减，每个自然村平均常住人口也显著下降。每年大量自然村的消亡意味着前期投资于这些自然村的基础设施闲置荒废，自然村人口持续流出也导致大量资源闲置，如村小学撤并后出现的大量校舍闲置、多个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后村委会办公用房的闲置、人口迁移后大量农村住宅长期闲置等。此外，乡村人口减少、居住日益分散，还意味着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将不断提高。未来，随着乡村人口的持续流出，乡村人口空心化及其伴随的一系列问题还会继续深化，乡村建设需要顺应乡村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合理确定村庄建设重点和优先顺序，探索既能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生活水平，又能避免投资资源浪费的乡村建设新模式。

乡村劳动力规模缩减、年龄老化导致农业劳动力供给后继乏力。随着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缩减。在规模缩减的同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状况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农村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人员占比下降。随着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出，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下降，实际投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规模还将不断收缩，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日益严重，农业劳动力老化问题已十分严峻。鉴于从事务农工作对年轻人吸引力很低，当前农业从业人员随着年龄提高逐步退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后，农业生产经营将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乡村人口老龄化及照护服务供给不足致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难离乡。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未来，乡村老年人口规模还会持续扩大，老年人口及失能半失能人口规模也将快速扩大，意味着照护服务需求急剧扩大。由养老机构提供照护服务是做好老年照护服务的重要选择，但目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持这一机构服务模式，除少数特困老人由地方财政负担支出费用、由机构进行集中供养外，大多数农村老人仍采用由子女或亲朋提供照护服务的居家养老模式，其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为照顾家庭不得不留守农村，就近务工务农。兼业劳动力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因兼职照护家庭和务农，务工工作稳定性较差，如何保障这部分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稳定就业，是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同时，农村兼业劳动力绝大部分属于经营耕地面积20亩以下的小农户，尽管这一部分耕地资源仅能为兼业劳动力家庭提供很少的收入，但因务工工作不稳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家庭不愿放弃这一权益，其结果就是尽管乡村人口已大规模转移到城镇，但因大量兼业劳动力作为小农户不愿退出，农业经营的规模化进程迟滞。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目标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十五五”时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须顺应乡村人口发展趋势，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优化调整乡村振兴与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顺应人口流动规律，首要的是加强对农村人口与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潜力普查监测力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精准追踪、动态掌握各地人口流动趋势与结构变化，为乡村振兴规划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针对乡村人口严重空心化和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意愿依然较强的现实，根据乡村人口变化趋势科学预测未来常住人口规模，客观确定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和重点，防止因人口持续减少而导致公共设施闲置浪费。针对存量农业劳动力大部分已城镇化和半城镇化、人口实际城镇化率已很高的现实，当前人口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应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继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随迁子女与老人在城镇的教育、养老、居住等问题，切实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生活成本，提高乡村进城人口家庭迁移完整度、城镇生活稳定性，让进城人口能够在城镇安居乐业。

强化职业化农业劳动力培养。保障粮食与农产品供给安全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务农劳动力队伍。当前，纯务农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断层化问题交织叠加，应顺应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趋势，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科学培育体系，加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扩大职业农民就业规模，通过激发农民创造力提升农业农村生产力。将数字化技能培训作为职业农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加强智能农业机械、农业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技能培训。解决务农人员的后顾之忧，完善职业化农业劳动力社会保障与收益保护机制，建立种粮最低收益保障制度，通过订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增强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程度。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继续鼓励支持种植养殖中小散户以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多种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构建由职业化高素质农民利用智能化机械进行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在提升“人+机”结合模式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实现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

增强县域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力度。这是应对机器替代人趋势、防范结构性失业风险的关键举措。应大力支持在县域发展农产品加工、服装、电子、玩具、养老照护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社保优待、用地配套、以工代赈等政策组合拳增强县域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吸引农村兼业劳动力、城镇结构性失业和回乡农民工就业，为县域范围内就近就地吸纳劳动力就业提供兜底保障。

强化农村社会化家庭照护服务供给。加强县域内城乡融合的养老、托幼、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鼓励开展村级互助性养老服务，提升养老机构资源使用效率和社会化养老占比。加快推进免费学前教育，持续推进县域寄宿制幼儿园与学校建设，提高农村学校办学质量和寄宿条件，减轻农村学龄人口到县城和乡镇就读、入园的陪读照护负担。以财政补贴、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统筹整合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医疗和服务资源，为农村家庭提供低成本、便捷及时的家庭照护服务，进一步释放农村家庭照护占用的大量劳动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提问：胡果雄 湖南省衡阳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请问，怎样理解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解读：李晓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直接导致学龄人口基数萎缩，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将呈现有降有升、梯次达峰的趋势。同时，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教育发展差异依然显著。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资源配置面临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复杂局面。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既是应对学龄人口峰谷变化影响、解决各学段学位供需矛盾的现实举措，更是实现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的战略部署，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意义重大。

健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有效预警机制

健全教育资源配置有效预警机制，主要是指做好学龄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即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整合教育、卫健、公安、人社、统计等部门数据资源，对区域内常住人口的出生、流动、户籍变动等信息进行实时跟踪与动态监测。其核心在于通过建立科学的预测模型，精准预判未来不同学段学龄人口的规模、结构及空间分布，识别教育资源配置的临界点和风险区，从而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号，为教育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前瞻性、精准化依据。

当前，我国学龄人口监测预警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一方面，精准掌握学龄人口的跨部门合作共享机制尚不完善，卫健部门出生人口数据、公安部门户籍数据、人社部门流动数据、教育部门学籍数据之间难以有效整合，也难以交叉验证，导致缺乏对学龄人口的精准把握。另一方面，面对“排浪式”人口波动特征，传统静态人口统计方式难以有效支撑长线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资源建设具有较长的周期性，存在成本高、转换难等特点。若不能提前预判人口波峰与波谷的交替规律，极易造成短期资源供给不足与长期过剩的结构性矛盾。

完善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核心在数据对齐、流动人口监测、平台建设三方面。一是建立跨部门数据对齐机制。卫健部门的出生人口数据是预测未来学前及小学入学需求的基础，公安、人社部门的户籍与流动人口登记数据能反映人口迁移趋势，教育部门的学籍数据则提供了存量参考。应以教育部门为主导，加大与卫健、公安、人社、统计等部门合作力度，打通常住学龄人口数据链条，实现“出生—入学—升学—毕业”全生命周期数据联动。二是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掌握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分布情况，将所有常住适龄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确保人口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三是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平台。平台应具备数据采集、趋势分析、学位预警等功能，帮助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现数据实时查阅、动态共享，为教育规划提供精准支撑。近年来，教育部已启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建设和平台搭建工作。2026年度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强调，要建好学龄人口预测预警平台。后续仍需持续深化探索与实践应用，不断提升平台运行效能。

健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分类指导机制

根据人口研究的预测结果以及国家教育统计数据，我国各学段学龄人口达峰时间呈现出明显的梯次特征。其中，学前、小学阶段学龄人口已分别于2020年、2023年达峰，而初中、高中、高等教育阶段学龄人口预计分别在2026年、2029年、2032年达峰。与此同时，城镇化率持续上升，而教育城镇化率明显高于人口城镇化率。

“十五五”期间，在“排浪式”人口波动下，已有教育资源配置与未来人口变化的时间错位和空间错位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学前与小学阶段教育资源将面临较严重的过剩压力，其中镇区和乡村压力更大；初中阶段在“十五五”初期面临渡峰压力，后期逐步进入平稳过渡期；高中阶段则持续处于学龄人口持续增长的高压期，学位缺口问题突出，其中城区压力更大。立足这一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十五五”时期需超前谋划、分类施策，明确各学段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点工作。

对于学前、小学阶段，应以消化存量资源、注重内涵发展为核心。学前阶段应抓住生源减少的契机，进一步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实施好学前1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托班，加快构建托幼一体化服务体系。小学阶段可借助学龄人口下降、师资相对宽裕的窗口期，探索将小学班额标准适度下调，深入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工作，加强个性化辅导，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综合素质培养，推动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持续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提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

对于初中阶段，重在柔性挖潜，平稳渡过峰值。由于峰值之后便会出现学龄人口大幅下降现象，因此初中学段不宜大规模新建校舍。可通过挖掘现有校舍潜力、购买学位、与小学或高中共享资源等方式化解短期学位增长需求，确保2026年峰值平稳渡过。

对于高中阶段，应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针对城区高中面临学位压力大的情况，特别是人口集中流入地和高中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应重点支持其新建、改扩建一批优质普通高中，做好做足增量。针对镇区高中同样面临较大学位压力的情况，在渡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还可充分利用义务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闲置资源开办普通高中学校。同时要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通过标准化建设提升办学条件，遏制生源过度流失，增强县域高中办学吸引力。

在推行教育资源配置分类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坚持“一地一策”原则。由于各地学龄人口变动情况差异很大，因而全国性教育资源配置规律无法精准适配所有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切忌“一刀切”，而是要结合当地人口变化规律精准制定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方案。

健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政策调整机制

受人口变化的影响，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已显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必须以深化改革为抓手，推动教育政策与人口变化趋势精准适配并根据需要予以动态调整，切实增强教育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建立“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这既是新时代推动教育公平、促进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回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在人口跨县、跨市流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县区教育资源需求出现明显分化，“过剩”与“短缺”并存，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调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建立“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就是要突破基础教育多年来主要从县域层面进行治理的局限，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大基础教育市级统筹力度，因地制宜打通各学段教育资源，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地教育资源供给，特别是统筹学位建设、教师编制和经费投入，有效缓解中心城区教育资源承载压力，加大对人口流出县的教育扶持力度，确保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完善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面对人口的急剧变化和跨区域流动的持续增加，亟须将常住人口作为教育资源配置的“晴雨表”，不断健全依据常住人口规模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的政策机制，推动教育资源配置由“静态分配”转向“动态平衡”。一是深化学位供给制度改革。将包括随迁子女在内的常住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打破户籍壁垒，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二是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对人口流入地的转移支付力度，确保生均公用经费、校舍建设资金等随学龄人口流动而划转，减轻流入地政府财政压力。三是完善生均公用经费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与办学成本、物价水平和教育需求相适应的生均公用经费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教育投入不因学龄人口减少而缩水。

构建动态调整的教师管理制度。为适应人口快速变化带来的师资需求波动，应加大师资统筹调配力度，应在原有的“县管校聘”改革和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建立“省管县用校聘”的教师管理制度。从县管提级到省管，可以在保持各省教师编制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在省级层面建立教师编制周转池，定期重新核定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各区县编制数量，使师资能在区域内、学校间动态流转、调余补缺。同时，还可支持富余的学前、小学教师经培训后向其他师资紧缺学段流动，有效化解不同学段师资缺编与超编并存的矛盾。此外，还可结合部分学段学龄人口减少趋势，适度提高生师比标准，综合依据“班级数+学生数”科学核定教师编制，为小班化教学预留充足空间。

此外，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还应从法律层面进行保障，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开展学龄人口监测跨部门联动、教育资源跨区域跨学段统筹调配、教师编制动态调整、闲置校舍处置利用等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以乡村产业之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考察调研，作出了“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让贫困群众尽早脱贫过上小康生活”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打赢脱贫攻坚战增添了不竭动力。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甘肃时指出：“做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产业振兴在乡村振兴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为我们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临夏是典型的农业地区，曾是国家“三区三州”之一。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立足资源禀赋，放大“特”的优势，做好“链”的文章，推动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产业之兴夯实振兴之基。

发展乡村产业基础在于资源禀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多次强调“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乡村产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独特性和多样性，发展乡村产业必须立足自然生态、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土特产”三个字琢磨透、做精彩，把“小而精”做成“大产业”。脱离资源禀赋谈产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临夏自古就有“无牛羊不成家”的传统，高原夏菜、经济林果、中药材等农产品种类丰富、品质优良。正是基于这一基础，我们坚持错位发展、选准赛道，在保障粮食安全前提下，着力培育“牛羊菜果薯药菌花”八大特色产业，推动特色种植设施化改造、畜牧养殖规模化发展，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产品优势。实践证明，只有立足实际、依托资源、放大优势，乡村产业才能根深叶茂、基业长青。

推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延链强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是制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延链强链，就是要向前后端延伸、向上下游拓展，在每一个环节上做精做深做强。延链强链首要在于龙头企业带动，必须理清产业脉络、找准短板缺项、对接市场需求，引育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升产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程度。延链重点围绕纵向延伸和横向融合两个方向，一方面，向精深加工、开发高端产品、塑造品牌形象、电商销售等环节发力；另一方面，推动单一农业向旅游、康养、教育等领域拓展，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产业振兴必须在“链”字上下功夫，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与价值链多维提升，打破传统农业“低附加值、高损耗”桎梏，构建“接二连三”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真正把农业的多种功能开发出来、乡村的多元价值挖掘出来。

实现产业增效核心在于科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科技创新是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驱动力。从生产环节的降本增效，到加工环节的价值倍增，从流通环节的减损提速，到营销环节的精准触达，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发展乡村产业，要重点突出科技供给、技术服务和人才支撑，坚持以科技为先导，赋能制种育苗、抚育管护、饲喂防疫、精深加工等各环节，引领要素配置，强化协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深化数字应用，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综合效益，实现乡村产业系统化、科学化、数字化发展。同时，要瞄准前沿科技，推动传统特色产业与高新技术嫁接，向中高端迈进，让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数智赋能焕发新生机，实现品种优良化、生产高效化、产业绿色化。

促进产业振兴根本在于党建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是产业振兴的“主心骨”和“助推器”。必须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注重从致富能手、务工经商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中培养选拔村党组织书记，打造“老中青结合、梯次化配备”的村级党组织队伍，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群众发展产业的“火车头”。发展乡村产业，致富带头人很重要，加力实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计划”，鼓励支持支部书记、优秀村干部带头领办合作社，精心选树乡土人才，吸引有技术、有项目、有资源的在外企业家和青年人才回乡创业，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把更多农民培养成高素质产业工人。联农带农机制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牵引，大力推广“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务工就业等方式，让更多农户聚在产业链上、富在产业链上。实现产业振兴，就要全面加强组织建设、激发产业活力、广聚人才力量，形成“头雁引领、群雁齐飞”的效应，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发展路子。

（作者系甘肃省临夏州委书记）

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3次亲临江西考察，每次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2019年5月，嘱咐我们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2023年10月，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从“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到“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推动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不断展现新气象。

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正确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保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力。

扛起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担当，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文明的辩证关系，彰显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烈历史担当。江西境内“五河环绕、一湖点缀”，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肩负着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的重大使命。作为生态大省，我们深刻认识到保护好江西的绿水青山，不仅是对江西人民负责，更是对全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负责。我们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将“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作为重点打造的“三大高地”之一，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体系，形成党委统筹协调、政府组织实施、各方协同配合、上下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守护好生态家园。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把准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打破了发展与保护对立的思维定式。这一重要论述告诉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也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我们深刻认识到，江西最大的优势在生态、最大的品牌在绿色，江西的发展必须立足生态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走守着绿水青山饿肚子的穷路。我们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走出了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子。

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要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树立全局观念，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江西境内河流、湖泊、森林、山地、湿地等生态要素齐全，构成了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生态系统。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把鄱阳湖流域作为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来统筹保护和治理，推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升。

坚持良好生态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价值追求，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生态环境成为群众最关心的民生事项之一。我们牢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推进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赢，让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新时代以来，江西一以贯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迈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步伐。

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降碳上展现新作为，出台省级碳达峰实施方案和重点领域专项方案，建成省碳排放监测分析服务平台，建立设区市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推进锂电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建设，参与电子电器、生物基塑料等碳足迹核算国家标准研制。实施节能降碳十大行动，制造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持续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和节能监察实现全覆盖。加快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风电、光伏装机超过火电成为主力电源之一，“全省一张网”输气网络全面建成，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大幅降低，2025年全省以2.9%的能耗增速支持了5.2%的经济增长。在减污上实现新进展，实施八大标志性战役、30个专项行动，生态质量指数稳居全国前列，PM2.5平均浓度降至27.4微克/立方米，扣除自然因素影响后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96.7%，长江干流江西段连续8年保持Ⅱ类水质，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8.5%，鄱阳湖总磷浓度稳步下降，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持续加强。在扩绿上厚植新优势，持续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扎实推进，庐山国家植物园创建通过国家符合性认定评估，成功申报实施5个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建成绿色矿山278座，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居全国第2位，全省自然保护地增至542处，全球98%以上的白鹤在鄱阳湖越冬，江豚时隔40余年重返南昌主城区赣江江段。在增长上积蓄新动能，深入推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培育形成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铜基新材料等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突破2%、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69.6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8%，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数居全国前列，国家级绿色园区数量居全国第5位，以创新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生机勃发。

价值转化通道有效拓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打通转化通道，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机制创新先行，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抚州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深入推进，吉安成功获批第二轮国家试点，连续4年开展省市县三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试算，发布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导则，首创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林权收储与担保机制，完善生态资产价值评估管理办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了系列制度保障。市场交易活跃，健全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生态资源储蓄运营体系，全省生态产品交易成交额超380亿元、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成交额达196亿元。深入推进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探索形成10余项全国首创或领先的制度成果，12个造林碳汇类项目进入国家平台公示，林权、林产品、林业碳汇等林业类生态产品累计成交额超138亿元。产业支撑有力，深化部省共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试点省建设，“三品一标”农产品达到8466个，实施林下经济“三千亿工程”、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全省林业总产值突破7500亿元，壮大生态文旅产业，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次和总收入持续增长。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成果丰硕。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构建系统完整、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改革攻坚纵深推进，建立五级河湖林长制，出台林长制省级地方标准、鄱阳湖流域总磷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获批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重点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连续10年实施全流域生态补偿，深化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累计筹集流域补偿资金338亿元、落实跨省补偿资金36.65亿元，生态公益林补偿面积达5137万亩。法治保障更加严密，制定修订近200件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出台《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形成了覆盖水、大气、土壤、森林、湿地等重点领域的生态文明法规体系。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成全省“生态云”大数据平台，成立全国首个部省协作环境应急省级工作站，组建生态环境领域省重点实验室联盟，自然资源部大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在赣挂牌，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绿色低碳渐成新风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出台《江西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若干措施》及配套文件，广泛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示范创建成效显著，累计创建13个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31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南昌、萍乡成功入选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宜春经开区纳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靖安“两山”转化、永修候鸟经济等入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案例。全民行动氛围浓厚，持续开展全国生态日、世界环境日、节能宣传周、生态文明宣传月等主题活动，成功举办鄱阳湖国际观鸟季、世界绿色发展博览会等活动，“河小青”“关爱山川河流”等志愿服务深入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省人民的共同行动。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谱写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新篇章

“十五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江西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交出更加厚实的生态答卷。

在更高水平上守护绿水青山。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五河两岸一湖一江”全流域治理，统筹推进“美丽系列”建设。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协同推进细颗粒物等多污染物控制，加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重金属污染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让江西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加强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修复，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廊道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完善环境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下更大力气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强化碳排放双控“指挥棒”作用，稳步推进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接续实施碳达峰行动，推动源头减碳、过程降碳、末端固碳，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化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和“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持续完善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深入实施省级科技重大专项“2030先锋工程”，加大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转型。

用更实举措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以产业化利用、价值化补偿、市场化交易为重点，因地制宜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协同推进GEP核算政府端应用和VEP核算市场端应用双向发力，升级打造区域性生态产品综合交易平台。大力推进生态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培育壮大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生态产业，深化“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健康旅游度假目的地，做优做强“赣字号”生态产品品牌。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完善生态信用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力度。

以更深层次改革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深入推进森林、湿地、耕地等全要素生态补偿，纵深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持续推进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度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融合，加快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领域地方性法规制定修订，深化生态保护执法和司法改革，强化法律实施监督，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适应人口流动趋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根据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的新特征新趋势，重点围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把握农村劳动力流动新趋势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劳动力作为我国社会结构中规模最庞大、流动性最强的群体，是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其是否有序流动、能否有效治理流动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呈现新特点，变化趋势在“十五五”时期将持续显现。如果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变化带来的挑战，不仅会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切身利益，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削弱社会凝聚力，最终影响国家长治久安。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重心必须从静态的、以地域为界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向动态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如何转变治理理念，构建能够包容和服务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迫任务。

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变化。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3亿人，达到30115万人。当前，农民工群体在流向分布、年龄结构、就业行业等方面出现新特点。“十五五”时期，农民工群体规模增速放缓、年龄结构老化、回流省内县域、就业重心转移、市民化诉求上升等变化趋势将更加凸显。这种趋势变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规模增速放缓，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从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服务。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0.5%，除2020年外，增速创历史新低。这一增速放缓趋势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的综合影响。受人口增长趋势变化、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技术进步替代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十五五”时期农民工总量预计将迎来由增转降的历史性拐点。农民工总量庞大但增速放缓的基本态势，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从总量覆盖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在从如何应对流动人口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压力，转向如何优化服务管理质量、满足结构性分化需求，治理重心从覆盖更多人转向更好服务人。

年龄结构老化，要求应对好老龄化流动人口的多元需求。自200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截至2024年，16—30岁的青壮年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近30个百分点，降至16.9%；而30岁以上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不断上升，尤其是50岁以上年龄段占比上升超20个百分点，达到31.6%。农民工平均年龄增长超过9岁，达到43.2岁，“十五五”时期预计将超过45岁，50岁以上大龄农民工规模将超过1.1亿人。他们就业竞争力弱、稳定性差，参加职工社保比例低、保障不足，无法支撑体面的老年生活，被迫超龄打工以弥补养老保障的不足。这种“干不动、退不了、养不好”的困境，使得大龄农民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特殊群体。这就要求基层社会治理必须满足就业支持、养老保障、健康服务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需求。

流动半径缩短，要求构建起县域统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早年超半数农民工为了谋生背井离乡，从2011年开始，在本乡镇务工的本地农民工占比开始上升。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2010年的51.3%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38.3%，省内流动比例相应上升至61.7%。农民工回流省内后，主要回到县域务工，目前县域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已经接近六成。“十五五”时期，预计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将超过八成，在县域务工的将超过六成。流动空间格局的县域化转向，要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强化县域作为基本单元的统筹功能，推动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既要强化县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将县域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切入点，又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并轨，创新就近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就业重心转移，要求基层社会治理适应灵活分散的就业形态。建筑业和制造业曾经长期是农民工务工的主要行业。2018年，农民工三产从业人数占比超过二产，并且首次超过一半。过去10年，我国二产整体就业人数占比从29.9%下降至29.0%，只下降了0.9个百分点，但同期农民工二产就业人数占比下降了11.9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正在从传统的建筑业、制造业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平台经济等灵活就业领域快速转型。特别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以其低门槛、高弹性、收入即时可见等特点，吸引了大量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加入。“十五五”时期，预计从事三产的农民工人数将超过六成，接近一半的农民工进入灵活就业领域。灵活就业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劳动治理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冲击，迫切需要制度创新和治理升级。

市民化诉求上升，要求流入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随着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生活的稳定性增强，其诉求正从单纯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转向追求全面发展和社会融入。2017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的占比首次过半，目前已达到1.6亿人，其中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第三代农民工有2000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更熟悉城市生活工作方式。第三代农民工从小在城市长大，对土地的依恋较弱，对城市生活的认同较强，不再满足仅仅打工挣钱，而是期盼能够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以及获得作为“城里人”的身份认同。回应农民工日益强烈的市民化诉求，核心在于深化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农村劳动力的持续流动，如同一把双刃剑，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极大活力的同时，也对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影响治理主体、客体、内容、资源和手段，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变化让这种冲击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流出地与流入地的治理挑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人口流动形成紧密的关联互动。

流出地农村治理主体弱化，流入地面临多元整合的复杂性挑战。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特别是大量年富力强、受过较好教育的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使得村庄的“两委”班子、村民代表等治理骨干队伍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导致流出地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弱化。基层干部多由中老年村民担任，其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和治理意愿可能难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这不仅削弱了村庄的领导力，也制约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体效能和水平。在流入地，农民工群体在来源地、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这种多元异质性既增加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复杂程度，也对社区认同和多元协同治理构成了挑战。现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社会力量参与不足，难以应对流动人口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流出地基层社会治理客体有所调整，流入地面临流动人口高流动性挑战。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成为主要常住人口，“三留守”群体的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和心理疏导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突出短板，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重心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同时，土地流转、宅基地闲置、集体资产分配等问题也因劳动力的长期缺位而变得日益复杂。在流入地，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频繁更换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点；居住分散，租赁房屋分布广泛、变动频繁；社会联系薄弱，缺乏稳定的社区归属和人际网络；“人户分离”“人地分离”现象普遍化，形成“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状态。这些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社会治理难度。还有一些流动人口处于城乡两栖状态，在城乡之间季节性、周期性流动，导致治理责任边界模糊。

流出地治理内容结构发生变化，流入地面临公共服务综合性挑战。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兼业化，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增加。土地经营权流转加快，需要规范流转程序、保障流转收益、防范流转风险等。农村养老服务设施需要加强，满足留守老人的就近养老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需要提升，方便留守群体就医。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需要稳妥推进，关爱留守儿童成长。在流入地，流动人口的就业服务、技能培训、随迁子女教育、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障、居住条件改善等，成为基层政府必须面对的繁重任务。这些问题交织叠加，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从传统的社会治安、社区卫生服务等，扩展到更加复杂的社会服务、社会融合和权益保障领域，对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挑战。

流出地治理资源持续流失，流入地面临公共资源短缺性挑战。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村庄发展所依赖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量外流，导致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集体行动能力下降。这种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村庄难以有效组织起来解决公共事务，如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人居环境的整治等，公共资源维护与更新的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在流入地，大量流动人口的到来，一方面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城市面临财政投入与人口规模不匹配、公共服务设施承载能力不足、基层工作力量不够等多重困境。这种资源与压力的双重传导，使得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不再是孤立的地域性事务，而是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性工程，迫切需要建立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机制。

流出地治理手段需要转型，流入地面临传统治理不适应性挑战。传统农村治理依托于血缘、地缘关系构成的熟人信任网络，但劳动力外流打破了这种治理平衡，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信任程度下降、合作意愿减弱，非正式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大幅下降。“熟人社会”解体后，迫切需要流出地实现治理手段转型。在流入地，传统的网格化管理、台账式管理等手段，在应对流动人口治理挑战时出现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流动人口治理提供了新工具，但数据孤岛现象仍然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流动人口涉及的工资拖欠、房屋租赁、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矛盾纠纷，具有突发性、复杂性、跨区域性等特点，需要发展在线调解等新型调解方式，建立矛盾纠纷的预警预测和快速响应机制。

提升适应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特征的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性变化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需要实现从静态管理向动态治理、从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从粗放供给向精准服务的深刻转型。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构建适应人口流动新趋势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流入地与流出地治理的协同联动。

树立系统治理理念，实现协同和精准治理。在治理目标上，从控制流动转向服务流动，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发展机会。在治理方式上，从属地管理转向服务为“人”，实现服务随人走、保障随地有。在治理机制上，从单点应对转向系统协同，构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机制。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平台，加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作配合，明确各方权责边界，形成治理合力。建立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信息共享、政策衔接、责任分担等方面形成制度安排。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治理对象的精准识别、治理需求的精准对接、治理资源的精准配置。

完善城乡统筹的治理协调机制，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协同配合。打破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平台，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职能和资源，实现一平台受理、一站式服务、一体化管理。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实现流动人口高频服务事项的线上办理、跨省通办，提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及性。强化县域综合治理能力，优化乡镇服务功能，激发村（社区）自治活力。建立跨区域信息交换机制，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交换规范。支持在流入地设立服务站点，为流动人口提供乡情联络、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服务。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协作，明确双方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职责分工，实现协同联动。

加强基层党组织引领，引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发挥党员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的先锋作用。在流动人口集中的企业、市场、社区建立党组织，扩大组织覆盖。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建立流出地、流入地双向共管机制。推荐流动党员担任社区兼职委员、网格长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引导流动党员参与社区议事协商，反映流动人口诉求，维护流动人口权益。培育发展服务流动人口的专业化社会组织，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积极吸纳流动人口代表参与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建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动员培育新乡贤、返乡人才，吸引外出能人返乡发展。

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治理精准性，拓宽公共服务覆盖面与可及性。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对流动趋势、风险隐患等进行预测预警。推进网格化管理与数字化治理深度融合，将“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实现“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基层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并优化设施布局，向流动人口集中区域倾斜。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将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延伸，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优化服务流程实现便捷办理，针对大龄农民工、举家迁移家庭、零工从业者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人才培养与能力建设。优化与常住人口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常住人口规模、结构、流动趋势等纳入考量，向基层和人口承载压力大的地区倾斜。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基层自主支配能力。加强基层工作力量配备，按服务人口比例配备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薪酬体系和晋升通道，增强岗位吸引力。加强在职培训，提升社会工作、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专业能力。将数字素养纳入基层干部培训内容，提升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工作的能力。加强群众工作方法培训，提高与流动人口沟通交流、化解矛盾的能力。

（作者分别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智库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基层社会治理要从静态管理走向动态服务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规模与空间逐步拓展。为适应这一趋势，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在党建引领与实践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持续深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具体来说，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不断健全，属地化、网格化治理机制日益完善，“热线+网格”等模式推动问题响应端口前移、服务效能提升，实现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的转变。如北京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持续深化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的深刻转变，并依托重点新市镇创新央地联动基层治理模式精准承接适宜功能与人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深入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对基层动态与群众需求的实时感知与精准响应能力，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伴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尤其是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的趋势明显，基层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复杂，广大群众对基层服务与治理质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而与群众的期盼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基层社会治理正面临从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治理范式转型的关键挑战。从现实情况看，资源配置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静态化、户籍化的传统路径，难以适应人口向新城新区集聚、人户分离普遍化以及老龄化、少子化等结构性变迁，导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区域间、人群间存在供给滞后与供需错配，均衡性和可及性有待提升。基层多元共治体系也未完全贯通，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参差不齐、经营主体角色定位模糊、居民参与渠道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治理合力的形成与可持续运作。此外，基层智慧治理仍面临“数据孤岛”与“应用悬浮”的双重制约，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基层平台功能设计与实际场景脱节，限制了治理工具对人口动态、群众需求的精准感知与敏捷响应能力。这些结构性短板共同表明，基层社会治理急需突破“被动响应、粗放管控”的路径依赖，加快构建与人口发展新格局相匹配的“主动服务、精细治理”新体系。

以一线城市为例，首都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等重点都市圈内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人户分离现象普遍，人口不断外溢到都市圈外围的新城、新市镇，这不仅给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带来挑战，也将倒逼基层社会治理从被动静态管理向主动动态服务、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从静态管理向动态服务的转变，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首先，以人口动态为牵引，推动公共服务从静态配给向主动适配转型。聚焦“一老一小”、流动人口等重点群体，建立基于实时人口数据与需求分析的资源调度机制。优先加强对人口净流入的新城、新市镇的公共服务资源投入，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规划跟着人走、资源围着需求转”。深化“网格化+公共服务”模式，推动服务资源向社区、楼组延伸，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其次，以党建引领为枢纽，构建“多元响应、闭环处置”的协同治理网络。强化基层党组织在资源整合与议题响应中的枢纽作用，打破条块分割，建立跨部门、跨主体的常态化协同平台。针对物业纠纷、社区养老等高频治理议题，由社区党组织牵头组建“一事一议”动态工作小组，纳入物业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等多元力量，形成“问题发现—协同处置—效果评估”的闭环治理链条。创新“居民积分制”“开放式议事厅”等机制，将群众参与深度嵌入治理全过程。最后，以数据融通为基础，打造“一体联动、精准触达”的智慧治理体系。破解“数据烟囱”与系统冗余问题，依法明确部门间数据共享责任与标准，构建“一数一源、动态更新”的基层数据资源池。推行“省级统建中台、基层按需调用”的敏捷开发模式，支持社区基于统一数字底座快速配置场景化应用。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流动人口电子服务档案，实现跨地域、跨部门服务记录可信共享，确保公共服务精准覆盖人户分离、短期居住等动态人群。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智能化装备体系的协同制胜机理

随着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战争形态，智能化装备体系制胜的关键，已由追求单体能力的极限提升，转向通过高水平体系协同释放新质战斗力。这种协同性不仅是智能化装备体系区别于传统装备体系的本质特征，更是驱动体系效能突破瓶颈、把握未来战争制胜机理的关键抓手。

第一，连接协同性织就抗毁韧性的智能网络体系。

连接协同性是实现全域贯通、稳定互联的基础，旨在复杂对抗环境下构筑稳定可靠的信息通路，通过织密信息流转、指令下达与行动同步的网络根基，为智能化体系协同奠定物联支撑。

去中心化布局构建韧性网络。通过去中心化设计构建分散、互联的网络结构，是提升连接协同性抗毁能力的核心。在协同机理上，运用数学模型优化节点分布，构建多路备份、极速传输的网络结构，有效提升网络连通性。在技术实现上，采用异构网络融合与动态组网技术，构建无中心、多路由的网络形态。当遭遇攻击或干扰时，网络能够自动感知损毁并动态重构数据传输路径，从而维持关键信息的通达能力。

智能资源调度保障动态连通。面对复杂电磁环境与多样化的业务需求，通过智能化的资源动态分配保障关键信息流可靠传输，是连接协同适应战场不确定性的关键。其协同机理在于，基于最优化理论与智能算法，构建以保障通信质量为核心目标的动态资源管理模型。技术实现依赖于认知无线电、软件定义网络等先进技术，赋予网络实时感知环境、自主决策调整的能力，确保在强对抗条件下，高优先级的指挥控制与协同指令总能获得必需的通信资源保障。

移动自组织网络实现自主愈合。赋予网络在遭受结构性破坏后自我发现、自我组织、自我恢复的能力，是实现连接从静态稳固到动态自愈的高级形态。其协同机理借鉴了生物群落的生存智慧与自适应组网技术，通过分布式协议，使智能节点具备自主协同与中继转发功能，这使得网络连通性不再完全依赖预设的固定基础设施。技术实现上，通过赋予无人平台自主组网能力，并利用允许延迟与断点续传的机制，确保即使主网中断，也能通过机动方式恢复通信，有力提升体系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持续作战能力。

第二，交互协同性熔铸跨域共识的群体认知引擎。

交互协同性是构建跨域异构节点共同认知的基础，旨在实现高质量信息共享与高效群体共识。通过深度交互，体系能够将离散的情报融合为统一的战场理解，确保分布式作战中的步调一致与跨平台火力协调。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构建统一态势。通过建立统一的时空基准与语义模型，实现跨源数据的精准关联与深度融合，是形成共同战场态势认知的基石。协同机理上，运用信息融合理论与知识图谱技术，对多传感器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时空配准、冲突消解与语义关联，从而生成一致性高、置信度强的综合态势图。技术实现要求体系遵循统一的数据标准，并具备强大的边缘或中心融合处理能力，确保各节点基于同一幅清晰、准确的“战场画卷”进行决策。

分布式共识算法确保行动一致。在分布式指挥控制架构下，通过特定算法，使群体在面临信息不确定时仍能达成可靠共识，是保障协同行动一致性的关键。协同机理依托于分布式计算与容错理论，通过设计冗余验证与多数决策机制，确保即便部分节点信息传递延迟或出现偏差，整个群体仍能就关键决策形成一致意见。技术实现上，将共识算法嵌入智能节点的自主决策逻辑中，使其能够通过局部信息交互与协商，自主协调行动目标与时机，显著提升系统在复杂对抗环境下的鲁棒性与自主协同效率。基于意图预测的主动协作规划。通过分析友邻节点行为与战场态势，预测其意图与需求，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协作的跨越。协同机理上，应用行为建模、机器学习预测与知识推理技术，构建对协同方行为模式与任务逻辑的理解模型。技术实现体现为在智能体中集成意图识别与预测模块，使其能够前瞻性地预判协同需求，并提前发起或响应协同行动，从而减少不必要的通信开销，大幅压缩从态势感知到协同行动的周期，达成更为敏捷高效的作战效果。

第三，结构协同性构设弹性适应的动态功能体系。

结构协同性是体系形态随任务需求动态调整的自适应能力。它打破了固化的编制限制，促使体系向动态重构、弹性伸缩的功能复合体演进，确保以最优组织结构灵活应对多样化的战场挑战。

分布式协同控制实现编队自主演化。应用分布式控制理论，使装备集群能够基于局部规则自主形成、保持并变换作战编队。协同机理上，通过局部交互规则与行为匹配，使个体仅需与部分邻近单元交互，便能自主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行动。技术实现上，自主平台搭载相应的分布式控制算法，能够高效、灵活地执行队形保持、重组与机动，其响应速度与抗干扰能力是衡量编队协同水平的重要标志。

功能异构节点动态互补配对。依据实时任务需求，通过智能匹配算法将不同功能的节点动态组合成最优任务集群。协同机理为运用组合优化与任务分配理论，将作战需求与平台能力属性进行全局最优或近似最优匹配。技术实现依赖于体系中的动态任务规划引擎，它能够实时评估所有可用资源的状态与位置，为特定任务快速构建功能完备、响应及时的任务闭合链路，最大化发挥体系内异构能力的综合效益。

体系规模弹性伸缩的效能管理。确保装备体系在节点数量增减时，能够维持乃至提升整体协同效能，驱动体系规模增加激发的效能指数级释放。协同机理上，通过节点间高效连接与协作催生的网络效应，促使体系整体效能随规模扩大而实现战斗力的爆发式增长。技术实现需要通过理论分析与仿真实验，精心设计集群的交互规则与组织原则，使新增单元能够有效融入既有体系并贡献额外价值，从而避免因规模扩大而引发的协同效率递减问题。

第四，任务协同性生成精准高效的跨域杀伤网链。

任务协同性是体系协同能力的最终效能检验。它通过对作战任务的动态分解与闭环执行，将体系潜能转化为跨域精确打击、联合防御的实战效果，构建起动态演进、高度韧性的智能杀伤网。

基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动态任务分配。运用多智能体协同决策技术实现任务的在线动态优化分配，是在多变的多目标战场中提升整体效能的核心。协同机理上，将任务分配建模为多智能体协作学习问题，通过训练，使各平台智能体学会在复杂约束下寻求全局最优的协作策略。技术实现通过在仿真环境中进行大量训练，再将习得的协同策略模型部署至实际系统，使装备集群在真实战场上能够自主、快速、近似最优地分配打击、侦察等任务目标。

“时—空—频”多维约束下的火力协同交链。对跨域火力单元进行高精度的时间同步、空间协调与频谱管理，是实现高效复合打击的技术关键。协同机理依赖于高精度时空统一体系与协同规划算法，确保不同属性、不同弹道的火力在时间上精准衔接、在空间上避免冲突、在频谱上互不干扰。技术实现需要火力协同控制系统具备强大的实时解算与指令分发能力，能够规划并执行让多种打击力量形成合力的复杂攻击计划，使联合火力打击产生超越单一军种火力叠加的融合性毁伤效果。

具备在线学习能力的杀伤链动态重构。在动态对抗中，当杀伤链环节中断时，系统能够迅速感知并基于当前资源临机快速重新筹划，确保作战行动的连续性。协同机理结合实时监控、故障诊断与快速规划技术，对“断链”事件进行即时响应与处置。技术实现要求任务管理系统具备强大的实时计算能力与丰富的备选方案库，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指挥替代平台或启用备用方案接替中断的任务环节，从而保证对高价值目标的持续压制与最终摧毁能力，体现了任务协同在激烈对抗中的强大韧性。

侦察直升机：战场感知尖兵

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侦察直升机既能深入敌后实施近距离侦察，精准捕捉敌方兵力部署、装备配置等关键情报，又能引导地面部队、空中力量实施精准打击，还能在边境管控、灾害侦察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侦察直升机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战场态势判断与作战决策效率。

从简易改装到察打一体

侦察直升机的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侦察需求升级及航空技术进步深度绑定，其演进脉络呈现出从简易适配到专业赋能、从单一侦察到体系化感知的渐进特征。侦察直升机的早期发展依托通用直升机改装，始于二战期间的战场侦察需求。当时并无专用机型，只是将早期型号的直升机加装望远镜、照相机等简易光学设备，用于近距离、可见光条件下的阵地观察与情报收集。1945年欧洲战场的首次实战应用，初步验证了直升机在战场侦察中的独特价值。

随着新一代发动机技术的成熟应用，侦察直升机逐步摆脱活塞式发动机载荷小、航程短、速度慢的局限，实现向专用化转型。这一技术突破与直升机通用划代标准中第二代直升机的技术特征高度契合——以涡轴发动机为动力，采用全金属旋翼，搭载初步的电子侦察设备，摆脱对可见光的依赖，具备夜间、低能见度条件下的侦察能力。这一阶段，专用侦察直升机逐步列装，机身采用轻量化设计，部分机型加装简易防护装甲与电子干扰设备，兼具一定的隐蔽生存能力。OH-6A轻型侦察直升机的广泛应用便是典型代表。该机凭借小巧灵活的优势深入敌后，实时传输情报并引导地面打击，累计完成数千次侦察任务，彰显了专用侦察直升机的实战价值，也推动其向侦察与轻型打击相结合的多任务方向发展。

进入信息化时代，随着直升机技术升级迭代，侦察直升机迎来全域能力提升，融合了先进的光电侦察、合成孔径雷达、高速数据链等技术，契合第四代直升机复合材料机体、电传操纵、先进综合任务系统的技术特征。这一时期的侦察直升机实现了远距离、高精度侦察，可将情报实时传输至指挥中心，形成“侦察—传输—决策”的快速闭环。机身采用隐身设计与抗坠毁结构，配备先进电子对抗系统，隐蔽生存能力与战场适应性大幅提升。

综合性能不容忽视

平台性能是基础，核心在于动力系统与机身设计的优化，适配侦察任务的隐蔽性与机动性需求。现代侦察直升机普遍采用高性能涡轴发动机，部分先进机型配备双发动力，具备高可靠性与应急冗余能力，可在单台发动机出现故障时保障安全飞行；机身采用轻量化、小型化设计，部分机型机身宽度不足2米，能够在狭窄山谷、密林等复杂地形中灵活飞行，不易被敌方发现。OH-6A轻型侦察直升机，机身重量仅1.2吨，最大飞行速度达24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达600公里，可在5米以下超低空飞行，凭借小巧灵活的优势，成为进行敌后侦察的理想装备。

侦察探测系统是侦察直升机的“核心感知器官”，决定了情报获取的精度与范围，不同型号的侦察直升机搭载的探测设备差异显著，侦察能力各有侧重。主流机型普遍搭载光电侦察转塔，集成高清可见光摄像头、红外热成像仪、激光测距仪与目标指示器，可实现多模态侦察。例如，侦察直升机搭载的光电侦察转塔，可360度旋转，可见光探测距离达8公里，红外热成像探测距离达5公里，激光测距精度在1米以内，能够在夜间、大雾、沙尘等复杂环境下，精准捕捉敌方人员、车辆、装备等目标，同时通过激光指示器引导导弹实施精准打击。先进型号的武装侦察直升机搭载合成孔径雷达，可穿透云层、密林等遮挡物，探测距离达16公里，能够同时跟踪12个目标，识别目标类型与具体参数，为指挥决策提供精准情报支撑。该雷达经软件升级后，探测距离翻倍，对无人机的探测能力显著提升。

数据传输与电子对抗装备，是保障侦察直升机“侦察有效果、生存有保障”的关键支撑。数据传输系统方面，现代侦察直升机普遍搭载高速数据链与卫星通信设备，可将侦察到的图像、视频、目标坐标等情报，实时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与其他作战单元，传输延迟控制在1秒以内，实现情报实时共享、快速决策响应。电子对抗装备方面，为应对敌方雷达探测与导弹攻击，侦察直升机普遍加装雷达告警接收机、红外干扰器与干扰弹投放装置。红外干扰器可有效规避红外制导导弹的攻击；干扰弹投放装置可在遭遇雷达锁定时，释放箔条干扰弹与红外干扰弹，迷惑敌方探测系统。此外，部分先进机型还配备地形跟随与地形规避系统，可在超低空飞行时自动规避障碍物，保障飞行安全。

军民两用，全域感知

侦察直升机的应用场景以军事领域为主，同时逐步向民用领域延伸，形成军事侦察为主、民用辅助的全域应用格局，是现代战争与应急保障的重要力量。

军事领域，其核心使命是战场侦察，承担敌方兵力部署、装备配置、地形地貌等情报的获取任务，同时引导地面部队、空中力量实施精准打击，还可承担战场监视、通信中继、搜救引导等辅助任务。实际作战中，不同性能的侦察直升机可以组成侦察编队，深入敌后实施全方位侦察，引导己方摧毁敌军装甲目标、炮兵阵地等重要设施，为战争胜利提供关键支撑。在一些局部战争中，侦察直升机凭借隐蔽性优势，甚至成功侦察到敌方隐蔽的导弹发射阵地，引导己方导弹实施精准摧毁，避免了己方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民用领域，侦察直升机主要用于边境管控、灾害侦察、环境监测等场景。在边境管控中，可快速巡查边境线，发现非法入境、跨境走私等异常情况，实时传输现场画面，为边境管控部门提供决策支撑；在地震、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后，可快速飞抵灾区，侦察灾情范围、被困人员位置、道路损毁情况，为救援力量部署与救援方案制定提供精准情报。某型轻型侦察直升机，在多次森林火灾救援中，凭借灵活的机动性，快速侦察火灾蔓延趋势与被困人员位置，引导救援力量实施精准救援，大幅提升了救援效率。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系统、隐身技术等的发展，侦察直升机将向智能、隐身、协同的方向迈进。智能化方面，AI驱动的目标自动识别与分类系统将广泛应用，可自动识别敌方装备类型、兵力规模，生成情报分析报告，能大幅提升侦察效率；隐身化方面，采用隐身涂层、优化气动布局等技术，进一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与红外信号，提升隐蔽生存能力；协同化方面，有人—无人编队模式将成为主流，侦察直升机指挥小型侦察无人机前出侦察，扩大侦察覆盖范围，规避高危区域，形成“有人引导、无人侦察”的协同体系。

此外，侦察直升机将深度融入空天地一体化战场感知网络，与预警卫星、侦察机、地面侦察设备实时共享数据，实现情报的全方位、多层次获取。同时，侦察直升机将进一步提升极端环境适配能力，在高原、极寒、高温等复杂条件下稳定执行侦察任务，为现代战争与应急保障提供更坚实的感知支撑。

见证淮海战役胜利的总前委电台

在江苏省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部总前委使用过的电台，现为国家一级文物。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这部由手摇发电机供电的无线电设备，通过无线电波，紧密串联起党中央与各部队，使信息在淮海战场上快速传递，成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电台机身长36厘米，宽19厘米，高42厘米，重达6.2千克，用于接收中央军委指令并协调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淮海战役发起前和战役期间，由中央军委向淮海前线发出的电报多达500余封，其中毛泽东的亲笔电文就有74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部见证过战火硝烟的电台，是党中央指挥全军的重要通信工具，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海战役准备阶段，军委三局召开关内部队通信会议，达成了严格通信纪律、加强通信保密、积极开展电子斗争等共识，使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信息主导权。在此期间，中央军委与华野、中野前线指挥员之间反复电商，就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等多次进行讨论研究。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各电台统一更改了呼叫密码，调整了人员和设备。

战斗紧要时，电台成为战略决策的核心工具。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派遣电台任务增多，可越级指挥、越级上报的电台大量增加，电报量急剧增多，特急电报数量接连翻番。1948年11月9日、10日、1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连续致电，指令陈毅、邓小平集中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攻取宿县。为统筹好两大野战军，战役打响10天后的11月16日，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担负起对淮海战役各项工作进行统筹领导的重大责任。

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总前委电台每日不断接到来自西柏坡的电波。各个野战军上与中央军委之间，下与各个纵队之间的联系，全部依靠电台传达作战方针、战略计划和调度命令，确保作战行动的协调一致。解放军凭着顽强的斗志几经激战，宿县宣告解放，淮海战役的第一场硬仗胜利了。

在围歼黄维兵团的关键阶段，总前委电台连续保持着高强度的运转。我军通信人员成功破译敌方密电，获取重要情报，对于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术起到了关键作用。电台的高效运转，离不开严密的技术保障体系。为应对国民党军电子干扰，我军通信部门在传达部署任务时，一方面采用密语电报系统，将作战指令转化为特定数字组合，严格使用部队代字、代号等；另一方面实施动态频率跳变，及时更换通信频段，有效规避敌军测向定位，并加强阵地前沿警戒，严查往来出入人员。

在设备维护方面，我军通信部门组建了专业抢修队，携带备用零件随军行动，确保电台在野战环境下持续运作。在高速运动和频繁的作战中，我军通信人员用生命守护电台，雨雪天行军或涉水渡河时，宁可自己挨淋受冻，也要用衣服包好电台。行军到达目的地后，通信人员立刻架设天线，分秒必争地与各方沟通联络，保持24小时工作。利用有限通信器材，同国民党军电台展开激烈周旋与对抗，机动灵活地完成了各项作战部署和指挥通信任务。

总前委使用的电台在淮海战役中密切联系起党、军队和人民，缔造了属于它的不朽功勋。在淮海战役战场上，我军通信人员守护电台、保护情报，截获敌方电报、料敌于先；在围歼国民党军期间，截获敌多份“危急万分”电文，直接影响着淮海战役的走向。

全面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下简称综治中心）是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重要载体。当前，福建省厦门市全面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高标准打造集指挥调度、矛盾调处、心理健康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平台，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按照“五有”（有牌子、有场所、有力量、有机制、有效果）目标，遵循“五个规范化”（场所设置、部门入驻、运行机制、督办落实、信息化建设规范化）要求，通过资源整合、平台共建、协同联动、功能集成、数智赋能，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治理资源从“要素集中”到“效能融合”

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近年来，厦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通过健全机制、整合资源、打造枢纽，实现了治理资源从“要素集中”到“效能融合”的深刻转变。一是健全党委统筹协调机制，强化组织领导。厦门市委、市政府高位统筹，构建了“三级党委书记总负责、政法委书记常态调度、政法委分管副书记蹲点抓、镇街政法委员担任中心主任”的组织推进体系，确保综治中心在同级党委领导下有效统筹。二是推动部门资源有机整合，构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按照“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原则，通过“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等方式，推动相关部门、解纷资源、服务窗口实现有机整合与协同运转。这种整合是以服务群众、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功能重组，构建起“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处置、中心全程督办”的工作闭环，有效破解了群众化解纠纷“多头跑、反复找”的困境，真正实现了“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三是打造区街两级实战枢纽，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海沧区东孚街道综治中心集成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9项功能，与人民法庭、派出所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集美区综治中心横向联通6家常驻单位和15家轮驻单位，纵向贯通区、镇街、村居三级网格，打造信息灵敏、指挥高效、处置有力的“治理中枢”。

坚持法治引领，推动基层解纷从“个案化解”到“规则治理”

近年来，厦门始终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形成“非诉机制挺前、司法诉讼断后”的法治化分层过滤机制。一是健全制度规范，筑牢法治化运行根基。厦门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出台《厦门经济特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为综治中心运行提供了法治保障。各级综治中心建立“统一登记—分流交办—处置反馈—考核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制定入驻部门职责清单与案件流转工作规程，实现矛盾纠纷全链条管理、全流程督办。二是深化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提升解纷效能。人民法院主动融入综治中心平台，设立诉讼服务窗口或“共享法庭”，承担指导调解、司法确认、快速裁判等职能。2025年全市各级综治中心共接待群众9.7万人次，受理矛盾纠纷8.4万件；成功化解的纠纷中，调解占比62.52%，诉讼占比11.54%，大量矛盾纠纷被化解在诉讼前端。三是培育专业力量，涵养基层法治文化。厦门注重培育“金牌调解员”，发挥“法治带头人”作用，打造一批群众信赖的品牌调解室。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调解案例开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自觉，让法治精神通过综治中心这一前沿阵地浸润基层社会。

注重数智赋能，推动风险应对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

近年来，厦门夯实信息化与智能化支撑，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数据共享、智能研判的综治信息平台体系。一是建设智慧中枢，实现“一屏统览、一键调度”。集美区整合区公共安全管理、数字城管、96333欠薪投诉、12345政务服务、矛盾纠纷调处5个信息化平台，建成“智慧集美”平台，实现事件智能分拨、进度实时跟踪、资源动态调度、结果反馈的完整闭环。二是强化研判预警功能，推动源头防治。依托“智慧集美”等平台的矛盾纠纷化解功能模块，实现风险早发现、预警早推送、调度早响应。通过智能算法模型对矛盾纠纷高发领域、重点人群、潜在风险进行趋势分析和分级预警，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前移，有效增强了社会风险识别的前瞻性、干预的及时性和防控的系统性。三是拓展数字化应用场景，提升便民服务效能。推广线上调解平台等数字化工具，方便群众“指尖上”反映诉求、预约服务、查询进度。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也拓宽了公众参与渠道，使治理过程更加透明、便捷、可及。

激发社会协同，推动治理格局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

近年来，厦门着力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培育多元主体，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一是健全“三调联动”机制，汇聚专业解纷力量。厦门充分发挥特区立法优势与社会组织活跃的特点，持续健全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积极引入心理咨询、行业协会等专业社会力量进驻中心，发挥社会专业力量的独特价值。二是创新本土模式，打造特色治理品牌。结合地域文化和社情民意，培育了一批接地气、有实效的治理品牌。思明区深田社区探索“近邻解纷”模式，通过闽南的“泡茶话仙（闲聊）”习惯，从源头预防矛盾；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设立“高山议理堂”，由村民代表评议化解纠纷。三是推动“平台+网格”深度融合，激活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探索推进“近邻党建”，创新推动综治中心平台与网格化体系深度融合。综治中心作为指挥调度枢纽，依托信息化平台实现事件智能分拨、进度跟踪和资源调配；社区网格作为感知风险、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承担前端发现、初步调解、信息报送、服务落地等职能，形成“网格发现、平台流转、分级处置、结果反馈”协同治理闭环。海沧街道深耕“精网微格”工程，推动人员、资源、力量进“网”入“格”，变群众上门为主动走访，推动矛盾化解从“事后访”变为“事前防”。厦门通过“网格+调解”“网格+普法”等模式，将专业力量与网格员、社区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等基层力量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

锚定三个转变 坚持人才强企

“十四五”以来，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卷烟厂（以下简称工厂）立足行业特性，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人才强国、制造强国战略，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强化政治引领为根本、以激发队伍活力为关键、以健全保障机制为支撑、以夯实培养体系为基础，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走出了一条具有企业特色、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的人才队伍建设之路，为工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随着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科技攻关不断深入，行业发展对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近年来，工厂立足新阶段、新要求，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三个转变”：从“保障支撑”向“战略引领”转变、从“基础搭建”向“系统重塑”转变、从“单点培育”向“全面培养”转变，不断破解人才发展瓶颈，构建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工作体系，以人才强基助力工厂发展提质增效。

从“保障支撑”向“战略引领”转变

“十四五”期间，工厂通过加强人才引进培养等举措，有效补齐人才缺口、优化人才结构，保障了生产经营的高效运转。但随着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发展阶段的变化，工厂人才队伍仍面临高端人才紧缺与青年人才断档并存、能力素质与战略要求脱节、培训体系滞后于岗位变革等结构性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面向“十五五”，工厂深刻认识到，人才工作必须实现从“被动适配”到“主动引领”的格局跃升。为此，工厂紧扣公司“三大战略任务”，围绕打造“创新型示范精品工厂”长远规划，以提升人才工作站位为核心，着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从“保障支撑”向“战略引领”转变，聚焦“三个突出”，实施更深层次的人才强企战略：突出政治引领，持续优化“党委领导、统分结合、各负其责、协同高效”的人才工作格局，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人才发展优势；突出立足大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业务结构与人才结构协同优化，确保人才战略的系统性；突出超前谋划、精准布局，以前瞻思维谋划人才引进、培养和集聚的布局，让人才队伍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

从“基础搭建”向“系统重塑”转变

“十四五”期间，工厂重点推进人才培养载体建设，搭建了行政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优秀员工4条并行互通的发展通道，构建“骨干—助理—深造”三级后备培养机制，创新“五能”（能干、能写、能钻、能讲、能管）培养评价体系，完善综合考评与薪酬分配激励机制，人才工作“四梁八柱”初步形成。但对照新时代产业升级要求，人才工作仍存在载体功能单一、政策衔接不畅、服务体系不完善、各环节联动不足等问题。

2026年，工厂印发《进一步深化“四条通道”促进员工成长与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1号文件”，推动人才工作从“基础搭建”向“系统重塑”转变，开启“十五五”人才强企全方位布局、全链条推进、全要素保障的人才工作新篇章。“十五五”期间，工厂将畅通全员、全域职业发展通道，对“四条通道”进行精细化再设计，加强轮岗交流，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扩大聘用序列，培育多领域技术专家；创新“五能”评价体系，锻造高技能人才；加大表彰力度，激励优秀人才。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系统修订人事制度，建立兼具价值导向与容错空间的制度体系，构建选人用人穿透式监管体系，持续增强制度活力。提升人力资源配置系统效能，实施人力资源动态规划，健全多元化激励机制，推进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推动人才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变革，在“控员增效”的同时实现人才工作的“系统重塑”。

从“单点培育”向“全面培养”转变

“十四五”以来，工厂一方面大力盘活内部平台，建成并用好包括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内的9个创新工作室，职工技能鉴定通过率从30%提升至80%，涌现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等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累计开展创新项目300余项，荣获国际质量金奖8项，获得授权专利150余项；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外部资源，与10余所高校及实训基地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积极承办高水平赛事活动，50余人次在行业内外竞赛中获奖。但对照人才全方位发展和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以往培养方向单一、覆盖面不广、层次不均衡等问题依然存在。

2026年，工厂党委制定了技能人才认定通过率提升方案，开启新一阶段人才培养之路。“十五五”期间，工厂将坚持分层分类培养，聚焦全域覆盖、梯次衔接、精准适配，覆盖生产、管理、服务各领域，统筹高端领军、青年骨干、基础实用3类人才，坚持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并重，打造“高端引领、骨干支撑、基础夯实”的梯次队伍。重点构建“理论赋能、实践锤炼、创新驱动、文化浸润”的培养体系。一是深化理论赋能，持续推动工厂“1+2+3”理论学习法进基层，将理论学习与人才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推行“双向培养”模式，加强内训师队伍建设，优化分层分类课程矩阵，夯实人才理论知识底座。二是强化实践锤炼，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实训平台，深化产教融合，畅通“传、帮、带、赛”成长路径，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以赛促学。三是突出创新驱动，优化工厂“1234创新管理机制”，推进“命题式”创新专项攻关、制定“80/90/00青年创新人才计划”、设立紧缺人才孵化专项工程，激发人才创新内生动力。四是厚植文化浸润，加强职业道德与“守正清廉”教育，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引导人才树立正确价值观，筑牢廉洁从业思想防线，增强人才的归属感。

“战略引领”明确方向、“系统重塑”筑牢支撑、“全面培养”夯实根基，三者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支撑工厂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铁三角”。面向“十五五”，工厂将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高标准，充分激发人才队伍活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党建引领聚合力“组团”帮扶促振兴

产业兴则乡村兴，党建强则发展强。近年来，云南省大关县立足特色资源禀赋，紧紧抓住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的重大机遇，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帮扶团队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深度融合，构建“党建统领、帮扶助力、产业联动、群众受益”的发展格局，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发展模式迭代创新、基础保障全面夯实，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

党建引领，“组团”发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坚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聚焦筇竹产业、中药材产业、畜禽养殖业等传统主导产业，组织化、体系化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县委充分发挥“一线指挥部”作用，统筹整合“组团式”帮扶资源、东西部协作力量及本地要素，构建起“县委统揽、专班推进、乡镇主战、支部攻坚”的产业发展工作体系，党员干部与帮扶专家混合编组、下沉一线，抓规划、抓技术、抓管护、抓加工，合力破解特色产业“散、小、弱”难题，推动产业向“聚、优、强”转变。

紧扣筇竹这一特色珍稀植物资源，由党组织牵头，依托“组团式”帮扶引入的科技助力，建成“筇竹全品类种质资源圃”，推动产学研一体发展。推广应用液氮锁鲜等先进技术，有效解决了竹笋保鲜难题，配套建成2个万吨级现代化竹笋加工厂，延长了产业链。木杆镇银吉村的一名党员示范户在技术指导下，科学管护20余亩筇竹，仅靠竹笋一项，年收入就超过5万元；细沙村的一名村民在党支部鼓励与专家指导下，尝试“竹药套种”模式，在竹林下套种黄柏等中药材，实现“一地三收”，年收入超过17万元。目前全县筇竹面积已超100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超32亿元，成为带动近19万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在中药材和畜禽养殖领域，靖安镇松杉村推行“党组织+合作社+订单”模式，打造千亩标准化党参种植基地，许多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上高桥乡一公司党支部，在专家技术与理念赋能下，完善肉牛全产业链，与1160户养殖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户均年增收超过6500元，让传统小黄牛养殖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组织赋能，“链上”创新，拓宽多元发展“致富新路径”。以党建引领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全面推广“党组织牵头、‘组团’资源助力、龙头企业带动、合作社组织、农户参与”的发展模式，由村党组织领办或引办合作社，整合“组团式”帮扶与东西部协作带来的市场、信息、渠道资源，组织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资金入股、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深度嵌入产业链，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抱团发展，着力打通产销壁垒。

翠华镇兴隆村党总支盘活9550亩天然筇竹林资源，通过帮扶资源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实施科学承包与合作经营，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40万元，村民同步获得租金、薪金、股金“三金”收入。木杆镇旭红专业合作社在党组织支持下，创新设立“家庭微工厂”模式，将部分竹材初加工环节分散到农户家中，有效吸纳留守妇女等群体灵活就业。一位行动不便的村民通过此模式每月稳定增收5000余元，实现了“足不出户、增收致富”。

积极拓展“线上+线下”融合的产销新模式。党员干部和帮扶干部带头学习运用电商直播，让大关筇竹笋、优质天麻等特色农产品跨越山水阻隔，直达全国市场。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在筇竹核心产区，木杆镇党组织和专家团队依托独特筇竹资源，成功策划举办筇竹文化节等活动，培育生态观光、体验研学等新业态。玉碗镇石灰村党组织牵头，引入适宜的蔬菜品种和种植技术，发展特色种植园，驻村干部探索直播助农，带动56户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通过一系列模式创新，全县产业正从单一农业生产向集“种养、加工、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形态拓展，群众增收渠道越来越宽。

堡垒筑基，“合力”保障，筑牢产业振兴“坚实硬支撑”。坚持把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作为党建工作的着力点，通过强化组织保障、汇聚帮扶合力、优化服务效能，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帮扶力量深度参与的产业服务体系。统筹整合各类政策、资金、项目，优先完善水利灌溉、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支撑。

强化人才与科技支撑。依托“组团式”帮扶机制，组建由帮扶专家、本地党员技术骨干、乡土人才共同构成的“农技服务先锋队”，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养殖场、加工车间，开展全产业链技术培训和指导，累计培育本土“土专家”“田秀才”300余名。木杆镇细沙村党总支书记积极参加培训并学以致用，带领村民发展丰产竹林4.8万亩，帮助52户低收入家庭实现户均年增收3000元。

建立党员干部定点联系企业、合作社制度，会同“组团式”帮扶专家主动上门问需，精准协调解决经营主体在融资、用地、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积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产业奖补等政策，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同时，建立质量追溯、风险预警、权益保障等监管服务机制，切实维护好企业、合作社和广大农户的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

如今，在大关县，党建引领方向明、“组团”帮扶动力足，特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未来，大关县将继续深化拓展“党建+”模式，用足用好“组团式”帮扶、东西部协作等外部助力，不断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上做文章，推动特色产业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以产业振兴的扎实成效，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奋力谱写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顾炎武家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他虽身处当时的社会动荡中，但其治学扎实、立身持正，在时代变局中形成了颇具特点的家训思想。他以“实学”为本、“廉耻”为魂，跳出传统家训偏重家族私德的局限，将个人操守与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

顾炎武家训思想的形成并非书斋中的抽象推演，这一思想植根于其跌宕起伏的个人境遇、深厚的家族文化积淀以及历史激荡的时代变迁之中。

明末清初政治秩序土崩瓦解，顾炎武痛感明朝的覆亡在于士大夫学风的堕落。他尖锐地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认为晚明学者以“明心见性”的空言取代“修己治人”的实学，导致“神州荡覆，宗庙丘墟”。基于对王阳明心学末流“虚空以治之”“瞑目静坐”等脱离实际之风的深刻批判，顾炎武转而提倡“明道救世”，重构以实践为核心的主体能动性。

顾炎武出身昆山望族，自幼过继给堂叔顾同吉为嗣。顾氏家族作为江南昆山的望族，素有重视学术与节义的传统。其嗣祖父顾绍芾极重学风训导，曾教导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这直接奠定了顾炎武家训中“博学于文”的学术底色与“务实”的方法论。其嗣母王贞姑未婚守节，对其教育极为严苛，不仅督促他六岁通《大学》、九岁读《易经》，更在清军南下攻陷昆山时绝食殉国，临终前留下“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的遗言。这在年幼的顾炎武心中埋下了“廉耻”的种子。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绝意仕途，游历四方，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实地考察山川地理与民生疾苦，为了筹集资金解决生存与反清活动所需，他曾在山西垦荒、经营商贸，展现出非凡的商业能力。这些社会实践与经商经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民众生计的重要性。

顾炎武家训思想散见于他的手书札记、与子侄的往来书信以及《日知录》等著述中，内涵丰富。

确立“行己有耻”“匹夫有责”的道德立场。顾炎武将“廉耻”视为立人之本，他引述孔子“行己有耻”与孟子“人不可以无耻”的教诲，构建了严密的耻感教育体系，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在面临历史变局时，他向子弟提出了著名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易姓改号、政权更迭谓之“亡国”，是肉食者的责任；而仁义充塞、道德底线崩塌谓之“亡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以此告诫子孙，家族命运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为了利益或权势而丧失做人的基本廉耻与民族气节，必须优先守护“天下”的道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是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的原句，后由梁启超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倡导“博学于文”“经世致用”的治学路径。在治学路径上，顾炎武为子弟设定的目标是成为既精通经学，又掌握地理、兵法、财赋等实学的“通儒”。他坚决反对会磨灭人灵性与节操的八股取士，认为这不仅不能选拔人才，反而毒害士人。他将“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紧密结合，认为知识的学习（道问学）必须与道德的实践（尊德性）相辅相成。他教导子弟治学必须严谨考证（稽古有得），并且要实地考察，坚持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将学问彻底导向经世致用。

注重修心自律、节制守度的行为规范。顾炎武认为，“心”是人的主宰，具备判别事理的能力，不应如心学末流那样被当成客体去“禁治”。他要求子弟通过具体的道德实践来“治心”和“自律”，主张大夫“日宣三德”、诸侯践行六德。在《日知录》中，他以王者德行为标杆，强调德行的“不偏不倚”和“自我克制”，如“直而不倨”“哀而不愁”“用而不匮”“广而不宣”“取而不贪”等。这种要求旨在教育子弟，真正的德行不是凭空玄想，而是必须在每一个微小的社会互动与细节中体现出理性的节制。

树立务实理财、公私相成的生存智慧。打破“耻于言利”的传统偏颇观念，顾炎武展现了极具现代性的商业头脑与经济伦理。在家政管理与国家治理上，他提倡建立在“致用”基础上的节俭，反对虚耗财富的奢侈风气，主张将资金投入开辟土地、兴修水利等实处。同时，他在地方治理中还提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字面意思是：聚合天下人各自的私心、私利，成就君主或圣人所代表的“公”（公共秩序、国家安定等）。其深层逻辑是：承认“人皆有私”是人性常态，不强行压制私欲，而是将其转化为服务公共利益的动力。顾炎武强调“因势利导”，而非道德说教，认为应通过利用人性中的自利倾向，达成集体福祉。他教导子弟承认“各怀其家，各私其子”的人之常情，并在为官或治家时，将这种个人的“家心”转化为爱护土地和百姓的责任感，实现了“私”向“公”的伦理转化。

顾炎武家训思想跨越数百年，其以实践为导向的伦理建构与深沉的家国情怀，在当前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与教育价值。

激发深沉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将小农意识下狭隘的家族观念拓展到“天下”的高度。他强调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家庭教育不仅要关注子女的个人成功，更要培育其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精神。

构筑以“知耻”为底线的道德体系。顾炎武指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顾炎武的耻感教育，为重塑诚信体系与个人品德提供了重要借鉴。“廉”与“耻”是必须坚守的第一道防线。将“行己有耻”的思想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有利于将个人的外在操行建基于内在修养，做到知行合一。

倡导知行合一的家庭教育观。顾炎武强烈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空虚之学”，提倡“博学于文”的全面发展观。他要求子孙不仅读经典，更要涉猎经济、地理、实用之学，并亲自参与社会调查与实业经营。其“汉宋兼采、博采众长”的学术精神，有利于培养具备入世实用能力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启迪求真务实与经邦济世的治理智慧。顾炎武主张“藏富于民”“财足而化行”等理念，核心是通过实地调查提出发展农业、工商业以摆脱贫困的思路，本质上是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来解决发展问题。同时，他一贯推崇的“崇实黜虚”作风，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变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顾炎武家训思想植根于时代变局，他以身作则，成功地将学者的经世考证与士人的气节操守相融合，为后世树立了“明道救世”的范例，具有持久的教育意义。

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

“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出自《荀子·正名》。“正名”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是他在回答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之问时，为卫国对症下药给出的治国方案，因此必然以良好的政治秩序为诉求。荀子的“正名”也致力于良好政治秩序（“治”）的建立。从这一点来看，他与孔子并无二致。进而言之，如何由“乱”而“治”，始终是荀子思考的中心课题，其“正名”说也紧密围绕这个中心，是通往良好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之一。

对于抽象地谈论纯粹名理问题的做法，荀子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在多个篇章中，针对最具备此种理论特征的名家学说的发难，即是证明。如《荀子·非十二子》就批评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荀子·解蔽》亦指摘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在荀子看来，名家谈论的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尽论”），而这些理论只是道的一个方面（“道之一隅”），与“体常而尽变”的道，尚有很大的差距，且“非礼义之中也”，因此，尽管名家的立论也很难得，但君子并不以之为贵。《荀子·礼论》则指出，“礼之理”极其精深，“坚白”“同异”等名家之说进入其中即被淹没而不彰。牟宗三认为荀子的“正名”说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继承名家而为纯名理之谈，另一方面却完全不能赏识“其前辈所开辟之‘名理域’”，并抨击名家“辩而无用”，而如果真的如荀子所说，则“其《正名篇》所言之名理亦是无用者”。其实，牟宗三如是判断，正是由于忽略了荀子正名的政治意向。质言之，荀子对于名家的批判，恰可反证其正名并非指向纯粹的名理。

荀子把“正名”的任务归于“王者”这个最高政治主体。《荀子·正名》所云“王者之制名”“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都是这种意向的表达。于荀子，后王、知者、圣王等，与王者大体在同一含义上使用。诚然，他们并不一定指实际的王者，而毋宁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王者，甚至只是代表其理想的一个符号。再者，正名或制名亦非王者的个体行为，而是由他带领的集体行为，王者的作用在于“慎率民而一焉”。进言之，成名、制名、正名等，除了确立事物的名称外，还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即“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

这就要求避免玩弄词汇或者擅自创造怪僻的词汇以扰乱正名，从而使百姓保持德性的朴实（“悫”）以及行为的“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最终收获“迹长功成”的最高政治境界。而良好的秩序，是这一政治境界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名”能收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的结果，这是“名定而实辨”的具体落实。“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认为可以根据是否“属于礼义”进行身份切换，从而为通向平等敞开了一扇门，避免了秩序的封闭与僵化。在这个意义上，荀子的正名代表了先秦政治哲学的先进水平。

“正名”还有“辨同异”的效果。这主要指向物，但有时也指向人，指按照物或人的不同特征对之命名归类。这类名称被《荀子·正名》称为“散名”。散名的制定，宜采取“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的方式，即一方面沿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另一方面创造新的“径易而不拂”的善名。在荀子看来，辨同异的“正名”，是以对感官和心的认知功能这一认识论原理的思考为前提的。他认为，区别事物的同异，乃感官的天然功能：“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详细地说，即眼睛可以分别形体、颜色、纹理，耳朵可以辨析声音的清浊等，嘴巴可以品尝甘、苦、咸、淡、辛、酸等不同味道，鼻子可以区分香、臭、芬、郁等不同气味，身体可以分别痛痒、冷热等不同感觉。心，于荀子而言，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它既可以区划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不同情感，又具有验证耳、目等天官之感知的作用，且只有心发挥作用，感官的认知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发生：“心有征知，则缘耳则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基于此种思考，荀子从正反两面讨论“正名”。从正面说，命名应遵循“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的原则，从而达到“异实者莫不异名”“同实者莫不同名”的目的。从反面看，散名的制定则要力戒“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这“三惑”，戒除的方法是分别用“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名约”对之加以验证。通过此种“正名”的工作，荀子将物纳入秩序之中。

关于人的散名，荀子在多个篇章都有涉及。《荀子·荣辱》区分了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荀子·性恶》则有上勇、中勇和下勇之别；《荀子·正论》厘析义荣、势荣与义辱、势辱的不同；《荀子·臣道》区分大忠、次忠、下忠和国贼，臣则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和圣臣；《荀子·强国》把威分成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荀子·非相》有小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荀子·儒效》则以人有俗人、俗儒、雅儒和大儒四类。分析相关文本可见，荀子主要以行为方式为标准，划分人之各类散名，并界定其内涵，如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等等。在本质上，对不同人群之内涵的界定，也属于“正名”，其意图则在将人纳入秩序之中。进一步说，即使看似抽象的哲学式地定义人之散名，其终极目标也是追求良好的政治秩序。如关于性、伪，《荀子·正名》界定道，“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这种界定不可谓不抽象，然《荀子·礼论》又宣称“性伪合而天下治”，此中即透露出对安定的政治秩序的向往。

依荀子之见，“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必致思想混乱、社会失序，因而需要通过正名，确定爵名、文名、散名等，即把秩序植入人与物之中，从而保证政治社会的良序状态。从万物的分类到人的界定，从名称的制定到原则的确立，荀子的正名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其每一个环节都围绕着政治秩序的构建展开。“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当名称的界定清晰明确，事物的本质就能被准确认知；当大道得以推行，人们的志意就能相通相合。在此基础上，思想的混乱得以消解，社会的失序得以避免，政治社会的良序状态也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贾让《治河三策》中的治水智慧

《治河三策》是西汉时期贾让针对黄河水患提出的系统治理方略，全文收录于《汉书·沟洫志》。这篇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策论，其价值远不止于具体的工程方案，更在于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标本兼顾的战略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系统统筹、民生为本的治理智慧。

治水方略的系统构建

黄河因“善淤、善决、善徙”的特性，成为古代中国水患频发的主要根源。西汉时期，黄河中下游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其安澜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西汉哀帝初年，“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待诏贾让目睹黄河水患肆虐、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在长期实地考察、总结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治河三策》上呈朝廷，提出上、中、下三套系统完整的治河方案。该策论不仅是中国古代治水史上重要的系统性战略规划文献，更以其超越时代的治理思维，构建了一个标本兼顾、层次分明的治水体系。

上策以徙民避水、宽河行洪为核心理念，旨在通过顺应水势、疏解人水矛盾，从根本上缓解黄河水患。贾让深刻指出，河患症结在于人与水争地。其时堤防迫近河道，“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民众更在滩区筑屋垦田，致使行洪空间日益逼仄。他亲历黎阳、内黄等地，亲眼所见旧堤迂曲环绕，民居深入泽畔，民众与水争利，隐患深重。因此，他提出“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的方略，主张迁徙受洪水威胁的民众，拆除不合理堤埝，引导黄河沿北部低洼之地顺势入海。他坦言，此举虽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巨额资金，民众亦不免迁徙之苦，但若能实现，则可“河定民安，千载无患”，实为“治本”之上策。

中策以穿渠分流为基础，旨在兴利除害，体现了将治水与民生经济相结合的统筹思维。贾让提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的构想，主张在冀州一带开凿多条漕渠，汛时作为分洪道以减杀水势，旱时则可引水灌溉农田，兼收舟楫通航之利，从而实现旱溉涝排的综合效益。贾让认为，此策虽难以根除河患，却能够在功费较省的前提下，兼顾防洪保安与生产发展，达到利害相半的务实效果，是富于建设性的中道之选。

下策是对当时普遍奉行的“缮完故堤、增卑培薄”之法的理性批判与适度保留。贾让尖锐地指出，若一味因循旧法，仅致力于加高加固原有堤防，实为“劳费无已，数逢其害”的短视行为。因黄河多沙，水流缓则淤积日益严重，河床随堤防增高而不断抬升，终致“水行地上”，形成高危的地上悬河，使堤防陷入愈筑愈高、愈高愈险的恶性循环，决溢之患实难根本消除。贾让深知现实之困境，故坦言若上、中两策均难以施行，则仍须对现有堤防进行系统性整修，通过增高加厚并强化巡查维护，以暂时减轻眼前的损失。但他明确强调，此举仅能缓一时之急，终不免决溢，故只能视为无可奈何之“最下策”。

治水智慧的哲学意蕴

《治河三策》之所以能成为古人治水智慧的集中体现，不仅在于其提出了层次分明的治河方案，更在于其蕴含的跨越时代的治理哲学。

贾让之策的核心在于尊重水性，遵循自然规律。他批评战国以来各国为“各以自利”而滥筑堤防，导致河道被压缩；更指斥当时民众与水争地，使河流“迫厄如此，不得安息”。其提出的宽河行洪、不与水争地，就是主张为水留出空间，顺应其本性而引导之。这种道法自然的智慧，与大禹疏而不堵、李冰父子天人合一的治水理念一脉相承，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理念，在治国理政中更转化为顺应民心、契合国情的执政逻辑。

将治河置于国家发展全局中考量，实现了治水与民生、经济有机结合。其上策兼顾长远效益与人力物力投入，中策更将治水与灌溉、航运、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实现除害与兴利的统一，体现了一举多得的系统治理理念。贾让深刻认识到，黄河治理是涉及民众迁徙、土地规划、财政支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推进。他清晰划分了治标与治本的路径：上策为治本之策，虽投入大、难度高但效益长远；中策为标本兼顾之策，在缓解水患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下策为治标之策，仅能短期减少损失。通过利弊分析，他为朝廷提供了层次分明的选择方案，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智慧。

该策论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解决水患给民众带来的苦难，谋求“河定民安”。上策虽提出迁徙民众，但强调需妥善安置；中策以“溉田兴利”为核心，旨在改善民众生产生活条件。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华治水智慧的核心特质，也是历代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

治水经验的时代回响

尽管受时代局限与现实条件制约，贾让的《治河三策》最终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但这并不影响其在中国治水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东汉班固在《汉书·沟洫志》中完整收录了这篇策论，使其得以流传后世。历代治河专家皆对其评价甚高，明代丘濬直言“古今言治河者，皆莫出贾让三策”；清代夏骃也极力推崇贾让的治水思想，甚至说：“虽使大禹复生于此时，亦未有不徙民而放河北流者，安得不以为上策哉！”

贾让的这一策论还对后世治水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代贾鲁治河借鉴其分水思路，明代潘季驯在完善“束水攻沙”策略时吸纳其系统治理思维，清代靳辅、陈潢治河延续其统筹兼顾的理念，近代李仪祉提出的上中下游综合治理思想，亦与之相承。即便在当代治水与生态治理实践中，贾让宽河行洪、统筹利害的治水思想，尤其是“不与水争地”的核心理念，不仅是治水兴邦的宝贵历史经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