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在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和必守底线，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端牢中国饭碗。

保持粮油生产稳定发展。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们的粮食安全系数要适当高一些，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党中央明确，2026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进一步突出高水平稳产要求，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要继续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面积是稳产的基础，要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提升是增产的主动力，要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同时，适应供需结构新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促进适销对路、优质优价。大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短板，要继续巩固提升大豆产能，扩大油料多元化供给。除了保障粮油供应外，还要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巩固肉牛、奶牛产业纾困成果，多措并举促进乳制品消费，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积极发展森林食品和生物农业。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稳住粮食产量的同时，产能要持续提升，不断增强粮食生产韧性。一要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耕地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要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二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三要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推进农田沟渠修复整治、中小河流和平原涝区治理，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和农田排涝设施，健全救灾机具配置和应急调用机制，不断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随着对外开放扩大、农业生产变化和居民消费升级，影响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因素更加复杂，调控难度日益增大。要健全从生产到加工、流通、储备、进出口、消费全链条调控机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支持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保障国内生产者权益。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政策体系，做好工作衔接。

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受疾病、事故、自然灾害等影响，一部分群众可能会遭受突发困难，存在返贫致贫风险，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识别是关键，要合理确定认定标准，规范标准调整机制，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监测。与过渡期相比，常态化帮扶阶段监测范围更广，无论是原建档立卡脱贫户还是其他农户，只要存在返贫致贫风险，都要及时识别认定；识别工作更需统筹，针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农村社会救助对象，要规范收支核算口径，加强数据共享，不搞重复入户，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帮扶对象要动态调整，该帮扶的及时帮扶，稳定消除风险的有序退出，避免固化身份“养懒汉”。要格外关注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实施帮扶。

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产业帮扶是开展常态化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优化产业帮扶方式，分类推进现有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更加注重长期培育，不搞“急就章”，让产业真正能够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在省级保持基本稳定，县级可实行差别化要求。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资源，形成了较大规模资产，要压实帮扶项目资产常态化监管责任，分类纳入国有资产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近两年，脱贫劳动力就业总体保持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帮扶，继续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用好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渠道。

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等制约，不少脱贫县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常态化帮扶阶段需要接续帮扶支持。要健全发展状况统计监测体系，根据实际适当优化重点帮扶县范围。帮扶和激励并举，既要完善支持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又要积极推动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促进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

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打赢脱贫攻坚战、结束五年过渡期，绝不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取消了，要持续给予政策支持。稳定是大原则，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但政策可以调整优化，比如，关于帮扶资金使用方式，赋予县级一定自主权，县级可根据帮扶任务合理安排资金；关于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要进一步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调整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结对关系，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机制。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是亿万农民的期盼和向往。要统筹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产业是乡村发展的重点。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一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推动产业向后端延伸、向下游拓展，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业精品品牌，推动产品增值、产业增效。二是强化农业多种功能开发利用。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产业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三是注重带农增收、促农就业。通过订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强、农民富的良性循环。

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一是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立足主体功能定位，结合自然灾害防范，统筹优化村镇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在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有改善前提下，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聚焦水电路气信等，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三是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县乡村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四是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方式，保持乡村稳定安宁。一是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选好带头人、优化村“两委”班子。严格农村基层干部监督管理，对“蝇贪蚁腐”坚决惩治、绝不姑息。二是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和村规民约引导作用，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进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三是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坚决遏制“村霸”、家族宗族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农民法治意识。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农民首创精神，严守改革底线、不触政策红线，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稳与变、快与慢的关系，积极稳妥落实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各项部署。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按照“大稳定、小调整”要求，妥善解决延包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强化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支持入市土地优先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严禁用于建设商品住房。依法依规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加强租赁合同管理。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要加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

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用足用好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健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政策激励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资金投放。引导和规范农业农村领域社会投资，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党中央关于2026年“三农”工作的部署已经明确，要认真对标对表，强化工作和政策协同，逐项抓好落实，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饱含着对“三农”工作的真挚情怀和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彰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考量，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领会要义、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把“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委农办统筹协调作用。同时，加大“三农”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深入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培训，提升各级党政干部抓“三农”工作本领。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优化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聚焦重点任务，完善考核方式，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逐级压实责任的同时，要防止层层加码，让各级干部能够腾出更多精力抓好工作、解决问题、服务群众。

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情千差万别，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地方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契合自身条件特点的具体举措，推动政策更好惠及农村、造福农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站稳人民立场，守牢底线红线。更好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把“政府做的”和“农民想的”对接起来，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形势与对策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要求“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2026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

就业工作面临新形势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工作仍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劳动力供给“总量承压”与“结构失衡”并存。我国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我国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世界第一劳动力大国的地位。2024年底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8.58亿人，尽管预计到2030年该群体规模将有所下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压力并未根本性缓解。对就业总量的关注仍需放在首位。与此同时，“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结构性矛盾。

青年“慢就业”心态下的总量压力与质量的错配值得关注。2026—2030年间，我国16—24岁青年人口将由1.4亿增至1.6亿，每年城镇新成长劳动力预计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将持续超过1000万人，青年就业的总量压力在未来数年将只增不减。更为复杂的是，结构与观念的矛盾日益尖锐。青年对“铁饭碗”持续追逐，希望通过持续备考进入体制，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工作的理想化期待上升。说明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在就业质量、岗位预期与价值认同上出现显著错配。

老龄化加速下大龄劳动者就业保障体系亟待健全。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0%，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0年，这一群体将增至3.87亿人、占比达27.9%，逼近重度老龄化标准。届时，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44岁，大龄劳动者的就业保障需求更加迫切。以农民工群体为例，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规模接近1亿人，他们集中于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多从事体力型、短期性工作，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对于这部分因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而竞争力不足的群体，择业转型空间狭窄，再就业难度极大。推动劳动力市场的“适老化改造”，将成为紧迫的系统性工程。

就业质量诉求升级与区域性就业压力交织。劳动者的诉求正从“寻求岗位”向“追求质量”全面升级，他们不仅关心岗位“有没有”，更关注岗位“好不好”、权益保障“到不到位”、就业环境“公不公平”。与此同时，部分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等，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单一、人才持续流出等因素，面临就业机会匮乏的困境。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人工智能触发就业市场结构性等深层次变革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就业市场格局。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产生两个“就业效应”，即就业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这两个效应产生有先后的时间差，不是同时并存的。首先产生的是就业替代效应。通过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的工作，导致技能贬值、业务流程重组。原有就业岗位被取代，必然伴随着失业的产生。这是就业政策最先关注的重点阶段，目标是确保该阶段平稳安全度过。然后出现的是就业创造效应，包括创造新职业，如人工智能（AI）训练师、数据科学家；催生新产业，如大量新就业形态；间接创造就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价格，刺激需求并创造新的投资，从而间接产生就业。技术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动态平衡，特别是叠加政策作用后，对具体时点的就业供求预测非常困难。就业政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提升劳动者的技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帮助劳动者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获得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要注意的是，历次工业革命以物质设备和信息替代体力、部分脑力劳动为主，技术进步集中于生产工具、能源利用、信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则通过算法、算力与数据的结合，实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与增强，技术扩散速度更快，社会渗透范围更广，就业变革更深。

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就业工作需要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得到积极保障，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系统性推动就业扩容与提质。一是强化宏观政策就业导向，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制定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时，需评估其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就业容量大、岗位质量高的领域。二是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前置化防范就业风险。建立一套科学、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可能导致就业产生显著抑制或破坏效应的政策措施，实行审慎出台原则。对确需出台的必须明确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三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优化就业岗位供给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产业链重构与数字化转型，催生更多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岗位。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尤其要加强对吸纳就业主渠道广大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四是完善创业生态系统，推广“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发展+创业”“职业技能+创业”“民生需求+创业”四种模式。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重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创业孵化载体与公共服务平台，着力构建区域性、综合性的创业生态系统。

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劳动力质量与配置效率。从源头上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打通“教育培养—职业发展—区域配置”的全链条，实现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与质量升级。强化市场需求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导向作用，建立由行业部门、重点企业与院校共同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机制，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目录。加快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落实“新八级工”制度，切实提高其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促进“技高者多得”。实施全过程就业指导，广泛组织短期职业体验、项目制实习等职业指导活动，引入企业导师、职业规划师提供个性化咨询。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促进青年通过就业成长成才；为农民工及家庭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创造条件，促进返乡创业与就地就近就业，实施“一县一品”劳务品牌建设工程；协同做好退役军人、妇女、残疾人等其他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工作。

健全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体系，着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城乡与区域间的就业政策。将就业公共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基层服务能力，打通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就业公共服务精准触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提升相联动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并规范企业、行业及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着力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明确平台企业责任、规范劳动规则、畅通维权渠道，依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卫生权利。

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凝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系统合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突破单一部门的工作范畴，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架构，通过机制创新、数据驱动与风险预控，系统性提升就业工作的整体效能。健全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会商与决策协调机制，构建统一的就业失业统计监测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实施常态化的岗位需求调查与劳动力市场预测。完善监测预警体系，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群体的就业失业动态进行实时监测，设定预警阈值，确保在风险萌芽阶段即可识别、及早干预，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控的战略转变。构建就业友好型的技术发展路径，有效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就业扩容提质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防范化解可能带来的就业风险。激发经营主体与社会力量活力，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在岗培训、开发新岗位、稳定现有岗位。支持高端智库与研究机构开展就业前沿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强化舆论引导，主动释放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积极信号。通过讲好就业故事，推广先进经验，最终形成政府责任到位、市场机制有效、社会参与广泛的就业促进大格局。

（作者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

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增强党性，既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汲取奋进力量，也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筑牢思想防线。榜样是标杆，更是方向；警示是镜鉴，更是底线。坚持正面引领和反面警示相结合，宣传正面典型，宣传党员干部身边可信可学的先进人物，推广一批可复制可普及的好经验；深刻剖析反面典型，以案例明法纪、促整改，发挥警示作用。只有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才能防止“学榜样”变成“看热闹”，真正使高线与底线相互支撑、激励与约束同向发力，形成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闭环效应。

正面典型是看得见的标杆、触得到的榜样，更是凝心铸魂的精神旗帜。发挥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旨在通过正面典型引领激发党员干部向为民务实清廉的高线看齐。在目标指向上，通过深化主观世界改造，帮助党员干部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树牢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保持清醒认知与执着追求，自觉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方式方法上，依托理论上说服、情感上感召、事迹上引领等柔性方式，组织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人物事迹教育等，引领党员干部自觉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对表，自觉同先辈先烈、先进人物对照看齐，自觉从榜样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争做先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引领内容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准确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信念上的坚定、行动上的坚决。在功能作用上，正面典型发挥着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示范引领等重要作用，能够促进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反面典型是最鲜活的警示教材、最有效的“清醒剂”，更是防微杜渐的重要镜鉴。用好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旨在通过反面典型警示提醒党员干部严守廉洁底线不逾矩。在目标指向上，通过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防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将“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警醒”，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觉。在方式方法上，采取案例教学、现身说法、旁听庭审、阅读忏悔录、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深入开展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德、以案说害、以案说责，引导党员干部在内心深处进行深刻反省，看清“围猎”陷阱本质，算清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账、健康账，清醒认识违纪犯法的沉重代价，进而自架“高压线”、自设“防火墙”、自念“紧箍咒”。在警示内容上，通过厘清违纪违法对象思想滑坡、信念动摇的轨迹和案发单位在权力配置、运行机制、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短板漏洞，推动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从源头上防止类似问题发生。在功能作用上，反面警示发挥着激浊扬清、祛邪扶正、激励鞭策等重要作用，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找准自身定位，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命题。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发挥正面典型引领的正向推动力，在崇尚先进、见贤思齐中汲取正向力量，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又要发挥反面典型警示的反向推动力，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中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自觉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在“正面典型引领+反面典型警示”双重效应下，不断夯实党性根基，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重要言论

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

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新趋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5年发布的多项报告显示，国际热点冲突持续蔓延，对青年发展造成冲击。全球超3400万儿童和青少年因冲突失学，半数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冲突已成为当地青少年失学的首要诱因。亚洲冲突区域青少年困境同样突出，缅甸约300万青年处于“不工作、不就学、不培训”状态，18—24岁青年中四分之三中断学业。中东地区形势更为严峻，加沙地带66万儿童因巴以冲突连续三年失学，97%的学校建筑遭损毁，青少年教育权与成长机会被严重剥夺。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直接危及青年群体核心发展利益，推动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呈现全新发展态势，成为全球治理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去中心化的鲜明特征

当前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展现出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形态呈现节点互联、弹性快闪的特征。全球青年和平反战行动主体多为多中心、去层级的结构，依托全球范围内松散联结的青年团体、自媒体节点与意见领袖，基于共享价值观实现瞬时协同。在乌克兰危机中，多国青年借助加密通信等工具形成了无明确隶属关系却协作紧密的网络组织；在2024年加沙战争期间，美国高校青年通过校园社群迅速联动形成反战浪潮，即便遭遇外力驱散仍能快速重组。数字技术为这一形态提供了关键支撑，极大降低了跨国协作的门槛，凸显出青年反战组织去中心化、协同高效且极具韧性的运作特点。二是议题取向呈现深度关联、系统批判的特征。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已超越单纯呼吁停战的表层表达，转而深入剖析战争背后的系统性根源，将和平议题与能源安全、科技伦理、经济结构及人权保障等问题紧密交织。在反思乌克兰危机时，讨论往往延伸至全球粮食供应链、能源地缘政治与军备竞赛风险；在聚焦中东局势时，批判常指向资源掠夺、武器贸易链与地区发展失衡等深层矛盾。这反映出青年群体致力于根源治理、追求系统性可持续和平的鲜明价值取向。三是行动方式呈现数字主导、创意赋能的特征。线上层面，社交媒体成为关键平台，全球青年通过短视频、游戏模组等载体，将复杂的政治军事分析转化为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例如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联合相关机构发起倡议，吸引近700名青少年共同创作和平主题游戏以传递理念。线下行动突出创意表达，如街头艺术、沉默游行等形式，既降低直接对抗风险，又提升理念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这一特征体现了线上线下紧密联动、以创意为载体、注重传播效能而非对抗强度的行动逻辑。

思潮兴起的深层动因

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的兴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其一，地缘冲突加剧，催生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让青年一代深切体会到安全赤字带来的发展代价，他们不仅是战争画面的见证者，更是生命损害、心理创伤、教育中断、就业萎缩及未来不确定性的直接承受者。创伤的直接性与持续性，使青年本能排斥以暴制暴的逻辑，主动探寻保障日常稳定的和平路径。这种基于生存本能的觉醒，较之于任何政治理论，都更能催生并维系和平反战思潮，赋予其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持久生命力。

其二，数字技术重塑青年和平反战思潮的传播与凝聚模式。以社交媒体和加密通信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为思潮的全球化扩散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重要载体。国际电信联盟（ITU）2025年报告显示，15—24岁青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率已达79%，高速互联网与智能终端实现信息传播“去中介化”，使青年得以绕过传统媒体框架，自主设定和平反战议题、生产传播相关内容。短视频、直播等可视化形式强化了战争残酷性的直观感受与共情效应，加速思潮共识凝聚。同时，平台算法逻辑与网络效应，推动跨国界思潮联动与理念协同即时实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和平反战思潮的传播规模、扩散速度与呈现形态，赋予其鲜明的数字化特征。

其三，国际政策支持为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发展拓宽渠道。以联合国安理会第2250号决议及《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为核心的国际政策框架，首次从系统层面确立了青年在和平建设中的正式地位，推动56个国家将青年参与和平进程纳入国家政策范畴，32个国家建立青年和平对话机制。这为青年群体将和平反战理念从街头倡导转化为政策提案、参与国际论坛对话提供关键的“制度准入资格”。同时，专业青年组织通过调研设定思潮议题、整合各方资源、开展理念宣讲培训等工作，提升了青年和平反战思潮的组织化表达水平与专业化传播能力，为松散的思潮共识提供了稳定的支撑载体，有效延伸了思潮的正向影响力周期。

其四，传统安全范式失效，推动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向探寻替代方案深化。以大国军事对抗、联盟政治和威慑平衡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范式，在当代愈发凸显效能短板与道德局限。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高达2.7万亿美元，冲突数量与强度并未下降，充分暴露了传统安全路径的效能困境。当前全球安全秩序存在的治理赤字，使青年群体不再迷信大国协调能保障和平，和平反战思潮中“基于相互尊重的安全框架”理念日益鲜明。同时，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尝试构建新型地区秩序的动向，促使青年群体以和平反战思潮为指引，主动参与和平叙事塑造、人道救援监督，乃至搭建非官方对话渠道，弥补正式机制不足，践行对公正持久和平的核心诉求。

深度融合的演进趋势

全球青年和平反战思潮正深度融入全球秩序转型与治理变革，呈现三大趋势，为全球和平治理注入青春动能，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其演化轨迹深刻影响国际安全格局走向。

首先，思潮承载主体向本土化扎根与跨国协同演进。未来青年和平组织将进一步打破专业与松散的简单二元结构，形成本土深耕与全球联动的新形态。一方面，受政治环境与治理需求驱动，思潮实践将更侧重本土化扎根，在几内亚、埃塞俄比亚等冲突或安全薄弱地区，青年组织以社区为起点，通过建立和平俱乐部、培育本土调解力量等方式，将反战理念转化为基层治理行动，逐步推动青年参与纳入国家和平进程。另一方面，专业组织与松散社群的协同将更具针对性，依托跨国网络平台，围绕特定冲突议题形成临时但高效的联动机制，既保留本土行动的灵活性，又借助全球网络放大发声效能，构建扎根基层、辐射全球的思潮实践生态。

其次，技术应用向赋能深化与风险化解双向突破。数字技术对思潮的影响将从单一传播赋能，转向效能提升与风险防控并重的新阶段。在赋能层面，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将深度融入和平实践，不仅用于冲突预警与理念传播，还将助力青年群体开展人道援助、跨族群对话模拟等专业工作，强化思潮的实践价值。在风险化解层面，面对数字鸿沟与治理管控，青年群体将形成应对共识，推动搭建公益性质的跨境网络平台，保障发展中国家青年的参与权；主动探索技术伦理边界，抵制战争游戏化、美化的认知操控，以真实战乱叙事对冲虚假信息，筑牢思潮传播的公信力防线。

最后，思潮主张向话语建构与制度融入双向落地。青年和平反战思潮将从理念传播，逐步转向主动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话语建构与制度设计。一方面，思潮倡导的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理念，将与经济失衡、生态保护等议题深度绑定，形成更具系统性的和平话语体系，挑战传统军事安全主导的认知，推动安全内涵向发展型安全拓展。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250号决议等框架支撑下，思潮将加速融入制度层面，推动更多国家将青年参与和平进程纳入国家行动计划，从顶层设计、资金支持等方面为青年和平反战实践提供保障，虽受地缘博弈影响进程缓慢，但将持续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注入青春动能。

具身智能产业成为大国博弈新赛道

具身智能是指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和行动一体化的智能系统，涵盖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形态。它突破了传统人工智能的“离身性”局限，推动人工智能从虚拟走向物理操作，使机器人等物理实体更深入地了解周围环境，更自然地与人类交互、更高效地执行各项任务。全球具身智能产业正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呈现“技术迭代加速、场景深度渗透”的态势，预示着人类社会必将迈入一个全新的智能化新时代。具身智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新赛道，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标尺。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共性特征

战略规划布局，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发达国家普遍将具身智能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关键抓手。美国相继发布《人工智能战略（2023年）》、《国家机器人路线图（2024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计划》（2025年）等发展规划。2025年7月，发布《AI行动计划》，废除此前“过度监管”的行政令，为具身智能技术迭代扫清制度障碍。欧盟通过“数字欧洲计划”，计划在2025—2027年专项投资13亿欧元，聚焦人工智能、云和数据、网络安全、先进计算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部署，提升欧盟的关键数字能力。日本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AI应用场景为先导，力推具身智能商业应用。依托“社会5.0”愿景，将具身智能作为应对老龄化、弥补劳动力缺口的核心抓手，2025年9月，明确“AI基本计划”草案，推动具身智能在医疗、护理、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应用。韩国2024年发布第四个智能机器人基本计划，将持续至2028年，政府投资1.28亿美元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使其成为核心产业。

技术全栈攻坚，打造生态主导优势。发达国家企业在技术层面采取“全链条创新+生态化布局”策略。核心技术聚焦大模型与多模态融合、低能耗芯片、高精度运动控制等方面。例如，FigureAI的Helix模型仅需500小时训练数据即可实现机器人复杂任务协作；特斯拉的Optimus机器人复用了汽车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实现19毫秒延迟的全身轨迹控制，成本从6万美元降至1.8万美元。产业生态上形成“巨头建平台、初创攻单点”格局，英伟达打造“芯片、平台、模型、仿真”全栈闭环；谷歌DeepMind、Ope-nAI等聚焦具身智能大模型研发，通过开源与合作巩固领先地位。

场景精准应用，推动规模化落地。发达国家注重“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双向赋能，“政策支持、技术优化、场景推广”的路径加速了产业成熟。工业制造领域，特斯拉、ABB等企业的产品已在汽车工厂承担搬运、装配等任务，提升生产线效率30%以上。医疗养老领域，集成情感交互与生理监测的陪护机器人逐步在社区落地应用。特殊场景中，四足机器人、应急救援机器人已应用于地质灾害救援、海洋作业等领域。

标准规则先行，抢占产业话语权。发达国家依托技术壁垒与产业影响力，率先推动具身智能领域基础标准、测试认证体系及数据规则建设，通过标准先行定义产业发展路径，形成市场准入门槛。如美国主导硬件接口与算法标准，英伟达形成基于芯片架构的硬件接口标准，全球多数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需适配该标准以保障兼容性，间接掌控硬件技术路径。日本机器人协会针对医疗陪护、家庭服务等具身智能设备，制定《人机交互安全性认证规范》，要求设备需通过情感交互伦理审查与生理数据保护测试，认证结果在亚太地区具有广泛认可度，影响全球服务机器人研发方向。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成果与挑战

发展成果显著，产业基础逐步夯实。战略定位清晰。中央与地方形成协同发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系统性安排。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明确2027年形成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出台具身智能的规划和行动方案。技术突破加速显现。我国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AI子领域已进入全球第一阵营。底层架构方面，已培育多个国际先进水平的通用大模型，形成“大脑（认知模型）+小脑（运动控制算法）”协同架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慧思开物”平台实现自然交互等核心功能，其具身天工Ultra机器人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夺冠。2025年12月，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专属App Store，将智能手机“硬件+应用生态”模式引入机器人领域，彻底降低复杂动作使用门槛。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持续提升，无框力矩电机、谐波减速器等具备规模化生产能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以超50%的增速跨越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2030年有望形成4000亿元市场规模，2035年突破万亿元大关。产业生态持续壮大。已培育超过150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半数以上为初创团队或跨界力量，形成“巨头引领、初创活跃”的市场格局。融资市场热度高涨。2025年银河通用机器人完成11亿元融资，优必选Walker系列获超8亿元订单，创全球单笔最大金额订单纪录。

深层挑战凸显，发展瓶颈亟待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高端AI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核心算法等对外依存度仍需降低。机载GPU芯片需突破低能耗高性能的技术瓶颈，具身大模型的可解释性、安全性与泛化能力有待提高，数据采集标注需进一步统一标准，亟须通过提升硬件标准化程度降低开发成本。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仍需加强，核心零部件与整机匹配度有待提高。需规避部分地区可能出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分散使用的风险。前沿产业发展，始终需要把握“速度”和“稳健”的平衡问题，警惕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资本运作、轻技术研发”倾向。部分初创企业由于商业化验证不足，容易出现估值与现金流不匹配的情况，需探索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行业治理体系与人才支撑也存在提升空间。当前，相关标准体系仍在完善过程中，数据安全、伦理规范等领域的制度建设进度亟须加快，传输泄露、存储篡改等潜在风险需要重视。兼具多领域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发展需求有待进一步衔接适配。

积极参与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发展

聚焦前沿技术突破，构建自主可控技术体系。瞄准全球技术竞争制高点，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集中优势资源攻坚高端AI芯片、高精度传感器、具身智能大模型等“卡脖子”环节，设立国家级重大专项，推动“大脑”认知模型与“小脑”运动控制算法的深度协同与高效适配。加快建设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大规模仿真训练环境与标准测试数据集，鼓励产学研用联合开展云边端协同、多模态感知与决策、低功耗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大模型、机器人操作系统、硬件接口等标准制定，推动国产技术架构融入全球生态。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升全球产业链竞争力。对标发达国家产业生态模式，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生态整合能力的链主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开放技术平台与场景资源，带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形成平台、应用和硬件协同创新网络。设立具身智能产业国际并购基金，支持企业整合全球优质技术、品牌与渠道资源。同时，建立健全产业链风险监测与应对机制，降低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度。

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全球化视野配置创新资源，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鼓励国内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参与全球具身智能技术合作项目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团队。依托“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框架，推动具身智能解决方案在制造、物流、医疗等领域的跨国应用示范。主动对接并影响国际规则，在数据跨境流动、产品安全认证、伦理治理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支持国内检测认证机构取得国际互认资质，助力国产产品与服务进入全球市场。

抢占标准与治理先机，掌握产业发展主导权。加强产业治理能力建设，塑造负责任的发展形象。加快建立涵盖技术、产品、数据安全、伦理规范的具身智能标准体系，并推动其成为国际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建立敏捷、包容的监管沙盒机制，在保障安全与伦理底线的前提下鼓励创新。牵头或深度参与全球性具身智能治理对话，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伦理准则与数据治理规则。强化行业自律，引导企业将安全、可靠、公平、包容等价值理念融入技术研发与产品设计全流程，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公信力与软实力。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高耗能人工智能到绿色人工智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系统性、全局性部署，全会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头雁技术”，是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具有强大的渗透、带动和溢出效应，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也愈发深远。在这一背景下，“高耗能人工智能”与“绿色人工智能”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模式的重要框架。如何发展绿色人工智能，走一条创新引领、经济高效、生态友好的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赋能道路，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

高耗能人工智能与绿色人工智能

高耗能人工智能是指以追求极致性能为首要目标，忽视或牺牲环境可持续性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一是高能耗计算，依赖大型数据中心、超级计算机和海量数据处理，能耗巨大。二是碳足迹显著，训练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产生大量碳排放，加剧气候变化。三是资源密集型，需要大量硬件资源、稀有矿物和冷却系统。四是短期性能导向，以突破性技术创新为目标，忽视长期环境成本。高耗能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包括某些超大规模语言模型、复杂的深度神经网络以及需要持续高功率运算的人工智能系统。

绿色人工智能是指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核心设计原则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其特征包括：一是能源效率优先，在保证性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能耗。二是低碳排放，利用清洁能源，优化计算流程降低碳足迹。三是资源节约，通过算法优化减少硬件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四是全生命周期考量，从设计、训练、部署到退役，全面考虑环境影响。五是社会与环境价值并重，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创造环境与社会价值。绿色人工智能不仅关注人工智能系统自身的可持续性，也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加快推进绿色人工智能迫在眉睫

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当前，根据相关机构测算，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碳排放已占全球总量的2%—3%，而人工智能作为其中的高能耗部分，其碳足迹不容忽视。据研究，训练一个大型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五辆汽车整个生命周期的排放量。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扩大，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其环境成本将持续攀升，与全球碳中和目标背道而驰。

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高耗能人工智能到绿色人工智能的转变不仅是环境要求，更是经济理性选择：长期成本优势，绿色人工智能通过提高能效降低运营成本；政策发展导向，全球范围内绿色标准和碳税政策日益严格；市场偏好需求，投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青睐环境友好的技术与产品；创新驱动所需，绿色计算需求催生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

技术伦理与社会责任的体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必须与社会价值和伦理要求相一致。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继续发展高能耗、高碳排的高耗能人工智能，将面临公众质疑和道德挑战。向绿色人工智能的转变是人工智能行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技术向善的必然路径。

人工智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单纯依靠硬件升级提高人工智能性能的模式面临物理极限。绿色人工智能通过算法创新、架构优化等软件层面的突破，为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加快实现从高耗能人工智能到绿色人工智能转变

技术创新路径：构建绿色人工智能技术体系。一是推进算法优化与精简。开发高效神经网络架构，如深度可分离卷积、注意力机制优化。发展模型压缩技术，通过剪枝、量化、知识蒸馏减小模型规模。推行增量学习与迁移学习，减少重复训练，提高知识复用率。发展稀疏计算与动态计算，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整计算资源。二是推进硬件与基础设施绿色化。发展专用人工智能芯片，如针对人工智能工作负载优化的低功耗芯片。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利用自然冷却、余热回收、清洁能源供电。部署边缘计算，减少数据传输，就近处理降低能耗。探索量子计算与神经形态计算，从根本上改变计算范式。三是推进评估体系与标准建设。建立人工智能能耗与碳足迹评估标准。开发绿色人工智能性能衡量指标，如“每瓦特性能”“每克碳排放性能”。构建生命周期评估（LCA）方法，全面评估人工智能系统的环境影响。

政策与治理路径：构建支持绿色人工智能的生态系统。一是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建设。制定绿色人工智能发展路线图与国家战略，设立绿色人工智能研发专项基金与税收优惠。建立人工智能碳交易机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采购优先选择绿色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等。二是标准与认证体系建设。制定绿色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认证体系。建立人工智能环境影响披露制度。推动国际绿色人工智能标准互认与合作等。三是推进跨领域协同治理。建立环境部门与科技部门的协调机制。推动人工智能、能源、环境领域的交叉研究与创新。构建多方参与的绿色人工智能治理平台等。

产业转型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绿色化。一是优化人工智能研发与设计环节。将环境影响纳入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考量。推广“人工智能绿色”理念，开发专门解决环境问题的人工智能应用。建立绿色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共享高效模型与算法。二是优化人工智能部署与应用环节。推动企业采用绿色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开发人工智能能耗监控与优化工具。建立人工智能系统能效持续改进机制等。三是优化教育与人才培养。将可持续计算纳入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培养兼具人工智能技能与环境意识的新型人才。加强绿色人工智能领域的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

社会与文化路径：培育绿色人工智能的认知与共识。一是提升公众意识。开展绿色人工智能科普宣传，提高公众认知。建立人工智能环境影响透明化机制，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绿色人工智能产品选择与使用。二是推进行业自律与文化构建。制定人工智能行业绿色自律公约。表彰绿色人工智能创新的实践案例。培育“高效即优雅”的人工智能研发文化等。三是加强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参与全球绿色人工智能倡议与合作项目，共享绿色人工智能数据集、模型与最佳实践，共同应对人工智能环境影响的全球性挑战。

人工智能会犯错吗？

在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渗透至工作、学习、医疗、交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重塑人类文明形态与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服务、医疗诊断、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应用潜力，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其技术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人工智能并非如预期那般全能且完美，人工智能同样存在犯错的可能，比如，在图像识别领域，将用户照片错误标记为“大猩猩”；在语言交互领域，聊天机器人因发表不当言论，被迫紧急下线。近些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犯错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表现形式。人工智能“幻觉”出现、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新闻、人工智能克隆歌手声音引发的版权争议以及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也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冲击。此外，在安全领域，人工智能换脸诈骗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等。人工智能错误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类型：数据驱动的偏差错误。当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存在样本偏差、标注偏差或历史偏见时，人工智能会习得并放大这些偏差。例如，无意识地形成对某类人群的偏好，导致其他求职者在初筛阶段遭受不公平对待。这类错误往往具有隐蔽性和系统性，不易被察觉，却可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逻辑推理的局限。与人类基于常识和逻辑的推理方式不同，人工智能主要依赖统计模式和相关性进行决策。当面对超出训练数据分布范围的新情况时，人工智能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类比推理，容易得出荒谬结论。理解和语境识别错误。人类语言的理解高度依赖上下文语境、文化背景和隐含知识，而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处理讽刺、隐喻、双关语等复杂语言现象时仍存在明显不足。人工智能可能误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或在缺乏足够上下文信息的情况下作出错误判断。创造性和判断力不足。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创作看似新颖的文本、图像或音乐，但其本质上是基于已有数据的重新组合与概率推断，缺乏真正的创造性和情感深度。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基于价值观、文化背景和情感体验作出复杂的价值判断，在涉及道德抉择、审美评价等需要人类智慧的场景中，人工智能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

理解人工智能错误的深层原因，需要从技术原理和认知本质两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训练数据的局限性是人工智能错误的首要根源。数据的质量、多样性和代表性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性能。训练数据可能存在样本不均衡、标注者的主观偏见等问题，导致模型难以推广、与现实脱节、习得偏见等。其次，算法模型的固有缺陷是导致人工智能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主流人工智能模型存在可解释性差、脆弱性、泛化能力弱等问题，使得错误难以被预测和防范。然后，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推理能力是人工智能错误的认知根源。当前的人工智能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复杂的模式匹配工具，能够识别图像中的事物，可以生成流畅的文本，但不理解其真正含义，无法像人类一样基于常识和因果关系进行推理，容易在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深层理解的任务上犯错。最后，情境适应能力有限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短板。当前人工智能的能力往往局限于特定任务和领域，缺乏跨领域、跨情境的迁移适应能力。然而，人工智能错误并非始终意味着缺陷，在特定条件下甚至可能孕育新机遇。

人工智能错误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但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性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其发生概率和危害程度。这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持续改进，也离不开制度规范、伦理约束和人类监督机制的协同作用。

技术层面的改进策略：提升训练数据质量是减少人工智能错误的基础性工作。如扩大数据来源的多样性，避免样本结构失衡；加强数据清洗和标注审核，减少噪声和主观偏见；引入动态更新机制，使模型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和知识体系的变化。同时，在模型设计上引入可解释性方法、不确定性评估和鲁棒性训练，可以提升人工智能对异常情况的感知和应对能力。此外，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问题，可以将外部知识库、实时检索机制与生成模型相结合，以增强模型对事实的约束能力。以上技术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错误，但有助于将错误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伦理框架和监管体系：人工智能错误的治理需要制度和规范的支撑。近年来，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提出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和监管框架，强调公平性、透明性、可追责性和安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订后新增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条款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通过建立人工智能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对不同应用场景施加差异化监管，为公共安全提供保障，也为低风险创新保留足够空间。同时，明确人工智能系统的责任主体，对因算法错误造成的损害进行责任界定和救济，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公众权益的重要保障。

人类监督和干预机制：强化人类监督是降低人工智能错误后果的关键。对模型输出结果进行人工审核，在系统设计阶段嵌入“可干预”“可暂停”的机制，确保人类在关键时刻能够介入并纠正系统行为。此外，提升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使用户理解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和潜在风险，避免对人工智能产生盲目依赖，同样是治理人工智能错误的重要部分。当人类能够以批判性思维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许多错误便不会轻易演变为严重后果。

从长远来看，即便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其错误风险仍会以不同形式存在。如何在与人工智能错误长期共存的现实条件下，发挥其技术优势并有效管控相关风险，将成为未来社会需要持续应对的重要议题。首先，必须清醒认识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摆脱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神化或过度恐慌。人工智能既不是全知全能的“智能主体”，也不是不受控制的“技术怪物”，而是一套由人类设计、训练和部署的工具系统。只有在充分理解其能力边界的前提下，才能合理配置应用场景，避免因期望失衡而导致的风险放大。其次，应建立更完善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持续推动算法透明化、责任明确化和风险可控化建设，通过公众参与和跨学科合作，使治理体系能够动态适应技术演进和社会进步。最后，解决人工智能错误问题的核心不是追求一个完全无误的智能系统，而是构建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稳定、互补且可持续的协同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增强人类认知与决策能力的工具而非替代者，并在关键环节保留人类判断与责任主体，人类与人工智能有望在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推动社会运行效率与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人工智能会犯错，但错误并不意味着失败。人类是否具备足够的智慧、制度与耐心，在不完美的技术现实中引导其发展方向。当人类与人工智能在协作中不断校正边界、强化责任，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可靠桥梁，通向更加安全、公平与可持续的智能未来。

以数字治理提升公共安全预警效能

当前，社会发展进入高风险阶段，传统与非传统公共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风险的复杂性、突发性与传导性显著增强，传统依赖经验判断、被动响应的预警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安全治理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以来，“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已成为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治理手段，构筑智慧灵敏、主动可靠的现代化预警防线，正成为重构公共安全预警体系的引擎。

以“数据驱动”重塑预防理念，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洞察”。当前我国预警工作虽基础坚实，但传统依赖局部经验的做法易导致风险感知“碎片化”、防控“粗放化”，使预警工作出现保护盲区。推动理念向“数据驱动、智能研判”升级，已成为提升预警效能的必然要求。首先，破除“数据孤岛”与“经验依赖”，借助数据驱动，实现技术赋能。关键要让数据说话、用算法决策，推动预警资源从普遍撒网向精准防控转变。例如，在城市中探索融合气象、交通等多源数据，构建城市风险动态模型，实现对风险点的精准预测和提前布防。其次，要研制预警精准度、覆盖范围与提前时效等重要指标的量化评估标准，形成科学统一的效能评价办法。再次，加强领导干部应急管理培训，提高领导干部的数据素养与智能分析能力，通过构建典型灾害情景的数字推演案例，强化依靠数据决策的实战能力。最后，鼓励在风险特征明显的区域开展“精准预警到户”试点，探索应用数字孪生、社区风险画像等技术，借鉴群防群治的工作方式，结合网格员力量，确保预警信息触达“最后一米”，推动预警信息从区域广播向分级、分类的定向提示演进，系统总结形成可推广的精细化治理方案。

以系统化改革筑牢数字基座，变“条块分割”为“一体协同”。系统化改革旨在通过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制度规则，化解长期存在的“数据壁垒”与“协同迟滞”。当前，公共安全数据分散于多个部门，标准各异、共享困难，导致在应对复合型灾害时，难以形成统一的风险视图和指挥合力，条块分割已成为提升预警协同效率的主要梗阻。要夯实这一基座须从制度与技术两端同步发力。为此，需从以下方面筑牢预警协同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制定和完善公共安全数据分类分级与共享管理的具体办法，为跨部门数据有序流通提供清晰的制度依据。其次，统筹规划并推进国家与区域级应急管理云平台及边缘计算节点的建设布局，形成集约高效、弹性扩展的一体化算力支撑体系。最后，支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率先开展“城市安全智慧中枢”或“数字孪生流域”等综合性示范工程，通过跨区域、跨层级的数据融通与业务协同，打通应急管理的“神经末梢”，实现风险监测预警的全域感知、智能分析与快速响应。依托示范工程积累经验，逐步构建标准统一、接口开放、资源共享的全国一体化预警协同网络，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现代化应急指挥体系，切实提升重大安全风险的防控能力。

以“自动贯通”再造应急流程，变“信息链条”为“行动指令”。当前在一些地区和跨部门协同场景中，预警发布后往往仍需通过人工层层传达、多方协调才能启动响应。实现从“信息链”到“行动链”的快速贯通，是提升预警实效的关键，其核心在于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预警形态向“指令化”升级。在构建安全规制基础上让预警发布后能自动、精准触发连锁防护，从根本上破解协同梗阻。为此，需要将技术标准深度嵌入治理流程：首先，加速研制并依法依规发布实施关键基础设施接入国家预警平台的统一接口与安全协议标准。其次，升级国家应急广播系统，使其具备向灾害区域所有终端发布精准、强制警报的能力，并特别关注解决特殊群体的信息接收问题。最后，在高危工业园区、大型交通枢纽等场景中，常态化开展“预警发布—自动关停—人员疏散”全流程自动化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并固化智能响应流程。

以“科学评估”驱动体系进化，变“事后问责”为“循数改进”。“科学评估”旨在通过可量化、可追溯的数据，对预警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精准度量与考核，并将结果用于优化策略和落实责任。当前，预警工作的考核常侧重于“是否发布”，而难以科学衡量发布是否精准、响应是否有效、损失是否减少，这导致责任难以压实，体系迭代缺乏依据。建立以效能为核心的评估问责机制，是确保数字治理投入持续转化为安全效益的保障。强化这一机制，需融合制度设计与技术工具。首先，牵头建立覆盖风险识别准确率、预警发布时效、人员避险覆盖率、灾害损失减轻度等维度的公共安全预警效能量化评估指标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是一套考核工具，更应成为预警系统自我优化的“导航仪”和“校准器”。其次，推动在各级应急管理机构中设立常态化的“预警效能回溯分析”岗位或机制，专门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重大预警事件进行深度复盘，生成针对性改进建议报告。最后，探索将重大预警事件的科学评估结果，按适当权重纳入平安建设、高质量发展等绩效考核体系范畴，形成激励约束，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于科学研判的预警发布、应报尽报，避免因问责压力导致“该报不报”的问题。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更要堵住一类系统漏洞，这正是科学评估的价值所在。

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的统战智慧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地方武装在敌后浴血抗战，逐步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第五师（以下简称五师）。这支英雄部队长期孤悬敌后、远离主力，深陷日伪顽三方夹击的困境。在李先念师长的率领下，五师创造性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广泛团结工农群众、开明士绅、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进步力量，在复杂斗争中凝聚抗战合力。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一组档案，真实见证了五师在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打破孤立无援的困局，持续壮大抗日力量，拓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情系乡贤：“拜年帖”中的肝胆相照。五师在鄂豫边区创建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坚决贯彻党中央1940年提出的“三三制”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贯穿边区政权建设全过程，成为凝聚各阶层力量、坚持抗战的重要基石。根据地严格遵循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规定，从军政联合办事处到县、乡各级政权，广泛吸纳开明士绅、民族工商业者等社会贤达参政议事，彻底打破阶级壁垒，让中间势力在根据地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亲历边区民主选举后，盛赞这样的政权“是真正进步、真正民主的政权”。

从1940年京山八字门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到1941年向家冲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改组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再到1942年鄂豫边区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和1944年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三三制”原则始终贯穿其中。1942年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上，126名代表中党外人士达79人；1944年临时参议会153名参议员中，中共党员仅42人，充分体现了政权的广泛性与代表性。边区还通过《选举条例》《人权保障条例》等法规，以制度保障各阶层民主权利，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强大合力。

当阳市档案馆珍藏的1945年元旦五师致卢国玉的“拜年帖”，是一份珍贵见证。这份由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许子威几位五师首长共同署名的贺帖，正面印有“改组政府、扩大民主、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主张，左侧红字题“恭贺新禧”并手书收件人，下方标注“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背面近千字贺信剖析抗战形势，既彰显五师抗日决心，也致谢开明士绅的支持。卢国玉为避日伪迫害，将这份珍贵的“拜年帖”藏于夹墙中。1980年，卢国玉家属将“拜年帖”捐赠给当阳市档案馆。

这份“拜年帖”真实见证了五师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与开明士绅之间的肝胆相照，生动印证了“三三制”政权凝聚各方力量的显著成效，既是鄂豫边区团结抗战的缩影，也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合纵连横：“劝降函”里的民族大义。面对日伪顽交织的复杂战局，五师始终坚守民族大义，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方针转化为克敌制胜的实践智慧，以军政并举、灵活施策全力构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2月郭仁泰部1000余人、1940年8月汪步青部所属1500余人先后投诚反正，两支部队分编入伍，壮大了边区抗日力量，被李先念誉为“震动鄂豫边的壮举”。

湖北省档案馆保存的《致湖北各地伪军官兵伪组织同胞函》正是五师灵活开展统战工作的生动印证。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折之际，日军长沙会战惨败后元气大伤，华中伪军阵营人心动摇，李先念亲自撰写《致湖北各地伪军官兵伪组织同胞函》，瓦解伪军武装。在这封“劝降函”中，李先念客观剖析战争形势，分析利害关系，又晓以民族大义、以宽大政策和出路相感召。他写道，“敌人的兵力又少，你们的力量又薄弱，此种形势，应早为认识，早求免祸之计，以免将来惨受苦痛与危险”，“最好能封金挂印，弃暗投明，举兵起义，反正抗日，我们当竭诚欢迎……”。这封“劝降函”成为瓦解伪军心理防线的攻心利器。

五师摒弃党派成见，携手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1939年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后，迅速与信阳县县长李德纯达成武装统一协议，与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范一签订《合作抗日协议》，会晤爱国将领陈离争取到军火援助。1939年在余家河战斗中与国民党第十九旅游击纵队联手击毙击伤日军28人，以实战践行团结抗日的誓言。面对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态度各异的复杂局面，五师采取“区别对待、有合有斗、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策略，始终掌握统战工作的主动权。对川军、西北军等抗日友军保持长期合作，构建联防体系；对摇摆势力耐心争取引导；对顽固反共势力则坚决反击、把握尺度。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后，五师以灵活斗争捍卫根据地、维护统战大局，尽显高超统战智慧与坚定战略定力。

扎根民众：“献草证”里的鱼水深情。五师深刻认识到“民心是最大的统战”这一重要理念，始终将纾解群众疾苦、改善民生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1941年夏，鄂北地区遭遇特大旱灾，群众生活陷入绝境。五师迅速施策，施行“有田者出米、无田者出力、以工代赈”的策略，发起“千塘百坝”水利建设工程，既帮助军民安然渡过灾荒，又促进了农业生产，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五师大力推行“二五减租”、累进税制等政策，均衡税负，减轻群众负担；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拓地种瓜种菜，发展纺纱织布、造纸、榨油等手工业，基本实现军民衣食自给，让群众在得实惠的基础上增加对根据地的认同。

民生改善凝聚起磅礴民力，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保家卫国。1940年前后，应城、京山两县各有3000至4000名群众参军，豫南信阳中心县委更是在两三个月内组织8000余名农民加入新四军。在大悟山周围的礼南地区，1941年至1943年就有3500人加入主力部队和地方军，形成全民抗战的壮阔局面。“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边区生动图景。

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及边区群众积极开展拥军、优抗等活动，支持五师抗战。各地农救会积极响应拥军号召，如云梦县通过优抗活动为上千户抗属提供粮款扶持，天门、汉川发起节约“一把米”运动，信阳、随州等地群众短时间内为部队筹集粮食10万斤。妇救会牵头组织纺线织布、赶制军鞋，大悟县白果树湾村的妇女们白天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为五师战士熬夜纳出81双布鞋，用一针一线传递拥军深情。

大悟县档案馆珍藏的1944年10月“献草证”恰是军民同心的实物见证。五师部队收到悟峰乡徐恒照捐献的30斤稻草后，在证书背面郑重承诺：“今后我全体指战员当用积极抗战，保卫根据地，努力学习，加强生产来报答你们，并在你们农事生产时给你们以最大帮助！”这张薄薄的纸片，定格了五师与群众鱼水相依的深情，成为五师尊重群众、回馈群众的生动写照。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统战工作，五师实现了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从1939年初160余人的游击大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5万正规军、30万民兵的强大武装，根据地扩展到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总面积达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300万人，形成了对华中重镇武汉的战略包围态势，成为插在日寇腹心的一把利刃。五师不仅成功粉碎了日伪顽的多次“扫荡”与夹击，还主动发起多次战役，牵制了大量敌军，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作者系湖北省档案馆馆长）

中央苏区的“红色年味”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过新年》唱道：“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翻身做主人，与往常过年相比，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新年习俗中注入革命精神、革命元素，并借助“过新年”开展革命宣传，推动革命斗争。因此，在中央苏区，“过新年”不仅有辞旧迎新、庆祝祈福的意蕴，更蕴含着别样的“红色年味”。

“振奋一下士气”的战地新年。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试图以“攻势的防御”战略解井冈山之围。由于脱离原有的根据地，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部队多次遭敌袭击而屡陷险境，士气低落。2月9日，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大柏地时，正好是农历除夕，沿途年味十足。为了“振奋一下士气，过好这个年”，毛泽东、朱德等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据康克清回忆，毛泽东还作了战斗动员，号召大家在大柏地消灭刘士毅，好过个快快活活的年。战士们听后深受鼓舞，士气高涨，高呼“杀敌过新年”的口号。第二天，大柏地战斗打响，战士们奋勇杀敌，经过鏖战最终取得战斗胜利，由此扭转了被动局面。随后，红四军在大柏地杀猪宰羊，喜气洋洋过新年。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提振士气，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红军提出了“昨天捉到张辉瓒，今日捉到谭道源，鲁胖子捉来过年”的口号。由此可见，若战事临近新年，“过年”或“过新年”便会是鼓舞士气的有力口号，因为此时“过年”在苏区军民心中具有特殊意蕴，即期望用战斗大捷为新年献礼，共庆新年、共享喜悦。这一点，在红军战士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动印证。1933年1月，红军取得了枫山铺（今枫山埠）一仗的胜利。战士们十分激动，其中一位红军战士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这是我们红色军人呈给苏维埃的新年礼物哩！”

“工农群众笑连连”的幸福新年。土地革命前，工农群众缺衣少食是常态。他们盼望着过年能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却又怕过年，因为对于穷苦群众而言，“过年如过关”：因为地主“过年时把民众的肉、鸡都拿掉”，夺走穷苦群众辛苦劳作所得；更有许多穷苦群众为了躲债，不敢在家过年。因此，“富人过年大吃大喝，穷人过年东躲西藏”成为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土地革命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苏区加大经济建设力度，以促进经济发展，打破经济封锁，巩固苏维埃政权。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蓬勃发展，使工农群众生活得到改善，曾任兴国县长冈乡消费合作社主任的李奎应回忆说：“一九三一年过年，社员分了红利，每户分了一斤盐，群众很高兴。”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也写道：“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1934年2月18日，《青年实话》发表《我的生活（征文发表之一）》一文，作者结合自身经历，对比了革命前后的生活变化：革命之前，油盐难见，“除了过年节有猪肉吃外，平常是很少的”；革命之后，每月都有五六次猪肉吃，“吃的猪肉比革命前增加三分之二”。这充分说明，苏区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为此，中央苏区革命歌谣唱道：“正月里来是新年，工农群众笑连连。”

“大家热闹来过年”的喜庆新年。中央苏区过年过节时，苏维埃政府会组织工农群众慰问红军，给红军战士送布、草鞋、鸡蛋、花生、豆子、猪肉等各种慰劳品，如1930年12月1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号——发动群众在新历年关慰劳伤病红军》号召闽西工农群众以行动拥护红军，“在这年关中，自动的以鱼、肉、蔬菜及其他各种礼物，送与医院的伤病士兵”。1931年，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目睹了苏区人民迎新春的盛景，感叹“慰劳红军的工作，搞得更是热火朝天”。此外，苏区军民会举办热闹的联欢活动，邀请“大家热闹来过年”。1930年4月27日，《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在回顾此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时写道：“本由政治部筹备新年工农兵同乐大会，因连日大雨雪不成功，然群众推米杀猪，招待非常殷勤亲爱。”

为营造喜庆热闹的过年气氛，中央苏区各地还会举办晚会、灯歌表演、话剧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记载，赣西各地会组织群众大会庆祝新年（阴阳历都举行），举办的演剧、耍龙灯活动“较武汉政府时代两湖的新年和祝捷尤为热闹”。值得一提的是，翻身得解放的苏区妇女也参与庆祝活动，“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装、武装出来了”。赤色艺术家石联星也回忆道：“快过年了（我记不清是新年还是旧年），秋白同志带信来叫我们都回到总部去（临时的一个驻点）。不久三个剧团都汇集了，秋白同志说总部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汇报演出。因此组织一次盛大的晚会。”

“加紧奋斗振精神”的革命新年。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写道：“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老红军彭加伦回忆，中央苏区开展文艺活动时，大家都会精心布置俱乐部，气氛“像过年一样”。这里所说的“过年”，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平时就重视宣传工作，营造热烈气氛的形象类比；真的到了年节时，更加重视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以借新年之机号召苏区工农群众“加紧奋斗振精神”。

开展年关斗争宣传，以唤醒工农群众的斗争热情。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要“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因时制宜，制定宣传鼓动口号。1930年1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五十六号——目前福建政治形势与我们的工作》强调，须提出“年关斗争的口号”，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压迫。1934年1月22日，《加紧群众工作努力争取新占领区域的迅速赤化的训令》提出：“抓紧旧历年关的时机，根据当地实际情形，提出具体的年关斗争纲领。”由此可见，利用年关开展宣传动员，是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方法。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以改造社会陋习。中央苏区有的地方过年时存在封建陋俗，如江西永新县“过旧历年仍然和封建时代一样敬神”，瑞金、博生等地在过年过节时，群众会搞一些“敬神”“叫鬼”“烧香纸”的迷信活动。为此，1934年1月21日的《青年实话》呼吁：“现在旧历年快要到了，我们须发起反迷信运动。”其中，贴革命春联是宣传革命思想、破除封建旧俗的一种方式。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写道：“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1931年春节前夕，吴吉清在赣南小布看见许多人家贴上了“翻身不忘共产党，永远跟着红军走”的对联。此外，苏维埃政府会在过年之际开展劝诫鸦片、倡导婚姻自由和文明结婚的宣传。

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在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快补上农业农村领域突出短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和必守底线，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确保端牢中国饭碗。

保持粮油生产稳定发展。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们的粮食安全系数要适当高一些，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党中央明确，2026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左右，进一步突出高水平稳产要求，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要继续稳面积、提单产、优结构。面积是稳产的基础，要确保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提升是增产的主动力，要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提单产。同时，适应供需结构新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促进适销对路、优质优价。大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短板，要继续巩固提升大豆产能，扩大油料多元化供给。除了保障粮油供应外，还要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巩固肉牛、奶牛产业纾困成果，多措并举促进乳制品消费，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积极发展森林食品和生物农业。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稳住粮食产量的同时，产能要持续提升，不断增强粮食生产韧性。一要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耕地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要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二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快高端智能、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三要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开展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推进农田沟渠修复整治、中小河流和平原涝区治理，建设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和农田排涝设施，健全救灾机具配置和应急调用机制，不断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随着对外开放扩大、农业生产变化和居民消费升级，影响农产品市场运行的因素更加复杂，调控难度日益增大。要健全从生产到加工、流通、储备、进出口、消费全链条调控机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加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和信息发布，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支持扩大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企业。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农产品走私，保障国内生产者权益。

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政策体系，做好工作衔接。

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受疾病、事故、自然灾害等影响，一部分群众可能会遭受突发困难，存在返贫致贫风险，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做好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识别是关键，要合理确定认定标准，规范标准调整机制，做好乡村两级常态化监测。与过渡期相比，常态化帮扶阶段监测范围更广，无论是原建档立卡脱贫户还是其他农户，只要存在返贫致贫风险，都要及时识别认定；识别工作更需统筹，针对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农村社会救助对象，要规范收支核算口径，加强数据共享，不搞重复入户，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帮扶对象要动态调整，该帮扶的及时帮扶，稳定消除风险的有序退出，避免固化身份“养懒汉”。要格外关注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对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继续实施帮扶。

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产业帮扶是开展常态化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手段。优化产业帮扶方式，分类推进现有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更加注重长期培育，不搞“急就章”，让产业真正能够带动农民持续增收。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在省级保持基本稳定，县级可实行差别化要求。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资源，形成了较大规模资产，要压实帮扶项目资产常态化监管责任，分类纳入国有资产或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体系。近两年，脱贫劳动力就业总体保持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帮扶，继续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用好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渠道。

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等制约，不少脱贫县发展仍然相对滞后，常态化帮扶阶段需要接续帮扶支持。要健全发展状况统计监测体系，根据实际适当优化重点帮扶县范围。帮扶和激励并举，既要完善支持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内生动力，又要积极推动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和科技特派团选派，促进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

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打赢脱贫攻坚战、结束五年过渡期，绝不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取消了，要持续给予政策支持。稳定是大原则，保持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政策总体稳定。但政策可以调整优化，比如，关于帮扶资金使用方式，赋予县级一定自主权，县级可根据帮扶任务合理安排资金；关于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要进一步拓展东西部协作领域，调整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结对关系，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选派管理机制。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是亿万农民的期盼和向往。要统筹县域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提高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产业是乡村发展的重点。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一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开发。推动产业向后端延伸、向下游拓展，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业精品品牌，推动产品增值、产业增效。二是强化农业多种功能开发利用。促进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乡村产业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三是注重带农增收、促农就业。通过订单收购、股权分红、就近用工等，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强、农民富的良性循环。

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一是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立足主体功能定位，结合自然灾害防范，统筹优化村镇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在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有改善前提下，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聚焦水电路气信等，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管护长效机制。三是加强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县乡村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和统筹配置力度，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供给，推进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四是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与时俱进创新治理方式，保持乡村稳定安宁。一是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做好农村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选好带头人、优化村“两委”班子。严格农村基层干部监督管理，对“蝇贪蚁腐”坚决惩治、绝不姑息。二是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和村规民约引导作用，疏堵结合、标本兼治推进突出问题综合治理。三是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坚决遏制“村霸”、家族宗族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农民法治意识。

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和农民首创精神，严守改革底线、不触政策红线，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稳与变、快与慢的关系，积极稳妥落实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各项部署。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省试点，按照“大稳定、小调整”要求，妥善解决延包中的矛盾纠纷，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规范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强化长时间大面积流转土地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支持入市土地优先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产业，严禁用于建设商品住房。依法依规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加强租赁合同管理。

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促进要素双向流动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实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要加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

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优先保障农业农村领域一般公共预算投入，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能和资金效益。用足用好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农村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健全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投入机制，充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政策激励作用，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农村领域资金投放。引导和规范农业农村领域社会投资，健全风险防范机制。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党中央关于2026年“三农”工作的部署已经明确，要认真对标对表，强化工作和政策协同，逐项抓好落实，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基础。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饱含着对“三农”工作的真挚情怀和对亿万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彰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考量，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联系实际学，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领会要义、融会贯通，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

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把“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委农办统筹协调作用。同时，加大“三农”干部教育培训力度，深入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培训，提升各级党政干部抓“三农”工作本领。深入开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优化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聚焦重点任务，完善考核方式，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在逐级压实责任的同时，要防止层层加码，让各级干部能够腾出更多精力抓好工作、解决问题、服务群众。

改进农村工作方式方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农情千差万别，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地方实际出发，研究制定契合自身条件特点的具体举措，推动政策更好惠及农村、造福农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站稳人民立场，守牢底线红线。更好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把“政府做的”和“农民想的”对接起来，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

“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

2017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深刻指出：“要坦诚相见、开诚布公，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进步。”

空气清洁剂是日常生活中用于清除空气中的污物、净化空气环境的物品，为人们提供清新洁净的呼吸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将“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生动地比喻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深刻指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方面的关键作用，强调了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贯穿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全过程，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员干部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我批评不遮不掩，相互批评直截了当，“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作用有效发挥，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好人主义得到遏制，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断提升。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仍有一些突出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如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怕得罪人、怕伤和气”的思想顾虑；有的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异化为“自我表扬、相互吹捧”，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缺乏“辣味”；有的把批评成果当“摆设”，会后不整改、不落实，导致这一关键环节流于形式。这些问题削弱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净化功能，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优化。

时刻保持空气的清洁，需要“清洁剂”持续发挥作用。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关键在于推动其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一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行动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传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是党性修养的重要体现，要自觉树立“敢于批评是责任、接受批评是境界”的理念，摒弃“老好人”思想，不断增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批评实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效，最终体现在解决问题上。要瞄准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聚焦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中的具体表现，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透。自我批评要刀刃向内、主动揭短亮丑；相互批评要出于公心、直指问题要害，不能用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见，也不能只提希望不提问题。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真正做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既解决问题，又增进团结。三要健全制度保障，强化刚性约束。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相关制度，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具体要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纳入党组织考核和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内容，对敷衍应付、走过场、搞形式的，严肃追责问责。建立问题整改跟踪落实机制，对批评中查摆出的问题，逐一列出清单、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推动整改见底见效、落地落实。同时，要强化领导干部示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接受批评监督，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四要营造良好氛围，涵养清朗政治风气。要在全党上下营造鼓励批评、欢迎监督的良好氛围，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和提醒中工作生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区分工作失误与违纪违法，既要敢于较真碰硬，又要注重方式方法，避免简单粗暴。

通过常态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才能发挥最大效用，推动党员干部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让清新洁净的政治空气永远充盈党内政治生态。

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9月14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怎样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问题，科学阐述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历史必然、特点优势、实践要求等，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新时代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五大显著政治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多重维度创新性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五大显著政治优势，有力地回答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如何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显著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纷沓、相互攻讦的现象；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保障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和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具有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显著优势，体现了民主和效率的高度统一，有力保证国家机关高效协调运转，保证国家统一高效组织推进各项事业，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相互掣肘、内耗严重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具有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利于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保证宪法法律全面有效实施，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具有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显著优势，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各自为政、尾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有着密切联系。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首次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作出系统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从国家机关的性质、设置到国家权力的分配、运行，都鲜明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体现了权力来自人民、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价值理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证全体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法治保障。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中，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全面保障人民政治权利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民事、刑事、行政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法律，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人大组织制度、议事规则中全面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深刻揭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的新要求新期盼，从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四个方面提出了实践要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制度上法律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确保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为丰富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极大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篇重要文献进一步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全新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这种制度既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又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老路，而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照搬照抄西方民主模式，而是创造了中国式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几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是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研究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著作。纳波利奥尼是全球著名的财经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从事过多国银行和金融组织的顾问工作，曾在《新闻报》《共和报》《世界报》担任记者并撰写专栏，发表了大量关于财经和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对全球经济和中国模式的深入研究而闻名。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一书中，纳波利奥尼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困局，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中西方国家发展道路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优势，既帮助西方读者清晰了解中国发展的脉络，也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本国发展道路的全新视角。

中国的模式为什么会成功？中国与西方的未来又将怎样？这是《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在书中，纳波利奥尼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现实困境为参照坐标，运用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鲜明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摒弃了西方经济制度与民主模式的弊端，在立足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兼顾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市场活力与国家秩序的全新发展道路。

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和发展活力。纳波利奥尼敏锐洞察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纳波利奥尼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分析。她认为，之所以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现代经济模式。

纳波利奥尼认为，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放任市场自由无序扩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指挥棒”作用，从而有效规避了西方国家因资本无序扩张而引发的贫富分化加剧、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等体制弊端，实现了经济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一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风险与挑战中，展现出强大的制度韧性和发展活力。

基于对事实的客观分析，纳波利奥尼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绝非偶然的历史际遇，而是立足本国国情、遵循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发展逻辑与制度优势对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拓展人类文明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她坦言：“中国模式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社会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衰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有助于我们纠正过去20年所犯的错误。”

确保国家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在纳波利奥尼看来，中国的变革并非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她认为，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目标在于推动民主发展与进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她尖锐批驳了西方一些媒体和政客故意“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装作一无所知”，总是以西方的民主标准对中国妄加评判、横加指责，刻意回避中国在民主发展与进步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对民主实质的解读上，纳波利奥尼表现出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客观理性与求真精神，有力打破了西方将选举民主等同于民主全部的狭隘认知。

在书中，纳波利奥尼指出，中国民主的实质在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与西方国家仅仅局限于投票环节的形式民主有着本质不同。西方的选票民主看上去彰显所谓的“民主价值”，实际上“民主只是以政府更迭为生的政治动物”，背后往往被资本力量裹挟，沦为利益集团博弈的工具，无法充分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与之相对，纳波利奥尼注意到，在推动民主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从来“不是鲁莽地横冲直撞”，而是采取稳妥审慎的态度。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希望民主能够像一股清泉一样，流淌到中国各地，润物细无声”，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运行模式，确保国家治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实现民主发展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在论述民主问题时，纳波利奥尼还尖锐批评了西方发达国家将自己的人权观念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霸道行径，指出“不考虑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就大谈特谈所谓人权，实际上是虚伪的表现和空谈，毫无意义可言”。她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西方在人权方面存在的污点，认为西方打着“人权”旗号进行的反华活动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正是由于对民主和人权等问题有着超越意识形态偏见的正确认知，纳波利奥尼鲜明提出，判断一种民主模式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否能推动国家实现稳定发展。而中国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正是中国民主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证明。

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发展方案。中国与西方的未来会怎样？这是纳波利奥尼一直关注并寻求解答的重大命题。在她看来，中国与西方的未来绝非零和博弈的对峙，而是需要突破认知壁垒的文明共生。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西方需要放弃傲慢的姿态，真正了解中国，接受另一种可行模式的存在”。她认为，长期以来，西方以自身模式为唯一标尺，用傲慢的眼光解读中国的发展，将制度差异误读为对立冲突，这是双方理解鸿沟的核心根源。事实上，中国从未试图复制西方道路，而是在自身发展中，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路径。对于世界而言，中国的成功并非对西方的威胁，而是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可行的发展方案。

由此，纳波利奥尼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正在致力于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这一社会模式既超越了西方传统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桎梏，也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路径依赖，是一种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人类未来的新型文明形态。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纳波利奥尼充满了信心与期待。她在书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虽然未来之路还很漫长，也注定充满波折，但是中国人却在沿着这条路坚定地前行”，“没人能否认中国正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推进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为高校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为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好支撑，是我国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面临的时代课题。

法学教育回应实践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回应中国法治实践建设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回应实践需求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总的来说，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要按照这些精神深入研究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指引、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决定了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外来理论。回应实践需求，意味着法学教育要从鲜活的中国法治实践中提炼概念、构建理论、总结模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回应实践需求是培养国家急需法治人才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立体工程，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现代化，但无论是哪个领域的现代化，都必须有轨可循，都应该看到法治所独具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将所有领域的现代化建立在法治轨道之上，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依法推进、行稳致远。这就需要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也需要储备好各个领域所急需的法治专门人才，无论是常规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环节，还是新时代涉外法治、国家安全法治、科技法治、数字法治、人工智能法治等新兴领域，都要求我们的法学教育能够融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

完善实践导向是法学教育回应实践需求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法治人才培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提出“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下，完善实践导向法学教育是回应实践需求的关键。

动态调整法治人才培养学科专业体系。针对法学学科体系设置存在一定封闭性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建立回应中国问题与现实急需的学科专业体系，促进学科专业交叉与融合，打破现有学科专业的封闭壁垒。在学科专业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体系构建，关注中国法治实践现实急需的社会领域，大力发展新兴学科，拓宽法治人才培养学科体系的覆盖面，将反映现实急需和领域发展的学科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学科体系之中。加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的学科专业评估体系，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制度，完善实践导向法学教育的评价体系。

系统强化法学教育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这就意味着，高素质法治专门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多方协同的结果，高校之外还有第二阵地、第三阵地等。这些不同的阵地之间，虽然是集群协同，但同时主次有别、分工不同，各自有各自的功能。通常来说，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协同培养的机构涉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行政执法、法学会、律师协会等组织。要从顶层设计方面明确各方职责，统筹法学实习实践工作的整体方向和发展规划等工作。各成员单位应切实承担责任，积极协调、相互配合、分段协同、集群发力，共同形成多方参与、能动高效的法学实习实践协同运行体系。

持续优化法学实习实践育人体制机制。法学实习实践运行体制机制的不畅，实际上的症结仍然在于法学实习实践教育的管理体制。谁来管理、谁来组织、谁来设计、谁来执行、谁来指导、谁来接收、谁来评价等问题都需要形成完整的细化实施方案。对于法学院校教师挂职和学生实习安排的支持，目前还缺乏制度性的支持和鼓励，距预期效果较为遥远。这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壁垒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唯其如此，方能明确各方职责，建构起高效运行的法学实习实践协同体制。

加快补齐国家战略急需法治人才缺口

法学教育要回应实践需求，最终要落到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培养上。202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新征程中，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也必须坚持实践导向，以实践需求和国家急需为牵引，培养更多高素质法治专门人才。

加强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高素质法治专门人才培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既要关注对策性法治人才的培养，更要关注政策性法治人才的培养。针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出现的，人民群众对之反映强烈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还是其他法治领域中，都需要培养大量应用型高素质法治专门人才，这是法学教育的基础性功能。同时，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还需要具有前瞻性、预见性、规划性，针对法治领域目前尚不存在，但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好人才培养储备，做到未雨绸缪，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规划、重点改革、重要举措的法治化护航工作。

加强重点领域法治专门人才的培养。高校是以学科专业为基本单元实现自身功能的，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实践的，不以学科专业为依据。要跟得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做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保障，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就必须突破传统学科专业设置的边界，坚持实践导向，对于非传统法学学科专业的实践领域，超常规布局人才培养。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加强的就是国家急需的涉外法治、纪检监察、国家安全等三大领域的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对这三大领域，学校应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超常规支持，在课程、教材、实践项目和师资团队方面有规划保障，在资金投入等资源配置方面有力度倾斜，在考核评价等方面有针对性调整，切实确保能够快速高效地培养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一大批熟悉党内法规、国家法律、国内外反腐制度的纪检监察人才，以及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能力担当的国家安全专业人才。

做好新兴、交叉领域法治人才培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这对新兴、交叉领域的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防范风险、大国外交等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法学教育和法治人才培养应积极回应，适应法治建设新要求，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加强立法学、文化法学、教育法学、国家安全法学、区际法学等学科建设，加快发展社会治理法学、科技法学、数字法学、气候法学、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当然，学科专业设置本身不是目的，做好新兴、交叉领域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在于建立起完善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紧密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和重要环节，科学、全面、准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对人才的要求，及时调整优化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结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打造数字文化消费新引擎

互联网、AI与虚拟现实等技术革新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体验方式，顺应了年轻一代对消费场景变革的需求。以游戏、网剧、网文为代表的数字文化产业加速与文旅商体场景融合，催生线上线下结合的新消费场景，成为提振我国数字文化消费的新引擎。

我国数字文化消费“热”加速到来

我国即将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阶段正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数字文化消费“热”正在加速到来。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以数字文化产业为主体的16类文化新业态营业收入突破6.67万亿元，增速高达12.4%。同期我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955元，比2020年增长67.8%。在我国居民消费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升级时，我国文化产业加速数智化赋能，不断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激发出蓬勃发展的数字文化消费市场。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与庞大市场优势培育下，我国成长出来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文化企业与互联网平台，持续丰富优秀文化产品供给，成为推动我国数字文化消费快速增长的生力军。近年来，《黑神话：悟空》《王者荣耀》《原神》等精品游戏在全球掀起“中国热”，《哪吒2》《浪浪山小妖怪》等现象级动画助力2025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500亿元，《繁花》破圈带动剧集拍摄地成为文旅热门打卡地。千万普通人在“人人可创、人人可享”的互联网平台上创作文学作品，涌现出《庆余年》《大江东去》等文化精品，催生近3000亿的网络文学IP市场，繁荣了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生态。

数字文化产业展现出内生发展动力强劲、产业链条长、线上线下消费联动的特征。以游戏产业为例，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游戏及相关产业经济规模超12250亿元，国内游戏市场及我国自主研发游戏出海销售收入4972亿元，带动手机等智能硬件设备销售、云服务、IP衍生品等关联经济规模约5548亿元，辐射文旅、展会、影游改编等领域经济规模超1730亿元。《王者荣耀》2025年全球总决赛在北京举办，超130万人预约门票，开票后12秒售罄，62196名观众现场观赛，观赛人数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统计，此赛事跨城观众高达85%以上，引爆周边商圈的“吃住行游购娱”，带动直接经济效益超4亿元，真正将国民级游戏的线上“流量”，转化为文商旅体的线下“留量”。

数字文化消费“热”背后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际经验，在居民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以服务与体验型消费为主的文化消费成为经济消费增长主要引擎。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中共中央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大力提振消费，为我国提振数字文化消费提供了政策指导。

众多长青文化产品出现，基于文化IP的跨界改编，持续拓展产业生态，实现数字文化消费规模倍增。《庆余年》《完美世界》等新大众文艺精品，从文字作品拓展为影视、动漫、游戏、IP衍生品、实景娱乐等文化消费形态。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阅读市场规模达430.6亿元，而IP改编市场规模近7倍于网文阅读市场。近些年，游戏成为文化产业的新IP源头，《王者荣耀》改编番剧《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在腾讯视频上线前预约量突破600万，《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主题曲《孤勇者》进入主流音乐平台热榜。长青文化产品另一独特价值在于，其能支持本体产业裂变出新的独立产业。越来越多具有持久生命力、用户规模庞大的长青游戏，为国内电竞产业的独立发展积累了足够多的用户群体，支撑电竞发展成为赛事体系丰富、商业模式健康的独立产业。

互联网、AI、虚拟现实等技术的融入，革新文化创作、交互与消费形态，推动数字文化消费扩容。近年来，生成式AI技术在文化产业应用普及，颠覆性地降低了大众创作视频、3D内容门槛，衍生出AI漫剧、AI游戏等内容品类。在数字文化消费生态中，大众既是文化产品消费者，也是文化内容创作者，又通过内容付费、电商与广告分成等形式变现。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文化消费已深度嵌入社交网络平台与圈层社群，演化为以参与和互动为核心的体验型消费。游戏作为最前沿文化媒介，融合了3D交互、AI与图形渲染等新技术，创造出游戏社交、UGC游戏、小游戏、游戏直播等新形态，具有强发展势能，已成为全球年轻人最主流的社交与文化消费方式之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内游戏市场规模6倍于电影票房，国内自研游戏的出海收入超200亿美元。在游戏化场景中，年轻一代通过弹幕评论、二创、社交分享等，把内容消费转化为身份表达与情感联结的方式，并延伸出“谷子经济”模式。

激发数字文化消费潜力的建议

我国正处于文化产业数智化赋能与信息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可在优化文化产品供给、提升文化消费体验与打造融合消费场景上协同发力，打造提振数字文化消费的新引擎。

增强精品内容供给能力。遴选建设一批数字文化创作基地、生产基地，发挥好网文、网剧、游戏、动漫创作与传播平台在精品内容生态建设中的作用，以新大众文艺助力文化新生态建设，培育长青文化产品IP。培育健康可持续的文化创作生态，引导文化创作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土，抓住新技术革新文化产业的机遇，既要善用新技术，又要避免新技术的滥用，治理AI洗稿、内容低俗等问题。

以新技术提升消费体验。以AI、游戏引擎等新技术提升内容创作与IP改编效率，赋能短剧、游戏、动漫与虚拟影视等文化新业态发展，抓住年轻一代碎片化、沉浸式的消费需求。促进新技术在更广范围应用，将博物馆、美术馆的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场景，优化文化数智化所需算力池、云服务等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新型文化服务更广泛延伸，让文化科技融合成果惠及更多用户。

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消费场景。加快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新动能与新场景，以游戏、网剧、网文等文化新业态形成的精品IP为核心，围绕文商旅体进行多业态融合，打造可扩展、沉浸式与强交互的消费场景。鼓励游戏动漫展会经济发展，培育有持续影响力的顶尖电竞赛事品牌，打造融合电竞赛事与城市商圈的一站式、复合型消费新场景。

君子和而不流

“君子和而不流”，这句出自《中庸》的儒家箴言，历经千年时光淬炼，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其完整表述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一个精准画像。《中庸》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相传由子思所作，核心是阐释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的处世哲学，而“君子和而不流”所彰显的“强”，并非外在力量的强悍，而是内在人格的坚定与操守的不移，这种精神内核，始终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理解“君子和而不流”，需先拆解“和”与“不流”两个核心概念。“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在人际交往中，“和”意味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能与他人和谐共处，又不盲目附和。孔子曾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者中的“和”一脉相承。就像在团队合作中，秉持“和”之理念的人，会认真倾听不同成员的意见，通过沟通协调寻求共识，让团队在和谐氛围中高效运转，而非因意见分歧引发矛盾，导致团队涣散。这种“和”，是建立在对个体差异尊重基础上的协作，是推动事物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流”则是君子坚守自我的体现，指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本心，始终恪守道德准则与价值追求。社会环境纷繁复杂，各种思潮与诱惑交织，有的人容易受外界影响，放弃原则、趋炎附势。但君子能保持清醒、明辨是非，坚守内心正道。古代贤臣便是典范，在君主昏庸、朝政混乱之时，他们不为个人利益阿谀奉承，而是敢于直言进谏，即便面临贬谪、迫害，也绝不妥协，以“不流”守护着政治理想与道德底线，为朝堂留存正气。

在当今社会，“君子和而不流”的智慧依然具有重要价值，为个人、社会与国家发展提供着精神滋养。

于个人而言，“君子和而不流”是提升修养、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现代社会人际交往频繁，“和”的理念能帮助我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同事相处时，尊重对方的工作方式与观点，相互支持配合，可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提升工作效率；与朋友交往时，包容彼此差异，真诚相待，能收获真挚友谊。而“不流”的坚守，能让我们在诱惑与压力面前保持独立思考。当部分人追名逐利、违背道德法律时，坚守“不流”的人，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专注提升自身能力，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如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在科研领域默默耕耘，不受外界浮躁风气影响，坚守科学精神，攻克难题，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从社会层面看，“君子和而不流”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进步的重要力量。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若每个人都秉持“和”的理念，尊重他人、包容差异，就能减少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秩序。同时，社会进步需要敢于突破、坚持真理的人。“不流”的君子不随波逐流，能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提出新思想，推动社会观念更新；面对不良现象，他们会挺身而出，维护公平正义。在环境保护领域，许多有识之士不被短期经济利益驱动，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环保行动，唤醒公众环保意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在国家层面，“君子和而不流”对国家外交与文化建设意义重大。国际交往中，“和”的理念体现为我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便是“和”的生动实践，通过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交流，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不流”则体现为我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与民族尊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建设中，“君子和而不流”帮助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不盲目崇洋媚外，既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又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君子和而不流”这一古老智慧，在新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新时代公民，我们应深刻领悟其内涵，将“和”与“不流”融入生活与工作中，既要学会和谐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又要坚守原则底线，保持独立人格与坚定信念，为实现个人价值、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国家发展贡献力量，让这份千年智慧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门罗主义：霸权主义的“恶劣范本”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主张，史称“门罗宣言”，这一主张后被称为“门罗主义”。其核心表述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表面上看似是为了抵御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干涉，维护美洲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实则蕴含着美国对美洲大陆地缘政治主导权的觊觎。200多年来，这一外交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嬗变，逐渐从防御性的外交宣言蜕变为美国在美洲大陆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深刻影响了美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国际关系走向。

门罗宣言：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19世纪初的美洲大陆正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独立运动，先后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起一系列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新兴国家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与支持，以巩固独立成果，抵御欧洲殖民势力的反扑。拉丁美洲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欧洲的封建势力正试图卷土重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以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为核心的“神圣同盟”积极推行干涉政策，不仅企图镇压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还酝酿对拉丁美洲独立国家进行武装干涉，计划协助西班牙、葡萄牙恢复在美洲的殖民统治。

与此同时，美国担心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干涉会威胁美国的地缘安全，美国也希望借助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契机，扩大自身在拉丁美洲的贸易市场和政治影响力。其实美国在立国之初就想建立一个独立于欧洲、由美国完全主导的西半球体系。美国独立之父托马斯·杰斐逊曾说“美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半球，它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体系，而不能服从于欧洲的利益体系”，汉密尔顿也主张建立一个“伟大的美洲体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需要一项明确的外交政策，既能够抵御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又能够为自身在美洲的扩张与主导地位铺平道路，门罗宣言由此应运而生。

门罗宣言集中阐述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三条原则：第一条是“美洲体系原则”。即美洲大陆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欧洲列强将其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的任何企图都将危及美洲的和平与安全”。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洲人的命运应当由美洲人自己来安排。第二条是“不干涉原则”。即美国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列强也绝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第三条是“不许殖民原则”。即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获得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态度的表现”。门罗宣言表面上是为了维护美洲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对刚刚获得独立的拉美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和支持，实际上是美国在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美洲地缘政治体系，试图将欧洲列强排除在美洲事务之外，为自身主导美洲事务创造条件。

门罗宣言是美国根深蒂固扩张主义的外在映射，是美国将美洲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战略宣誓，解决了19世纪早期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美国是要成为欧洲政治体系内的一个帝国，还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体系的太阳”。可以说，门罗宣言确立了美国在西半球构建垄断性区域霸权的目标，并将这个目标贯穿美国对拉美外交的始终。

门罗主义：大陆扩张的话语工具

伴随着19世纪美国领土的持续扩张，门罗宣言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提出了一系列门罗主义推论。在门罗宣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门罗主义也演变为美国霸权扩张的工具，可以说一部门罗主义解释史，就是美国霸权的成长史。

1845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波尔克在国情咨文中重申了门罗宣言原则，并发展出门罗主义的“波尔克推论”。他用门罗宣言原则捍卫美国对俄勒冈领土的权利，这为美国占领整个俄勒冈、吞并得克萨斯，以及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尤卡坦半岛提供了借口。波尔克咨文揭开了一个新时期，其间“门罗宣言的防御思想被加以引申，从而与进攻主题联系起来”。美国不仅提出要保卫西半球，而且还声称有权统治西半球。1870年，企图兼并多米尼加的格兰特总统提出了门罗主义的“格兰特推论”，宣布“如果美国不能得到，其他任何国家也不能得到”，并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补充说“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转让给欧洲国家”。他首次把绝对“不转让”原则添加到门罗主义之中，矛头直指对拉美虎视眈眈的欧洲各国，比此前的“不准殖民”“不准干涉”更推进一步。

1895年，在解决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的过程中，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尼提出了门罗主义的“奥尔尼推论”，宣称美国根据门罗主义原则对所有西半球国家提供保护，“今天，美国在这片大陆上实际上拥有主权，它的命令就是法律”。英国无力将资源消耗在与美国的冲突上，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将争议提交仲裁的要求。英国接受仲裁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味，表明英国承认门罗主义和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

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随着近一个世纪的领土扩张与实力增长，美国已将主要大国排除在西半球之外，基本确立了在拉美的霸权地位。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在美洲的核心外交原则，其内涵也随之发生扭曲，从“反对欧洲干涉”转变为“美国主导美洲事务”，“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逐渐被“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所取代。

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对门罗主义进行了重要补充和阐释，提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罗斯福称“美洲地区统治能力不足，文明程度低，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加以干涉”“这个国家发生外国侵略，却没有能力在国内外维护正义，损害到美国甚至美洲国家利益时，我们将最终进行干涉”。罗斯福推论含有鲜明的文明等级主义色彩，在此基础上将“美洲国家利益”等同于“美国国家利益”，将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升级为“干涉主义原则”，公开喊出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并以“国际警察”自居。罗斯福推论为美国直接干预拉美国家的内政、军事入侵拉美国家提供了所谓的“法理依据”。

门罗宣言是在美国建国之初羽翼未丰、国力孱弱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表面带有尊重和维护拉美国家主权的进步色彩，具有一定的蒙蔽性，同时提出反对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具有明显的防御姿态。反观罗斯福推论，它是在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经济、军事实力膨胀的情况下提出的。罗斯福推论赤裸裸地将拉美划分为落后、不文明地区，公然向世界宣称美国是西半球唯一可以肆意干涉拉美国家的“国际警察”。相较于门罗宣言，罗斯福推论明显地具有了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罗斯福推论开启了美国干涉拉美内政的时代，1898—1934年，美国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干涉达到30次以上，罗斯福将“美洲人的美洲”真正变成了“美国人的美洲”。

门罗主义开启了美国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先河，成为霸权主义的“恶劣范本”。此后谋求区域与全球霸权的国家纷纷效仿，产生“亚洲门罗主义”等衍生品。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门罗主义只会任意践踏国家主权、破坏国际法规则、造成地区的动荡与分裂，制造全球治理赤字。各国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透视

8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曾以“存亡危机”的借口，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纵观近代历史，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活动，给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自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长期不安本分，不愿立足自身资源发展经济、搞好国计民生，反而在以“神权”和“皇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引导下，日渐滋生出通过对外扩张攫取更多资源，从而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把天皇神化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并将侵略战争包装成“天命所归”，赋予战争某种“神圣性”，对全体国民进行洗脑。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以“存亡危机”为借口，采取各种极端措施发展军事力量。

1872年12月28日，明治政府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逐步走上一条通过军事力量，由近及远不断侵占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资源，从而发展自己的一种极端路径。其过程，带有极大的冒险性、极端性、残忍性，经常以“存亡危机”为假设，不计代价采取冒险行动。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不惜对他国国民采取极端残忍的手段和行为。其结果，国计民生完全以军事为转轴，对外问题更以武力解决为根本手段，日本本国全体国民被绑上战车，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军工集团卖命，并导致周边一大批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灾难。从本质上看，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通过军事扩张推行侵略的黩武政策与制度，是对世界秩序的严峻挑战，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破坏，是对全世界人民安宁生活的严重威胁。

一部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史。从1874年日本首次侵略中国台湾到1894年甲午战争，从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到1914年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占领中国青岛及胶州湾，再到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从1875年日本军队炮轰江华岛武装挑衅朝鲜到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从1940年日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北部到1942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控制几乎整个东南亚地区，日本军国主义主导的日本统治集团先后对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侵略战争。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近80年间几乎从未停止过对外侵略暴行，这样的对外侵略行为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策划、指挥日本军队侵略他国的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残酷的战争和殖民统治也给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比如，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大肆杀戮中国军民，制造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至少有173起，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人，仅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就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以上。又如，1945年2月至3月，日军在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了疯狂的屠杀。美军缴获的日军文件显示，日军对菲律宾人采用“集中处决、焚尸灭迹”的屠杀方针。在此期间，超过10万名菲律宾人惨遭日军屠戮。

而且，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侵略并控制其他国家的目的，还使用了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比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曾在中国开展多种活人实验，包括细菌实验、冻伤实验、腐蚀性液体实验、糜烂性毒气实验等。受害者既有中国人，也有苏联人和朝鲜人。731部队生产部部长川岛清等日本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苏联伯力审判档案与中国保存的731部队遗址和罪行档案互补互证，证实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有组织、有预谋、自上而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日军还于1942年在新加坡组建冈字第9420细菌部队，在东南亚多国进行非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

日本军国主义在给世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本国拖入战争泥潭，把日本人民带入无尽的深渊。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以“存亡危机”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实现其所谓“大日本帝国”的梦想。多行不义必自毙，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回旋镖刺向日本自身的时候，日本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沉痛的。有数据显示，在二战期间，日本军人死亡人数约212万至234万人，这些军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家庭的成员，是被军国主义者洗脑后送上战场而断送了性命，导致上百万家庭家破人亡。另据有关资料，1945年3月10日，由美军李梅将军策划指挥的东京大轰炸，烈火风暴瞬间吞噬超过8万人。东京大轰炸之后，有些日本人总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评论、分析这一事件，却忽略了发生这样的事件的起因和根源。东京大空袭战灾资料馆的主任研究员山本唯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希望日本民众在记住自身经历的悲惨的同时，也要明白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为什么会经历东京大轰炸那样的惨剧。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也使日本成为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各投下了一颗爆炸威力巨大的原子弹。两次爆炸给广岛市和长崎市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人员伤亡，成为两个城市人民永远的伤痛和噩梦。日本人民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蒙蔽，最终深受其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永远都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加害全人类的历史，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合力将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抬头的企图扼杀在摇篮之中，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形势与对策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要求“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2026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

就业工作面临新形势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就业工作仍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劳动力供给“总量承压”与“结构失衡”并存。我国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65%以上的较高水平，我国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世界第一劳动力大国的地位。2024年底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8.58亿人，尽管预计到2030年该群体规模将有所下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压力并未根本性缓解。对就业总量的关注仍需放在首位。与此同时，“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技术进步和经济转型升级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结构性矛盾。

青年“慢就业”心态下的总量压力与质量的错配值得关注。2026—2030年间，我国16—24岁青年人口将由1.4亿增至1.6亿，每年城镇新成长劳动力预计保持在1500万人以上，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将持续超过1000万人，青年就业的总量压力在未来数年将只增不减。更为复杂的是，结构与观念的矛盾日益尖锐。青年对“铁饭碗”持续追逐，希望通过持续备考进入体制，对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工作的理想化期待上升。说明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在就业质量、岗位预期与价值认同上出现显著错配。

老龄化加速下大龄劳动者就业保障体系亟待健全。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占总人口22.0%，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0年，这一群体将增至3.87亿人、占比达27.9%，逼近重度老龄化标准。届时，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44岁，大龄劳动者的就业保障需求更加迫切。以农民工群体为例，50岁以上的大龄农民工规模接近1亿人，他们集中于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多从事体力型、短期性工作，极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对于这部分因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而竞争力不足的群体，择业转型空间狭窄，再就业难度极大。推动劳动力市场的“适老化改造”，将成为紧迫的系统性工程。

就业质量诉求升级与区域性就业压力交织。劳动者的诉求正从“寻求岗位”向“追求质量”全面升级，他们不仅关心岗位“有没有”，更关注岗位“好不好”、权益保障“到不到位”、就业环境“公不公平”。与此同时，部分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等，由于资源枯竭、产业单一、人才持续流出等因素，面临就业机会匮乏的困境。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人工智能触发就业市场结构性等深层次变革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就业市场格局。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总而言之，技术进步产生两个“就业效应”，即就业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这两个效应产生有先后的时间差，不是同时并存的。首先产生的是就业替代效应。通过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的工作，导致技能贬值、业务流程重组。原有就业岗位被取代，必然伴随着失业的产生。这是就业政策最先关注的重点阶段，目标是确保该阶段平稳安全度过。然后出现的是就业创造效应，包括创造新职业，如人工智能（AI）训练师、数据科学家；催生新产业，如大量新就业形态；间接创造就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的价格，刺激需求并创造新的投资，从而间接产生就业。技术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取决于两个效应的动态平衡，特别是叠加政策作用后，对具体时点的就业供求预测非常困难。就业政策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提升劳动者的技能，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帮助劳动者适应新技术的要求，获得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要注意的是，历次工业革命以物质设备和信息替代体力、部分脑力劳动为主，技术进步集中于生产工具、能源利用、信息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则通过算法、算力与数据的结合，实现对脑力劳动的替代与增强，技术扩散速度更快，社会渗透范围更广，就业变革更深。

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就业工作需要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收入分配制度不断完善，覆盖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得到积极保障，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系统性推动就业扩容与提质。一是强化宏观政策就业导向，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制定财政、货币、投资等政策时，需评估其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就业容量大、岗位质量高的领域。二是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前置化防范就业风险。建立一套科学、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可能导致就业产生显著抑制或破坏效应的政策措施，实行审慎出台原则。对确需出台的必须明确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三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优化就业岗位供给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产业链重构与数字化转型，催生更多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新兴岗位。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尤其要加强对吸纳就业主渠道广大中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四是完善创业生态系统，推广“科技成果+创业”“产业发展+创业”“职业技能+创业”“民生需求+创业”四种模式。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着力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支持体系，重点建设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创业孵化载体与公共服务平台，着力构建区域性、综合性的创业生态系统。

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劳动力质量与配置效率。从源头上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打通“教育培养—职业发展—区域配置”的全链条，实现劳动力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与质量升级。强化市场需求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导向作用，建立由行业部门、重点企业与院校共同参与的专业设置评议机制，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目录。加快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全面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落实“新八级工”制度，切实提高其社会地位与薪酬待遇，促进“技高者多得”。实施全过程就业指导，广泛组织短期职业体验、项目制实习等职业指导活动，引入企业导师、职业规划师提供个性化咨询。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促进青年通过就业成长成才；为农民工及家庭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创造条件，促进返乡创业与就地就近就业，实施“一县一品”劳务品牌建设工程；协同做好退役军人、妇女、残疾人等其他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工作。

健全公共服务与权益保障体系，着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城乡与区域间的就业政策。将就业公共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基层服务能力，打通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就业公共服务精准触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企业效益提升相联动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并规范企业、行业及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着力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通过明确平台企业责任、规范劳动规则、畅通维权渠道，依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卫生权利。

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凝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系统合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突破单一部门的工作范畴，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架构，通过机制创新、数据驱动与风险预控，系统性提升就业工作的整体效能。健全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会商与决策协调机制，构建统一的就业失业统计监测与大数据分析平台，实施常态化的岗位需求调查与劳动力市场预测。完善监测预警体系，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群体的就业失业动态进行实时监测，设定预警阈值，确保在风险萌芽阶段即可识别、及早干预，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控的战略转变。构建就业友好型的技术发展路径，有效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就业扩容提质方面的积极作用，积极防范化解可能带来的就业风险。激发经营主体与社会力量活力，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在岗培训、开发新岗位、稳定现有岗位。支持高端智库与研究机构开展就业前沿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充分就业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强化舆论引导，主动释放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的积极信号。通过讲好就业故事，推广先进经验，最终形成政府责任到位、市场机制有效、社会参与广泛的就业促进大格局。

（作者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