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要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凝聚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列入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决心。日前，本报记者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请谈谈绿色转型对于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战略意义？

罗东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对青海而言，全面绿色转型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具有更加深刻的政治意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发展的成色。对青海来说，坚持绿色发展既是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也是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唯有通过绿色转型构建新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绿色发展走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之路。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低碳转型，这一点对青海尤为迫切。青海资源能源约束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若不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还会透支生态根基。当前，绿色产业正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必须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应用，推动能源、产业、消费全链条变革，大幅提高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程度，在绿色转型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对青海这样的生态大省、经济小省、资源富省来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青海水丰、光富、风好、地广，具备绿色发展的天然优势，必须加快发展以绿色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带动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把优势资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一旦受损，影响远超地域范围。近年来，通过绿色低碳发展，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生态修复难度大、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问题不容忽视，必须把绿色转型作为长远之策，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记者：新时代我国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生态保护、产业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有亮眼的表现，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请问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工作成绩和亮点？

罗东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

生态底色更加靓丽。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我们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出台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全面划定“三区三线”，“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顺利推进，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超2800万亩、防沙治沙785.82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81%，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9%，三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

盐湖产业量质齐升。盐湖产业的绿色蜕变之路，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立体诠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的生动实践。我们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大幅提升，“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2025年生产钾肥757.5万吨、增长1.1%，生产碳酸锂16.9万吨、增长25.3%，持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出了青海贡献。

清洁能源提质增效。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绿色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我们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全国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总投资近2000亿元的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开工建设，全球单机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2座35万千瓦塔式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开工，光热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超79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3%、全国第一。总装机容量820万千瓦的4个抽水蓄能电站核准开工，全球最大液态压缩空气储能、高压直挂构网型储能系统建成投运。电网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8”字形骨干网架，“青电入豫”平稳运行，“青电入桂”“青电入粤”开工建设，绿电外送范围扩展至22个省区市。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展现青海生态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我们积极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启动规划和建设青南试验区，“一芯一环多带”格局加速构建，青甘大环线自驾游持续火爆，青海湖——岗什卡雪山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黑独山、察尔汗梦幻盐湖等一批景点出圈走红。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青字号”农畜产品是青海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也是绿色发展理念在青海的集中展现。我们在全国率先实现可利用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48万份，青海油菜“黄金种子”扎根“一带一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STC优质“正”印认证，高原冷凉蔬菜万吨级出口集群建成，青海三文鱼产量占全国四成、出口占比98%，“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绿色算电全面起势。从“送绿水”“送绿电”到“送绿算”，算电协同赋予青海高质量发展新的内容。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微电网投运，阿里云万卡等绿算集群点亮，国家顶级域名（青海）解析节点上线，青藏高原首张绿色算力网正式成型，建成标准机架4万架、智算超算规模超2.2万P，实现“双翻番”。

碳达峰稳妥推进。减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全面完成碳市场配额履约清缴，西宁南川工业园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十四五”期间累积外输绿电1156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9248万吨，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

节约集约持续深化。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我们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单位GDP能耗强度比“十三五”末下降12.5%，重点领域能效全部达标，建成全国首条自主知识产权光伏组件回收线，水、粮食、土地等资源实现有效节约，特别是电解铝、多晶硅等产业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0%以上，生产、生活、生态联动发展，全民共建共享的绿色低碳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

记者：绿色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锚定目标、久久为功，请问在新征程上如何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罗东川：党中央明确到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十五五”时期是青海绿色转型从局部突破进入系统深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以建设美丽青海厚植生态底色。进一步强化系统保护，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建立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努力在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标准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牧区建设、特许经营服务等领域创新形成一批“青海经验”。深化系统治理，深入实施“中华水塔”保护行动，加强冰川、冻土、湿地监测预警，推进重点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加快三江源重点生态功能区垃圾焚烧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新价值转化，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探索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稳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让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成为常态。

加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实施钾盐高效利用、锂盐量质提升、镁盐创新突破、稀散元素高值化利用工程，市场化法治化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大力发展“盐湖+”产业，延伸发展锂镁、锂铝等高性能合金材料，做精做优做长绿色产业链条，加快培育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新一轮找矿行动，不断扩大钾肥、碳酸锂等战略性矿产生产规模，着力打造“零碳”盐湖，更好实现从资源禀赋到发展动能的价值跃升。

推动清洁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统筹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消纳，扎实推进海南、海西两个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科学开发光伏、风电，接续开发黄河上游水电项目，推动抽水蓄能、调节性火电、光热储能及新型储能项目建设，构建长中短周期多元协同储能体系。大力发展光热储能调峰电源，加快格尔木、德令哈3座35万千瓦光热电站和光热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光热创新链产业链，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攻关光热发电、氢能储能等关键技术，推进光热发电技术应用，统筹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提升电网接纳配置调控能力，增强绿电外送能力，打造“绿电+储能+智能电网”示范工程。推广绿电直连，加快“绿电+”产业发展，推动电解铝、多晶硅等高载能产业绿电替代，提升绿铝、绿硅、绿氢、绿氨等绿电衍生品竞争力，让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焕发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活力。

加速生态旅游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持续完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标准、服务规范和评价体系，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焕新”行动，引育优质龙头企业，高水平推进环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和青南地区生态旅游发展，启动建设“清清黄河”旅游带，做优青甘环线、做强海西环线、做火海北环线、做活青南环线。开展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推出“夏季到青海登雪山”体验游，打造祁连山岗什卡“人生第一座雪山”等核心IP，构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生态研学、星空露营、登山滑雪、高原康养和高原体育产业等高端旅游业态，推广游客环保行为积分激励机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性产业。

促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跃升。深入实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做优链主型企业，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开展牦牛“高原珍宝”独特价值挖掘提升计划，深度打造高效养殖、精深加工基地，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引导冬虫夏草产业健康发展，强化藏羊产业集聚，推进有机枸杞、藜麦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推广，打造沙棘、蕨麻等精深加工产业链，稳步扩大冷凉蔬菜、冷水鱼输出规模，更大力度擦亮“净土青海·高原臻品”金色名片。

深化绿色算电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加快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零碳算力产业园建设，深化“东数西储”“东数西算”合作，培育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打造以智算为主，通算、超算为辅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要节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行动，打造高原特色数据供给、优质数据流通、特色数据应用基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速向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迈进。

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落实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严控增量，建立“两高”项目动态清单，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优化存量，实施钢铁、水泥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重点行业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重点领域韧性。创新机制，开展西宁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探索林业碳汇、草原碳汇交易，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青海力量。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持节约优先，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全过程全链条节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资源循环型生产模式；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进工业、农业、社会源头减量；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让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青海各族群众中蔚然成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再好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沦为空中楼阁。”请您谈谈如何确保绿色转型战略任务在青海落地落实？

罗东川：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系统保障，确保各项转型任务落地见效。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保证。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党的领导贯穿绿色转型各方面全过程，认认真真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绿色转型的安排部署，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绿色转型部门协调合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定不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走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完善绿色发展考评体系。考核评价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指挥棒，也是担当作为的助推器。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原则，健全完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绿色发展成效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离任审计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体系中，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推动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

突出绿色转型科技支撑。科技创新是强化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推动关键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高度重视引育绿色低碳领域专业人才，实施“揭榜挂帅”项目，攻克重大技术瓶颈，推动绿色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大财金支持，探索设立绿色转型专项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碳金融产品，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强化绿色转型政策保障。制度保障是确保绿色转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我们将持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条例配套措施，制定清洁能源、绿色产业等专项规划，强化标准引领。充实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服务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污水处理收费、固体废物处理收费等制度，强化价格政策支持。优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推动司法修复与社会治理形成协同效应。

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领航掌舵、把脉定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实践。

以改革开放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的堵点淤点

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其健康运行有赖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畅通，经济循环畅通与否，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整体效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加剧，传统国际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单纯依靠外需拉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从内部条件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著，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供给结构与需求升级的适配性有待提升，制约着经济循环的整体效率。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稳住基本盘，以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拓展新空间，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在需求、供给、流通等关键环节，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供需适配性有待提高、要素流通不畅等卡点堵点，影响经济循环的动力、质量、效率。而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堵点淤点的根本路径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才能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梗阻，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中被赋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的重要定位。这一定位要求大湾区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循环堵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循环能级，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一方面，以改革增活力，聚焦要素市场化、投融资、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攻坚，强化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要素、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以开放拓空间，将对外开放作为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促进经济有效循环的重要着力点，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着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的堵点淤点，切实增强大湾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不断夯实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支撑作用。

以创新驱动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一重要论述精准阐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与本质要求，也揭示了推动发展的根本路径：以创新驱动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既是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难以为继，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从国际看，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抢占发展制高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复杂环境的必然选择。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仍面临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犹存、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不够紧密等突出瓶颈，制约着高质量发展步伐。破解这些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只有牢牢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才能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活跃、产业体系完善，与京津冀、长三角并肩成为全国三大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并被赋予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的重要使命。这一定位要求大湾区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引领。一方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广深港、广珠澳“两廊”作为主骨架，以深港河套、粤澳横琴“两点”作为结合点，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集聚，为大湾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坚持制造业当家，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融合，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大湾区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增强国际竞争力开辟新路径。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力，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推动大湾区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以融合发展凝聚粤港澳三地发展合力

区域协调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融合融通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正是以融合发展释放区域潜能、增强发展韧性的生动实践与有益探索。

从理论层面看，区域一体化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跨越不同行政主体，通过制度协同、规划衔接、市场融合以及设施联通，逐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借此提升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福祉的动态过程。其重点在于“破除壁垒”，克服因行政区划分割带来的体制机制约束，具体表现为市场整合、基础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共享以及生态共治等多个维度。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根本是要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

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协同推动大湾区建设是区域一体化理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客观条件下建设的，粤港澳融合发展不是要消除制度差异，而是要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大湾区既拥有珠三角九市的制造业优势，又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优势，三地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推动三地深度融合，正是将发展落差的势能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动能，形成“握指成拳”的合力，释放出更大的区域发展潜能。

推进粤港澳融合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心联通”协同发力、一体推进。第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深化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推动珠江东西两岸以及粤港澳之间的交通往来更加便捷顺畅；同时，要深化港口群、机场群的业务合作与联动发展，提升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的整体竞争力。第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融合发展的难点重点，也是关键环节。聚焦“人往来、钱过境、税平衡、物流通”等重点领域，推进各类要素跨境便利流动；同时，要深化粤港澳三地执业资格互认、标准认证衔接、政务服务对接，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第三，民生融合是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支持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提供更多便利化服务，切实增强三地民众在融合发展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硬联通”夯实物理根基，通过“软联通”激活制度效能，通过“心联通”凝聚精神共识，统筹推进三者协同发力，才能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实现“1+1+1>3”的聚合效应。

如今的大湾区，车流畅行、灯火相映，文化交融、民生互通、活力涌动，一幅生动鲜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面向未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紧扣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战略定位，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不断增进粤港澳民生福祉，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携手港澳加快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经济大省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强，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并要求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这不仅是经济大省的任务，更是实现经济社会循环畅通、维护国家发展安全的必然要求。

经济韧性是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它衡量的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反映了经济系统的风险抵御能力和自我恢复能力。经济韧性越强，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外部冲击就越大，从冲击中复苏的速度也就越快，确保极端情况下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国际形势变的深度史所罕见，乱的烈度更加突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持续增强经济韧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为凸显。

我国经济在风浪中成长、在磨砺中壮大，显示出强大韧性。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的缓冲效应。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拥有超过14亿人口、1.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之一，这使得我国具有足够大的内部回旋余地和缓冲地带。二是完整产业体系产生的减震效应。我国产业体系的广度、产业链条的长度、产业生态的厚度、产业层次的高度都位居世界前列，这种相互关联、相互嵌入、互为支撑的产业体系能够极大降低外部因素的冲击力度和影响程度，可有效应对外部供应链风险，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三是创新能力优势带来的对冲效应。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科研人员、科研投入、科研成果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四是显著制度优势发挥的能动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确保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准确剖析问题、有效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抵御各种风险冲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发挥经济韧性强的优势。然而，也要看到，与经济韧性的要求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卡点堵点；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压力较大，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任重道远；新质生产力布局有待优化，增强原始创新能力面临挑战；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性、精准性、耦合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更大回旋空间，需要通过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精准施策、久久为功，不断增强经济韧性。持续发力扩大内需以夯韧性之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统筹消费信心提振和挖掘投资潜力，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持续发力实体经济以强韧性之体。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眼全门类、全链条、全周期视角，精准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扩能提质服务业，着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强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和抵御风险能力。持续发力自主创新以活韧性之力。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各类科创平台，在确保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前提下，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深化改革以固韧性之本。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引导各地各部门高质量发展实践，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更好发挥经济大省的带动和支撑作用，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全面充分挖掘经济潜能，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以信访工作法治化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记者：今年全国两会正值“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启的关键节点。回顾“十四五”时期，全国信访系统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为新征程上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李文章：“十四五”时期，全国信访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实现信访问题“量”的持续下降和信访工作“质”的有效提升。一是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阐释，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第九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组织编写出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形成信访领域重要理论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二是按照党中央的安排部署，历时两年精心组织起草《信访工作条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后颁布施行。这是信访工作开展70多年来首部党内法规，以《信访工作条例》为统领的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信访领域重要制度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提供了法规遵循。三是牢牢把握信访矛盾发展演变规律，接续开展治重化积、信访问题源头治理两个三年攻坚行动，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推动一大批信访积案得到妥善化解，群众重复信访率大幅下降，信访工作规范化水平明显提升，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转变，形成信访领域重要实践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四是建立健全中央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的领导体制，完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全面履行国务院直属机构职责，编制实施国家信访局首个五年发展规划，因时因势制定年度施工路线图，形成信访领域重要改革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五是坚持信访工作首先是政治工作的根本定位，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追求，深入开展“大督查大接访大调研”活动，精心组织“最美信访干部”宣传，狠抓信访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形成信访领域党的建设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如何理解“五个法治化”的深刻内涵？下一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着力点有哪些？

李文章：“五个法治化”是《信访工作条例》规定要求的具体化。预防法治化，就是严格依法决策、依法履职、依法办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矛盾预防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受理法治化，就是由信访部门对信访事项分清性质、明确管辖、精准转办督办到位，以程序推进保障实体解决。办理法治化，就是压实职能部门责任，依照法律政策规定和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监督追责法治化，就是对信访领域的违纪违法行为和失职失责行为，精准履行提出“三项建议”职责，依法依规追责问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工作落实。维护秩序法治化，就是在依法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基础上，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五个法治化”，持续打通做实用好法治化“路线图”，依法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问题，切实提升信访事项受理办理质量，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在您看来，这三者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信访部门如何推动落实？

李文章：“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的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源头化解强调的是“抓前端、治未病”，通过推动治理与服务关口前移，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等制度，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积累，为社会治理夯实基础。多元化解强调的是系统集成、凝聚合力，通过构建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等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渠道，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各种手段，为不同类型矛盾提供精准、高效的解决路径，为社会治理提升效能。有序化解强调的是遵循规律、依法治理，通过引导群众严格按照法治化“路线图”反映诉求，督促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确保矛盾化解过程不跑偏、风险能管控，为社会治理守住法治底线。这“三个化解”阐明了矛盾化解的有效方法路径，形成全周期治理闭环，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实现“案结事了”的善治目标。

记者：“多元化解”体现了社会治理的系统思维，信访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多元化解体系中承载着怎样的独特功能？这种功能设计体现了怎样的治理理念？

李文章：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新业态新群体不断涌现，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多样。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单靠一种力量、一种途径很难达到治理目标，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多元化解体系，持续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6种办理方式，即政法机关法律程序、仲裁程序、党员申诉或申请复审程序、行政复议等特定行政程序、行政履职程序、行政三级办理程序，相应程序分别由承担具体职能的部门依法办理，构建完整的矛盾多元化解体系。对于前5种情形，信访部门通过严格落实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要求，精准甄别区分，依法导入相应法定程序办理。对于不属于前5种情形的事项，包括群众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的问题、政策调整产生的问题、无法导入其他法定途径的问题，等等，由信访部门依法导入行政三级办理程序进行办理，确保矛盾化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这种功能设计，正是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的生动体现。

记者：为什么说信访工作被形象地称为“晴雨表”，反映了国家治理中哪些深层次的制度优势？

李文章：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了解社情民意最直接、体察群众疾苦最细致、反映政策得失最客观，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称之为“晴雨表”。《信访工作条例》第三条就信访工作基本定位作出明确规定，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各级机关、单位及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接受群众监督、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从制度层面揭示了其在扩大民主、权益保障、民主监督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破解陆海统筹面临的瓶颈

随着人类向海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海洋与陆地的关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陆海统筹，已不再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从理念到行动：陆海统筹的演进之路。陆海统筹的思想，源于对“陆上归陆上，海上归海上”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其核心理念在于：海岸带及邻近区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陆地上的活动深刻影响着海洋，海洋的变化也反过来作用于陆地。我国对这一理念的接纳与实践，走过了一条清晰的上升路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首次将“海陆一体化”原则引入国家规划视野，开启了本土化探索。更深层次的转折点出现在2011年，“坚持陆海统筹”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标志着正式从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此后，其战略地位不断强化，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纳入“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总体部署，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持陆海统筹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陆海统筹已从一个规划概念，演变为一套旨在平衡保护与发展、协调陆海关系的系统性行动框架。

现实之困：陆海统筹面临的四大瓶颈。尽管顶层设计已经明确，但在具体实践中，陆海统筹仍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主要集中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海洋生态上的“各管一段”。数据显示，我国近海80%的污染物来自陆源，经河流或排污口最终入海。然而，现行管理体制却是分段管理的状态。更棘手的是，评价标准也不统一，比如同样是对氮、磷的控制，河流的排放达标了，按海洋标准却可能已造成富营养化。这种“陆海两张皮”的管理，使得从陆地到海洋的全链条生态治理难以实现。

空间规划上的“图纸打架”。长期以来，陆域规划和海洋功能区划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标准编制，规划冲突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让企业和开发者无所适从，更直接导致了生态空间被挤占、自然岸线锐减、景观破碎化等一系列问题。

产业发展上的“千帆竞渡”。我国沿海各省市的海洋经济规划，产业同质化倾向明显。多个省份都将海洋工程装备、海上风电等列为重点发展方向，但在核心技术研发、产业链分工协作上却缺乏有效协调，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内卷式”竞争。同时，大量科技成果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探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长不大、做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

协同治理上的“九龙治水”。陆海统筹涉及从上到下的多个层级和横向的众多部门，权责交叉、协调成本高。以海洋垃圾治理为例，岸上垃圾归住建部门管，河流垃圾归水利部门清，海上垃圾打捞又涉及海事、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筹机制，往往事倍功半。此外，以行政区划为界的治理模式，与跨区域的河流、海域等自然地理单元也常常不匹配，导致跨地区的污染联防联治、生态补偿等难以落地。

破局之道：迈向陆海共生的系统重构。要跨越这些瓶颈，必须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与重构，推动陆海关系从分割真正走向共生。

构建“从流域到海湾”的生态治理共同体，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统一标准与行动。在重点河口、海湾等关键区域，率先建立陆海一体的水质标准、监测网络和责任追溯体系。将目前行之有效的“河长制”与未来的“湾长制”深度捆绑，让河流入海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能够清晰地反向传导、分解到每一个上游的行政区域和排污单位，形成“海洋——河口——流域”联动治理的闭环。

绘制“陆海一张图”的空间规划蓝图。严格依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将海域和陆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管控。特别是要编制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科学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确保任何开发活动都在明确、统一的规划底图上进行，杜绝规划内部冲突。

打造“错位发展”的蓝色经济新引擎。国家和省级层面应加强引导，鼓励沿海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科技优势，进行差异化、特色化定位，避免一哄而上。下大力气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堵点，通过建设国家级成果转化平台、发展海洋产业基金等方式，让实验室里的突破更快地走向生产线，培育壮大一批真正有竞争力的海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建立“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新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高规格的陆海统筹发展协调机制，负责裁决重大争议、协调跨部门政策。同时，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在跨省市的重点流域或海域，探索建立具有实质协调权的区域性管理机构。此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通过生态补偿、购买服务、公众监督等多种方式，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中展现航企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航全体员工的重要回信中强调“为推动民航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交通强国贡献更多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作出系统部署，并明确“十五五”时期产业发展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刻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根本路径，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中主动作为、勇当先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聚焦“融合化”发展，答好为民服务“满意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早在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时曾亲致贺信，指出“良好的交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生动彰显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民航着眼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完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持续推动建设以枢纽机场为载体的综合交通枢纽，全国42个枢纽机场中，36个枢纽机场已联通轨道交通，枢纽机场轨道接入率达到85.7%，中转衔接能力大幅提升，客流“虹吸效应”不断彰显。厦航立足福建主基地扎实推进“海丝”枢纽建设，推动厦门市自2020年以来连续五年位居国内第四大国际中转枢纽，让东南沿海成为服务两岸融合发展、金砖合作、“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航空节点。“十五五”时期，“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的方向更加明晰，航企要进一步融入枢纽建设，积极呼吁行业资源配置向“绩效优先”“质量优先”的经营主体倾斜，真正将为民服务的“满意卷”答得更精彩。

聚焦“智能化”发展，激活数智创新“原动力”。民航作为技术集成应用型行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中国民航始终把科技创新和行业数智化转型摆在行业发展的核心位置，大力推进国产民机等国产航空产品发展，并鼓励、支持和推动行业各单位攻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取得重要突破。“十五五”时期，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持续推进，航企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创新技术的落地应用，并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聚焦“绿色化”发展，引领全球产业“新标杆”。民航业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碳排放的3%，是全球碳减排难度最大、成本最高的行业之一。一直以来，中国民航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稳步推进民航绿色低碳转型，我国民航绿色发展水平在全球主要航空大国中处于前列，运输机队燃效水平、机场新能源车辆占比、机场区域光伏项目年发电量等指标全球领先。多年来，厦航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积极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持续开展“以竹代塑”“以竹代木”，推出竹浆纸杯、竹浆餐盒、竹浆办公用纸等20余项产品。大力倡导“轻装出行”，推动“飞机减重节油”，近10年吨公里碳排放累计降幅超20%，累计减碳约300万吨。多次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理事会等全球性平台分享中国企业的绿色实践，着力将可持续的“中国智慧”向世界传播。“十五五”时期是“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收官期，航企要持续推进绿色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应用，以民航为先导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转型，并积极参与全球民航绿色治理规则制定，为建设交通强国注入绿色动能。

为新就业群体保驾护航

如今，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扎根各行各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链条，既是服务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鲜血液。2026年全国两会高度关切这一群体，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以制度护航为新就业群体筑牢保障根基。

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已突破2亿人。这一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奔波的身影、滚烫的奋斗。他们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将个体奋斗融入产业升级浪潮，让平台经济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架起桥梁。他们分布广泛、联系紧密，在服务民生的同时，更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触角，以“参与者”“助力者”“共建者”的多元身份，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根基。他们大多以灵活就业形式为主，岗位流动性强，既能够快速适配市场需求调整就业方向，也面临着用工关系不固定、权益保障难度大等现实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及“新就业形态”概念，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顶层设计持续完善、政策支持层层递进。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指引，各方协同发力释放政策红利，完善灵活就业社保政策、规范平台用工行为，搭建户外劳动者服务阵地、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每一项举措都直指群体诉求、饱含民生温度，切实为新就业群体逐梦之路扫清障碍、增添底气。

守护新就业群体的民生福祉，助力他们逐梦前行，既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社会各界协同发力、精准施策。在权益保障方面，明确平台用工主体责任，规范劳动关系界定，打破“合作协议”背后规避用工责任的隐性壁垒；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范围，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模式，简化缴费流程、提升灵活性，畅通维权渠道，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举报机制，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服务供给方面，科学布局户外劳动者服务阵地，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保障户外劳动者饮水、歇脚等基本需求；聚焦子女入学、医保衔接等核心民生诉求，打破部门之间的服务壁垒，完善配套政策，为新就业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在成长发展方面，开展符合新就业群体岗位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从业者专业能力；打通职称评定、评优评先通道，明确评定标准和流程，打破职业发展瓶颈；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拓宽其价值实现路径，增强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

政绩观是关于政绩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直接反映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政绩观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党一贯倡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求避免政绩观错位或扭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在不同场合反复论及政绩观这一重大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解决好政绩观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理解把握进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3年7月11—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政绩观与领导干部的作风密切相关。一些领导干部由于做事动机不纯，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政绩观出现偏差和政绩观错位，突出表现在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政策规划“翻烧饼”、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方面，造成浪费资源、助长形式主义、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如果不及时纠治任其发展蔓延，就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危害十分严重。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真正把正确的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四风”问题，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

2020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党来自人民，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干事的起点和根基，这就决定了党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在树政绩时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干事创业，在有限任期内留下无限牵挂的政绩，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政绩也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面对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唯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迎难而上，敢于动真碰硬，才能打开工作局面。牢记“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发展与惠民的关系，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杜绝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埋头苦干、稳扎稳打，久久为功、锲而不舍，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023年12月21—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相应地，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就要求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一方面，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发挥考核评价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树立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明确评价内容标准，突出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综合运用自评与他评、上级与下级、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考核方法，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纪律约束等工作有机协调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追责和处罚，把不正确的政绩观纠正过来。强化监督问责，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政绩健康体检系统，整合干部监督、纪检监察、巡视巡察、经济责任审计等监督渠道，一旦发现“半拉子”工程、“统计造假”、“形象工程”等突出问题，立即启动纠偏程序。同时，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精准执纪问责，激励干部作为，让真正干事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024年2月，有关同志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习近平总书记认真审阅了述职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强调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切实为基层减负，以作风转变促工作落实。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正确的政绩观就是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只有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才是正确的政绩观。造福人民的政绩观首先体现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民生无小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体现在就业、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一件件具体的需求上。作为领导干部，不但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增加收入、提高品质的大事，甚至也要着力解决市民“拎马桶”上厕所，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还体现在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在政绩评价上接受群众监督。政绩的显现有一个过程，有的政绩见效快，即所谓显绩，有的政绩需要较长时间才显现出来，是潜绩。于是会出现“有的甘为人梯，长期铺垫，做打基础的工作，收获的时候他却走了。有的‘十月怀胎’时他不在，‘一朝分娩’时他来了”这样的情况。这对政绩评价与考核提出了新的要求。坚持显绩与潜绩并重，通过民意调查、公示公开、信访反馈等方式，让群众参与到政绩考核中来。凡是群众得实惠的，继续深化，凡是群众有意见的，及时修正，把政绩转化为人民群众可触可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6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树立大局观念，坚持党性原则，把公心挺在前面，摒弃私心杂念，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大兴调查研究，经常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车间、走进群众家里，与基层干部和群众面对面、肩并肩、手拉手，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恳谈会，开展问卷调查、风险评估，接待来信来访群众、向专家咨询等形式和渠道，广泛了解实际情况，深入了解民情，准确掌握民意，科学分析主客观条件，全面权衡利弊和比较优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对待换届保持平常心

从今年开始，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进行换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和个人进退留转，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干劲不减。”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换届中干部进退留转，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客观规律，更是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换届，哪一个级别、哪一个岗位上的干部都必须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坦然面对个人职务变动，强化政治忠诚，保持政治定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换届工作事关全局、事关长远。换届是干部集中调整期，其间必然会有的或进班子、或退居二线、或交流任职、或离岗退休。这个时候，一些干部担心组织能不能“一视同仁、人人平等、机会均等”，是不是“公道正派、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这是可以理解的。换届必须统筹发展需求和干部成长的关系，切实把最适合的干部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按照好干部标准，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公道正派、事业为上选人用人，真正做到选出好干部、配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各级干部都要始终相信、理解、拥护组织的决定，保持平常心态，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换届后的领导班子，正值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必须有序衔接，接茬不留痕。“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计较、不攀比、不失衡，始终保持“心灵和谐”，做到“进”者奋发有为、“退”者心情愉快、“留”者意志不衰、“转”者迎接挑战，谨防出现换届“涣心”现象。

保持一颗感恩之心。一流清泉，必有源头活水；一棵大树，必有根下沃土。干部的成长进步，离不开个人努力、家人支持和同事帮助，但最关键的还是组织的培养和关怀，没有组织给舞台，即使本事再大，也无法施展。要心存感恩对待组织，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坚决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血液、浸入骨髓。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在接受党组织分配工作时，义无反顾、不折不扣地执行。职务进步有尽头，工作进步无止境。坚持“把个人交给组织、把人生交给事业”，从大局出发，把组织的安排看作是组织对自己的再栽培、多磨练、新期待，自觉服从组织的安排，做到面对职务升降能顺其自然，始终做到敬畏组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跟着组织走、让组织放心。

保持一颗平常之心。岗位是干部成长进步的平台，也是干部干事创业的舞台。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普遍联系的。就一个区域、一个单位整体来讲，尽管工作分工、岗位职责有所不同，但都有价值、都能贡献，谁也缺不了或离不开。如同传统戏曲中，“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每个行当都有不同的角色和表演特点，只有紧密配合、协调一致，才能唱出一台好戏。换届中由于工作需要、职数限制和班子结构上的政策要求等因素，有的干部要“下来”，难免会情绪波动甚至心态失衡。人事有“代谢”，干事不能“懈怠”。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干在实处。以健康心态对待换届，克服浮躁不安心理，用谦虚豁达的心态对待同事，讲理解讲团结讲风格，保持心态平和、状态平静，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组织的挑选、群众的选择。

保持一颗进取之心。“只图干事不图当官、只图有为不图有位”，这是党的干部应有的人生价值。干部必须珍惜岗位，认真干事、敢于担当、倍加勤奋，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全部贯注到工作中去。把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比贡献大小不比职务高低、比群众口碑不比名利多少、比心灵和谐不比物质享受。“志逾鸿鹄，行若赤金”，在淡泊中完善自我、在奉献中成就自我。特别是抢抓时机埋头苦干，狠抓作风勇于担当，改革创新、攻坚克难、锐意进取，靠扎实的作风、过硬的实绩、良好的形象，赢取党员群众信任的选票。

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列入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坚定决心。日前，本报记者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请谈谈绿色转型对于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战略意义？

罗东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对青海而言，全面绿色转型是关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具有更加深刻的政治意义、时代意义和实践意义。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发展的成色。对青海来说，坚持绿色发展既是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也是培育新动能的必然选择，唯有通过绿色转型构建新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绿色发展走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之路。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低碳转型，这一点对青海尤为迫切。青海资源能源约束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若不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还会透支生态根基。当前，绿色产业正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必须加快绿色技术研发应用，推动能源、产业、消费全链条变革，大幅提高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程度，在绿色转型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对青海这样的生态大省、经济小省、资源富省来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青海水丰、光富、风好、地广，具备绿色发展的天然优势，必须加快发展以绿色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旅游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带动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把优势资源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是青海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生态系统一旦受损，影响远超地域范围。近年来，通过绿色低碳发展，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生态修复难度大、气候变化风险加剧等问题不容忽视，必须把绿色转型作为长远之策，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记者：新时代我国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生态保护、产业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有亮眼的表现，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请问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工作成绩和亮点？

罗东川：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鲜明底色。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

生态底色更加靓丽。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我们扎实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出台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全面划定“三区三线”，“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顺利推进，累计新增国土绿化面积超2800万亩、防沙治沙785.82万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58.81%，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7.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7.9%，三大江河出省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每年向下游输送约800亿立方米源头活水。

盐湖产业量质齐升。盐湖产业的绿色蜕变之路，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立体诠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青海的生动实践。我们高标准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大幅提升，“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2025年生产钾肥757.5万吨、增长1.1%，生产碳酸锂16.9万吨、增长25.3%，持续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出了青海贡献。

清洁能源提质增效。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是绿色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我们积极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全国电源规模最大、新能源占比最高、总投资近2000亿元的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基地开工建设，全球单机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2座35万千瓦塔式槽式光热发电项目开工，光热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超79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93%，新能源装机占比超73%、全国第一。总装机容量820万千瓦的4个抽水蓄能电站核准开工，全球最大液态压缩空气储能、高压直挂构网型储能系统建成投运。电网形成东部“日”字形、西部“8”字形骨干网架，“青电入豫”平稳运行，“青电入桂”“青电入粤”开工建设，绿电外送范围扩展至22个省区市。

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是展现青海生态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我们积极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启动规划和建设青南试验区，“一芯一环多带”格局加速构建，青甘大环线自驾游持续火爆，青海湖——岗什卡雪山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黑独山、察尔汗梦幻盐湖等一批景点出圈走红。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畅销海内外。“青字号”农畜产品是青海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也是绿色发展理念在青海的集中展现。我们在全国率先实现可利用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突破48万份，青海油菜“黄金种子”扎根“一带一路”，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STC优质“正”印认证，高原冷凉蔬菜万吨级出口集群建成，青海三文鱼产量占全国四成、出口占比98%，“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绿色算电全面起势。从“送绿水”“送绿电”到“送绿算”，算电协同赋予青海高质量发展新的内容。我们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微电网投运，阿里云万卡等绿算集群点亮，国家顶级域名（青海）解析节点上线，青藏高原首张绿色算力网正式成型，建成标准机架4万架、智算超算规模超2.2万P，实现“双翻番”。

碳达峰稳妥推进。减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全面完成碳市场配额履约清缴，西宁南川工业园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十四五”期间累积外输绿电1156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9248万吨，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

节约集约持续深化。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我们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单位GDP能耗强度比“十三五”末下降12.5%，重点领域能效全部达标，建成全国首条自主知识产权光伏组件回收线，水、粮食、土地等资源实现有效节约，特别是电解铝、多晶硅等产业单位产品碳排放强度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0%以上，生产、生活、生态联动发展，全民共建共享的绿色低碳生活圈正在加速形成。

记者：绿色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靠的是锚定目标、久久为功，请问在新征程上如何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罗东川：党中央明确到2030年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十五五”时期是青海绿色转型从局部突破进入系统深化的关键时期，我们将聚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以建设美丽青海厚植生态底色。进一步强化系统保护，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建立生态文明高地标准体系，努力在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标准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牧区建设、特许经营服务等领域创新形成一批“青海经验”。深化系统治理，深入实施“中华水塔”保护行动，加强冰川、冻土、湿地监测预警，推进重点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实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加快三江源重点生态功能区垃圾焚烧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创新价值转化，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探索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稳步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让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成为常态。

加强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实施钾盐高效利用、锂盐量质提升、镁盐创新突破、稀散元素高值化利用工程，市场化法治化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大力发展“盐湖+”产业，延伸发展锂镁、锂铝等高性能合金材料，做精做优做长绿色产业链条，加快培育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新一轮找矿行动，不断扩大钾肥、碳酸锂等战略性矿产生产规模，着力打造“零碳”盐湖，更好实现从资源禀赋到发展动能的价值跃升。

推动清洁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统筹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消纳，扎实推进海南、海西两个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科学开发光伏、风电，接续开发黄河上游水电项目，推动抽水蓄能、调节性火电、光热储能及新型储能项目建设，构建长中短周期多元协同储能体系。大力发展光热储能调峰电源，加快格尔木、德令哈3座35万千瓦光热电站和光热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形成光热创新链产业链，聚力打造中国光热之都。攻关光热发电、氢能储能等关键技术，推进光热发电技术应用，统筹源网荷储协调发展，提升电网接纳配置调控能力，增强绿电外送能力，打造“绿电+储能+智能电网”示范工程。推广绿电直连，加快“绿电+”产业发展，推动电解铝、多晶硅等高载能产业绿电替代，提升绿铝、绿硅、绿氢、绿氨等绿电衍生品竞争力，让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焕发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活力。

加速生态旅游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持续完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标准、服务规范和评价体系，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焕新”行动，引育优质龙头企业，高水平推进环青海湖、柴达木盆地和青南地区生态旅游发展，启动建设“清清黄河”旅游带，做优青甘环线、做强海西环线、做火海北环线、做活青南环线。开展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推出“夏季到青海登雪山”体验游，打造祁连山岗什卡“人生第一座雪山”等核心IP，构建“全氧旅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生态研学、星空露营、登山滑雪、高原康养和高原体育产业等高端旅游业态，推广游客环保行为积分激励机制，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性产业。

促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价值跃升。深入实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做优链主型企业，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开展牦牛“高原珍宝”独特价值挖掘提升计划，深度打造高效养殖、精深加工基地，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研发，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引导冬虫夏草产业健康发展，强化藏羊产业集聚，推进有机枸杞、藜麦规范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推广，打造沙棘、蕨麻等精深加工产业链，稳步扩大冷凉蔬菜、冷水鱼输出规模，更大力度擦亮“净土青海·高原臻品”金色名片。

深化绿色算电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体系，加快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零碳算力产业园建设，深化“东数西储”“东数西算”合作，培育壮大绿色算力产业，打造以智算为主，通算、超算为辅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要节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行动，打造高原特色数据供给、优质数据流通、特色数据应用基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速向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迈进。

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落实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纵深推进碳达峰专项行动。严控增量，建立“两高”项目动态清单，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优化存量，实施钢铁、水泥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重点行业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实施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重点领域韧性。创新机制，开展西宁国家低碳城市试点，探索林业碳汇、草原碳汇交易，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青海力量。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持节约优先，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全过程全链条节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资源循环型生产模式；完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进工业、农业、社会源头减量；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让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青海各族群众中蔚然成风。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再好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沦为空中楼阁。”请您谈谈如何确保绿色转型战略任务在青海落地落实？

罗东川：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系统保障，确保各项转型任务落地见效。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保证。我们将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把党的领导贯穿绿色转型各方面全过程，认认真真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绿色转型的安排部署，压实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绿色转型部门协调合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定不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走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完善绿色发展考评体系。考核评价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指挥棒，也是担当作为的助推器。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原则，健全完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绿色发展成效纳入各级领导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离任审计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评估体系中，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构建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推动广大干部牢固树立绿色政绩观。

突出绿色转型科技支撑。科技创新是强化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推动关键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高度重视引育绿色低碳领域专业人才，实施“揭榜挂帅”项目，攻克重大技术瓶颈，推动绿色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大财金支持，探索设立绿色转型专项资金，引导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碳金融产品，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强化绿色转型政策保障。制度保障是确保绿色转型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我们将持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条例配套措施，制定清洁能源、绿色产业等专项规划，强化标准引领。充实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服务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污水处理收费、固体废物处理收费等制度，强化价格政策支持。优化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推动司法修复与社会治理形成协同效应。

在美丽新疆建设中展现人大新担当新作为

新疆是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对于保障全国生态安全至关重要。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依法履职尽责，以法治力量守护大美新疆，持续推动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强化理论指引，筑牢美丽新疆建设的思想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生态文明建设，2020年9月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将“生态良好”明确纳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疆发展全局中的战略意义，标志着美丽新疆建设进入系统化推进、全方位深化的新阶段；2022年7月，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2025年9月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内涵丰富，为建设美丽新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持续在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切实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带头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依法履职尽责，助推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

坚持立法保障，夯实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基础。坚持把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摆在重要位置，生态环境领域立法步伐加快、作用明显，制定实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城镇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农田地膜管理条例，助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人居环境，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小切口”“小快灵”方式制定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推动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矿业绿色低碳发展；修改实施水法办法、实施防沙治沙法办法、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和湿地保护条例，助力不断巩固生态系统保护基础；制定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指导哈密市、吐鲁番市围绕应对百里风区公路极端天气开展区内首次协同立法，为各地在同一事项依法管理上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提供了有益探索。据统计，自治区现行有效的环境资源类地方性法规22件、法规性决定1件，审查批准州市县环境资源类法规58件，具有新疆特色的生态文明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有效保障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依法推进。

坚持监督破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加大对环境资源领域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力度，不断提升人大监督实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针对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每年必督、一督多年”的决心，常态化听取审议政府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这一“年检”制度有力督促有关方面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开展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专题调研并进行专题询问，并将兵团纳入询问范围，不断深化兵地大气环境联防联控、同防同治；强化防沙治沙工作监督，通过“专题调研+听取审议报告+执法检查+跟踪监督”等方式，打出了人大监督“组合拳”，助推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实现合龙、不断巩固提升防治成果；持续开展全国生态日宣传系列活动，推动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今天的新疆，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系统持续修复，蓝天白云成为常态，绿水青山随处可见，厚植了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代表聚力，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磅礴力量。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拓展“两个联系”，聚焦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绿色发展等重点，累计邀请200余名代表通过专题调研、集中视察、执法检查、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参加常委会环资领域立法、监督工作，认真倾听并充分吸纳代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各项法规更顺民意，监督工作更接地气。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共提出环境资源类议案9件、建议144件，目前均已办理完毕，有效推动解决一批代表关注、群众关心的环境资源领域突出问题。更好带动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促进者。充分发挥环资领域代表优势作用，制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人大代表小组活动规则（试行）》，明确环资领域代表小组的组织架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工作制度等，引导代表把依法履行职责与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互促共进。

强化法治赋能，依法护航美丽新疆建设

“十五五”时期是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美丽新疆建设的重要时期。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未来5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将“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作为“十五五”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进一步明确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新疆”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我们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统筹做好环资领域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善于用法治方式推进污染防治、用法治力量守护生态环境，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着力在美丽新疆建设中展现人大新担当、新作为，不断续写“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新疆篇章。持续强化法治供给，及时跟进生态环境法典立法进程，统筹推进相关法规立改废释，有序开展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城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立法修法工作，不断完善环境资源领域法规制度，切实织密生态环境保护“法治网”。持续增强监督实效，聚焦美丽新疆建设重点任务，强化对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治理、防沙治沙、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和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更好让各族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持续发挥代表作用，组织代表围绕生态环保重点难点和各族群众所急所盼，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切实把民意诉求充分体现到立法、监督工作当中，高质量办好生态环保领域的议案建议，把各项工作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努力推动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构建系统化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体系

沂蒙精神诞生于革命岁月、成长于建设时期、淬炼于改革开放大潮，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临沂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精神创造历史，也引领未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沂蒙精神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我们坚定扛牢沂蒙精神大旗，构建“三个敬畏”“三个重视”“三个机制”的系统化传承弘扬体系，为“建设省区域副中心、加快迈向万亿城市”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坚守“三个敬畏”，永葆老区党员干部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沂蒙革命史上所有艰苦卓绝的战斗、荡气回肠的故事、感天动地的精神，都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敬畏。心怀敬畏，方能行有所止、业有所成。敬畏先辈初心，扛牢绝对忠诚的旗帜。红色基因首先是政治基因，沂蒙精神蕴含着忠诚看齐的价值追求。沂蒙早期党员刘晓浦、刘一梦叔侄是大户人家“燕翼堂”的后代，他们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新时代，我们将传承“听党话、跟党走”的优良传统，深学细照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态化开展“进基地、受教育、寻初心”，组织沂蒙精神进校园、进网络等“六进”活动，筑牢党员干部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敬畏民心，扛牢人民至上的旗帜。沂蒙精神蕴含着“为人民”的价值取向，以党心换民心是沂蒙精神形成的逻辑原点。当年，我们党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军事上，为保护群众“甘以我血换民生”；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政治上，颁布《人权保障条例》，实行“豆选”，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新征程上，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殷切嘱托，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每年滚动办好民生实事，聚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托起老区群众“稳稳的幸福感”。敬畏纪律，扛牢自我革命的旗帜。沂蒙精神蕴含着自我革命的历史清醒。1940年，罗荣桓同志提出在八路军115师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活动，制定“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自觉的遵守纪律”等五项条件，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群众纪律。今天，面对新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现实意义，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工作中，我们将完善“党性教育流泪、警示教育出汗、交流研讨正心”模式，创新分层分类靶向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强化“三个重视”，锤炼过硬沂蒙干部队伍。践行沂蒙精神，关键在于改变干部、改进作风。我们通过“三个重视”，锤炼过硬队伍、提升能力本领、强化担当作为。重视榜样力量，凝聚奋进实干合力。先进榜样是看得见的标杆、有形的正能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先进典型。我们将聚焦“沂蒙精神代代传”主题，用新时代的新表达继续讲好沂蒙红嫂、沂蒙母亲等红色故事，同时，积极培树新典型，大力宣传“时代楷模”王传喜、“沂蒙无孤”志愿服务团发起人徐军等优秀践行者，传播好沂蒙声音，让沂蒙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重视作风建设，锤炼担当作为本领。当年，共产党、八路军在沂蒙革命根据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主动帮助挑水、砍柴、干农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这种亲民作风赢得群众无限信任。作风是形象，也是战斗力。我们将组织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引导干部“六照六看”：照“精神之镜”，看是否把沂蒙精神转化为内生动力；照“政绩之镜”，看工作是否与群众期盼合拍；照“格局之镜”，看思路是否与发展大势同步；照“能力之镜”，看本领是否与时代变革匹配；照“法治之镜”，看用权是否与规则底线相符；照“纪律之镜”，看言行是否与从严要求一致，以干部作风能力之变打开发展新天地。重视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实绩展现新作为。沂蒙精神与正确政绩观在价值源头、实践指向、精神内核上高度契合。我们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党员干部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自觉做到“六个防止”：防止盲目大干快上的政绩冲动，防止盲目举债的投资冲动，防止“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项目冲动，防止只追新兴产业风口、不顾传统产业升级的投机冲动，防止“数字注水”的数据冲动，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的功利冲动，以钉钉子精神把“十五五”蓝图变为现实，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构建“三个机制”，常态长效践行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关键是健全机制、常态长效，推动传承弘扬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构建促进发展机制，把沂蒙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弘扬践行沂蒙精神，根本在于从中汲取力量、推动发展。我们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以标志性产业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商城国际化数字化打造内外贸一体化开放新高地，以建设体系化科研生态补齐科技创新短板，以文旅融合带动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片区化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沂蒙老区发展得越来越好。构建服务群众机制，深化“党群同心”新实践。践行沂蒙精神，核心是服务群众。我们将落实“四下基层”制度，重点开展“四下基层、三联三包”，市级干部“联县包乡”、县级干部“联乡包村”、乡镇干部“包村联户”，包发展、包稳定、包安全、包民生，把办公桌搬到基层一线去，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构建干群互动机制，密切党群干群、政企鱼水关系。沂蒙精神本质是“党心为民心、民心向党心”的双向奔赴。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双向互动把惠民实事真正办好、办实。线上，持续优化“12345·临沂首发”平台，完善留言互动、专项深办等机制，听民意、集民智、纾民困；线下，把民营经济大会定为每年“新春第一会”，用好“亲清会客厅”“企业家日”，搭建常态化政商交流平台。

蒙山巍巍，精神永炬；老区不老，风华正茂。我们将主动扛牢时代使命，传承践行沂蒙精神，砥砺奋进、勇毅前行，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不断续写沂蒙革命老区现代化建设新的荣光。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

加快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领航掌舵、把脉定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实践。

以改革开放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的堵点淤点

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其健康运行有赖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循环畅通，经济循环畅通与否，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整体效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加剧，传统国际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单纯依靠外需拉动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从内部条件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显著，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供给结构与需求升级的适配性有待提升，制约着经济循环的整体效率。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稳住基本盘，以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拓展新空间，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在需求、供给、流通等关键环节，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供需适配性有待提高、要素流通不畅等卡点堵点，影响经济循环的动力、质量、效率。而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堵点淤点的根本路径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才能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梗阻，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中被赋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的重要定位。这一定位要求大湾区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循环堵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循环能级，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一方面，以改革增活力，聚焦要素市场化、投融资、营商环境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攻坚，强化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础制度，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要素、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以开放拓空间，将对外开放作为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促进经济有效循环的重要着力点，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着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内外循环畅通的堵点淤点，切实增强大湾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不断夯实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支撑作用。

以创新驱动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是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一重要论述精准阐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与本质要求，也揭示了推动发展的根本路径：以创新驱动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既是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之举。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要素驱动的粗放增长难以为继，必须转向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从国际看，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关键核心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抢占发展制高点。

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应对复杂环境的必然选择。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仍面临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犹存、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不够紧密等突出瓶颈，制约着高质量发展步伐。破解这些难题，根本出路在于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只有牢牢扭住创新这个“牛鼻子”，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才能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经济活跃、产业体系完善，与京津冀、长三角并肩成为全国三大高质量发展动力源，并被赋予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的重要使命。这一定位要求大湾区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坚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示范引领。一方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广深港、广珠澳“两廊”作为主骨架，以深港河套、粤澳横琴“两点”作为结合点，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集聚，为大湾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坚持制造业当家，协同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融合，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大湾区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增强国际竞争力开辟新路径。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力，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增强产业综合竞争力，推动大湾区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以融合发展凝聚粤港澳三地发展合力

区域协调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全局，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融合融通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部署，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正是以融合发展释放区域潜能、增强发展韧性的生动实践与有益探索。

从理论层面看，区域一体化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跨越不同行政主体，通过制度协同、规划衔接、市场融合以及设施联通，逐步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借此提升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福祉的动态过程。其重点在于“破除壁垒”，克服因行政区划分割带来的体制机制约束，具体表现为市场整合、基础设施互通、公共服务共享以及生态共治等多个维度。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根本是要通过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来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

粤港澳深度融合发展、协同推动大湾区建设是区域一体化理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客观条件下建设的，粤港澳融合发展不是要消除制度差异，而是要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大湾区既拥有珠三角九市的制造业优势，又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独特优势，三地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推动三地深度融合，正是将发展落差的势能转化为协同发展的动能，形成“握指成拳”的合力，释放出更大的区域发展潜能。

推进粤港澳融合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心联通”协同发力、一体推进。第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深化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推动珠江东西两岸以及粤港澳之间的交通往来更加便捷顺畅；同时，要深化港口群、机场群的业务合作与联动发展，提升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和港口群的整体竞争力。第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融合发展的难点重点，也是关键环节。聚焦“人往来、钱过境、税平衡、物流通”等重点领域，推进各类要素跨境便利流动；同时，要深化粤港澳三地执业资格互认、标准认证衔接、政务服务对接，提升区域治理效能，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第三，民生融合是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的融合发展，支持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提供更多便利化服务，切实增强三地民众在融合发展进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硬联通”夯实物理根基，通过“软联通”激活制度效能，通过“心联通”凝聚精神共识，统筹推进三者协同发力，才能充分发挥三地优势，实现“1+1+1>3”的聚合效应。

如今的大湾区，车流畅行、灯火相映，文化交融、民生互通、活力涌动，一幅生动鲜活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面向未来，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紧扣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战略定位，发挥好主力军和火车头作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融合发展新格局，不断增进粤港澳民生福祉，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携手港澳加快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促进新需求与新供给高水平动态平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新需求与新供给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是解决当前供强需弱矛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围绕这个问题，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建立健全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循环机制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深化对供给和需求的规律性认识，将更好实现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更好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两端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内市场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现有供给不适应新需求问题突出，必须深刻认识新需求和新供给的内涵及其内在关系，切实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新时代赋予供需体系新的内涵。新时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国内供需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供给主导的供需体系正在逐步解构，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主导的良性互动体系正在形成，呈现出新需求引领供给升级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态互动特点。

新需求意味着新样式新品质新体验需求释放。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从消费、投资到出口都展现出向新向优的加速升级态势。从消费看，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品质、更个性化、更多样化的需求，既要求产品和服务具有超出基本功能的高品质，也要求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独特乃至小众化的需求，还要依靠增加供给和丰富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比如，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出行的需要，还要求更加智能、绿色、安全，即市场更青睐续航里程长、智能安全的新能源汽车，甚至希望根据消费者喜好、习惯等进行定制化配置。虽然一些领域商品消费增速出现放缓，但文旅、托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比如，文旅消费不仅要提供可感可及的自然景观或文化感知，还需要纳入更多科技元素构建全范围的消费体验，包括通过沉浸式消费新场景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情绪价值。从投资看，我国在房地产、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部分领域的投资存量已有所过剩，但在与消费升级和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的新增投资依然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补短板的投资也有待加强。从出口看，传统货物贸易在产品和服务提质增效的同时，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和贸易形态创新发展，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拓展尚需新空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需求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通过消费升级和新场景培育释放的新需求牵引着供给端的优化调整，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供给意味着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供给涌现。相比原有的供给，新供给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跨界融合等手段，创造出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主动引爆需求革命。从新产品新服务看，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研创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如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云计算服务等逐步成为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从新业态看，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与新场景深度融合，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诸多智慧商圈新场景，将购物、娱乐、餐饮、文化体验融合，有效提升消费体验。从新模式看，新技术应用改造传统生产服务模式，可创造出驱动供需更好适配的新商业模式，如跨境电商、直播带货、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商业模式拓宽了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使其更加便捷获得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使得长尾效应创造更多市场机会与企业价值。

新需求牵引和新供给创造引领供需双向互动。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新需求倒逼新供给创新，新供给又创造新的需求。新需求不断释放牵引着供给体系做出适应性优化调整，新需求拔节生长将带动新供给不断创新；而创新催生的新供给能创造出新的需求，新供给的持续涌现也将激发潜在需求的充分释放，推动供给和需求实现动态适配和循环互动。从动态适配看，当消费者产生新的需求时，市场需求“订单”将驱动供给端研发创制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当供给端首创新产品新服务时，上市新品的功能价值将激活潜在市场需求，从而促进首发经济蓬勃发展，使新供给与激发的新需求相适配。从循环互动看，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将推动消费升级需求扩张，牵引供给端加大研发创新投入，并可大批量定制满足消费升级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端通过规模经济获利后将形成反哺机制，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获取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新服务，并不断将新产品推向市场、激发潜在需求，从而实现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循环互动和迭代升级，进而推动以最终消费为始终点的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亟须引导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当前，我国供强需弱矛盾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卷式”竞争压力较大、经济循环仍存在堵点卡点，亟须改变供需失衡的局面。通过激发新需求、增加新供给，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推动实现供需再平衡和良性互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亟须释放新需求打开内需扩张空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智能绿色等新需求潜力未充分释放。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率相对偏低。2021——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均值分别为38.9%和41.7%。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0%以上，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在30%以下。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68.0%，低于2019年2.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已从1990年的85%左右降至2025年的63.5%。长期看，“低消费、高投资”主导的内需结构可持续性偏弱，亟待优化调整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扩大服务消费、拓展入境消费，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拓展绿色消费、智能消费、首发经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全面激发新需求的潜力，通过释放更多新需求牵引供给创新，让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拥有更加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基础。

亟须创造新供给破解“内卷式”竞争。有效需求不足还表现为供给尤其是低端供给的相对过剩。随着需求结构变化，尤其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碳达峰压力下，钢铁、水泥等一些传统行业产能已过峰值，还有一些产业产能接近达峰，部分新兴产业产能也出现相对过剩。市场机制下供求关系可以自我调整实现再平衡，但放任的市场出清可能对部分行业产生破坏性，可能招致行业企业“内卷式”竞争。近年来，我国部分行业领域已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了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但总体上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供给仍未能跟上消费升级的步伐。比如，我国在关键基础材料、关键核心装备、核心基础工艺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高端产品供给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又如，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服务供给还不充分，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供给端迫切需要加强产能治理，引导行业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不断丰富供给品类、提升供给质量，提供更加丰富、多样、便利的消费选择。

亟须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经济循环。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供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供需适配仍面临不少卡点堵点，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目前，在部分领域仍然存在隐性市场准入退出限制、生产安全标准不一致、流通环节交易费用偏高、定价机制僵化等问题，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壁垒较多，行政干预、保护主义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导致市场分割的小循环依然存在，使得部分生产要素低效或无效配置。因此，着力培育新需求和创造新供给并实现良性互动，还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一步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畅通的各种卡点堵点，构建供需互促、循环升级的完整内需市场体系，促使各类商品、服务、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畅通流动，更好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通过技术创新和场景开放，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互促，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多措并举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循环。统筹谋划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经济循环卡点堵点，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健全新需求与新供给的循环机制，多措并举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以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以投资于人促进就业增收，以制度创新加强消费激励，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为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坚持内需主导、创新驱动、民生为大的发展原则。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的关键在于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循环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紧扣改善民生福祉的需要，把发展重点放在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上，尤其要放在激发居民新需求上。一是坚持内需主导。加快转变“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观念，发展不等于供给、不等于投资。需通过大力提振消费、促进就业增收、优化投资结构、完善社会保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点任务的落实，加力促进绿色、智能等新需求的充分释放，着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促进形成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变“重生产、轻服务”的发展逻辑，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政策方针，减少政府干预，调整政绩考核指挥棒，进一步放开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市场准入；推进服务价格机制改革，减少行政管制措施；制定可持续的产业焕新计划，积极发展消费导向产业，打造服务消费场景，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形成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供给。三是坚持民生为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认识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在民生。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就要强化民生导向，将惠民生和扩内需有效结合起来，更多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健康、教育、养老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今后，需重点加大对环境、健康、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等创新领域的投资，加大对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投资；同时，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做实全民所有制，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更多资金和资源“投资于人”、服务民生。

以多业态融合场景塑造为抓手拓展内需新空间。需紧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造提升需求场景、丰富民生领域应用场景，释放内需增长新空间。一是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鼓励加快补齐消费短板，因地制宜打造娱购、文旅、医养等多业态融合的消费场景，重点建设智慧商圈、智慧社区等一批显示度高的消费场景，推动商品消费扩容提质，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切实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二是盘活存量拓展投资新空间。通过高强度研发创新投入，引导经营主体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引导投资主体在产业更新、设备更新、城市更新、服务更新等领域扩大投资，不断提高投资效率。比如，通过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建设一批高标准的“好房子”，增加优质住房供应，满足“住有所居”和“住得更好”的目标。三是促进消费投资联动。通过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大与促消费、优供给、惠民生相关的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着力发展消费导向的产业，增加与消费导向相关的产业领域投资，如加大与提升服务消费领域相关的投资，畅通“就业——收入——消费——投资”良性循环。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抓手创造高质量新供给。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持地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高端优质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一是加快培育科技创新支撑的新供给动力源。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持续补链强链拓链，打造自主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二是加快推进新技术转化为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综合整治一些行业的“内卷式”竞争，形成健康、可持续的产业发展生态。以新技术牵手新产业、新产业开辟新赛道，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加大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进一步增加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生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市场化优质供给，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高层次需求。

以推进深层次改革为抓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促进新需求和新供给良性互动，深化市场管制、价格、财税等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秩序，畅通需求牵引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的传导机制，着力建设国内强大市场。一是放宽市场准入。破除消费领域制度性约束，系统清理制约消费的不合理限制，放宽教育、住房、医疗、养老、文娱等领域的消费限制。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整治行业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以市场机制推动落后低效产能退出，促进产业良性竞争。二是放松行政价格管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理顺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机制，优化水电气运等商品阶梯定价，减少部门间交叉补贴。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医生、护士、教师等工资水平，促进职工工资和物价合理回升。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调整“重生产、轻消费”的税制结构，将消费税下划地方，推进增值税征缴制度改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充实社会保障账户；逐步提高失业、养老、生育补贴标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和资源支持贫困家庭、公共事业和环境保护。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从供需两端进一步挖掘消费潜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供给创新既是着眼当下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也是放眼长远创造消费需求的重要动力。只有通过形成新需求和新供给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才能更好地激发消费潜能、扩大内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短期看，新需求是引领新供给调整资源配置、形成市场均衡的引擎。生产商需要根据消费市场的新变化、新趋势，推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抢占市场，获取更多利润。随着90后、00后等新生代消费群体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等特点。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的商品消费受到欢迎，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体育运动等沉浸式、体验式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这些新需求是蕴藏巨大消费潜力的“富矿”，需要通过供给创新、提升供需适配水平予以满足。

从长期看，技术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供给是提高生产率、创造新需求的根源。从蒸汽机、电气化，到原子能、计算机，再到信息化、智能化，每次技术革命都引发了产业变革，电灯、汽车、电脑等新供给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消费领域加速渗透，重塑消费市场的供给格局。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新产品新服务加速涌现，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供有利条件。

当前，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亟须通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同时，要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此，需要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抓消费领域技术创新应用时机，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需求，深入推进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供给创新发展，以更高品质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量。

一方面，着眼当前消费市场新形势新变化，顺应服务消费体验化、商品消费品质化的新需求，支持服务消费供给融合创新发展，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提升消费设施环境供给水平。推动服务业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各类创新，壮大文化旅游、体育赛事、教育培训、养老护理等领域服务消费供给。发展首发经济、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AI+消费”、“IP+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商品和服务消费融合。加强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产业跨界融合，打造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加快线上线下消费双向深度融合，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新场景普及应用。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丰富高品质服务供给。立足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提升本土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国际品牌集聚能力，提升消费品供需适配性。优化商业和服务设施网点布局，加大软硬件建设力度，鼓励创建体验式消费场所，促进传统商圈向消费体验中心、休闲娱乐中心、文化时尚创意中心、产品和服务设计定制中心、消费业态和模式创新中心等新型平台转变。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供给创新，系统性优化制度体系和发展环境，最大限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落实人才、土地、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为消费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制度和政策支撑。

另一方面，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趋势，鼓励新技术应用创造新供给，提升新供给和新需求的适配能力。推动5G、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各类信息技术的集成创新应用，支持其向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领域延伸拓展。加快以新技术促进新装备新设备应用，加快生产、营销、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升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范围向更多领域延伸拓展。打造更多消费领域新技术融合应用场景，拓展沉浸式互动式消费体验。同时，推动以数据赋能生产和流通企业，基于信息技术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捕捉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敏捷调整能力，更加精准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模式，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和定制服务，助力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力和流通效率。积极推广柔性化、定制化模式，将消费大数据与生产系统实时对接，推广用户参与设计等模式，高效响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以生产模式变革支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

发挥法治对军事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作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军事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构成，其本质是通过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实现军事系统的高效运转，而法治以其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内在属性，为军事治理现代化发展清障护航、赋能增效，成为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一）

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军事治理体系，提升运用制度管理军事事务的能力。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治理的先进形态，与军事治理现代化在价值取向、功能属性和实践目标上高度契合，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与制度基础。

法治的秩序价值与军事治理现代化的规范需求相统一。军事领域的高度集中性与严格纪律性，决定了军事治理必须以秩序为首要价值。法治通过明确权力边界、规范行为模式、设定责任清单，将军事组织、人员及活动纳入制度化轨道，实现军事资源的有序配置与军事行动的精准协同。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延伸至军事领域，便是要通过军事法治体系的完善，确保军事治理各环节都在法治框架内运行，避免治理过程中的随意性与碎片化，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的秩序保障。

法治的强制属性与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权威要求相契合。军事治理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高度的权威性与执行力，而法治的核心特征在于其普遍适用性与国家强制力保障。通过将军事治理的原则、标准与程序转化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军事法规制度，能够使治理要求从“软约束”转变为“硬规范”，确保各级军事组织及人员严格依规履职，形成上下贯通、令行禁止的治理格局。这种强制属性与军事治理所要求的绝对服从性高度一致，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刚性支撑。

法治的发展属性与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需求相适应。军事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随着战争形态演变、军队建设转型而不断深化。法治并非僵化的制度体系，而是具有开放性与适应性的动态规范系统，能够通过立法修订、执法优化、司法完善等机制，及时回应军事治理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应到军事领域，就是要构建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使军事法治始终与军事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为军事治理的创新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二）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在军事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治的保障作用贯穿治理体系构建、治理活动开展、治理效能提升的全过程。

政治引领作用，筑牢军事治理的根本方向。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是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原则，而法治是将这一原则制度化、规范化的核心载体。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军事领域，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为通过法治手段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与制度体系。法治通过明确军事治理中的政治责任与政治要求，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军事治理的具体制度与行动准则，实现党的领导与军事治理的制度性融合。在治理决策、资源配置、力量运用等各环节，法治为贯彻党的意志提供明确依据，防止军事治理偏离政治方向，确保军事治理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

制度支撑作用，构建军事治理的系统框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构建系统完备的军事治理体系，而法治是军事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在制度供给层面，法治通过科学立法实现军事治理的制度全覆盖。针对军事治理中的指挥体制、力量编成、后勤保障、装备发展等核心领域，通过制定完善的专门法规，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工作流程与协作机制，使军事治理各环节都有法可依。在制度整合层面，法治通过体系化立法解决军事治理中的制度碎片化问题，实现各领域法规制度的衔接配套，形成逻辑严密、协调统一的制度体系，确保军事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在制度稳定层面，法治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与修订机制，使军事治理制度保持相对稳定，避免因短期政策调整导致治理方向摇摆，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效能提升作用，优化军事治理的运行机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军事治理效能，而法治通过规范治理流程、强化权力监督、激励主体活力，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手段。在流程规范上，法治通过明确军事治理的程序要求，将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纳入标准化轨道，减少治理过程中的随意性与人为干扰，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的精准性。在权力监督上，法治通过构建严密的军事法治监督体系，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与监督程序，对军事治理中的权力运行进行全程监督，防止权力滥用与不作为，确保治理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在活力激发上，法治通过明确官兵的权利与义务，构建公平公正的激励与保障机制，调动官兵参与军事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全员参与、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从根本上提升军事治理的整体效能。

协同保障作用，强化军事治理的内外联动。军事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军地各方的协同配合，而法治通过明确军地权责、规范协作流程，成为构建一体化军事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在军地协同层面，法治通过制定完善国防动员、军民融合、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军地双方在军事治理中的责任分工与协作机制，解决军地协同中的利益协调、资源共享、责任追究等核心问题，推动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跨军地治理格局。在国际协同层面，法治通过对接国际军事规则与惯例，为军事外交、国际军事合作、海外利益维护等涉外军事治理活动提供法律依据，提升我国在国际军事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军事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三）

以法治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需要立足军事治理实际，聚焦立法、执法、守法、保障等关键环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路径，确保法治的根本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完备的军事法治体系。顶层设计的科学性直接决定军事法治体系的质量与效能。站在国家治理与军事治理协同发展的高度，统筹谋划军事法治体系建设。在战略规划上，将军事法治建设纳入国家法治建设总体规划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规划，明确军事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与实施步骤，实现军事法治与国家法治、军队建设的同步推进。在重点突破上，聚焦军事治理中的指挥链、建设链、管理链、保障链等核心领域，加快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确保军事法治体系与军事治理需求高度适配。

严格执法监督，确保军事法治的刚性落实。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军事法治的权威也体现在刚性执行与有效监督之中。在执法规范执行上，要细化军事执法标准与流程，明确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执法权限与操作规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与模糊性。在追责问责机制上，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明确军事违法违规行为的追责标准与程序。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形成“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的鲜明导向。通过刚性的追责问责，打破“特殊化”“例外论”的错误认知，让全体官兵深刻认识到军事法规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从根本上确保军事法治在军事治理各环节落地生根、发挥实效。

完善保障机制，强化军事法治的支撑能力。以法治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需要健全完善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在组织保障上，强化党委对军事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明确各级党组织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机关协同、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在人才保障上，构建军事法治人才培养体系，通过院校培养、岗位历练、对外交流等方式，培养一批既懂军事又懂法律的复合型法治人才，为军事立法、执法、司法等工作提供专业支撑。在技术保障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构建智能化军事法治平台，实现军事法规管理、执法监督、法治教育等工作的数字化升级，提升军事法治建设的智能化水平，为军事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赋能。

香城固战斗：平原上的诱伏战

香城固战斗是1939年日军对冀南平原进行“大扫荡”期间，八路军第129师386旅进行的一次模范的平原诱伏战。这次战斗我军提前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利用了敌人骄横狂妄的心理，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在平原上干脆、彻底地消灭了敌人的快速部队1个加强中队，创造了平原反“扫荡”作战的光辉战例。这一胜利对鼓舞群众，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持续袭扰消耗，摸清行动规律

1939年1月，日军纠集3万余人，分11路先后由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出动，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占据城镇要点，控制交通要道，压缩我军主力于狭小地区实施聚歼。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部队分区行动，控制广大农村，寻机歼敌，并且各自派出游击部队与敌接触，不断袭扰消耗疲惫敌人，捕捉战机打击“扫荡”之敌。

陈赓、王新亭指挥386旅集团（包括第386旅主力和第688团），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以东地区，对邯郸及邢台出犯之敌，进行了不间断的阻击、伏击与袭击，并先后袭入广平、肥乡、曲周、鸡泽等城，给敌人以杀伤与消耗。当时敌之气焰十分嚣张，自恃有据点的依托和便利的交通，如遭到攻击可以迅速得到增援。此时正值“扫荡”期间，日军误以为我军主力早已远遁，因而十分骄横狂妄。每次受袭后必派出部队向我军追击，寻求报复。

精选伏击阵地，充分扬长避短

第386旅旅长陈赓掌握了敌人这一行动规律，并了解到威县为敌重要据点，守敌较多，而附近其他县城驻敌较少的情况后，决心以第386旅作战集团隐蔽集结于威县以南香城固附近诱敌出犯，然后予以歼灭。香城固地处威县以南约30公里，西北地区是一条带形沙河古道，四周满是红柳和野枣林，地势十分倾斜，地形起伏较大，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洼地。香城固西边有一道自西南向东北的大沙岗，长约1公里，高达数丈，难以通行。香城固东北方为庄头村，西北方为张家庄，两侧村庄与天然洼地共同构成一个钳形阵地，是一个绝佳的伏击阵地。

因此，陈赓决定以第688团第1营于香城固正面阻击敌人，其主力位于香城固西北的张家庄、马落堡，与设伏于香城固东南和东北的南香固、庄头村的补充团，构成袋形阵地，实施东西夹击；新编第1团负责切断敌退路实施包围行动并警戒曲周城援敌；骑兵连进至香城固以北的第什营、南草场，对威县之敌进行侦察和游击活动，负责诱敌进入伏击阵地。

坚决抗敌突击，四面围攻歼敌

部署就绪后，于2月7日至9日，连续3天以一小部队持续袭击威县、曲周等城，每次均袭入城内，以短兵火力给敌人以杀伤。威县之敌恼羞成怒，遂抽调49联队所属安田步兵中队携带数门火炮，分乘8辆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由1大队长率领于2月10日上午向威县以南地区组织“扫荡”，企图驱逐我军游击部队。12时许，敌人进至南草场附近，隐蔽在此的骑兵连突然出击，打伤敌大队长，打死翻译，而后且战且退。既引诱敌人前进，又争取了调整部署进行战斗准备的时间，最终诱敌进入香城固地区。

敌人进至香城固后，立即向688团1营阵地猛扑，经我军猛烈火力杀伤，击毁其汽车1辆，挫败了敌人的攻击。接着敌人改向香城固东北角进攻，并一度突入村内占领几幢民房，但遭我军坚强阻击难获进展。敌人在我军三面火力压制下，死伤累累，气焰大挫。战至17时，敌人企图向西北方向突围逃窜，被我军张家庄、马落堡部队所阻，归路又为新一团截断，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军在统一号令下，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敌人虽力图挣扎并施放毒气，但在我军猛烈冲杀下，经40分钟战斗被全部歼灭。

此次战斗共激战8个小时，击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缴获山炮1门，九二式步兵炮2门，迫击炮1门，长短枪数十支，我军伤亡50人。刘伯承师长赞赏这是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并总结此次战斗经验，认为第386旅作战集团的口袋布置得好。其优点，第一是善于示弱诱敌，特别是激发了敌人轻视我军的骄纵心理。第二是善于把敌人诱导到围攻位置，让日军没有办法固定，也没有办法逃脱。第三是善于协同动作。

声波武器：从概念探索到实战应用

声音是一种机械波，人们平常听到的声音只是声波的一部分，频率在20至20000赫兹之间，而高于20000赫兹的超声波和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是人耳不能听到的。作为一种非接触式杀伤方式，声波武器可能使受害者感到头部剧痛欲裂，出现流鼻血、呕吐甚至吐血的症状，身体瞬间僵硬无法动弹。声波武器已经应用于实战中，足以引起世人高度关注。

分类及作用机理

声波武器的毁伤核心源于“共振效应”与能量传递，不同频段声波的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武器。

次声波武器：共振毁伤。次声波频率低于20赫兹，与人体器官固有频率（3至17赫兹）高度重合。当高强度次声波作用于人体时，会引发人体器官共振——频率接近人脑阿尔法节律（8至12赫兹）时，形成“神经型”干扰，导致头晕、焦虑、神经错乱甚至休克；频率接近腹部内脏（4至6赫兹）时，构成“器官型”毁伤，引发恶心呕吐、内脏破裂、血管出血等严重症状，5赫兹左右的次声波对人体危害最大。此外，次声波由于波长极长，可绕开障碍物衍射传播，穿透装甲与墙体，杀伤范围广且隐蔽性强。

噪声波武器：压力冲击。噪声波武器是以可听声频段20至20000赫兹的高强声能，通过声压冲击、听觉与中枢神经损伤、共振叠加等物理与生理机制实现非致命压制或毁伤，将声能转化为对人体的机械与神经效应。当达到115分贝以上噪声时可导致大脑皮层功能衰退，使人丧失判断力与自制力；达到120分贝以上的强噪声时，会冲击人体听觉系统与中枢神经；170分贝以上的噪声能麻痹听觉神经，甚至造成短暂昏迷。

超声波武器：能量聚焦。频率高于20000赫兹的超声波武器的作用机理是通过高能高频机械波的定向传播，以共振、声压冲击、热效应与非线性效应作用于人体，通过强压力波干扰人体平衡感，导致人体产生视觉模糊、恶心等生理反应，从而使人丧失作战能力。超声波武器以其无火光、无烟尘的隐蔽性、精准性与低附带损伤，成为未来非接触作战的重要选项。

发展历程与运用

声波武器的发展始于对声波物理特性的探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提出“次声唱片”心理战计划，拟制作含次声的名人签名唱片空投英国，借精神干扰制造英国社会混乱。

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加夫雷奥在研发军用机器人时，意外发现空调马达产生的次声波导致研究人员集体恶心呕吐，进而揭示了次声波与人体器官共振的毁伤机理，引发法国军方高度关注。60年代中期，法国军方指示加夫雷奥团队专攻次声武器。1986年4月，加夫雷奥团队在马赛郊外的“法国国防部次声波实验室”进行实验时，因技术疏忽导致次声波失控外泄，造成16公里外30名居民死亡（20人在室内、10人在田间劳作），显示了次声波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也暴露出其“不分敌我”的致命缺陷与安全管控漏洞。

此前，有据可查的声波武器，主要是非致命性运用。如2004年10月正式公开的，由以色列国防部研发的“喊叫”非致命定向强声武器，以高频强声为核心，侧重驱散100米内的人群；美军在2004——2005年间，在伊拉克战争中实验两款声波武器——LRAD长程声学装置和“秘密尖叫”噪声武器，用于费卢杰、摩苏尔等地的人群管控、区域拒止和阵地清剿。声波武器在打击海盗的行动中发挥特殊功效。中国海军第五批护航编队中的168广州舰（052B型导弹驱逐舰，编队指挥中枢）搭载的声学拒敌装置——“金嗓子”，2010年3月4日至9月12日在亚丁湾反海盗任务中首次实战应用。发射可听频段声波，支持汉语、英语、索马里语等多语种预置语音，分“警告喊话——强声驱离”两级模式，先警告再施压，避免误伤平民。

发展趋势与防护措施

随着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声波武器正朝着小型化、精准化和多能化方向发展。

一是小型化、便携式声波武器。当前，声波武器发声器体积和重量大，主要以车载、舰载为主，并不适宜单兵携带和操作使用。如，“喊叫”定向强声武器，单台约30至40千克，含操控台与电源约千克，需2到3人搬运安装，主要适配轻型装甲车与据点部署。未来将通过新材料与集成技术，研发可单兵携带、直升机或无人机机载的次声/超声波武器，适配各作战场景，提升实战机动性。二是精准化、可控声波武器。针对声波武器“不分敌我”的缺陷，通过使用定向聚焦技术与智能频率调节，实现对目标范围、毁伤程度的精准控制，杜绝对己方的影响；灵活切换非致命驱散、致命杀伤、设备干扰等模式，从而降低附带损伤。三是多能化、协同化声波武器。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声波武器的发展须与其他软、硬杀伤武器密切配合，特别是与电子战武器、无人机、无人车和远程打击火力协同行动，形成“电子干扰+人员失能+设备摧毁”的复合打击体系，以整体威力打击敌人。

同时，也要认识到，在与声波武器的博弈中，需要建立完善的应对体系，才能在新型安全威胁中占据主动。一是加强监测预警，构建立体感知网络。研发便携式次声/超声波监测仪，实时捕捉特征频段信号，建立“探测——识别——定位——告警”快速响应链路，为应急处置争取时间。二是加强人员防护设备研发和配备。主要是研发和配备专业声波防护头盔、耳塞，采用阻尼材料吸收声波能量，过滤有害频段，减少人员损伤。三是采取战术措施，削弱声波武器攻击效能。主要是针对定向声波武器的波束特性，采用机动转移、分散部署策略，减少集中攻击风险；依托建筑物、地形地貌构建天然屏障，利用声波在传播中的大气衰减、反射散射特性，降低其作用距离与强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新闻记者证核验人员公示

（正文抓取失败）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力量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力量，1月23日，安徽省委宣传部、学习时报社与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在合肥联合举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研讨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毅，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分省市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的近150名领导专家齐聚一堂，紧扣会议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学习体会。

锚定思想引领，筑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根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凝聚团结奋斗之力。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商志晓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创新概念承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质，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鲜明特征。唯有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能和文化支撑，凝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深化文化主体性研究，掌握文明对话之权。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广文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体现为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认同、自主选择、主动创造与坚定捍卫。深化文化主体性研究，既是应对文明激荡与文化挑战的时代必然，也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必需。

坚守文化建设人民性，激活创新创造之源。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陈方刘以“新大众文艺”为切入点，提出文化建设的人民性本质正在实现从“写大众”到“大众写”的转变。快递员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返乡青年鲍小光执导的“土味三国”等作品，既充满生活烟火气，又传递强大精神力量。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创作与专业创作深度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内容生产，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彰显中国道路之优。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邵明从社会现代转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之弊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这一新形态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认知陷阱，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殖民掠夺、社会撕裂等弊端，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全新道路选择。

紧扣战略任务，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目标，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从七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各项目标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需协同推进、全面落实。

强化战略思维，统筹发展全局。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韩庆祥认为，“十五五”规划建议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需运用战略视野，长远、整体、系统、全面地看待发展问题，以战略思维破解发展难题。

坚持内需主导，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认为，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环境，坚持内需主导地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存在内需不足、供强需弱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就业质量、优化供给结构，夯实内需基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推动科产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于祥成认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创造应用价值，二者互融共促。要通过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完善融合保障体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蒋旭东认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着力打造新能源汽车、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等六大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加强龙头企业引育，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安徽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田淑英着眼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出聚焦“增绿提质”“安全有序”“协同高效”“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加强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能源强国建设夯实发展根基。

立足发展实际，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

与会专家结合各地发展实际，立足专业领域，从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播、民生改善、基层治理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推动理论与战略转化为实际成效。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能。安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刘鹏凌认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是提升和美乡村“宜业”成色的关键。要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推动县域深度融入相关经济圈，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加快文旅产业发展，在创新和改革双轮驱动下激活乡村资源，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增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激活消费新引擎，释放内需增长潜力。安徽创新发展研究院（决策杂志社）副总编许杨睿认为，要通过“四个转换”点燃消费新引擎：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消费场景，让徽州文化、黄梅戏文化等瑰宝激活消费潜能；将赛事流量转换为消费增量，让体育赛事IP赋能城市消费；将科技势能转换为消费效能，让科技优势重塑消费体验；将单点创新转换为生态协同，释放消费乘数效应，推动消费扩容升级，扩大内需规模。

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蓝汉林结合浙江实践，分享了提升文化国际传播力的经验。他认为，要深挖文化根脉，拓展“官方+民间”“线上+线下”立体传播渠道，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如宁波“阳明文化海外行”通过国际研讨会、数字资源库实现全球传播，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马可・波罗的春节之旅”短视频以本土化叙事让海外受众读懂中国文化。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陈旭认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要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政策：针对农民群体，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全产业链建设；针对灵活就业群体，创新“社保电子档案袋”等制度，保障劳动报酬权益。同时，通过优化资产配置、完善个人养老金，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安徽建筑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洪涛指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要强化规划引领，实现“人——产——交——城”协同发展；注重空间营造，提升居住品质与社区活力；推动文化传承，实现历史文化遗产活力复兴；通过理念、技术、制度创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夯实基层发展根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严宏认为，要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三个方面加强党建引领：在政治建设方面，需把稳治理方向，站稳人民立场，增强基层干部政治本领；在思想建设方面，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将红色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凝聚治理共识；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聚集治理人才资源，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次研讨会主题聚焦、研讨深入、成果丰硕。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把研讨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在各自领域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处〕

以“五大学院”建设为抓手推动中医药院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安排部署，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深刻揭示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问题研判——战略破局——路径创新——机制保障”为逻辑脉络系统推进改革，前瞻性布局并扎实推进“五大学院”建设，探索出以学科重构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特色路径。

锚定战略方位破解地方高校发展瓶颈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与山西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省情，山西中医药大学深刻认识到，融入战略、破解困局、形成特色是必须答好的现实考题。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以“五大学院”建设为抓手，系统推进特色化改革，探索以学科重构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新路。

通过深入调研，学校党委剖析出制约学校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中医药知识挖掘转化深度不足，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多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尚不健全。这些矛盾共同折射出学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症结。其中，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错位，不充分则体现为尚未真正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不破不立。学校秉持改革精神，走“大同大异”发展道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与区域大局。“五大学院”建设构想应运而生。从方位研判到问题剖析、从思想破冰到路径明晰，山西中医药大学以系统思维夯实改革第一步，为后续体系重构、机制创新筑牢了思想与实践根基。

精准对接社会需求构建特色发展格局

面向未来，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系统谋划，前瞻性提出建设傅山学院、乡村振兴医师学院、健康产业学院、老年健康学院、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五大学院”的战略构想。这是学校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是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的主动作为，更是实现特色发展、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大学院”定位清晰、各有侧重，形成互补共进格局：傅山学院聚焦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推动文化传承与育人传统深度融合；乡村振兴医师学院扎根基层医疗一线，助力共同富裕；健康产业学院对接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老年健康学院回应人口老龄化趋势，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推动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响应科技自立自强号召。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强化交叉融合，“五大学院”成为学校破解同质化难题、构建特色学科群的生动实践。

“五大学院”互为支撑、协同发力，坚持高水平应用型办学定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面向科技、产业与未来，将教育教学深度融入科技任务组织实施和产业创新全流程。同时，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坚定不移开展有组织人才培养、有组织科学研究、有组织成果转化，实现学校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教育与科技、教学与临床4个维度协同育人，培养具有“仁心仁术”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中医药人才。

各学院立足核心定位，明确差异化发展路径：傅山学院肩负传承弘扬傅山医学思想等晋医精髓之责，以精英化、贯通式培养模式，着力打造“晋医药”人才；乡村振兴医师学院锚定“强基固本”，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中西医结合全科人才；健康产业学院紧密对接山西中医药产业优势，深化产教融合；老年健康学院发挥中医药在医养结合中的独特作用，培养适应老年健康服务需求的复合型人才；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面向科技前沿，推动中医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中医药新质生产力。

以需求为导向、以特色为路径，“五大学院”构建了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产业对接、基层服务有机衔接的协同发展新格局，既彰显特色、功能互补，又相互支撑、协同联动，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为学校丰富办学内涵、强化特色优势、增强服务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五链融合”筑牢一体化发展根基

学校以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人才链“五链融合”为实践路径，聚焦人才培养根本任务，在跨学科融合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系统构建中医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创新生态。

聚焦教育链，打造协同育人新生态。各学院打破传统教学壁垒，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傅山学院构建“病例研讨+技能实训+多学科会诊”高阶课程模块，依托师承教育优势，为学生搭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桥梁；建立科研合作平台，联动省内外高水平机构，构建课程、实践、科研有机贯通的教学体系，培养理论扎实、能力过硬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激活创新链，构建开放协同新范式。坚持需求牵引、交叉融合，系统推进中医药关键领域创新平台建设。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打造医工交叉、虚实结合的新型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中医药深度融合，构建“需求——研发——转化”全链条创新体系，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加速器，着力破解中医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瓶颈。

对接产业链，拓展产教融合新空间。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畅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渠道。健康产业学院建立校企双向对接机制，动态优化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形成“企业出题、师生解题、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为地方健康产业注入持续动能。

延伸服务链，彰显价值引领新担当。各学院将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老年健康学院整合针灸推拿、康复治疗等资源，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服务体系，通过“中医护银龄”等项目推动学生在服务中锤炼本领。乡村振兴医师学院组织师生深入县域基层开展技术帮扶，将课堂延伸至乡村一线，引导青年学子在服务基层中坚定理想信念。

贯通人才链，健全分类培养新体系。学校围绕“五大学院”差异化定位，构建分类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人才链与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服务链深度融合。傅山学院实施本硕博贯通培养，塑造传承创新引领者；乡村振兴医师学院培养扎根乡村的健康守门人；健康产业学院与老年健康学院培育健康服务和产业创新的推动者；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锻造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探索者。

教育、创新、产业、服务、人才五大链条相互依存、协同联动，形成闭环生态：教育链夯实人才根基，人才链驱动创新突破，创新链赋能产业升级，产业链支撑服务拓展，服务链反哺教育革新——如此循环促进、持续增强，共同构筑中医药特色鲜明的发展共同体。

“五大学院”建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通要素流动通道，实现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全链条贯通，教育支撑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引领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正逐步形成。

健全保障体系激发改革创新内生动力

为确保“五大学院”建设行稳致远，学校着力构建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保障体系，为改革注入持久动力。

创新治理架构，构建协同高效的组织体系。学校成立“五大学院”建设领导小组，统筹规划重大事项。各学院立足自身定位，构建特色治理模式：傅山学院成立院务会、学术委员会与科研项目组，强化顶层设计与过程管理；乡村振兴医师学院建立理事会运行机制；健康产业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学术委员会指导、院长负责、多方协同”的管理体制；老年健康学院与中医药未来技术学院建立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及灵活的项目组运行机制，旨在形成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的治理格局。

强化资源保障，构筑可持续发展支撑平台。学校主动对接政府、行业、社会资源，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专兼结合、柔性引进等方式，重点引育跨界领军人才和青年英才，聘请行业导师提供高端智力支撑。优先配置仪器设备等重要资源，打造一流教学科研环境。

完善实施机制，确保改革任务落地生根。各学院细化建设方案，制定时间表、路线图，相关工作纳入学校“十五五”规划统筹推进。学校在人事管理、经费使用等方面赋予学院充分自主权，同步构建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跟踪改革成效，确保改革举措务实、持续优化。

展望未来，在服务健康中国建设、助力山西转型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学校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彰显责任担当，奋力交出高等教育改革的“山西中医药大学答卷”，持续推动“五大学院”建设走深走实，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拭镜素心求志中来

刘时俊所著《居官水镜》，作为晚明“公牍辑录型”官箴书的代表，区别于一般纯理论阐发的施政典籍，除却少量为政理念的精要阐发，余者多为其宦海生涯中亲撰的谳语、公移、告示等文告辑录。刘时俊，号勿所，西蜀（今重庆荣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历任桐庐、吴县等知县，在地方施政中素有明察刚正、务实惠民之名。离任吴江知县之际，他将自己多年的为政心得、具体施政方案整理汇编，形成《居官水镜》一书。此书作为他躬身施政的一手实录，内容既贴近施政实践，又凝练出成熟的从政之法，字里行间蕴含着独树一帜的为官智慧。

“折肱之后”：“出之呕心之余”

据刘时俊讲，该书列举的治理办法均为“折肱之后”——典出《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喻指治理政务多年，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居官水镜》全书分为三卷，另有附录一卷，核心内容集中在卷一的“杂说”与“理县事宜”两部分。“杂说”包含“续情说”“用刑说”“用明说”“省讼说”四条，侧重阐释为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准则；“理县事宜”则详细罗列了驭役、督盗、征收、兑运、均役、考试、修塘等具体政务的处置方法，形成了“理念指导实践，实践印证理念”的完整体系。正如豫章万建崑作序指出的，刘先生想必是要我们擦拭明镜、守持本心，践行爱民之道，从坚守志向之中寻求施政的根本。我们读时一方面结合案例深切反躬自省，让自己的内心如同明镜一般澄澈；一方面也能明白，那些总结出来的实际治理方法与手段，根本上是为政务、为百姓服务的，而并非“权术”的简单运用。

“续情”：“以解纷为主”

书序指出，读书人凭借学问立身成家，一旦担任官职、出任地方县令，便会面对纷杂繁多的公文案卷，诉讼双方互相争执抗辩，下属官吏、差役又各自耍弄狡诈的心思，在公堂之上搅扰施政。如此处境下，想做成的事未必能达成，被委任的职责未必能胜任，平生所学的学问也未必能施展应用。故“续情说”开宗明义：“天地间合成一个情字，乾坤不毁，情相续也。”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尤其是父子、兄弟、亲邻之间的人伦情感，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民间的纷争往往源于一时意气，若为官者仅以法度强行决断，即便处置公允，也可能导致彼此恩情断绝，埋下长久祸根。因此，为政者的首要责任并非简单断案，而是“委曲处分，善言劝解”，让纷争双方重归于好。这样，不仅能平息一时之讼，更能“阴消数世祸”，让社会在人伦温情的代代“接续”中实现长治久安。

基于“续情”理念，“省讼说”提出“省讼”“熄讼”的施政主张，将减少诉讼作为休养民力、培育地方元气的重要手段。“一字入公府，小民慄慄然”，为了打官司，百姓不得不耗费大量财力请托、延聘讼师、贿赂证佐，“入赎于公者一，而民费且数十倍”，最终往往倾家荡产。因此，“熄讼”并非消极避事，而是对百姓切身利益的深切关怀。“省讼”亦非“一概不理”，若消极怠政，反而会导致“公庭之事稀，而民间之事日烦”，唯有积极作为、公正处事，才能实现“讼不期息而自息”的理想状态。

“用刑说”进一步提出了用刑原则：一是慎刑恤民，刑罚仅施于“不如法之人”，不可滥用于“不如意者”，愚幼、淳柔、老疾之人及言语触犯者，一律不加刑罚。二是原情定罪，“律是死的，用律者是活的”，“以情比法，宁出宁轻”，若情重律轻则从律，若情轻律重则原情，宁可从轻处置，也不冤枉无辜。三是宽严相济，对罪恶盈贯、为害一方者，必须“法在必伸”，即便挂冠而去也绝不姑息，以达到“惩一戒百”的效果；而对那些情可矜疑、一时失足者，则“不妨开一面之网”。

“驭役之法”：“不得逞其奸”

胥吏是官员治理地方的重要助手，但也往往是滋生腐败、侵扰百姓的关键环节。胥吏乱政的根源，在于赋役征派、督催等环节缺乏明确规制，得以与地方豪猾勾结，而让普通百姓承受重负。“驭役之法”，本质上是通过规范权力运行、明确责任边界，最终实现“不逞其奸”“不扰百姓”的治理目标。

推行“烟门册”（“烟”炊烟，代指民户）制度，要求百姓据实填报田亩、户口、住址等信息，彻底摸清地方赋役底数，从源头杜绝胥吏与黠猾之民联手隐匿田产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确立征缴标准，将赋税额度公开化、固定化，使吏胥失去随意加派、中饱私囊的借口。刘时俊创制的“烟门册”，清代改为“烟户册”，成为全国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

制定刚性规则，消除漕运徭役舞弊重灾区。当时漕卒与地方胥吏勾结，“逞无厌之欲”，每百石漕米加耗动辄超十石。刘时俊明确每百石漕米仅加耗三四石，将漕粮称量之权交由地方耆老，胥吏与漕卒仅负责“持筹”计数，不得干预计量过程；在粮仓设单门准入制，按卫所发放签牌，并规定超额征收分毫者即刻杖责示众。这一系列程序和定量设计，便岁省民米数万石，打击了漕运中的舞弊现象。

坚守施政原则，清除官场积弊。刘时俊洞察吏书“利在多事”的本性，指出猾吏奸书“一纸出而一人枕不安，或一家哭，或一村犬吠”。胥吏文书想要生事滋扰百姓，就贿赂串通道、府一级的胥吏文书，让上级向下属县府下发公文牌帖催促办事，县令一旦不按要求办理，他们便用“县官不理政事”的流言对其进行诬陷。刘时俊察觉其计后决定，凡是上级发来的、徒有形式而无实际意义的公文，全都搁置一旁不予理会；一旦上级派人催办，他就直接让本县挑事的胥吏文书到上级官府接受审讯责罚。此后，上级下发的这类空泛牌帖便减少了六七成，这在坚守原则的同时又采取了灵活的应对策略。

“诚与明合”：“修身自守”

“有司临民，非明何断！然惟诚与明合，乃称真明”，“用明说”对为官者修身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论断。“明”是施政的前提，能察事辩理、明晰是非，而非机巧之智、诡谲之术。“诚”是摒除私心、坚守本心的赤诚。身为地方官，掌一方断案、理民之权，若徒有察事之智，而无待人之诚，以术驭民、以诈显明，不过是“爝火之烛一隙”，看似察微，实则失大；唯有以诚为基，如日月之照，虽有覆盆之隅，终能遍洒光明，此乃“神而不足”的真明，远胜“鬼而有余”的伪智。无诚之明是伪智，无明之诚是愚善，唯有合一，方为“真明”。这本质上是一种修身之学。

坚守公心，不徇私情。在处理各类事务时要“持平等心”，不因当事人的身份地位、贫富差异而有所偏袒。公心不仅体现在处事公正上，更体现在对自身利益的克制上。刘时俊反对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主张“省羡馀及常例银”，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离任之际仍心系地方，将施政经验整理传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公心的生动体现。

体恤民艰，常怀仁心。刘时俊任县令时，“遇上官非理怪怒，雷轰于顶不动也”，但“误骂良民一句即食不安，或错责平民五板即寝不寐”，体现了儒家“仁政”理念的深刻影响。在他看来，“人与我一般皮肉，痛痒相关”，为官者若能将百姓的痛苦视为自身的痛苦，便不会轻易滥用权力、侵扰民生。

务实戒虚，力戒浮躁。明代中后期官场中弥漫着因循守旧、浮华不实的风气，官员往往沉迷虚名，忽视实际政务。刘时俊对此深恶痛绝，反对官员奉行“说似冠冕而无益于事”的旧套规矩，主张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将治理成效作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反对“以术为明”的浮华作风，主张以真诚务实的态度处理政务；反对消极怠政的“厌事之心”，主张积极作为、主动担当。

《钱氏家训》中的家国情怀

唐末至宋初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秩序崩溃、生灵涂炭、人心思定，各路枭雄呕心沥血、披荆斩棘，追求建设太平社会。其间，东南吴越国由于始终遵循“保境安民，善事中原”的家训，立国70多年间赢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公元978年，面对分久必合、四海归一的大势，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主动放弃王位，将所辖两浙十三州八十六县之地和平归入北宋王朝，使吴越大地免受战乱之苦。“纳土归宋”事件助推了和平统一进程，成为中华历史上和平统一的典范。而支撑钱氏三代作出如此抉择的，正是《钱氏家训》中所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这也使得后人愈发渴望探寻这一千年名门望族得以薪火相传、英才辈出的秘诀。

《钱氏家训》并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历经数代积淀完善，其以吴越国开国国君武肃王钱镠所立的“武肃王八训”与“武肃王遗训”为根基，经后世子孙整理归纳，方成系统完备的家训典籍。其中，武肃王八训，是吴越国开国国君武肃王（钱镠的谥号）于公元912年正月亲自订立，家训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体现了“金书铁券”免死牌下的严格家教；钱镠辞世前又作十条“遗训”晓谕子孙，其中特别强调“心有忠孝，爱兵抚民”“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宜速归附”。清朝末期，钱镠第三十二代孙钱文选根据先祖遗训总结归纳出《钱氏家训》。《钱氏家训》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据，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个角度出发，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治家治国的思想和行为作了全面规范和教诲。

《钱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寥寥十六字，道尽家国一体、以民为本、爱国爱家的核心理念，成为钱氏家族立身处世、治家经国的根本准则。

忠义、爱国、利天下，是《钱氏家训》的重要特点。“保境安民，善事中原”是钱镠统治吴越国的基本国策。钱镠始终恪守“奉中原正朔”，不仅自己态度坚定地拒绝他人要他称帝的劝诱，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钱氏家训》突出胸怀天下，提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还强调“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莫爱财、勿贪色、勿持势作威”，充满了以民为本思想和立德修身处世的严格要求。

《钱氏家训》突出“善事国家”理念。吴越国始终心向中原政权，自觉称臣纳贡，直至“纳土归宋”。当代，以“科技三钱”为代表的钱氏后裔以身许国，依然是这一思想的生动践行。家国情怀基于中国千百年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而生，家国一体观是其思想基础。正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无数家庭在建设小家庭的同时心向国家、家国一体，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延续。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五千年的核心基因。《钱氏家训》要求为政者化家为国、爱民如子，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于一体。

《钱氏家训》深刻认同“大一统”理念。北宋统一中国后，开启了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历史已经证明统一的中国是强大的前提。吴越钱氏以家国大义为天下观的“纳土归宋”，体现了钱俶超越狭隘的地方割据意识，表现了他对中国“大一统”政治理想与文化传统的深切服膺。结束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契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与文化心理需求。“纳土归宋”的文化认同意义在于，相比于武力征服，“纳土归宋”提供了一种代价最小、效益最高的统一模式。

《钱氏家训》强调“重德修身”。古人云，“爱子，教之以义方”。《钱氏家训》以“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开宗明义，将道德传家的箴言写进家训诫后。《钱氏家训》要求子孙“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在获赐“金书铁券”后未恃宠而骄，吴越钱氏反而更加强化家族管理与家风规诫，认为道德危机会导致信仰危机与统治危机。“正家，天下定矣”这一思想传承到今天，对党风政风家风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钱氏家训》强调爱民抚兵。“爱民如子，去蠹如仇”，其中的民本思想传承到今天，既是从政为公者须铭记的古训，也是稳定政权的重要政治基础。

历代钱氏子孙身体力行，使《钱氏家训》成为立族旺族之纲。钱氏子孙枝繁叶茂，杰出人才代有人出。自宋朝以来，得益于家训的熏陶与教化，钱氏家族文风鼎盛、仕宦辈出，在文学、史学、经学、吏治等诸多领域皆有建树。据不完全统计，自宋朝以来，钱氏家族被载入史册的知名人士达上千人。近代之后，钱氏家族出现人才“井喷”现象，表现为：一个诺贝尔奖，两个外交家，三个科学家，四个国学大师，五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个两院院士，为家族争光，为国家尽力。

钱氏家族的家风传承，并非局限于一族一姓，而是将家训中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修身准则融入血脉，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

《白虎通义》：东汉官方经学与礼治秩序的整合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场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人。会议期间，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诸儒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会议讨论结果被编纂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白虎通义》的得名与白虎观会议密切相关。白虎观位于东汉都城洛阳之北宫，其本身便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西汉定都长安标志着刘邦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承秦制，长安也更多被认为是其根基所在。而东汉选择定都洛阳，则体现了东汉一朝对于儒家王道政治的向往。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存于夏商周三代之治，而洛阳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在儒家经学中被赋予了种种特别意蕴。东汉选择洛阳作为都城，宣告了自身试图继承上古三代的传统，故在实际政治中极为重视用儒家思想来教化引导民众。白虎观在《后汉书》中的记录只有三条，“章帝建初元年，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和帝）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这些记录共同说明白虎观与皇帝参与讲学有密切关系。若当时东观的作用是以藏书校书等事业为主，那么白虎观在东汉则被视为经学讲学讨论的场所。“白虎”有什么象征意义呢？其一，虎门是帝王正厅的西门，而西方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学术与贤者，因此虎门代表学术；其二，虎在五行中属金兽，对应西方方位，虎门与“白色”自然形成关联；其三，据《周官·地官》记载，负责教导帝王的师氏、保氏居于虎门左侧。白虎观不仅是学术的象征，也象征着师氏、保氏等人的学术活动与政治职能，汉章帝选择在此召开经义讨论会议，既契合经典中的制度记载，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象征意义。白虎观所蕴含的学术与政治双重象征，也为《白虎通义》的内容取向与价值定位奠定了基础。

《白虎通义》内容宏阔、义理周备，上探宇宙本原，下及人伦日用，内立心性之本，外定治世纲纪，将儒家思想内核与东汉政治现实深度融通。

《白虎通义》基于传统阴阳五行的模式构建了一套凸显整体性、关联性与秩序性的宇宙论体系。“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宇宙自然生成论，而且将“情性”“汁中”等深具人文气息的儒家心性元素，置于宇宙生成图式的主导地位。这一架构将人性、心性、伦理与政治全部纳入宇宙生成的整体图式之中，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为其政治思想的合法性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

《白虎通义》以天子、诸侯、百官构成国家公权力体系，强调“有德者居其位”，权力的合法性既来自效法天地的宇宙论，也来自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政府职能则以礼乐教化为核心，主张“德主刑辅”，通过制礼作乐来移风易俗，同时兼顾农业生产、商业发展与刑赏征伐，但始终以维护人伦、保护良善为宗旨。

《白虎通义》确立以“孝”为本的伦理原则，将其提升到通达天地、百行之先的高度。在此框架下，个人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层层贯通，使儒家伦理成为王道政治的道德基石。以此为基础，系统确立了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社会主干关系中主导方的责任与表率作用，这与后世片面强调臣、子、妻的单向服从有着本质区别；“六纪”则涵盖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将伦理关系从家庭内部扩展到宗族、姻亲与社会交往，构建起一个由近及远、层层递进的人际网络，突出了“尊尊”“亲亲”“长长”的原则。这是一种以道德为根基、依靠社会自我调节的治理模式。

言及两汉思想或学术，“两汉经学”作为习惯性的概括描述，往往会遗漏历史的种种细节，也不足以诠释思想的具体流变。事实上，西汉与东汉有着很大不同。西汉刘邦集团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制，在思想上承接的也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绪，黄老、儒家、法家思想各有其活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在西汉发展经历了种种曲折反复。即便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真正兴盛也要等到西汉中后期才慢慢实现。随着西汉政治危机的加深，王莽上台后力图将当时儒家的政治理想强行推之于现实，但因抛弃了实际政治应该具备的理性精神而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痛苦。东汉建国后，紧承西汉中后期儒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国以来，儒家思想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很自然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东汉开国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与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身草莽截然不同，东汉经学对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影响之深远，是西汉未曾有过的景象。

东汉前期，人们所关注的最大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什么样的儒家思想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直到汉章帝时期，经过白虎观会议的反复讨论，汉章帝亲自裁定，朝廷上下就这类问题才基本达成了共识。《白虎通义》正是经学制度化、儒学实践化的重要里程碑。

与后世侧重文本阐释的经学注疏不同，《白虎通义》的文本特质可概括为三：一是在文本组织结构上，“以礼名为纲，不以经义为区”，纲举目张，有总有分，秩序井然；其贯群经，《诗》《书》《礼》《易》《春秋》均被揽括；其言礼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婚冠丧祭无所不包；其研礼意，不仅明确具体礼节仪文在现实中的含义，而且深入探索每项礼制最初设立之本义；其论实践，针对现实需要，论述完整清晰，使得实际操作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是中国礼学史上第一部既考礼制又深研礼意，既贯穿群经又自成体系，既有理论观点又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礼书。二是在行文方式上，“设主客之问，望似繁碎，其实简明”。《白虎通义》的问答式对话以现实需要为指导，以达到实用效果为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意义。三是在语言特点上，“一字而深穷意义”，融合了汉代今文经学所推崇之章句与古文经学所推崇之训诂两种经学阐释方法。《白虎通义》对于各种规范意义的阐释蕴含了价值判断，它所要提供的是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与导向性知识。它之所以具有种种与一般经学文本不同的特点，在于它承载着以“儒”塑“治”的政治理想。故《白虎通义》之所以能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其核心在于“通义”二字的内涵，这一内涵既体现在其文本地位与内容特质上，也体现在其社会治理的实践价值中：从地位上看，《白虎通义》是由皇帝钦定的阐发经义、阐发圣人之道的书；从内容上看，通过考详同异，在各类经籍和有关书籍中找到了共同点；从作用上看，这部书不仅可以用之经纬社会，而且可以指导长远。

《白虎通义》作为东汉官方经学定论与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它为当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制度范式，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也为后世儒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