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明动力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前所未有的宏阔视野、深邃洞察，就事关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阐明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给出了与各国一道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中国方案。3年来，这一重要倡议在理念引领与实践拓展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推动世界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人类诞生以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差异，既塑造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催生了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内在需求。纵览历史长河，各种文明的交汇、交流、交融，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凡是文明繁荣兴盛的时期，必然是交流活跃、包容开放的；凡是文明僵化衰落的阶段，往往伴随着封闭保守、自我隔绝。古丝绸之路正是文明交融的生动典范，不仅实现了商品货物的互通有无，更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在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深度交流，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携手前行。历史昭示我们：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永续演进的必然规律。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推进，以及交通、通信等技术飞速发展，文明交流的空间更广、渠道更多、层次更深，各类文明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成为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平等交流有助于打破地域与族群的壁垒，让不同文明成果实现共享，为各国发展提供多元思路与借鉴；深度互鉴有助于消解认知隔阂，增进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化解国际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文明力量。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越来越多国家摒弃对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认知，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凝聚起广泛共识与强大合力。

但也要清醒看到，人类文明发展正遭遇诸多现实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少数国家固守“西方中心主义”陈旧思维，鼓吹“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错误论调，将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对抗与文明隔阂，导致不同文明间对话渠道受阻、信任赤字扩大，成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叠加冲击，部分传统文明出现传承断层、创新不足等问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风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在推动知识共享、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引发数字鸿沟扩大、文化同质化等问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针对人类文明发展与交流互鉴的诸多现实困境，全球文明倡议应时而生、应势而兴，为破解当前文明发展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

确立文明平等的全新理论体系。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文明却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和发展路径，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每一种文明，坚持所有文明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发展权。这实现了对西方文明叙事的超越，让非西方文明得以摆脱“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二元困境，真正具备了主体性和能动性，树立并增强以自身文明成果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自信，推动全球文明叙事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

倡导和合共生的新型文明观。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一些人重提“文明冲突”，鼓吹“文明壁垒”，甚至利用所谓“文明冲突论”制造冲突，推高人类文明分裂对抗风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全球文明倡议以“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根基，摒弃“非此即彼”“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将人类文明置于“互鉴而非对抗”的框架之中，致力于文明共通与利益共融的有机统一。这种新型文明观，不追求同质化、单一化，而是鼓励多元共生、并行不悖；不主张强行输出、强制改造，而是倡导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不仅为化解不同文明间分歧提供了可行路径，更为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筑牢了思想基础。

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任何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文明，从来都不是在自我隔绝中成长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活力，既源于自身传统的薪火相传，也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互通互融，这就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不是国际交往的点缀，而是关乎文明存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现实中，文明交流仍面临诸多障碍：有的国家人为设置壁垒，限制文化、教育、科技、人员往来；有的交流停留在表面展示，缺乏深层次思想对话与价值沟通；有的领域被意识形态裹挟，正常交流被污名化、政治化；等等。全球文明倡议将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提升为“必选动作”，倡导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旅游、媒体、智库、妇女、青年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搭建平台，推动文明交流从政府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从传统领域拓展到数字领域，为不同文明相知相亲、互融互通提供了现实路径。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利益共享的物质基础、普遍安全的外部环境，更需要超越隔阂的价值认同、包容互鉴的文明支撑。全球文明倡议所要凝聚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层面的共识。3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不断丰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指出：“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如今，全球文明倡议已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道，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不同维度完善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劲推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为文明交流互鉴绘就新图景

3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全球文明倡议从夯基垒台到积厚成势，不断开辟文明交流对话新境界。

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国际社会潮流。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引领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新风尚。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等多边文件以及中国同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数十个国家签署的双边文件中，都明确写入欢迎或支持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容。2025年7月，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中外代表齐聚北京，出席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北京宣言》和《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发出加强文明对话、携手应对挑战、共促和平发展的时代强音。不少国家党政高层表示，愿打破地域限制，成为中国的“文明邻国”和共同践行倡议、加强文明互鉴的天然伙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联合国框架下文明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在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下，许多国家主动将自身发展战略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将文明对话全面融入联合国重大议程推进进程，普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开展多元文明交流实践。各国在文明传承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经验互鉴与务实合作，积极支持联合国相关多边机制创新发展，与联合国各专业机构加强重点领域协作联动，全方位、多层次的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正加速构建。2024年6月，在中方倡议下，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在纽约、日内瓦等联合国机构所在地及80多个国家，“文明对话国际日”系列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全球范围内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凝聚起深厚强劲的文明动力。

文明领域多元合作格局加速形成。3年来，“政党+文明”“智库+文明”“青年+文明”等特色交往模式获得广泛认同并落地实践。国际社会以各类机制化平台为重要依托，不断丰富拓展文明交流的路径与形式，让文明交流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各国政商学界及民间力量主动参与全球文明交流活动，青年、妇女、智库学者等多元主体成为文明交流的生力军，跨国界的文明互动日趋频繁密切，各领域民间交往全面铺开、活力尽显。全球文明倡议逐步从理念主张转化为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日常实践，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愈加深入人心。

文明赋能发展成为各方共同选择。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挖掘文明文化的多元价值，推动人文交流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丰富的文明文化资源发掘培育发展新动能。“文化+经贸”融合发展模式在全球广泛落地生根，有效带动各国经贸合作提质升级；跨国文旅交流日趋活跃，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文明交流与文旅经济实现双向促进、协同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科技文明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先进技术、创新理念、专业人才的全球流动持续加快，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科技活力，也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走深走实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但越是风高浪急，越需要以文明的力量破解时代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就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作出重要部署，为深入落实倡议指明了方向。展望未来，我们要立足时代大势、不断破解困境难题，继续携手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走深走实。

坚持以尊重多样性为基石，夯实文明互鉴国际共识。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一步阐释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外延、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解文明认知失衡、共识凝聚不足的困境。在求同存异中消除文化壁垒，在开放包容中增进心灵沟通，在对话交流中打破精神隔阂，引导各国以平等之姿对待每一种文明形态，以包容之心接纳每一种文化表达，让文明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的鲜明底色，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让文明互鉴、合作共赢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坚持以交流互鉴为桥梁，激发文明对话不竭动力。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诉求和期待，着力破解平台碎片化、渠道不畅通、交流表层化等难题。用好文化文明类会议论坛、展览活动、国际奖项、智库交流、研修培训等项目机制，与外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等加强合作，共同搭建起更多常态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平台。打破地域、种族、语言的壁垒，吸纳更多国际主体参与共同行动，让不同文明在碰撞交融中启迪智慧，以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促进不同文明相互成就、共同发展。

坚持以守正创新为支撑，激活文明发展蓬勃生机。倡导各国既立足自身文明根脉，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着力破解文明传承乏力、创新不足的难题，又顺应时代潮流，以科技进步赋能文明传承创新。在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的同时，重视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现代载体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让文明成果更好服务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推动力。

坚持以命运与共为方向，共绘文明繁荣美好未来。以四大全球倡议协同推进为关键抓手，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不断深化与联合国、联合国文明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破解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合力不足、机制衔接不畅等问题。携手各国弘扬“同球共济”精神，以双多边机制为纽带，推动四大全球倡议系统联动、走深走实。将文明互鉴融入发展、安全、治理各领域的国际合作，统筹布局跨区域、跨领域的倡议践行“示范区”，孵化标志性项目、打造惠民精品工程，提升各国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崭新篇章。

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这次会议对强化正风肃纪、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重要部署，同时将教育列入深化整治腐败的重点领域。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事关立德树人、事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五次全会部署，结合教育领域实际，强化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十五五”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感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时代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增强纠“四风”树新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从理论逻辑看，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决定必须始终加强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越发坚定自信并焕发蓬勃生机，正是因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反对和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不断以改进作风新成效维护党的性质宗旨、完成使命任务，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四风”问题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如果任其滋长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关键，让人民群众真切可感可及，始终赢得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从历史逻辑看，党培育并坚持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鲜明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坚持高标准、严措施、实考验，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作风建设成为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牢记和践行“两个务必”，开展党内整风整党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作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把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徙木立信之举，开辟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新境界，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从实践逻辑看，加强作风建设是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带来的风险挑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作风问题越发复杂地表现出来，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依然存在，“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决予以清除。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常态化长效化纵深推进，始终保持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凝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作风保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准确把握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结构性特征，把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作为检验成色的“试金石”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优良作风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立德树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领导班子抓起，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抓起，一件事一件事抓具体、抓到位，确保抓出成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将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作为评价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水平的重要内容。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各有其功能特质，又从整体上反映教育领域的精神风貌、价值导向和品质底色，要统筹推进、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党风政风是引领保障。教育领域党风政风折射出教育领域的政治生态与行政体系文化，彰显办学治校的导向，体现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引领力，行政系统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加强教育领域党风政风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建设优良党风政风，推动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过程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引领教育领域整体作风向上向善。

师德师风是育人示范。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育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师德师风是教师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职业品格与育人风范，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必须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把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放在首位，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推动师德师风不断向上向善，为立教兴教固本清源。

校风学风是办学生态。校风学风是学校在长期办学治校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文化品格与治学生态，是学校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办学质量的内在支撑。加强校风学风建设，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持续净化学校的文化土壤和环境，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和治学生态。

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共同构成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有机整体。党风政风作为政治引领，是作风建设的根本风向标，决定着师德师风的价值导向和校风学风的育人底色。师德师风作为关键纽带，承接党风政风的引领要求并转化为育人实践，直接涵养校风学风。校风学风作为学校气候生态，是党风政风、师德师风的综合体现。三者形成动态耦合的有机整体，循环强化、彼此影响，共同服务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共同支撑管党治党、办学治校。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要准确把握教育领域特点，把人民群众直接可感可及的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作为检验教育领域作风建设成色的“试金石”，将党风政风建设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有机结合，以优良党风正校风、强教风、优学风。

强化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教育领域作风总体是好的，人民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更加充满期盼，对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也愈发关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教育领域作风建设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斗争“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和五次全会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风腐同查同治，强化责任落实，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以严的基调纠“四风”。深刻把握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施治，做到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从严从实纠治“四风”顽疾，深化治理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严肃查处公款旅游、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等问题，有效治理“文山会海”，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速查严处，准确识别、及时处置隐形变异问题，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持续整治导学关系异化等问题，聚焦科研学风建设强化监管，深化破“五唯”等教育人才评价改革。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作风建设，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深入剖析突出、共性问题，固化作风建设成果，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作风建设长效化保障。

以一体推进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抓手树新风。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思想堤坝。加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注重传承教育领域红色基因，激发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追求崇高理想，营造良好风尚。坚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贯彻严的要求，经常性、常态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做到先进示范引领和违纪违法案例警示震慑并重。积极选树先进典型，同时将查办案件与强化党性、整肃作风、警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持续破除“高校特殊论”“专家特殊论”，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推进廉洁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创新新时代廉洁文化宣传教育，持续营造崇廉拒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以压实责任为关键强作风。强化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完善定期研究作风建设机制，紧盯“四风”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治理措施。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坚持以上率下，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发扬钉钉子精神常态化落实责任，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贯穿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任务，强化严管严治，确保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压实作风建设监督责任，强化教育纪检监察机构专责监督，推动作风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考核，发挥群众监督“前哨”作用，用好体系优势贯通各类监督、形成合力，把作风建设成果体现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

好政绩离不开好政德

重绩又重德，是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实践中选人用人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任办法，既重能力又重品行，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使品德端正的干部受到褒奖和重用、品行低劣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这一重要论述对领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把创政绩与修政德有机统一起来指明了方向。

政德是取得政绩的前提和保障。政绩体现履职尽责、推动发展、服务人民所取得的实际成效，是能力与作为的重要标尺；政德则是政治品质、道德操守、作风品行的综合反映，是立身从政的根基所在。政德修养与工作实绩统一于干部履职尽责的全过程，离开政德讲政绩，政绩偏离正道；脱离政绩讲政德，则政德流于空泛。现实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对政绩与政德的辩证关系存在认识偏差。有的认为政绩是“硬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比得了的“显性工程”，直接关系到职务晋升和个人声誉。因此，将主要精力只放在政绩上，甚至搞一些“短平快”项目以及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忽视了自身政德修养。有的则认为政德是“软要求”，既不能量化，也不好考核，只要政绩突出就能“一俊遮百丑”。古人云：“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政德一旦出轨，政绩必然出丑。

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政德不是隐性的、虚无的，领导干部的政德，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和历史沉淀之后的真评价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政德要求贯穿作决策、抓落实、促发展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谋划发展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做让老百姓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打基础的好事，不计较个人功名，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将个人追求融入人民福祉，实现绩与德的同频共振。

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考核评价干部，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干部的考核评价和选拔任用工作，既要考核能力与政绩，也要考核品行与政德，鲜明体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分类考核，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既看客观条件又看主观努力。特别是要把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方式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等方面的表现考实考准。考核的权威性在于运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把评价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紧密结合起来，让理想信念坚定、为民情怀深厚、道德情操高尚、工作作风优良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品行低劣、群众公认度低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形成选人用人靠工作、靠实绩、靠人品、靠公认的风气，营造良好选人用人生态。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有政德方能出政绩，只有从政德修养入手，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才能行得正、坐得端、干得实。新时代领导干部要以明大德筑牢信仰之基，以守公德恪守为民宗旨，以严私德践行廉洁自律，坚持修身与为政一体、政德与政绩并重，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要言论

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务实是必备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领导干部要联系党的历史使命和自己担负的责任，深化理论学习，加强自我省察，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这是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核心要义，提高政治能力，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启迪我们，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界的物质性只是逻辑起点，而不是终点，更不是全部。从这个起点出发，唯物地、辩证地理解整个世界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指导我们建立科学、完整、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对“唯物主义”作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理解，才能把哲学唯物主义还原到灿烂的现实生活中来，引领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表述，蕴藏着深厚的中国历史智慧和中华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毛泽东说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并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邓小平认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任何工作，给群众办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启迪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支撑“文明蒙尘”的东方大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跨越的真正哲学奥秘。

深入实际了解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必须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握“实事”、分析“实事”、洞察“实事”、改造“实事”，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阶段性特征、突出矛盾。这是作为唯物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备的、基本的品格。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

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必须敢于善于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

提高领导干部干事本领。坚决摒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雷厉风行、狠抓落实。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的时代场景下，不断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期盼。

坚持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的逻辑展开。“求真”就是承认客观事物独立于意识之外，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反对主观臆断、反对形式主义。“务实”就是注重实际效果，要形式，但不搞形式主义，有说法，但不尚空谈，是对“求真”的检验。求真务实就是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实践真理，既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又按照人的合理需要改造世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要求我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运用于改造世界的能动实践，崇尚实干、追求实绩。

把求真和务实统一起来。求真和务实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行稳致远的“硬道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完整思想和实践逻辑。共产党人作为唯物主义者，必须既要在“求真”上下足功夫，深化理论学习、尊重客观规律、把握发展大势，又要在“务实”上做好文章，确保决策、策略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和科学依据之上。

纠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痼疾。群众深恶痛绝的脱离实际的“面子工程”、没有任何举措的“口头落实”、走马观花式的“走秀调研”等，其根源是一些党员干部严重背离求真务实，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清醒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把心思、精力用在干实事、做好事、成真事上。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唯物主义者，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深入基层、身入基层、心入基层，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总结经验。必须以钉钉子精神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难题，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在刀刃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坚持真抓实干

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真抓实干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以真抓实干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筑牢正确政绩观根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唯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才能让真抓实干不缺位、不偏航、不走样。作为唯物主义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绩、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倾向，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心胸和格局，不搞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切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发展实效作为检验标准，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诠释对人民的赤诚。

严守作风建设底线。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作风是实干的保障，实干是作风的试金石，脱离实干的作风建设只会沦为空洞口号。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精简文山会海、优化调研方式、提升服务效能、松绑减负于基层，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社风民风，让过硬的干部作风成为真抓实干的鲜明底色。

强化担当狠抓落实。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动脑子、想办法，拿出真招实招来，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好。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必须强化责任意识、提升执行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敢于直面矛盾、勇于攻坚克难，对定下来的事情一抓到底，对承诺过的事情坚决兑现，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实干力量。

“作秀式加班”要不得

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蕴含着“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在提倡奉献与实干的同时，也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作秀式加班”。这类加班并非出于实际工作需要，偏离了干事创业的初衷，为了表现“勤奋”、迎合某种预期或应付考核要求，刻意延长在岗时间或进行低效劳动。“作秀式加班”导致“过程”与“结果”相脱节，以“形式”取代“内容”，这种“加班”不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而是成为了一种表演。工作的重点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证明在工作。它不仅浪费行政资源，也损害健康务实的干事风气，必须加以辨析和系统治理。

具体来看，“作秀式加班”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态。有的在工作时间效率不高、拖沓散漫，却在下班后开始“挑灯夜战”、彰显“忙碌”，“白天松懈、晚上突击”，以加班掩盖日常的低效，以“苦劳”的表象替代“功劳”的追求；有的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奉行“领导不走我不走”，仅仅因为领导在岗，就留下来陪加班，变成没有效率的“陪坐空转”；有的没有班要加，创造加班，哪怕手头无事，也在办公室“干耗着”，靠时长刷存在感。这些现象虽非主流，但影响却不可小觑。

治理“作秀式加班”，不能简单地“一刀切”，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以系统思维、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方式，引导干事创业回归服务人民、推动落实的本质，营造务实高效、健康清朗的工作生态。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领导干部的作风是最鲜明的导向，必须带头实干，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应从自身做起，不搞“痕迹政绩”，不以“加班多少”论英雄，不简单将“熬夜”等同于“敬业”，而要以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评价标准。建立务实高效的工作节奏，开短会、讲短话，减少不必要的流程和环节，将工作重心聚焦于民生关切与实际难题。深入基层了解实情，通过常态化的谈心谈话和一线调研，掌握工作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和干部群众的真实反映，对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无效加班，要敢于及时纠正。对于确因紧急任务、公共服务需要而产生的必要加班，应带头参与，并依法依规落实关心保障措施，让干部既感受到奉献的责任，也体会到组织的温暖，从而营造出“重实干、去虚功”的清明政风。

“考功以实，绩由事彰。”考核机制必须聚焦实绩，树立鲜明干事导向。优化考核指标，大幅压缩过程性、留痕性指标的权重，将重点转向问题实际解决率、群众和企业满意度、发展质量与改革创新成效等实绩维度，探索引入服务对象评价、第三方专业评估等外部机制，增强评价客观性。创新考核方法，推行“实绩申报核验制”，加强对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要求其陈述具体承办的代表性实事及其成效，并通过交叉验证、实地查勘等方式进行核实，让“水分”无处可藏。强化结果运用，将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绩效奖励硬挂钩。旗帜鲜明地提拔重用那些在艰苦岗位、攻坚一线干出实绩的干部，让“会干事、干成事”的人得褒奖、有舞台，让习惯于“装样子、搞表演”的人失去市场。通过优化制度机制设计，引导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人民创造实绩上。

“知之深则行愈达。”思想扎根，方能固本培元。清除“作秀式加班”的土壤，最终离不开思想认识的深化。加强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教育，通过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用踏实干事、业绩突出的先进典型树立标杆，用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反面案例亮明底线。引导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留痕”是为佐证实绩，而非替代实绩；“勤奋”的形象应当源自解决问题的效率，而非单纯的时间堆积。只有当“实干为荣、空谈为耻”的价值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干部才能在面对各种压力与诱惑时，保持求真务实的定力。

治理“作秀式加班”，本质上是一次围绕树立正确政绩观、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锤炼。其目的绝非束缚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更不是否定必要的奉献与付出。恰恰相反，是为了把广大党员干部从无谓的事务和内心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更集中、更有效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去，让“夙夜在公”回归其服务人民的纯粹本色，更好地践行初心使命，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这次会议对强化正风肃纪、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作出重要部署，同时将教育列入深化整治腐败的重点领域。教育领域正风肃纪反腐，事关立德树人、事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事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五次全会部署，结合教育领域实际，强化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十五五”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感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时代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不断增强纠“四风”树新风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从理论逻辑看，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任务决定必须始终加强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越发坚定自信并焕发蓬勃生机，正是因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反对和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不断以改进作风新成效维护党的性质宗旨、完成使命任务，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四风”问题违背党的性质宗旨，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如果任其滋长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关键，让人民群众真切可感可及，始终赢得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从历史逻辑看，党培育并坚持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鲜明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坚持高标准、严措施、实考验，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作风建设成为克敌制胜的传家宝。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牢记和践行“两个务必”，开展党内整风整党运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作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把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徙木立信之举，开辟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新境界，在党的建设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从实践逻辑看，加强作风建设是服务党的工作大局、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国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带来的风险挑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作风问题越发复杂地表现出来，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依然存在，“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决予以清除。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新时代新征程，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常态化长效化纵深推进，始终保持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凝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作风保障，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准确把握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结构性特征，把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作为检验成色的“试金石”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优良作风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立德树人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领导班子抓起，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抓起，一件事一件事抓具体、抓到位，确保抓出成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将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作为评价学校领导班子办学治校水平的重要内容。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各有其功能特质，又从整体上反映教育领域的精神风貌、价值导向和品质底色，要统筹推进、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党风政风是引领保障。教育领域党风政风折射出教育领域的政治生态与行政体系文化，彰显办学治校的导向，体现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引领力，行政系统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加强教育领域党风政风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建设优良党风政风，推动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过程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引领教育领域整体作风向上向善。

师德师风是育人示范。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育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师德师风是教师在长期教育教学实践中形成的职业品格与育人风范，是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必须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把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放在首位，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推动师德师风不断向上向善，为立教兴教固本清源。

校风学风是办学生态。校风学风是学校在长期办学治校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文化品格与治学生态，是学校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办学质量的内在支撑。加强校风学风建设，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持续净化学校的文化土壤和环境，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和治学生态。

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共同构成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有机整体。党风政风作为政治引领，是作风建设的根本风向标，决定着师德师风的价值导向和校风学风的育人底色。师德师风作为关键纽带，承接党风政风的引领要求并转化为育人实践，直接涵养校风学风。校风学风作为学校气候生态，是党风政风、师德师风的综合体现。三者形成动态耦合的有机整体，循环强化、彼此影响，共同服务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共同支撑管党治党、办学治校。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要准确把握教育领域特点，把人民群众直接可感可及的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作为检验教育领域作风建设成色的“试金石”，将党风政风建设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建设有机结合，以优良党风正校风、强教风、优学风。

强化正风肃纪反腐，纵深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教育领域作风总体是好的，人民群众对公平优质教育更加充满期盼，对党风政风、师德师风、校风学风也愈发关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教育领域作风建设面临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反腐败斗争“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和五次全会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风腐同查同治，强化责任落实，推进教育领域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以严的基调纠“四风”。深刻把握教育领域作风建设的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施治，做到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从严从实纠治“四风”顽疾，深化治理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问题，严肃查处公款旅游、变相公款出国（境）旅游等问题，有效治理“文山会海”，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速查严处，准确识别、及时处置隐形变异问题，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持续整治导学关系异化等问题，聚焦科研学风建设强化监管，深化破“五唯”等教育人才评价改革。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进作风建设，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深入剖析突出、共性问题，固化作风建设成果，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作风建设长效化保障。

以一体推进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抓手树新风。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思想堤坝。加强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注重传承教育领域红色基因，激发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追求崇高理想，营造良好风尚。坚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贯彻严的要求，经常性、常态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做到先进示范引领和违纪违法案例警示震慑并重。积极选树先进典型，同时将查办案件与强化党性、整肃作风、警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持续破除“高校特殊论”“专家特殊论”，引导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体系化研究阐释，推进廉洁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创新新时代廉洁文化宣传教育，持续营造崇廉拒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以压实责任为关键强作风。强化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完善定期研究作风建设机制，紧盯“四风”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治理措施。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头雁效应”，坚持以上率下，认真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发扬钉钉子精神常态化落实责任，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贯穿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任务，强化严管严治，确保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压实作风建设监督责任，强化教育纪检监察机构专责监督，推动作风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考核，发挥群众监督“前哨”作用，用好体系优势贯通各类监督、形成合力，把作风建设成果体现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

清·慎·勤

王士禛（1634—1711年），字子真，号阮亭，别署渔洋山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其子王启汸谒选得任唐山知县，时任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念其初涉仕途，骤然担负治理一地之责，不免“心殊惴惴”，遂手书五十条宦途箴言，将多年从政心得萃诸笔端，汇集成帙，名曰《手镜录》。

王士禛历仕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政声卓著，康熙帝曾亲题“清慎勤”以赞扬其德。这三个字不仅是帝王对人臣为官的肯定与褒赏，亦是贯穿《手镜录》的核心准则。“清、慎、勤”之为官箴，渊源有自。裴松之引王隐《晋书》，司马昭尝言：“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宋人吕祖谦《官箴》亦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王士禛不仅承续此三字官箴，更对其在实践层面予以详细阐释，使“清、慎、勤”成为为官者日可持守、时可检视的实务准则。

以“清”立身

“清”字居首，关乎为官的立身之本。王士禛在《手镜录》中对“清”的阐说，并未局限于“不贪赃”“不敛财”的道德宣教，更从大节到小事、由心性至行为，构筑起一道防微杜渐的清廉屏障。

于原则处，他告诫儿子“无暮夜枉法之金”，守住为官底线。于细微处，他条分缕析，强调“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一语道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微妙入口。官员若欲依仗官阶身份在购买日用物资时占得便宜，此事表面虽微不足道，实则已在官、民之间埋下特权鸿沟。王士禛深知，清廉不止拒贿一端，更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对权力边界的清醒认知。

王氏一生为官，处处践行着这一准则。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禛奉调至江苏清江浦，任职于朝廷设置于此的造船厂。彼时清江浦船政弊端丛生，造船环节层层剥削，官商勾结已成沉疴。王士禛未因积弊深重而畏难苟且，明察暗访，将相关商贾及官员之罪状具折上奏，终使不法者遭受严惩。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士禛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宝泉局。当时，各省钱局铸造新币，每每向宝泉局主管呈送“样钱”，验后留存不返，渐成惯例。王士禛闻此陋规，遂向户部尚书建言，样钱核验完毕当立即归还钱局，切不可留存私室。他主管宝泉局时，不取一文，纤尘未染，亦未遭人索要分毫。

王士禛浮沉宦海数十年，从地方到中枢，从扬州推官到户部尚书，晚年致仕还乡时，行李萧然，唯有图书数箱。这份贯穿仕途始终的清廉自守，是对“大德不逾”的坚定秉持，亦源于内心对权力的敬畏。

以“慎”行权

“慎”，乃行权处事之要，须“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手镜录》篇首即云：“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是谓入仕的官宦子弟，应行为端正，力戒骄矜，切忌自恃门第、傲慢任性。

面对死生最为攸关的司法事务，王士禛以“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为根本遵循，并基于此申发出决断之慎，审事“须参互原告、被告及干证口供”；刑罚之慎，“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及至心绪之慎，“事至须三思而行，不可急遽，急遽必有错误。”这三重审慎，既是对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更彰显出对公正的追求和对权力的敬畏。

面对基础性事务，王士禛以审慎之心对待每一个力所能及的关键环节。他认为征收钱粮时，民众“如自封投柜，不经胥吏之手，流水簿备照分明，则胥吏不能作奸”，意在阻绝官吏借机盘剥；“银入鞘必自家经眼，然后贴封，不可粗心”，强调入库流程须仔细检核，无有疏漏。慎始慎终之间，显现的是对责任的担当。

王士禛对“慎”的践行，在其仕宦生涯中屡见不鲜，“杨成案”“克什兔案”等皆为其例。身居刑部要职时，他严查“徐起龙案”，重勘证据，终为蒙冤者昭雪，展现“罚当其罪”的审慎。

值得深思的是，王士禛所言之“慎”，截然有别于首鼠两端的迟疑不决，实是对权力后果高度负责的积极态度。他深知，为官者的每一项决策都可能对民众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若因草率而酿成大错，事后纵有补过之心，亦难以挽回既成之伤害。这份对权力运用后果的考量与敬畏，构筑起“慎”字背后的伦理基石。

以“勤”履职

“勤”，为履职行政之基，务必“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将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与深入思考的筹谋规划紧密结合。

“早作”是勤于实务。州县政务纷繁，若主官心生怠惰，或空转虚耗，或假手胥吏，难免滋生祸害，殃及百姓。王士禛在扬州任上，公事繁多却始终勤勉敬业，“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完结大案“八十有三”。“夜思”是勤于思考。从政者不仅需要行动上的勤勉，亦需要反思与筹谋的智慧，回顾当日施政得失，研判民众切实所求，规划将来治理方略。

尤为可贵的是，王士禛将“勤”与“民本”紧密相连，明确指出“居官以得民心为主”，并在文字的铺陈中延展为一套清晰而富有温度的治理策略。他要求为官者须知地方之苦、百姓之艰，将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作为勤政的基本前提；主张真切排解民忧，面对灾祸切忌隐匿，应“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以惠利民生为衡量尺度，力主“为民间省一分，则受一分之赐”；重视教化以涵养民心，提倡兴办义学，定期延请儒者向乡民讲解律例、导人向善，旨在以文化人，培育良善风尚。上述涉及认知、施策与评价的实践细则，将儒家“民为邦本”的经典理念内嵌于务实的为政之道中，正是“勤”以民生为导向的体现。

王士禛不仅是言道者，更是笃行者。早年任职扬州之时，王士禛发现当地的“琼花观迎春会”奢靡铺张，民怨甚沸，便于次年毅然上谏知府，力罢“琼花观迎春会”。为清结历年赋税积欠，他又积极奔走于官商之间，劝喻各方割俸捐金，并慨然上书当道，力陈积弊，终使积年旧账得以厘清，民困大纾。正是这些躬身实践，为《手镜录》的勤政训诫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使其所言有本、厚重可感，足以光照后人。

“清、慎、勤”的内在逻辑与后世镜鉴

“清、慎、勤”并非孤立的三个品德，而是彼此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清”是前提，为“慎”和“勤”提供道德根基。若失去廉洁作底色，“慎”容易沦为精明狭隘的自保算计，“勤”也许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慎”是约束，为“清”和“勤”提供方法指引。若缺乏审慎之心，“清”或许流于空泛的教条，“勤”可能变作盲目冲动的莽撞。“勤”是实践，是“清”和“慎”的最终落脚点。若没有勤勉的践行，“清”与“慎”难免陷于空谈，成为不作为者的自我标榜。“清、慎、勤”三者相互贯通、层层深入，共同构成了为官从政者修己安人的基本逻辑：以“清”立其身，以“慎”行其权，以“勤”履其责，最终指向一种清正而有为的治理境界。

“手镜”虽小，可映乾坤。三百余年后的今天，《手镜录》的拓片静静陈列于王士禛纪念馆中，其上“清慎勤”三字依然清晰可辨。这部官箴的具体条文或有时移世易之艰，但其中蕴含的“清、慎、勤”智慧却历久弥新。它提醒执掌公器者，当常怀“得民心”之敬畏，永葆清廉自守之本色，恪尽审慎行权之责任，坚守勤勉务实之担当。

心生而立言 言立而文明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989—1052年）流传千古的不朽名篇，其中蕴含着他独特的人生旨趣与政治理想。在北宋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范仲淹极力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不仅是他立身处世的圭臬，更成为他积极向同道及社会各界传扬的精神信念。范仲淹以此为法，身体力行，致力于弘扬这一关乎家国天下的价值之道。

范仲淹多次通过不同途径，明确表述自己的立身处世理念，以期达到影响周围人群与社会的目的。如《依韵答贾黯监丞贺雪》诗云：“谁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发讴。”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诗中，他说：“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他的诗文寓以高尚情操和远大抱负，不失时机地对友朋同僚进行规勉和劝励。由此可见，他苦心孤诣地将心忧天下的理念广泛传播。此后，因谏阻宋仁宗废黜郭皇后，他被谪守睦州（桐庐郡），作诗云：“重父必重母，正邦必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范仲淹一心事君却遭贬斥，连带家庭也受到牵连而跟随他迁转漂泊，但其依旧未改忠君报国的信念。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也载：“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范仲淹的文辞以及实际行动，对当时的士林与社会风气产生了颇大影响。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字子京）所邀而写。范仲淹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滕宗谅）与予同登进士第，始从之游。”“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改大理寺丞。”可见，两人交谊颇深。南宋名儒朱熹曾评说，滕宗谅“素无行节，范公皆罗致之幕下……盖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时，须要他用，但要会用得他”。被贬到岳阳后，滕宗谅虽个人心境愤郁悲凉，但理政治民积极有为。宋人周煇曾说：“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南宋范公偁是范仲淹的玄孙、范纯仁之曾孙。他曾听闻先辈讲过许多前代故事，在其所著《过庭录》中，记载有一段范仲淹给滕宗谅作《岳阳楼记》的往事：“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谥号）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滕宗谅遭贬赴任岳阳后，直面波光浩渺的洞庭湖水，触景伤情，也曾度曲谱词唱道：“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将一个人落寞悲郁、愁闷孤寂的心境描述得非常细腻和传神。所以在《岳阳楼记》末尾，范仲淹表述了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后，并发出感叹与召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可以看出，他不仅是对自己进行勉励，也有对滕宗谅的殷切期待。

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和以文化人的传统，比较注重诗文的讽喻、批判与教育功能。先秦时即已形成“诗言志”的说法，刘勰曾言，“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北宋名儒周敦颐也曾指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千百年来，文学艺术对人类精神品质的塑造、养成和提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优秀的文艺作品也一直如明灯火炬，照亮了人类前行的漫长道路。

范仲淹也将自己的人生旨趣多次表露于诗文中，期望广布于世，进而影响社会风气。宋人晁公武即评说他：“为学明经术，跂慕古人事业，慨然有康济之志，作文章尤以传道为任。”范仲淹在《明月谣》诗中说：“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鸣琴》诗云：“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览秀亭诗》曰：“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休。”可见，他已将写诗为文看作是一条弘道传法重要途径的心迹。

岳阳楼旧已有名，滕宗谅重修后，“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即有以文树名、广传诗文的目的。譬如，在寄给范仲淹《与范经略求记书》中他写道：“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并且，岳阳楼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也正好相对符合范仲淹著文以传道的初衷、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岳阳楼记》成文刻布后，广为传播，大致也实现了当时范仲淹作文的一些初衷期望。时人亦云：“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餗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为世所贵。”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当时及后世广泛传播，让岳阳楼名扬天下，所谓“自宋滕宗谅求范仲淹撰记，楼名益重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其中所承载的、范仲淹毕生倡导的人生理念和精神境界广为传扬，对当时及后世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明动力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前所未有的宏阔视野、深邃洞察，就事关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阐明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给出了与各国一道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中国方案。3年来，这一重要倡议在理念引领与实践拓展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推动世界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人类诞生以来，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差异，既塑造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催生了互通有无、互学互鉴的内在需求。纵览历史长河，各种文明的交汇、交流、交融，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凡是文明繁荣兴盛的时期，必然是交流活跃、包容开放的；凡是文明僵化衰落的阶段，往往伴随着封闭保守、自我隔绝。古丝绸之路正是文明交融的生动典范，不仅实现了商品货物的互通有无，更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在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的深度交流，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携手前行。历史昭示我们：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永续演进的必然规律。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推进，以及交通、通信等技术飞速发展，文明交流的空间更广、渠道更多、层次更深，各类文明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成为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平等交流有助于打破地域与族群的壁垒，让不同文明成果实现共享，为各国发展提供多元思路与借鉴；深度互鉴有助于消解认知隔阂，增进国际社会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化解国际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注入文明力量。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越来越多国家摒弃对发展模式的单一化认知，努力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凝聚起广泛共识与强大合力。

但也要清醒看到，人类文明发展正遭遇诸多现实挑战。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少数国家固守“西方中心主义”陈旧思维，鼓吹“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错误论调，将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刻意制造意识形态对抗与文明隔阂，导致不同文明间对话渠道受阻、信任赤字扩大，成为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的叠加冲击，部分传统文明出现传承断层、创新不足等问题，面临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风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在推动知识共享、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引发数字鸿沟扩大、文化同质化等问题。“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针对人类文明发展与交流互鉴的诸多现实困境，全球文明倡议应时而生、应势而兴，为破解当前文明发展难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

确立文明平等的全新理论体系。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文明却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不同文明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和发展路径，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每一种文明，坚持所有文明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发展权。这实现了对西方文明叙事的超越，让非西方文明得以摆脱“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二元困境，真正具备了主体性和能动性，树立并增强以自身文明成果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自信，推动全球文明叙事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

倡导和合共生的新型文明观。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一些人重提“文明冲突”，鼓吹“文明壁垒”，甚至利用所谓“文明冲突论”制造冲突，推高人类文明分裂对抗风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全球文明倡议以“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根基，摒弃“非此即彼”“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将人类文明置于“互鉴而非对抗”的框架之中，致力于文明共通与利益共融的有机统一。这种新型文明观，不追求同质化、单一化，而是鼓励多元共生、并行不悖；不主张强行输出、强制改造，而是倡导相互尊重、取长补短，不仅为化解不同文明间分歧提供了可行路径，更为实现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筑牢了思想基础。

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路径。任何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文明，从来都不是在自我隔绝中成长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活力，既源于自身传统的薪火相传，也离不开与其他文明的互通互融，这就决定了文明交流互鉴不是国际交往的点缀，而是关乎文明存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现实中，文明交流仍面临诸多障碍：有的国家人为设置壁垒，限制文化、教育、科技、人员往来；有的交流停留在表面展示，缺乏深层次思想对话与价值沟通；有的领域被意识形态裹挟，正常交流被污名化、政治化；等等。全球文明倡议将文明交流互鉴从国际合作的“可选动作”提升为“必选动作”，倡导在文化、艺术、教育、科技、旅游、媒体、智库、妇女、青年等多个层面多个领域搭建平台，推动文明交流从政府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从传统领域拓展到数字领域，为不同文明相知相亲、互融互通提供了现实路径。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利益共享的物质基础、普遍安全的外部环境，更需要超越隔阂的价值认同、包容互鉴的文明支撑。全球文明倡议所要凝聚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层面的共识。3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不断丰富发展全球文明倡议，指出：“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就是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物质和精神失衡问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如今，全球文明倡议已成为国际文明理论的标志性话语，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道，彼此呼应、相辅相成，从不同维度完善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劲推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为文明交流互鉴绘就新图景

3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并进，全球文明倡议从夯基垒台到积厚成势，不断开辟文明交流对话新境界。

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国际社会潮流。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引领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新风尚。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等多边文件以及中国同俄罗斯、巴西、南非等数十个国家签署的双边文件中，都明确写入欢迎或支持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容。2025年7月，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位中外代表齐聚北京，出席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一致通过《北京宣言》和《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发出加强文明对话、携手应对挑战、共促和平发展的时代强音。不少国家党政高层表示，愿打破地域限制，成为中国的“文明邻国”和共同践行倡议、加强文明互鉴的天然伙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联合国框架下文明交流合作蓬勃开展。在全球文明倡议引领下，许多国家主动将自身发展战略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对接，将文明对话全面融入联合国重大议程推进进程，普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开展多元文明交流实践。各国在文明传承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经验互鉴与务实合作，积极支持联合国相关多边机制创新发展，与联合国各专业机构加强重点领域协作联动，全方位、多层次的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正加速构建。2024年6月，在中方倡议下，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在纽约、日内瓦等联合国机构所在地及80多个国家，“文明对话国际日”系列主题活动遍地开花。全球范围内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热情持续高涨，为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凝聚起深厚强劲的文明动力。

文明领域多元合作格局加速形成。3年来，“政党+文明”“智库+文明”“青年+文明”等特色交往模式获得广泛认同并落地实践。国际社会以各类机制化平台为重要依托，不断丰富拓展文明交流的路径与形式，让文明交流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各国政商学界及民间力量主动参与全球文明交流活动，青年、妇女、智库学者等多元主体成为文明交流的生力军，跨国界的文明互动日趋频繁密切，各领域民间交往全面铺开、活力尽显。全球文明倡议逐步从理念主张转化为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日常实践，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愈加深入人心。

文明赋能发展成为各方共同选择。世界各国普遍重视挖掘文明文化的多元价值，推动人文交流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丰富的文明文化资源发掘培育发展新动能。“文化+经贸”融合发展模式在全球广泛落地生根，有效带动各国经贸合作提质升级；跨国文旅交流日趋活跃，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文明交流与文旅经济实现双向促进、协同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科技文明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先进技术、创新理念、专业人才的全球流动持续加快，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科技活力，也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走深走实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但越是风高浪急，越需要以文明的力量破解时代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就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作出重要部署，为深入落实倡议指明了方向。展望未来，我们要立足时代大势、不断破解困境难题，继续携手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走深走实。

坚持以尊重多样性为基石，夯实文明互鉴国际共识。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一步阐释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涵外延、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破解文明认知失衡、共识凝聚不足的困境。在求同存异中消除文化壁垒，在开放包容中增进心灵沟通，在对话交流中打破精神隔阂，引导各国以平等之姿对待每一种文明形态，以包容之心接纳每一种文化表达，让文明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的鲜明底色，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遵循，让文明互鉴、合作共赢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

坚持以交流互鉴为桥梁，激发文明对话不竭动力。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互鉴的诉求和期待，着力破解平台碎片化、渠道不畅通、交流表层化等难题。用好文化文明类会议论坛、展览活动、国际奖项、智库交流、研修培训等项目机制，与外国政府、政党、非政府组织等加强合作，共同搭建起更多常态化、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平台。打破地域、种族、语言的壁垒，吸纳更多国际主体参与共同行动，让不同文明在碰撞交融中启迪智慧，以润物无声的人文交流促进不同文明相互成就、共同发展。

坚持以守正创新为支撑，激活文明发展蓬勃生机。倡导各国既立足自身文明根脉，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着力破解文明传承乏力、创新不足的难题，又顺应时代潮流，以科技进步赋能文明传承创新。在共同守护人类文化瑰宝的同时，重视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现代载体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让文明成果更好服务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推动力。

坚持以命运与共为方向，共绘文明繁荣美好未来。以四大全球倡议协同推进为关键抓手，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不断深化与联合国、联合国文明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破解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合力不足、机制衔接不畅等问题。携手各国弘扬“同球共济”精神，以双多边机制为纽带，推动四大全球倡议系统联动、走深走实。将文明互鉴融入发展、安全、治理各领域的国际合作，统筹布局跨区域、跨领域的倡议践行“示范区”，孵化标志性项目、打造惠民精品工程，提升各国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崭新篇章。

为什么说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提问：刘宏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请问，如何理解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解读：赵绪生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首先必须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重要命题。

顾名思义，政绩就是为政之绩，即为政的成绩、功绩、实绩。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政绩主要指领导干部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在一定任期内履行岗位职责所取得的绩效。政绩观就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集中体现。政绩观是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也是衡量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标尺”。政绩观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特性，存在正确政绩观和错误政绩观之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决定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管党治党成效的一个具有全局性、决定性、不可逆性影响的根本性问题，决定了党能否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能否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能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政绩观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正确的政绩观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核心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党干事创业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了人民。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人民重于千钧，人民就是一切，让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国之大者”、党之大计。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人民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使命光荣、任务艰巨的崇高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人民创造政绩。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党员干部只有做到既符合国家和人民眼前利益的要求，又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要求；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那就作出了党和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政绩。

政绩观问题是衡量党性是否纯正的重要标准

政绩观问题看似是由于认知上存在偏差而导致干事创业方法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是党员干部党性这把标尺出现了严重误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集中体现为先进性和纯洁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衡量党员干部党性强弱的尺子包括公与私、廉与腐、是与非、虚与实等，其中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一心为公、公私分明，既是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也是共产党人的宝贵品质，更是共产党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密码。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搞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大搞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从不正之风逐渐演变为贪污腐败，其中最根本的动因就是一个“私”字作祟。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秉持一心为公、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对党忠诚既是共产党人的首要政治品质，也是共产党人党性的基本要求。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党的事业、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是靠千千万万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我们党百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归根到底源于千千万万党员和领导干部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党性修养，源于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务实行动。那些大搞“假大空”，戴着假面具的“两面人”，不计成本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做法，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实质都是对党不忠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党性修养，坚持实事求是，厘清公私界限，坚守忠诚底线，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政绩观错位是形式主义问题的重要根源

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小节。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作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点任务来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是党内的一个顽瘴痼疾。导致形式主义问题发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少数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等形式主义问题的种种表现，都是政绩观错位导致的严重作风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点任务，精准有效靶向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党性觉悟上找根源，从政绩观、权力观上纠正，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不仅要带头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且要自觉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开展坚决彻底的斗争。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出发，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四个有没有”，坚持正确政绩观，纠正错误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政绩观事关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党领导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6年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地方领导班子陆续换届之年。在高质量发展攻坚期、地方换届关键期、形式主义反弹风险期交织的关键时期，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不走样、不跑偏、不落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纠正错误政绩观，成为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干部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领导干部政绩观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事业的成效紧密相关，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领导干部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创造什么样的政绩。“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政绩观的“第一粒扣子”没有系好，不仅会严重影响党员干部个人成长，而且会深刻影响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前提和基础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蛮干硬干、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空有虚名等错误发展观、政绩观。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增强党性修养，始终心系“国之大者”，以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才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立足中国金融实际提出“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五要五不”核心要求，为新时代金融工作定向领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建设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密结合，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实践路径，对于引导金融系统坚守政治性、人民性、专业性，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以“五要五不”校准政绩观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要五不”，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髓，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准则，为衡量政绩、检验担当、评价成效提供清晰标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树立真实可信的政绩观。坚持数据真实、账目真实、业绩真实，始终不做假账，坚决杜绝虚增规模、粉饰报表、掩盖风险。把诚信作为政绩的生命线，以真实业绩、真实质量、真实效益接受检验，让政绩经得起监管核查、审计监督、市场评判。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树立为国为民的政绩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天职，把功能发挥放在首位，把盈利建立在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之上。坚决摒弃脱实向虚、资金空转、层层加价的行为，把支持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作为政绩重点，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价值创造。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树立长期可持续的政绩观。坚持风险与发展相匹配、规模与质量相统一、短期与长期相协调，坚决破除规模情结、速度焦虑、排名攀比。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树立服务本源的政绩观。坚持创新必须服务实体、服务人民，所有金融创新都要有利于提升服务质效、有利于防控风险。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树立干净安全的政绩观。坚持法治思维、制度刚性、合规底线，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业务纳入法治轨道。

以文化纠偏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当前金融领域政绩观仍存在偏差，突出表现为重规模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短期轻长期、重显绩轻潜绩、重业务轻合规，必须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正本清源、靶向纠治。纠治规模崇拜、速度至上，回归高质量发展。把考核重心转向服务实体质效、资产质量、资本回报率、风险管控水平。纠治急功近利、短期行为，强化长期主义。坚决纠正重当前轻长远、重显绩轻潜绩的倾向，加大公司治理、内控建设、人才培养、科技赋能、风险管理等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投入，完善中长期考核机制。纠治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坚守服务本源。坚决遏制资金空转、监管套利、层层嵌套，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纠治数据造假、粉饰业绩，恪守诚信底线。严肃查处虚增业务、隐瞒不良、违规调节指标等行为，强化穿透式监管、常态化监督、严肃化问责。把诚信纳入干部考核、员工评价、职业操守。纠治重发展轻风控、重业务轻廉洁，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业务和廉洁齐抓，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健全风险防控三道防线。

文化铸魂与政绩导向协同发力。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贯穿政绩观教育、考核评价、选人用人、监督执纪全过程，推动以文化塑理念、以理念转作风、以作风正政绩、以政绩促发展。强化思想引领，把正确政绩观刻进骨子里。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关于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深入开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专题教育，推动“五要五不”入脑入心、见行见效，引导金融干部员工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完善考核导向，把正确政绩观落到指标上。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大幅降低规模、增速、利润等短期指标权重，显著提高服务实体、资产质量、风险防控、合规经营、社会责任、长期效益等指标占比。建立穿透式、全周期、综合化考核机制，不看一时得失、不看账面数字，看实质贡献、看长期成效、看群众口碑，以考核“指挥棒”树立鲜明政绩导向。从严选人用人，把正确政绩观用在标尺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突出政治标准、专业能力、廉洁底线、政绩成色。大力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为民服务、务实扎实、清正廉洁的干部，坚决不用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违规违纪、不负责任的干部，形成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正确干事导向的良好生态。健全监督体系，把正确政绩观管在常态上。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将政绩观偏差、文化践行不力纳入巡视巡察、纪检监督、审计监督、合规检查重点内容。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发干事创业正能量。深化文化浸润，把正确政绩观融入血脉。大力弘扬诚信、稳健、合规、为民、清廉的金融文化，传承红色金融基因。选树宣传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先进典型，讲好金融报国、服务人民、实干担当的故事。推动文化理念进章程、进制度、进流程、进岗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塑行，让正确政绩观成为金融系统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

（作者系天津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懂法纪方能依法用权，明规矩方能规范用权，知敬畏方能廉洁用权。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既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之本，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党员、干部只有真正弄清、自觉践行，方能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以清正作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合力。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纪律是治党之戒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纪国法理应成为党员、干部最明确、最严格的行为准则。党员、干部应系统、扎实地学习宪法法律及党章党规，厘清权力的边界、行为的准则、责任的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在理论上弄清法纪边界，又要在行动上严守法纪规范，彻底杜绝特权思想、侥幸心理，在决策部署、日常做事、对外交往诸种场合都主动、自觉地绷紧法纪之弦，依法用权、廉洁用权、规范用权。同时，主动接受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习惯在监督之下开展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以具体行动切实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规矩、组织规矩、工作规矩、生活规矩，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宝贵经验，更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凝聚奋进力量的根本保证。党员、干部明规矩首先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要恪守组织原则，服从组织安排，执行组织决定，绝不可搞非组织活动、绝不可越权办事、绝不可我行我素。只有让规矩真正立在心头、摆在前面，党员、干部方能自然摒弃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也就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从而凝聚起真正的干事创业之力。

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敬畏之心实质上来自对法纪的尊崇、对规矩的坚守、对人民的忠诚、对权力的清醒。因此，党员、干部应敬畏党纪国法，明确法纪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触碰必受严惩；敬畏人民群众，始终记得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敬畏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珍视干事创业的平台，真正做到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期待。只有心怀敬畏，方能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也才可能主动、彻底地抵制特权思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诸种底线，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从近年来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党员、干部滑入腐败深渊、背离初心使命的根本原因就是法纪意识淡薄、规矩观念缺失、敬畏之心丢失。有人无视党纪国法肆意妄为，有人漠视规矩要求阳奉阴违，有人丧失敬畏之心骄奢淫逸，最终既害己、害家，也损害党的形象，伤害人民利益。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严峻复杂。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党员、干部应当终身践行、常记于心的行为准则。因此，党员、干部更应自觉、主动地强化法纪思维，树立规矩意识，怀有敬畏之心，将懂法纪作为必修课，把明规矩作为基本功，以知敬畏作为压舱石，方能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在风浪考验中能站得稳脚跟，在诱惑围猎前能定得住神志，在复杂局面中能把得准方向，以清正廉洁的作风、忠诚担当的行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保驾护航，方能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作者系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

高水平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一，强调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围绕扎实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以战略协同布局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统筹推进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以战略协同布局强化科技创新中心功能定位的重大实践。将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核心城市的点状增长极布局，升级为地域相连的城市群协同创新布局，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关键举措，更是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抉择。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更是科技创新体系、区域发展格局、产业创新生态的全方位升级。立足新发展阶段，需以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为核心、以创新廊带建设为载体、以体制机制突破为保障，使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世界级的创新高地、产业高地和人才高地，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新动能。

着力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以资源集聚优势夯实基础研究根基。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远竞争力。以城市群为载体整合基础研究资源，有助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原始创新的策源地，形成支撑国家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的中坚力量。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需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重视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更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以有组织攻关破解“卡脖子”底层短板，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

京津冀是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资源空间集聚密度最高的区域，且依托北京的原始创新优势，区域整体基础研究实力稳居全国首位。雄安新区的创新布局更让区域基础研究资源实现优化再配置。长三角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三成左右，研发人员占比接近全国的三分之一，产业配套完善，原始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程度高，市场活力强劲。但同时也要看到，三大区域的原始创新发展仍存在短板：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跨行政区的基础研究协同机制尚未完善，部分领域存在重复研究、资源分散问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机制不完善，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衔接也不够紧密。

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始创新策源功能，需立足资源集聚优势，以强化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为重点，形成差异化协同、全链条支撑的协作格局。一是提高区域内基础研究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各创新中心内部设立区域性联合基础研究基金，引导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资金协同投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重点支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产业需求的目标导向基础研究，让基础研究成果更契合产业创新的实际需求。同时，推动大科学装置、大型仪器设备等科研资源区域内共享。二是加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前沿领域的协同合作。引导三大区域的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科研院所及领军企业等战略科技力量，通过设立跨省联合基金及建设创新联合体等形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开展重大课题的联合攻关，推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地形成既有自身研发侧重，又有区域错位分工的差异化基础研究布局。三是完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机制。在三大创新城市群内加快概念验证中心等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对接平台建设，推动属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区域主导产业的核心技术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项目立项和研发过程，探索由企业在实践中出题，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答题，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支持基础研究的新模式，让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根基。

以创新廊带建设为载体，加快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创新廊带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纽带，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抓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更加有利于构建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周边城市为支撑的创新廊带，能够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带动功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与协作，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能有效破解核心城市产业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更能推动跨行政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升级，培育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让三大区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阵地。

地缘经济为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便利，近年来三地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持续增强。京津冀地区共同绘制氢能、生物医药等6条重点产业链图谱，合力打造集成电路等5个优势产业集群。北京流向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接近1000亿元，中关村企业在津冀的分支机构达到1万余家。长三角地区以G60科创走廊为核心载体，共建科技园区与成果转化基金，不断深化9市的“一网通办”，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了万亿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以广深港澳为极点，推动创新要素在大湾区内自由流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在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分别位居第1、第4和第6位，彰显了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但与此同时，三大区域产业集群的同质化竞争现象依然存在，部分领域存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仍有堵点，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程度仍有待提升。跨省的创新要素与产业发展联动效应尚未充分发挥。

创新走廊和创新带是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空间纽带，全球知名创新区多呈现出“廊带”分布的特征。在特定区域内，通过串联核心城市与产业节点，可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整合科技、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以廊带串联创新链与产业链，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错位互补、深度协同，加快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以有为政府构建多层级跨行政区协同治理体系。通过规划引领，明确三大区域内科创廊带建设的功能定位、重点产业方向与协同路径，可以自上而下推动跨行政区创新资源统筹配置，破解主体利益差异难题。围绕各产业集群的核心需求，可以在创新廊带内布局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地方政府间通过建立区域联席会议、联合办公室等常态化机制，实现政策对接、项目合作、资源共享的精准落地。二是构建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带，提升产业协同深度。沿交通干线布局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带，如京津冀沿京雄快线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与新能源带、长三角沿G60打造集成电路与大飞机带、粤港澳沿广深港打造生物医药与数字经济带。依托龙头企业串联上下游企业，完善供应链配套，打造研发在核心区、制造在周边、服务在全域的产业生态，形成具有全产业链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完善廊带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网络。加快跨行政区的交通干线建设，在各创新中心区域内打造“一小时创新圈”。同时，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人才跨区域流动消除后顾之忧。例如，在长三角推广“一卡通”服务，在粤港澳探索港澳居民内地就业创业的便利化措施。

突破科技协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体制机制创新是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升级的动力源泉，直接决定区域协同创新的深度与效能。突破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能够打破现有行政区域的制度壁垒，构建适应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治理体系，推动协同创新由简单物理叠加向深度化学耦合转变。三大中心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与突破，不仅能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更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为全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引领和示范，推动我国区域创新体系向更高能级、更广领域发展。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破除行政壁垒、促进要素流动为核心，形成差异化协同创新政策突破路径，为进一步突破创新壁垒奠定了基础。京津冀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与科技创新协同专项，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了跨省的科技项目共研、经费共担的机制。长三角推出了联合攻关、创新券跨省兑付等政策，并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粤港澳在科研经费跨境使用、人才资质互认、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通过深化联合实验室建设完善跨境成果转化机制。但总体来看，三大区域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仍存在短板：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协同创新导向；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够健全，区域间的创新政策衔接不够紧密；科研经费的跨区域、跨主体使用仍有诸多限制，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与城市群发展相适应的创新生态还未形成。

突破科技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重点推进三大制度创新。一是以法治刚性保障协同机制长效运行。不断完善三大区域的联合立法机制，将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先使用后付费等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明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建、跨行政区联合攻关等法定责任，即通过区域协同立法明确创新资源共享标准、成果转化权益分配规则，破解行政壁垒带来的协同难题。二是创新跨行政区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突破科研经费跨省份、跨主体使用的限制，在三大区域开展科研经费“包干制”及“跨行政区调剂使用”试点，建立区域性科研经费监管机制；允许跨行政区全职聘用人才视同本地工作，享受同等人才政策，通过派驻专职联络员打通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产业的对接通道；探索建立区域统一的科技数据共享平台，明确科研数据流通规则，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深化科技金融体制改革。在三大区域布局一批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完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科创板上市等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协同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金融支持。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

从单城突破迈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夯实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持续推进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级跃升。2025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北京排名第四位，上海—苏州集群排在第六位，澳门—珠海集群入围世界百强榜。这充分体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北京、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拓展至京津冀、长三角区域，从以往核心城市主导的“点状突破”，转变为以城市群为依托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这既有利于推动区域内城市协同联动，更好发挥空间组织作用，又能够实现科技创新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度耦合。

拓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边界，首先源于科技创新规律的内在要求。当前，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创新集群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稳居前列，科研机构、高校、高新技术企业和高端人才高度集聚，创新能力和辐射效应不断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单一城市作为创新“承载体”的物理和空间边界限制也逐渐显现。受土地、算力、空间、产业承载等多重因素约束，要实现更高能级跃升，就需要突破单一城市尺度，通过更大空间范围的协同重组提升整体效能。纵观全球，国际上的科技创新空间跃升也是由依赖少数城市的“灯塔式”突破，演进为跨区域、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网络化创新系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创新链条更长、技术复杂度更高、投入与风险显著上升，单一城市难以独立完成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因此，以城市群为载体打造集群式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提升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区域重大战略，对于构建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也在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北京充分发挥原始创新策源地的引领作用，推动完善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深化产业协同，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津冀转化落地。上海促进形成“1+1+N”跨区域协同机制，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筑“广深港”“广珠澳”等科技创新走廊，深化区域内协同机制，畅通要素资源流动，共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有效带动了整个区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

接下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坚持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继续深化科技资源共建共享，促进知识、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在区域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和自由有序流动。推进产业链分工体系合理化，使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链接更加通畅，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不断加强各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专业化功能，缓解或消除城市间体制机制壁垒，更加精准高效地实现政策分工协同，以形成更紧密的经济社会联系，打造更高能级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在发挥原有各中心城市作为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经济规模效应外，需注意持续放大其辐射效应，突破行政边界，通过人才流动、创新协作、产业分工、交通网络向周边城市和地区扩展，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高效对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此外，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实现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经验，可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从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评估研究所所长）

探索建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标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绩。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一重大举措将有力推动我国加快打造原始创新三大主要策源地，加快形成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格局。纵观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其当下也主要依托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态运行，国际科技竞争正在由城市单点比拼转向城市抱团的体系化竞争。从历史纵深来看，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沿着区域片区空间集聚—一体化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提质的发展脉络阶梯式递进；从空间布局来看，科技强国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犹如“一弓三箭”，科技强国是一把“弯弓”，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如“三支利箭”，引领我国科技强国建设阔步向前。

根据党中央关于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窗口期也不过10年时间。加快构建一套“四梁八柱”指标体系，以便科学高效地评价扩围提质后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效尤为关键。“四梁”即4个一级指标：科技突围、产业放大、体系比拼、人才为要；“八柱”即8个二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2个二级指标。

科技突围的关键是新质生产力。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核心要义是强化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历史多次证明，科技突围离不开大手笔、成体量的规模性资金投入，有舍才有得，科技创新领域“九死一生”，高投入、高风险才可能带来高回报。2个二级指标指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在持之以恒加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财政支出更多向基础研究领域倾斜，勇于代表国家在科技前沿“无人区”探路担纲。

产业放大的关键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是经济之本，抓科技创新，需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个二级指标指独角兽和瞪羚企业等高成长型科技企业数量、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进一步落实好头部企业的产业第一责任者作用，以及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产业放大器作用，引领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体系比拼的关键是高质量发展。当今世界，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的比拼。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最小单元和先头部队，拥有全国最为密集的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四路大军”。可以说，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力体系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我国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强弱，创新能力体系主要包含外部辐射带动、内部高效协同两个层面。2个二级指标指技术合同成交额总量、区域内部科技合作网络密度。从对外、对内两个维度进行“集群体检”，进一步引导产业竞争力从城市单打独斗转向片区集群作战，大幅提升区域创新能级，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人才为要的关键是高水平人才高地。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当前，我国正在着力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壮大理工科人才队伍，大力培育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和卓越工程师。特别是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锚定“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目标，加快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为青年人搭建广阔的奋斗平台，让年轻人来得了、留得下、干得好、住得安，吸引更多海内外优秀青年扎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形成全球高水平人才高地。2个二级指标指高被引科学家数量、理工农医类青年科技人才数量。通过掐尖、育苗双管齐下和固基培优，打造全球顶尖人才蓄水池和青年人才储备库。

海上战时卫勤保障发展的三大方向

卫勤保障是指军队中卫生勤务相关任务，它主要包括平时和战时两部分，是军队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战争中，作战双方在各个领域的比拼将空前激烈，卫勤作为军队战斗力持续发挥的重要保障，其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也是各方竞相谋划和发展的重点领域。海上作战具有特殊性，海上战时卫勤保障（以下简称卫勤保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涉及更广，未来发展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卫勤保障由传统模式向“新质”模式加快转变。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智能化战争的雏形开始显现，“制智权”已成为主宰未来海战胜负的新“制高点”，并由此确立未来新的海战制胜逻辑关系。为夺取“制智权”、打赢未来海上战争，军事智能化建设浪潮正席卷全球。当前，关于军事智能化的概念还没有最终权威的定义，但通常认为，是指由现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军事行业技术等汇集而成的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是核心。卫勤保障是目前军事智能化建设的重点领域之一，同时，军事智能化也是促进卫勤保障由传统模式向“新质”模式转变的强大驱动力。

“新质”模式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最显著特征就是“智能化”。在卫勤保障方面，传统模式投入人力大、耗费资源多、救治节奏慢，而“新质”模式比传统模式更精准、更节约、更高效。有资料显示，当前弹药的杀伤力和精度跨越式提升，将来战场伤亡将远远超过现有卫勤保障系统所能达到的收治能力。这种需求与能力的不匹配，将导致重大的战略风险。人工智能技术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通过对现有装备的“以智赋能”，可以实现大规模伤员分类、后送平台选择、医疗单位的地理分配、物流补给等。尤其是智能决策系统可辅助指挥员制定多套救护计划，提升科学性与协同效率。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侦察信息，协助完成伤情分级，提升判断准确性。系统通过大数据预测伤员分布与资源需求，优化物资调配与救治顺序。

近年来，远程5G会诊、机器人手术、“智慧病房”、“互联网+医疗”等新型“以智赋能”的卫勤保障手段得到成功实践，给战场救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从目前情况看，智能化已成为军事装备发展的技术“生命线”，并将贯穿发展始终。未来，卫勤装备将聚焦智能科技赋能增效作用，在现有装备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网络系统。通过加装智能化模块、导入大数据系统、嵌入物联网端口、接入云计算平台等方式快速实现装备能力跃升，加快卫勤保障由传统模式向“新质”模式的转变步伐。

第二，继续充实以医院船为支柱的海基卫勤保障力量。

作战需要完成的主要是两项任务：一是打胜仗，二是少伤亡。据相关机构统计，二战时期战场伤员死亡率为19.1%，有的参战国则更高。卫勤保障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有力的卫勤力量最大限度救护战伤人员，将战斗伤亡降到最低点，为海上力量保持持续战斗力提供坚实保障。卫勤保障主要通过一个包括各种相关力量在内的庞大体系实现。由于身处战场、具有一定的远航能力、专业性强，因此，医院船是这个体系中的支柱性海基力量，它在卫勤保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医院船产生的历史较久远，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了医院船的雏形。当时的罗马和希腊舰队指定某些船只临时执行海战伤员抢救任务。18世纪，西方列强在对外掠夺的殖民战争中，其大型舰队几乎都编有卫生舰船。历史上比较符合医学要求的医院船，是1856年英国的“美女岛”号医院船。从美国独立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及历次海上局部战争，都有相当数量的医院船参与海上救护。

医院船的发展一直是海上力量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海上实力的标志。医院船的设计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传统的医院船大多由游轮、货船等船只改装而成，吨位在万吨级左右，功能比较强大。未来根据战场需要，各方将会不断引入更多的创新理念及多元化设计思路，医院船船体更具多样化。例如，根据实战化需求，有些正在建造的新型“远征医院船”（EMS）采取了“双体船”设计概念，吨位比较小，吃水比较浅，在使用上更加强调“快速、安全、高效”。由于医院船建造和日常维护成本较高，为弥补战时海基卫勤保障力量的不足，未来将会通过一些模块化设计，将航母、两栖运输船等大型船只临时改造成所需的“方舱”医院船。

有些国家开始推广可部署于两栖攻击舰和航空母舰等大型舰船的“远征医疗单元”（EMU）概念。EMU是一种可装在10个标准20英尺集装箱内的模块化医疗设施包，其中包含手术室、ICU、影像室、化验室等。这种设计提升了装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目前，部分医院船配备有含“战”量很高的医疗设备，如便携式智能生化分析仪、新型非接触式光纤生命体征监护仪、手术激光定位导航系统等。未来，医院船将会持续面向战场需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改造，引入更多的实战化医疗设备，扩大收治规模，拓展救护任务范围，增强面向战场的“定向施诊”能力。

第三，不断拓宽“有人/无人”紧密协同的伤员接驳转运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与时间拼速度、在速度中抢生命，这是卫勤保障面临的永恒课题。“白金10分钟与黄金1小时”是急救医学中强调的两个关键时效原则，战伤大多数是危及生命的伤情，需要快速、安全、高效的卫勤保障，容不得半分延迟。不同于陆地，海上战场自然条件复杂，搜救和转运伤员难度较大。传统的海上接驳转运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接驳。为提高“高效送诊”能力，医院船都配备有一定数量的直升机和救护车辆，可进行海空立体协同转运，并通过各种海上演练活动，不断提高“空中转运―海上诊疗”的衔接效率。

海上接驳转运手段将会更趋多样化，高度智能化无人运输装备的使用将大幅提升海上快速送诊能力，特别是在高危海域更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无人机和无人艇已经大量运用于卫勤保障中，进一步壮大了海上伤员搜救转运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卫勤保障效率。例如，部分无人机可在70公里内运送68公斤的物资，并采用航点导航进行自主任务规划。除了担负直接运送伤员和医疗装备外，部分无人艇还担负海上移动中转和接收平台任务，伤员可由小艇或近岸力量短距送到无人艇上，再由无人艇对接或呼叫直升机，把伤员转送到具有较高医疗能力的医院船上。德国研制的电动六旋翼医疗无人机已投入实战测试，可自主完成伤员搜救和生命支持操作。

未来，为满足血液制品等战场急运需求，各方将加大大载重、长航程医疗专用无人机的研发力度，升级无人水面艇的伤员识别与转运功能，不断通过各类实战化演练，增强“有人/无人”紧密协同能力，拓宽卫勤保障的海上接驳转运通道。卫勤是军事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打赢”的重要保障，是海上作战力量提升的“倍增器”。可以预见，随着各种新技术的不断赋能，围绕卫勤保障的暗中比拼将会更加激烈。

搜救直升机：空中救援生命线

在现代国防与应急救援体系中，搜救直升机凭借机动灵活、响应迅速、全域可达的独特优势，成为跨越陆海空、覆盖复杂环境的核心救援装备。它既能在战场深处营救遇险作战人员，又能在自然灾害、海上事故中挽救生命，更能在偏远地域、极端气象条件下搭建“空中生命线”。

从应急改装到专用赋能

搜救直升机的发展与战争需求、科技进步深度绑定，大致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为萌芽探索期，核心驱动力是二战期间的战场救援需求。这一时期还没有专用搜救直升机，各国多将通用直升机改装后用于救援任务，搭载简单的救援绳索与急救设备，动力系统为活塞式发动机，载荷小、航程短，仅能完成简单的近距离人员转运。1944年，R-4直升机在中缅印战区成功实施了战争史上第一次空中战斗搜救，在情况复杂的原始森林中救出坠机飞行员与伤兵，首次展现了直升机在搜救领域的独特价值。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为发展成熟期，涡轴发动机技术的突破推动搜救直升机向专用化转型。涡轴发动机的应用大幅提升了直升机的载荷、航程与机动性，使其能够适应高原、海上、夜间等复杂环境。这一时期，专用搜救直升机逐步列装，机身加装防护装甲、电子对抗设备，配备专业的搜索探测与救援绞车，具备了夜航与复杂气象飞行能力。历经实践检验，逐步形成“搜索—定位—救援—撤离”的完整作战链路，成为战场救援的核心力量。同时，搜救直升机开始向民用领域延伸，用于海上遇险、山地搜救等场景。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全域升级期，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融入推动搜救直升机实现多场景、高精度救援。这一时期的搜救直升机普遍搭载先进的光电探测、卫星导航与数据链系统，能够实现远距离精准定位与多力量协同救援。机身设计更加注重抗坠毁、抗复杂环境能力，部分机型可在高原、高海拔、强风、暴雨等极端条件下稳定飞行。同时，无人协同、智能搜救等新技术逐步应用，搜救直升机从单一救援平台升级为空天地一体化救援体系的核心节点，实现了军事救援与民生救援的全域覆盖。

三大技术体系协同支撑

搜救直升机的救援效能，核心依赖平台性能、搜索探测、救援装备三大技术体系的协同支撑，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直接提升救援的速度与成功率。

一是平台性能，核心在于动力系统与机身设计的优化。现代搜救直升机普遍采用涡轴发动机，部分先进机型配备双发或多发动力，具备高可靠性与应急冗余能力，可在单台发动机产生故障时保障安全飞行。机身采用抗坠毁设计，座椅、机舱结构经过特殊加固，能在紧急迫降时最大限度保护机组人员与获救人员安全；同时优化气动布局，提升低空悬停稳定性，适应山地、海上等复杂地形的救援需求，部分机型可在5米以下高度稳定悬停，为绞车救援提供保障。

二是搜索探测系统，决定了复杂环境下的目标发现能力。主流机型普遍搭载光电搜索转塔，集成白光电视、红外热成像与激光测距功能，可在白天、夜间及低能见度条件下，精准捕捉地面或水面的遇险目标；即使在烟雾、密林、海浪等遮挡环境中，也能通过红外热成像捕捉人体热量信号，定位精度可达米级。部分先进机型还配备卫星通信、短波/超短波定向设备，可接收遇险人员的求救信号，破解偏远地域、复杂环境下的搜救难题。此外，气象雷达与地形跟随系统的应用，让直升机能够规避恶劣气象与障碍物，确保救援行动的安全高效。

三是救援装备，适配不同场景的专业化装备体系，结合具体机型的装备配置，其救助能力与实战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核心装备主要包括救援绞车、专业医疗舱与场景化应急救援附件，各类装备相互配合，构成了“吊运—救治—转运”的完整救援链条。HH-60G“铺路鹰”搜救直升机搭载的绞车，负载能力达270公斤，可在低空悬停状态下快速完成人员吊运，配合机身的稳定控制系统，即使在敌后复杂地形中也能高效开展救援。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该型绞车曾在伊拉克西部复杂地形中，仅用1分钟就将2名坠机飞行员吊运至机舱，成功完成撤离任务。专业医疗舱是提升伤员存活率的核心保障，不同专用搜救直升机的医疗舱配置的专业化程度，直接决定了转运过程中的救治能力。HH-60G的医疗舱经过模块化改装，配备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除颤仪、静脉输液泵及急救药品包，可在转运过程中对失血性休克、骨折、烧伤等危重伤员实施紧急救治，为后续入院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场景化应急救援附件则根据军事、海上、山地等不同救援场景精准适配，进一步拓展救援边界。海上救援中，除常规救生吊带、漂浮式频闪灯外，EC175搜救直升机还配备可折叠救生筏，单次可容纳6名落水人员，频闪灯在夜间能持续发出强光，便于直升机定位落水目标。山地救援中，专用软梯、折叠担架与攀岩绳是核心附件，某型专用搜救直升机配备的高强度软梯长度达20米，可在悬崖、峡谷等无法悬停的区域，让救援人员快速降至地面开展救援。折叠担架采用轻量化设计，可快速收纳并吊运重伤员。

未来深度融入一体化救援网络

搜救直升机的应用覆盖军事与民用两大领域，是国防保障与民生守护的重要力量。军事领域，其核心使命是战场搜救，承担遇险飞行员、特战人员的搜救与医疗后送任务；在敌后高威胁环境下，依托隐蔽性与机动性快速完成救援撤离，既能挽救生命，更能提升部队士气。如HH-60G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成功营救8名坠机人员，彰显了不可替代的战场价值。同时，还可承担战场物资投送、伤员转运等辅助任务，融入作战体系，形成协同效能。

民用领域，搜救直升机是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装备，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海上事故、山地搜救等场景。地震、洪涝等灾害发生后，可快速飞抵灾区实施吊运救援与物资投送；海上可精准吊运落水人员，提升救援成功率；偏远山区可快速定位迷路、受伤人员并转运救治。在一次山地探险迷路救援中，救援人员通过软梯下降至被困人员位置，用折叠担架固定伤员后，通过绞车成功吊运至机舱，全程仅用15分钟。同时，搜救直升机还承担城市应急、医疗救护、空中巡逻等常态化任务，成为守护民生安全的“空中卫士”。如EC175直升机列装后将海上搜救半径扩大至200海里，大幅提升了近海救援能力。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无人系统、绿色动力等技术的发展，搜救直升机将向“智能化、协同化、绿色化”方向演进。智能化实现目标自动识别与航线自主规划；无人协同模式扩大搜索范围、降低人员风险；绿色化应用混合电推进技术，降低噪声与碳排放，适配更多场景。此外，搜救直升机将深度融入“空天地一体化”救援网络，与各类救援力量实时共享数据，形成完整救援闭环，同时持续提升极端环境适配能力，拓展搜救边界，在国防保障与民生救援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绞杀与反制：二战初期的破交作战

破交作战（破坏敌方交通线的作战）是二战海战的核心战略之一，交战双方通过潜艇、水面舰艇、飞机等力量，试图切断对方的海上运输线，同时保护己方航运安全。德国发起的破交作战虽在战争初期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失，但未能达成迫使英国投降的目标。

纳粹德国发起“吨位战”

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认为，通过持续击沉盟国商船，可使英国因物资匮乏而屈服，提出以潜艇为核心的“吨位战”。二战爆发初期，德国潜艇的“狼群战术”尚未成熟，但单艇破交已展现致命威力。1939年9月17日，U-29潜艇在爱尔兰外海击沉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这是航母首次在海战中被潜艇摧毁，暴露了英国护航体系的漏洞。10月14日，U-47潜艇在君特·普里恩指挥下奇袭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给英国海军基地防御敲响了警钟。

德国潜艇的破交作战呈现阶段性特征：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邓尼茨利用法国沦陷后获得的比斯开湾港口（洛里昂、布雷斯特等），将潜艇出击半径缩短500英里。1940年7月至10月，德国潜艇每月击沉盟国船只吨位超30万吨，其中10月SC-7与HX-79船队遭遇“狼群”袭击，37艘商船被击沉，暴露了英国护航力量不足的致命缺陷。德国辅助巡洋舰也加入破交行列，“亚特兰蒂斯”号等伪装袭击舰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击沉80余艘商船，总计吨位超50万吨。

但是，技术缺陷制约着德国海军的封锁效率。磁性鱼雷在高纬度地区频繁失灵，1940年5月前约25%的鱼雷无法正常引爆；潜艇数量严重不足，1940年6月邓尼茨仅拥有21艘可用潜艇，难以形成持续封锁态势。但英国商船损失仍触目惊心：1940年下半年每月损失吨位达40万吨，超过新建船只吨位的两倍，迫使丘吉尔政府紧急向美国求援。

英国从被动挨打到体系化防御

面对德国潜艇的威胁，英国重启了一战时期的护航船队制度。1939年9月，首个从利物浦出发的OB-1船队起航，随后形成从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到英国的HX航线（快速船队）和SC航线（慢速船队）。二战初期护航力量严重不足，英国主要依赖“花”级护卫舰和“城”级轻巡洋舰。例如“花”级护卫舰，基于战前商用捕鲸船的设计方案进行改良，在北大西洋恶劣海况中存在航速过低的缺陷。1940年5月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军舰船损失惨重，护航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为填补缺口，英国将商船改装为武装商船，但这些舰艇装甲薄弱、火力落后。1940年11月，“杰维斯湾”号在掩护HX-84船队时被德国“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击沉，成为护航体系脆弱性的缩影。

技术革新逐步扭转局面。1940年8月，英国舰艇开始装备雷达，“谢菲尔德”号轻巡洋舰利用雷达提前预警敌机来袭；1941年，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投入使用，通过截获德国潜艇电报定位其位置。这些技术与护航战术结合，催生了“支援群”概念——由驱逐舰和护卫舰组成的机动部队，可脱离船队主动猎杀潜艇。美国的介入至关重要。1940年9月《驱逐舰换基地协议》达成，50艘老旧驱逐舰移交英国，虽需改装才能使用，但缓解了护航舰艇数量压力。1941年3月《租借法案》通过后，美国开始为英国建造“长须鲸”级潜艇和“巴克利”级驱逐舰，大西洋护航体系逐步完善。

英军击沉“俾斯麦”号

1941年5月，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出击，将大西洋封锁战推向高潮。这艘排水量5万吨的巨舰装备8门15英寸主炮，旨在突破英国封锁线，袭击北美至英国的商船队。5月24日，“俾斯麦”号在丹麦海峡击沉英国“胡德”号战列巡洋舰，重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展现了水面袭击舰的威慑力。英国本土舰队司令约翰·托维调动4艘战列舰、2艘航母和21艘驱逐舰围追堵截。5月26日，“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剑鱼”式飞机发动鱼雷攻击，一枚鱼雷命中“俾斯麦”号舰尾，卡住方向舵使其无法转向。5月27日，“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战列舰在近距离将其击沉，结束了这场历时8天的追击战。

“俾斯麦”号的沉没标志着德国大型水面舰艇破交作战的终结。希特勒随后下令禁止战列舰再入大西洋，德国海军彻底转向以潜艇为主的破交模式。而英国虽赢得此战，却付出沉重代价：护航体系在1941年仍面临严峻考验，每月商船损失吨位维持在30万吨以上，直至1943年反潜技术和兵力优势确立后才扭转颓势。

二战初期的海上封锁作战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对德国而言，潜艇战虽在1940—1941年给英国造成巨大损失，但未能达成迫使英国投降的战略目标。邓尼茨始终缺乏足够数量的潜艇，1941年他仅有约40艘潜艇可用于大西洋作战。且因美国逐步参战，护航体系日益完善，德国“吨位战”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英国通过构建护航体系、技术革新和国际合作（尤其是美国支援），逐步顶住了封锁压力。1941年3月《租借法案》的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不仅提供舰艇和物资，还派遣海军舰艇参与护航，为大西洋战场注入决定性力量。

这场封锁与反封锁的较量，本质上是工业实力与战略耐力的比拼。德国依赖潜艇的“非对称作战”虽取得战术胜利，却因资源有限和技术瓶颈难以持续；英国则凭借庞大的殖民体系和美国支援，逐步构建起体系化防御，最终在1943年彻底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海上封锁作战的经验，也为战后海军战略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制海权的争夺已从单一舰种对抗，演变为涵盖潜艇、航母、雷达、密码战等多维度的体系对抗。

三明医改中的体制机制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关注并强调要总结推广三明医改经验：2017年3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指出，“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2021年3月，在三明考察时强调，“三明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在推进三明医改中，体制机制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压实主体责任，确保执行有力

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三明医改中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突破点。这一改革的重点在于建立“三医归一”的制度，由一名市政府领导主持市医改领导小组工作，打破“三医”（医疗、医保、医药）由多名领导分别管理的传统分散格局，从根本上解决了医改过程中的协调难题，为“三医联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这种机制设计绝非简单的分工调整，而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体现了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治理理念。

三明市委将医改列为“一把手”工程，建立由党政“一把手”直接承担医改工作相关责任的工作机制，真正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这确保了医改决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能够有效突破部门利益藩篱和既得利益群体阻挠。

传统医改有时会面临政策制定与实施脱节的问题，而三明通过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医改办）的实体化运作，将决策、协调、监督职能有机整合。医改办不是简单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是负责医改政策研究制定、部门协调和督促落实的工作部门。这种设计有效避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治理困境，确保改革措施迅速从决策层面传导至执行层面。

从“九龙治水”到“三医协同”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是三明医改中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环节。这一改革的重点在于突破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构建“三医”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为推进医改工作，三明医改中的体制机制创新并未停留在简单的部门间协调层面，而是对医改涉及部门的职能进行深度重组，将多部门管理模式转变为单部门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出多门、行政碎片化的问题。这种机制创新使得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医改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整合，为“三医联动”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组建医疗保障局。三明将原本分散在人社部门的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卫生健康部门的新农合、物价部门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等职能进行有机整合，形成统一的医保管理体系。这一机构改革不仅实现了医保基金的集中管理，更重要的是赋予医保在医改中的“战略购买者”角色，使其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疗行为和药品采购行为，使医保在“三医联动”中发挥引擎作用。

构建常态化协调机制。市医改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卫生健康委、医保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对医改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联合决策。常态化协调机制有别于一般联席会议，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议题明确聚焦医改核心问题，如医保支付、薪酬制度等；二是决策过程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确保政策科学性；三是建立督办落实机制，确保议定事项得到有效执行。常态化协调机制有效避免了部门协调流于形式，真正实现了政策协同。

构建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协同治理是三明医改中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的重点在于构建了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和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三明医改并非简单的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利益相关方的内生动力，形成改革合力。这种共治理念体现了现代治理理论中“国家—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思想，为医改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提供了可持续的治理框架。

合理界定和保障公立医院自主权。三明坚决反对“大包大揽”或“放任不管”两种极端做法，在确保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赋予公立医院在人事管理、内部分配、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充分自主权。特别是在薪酬分配方面，政府主要核定薪酬总量和总体原则，具体分配方案由医院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充分尊重医疗机构的专业性和自主性。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改革方向正确，又避免了“一刀切”。

推动医务人员参与。三明医改通过“全员目标年薪制”和“工分制”等创新举措，将医务人员个人利益与改革目标有机统一起来。改革后，医务人员薪酬由固定薪酬和绩效薪酬组成，其中，固定薪酬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预期，绩效薪酬则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等指标挂钩，引导医务人员行为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并且特别强调编制内外人员同岗同酬，增强了医务人员的公平感和归属感。

建立多方参与的监督评价机制。三明在医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广泛吸收医院管理者、临床专家、医保专家、患者代表等多方意见，确保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绩效考核方面，不仅关注传统的医疗质量和效率指标，还引入患者满意度、健康结果等综合评价维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院和医务人员绩效评价体系。这种多元参与的评价机制避免了单一评价可能导致的偏差，使改革更加符合各方利益和期待。

（耿薇）

从“制造”到“智造”以数字化转型锻造新质生产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作为中国核燃料产业链安全保障的重要力量，中核（天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机械）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数字化转型战略，纵深推进智能制造与管理变革，强化数字人才梯队建设，深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

战略擘画：数字化转型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在数字经济浪潮奔涌的时代，中核机械正乘“数”而上、聚“智”前行，全面开启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是公司积极融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贯彻落实中核集团“数字核工业”及中国原子能“数智核燃料”决策部署的关键行动，也是企业经历深度调整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走过发展阵痛期，中核机械已稳步迈入快速爬坡的新阶段。面对建设现代化一流企业的目标与产业变革趋势，传统粗放模式难以为继。公司党委深刻认识到，唯有系统推动生产模式、管理模式与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才能真正实现提质增效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内精密设备制造的先行者之一，中核机械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一把手”工程推进，围绕“三变一提升”数字化转型战略，聚焦“生产制造智能化”与“企业管理数智化”双轮驱动，不仅实现了“以机器解放人力”的自动化变革，更推动了“以数据赋能智慧”的管理模式与运营范式革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中核机械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公司连续获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CMMM）三级、数字化转型成熟度（DTMM）三级、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三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AAA级等多项权威认证，被授予“先进级智能工厂”称号。经过不懈努力，公司荣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两大荣誉。在国家战略引领与政策扶持下，中核机械将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锚定智能制造发展目标，全力推动智能工厂建设跨越升级。

实践深耕：“三变一提升”驱动全面数字化变革

中核机械的数字化转型，体现在从车间生产到企业管理、从硬件设备到系统平台的全方位创新突破。公司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制定“三变一提升”发展战略，系统推动生产和管理模式全面升级，管控范畴从内部产品向产业生态延伸拓展；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体化制度体系与流程、专业管理信息平台和企业级数字化操作系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在生产流程革新上，以多机协同的自动化方式替代传统的单机离散生产模式，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有效保障产品质量。自2022年以来，中核机械研制了10余条智能化生产线，累计投入研发经费近2亿元，实现了专用设备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运营，人均生产设备数量达到3.4台，机器人密度达到2522台/万人，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从传统自动化到初级智能化，中核机械已向以数据驱动决策、自适应优化的智能制造新阶段迈进。未来，新的智能生产线还将深化这一理念，打造“数字孪生工厂”，让技术人员在“虚拟世界”模拟和调试生产流程，进一步缩短工艺调试周期，让生产管理愈发智能、高效。

在管理模式革新上，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赋能”的深刻转型。中核机械从顶层规划入手，夯实数字基础设施，通过物联网技术联通生产设备与管理系统，实现了从车间到管理层的全流程数据贯通与业务协同。以一体化制度与业务流程体系框架为基础，自主研发了涵盖十大核心业务的管理平台，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快速优化迭代，推动管理模式现代化。以集团商网、工控网和工业物联网平台为基础，搭建一体化生产管控平台，实现计划排程、生产管控、质量追溯、设备监测等功能的有效整合。以三维数字孪生平台建设的公司级生产指挥中心为基础，实现生产运行现场集中监控、数据分析展示、智能辅助决策与资源统一调度，显著提升了生产运营的协同效率和响应能力。

价值重塑：数字化转型中的人本逻辑与组织护航

在中核机械的转型逻辑中，技术是手段，人才是根本，党建是保障。公司明确提出，“自动化不是无人化，而是让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中核机械将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作为转型的核心，通过项目实战与专项培训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能力。车间通过“传帮带”“老带新”机制，让技术骨干全程参与产线调试，同步形成故障清单、运维手册等知识资产，让人才在实战中掌握系统原理、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公司定期组织相关专项技能培训，通过定制化课程帮助员工掌握前沿技术应用能力，持续提升团队专业水平。多项专利与QC成果落地，真正实现“人才与产线共成长”。在数字化平台建设过程中，公司着重培养员工运用低代码工具开发业务管理系统的能力，有效提升了团队整体的数字化能力与代码应用水平。这种“实践中成长、培训中精进”的培养机制，使数字化能力真正沉淀于组织内部，为中核机械的持续转型与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人才保障。

这一深刻变革的背后，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建引领。公司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公司党委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党委书记担任公司级网信领导小组组长，每季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学习上级精神、审议重大事项、部署关键任务，为整体转型工作提供坚实组织保障与方向指引。公司坚持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鼓励党员在技术研发、工艺改进中“揭榜挂帅”。通过成立党员突击队，公司有效打通了生产线自动化与数字化转型中的关键堵点，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

数智远航：从全面赋能迈向生态引领

面向“十五五”，中核机械的数字化转型将稳步迈向深化应用与优化提升的新时期。在建成智能生产管理平台的基础上，公司将全面深化数据治理，着力打通数据采集“最后一公里”，实现生产数据全要素汇聚，为智能化应用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基石。同时，把握“人工智能+”行动的发展机遇，与中核八所等兄弟单位协同创新，联合开展核心零部件质量分析智能体的研发与应用探索。

中核机械正致力于从“单一制造商”向“解决方案服务商”战略转型，通过远程数据反馈主动优化运维，从而将一次性交易延伸为贯穿客户设备全生命周期的长期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公司也在产业链协同层面展开初步探索，研究如何与上下游伙伴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逐步打通关键信息链，推动产业链向更紧密、更智能的生态共同体演进。

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答题，更是中核机械面向未来的战略自觉。中核机械将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三变一提升”战略为引领，纵深推进数字化转型，加速培育以数据为驱动、以智能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展现更大作为。

〔中核（天津）机械有限公司党委〕

推动新形势下专卖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近年来，安徽省淮南市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淮南市局）党组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顺应全省专卖管理转型升级之势，以高效能治理提监管之能、以高素质队伍强履职之基，推动专卖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面对境外制假走私入境、境内制假反弹等问题，淮南市局科学应变，坚持以法治思维聚合力、以创新思维增智力、以系统思维强战力，扎实推进专卖监管现代化建设，凭借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以法治思维聚合力

定规则、明权责、畅流程，是跨部门、跨地域协作从临时的、人为驱动的“短暂联合”，升级为机制保障、稳定高效的“长效协作”的基础。

淮南市局高度重视机制建设，系统性推进超常规打击制假走私工作，坚持以法治思维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向机制要凝聚力。每年召开联席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分析面临的形势，部署具体工作。定期开办联合培训班，共同探讨刑事司法、行政执法“两法衔接”问题，破解新的监管执法难题。

在巩固与环食药侦、经侦、视侦、网安等警种常态化协作的基础上，淮南市局再次将协作范围向特殊领域纵深延伸，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建立联合打击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与淮南海关建立联合打击走私专卖品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与蚌埠铁路公安处淮南南站派出所成立联合执法办公室，推动全市打假打私综合治理体系迈向了更专业、更协同的新阶段。在跨省办案方面，淮南市局积极响应国家局、省局进一步规范跨省案件办理工作要求，向外省单位提供6条有价值的线索，联合办案并成功侦破1起案件。

一项项新突破，既是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的有力验证，更是科学调度、高效统筹能力的集中体现。

以创新思维增智力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淮南市局持续向数据要生产力，秉持创新思维，构建“1338”数字化转型总体框架，注重将科技项目与专卖监管实际需求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的“预测、预警、预防”功能，以数字化赋能专卖监管工作提质增效。

“我们以专卖监管一体化平台为支撑，全面收集零售户‘订单数量、经营档位、违法频次、违法性质’等关键数据，建立多维度指标。”淮南市局稽查支队数据分析员介绍道，“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对正常经营户的检查频次，防止执法扰企。”这是淮南市局正在攻坚的一个零售市场重点监管模型研发项目。该项目可集成全省统一专卖监管平台、全省一体化营销平台及其他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利用MLP神经网络架构搭建异常户识别模型，以可靠的概率值精准判断零售户异常度，助力提升本地市场监管效能。

淮南市局聚焦数据分析研判时间长、犯罪团伙网络构建难度大等问题，以QC项目为抓手，组建专业技术攻关小组，在市公安局的支持配合下，成功自主研发出一套集“物流”“资金流”“通讯流”为一体的智能情报研判工具，大幅缩短了研判周期，实现犯罪团伙一键成网、精准画像，为高效打击违法犯罪提供坚实的智能化技术支撑。

淮南市局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立足做优政务服务，积极推进“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贯通“皖事通”和全省专卖监管一体化平台，实现专卖许可证申请、变更、延续、注销等事项的“全程网办”。创新建立排队轮候机制，并同步搭建管理平台，以信息化手段确保过程规范透明。

在数智引擎的有力驱动下，淮南市局的管理服务水平和监管能力均得到进一步提高，有效维护了良好的市场秩序。

以系统思维强战力

淮南市局坚持以系统思维谋划人才队伍建设。立足监管工作实际需求，制定印发《全市专卖监管队伍素能提升实施方案》，构建“计划—执行—考核—激励”的闭环管理机制。

以“全员联动参与”“全域覆盖拓展”为着力点，系统推进队伍素能建设，积极打造“综合管理型、岗位胜任型、专业工匠型”专卖监管队伍，为专卖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聚焦“分类施策”，精准锚定培养对象，打破“一锅煮”培训模式，依据岗位角色与职责差异，科学划分3类培养对象，实施“靶向”培养。

“针对专卖办主任、行动组组长、管理所所长等管理梯队，我们侧重培养其组织协调与综合管理能力，打造‘指挥中枢’；针对证件管理、案件管理、市场监管等一线梯队，我们重点强化其业务实操与执法技能，夯实‘战斗堡垒’；此外，我们还成立‘3+2+1’专卖监管专班，作为专家型工匠人才进行培育，着力打造领域内的领军尖兵。”淮南市局专卖科负责同志说。

淮南市局“按需供给”，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科学规划培训内容，系统构建了全覆盖、差异化、重实效的现代教育培训体系。紧密对接多层次发展需求，有机融合“线上+线下”“自学+集中”“内训+外训”等多种模式。

“我们开展了10期素能提升培训与4期技能比武活动，3人通过二级技能鉴定、2人通过三级技能鉴定、4人通过五级技能鉴定，检验派驻小组7人通过能力资格确认。在全省专卖竞赛中取得团体第二和双人‘十佳’荣誉，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淮南市局专卖科有关负责人说。

淮南市局将“训、赛、练”循环与市县分级考核有机融合，贯通能力培养与效果检验的关键链条，全市专卖队伍的专业素养、履职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专卖管理转型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项目课题荣获安徽省局（公司）成果推广应用奖一等奖，多篇论文入选安徽省行业学会优秀论文集。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专卖监管工作全过程，是时代赋予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重任。未来，淮南市局将着力在专卖监管工作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上取得新突破，全力守好一方市场，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莫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