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注意倾听不同声音，做到对实情心中有数。要在学习研究上下功夫，加强对情况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把握规律。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概括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优势”，摆在首位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制度根基，为我国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确定性的关键支撑。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最大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建立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础之上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领域的重要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国家性质，全方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各领域各方面制度的“纲”，处于统领地位，是我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整套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是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的头等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有力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种制度的优劣，最终要通过实践成效来检验。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集中体现在我国创造并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但胜利渡过这些难关，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能够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我国这样的奇迹。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作用，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推进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加强全面依法治国，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密团结；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实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特别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和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覆盖、一贯到底，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显著优势

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主要包括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配方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既能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又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合作竞争，彰显出多层次、全方位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眼让一切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让一切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动力促进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摒弃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又防止市场失灵导致发展失衡，把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与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十五五”时期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济主体活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落实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二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健全再分配制度，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合理调节和缩小行业、地区、城乡、人员收入差距，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加大对不合理过高收入调控力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的渠道，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全社会有更强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加快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替执政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这一制度具有社会整合的能力，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这一制度具有战略规划的能力，可以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因政党轮替、政府更迭导致的政策“翻烧饼”现象；这一制度具有选贤任能的优势，可以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坚持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在执政团队选拔中受制于财团牵制、民粹裹挟、党派割裂等弊端。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人、财、物等资源，形成整体合力，在不太长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抽调全国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取得“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就，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重大科技攻坚、区域协调发展、应对自然灾害等许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自主研发、新能源产业布局、重大工程建设等关键领域，通过整合科技、资本、产业等各方资源，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跃升，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赢得我国发展战略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作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载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从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尽管70多年间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我国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始终以实施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坚定不移，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充分彰显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政治优势。

“十五五”时期，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系统观念，下好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磅礴力量，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不断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就人口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要求，使我们党在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下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建立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支持体系，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是“十五五”时期需要加快推动的重要任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口发展支持体系的目标需要从均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综合研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低生育水平呈现长期化、普遍化趋势，应对少子化需要综合施策。我国自1992年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2020年下降到1.3，现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少子化正在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具有全局性，政府难以通过传统政策工具解决市场规模缩小的问题。另一方面，少子化将加速科学技术变革和公共服务体系调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会加快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替代速度，出生人口下降也会加快卫生、健康、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的结构性调整。从长期看，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复杂、区域差异大，就业、收入、住房、教育等影响婚育的结构性压力仍然有待改善，结婚人数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减弱、生育能力下降、育龄妇女规模缩减等趋势性因素持续叠加，单一政策难以有效遏制少子化态势，迫切需要提升人口发展支持政策的综合性和协调性。

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持续加重医疗、社保和家庭负担，健康老龄化需要系统应对。自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速度持续提升、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比例持续增加，提高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022年至2035年期间，1962年至1975年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与1950年至1958年第一次婴儿潮产生叠加影响，我国正在全面进入新的老龄化加速期，同时面临活力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失智老人快速增加的多重挑战。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2亿，2035年将超过4亿，快速增加的养老照护、医疗护理、精神健康、社会服务需求，对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尽管我国老年人口相关的政策储备探索早、投入大、周期长，并且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由于政策牵涉面广、利益关系复杂，老龄工作制度不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人口规律看，少子化、老龄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普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但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人口形态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发展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及至负增长后，人口发展支持的目标导向也需要完成从长期均衡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从经济规律看，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资本、劳动力数量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动能减弱，人口质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提高。在人口由增量发展转变为减量发展的形势下，投资人口就是投资经济，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历史条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条件，人口发展支持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投资于人”，保障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实现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平衡。

“一老一小”服务需求日益突出，高品质的人口服务体系需要向覆盖全人群、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迈进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主体，承担生育、养育、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也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兼具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多重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家庭部分功能转由社会承担，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重点，覆盖9个服务领域、22类服务事项、81个服务项目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层次不断提高、类型更加丰富。但是，伴随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核心化，传统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养老、托育、生育、养育等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构建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坚持系统观念，一体考虑经济社会效益评价和财政转移支付调节机制，加快健全覆盖全人群的人口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统筹兼顾、辩证施策，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意义重大，尽管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挑战，但城乡、区域之间阶段性特征较大，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风险与矛盾也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对做好人口工作的紧迫性理解不全面，对建立人口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入，对人口服务的基本内涵、职责分工、服务对象、内容标准、支出责任等界定不清晰，对如何统筹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对如何建立人口服务体系、支持人口和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的认识也略有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既要综合评价人口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益，也要均衡分担人口服务的财政成本。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权事权划分较为清晰，但人口服务体系责任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结构增减变化的挂钩机制尚未建立，欠缺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导致各级财政投入水平和比例不明确，个人、政府、市场各主体的责任分担边界不明确，不同地区人口服务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坚持改革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部门政策协同，加快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当前，我国人口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一老一小”是最大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现有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标准较为分散、不系统，与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需求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多数地区还没有将现有的各类人口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难以形成全覆盖、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生育、养育等“一小”相关服务，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等“一老”相关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负担较重、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但也是保障制度相对薄弱的领域，虽“有服务”但“难负担”的问题亟须重视。同时，人口服务体系的工作组织领导机制还不健全。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需要加强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需要协调解决好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协调机制高位推动、统筹推进。虽然政府各部门从不同角度出台了一些支持人口发展和流动的托育、就业、养老服务支持措施，但多数地区尚未针对人口服务体系建立相应的领导机制，跨部门协作联动不够，全链条的人口服务政策合力不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优化服务流程体验，加快健全覆盖全过程的人口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当前，我国人口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但过程质量仍然有待提升。一是服务可及性不强。部分地区养老、托育机构实际利用率较低，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便利性以及群众对机构安全性的信心还有待提升。二是服务系统性不强。虽然省、市、县三级已持续出台政策措施，但人口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标准较为分散，人口服务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还需加强，在降低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仍缺硬举措、实办法。三是服务公平性不足。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尚未形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平衡。现有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标准较为分散、不系统，各种项目的保障水平存在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异。四是服务专业性不足。契合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服务人才供给不足，无论是养老服务还是托育服务，多数投入主要侧重于机构、床位、托位等“补砖头”的硬件建设，但运营管理、人才培养、薪酬待遇、职称评定、信息支撑等“补人头”的软件保障难以及时跟进，导致养老托育领域同时出现专业人员短缺、人员流动性大、从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坚持数据驱动，促进人口服务管理与信息采集、动态监测深度融合，强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的数据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人口监测是人口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评价人口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人口家庭统计制度和动态监测体系，现有的统计监测对常住、户籍、就业等各领域人口变动情况、变化特点与趋势影响的监测还不全面，动态更新稍显滞后，难以为人口服务体系的系统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基础；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人口信息共享比对机制，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规范化建设有待推进，社保、户籍、民政等相关数据资源对接共享、政策互联互通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难题；尚未建立人口数据监测预警机制，迫切需要提升人口家庭统计分析、预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科学预测和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影响。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促进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涉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关系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问题，体制机制改革更加迫在眉睫。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建设，亟须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打破理念认知、体制机制、服务衔接、经费统筹、人才支撑和信息互通障碍，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综合、系统、协调的服务框架，既满足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等各年龄段人口的服务需求，又覆盖流动人口、新就业形态人员、残疾人等各类群体的服务需求，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等所有过程环节的服务需求。

深化人口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党对人口服务体系建设的统一领导，统一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工作的思想认识。健全完善人口工作综合协调、督促指导、工作推进、任务督办和监测评估机制，将核心指标纳入地方综合考核，引导全社会共同认识投资于人的紧迫性。将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共同上升为国家战略。对照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明确人口服务体系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地位，编制人口服务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与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养老等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确立家庭支持政策导向，通过人口服务支撑巩固家庭养老育幼功能。借鉴欧洲家庭政策审查制度，建立人口服务政策前置审查制度，对各类公共服务体系制定前和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合规性、宏观一致性和服务可及性进行审查，确保各类政策发挥支持家庭发展的协同作用。

完善人口服务投入保障机制。优化财政投入结构，重视人员经费保障、运行机制建设的支撑作用。保障育儿补贴制度可持续性，将托育、学前教育、安宁疗护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辅助生殖支持专项基金，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和手术费用全面纳入医保。加快急需紧缺职业人才培养，编制人口服务职业需求目录。完善效果评价机制，以考核评估引导人口服务体系有序发展。在政策效果评估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提振生育水平或改善生育意愿，应当着眼于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更加注重满足稳定女性职业发展预期、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等方面的现实要求。

优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编制“一件事”基本服务清单。探索启动“生育一件事”行动，做好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人工流产、流产后关爱、生育力评价、婚检、孕检、产检、出生缺陷防治、辅助生殖等服务的衔接。全面推广“出生一件事”服务清单，整合孕产妇建档、出生医学证明、儿童保健、户口登记、社保办理等服务事项联办。探索设计“养老一件事”场景，细化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整合各部门为老服务政策。逐步建立“服务一件事”标准，统一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取消户籍、城乡、区域和孩次差异，加强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随迁老人等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暖心驿站温暖的是人心

“冷了能取暖、热了能纳凉、渴了能喝水、累了能休息、倦了能歇脚、疲了能放松、烦了能解压。”2月6日，记者前往北京市西城区首个24小时服务驿站——椿树街道工会服务站进行实地走访。服务站正门两侧的宣传海报十分醒目，上面标注有“友好港湾”24小时服务标识。这里不是单纯的休憩空间，而是贴心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暖心之家，让奔波的脚步有处停歇、疲惫的身心有处安放。

随着城市产业形态的不断发展，以快递、外卖从业者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早已成为城市肌理中不可或缺的活跃细胞。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小哥驿站”“暖心驿站”“工会驿站”等纷纷设立，不只提供歇脚、充电、饮水等暖心服务，更以真诚的细致耐心抚慰户外劳动者的奔波疲惫，赢得社会各界一致认可。

走进驿站内部，暖意扑面而来。正在驿站就餐的闪送骑手石女士放下手中的饭菜，向记者讲述了她的切身感受：“之前跑单的时候，没有专门的休息地方，累了只能坐在车上眯一会儿，换一次电还得多跑好几公里，特别不方便。这个驿站配备了微波炉、饮水机、医疗包、雨衣等便民设施，我们跑累了能来歇歇脚、喝口水，手机没电了能及时充电，累了还能在沙发上稍作休息，真的有种回到家的感觉。”简单的话语，既具象化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也道出了新就业群体对驿站服务的认可与信赖。

一直以来，小区门难进、路难找、车难停等配送痛点，困扰着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也备受各方关注。椿树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路文华介绍，为切实破解这些难题、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街道专门面向该群体推出多项承诺服务。如物业企业提供完善的配送配套设施设备，确保主动配合；恶劣天气中，在辖区所有区域设置避风港，确保安全有序；开展法律、就业咨询及技能培训等帮扶活动，确保奋斗无忧；等等。街道通过“友好商户全覆盖”“积分制激励”“双向奔赴机制”等举措健全需求响应与服务保障机制，在资源供给、问题解决、服务拓展等方面形成合力，让服务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建立“需求调研——筛选分析——服务匹配——跟踪反馈”的闭环需求响应机制，通过常态化调研及时掌握新就业群体诉求，动态优化商户服务与街道活动，联合平台企业解决新就业群体共性问题，联合商户与企业丰富服务内容，构建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同时依托“三新学院”、党群服务中心、兼职调解员队伍等载体，构建涵盖技能提升、权益维护、情感关怀的全方位服务保障机制，确保服务精准对接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新就业群体从来不是城市治理的“旁观者”，而是共建美好家园的得力“伙伴”。被城市温暖的他们，也主动扛起责任、回馈社会。椿树街道搭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服务平台”，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群体提供了参与社区治理的“落脚点”，让他们实现了从城市服务提供者到基层治理“新搭档”的华丽转身。凭借日常工作中走街串巷、联系广泛的优势，新就业群体化身基层治理的“传感器”，在奔波配送的同时，主动关注身边的道路隐患、紧急情况等各类问题，并及时反馈给街道、社区，助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难题。“我天天在社区周边跑，顺手的事能帮就帮。”这是顺丰小哥李友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数据显示，2025年，椿树街道新就业群体共上报治理问题46件、参与独居老人帮扶28人次，在暴雨应急处置中协助转移居民12人，用实际行动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微光汇聚，足以驱散严寒；一方驿站，亦能温暖身心。一座城市的发展，既要追求前行的速度，更要守护民生的温度。精准回应和破解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所思所想所盼，让暖“新”驿站真正成为温暖人心的“避风港”“暖心窝”，推动服务暖心与治理增效同频共振，不仅是保障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必要举措，更是凝聚社会合力、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彰显城市温度的重要路径。

加强对新业态旅游的法治保障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以沉浸式体验、研学旅行、数字文旅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旅游，因其高度的参与性与创新性，正成为丰富节日供给、提升旅游品质的重要力量，展现了行业的蓬勃生机与广阔前景，为传统旅游业注入了新动能。但因其创新性强、运行机制新、主体关系复杂等特点，新业态旅游在拓展产业发展边界的同时，也对现行的法律规范体系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适用要求。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有效规范市场行为、防范潜在风险，又能充分包容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的法治环境，引导和保障新业态旅游在健康的轨道上行稳致远，已成为当前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课题。

加强新业态旅游的法治保障，需着力回应其在市场实践中显现的几方面重点问题。第一，市场行为的规范性与引导性有待加强。新业态旅游的核心优势日益依赖于内容品质与体验设计。在实践中，部分经营者通过夸张宣传、情节拼贴等方式吸引客流，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禁止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宣传的基本要求，也可能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新的复杂情况。新业态旅游高度依赖口碑传播和平台评价机制，消费者权益风险呈现出类型多样、隐蔽性强的特点。例如，少数新业态旅游项目在宣传阶段过度强调体验效果，却对活动内容、风险程度、费用构成等关键信息交代不清，导致旅游消费者在作出决策时难以形成全面判断。又如，有的旅游格式化合同和预先设定的退改规则，在责任分配上偏向经营者一方，增加了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的举证和维权成本。此外，部分新业态项目具有一定安全风险，尤其是在密闭空间、夜间活动和高参与度体验中，如缺乏充分提示和规范管理，极易引发人身和财产损害。第三，行业治理体系需提升协同性与适应性。新业态的跨界融合特征对传统的分段监管模式构成挑战，部门职责需进一步厘清；其平台化运营与快速迭代的特点，也要求监管方式更加注重协同、精准与灵活。

针对新业态旅游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应通过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和强化协同治理，逐步构建起与新业态旅游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旅游市场的信赖。

加强对新业态旅游产品创作生产的行政指导。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通过建议、劝告、示范等非强制性方式实施的引导性管理活动，其核心在于以柔性的、前瞻性的规则供给，预防市场失序，引导产业向正确方向发展。当前部分领域在内容创作和运营过程中，出现过度追求“网红效应”、内容拼贴浅薄等问题，进而带来“文化贬低”风险，其根源之一在于缺乏清晰、稳定的创作与运营标准。为此，各级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宣传、网信、文物、发展改革等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的行政指导协同机制，通过积极的制度协调与正向引导，预防新业态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价值偏差。一是适时研究发布具有针对性的行业发展指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确立的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目标为统领，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诚信宣传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原则，向市场传递清晰、稳定的规则信号。二是系统梳理和发布典型案例汇编。通过剖析正反两方面实例，明确倡导深度挖掘文化内涵、注重内容品质、严守安全底线的创作方向，同时列举诸如虚假宣传、不当利用文化资源、忽视安全规范等负面行为清单。通过这种柔性引导与规范约束并重的指导方式，有效帮助经营主体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融入旅游产品设计、运营和管理的全链条，从源头上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与整体品质提升。

加大对新业态旅游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力度。与传统旅游相比，新业态旅游更强调互动参与和沉浸体验，消费者在旅游活动中的角色由被动接受服务转变为深度参与过程。这种变化在提升旅游体验丰富度的同时，也放大了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外溢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为新业态旅游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基本依据。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进一步强化旅游服务中的信息透明原则，明确旅游项目在内容呈现、价格构成和风险告知方面的基本要求，使消费者能够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同时，通过规范合同条款和限制不合理免责约定，促进合同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平衡，为消费者提供稳定预期。在安全保障方面，应当根据不同业态的风险特征，细化旅游经营者的安全管理义务，将风险防控贯穿活动设计、人员组织和现场管理全过程。例如，对密室逃脱类项目，重点明确消防疏散通道、应急照明、电子锁紧急开启、场景材料阻燃等强制性技术要求；对涉及户外运动的项目，需明确组织方的资质、领队专业资格、装备安检标准、气象预警响应预案等。此外，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通过畅通投诉渠道、加强行政调解和引导在线纠纷解决，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形成一个健全、有力且便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构建新业态旅游的协同监管机制。新业态旅游的跨界性和平台化特征，决定了单一部门、单一手段难以实现有效监管，必须提升监管体系协同性。一是在监管架构上强化跨部门协同。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网信、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应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下，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厘清职责边界、制定联合监管清单、共享监管信息，着力解决因业态跨界融合而产生的职责交叉或监管空白问题，形成覆盖线上线下的监管合力。二是深化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强化协同监管的精准性。通过对经营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结合《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制度工具，加强对新业态旅游企业的信用监管和风险预警机制。同时，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对异常经营行为和投诉数据进行分析，提升监管精准度，并与相关法律关于数据合规利用和风险防控的基本要求保持一致。三是督促平台落实法律责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为依据，通过强化平台在主体准入、信息审核和纠纷处理方面的责任，有效弥补传统监管手段的不足。同时，面对快速迭代的新业态，应通过统一执法标准、编写监管实务指南、开展常态化跨部门业务培训与案例分析会等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执法人员对新型商业模式、技术应用、法律风险的理解与判断能力，确保监管行为既规范统一，又能适应新业态旅游的发展变化。

依法精准防治学生欺凌

学生欺凌是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破坏校园教育生态的突出问题，不仅对受害学生造成身心创伤，也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更侵蚀校园的安宁秩序与社会公平底线，备受社会关切。有效防治学生欺凌，保障未成年人能够在享有尊严、免于恐惧的环境中成长，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明确将学生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这是我国在学生欺凌治理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2016年4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提出对学生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同年11月，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明确各职能部门的预防和处置要求。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了“学生欺凌”的法律概念。2024年，公安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试行）》，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专项行动“十项要求”》，进一步推动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在此基础上，此次《治安管理处罚法》在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对“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并可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同时，对学校“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处置的”，除责令改正外，还可建议有关部门处分相关责任人员。这体现了我国对学生欺凌问题的法律规制正在逐步深化、日臻完善。

精准识别学生欺凌，是依法惩治的起点。将学生欺凌与青少年之间正常的嬉戏打闹、偶发冲突清晰区分，是避免处置泛化或纵容的前提。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定学生欺凌行为，要重点把握如下要素：一是欺凌行为发生在学生之间，主体具有特定性；二是一方主观上出于蓄意或恶意，具有故意性；三是欺凌行为导致了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实际后果，具有伤害性。在实践中，尤其需要考察行为是否在力量、人数或社交地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是否具有重复性或持续性，以及其目的是否旨在对他人形成支配、控制或贬低。通过精准识别，既防止对一般矛盾的不当升级，也避免对构成侵害的欺凌行为处理不力。

法律的有效适用，需要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调查取证难题。学生欺凌行为，特别是言语侮辱、社交排斥、网络诽谤等形式，往往发生在监控盲区或私人空间，具有隐蔽性强、直接证据少的特点。受害学生可能因恐惧、羞耻或担心二次伤害而选择沉默，旁观者也常常出于顾虑不愿作证，导致关键证据难以获取。因此，构建系统化的证据收集与固定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学校作为首要责任场所，应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完善校园重点区域的物理与电子监控覆盖，建立规范、保密的报告与初期证据保全流程。同时，加强面向学生的法治教育，提升其依法保留聊天记录、图片视频等电子证据的意识与能力。公安机关处理相关案件时，需要更加注重运用专业技术手段，对电子数据、间接证据进行专业提取与综合审查，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确保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

压实各方法定责任是形成防治合力的重要保障。学生欺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发生是多种不良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及行政、司法机关在内的各方责任主体协同履职、共防共治。首先，学校作为防治一线，应建立完善的帮扶救济与干预响应机制。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应迅速介入，为受害者提供心理疏导与情感抚慰，并根据行为性质与影响程度，采取心理干预、学业辅导、社交重建及调整学习环境等措施，帮助其回归正常学习生活。对欺凌者，应施以相应管教措施，涉嫌违法或犯罪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健全学生欺凌线索报告与处置机制。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学校对严重欺凌事件负有报告义务。教育行政部门需细化教师及其他责任主体的强制报告范围与时限，明确知情不报、瞒报漏报的责任划分；设立标准化举报平台，设置专人负责受理与回复，并与公安机关建立“线索移交——处置反馈”双向互通机制，确保符合治安处罚条件的线索依法及时转入执法程序。最后，公安机关应建立“依法介入、分类处置、惩教结合”的执法机制。《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的处置职责。公安机关应主动搜集、排查线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学生欺凌行为及时调查取证，并根据行为性质、情节及行为人年龄等因素，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完善法律配套与衔接机制是实现教育挽救目标的必要支撑。根据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对因年龄不予处罚或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但当前针对学生欺凌的矫治教育，仍面临制度衔接不畅、执行标准不清、部门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为推动制度落地，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明确法律条款之间的适用衔接。一方面，部分欺凌行为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由学校采取管理教育措施，若该情形同时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公安机关采取矫治教育措施的条件，应明确措施主体与适用边界，防止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对已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但未达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严重不良行为标准的欺凌情形，应明确是否以及由谁负责矫治教育，避免干预不足。第二，健全矫治措施与执行资源的配套衔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一系列矫治教育措施，但在具体落实中，需结合学生欺凌行为特点，完善矫治体系，明确各类措施的适用情形、执行标准、监督主体与效果评估方式。通过依法分级惩戒，对不同年龄、不同情节的欺凌者进行科学、有效的教育矫治，确保措施的规范性、专业性与教育性。

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就人口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思想、新要求，使我们党在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下对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建立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支持体系，健全适应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人口服务体系，是“十五五”时期需要加快推动的重要任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口发展支持体系的目标需要从均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们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人口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综合研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对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低生育水平呈现长期化、普遍化趋势，应对少子化需要综合施策。我国自1992年总和生育率开始低于2.1的更替水平，2020年下降到1.3，现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少子化正在从供给和需求两侧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一方面，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具有全局性，政府难以通过传统政策工具解决市场规模缩小的问题。另一方面，少子化将加速科学技术变革和公共服务体系调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会加快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替代速度，出生人口下降也会加快卫生、健康、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的结构性调整。从长期看，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因素复杂、区域差异大，就业、收入、住房、教育等影响婚育的结构性压力仍然有待改善，结婚人数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生育意愿减弱、生育能力下降、育龄妇女规模缩减等趋势性因素持续叠加，单一政策难以有效遏制少子化态势，迫切需要提升人口发展支持政策的综合性和协调性。

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持续加重医疗、社保和家庭负担，健康老龄化需要系统应对。自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我国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速度持续提升、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比例持续增加，提高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022年至2035年期间，1962年至1975年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老年期，与1950年至1958年第一次婴儿潮产生叠加影响，我国正在全面进入新的老龄化加速期，同时面临活力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失智老人快速增加的多重挑战。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2亿，2035年将超过4亿，快速增加的养老照护、医疗护理、精神健康、社会服务需求，对公共服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尽管我国老年人口相关的政策储备探索早、投入大、周期长，并且现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由于政策牵涉面广、利益关系复杂，老龄工作制度不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人口规律看，少子化、老龄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普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但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人口形态从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发展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及至负增长后，人口发展支持的目标导向也需要完成从长期均衡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从经济规律看，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资本、劳动力数量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动能减弱，人口质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提高。在人口由增量发展转变为减量发展的形势下，投资人口就是投资经济，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历史条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作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条件，人口发展支持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投资于人”，保障人口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增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实现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平衡。

“一老一小”服务需求日益突出，高品质的人口服务体系需要向覆盖全人群、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迈进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主体，承担生育、养育、教育、养老等多重责任，也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元，兼具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多重功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公共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家庭部分功能转由社会承担，以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重点，覆盖9个服务领域、22类服务事项、81个服务项目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层次不断提高、类型更加丰富。但是，伴随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核心化，传统家庭养老抚幼功能弱化，养老、托育、生育、养育等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构建以“一老一小”为重点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坚持系统观念，一体考虑经济社会效益评价和财政转移支付调节机制，加快健全覆盖全人群的人口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统筹兼顾、辩证施策，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意义重大，尽管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挑战，但城乡、区域之间阶段性特征较大，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风险与矛盾也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对做好人口工作的紧迫性理解不全面，对建立人口服务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入，对人口服务的基本内涵、职责分工、服务对象、内容标准、支出责任等界定不清晰，对如何统筹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对如何建立人口服务体系、支持人口和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的认识也略有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既要综合评价人口服务的经济社会效益，也要均衡分担人口服务的财政成本。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权事权划分较为清晰，但人口服务体系责任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结构增减变化的挂钩机制尚未建立，欠缺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导致各级财政投入水平和比例不明确，个人、政府、市场各主体的责任分担边界不明确，不同地区人口服务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距。

坚持改革创新，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部门政策协同，加快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当前，我国人口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品质服务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一老一小”是最大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现有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标准较为分散、不系统，与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需求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多数地区还没有将现有的各类人口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难以形成全覆盖、无缝衔接的服务体系。生育、养育等“一小”相关服务，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安宁疗护等“一老”相关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负担较重、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但也是保障制度相对薄弱的领域，虽“有服务”但“难负担”的问题亟须重视。同时，人口服务体系的工作组织领导机制还不健全。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需要加强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的协同，需要协调解决好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协调机制高位推动、统筹推进。虽然政府各部门从不同角度出台了一些支持人口发展和流动的托育、就业、养老服务支持措施，但多数地区尚未针对人口服务体系建立相应的领导机制，跨部门协作联动不够，全链条的人口服务政策合力不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优化服务流程体验，加快健全覆盖全过程的人口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当前，我国人口服务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但过程质量仍然有待提升。一是服务可及性不强。部分地区养老、托育机构实际利用率较低，服务供给的普惠性、便利性以及群众对机构安全性的信心还有待提升。二是服务系统性不强。虽然省、市、县三级已持续出台政策措施，但人口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标准较为分散，人口服务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还需加强，在降低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仍缺硬举措、实办法。三是服务公平性不足。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尚未形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还不平衡。现有的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标准较为分散、不系统，各种项目的保障水平存在明显的城乡、区域差异。四是服务专业性不足。契合人口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服务人才供给不足，无论是养老服务还是托育服务，多数投入主要侧重于机构、床位、托位等“补砖头”的硬件建设，但运营管理、人才培养、薪酬待遇、职称评定、信息支撑等“补人头”的软件保障难以及时跟进，导致养老托育领域同时出现专业人员短缺、人员流动性大、从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坚持数据驱动，促进人口服务管理与信息采集、动态监测深度融合，强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的数据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人口监测是人口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评价人口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人口家庭统计制度和动态监测体系，现有的统计监测对常住、户籍、就业等各领域人口变动情况、变化特点与趋势影响的监测还不全面，动态更新稍显滞后，难以为人口服务体系的系统化、精细化管理提供基础；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人口信息共享比对机制，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规范化建设有待推进，社保、户籍、民政等相关数据资源对接共享、政策互联互通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难题；尚未建立人口数据监测预警机制，迫切需要提升人口家庭统计分析、预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能力，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科学预测和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影响。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促进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体制机制随之不断完善，才能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涉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关系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问题，体制机制改革更加迫在眉睫。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建设，亟须以“一老一小”为重点，打破理念认知、体制机制、服务衔接、经费统筹、人才支撑和信息互通障碍，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综合、系统、协调的服务框架，既满足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等各年龄段人口的服务需求，又覆盖流动人口、新就业形态人员、残疾人等各类群体的服务需求，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等所有过程环节的服务需求。

深化人口服务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党对人口服务体系建设的统一领导，统一各级党委、政府对人口工作的思想认识。健全完善人口工作综合协调、督促指导、工作推进、任务督办和监测评估机制，将核心指标纳入地方综合考核，引导全社会共同认识投资于人的紧迫性。将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共同上升为国家战略。对照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明确人口服务体系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功能地位，编制人口服务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与社会保障、卫生健康、教育、养老等专项规划的衔接，统筹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确立家庭支持政策导向，通过人口服务支撑巩固家庭养老育幼功能。借鉴欧洲家庭政策审查制度，建立人口服务政策前置审查制度，对各类公共服务体系制定前和实施过程中的政策合规性、宏观一致性和服务可及性进行审查，确保各类政策发挥支持家庭发展的协同作用。

完善人口服务投入保障机制。优化财政投入结构，重视人员经费保障、运行机制建设的支撑作用。保障育儿补贴制度可持续性，将托育、学前教育、安宁疗护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建立辅助生殖支持专项基金，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和手术费用全面纳入医保。加快急需紧缺职业人才培养，编制人口服务职业需求目录。完善效果评价机制，以考核评估引导人口服务体系有序发展。在政策效果评估中不能仅仅着眼于提振生育水平或改善生育意愿，应当着眼于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更加注重满足稳定女性职业发展预期、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等方面的现实要求。

优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路径。编制“一件事”基本服务清单。探索启动“生育一件事”行动，做好青少年生殖健康教育、人工流产、流产后关爱、生育力评价、婚检、孕检、产检、出生缺陷防治、辅助生殖等服务的衔接。全面推广“出生一件事”服务清单，整合孕产妇建档、出生医学证明、儿童保健、户口登记、社保办理等服务事项联办。探索设计“养老一件事”场景，细化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整合各部门为老服务政策。逐步建立“服务一件事”标准，统一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取消户籍、城乡、区域和孩次差异，加强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随迁老人等重点人群的服务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骏驰云章

徐悲鸿《奔马图》

马踏飞燕

马为六畜之首，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岩壁上，无论是3.5万年前德国福格尔赫德洞穴里那只猛犸象牙雕刻的马，还是3.2万年前法国肖维岩洞中墨线勾勒的群马，抑或1.7万年前法国拉斯科岩洞里色墨交融的野马，都表明了马几乎在艺术发端之时，就已成为表现对象，至今不衰，中国也不例外。在丙午新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马。

如果要感受古代先民对马的情感，不妨到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等地，去领略旧石器时期岩画上的万马奔腾，这些马以凿刻和磨刻为主，线条粗犷、造型稚拙、古朴天真。

如果说岩画中的马是古人试图通过绘画间接征服的狩猎对象，那么商代晚期殷墟的青铜双马、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马、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马、东汉墓葬中的铜马、唐代的昭陵六骏，则反映了马作为军事征服的主力，是人类亲密的战友，是古代帝国的武力象征和核心支柱。

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尽显质朴雄浑之气。秦始皇兵马俑中的陶马，均以现实中的战马为原型，以写实手法表现战马的勇猛与威武，形神兼备，再现了秦军铁骑的剽悍雄风，是中国古代写实雕塑的典范之作。

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的伟大功绩，将他的墓设计成祁连山状，并在墓前以巨石雕成石兽，以战马为主，最为精彩的是《马踏匈奴》。一匹矫健壮硕的战马将一个战败的匈奴兵踩在脚下。石雕不做镂空处理，不做精细刻画，而以高度概括的写意手法，突出战马的主要特征，体现静穆质朴、粗犷雄浑之美。

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数量众多的铜车马，包括铜马39匹，姿态各异、灵动有致。《马踏飞燕》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此雕塑表现一匹凌空飞驰的骏马，圆浑的身躯、腾空的四蹄以及飘扬的额鬃和马尾，将马的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精妙的是，为了表现飞马的速度，一只马足踏在燕隼的背上，隼是和鹰一样飞翔迅疾的鸟类，而马却能超越它，如此浪漫的想象力，如此卓越的创造力，令人叹服。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其“天马行空”般的豪迈气概，正是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之写照。

唐代迎来画马巅峰，帝王贵胄好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画科，名家辈出：曹霸、韩幹、陈闳、韦偃、韩滉等人，极一时之盛，创作了许多神采飞扬的骏马。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两首诗就是专为画马名家曹霸而作，其中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令人神驰。韩幹以“内厩之马为师”，其《照夜白图》线条挺劲圆转，马体健壮肥硕，昂首奋鬃，虽缚于柱上却有腾骧千里之势。昭陵六骏的石刻浮雕、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狩猎马，雄健豪放、鲜活生动；唐三彩中的骏马流光溢彩，不再有驰骋沙场的英姿，而带着承平日久的雍容，彰显了大唐盛世的自信与从容。

宋元明清以降，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代有名家，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逸趣。北宋李公麟以白描手法绘《五马图》，线条简练却形神毕现。他将神骏之姿、线条之美发挥到极致，其开创的白描画法影响深远，绵延千载。元代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将骏马置于秋林碧水之间，笔墨高古、意境悠远。清代郎世宁以中西合璧之法创作《百骏图》，马匹的质感与立体感跃然纸上，开创画马新境。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最为著名的画马名家当数徐悲鸿。他一生致力于以西画写实精神改良中国画，他笔下的马是中西融合的成功典范，造型精练、简约传神，他将马的体面关系与笔墨的写意趣味融而为一，不仅丰富了鞍马画科的表现技法，更重要的是他重塑了美术中马的精神内核。抗战时期，他创作的《奔马图》，昂首飞蹄、自强不息。此时的马，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逆境奋进的旗帜。

骏驰千年，云章焕彩，在中国美术长河中，马的形象始终以俊朗之姿驰骋纵横，跨越时空。从岩画的古朴稚拙到石雕的雄浑气象，从工笔的精勾细染到水墨的淋漓酣畅，马不仅是艺术表现的经典题材，更凝结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与审美追求。从《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投射，到“马到成功”“千里马”的文化寓意，美术中的马早已超越其作为生产、交通以及战争工具的现实价值，而被赋予丰富的精神性与时代性。中国美术中的马，忠诚坚毅、积极进取、自由奔放，激励着后人秉持龙马精神，续写时代华章。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让非遗文化更具烟火气

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最早的经济、文化、商贸聚集地——古文化街。在这里，细细观看杨柳青木版年画“勾、刻、印、绘、裱”道道工艺。年画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形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时期。创作内容以家和为源，以福寿为盼，寄托了中国人民朴素的生活理想，承载了民间生生不息的烟火气息。

源流与沿革

从古至今，年画就是年的象征。宋代以后，木版印刷工艺逐渐成熟，为年画在民间的普及提供了量产的技术基础。至清代，木版年画已遍布全国。年画逐渐成为人民装饰家居环境的必需品，位置从入门开始，扩大到厅堂、灶台、窗格、灯笼，除装饰作用外，还包括了日历、孩童游戏等功能。

明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重心北移。天津紧邻京城，地处九河下梢的海河水系，因漕运而兴。位于天津城西的杨柳青镇一直是漕运的重要商埠，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人流往来驻留，商品材料因水路而互通。天时、地利、人和，年画在此地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因地名而得名。至清代中期，更是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聚落，所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

由于历史原因，杨柳青木版年画曾一度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多次抢救、搜集、挖掘、整理，使之枯木逢春。1949年1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流行的形式之一”，应将开展新年画工作作为春节文教宣传工作中重要任务之一。要求美术工作者“在技术上，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全国文化和出版部门迅速响应，在贯彻执行中采取了观摩、体验、采风，画家与艺人联合创作等许多扎实有效的办法。1956年，天津市文化局资助拨款，成立了“杨柳青年画生产合作社”，杨柳青木版年画有了由国家资助的家。杨柳青木版年画也由发源地“杨柳青镇”的民间作坊转变成政府文化部门主导下的事业单位，开始成立杨柳青年画学习班，招收学员。新老传承人共同对一些被毁坏或接近失传的作品，进行了重刻和复制，对损坏严重的画版，进行整理和修补。天津杨柳青画社成立于1958年，由杨柳青画业合作社、天津荣宝斋、天津德裕公画庄合并组成，杨柳青木版年画的生产日渐复苏。1960年，天津杨柳青画社大规模开展了杨柳青木版年画资料的调查和征集工作。征集到画版4328块，其他草稿、底稿、过稿等与年画有关的资料1582件，并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造册。这样专业和及时的保护手段，使我们能够幸运地在杨柳青画社见到明清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民间美术家丰富的创作成果。

2006年，杨柳青木版年画以其工艺的完整性、传承的活态性、广泛的流布性，对中国年文化独一无二的代表性，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题材与工艺

在年画发展历史上，有创作能力的画师多数来自民间，对民众所盼有深刻的了解，使得艺术表达方式出现了写实、写意与超现实的民间美术形态，构筑了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和美好情境。风俗生活年画渲染阖家欢乐、欢聚一堂、生活富裕的喜庆场面，福禄寿喜财齐聚，现实与理想共处同一空间；仕女娃娃年画表现温情雅致的幸福时光，娃娃形象俊美健康，情绪欢快、鲜明生动，令人心生喜悦；名著故事年画描绘波澜壮阔的历史、英雄豪杰的气魄、百转千回的长情；戏曲故事年画反映当时老百姓追逐时尚娱乐的文化生活状况。“门神”属门画的一种，是年画中最古老、最普遍的题材，自成一体。纸祃神像年画展示士农工商祭拜祖师、尊奉先贤的传统。风景花卉年画多表现各地名山胜景和地方古迹，体现着生机盎然的格调，色彩明快鲜艳。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被简称为“勾、刻、印、绘、裱”。每幅画的诞生都是先由民间画家创作出画稿，交给富有经验的画工依照画稿，勾描出线的部分，刻工据此刻出线版，交印工印出线稿，再送回到画工手中进行“点套”。“点套”是一幅杨柳青木版年画从设计到投产的关键转折，工艺难点在于将一种颜色分布于画面的不同位置，从而显得多姿多彩。从存世的古版和年画藏品来看，画工根据原创画稿和投产后流水作业的需要，大约会用2至5种颜色设计分布位置。大大小小的色块，聚散错落，交织出丰富的色彩节奏，生成全新的色彩空间，造就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独有的“版味”。“点套”后，每一种颜色点出的色块，就是一块套色版，由刻工刻出。至此，杨柳青木版年画生产前的准备工作全部结束。即将开始的印制，起到了复印机的作用，这是技术进步推动生产力的传统表现，它让量产成为可能。接下来，画面所余细节，将通过改变纸的特性（配制胶矾水让洇润的生宣变成固色的熟宣），用民间自制的扁笔逐张绘制。

保护与重生

天津杨柳青画社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统工艺振兴基地，现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人。同时还拥有“木版水印技艺”“装裱及修复技艺”“印谱制作技艺”等市区级非遗项目，完整地诠释了中国古代版印技术。杨柳青画社所属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建于2008年，建筑面积3535平方米。馆藏画版6597块，年画线稿及彩稿28453张，丰富的藏量与传承人群交相辉映，是中国年画产地中最大的非遗活态保护空间。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让非遗技艺以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形式进入市场，杨柳青画社正在通过“老版复生”项目，开发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产品，探索满足不同受众群体个性化需求的路径，让非遗为更多人了解与热爱。“老版复生”是画社几年来对社藏古版进行全面、持续的复制工作，将线版作为创作稿，在随类赋彩中追溯古人经验，在投产过程中完成技术攻关，锻炼年画创作人才，并逐步建立勾描、刻版、印制、彩绘4项专业技术岗位的生产标准。首批项目选择了广为人知的娃娃类年画，包括《吉庆有余》《鱼龙变化》《富贵有余》《二八登科》《八百千秋》《二甲传胪》共6幅。自2022年10月开始创作，历时7个月的时间于2023年5月完成。

如今，在天津繁华的城市中心一隅，近30名中青年传承人遵循着代代相传的工艺流程，成为新一代国宝守护人。杨柳青画社正在逐步开放研究内容，释放研究价值，在画样恢复、工艺探索、生产管理、非遗保护等方面不断深入实践，成为杨柳青年画当代生产与遗产保护的活态实践空间和研究所。

（作者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馆馆长）

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概括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优势”，摆在首位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制度根基，为我国在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确定性的关键支撑。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最大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其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建立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础之上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领域的重要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国家性质，全方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各领域各方面制度的“纲”，处于统领地位，是我国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整套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是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的头等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形成了一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并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有力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一种制度的优劣，最终要通过实践成效来检验。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集中体现在我国创造并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但胜利渡过这些难关，而且有力巩固了人民政权、持续保持了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制度能够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我国这样的奇迹。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作用，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推进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加强全面依法治国，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密团结；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实行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特别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和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推动党的领导全面覆盖、一贯到底，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显著优势

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主要包括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配方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既能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形式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又能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合作竞争，彰显出多层次、全方位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优势。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眼让一切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让一切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动力促进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摒弃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又防止市场失灵导致发展失衡，把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与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基础，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十五五”时期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济主体活力。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切实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落实党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二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健全再分配制度，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合理调节和缩小行业、地区、城乡、人员收入差距，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加大对不合理过高收入调控力度。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畅通社会力量参与慈善的渠道，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三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要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全社会有更强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加快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替执政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这一制度具有社会整合的能力，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这一制度具有战略规划的能力，可以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因政党轮替、政府更迭导致的政策“翻烧饼”现象；这一制度具有选贤任能的优势，可以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坚持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在执政团队选拔中受制于财团牵制、民粹裹挟、党派割裂等弊端。

回顾历史，在新中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人、财、物等资源，形成整体合力，在不太长时间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抽调全国精兵强将和优势力量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取得“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成就，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伟大创造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重大科技攻坚、区域协调发展、应对自然灾害等许多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自主研发、新能源产业布局、重大工程建设等关键领域，通过整合科技、资本、产业等各方资源，攻克了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跃升，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赢得我国发展战略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为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作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载体，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从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今年“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尽管70多年间国际环境风云变幻，我国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始终以实施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坚定不移，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充分彰显了“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政治优势。

“十五五”时期，面对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系统观念，下好全国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磅礴力量，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不断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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