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高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起。

坚持辩证思维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

主流舆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正向舆论，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代表民心民意；主流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参与主体高度协同，尤其需要主流媒体发挥主力军作用。“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主流媒体更好引导舆论指明了方向。

当前，舆论传播的主体、方式和渠道均发生深刻变化，“以所有人对所有人”成为舆论生成和传播的主要方式。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变化对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造成的巨大冲击，主流媒体要在海量的传播主体和信息洪流中提升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辩证思维，科学把握立破并举、内外并联、质量并重的辩证法，始终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移动为先、创新为要，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更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坚持正确导向：以立为本、立破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多变中把方向、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聚共识，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突出首要政治任务。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是主流媒体巩固壮大主流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紧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学术化研究，深化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理论期刊和党报理论专版改进文风，强化网上理论宣传，打造网络传播矩阵，综合运用各种新媒体手段，精心制播《中国智慧中国行》《文耀中华》《大道之行：探访中国式现代化》等通俗理论节目，推出系列出版物、微纪录片、短视频，生动阐释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着力在可视化表达、精准化传播上下功夫，让理论宣传既保持“原味”，又增添“鲜味”。推动理论宣传从“单向灌输”向“互动交流”转变，从“覆盖受众”向“影响用户”升级，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把“四个有利于”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精心开展主题宣传、形势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强化用户意识、贴近群众需求，聚焦百姓衣食住行，饱含温度地反映群众生产生活，设身处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办好《水滴公益》《快快帮》等民生类互动栏目节目，积极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主流舆论更加直抵人心。稳妥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强化权威政策解读，广泛收集整理社情民意，去“痛点”、除“盲点”、通“堵点”，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让群众消气、解气、顺气，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手。

着力发扬斗争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主流媒体理应站在风口浪尖上直面杂音噪音、亮剑发声。针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滥用算法技术，导致用户陷入“信息茧房”，乃至在“群体认同”压力下逐渐弱化明辨是非、理性思考的能力，面对少数媒体在流量经济驱动下推出博人眼球或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主流媒体要不失位、不失语、不失准，加强澄清辨析，亮明观点态度，引导舆情走势、引领社会风尚。打造“新华时论”“荔枝锐评”“快快评”等全媒体品牌评论矩阵，及时切入热点话题，涉及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看风派”，旗帜鲜明批驳错误言论观点，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拓宽平台渠道：内部协同、跨界联动

新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更是党的舆论工作的主战场。主流媒体作为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必须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构建内容一体化生产、技术一体化支撑、经营一体化统筹的运行机制，优化组织架构、再造生产传播流程、完善评价体系，充分释放新闻生产力。

建强自有平台。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是地方主流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路径。要集中力量进一步做强主平台、拓宽主渠道、做大主账号，建强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现代+客户端，打造资源集约、协同高效、方式创新、内宣外宣联动的全媒体矩阵，构建报刊台求“深”、客户端求“快”、网站求“全”、全媒体求“融”的现代生产传播体系，使自主可控平台成为重要信息发布的源头活水、优质内容供给的示范高地、主流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不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以“用户思维”拓展服务功能，精准布局财经、教育、健康、文旅等垂类赛道，深挖细分群体，广泛链接平台资源，积极探索盈利模式，不断提高本地用户数和日活度，激发“有用、有趣、有料”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跨界联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平台，需要广泛聚合资源、连接用户，在触达用户中聚合用户。加强与政务新媒体联动互动，依托其丰富的行业资源、内容资源和用户资源，通过代为内容运维、联动开展宣传活动等形式开展合作，寓引导于服务之中；通过对政务新媒体生产的权威政务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和传播，实现多平台扩散传播效果。加强与互联网商业平台联动互动，借助其在用户洞察、内容运营和社交传播方面优势，优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增强用户黏性，推动信息在不同圈层、不同群体间传播，努力将端、号粉丝转化为媒体用户。加强对其在商业平台上发布内容的互动跟帖、点赞关注等审核把关，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及时疏导网民情绪，防止不良情绪滋生和变异。

加快技术赋能。技术既是主流媒体深化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工具，也是重构生产传播与服务模式的重要变量。要持续赋能生产传播，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超高清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技术+场景”的全媒体矩阵，不断拓展人机交互、虚实融合的传播空间，广泛运用于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依托荔枝云技术平台构建“一省一平台”模式，全面提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支撑。利用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技术，探索“全员视频化”实践，推动内容供给从可读转向可视、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平面型转向沉浸式，实现主流声音“广覆盖”“深抵达”。持续赋能场景服务，坚定“上云、用数、赋智”发展方向，不断研发适应新场景的云端服务产品，进军云观赛、云会议、云展览等云端服务市场。牢固树立“技术承载价值”理念，探索将新技术应用于主流价值传播的新手段，建立“人机协同审核”模式，强化导向把关、证据核查、错误纠偏，确保其“可用”“可控”“可靠”，避免“工具理性”误区，回归“价值理性”。

优化内容供给：质量为先、流量为重

生产传播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是评价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指标。主流媒体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以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为立身之本，深化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有机统一，着力推动“镇版之作”实现刷屏之效。

加强议题设置。主流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多宣传什么、少宣传什么，都要从大局出发，体现大局要求。把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把深耕本地资源、传播本地资讯、有效服务地方治理和本地用户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围绕重要时间节点精心策划议题选题，推出《“强富美高”这十年》《经济大省挑大梁》《胜利回响》等重大主题报道，体现地域特色与全国视野相结合、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相交融、历史纵深与现实观照相呼应的传播特质，构建“自上而下政策解码”与“自下而上民意提炼”双向通道，消除“宏大叙事”与“微观感受”温差，促进传受双方良性互动。把握时度效原则，稳妥开展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舆情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既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也解答“怎么看”“怎么办”，用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说服力赢得受众、引导舆论。

创新生产传播。新技术改变了主流媒体原有内容生产传播的底层逻辑，主流媒体需要在用户共创、人机协同的新环境下各展所长、各尽其美。弘扬“开门办报”优良传统，强化技术赋能用户服务，借鉴“苏超”宣传报道中当好球迷网友“嘴替”、主动“接梗”和“玩梗”的经验做法，有序组织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传播，把受众“需要什么”与主流媒体“生产什么”深度结合，提高内容供给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建强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传播渠道，借用户点赞、评论、转发等推动“圈层化”扩散，动员正能量网络代表人士积极参与，壮大主流舆论生生不息的群众力量。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捕捉热点话题，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参与内容生产，为用户带来多样化体验。利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内容情感大模型等技术，深度解析用户接受信息时的“情感共振”机制，绘制用户画像标签，适时调整表达和渠道，实现生产传播与用户关注的精准匹配。

改进话语表达。开展主流舆论引导，归根结底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要着力用情感打动人，深入研究情感传播的方法，精准“把脉”社会心理和群体情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中发掘资源，找准用户情感共鸣点，畅通用户表达渠道，绘就党心民心最大同心圆。着力用故事吸引人，关注基层群众的火热实践，组织体验式采访、调研报道，加大民生领域报道力度，讲好新时代奋斗者的“小故事”，呈现民生改善和社会变迁的“大变化”，在生动故事讲述中触摸时代温度、传播主流价值。着力用道理说服人，充分发挥评论言论的“旗帜”作用，聚焦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用“接地气”的话语表达、“冒热气”的观点，生发共鸣、深入人心。

（作者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一环。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在支持企业融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投融资功能失衡的现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在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突出“投资和融资相协调”，是建立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的必然路径。

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功能失衡的主要表现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投资和融资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重融资、轻投资。长期以来，我们把金融理解为资金融通，资本市场被视作银行体系的延伸，只是另一个融资市场而已。事实上，资本市场具有分散风险、共享收益的天然优势，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也是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分享增长红利的重要渠道。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功能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融资与投资周期错配。融资活动呈现明显顺周期性，牛市集中扩容、熊市趋于停滞，难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一二级市场联动不足，扩容缺乏增量资金支撑与合理估值锚，导致定价效率低下、融资成本上升，反过来抑制投资回报。二是上市公司回报机制薄弱。部分企业片面追求股权融资扩张，缺乏稳定分红和回购注销机制，现金回报水平较低。与此同时，频繁的再融资和并购进一步摊薄股东权益，信息披露不规范、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持续削弱投资者信心。三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交易占比高，短期化、情绪化操作放大市场波动；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因考核机制与制度约束，入市规模和持股期限仍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四是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优质资产端，高股息股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优先股等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的投资标的仍然稀缺；产品端，适合长期资金配置的红利策略、目标日期基金及低波动型产品发展不充分，制约了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长钱”的有效转化。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的必要性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建设强大资本市场的必然要求，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支持科技创新视角看，随着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经济发展愈发依赖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业。大国博弈加剧，进一步凸显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不确定、轻资产特征，其风险结构和长期资本需求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存在根本性错配。一个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股权融资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创新活动提供至关重要的长期资本支持。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必须具备强大的投资功能，能够吸引并稳定容纳长期资金，为前沿领域的融资提供可持续的“源头活水”。

从分享增长红利视角看，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利率中枢下行的背景下，居民储蓄和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对具备稳定现金流、能够抵御通胀的金融资产需求急剧上升。一个功能健全、强调回报的投资市场，能够提供丰富可靠的投资产品，成为承接这片“汪洋大海”的主渠道，有效拓宽居民财富管理渠道，分享增长红利，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从促进金融稳定视角看，投融资协调是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市场内在稳定的关键。融资端的强顺周期性（牛市集中融资、熊市融资停滞）与投资端短期化行为（散户高频交易、机构考核短期化）相互叠加，极易放大市场波动，形成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健全的协调机制能够引入逆周期调节力量，通过鼓励上市公司实施稳定分红与回购、引导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并优化其考核方式、发展对冲工具与管理产品，有效平滑市场波动，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举措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融资端、投资端、市场基础制度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形成“投得进、留得住、退得出、回得来”的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真正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为加快建设强大资本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融资端方面，提升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支持科技创新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努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是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着力提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主动适应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和科技型企业成长需求，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准入端、估值体系和再融资机制上。应持续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针对科技型企业特点，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增强对尚未盈利但具有市场前景、研发投入大但技术领先、股权结构特殊但治理有效的创新型企业的接纳能力。打破“唯盈利论”“唯规模论”的传统思维，减少对短期利润和财务指标的过度依赖；鼓励市场发展多元化的估值模型，更好地“为未来定价”，引导资本识别和投资于技术价值、成长潜力和团队能力。此外，还应提供灵活便捷的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渠道，支持企业根据技术迭代和市场竞争需要快速调整资本结构，实现持续成长。“适应性”强调资本市场的动态响应与自我进化能力。监管制度和交易机制必须紧跟科技创新步伐，及时回应新型业务模式带来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新课题。应探索建立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特定技术领域的信息披露指引和行业估值参考；完善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资产确权与交易等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科创票据、科创债券、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适配性金融产品，形成覆盖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周期融资支持链条；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的股债融资支持力度。二是积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扩大债券融资。完善首次公开发行与再融资制度，优化询价与定价机制，强化对战略投资者与长期资金的引导，提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和有效性；完善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支持产业整合和“技术—市场—资本”三方耦合，促进优质资产向优势主体集中；规范和鼓励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在科技型企业中的应用，用中长期约束对齐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函数，增强企业创新与稳健经营的内生动力。强化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联动，畅通“募投管退”闭环，推动长期资本加大对早中期科技项目、硬科技和专精特新企业的配置，形成“早期敢投、成长愿投、成熟能退”的生态。扩大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品种供给，丰富绿色债、科技创新债、专精特新债、供应链金融债等主题工具，提升债券融资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的渗透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

投资端方面，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使耐心资本成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一是优化养老金、年金、保险资金、主权与公益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安排。完善权益类投资的授权机制、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体系，从相对收益转向绝对收益与中长期风险调整收益导向，淡化短期排名与净值波动的路径依赖。建立与持有期挂钩的评价框架和费用结构，探索长期持有的税收中性或递延政策，促进“买好公司、长期持有、分享成长”的价值投资文化。完善公募基金、私募证券基金的产品线与期限管理，鼓励中长期产品供给，优化证券借贷、转融通与做市安排，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流动性质量。二是增强上市公司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与可预期性。一方面，完善现金分红指引与约束，通过章程承诺、三年滚动规划、分红与再融资联动约束、信息充分披露等方式，将分红嵌入公司治理与资本配置的内生逻辑；鼓励采用中期分红、稳定分红区间、股息再投资计划与股份回购的组合工具，匹配企业现金流季节性与投资节奏，提升股东回报的可见度。另一方面，引导机构投资者把分红质量、资本开支纪律、投入资本回报率与自由现金流置于核心位置，推动管理层以资本回报率为“北极星”指标，减少非核心多元化与“规模至上”的冲动，使资本更大比例流向主业与研发。

市场基础制度方面，重法治、强监管，在保证秩序前提下形成资本市场充满活力的局面。一方面，强化从准入到退出的全链条监管，构建“穿透式、全覆盖、零容忍”的法治秩序。在入口端，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要求，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与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提高欺诈发行与重大虚假披露的违法成本，形成“谁签字、谁负责、终身追责”的硬约束。存续期监管要突出常态化与科技化，运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提升对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的识别能力，实现“事前预警—事中制止—事后惩戒”的闭环。在出口端，常态化、市场化、法治化推进退市，畅通多维度退市通道，强化与破产、重整、重组制度的衔接，提升“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出清效率，让“能上能下”成为市场常态。另一方面，构建资本市场“防假打假”综合惩防体系，维护市场公信与投资者信心。综合惩防要贯穿“标准—识别—处置—惩戒—修复”全周期。在标准层面，完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信息披露细则，减少模糊地带与口径套利；在识别层面，推进跨部门、跨市场数据共享，建立交易、舆情、财务与供应链数据的多源校验机制；在处置层面，形成监管、司法、交易所、自律组织的协同；在惩戒层面，完善罚没、市场禁入、刑事追责、信用惩戒与民事赔偿的立体组合，扩大代表人诉讼覆盖面，提高受损投资者救济效率；在修复层面，推动公司治理重塑与内部控制升级，形成从“事后问责”到“事前预防”的转变，倒逼中介机构回归专业与独立。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要通过提升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与股东回报、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并优化投资者结构、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夯实基础制度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最终构建一个投资和融资相互促进、高效协同的资本市场，使之真正成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枢纽和社会财富安全增值的核心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过一个有书香味的年

“叮！”记者站在张家口市图书馆服务台前，用手机轻轻一碰，浩瀚书海便呈现眼前——“先观后读”的智能阅读新体验由此开启。在AI书苑里，每本书刊都配有专属荐读视频，AI阅读助手全程相伴，只需“刷——看——问”三步，书中的核心内容与深度解析便清晰呈现。科技与书香交织的新春气息，在这里徐徐铺展：你可以与AI对决作诗，在全民共读中品读年俗，也能陪孩子在童趣阶梯上阅读绘本。书香，正以更智慧、更温暖的方式，悄然融入红火热闹的新年。

大厅里，一台圆润灵巧的机器人向导正与读者轻声互动、指路答疑，对场馆信息了如指掌。负一层总服务台和一层数字阅览区，读者只需用手机NFC轻轻一碰，AI馆员便即时响应，立享便捷的数字阅读体验。智慧服务，已成为读者指尖的日常。近年来，张家口市图书馆积极运用现代技术升级阅读服务，推动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智慧服务与科技创新相互赋能，持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用户体验。智能借阅系统、AI馆员智能服务体系、AI智慧云展厅等一系列探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走进图书馆。今年启动的AI馆员形象征集活动，更是邀请读者为这位全天在线的“数字管家”设计新形象，共同参与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而广受欢迎的“冀图邮书”线上借阅服务，则让借书变得像点外卖一样轻便：微信小程序一键下单，图书快递到家。“没想到借书这么方便，特别适合我们平时工作忙的人。”一位年轻读者笑着说。

尤为引人驻足的是正在举办的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48件最新科普展品涵盖“AI超越人类？”“非遗科韵”“点石成芯·芯创世界”三大主题展厅。AI与读者对弈的场景，更是让人直观感受到科技与人文碰撞的火花。“你好呀，有人来和我比一比吗？”电子音带着笑意发出邀请。一位读者连输3局五子棋，无奈笑道：“它反应太快了。”皮影戏、苏绣等非遗科技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两位读者正兴致勃勃地操作烟火爆竹数字体验设备，观看模拟烟花次第升腾、粲然绽放。“以前觉得图书馆只是看书的地方，没想到还能这么有趣。”

亲近阅读、体验文化，离不开有温度的阅读空间。2025年，图书馆精心打造了面向3——6岁儿童的低幼阅览区，读者无需进入主馆，便可通过专属入口步入这片童趣天地。色彩明快的阅览环境、造型多样的坐席，还有专为孩子设计的阅读阶梯和电子资源设备，处处可见为孩子着想的巧思。“这里是遛娃的好选择。不仅可以享受安静的亲子共读时光，还有趣味阅读营、主题拼搭，孩子每次来都不想走。”一位经常带孩子前来的家长感慨道。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希望通过早期阅读引导，在孩子心中播下阅读的种子，让他们爱上图书馆、爱上阅读。

不仅如此，从低幼阅览区到无障碍阅览室，从一系列无障碍设施到适老化服务，张家口市图书馆正将这份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细节。全民阅读，正在这份温润的守护里，悄然扎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全民阅读”连续1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2026年2月1日起，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为持久深入推动全民阅读筑起法治保障。

书香是一种氛围，读书是最基本的文化建设。作为城乡文化地标和文明窗口的基层图书馆，是建设书香社会、推动全民阅读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最是书香能致远，恰是新春读书时。当书香成为年味的底色，当阅读化作新春的仪式，图书馆里那盏不灭的灯，便点亮了文明的火种，也照亮了未来的希望。

西方援助为何制约非洲自主发展

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面临外来援助与自主发展探索的关系协调问题。自20世纪中期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势力向非洲推出了二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援助计划，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等机构是主要实施主体。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1960——2020年，其成员国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累计超1.3万亿美元。

从长期实践成效看，西方对非援助未能有效助力非洲发展，反而呈现显著发展悖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接受援助最多，援助总额长年占当地GDP10%以上，但过去6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低于全球1.7%的平均水平。接受援助比例最高的非洲国家，如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冈比亚、索马里、几内亚比绍等，至今仍未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困境。与之相反，部分未过度依赖西方援助、坚持自主制定发展战略的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等，21世纪初实现了较快发展。西方对非援助与非洲发展成效严重失衡，暴露了西方模式与非洲实际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其长期成为阻碍非洲自主发展的外部因素，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强权援助

西方对非援助存在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在持续宣扬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政治叙事过程中，西方势力普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本质上是将所谓“华盛顿共识”背书的理念和政策强加给非洲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非洲强行推行结构调整计划，逼迫受援国实施财政紧缩、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开放等政策。这种休克式改革政策，一方面迫使非洲国家政府大幅削减农业补贴以及教育、医疗领域的公共支出，导致短期内物价大幅上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萎缩，人民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使非洲国家丧失对本国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大量民族工业在缺乏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被西方同类产业挤压甚至兼并，非洲数十年来自主培育产业的成果付诸东流。此外，西方援助大多采取援助方主导的垂直管理模式，由援助方全权负责项目设计、资金管理和成效评估，将受援国的参与排除在外。在援助实践中，标准设定、资金使用、人员管理、项目评估均采用西方援助国的规则，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排外性在非洲地区的具体体现。这种援助制度，既强化了西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建设和政策自主制定权，客观上造成西方政策与非洲国家本土政策二元并存的割裂治理格局，严重削弱了援助对促进非洲发展的实际效用。

脱离非洲发展国情的援助导向

西方对非援助严重脱离非洲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现实国情。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被定位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形成了以单一或少数几种原材料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本土制造业基础薄弱，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即便到目前，非洲国家出口中初级产品仍占60%以上，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不足20%，每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波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都会遭受剧烈冲击。西方对非援助并未真正触及西方与非洲之间“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格局，大量资金和项目仅聚焦于缓解非洲发展落后的表层问题，而非用于支持非洲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同时，西方殖民者在瓜分非洲时人为划定的疆界割裂了传统民族和社会结构，为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埋下了治理隐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都面临着以族群政治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分歧引发的治理难题。但西方在对非援助中普遍忽视非洲国家内部的多元性特征，未在项目设计和资金分配中充分考虑族群融合、地区均衡发展等议题，有时甚至刻意利用援助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将项目和资金使用权作为“胡萝卜+大棒”政策的工具，粗暴干涉受援国内政，通过激化族群、地域矛盾谋取地缘政治利益。在此背景下，西方援助根本无法转化为受援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成为加剧部分非洲国家内部割裂的隐患。

依附性产业滋生的援助效能损耗

西方对非援助催生了大量自我消解的依附性产业。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非援助，催生了一批以服务和配合援助项目实施为目标的配套性产业，涵盖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网络等。在实际运作中，援助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最终会以薪资、咨询费和采购合同的形式回流至捐助国，用于真正支持当地发展的资金相对有限。受这种“援助资金回流”的影响，多数受援国都会出现奇特的“援助泡沫”现象，即项目的管理方、服务方雇佣了大量的外籍高级职员和专家，他们享受高薪待遇并居住在与当地社会相隔离的高端社区，成为援助资金在非洲供养的但又并不与非洲保持密切联系的西方特权阶层，这部分群体实则是西方长期对非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由非洲西化政治精英操控的本土依附性产业，是侵蚀援助效能的重要障碍。为从援助资金中牟利，部分非洲西化政治精英或成立大量承接援助项目的企业，或直接掌控援助项目审批与实施权，本应被用于非洲发展建设的资金大量流入私人口袋。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算，非洲每年因非法资金外流遭受的损失高达500亿——600亿美元，几乎与非洲年度接受援助总额相当。而为维护在受援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西方国家主导的垂直援助体系普遍默许了这部分政治精英的腐败行为，以换取其对西方的片面依附。受此影响，西方对非援助往往最终催生大量质量低下、不可持续的项目，根本无法有效带动非洲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不对等合作格局下的发展困境

西方对非援助固化了非洲在国际合作中的不利地位。受全球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非洲的自主产业发展当前仍面临西方国家高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尤其是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阻力巨大。例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每年提供约400亿欧元的农业补贴，使欧洲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直接冲击非洲农业生产者。与此同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名，限制非洲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扶持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本土产业发展，致使非洲难以复制东亚国家通过阶段性保护政策发展本土产业的成功路径。受此影响，非洲在与西方国家的不对等合作中进一步陷入系统性发展困境，西方与非洲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格局被不断固化，非洲的自主发展探索在西方模式的束缚下举步维艰。而不少非洲国家为缓解本土产业发展受挫带来的经济损失，被迫向西方申请更多援助。这种举措不仅导致西方理念、资金对本国发展政策的深度干预，而且令本国自主发展探索的意识在西方债务的捆绑中被逐渐弱化，形成借贷、发展赤字、债务负担、再借贷的恶性循环。仅2000年到2020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从约2000亿美元攀升至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是最主要的债权人，严重制约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因此，国际社会应切实尊重非洲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推动对非援助向平等互利、赋能增效的方向转变，真正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品牌对东南亚青年文化的影响

根据全球领先市场分析机构欧睿国际研究，2024年中国对东南亚出口额达5870亿美元，同比增长12.0%。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电子、电动汽车等行业市场份额已超过25%。东南亚街头巷尾，蕴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与品牌活动，正风靡当地青年群体。这既得益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也源于中国品牌多年来对当地市场的持续深耕。如今，中国品牌正以稳健的市场表现，深度融入东南亚青年的日常生活，并逐渐成为塑造当地青年文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品牌深耕东南亚市场，正实现从产品“走出去”到文化“融进去”的深刻转变。其对当地青年文化的系统性影响呈现三个特征。其一，全域矩阵构建，广泛触达青年文化生态。目前，出海东南亚的中国品牌覆盖新能源车、智能手机、服饰、美妆、游戏、餐饮等多领域，规模效应显著。超60个中国餐饮品牌在东南亚开设超6100家门店。东南亚成为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首要市场。以《决胜巅峰》（Mobile Legends：Bang Bang）为代表的中国手游，在印尼等国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民游戏”。这些跨领域品牌构建文化输出矩阵，并通过TikTok等社交平台持续放大IP影响力，实现线上线下与当地青年文化生态多触点链接。其二，产品承载文化内涵，深度融入青年价值认同与生活日常。文化赋能产品与场景，是品牌扎根当地青年群体的核心密码。霸王茶姬以Modern Tea Bar（现代茶吧）概念店布局东南亚市场，通过沉浸式茶文化体验与本土化融合活动，将东方茶饮转化为当地年轻人乐于参与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实践。服装品牌NE·TIGER将中国结、祥云、青花瓷、牡丹、仙鹤等东方意象嵌入现代服饰，让文化符号自然贴合青年的日常着装。其三，国潮文化IP打造，引领东南亚青年时尚新风潮。中国品牌以现代审美活化传统元素，在东南亚塑造“酷中国”符号，成为当地青年潮流圈层社交资本。如将篆刻艺术融入杯套设计的中式茶饮品牌，凭借其独特的东方美学，成为东南亚年轻人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的时尚配件。潮玩品牌“Heyone黑玩”的IP产品引发粉丝彻夜排队，发售即罄。豫园股份将《山海经》IP转化为可沉浸式体验的网红打卡盛宴，吸引超400万人次参与，在社交平台创造近12亿声量，使传统灯会成为当地年轻人争相体验和传播的时尚文化事件。

中国品牌能深度融入并塑造东南亚青年文化，蕴含三方面深层动因。其一，发展阶段与青年需求深度契合，催生价值共鸣。东南亚正处于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推进的历史阶段，青年群体对兼具实用性、创新性与可及性的商品存在迫切需求。中国制造业经过数十年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与高效灵活的供应链网络。这种产业能力能够精准匹配东南亚市场多层次、高弹性的消费特征。中国品牌提供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是经过中国市场验证的商业模式、生活解决方案及其背后与之共生的进取、务实的发展观与文化心态。这种基于相似发展阶段形成的深度适配性，使中国品牌相较于主要服务于成熟定型市场的欧美企业，不仅能更精准地满足东南亚青年对技术普惠、生活改善、文化创新的功能期待，而且能以理念共鸣夯实品牌长期扎根的基础。其二，文化转译契合青年身份认同，激发情感共振。东南亚与中国文化联系紧密，诸多东南亚国家深受中华文化浸润。这让中国品牌方在产品推广、市场营销等方面具备文化亲近感优势。比如传统节日期间，月饼、春联等中国传统商品在东南亚同样存在市场需求。这种文化相近性有助于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提升中国产品在当地的接受度。其三，协同发展赋能青年成长生态，构建命运纽带。中国与东盟建立的全方位合作框架，为品牌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与基础设施支撑。中国品牌在东南亚的拓展，注重与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链升级、青年创业支持形成深度互嵌。许多科技企业通过技术转移与人才共育，积极参与塑造东南亚数字经济生态。消费品牌则借助供应链本地化，带动就业与产业能力提升。这种以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模式，使品牌成长与区域经济进步形成良性循环。相较于历史上一些欧美企业与殖民经济结构的关联，中国品牌所呈现的发展伙伴形象，更贴近东南亚国家追求自主现代化的社会意愿，也更具文化共鸣与情感认同。

中国品牌在东南亚青年群体中的文化影响力，已超越商业范畴，展现出深远的战略意义。一是青年感知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品牌能将抽象的国家形象具象为可感知的产品和生活方式，使东南亚青年逐步构建起对当代中国创新、活力与开放形象的立体认知。二是融入青年日常的文明对话渠道。品牌在推广过程中深入当地社会生活，自然融入青年日常，为文明对话提供了真实土壤。三是为面向青年的国际传播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范本。品牌实践推动传播逻辑从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动，从宏观叙事转向场景融合，从信息传递转向情感共鸣。这种以青年为重要受众群体的浸润式传播，为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在青年领域的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

立足深远的战略意义，未来我国应以中国国际品牌为纽带，紧扣东南亚青年需求与成长诉求，从以下几方面着力，构建面向青年群体、适配跨文化交流的新型国际传播新格局。

秉持平等尊重原则，深化文化交融互鉴。通过设立专项计划、提供工具与资源，广泛激励本地青年、社群及普通消费者成为文化创新与内容生产的主体，构建“全民共创”的开放生态。在此基础上，品牌需推动建立“文化融合实验室”和线上线下交流平台，推动双方创作者、机构与企业开展常态化合作。尤其注重将品牌发展深度融入社区生活，通过长期参与本地公共文化建设和社区发展，积累扎实的社会信任。在此过程中，需始终重视本土化风险防控，通过建立文化合规审查机制、组建在地顾问团队、加强内部培训等方式，确保所有创新与融合都能在充分尊重当地文化规范与社会情感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最终实现品牌与区域的可持续文化共生与价值共赢。

立足共同价值追求，拓展传播的内涵与边界。中国品牌应突破单纯的商品功能推介与表层文化符号输出的局限，主动锚定区域内青年群体广泛关注的成长赋能、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深层价值议题。为此，品牌应将环保、公平、包容等价值理念深度融入产品设计与生产，使商品本身成为价值的直接载体。还应发布年度化、透明化的可持续价值实践报告，系统呈现自身在绿色生产、社区公益、青年赋能及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具体进展、落地成效与未来承诺，以可追溯、可核验的实践数据筑牢信任根基。同时，应积极运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微剧集等本土化内容载体，讲述品牌与本地伙伴携手应对公平教育、数字包容等社会议题的真实实践故事，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建区域传播生态。构建新型国际传播格局，需打破企业单打独斗的局限，凝聚政府、企业、民间组织、青年群体的多元合力，打造协同传播生态。政府层面应依托RCEP等区域合作框架，优化贸易便利化政策，搭建品牌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品牌与东南亚各国青年组织、文化机构建立官方合作渠道，为文化传播提供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积极合力发展、资源共享，成立中国品牌东南亚文化交流联盟，整合物流、渠道、合规服务、数字营销等共性资源，形成中国文化传播合力。民间组织要发挥桥梁作用，联合举办青年文化节、设计作品展、传统技艺工坊等活动，为品牌传播打通民间通道。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一环。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在支持企业融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投融资功能失衡的现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在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突出“投资和融资相协调”，是建立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的必然路径。

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功能失衡的主要表现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投资和融资协调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重融资、轻投资。长期以来，我们把金融理解为资金融通，资本市场被视作银行体系的延伸，只是另一个融资市场而已。事实上，资本市场具有分散风险、共享收益的天然优势，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也是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分享增长红利的重要渠道。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投资和融资功能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融资与投资周期错配。融资活动呈现明显顺周期性，牛市集中扩容、熊市趋于停滞，难以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一二级市场联动不足，扩容缺乏增量资金支撑与合理估值锚，导致定价效率低下、融资成本上升，反过来抑制投资回报。二是上市公司回报机制薄弱。部分企业片面追求股权融资扩张，缺乏稳定分红和回购注销机制，现金回报水平较低。与此同时，频繁的再融资和并购进一步摊薄股东权益，信息披露不规范、公司治理不完善等问题持续削弱投资者信心。三是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交易占比高，短期化、情绪化操作放大市场波动；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因考核机制与制度约束，入市规模和持股期限仍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市场“稳定器”作用。四是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优质资产端，高股息股票、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优先股等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的投资标的仍然稀缺；产品端，适合长期资金配置的红利策略、目标日期基金及低波动型产品发展不充分，制约了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长钱”的有效转化。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的必要性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建设强大资本市场的必然要求，对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支持科技创新视角看，随着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经济发展愈发依赖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业。大国博弈加剧，进一步凸显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不确定、轻资产特征，其风险结构和长期资本需求与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存在根本性错配。一个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能够通过股权融资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创新活动提供至关重要的长期资本支持。这就要求资本市场必须具备强大的投资功能，能够吸引并稳定容纳长期资金，为前沿领域的融资提供可持续的“源头活水”。

从分享增长红利视角看，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资本市场的重要使命。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利率中枢下行的背景下，居民储蓄和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对具备稳定现金流、能够抵御通胀的金融资产需求急剧上升。一个功能健全、强调回报的投资市场，能够提供丰富可靠的投资产品，成为承接这片“汪洋大海”的主渠道，有效拓宽居民财富管理渠道，分享增长红利，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从促进金融稳定视角看，投融资协调是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市场内在稳定的关键。融资端的强顺周期性（牛市集中融资、熊市融资停滞）与投资端短期化行为（散户高频交易、机构考核短期化）相互叠加，极易放大市场波动，形成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健全的协调机制能够引入逆周期调节力量，通过鼓励上市公司实施稳定分红与回购、引导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并优化其考核方式、发展对冲工具与管理产品，有效平滑市场波动，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的重要举措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融资端、投资端、市场基础制度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形成“投得进、留得住、退得出、回得来”的资本市场良性循环，真正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为加快建设强大资本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融资端方面，提升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支持科技创新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努力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一是提升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着力提升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主动适应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和科技型企业成长需求，有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准入端、估值体系和再融资机制上。应持续深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针对科技型企业特点，优化发行上市条件，增强对尚未盈利但具有市场前景、研发投入大但技术领先、股权结构特殊但治理有效的创新型企业的接纳能力。打破“唯盈利论”“唯规模论”的传统思维，减少对短期利润和财务指标的过度依赖；鼓励市场发展多元化的估值模型，更好地“为未来定价”，引导资本识别和投资于技术价值、成长潜力和团队能力。此外，还应提供灵活便捷的再融资和并购重组渠道，支持企业根据技术迭代和市场竞争需要快速调整资本结构，实现持续成长。“适应性”强调资本市场的动态响应与自我进化能力。监管制度和交易机制必须紧跟科技创新步伐，及时回应新型业务模式带来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新课题。应探索建立针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特定技术领域的信息披露指引和行业估值参考；完善知识产权质押、数据资产确权与交易等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科创票据、科创债券、知识产权证券化等适配性金融产品，形成覆盖初创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全周期融资支持链条；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企业的股债融资支持力度。二是积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扩大债券融资。完善首次公开发行与再融资制度，优化询价与定价机制，强化对战略投资者与长期资金的引导，提升定价的市场化程度和有效性；完善并购重组市场化机制，支持产业整合和“技术—市场—资本”三方耦合，促进优质资产向优势主体集中；规范和鼓励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在科技型企业中的应用，用中长期约束对齐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函数，增强企业创新与稳健经营的内生动力。强化创投和私募股权基金与资本市场的良性联动，畅通“募投管退”闭环，推动长期资本加大对早中期科技项目、硬科技和专精特新企业的配置，形成“早期敢投、成长愿投、成熟能退”的生态。扩大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票据等品种供给，丰富绿色债、科技创新债、专精特新债、供应链金融债等主题工具，提升债券融资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的渗透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

投资端方面，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使耐心资本成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一是优化养老金、年金、保险资金、主权与公益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制度安排。完善权益类投资的授权机制、考核评价与激励约束体系，从相对收益转向绝对收益与中长期风险调整收益导向，淡化短期排名与净值波动的路径依赖。建立与持有期挂钩的评价框架和费用结构，探索长期持有的税收中性或递延政策，促进“买好公司、长期持有、分享成长”的价值投资文化。完善公募基金、私募证券基金的产品线与期限管理，鼓励中长期产品供给，优化证券借贷、转融通与做市安排，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流动性质量。二是增强上市公司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与可预期性。一方面，完善现金分红指引与约束，通过章程承诺、三年滚动规划、分红与再融资联动约束、信息充分披露等方式，将分红嵌入公司治理与资本配置的内生逻辑；鼓励采用中期分红、稳定分红区间、股息再投资计划与股份回购的组合工具，匹配企业现金流季节性与投资节奏，提升股东回报的可见度。另一方面，引导机构投资者把分红质量、资本开支纪律、投入资本回报率与自由现金流置于核心位置，推动管理层以资本回报率为“北极星”指标，减少非核心多元化与“规模至上”的冲动，使资本更大比例流向主业与研发。

市场基础制度方面，重法治、强监管，在保证秩序前提下形成资本市场充满活力的局面。一方面，强化从准入到退出的全链条监管，构建“穿透式、全覆盖、零容忍”的法治秩序。在入口端，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要求，压实发行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与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提高欺诈发行与重大虚假披露的违法成本，形成“谁签字、谁负责、终身追责”的硬约束。存续期监管要突出常态化与科技化，运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提升对财务造假、利益输送、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的识别能力，实现“事前预警—事中制止—事后惩戒”的闭环。在出口端，常态化、市场化、法治化推进退市，畅通多维度退市通道，强化与破产、重整、重组制度的衔接，提升“僵尸企业”“空壳公司”出清效率，让“能上能下”成为市场常态。另一方面，构建资本市场“防假打假”综合惩防体系，维护市场公信与投资者信心。综合惩防要贯穿“标准—识别—处置—惩戒—修复”全周期。在标准层面，完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与信息披露细则，减少模糊地带与口径套利；在识别层面，推进跨部门、跨市场数据共享，建立交易、舆情、财务与供应链数据的多源校验机制；在处置层面，形成监管、司法、交易所、自律组织的协同；在惩戒层面，完善罚没、市场禁入、刑事追责、信用惩戒与民事赔偿的立体组合，扩大代表人诉讼覆盖面，提高受损投资者救济效率；在修复层面，推动公司治理重塑与内部控制升级，形成从“事后问责”到“事前预防”的转变，倒逼中介机构回归专业与独立。

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要通过提升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强化上市公司治理与股东回报、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并优化投资者结构、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夯实基础制度保障等一系列措施，最终构建一个投资和融资相互促进、高效协同的资本市场，使之真正成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枢纽和社会财富安全增值的核心机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马市：明代民族交往融合的“催化剂”

明朝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各有相似或不同的形式，马市在推动农耕与游牧、渔猎等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纽带桥梁作用。

茶马贸易早在明代之前的唐宋就已存在，此后随着各民族间交流的深入，饮茶在游牧地区逐步流行，茶成为日常生活用品。明代的茶马贸易达于繁盛，从辽东到宣府、大同，再到陕西三边四镇，直到西南地区都设有马市。从明初开始，中央就陆续设立有茶马司、茶课司、转运司和巡茶御史，并实行差发、金牌、信符、关防、敕书等制度，对茶马贸易和马市进行规范管理。马市的普遍设置，促进了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内的交往交流，是中华各民族交融的“催化剂”。

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明朝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方面，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制度中许多有效的治理措施，如在多民族交错分布地区，采取以“薄来厚往”“互利互惠”“互补共生”等为特征的马市贸易，以期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构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明朝建立后，影响政权稳定的最大边疆威胁来自以蒙古部为代表的北边族群。明廷首先是“以武功定天下”，分别采取出兵打击、招降收纳、修筑边墙等政治和军事手段，先稳定政局，再通过朝贡、马市、民市等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巩固政权。朝贡旨在国家层面解决政治认同关系，马市是官府主导下制度化的边境贸易，民市是在官方默许下的边地民间小型自主贸易，三者密切关联，其中马市发挥的政治稳定和民族交融“催化剂”的作用最为突出。

明王朝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边疆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经济或文明类型导致的，是朝贡、关市贸易渠道不畅所致。像沉重打击明朝的“土木之变”的导火线，就有朝贡的因素。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向明朝进贡马匹时，因虚报数量骗取大量回赐，“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遂失和好”。嘉靖年间明蒙关系日趋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明廷收紧了与蒙古部的边地马市贸易，在九边屯重兵、修长城、严防守，阻隔了双方的经济往来，遂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大军又一次兵临北京城下。次年，明朝曾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的马市，但不久又拒绝蒙古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单方面关闭马市，双方又陷入20年的对立。

隆庆年间明廷与右翼蒙古通过俺答封贡实现了议和，马市常态化设立，实现了明朝北边政局的持续稳定。议和的前提和重点，就是以“封”为政治统一的前提，以“贡”为经济交流的手段，开放马市奠定了实现和平的基础。可见马市对边疆政治稳定的影响之深。

有明一代辽阔的边疆和民族地区，从东北辽东的广宁、开原、抚顺马市，到华北宣府、大同的十余处“堡市”，再到西北陕西、宁夏和甘肃以及西南边地的多处马市，明朝共设立马市近70处。设置马市、放开民市，满足各族民众的物资需求，用经济纽带维系各族的政治关系，以贸易促和平，使各民族的交融在动荡局势下得以延续，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推动边疆地区的物资与商品流通

明代游牧、渔猎与农业经济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马市是多民族之间物资交换和商品流通的重要场所。明朝在边疆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发展了边疆经济，带动了物资交流，同时设置的马市推动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活动，在北边出现了“长城两边皆故乡”的景象。

马市上交易商品种类繁多，展现了各族资源特色与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是各民族经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北边马市上汇聚了来自长城内外的物资，蒙古草原上牧养的马、牛、羊、骡、驴是重要的交易物品，衍生制品还有马尾、羊皮、皮袄、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中原的物品除了茶叶、粮食、农具和铁器之外，日常生活用品琳琅满目，如绸缎、布绢、棉花、梭布、梳篦、米盐、糖果等。

边疆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品成为市场上的畅销货。女真诸部的人参是东北马市的大宗特产，万历时海西女真每次入市交易数千斤之多，是京城权贵和中原名家口中的“百草之王”。来自蒙古草原上的野味、皮制用品成为边将入京供奉达官公卿的上等稀罕礼物。在西南地区，除茶、马之外，藏族人用佛画、犀角、皮毛、藏绒、药材等特产，换取汉人的绸缎、布帛、食盐、粮食等各类物品，各族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充实和满足。

交易的物资来源也颇为广泛。在马市以及由马市带动的民市上，大量商货自天南地北云集而来，不仅有来自长城南北各民族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历年间，宣大山西总督梅国桢在《请罢榷税疏》中称，隆庆议和后，“始立市场，每年互市。段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在这里，草原各民族可以换取来自中原地区的所需物资，屯戍官军也可以消费来自草原和内地的商品，长城沿线出现了熙来攘往的贸易繁荣景象。马市上的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间的联系程度不断增大，各民族之间形成的经济共同体也得以不断巩固。

加速各民族间的社会流动

为保证朝贡和马市的有序进行，明朝组织修筑道路、驿站，即便是在重兵把守的长城防御线上，也修建有可供通行的道路、城门等，附近设置有马市和民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群体之间交往交流不断增强。

马市贸易助推了各民族间的群体性流动。马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类型间的冲突和互补而产生，在明朝的马市上活跃着许多边地民族，如女真、蒙古、藏、羌、彝等数十种，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北部边疆地区。明代设置的马市，有的是供多个民族一起交易，有的则方便某个民族，如明初在开原设立的两处马市供女真、蒙古人贸易，广宁的马市是专供蒙古人贸易的。明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根据蒙古部、女真诸部迁徙流动性强、变化较大的特点，及时调整马市的地点和管理办法，以方便与其进行经济联系。以建州女真为例，明中后期女真人频繁迁徙，万历四年（1576年）应建州女真之请，在宽甸的永奠堡北开设互市，又在辽东地区的清河和叆阳分别设立马市，方便女真诸部前来交换米、盐等生活用品。这一时期进入马市交易的女真人，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民间交易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交易的限制不断放松，普通百姓也可以参与其中，各民族间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

在辽阔的九边地区，马市设立的初衷主要是通过经济关系来维护与北边各民族的政治关系，此后不断发展形成一条沿明长城分布的贸易经济带，所以说，长城是一条维护北方各民族文明共生的秩序线，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的见证，它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

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互市贸易，不仅满足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所需，也让各民族相互体验着彼此不同的风俗文化和精神世界。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瓷器、丝绸、布匹、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边疆民族地区。这些精美工艺品、生活用品和文化用品不仅提升了各民族的生活品质，也传播了中原传统的审美和文化。瓷器取代了粗糙陶器，茶叶改变了饮食习俗，传统的蒙古包旁也出现了砖石结构的房屋，不同民族的物质文化交织融合在了一起。

在马市上，各民族社会交往中活跃着一批兼通多民族语言的翻译人才，他们主动学习汉语言文字，研习儒家经典，践行儒家伦理，或在官府受到重用，或在马市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直接推动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与此同时，中原汉人也被新奇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所吸引，蒙古、女真等各族文化都深刻影响着中原文化，如北方汉人的建筑风格呈现草原化元素，北直隶的男子多效仿蒙古人佩戴“胡帽”，东北的汉人多从女真礼节，西南的屯军饮食、服饰出现在地化倾向等。

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俺答汗进贡图与表文卷轴》，图文并茂地绘制了隆庆议和后俺答汗到明朝朝贡的使团从归化城出发，一路途经明朝各地之景象。据乌云毕力格教授考证，绘画之中俺答汗身着服饰应为明朝所赐蟒衣，三娘子及其右前方女子身穿服饰均为柿蒂窠襕袍，也是明朝所赐。服饰文化的背后，是蒙古部族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中华民族通过交流走向融合的历史见证。

明代马市起始于中华各民族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互补需求，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兼容并蓄不断发展，经济、文化和生活融合持续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得到不断巩固和强化。这正是马市作为民族融合催化剂的重要历史价值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

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考核的“上计制”

上计制是中国古代中央收集地方治理信息、考核地方官员的行政制度。上，表示地方向中央汇报的上行文书，其中记录各种关键的治理信息。计，从字源分析，最初的含义便是中央准确地收集来自四方的治理信息，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具体实施办法是地方官员每隔一段时间，对管辖范围内的人口、户数、田地、赋税、山川交通、人文风俗等重要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派出专门人员，携带这批数据资料赶赴中央，向专门机构提交上报。上计制由此成为中国古代中央考核地方官员政绩、强化地方治理的有效手段。

上计制的起源与历史演变。上计制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根据最新的金文学研究，这项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初具规模，《周礼》对此便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周礼·天官》记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西周以降，随着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建立和发展，以及简牍文书与帛纸文书等书写材质的发明与改进，中央掌握地方各种统计信息变得愈发重要且更为便捷，进一步推动了上计制的建立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中央集权制度萌芽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上计在一些诸侯国亦有所应用。如《左传》记载鲁国使用计簿来审核官员治理的成效。《晏子春秋》记载晏子曾将治理地方的情况上呈齐国国君。到了战国时期，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的记录与深入研究，上计的相关实施案例逐渐增多。如《吕氏春秋》记载任登作为中牟令，向赵襄子上计，汇报地方治理情况，并举荐贤才。《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魏国的西门豹为邺令，前后两次上计，魏文侯一次“收其玺”，一次“迎而拜之”，都根据上计的信息来判断西门豹是否称职，是否能够继续担任邺令。湖北《包山楚简》中的“集箸”“集箸言”有人口记录的调查，地方官员将其上计至楚国王廷，再由左尹上报楚王。

秦统一中国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正式创建和郡县制度的普遍推行，上计制得以正式建立并在全国实施。湖南《里耶秦简》中有大量秦朝迁陵县（今湖南省龙山县）基层政务往来的公文书，其中有丰富的“计”类文书资料。从目前研究已知，这类公文书的运转体系表明秦朝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规范化的上计制。在上计的过程中也体现了考课其功的精神，官吏待遇亦随之动态变化。由此可见，秦代中央政府已建立起一套对新设置的郡县地区官吏有效的管理制度。然而，通过湖南《岳麓秦简》发现，秦代上计制尚不够完善，设计较为繁杂，使得地方治理疲于应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上计制难免苛扰百姓，激起地方社会的反抗。

汉随秦制，吸取前朝速亡的教训，上计内容更关心人口、垦田等事关“大一统”国家统治基础的关键信息。这不仅在传世文献《后汉书·百官志》中有明确记载，而且在西汉新获史料中得以印证。江苏《尹湾汉简》的集簿内容多认为是上计的样本，涉及地理、农业、行政、财政、民政等地方治理的关键信息。该书围绕四大政绩指标——户口（人口增减）、垦田（耕地面积与赋税）、钱谷（财政收入与库存）、盗贼（治安与刑狱情况），形成称为“计簿”或“集簿”的书面报告。上计从县级到郡级至中央，每年秋冬进行，次年正月前送达京师。西汉多由郡丞、长史担任；东汉设有专职“上计掾”“上计史”。正月举行“朝会受计”，由皇帝亲自主持（或丞相主持），接受全国计簿，仪式庄严。丞相（司徒）总负责考核评定，御史大夫（司空）负责监察审计，核实数据真伪，称为“考案”或“案比”。根据计簿数据，评定地方政绩的“殿”（最差）与“最”（最优）。结果直接决定官员的升迁、留任、降职、罢免乃至治罪，赏罚分明。法律依据是《上计律》，对欺瞒行为处罚极重。

在上计制鼎盛一时的秦汉时期，中央对地方的考课，除了通过上计文书以外，还辅以一套完善的监察机制。汉初沿袭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武帝时期又实行州刺史制度，并且有与之相关联的督邮——廷掾——亭长系统，中央通过它们对地方行政首长日常工作进行监督，确保上计结果的真实性，充分掌握辽阔国境内各地的情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仍旧按年度呈报上计簿，上计制继续贯彻。隋朝开始以朝集、计账与图经呈报中央，最终取代了上计制度。例如，朝集使制度是隋唐地方与中央保持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安史之乱后，代宗时期的各道进奏院由于更契合时局而取代了朝集使制度，成为唐中后期地方与中央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宋代以降，由地方向中央传递信息的制度呈现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特征，有力地提升了中央集权国家社会治理的效力。

上计制对古代国家治理的影响。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上计制作为中国古代中央强化地方治理的创新制度和重要载体，在加强中央对地方治理、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上计制有利于中央准确及时收集地方治理信息，有效维护了国家稳定发展。纵观上计制的演变历史，历代封建王朝国力强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中央对地方社会经济信息的精准掌握。两汉之所以在400余年间能够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有效治理，便得益于上计制度。西汉时期，武帝曾四次亲自受计，朝廷的主计机构是丞相与御史府。东汉光武帝时期，上计制进一步强化皇权“总揽权纲”，削弱三公职权。

上计制有助于历代王朝对地方官员实施考核和监督。在古代中国，地方官员通过定期向中央政府呈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使得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有效的、“可量化”的考核标准。中央政府以此为重要依据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赏罚，在完善古代官吏管理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总体上激励了地方官员积极履职。

上计制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上计制的推行强化了汉字的统一进程，从此各地都用汉字进行交流，中央与地方制度性的文书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内部文化传播与整合。地方向中央汇报信息的要求促进了地方图志学的进步，至宋代地方志成为新的史学体裁，遂使元明清地方史志学得以昌盛。地方志的书写，直接促进了各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形成。

坚持辩证思维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

主流舆论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正向舆论，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代表民心民意；主流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参与主体高度协同，尤其需要主流媒体发挥主力军作用。“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主流媒体更好引导舆论指明了方向。

当前，舆论传播的主体、方式和渠道均发生深刻变化，“以所有人对所有人”成为舆论生成和传播的主要方式。面对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变化对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造成的巨大冲击，主流媒体要在海量的传播主体和信息洪流中提升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用好辩证思维，科学把握立破并举、内外并联、质量并重的辩证法，始终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移动为先、创新为要，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更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奏响新时代最强音。

坚持正确导向：以立为本、立破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多变中把方向、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聚共识，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突出首要政治任务。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是主流媒体巩固壮大主流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紧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学术化研究，深化人文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推动理论期刊和党报理论专版改进文风，强化网上理论宣传，打造网络传播矩阵，综合运用各种新媒体手段，精心制播《中国智慧中国行》《文耀中华》《大道之行：探访中国式现代化》等通俗理论节目，推出系列出版物、微纪录片、短视频，生动阐释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着力在可视化表达、精准化传播上下功夫，让理论宣传既保持“原味”，又增添“鲜味”。推动理论宣传从“单向灌输”向“互动交流”转变，从“覆盖受众”向“影响用户”升级，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把“四个有利于”作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精心开展主题宣传、形势政策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强化用户意识、贴近群众需求，聚焦百姓衣食住行，饱含温度地反映群众生产生活，设身处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办好《水滴公益》《快快帮》等民生类互动栏目节目，积极搭建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主流舆论更加直抵人心。稳妥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强化权威政策解读，广泛收集整理社情民意，去“痛点”、除“盲点”、通“堵点”，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让群众消气、解气、顺气，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手。

着力发扬斗争精神。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主流媒体理应站在风口浪尖上直面杂音噪音、亮剑发声。针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滥用算法技术，导致用户陷入“信息茧房”，乃至在“群体认同”压力下逐渐弱化明辨是非、理性思考的能力，面对少数媒体在流量经济驱动下推出博人眼球或缺乏事实根据的报道，主流媒体要不失位、不失语、不失准，加强澄清辨析，亮明观点态度，引导舆情走势、引领社会风尚。打造“新华时论”“荔枝锐评”“快快评”等全媒体品牌评论矩阵，及时切入热点话题，涉及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看风派”，旗帜鲜明批驳错误言论观点，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拓宽平台渠道：内部协同、跨界联动

新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更是党的舆论工作的主战场。主流媒体作为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必须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构建内容一体化生产、技术一体化支撑、经营一体化统筹的运行机制，优化组织架构、再造生产传播流程、完善评价体系，充分释放新闻生产力。

建强自有平台。建设自主可控平台，是地方主流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的重要路径。要集中力量进一步做强主平台、拓宽主渠道、做大主账号，建强交汇点新闻客户端、荔枝新闻客户端、现代+客户端，打造资源集约、协同高效、方式创新、内宣外宣联动的全媒体矩阵，构建报刊台求“深”、客户端求“快”、网站求“全”、全媒体求“融”的现代生产传播体系，使自主可控平台成为重要信息发布的源头活水、优质内容供给的示范高地、主流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不断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以“用户思维”拓展服务功能，精准布局财经、教育、健康、文旅等垂类赛道，深挖细分群体，广泛链接平台资源，积极探索盈利模式，不断提高本地用户数和日活度，激发“有用、有趣、有料”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跨界联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平台，需要广泛聚合资源、连接用户，在触达用户中聚合用户。加强与政务新媒体联动互动，依托其丰富的行业资源、内容资源和用户资源，通过代为内容运维、联动开展宣传活动等形式开展合作，寓引导于服务之中；通过对政务新媒体生产的权威政务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和传播，实现多平台扩散传播效果。加强与互联网商业平台联动互动，借助其在用户洞察、内容运营和社交传播方面优势，优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增强用户黏性，推动信息在不同圈层、不同群体间传播，努力将端、号粉丝转化为媒体用户。加强对其在商业平台上发布内容的互动跟帖、点赞关注等审核把关，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及时疏导网民情绪，防止不良情绪滋生和变异。

加快技术赋能。技术既是主流媒体深化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工具，也是重构生产传播与服务模式的重要变量。要持续赋能生产传播，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超高清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技术+场景”的全媒体矩阵，不断拓展人机交互、虚实融合的传播空间，广泛运用于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全流程。依托荔枝云技术平台构建“一省一平台”模式，全面提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支撑。利用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技术，探索“全员视频化”实践，推动内容供给从可读转向可视、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平面型转向沉浸式，实现主流声音“广覆盖”“深抵达”。持续赋能场景服务，坚定“上云、用数、赋智”发展方向，不断研发适应新场景的云端服务产品，进军云观赛、云会议、云展览等云端服务市场。牢固树立“技术承载价值”理念，探索将新技术应用于主流价值传播的新手段，建立“人机协同审核”模式，强化导向把关、证据核查、错误纠偏，确保其“可用”“可控”“可靠”，避免“工具理性”误区，回归“价值理性”。

优化内容供给：质量为先、流量为重

生产传播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是评价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指标。主流媒体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始终以优质内容生产传播为立身之本，深化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正能量、高质量、大流量有机统一，着力推动“镇版之作”实现刷屏之效。

加强议题设置。主流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多宣传什么、少宣传什么，都要从大局出发，体现大局要求。把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把深耕本地资源、传播本地资讯、有效服务地方治理和本地用户作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围绕重要时间节点精心策划议题选题，推出《“强富美高”这十年》《经济大省挑大梁》《胜利回响》等重大主题报道，体现地域特色与全国视野相结合、个体记忆与集体叙事相交融、历史纵深与现实观照相呼应的传播特质，构建“自上而下政策解码”与“自下而上民意提炼”双向通道，消除“宏大叙事”与“微观感受”温差，促进传受双方良性互动。把握时度效原则，稳妥开展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舆情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既回答“是什么”“为什么”，也解答“怎么看”“怎么办”，用主流媒体的公信力说服力赢得受众、引导舆论。

创新生产传播。新技术改变了主流媒体原有内容生产传播的底层逻辑，主流媒体需要在用户共创、人机协同的新环境下各展所长、各尽其美。弘扬“开门办报”优良传统，强化技术赋能用户服务，借鉴“苏超”宣传报道中当好球迷网友“嘴替”、主动“接梗”和“玩梗”的经验做法，有序组织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传播，把受众“需要什么”与主流媒体“生产什么”深度结合，提高内容供给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建强用户生成内容的生产传播渠道，借用户点赞、评论、转发等推动“圈层化”扩散，动员正能量网络代表人士积极参与，壮大主流舆论生生不息的群众力量。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捕捉热点话题，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参与内容生产，为用户带来多样化体验。利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内容情感大模型等技术，深度解析用户接受信息时的“情感共振”机制，绘制用户画像标签，适时调整表达和渠道，实现生产传播与用户关注的精准匹配。

改进话语表达。开展主流舆论引导，归根结底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要着力用情感打动人，深入研究情感传播的方法，精准“把脉”社会心理和群体情绪，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中发掘资源，找准用户情感共鸣点，畅通用户表达渠道，绘就党心民心最大同心圆。着力用故事吸引人，关注基层群众的火热实践，组织体验式采访、调研报道，加大民生领域报道力度，讲好新时代奋斗者的“小故事”，呈现民生改善和社会变迁的“大变化”，在生动故事讲述中触摸时代温度、传播主流价值。着力用道理说服人，充分发挥评论言论的“旗帜”作用，聚焦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用“接地气”的话语表达、“冒热气”的观点，生发共鸣、深入人心。

（作者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