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领导干部要联系党的历史使命和自己担负的责任，深化理论学习，加强自我省察，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要提高政治能力，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党和国家未来五年事业发展以及体育领域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部署要求，为做好“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为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重任，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体育发展实际，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目标任务，统筹推动体育各领域工作高质量发展。

切实增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对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整体部署和系统谋划。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多次出席重大体育活动，接见体育工作者，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过去五年，全国体育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气象，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对体育领域尤其是足球领域严重腐败问题对体育发展造成的破坏，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刀刃向内治理乱象，推动体育工作重回正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人民群众健身意识显著增强，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广泛开展，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深度融合。竞技体育创造新辉煌，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体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坚定文化自信，服务外交大局，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和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各地党委政府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形成省强国盛共促体育发展新热潮，汇聚起体育强国建设强大合力。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任务的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从国际看，体育全球化、新兴体育市场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国际体育秩序处于调整重塑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为我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我国体育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各领域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迎来深度融入世界体育发展潮流、全面提升国际地位的发展机遇。从国内看，党和国家将体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赋予体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展现更大作为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社会环境安定团结，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体育事业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体育治理能力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人民的期待还存在差距和不足。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向体育领域渗透，米兰冬奥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竞争将更加激烈，备战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代体育人筚路蓝缕、奋勇向前，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体育发展奇迹，为全社会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为建设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把体育强国建设比成一场接力跑的话，现在这一棒要跑得更快更稳，这是我们这一代体育人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干劲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乘势而上，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着力巩固拓展优势、着力破除瓶颈制约、着力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体育强国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如期建成体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实施群众体育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和全民健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加大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力度，优化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服务供给。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培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持续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为全社会提供凝心聚气强大精神力量。坚持有为政府、有机社会、有效市场相结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发展模式。以优化运动项目结构布局为关键抓手，以“633”项目为重点，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从重点突破向全面发展战略转型。巩固传统优势项目先进地位，推动更多潜优势项目转化为优势项目，提升新兴项目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我国运动项目水平。以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战略突破口，加大“633”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度。战略性、前瞻性规划国家高水平训练基地建设，提高竞技体育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构建科学高效的训练体系。

深化足球领域改革，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对“三大球”工作的领导，创新“三大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体育行政部门主抓主管职能。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和示范引领，统筹推进“三大球”改革。重塑足球青训体系，加快推进五级青训中心和青少年赛事体系建设，抓好足球重点城市、西部地区体教融合青训体系建设试点，以区域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建立畅通有序的“三大球”人才培养路径，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有计划、成体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球员。建立体教深度融合、赛制长期稳定、开放透明兼容的全国一体化“三大球”赛事体系，提高职业联赛竞争性。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督体系，深化“假赌黑”治理，持续净化行业生态。

构建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结构，扩大体育消费规模，促进体育产业内涵式增长。聚焦冰雪经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产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加大体育产业政策供给，推动国家政策落地见效。发挥赛事经济效益，打造一批自主品牌赛事活动。开发航空运动、水上运动，助力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发展，开辟“体育+”融合发展新赛道。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体育领域“中国智造”高端品牌。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体育事业发展支撑。突出体育教育改革的先导作用，提高体育教育现代化水平，支持体育院校创新发展。突出体育科技改革的战略性地位，加大体育科研投入，优化体育科研机构、院校、企业布局。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推动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突破，加快数字体育建设，提高体育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突出体育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牵引性作用，大力培养体育发展急需短缺人才，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畅通人才成长渠道。

提高体育协调发展水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体育协同发展布局，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赢，推动区域体育联动发展、一体化发展。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促进体育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互补。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各地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区域特色体育项目。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体育事业帮扶力度，给予政策、资金倾斜，完善对口帮扶机制，补足公共体育设施短板。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大依法治体工作力度，把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完善体育治理制度体系。着力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核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支撑，政策文件相配套，地方立法相协同的法律制度体系。聚焦社会高度关注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与法治建设薄弱环节，健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的法规制度。加强体育领域标准化建设，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强化制度意识，提高制度执行力，严格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体育治理效能。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生根。

防范化解体育领域风险挑战，保障体育事业行稳致远。强化行业管理和安全发展意识，健全安全制度，压实安全责任，以高效能行业管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国际体育交流交往、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防范化解体育传统安全风险，常态化做好赛事活动安全工作，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球场暴力、网络约架等行业乱象。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严加防范连锁风险。防范化解反兴奋剂风险，积极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健全“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干净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任务全面落实

“十五五”时期，党中央明确要求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要锚定目标、久久为功，一步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擘画的体育强国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体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体育工作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不断增强党在体育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教育相结合，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强化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国家队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基层体育组织党建水平，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开展以案促改促治行动，全面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健全规划实施和工作落实机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做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各行业、各区域规划中涉及体育领域任务、总体体育规划、专项体育规划、运动项目规划、地方体育规划以及其他体育规划的落实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进展。加强与相关部门间规划与政策衔接，通过制度集成有效提升体育治理效能，依托“体育+”实现融合发展，强化对健康中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的联动支撑。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央地协同，形成省强国盛的生动局面。健全规划实施责任机制，推动规划实施与年度工作计划有效衔接。适时开展规划年度实施监测评估，确保规划总体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抓落实的能力水平。推动体育系统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体育干部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把准方向，既重显绩又重潜绩，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正向激励，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狠抓落实的内生动力。锤炼体育系统党员干部工作本领，加强专业化培训，不断提升谋划发展、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提振体育系统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始终保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奋斗姿态，以实干实绩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全国体育系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十五五”时期各项任务，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体育力量。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四个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未来，面临2029年完成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等多个关口节点，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围绕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我们要聚焦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任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目标引领、健全工作体系、加强政策供给、强化责任落实，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美丽中国建设面临复杂形势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领域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正在损害国际经济秩序和正常贸易往来，损害全球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合作，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对我国减排温室气体有更高期待，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减排方面向我施压，阻遏我国新能源发展优势。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压力持续高企。碳排放量总体处于高位，预计2035年前能源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短期内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仍面临反弹压力，可能削弱绿色转型和污染减排成效。

一方面，传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成效尚不稳固、改善难度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区，主要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难度较大，城市水体返黑返臭现象仍有发生，局部地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压力依然较大。受行政手段边际效应持续递减、固定源减排空间大幅压缩等因素影响，环境质量改善的通道收窄。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新污染物防控等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自然灾害隐患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不容忽视。新污染物的风险隐蔽性、环境持久性、来源广泛性增加了治理复杂性和人体健康风险。

“十五五”时期，能源需求预计保持刚性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将突破13万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上网消纳、储能发展、电网体制改革与现代化改造仍面临多重困难挑战，加之国际安全与经济形势影响，化石能源仍将在能源与电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链条关联的“两高”行业仍将保持稳定甚至小幅增长，碳排放量短期内还可能增加，达峰后将经历一个平台波动期后实现下降。

美丽中国建设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精细化水平亟待跨越式提升。当前，污染治理重点逐步向移动源、生活源、农业源、扬尘源等要求更精细的领域转变，呈现点多面广、成因复杂、隐蔽性强等特点，现有治理体系在及时发现问题、确定重点时段、筛选重要区域、识别监管对象、配置治理措施等方面的精准度还不够。跨介质、跨区域污染治理措施较为匮乏，不利气象条件下环境污染监测预警和应急应对机制仍需健全。

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体系亟待完善，基础能力与工作要求存在差距。行业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标准体系相对薄弱，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碳核算、碳足迹、绿证、碳市场等政策衔接亟须加强。碳市场规则对接与跨境合作还需深化，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手段不足，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有待增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较为薄弱，资金与技术缺口较大。

新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能力需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与风险防控并重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协作需加快推进。生态质量、新污染物、水生态等领域监测监管体系亟待完善。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存在短板，生态环境复杂系统协同治理“卡脖子”科技难题亟待破解，现有生态环境科技能力和人才与新领域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仍有不小差距。

环境经济政策引导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现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支撑和激励作用亟须加强，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稳定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尚不健全，绿色金融作用发挥不够，信息披露和信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漂绿”现象时有发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总体税负水平仍有提高空间。一些地方财政紧张、收支平衡压力大，可能难以满足污水、垃圾等治理设施运营维护费用等必要的投入需求。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多向发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良好基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构建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相结合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差异化管控体系，提高污染治理对象、时间、问题、区域、措施的精准性，科学研判问题类型及成因。科学确定美丽中国先行区，发挥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及“美丽细胞”等先行带动作用，打造一批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样板，分类推动破解“毛细血管”型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快探索固废综合治理、新污染物治理创新模式，持续强化危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

加快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制度。健全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多领域、多层次开展政策创新，强化碳排放配额核算核查与污染物排放标准衔接，制定重点领域减污降碳专项实施方案，探索碳排放总量控制与固定污染源监管衔接机制，提升协同管理能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专项立法，制定修订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监测评估等标准。积极参与国际碳定价、碳市场机制规则制定，提高核证自愿减排量国际认可度，促进碳定价碳交易相关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

着力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和提升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优化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及资金支持范围，统筹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强化对涉碳、新污染物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完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作用，增强绿色金融市场流动性。探索制定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目录，扩大绿色贸易规模。鼓励适时将产品碳足迹管理要求纳入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围绕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强化系统治理技术研发。加快补齐生态质量、新污染物、农村环境监测短板，推进监测网络数智化转型，全面提升态势感知、分析研判、预警预报、应急响应和监测监管的智慧化水平。

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动目标任务落实。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压实党政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和干部综合考察评价、奖惩任免等贯通协调，形成制度合力。研究制定阶梯式分步推进、近中远期有机衔接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构建可监测、可评估、可分解、可考核的指标体系。加大资金筹措和统筹力度，围绕减污降碳协同、环境品质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走进机场下的“古长安”

腊月的寒风挡不住归乡的期盼，年味也随春运人潮愈发浓郁。春运以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量、航班架次显著增加。走进T5航站楼，目光不经意间被航站楼中心的一组仿唐式建筑所吸引，这里是全球首个机场在地文物展示博物馆——西部机场博物馆。相较于大型博物馆，总占地面积只有6400平方米的机场博物馆可谓“迷你”，但却以日均1600人次的参观量，成为春运路上的热门文化打卡地。旅客们感受“机场下的古长安”，读懂西安这座城市的历史血脉与文化底蕴，让每一次的出发与抵达，成为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寻根。

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在洪渎原区域施工时，发现6848处古代文化遗迹、22000余件出土文物，包括4000多座古墓，时代跨度从先秦到明清。如今，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在此安家，将时光长卷凝于展柜之中。西部机场集团博物馆馆长陈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旅客们在旅途中有一个文化的休息地。机场博物馆不仅有陈列文物的功能，它也成为唤醒人们文化记忆、凝聚身份认同的精神场所”。

展馆以仿唐大明宫含元殿形制为骨，融入长安“里坊制”布局，在钢筋水泥的航站楼中筑起连接古今的“时空驿站”。自2025年2月正式开馆以来，博物馆已接待旅客33万人次，志愿讲解超3500场，成为西安文旅新名片，也为机场打开了一个文化传播触达的新空间。四方馆内，135件文物构成“长安·常安”基本陈列，“洪渎千载事”“丝路贯通途”“长安尽繁华”三个单元，串联起先秦至明清的文明脉络。从西汉彩绘陶壶的温润釉色，到十六国彩绘陶女乐俑的灵动身姿，再到隋代彩绘陶驮囊骆驼的雄浑造型，每一件文物都带着机场土地的印记，诉说着洪渎原的千年往事。唐杨全节鱼符上的遒劲刻痕，见证了隋唐兵制的森严；北周东罗马金币的斑驳光泽，印证了丝路文明的交融……旅客们在候机的碎片化时间里，与历史实现了一场温柔邂逅，触摸到中华文明的鲜活肌理。

珍宝馆内，法门寺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正在展出。这件珍品尽显盛唐顶尖的工艺水准，让往来旅客从一件文物中触摸到盛唐的文化底蕴与匠心风采，真切感受藏于文物中的历史与文化魅力。江苏游客章子昕观展后坦言，见此熏炉，心中生出了前往法门寺探访的念想。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协调下，珍宝馆实行3至6个月的文物轮展机制，本次展出银熏炉，下一轮还将推出兵马俑相关珍贵展品，独特的轮展模式吸引着各地文物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如果说文物是一部无言史书，自身就会讲故事，那么临时展区的“花开茯现”非遗文化展与“只此长安·上新”文创展，则让传统活在了当下。茯茶制作技艺的沉浸式展示、融入文物元素的文创产品，让千年文脉以年轻的姿态走进生活。为了精准适配旅客快节奏的出行需求，机场博物馆还创新性地提出“15分钟文化体验”的目标，通过独立展匣、互动影像技术，让丝路贸易场景、唐代长安盛景生动再现。

“没想到在机场就能逛博物馆，看到这些从脚下土地挖出来的文物，突然觉得和西安的联系更紧密了。”返乡青年王磊一边用手机拍摄陶俑，一边和家人视频分享。春运期间，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博物馆上演，越来越多往来西安的旅客专门预留时间提前抵达机场，到T5航站楼参观游览。刚刚探展的美国留学生马克感慨，“能这样度过在机场的时间，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西安以多元展陈让文物融入日常，将文化体验植入出行，网友点赞“这很西安”。

从工地考古到就地展示，从文物保护到活化利用，西部机场博物馆的诞生，让文化传承打破了“文物束之高阁”的传统模式，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实现共生；将博物馆嵌入交通枢纽，让文化体验融入日常出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对话。伫立在春运的人潮中，这座博物馆就像一位沉默的文化使者，用文物串联起过去与现在，让往来旅客在奔波中寻得精神慰藉，在出发和归来时带着满满的文化底气。

在这里，春运不再只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更是一次文化上的回归；机场不再只是出发与抵达的节点，更是连接古今的文化驿站。当千年文脉遇上现代春运，当文化寻根融入团圆之旅，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愈发鲜明。无论走多远，我们总能在历史的印记中，找到自己从何而来，读懂文化传承的力量。

“投资于人”的人文经济意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这是加快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既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也赋予了“投资于人”深刻的人文经济意涵。相对于“投资于物”，“投资于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要求将更多财政资金、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诸领域，进而释放消费潜力，提升人力资本，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投资于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需要出发，论述了生存需要、社会关系需要、精神需要等层次结构。这些需要的全面满足和不断的提高，也就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在未来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通过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重平衡充分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仅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单纯的“投资于物”难以独立、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应聚焦人类自身。

“投资于人”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人的多层次需求，通过增加教育、健康维护、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诸领域投入，提升人的能力、个性、社会关系等全面发展，实现“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投资于人”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一种人文关怀，要求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始终关注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物质需要方面，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与产业转型，以高质量供给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既是对生存需要的巩固，也为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奠定基础。在精神需要方面，加大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持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其在求知、审美和创造等方面的更高需要，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新潜能，提升其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在社会关系需要方面，积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归属、情感交流、认同等方面的需要，使人在社会关系中充分展现出其本质力量，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实现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最终达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方位投资，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深刻理解和全面回应，而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当代价值。

“投资于人”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

“投资于人”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这就必然要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不仅仅取决于物质资本回报率，即物质效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力资本回报率，即人文效用。“投资于人”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且有着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现代经济学表明，稀缺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本，更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稀缺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总根源。自然资源并不构成对人类欲望的绝对制约，其稀缺性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人类经济发展的矛盾根源在于人，而绝非在人之外。解决稀缺性矛盾的根本点应放在人类自身上。这就是说，能否在保持自然资源不受损害或极少受损害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人类自身的能力和减少许多不合理的欲望去获得真正的需要满足，这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人文效用将人的多维需要与稀缺性约束紧密结合，承认人不仅追求温饱与财富带来的“物质效用”，更承认人有渴望尊严、归属、自我实现等“人文效用”。当传统经济学仅仅关注市场中的“物质稀缺”时，人文经济学更强调人的“意义稀缺”“关系稀缺”等非物质维度的稀缺性。

“投资于人”就是将人的天赋或潜能充分发挥，不断提高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断递增人文效用。通过国家长期扩大教育投入，推动人的素质不断提升。通过激活劳动力资源中蕴藏的知识效应、技能优势等天赋，不断释放知识与人才红利。通过积极推进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转变，促进其身心健康及社会和谐。通过探索弹性退休机制，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公益、社区服务等，实现老年人资源的充分与合理运用。通过倡导积极婚育观，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

“投资于人”以人文为经济“铸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人文为经济“铸魂”，是指通过文化的融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内在的价值驱动力和方向指引，实现人文与经济的共融发展。“投资于人”超越传统经济增长的物质导向，重唤经济活动的价值遵循，将人文关怀深度融入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实现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促进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生产环节纳入人文成本与收益。“投资于人”促使企业不拘泥于生产效率和物质产出，意味着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员工的身心健康、工作环境舒适度以及职业发展空间等因素，将人的发展成本纳入核算。通过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员工培训等方式，提升劳动主体的工作满意度并增强归属感，激发其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实现物质生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提升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发展的协同。这就意味着企业生产出更具人文关怀的产品，注重品牌建设和文化传承，通过具有文化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的文化核心竞争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分配环节确保公平正义。传统的分配方式侧重于物质财富的分配，而“投资于人”则强调在分配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人的非物质需求，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通过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交换环节嵌入社会关系与文化价值。交换不单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行为，而是嵌入社会信任、文化认同与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促进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交换过程中，人们不仅交换物质产品，而且交流思想、分享文化，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构建起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

消费环节融入人文内容。消费不只是满足物质需要的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内涵的活动，逐步完成从“物质效用”到“人文效用”的蜕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培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使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环保性能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追求能够体现自身价值和审美情趣等消费体验，形成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可视化表达让理论传播更生动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担负的重要使命，也是一项关乎理论武装、理论宣传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十分生动的，我们的学习也应该是生动的”。理论传播首先要生动起来，其中之一就是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

面对信息传播的快时速、全时段、广时空，面对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跳跃式阅读选择、追求视觉快感阅读偏好、单个读物注意力时长趋短等诸多阅读习惯，理论传播话语形态及其表达形式成为一个关键的要件。如何打造匹配受众阅读习惯的有效果的理论传播产品？答案正在于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聚力理论的可视化表达，以兼具“颜值”与“言值”的理论产品，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让更多理论表达“看得见”“能共情”“得人心”。

影响理论传播能见度的因素。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取决于我们正确认识理论传播的受众能见度。这里所谓的能见度，表面上看，是可视可感的形式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链式传播效果有无、传播终端效应强弱的问题。这既需要理论的彻底、表达的通透，还要契合受众认知情绪，进而引导价值判断、凝聚思想认同。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观念多元纷呈、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以及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的时代。让理论表达通畅又顺滑，实现理论大众化传播，至少面临这样几种显性或隐性的挑战。

一是理论高度与理论温度的间距。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深邃、体系完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如果理论传播仅满足于宏大叙事，缺乏与个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诉求的紧密勾连，就容易让群众产生距离感，觉得理论“高高在上”，面临曲高和寡的窘境。二是理论供给与理论需求的错位。理论供给如果不能精准对接不同年龄、行业和地域群众的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理论需求，单向度、单品种的理论灌输，在面对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和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的现代受众，尤其是手机外挂的年轻人、Z世代时，理论传播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三是理论形式与理论内容的脱节。应该清醒看到，当前一些理论传播方式仍显陈旧，习惯于会议语言和文件话语，未能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在新媒体时代，若不能善用新的技术手段和表达形式，内容再重要也可能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理论传播就难以激发受众共鸣，难以抵达群众心里。

把理性的抽象的要素转化好。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关键是突破理论逻辑、抽象概念的瓶颈，实现从理论逻辑到生活逻辑、从相对抽象到丰富具象、从思想力量到叙事魅力的创造性转化。

善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深入挖掘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动人故事和鲜活案例。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带来的乡村生态振兴画卷，用“精准扶贫”政策下一个个家庭命运改变的真实轨迹等来具象化地诠释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宏大主题。来源于生活中的故事具有天然的穿透力，能于细微处见真情，让理论变得可亲可近。选准切入口关联切身感。善于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与个体发展和人生出彩的规划目标紧密相连。多从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切入，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回应群众关切。让人民群众真实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是关乎民生福祉的真理。塑造可感性呈现思想性。善于运用数据的可视化、比喻类比和金句提炼等有效方法。比如，以数据和图表呈现经济社会发展时与势，用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等生动的漫画形式来鞭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等。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一图胜千言，赋予理论观点以鲜明或形象化表达，有利于增强理论在群众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努力实现理论的可视化表达。一方面，要让实践传播和理论传播同向发力。创新理论实践成果的传播是理论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播效果的倍增器。缺少鲜活的实践传播，理论传播就可能流于照本宣科、空洞说教。另一方面，让内容生产和技术赋能融合共进。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创新性是其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决定传播的深度和效力，理论传播的技术、手段等则影响传播的广度和效率。内容生产是根本、技术赋能是关键，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构建可视化的理论生产“矩阵”。让理论“看得见”，必须顺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传播规律，始终做到目中有人。既利用好网上线上的传播变量、传播算力，又聚焦网下线下日常场景、实践场域，构建起覆盖广泛和形态多样的传播载体矩阵，实现理论表达可视可感可知、能量声量流量一同迸发。

发力新媒体，深耕网络阵地。乘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发展之势，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心骨作用，建设具有强大理论宣传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同时，善于运用抖音、微博、微信等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针对不同平台特点和用户需求，创作推出微动漫、H5、短视频、直播和有声读物等形态丰富的理论产品。邀请专家学者、宣讲高手进行直播互动或短视频访谈，开发理论学习互动打卡等轻量化项目，使理论传播更契合网民的接受心理和阅读习惯。

善用人工智能，精于分众化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但其表达形式需要因群而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受众特点调整适配表达。相关研究表明，中老年群体偏爱微信公众号、电视新闻；青年群体活跃于抖音、B站、小红书；专业人士更关注行业平台、学术平台。通过分析受众的渠道使用数据能实现渠道与群体的精准匹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精准传播，还体现在把握传播发布的时度效上。上班族在早间通勤、午休时段更易接受短内容，学生群体在晚间、周末更活跃，企业家群体在夜间时段对理论学习的关注度更高。结合其特定时段的指尖推送，专属定制可以提升理论内容的“吸睛率”。

激活传统载体，焕发线下新生命。除了广播、电视、书籍、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不断创新可视化表达方式外，还要重视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的理论宣传作用。精心设计小中大型各类理论主题展览，通过模型、场景复原、图片和实物等展陈手段，让理论“近”起来、“活”起来。与此同时，培育理论传播“轻骑兵”。既注重发现、培养各行各业理论传播“大V”“网红”，聚合自媒体领域的优质内容生产者，又优化培育扎根基层的百姓宣讲团、草根宣讲队，用理论“名嘴”，带着乡情民意，用乡音土语、身边故事零距离讲解理论政策，进一步引发群众共鸣。

运用文艺影视表演，生产大众化精品。大力鼓励更多影视栏目、纪录片、戏剧、文艺作品等进行理论传播，有声有色有形象，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更多原创性理论大片、理论视频、理论抖音号同频共振，推动全民共情，形成大小屏内容互补、流量互通的格局，让人们在审美享受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理论熏陶，逐步从“富眼睛”到“富脑袋”，达到养心志、育情操的理论传播新境界。

“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党和国家未来五年事业发展以及体育领域工作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部署要求，为做好“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为实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阶段。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历史重任，面对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体育发展实际，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目标任务，统筹推动体育各领域工作高质量发展。

切实增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对体育强国建设作出整体部署和系统谋划。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多次出席重大体育活动，接见体育工作者，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体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过去五年，全国体育战线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育事业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气象，体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对体育领域尤其是足球领域严重腐败问题对体育发展造成的破坏，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刀刃向内治理乱象，推动体育工作重回正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人民群众健身意识显著增强，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广泛开展，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深度融合。竞技体育创造新辉煌，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跻身奥运强国之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体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坚定文化自信，服务外交大局，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和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推动各地党委政府抢抓机遇、奋发有为，形成省强国盛共促体育发展新热潮，汇聚起体育强国建设强大合力。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任务的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从国际看，体育全球化、新兴体育市场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国际体育秩序处于调整重塑期，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为我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我国体育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在各领域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迎来深度融入世界体育发展潮流、全面提升国际地位的发展机遇。从国内看，党和国家将体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赋予体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展现更大作为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最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社会环境安定团结，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体育事业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体育治理能力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以及人民的期待还存在差距和不足。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分歧向体育领域渗透，米兰冬奥会和洛杉矶奥运会竞争将更加激烈，备战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代体育人筚路蓝缕、奋勇向前，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体育发展奇迹，为全社会提供了强大正能量，为建设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把体育强国建设比成一场接力跑的话，现在这一棒要跑得更快更稳，这是我们这一代体育人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干劲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乘势而上，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十五五”时期体育工作再上新台阶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时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着力巩固拓展优势、着力破除瓶颈制约、着力补强短板弱项，推动事关体育强国建设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如期建成体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实施群众体育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和全民健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加大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力度，优化全民健身组织网络，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服务供给。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培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品牌。持续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加强青少年科学健身普及和健康干预，提升青少年身心健康水平。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为全社会提供凝心聚气强大精神力量。坚持有为政府、有机社会、有效市场相结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发展模式。以优化运动项目结构布局为关键抓手，以“633”项目为重点，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从重点突破向全面发展战略转型。巩固传统优势项目先进地位，推动更多潜优势项目转化为优势项目，提升新兴项目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我国运动项目水平。以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战略突破口，加大“633”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力度。战略性、前瞻性规划国家高水平训练基地建设，提高竞技体育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构建科学高效的训练体系。

深化足球领域改革，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加强党对“三大球”工作的领导，创新“三大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体育行政部门主抓主管职能。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和示范引领，统筹推进“三大球”改革。重塑足球青训体系，加快推进五级青训中心和青少年赛事体系建设，抓好足球重点城市、西部地区体教融合青训体系建设试点，以区域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建立畅通有序的“三大球”人才培养路径，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有计划、成体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球员。建立体教深度融合、赛制长期稳定、开放透明兼容的全国一体化“三大球”赛事体系，提高职业联赛竞争性。进一步完善行业监督体系，深化“假赌黑”治理，持续净化行业生态。

构建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培育经济发展新增长点。优化体育产业发展结构，扩大体育消费规模，促进体育产业内涵式增长。聚焦冰雪经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产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加大体育产业政策供给，推动国家政策落地见效。发挥赛事经济效益，打造一批自主品牌赛事活动。开发航空运动、水上运动，助力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发展，开辟“体育+”融合发展新赛道。加快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体育领域“中国智造”高端品牌。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强化体育事业发展支撑。突出体育教育改革的先导作用，提高体育教育现代化水平，支持体育院校创新发展。突出体育科技改革的战略性地位，加大体育科研投入，优化体育科研机构、院校、企业布局。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推动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突破，加快数字体育建设，提高体育发展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突出体育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牵引性作用，大力培养体育发展急需短缺人才，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畅通人才成长渠道。

提高体育协调发展水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强区域体育协同发展布局，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共赢，推动区域体育联动发展、一体化发展。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促进体育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互补。积极融入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各地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区域特色体育项目。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体育事业帮扶力度，给予政策、资金倾斜，完善对口帮扶机制，补足公共体育设施短板。

加强制度建设，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大依法治体工作力度，把提升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作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完善体育治理制度体系。着力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核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为支撑，政策文件相配套，地方立法相协同的法律制度体系。聚焦社会高度关注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与法治建设薄弱环节，健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的法规制度。加强体育领域标准化建设，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强化制度意识，提高制度执行力，严格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体育治理效能。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确保各项制度落地生根。

防范化解体育领域风险挑战，保障体育事业行稳致远。强化行业管理和安全发展意识，健全安全制度，压实安全责任，以高效能行业管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在国际体育交流交往、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防范化解体育传统安全风险，常态化做好赛事活动安全工作，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球场暴力、网络约架等行业乱象。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严加防范连锁风险。防范化解反兴奋剂风险，积极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健全“拿干净金牌”的反兴奋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干净的反兴奋剂生态体系。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任务全面落实

“十五五”时期，党中央明确要求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要锚定目标、久久为功，一步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擘画的体育强国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体育强国建设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体育工作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不断增强党在体育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教育相结合，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强化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国家队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基层体育组织党建水平，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开展以案促改促治行动，全面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维护好、发展好体育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健全规划实施和工作落实机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统筹做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各行业、各区域规划中涉及体育领域任务、总体体育规划、专项体育规划、运动项目规划、地方体育规划以及其他体育规划的落实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和完成时限，加快推进各项工作进展。加强与相关部门间规划与政策衔接，通过制度集成有效提升体育治理效能，依托“体育+”实现融合发展，强化对健康中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战略的联动支撑。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央地协同，形成省强国盛的生动局面。健全规划实施责任机制，推动规划实施与年度工作计划有效衔接。适时开展规划年度实施监测评估，确保规划总体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抓落实的能力水平。推动体育系统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体育干部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把准方向，既重显绩又重潜绩，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正向激励，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狠抓落实的内生动力。锤炼体育系统党员干部工作本领，加强专业化培训，不断提升谋划发展、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提振体育系统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始终保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奋斗姿态，以实干实绩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奋进号角已经吹响。全国体育系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十五五”时期各项任务，不断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体育力量。

“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不仅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实践结晶，更是清代古文选本编纂史上的里程碑式著作。这部选本诞生于乾嘉学术鼎盛而文学思潮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既系统梳理了中国古文的发展脉络，又通过体例创新与理论阐释，确立了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古文范式。

乾嘉学术语境下的古文突围

乾隆四十年至四十四年（1775——1779年），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之际，正是乾嘉朴学的鼎盛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倡导“由训诂以明义理”，将学术重心集中于经史考据，文学被视为“末技”，古文创作面临“重考据轻文辞”的挤压。汉学家的古文创作多拘泥于训诂细节，内容支离，疏于义理及辞章；而宋学家的古文又往往空谈义理，疏于对内容的坚实考证。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既深受戴震考据学的影响，又不满于汉宋之争对古文创作的局限，试图通过选本编纂整合汉宋之长，为古文创作确立考据为基、义理为核、辞章为形的新路径。

姚鼐早年师从姚范及刘大櫆，深得桐城派古文心法，又游学京师，与戴震、钱大昕等汉学家交游，形成了兼容汉宋的学术视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姚鼐以疾辞官归乡，此后讲学扬州、南京等地，从学者众多，教学需求成为编纂选本的直接动因。姚鼐有数十年的古文写作积淀，又有长期宦游、教学的体悟，对古文创作的“当”与“不当”有着深刻认识，因此编纂《古文辞类纂》既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系统总结，也可为后学者提供可资效法的古文范本。

中国古代的文章选本编纂有着悠久传统，萧统《文选》确立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但分类烦琐，义例不明；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虽流传甚广，却体例简略、选录偏狭，难以承载系统的古文理论。姚鼐敏锐地意识到前代选本的局限，试图通过更科学的分类、更精准的选录和更深刻的理论阐释，构建一部既能“明源流”又能“示法则”的古文选本，从而超越前代选本的范式，确立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

体例创新与古文谱系的重构

《古文辞类纂》最突出的贡献是构建了严谨的文体分类体系，将古文划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这一分类既继承了萧统《文选》“分体编次”的传统，又突破了前代选本分类混乱的弊端。从分类逻辑来看，姚鼐既以功能为核心（如奏议类“陈说其君”、赠序类“致敬爱、陈忠告”），又以渊源为依据（如诏令类“原于《尚书》之誓、诰”、传状类“原于史氏，而义不同”），这种双重分类标准，使每一类文体都有清晰的定位。后世文体研究普遍沿用这一思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虽改为三门十一类，但分类逻辑完全承袭姚鼐，如将“诏令”与“奏议”分列，仍以“君臣言说”的功能差异为依据。

姚鼐在序中明确提出“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的核心选录标准，强调古文创作的本质在于“当乎义理、合乎法度”，而非刻意仿古或趋时。在选录范围上，他上溯秦碑汉赋，下迄唐宋八大家及清初古文家，但并非全盘收录。如序跋类不载录史传之序，“以不可胜录也”，仅选司马迁、欧阳修所作表、志的序文几篇，凸显“序之最工者”；除辞赋外的古文不选录六朝文，因恶其浮靡，但辞赋类选取晋宋间王粲、潘岳、鲍照等人之作，只不取齐梁以下靡丽之作，体现了对古文正统的坚守与对文学性的重视。

姚鼐在序目中提出古文创作的“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将“神、理、气、味”视为“文之精”，“格、律、声、色”视为“文之粗”，强调“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一理论既超越了方苞“义法说”刻板的局限，又弥补了刘大櫆“神气说”的空泛，将古文创作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有机统一。他推崇韩愈“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的创作境界，既肯定扬雄、柳宗元“工于学古”的成就，又指出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的弊端，为古文创作提供了辩证的方法论。在清代中后期，这一准则直接塑造了桐城派的创作风貌。桐城派的古文教学，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义理扎实、辞章雅洁”的风格，并成为晚清古文创作的主流范式。

桐城派理论的集成与超越

《古文辞类纂》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集中体现。姚鼐继承了方苞“义法说”中“言有物、言有序”的核心思想，将“义理”置于古文创作的核心地位，并将考据与辞章并重，选录作品多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同时，他吸收了刘大櫆“因声求气”的理论，在选本中注重作品的声律之美与语言锤炼，如对韩愈散文的大量选录，既因其义理深刻，更因其“辞工而气盛”。选本的选录标准及分类规则，无不体现桐城派“义理为体、辞章为用”的古文主张。

姚鼐身处汉宋之争的学术语境中，却突破了门户之见，将汉学的考据功夫与宋学的义理思想融入选本编纂。在选录标准上，他既要求作品“义理纯正”，符合宋学的道德准则，又强调“考据精当”。如对论辩类文章，姚鼐声称不选取孔孟之外的诸子之文，但选录了苏洵、苏轼的具有诸子思想的文章。这是因为，虽苏洵采苏秦与张仪之说、苏轼兼容庄子思想，但姚鼐认为“学之至善者，神合焉”，所以仍可选录。在文体辨析中，他借鉴汉学家的考据功夫，对各类文体的源流、特征进行界定，如指出“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体现了汉学考据与宋学义理的融合。他虽排斥齐梁以下靡丽的辞赋与空谈义理的宋儒散文，但将韩愈向鳄鱼发出讨檄的《鳄鱼文》列入“诏令类”，皆因其为“谕下之辞”且辞气雄健。他强调“古文不取六朝人”，却承认“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在辞赋类中适当选录，体现了对文学性的尊重。他推崇唐宋八大家，却不忽视清初古文家的成就，选录方苞、刘大櫆等人的作品。

姚鼐充分借鉴了前代选本的编纂经验，又实现了突破性创新。南梁《文选》、北宋《文苑英华》多六朝隋唐骈俪绮靡之作，南宋吕祖谦《皇朝文鉴》及真德秀《文章正宗》重义理但选录范围狭窄，明代唐顺之《文编》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选文精到但亦存偏颇。姚鼐继承前代文章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又摒弃诸多选本“分体碎杂”以及风格浮靡或选文偏隘的弊端，突破理论薄弱的局限，通过系统的分类与理论阐释，使《古文辞类纂》兼具教学功能与学术价值。《古文辞类纂》既坚守古文正统，又不墨守成规，选文体现了多方面的思想超越。

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深远影响

《古文辞类纂》的编纂标志着桐城派正式确立了在中国古文史上的正统地位，其“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理论主张，超越了汉宋之争的局限，为古文创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其选文标准与理论阐释，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统进一步经典化，确立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的典范地位。其“八要素”理论深刻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曾国藩、吴汝纶等古文家均深受其启发。

《古文辞类纂》作为教学范本，迅速成为书院教育的核心教材，培养了大批古文人才，使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影响绵延至民国时期。姚鼐本人在各地讲学期间，即以《古文辞类纂》为讲义，指导学生按类学文，循类进阶，极大提高了古文学习的效率。晚清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将其列为诸生治学导读书目，称其为“最古雅有法”的三种选本之一，进一步扩大了其教育影响力。谢无量编著《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时，第一册分论著、序录、书牍、传志、杂记五编，明显有其体例痕迹。在文学传统不断被重新审视的今天，重新解读《古文辞类纂》的学术建构与文学史意义，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当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市民终身学习的大书房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起源可追溯到1869年设立于香港大会堂的早期图书馆，但当时的馆藏多为英文藏书，中文文献稀缺。随着大会堂的拆建，大会堂图书馆的服务逐渐暂停。现代意义上的香港公共图书馆始于1962年新大会堂的落成。在信息匮乏、知识获取渠道单一的时代，公共图书馆成为香港市民获取资讯的重要场所。随着香港市政体制与社会需求的演变，1965年九龙首馆开放、1974年新界首馆开放，自此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居民皆可就近使用图书馆服务；1976年流动图书馆投入使用，使阅读之光照耀至乡村及偏远地区。1986年区域市政局成立后，香港逐渐形成了由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各自管理且长期存在的两个图书馆系统。直到这两个部门解散、2000年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成立并接替管理工作，香港公共图书馆的两个系统才得以成功融合。自此，香港公共图书馆服务范围逐渐由零星分布向全港拓展与覆盖，管理模式由分散管理逐渐走向统一协调。2001年5月17日，香港中央图书馆于铜锣湾正式开放，成为香港公共图书馆总馆及香港的主要资讯中心。香港公共图书馆既承担着知识普及的公共职能，也肩负着保存文化记忆和推进文明对话的文化使命，是香港市民终身学习的大书房。

流动的书香：五级服务网络及社区融合。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以1所香港中央图书馆、6所主要图书馆、32所分区图书馆和32所小型图书馆四级图书馆为主干，辅以12所流动图书馆、112个流动图书馆服务点、3所自助图书馆、港铁主要转车站12个还书箱和百余所社区图书馆等深入社区的图书馆服务设施，交织出一张覆盖全港的五级服务网络，将书香与阅读的种子播撒到香港各个角落。

这些图书馆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各司其职，根据特定服务目标和对象提供差异化馆藏资源及服务，以满足不同市民的休闲娱乐、专业进修、终身学习及科学研究等的需要。中央图书馆服务功能全面，能满足市民与学者的深层研究需要；主要图书馆提供标准图书馆服务，并在馆内开辟参考图书馆，藏有通识读物、专题文献等资源；分区图书馆以均衡为本，提供一般读物、学科基本读物和少量参考馆藏；小型图书馆提供休闲读物和基本参考工具书籍，陪伴市民度过片刻宁静。截至2024年12月，香港公共图书馆馆藏约1538万项，涵盖各种学科的图书、视听资源、期刊报纸、数据库、缩微资料、地图及其他参考工具书等，部分可供外借，部分存于馆中供读者参考使用。

香港公共图书馆的书香不只是静静停滞于屋舍建筑之中，更是在街巷、车站、社区与夜幕中缓缓流动与生长。流动图书馆定期驶入服务点，将图书、专题书展等图书馆资源送到屋邨、学校及偏远角落，让那些远离固定馆舍的市民也能在街头与书相遇；夜深人静时，自助图书馆24小时的静默守候满足上班族与夜读者的阅读需求；而设置于中环、九龙塘和南昌3个港铁主要转车站的还书箱，则让通勤者在匆匆步伐中完成借阅资料的归还，将图书馆服务融入城市生活的节律。此外，“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的开展，促使其与社会力量合作，并协助这些团体或组织在青少年中心、长者中心或社区服务中心等地点设立特定服务对象所需的社区图书馆，使书香与社区深度融合，进一步延伸了图书馆的服务触角。

文化的记忆：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在全球化背景下，香港公共图书馆始终以坚守文化根脉为己任，系统构建了涵盖多元领域的特色馆藏体系。全系统设有超过20个特藏，其中尤以学海书楼特藏和香港资料特藏展现其深厚文化底蕴，前者收藏了1923年创办的学海书楼的3万余册古籍馆藏，经、史、子、集一应俱全，许多古籍版本已在岁月中成为绝响；后者仅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就拥有资料逾15万项，囊括自1853年往后完整的政府宪报和1879年后香港特区政府及各部门的报告、档案等资料，构建出一个历经3个世纪的香港历史记忆库。

为促进文化的保存与推广，香港公共图书馆于2001年启动文献征集和香港音乐特藏活动，广泛收集有关内地或香港的各类文献资料及香港音乐文献资料；2006年香港记忆计划启动，一座数字平台随之建立，汇聚展现香港历史和文化的文献、老照片、录音、影像资料等资源，让散居世界各地的港人也能在指尖重温旧时街巷，让市民增进对香港历史文化的认知。香港公共图书馆还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承香港特色文化。它在馆藏中增加了诸如《大国远见》《双循环格局：中国经济新布局》等诠释国家发展的内地出版物，帮助市民理解祖国前行的步伐。同时，丰富有关法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馆藏，辅以多元化推广活动，引导市民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与辉煌，滋养其身份认同与民族自豪感。2024年11月，香港中央图书馆举办“传承与共融：大湾区文献存珍”展览，并配合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办“斯文岭南”讲座，用文献展览和学术对话拉近市民与大湾区文化和历史的距离。

香港公共图书馆自1979年起成为联合国托存图书馆，现共有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9个国际组织的资料托存于香港中央图书馆，这些文献资料既为研究全球议题、文明互鉴提供原始材料，也为市民打开一扇望向世界的窗口。2024年第三十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国际学者，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开展学术讲座，推进跨文明对话；还通过开展以西方文化、文学艺术、风俗等为主题的读书会、展览和图书推介等活动，在香港公共图书馆持续构建一个融贯中西的文化场域。

数字化革新：从“指尖上的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面对数字化浪潮，香港公共图书馆以技术悄然重塑着服务的形态与用户体验。2015年其推出的“指尖上的图书馆”荣获2015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金奖、亚太资讯及通讯科技大奖优异奖。通过“我的图书馆”与“多媒体资讯”两款应用和图书馆网站上的电子资源专页，香港公共图书馆将资源检索、在线阅览、预约续借、定位馆舍等多元功能汇聚于方寸屏幕之间，让市民只需轻触手机或平板电脑，即可随时随地使用香港公共图书馆服务及丰富的数字馆藏资源，让“无墙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市民文化需求的日趋多元化，香港公共图书馆开始推进智慧图书馆建设。2019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制定了香港公共图书馆策略计划（2020——2025年），将“善用新技术和资讯科技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列为核心使命，并提出“更广泛应用资讯及通讯科技以及具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自助服务设施，开发智慧图书馆”的重要措施，致力于用科技强化图书馆设施与服务能力、推广全城阅读文化、支持香港发展为知识型社会和智慧城市。截至2025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各馆已分阶段安装应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的新自助设施，初期推出的设施有自助借书机及自助服务机，并逐步覆盖各馆，让借书还书、缴费与账户管理等操作变得更加轻松自主，为构建一个全面感知、及时响应的智慧图书馆网络奠定基础。

从大会堂的萌芽到中央图书馆的巍然矗立，从纸质书页的墨香到电子屏幕的数字脉动，60余载春秋流转，香港公共图书馆开辟了一方市民获取知识的净土，它化身文化的坚守者、搭建了多元文明对话的桥梁，以流动的书香和中外贯通、古今交融的智慧，成为立于珠江之畔的文化地标。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实现“四个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未来，面临2029年完成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等多个关口节点，形势复杂、任务艰巨。“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围绕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我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我们要聚焦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任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目标引领、健全工作体系、加强政策供给、强化责任落实，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美丽中国建设面临复杂形势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领域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正在损害国际经济秩序和正常贸易往来，损害全球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合作，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对我国减排温室气体有更高期待，部分发达经济体在减排方面向我施压，阻遏我国新能源发展优势。从国内看，经济增长压力持续高企。碳排放量总体处于高位，预计2035年前能源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短期内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仍面临反弹压力，可能削弱绿色转型和污染减排成效。

一方面，传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成效尚不稳固、改善难度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已进入深水区，主要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难度较大，城市水体返黑返臭现象仍有发生，局部地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压力依然较大。受行政手段边际效应持续递减、固定源减排空间大幅压缩等因素影响，环境质量改善的通道收窄。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新污染物防控等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显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自然灾害隐患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不容忽视。新污染物的风险隐蔽性、环境持久性、来源广泛性增加了治理复杂性和人体健康风险。

“十五五”时期，能源需求预计保持刚性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将突破13万亿千瓦时，可再生能源上网消纳、储能发展、电网体制改革与现代化改造仍面临多重困难挑战，加之国际安全与经济形势影响，化石能源仍将在能源与电力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链条关联的“两高”行业仍将保持稳定甚至小幅增长，碳排放量短期内还可能增加，达峰后将经历一个平台波动期后实现下降。

美丽中国建设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精细化水平亟待跨越式提升。当前，污染治理重点逐步向移动源、生活源、农业源、扬尘源等要求更精细的领域转变，呈现点多面广、成因复杂、隐蔽性强等特点，现有治理体系在及时发现问题、确定重点时段、筛选重要区域、识别监管对象、配置治理措施等方面的精准度还不够。跨介质、跨区域污染治理措施较为匮乏，不利气象条件下环境污染监测预警和应急应对机制仍需健全。

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体系亟待完善，基础能力与工作要求存在差距。行业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标准体系相对薄弱，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碳核算、碳足迹、绿证、碳市场等政策衔接亟须加强。碳市场规则对接与跨境合作还需深化，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手段不足，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有待增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较为薄弱，资金与技术缺口较大。

新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能力需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与风险防控并重的监管体系还不完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协作需加快推进。生态质量、新污染物、水生态等领域监测监管体系亟待完善。生态环境科技支撑存在短板，生态环境复杂系统协同治理“卡脖子”科技难题亟待破解，现有生态环境科技能力和人才与新领域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仍有不小差距。

环境经济政策引导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现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支撑和激励作用亟须加强，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稳定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尚不健全，绿色金融作用发挥不够，信息披露和信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漂绿”现象时有发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总体税负水平仍有提高空间。一些地方财政紧张、收支平衡压力大，可能难以满足污水、垃圾等治理设施运营维护费用等必要的投入需求。绿色消费激励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多向发力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良好基础。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构建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相结合的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全域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差异化管控体系，提高污染治理对象、时间、问题、区域、措施的精准性，科学研判问题类型及成因。科学确定美丽中国先行区，发挥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及“美丽细胞”等先行带动作用，打造一批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样板，分类推动破解“毛细血管”型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加快探索固废综合治理、新污染物治理创新模式，持续强化危险废物、尾矿库、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

加快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制度。健全减污降碳协同制度体系，多领域、多层次开展政策创新，强化碳排放配额核算核查与污染物排放标准衔接，制定重点领域减污降碳专项实施方案，探索碳排放总量控制与固定污染源监管衔接机制，提升协同管理能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专项立法，制定修订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监测评估等标准。积极参与国际碳定价、碳市场机制规则制定，提高核证自愿减排量国际认可度，促进碳定价碳交易相关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

着力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和提升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优化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及资金支持范围，统筹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财政资金统筹力度，强化对涉碳、新污染物等重点领域的政策和资金保障。完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运行机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作用，增强绿色金融市场流动性。探索制定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目录，扩大绿色贸易规模。鼓励适时将产品碳足迹管理要求纳入政府绿色采购需求标准。围绕减污降碳、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强化系统治理技术研发。加快补齐生态质量、新污染物、农村环境监测短板，推进监测网络数智化转型，全面提升态势感知、分析研判、预警预报、应急响应和监测监管的智慧化水平。

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动目标任务落实。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压实党政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和干部综合考察评价、奖惩任免等贯通协调，形成制度合力。研究制定阶梯式分步推进、近中远期有机衔接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构建可监测、可评估、可分解、可考核的指标体系。加大资金筹措和统筹力度，围绕减污降碳协同、环境品质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技术攻关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