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要求，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按照“报业突破、广电跟上、市媒探索、县媒优化”的总体思路和“媒体+”赋能模式，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保持内容定力，以“好内容”筑牢“传播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我们始终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围绕中心大局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提升主流舆论引领塑造能力。

让理论宣传“活”起来。舆论场上越是众声喧哗，越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打造更多说理透彻、生动鲜活的理论宣传产品，让主流声音占领主阵地，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持续强化理论宣传普及体系建设，推动组建跨媒体“学习工作室”，深化打造“悦言”“学习时节”“悦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发挥报、刊、台、网、端、微理论传播矩阵作用，用年轻态、轻量化的方式解读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精准化传播，让群众爱看爱听、共情共鸣。

让主题报道“深”下去。面对“快新闻”“浅阅读”渐成趋势的现象，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权威专业、深度客观为特征的主题报道，让主流声音直抵现场、直抵真相、直抵本质、直抵人心。注重丰富深度报道供给，推动媒体加强对重大议题、群众关切、共性问题的深入观察、深度调研和深层思考，推出一批有思想、有深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围绕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策划推出《体育为媒，总书记引领粤港澳携手迈向新征程》等重点报道，透过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深入反映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的显著成效，让“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相互激荡。同时，组织媒体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凡人微光背后的感人故事，立体呈现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典型群像，用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更好塑造社会风尚。

让评论言论“立”得住。当前社会舆论场不缺信息缺思想，不缺内容缺观点，更能凸显新闻评论言论激浊扬清、匡正道义的独特价值。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加强评论品牌和评论队伍建设。一方面，持续做精做强社论、评论员文章等传统重磅评论，敏锐观察、密集发声，以有风骨、敢亮剑、接地气的鲜明态度引领舆论场，树立正确的“风向标”；另一方面，用好短评、快评、视频评论等新型评论样态，以打造视评先锋队、建立首席评论官、培育特色评论工作室等形式，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时时有评论、事事有观点成为新常态。

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当前，国际传播“卡嗓子”问题依然存在，更需要主流媒体及时发声、主动发声、大胆发声，积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广东肩负“两个重要窗口”的使命任务，在推动地方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上先行探索，全新上线South、Pearl、Touch、G四大外宣媒体，打造“湾有引力”“何以广东”等多语种品牌栏目，有力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与广东故事。同时，着眼构建“人人外宣”“时时外宣”“事事外宣”新生态，推出IP Guangdong 形象传播全资源平台、INFO Guangdong对外资讯服务平台、LIVE Guangdong 慢直播平台、GO Guangdong国际参访服务平台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推动国际社会从了解广东到感知广东、体验广东、分享广东，通过广东看见并爱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突出跨界融合，以“媒体+”拓宽“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顺应“万物皆媒、媒连万物”的发展趋势，引导媒体进一步强化“媒”的属性，更好发挥“媒”的桥梁、通道、纽带、平台作用，拓展连接范围、增强连接能力、提升连接效果，在影响力的新跃升中实现媒体价值的新提升。

深耕在地服务。在地服务已成为主流媒体提升竞争能力、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抓手。鼓励各级政府部门主动将可连接的城市资源、可公开的政务资源、可运营的文旅资源向媒体共享开放，推动媒体有效对接政务服务部门和民生服务领域，汇聚后台数据、整合服务功能、集纳办事指南，推动主流媒体成为本地群众生活工作的“第一入口”。引导各媒体强化用户思维，聚焦用户吃住行游购娱等多元化需求，上线“+游广东”“食在广东”“在+看展”“岭南大医生”等特色民生服务平台，强化“最后一公里”乃至“最后一米”的服务触达，形成“服务提升用户黏性—用户反哺媒体发展”的良性循环。

赋能千行百业。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可“媒体+”，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相结合。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推动主流媒体找准“媒体+”的连接点位，从媒体所能、社会所需入手，整合政企产学研等各类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通过线下对接活动、线上服务平台、打造品牌IP等多种形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媒体+”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25年，我们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推动主流媒体深入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链条，帮助荔农和荔枝企业打造品牌、提升价值。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借助“媒体+”力量，支持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等一批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持续探索媒体赋能千行百业的新路子。

拓展跨界经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转变，这为媒体拓展经营赛道、提升“造血”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机。支持媒体打破传统经营壁垒，因地制宜开拓文创开发、数字运营、技术输出等新兴领域，积极承接智慧城市项目、大型活动策划、消费场景打造、城乡片区改造等新型业务，构建多元化的经营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以“聚英才”驱动“重塑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把人才作为主流媒体变革破局的关键所在，坚信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创新全媒体人才选拔、培养、使用和激励方式，营造年轻人挑大梁、干事者放光彩的人才生态，充分激发新闻生产力和内容创新力。

坚持靶向引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对媒体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聚焦变革破局所需，加快健全完善适配全媒体发展的人才引进和激励保障机制，推动将媒体人才纳入重点人才项目，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组织文化人才专场活动，瞄准评论言论、视觉设计、数据分析、产品运营等关键岗位需求，引入一批全媒型、专家型、引领型人才。同时，顺应移动化发展趋势，鼓励媒体主动压减冗余报纸版面，关停低质低效频道频率以及部分定位模糊、活跃度低的平台账号，引导精锐力量和人才资源加快向互联网和移动端转移，全面推进主力军挺进主战场。

搭建育才舞台。全媒体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平台的支撑。遵循新闻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培育更多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复合型人才，还支持各媒体打破传统部门壁垒，跨媒体、跨部门、跨条线重点打造80余个品牌工作室，推动一批记者从撰稿人转型为“主理人”，从“后厨”走向“前台”，推出了一批全网流量超千万的产品，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重点栏目，培育了一批主流舆论场上的生力军，进一步激活系统性变革的“一池春水”。

突出实战成才。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坚持把“练兵场”设置在新闻报道现场，把有实力、有基础、有潜力的个人和团队放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海洋强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主题的宣传实战中挑大梁、当主角，培育选拔更多兼具改革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闻人才。同时，构建起覆盖省市区三级的全省评价体系，引导各级各类媒体健全考核评价、薪酬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等制度，加强对优秀人才、标杆项目、精品内容的资源倾斜和政策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工作导向和媒体生态。

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系统性变革已是主流媒体的“求存之道”“破局之策”。广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继续以“弄潮争先”的精气神，抢抓宝贵的改革窗口期，砥砺前行、开拓进取，加快实现主流媒体生产力传播力重塑，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中更好为民造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为我们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指明了方向。走好群众路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所在，正确政绩观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二者同根同源、辩证统一，最终都统一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当前，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路线贯穿谋政绩、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增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群众路线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群众路线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事业兴衰成败。新征程上，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和多元交织的利益诉求，必须切实增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我们党始终传承并升华了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深刻道出了“以人为本”的朴素民本理念；唐太宗李世民坚持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治理国家，彰显了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尽管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带有阶级局限性，无法真正实现“为民”的终极目标，但其中体现着“重民、敬民”的理念。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与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紧密结合起来，在古为今用、守正创新中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根基。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1945年，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成为全体党员的行动纲领。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中，坚定自觉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实践证明，走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迈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我们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我们的事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准确把握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既是理论遵循，更是实践要求。它凝结着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体现着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关键要解决好“怎么走”的问题。必须全面深刻把握其深层逻辑和实践内涵。

坚持为民情怀和为民造福相统一。为民情怀是出发点，要求我们始终对群众怀有感恩之心、敬畏之情，把群众当亲人；为民造福是落脚点，要求我们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责任扛在肩上，用实干回应期盼。没有为民情怀，就不会去为民造福；不为民造福，为民情怀就是一句空话。要不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充分看到人民群众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始终心怀感恩、敬畏人民。人民支持共产党，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我们一定要把为民情怀和为民造福统一起来，始终矢志不渝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人民幸福而担当。

坚持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相统一。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拜人民为师、向群众问计，把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做法，总结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政策举措；到群众中去，就是要让政策回到群众中接受检验、落地生根，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化为行动。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才能找准方向、把握规律；只有坚持到群众中去，才能落地见效、赢得民心。对一些来自群众的真知灼见，要认真积极吸收采纳。决策一旦执行，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到群众中做好宣传解释，转化为群众共同的意志，坚定不移干下去。

坚持服务群众和依靠群众相统一。服务群众是责任，要求我们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依靠群众是方法，要求我们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群众成为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要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成为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坚持坚守初心和锤炼党性相统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员干部一辈子的事、不是一阵子的事。党性修养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增强修养、提升境界；必须加强实践锻炼，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中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履职能力；必须加强作风养成，自觉践行“三严三实”，以过硬作风彰显坚强党性，始终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

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对领导干部而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隐患，在为民造福的方方面面带好头、作表率。

带头深入实际察民情。群众中蕴藏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情况，深入实际察民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要创新调研方式方法，注重传统方法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既健全常态化下沉走访机制，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院落，在家长里短中倾听心声；也善于运用大数据、网络渠道了解群众所思所愿、回应民众关切。只有把准群众“脉搏”，才能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带头担当实干解民忧。群众看干部，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线。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严肃对待，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纠正，在解决一件件民生“小事”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带头以上率下聚民力。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要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机制，拓宽线上线下征集渠道，推广各地典型创新做法，推动民生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干，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干事的生动局面，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带头化解矛盾消民怨。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新老矛盾交织叠加。越是矛盾多的地方，越需要干部沉下去；越是群众有怨气的时候，越需要干部站出来。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预防化解网络。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工作要求，健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敢于啃下突出问题“硬骨头”，全力推动历史遗留矛盾问题化解。领导干部唯有用心用情用力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隐患，方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作者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党性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

党性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是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干事创业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造业绩，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政绩观的政治属性，揭示了党性是政绩观形成的价值原点和方向坐标。

政绩观承载着政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本质上是党性的外化表现，是将党性的内在政治品格转化为改造现实世界力量的重要中介。根植于无产阶级政党党性的政绩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共产党人把人民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焦裕禄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是坚强的党性，谷文昌恪守“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排除万难也要做到；凡是对党的威信有害的事，哪怕再小也不能做”是坚强的党性，张富清“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我就做啥”也是坚强的党性。当前实践中，一些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出现了偏差，集中表现为“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这些形形色色的偏差，从根本上看都是党性不纯造成的，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缺乏坚韧执着的政治定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以坚强党性为根本依托，以公私分明为底线标尺。

增强党性，关键是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引领作用，防止政绩观在价值源头上出问题。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与“十五五”规划纲要等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紧密结合，破解思想迷雾、优化思维方式，推动零散认识系统化、粗浅理解深刻化，从中汲取坚定理想信念、端正价值追求、提升思想境界的丰富营养，把理论滋养转化为攻坚克难的思路举措。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始终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贯彻党中央精神，坚决防止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坚决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铸牢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政治品格。

脱离实践谈党性，离开实干谈政绩，都是虚幻的。锤炼党性要主动适应时代之变，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中提升政治能力，将坚强党性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硬本领。聚焦改革发展稳定深层次矛盾，把握规律、前瞻布局，持续强化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深入基层一线和重大斗争前线，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提升应急处突和风险应对能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克服“盲目乱干”的乱作为，“事事甩锅”的不作为，“机械执行”的不敢为，“方法老旧”的不善为问题，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为民造福中砥砺党性。

党性不会自然保质保鲜，缺乏纪律规矩刚性约束，权力就容易脱缰，政绩观就会扭曲。把党规党纪作为政绩创造的底线，明确“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行为纪律红线，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党性修养本质是共产党人通过持续的反省检视，实现自我革命的过程，要求共产党人以“检身若不及”的清醒自觉，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思想作风是否纯正、精神状态是否昂扬，常扫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以闻过则喜的态度虚心接受监督，常警物欲贪欲之祸，慎独慎微慎始慎终，主动对标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找差距，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党性纯则政绩端。锤炼党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关乎政绩观方向的终身必修课。唯有以公私二字为标尺，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权力始终为民所用、事业始终为民而兴，让干部鼓起精气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干出经得起检验的真业绩，交出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

重要言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大的思路上，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更加注重高效协同，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增强协同发展合力；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推动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海洋未来产业，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更加注重人海和谐，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形成人海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更加注重合作共赢，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共同和平利用海洋能源资源，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体系化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正式迈进以人工智能为重要引擎的智能驱动新阶段。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正在引发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的系统性变革。抓住此次战略机遇，持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打开经济增长新空间、培育新模式、壮大新动能的关键路径。

智能经济是具有显著变革特征的经济形态

智能经济是以深度学习、大模型、智能体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将智能能力全方位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全链条，重构生产函数、产业生态与价值创造模式，兼具通用性、创造性、普惠性的新型经济形态，是数字经济的升级版。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相比，智能经济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显著特征。

一是人机关系范式跃迁，实现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重构。工业经济时代机器是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是流程优化的辅助手段，而智能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自主学习、自主决策、持续进化的能力，人机关系从“单向使用”转向“双向协同共生”。智能体无需人工实时干预即可独立完成复杂场景的决策执行，将重新定义生产分工格局与组织模式。

二是价值创造逻辑重构，实现生产力增长的指数级跃升。智能经济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基本要素，数据作为“原料”支撑模型训练，算力作为“引擎”提升决策效率，算法作为“大脑”提升能力边界，三者形成动态闭环的进化系统，价值创造从传统的物理资源消耗转向数据价值挖掘与算法效能释放，边际成本递减效应显著。通用大模型可复用在金融风控、医疗诊断、工业质检等多个领域，边际应用成本大幅下降，创造的价值将显著增长。

三是产业渗透形态升级，实现全产业体系的智能化跃迁。智能经济并非独立于现有产业体系的孤立赛道，也不是简单叠加在传统产业上的新增业态，而是将智能能力深度嵌入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每一个环节，打破产业边界与流程壁垒，催生出大量“智能原生”的新业态新模式。例如，智能汽车不再是单一的交通工具，而是融合自动驾驶算法、能源管理系统、出行服务生态的智能终端，将重构汽车产业链的价值分配逻辑。

我国智能经济具备先发优势但仍面临挑战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第三波浪潮正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渗透，我国智能经济正处于技术突破向规模化应用转换的关键窗口期，已具备多维度先发优势，但整体仍处于发展初期，亟待破解结构性瓶颈。

在发展基础方面，我国已形成支撑智能经济发展的完整体系：一是政策框架清晰明确，从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人工智能+”行动实施方案，已形成覆盖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基础设施、安全治理的全链条政策体系。二是技术底座坚实完备。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居全球前列，高质量数据集数量快速增长，开源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首位，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三是应用落地初见成效。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全国建成数万个智能工厂与数字化车间，工业视觉检测使产品缺陷检出率显著提升，AI预测性维护系统可有效降低设备停机时间；智慧农场、智能医疗、普惠金融等场景加速普及，300多款人形机器人产品落地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化模式。

我国智能经济在拥有多维度先发优势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一是应用渗透深度不足，“人工智能+”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力，多数AI应用仍停留在单点、碎片化的示范场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不会用、用不起、不敢用”的困境。二是核心技术仍有短板，高端AI芯片、核心工业软件、基础算法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开源生态的国际话语权仍需加强。三是基础设施协同性不够，算力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东西部算力资源不平衡，算力、电力一体化调动能力有待提升，算法资源的普惠化共享机制尚未健全。四是制度适配性不足，高质量行业数据供给不足，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仍不健全，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伦理框架仍需完善。

体系化推进智能经济演进与发展

加快打造智能经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基础设施、要素支撑、安全治理等，构建全链条、全维度的体系化发展格局。

深化“人工智能+”全域渗透，打造规模化现实生产力。牢牢把握赋能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分行业推进全链条智能化改造，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打造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供应链管理全流程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加快农业智能育种、精准种养、智慧农机、农产品溯源全链条赋能；推进医疗、教育、金融、物流等服务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培育AI手机、AI电脑、AI眼镜、智能网联汽车等新型智能产品，发展一人公司（OPC）、共创平台等新模式，支持全新形态、功能的智能产品与服务创新。围绕民生保障、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遴选可复制推广的标杆项目，加快智能体在客服、研发、生产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推进算电协同，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底座。立足智能经济长期发展需求，构建布局合理、绿色低碳、协同高效的智能基础设施体系。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国家算力枢纽与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优化算力网络架构，降低跨区域算力调度的时延与成本。推动算力电力一体化协同发展，将数据中心布局与可再生能源基地建设深度结合，推进绿电直供、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实现算力调度与电力调度的联动协同。构建普惠化算法资源供给体系，建设国家级行业算法库、模型库，推动通用大模型向行业大模型、轻量化模型迭代优化，打造开放共享的算法服务平台。

发力开源生态体系构建，巩固人工智能全球引领的技术优势。开源是降低人工智能创新门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核心路径。加大自主开源平台培育力度，支持自主开源框架、开源大模型的持续迭代与生态建设，提升我国在全球开源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打造一批汇聚全球开发者的高质量开源社区，形成一批优质开源数据集和工具集，培育一批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优质开源项目。完善开源创新激励机制，健全开源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用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支持AI创新创业，吸引全球开发者参与共建底层技术。

完善要素供给与包容治理体系，锚定服务实体与惠及民生方向。强化核心要素支撑，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制度规则；深化产教融合培育复合型AI人才，加大全球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加大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构建适配智能经济的治理体系，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人工智能安全、伦理、可解释性等领域的标准，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创新“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模式，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技术创新预留空间。完善民生导向的保障机制，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关系，动态调整职业分类，完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就业创业措施，培育能够与AI高效协作的新型劳动者，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通过智能技术普惠下沉，让技术进步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未来产业研究中心所长）

挖掘民生建设的经济价值

激活内需潜力是民生建设最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大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既是民生福祉的承载地，更是经济发展的底气所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000万人，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51万元增至4.34万元，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升级持续显现。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解除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底气持续增强。当前，居民消费正从标准化商品消费向个性化服务消费转型，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民生领域成为消费新热点，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46.1%，印证了民生需求与消费升级的同频共振，有效激活了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

催生产业升级是民生建设的深层经济价值，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民生痛点，往往就是产业的增长点。民生需求的持续升级，本质上是对供给质量和效率的倒逼，而供给侧的创新回应则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教育领域，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不仅提升了人口素质，202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更催生了智慧教育、在线培训等新业态，带动教育装备、数字教育平台等相关产业发展。在医疗健康领域，群众对优质医疗资源的需求推动远程医疗、智慧医疗快速发展，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等产业加速创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保覆盖约3亿人，既保障了人民健康，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更新与住房改善领域的民生建设成为拉动经济的抓手，城中村改造及新市民住房需求，带动建材、装修、家电等上下游产业发展。文旅、体育、康养等民生相关产业融合，催生城市漫步、银发旅游等新消费场景，推动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发展，开辟经济增长新赛道。

优化发展环境是民生建设的隐性经济价值，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要素支撑。良好的民生环境是吸引人才、集聚资本的“梧桐树”，教育、医疗等优质民生资源是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关键，而人才集聚又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智力支持。同时，民生建设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务服务便利化等举措，不仅惠及群众，更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提升区域竞争力。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缩小收入差距。“十四五”期间，我国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改造安置住房1100多万套（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覆盖全国2895个县域，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持续缩小，为经济发展营造了稳定环境。就业培训、技能提升等“投资于人”的举措，能提高劳动力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实践证明，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释放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充分挖掘民生建设的经济价值，需立足全局、系统谋划、靶向施策。

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把准发展“发力点”。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民生痛点向发展支点转化。在“一老一小”领域，发展城乡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支持托幼一体化发展，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并培育产业增长点。在教育领域，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技能人才。在医疗领域，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支持医学检验检测、康复辅具、健康管理等产业创新发展，满足群众多样化医疗需求。在住房保障领域，聚焦新市民、青年人刚性需求，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力收购存量商品房转保障房。

强化科技赋能民生，激活创新“动力源”。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民生领域深度融合，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建设智慧民生服务体系，推动社保、户籍等高频民生服务“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推进智慧教育建设，搭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发展AI教学、虚拟仿真实训等新业态。构建智慧医疗体系，推广远程诊断、智能辅助诊疗等应用，推动医疗产业数字化转型。围绕民生短板布局核心技术研发，支持产学研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生产品。培育数字民生消费新场景，发展智慧文旅、智慧体育等，丰富民生消费体验，激活数字消费潜力。

优化政策供给体系，筑牢支撑“保障网”。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构建协同高效的政策供给体系，引导各类资源向民生领域集聚。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建立财政民生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民生项目建设和运营，扩大民生服务供给规模。完善收入分配与就业支持政策，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重点针对农民工、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政策协同联动，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避免政策碎片化。推动民生政策与产业、消费政策衔接，形成“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消费升级”的政策合力。

深化制度创新突破，激活发展“内生力”。以制度创新破解民生建设瓶颈，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环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建立健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缩小差距。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优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筑牢社会保障底线。推进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放宽教育、医疗等领域市场准入限制。健全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评价机制，将民生改善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推动各地更加重视民生建设的经济价值。

何为“零碳工厂”

当前，工业领域作为我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脱碳已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领域。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国家层面构建了从方向引导到具体部署的推进过程，为零碳工厂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顶层设计与行动路线图。“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符合要求的高载能产业向可再生能源资源富集区域转移，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这一系统性部署不仅回应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需求，更是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零碳工厂并非指绝对意义上的“零排放”，其内涵是在特定时间周期内，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系统性减排措施，将厂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降至最低，并对无法消除的残余排放通过高质量碳抵消实现净零。与侧重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低碳工厂”以及涵盖多项环境绩效的“绿色工厂”相比，零碳工厂实现了从“相对优化”到“绝对转型”的跃升，聚焦于碳排放的净零目标，代表了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前沿阶段。准确理解这一概念，关键是把减排放在首位，先通过各种技术经济可行的方式尽可能降低排放，对于确实无法削减的部分，再用碳抵消方式处理，而且抵消比例有明确限制。

零碳工厂建设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日趋完善的政策体系与标准框架的支撑。《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确立了2026年启动遴选、2027年培育建设、2030年逐步拓展的梯度推进路径，体现了因业施策、循序渐进的科学方法论。该文件系统布局了“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持续改进”六大建设方向，构建了覆盖全链条的实施框架。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已形成“团体标准先行、国家标准跟进、地方标准补充”的发展格局。中国节能协会发布的《零碳工厂评价规范》作为国内首个可量化评价标准，将零碳工厂分为通过自主减排及抵消实现碳中和的Ⅰ型与完全通过自主减排实现净零的Ⅱ型，为企业提供了差异化路径。国家标准《电工电子行业零碳工厂评价导则》已于2025年正式实施，标志着零碳工厂评价进入了规范化、行业细分的新阶段。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相继出台评价办法与建设方案，结合区域产业特色进行创新探索。

零碳工厂的实现，依赖于能源系统重构、工艺过程脱碳、数字化赋能等前沿技术的协同创新与应用。能源系统重构是基础，分布式光伏、绿电直购、工业微电网及“光储直柔”一体化系统已成为领先工厂的标配，旨在实现高比例甚至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工艺脱碳是攻坚难点，氢基竖炉直接还原炼钢、绿电电解槽制氢、生物质燃料替代等革命性技术正在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宝钢湛江的百万吨级氢基竖炉项目，通过以绿氢替代焦炭，从工艺根源上颠覆了传统高碳排放路径。数字化智能化则是实现精准管控的核心手段，基于物联网的碳排放实时监测系统、人工智能驱动的能源调度算法以及融合数字孪生技术的碳管理平台，能够对生产全流程进行精准建模与优化，显著提升能效与可再生能源消纳率。《2025年全球零碳工厂数据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数字化碳管理平台在新建零碳工厂中的安装率已高达95%。此外，对于难以避免的工艺排放，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商业化应用，成为实现最终净零的托底技术。

从概念到实践，零碳工厂建设已在多个行业涌现出具有示范价值的案例。在电子电器行业，联想天津工厂构建了“六位一体”的零碳框架，其ESG Navigator系统能够精准追踪所有碳排放源头，实现了多个减碳场景的落地。在传统高耗能行业，突破更具示范价值。除宝钢的氢冶金项目外，我国纺织行业首座“碳中和智慧纺纱工厂”于2025年在南通投产，通过构建高效能源消费、零碳能源供应和智慧能源管理“三支柱”体系，实现生产运营的近零碳排放。这些案例表明，零碳转型不仅能大幅降低环境足迹，更能通过能效提升、资源循环和品牌增值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全球零碳工厂市场总投资规模已达万亿级别，零碳工厂数量预计将在2025年底突破3500座，国内零碳工厂数量预计超过2000座，中国为全球零碳工厂市场贡献了重要增量。

尽管前景广阔，零碳工厂的规模化推广仍面临技术经济、标准体系、市场机制等多层面挑战。在技术经济方面，氢能冶金、工业CCUS等深度脱碳技术成本偏高、成熟度不足，投资回收期长；中小企业面临资金与技术能力双重约束，“不想建、不会建、建不起”现象普遍。在标准体系方面，国家、地方、行业标准衔接不畅，核算方法、抵消比例、认证程序存在差异，国际互认度低。在市场机制方面，高质量碳信用供给不足、价格波动大，绿电绿证与碳市场衔接机制不完善，环境权益重复计算风险尚存。

面向未来，需在政策优化、技术演进、战略引导三维度协同发力：政策上应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扩大绿色信贷覆盖，创新转型金融产品，加快国家标准制定与国际互认；技术上推动人工智能与零碳制造深度融合，并布局工业领域负排放技术；战略上则需认识到，零碳工厂正从产品竞争力要素演变为产业生态核心节点，是应对国际碳壁垒、获取绿色溢价、重塑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载体。唯有系统破解当前难题，才能推动零碳工厂从标杆示范走向规模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法治化新阶段

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法”到“法典”，意味着对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由此迈入体系化、法治化的新阶段。

《生态环境法典》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法律表达，展现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智慧。对领导干部而言，学习好、实施好这部法典，有助于更好理解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推动形成“大环保”治理格局

《生态环境法典》通过体系化设计，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强化了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法典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贯穿始终，以总则编统摄全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各要素统筹起来，为形成系统治理格局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更为清晰的责任体系。总则编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及其管理的海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进一步细化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这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不是可松可紧的“软任务”，而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这种责任体系的明确化，有助于推动各方协同、形成合力，从制度层面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推进。

其次，《生态环境法典》以“生命共同体”理念统领生态保护，要求树立系统治理思维。“生态保护编”突破了过去以单一生态要素（如水、森林、草原）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模式，更加突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例如，将高原、冰川等纳入生态环境范围，明确要求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要求领导干部在谋划区域发展时，必须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最后，《生态环境法典》强化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将生态要求嵌入决策源头。《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科学有序统筹安排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并确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和要求。这意味着，“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具备了法律效力。领导干部在招商引资、上马项目前，必须首先对照法典审视是否符合空间规划要求。这种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的重心转移，能够有效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从源头上降低行政成本和社会代价。

提升治理主动性与精细化水平

《生态环境法典》在总结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引导和推动治理方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以更加精细化的方式破解生态环境难题。

一是督察制度法治化，刚性约束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法典》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一重要制度创新上升为法律规范，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相衔接，明确了督察对象的配合义务和整改责任，为环保督察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确认监测监察垂直管理制度。明确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严惩监测数据造假行为。这既增强了环境监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也为地方领导干部科学决策、精准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三是将信用修复制度写入法典，体现了严管和厚爱相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在规定严惩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建立了信用修复制度，允许纠正失信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修复环境信用记录。这一制度设计给积极改进的企业提供了机会，体现了法律刚性与引导合规经营柔性的结合，有助于激励企业主动整改、主动提升，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四是回应民生关切，体现治理温度。《生态环境法典》在坚持严格保护的同时，以诸多有温度的条款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家门口”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针对秸秆焚烧这一“老大难”问题，法典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不搞“一刀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进一步拓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过去，有人将环境保护简单理解为“治污”，将环境保护工作方式局限于对有关企业的“关停并转”。《生态环境法典》的亮点之一，是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直接将国家“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从政策引导层面提升为刚性法律制度，极大地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具有开创意义。

首先，“双碳”目标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法律地位，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碳排放管控提出了要求。这意味着，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响应政策号召，更是履行法律义务。地方领导干部在谋划产业布局时，必须将碳排放强度控制纳入考量；在推动能源转型时，必须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清洁能源。

其次，发展循环经济有了法治保障。《生态环境法典》针对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三样”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立法的前瞻性。这一规定是对新兴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为相关废弃物处理提供了制度准备，有助于防止二次污染，为相关产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提前布局，完善回收利用体系，防范新的环境风险。

最后，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发展”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之一，倡导绿色消费，规定“采取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这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懂环保，还要懂产业、懂能源、懂科技；不仅要抓治污，还要抓转型、抓升级、抓创新，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作为“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着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生根的重要职责，必须率先垂范。一是带头学习，理解法典精神。把学习《生态环境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结合起来，深入理解法律规范背后的理念和要求。法典出台后，应及时做好宣传解读和配套保障，扎实推进法典的落地实施。二是带头衔接，做好法规政策清理。法典出台后，各地与之相抵触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必须及时清理、修改或废止，确保地方政策与法典无缝衔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权威。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南，确保法典的各项制度能够落地见效。三是带头运用，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善于运用法典规定的新制度、新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运用规划环评制度优化产业布局，运用排污许可制度强化全过程监管，运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协调区域发展矛盾，运用信用修复制度激励企业合规经营等，把《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推进基层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充分吸收人民的意见、体现人民的意志、接受人民的监督。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也是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最直接、最频繁的场域。202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以专章规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一步强化了基层民主监督的制度保障。从实践看，民主监督能否常态化、制度化运行，直接影响人民当家作主在基层的实现程度，也关系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探索了“众人监督日”“坝坝会”等民主监督实践，通过固定议事场景、明确监督事项、完善程序规则，推动民主监督由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运行转变，并通过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台账和群众复评等制度安排，突出监督过程的持续性和结果的可追溯性。这些探索表明，推动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是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保障人民群众有序有效参与的重要途径。

推进基层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源于基层治理的现实特征和内在要求。民主监督是人民群众依法对基层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运行实施监督的重要方式，具有鲜明的过程性、持续性和结果导向，要求监督必须贯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和过程，形成不间断的压力和约束。一方面，基层公共事务具有贴近群众、事项繁杂、运行高频的特点，涉及集体资产管理、工程建设、公共资源配置和惠民政策落实等多个领域，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监督工作倘若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时紧时松、断续运行，便难以对基层权力形成持续且可预期的约束，可能致使小微问题累积，影响整体治理效果。通过民主监督的常态化运行，将权力置于群众的日常监督之中，有助于形成对基层权力运行经常性、近距离的约束，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常态化的监督机制也为人民群众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基层公共生活提供了稳定渠道。群众通过固定、可及的监督途径，持续参与治理过程，既成为问题的发现者，也成为治理效果的评价者。这不仅能更充分地汇集民智、反映民意，也有助于培育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增强治理的民意基础和认同感，凝聚共建共治共享的合力。

推进基层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应构建一套稳定、规范、可操作的运行框架，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有序运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在基层开展的民主监督更多以专题会议、集中活动等形式存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偶发性，可能出现“会上热闹、会后冷清”的现象。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民主监督的侧重点从“有没有”转向“常不常”“实不实”，实现运行方式的重要转变。从实践来看，这些探索普遍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载体固定化。通过设立固定的民主监督议事场景，如设立常态化开放的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室、居民议事厅等实体阵地，抑或各地因地制宜设置的“坝坝会”等独具地方特质的议事活动，通过明确监督活动周期与参与规则，民主监督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了确定性。通过构建制度化的“公共议事空间”，能够赋予监督以稳定的预期和权威，让群众知道“何时何地可以监督”，也让干部明确“权力时刻受到监督”，这是克服监督随意性、偶然性，培育基层监督文化的重要基础。二是内容清单化。围绕基层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明确必议必督事项范围，深化运用群众点题机制，使监督目标清晰、焦点明确。三是流程闭环化。通过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台账和群众复评等机制，推动监督意见从提出到落实形成完整闭环，构建一个依靠制度驱动、可持续运转的监督链条。

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有效赋能，为基层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注入新动能。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技术手段正在深刻改变着民主监督的实现方式。一方面，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广度与便捷度。各类线上议事平台、村（居）务公开小程序、网络监督载体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监督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让参与监督的群众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原住居民、新居民，还是返乡创业者，都可参与监督；数字平台的应用也使群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基层政务信息、反映利益诉求、提出监督意见、知晓监督结果。这种“指尖上的监督”有效降低了参与成本，使参与行为更加灵活、即时，大大提高了监督的覆盖面和可达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可留痕、可追溯、公开透明等特性，为民主监督流程的规范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通过将监督事项、办理进度和整改结果纳入数字化管理，监督过程实现了全程可视、责任可溯，形成对问题整改的刚性约束机制。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有效降低了群众参与监督的门槛和成本，同时提升监督信息流转、核验和反馈的精准度与效率，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开放、更敏捷、更可信的监督生态，使常态化民主监督得以在网络空间持续延伸和有效巩固。

把推进基层民主监督常态化运行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实践证明，监督越能切实解决问题、改善治理效能，群众参与的热情就越能持续，制度运行也越稳固。一是进一步做实民主监督成果的转化链条，建立从意见受理、科学交办、限期整改到结果公示、满意度反馈的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那些经过民主监督渠道汇集、筛选、议定的合理意见与建议，能够顺利、完整地导入基层公共决策、政策执行、资源配置等治理流程。对于条件所限、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需要及时向群众解释说明，将监督过程同时作为政策宣传、疏导情绪、争取理解的过程，使民主监督不仅解决问题，而且能够成为调和社会关系、增强治理韧性的重要纽带。二是着力加强民主监督的能力建设，通过定期培训、经验交流、专业指导等方式，提升群众代表、基层代表委员、议事会成员等的政策理解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议事协商能力，使监督更具建设性和专业性，提出的建议更具可行性与操作性。三是积极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督格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推动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方式贯通协调、形成合力。探索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动督查等协同机制，如民主监督中发现的普遍性、机制性问题，可作为监督机构开展专项检查或制度完善的重要参考；而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所形成的规范性要求和制度性成果，又可转化为民主监督聚焦的具体议题与判断依据，从而放大监督的整体效能，克服单一监督形式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构建起系统严密、运行高效的基层监督体系。

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中更好为民造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逻辑，为我们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指明了方向。走好群众路线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所在，正确政绩观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二者同根同源、辩证统一，最终都统一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当前，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路线贯穿谋政绩、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增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群众路线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根本地位，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群众路线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事业兴衰成败。新征程上，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和多元交织的利益诉求，必须切实增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中华民族历来有着深厚的民本思想，我们党始终传承并升华了这一宝贵精神财富。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深刻道出了“以人为本”的朴素民本理念；唐太宗李世民坚持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治理国家，彰显了对民众力量的敬畏。尽管封建时代的民本思想带有阶级局限性，无法真正实现“为民”的终极目标，但其中体现着“重民、敬民”的理念。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与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紧密结合起来，在古为今用、守正创新中不断夯实党执政的群众根基。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1945年，党的七大把“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成为全体党员的行动纲领。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把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中，坚定自觉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实践证明，走好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迈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我们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我们的事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准确把握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既是理论遵循，更是实践要求。它凝结着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体现着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关键要解决好“怎么走”的问题。必须全面深刻把握其深层逻辑和实践内涵。

坚持为民情怀和为民造福相统一。为民情怀是出发点，要求我们始终对群众怀有感恩之心、敬畏之情，把群众当亲人；为民造福是落脚点，要求我们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把民生责任扛在肩上，用实干回应期盼。没有为民情怀，就不会去为民造福；不为民造福，为民情怀就是一句空话。要不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充分看到人民群众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始终心怀感恩、敬畏人民。人民支持共产党，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我们一定要把为民情怀和为民造福统一起来，始终矢志不渝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人民幸福而担当。

坚持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相统一。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拜人民为师、向群众问计，把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做法，总结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政策举措；到群众中去，就是要让政策回到群众中接受检验、落地生根，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化为行动。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才能找准方向、把握规律；只有坚持到群众中去，才能落地见效、赢得民心。对一些来自群众的真知灼见，要认真积极吸收采纳。决策一旦执行，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到群众中做好宣传解释，转化为群众共同的意志，坚定不移干下去。

坚持服务群众和依靠群众相统一。服务群众是责任，要求我们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依靠群众是方法，要求我们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群众成为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要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必须坚持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成为事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坚持坚守初心和锤炼党性相统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员干部一辈子的事、不是一阵子的事。党性修养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作为终身课题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增强修养、提升境界；必须加强实践锻炼，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中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履职能力；必须加强作风养成，自觉践行“三严三实”，以过硬作风彰显坚强党性，始终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优秀党员干部。

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对领导干部而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化解矛盾隐患，在为民造福的方方面面带好头、作表率。

带头深入实际察民情。群众中蕴藏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情况，深入实际察民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要创新调研方式方法，注重传统方法与信息化手段相结合，既健全常态化下沉走访机制，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院落，在家长里短中倾听心声；也善于运用大数据、网络渠道了解群众所思所愿、回应民众关切。只有把准群众“脉搏”，才能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带头担当实干解民忧。群众看干部，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要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加大民生投入，补齐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线。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严肃对待，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纠正，在解决一件件民生“小事”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带头以上率下聚民力。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要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机制，拓宽线上线下征集渠道，推广各地典型创新做法，推动民生服务从“政府端菜”向“群众点菜”转变。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干，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干事的生动局面，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带头化解矛盾消民怨。当前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新老矛盾交织叠加。越是矛盾多的地方，越需要干部沉下去；越是群众有怨气的时候，越需要干部站出来。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预防化解网络。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工作要求，健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敢于啃下突出问题“硬骨头”，全力推动历史遗留矛盾问题化解。领导干部唯有用心用情用力回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隐患，方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作者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广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地制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实现深度融合。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十五五”战略任务首位，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发展方向。广西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加快构建以制造业十大产业为支柱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强化策源功能，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科技创新路径，主动对接北京、上海等地区的研发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强化应用导向，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围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等，突出抓好策略、整合、场景，坚持以用促研、研以致用。加强科技经理人队伍建设，打造一批公益性中试基地，加强多层次、常态化产学研用供需对接，着力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瓶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强化科技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就是要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广西紧紧抓住国家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加强规划衔接，完善科技帮扶、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以科技引领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促进区域产业联动发展。

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深度融合。城市是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的集聚地，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广西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高能级之“城”带动高水平之“市”，以产业化之“市”支撑现代化之“城”。精心培育城市创新生态。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只有依靠创新驱动，城市发展才能避免停滞。广西以系统思维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城市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实施城市创新提质工程，加快科研机构创新耦合、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完善科技园区服务管理模式、优化科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积极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创新生态。持续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等为重点，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积极创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完善创新传导机制，扩大创新外溢效应。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同城化发展，优化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和空间联系，加强城市群内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协作，推动产城融合、职住平衡，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有机集成。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广西打破“就城论城、就县论县”的思维定式，增强协同推进县域经济和城市工作的行动自觉。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把高能级城市的创新资源与县城、乡村的产业基础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弹好城乡融合发展“协奏曲”，推动县域与城市双向奔赴、相互赋能，形成全域共兴的生动局面。

在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中实现深度融合。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键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以更大力度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一步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广西勇于打破地区、部门藩篱与政策分割，建立健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体制机制，破除“多头管理、分散用力”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优化高校布局、统筹学科设置，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强化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建立完善科研人员校企、院企双聘制度，实现高校、院所、平台、企业人才畅通流动。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快打造跨区域、跨行业的创新飞地和创新共同体。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差异化政策支持力度，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科技攻关任务，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供需错位等问题。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积极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壮大风险投资、耐心资本，加强技术咨询、科技金融、智慧物流等全方位服务供给，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活广西高质量发展这盘棋，棋眼就在扩大开放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全球创新要素利用和配置能力，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市场空间、推动产业升级。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信息港等各类重大开放合作平台，打好港口牌、东盟牌、产业牌、人工智能牌和生态牌，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科技人文交流合作，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积极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和科技创新合作高地，构建更具活力、更有韧性的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擘画宏伟蓝图，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新征程上中央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章丘公司）作为能源央企，始终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锚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目标，以“四力四推”党建工程为抓手，推动全会精神在企业落地生根、见行见效，在深化改革创新、推动绿色转型、强化能源保供中彰显央企基层担当，走出了一条基层能源企业以学促干、以干践学、学干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把牢政治引领方向。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华电章丘公司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全体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构建“党委领学、支部研学、部门践学、党员自学”四级学习体系，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开展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专家辅导等活动，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化学习阵地，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推送全会解读资料、开展线上答题，线下领导班子带头深入生产一线、班组岗位，用职工听得懂、能领会的语言解读全会核心要义与国资央企发展部署，推动理论学习从“课堂”走向“现场”。切实把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企业改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党和国家战略同频共振。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央企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最终要落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上。华电章丘公司始终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将全会精神贯彻到能源保供、绿色转型、改革创新各环节，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在能源保供上，扛起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围绕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关键节点，成立党员先锋队，紧盯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深化设备精益管理，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稳定的电力、热力供应守护民生温度、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央企“顶梁柱”作用。在绿色转型上，紧扣全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求，落实上级公司发展战略，加大风光电项目开发建设力度，扎实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积极探索熔盐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能源生产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智能化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能源力量。在改革创新上，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化国企改革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厘清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推动与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和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有机衔接。同时聚焦生产经营堵点卡点，开展揭榜挂帅攻坚行动，鼓励职工围绕技术革新、提质增效开展创新实践，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

激活基层组织效能。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前沿阵地。华电章丘公司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为抓手，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全会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设置与企业组织架构、生产布局有机衔接，推动党建工作与班组建设、生产管理深度融合，让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在一线、发挥在一线。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专题培训、岗位练兵、以赛促学等方式，提升党务干部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打造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的党务工作队伍。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紧盯燃料管理、大宗物资采购、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廉洁风险防控。同时，将全会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企业文化活动，凝聚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让全会精神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华电章丘公司始终牢记央企使命担当，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在强化能源保供、推动绿色发展、深化改革创新上持续发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华电章丘力量。

（作者系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全链条发力锻造过硬党员队伍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作为沂蒙精神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临沂市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殷切嘱托，坚持把发展党员、管理监督、作用发挥、激励关怀贯通起来，着力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

突出政治标准，在严把入口中筑牢队伍根基。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源头在入口。临沂市始终将政治标准作为第一道关口，不看一时一事，而看一贯表现，创新推行工作实绩、群众评价、组织推荐“三位一体”考察机制。

注重工作实绩，变“平时看不见”为“由事看表现”。针对入党积极分子平时表现难以量化的问题，对农村入党积极分子实行纪实积分管理，推行“月度纪实、半年写实、年度评比”。村级党组织每月据实记录其列席组织生活、完成任务、发挥作用等情况，明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关键要素，公开“晾晒”，让积极分子的表现从“无形”变“有形”。注重群众评价，变“推荐凭感觉”为“考察排位次”。组织镇街干部带队开展“支部到”专题调研，广泛走访党员群众代表，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百分制民主评议。创新“无任用推荐”方式，通过谈话对每名积极分子精准画像，根据优秀度、成熟度进行综合排序。注重组织推荐，变“支部说了算”为“党委来把关”。村级党组织综合分析队伍结构、积极分子表现，提出建议人选后，镇街党（工）委综合现实表现、群众评价和支部推荐情况进行充分酝酿沟通，意见不一致的重点研判，确保把政治合格、群众公认、表现优秀的先进分子吸收进来。

健全管理机制，在分类施策中激发内生动力。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任务。以党员分类纪实管理为突破口，推行“由事看表现、红黄榜上见”，让党员作用发挥从“软指标”变为“硬约束”。

全覆盖分类，细化管理颗粒度。按照年龄、从业、流动等情况，将党员科学分类，建立义务履行“责任清单”、模范带头“示范清单”、纪律约束“负面清单”。全要素记事，让表现晒在阳光下。围绕“三个清单”，对党员发挥作用情况实行一事一记，在党务公开栏和微信群条目式公示，让群众和组织清楚了解党员具体干了什么，真正把表现“晾晒”出来。全公开奖惩，树立鲜明导向。在村级党务公开栏设立“红黄榜”，事迹突出的上“红榜”表扬，表现差的亮“黄榜”警示。县乡层面定期通报表扬先进典型，对持续表现较差的由支部委员帮教转化，成效不明显、转化不到位的，给予相应组织处理，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真正走在前、作表率。

搭建实践平台，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先锋本色。临沂市坚持把发挥作用作为队伍建设的落脚点，大力弘扬“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立健全在岗离岗、平时应急、网下网上相结合的党员作用发挥机制，推动党员在不同岗位、不同场景下挺膺担当。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从细微处服务群众。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以“党员同做一件事”为牵引，聚焦群众可感可及的“芝麻小事”，指导基层党组织确定实事清单。通过项目化实施、即时性激励，引导党员共同参与基层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在网络空间弘扬正气。聚焦党员网络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重点领域择优建立党建网评员队伍，筛选“网红”党员组建网络先锋队，成立“网事快办”先锋队，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示范带动更多党员主动拿起“麦克风”，让网络成为“上连党心、下接民心”的桥梁纽带。危难关头豁得出来，用实际行动冲锋在前。依托组织体系建立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构建“县大队—乡中队—村小队”三级应急队伍。在防汛抗旱、抢收抢种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广大党员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

加强关心关爱，在凝心聚力中传承红色基因。党员有归属感，组织才有凝聚力。聚焦流动党员、党代表、老党员等关键群体，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汇聚起推动发展的先锋力量。

抓实“流动先锋”，确保“离乡不离党”。加强驻外党组织建设，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流动党员党组织，组建“沂蒙红”志愿服务队，开展共建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流动党员“两个融入”行动，引导他们融入流入地基层治理、融入流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人才回归、资金回流、项目回迁。推动“代表履职”，架起党群“连心桥”。深化党代表任期制，健全培养帮带、列席会议等制度。综合地域、行业等因素组建党代表活动组，引导党代表在立足岗位履职的同时，通过组团履职凝聚合力，推动解决了一批民生实事。建好“颐养工程”，礼敬红色“奠基人”。集中照护与“颐居小院”居家服务相结合的保障模式，结合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着力开展兜底养老、全覆盖照护和精细化服务。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海丝泉州·人才港湾”品牌 助力文旅经济发展

福建泉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聚力打造“海丝泉州·人才港湾”品牌，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文旅人才队伍建设的十条措施》，突出广泛招引、精准培养、科学评价，为推动文旅经济从“网红”迈向“长红”注入强劲的“人才动力”。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1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1348.3亿元。

拓展引才渠道，构建文旅人才“强磁场”。一是建立引才需求目录。定期发布急需紧缺文旅人才引进目录，动态储备不少于1000个优质文旅就业岗位。建立“市县企”三方联动引才机制，全市策划6场文旅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吸引超400家文旅企业提供近4000个优质岗位。二是集聚优质行业菁英。开展文旅领军人才招募行动，支持文旅企事业单位引进国内外顶尖文旅人才，以及在全国旅游集团20强、文化企业30强任职超3年的文旅运营高级管理人员及团队。每年遴选设立10家左右的“海丝泉州推荐官”工作室，支持开展志愿讲解员辅导培训，吸引各行业各领域优秀青年。截至目前，共设立“海丝泉州推荐官”工作室22个、聘任推荐官超200名。三是深化柔性借智模式。联合福建省文旅厅艺委会专家组与非遗专家组专项指导，创排《南音魂》，斩获第十八届“文华节目奖”。搭建柔性引才平台，突破地域限制，建立6个泉州文旅海外推广中心，新聘50余名海外侨胞、网红博主、旅游达人等担任“海丝泉州国际推荐官”，推动泉州文旅人才走向国际舞台。

实施育才工程，锻造文旅发展“生力军”。一是加强院校培养共建。组建泉州市文旅产教融合联盟，汇聚74家高等院校、协会和企业，推动人才共育、项目攻坚。支持泉州艺术学校探索“3+2”五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与本地南音、木偶剧团及福建艺术职业学院合作，为市直国有文艺院团定向培养紧缺艺术人才96名。二是推动文旅行业培训。实施“千名文旅人才培训”计划，聚焦文旅新业态、新趋势、新技能，举办各类专题培训班60余期，累计培训超3600人次，新增专职导游462名、讲解员1200余人。三是开展非遗技艺传承。大力实施“百师千徒”授艺传承工程、“戏曲名家收徒授艺”工程，组织96组非遗传承人与青年学徒签订《传承协议》，遴选5名戏曲专家结对培养10名后继人才。2025年新增省级以上非遗传承人41名，新认定市级非遗传习所55个。

改进评价机制，激发人才成长“内驱力”。一是构建文旅人才分类评价体系。改进文旅人才评价方式，实施职称评审与聘任分离，探索低职高聘、能上能下考核机制。推行“一类一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法，实行文旅人才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职称、学历双向比照认定制度。支持文旅企事业单位探索更加灵活的高端人才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健全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二是加大高层次人才支持力度。支持文博单位选送青年科研人员脱产到高校和科研院所访学，推荐参评“文化和旅游系统青年科研人才扶持计划”“文物优秀青年支持行动”。推荐优秀文旅人才申报国家文化英才工程、省文旅系统青年拔尖人才、省文旅经济高层次人才。2025年以来，新增市级及以上各类文旅人才392人。三是搭建以赛代评展示平台。专项开展非遗技艺、导游（讲解）等技能大赛，对获奖选手授予相应“技术能手”“金牌工人”“金牌导游（讲解员）”等称号，以赛聚才、以赛练才、以赛选才，搭建更多有利于文旅人才脱颖而出的平台。开展“海丝泉州推荐官”大赛，吸引社会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通过“赛事选拔+系统培训”方式，筛选培养一批优秀的文旅“推荐官”和优质解说词。

（作者单位：福建省泉州市委组织部）

基层干部群像如何引发观众共情

在荧屏上塑造一个英雄，容易；但塑造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能引发观众共情的基层干部群像，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电视剧《小城大事》的创作过程，正是我在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一次又一次寻找答案的旅程。作为编剧，我的核心诉求简单而朴素：不拔高、不神化，用最真实的笔触，让观众真切地看到，党员干部究竟是如何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当下的美好生活的。

这个故事的种子，最初源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中国奇迹——浙江的龙港。当国家只给了造城资格而未能提供一分钱启动资金时，一群不甘贫穷的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自力更生，硬是在一片滩涂上，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城市。这个“中国第一农民城”的故事本身，就充满了令我们创作者热血沸腾的传奇色彩。然而，当我试图将它转化为电视剧时，我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让这个看似高大上的城市奇迹，落地到观众能感同身受的“小城大事”中去。

以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群像戏

我的第一个决定，是摒弃传奇剧的叙事方式，不去塑造某个超人似的英雄，因为我深知一个城市的崛起，绝不是靠城市里的某个个体振臂一呼就能实现的。它是众多个体在党的领导下，围绕着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小事，通过不懈奋斗共同推动的。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了第一条规矩：这是一部以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为主的群像戏。

这意味着，我至少要写好写活十几个立得住、站得稳的人物。于是，在长达数月的创作中，我在无数原型的基础上，一点点搭建起一条生动的人物画廊：年轻坚定、思维超前，却因缺乏经验而处处碰壁的女镇长李秋萍；智计百出、作风泼辣，却也带着一点小油滑的镇党委书记郑德诚；敢作敢当、白手起家，也是时代弄潮儿的个体老板高雪梅；舍生忘死、一心为公，却性格执拗的副镇长林冬福；锱铢必较、忠于职守，却因不善表达而屡受委屈的副镇长解春来，以及幽默风趣、关键时刻能顶上去的谭光明……

人物必须真实可信

创作这些人物时，我始终要求自己恪守第二条规矩：人物必须真实可信，不完美、有缺点。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也就没有人能始终正确，这条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是经过无数人的试错才找到的，过分美化人物，过程一定失真。我坚信，只有不完美的人物，才是真正可信的人物，才更能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

李秋萍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干部形象。她有远见、有规划，一开始就画出了月海城的发展蓝图。但她初出茅庐，对基层的复杂情况缺乏了解，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让她处处碰壁。她抓城市卫生，却抓出了一起“拦路抢劫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先进并不一定意味着永远正确，因地制宜，真正了解这片土地、了解这片土地上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她必须攻克的课题。而郑德诚则是一个反高大全的另类英雄，一个有七情六欲、会犯小错误的活人。他敢于担当，面对“无钱建城”的困境，他能想出“收取城市建设费”这样的大胆之举；但他也有些自负，喜欢吹个小牛，当年轻的女镇长李秋萍空降而来时，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抵触是真实存在的。他带着其他三位副镇长去县委“请愿”，反对李秋萍的任命，这恰恰是他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

李秋萍与郑德诚的矛盾，从一开始的“猫鼠游戏”，到后来的“并肩作战”，再到最后的“肝胆相照”，这条关系线，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干部作风、两种不同时代特征的磨合与融合。我想展现的，正是新一代干部的知识与眼界，老一辈干部的经验与智慧，是如何共同铸就了月海城的辉煌。我们让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而是在时代浪潮中，用智慧和汗水，也用笨拙和固执，带领大家劈波斩浪的“人”。正是这种属于人的不完美和不确定，让他们最终的成长和担当，显得更真实，也更动人心魄。

除了这两位核心人物，我着墨最多的是那些奋斗在一线的配角们，那些月海城普通又不普通的建设者。副镇长林冬福，是拼命三郎的极致体现。他爱岗敬业，为了工程质量敢于潜入海底采样，最终为此献出了生命。他的牺牲，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是脸谱化的“先进”，有着固执、大男子主义的毛病，但他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月海的热爱是毫无杂质的。

而副镇长解春来，则是另一种基层干部的典型——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老黄牛。他一辈子在副科长的位置上兢兢业业，面对提拔机会时产生的失落与不平，让他的形象异常真实。他爱占点小便宜，也爱争个面子，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总能坚守底线。他与妻子高雪梅的分分合合，不仅为紧张的剧情增添了生活的烟火气，更折射出在那个激荡的年代里，观念的碰撞与情感的坚守。

这群不完美的干部，凑在一起，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他们之间的争吵、磨合、团结与牺牲，共同构成了《小城大事》最动人的风景线。

讲述的故事必须坚持现实主义

人物的真实，必须建立在故事的真实之上。我给自己定的第三条规矩是：讲述的故事必须坚持现实主义，不吹不贬，如实还原。

剧中的七个核心事件，几乎都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每一个都触碰到当时改革最前沿的痛点与难点。“收城市建设费”，触及的是土地政策和资金来源的法律底线；“用工超标”事件，反映的是私营经济崛起与陈旧用工制度的激烈冲突；“滨海路用地矛盾”，则关乎干部与群众、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复杂博弈。我在处理这些情节时，时刻保持着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我要描摹的是党员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亿万中国人在过往几十年间、不断以自身经历与感受验证的过程。要讲好这个过程，既要保证故事的精彩好看，又不能越过现实的底线，必须把握好政策解读的精准度。

为了实现这一点，不能简单地堆砌政策或口号，而是将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内化到人物的命运之中。当郑德诚面对全县干部的质问时，他讲述的不是政策条文，而是那些默默支持过他的老领导的故事，是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朴素真理，最终打动了所有人。当李秋萍因坚持原则导致工厂停工，几乎引发群体性事件时，矛盾的核心不是政策对错，而是“情与理”“法与情”的挣扎。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在极端情境下的选择与抉择，才得以将宏大的时代命题，转化为观众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个体命运。

注重在宏大的叙事中，穿插进小人物的家长里短。李秋萍父母之间那吵了一辈子却无法割舍的冷战，林冬福与孙小燕之间那份笨拙而真挚的爱情，解春来和高雪梅的夫妻拌嘴与最终和解……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是构成故事血肉的必要元素。它们让观众看到，这些干部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家庭的烦恼，有情感的波折。正是这些“小事”，让干部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让他们为之奋斗的“大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水乳交融。

《小城大事》的创作，对我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洗礼。它让我更加坚信，真正有力量的主旋律作品绝不是对现实的粉饰或拔高，而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真诚呈现。我试图去做的，就是为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我们身边那些默默无闻却闪闪发光的党员干部，树一座有血有肉的纪念碑。当观众看到郑德诚和李秋萍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最后的紧紧握手，看到林冬福为月海的发展献出生命，看到解春来、谭光明等“江南七侠”为月海的未来殚精竭虑时，我希望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感动，也是一种更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和使命；我希望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也是党员干部如何带领群众过上今日的美好生活，是眼下这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中国最真实、最动人的来时路。

而这，正是我创作《小城大事》的初心与归宿。

（作者系《小城大事》总编剧）

善用批评意见推动美好城市建设

当指尖划过屏幕，信息以秒为单位冲刷着公共空间。社交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权利，让批评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6月，中国社交网络用户规模已达11.07亿人。这个庞大的数字意味着社交媒体已经深度融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学会做一名建设性的批评者——以理性为底色，以解决为目标，以善意为边界，让建设性批评成为建设美好城市的重要力量。

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着一位专门给市政设施挑刺的“卷尺哥”。他是深圳的一位送货员，却被坊间称为“深圳多管局局长”。“卷尺哥”带着一把卷尺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专门给公共设施“找茬儿”，用卷尺记录道路坑洼、限宽柱过窄、树木挡道等问题，通过短视频反馈，多数获“秒整改”。今年3月，“卷尺哥”就正式拍视频三年了。这三年里，他从一开始分不清路上的井盖到底归哪个部门管，到今天能越来越熟练地指出每个路政问题的不合理之处。“卷尺哥”用一把小小的卷尺，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城市建设中“建设性的批评者”。

建设性批评的首要前提是实现情绪与理性的剥离。从哲学层面看，情绪是主观感受的外化，而批评的本质是对客观现象的理性评判，二者的边界一旦模糊，批评便会丧失其公正性与有效性。在社交媒体上，即时回复的冲动往往是理性最大的敌人。当我们直面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发声的权利与责任便同时降临。真正有力量的批评，绝非情绪的宣泄或立场的对峙，而是以建设性为导向，在理解与包容中推动问题解决、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唯有当理性占据主导，批评才能具备说服力与影响力。

充分的认知储备，是建设性批评的逻辑基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的底气源于对批评对象的全面了解与专业认知。从认知层面看，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必然交织着多重因素、复杂逻辑，若缺乏足够的认知支撑，批评便会沦为空洞的指责，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批评者必须践行“认知先行原则”：信息核实要“多源交叉验证”；专业领域知识要“补位学习”；背景探究要“追溯因果链条”。充分的认知储备，本质上是在要求一种负责任的表达态度。它将社交媒体上的批评从一种简单的“点赞”或“吐槽”，提升为一种深度的思考和理性的对话。

批评者还要特别警惕“传播放大效应”。在信息传播高度便捷的当下，一句言论、一段视频可能在社交媒体上瞬间被无限放大、广泛传播，原本微不足道的表述可能被断章取义，引发意想不到的舆论风暴，对批评对象造成精神压力与名誉损害。这种“传播放大效应”使得批评的边界感尤为重要——批评者不仅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更要考虑到言论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对此，批评者需恪守“传播责任底线”：语言表达要“去极端化”，避免使用“绝对化”“标签化”词汇，采用“就事论事”的表述，清晰界定批评的范围，不随意扩大指责对象；内容呈现要“完整语境化”，在社交媒体发声时尽量完整呈现事件前因后果，避免截取片段、断章取义，减少被误解、被滥用的可能性；后果预判要“前置考量”，思考言论可能对批评对象造成的影响，拒绝为博取关注而牺牲他人合法权益。2025年下半年，社交媒体上围绕预制菜的一场争论印证了一个道理：网络舆论环境，同样是营商环境的有机组成。好的舆论生态，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关切、理性对话；不是制造对立，而是凝聚共识、推动成长。当前，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尤需在真诚沟通中提振信心，在解决问题的行动中稳定预期。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个既容得下批评，也装得下成长的舆论生态，本身就是社会韧性的重要支撑——它能让我们在风浪面前保持定力，在分歧之中寻求共识，在压力之下笃定前行。

批评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对立，而是解决问题、推动进步——它应当是指向光明未来的行动指南。从实践层面看，有效的批评不仅要“指出病症”，更要“开出药方”，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与方向。批评者应树立“建设者思维”：一方面，提出建议要“具体可行”，避免空泛的口号式主张，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可操作、可落地的方案，明确实施步骤、责任主体、预期效果；另一方面，价值导向要“正向引领”，批评的落脚点应是“如何让事情变得更好”，通过积极的价值引导凝聚共识、激发行动；此外，要保持“动态跟进意识”，在提出批评与建议后，持续关注事件进展，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观点，避免固执己见、僵化不变。让社交媒体上的建设性批评成为连接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桥梁，达到建设美好城市的目的，才是其真正价值所在。

同时，建设性的批评者也离不开被批评者的双向奔赴。2026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及深圳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时，提到“卷尺哥”现象彰显城市善治与市民共建双向奔赴。深圳以“民意速办”平台与“未诉先办”机制主动抓取线索，多部门联动响应，不回避问题，用整改实效回应批评，甚至主动邀请复核，形成城市治理的良性循环。“卷尺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拍视频三年，能拍的素材越来越少。“之前每天都能拍到素材，现在要做到这样的更新频率有些难，因为很多路已经整改好了。”

在建设美好城市过程中，当越来越多的人在开口批评前，愿意储备事实、打磨逻辑、心怀同理、斟酌表达，社交媒体的公共讨论空间才会变得更加理性、健康和有建设性。在深圳“卷尺哥”之后，福州龚灿宁、邯郸“随拍哥”（本名张强）、宁德“看福见”（本名谢友舜）等集中关注市政建设的账号也陆续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大量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是基础，共治是关键，共享是目标。“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公共部门的“听劝”与高效整改，能激发市民参与热情，让社交媒体上的建设性批评真正成为建设美好城市的动力。

雪域的云

朋友，若你来到这片高原，不必重述那湛蓝的天、晶莹的冰与青翠的湖。我只想邀你看看，那真正属于这里的舞者——雪域的云。时隔多年，重返故地，我才渐渐读懂这里的云。从前在平原，云是天上的景，仰首可望，却总觉遥不可及。而在这里，云是身旁的呼吸，是脚下游走的随影，是伸手可触的柔软。它融汇雪的净白、水的流韵、风的悠然，成为雪域看似最轻却最厚重的存在。

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熟悉的老友吧。

在这颗蓝色星球最高的高原上，云是有记忆的。或许亿万年前，当这片大地还在深海沉睡，云便已是它吐纳的气息。如今山河抬升，沧海成陆，云也随之归来——不再如浮萍飘荡，而是沉入高原的怀抱，宛若还乡的鸿雁。它们眷恋这片土地，在雪山筑巢，在湖畔流连，贴着草甸低飞。以苍穹为幕、山川为台，跳着锅庄、弦子、热巴……舞步时而舒缓如雅江平流，时而激越似虎跳峡奔浪。风过林梢、水响空谷，皆为它的伴奏。

你若想远眺雪山，它偏将峰峦轻掩；待你登临绝顶，它又迎面拥你入怀，在这云端之上，共舞一程清寒。忽而，它们尽数隐去，碧空无垠，天地澄澈；忽而，又蜂拥而出，将天幕裁成缕缕锦缎——那缝隙间漏下的蓝，是圣湖映在云霄的眼眸；穿云而下的金光，凌厉如剑，劈开虚空。

雪域的云，飞舞在家园，只投下浅浅的影子，不惊扰高原的梦。

若说雪域云的平日已足够动人，那么朝暮之间，便是它最绚烂的华章。高原的晨昏格外漫长，仿佛太阳也贪恋这舞台。长夜褪去，破晓时分，东方的云最先接住晨曦，火光燎原，从暗紫淬至金赤，宛如天边舒展的唐卡。日落之际，云朵簇拥将逝的残阳，将最后的光紧紧搂住，再洒向山谷、牧场与都市村落。

我最爱在屋顶小坪上，沉醉于这辉煌的共舞。云霞依偎群山，如永不凋落的格桑雪莲，在风中轻轻摇曳。近处青稞田染作暖金，远处雪山戴上粉冠。在云与光的魔法下，高原大地流转为一幅生动的“千里江山图”。飞鸟翅尖掠过彩云，每一次振翼，都是这画卷的心跳。

当最后一缕光没入地平线，舞曲转入梦幻与宁静。云彩换上深蓝的礼服，邀来初醒的星星。高原的夜清澈如洗，云、月、星辰相逐相随，恰似那首熟悉的歌谣：“难逢今夕风光，一片欢欣气象，明月彩云上……”

然而雪域的云，不仅是美的化身。在这平均海拔四千米的土地上，每一滴雨水都珍如甘露。我原以为乌云遮蔽了蓝天，后来才明白，那是云在积蓄力量。一丛、一片、一层，它们从四面八方聚拢，紧紧相拥。云层之上烈日灼灼，云心之中雷电交织。那看似柔弱的白，在碰撞中深沉，在挤压中厚重，最终化作剔透的雨滴，毅然投向大地的胸膛。

记得初遇高原雨时，我正走在巡边的路上。口干舌燥、头痛欲裂之际，雨骤然而至，万千银线垂落，干硬的土地上扬起轻尘。不远处，牦牛静立如沐。雨水沿帽檐滴进颈窝，冰凉，却让人清醒。我忽然懂得：这不是天神的恩赐，而是云的奉献——它们将最美的姿态留给天空，将最珍贵的精魂归还大地。

随着云的谢幕，生命的萌动正悄然开始。我曾在高山牧场遇见一位卓玛，她的笑容如云隙透下的光，温暖明亮。她说：“云来了，雨就不远，草就会生长，牛羊就有盼头。”都说厚爱如山，在高原，方知大爱如云。雨后云散，天青如拭，彩虹跨过山谷。老阿妈说那是“云搭的桥”，连接天地，也连接今生来世。而我更愿相信，那是大自然为云颁发的勋章，铭记一场无言的舍生。

年少在江南长大，水乡的云朦胧温婉，看惯“烟雨画船云如絮”，总带着几分闲愁别绪；后来求学向往边塞，默念“大风起兮云飞扬”，那里的云苍茫磅礴，却少了一丝飘逸从容。直到来到高原，才真正领悟云的品格。

雪域的云，柔白而不脆弱；灵动却不轻浮。它们不诉离愁，不叹沧桑，与雪山共生，与湖泊同息。不再是天际的点缀，而是天地间活泼的精灵、坚韧的守护者。它们纯粹、大美、勇毅，正如中华血脉中流淌的仁厚担当与浩然之气。望着它们，总能看到许多熟悉的身影——那些如云般汇聚、又如雨般融入的高原人，那些在雪域辛勤耕耘、书写华章的奋斗者，那些默立风雪、以身为界的戍边卫士。

朋友，如果你来，请静看片刻这里的云。雪域的云，是舞者，是赤子，也是吉祥的使者，引领心灵向真、向善、向美，给予世间最深沉的力量。

云在起舞，高原在生长。

我愿成为一朵雪域的云。

（作者系援藏干部）

加快推进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品牌建设”。新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实施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标准覆盖范围加快拓展、水平持续提升。“十四五”期间，我国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关键新兴领域新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26个，牵头制定国际标准532项。同时要看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标准化工作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为牢牢掌握标准话语权，我国须加快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求的标准体系，更好发挥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对产业科技创新的引领保障作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国内外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比较分析

西方国家依托科技和产业先发优势，在关键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技术机构布局来看，截至2025年10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关键新兴领域相关技术机构（含TC、SC、PC等）超过80个，涵盖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数字孪生、量子技术等重点领域。其中，“五眼联盟”及德、法、日、韩等9国合计承担的数量优势明显。

在领域分布上，美国承担的ISO技术机构集中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系统、航空航天、医疗设备等关键新兴领域，通过标准协同与互联互通规范，为其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提供支撑。

从活跃度与产出来看，美国承担ISO技术机构平均参与国数量高于ISO关键新兴领域平均水平；累计发布的标准数量占ISO关键新兴领域标准总量约六成，反映出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优势地位。

我国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加速推进，在技术组织建设、标准研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国内已组织筹建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计算、载人航天、增材制造、机器人、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量子计算与测量、仿生学等相关技术机构，组织制定本方向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同时对口ISO技术机构参与或牵头制定国际标准。例如，2020—2025年间下达了70余项国家标准制定计划，以推动集成电路体系化、标准化建设。在国际技术机构布局上，2010—2020年ISO新成立的20余个关键新兴领域技术机构中，我国占比已逐步接近美国。2020年后新成立的14个中我国承担5个，美国为2个。经过努力，目前我国累计承担的技术机构秘书处数量仅次于美、德。近年来，我国在电力储能、自动驾驶、载人航天、物联网安全技术等领域牵头制定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时，我国标准化发展仍存在短板。一是技术机构活跃度不足，承担的ISO关键新兴领域技术机构主要涉及仿生学、机械储能技术、脑机接口、航空航天电气、海洋技术、微束分析等领域，平均参与国数量低于ISO平均水平；二是国际标准产出偏少，在相关技术机构主导制定的标准数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标准制定权直接关乎技术路线主导权、产业生态控制权与价值分配主动权，西方国家将标准化作为遏制我国发展的重要抓手。美国政府先后出台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及实施路线图，以保障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把推动美国技术成为全球标准作为核心目标，并通过深化与盟国及伙伴国的标准合作，构建围堵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在美国的引导和施压下，一些国家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航空航天等领域，常不支持甚至反对我国的ISO国际标准新提案或新技术组织成立提议，试图迟滞我国标准化国际化进程。

我国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既面临重大机遇，也肩负重要使命。从政策制度来看，2023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系统部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标准化工作。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专门部署“加强标准引领与专利护航”。2025年1月，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省市标准化建设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意见》，以标准化建设引领服务业扩大开放。2025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专门部署“强化标准引领”。这为以标准升级引领产业科技创新、促进新技术迭代、扩大优质产品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从机遇来看，我国正逐步建立标准化与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机制，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关键新兴领域提供标准支撑。截至2024年，围绕高技术船舶与海工装备、航空核心基础零部件等领域，累计设立73个国家标准验证点，建成智能制造、光伏等50余家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推动2000余项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2300余项技术标准。在国际标准化方面，2025年，我国牵头制定ISO、IEC国际标准275项，新提国际标准提案459项，加快技术机构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但仍面临国际话语权不够、标准体系兼容性不足等挑战。

从时代要求来看，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迫切需要发挥标准助推引领作用。我国需立足产业发展基础，同步构建先进技术体系、产业体系与标准体系，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标准化方面的垄断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跟跑国际标准”向“主导国际标准”跨越的关键阶段，既要应对国际话语权不够、技术封锁等挑战，也要抓住制度型开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崛起的机遇，通过标准升级护航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壮大与未来产业培育，为全球产业科技创新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完善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建议措施

基于国内外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比较分析，西方国家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标准体系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我国虽在大多数制造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基础设施、新技术应用、产品创新及场景落地上有优势和潜力，但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科技创新国际标准化发展上存在短板弱项。面向未来，我国应强化标准化引领作用，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互动发展，持续开拓一批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建立比肩引领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规则体系，提高标准话语权，加快实现我国向标准规则的制定者转变。

一是加大关键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建设。充分利用我国已有对口ISO 以及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ITU（国际电信联盟）等多个技术机构的有利资源，充分识别我国重要核心技术和产业关键利益，瞄准关键新兴领域技术发展趋势，借用现有标准资源渠道，积极参与现有国际标准研制工作，努力争取通过设立分技术委员会或标准工作组，主导制定相关国际标准，提升国际国内标准关键指标的一致化程度，将我国技术优势切实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

二是推动构建多层次国际标准化合作机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绿色环保、船舶与海洋技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国家标准、团体标准为基础，积极推动与东盟、非盟、“一带一路”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地区的标准国际互认，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广大支持，积极制定区域标准和国际标准，构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标准规则”一体化战略路径，大力推动我国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与标准规则协同“走出去”，形成“科技—产业—标准”先发优势。

三是设立产业标准化战略专项。以产业标准化项目和标准国际化项目为依托，实现产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化双轮驱动，大力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大学、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的专家学者深度参与乃至主导产业标准化工作，以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纳米技术、医疗装备、纳米新材料、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国际标准研制，拓宽技术标准应用场景，提高标准技术市场应用能力，促进国内国际标准相通相容，突围国际技术封锁和贸易技术壁垒。

四是以标准升级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标准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巩固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积极推进国内国际标准体系兼容，将先进适用国际标准转化为我国标准，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加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基础设施与现代服务业标准研制，以标准革新推动产业“育新”与“焕新”并进，建设创新性强、供应链稳、规模集约的创新产业集群，形成新兴支柱产业。

五是持续拓展关键新兴领域标准化工作。以标准先行构建关键新兴领域创新生态，在我国具备优势或潜在优势的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关键新兴领域，开展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标准研制协同推进试点，拓展智能、绿色、健康、航空航天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形成一批能够凸显我国细分领域优势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服务标准、测试标准等标准体系，促进我国标准落地实施和推广应用。结合产业科技创新需求提出新国际标准项目提案或相关国际标准制定修订建议，大幅提升国际标准供给能力，为我国在全球标准治理体系中“有效发声”和“成功立规”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

新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与传统科研机构（如公办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高校内设科研部门等）相比，新型研发机构是由多元主体设立的独立法人机构，根据需要可依法注册为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或企业，一般实行理事会、董事会决策制和院长、所长、总经理负责制。新型研发机构要求业务明确，通常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以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为核心业务，具备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特点。它在集聚高水平人才、提供高质量技术供给、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鼓励和规范。

科学技术进步法指出，国家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开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明确赋予新型研发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功能定位。科技部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成为指导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各地相继出台新型研发机构支持政策并进行备案考核，经过大胆探索和政策推动，我国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成效显著。截至目前，我国备案新型研发机构超过2000家，涌现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一批领先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关键技术突破、产业赋能升级、创新生态构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发源地，广东省面向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统筹推进省、市、区三级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构建起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机构体系，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研发服务和创业孵化等业务，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地方新经济业态发展的重要引擎。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10余年来，探索出拨投结合、设置项目经理等改革创新举措，征集技术需求2651项，推进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集聚研发人员超1.2万人，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转化成果7500多项，成为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和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当前，我国新型研发机构正处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转换阶段，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体制机制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不清晰，与其他创新主体的关系不明确，导致研发创新主责主业不突出，面向产业需求的科研导向不清晰，政府主导设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公益性服务和区域创新“外部效应”不明显。缺乏区域创新生态角度的整体谋划和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够，尚未形成国家和地方分层管理、协调联动的治理机制，自治治理机制还未形成。全生命周期治理和分类精准的政策框架体系还不完善，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针对性、连续性不够，绩效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缺乏动力和保障，吸引社会资本和自我造血不足，人才引进和激励缺乏力度，创新平台和资源共享不够。

推动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需坚持政策支持与改革创新相结合，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目标，以推进体系化机制化建设为重点，强化制度保障和动力支撑，重点抓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明晰发展定位，优化结构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方向，坚持公益性、专业化、市场化建设导向，强化创新主责，聚焦研发主业，面向产业需求凝练科技问题，聚焦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开展攻关，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制定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规划，从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方面形成优势互补的新型研发机构体系。建立有进有出动态调整机制，对主责主业不清晰、研究领域交叉重复、企业研发机构能替代的新型研发机构，进行重组、撤并或改造。

二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统筹做好管理体制、发展规划、科研布局、政策协调等，建立上下贯通、统一归口、责任明晰、有机衔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形成规划统筹管理机制、跨部门协调治理机制、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等。引导成立新型研发机构协会、联盟、创新联合体等社会机构，建立完善自我治理机制，推动行业自律、交流互鉴、协同合作。开展政策效果评价，统筹考虑政策目标设定、支持重点、工具选择和方式创新，建立需求导向、系统集成、分级分类、更加精准的政策体系。坚持以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统筹考虑评价目标、主体、内容和实施方式，一体考虑成果评价、人才评价和机构评价，进一步完善科学分类、多维评价的指标体系，更加注重经营主体和第三方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三是深化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模式，创新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引导支持健全法人治理体系，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的全闭环运行机制和“公开、透明、合规”的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全过程全要素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产业和市场需求导向的科技创新方向遴选和项目立项机制，完善“企业出题、机构答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健全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和服务体系，允许科技人员在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按照市场机制和法则选人用人，探索市场化薪酬体系，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的中长期激励等。

四是强化科技创新资源支持保障，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政府投入支持方式，探索“拨投结合”“中长期概算+包干制+负面清单”等。引导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形成政府资助、服务收入、社会和个人捐赠等综合多元模式，完成由政府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变。构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金融支撑体系，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支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资新型研发机构。完善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全链条体制机制，打通高校院所与新型研发机构人才双向流动通道，完善海外人才支持保障机制，给予科研项目经理人在项目甄选、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择、经费使用方面更大管理权限，对柔性引进人才给予平等参与科研项目申报的支持。探索科研基础设施多元投入和开放共享机制，统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孵化基地等平台建设，解决科研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科技资源共享不够问题。

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媒体融合发展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要求，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按照“报业突破、广电跟上、市媒探索、县媒优化”的总体思路和“媒体+”赋能模式，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保持内容定力，以“好内容”筑牢“传播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我们始终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围绕中心大局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主流价值和传播效应兼具的好内容赢得受众、扩大影响，提升主流舆论引领塑造能力。

让理论宣传“活”起来。舆论场上越是众声喧哗，越要发挥好理论引领作用，打造更多说理透彻、生动鲜活的理论宣传产品，让主流声音占领主阵地，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持续强化理论宣传普及体系建设，推动组建跨媒体“学习工作室”，深化打造“悦言”“学习时节”“悦理轩”等理论品牌栏目，发挥报、刊、台、网、端、微理论传播矩阵作用，用年轻态、轻量化的方式解读和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精准化传播，让群众爱看爱听、共情共鸣。

让主题报道“深”下去。面对“快新闻”“浅阅读”渐成趋势的现象，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权威专业、深度客观为特征的主题报道，让主流声音直抵现场、直抵真相、直抵本质、直抵人心。注重丰富深度报道供给，推动媒体加强对重大议题、群众关切、共性问题的深入观察、深度调研和深层思考，推出一批有思想、有深度、有品质的报道和产品。围绕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策划推出《体育为媒，总书记引领粤港澳携手迈向新征程》等重点报道，透过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深入反映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的显著成效，让“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相互激荡。同时，组织媒体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凡人微光背后的感人故事，立体呈现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典型群像，用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更好塑造社会风尚。

让评论言论“立”得住。当前社会舆论场不缺信息缺思想，不缺内容缺观点，更能凸显新闻评论言论激浊扬清、匡正道义的独特价值。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加强评论品牌和评论队伍建设。一方面，持续做精做强社论、评论员文章等传统重磅评论，敏锐观察、密集发声，以有风骨、敢亮剑、接地气的鲜明态度引领舆论场，树立正确的“风向标”；另一方面，用好短评、快评、视频评论等新型评论样态，以打造视评先锋队、建立首席评论官、培育特色评论工作室等形式，推动一批特色评论品牌拔节生长，让时时有评论、事事有观点成为新常态。

让外宣精品“走”出去。当前，国际传播“卡嗓子”问题依然存在，更需要主流媒体及时发声、主动发声、大胆发声，积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广东肩负“两个重要窗口”的使命任务，在推动地方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上先行探索，全新上线South、Pearl、Touch、G四大外宣媒体，打造“湾有引力”“何以广东”等多语种品牌栏目，有力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与广东故事。同时，着眼构建“人人外宣”“时时外宣”“事事外宣”新生态，推出IP Guangdong 形象传播全资源平台、INFO Guangdong对外资讯服务平台、LIVE Guangdong 慢直播平台、GO Guangdong国际参访服务平台等四大国际传播平台，推动国际社会从了解广东到感知广东、体验广东、分享广东，通过广东看见并爱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突出跨界融合，以“媒体+”拓宽“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顺应“万物皆媒、媒连万物”的发展趋势，引导媒体进一步强化“媒”的属性，更好发挥“媒”的桥梁、通道、纽带、平台作用，拓展连接范围、增强连接能力、提升连接效果，在影响力的新跃升中实现媒体价值的新提升。

深耕在地服务。在地服务已成为主流媒体提升竞争能力、增强用户黏性的重要抓手。鼓励各级政府部门主动将可连接的城市资源、可公开的政务资源、可运营的文旅资源向媒体共享开放，推动媒体有效对接政务服务部门和民生服务领域，汇聚后台数据、整合服务功能、集纳办事指南，推动主流媒体成为本地群众生活工作的“第一入口”。引导各媒体强化用户思维，聚焦用户吃住行游购娱等多元化需求，上线“+游广东”“食在广东”“在+看展”“岭南大医生”等特色民生服务平台，强化“最后一公里”乃至“最后一米”的服务触达，形成“服务提升用户黏性—用户反哺媒体发展”的良性循环。

赋能千行百业。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可“媒体+”，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相结合。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推动主流媒体找准“媒体+”的连接点位，从媒体所能、社会所需入手，整合政企产学研等各类资源，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通过线下对接活动、线上服务平台、打造品牌IP等多种形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让“媒体+”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2025年，我们发起“喊全球吃广东荔枝”活动，推动主流媒体深入荔枝种植、采摘、运输、消费、加工等全链条，帮助荔农和荔枝企业打造品牌、提升价值。2026年，以“广货行天下”为牵引，借助“媒体+”力量，支持智能家电、消费电子、风味特产、潮玩文创、特色文旅等一批优质产品树品牌、拓市场、增销量，持续探索媒体赋能千行百业的新路子。

拓展跨界经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转变，这为媒体拓展经营赛道、提升“造血”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机。支持媒体打破传统经营壁垒，因地制宜开拓文创开发、数字运营、技术输出等新兴领域，积极承接智慧城市项目、大型活动策划、消费场景打造、城乡片区改造等新型业务，构建多元化的经营体系。

坚持以人为本，以“聚英才”驱动“重塑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把人才作为主流媒体变革破局的关键所在，坚信投资于人就是投资未来，创新全媒体人才选拔、培养、使用和激励方式，营造年轻人挑大梁、干事者放光彩的人才生态，充分激发新闻生产力和内容创新力。

坚持靶向引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对媒体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聚焦变革破局所需，加快健全完善适配全媒体发展的人才引进和激励保障机制，推动将媒体人才纳入重点人才项目，依托“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组织文化人才专场活动，瞄准评论言论、视觉设计、数据分析、产品运营等关键岗位需求，引入一批全媒型、专家型、引领型人才。同时，顺应移动化发展趋势，鼓励媒体主动压减冗余报纸版面，关停低质低效频道频率以及部分定位模糊、活跃度低的平台账号，引导精锐力量和人才资源加快向互联网和移动端转移，全面推进主力军挺进主战场。

搭建育才舞台。全媒体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平台的支撑。遵循新闻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人才，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培育更多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复合型人才，还支持各媒体打破传统部门壁垒，跨媒体、跨部门、跨条线重点打造80余个品牌工作室，推动一批记者从撰稿人转型为“主理人”，从“后厨”走向“前台”，推出了一批全网流量超千万的产品，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重点栏目，培育了一批主流舆论场上的生力军，进一步激活系统性变革的“一池春水”。

突出实战成才。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坚持把“练兵场”设置在新闻报道现场，把有实力、有基础、有潜力的个人和团队放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海洋强省、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主题的宣传实战中挑大梁、当主角，培育选拔更多兼具改革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闻人才。同时，构建起覆盖省市区三级的全省评价体系，引导各级各类媒体健全考核评价、薪酬分配、职称评聘、岗位晋升等制度，加强对优秀人才、标杆项目、精品内容的资源倾斜和政策保障，加快形成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工作导向和媒体生态。

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系统性变革已是主流媒体的“求存之道”“破局之策”。广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继续以“弄潮争先”的精气神，抢抓宝贵的改革窗口期，砥砺前行、开拓进取，加快实现主流媒体生产力传播力重塑，奋力谱写主流媒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作者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统筹六大关系激活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

国家储备林建设是推进林草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署，应将国家储备林建设视为培育和壮大林业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路径。自2012年国家储备林建设工程启动以来，当前已累计完成国家储备林建设任务超1亿亩，成绩斐然。面对新形势，国家储备林建设需将“激活绿色生产力”作为主线，以系统思维统筹处理好六大核心关系，大力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林业绿色转型与乡村振兴，有力保障国家的木材安全和生态安全。

处理好战略定位与时代需求的关系，奠定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发展基础。国家储备林的核心战略定位是筑牢国家木材安全屏障，这一长期根本目标不能动摇。必须坚守木材培育的初心使命，将保障优质木材可持续供给的战略定位贯穿建设全过程。同时也需要积极响应时代需求，将储备林建设置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审视，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使国家储备林建设成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绿色生产力的载体。在保障木材培育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发林下经济、森林食品、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碳汇价值实现等，实现“长短结合、以短养长”。例如，重庆在国家储备林建设中探索出“林地流转收益、就近就业务工、林木采伐分成、林业产业带动”四条富民增收路径，有力助推了乡村振兴。各地积极探索通过推动木材储备与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国家储备林成为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引擎，从而为绿色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处理好主责主业与多种经营的关系，丰富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内涵。森林培育是国家储备林不可动摇的主责主业之一，是其功能实现的根基所在。而科学合理的多种经营是提升综合效益、反哺主业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将森林培育置于优先位置，通过编制和实施科学的森林经营方案，推广近自然经营、目标树经营、定向改培等精准抚育技术，持续夯实木材储备的产能与质量基础。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多元业态。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和景观资源，科学发展林下种植、森林康养、森林研学和森林碳汇经济等。关键是要建立主业清单与经营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确保多种经营活动严格在生态承载力与方案约束内开展，构建起主业固本、多元反哺、协同共生的健康产业生态。这不仅是现代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要求，更是丰富和壮大了绿色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

处理好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提升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水平。资源保护是国家储备林可持续发展的底线和前提，而产业发展是实现资源价值、支撑可持续经营的核心动力。要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等制度，确保森林资源总量稳定、质量提升。同时，要在保护前提下积极探索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建立健全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制度创新。这一机制包括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让资源保护者获得合理回报；大力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储备林生态优势整体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环境优势和投资吸引力；积极引导企业向森林绿色食品、生物质材料等高附加值、低环境影响的绿色产业链延伸。统筹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如福建三明等地探索的林票碳票制度改革，使林农的林木资源变为可交易、可质押的资产，显著增强了社会资本投入保护与经营的积极性。这正是通过产权和金融创新，将静态资源转化为活跃的绿色生产要素的关键，直接推动了绿色生产力的释放、转化与发展。

处理好规范发展与放活经营的关系，激发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潜能。规范是国家储备林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放活是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的关键。当前，一定程度存在的采伐管理僵化、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制约了经营效率与积极性。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坚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首要的是健全规范高效的制度体系，完善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的全过程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全面落实《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以经营权放活为核心突破点，这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培育绿色生产力的关键所在。对于纳入国家储备林体系的商品林，可探索支持规模经营主体单独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并依方案申请采伐限额，简化审批流程；健全林权流转、抵押贷款制度，保障经营主体的合法财产权益与处置权。通过明晰的规则减少不确定性和寻租空间，赋予经营主体更大的自主权，才能真正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唯有激发和释放林业发展活力，让经营主体在市场中敢于创新、善于经营，绿色生产力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与微观基础。

处理好政府引导与市场配置的关系，活化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要素。国家储备林的战略性和公共性要求政府有力引导，而其可持续运营又必须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两者需协同发力，不可偏废。政府应着力强化引导与保障作用，在战略规划、政策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上扮演主导角色。市场有效配置的关键是要构建财政引导、金融赋能、社会参与的可持续投融资机制，这是绿色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血液系统与循环网络。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已在广西等地国家储备林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融资支持作用，形成了可复制的金融模式。同时，仍须加快培育林业资产评估、林权交易、森林保险、林业融资、林业物流等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破解资源资本化的堵点。此外，还要搭建起连接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的坚实桥梁，形成政府搭台、市场唱戏、金融“活水”润林的生动局面，实质上是为绿色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构建一个高效、稳定、可预期的资源要素配置环境与价值实现平台。

处理好引领示范与推广带动的关系，优化国家储备林绿色生产力布局。面对国家储备林建设的复杂性，通过引领示范探索路径、总结经验至关重要，而推广带动极大地提升了绿色生产力的布局与成效。一方面，精心打造多层次、可复制的国家储备林建设示范样板，充分发挥中央企业的战略引领作用，同时大力培育地方龙头企业，鼓励其在智慧林业、良种繁育等关键技术环节进行创新突破，引领和示范林业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积极构建产权清晰、联结有效、利益共享的推广机制，通过“央企+地方国企+合作社+林农”等多方合作，以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方式，将先进技术、管理标准和市场渠道向基层扩散，带动更多人民共享绿色生产力发展成果，实现绿色共富。通过示范推广，要形成成功一个、带动一片的扩散效应，让国家储备林建设成为绿色生产力先进理念、创新技术与成功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扎根并形成普遍实践的示范载体，成为助推林业现代化建设、林区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有效振兴的坚实力量。

以科学方法论推进碳市场有序发展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为构建更加高效、公平、开放的碳市场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这需要深刻把握制度演进、区域差异与系统协同的内在规律，运用“渐进式、差异化和系统性”方法，促进全国碳市场有序健康发展，为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坚实市场支撑。

以渐进式方法夯实全国碳市场根基。全国碳市场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渐进式方法既是对“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智慧的传承，也符合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强调通过分阶段、可调整、全保障的实施路径，推动市场从建立走向成熟。

一是制定清晰的阶段性实施路径。碳市场建设需遵循“先易后难、由点到面”原则，进而控制风险、积累经验。以火电、钢铁、水泥等数据基础好、监管成本低的行业为起点，完善配额分配、监测核查与交易清算等核心制度。随后逐步纳入化工、航空等行业，并探索区域与全国市场的协同规则。推动非工业领域及非二氧化碳气体纳入，形成全面覆盖的市场体系。充分汲取国际碳市场因配额过剩导致价格失灵的经验教训，探索建立能依据经济形势与减排进展动态调整的配额总量管理机制，实现刚性约束与空间弹性平衡。

二是建立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碳市场运行受经济、技术、国际规则等多重因素影响，须通过常态化评估避免制度刚性。构建涵盖减排量、碳价、行业竞争力等多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绩效审计，动态优化配额分配方式，完善碳价区间调控、市场稳定基金等调节工具。持续建立健全对企业碳成本变化的敏感反馈与应对机制，对因高履约成本而面临冲击的重点行业，适时启动临时性帮扶或技术援助等柔性措施，在保障环境效益的同时兼顾产业竞争力。

三是构建全周期的政策保障体系。针对基层监管能力与专业人才短缺的突出短板，必须强化能力建设与风险防控。开展面向监管机构、重点企业及投资机构的分类分级培训，提升全链条参与主体的专业能力。建立碳市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配额供需、交易行为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跟踪与预警，并完善包括配额储备、价格上下限管理在内的调控工具箱，制定明确的决策流程。此外，还须进一步探索将碳市场管理能力建设系统性纳入地方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全面增强市场韧性与风险防范能力。

以差异化方法破解碳市场区域失衡。我国各区域间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碳市场建设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差异化方法的核心在于统筹协调与公平效率，通过精准施策、协同帮扶和动态监测，缩小区域能力差距，促进全国市场公平高效发展。

一是实施精准的区域差异化路径。应依据人均GDP、产业碳强度、可再生能源潜力等关键指标，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减排区、优化调整区和生态保障区，实行分类指导。对经济发达、排放集中的重点减排区，需率先扩大行业覆盖率并执行严格的配额与履约要求。对处于转型中的优化调整区，应设置合理过渡期，采用强度控制为主的配额分配方式，并配套配额扶持。对生态功能重要但发展相对滞后的生态保障区，则可适当延后强制履约，优先探索林业碳汇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支持其绿色产业布局，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此举旨在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特色化发展模式，缓解碳市场对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影响。

二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协同协作机制。为提升整体效能，必须推动东部与中西部省份建立结对协作。可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跨域协同经验，通过人才交流、联合开展碳数据监测与核查能力建设等方式，实现知识与能力转移。开发专项绿色金融产品、探索建立跨区域碳补偿基金，鼓励东部地区向西部转移低碳技术与管理经验。开展联合履约项目，推动西部地区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项目与东部配额市场联动，将西部的碳汇生态效益切实转化为经济效益。

三是完善闭环的区域监测评估机制。区域差异格局处于动态变化中，需建立“监测—评估—调整”的闭环管理机制。构建区域碳市场实施效果监测体系，重点跟踪各区域的配额清缴率、碳价接受度、企业成本及就业影响等指标，并编制区域碳市场发展指数。定期开展区域公平性评估，深入分析差异化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转移与收入分配的实际影响，运用综合评估模型识别潜在的碳泄漏或过度负担问题，适时、灵活地调整区域分类标准、配额分配系数等参数，确保差异化政策始终精准有效，持续推动区域间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以系统性方法强化碳市场制度协同。碳市场建设不能孤立推进，必须嵌入国家治理和全球气候治理大系统。系统性方法遵循系统论与协同治理理念，旨在通过强化制度衔接、政策协同与市场链接，形成合力，提升碳市场整体效能与国际影响力。

一是强化碳市场与法律制度衔接。当前碳市场主要依赖部门规章，法律层级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等存在监管重叠或空白。亟须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升格为法律，从根本上明确其法律定位与各方权责。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增设碳减排关联条款，推动“环评”与“碳评”协同审批。加快完善覆盖配额分配、交易、履约与违约处罚的专项法规，明确碳配额的法律属性及民事权能，并强化对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刑事惩戒，为市场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是深化碳市场与经济政策协同。为避免政策叠加或激励抵消，须加强碳市场与环保税、绿色金融等政策的协调，探索碳市场配额与绿电消费抵扣挂钩，构建碳排放与能源消费的协同管理。强化与财政政策联动，对低碳技术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并将碳配额纳入合格抵质押品范围。发展碳期货、碳基金等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领域，并通过设立跨部门协调小组，防止监管冲突，形成减排激励的“组合拳”。

三是推动碳市场与国内国际对接与融合。对内，优先完成试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平稳衔接，建立配额转换机制，并协调推进与电力市场、用能权市场的规则互通。对外，必须密切关注并前瞻性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国际规则挑战。积极探索与“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碳市场的连接合作，研究配额互认路径。积极参与全球行业减排机制谈判，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并建立跨境风险防控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碳服务机构，以此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

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更承载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深化实践，推动长江治理从局部修复转向系统性共保联治。长江治理的“系统性共保联治”，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治理变革。在目标上，从单一的水质改善转向流域生态系统健康整体提升。在方法上，从行政分割的管控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保障上，从依赖行政手段转向法治与科技双轮驱动。2025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发布“共护美丽长江”联合倡议，标志着“全流域协同”成为守护一江碧水的核心路径。唯有打破行政边界壁垒、激活多元主体合力，方能筑牢长江生态屏障，实现永续发展。

共保联治是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的重要实践。作为国家战略水源命脉与生态安全的屏障，长江流域的系统性保护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其战略部署从“推动”到“深入推动”“全面推动”，再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层层递进、不断深化。这一实践逻辑深刻根植于长江作为生命共同体的内在整体性与系统关联性。上游的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能力，直接关乎中下游的河势稳定与水质安全。与此同时，中游湖泊湿地的调蓄、净化功能，深刻影响着下游的防洪安全与饮水保障质量。而下游河口区域的生态健康状态，则维系着整个流域生态平衡的最终防线。然而，传统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治理模式，固化了治理壁垒，致使追求生态要素自由流动的自然规律与行政区管辖的刚性边界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催生了“分段而治”的系统性割裂局面。破解此困局，亟须彻底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思维，自觉运用系统辩证治理方法论，并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基石。为此，必须加快构建覆盖全流域、权责明晰、成本共担、效益共享的长效共保联治体制机制，以流域为单元实现真正的协同治理。唯其如此，方能系统性、根本性地改善长江生态环境，支撑起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国家的永续发展。

共保联治是摆脱长江生态环境现实困境的必由之路。当前，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水空间、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安全交织叠加的复合型困境。水空间矛盾尖锐表现为岸线过度利用挤压生态缓冲带，例如，部分区段港口码头密集布局导致自然岸线保有率不足，同时湿地萎缩退化削弱调蓄功能，上下游在发展与保护的权责分配上存在失衡。水资源短缺源于区域性旱涝灾害频发加剧，加之地下水涵养能力持续衰减，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日益威胁区域供水安全与韧性。水生态退化显著反映于关键物种栖息地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近年来，通过系统治理，如长江口实施洄游通道修复工程后，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的观测频率有所回升，但整体恢复仍相对滞后，此外水土流失加剧、河湖自然连通性受阻削弱生态功能，整体修复进程滞后于破坏速度。水污染负荷叠加体现为农业面源污染、城镇生活污水排放与工业点源废水交织，形成跨介质（水土气）污染网络，并且陆海统筹的污染治理体系尚未有效贯通，导致治理难度剧增。水安全风险凸显于极端气候事件频率与强度增加，同时跨界突发性污染事件频发，暴露出全区域联防联控应急响应的能力短板。为破解这一系列困局，应坚持全流域共保联治，建立流域统一的管理规范与空间规划，统筹跨区域的监管尺度、执法力度与项目布局，并构建科学合理的跨域生态补偿与利益协调机制。唯有如此，方能系统性回应长江保护所面临的整体性与碎片化、复杂性与能力局限、成本分担与效益共享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的长效共治。统筹推进整个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重构流域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加快推动绿色转型，严格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布局产业、限制污染转移，从而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辩证统一。

共保联治已成为长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模式与突出特点。长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核心在于强化“统一性”，通过制度整合与机制创新，系统性破解历史形成的碎片化管理桎梏。在制度构建层面，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总基调和根本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作为流域专门法，系统性创设了空间管控、生态流量保障、协同执法和责任追究等多维度的法治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省际轮值协商机制的常态化运转，以流域总体规划引领，多项跨区域、多领域专项协议支撑的政策体系配套，共同构筑起支撑流域共治的成体系制度框架。实践中，诸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跨省域水体联保、标准统一等方面已形成一批可复制的制度经验。在操作执行层面，着力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整合构建覆盖全流域的污染源动态数据库与应急响应协同平台，实现跨省界污染态势全流程追踪与超标污染实时预警。这一“规则共守、风险共防、利益共享”的集成化平台运作模式，标志着长江治理从分割式管理迈向责任共同体构建的转型。在机制深化层面，突破传统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模式，探索“造血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生态要素纳入区域发展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创新GDP核算方式，并着力推动跨区域生态资源市场化交易实践，从而为流域绿色发展注入持久内生动力。

共保联治是长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创新范式。长江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九龙治水”的行政壁垒，通过纵向联动、横向协作与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实现流域整体性治理。在纵向层级协同上，中央层面通过立法确立统一的治理框架与刚性约束，强化顶层监督与目标考核。省级政府依托制度化协商平台推动跨行政区政策协同与标准统一。基层政府则聚焦边界区域，创新执法与监管协作模式，确保治理要求在基层精准落地。在横向区域协同上，构建起“责任共担、效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依据流域功能分区（上游生态涵养、中游调蓄治理、下游绿色发展）实施差异化策略，并创新跨区域生态资源市场化交易与补偿等经济调节机制，以科学平衡不同区段发展与保护的责任利益关系。在多元主体的功能性协同上，进一步深化治理效能。党委、政府通过压实一体化责任体系（如“党政同责”）并整合执法资源与智慧化监管手段，实现统筹引领。经营主体在政策规制与市场调节双重作用下，逐步内化生态责任，推动生产模式的绿色转型。社会组织、公众、智库等社会力量则通过监督、协商、行动等多维参与，有效融入治理闭环。这一纵横交织、多元互动的协同治理体系，为破解流域治理的碎片化难题、驱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