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和政治智慧。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创造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历久弥新，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准确把握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核心作用和时代使命，紧紧围绕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夯实群众基础，壮大多方合力，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健康根基。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

1952年，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党的群众路线与卫生防病工作结合起来，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7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时期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先后开展了除“四害”、“两管五改”、“五讲四美”、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卫生城镇创建、“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彻底消灭了天花等传染病，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病、烈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并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高群众文明卫生素质、提升社会健康综合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爱国卫生运动以较少投入产出较大健康效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中国的国宝”。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发展卫生事业的综合施策，我国居民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35岁，快速提升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近50岁、70年代后期的近68岁。妇女、婴幼儿、青少年健康水平也大幅提升，有效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源。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实践是党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的创新运用，是深刻把握卫生健康工作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在于坚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控、综合治理。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保障促进人民健康的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传承弘扬。

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传承创新、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并稳步取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发挥群众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在2020年6月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部门设置、职能调整、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保障，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2022年12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为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传承创新、持续加强、深入开展，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效。爱国卫生组织体系持续完善，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职能不断健全，多部门协作机制得到强化，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覆盖率超过98%，构建起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相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健康中国建设协调推进，针对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聚焦重点人群，陆续实施18个专项行动，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国有90多个地市（区）探索对各项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估，有6个地市从立法层面颁布实施健康影响评估制度，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康的风险隐患。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和超过40%的县（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市），推出一批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城市，打造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新冠、基孔肯雅热、登革热等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广泛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和病媒生物防制，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形成了全民参与健康治理、群防群控传染病的良好社会局面，有效降低了疾病通过环境传播的风险，有力保障了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或保持在低流行水平，历史性消除疟疾，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稳步下降，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9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扛起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使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从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挑战看，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影响健康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更加多元、多样、复杂，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缺乏运动、超重肥胖、心理精神障碍等传统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身心健康问题仍然存在，电子烟、网络依赖等不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新形态不断出现，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88%，肝炎、肺结核、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从发展要求看，国家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更加注重社会健康综合治理，人民群众对健康产生新的期待和更高要求，主动健康的意识不断增强，更加关注所处生产生活环境对自身健康的影响。

爱国卫生运动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显著优势，是社会健康综合治理的有效模式，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健康挑战、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有力抓手。爱国卫生运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顺应新形势、新要求，承担起协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职责任务，探索社会健康综合治理的新路径，推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卫生健康工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到2030年努力使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左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优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牢把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根本保障。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加强跨部门协作，研究解决重大健康问题，广泛发动全社会打造健康宜居的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汇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动员优势，大力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动员广大群众重视自身健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抓起，加强健康促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文化优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群众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移风易俗、树立新风，提升全社会综合文明素质，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以爱国卫生运动新成效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内涵、与时俱进，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切实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力量和组织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保证爱国卫生运动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健全完善的组织领导体系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基本条件，需发挥好全国和各省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议事协调职能，加强地市级及以下爱国卫生工作机制建设，广泛构建各层级纵向贯通、各部门横向协同的工作合力，有力推动健康体重、无偿献血、控烟、环境卫生整治、健康科普、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处置、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等重点工作，推动解决关系人民健康和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发动群众、动员社会的方式方法，增强爱国卫生运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主动参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的良好氛围。

推动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健康影响评估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有效工具，是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重要举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各地政府的明确要求。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可能影响，推动各地各部门将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将健康影响纳入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全过程，强化以健康促进为导向的部门协同和高效服务，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康的风险隐患。认真总结地方立法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的经验，加快推进健康影响评估立法地方先行先试、国家积极推进，为推动经济社会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推进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健康中国行动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有效实践路径。从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控重大疾病出发，坚持中西医并重，深入实施18个专项行动，采取针对性和可行性强、健康效益明显的干预措施，构建政府、社会和个人协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工作格局。大力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加强健康科普宣教，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健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热情，养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开展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健康城镇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重要抓手。高质量开展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履行健康责任，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提高社会健康综合治理水平，从源头上统筹应对各类健康危险因素，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经济社会治理模式。树立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品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地积极推进健康城镇建设，以城市（区）、县（市）、乡镇为不同层级的单元，全面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夯实健康中国建设根基。

做好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是提升传染病防控成效的重要依托。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继续聚焦重点场所、薄弱环节，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加快垃圾污水治理，推进厕所革命，保障饮用水安全，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理，为人民群众打造健康宜居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强化病媒生物防制，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有效防控基孔肯雅热、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媒介传染病。与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监测人感染新亚型流感动向，严防动物疫病向人群传播。发挥好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及社区网格员、居民健康管理小组等作用，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构建全民参与疾病防控、共建健康家园的强大合力，筑牢群防群控的社会防线。

提升爱国卫生运动管理效能。推进爱国卫生专家智库建设，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和业务知识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杜绝突击迎检、重复填报表格等行为，提高爱国卫生科学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健康中国行动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将主要健康指标和普惠托育服务等人口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及时监测主要指标进展情况、行动目标实现情况、各项任务落实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优化调整，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年年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加快推进爱国卫生立法，将爱国卫生运动长期积累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固化下来，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有效提升社会健康综合治理水平。

一流大学如何服务未来产业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流大学是未来产业的重要策源地，本报记者就一流大学如何服务未来产业发展，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

记者：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杰才：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进方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对其重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实际和科学发展、产业变革逻辑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为我国以强烈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制度优势。一般说来，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从理论维度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存在一种“创新悖论”，即资本会更加主动地推动短期的、确定的、基于现有产业的创新收益，但对威胁存量资产、现有垄断利益的颠覆性创新产业则会产生系统性的阻碍和压制。与之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机结合。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通过更强有力的科学规划和政策支持，推动资源向关键领域倾斜，实现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从而加速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产业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必须强化产业协同。从历史维度看，正如电动汽车的快速崛起离不开传统汽车在车身制造、底盘调校、精密装配等方面积累的百年产业根基，未来产业的发展，绝非完全脱离现有产业体系的无中生有，而是根植于现有产业体系，在颠覆性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中逐步孕育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也拥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多层次、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具备从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装备到系统集成、量产制造，再到市场消费的全链条支撑能力，为颠覆性技术快速迭代提供了广阔空间，大大降低未来产业早期培育的不确定性风险。

战略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深刻揭示了产业发展的底层规律，为我国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在这一底层规律指引下，我国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战略先手棋，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创新布局再到人才培育与产业培育的深度协同、系统集成，为我们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提供了长期战略定力与全局统筹能力。

记者：我们都知道，未来产业发展，核心是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面对未来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一流大学在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哪些重要作用？

韩杰才：一流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具有学科体系完备、创新生态集成、人才培养系统的本质属性，在学科交叉、科教融合、产教融通领域具有天然优势。一流大学必须深化对人才培养本源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未来产业需求与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激发自身特有优势，引领学生在新的不确定性中锻造确定性。

重构赛道布局。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国家战略急需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演进规律，紧紧围绕支柱性先导性产业交叉创新驱动特征，以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为重点、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导向、以人才有效产出为核心目标，分类围绕原创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产业、卓越复合型行业和全球治理等领域人才目标画像，设置更加灵活、更加柔性的学科布局，推动学生培养理念实现从“大而全”到“通而精”的全面升级。

激发原创潜能。培养创新人才本质上是要让学生将基础研究素养、创新思维能力转化为破解科技前沿难题、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实效。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与培养的底层逻辑，将创新引领有机融入学生成长成才的全流程、各阶段，构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导向的学生评价体系，迭代升级以课程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模式，打造以产业与科研双重前沿为牵引的“前沿问题牵引、重大项目驱动、跨界团队实践”培养新范式，支持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锤炼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强化创业驱动。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自身衔接创新源头与产业终端的枢纽角色，将“创业”作为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度嵌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有组织鼓励支持学生在科技想象力最丰富、试错成本最低的低学段阶段，将创业这一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才培养练兵场，引领学生在深度拥抱“不确定性”中加速提升战略机遇识别能力、产业前沿开拓能力、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攻坚克难斗争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筛选、培育、储备一大批顶尖人才。

记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引领和支撑着未来产业的快速崛起。应该说，科技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前瞻布局服务未来产业发展上，一流大学如何把创新资源富集优势转化为服务孕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

韩杰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一流大学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当局者，更是有组织推动基础研究的核心承载者，必须从创新链的全链条各环节着手，把基础研究、重大工程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资源富集优势转化为服务孕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在服务国家创新体系中扛起使命担当。

强化原始创新。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程看，随着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稳步迈进，国家战略需求正在与世界科技前沿深度融合。一流大学应当主动肩负起以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基础研究重任，牢牢把握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及自身发展受市场经济影响小的辩证统一关系，全面激发崇尚科学的浓厚文化氛围，坚持从“科学端”“工程端”“交叉端”和“产业端”着手，构建覆盖创新链全环节的有组织基础研究体系，以深层施策全面提升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精准突破关键。从我国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战略看，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正在从广泛探索向择优发展转型。一流大学应当立足自身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先发优势，在服务国家重大工程中，科学研判、前瞻分析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既要以超前布局的科学技术突破储备，实现对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服务保障；更要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在服务重大战略工程中，抽象形成体系化的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升级转化体系。从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看，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与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相比，其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的路径更加“崎岖”。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自身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中研判趋势、总结规律，探索突破原有“先有成果后转化”的惯性思维，统筹运用好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构建短周期、低投入、弱风险的科研攻关链集群，通过“小步快跑”，让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技突破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驱动型”科技创新新范式。

面对全球产业布局和竞争态势深刻调整的历史机遇，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大学必须紧紧围绕未来产业特征，充分发挥一流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加速服务我国未来产业，打造差异化、长期化、根本化的战略竞争力。

在根本问题上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在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这一重要论述为“十五五”时期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提供了行动遵循。

我国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能照搬照抄他国模式，必须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到2025年提升至79.25岁，连续3个五年规划都实现提高1岁以上；从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到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最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超过90%的居民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医疗点。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是契合我国国情、顺应人民期待的正确道路。进入“十五五”这一关键时期，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快、慢性病成为主要健康威胁、区域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新挑战，更要始终立足国情，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让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始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定盘星。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根本属性。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都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路子，必须始终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既传承了我国卫生健康工作的宝贵经验，又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健康需求，继续优化完善具体政策举措，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但根本方向不能偏、根本原则不能改。

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人民健康需求的升级、疾病谱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优化完善具体政策。从推动全民健康数智化建设，到加强创新药研发和医疗装备攻关，从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到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近年来，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是顺应形势变化的务实探索。但“变”的是具体举措和工作方法，“不变”的是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根本，在改革发展中保持正确方向，让卫生健康事业始终朝着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迈进。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最终要落到凝聚合力、狠抓落实的实际行动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抓住这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工作集中发力。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补齐边远地区、基层医疗的短板，让全体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同时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健康中国建设新局面。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建设健康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十五五”时期是实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在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统筹规划，加紧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健康根基。

重要言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在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以通用人工智能原创理论筑牢国家智能治理根基

记者：作为科技领域的专家，您认为AGI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升级、实体经济、民生服务中，将带来哪些革命性变化？

朱松纯：通用人工智能（AGI）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目标，具备高度通用性与自主性，能够在价值驱动下自主生成、动态规划并完成无限任务，实现技能自主学习与灵活迁移，其发展与突破将标志着人工智能从“专用化”迈向“通用化”的技术飞跃。未来，AI必将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性生产要素，重构产业生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层面，人工智能将催生以“行业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我们正与相关力量协同攻关，攻克大模型“黑箱”“幻觉”、场景落地难等问题，构建具备常识判断与认知推理能力的行业智能体，提供可信、可解释、可演进的产业级解决方案。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核心引擎，通过虚实闭环体系赋予机器人跨场景、高效学习与部署能力，推动具身智能实现跃升，已在相关产业领域规模化落地。AGI深度融入实体经济全流程，将推动生产要素配置智能化跃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在民生服务领域，人工智能让稀缺的医疗、教育资源日益普惠，通过各类智能应用优化服务流程、降低门槛，推动优质公共服务向更多群体覆盖，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惠及每一个个体。

记者：您团队研究的大型社会模拟器，对国家治理、风险预判、政策落地有何现实意义？如何实现科技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朱松纯：大型社会模拟器（LSS）致力于为复杂社会治理提供一个可量化、可复现的“社会实验室”。作为社会领域的大科学装置，LSS以数字城市为基座，统摄个体、组织、社会等层次的多智能体运行机制，在医疗、教育、交通、应急等诸多领域具备广泛应用潜力。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决策提供前瞻性预演。我们在武汉东湖高新区构建的百万级人口虚拟社会系统，通过对交通、人口、公共资源等多维数据的融合建模，能够模拟不同治理方案的长期影响。其二，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在三峡通航场景中，模拟器基于近3亿条船舶轨迹数据，构建了常态航行行为模型，提前两分钟预测航路，对异常行为实现秒级响应，建议采纳率达95%。其三，支撑政策效能评估。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政策正式实施前推演对不同群体的影响，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治理偏差。实现科技与治理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构建“价值驱动的智能体”与“虚实闭环的迭代机制”。在虚拟环境中完成政策推演与风险识别，将优化方案投入现实治理实践，再将实践数据反哺模型迭代，以智能科技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记者：AI 快速发展也带来伦理、安全、算法滥用等挑战。您认为应如何平衡创新与安全，构建中国特色的AI治理体系？

朱松纯：平衡创新与安全，关键在于将完备的价值体系内嵌于AI技术底层架构，而非事后打补丁。我们在全球首个通用智能人“通通”的研发中，通过认知—能力—价值（CUV）数理框架，将价值系统作为智能体行为决策的内驱机制，使智能体在价值引导与约束下理解情境并自主规划与执行任务，从根源上实现可解释性与可控性的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的AI治理体系，需要技术、制度、文化三路并进。在技术层面，我们研发的“通智测试”以“论绩、论迹、论理、论心”四论标准对通用智能体的能力与价值层级进行全面评估，为分级分类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在制度层面，需建立覆盖数据、算法、算力、应用的全链条治理框架，推动“人工智能+”行动与伦理规范同步设计。在文化层面，中国治理方案应充分汲取“和合共生”“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智慧，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基因转化为可计算、可动态对齐的技术底层逻辑。面向全球治理，中国要主动肩负起大国责任，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AI能力建设，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规则制定，倡导尊重各国“数智主权”，让智能体在坚守基本伦理底线的前提下，“入乡随俗”地学习并尊重不同文明的文化与价值观，让智能技术在增进人类福祉的轨道上释放创新活力。

记者：面向“十五五”和更长时期，您对中国AGI与智能社会有怎样的展望？

朱松纯：在技术攻坚层面，坚定不移深耕原始创新。需牢牢把握通用人工智能这一前沿方向，集中力量攻关新一代人工智能的认知架构、模型与系统架构和芯片架构，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全栈式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我国通用人工智能从“跟跑”到“引领”的实质性跨越。在产业发展层面，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构建“创新策源中心引领，地方产业基地转化，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发展布局。北京作为创新策源中心，汇聚了顶尖人才与科研优势，持续产出原创科研成果与关键技术突破。近年来，我们与中西部地区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建立密切合作，结合重庆的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智能制造，以及湖北的工业互联网、智慧水运等高价值应用场景，通过“政产学研用”的有机联动，将这些丰富的应用场景转化为驱动技术迭代的“练兵场”，让前沿技术“沿途下蛋”、就地转化。这种“北京策源+地方转化”的协同模式，将有效破解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泛化能力弱、与场景需求脱节等瓶颈，正是“人工智能+”行动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生动实践。在文化引领层面，以思想自主构建通用人工智能的中国叙事。人类社会正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时代。大量智能体（生物人、数字人、机器人）将在同一认知架构下交流、融合、演化。AGI技术加速演进、人机关系的不确定性、全球秩序在动荡中重构，正推动人类步入一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迫切呼唤引领未来的新思想。

构建校家社协同的阅读体系

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出台与实施，青少年阅读已从个人兴趣的培育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工程。这一转型不仅重构着青少年的阅读生态，更折射出国家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战略远见。然而，要实现阅读课程化、制度化、生态化的“落实落地”，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目标同向、资源互补、责任共担的校家社联动阅读育人体系。

学校主导夯实课程化与制度化基础。学校作为阅读育人的主导者，承担着将阅读纳入教育主渠道的核心责任。阅读的战略化转型，本质上是对教育规律的理性回归，将阅读从语文课的附属品转变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核心能力。学校需深化阅读课程改革，构建适配不同学段的阶梯式阅读课程体系。小学阶段侧重绘本阅读与启蒙阅读，重在培育阅读兴趣；初中阶段侧重经典研读与思辨阅读，着力提升理解能力；高中阶段侧重跨界阅读与研究性阅读，重在培育创新思维。更为关键的是，要推动阅读与语文、历史、科学等学科教学深度融合，让阅读成为学科教学的延伸与补充，使经典研读、思辨阅读、跨界阅读成为常态化教学内容，既破解“不会读、读不好”的难点，更让阅读成为培育批判性思维、审美素养与人文情怀的重要途径。学校需健全阅读评价机制，打破“唯分数论”的桎梏。将阅读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阅读档案、成果展示、思辨辩论等形式，全面衡量学生的阅读能力与素养。同时，强化阅读师资队伍建设，通过专项培训、教研交流等方式，提升教师的阅读指导能力，让教师真正成为青少年阅读的引领者。

家庭筑基筑牢阅读习惯培育的根基。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阅读习惯养成的核心阵地，家长的阅读理念与行为，直接决定青少年的阅读态度与质量。传统语境中，青少年阅读多依赖个人兴趣、缺乏系统引导。营造家庭阅读氛围、践行亲子共读，正是弥补这一缺失、筑牢阅读根基的关键。家长应主动践行终身阅读理念，做青少年阅读的榜样。通过自身阅读行为传递“阅读有用、有趣”的理念，积极开展亲子共读，与孩子共同研读经典、交流感悟，既增进亲子情感，也让青少年在陪伴中感受阅读魅力。同时，家长要提升阅读指导能力，配合学校阅读教学，结合孩子兴趣与心智特点选择适配读物，引导其从浅阅读走向深阅读，避免阅读娱乐化、碎片化，尊重孩子阅读选择的同时，让家庭阅读从自发走向自觉。

社会支撑搭建多元化阅读平台。社会作为阅读育人的支撑者，需优化资源配置、搭建共享平台，破解以往阅读推广资源分散、推进不均、难以持续的困境，缩小城乡、区域、校际阅读鸿沟。政府应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大阅读资源投入，重点向乡村、薄弱学校、留守儿童群体倾斜，通过建设乡村书屋、流动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等，保障阅读公平。同时规范数字阅读平台内容，加强网络读物审核管理，推动优质数字读物开发推广，引导青少年平衡纸本与数字阅读。公共文化机构需主动对接校家需求，图书馆设置青少年专属区域、定制阅读书目，文化场馆举办经典诵读、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公共文化资源成为青少年阅读的重要补充。

协同联动构建无缝衔接的支持网络。校家社协同要以青少年阅读需求为中心，健全机制、破解联动不畅痛点，构建各司其职、无缝衔接的支持网络。要建立家校群、社区座谈会等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阅读需求，确保学校阅读计划、社会阅读活动高效触达青少年与家长。同时，形成“政策引领、政府推动、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撑”的制度框架，推动阅读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让“爱阅读”蔚然成风。

坚持系统观念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这一部署是顺应全球产业格局深刻调整、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个系统工程，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统筹思维，推动产业向更高能级跃升。

统筹把握重要性和长期性，增强发展战略定力。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202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预计超17%，“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27.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17.1%，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我国已培育60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创建23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24年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4.3%，为引领和带动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发挥了示范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塑造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领域，产业发展有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保持历史耐心，遵循客观规律，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向产业集聚，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统筹做好“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增强产业创新发展技术支撑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必须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产业创新综合体，促进技术、人才、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打造具有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一流企业。构建企业与高校优势互补的产学研关系，重塑高校在创新环节的定位，建立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联动的产学研重大问题凝练机制，实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问题真解决”。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完善“揭榜挂帅”机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广应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统筹抓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增强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摒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比超80%，不能把传统产业当成落后产业、“低端产业”简单退出，要加快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让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应用场景、新兴产业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二者双向赋能，形成“需求牵引、技术驱动”的闭环。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要强化前瞻布局和顶层设计，推动三类产业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场景应用上协同发力，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统筹推进区域协同、因地制宜，增强产业发展协同力。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一方面，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加强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科学确定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推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区域，整合创新资源、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应用场景，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健全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重庆等战略腹地城市与长三角、大湾区建立“研发+制造”“总部+基地”协作关系。另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空间，找准主攻方向和细分赛道，避免“一哄而上”、盲目跟风，防止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加强产业规划和发展指导，各扬所长、各展其能，推动形成既百舸争流又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

统筹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作用，增强产业发展保障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必须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统一。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在政策扶持、场景开放、要素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落细落实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完善国有企业“从0到1”和“从1到10”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完善产业发展监管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发展风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坚持市场需求牵引产业发展，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公平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以人才为根本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生态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是教育成果的直接体现、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中发挥着贯通衔接、赋能支撑的重要作用。立足这一重大部署，需牢牢把握人才这一关键支撑，坚持以人才为根本，着力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生态。当前，人才领域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需立足人才核心地位，以务实举措破解人才发展瓶颈、激活人才发展活力。

聚焦精准引才，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集聚生态。人才引进是人才工作的起点，决定着区域人才队伍的结构和质量。从人才流动规律看，人才总是向发展机遇多、创业平台好、生态环境优的地方集聚。需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建立差异化引才政策体系，围绕重点产业、关键领域推出“政策包”，推动人才引进从“广撒网”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探索“预认定”“以赛代评”“以投代评”等方式，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倾向，让更多实干型人才脱颖而出。营造青年友好环境，打造人才公园、青年活力街区和创新创业者联盟，让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突出产学研贯通，构建协同创新的资源下沉机制。产学研融合本质上是人才的深度交融。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但往往与产业发展需求存在“断点”，需要通过人才流动实现有效连接。需建立校地合作、校企协同的长效机制，形成“街镇摸排需求、部门统筹保障、高校定向输送”协同模式，推动地方政府与高校建立“一对一”或“多对一”合作关系，围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共同设立联合实验室、产教融合基地、技术转移中心等平台，促进高校智力资源下沉。推广“企业出题、高校答题、人才共育”模式，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在基层转化落地。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以“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形式深入一线，让科研更接地气，创新更有实效。

强化全周期培育，健全梯次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成长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和资源配置，要遵循客观规律，因时施策。需针对在校学子、初创人才、骨干人才等不同阶段，构建全周期培育规划。面向在校学子，依托青少年创新学院等平台开发特色课程，将科普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从源头培育创新火种。面向初创人才，设立“青创村”“人才驿站”等载体，为青年人才提供创业孵化、实训锻炼等全周期服务，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面向潜力骨干，通过开展企业家实训营等方式，开展标杆研习、实战实训，助力其从潜力股成长为主力军，引导青年人才跟党创业、为国创新、利民奉献。

注重服务赋能，营造安心安业的人才保障环境。良好的服务保障是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基础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人才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尺。需建立常态化人才联系机制，通过学子回家、校友联络等形式，增强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情感联结。强化法律保障，在写字楼、产业园区布局法务服务中心、知识产权服务站等，为人才提供法律咨询、合同审查、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支持。优化安居服务，通过人才公寓、租房补贴、购房支持等多种方式，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形成“政务服务全方位、生活服务不设限”的全域人才保障体系。

健全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制度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密切国家机关同人大代表的联系、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也是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的重要举措。密切联系群众从而发现和汲取民意是代表工作的重要基础，而人大代表将民意有序传递到国家决策部门，并监督其有效落实，则是代表工作成效的重要体现。正在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人大代表围绕国计民生提出了大量高质量议案建议，各国家机关通过列席会议、旁听审议、现场答复、限时办理等多种方式，积极回应代表关切，展现了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制度机制的有效运转。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这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效能指明了方向。

1955年，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信》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立经常的联系”，以便于人大代表们能够把自己在生产中、工作中、社会活动中所了解的情况与汲取的民意“随时告知常务委员会”。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机制的内涵持续深化、范围不断拓展。一是联系的主体日趋扩大。从人大常委会同人大代表的联系拓展到一切国家机关都要同人大代表联系，“一府一委两院”均是联系的主体。二是联系的层级日趋拓展。从最初的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拓展到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等，实现各级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联系的全方位覆盖。三是联系的过程日趋刚性。从一般性的号召与要求，逐步发展为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并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之中，成为刚性的规范要求。四是联系的方式日趋丰富。除了通过“视察”“约见”“列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等方式进行联系外，在实践中还拓展出执法检查、专题调研、专题询问、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多种形式，并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建立健全联系代表的平台。

但也要看到，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的制度机制尚存在联系广度、深度、效度等不够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一制度机制，丰富其内容和形式，持续释放其效能和优势。

从联系的方式来看，进一步实现国家机关积极作为与人大代表主动履职的有机结合。针对有的国家机关对联系人大代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联系不够主动、不够经常的问题，应进一步健全国家机关主动联系人大代表的制度机制，以制度刚性强化主动联系责任。同时，当前联系机制的组织实施主要由国家机关统筹推进，人大代表主动发起的履职联系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展。如《代表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联系机制中，除人大代表依法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可主动发起履职联系外，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均由人大机关统筹组织。询问、质询等代表依法履职行为，虽可视为代表主动发起的联系，但其主要集中在会议期间，常态化保障仍需加强。因此，既要健全国家机关主动联系机制，也要完善人大代表主动履职的支撑保障，进一步畅通代表依法主动反映意见、表达诉求的渠道，切实提升联系机制效能。

从联系的深度来看，进一步实现全面参与向深度参与的拓展。现有联系机制在联系主体上的扩大、联系层级上的覆盖以及联系方式上的丰富，有助于提升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的水平，为人大代表全面参与政治过程提供有力支撑，解决好参与的“广度”问题。但部分联系工作的“深度”仍有提升空间，一些参与形式未能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专业优势。比如“旁听”司法审判、“列席”各类会议等，人大代表的参与主要侧重于了解情况、反映意见，对相关工作的直接推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提升联系的深度，除了继续在联系领域上扩大代表对立法、监督等治国理政各方面工作的参与外，还必须发挥人大代表的专业优长，拓展人大代表的参与深度，增强人大代表在参与中的实际影响力。当前，我国不少地方广泛实践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代表·局长面对面”等就是这方面的探索尝试。

从联系的渠道来看，进一步实现各类渠道的协同配合。对于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的主要方式，《代表法》等法律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并提供了权威的联系路径，许多国家机关在实际工作中也探索出一些富有特色的联系形式，有助于提升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的便捷性、通畅性和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健全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机制还应进一步发掘、激活和整合其他民主资源与民主渠道的优势，充分释放民主制度的整体效能。比如，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且有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7种相对成熟的制度化平台与渠道，涉及多个主要国家机关。在完善协商民主体系过程中，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为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机制搭建衔接平台、完善配套功能，推动两种机制有机融合、协同发力。

从联系的效能来看，要实现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的统一。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机制好不好、健全不健全，不仅要看这一机制的多样性、通畅性，保证联系“时时处处”能开展；更要看它的真实性、管用性，保证联系“扎扎实实”有成效。健全国家机关联系人大代表制度机制，最终要在提升效果上下功夫。一是建立敏锐的民意回应机制。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民主理念，保证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意见、建议等件件有回应、条条有反馈、事事有交代。二是建立有效的成果运用机制。构建完善的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对联系中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如何采纳、如何运用、如何落实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提高成果运用的刚性约束。三是建立配套的检查督办机制。国家机关不仅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来确定督促办理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而且要对联系成果的运用和落实情况进行密切跟踪、有力督导和动态矫正等。通过形成“表达—回应—落实—检查”等为主要环节的联系机制，最大限度释放联系机制的效能。

依法规范开展专门矫治教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是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在坚守法治底线、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有效干预与教育挽救，是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专门矫治教育是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通过特定教育机构、专业方法和程序进行的教育与矫治措施，是我国教育挽救罪错未成年人的重要制度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制定专门矫治教育规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2026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统筹推进矫治教育、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依法规范开展专门矫治教育是建立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应对当前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仍然较为突出现象的切实举措。

深刻理解专门矫治教育的改革初衷与价值定位。理解专门矫治教育，必须结合其制度演进与改革背景。过去，我国对触犯刑法，但因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主要适用收容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预防未成年人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其执行场所、程序规范等方面的不足逐步显现。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在此背景下，同样涉及较长时间人身自由约束的收容教养制度，也面临着在强化人权保障理念下进行系统性完善的现实需求。

中办、国办于2019年3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科学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预防矫治体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也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送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收容教养的执行场所从过去的劳教场所、监狱变更为专门学校，回应社会关切，体现了强化人权保障的立场与改革思路。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过去针对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人员“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规定，修改为“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同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对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专门矫治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并有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

准确理解专门矫治教育的法律定位。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例来看，如果在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时能够及时干预、提前预防，很有可能遏制相关行为发展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律的修改细化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分级，以“提前干预”“以教代罚”为导向，完善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预防体系，初步构建起从家庭管教、管理教育措施，到矫治教育措施、专门教育及专门矫治教育的分级干预措施体系。专门矫治教育并不是刑罚，也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保护处分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严重不良行为”的内涵作出了规定，将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对象，即“未成年人实施的有刑法规定、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明确纳入了严重不良行为范围，为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划定了明确边界，便于在实践中精准识别、有效干预。

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过规定多种保护处分措施，如针对不良行为干预，增设了由学校采取的“管理教育措施”；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增设了由公安机关决定的“矫治教育措施”等，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教育矫治体系，充分体现了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避免简单地“一放了之”或者“一罚了之”。

准确把握“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关系。除了“专门矫治教育”，我国法律中还存在“专门教育”“矫治教育”等概念，在实践中需要准确区分，尤其是“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的关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总则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根据现行法律，“专门矫治教育”并非是与“专门教育”并列的独立或专门性的保护处分措施，而是专门教育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内在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制度归属与法律性质相同，均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和保护处分措施。其次，适用对象相同，均是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再次，适用程序相同，均由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最后，执行场所相同，均为专门学校。国办转发教育部等部门的《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中，将“专门矫治教育”纳入专门教育整体框架，并专章对其进行规范，正是遵循了将专门矫治教育纳入专门教育统一管理的立法本意。

与此同时，专门矫治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名称上的特殊性，即使用了专门的名称“专门矫治教育”，突出其针对触犯刑法的未成年人的特殊矫治需求；二是执行场所专门化，即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三是管理方式闭环化，且矫治与教育专门化，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但是，上述特殊性并未使专门矫治教育脱离专门教育的范畴。

在专门矫治教育的实践运行中，要准确把握制度方向，确保其规范有序开展，切实发挥制度效能。一方面，必须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明确的专门教育的轨道内开展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始终坚持其“教育”的基本属性。执行场所的管理应服务于教育矫治过程的有效与安全，其本质仍是学校环境；工作内容的“矫治”是为了强化教育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是教育手段的深化，而非对教育目的的替代。另一方面，要全面、准确地适用法律。既要依法用足用好专门矫治教育这一必要措施，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有效干预，又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特别是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审核程序，保障措施的适当性与合法性，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法学研究所所长）

进一步推动市场监管投诉处理规范化

今年3月15日是第44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推动市场监管投诉处理规范化，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是保障消费者权益、优化消费环境的重要抓手。当消费者因商品质量、服务瑕疵或价格不公等问题与经营者产生争议，或发现市场中出现涉嫌虚假宣传、制假售劣等违法线索时，最直接、最常用的公共救济与监督渠道，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举报。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处理制度，是国家为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实施精准监管而构建的一项重要制度，其顺畅运行，直接关系到个体维权诉求能否得到公正及时回应，关系到市场中的失范行为能否被有效纠偏，也影响着市场信心与营商环境。

近年来，我国消费环境持续优化，但随着消费形态不断丰富，消费领域的维权需求更为复杂、旺盛。消费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时，有时面临诉求响应迟缓、处理流程不清晰等困境；商家在经营过程中，有时也可能遭遇滥用投诉举报带来的不必要干扰。如何在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好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对市场监管的制度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2026年4月，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即将正式施行，从制度层面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流程、明晰各方权责界限，为回应消费者维权实践需求、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消费争议解决机制奠定了基础。相关制度要真正落地见效、发挥对消费环境治理的支撑作用，需从优化处理流程、推进多元协同共治、规范权利行使等方面着手，营造出更为安全放心、规范有序的消费环境。

优化投诉举报处理流程，是提升纠纷解决质效的重要环节。面对海量的投诉举报需求，必须依靠明确、公开、可预期的程序规则，切实提升处理质量与效率。一是精准施策，构建分类处理机制。依据争议性质、复杂程度等因素，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分类处理与繁简分流机制。对于事实清楚、双方争议较小的简单投诉，如小额商品退换、基础服务纠纷等，可采取即时调解、快速处理的方式，让消费者的合理诉求尽快得到回应与解决。对于涉及金额较大、事实复杂、涉及多方主体的疑难投诉，如大规模产品质量问题、虚假宣传引发的群体纠纷等，则需明确规定处理时限，严格把控每一个处理环节，确保处理过程严谨、结果可靠。二是全程监督，强化投诉处理的规范性。《办法》第二十六条新增的“回访问效”制度，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抽查回访和评估，为提升处理质效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具体操作中，需根据投诉类型、涉及金额、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设定抽样比例，针对重大疑难投诉与一般投诉制定差异化的回访策略。如对涉及公共安全、群体利益的重大投诉，提高回访比例并深入了解处理效果；对一般小额投诉，合理设置回访比例和回访时限，促进投诉处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是凝聚治理合力的关键。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既了解行业内部的规则与技术标准，又熟悉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与维权痛点，在纠纷调解、诉求传递、行业自律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委托调解”制度，允许市场监管部门将适宜的投诉纠纷委托给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处理，为社会力量参与维权工作提供了明确路径。后续应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与市场监管部门形成专业分工、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整合维权资源、统一规则尺度提供了新的可能。《办法》明确强调要实行统一的投诉举报数据标准和用户规则，统一通过全国12315平台处理投诉举报，实现全国投诉举报信息一体化。这要求投诉举报平台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提升数字化治理和服务水平。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快速识别消费维权领域的热点问题与高发领域，为监管工作提供精准指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简单投诉进行初步分类与分流，提高受理效率。同时，还需建立完善的数据共享制度体系与管理规则，明确各参与主体在数据归集、共享、应用、安全等环节的责任，细化数据使用权限与流程，避免因数据壁垒导致的处理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营商环境建设，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有其界限。近年来，以非法牟利、限制竞争为目的，而非基于真实维权需求的职业打假、恶意投诉现象仍然较多，甚至形成了职业化、规模化的黑灰产业链。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还挤占了有限的维权资源，损害了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对此，《办法》从消费行为与投诉行为的特征出发，明确了“生活消费需要”的判断标准，并授权设区的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具体判断因素。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清晰界定“合法维权”与“恶意投诉”的边界，综合考量投诉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频次、用途，以及当事人的职业身份、既往投诉记录等因素，构建综合性的消费行为识别模型，为区分两类行为提供客观、可操作的依据。比如对于同一消费者短期内多次大量购买某类商品并频繁投诉索赔的情况，需重点核查其购买目的与投诉动机，判断是否属于恶意投诉。通过进一步规范权利行使，在坚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切实维护经营主体的合法利益和正当经营空间。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2025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强调，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海南公安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部署要求，锚定创建高度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目标，努力构建“四个体系”，打造五张特色警务“金名片”，做实“四项支撑”，为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贡献公安力量。

构建“四个体系”，确保全岛封关运作平稳有序。聚焦服务全岛封关运作，推进自贸港重大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创造良好政治社会环境。

构建捍卫政治安全工作体系。坚定把握自贸港建设政治方向，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始终把防范政治安全风险置于首位，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决不允许危害政治安全苗头隐患起势成势。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体系化落实反恐防恐措施，守住自贸港不发生暴恐案事件的底线。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依法加强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健全网络舆情全链条处置机制，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

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主动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全链条管控涉稳因素，密切关注各类重点群体不稳定动向，建立健全重复警情治理等长效机制，加强突发事件预警应对，妥善化解敏感涉稳风险。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各级公安机关包案接访制度，扎实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构建反走私综合治理体系。健全省、市（县）打私办组织领导架构，巩固拓展“部、署、省”和琼粤桂联防联控机制，凝聚反走私最大合力。建立自贸港走私风险研判中心，强化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反走私核心功能建设，实战化运行沿海岸线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构建全岛闭合、高效响应的岛内、岸线、近海三道防控圈。深化集中打击治理走私专项行动，不给走私违法犯罪任何可乘之机。

构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纵深发展，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始终保持对电诈犯罪严打态势，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依法打击整治涉黄、毒品、私彩赌博等违法犯罪，守牢自贸港不搞黄赌毒的底线。开展未成年人“护苗”三年专项行动，实现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由升到降的重要转折。建立大型活动安全监管新模式，圆满完成各类国际国内会展、赛事安保任务。

打造五张特色警务“金名片”，服务国家战略顺利实施。积极探索以现代特色警务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确保国家战略顺利实施。

打造外国人服务管理“金名片”。聚焦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建设，构建完整系统的移民出入境服务管理体系，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有机平衡。出台扩大免签入境事由等海南免签政策，加强全国适用的免签政策与海南免签政策的协调互补、联通叠加。推进外国人签证证件全省通办、就近即办，营造高效便捷的涉外服务环境。健全免签入境外国人离岛管控机制，深化“公安+边检”协作机制，运用大数据提升人员流动风险监测预警能力。

打造旅游警务“金名片”。聚焦服务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营造安全有活力的旅游消费环境。深化旅游消费护航行动，健全“公安+行政”执法协作、行刑衔接机制，严打“套路购物”等涉旅违法犯罪，推动完善旅游行业监管，快速处置涉旅舆情，促进旅游行业综合治理。深化“平安景区”创建，“一景一策”指导景区完善安全防范体系，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力度，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放心的旅游环境。深化旅游警务国际合作，连续两年成功承办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旅游安全分论坛。

打造生态警务“金名片”。聚焦服务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新型生态警务模式。严厉打击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采矿、破坏耕地等突出犯罪，守牢美丽中国安全底线。推动生态警务与社区警务融合，扩大“生态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格局，凝聚生态保护强大合力。

打造警卫安保“金名片”。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建设，着力构建现代警卫安保模式，推进博鳌亚洲论坛现代警卫安保基地建设，实施“大安检”模式，优化重大活动警卫组织指挥、安保措施、勤务部署，营造更加便利宽松氛围。加强重点领域安全防护，推进南繁种业、深海研究、火箭发射等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国家重大战略基础设施安全。分级分类健全勤务指挥协调、警卫联动反应、应急响应协作机制，形成各方参与、共保安全的工作体系。

打造经济金融安全“金名片”。健全经济犯罪联合治理机制，加强与行业监管部门协作配合，全链条打击治理金融、证券期货等领域经济犯罪，维护自贸港经济秩序。前瞻研判封关后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加大对钻自贸港政策空子，实施涉税、洗钱、资恐等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工程领域串通投标犯罪，加强招投标活动全链条治理，堵塞制度漏洞，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做实“四项支撑”，锻造公安工作硬核力量。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加快形成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切实提升执法水平。

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公安。坚持法治思维，深化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加强执法办案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针对常见警情和案件出台精细化执法指引和现场处置标准，全方位开展执法规范化培训，加强对执法执勤行为的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为抓手，加强执法办案全流程监督，落实常态化执法质量检查通报制度，推动公安执法更加优质规范。

打造赋能实战智慧公安。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理念，全面提升公安信息化建设应用质效。制定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实施意见，科学谋划公安信息化建设思路，加强存量信息系统优化整合和深度应用。创新实施全省“统一接警、分级处警”警务模式，接处警工作更加规范高效。推进“情指行”一体化平台和侦查中心、基础管控中心等重点信息化项目建设应用，为自贸港风险防控提供智能支撑。

构筑更加坚实基层基础。高质量完成全省公安机关机构编制改革，形成适应自贸港建设需要的管理体制。推进派出所工作标准化、社区警务规范化建设，以基础管控中心建设为带动，构建新型社区警务机制。推动编制和警力向基层倾斜，严格执行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负面清单制度，落实警种支援派出所机制，更加有效保障派出所“主防”职能发挥。

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强力整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建设清廉警队。实施素质强警工程和人才强警战略，打造高水平公安专业人才队伍。公开干部调配方案，制定职级择优分批晋升工作指引，畅通交流任职渠道。做实爱警暖警措施，落实“两个职级序列”政策，建立面向公安英烈子女和特优辅警招录人民警察机制，全警职业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切实增强。

（作者系海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

坚持党建引领助力“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阶段，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全力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开发，是筑牢能源安全基石、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举措。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各项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国家首批“沙戈荒”重点工程——内蒙古华电腾格里1600万千瓦新能源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党组“四力四推”党建工程，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履行央企担当的磅礴动能。

胸怀“国之大者”，把稳政治引领“方向舵”。公司党委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将“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作为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首要战场。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党建入章”，不断完善党委前置研究重大事项清单，优化“三重一大”决策机制，确保将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通过“线上推进+现场监督”的方式对“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进行全过程跟踪督导。精准高效破题，面对工程建设中跨区域协调、跨行业协作、生态环境敏感等挑战，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充分运用“地企党建联建”“产业链党建联建”等机制，地企联合高效完成“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全面核准、用地审批和煤电项目能评、环评、林草使用许可等关键工作，为项目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煤电项目于2025年年底顺利完成第一方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内蒙古华电腾格里“沙戈荒”新能源基地项目迈入主体工程全面施工新阶段。力扛国企使命，公司党委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六个工程”战略部署，成功取得阿拉善盟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新能源建设指标，并于2025年顺利完成120.5万千瓦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

勇闯技术“无人区”，点燃创新驱动“新引擎”。项目建设初期，公司党委深刻认识到，“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是技术创新的“无人区”和“试验田”。党委班子成员带头解放思想，前瞻性提出“党建链引领创新链、创新链赋能产业链”的发展思路，探索科技创新新路径。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追光逐绿”“沙漠绿能”“绿电合作”等书记领衔项目，全力打通堵点、解决难点。聚焦“防沙治沙和长效长治”“新能源智能运维与远程集控”“掺氢燃烧研究”“熔盐储热应用”等攻关难题，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饱和式”投入。开展可降解技术规模化应用，利用聚乳酸（PLA）纤维袋状针织材料，铺设生物降解聚乳酸沙袋沙障1500亩，实现了“就地取材、以沙治沙”的创新。此技术在2024年12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边会进行了展示，为防沙治沙提供了“新思路”。光伏项目建设过程中打造中国华电首个“零碳工地”示范区，让“绿电”成为支撑光伏项目建设全过程的主要电源，实现了“用绿电建绿电”。《以“零碳”理念引领的“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绿色示范工程建设管理》荣获第三十二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内蒙古华电腾格里“沙戈荒”新能源大基地“零碳工程”建设》课题荣获中企研2025中国精益数智化创新大赛二等奖。

扎根攻坚最前沿，锻造组织建设“强堡垒”。公司党委坚持“项目建设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战斗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在“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期间，围绕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工程建设、品牌打造、保障民生，设立9项两级党支部联创项目、6项“党员先锋队”书记领衔项目、3项党建联建共建项目，不仅持续推动党的建设向中心工作精准聚焦，更在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上实现了党建工作赋能企业中心工作，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广大党员发扬蒙古马精神，在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战夏季40℃以上高温、冬季零下30℃严寒、常态沙尘暴侵袭的恶劣自然环境，实现200万千瓦光伏项目“当年投决、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中国华电“效率最高、工期最短”的大型新能源项目，荣获当年精品工程奖。精心打造“青驼先锋”特色党建文化品牌，通过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讲好奋斗故事，凝聚创新奋进、奋勇争先的共识。组织开展劳动模范、“达尔罕”工匠等评选，推动形成“一个典型带动一片，一批典型激活全局”的生动局面。

拓展“新能源+”，打造生态治理“新典范”。公司党委致力于将“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与防沙治沙、生态治理紧密结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新能源+防沙治沙”，落实中国华电“沙戈荒”新能源基地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研究，在光伏建设现场引种2200平方米试验区，种植花棒、梭梭等耐旱植物4000余株、播种3200多克。“新能源+生态修复”，建造“我在腾格里有棵树”创业林，组织党员、骨干300余人开展“绿动北疆·共植美好”义务植树、铺设草方格等活动，光伏项目外围一级固沙防沙防护体系已布置草方格6280亩，种树4400亩；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参加阿拉善盟组织的“内蒙古西部荒漠综合治理项目（二期）、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全面开工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新能源+度度关爱”，公司党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展现央企担当，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建设首个智能光储充一体化电站，坚持“智能微电网”，将充电桩、光伏板、储能系统等设备集中建设，通过“发—储—充”协同运作，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成为城市绿色交通体系的新亮点。通过“以光养桩”的形式，每年产出约120万度绿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942吨，相当于1.8万棵成年树木的年固碳量，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华电力量。

内蒙古华电“沙戈荒”新能源基地的壮丽画卷，是新时代能源革命的生动写照，更是我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展望未来，公司党委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擘画华电内蒙古公司“十五五”战略蓝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创新奋进、奋勇争先，全力推进“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在祖国北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系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年来，山东省昌乐县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锚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目标，立足县域发展实际，让企业家在昌乐放心投资、安心创业、顺心发展。近4年来，昌乐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54家、总数达到387家，新增上市挂牌企业4家、总数达到9家，供给工业用地8000余亩，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连续16个月居潍坊市首位。

构建高效便捷政务服务体系。昌乐县始终秉持“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理念，把阳光公开、高效便捷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

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在政府门户网站开设“重点事项”专栏，推动国有土地招拍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等涉企重点事项集中公开，接受企业和社会全过程监督，有效减少“人为干预”和“寻租空间”。厘清县镇村三级便民服务场所功能定位，梳理形成《政务服务事项清单》。通过“二维码”实现事项内容、办理流程、责任主体一键查询，让企业办事“一码查尽、一目了然”。

深化审批制度改革。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目标，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推动业务并联审批。创新推行“一个工作日办好”，除上级明确规定的法定时限外，梳理确定“日办结”事项1255个，实行当日办结，未办结事项从第二个工作日起，每天向办事方反馈办理进度，政务服务中心对办理情况实时公示，倒逼部门提高审批效率。

线上线下协同联动。构建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协同体系，推动政务服务从“多头分散”向“一站集成”转变。线下，全面推行首接负责制，实行“一个窗口办结”，首次承办单位全流程帮办，所有审批材料在机关内部流转，实现企业办事“进一门、找一人、全办成”；线上，大力推行“不见面审批”，创新办事、留言二维码“双码联动”服务，推动高频事项一点即办、企业诉求一提即应、帮办代办一触即达，795项高频事项实现“不求人、不见面”全程网办。

营造尊商重商浓厚氛围。昌乐县始终坚持尊商、爱商、安商、富商，以真情实意服务企业，让企业家在昌乐发展有尊严、有地位、有获得感。

厚植尊商重商鲜明导向。连续三年召开企业家大会表扬突出贡献企业家，庄严作出“四项承诺”：树立“墙内事经理做、墙外事政府办”的服务理念，坚守对企业合法诉求不讲条件、集全县之力解决的工作原则，信守“有事办好、无事不扰”的服务承诺，守牢严禁“吃拿卡要”的纪律红线，让尊企爱企、重商扶商成为全县共识。

建立常态化问题收集解决机制。创新推出县人大、县政协每月轮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制度，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征求发展建议。建立企业诉求“四个一”限时解决机制，明确一个单位牵头处办，一名班子成员专门负责，统一参照“两代表一委员”建议提案办理标准，一周内带队上门答复处办情况，对暂不具备解决条件的，详细作出解释说明。建立招商引资线索、在建项目存在困难、属地企业发展难题、需县级层面解决事项“四张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办结销号。

用好用实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常态化开展“问需求、送政策、解难题”遍访企业活动，组织干部深入企业一线，送政策、听意见、问需求、解难题，把服务送到企业心坎上。聚焦企业跨部门复杂诉求，健全用好服务企业小分队工作机制，推动多方联动、靶向发力，实现企业问题精准对接、高效化解。深入开展“我为企业找订单”“我帮企业组主场”专项行动，主动为企业搭建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增订单、稳销路。

夯实要素保障坚实支撑。昌乐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聚焦企业发展中的要素瓶颈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全要素、全周期保障。

强化土地要素保障。聚焦土地要素保障热点难点问题，秉持“节约集约用地”理念，持续开展闲置土地、低效用地清理盘活行动，优化建设用地报批流程，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建立企业用地需求“提前对接、全程代办”工作机制，组建专门服务团队，提前介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高效办理用地手续。

构建全周期金融服务。聚焦企业融资痛点，搭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平台，定期举办融资对接会、项目推介会，推动金融产品和企业融资需求“双向推介、精准匹配”。全面落实企业上市扶持政策，按照“储备一批、培育一批、上市一批”思路，精准对接企业上市需求，全程跟踪服务、指导帮扶，推动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打造人才集聚高地。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建立“柔性引才、刚性留才、用心育才”体制机制，完善人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全链条服务保障体系，切实解决人才后顾之忧。深化校地、校企合作，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共建科创平台、实训基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筑牢公平公正法治屏障。昌乐县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常态化开展企业普法宣传。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减税降费、权益保护等政策，开展“菜单式”普法，联合开展“法治护航新业态”等系列普法活动，精准向企业输送发展所需法治知识和合规指引。依托“爱昌乐”APP等本地新媒体平台，常态化发布“以案释法”典型案例、涉企政策解读，推动法治宣传覆盖企业生产经营、内部管理各环节。

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完善行政执法机制，灵活运用行政指导、说服教育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执法行为对企业正常经营的负面影响。深入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全面规范涉企执法流程，坚决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执法、随意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筑牢安商护企法治屏障。深入开展安商护企专项行动，对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案件，快速出击、严厉打击，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深化为企“法治体检”，围绕公司设立、合同管理等16个方面，梳理企业经营常见法律风险点及防范建议108条，编制形成“企业风险防范清单”，及时上门答疑释惑，帮助化解法律风险和矛盾纠纷，全力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依托“律师来了”法律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全链条法律服务，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让企业发展行稳致远。

（作者系山东省昌乐县委书记）

构建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专章部署“大力提振消费”，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在激发消费潜能、畅通经济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蓬勃发展的消费市场也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刻洞察金融与消费互动的内在逻辑，构建二者双向赋能、良性互动的新格局，是当前经济金融领域亟待回答的重大课题。

金融与消费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

从再生产循环看，消费是金融价值实现的关键场域与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有机整体。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更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金融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关键媒介，其重要功能在于跨期配置资源。一方面，金融通过信贷支持、支付结算等手段，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推动供给升级；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繁荣是金融资产质量稳健的基础。没有消费环节的有效顺畅，金融循环就会中断，资金空转将导致风险积聚。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需求的升级方向，指引着金融资本流向的轨迹，是推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信号。消费结构的每一次跃迁，都为金融服务打开了新的空间，成为金融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从本质属性看，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消费是检验金融服务质效的试金石。消费是实体经济最直接、最广泛的终端体现。金融支持消费，本质上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具象化，而消费市场的变化更是倒逼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随着居民消费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传统粗放的金融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这迫使金融机构必须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创新服务模式。消费升级引领了金融服务的升级方向，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实现了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与质效的提升。

从价值取向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根本遵循。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不仅涉及资金融通，更是关乎党的初心使命的重大命题。同时，亿万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与反馈，是校正金融发展航向的方向标。消费市场的普惠性需求，促使金融必须走普惠发展之路；消费者对权益保护的呼声，推动了金融治理体系的完善。这种互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超越了西方“金融资本中心”的固有范式，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金融与消费的良性互动被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战略决策。在这一宏大战略框架下，金融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也是建设金融强国、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载体。

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一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消费作为内需体系的核心构成，其规模扩大与结构升级是打通内循环堵点的核心环节。金融通过精准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引导资金流向最具活力的消费领域，弥合城乡区域消费差距，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劲动能。反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流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消费潜能的释放，也为金融机构拓展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强了金融体系的韧性与抗风险能力，使国内大循环成为金融业发展的坚实依托。

消费升级是助推金融强国建设与金融转型的战略基石。强大的消费市场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庞大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能够催生出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复杂的交易场景和广阔的零售市场，这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的沃土。消费结构的变迁，正引领金融业发生深刻变革。例如，绿色消费的兴起推动了绿色信贷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投资的发展，数字消费的爆发加速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迭代，养老消费的增长催生了养老金融体系的完善。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更是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导航仪，推动金融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消费环境建设是涵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实践场域。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做到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不仅需要在金融机构内部倡导，更需要在服务消费者的实践中践行。健康、诚信的消费环境是金融文化落地的土壤。在处理金融与消费关系时，是否坚持“以义取利”、是否做到“诚实守信”，直接检验着金融文化的成色。消费者的监督与选择，是倒逼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的无形力量。构建良性互动的消费金融生态，就是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融入具体的业务流程与服务细节中，让金融文化在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中彰显价值。

多措并举，形成长效互动机制

构建金融与消费良性互动新格局，要求金融体系必须深化改革创新，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向发力，既要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持作用，也要重视消费对金融转型的反向驱动，形成长效互动机制。

第一，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消费金融体系，提升服务精准度。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传统消费，合理优化消费信贷产品，支持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更新换代；针对服务消费，加大对养老、健康、文旅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借助科技手段赋能消费场景，让金融服务无缝融入百姓生活。金融机构应敏锐捕捉消费升级信号，将其作为产品创新、流程再造的战略依据。通过消费端的需求倒逼金融端的能力建设，推动金融机构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精细化风控能力和敏捷化响应速度，实现金融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促。

第二，以普惠金融为抓手，增强消费公平性与金融可得性。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关注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和新市民的消费需求，通过移动支付、小额信贷等工具，打破金融服务壁垒。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是释放被抑制消费潜力的过程，更是金融业拓展长尾市场、实现可持续商业模式的转型过程。通过服务广大消费群体，金融机构能够积累更丰富的数据资产、构建更立体的客户画像，从而在降低服务成本的同时提升服务覆盖面，探索出一条商业可持续与普惠性兼顾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路径，彰显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

第三，营造安全、便捷、诚信的金融消费环境，筑牢权益保护网与文化根基。消费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消费意愿，也是金融文化建设的窗口。金融部门要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规范金融营销行为。完善征信体系，推进信用基础设施建设，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这一过程不仅是维护市场秩序的需要，更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过程。金融机构要在服务中坚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底线，杜绝诱导性营销和过度授信，以稳健审慎的经营理念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通过构建诚信和谐的消费生态，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金融行业形象提升的双赢，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信用基础。

第四，强化宏观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扩大消费与金融转型的合力。金融支持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财政、产业、就业等政策的协同联动。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配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夯实消费基础。同时，金融政策应与产业政策紧密配合，围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方案。通过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激发消费潜力，引导金融资源向国家战略需求集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保障，擦亮“投资中国”名片。此前，商务部负责人在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就时表示，“十四五”时期累计吸收外资超过7000亿美元预期目标；2024年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34.6%，较2020年提升6个百分点；许多跨国公司说，“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近年来，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在经济稳中向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国市场还将释放更大吸引力，吸引优质外资长期在华发展。

首先，中国正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下的“稳定锚”。2025年，中国经济的稳健表现为全球投资者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1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这一增速继续保持领先。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结构性支撑：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2.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1.6个百分点，消费与出口协同发力，展现出内需与外需双轮驱动的韧性格局。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67万人，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2%，外汇储备稳定在3.36万亿美元左右。这一组数据，勾勒出一个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依然稳健前行的经济体轮廓。

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中国经济的韧性意味着当其他市场陷入政策混乱与地缘冲突的泥潭时，中国市场提供了宝贵的“避险效应”和分散化价值。在这样一个地缘政治裂变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安全与韧性正日益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相比之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总体保持和平稳定，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愈发凸显。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其稳定性本身就是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其次，中国的创新动能构筑了一个强力的价值磁场。如果说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体量是吸引投资的基础引力，那么澎湃的创新动能则构成中国市场的价值增强磁场。

进入21世纪以来，数字化和绿色化成为世界产业和技术发展最重要的两大趋势。而中国恰恰抓住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取得了快速进步，并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稳居世界前沿。当前，中国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不仅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也形成了最庞大的产业体系。对于有志于投身相关领域的企业和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例如在汽车产业，德国三大汽车企业分别与中国的三大数字企业展开紧密合作，以推进其产品的数字技术升级。而得到数字技术推动的中国电动汽车已经在世界市场遍地开花，助力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但是中国的技术进步并非单纯依靠新技术涌现提供的机会窗口，而是具有非常坚实的根基。首先，中国持续投入提升基础技术能力。2025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39262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80%。全年授予发明专利权97.2万件，截至年末有效发明专利631.8万件，比上年末增长11.1%；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受理量7.8万件，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坚实的科技基础将为中国的持续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中国拥有最庞大、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能够快速将最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产品；同时中国又拥有全球最大、最多元的统一大市场，能够为新产品的迅速迭代提供良好环境。最后，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具有高度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产业与技术发展规划为政府和企业对新技术与新产业的投入提供正确指引，而政府和企业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快速打造打通产业链、形成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产能布局，让中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最佳培育和成长基地。务实而高效的创新路径正在塑造着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科技产业和企业的价值认知。

最后，西方大国频频“向东看”，用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投资价值投下信任票。

在混乱与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汪洋中，中国正成为一座确定性的灯塔。这一点，从近期西方主要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的态势中可见一斑。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春，北京迎来一波引人瞩目的“访华潮”。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中国，并随行庞大的商业代表团，凸显了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源的吸引力。经贸合作的内生动力，无疑是吸引多国政要接力访华的最直接动因。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表现和飙升的产业科技实力是无法否认和忽视的，与中国开展合作无疑是一种最理性的商业选择。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中国正在为动荡世界提供极其宝贵的确定性。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秩序承受冲击之际，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治，展现出政策的高度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中国毫不惧怕单边霸凌，敢于直面威胁，发起有力反制，坚定捍卫了自身合法权益。即便是众多西方发达国家也对中国坚如磐石的定力和勇气深为赞赏，正是中国的敢于斗争为我们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和信任。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坚决拒绝滥用力量和权力，从未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而是始终遵循WTO规则和义务。任何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侵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都愿意与之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即使可能存在一定的贸易摩擦、投资纠纷，都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加以解决。不仅如此，中国事实上还在进一步加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不断改进国际化、法治化和市场化，为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提供更加开放、公平和可预期的大市场。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这一判断的深刻意蕴愈发清晰。这是对经济规律、市场逻辑与时代大势的理性把握，更是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认知的深刻转变。对于那些希望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分享未来增长红利的投资者而言，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未来同行。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一流大学如何服务未来产业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前沿技术不断涌现，引领和支撑未来产业快速崛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流大学是未来产业的重要策源地，本报记者就一流大学如何服务未来产业发展，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

记者：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杰才：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进方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对其重要性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实际和科学发展、产业变革逻辑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为我国以强烈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制度优势。一般说来，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从理论维度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常存在一种“创新悖论”，即资本会更加主动地推动短期的、确定的、基于现有产业的创新收益，但对威胁存量资产、现有垄断利益的颠覆性创新产业则会产生系统性的阻碍和压制。与之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机结合。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通过更强有力的科学规划和政策支持，推动资源向关键领域倾斜，实现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机统一，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从而加速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

产业优势。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必须强化产业协同。从历史维度看，正如电动汽车的快速崛起离不开传统汽车在车身制造、底盘调校、精密装配等方面积累的百年产业根基，未来产业的发展，绝非完全脱离现有产业体系的无中生有，而是根植于现有产业体系，在颠覆性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中逐步孕育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同时也拥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与多层次、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具备从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装备到系统集成、量产制造，再到市场消费的全链条支撑能力，为颠覆性技术快速迭代提供了广阔空间，大大降低未来产业早期培育的不确定性风险。

战略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关于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深刻揭示了产业发展的底层规律，为我国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在这一底层规律指引下，我国把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战略先手棋，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创新布局再到人才培育与产业培育的深度协同、系统集成，为我们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提供了长期战略定力与全局统筹能力。

记者：我们都知道，未来产业发展，核心是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面对未来产业的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一流大学在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哪些重要作用？

韩杰才：一流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具有学科体系完备、创新生态集成、人才培养系统的本质属性，在学科交叉、科教融合、产教融通领域具有天然优势。一流大学必须深化对人才培养本源的规律性认识，统筹未来产业需求与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激发自身特有优势，引领学生在新的不确定性中锻造确定性。

重构赛道布局。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国家战略急需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演进规律，紧紧围绕支柱性先导性产业交叉创新驱动特征，以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为重点、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导向、以人才有效产出为核心目标，分类围绕原创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产业、卓越复合型行业和全球治理等领域人才目标画像，设置更加灵活、更加柔性的学科布局，推动学生培养理念实现从“大而全”到“通而精”的全面升级。

激发原创潜能。培养创新人才本质上是要让学生将基础研究素养、创新思维能力转化为破解科技前沿难题、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实效。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激发与培养的底层逻辑，将创新引领有机融入学生成长成才的全流程、各阶段，构建以创新能力为核心导向的学生评价体系，迭代升级以课程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模式，打造以产业与科研双重前沿为牵引的“前沿问题牵引、重大项目驱动、跨界团队实践”培养新范式，支持学生在真实场景中锤炼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强化创业驱动。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自身衔接创新源头与产业终端的枢纽角色，将“创业”作为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度嵌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有组织鼓励支持学生在科技想象力最丰富、试错成本最低的低学段阶段，将创业这一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才培养练兵场，引领学生在深度拥抱“不确定性”中加速提升战略机遇识别能力、产业前沿开拓能力、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攻坚克难斗争能力，为未来产业发展筛选、培育、储备一大批顶尖人才。

记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引领和支撑着未来产业的快速崛起。应该说，科技创新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前瞻布局服务未来产业发展上，一流大学如何把创新资源富集优势转化为服务孕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

韩杰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一流大学既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当局者，更是有组织推动基础研究的核心承载者，必须从创新链的全链条各环节着手，把基础研究、重大工程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资源富集优势转化为服务孕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在服务国家创新体系中扛起使命担当。

强化原始创新。从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进程看，随着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稳步迈进，国家战略需求正在与世界科技前沿深度融合。一流大学应当主动肩负起以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为重点的基础研究重任，牢牢把握服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及自身发展受市场经济影响小的辩证统一关系，全面激发崇尚科学的浓厚文化氛围，坚持从“科学端”“工程端”“交叉端”和“产业端”着手，构建覆盖创新链全环节的有组织基础研究体系，以深层施策全面提升基础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精准突破关键。从我国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战略看，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正在从广泛探索向择优发展转型。一流大学应当立足自身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先发优势，在服务国家重大工程中，科学研判、前瞻分析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既要以超前布局的科学技术突破储备，实现对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服务保障；更要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在服务重大战略工程中，抽象形成体系化的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升级转化体系。从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看，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与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相比，其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的路径更加“崎岖”。一流大学应当深刻把握自身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生动实践中研判趋势、总结规律，探索突破原有“先有成果后转化”的惯性思维，统筹运用好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台，构建短周期、低投入、弱风险的科研攻关链集群，通过“小步快跑”，让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科技突破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驱动型”科技创新新范式。

面对全球产业布局和竞争态势深刻调整的历史机遇，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大学必须紧紧围绕未来产业特征，充分发挥一流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加速服务我国未来产业，打造差异化、长期化、根本化的战略竞争力。

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如何破圈出海

推动中国传统文艺经典走出去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强国，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文艺经典并持续释放影响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文化输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气派有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尤其2025年初《哪吒2》的横空出世，不仅票房创造了纪录，也让世界观众领略了中国古代神话的魅力。毋庸置疑，新的变局催生了新的机遇，给中国传统文艺经典破圈出海创造了条件，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文艺工作者理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用数字技术让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中国传统文艺经典，比如《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四大神话故事，其浪漫之美与古希腊神话不分伯仲；《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四大爱情传奇，反映的是人类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以及对权贵的批判。中国传统文艺经典是一座宝库，值得不断挖掘、分拣、擦拭，让丰富的库存历久弥新，造福人类。让中国传统文艺经典从宝库走进现代生活，首先要解决“破圈”问题。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当年由士子传播到民间进而被民众所接受，靠的是戏曲评书等载体。中国古代社会底层识字率很低，文艺经典中的人物通过戏曲、评书等走进大众并扎根在大众心里。国人无论老幼没有不知包公的，也没有不知关公、岳飞、杨家将的，这些文学形象之所以家喻户晓，戏曲、民间艺人功不可没。应该说民间艺人是中国传统文艺经典最早的“破圈”者，是他们让这些隐身于书卷里的历史人物从文字走上舞台，变成一个个鲜活的文艺形象。当下，中国传统文艺经典的“破圈”仅仅靠戏曲、评书等“老杠杆”显然不够，还需要科技杠杆来撬动，这就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是“破圈”神器，由此引发的技术革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哪吒2》的成功说明，先进的数字技术让文艺制作进入了一个新赛道，这个赛道标志着所有影视制作单位基本处于同一条起跑线，数字技术运用得好就能在行业中占得先机，反之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破圈”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经典的改编。常常有影视制作者说现在好本子少，他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说编剧问题确实是传统文艺经典“破圈”的短板，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现实中许多编剧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看了一部作品，人们能记住导演、主演，很少有人在意编剧，这种现象挫伤了编剧的积极性。因此，想要“破圈”理应重视编剧，编剧质量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败。需要理清的是，编剧应该把握好尺度，在改编传统文艺经典上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另一方面也要对原著进行契合时代的改编。《哪吒2》中的许多台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有些人物令人捧腹，是改编者赋予了传统经典新的隐喻和情绪价值，因此，用心用情用力对中国传统文艺经典进行改编是“破圈”的内容需要。当然，那种不负责任、改变原著风格、审美和价值取向的胡编乱改是不能接受的，借传统经典之名，行廉价噱头之实的做法应该坚决摒弃。

所谓文艺经典，是指那些不断被人提及并反复欣赏的作品，经典作品具备跨民族、跨地域传播的潜质，世界上没有哪一部文艺经典只属于小圈子，文艺经典只有更广泛地走出去，其蕴含的文化基因才能得到普及和传承。大自然中许多植物都靠风来传播繁衍，成熟的蒲公英花伞只要有风刮来，它就不会错过翻山越岭、跨越江河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大地上到处都有蒲公英黄色的花朵盛开。中国传统文艺经典“破圈”应该有蒲公英的传播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勇于开疆拓土。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要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来抓，既讲耕耘又问收获，最终实现遍地开花。1977年我国文艺工作者创作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法国巴黎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演员7次谢幕观众仍不愿离去，法新社称“整个巴黎为之鼓掌”。这个成功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怎样“破圈”、以何种方式“破圈”十分重要。试想，当年的《白毛女》如果不是以芭蕾舞的形式“破圈”，能否取得这种轰动效果呢？

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出海”已经上升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近年来步伐加快，成果丰硕。应该看到，距离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出海”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可以根据国家建设文化强国总体目标要求，制定现阶段至2035年中国传统文艺经典走出去规划，明确年度任务，加大组织协调力度，总体布局、分步实施，使中国传统文艺经典走出去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让各级组织重视起来，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实现“出海”局面的拓展。其次，提高中国传统文艺经典走出去组织化程度。借鉴《哪吒2》动员百余家协作单位共同攻关的模式，采取文化主管部门出菜单，国有或民营文旅企业担纲烹饪，多家协作单位添柴助燃的方式，及时调度、精心锻造，通过改编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经典之作，力争推出一部成功一部。再次，树立鲜明的扶持导向。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出海”要在立项、资金扶持、评奖、上映播出等诸环节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加大支持力度。遵循艺术规律，不能僵硬或套用某种固定模式，总体上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后，考虑海外受众需求，在撬动手段上尽可能采取数字动漫制作方式。《哪吒2》的成功离不开表现形式和制作上的成功，如果是真人实拍，不仅表现会大打折扣，而且还要受演员等诸多人为因素制约，容易出现一些不可控因素，影响作品输出。另外，在中国传统文艺经典“出海”中可适当嵌入中国文化的标志性元素。中华文化元素丰富多彩，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艺经典推介好这些元素，比如春节、中医、美食、特色民俗以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都可以搭载中国传统文艺经典的母船传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生命树》：一首人与自然的生命赞歌

由杨紫、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生命树》近期在央视与各大平台播出后，迅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当藏羚羊欢脱的足迹被遍地尸骸取代，当清冷的雪山被血泪浸染，当神圣的生态净土被交易染指，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自然保护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在只有一棵树扎根生长的“无人区”，一个有关人与自然的重要选择摆在了巡山队员的面前，一场有关保护与发展的生命颂歌在高原上展开，一段有关生态保护的传承接力故事写就，一棵代表着生命与传承的“生命树”在此萌芽、伫立与成长。这部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青海高原生态保护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力作，以青海省玛治县（虚构）巡山队的故事为主线，采用双线叙事结构讲述了巡山队跨越近30年深入自然的故事，取材自生态英雄索南达杰真实事迹，阐述以多杰为首的巡山队的组建与解散的跌宕故事和白菊追凶还英雄清白的事迹，展现了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进程、自然保护区建设历程、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推进过程以及汉藏人民互助的历程，不仅呈现了一部高原守护者的英雄史诗，更构建了一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叙事，展示了人与自然从对抗到共生、从索取到共赢的文明觉醒与生存智慧。

全剧以“生命树”为引，片名“生命树”具有多层含义，既是具象的树，即剧中女警白菊家院子里那棵全县唯一的树，代表着“无人区”中唯一的绿洲与希望，也是一个隐喻，隐喻在这片“无人区”的土地上人类如何扎根，如何在人与人、人与自然间构筑交错的信仰网络，进而顽强孕育情感、未来与文明，更是精神的象征与人们实践的痕迹——不仅代表对自然、环境、周围一切生命的敬畏，更代表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内心善良、热血、奋斗、团结、坚强等一系列品质，并彰显着这片热土上人们努力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生态实践。观看全剧，不仅能体会到青海省玛治县生态保护、人民生存生活、脱贫致富的不易，更能从对“生命树”的三重理解中寻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赢的生命之道。

“生命树”是一对重要关系，代表着对人与自身关系的深刻理解。该剧超越了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理解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藩篱，将镜头对准了万物生灵，传递万物平等、万物共存共生、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朴素而深刻的生命观。《生命树》首先谈及20世纪90年代玛治县的藏羚羊生存危机，大量盗猎者为牟取暴利滥杀藏羚羊，导致藏羚羊的数量一度濒临灭绝，其数量的减少引发了重大生态平衡危机。在此背景下，由县里主持组建的巡山队将最初探矿脱贫的任务转化为生态保护，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生命树》通过巡山队员在极低温环境下以血肉之躯挡在藏羚羊前面与盗猎分子对峙、救助受伤小鹿的英勇事迹，深刻展现了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生态网络中的普通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共生共赢的整体性关系。正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命树”首先代表一对重要关系，象征着人与自然间紧密、交错的关系。

“生命树”是一个重要转化，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创新。剧集直面了生态保护中最本质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抉择，如在面临入不敷出的收支情况下是否要继续将开发区变为保护区，继续通过开发附近丰厚的矿产实现脱贫致富还是坚持生态优先，如何改变牧民们“宁可盗猎不愿养牛”的观念等。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剧中人物实现了从“利用自然”到“守护自然”的观念转变，实现了从单一的消耗、依赖思维向共生共赢、均衡发展的创造性转化，展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间的均衡发展和有机转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体现了当地人扎根土地、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兼顾保护与发展的生存智慧。剧中白菊牵头的系列生态工厂成功走出了一条化当地自然生态优势为经济发展优势的生态实践道路，带领乡亲们摒弃传统挖煤盗猎的谋生方式，改做生态产品脱贫致富的故事，呈现了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创新，本质上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回归。

“生命树”是一个重要实践，描绘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生态实践。从1996年盗猎猖獗的“无人禁区”，到2014年万物竞发、生机勃勃的绿洲，《生命树》并未止步于对生态困境的呈现，而是通过跨越近30年的时间线，描绘了人与自然从冲突走向共生的实践，“生命树”不仅是观念的萌芽和扎根，更是青海省玛治县巡山队、牧民等多重群体深爱这片土地、奋力改变故乡的实践展现，青海省玛治县主人公们的人生与这片热土息息相关，他们帮助乡亲们致富“奔小康”，也为保护和建设家园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故而“生命树”也同时体现了一个重要生态实践和范例。一方面，“生命树”展现了青海省玛治县人民在精神和理念方面的革命，不仅通过确立人与自然的正确认知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密体验，唤醒了作为地球生命一员的身份认同，更经历了从“以命相搏”到科学治理的转变，从冲突对立到共存转化的科学转化，生态理念的革新不仅体现了当地人民生态观的进步和发展，生态实践中青海省玛治县所展现出来的奉献、斗争、热爱精神更是体现了主人公们的精神富足与强大。另一方面，“生命树”还深刻展现了青海省玛治县的具体实践，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新科技手段融入生态“智慧管控”、一系列可持续生态产业的诞生与发展，都在当地的生态实践历程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生命树”不仅是一个符号与象征，同时也是人类生态实践和治理足迹的重要展示。

正如青海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在致《生命树》剧组的信中所言，这部剧“是一封献给大地、英雄与人民的深情告白”。《生命树》不仅讲述了高原上人与自然共同写就的生命赞歌，同时也以智慧、信仰的力量提醒着人类需要时刻将自身放入生命圈思考与自然共存的生活哲思和伦理，在永远的铭记与接续中实现生命之树的长青不朽。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和政治智慧。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创造的宝贵历史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历久弥新，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长期实践和成功经验，准确把握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核心作用和时代使命，紧紧围绕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夯实群众基础，壮大多方合力，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健康根基。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

1952年，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党的群众路线与卫生防病工作结合起来，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7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充分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时期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先后开展了除“四害”、“两管五改”、“五讲四美”、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卫生城镇创建、“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等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彻底消灭了天花等传染病，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病、烈性传染病和地方病，并在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提高群众文明卫生素质、提升社会健康综合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爱国卫生运动以较少投入产出较大健康效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中国的国宝”。

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发展卫生事业的综合施策，我国居民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不足35岁，快速提升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近50岁、70年代后期的近68岁。妇女、婴幼儿、青少年健康水平也大幅提升，有效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源。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实践是党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的创新运用，是深刻把握卫生健康工作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其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在于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在于坚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控、综合治理。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保障促进人民健康的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传承弘扬。

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传承创新、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并稳步取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发挥群众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力度，建设健康、宜居、美丽家园”。在2020年6月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部门设置、职能调整、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保障，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2022年12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希望全国爱国卫生战线的同志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为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爱国卫生运动传承创新、持续加强、深入开展，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效。爱国卫生组织体系持续完善，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职能不断健全，多部门协作机制得到强化，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覆盖率超过98%，构建起自上而下行政动员与自下而上主动参与相结合的群众动员机制。健康中国建设协调推进，针对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聚焦重点人群，陆续实施18个专项行动，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国有90多个地市（区）探索对各项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估，有6个地市从立法层面颁布实施健康影响评估制度，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康的风险隐患。约三分之二的城市和超过40%的县（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卫生县（市），推出一批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城市，打造有利于人民健康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新冠、基孔肯雅热、登革热等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广泛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和病媒生物防制，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形成了全民参与健康治理、群防群控传染病的良好社会局面，有效降低了疾病通过环境传播的风险，有力保障了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高，结核病、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或保持在低流行水平，历史性消除疟疾，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稳步下降，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9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扛起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使命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从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挑战看，随着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影响健康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因素更加多元、多样、复杂，吸烟酗酒、不合理膳食、缺乏运动、超重肥胖、心理精神障碍等传统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身心健康问题仍然存在，电子烟、网络依赖等不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的新形态不断出现，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88%，肝炎、肺结核、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从发展要求看，国家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更加注重社会健康综合治理，人民群众对健康产生新的期待和更高要求，主动健康的意识不断增强，更加关注所处生产生活环境对自身健康的影响。

爱国卫生运动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显著优势，是社会健康综合治理的有效模式，为应对当前面临的健康挑战、维护人民健康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有力抓手。爱国卫生运动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顺应新形势、新要求，承担起协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职责任务，探索社会健康综合治理的新路径，推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卫生健康工作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到2030年努力使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左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优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牢把握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根本保障。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优势，加强跨部门协作，研究解决重大健康问题，广泛发动全社会打造健康宜居的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汇聚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动员优势，大力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动员广大群众重视自身健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抓起，加强健康促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文化优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群众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移风易俗、树立新风，提升全社会综合文明素质，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以爱国卫生运动新成效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大意义，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丰富内涵、与时俱进，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切实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爱国卫生运动的根本力量和组织保障。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保证爱国卫生运动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健全完善的组织领导体系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基本条件，需发挥好全国和各省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议事协调职能，加强地市级及以下爱国卫生工作机制建设，广泛构建各层级纵向贯通、各部门横向协同的工作合力，有力推动健康体重、无偿献血、控烟、环境卫生整治、健康科普、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处置、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等重点工作，推动解决关系人民健康和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手段，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发动群众、动员社会的方式方法，增强爱国卫生运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主动参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全民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的良好氛围。

推动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健康影响评估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有效工具，是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重要举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各地政府的明确要求。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可能影响，推动各地各部门将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目标，将健康影响纳入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全过程，强化以健康促进为导向的部门协同和高效服务，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康的风险隐患。认真总结地方立法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的经验，加快推进健康影响评估立法地方先行先试、国家积极推进，为推动经济社会与人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推进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健康中国行动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有效实践路径。从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控重大疾病出发，坚持中西医并重，深入实施18个专项行动，采取针对性和可行性强、健康效益明显的干预措施，构建政府、社会和个人协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工作格局。大力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加强健康科普宣教，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激发广大群众热爱健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热情，养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开展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健康城镇是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的重要抓手。高质量开展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建立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动员各部门和全社会履行健康责任，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提高社会健康综合治理水平，从源头上统筹应对各类健康危险因素，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经济社会治理模式。树立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品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地积极推进健康城镇建设，以城市（区）、县（市）、乡镇为不同层级的单元，全面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夯实健康中国建设根基。

做好传染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是提升传染病防控成效的重要依托。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继续聚焦重点场所、薄弱环节，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加快垃圾污水治理，推进厕所革命，保障饮用水安全，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建立健全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制。深入开展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影响健康的环境问题治理，为人民群众打造健康宜居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强化病媒生物防制，消除病媒生物孳生环境，有效防控基孔肯雅热、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媒介传染病。与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监测人感染新亚型流感动向，严防动物疫病向人群传播。发挥好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及社区网格员、居民健康管理小组等作用，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构建全民参与疾病防控、共建健康家园的强大合力，筑牢群防群控的社会防线。

提升爱国卫生运动管理效能。推进爱国卫生专家智库建设，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和业务知识培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杜绝突击迎检、重复填报表格等行为，提高爱国卫生科学决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全国健康城镇创建、健康中国行动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将主要健康指标和普惠托育服务等人口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及时监测主要指标进展情况、行动目标实现情况、各项任务落实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优化调整，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年年有进展、有突破、有成效。加快推进爱国卫生立法，将爱国卫生运动长期积累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固化下来，推进爱国卫生工作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有效提升社会健康综合治理水平。

语义信息论驱动6G技术范式变革与创新发展

张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提出了宽带4G TDD移动传输理论与方法，创建了多域认知的无线异构组网架构，攻克了测试仪器动态可重构技术，构建了完整的语义信息理论框架，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等多项奖励，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第六代移动通信（6G）作为面向2030年及未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更是国家科技竞争力、产业影响力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并将6G等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凸显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尽管我国6G研发整体进展处于世界前列，但发展过程中既面临多维度外部压制与激烈国际竞争，也处于依托基础理论突破、重构技术范式、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机遇期。这要求我们聚焦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传统路径依赖，以语义信息论原创性理论引领技术变革，从而巩固我国在全球6G格局中的领先优势。

国内外形势研判：传统路径受限与战略转型紧迫性

在国际竞争方面，竞争进一步加剧。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签署《赢得6G竞赛》备忘录，明确将6G视为关乎国家安全、外交及经济繁荣的基础性力量，旨在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此举标志着全球6G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美国的战略意图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抢占“AI+实体”的交互通道。美国深刻认识到，随着算力泛在化部署，数据感知与传输在大模型应用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的AI将从数字世界的“游戏”走向对实体经济（含国防）的深度赋能。通信作为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交互的通道，谁掌握了高效交互方式，谁就掌握了未来AI向实体经济渗透的路径。二是战术层面，依托传统优势固化技术壁垒。美国试图利用其在传统通信技术路线、卫星互联网、芯片制造、基础软件、产业生态与国际竞争等领域的存量优势，重现2G时代移动通信的辉煌。过去半个世纪，从1G到5G的演进均沿袭香农信息论划定的“延长线”进行，国内外科学家都受该延长线束缚，认为此线不可逾越，全球产业生态也长期受此束缚。美国企图通过强化这一传统范式，对我国形成持续的“路径锁定”压力。

在国内发展方面，6G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战术执行需进一步升级。“十四五”期间，我国依托5G领先优势统筹推进6G研发，整体进展位居国际前列，为“十五五”6G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贯彻国家重大战略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是6G战略定位还需更加清晰。在“AI+”浪潮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多重冲击下，全球产业生态链加速重组。我国6G发展战略应从过去的“在已有的国际产业生态下，争取占据国际领先地位”，转变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争取改变生态以保持我们的优势”。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转折窗口期，是当务之急。二是战术部署应更加务实管用。国家为了实现6G战略目标，设置了一系列重大研发计划，但部分课题仍局限于5G技术的线性延伸，过度关注带宽增加、时延降低、数据传输可靠等传统指标，缺乏对未来通信场景、通信对象及约束条件的本质思考，尤其忽视了6G对AI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三是我国虽具备全球领先的移动通信产品制造能力与性价比优势，但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及基础软硬件仍受制于人。因此，面对“卡脖子”难题，不能仅靠修修补补，必须从基础原理上改变生态，以新的技术重构移动通信技术发展范式寻找破解困局的中国办法。

开创“智能内生”的6G演进新路径

传统通信技术长期以“正交资源分配”与“比特可靠传输”为主导范式，正逐步陷入增量优化边际收益递减与系统复杂度无序堆叠的困境，这不仅压缩了网络通信的创新空间，也制约了系统在可持续性、简约性和通信效率等新目标上的根本性跃迁。特别是随着AI的发展和6G时代来临，6G与AI交互耦合，6G通信对象从“人”扩展到“数字人”与“机器人”，业务形态从“可传比特”转向“可用智能”，通信系统亟须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向理解与传递语义信息的新阶段迈进，而经典香农信息论中“语义无关”的基本语法通信假设，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瓶颈。

智能时代的数据源自真实人、数字人、机器人“三人行”的虚实融合世界，大部分新增数据将来自数字人和机器人（大模型交互、生成式视频、具身智能交互等），这些数据量非常之大。若沿用旧有交互方式，传统通信网络将无法承受海量数据负荷。因此，传统移动通信规划代际“提升传输容量满足数据增加”的逻辑，在智能时代已不再成立。而数字人和机器人数据恰恰具有语义的特征，通过语义通信方式传递特征，能够以很少有效数据量满足智能时代的信息交互需求，因此，通信理念必须发生根本性变革，即从“提升传输容量以满足数据增长”，转变为“传输数据语义特征以满足交互有效性”。

尽管国际学术界探索语义信息论70余年，但始终未能建立兼具数学严谨性与工程实践性的完整框架。自2019年以来，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代表的我国科研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语义通信系统设计的第一性原理，发现语义与语法信息间的“同义映射”关系，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语义信息理论体系。

该理论严格证明了语义信道容量相较于经典语法信道容量可实现logS4倍的提升，其中S为基于人工智能算力、算法与数据能力动态构造的同义区间长度因子。这一成果不仅从数学上证明了“语法通信是语义通信的特例（即S=1），语义通信是语法通信的推广（即S>1）”，也首次为语义通信的性能增益提供了可量化、可验证的理论依据。这一原创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通信与AI融合的基础理论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跨越。

在上述原创理论指导下，我国科研人员构建了体系化的技术路线，其核心是通过“AI+通信”构建“内生AI”体系，实现了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这两大基础领域的深度融合。这一路径不仅是实现内生AI的理想选择，更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通信的框架约束。具体而言，语义通信依托内生AI能力，系统性解决通信领域的三大根本问题：第一，内生AI运用其知识体系，破解了“带宽增加反而导致资源消耗加剧”的经典困境，实现了资源效率的智能优化；第二，内生AI基于对信源语义的深度理解，进一步实现信源压缩，践行“压缩即智能”的技术理念，目前已具备近千倍的高效压缩能力；第三，内生AI能够根据下游任务的动态变化自适应调整通信策略，体现“适应即智能”的机制创新，显著增强通信系统在低信噪比环境下的可靠传输能力，从而突破传统通信系统依赖高信噪比条件通信的局限。

这一技术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更为后摩尔时代芯片尺寸受限和元器件规模的矛盾日益突出，以及后冯·诺依曼时代算力堆砌失效的难题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既能为具身智能、智能制造、智能交通等关键领域提供全新支撑，还将推动芯片产业创新发展，助力突破外部技术制约。

新通信技术范式的示范验证

在语义信息论这一原创理论指导下，我国成功开辟出一条具有革命意义的6G技术发展新路径，构建起全新的语义通信技术范式。目前，相关成果已在多个关键领域完成示范验证，展现出重要的应用潜力与战略价值。

在民用领域，赋能千行百业。针对沉浸式通信场景，相关技术成功在中国移动视频彩铃业务中落地应用，在2024年欧洲杯、巴黎奥运会等期间实现多个专题内容上线，实测传输效率提升10%—20%，播放量突破5.9亿次，显著提升用户体验；针对泛在连接场景，开展了高轨卫星全链路自研视频语义通信外场试验，将传输效率较现有方案提升约3倍；针对面向工业互联网这一超大规模多连接场景，将相关技术应用于国家电网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智能抄表业务，实现了重要语义内容保护与传输增强，大幅提升任务准确度。

在国防领域，筑牢安全屏障。面向国防重大需求场景，创新提出抗干扰、抗截获的军用语义通信新技术体制，研制出全球首款语义通信芯片“義1.0”，证实了利用语义信息处理特性和新型计算范式能够大幅提升集成电路的面积与能量效率，使落后芯片工艺获得先进工艺相同效率成为可能，为军用通信技术及装备开辟了一条全新赛道；研制全球首个基于语义通信的短波电台，首次实现从北京到西安1200公里的语音语义电话测通，为我国非常时期保底通联装备了“灵敏耳朵”；实现高速高机动平台图片语义通信的首次外场测通，为我国空天防御体系擦亮了“眼睛”。

此外，2024年北京邮电大学牵头建成国际首个面向6G智能通信融合外场试验网，为6G关键技术研发、试验验证、国际标准制订推广和未来产业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AI+6G”新格局

6G技术发展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沉浸式交互、海量感知等新业务对数据规模与实时性提出极高要求。仅依赖“扩带宽、堆资源”的传统路径已难以为继。我国提出的语义信息论正是破解这一困局的“拐点”理论，充分彰显了我国在6G领域具备“从0到1”的基础创新能力。为将理论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AI+6G”新格局，应从以下方面发力。

在顶层设计上，构建国家6G移动通信发展战略。以“AI+6G”的战略替代原来的“带宽越宽、时延越短、速度越快”的传统通信范式，明确将“以语义信息论为基础、智简为设计目标以及6G与人工智能融合为抓手”的新型通信系统范式上升为国家的6G战略。我们要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通过理论原始创新打破国际封锁、实现“换道超车”的发展之路。

在研发策略上，实施灵活务实的国家6G开发计划。目前在国际上存在两条不同的6G技术路线，一是以传统通信大企业为代表的群体，他们为了保持已有的利益，试图仍在原有的延长线上做技术改进；二是中国主导的技术新范式。为了保证国家利益上的均衡，需采取“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多路并行、重点突破的开放政策。对于传统技术路线，鉴于“十四五”期间已有大量预研积累，可主要由龙头企业继续推进，保持现有优势。针对新范式，可以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支持以语义通信为代表的6G新范式研发，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力争在下一代通信标准中掌握主导权。

在生态构建上，打造“攻防兼备”的产业发展体系。目前，我国6G新范式已基本成型，但仍需在理论完备性、关键技术攻关及“杀手锏”应用挖掘上持续发力。对内，我们要凝聚产学研用共识，形成创新合力，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进程。对外，我们要加大成果宣传力度，积极推进国际标准化工作；加强知识产权全球布局，在技术推广与产业落地中形成“最好的防御是进攻”的局面，构建开放共赢、自主可控的全球6G新生态。

6G之争，本质是未来智能社会主导权之争。依托语义信息论、控制论和复杂系统论这一交叉原创的“AI+通信”新型交互范式，我国有望在6G时代彻底摆脱跟随者角色，通过重构技术范式，不仅解决自身的“卡脖子”难题，更为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双螺旋结构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为我们厘清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互动形态、关联模式已发生深刻重构，亟须突破传统认知框架，构建契合实践发展的新逻辑。

成果转化层层加力为何仍难见成效

长期以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往往被理解为一条自上而下、前后相继的“线性转化链条”，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这一逻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工业化加速推进、技术路径相对清晰的阶段，曾对推动科研成果走向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线性转化逻辑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正在显著下降，以线性逻辑构建的制度安排也难以有效适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要求。

现实中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是，科研投入持续加大、科技成果数量不断增长，但产业竞争力并未同步提升，部分领域甚至出现科研与产业脱节、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的问题。一些地方和行业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策工具不断叠加、组织形式日益复杂，甚至层层加力，但预期效果并不理想，科技与产业之间的摩擦甚至有所加剧。这一困境并非简单源于执行不到位或资源不足，而在于线性逻辑本身已难以刻画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真实而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制度层面看，线性转化逻辑隐含着一种单向因果假设：科技创新是源头，产业创新是结果，二者通过成果转化实现衔接。这种假设在高度不确定、路径多元、跨学科交叉加速的环境中越来越难以成立。要理解当下科技与产业融合的新形态，有必要从“线性转化”转向“结构性演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关系。

在此意义上，提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螺旋结构”，并非修辞性的比喻，而是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

“双螺旋结构”的基本内涵和五个关键模块

所谓“双螺旋结构”，是指科技创新系统与产业创新系统分别对应两条螺旋（下称科技螺旋、产业螺旋）。它们并非通过单向、线性的成果转化路径简单衔接，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围绕目标牵引、要素配置与系统约束，形成并行演化、相互塑形、动态耦合的两条主线。两条螺旋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同时又在持续互动中不断校准方向与节奏。其主导权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制度环境、产业成熟度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发生阶段性切换，进而呈现出“非线性融合”的整体形态。

从结构上看，“双螺旋结构”不是对线性转化的简单修正，而是对科技与产业关系的一次认识转换。它至少包含五个相互关联、但不可相互替代的关键模块。

第一，双系统并行存在，是“双螺旋结构”的基本形态。科技螺旋与产业螺旋在目标函数、运行逻辑、评价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以知识创造、前沿探索为核心，更关注边界拓展，强调长期积累与失败容忍；后者以效率、规模和市场竞争为导向，更关注成本、质量、交付与快速响应。二者并非“先后阶段”的关系，而是长期并行、相互影响的两个螺旋。忽视这一并行性，试图用单一逻辑统摄，往往导致科研评价与产业需求错位，要么以短期效率逻辑挤压探索空间，要么以科技指标替代产业选择机制，造成政策失灵或系统性摩擦。

第二，主导权的阶段性切换，是“双螺旋结构”的核心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科技螺旋与产业螺旋的主导权并不相同。前沿技术突破期，科技创新往往居于主导，需要在制度上强化稳定支持与长期导向，为高不确定性探索留出空间和耐心；应用和扩散阶段，产业创新则成为关键驱动力，需要以企业组织能力、工程化能力、供应链协同和市场运营能力塑造竞争力。主导权切换并非主观选择，而取决于不确定性是否被系统性消化到可承受区间。可承受区间的判定，至少应同时观察技术可复现性、工程稳态与场景可复制性三类信号。不存在“永远以科技为中心”或“始终由产业牵引”的固定模式。

第三，耦合接口的制度化建构，是“双螺旋结构”实现协同的关键枢纽。双螺旋并非自动缠绕，而是通过具体平台与组织机制实现耦合，如概念验证与中试平台、工程化验证与标准体系、应用场景开放与首用首试机制、产业组织形式与协同网络等。这些接口既是技术从样品走向产品的通道，也是产业需求反馈科研的重要节点。用“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篱笆墙、疏通快车道”的思路推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重点不在于简单加大投入，而在于把耦合接口从源头就建起来并有效运转，特别是让企业在场景定义、共议技术路线与标准形成中发挥实质性作用，避免两条螺旋各转各的、互不着力。

第四，反馈—迭代的循环过程，是“双螺旋结构”演化的内生动力。在线性逻辑中，产业对科研的反向影响常被视为“干扰”，但在“双螺旋结构”中，反馈与迭代恰恰是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产业需求对科研选题与技术路线的塑形、工程约束对技术方案的筛选、技术突破对产业组织与供应链结构的倒逼，都会通过多轮迭代重塑双方能力边界与协同方式。很多技术是以真实场景为载体，在“场景—反馈—再设计”的循环中形成螺旋式演进，起始场景与最终应用场景往往发生迁移。推动融合，关键不是追求一次性“成功”，而是构建可持续的反馈链路与迭代节奏，让创新链与产业链在互动中不断提升耦合效率，实现从“能对接”到“对得准”的结构升级。

第五，外生约束的制度嵌入，是“双螺旋结构”的边界条件。“双螺旋结构”不仅受内在逻辑驱动，也必须嵌入国家战略目标与硬约束条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等因素会塑造主导权切换的节奏与边界；技术与产业的不确定性决定风险治理是常态议题，需要以风险识别、验证评估、退出纠偏等为双螺旋提供“可控的试错空间”；绿色低碳转型则对技术路线与产业布局提出全生命周期约束。把这些约束嵌入结构，就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划定边界、校准节奏，使双螺旋在复杂环境中沿既定方向稳定演化。

以结构性调整推进深度融合

需要强调的是，“双螺旋结构”并非万能模型，其适用性同样存在明确边界。至少在三种情况下，该结构会发生失效或扭曲：一是单一螺旋长期垄断主导，导致科研或产业一方被系统性压制，进而破坏双向赋能；二是关键接口缺失或断裂，使两条螺旋各自运转、难以形成有效耦合，出现“平台空转、转化断层”；三是尺度错配，把制度性问题简单化为项目层面的“补短板”，在指标冲动下用碎片化修补替代结构性优化。这些失效情形，恰恰揭示了“投入不小、效果不彰”的深层原因。

从政策视角看，“双螺旋结构”的启示不在于“政策更强”，而在于“更关注结构”。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和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持续创新，是“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过程。因而，政策角色不是替代系统运行，而是在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调节主导螺旋、优化耦合机制、校准运行节奏，推动融合从“成果转化难题”走向“结构性制度融合”。只有以结构性视角理解并推进深度融合，才能在复杂环境中提升制度调适能力、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韧性，更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

谱写加快建设“全球一流现代化创新城区”新篇章

南海之滨，有一片充满活力与创新的热土——深圳市南山区。这里是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之地，如今已成为华南地区的经济大区、科技强区、创新高地，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3年稳居广东全省区（县）第一。2025年，南山区地区生产总值历史上首超万亿元，成为全国首个达到万亿级规模的地市辖区。

“万亿城区”的炼成，是南山区委、区政府以昂扬姿态书写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十五五”时期，南山区将锚定“全球一流现代化创新城区”目标，全力建设“现代化先行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核心区”“民生幸福标杆区”“可持续发展先锋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实现全面跃升。

5年跨越4个千亿级台阶

南山区的时间广场是1979年7月打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的原点，广场竖立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见证着深圳建设的征程。

时间快进到2025年，这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也是南山区建区35周年。从建区时地区生产总值仅78亿元，到200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再到迈入“万亿城区”，35年的历史经纬勾勒出南山区经济发展昂扬向上的增长曲线，彰显了特区人敢闯敢试、先行示范的拼搏精神和使命担当。

“十四五”期间，南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7000亿元、8000亿元、9000亿元、1万亿元4个千亿级台阶，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8%以上。2025年，南山区地均GDP达54亿元/平方公里，人均GDP超过54万元，呈现高质量发展鲜明特征。这一年，南山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全面发力，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出口总量均居全市第一。营利性服务业营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金融业保费收入等主要行业多项指标表现亮眼。

截至2025年底，在南山这个土地面积仅有185平方公里的区级行政单位上，有着218家上市公司，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土地孕育超过1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1992年底，南山区仅有2家上市企业，总市值约34.5亿元；到2025年底，南山区的上市企业总市值超7.7万亿元。这些上市企业不仅为南山区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更通过产业链辐射带动了区域经济的整体升级。

多年来，南山形成“服务+制造”深度融合的格局，既保有坚实的高端制造根基，又叠加优质的现代服务业动能。南山区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科技创新可以不断突破资源的瓶颈和限制，凸显了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能。

争创“现代化先行区”

如何看待南山“万亿城区”的成色？南山区的发展源于“现代化先行区”建设的硬核底气。

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南山区聚焦“现代化先行区”建设，一方面实现了“量”的跨越：从体量来看，南山以不足全市十分之一的土地，贡献了深圳全市超过四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另一方面实现了“质”的跨越：在坚持全力服务企业的背景下，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为辖区企业减负427亿元，提供政策性产业用房近50万平方米。

具有扎扎实实的创新创业根基。南山科技园承载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从华为到腾讯，众多科技巨头从这里崛起。政府大力招商引资，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让体制创新、机制灵活的南山科技园迅速成为深圳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和科技发展的高地。从深圳湾畔11.5平方公里的南山科技园起步，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头部企业全面领跑、新锐企业多点开花、中小企业蓬勃兴起”的发展局面，企业梯队培育成效显著。

具有持续壮大的新动能。目前，南山辖区内有超63万家商事主体，有的以硬核科技破圈出彩：星池一号B星进入太空、“空中的士”飞跃湾区；有的以制造实力夯实基底：医疗器械、网络通信、新能源、高端制造业企业次第花开；有的以AI改变人类生活为目标：各式各样的机器人用于家庭陪伴、商用服务甚至工业制造……数据显示，如今的南山区拥有千亿规模企业4家、百亿规模企业45家、十亿规模企业355家，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394家，形成龙头企业如“乔木”顶天立地、腰部企业如“灌木”枝繁叶茂、初创企业如“草木”生机盎然的繁荣生态。

如果把南山放到全球竞争大势中来审视，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这座城区正在经历怎样的跃迁：不只是经济体量“上台阶”，更是发展逻辑从“量的不断累积”转向“质的系统跃升”，产业形态从“枝繁叶茂”走向“热带雨林式生态”，开放格局从“沿海一隅”拓展为“海内南山、海外南山、海洋南山”统筹推进的新局面。

争创“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如何看待南山“万亿城区”的特色？南山的发展源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内生韧性。

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集聚特色。在南山区留仙大道沿线，有一条长约10公里的“机器人谷”，一大批科技创新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在这里成长起来。“机器人谷”位于深圳大学城及其周边，地处阳台山南部余脉和塘朗山之间的谷地。在这条狭长的谷地两侧，既有科研机构，也有知名高校，更有著名的机器人公司，构成了“高校—研究院—企业”的黄金三角架构，也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的产业集聚特色。这里科研机构林立，众多科研院所和企业瞄准科技前沿奋力突破，为产业发展筑牢根基；这里教育氛围浓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西丽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知名院校聚集，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这里产业链条完整，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安全适用的产品能够尽快走向市场、做大规模。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关键抓手。机器人产业是南山区产业创新生态的缩影，南山区近年来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力构建全过程创新生态链，进一步擦亮南山创新的“金字招牌”。战略力量与各方英才加速集聚：鹏城实验室升格国家实验室，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成为部省市共建重大平台，3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6个学科进入前1‰。全区国家级、省级创新载体总数超700家，汇聚高层次人才超1.3万名、高技能人才超24万名，为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智力源泉。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超860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累计达2.5万件，研发投入强度从6.65%跃升至7.87%。

南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比经济增速数字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内在活力，体现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让制造业的根基支撑服务业的升级，让服务业的专业反哺制造业的跃迁，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数据显示，目前南山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58.6%、60.7%，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重近90%。同时，对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入的持续重视，正是在为“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远未来积蓄力量的“无形引擎”。

争创“综合改革试点核心区”

如何看待南山“万亿城区”的亮色？南山区的发展源于“综合改革试点核心区”建设这把“关键钥匙”。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这些年，南山区推出了一批有力度、有实效的改革举措，实现了从开放窗口到开放枢纽的转变。南山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战略链接点”，重点领域改革形成一批“南山经验”。过去5年累计承担国家、省、市重大改革试点13项，主动谋划重点改革任务超100项。“信用就医”无感支付等多项举措获评全国典型案例。区域协同与对外开放能级跃升——西部港区开通国际班轮航线超190条。5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总额超628亿元，进出口总额实现翻番。

构建专业化服务体系。南山区2025年4月成立的“全球服务中心Go-Global”，汇聚了3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旨在构建一个企业“出海”的综合性赋能平台。其理念是：让有切身经验的机构来帮助更多企业识别机遇、规避风险。从企业面临的海外税务新政，到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动对投资安全的影响，这个中心正在扮演“预警雷达”和“导航仪”的角色。南山区委、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这种对全球波动的高度敏感和专业化服务体系构建，是将城区经济深度嵌入全球网络时必须练就的新“内功”。

政府服务“精准滴灌”。面对多元化的企业需求，南山区的政府服务正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南山区各级政府部门以“产品经理”思维来设计公共服务“产品”，如企业出海“全球服务中心”、融资“千亿计划”等，每一款“产品”都旨在解决一类用户的特定“痛点”。面对外部压力，这种思维也转化为一种灵活务实的发展智慧。

握指成拳，方能合力致远。持续推进未来产业、开放型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断激发市场活力；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未来产业、开放型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的“引路者”、产业健康发展的“维护者”、安全底线的“守护者”。展望南山区的未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不仅将催生更强大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创新，更将探索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的发展之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

争创“民生幸福标杆区”

如何看待南山“万亿城区”的本色？南山的发展源于“民生幸福标杆区”建设从基本兜底走向全周期、多层次的品质供给。

构建全生命周期民生服务体系。多年来，南山区始终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聚焦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领域，构建全生命周期民生服务体系。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民生供给量质齐升，累计办成年度民生实事100件，办好“民生微实事”近万件。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5.3万个，超百所老旧学校圆满完成“百校焕新”，6个基础教育集团获评省级优质基础教育集团。医疗服务提质扩容，阜外医院深圳医院、区妇幼保健院成功创建“三甲”，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获批“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住房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8.13万套。

全面提升城区的民生温度。“十四五”期间，南山区以“百校焕新、社康新韵、宜居新品、绿美新城、文体新境、党群新貌”这一“六新行动”为抓手，搭建起“从摇篮到暮年”的全周期服务框架，2026年则在此基础上迭代升级为面向全生命周期的“九新行动”，即在“六新行动”的基础上增加“托育新驿”“乐业新途”“颐养新尚”，把“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需求更系统地纳入整体布局。从校园到社区，从街巷到公园，一幅幅焕新画卷次第铺展，让城市发展的暖意直抵人心，处处可见南山区的民生温度。

具体看，南山区教育和医疗“两个关键点”的提质尤为明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双双通过国家评估，“百校焕新”为一批老旧校园带来“气质更新”；南山医院在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跻身全国前10%，各类社康中心开设中医、运动医学、体重管理、夜间门诊等特色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系统的健康服务。

争创“可持续发展先锋区”

如何看待南山“万亿城区”的基色？南山的发展源于“可持续发展先锋区”建设的战略定位。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这些年，南山区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理念，精雕细琢每一寸空间。城区面貌焕新蝶变：留仙洞总部企业加速汇聚，后海—深圳湾成为“城市新客厅”。交通体系内畅外联：深圳地铁7号线二期、12号线等4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较“十三五”期末增长33.4%。妈湾跨海通道等一批主干道路通车，全区道路总里程达776.9公里，较“十三五”期末增长12%。生活空间更加宜居：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稳定在91%以上，全域河流水清岸绿。全区公园增至197个，“推窗见绿、漫步亲水”成为生活常态。

构建城区“生态系统”。南山区的现代化城区目标，是构建一个“热带雨林式”的创新制度生态：多样共生、竞争活跃、生命力旺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在这个系统里，党委、政府的角色，是生态系统的“构建者”和“平衡者”。“政府的手更像一个‘机械臂’，有时要‘推’（鼓励创新），有时要‘拉’（规范引导），有时要‘顶’（支持攻坚），有时则要‘挡’（防控风险）。”南山区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高效协同、企业如鱼得水、人才近悦远来的良性生态。南山在实践中发现，可持续的发展，是让市场活力充分迸发，政府则专注于搭台、修路、定规则、优服务。

从改革开放初期唱响“春天的故事”，到如今“万亿城区”昂然屹立于南海之滨，南山区发展的每一步，都浸润着特区精神的基因，承载着先行示范的担当。未来，南山人将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奋力谱写加快建设“全球一流现代化创新城区”的新篇章。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

依托于读书 着眼于问题

（正文抓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