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增强社会韧性的理论意蕴及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鲜明提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要求。我们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增强社会韧性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增强社会韧性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韧性”问题，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强调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韧性，做到平战结合、快速响应，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敏锐把握时与势，深刻洞察危与机，统筹兼顾稳与进，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战略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原创性、时代性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坚实而深刻的内在逻辑。

增强社会韧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的丰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视为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前提，揭示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牵引动力。毛泽东在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强调“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邓小平提出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维护稳定、管理服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论智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意义、目标指向、方法路径，科学回应了如何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时代之问，系统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价值取向、理念原则等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新境界。

增强社会韧性是“第二个结合”在社会领域的生动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强调“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人民性证成；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系统性证成；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前设性证成；强调“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包容性证成；强调“自强不息”“多难兴邦”，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过程性证成；强调“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创新性证成；等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和合”文化，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价值论范式、方法论框架。

增强社会韧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来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前瞻的价值引导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强大的利益协调力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动力支持，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雄辩地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有效应对内外冲击、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来自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就是将超大规模国家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发展势能，通过高效的组织体系凝聚起来，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这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经验积累，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所在，确保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国家和社会都能处变不惊、步调一致克服艰难险阻，奋发图强创造新的辉煌。来自于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人民至上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线，也是增强社会韧性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正是因为始终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紧紧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社会才能在面对风险挑战时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构筑起坚实的群众基础。来自于群众广泛参与的组织优势。群众广泛参与，是党的组织优势和基层基础优势的鲜明体现。近年来，大量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应运而生，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空前高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全体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为增强社会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来自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优势。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依法治国为增强社会韧性注入了秩序的确定性、共识的广泛性和规则的刚性，使我国社会始终在成熟、稳定、权威的法治体系内应对各类风险隐患，巩固提升了复杂不确定环境中我国社会抗冲击、快恢复、促成长的能力。

增强社会韧性的现实考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增强社会韧性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当前世情、国情、社情的主动适应和现实回应，本质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主动作为，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治理智慧，体现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系统各要素、各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内在机理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把握，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应对超大规模国家复杂性的“稳定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特别是发展方式之变、结构优化之急、动力转换之需、活力激发之迫，要求我们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制度壁垒，构建更加科学、精准、协同、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真正以韧性之基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唯有把握好危与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确保现代化进程不因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震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护城河”。增强社会韧性，前提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底色、防范风险叠加成为治理新常态的当下，增强社会韧性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当前的安全问题，更着眼未来的安全挑战，既关注传统安全，又关注非传统安全，既用确定的规则和相机决策应对已知风险，又依据制度框架和前瞻思维应对潜在风险；就在于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时刻做到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条底线。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变压器”。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导向；高水平安全是内在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两者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增强社会韧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高水平安全的核心内涵，意味着社会系统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具备强大的风险缓冲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既不能脱离具体的发展来谈安全，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安全来谈发展。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调适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由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发展型改革阶段，转向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主要任务的治理型改革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社会韧性，本身就是治理型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唯有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才能以社会韧性的实效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新愿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代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不匹配和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增强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共同追求，是一个全新的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点，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维权与维稳、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等辩证关系，以高效的国家治理、强大的社会韧性续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韧性治理方案为人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工具箱。

增强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增强社会韧性、实现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是社会治理效能的最佳体现。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从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方式、动力、重心、方法入手，大力推进社会韧性治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一步激活社会治理主体韧性、制度韧性、方式韧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聚焦灵活适应，更加注重刚柔并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受行政管理思维惯性影响，往往将活力与秩序二元对立，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忽视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导致社会治理“刚性有余、韧性不足”，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是韧性社会的显性特征，要坚持以刚柔并济、灵活适应、预防在先、常态长效、多元共治的韧性治理理念为牵引，推动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同时，促使社会活力充分迸发。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应，从更新理念入手，以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努力在刚柔并济的动态平衡中达成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聚焦多元共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当前，如何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合力，日益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现实课题。唯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才能以治理共同体的主动适应性和内在循环性，构筑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注重构建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韧性治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体不断提升自我组织、自我协商、自我修复能力。坚持专群结合，推动把平安建设、社会治理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要素集成、协同共治，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努力将多元主体潜能转化为风险治理的强劲韧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聚焦常态长效，更加注重改革创新。韧性治理是基于时代特征、现实所需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基于环境复杂变迁而作出的系统性调整，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的勇气破除制约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抓手，是“风险社会”时代和复杂社会系统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主动塑造风险演进态势，提升前瞻预防风险隐患、主动塑造安全稳定能力。站在新起点上，要进一步强化“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的理念，构建完善稳定高效、协同整合、联动集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体系，构建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执法司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着力提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聚焦预防在先，更加注重基层基础。增强社会韧性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来抓，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基。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场景遍及城市乡村、覆盖线上线下，拓展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空间，完善了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精细化、源头化治理模式，破解了如何增强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实践难题，提升了就地解决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征，是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这是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也是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方法论。站在新起点上，要坚定扛起“枫桥经验”发源地、综治中心发源地的使命担当，努力在完善社会韧性治理新模式、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上探路先行。

聚焦便民利民，更加注重精准施策。人心所向，就是韧性所系。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成效有着最切身的感受、最直观的体会，增强社会韧性必须保持“亲民”作风、坚守“惠民”标准，最大限度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韧性是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确保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及时在倾听民意、善解民忧中精准施策，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法，推动由“模糊治理”向“靶向治理”转变，才能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保障。站在新起点上，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契机，在政治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发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创造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更加高效的服务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要深刻理解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其推进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理论内涵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以“为农民而建”为核心，通过“分类有序”精准施策和“片区联动”协同发展，并融入现代科技赋能，构建起一套能够系统推进、精准高效且可持续的乡村规划、建设、管护与治理长效工作体系。其根本目标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地制宜”是核心原则，强调的是精准性、差异性、实效性。要求将党的方针政策与各地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规律、契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因地制宜”既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同时，“因地制宜”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一是必须立足客观条件，二是必须遵循发展规律，三是必须聚焦人民需求，四是必须突出地方特色，五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完善实施机制”是系统工程，包括构建从分类识别、片区规划、资源整合到绩效评估的全链条工作机制，目标在于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落地流程。其基本内涵包括：分类指导是基础，片区联动是关键，要素保障是根本，多元投入与政策协同是途径，强化组织与考核是动力，综合集成改革是活力。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重要意义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在把握乡村多样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效能提升。基本要求是以分类有序为前提、以片区联动为手段、以系统保障为支撑，最终构建一个精准高效、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推进体系。这套机制的成功落地，将有力推动乡村从“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为扎实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我们党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走深走实的重要部署。从政治维度看，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基础的具体体现。乡村建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完善实施机制本质上是将党的“三农”政策转化为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行动。从理论维度看，是对乡村振兴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深化。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强调精准施策，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乡村建设中的生动应用，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建设复杂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从发展维度看，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激发主体活力、适应差异条件的推进系统，有助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推动乡村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转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从治理维度看，完善实施机制本身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推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我国乡村建设的成效与挑战

乡村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空间支撑，更承载了农民对理想生活的真切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被提升到战略优先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标志着乡村建设进入强调精准、协同和长效治理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向农村，广大农村现代生活条件总体上持续改善，乡村建设行动聚焦短板取得关键进展。基础设施完备度显著提高。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464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9%，行政村通5G比例超90%；全国行政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达95%。人居环境舒适度大幅提升。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约76%；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在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45%，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明显。公共服务便利度逐步增强。中央接续出台一批有力度、有温度的民生政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累计建设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超过14万个、农村敬老院超过1.6万家，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加多样的养老服务。

对标乡村全面振兴要求，乡村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仍面临多重挑战。乡村形态与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变化。一方面，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已成必然趋势，预计到2035年可能降至约3.3亿人，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部分村庄面临萎缩甚至撤并，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盘活闲置资源提出新要求。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内生动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依然显著，部分地区乡村产业链条短、竞争力弱，还有赖外部帮扶，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规划实施与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问题凸显，村庄建设无规划、乱规划等问题依然存在，规划引领作用有待加强。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长效管护机制缺乏或不够健全，可持续运行受到影响。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推进策略

从理论内涵和各地实践看，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需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以精准思维推进实施，以长效机制保障落实。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精准施策机制。核心是片区化推进、精准化规划、差异化施策。突破单个行政村界限，将地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若干村庄划分为一个发展单元，实施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片区化推进。关键是把握好科学划定片区范围、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资源要素整合等环节。摒弃“千村一面”的标准化规划模式，通过构建数字化规划平台、制定差异化规划导则、强化农民参与机制确保精准化规划。根据乡村的不同类型和发展需求，明确各自建设重点和推进方式，实现产业培育差异化、人居环境整治差异化、公共服务配置差异化。

建立健全要素保障机制。要素保障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需要创新人才、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的配置方式。精准对接人才要素，构建“财政引导、金融赋能、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片区建设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协同开展，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建立健全科技赋能机制。科技赋能是新时代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动力，需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实施机制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搭建乡村资源禀赋数字化监测平台，建立多维度规划数据库，完善精准规划支持系统。针对老年群体、偏远乡村、城郊乡村的不同需求，推广适老化设备、轻量化数字基建等，破解乡村数字鸿沟与公共服务短板，建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远程供给，缩小城乡差距。

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考核，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设置各有侧重的考核指标。强化过程评价，改变单纯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更加注重乡村建设的规划质量、实施过程、群众参与度等过程性指标。突出群众满意度，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建立农民参与评价的有效渠道，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机制。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建立省市县联动、各部门协同推进片区建设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创新基层组织实施机制，推广“跨村联建”模式，健全农民参与机制，研究制定引导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政策措施，采取资金奖补、以工代赈等方式，激励群众全过程参与片区建设。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乡村建设进程和成效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估。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

以科学的态度提高规划执行力和落实力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14个五年规划（计划）。实践充分证明，科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动国家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抓落实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具体方案，明确责任分工，防止任务落空，坚决克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规划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的现象。这一重要论述深刻彰显了我们党把握发展大势、主动塑造未来的治国智慧，为规划编制实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在部分地区和领域，“规划墙上挂”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规划与执行“两张皮”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严重削弱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作用的充分发挥，甚至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有的规划编制与实际脱节，调研不充分、论证不科学、目标设定不合理，部分规划脱离群众需求，缺乏可操作性和相应配套资源支撑，导致规划先天不足，后天难以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规划实施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权责不匹配、缺乏工作协同，监测评估与监督流于形式，难以形成落实合力。此外，部分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重制定、轻落实”“重形式、轻实质”“重短期成效、轻长期发展”，对需要长期坚持、持续推进的规划任务缺乏耐心和定力。

以科学编制筑牢落地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编制规划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实际情况，全面了解人民群众期盼。目标设定要科学合理，既体现积极进取的导向，也留有余地，坚决避免盲目攀比、层层加码的现象。内容设计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注重系统思维，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科学的发展规划应该顺应人民意愿、符合人民所思所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各级各类规划中。

以刚性执行打通落地“最后一公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脱离有效实施，再科学的规划也只是“空中楼阁”。要充分用好我国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组织体系严密高效、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确保规划实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明确责任主体和进度要求，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强化跨部门跨领域统筹协调，全力畅通规范执行链路。坚持和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统筹开展年度监测分析、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根据实际情况精准调整优化。发挥好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等监督作用，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此外，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将规划落实情况纳入干部评价体系，树立“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

经济社会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其内在发展规律，规划的实施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按规律办事。坚持以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科学研判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决防止主观臆断、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同时，营造有利于规划落实的良好政治环境、人才环境、营商环境和舆论环境，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人人关心规划、人人参与落实”的良好氛围，让规划从“纸上”真正落到“地上”，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重要言论

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健全治理体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防范相关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深化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随着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经济发展实践日益展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远非既有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能完全解释与指导。在此背景下，“人文经济学”作为一门聚焦经济系统与人文价值互构关系的交叉学科领域，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尤为迫切且意义深远。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刻必要性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并非一时兴起的学术口号，而是源于深刻的时代需求与理论困境，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与逻辑必然性。

一是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范式局限。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将人抽象为同质化的“理性经济人”，将市场简化为纯粹的价格机制，将经济增长奉为最高乃至唯一的目标。这种“物本”导向的范式，在解释和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问题时，常常陷入“解释力贫困”和“价值观缺失”的窘境。它难以充分容纳文化、伦理、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塑造，也无法有效回答关于幸福、公平、意义等人类发展的根本性追问。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首要的必要性就在于打破这种单一范式的垄断，将“人”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中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精神福祉、文化认同与价值实现，从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解释力和人文关怀的经济学新范式。

二是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人文诉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精神家园、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物质财富与精神富足、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有机统一。这套独特的价值排序和发展逻辑，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及其衍生经济学说所不曾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例如，如何在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涉及收入分配的技术性调整，更关乎社会结构的优化、阶层流动的畅通以及“天下为公”等文化理念的现代激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必须能够深刻理解和系统阐释这些蕴含其中的“人文经济学”密码。因此，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拥有科学理论指引、避免理论上“失语”和道路上“迷失”的实践刚需。

三是推动经济学知识创新与方法论革新的学科必然。经济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范式革命与方法论演进的历史。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将为全球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来自东方的智慧。它要求研究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引进、验证或局部修正，而必须进行原创性的概念创造、理论建模和话语表达。在方法论上，倡导打破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动跨学科、多方法的融合研究。既要运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把握经济现象的客观规律，也要引入历史分析、哲学思辨、田野调查、案例深描等方法，深入挖掘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动机、伦理判断和制度背景。这种“人文”与“经济”的深度对话，不仅能够丰富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箱，更有可能催生出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视角。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基础与可能性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当代实践成果以及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

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厚的经济思想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质。例如，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主张“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确立了经济活动的伦理边界；提倡“藏富于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蕴含着朴素的共同富裕思想。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倡导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经济治理方式，体现了深刻的生态智慧。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辩证地阐述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不仅记录了丰富的商业活动，更肯定了追求财富的人性之常，并强调了“取之有道”“富而教之”和“富好行其德”的社会责任。这些思想将经济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伦理和宇宙观背景下进行考量，为今天思考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与自然保护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使其自主构建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伟大实践的经验富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最鲜活、最丰富的经验材料。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其内在的动力机制、独特的路径选择、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及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理论富矿”。无论是宏观调控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还是产业发展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协同并进，都蕴含着大量尚未被现有理论充分总结和提炼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总结、概括与升华，完全有可能生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反映中国规律的人文经济学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

三是新发展阶段提供的理论创新历史性窗口。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同时，单纯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如不平等加剧、生态危机、精神空虚等，促使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目的和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这为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经济学说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战略构想，本身就充满了人文经济学的思想光辉。抓住这一时代机遇，回应时代之问，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可能，而且正当其时。

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

认识到必要性与可能性之后，关键在于探寻切实可行的构建路径。这需要明确指导原则、激活思想资源、深耕实践沃土并创新研究方法。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我们理解经济现象与人文、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最宏阔也最深刻的分析框架。它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为我们超越“理性经济人”的片面假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及其人文属性，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它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审视和提炼中国的实践经验，并激活和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使之与现代经济社会相适应、与科学发展相协调，从而形成面向未来、引领时代的创新理论。

第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待传统文化资源，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对传统概念和命题进行现代的、学术的阐释。例如，可以将儒家的“义利观”转化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商业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将“共同富裕”思想从一种社会理想发展为系统的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保障理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支撑；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具体化为指导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态经济学模型。通过严谨的学术工作，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提炼其核心范畴与理论硬核，并用现代学术语言和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予以呈现，使其从潜隐的、碎片化的思想火花，升华为系统的、逻辑自洽的学理体系，从而真正融入并滋养当代人文经济学的知识建构。

第三，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总结与理论化提升。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观照现实。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推演，而是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研究者需要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精神，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线，进行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发展中的关键机制和典型事实进行深度解读和理论抽象。通过对“中国故事”进行学理化、体系化的讲述，形成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理，并阐明其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从而逐步搭建起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四，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话语体系构建。人文经济学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文化研究乃至环境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鼓励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共同攻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实现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深度个案访谈相补充，模型构建与历史比较相印证。同时，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打造一套易于为国内民众所理解和认同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理论的说服力和传播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用国际学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文故事，阐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提升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为提振消费插上金融“翅膀”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有14亿多人口，是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之一，但是居民消费率相对偏低，居民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内需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2025年12月，商务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金融协同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的通知》。要进一步发挥金融服务在拉动消费增长、促进消费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从消费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强化金融支撑，助力释放消费增长潜能。

金融能够在多个方面助力消费。首先，金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其消费能力越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能够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从而增加消费需求。而适宜家庭财富管理的金融产品也能够增加居民的金融资产财产性收入，夯实居民消费的基础。其次，金融能够缓解居民消费的短期流动性约束。短期流动性约束是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针对部分家庭的债务问题和资产流动性较差的问题，金融能够通过消费信贷等方式，缓解居民临时的流动性约束，充盈居民消费时的可用资产，及时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促进当期收入转化为消费。再次，金融能够改善老龄人口的消费状况。我国消费率总体水平偏低，与老龄人口的“多储蓄、少消费”消费心理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有着直接关系。金融能通过信贷、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以及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养老产业投融资，创新适老化服务，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在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中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最后，金融能够增加优质消费供给。通过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加对文旅体育设施、赛事演艺场馆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强化对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提升消费服务品质，增加消费供给的多样性，最终促进消费供给效能的提升。

发挥金融力量提振和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需要把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聚焦释放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更好满足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

发挥金融总量性和结构性作用，提升居民消费潜力。坚持把金融支持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强化民营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配合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齐头并进，夯实居民消费的基础。

强化金融促消费的针对性，激发消费活力。针对不同收入来源、不同年龄段、不同抗风险能力的居民制定差异化方案，提供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信贷产品。瞄准中等收入群体需求，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主力军作用。适当放宽消费信贷门槛，为资产较低的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缓解资产不足的低收入家庭和小微企业创业者面临的强信贷约束。加大消费信贷创新，针对赛事演艺、民俗文化等新兴消费场景特点，开发更多新型消费金融产品。同时，加大金融对消费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消费领域的信贷项目，加强对商业设施改造、商贸流通体系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为优质项目建设提供全产业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增加优质消费供给，激发居民的消费活力。

扩大金融服务消费的覆盖面，提升各类群体的消费意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满足新毕业大学生、个体工商户、各行业的蓝领白领等新市民的金融需求。深度挖掘适应老龄人口的金融需求，把握老年消费者消费心理、消费行为的变化趋势，合理地设计适合老年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展适老化消费新场景，提升老龄人口消费水平。持续深化农业金融服务，强化与农村消费偏好的耦合度，让更多消费信贷产品流入农村，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加强金融素质教育，鼓励消费者在财务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利用信贷工具提高或平滑消费水平，提升居民消费意愿。

深化消费金融供给侧创新，更好满足消费领域金融服务需求。供给侧创新是消费适配的关键，要发挥好数字金融覆盖度广、便利化水平高的优势，依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发掘用户消费数据、行为数据的作用，实现消费金融服务精准滴灌与普惠可及。强化金融机构“场景、科技”业务创新能力，构建面向多层次、多场景、多人群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动态生成定制化消费金融服务方案，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灵活性的消费金融产品需求。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完善高速精准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模型，根据消费场景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利率和还款周期，提升金融机构的定价和风控能力，提升金融服务消费的质效。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要深刻理解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理论内涵及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把握其推进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理论内涵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以“为农民而建”为核心，通过“分类有序”精准施策和“片区联动”协同发展，并融入现代科技赋能，构建起一套能够系统推进、精准高效且可持续的乡村规划、建设、管护与治理长效工作体系。其根本目标是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因地制宜”是核心原则，强调的是精准性、差异性、实效性。要求将党的方针政策与各地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规律、契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因地制宜”既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同时，“因地制宜”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一是必须立足客观条件，二是必须遵循发展规律，三是必须聚焦人民需求，四是必须突出地方特色，五是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完善实施机制”是系统工程，包括构建从分类识别、片区规划、资源整合到绩效评估的全链条工作机制，目标在于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的顶层设计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落地流程。其基本内涵包括：分类指导是基础，片区联动是关键，要素保障是根本，多元投入与政策协同是途径，强化组织与考核是动力，综合集成改革是活力。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重要意义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在把握乡村多样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发展效能提升。基本要求是以分类有序为前提、以片区联动为手段、以系统保障为支撑，最终构建一个精准高效、可持续的乡村建设推进体系。这套机制的成功落地，将有力推动乡村从“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为扎实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是我们党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走深走实的重要部署。从政治维度看，是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基础的具体体现。乡村建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完善实施机制本质上是将党的“三农”政策转化为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具体行动。从理论维度看，是对乡村振兴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深化。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强调精准施策，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乡村建设中的生动应用，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建设复杂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从发展维度看，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激发主体活力、适应差异条件的推进系统，有助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推动乡村从“外部输血”向“内生造血”转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支撑。从治理维度看，完善实施机制本身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推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提升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我国乡村建设的成效与挑战

乡村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空间支撑，更承载了农民对理想生活的真切向往。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建设被提升到战略优先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标志着乡村建设进入强调精准、协同和长效治理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投向农村，广大农村现代生活条件总体上持续改善，乡村建设行动聚焦短板取得关键进展。基础设施完备度显著提高。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超464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9%，行政村通5G比例超90%；全国行政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达95%。人居环境舒适度大幅提升。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约76%；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在90%以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45%，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明显。公共服务便利度逐步增强。中央接续出台一批有力度、有温度的民生政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学龄儿童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95%以上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累计建设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超过14万个、农村敬老院超过1.6万家，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更加多样的养老服务。

对标乡村全面振兴要求，乡村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仍面临多重挑战。乡村形态与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变化。一方面，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已成必然趋势，预计到2035年可能降至约3.3亿人，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另一方面，部分村庄面临萎缩甚至撤并，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盘活闲置资源提出新要求。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内生动力不足，突出表现在不同地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依然显著，部分地区乡村产业链条短、竞争力弱，还有赖外部帮扶，可持续性有待加强。规划实施与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问题凸显，村庄建设无规划、乱规划等问题依然存在，规划引领作用有待加强。部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长效管护机制缺乏或不够健全，可持续运行受到影响。

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的推进策略

从理论内涵和各地实践看，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需要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以精准思维推进实施，以长效机制保障落实。

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精准施策机制。核心是片区化推进、精准化规划、差异化施策。突破单个行政村界限，将地域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连的若干村庄划分为一个发展单元，实施连片规划、连片建设、连片发展，片区化推进。关键是把握好科学划定片区范围、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推动资源要素整合等环节。摒弃“千村一面”的标准化规划模式，通过构建数字化规划平台、制定差异化规划导则、强化农民参与机制确保精准化规划。根据乡村的不同类型和发展需求，明确各自建设重点和推进方式，实现产业培育差异化、人居环境整治差异化、公共服务配置差异化。

建立健全要素保障机制。要素保障是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需要创新人才、资金、土地等关键要素的配置方式。精准对接人才要素，构建“财政引导、金融赋能、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片区建设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协同开展，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

建立健全科技赋能机制。科技赋能是新时代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动力，需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实施机制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搭建乡村资源禀赋数字化监测平台，建立多维度规划数据库，完善精准规划支持系统。针对老年群体、偏远乡村、城郊乡村的不同需求，推广适老化设备、轻量化数字基建等，破解乡村数字鸿沟与公共服务短板，建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远程供给，缩小城乡差距。

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考核，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设置各有侧重的考核指标。强化过程评价，改变单纯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方式，更加注重乡村建设的规划质量、实施过程、群众参与度等过程性指标。突出群众满意度，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建立农民参与评价的有效渠道，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群众。

建立健全组织保障机制。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建立省市县联动、各部门协同推进片区建设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创新基层组织实施机制，推广“跨村联建”模式，健全农民参与机制，研究制定引导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政策措施，采取资金奖补、以工代赈等方式，激励群众全过程参与片区建设。建立动态监测评估机制，依托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乡村建设进程和成效进行实时监测与评估。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

在法治轨道上统一政府行为尺度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我们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了“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其中，“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部署既是从制度根源上破解市场分割难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落实这项部署，必须对各级政府行使公权力的边界、程序、强度进行统一约束，为政府行为立规矩、划边界、定标准、明责任，打通阻碍市场一体化的卡点堵点，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多个维度上保持一致性，具体可从如下方面把握。其一，在空间维度上，要求消除“土政策”与地域壁垒。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涉企执法等领域应遵循统一的规则体系，杜绝基于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而设置的“土政策”“土门槛”，确保经营主体无论身处何地，面对的是同一套规则。其二，在时间维度上，要求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政府政策与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应注重长期效应，保护经营主体的信赖利益，杜绝“朝令夕改”或“新官不理旧账”而损害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信心。其三，在行为强度上，要求推行全国统一的执法裁量基准。这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案不同罚”“选择性执法”或“过度执法”等问题。通过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行政裁量权进行全国统一的量化规范，最大限度压缩自由裁量空间，确保违法情节相似的行为在不同地区面临的法律后果基本一致，增强执法公信力与法律威慑的可预期性。

落实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要求，必须将政府权力运行严格限定在法治框架内，严格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法定原则。《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明确了政府的核心职能，即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平正义、防范系统性风险。任何超越此范围，特别是干预经营主体自主经营、设置不合理市场壁垒的行为，均属越权。例如，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增设市场准入备案程序，就与此要求相悖。二是基于“必要性”与“最小损害”干预的比例原则。即使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也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即采取的手段必须为实现正当目的所必需，且对经营主体权益的损害应最小化。例如，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应优先适用警告、责令改正等较轻措施，而非直接处以高额罚款。三是权责一致。这既包括内部行政问责，也包括外部的司法救济。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市场准入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就是通过司法判决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有力强化了这一原则的刚性约束。在坚守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在法治轨道上统一政府行为尺度，需从制度建设、机制创新、监督强化等方面着力。

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供给，夯实行为尺度的规范基础。这是统一尺度的前提。一是加快完善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建立常态化的法规政策清理机制，依据《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等中央政策精神，对各地涉及经营主体经济活动的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筛查与动态评估，坚决废止或修改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内容的条款，破除影响要素自由流动的“玻璃门”“旋转门”。二是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规则统一，特别是尽快制定并发布全国统一的、细化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同时，加快在市场监管、安全生产、食品药品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执法领域，制定并实施全国统一的、细化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明确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罚梯度和适用条件，从制度源头预防和减少执法行为的地区差异性、随意性。

构建高效的协同执法与监管机制，确保法律规则统一实施。面对跨区域、跨部门的经济活动，应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监管壁垒与信息孤岛。一是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互联网+监管”系统，大力推动跨区域、跨部门的执法联动与监管信息实时共享，逐步实现执法程序、标准、文书和结果的协调互认。二是进一步健全全国性的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归集、评价、共享和应用体系，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的应用，并依法依规实施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激励与惩戒，真正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约束格局。三是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易产生地方保护的领域，可强制推广使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文件范本，并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公告文件、资质条件、评审标准等进行智能筛查与风险预警，自动识别和纠正各类显性、隐性的歧视性与排他性条款，保障竞争环境的实质公平。

健全严密有力的监督问责体系，筑牢统一尺度的法治防线。主要是构建起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立体化监督网络。一是进一步强化各级人大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对其中可能含有地方保护或市场分割内容的规定进行重点审查，从源头上纠偏防错。二是司法机关应通过依法审理相关行政诉讼案件、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有效纠正和警示各类违法行政行为。三是审计监督、纪检监察监督要与市场监管协同发力，对设置市场壁垒、搞地方保护的行为，不仅要追究行政责任，更应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四是畅通各类经营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举报渠道，建立高效的投诉受理与反馈机制，将政府行为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

推动治理理念与能力的系统提升，使法治自觉融入行政行为。最深层次、最持久的统一源于思想观念的深刻认同与行为习惯的自觉养成。应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等理念，深度融入政府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一方面，将宪法法律及统一大市场相关法规政策，作为公务员初任培训、任职培训的必修内容和领导干部任前考核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的法治素养与履职能力评估机制，将依法决策、规范执法、维护市场统一的能力和实绩，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善于并习惯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

持续完善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协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这一群体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推动该群体更积极、更有序、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基层协商，是适应社会结构新变化、深化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应有之义。

新就业群体的就业方式、组织形态和空间流动特点，使得他们在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发展支持、城市融入等方面存在特定的服务管理与协商协调需求。与此同时，新就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穿梭于城市街巷，对社区环境、公共设施、管理秩序有着直接观察和切身体会。通过有效的机制，将这些分散的观察与诉求转化为有序的协商参与，不仅有助于更精准地回应这一群体的关切，也能为基层治理汇聚更为广泛的民智民力，增强治理的包容性与有效性。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有的城市在外卖员、快递员聚集的商圈或大型社区设立了形式灵活的“流动议事角”或线上反馈平台，方便他们在工作间隙就近就便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有的地区在制定与灵活就业相关的社区服务政策时，通过线上问卷、行业工会征集或邀请代表座谈等方式，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激发了新就业群体的参与热情，并在解决社区具体问题上展现了积极价值。但同时，新就业群体在参与基层协商的稳定性、渠道的适配性、协商的有效性等方面仍有完善空间，应从制度设计、平台搭建、能力培育、环境营造等方面协同着力，构建更务实、更顺畅、更有效的常态化参与机制。

完善制度设计，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协商提供更为明确的依据和更稳定的预期。由于工作方式灵活、流动性强，新就业群体在现有基层协商中的角色有时不够清晰，参与的途径和方式缺乏稳定预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与的积极性。对此，应加强相关的制度安排，有效提升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协商的组织化程度。其一，在组织社区协商活动时，主动将新就业群体视为重要的协商参与方，从程序上保障其知情、参与和表达的权利，将其有序纳入现有的基层民主协商框架之中。例如，可建立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协商议题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将其集中反映的共性诉求，经梳理后定期、批量地列入社区正式协商议程，确保其关切能进入议事渠道。其二，探索建立灵活、有效的常态化联系与意见汇集机制。针对新就业群体分布散、流动快的特点，可以探索结合行业组织联系、社区党组织覆盖与个人自荐等多种方式，发掘和联系一批能反映群体共性声音的代表人士，形成具有广泛代表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联系纽带，使群体中分散的、多元的诉求，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转化为系统性的意见，进入社区协商程序，从而提升参与的有序性和影响力。

创新平台载体，构建与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节奏相适配的多元化参与渠道。新就业群体工作时间不固定、活动范围广，传统的、固定时间地点的会议式协商往往难以适应其需要。因此，参与平台与载体的设计必须充分体现灵活性、可及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大力发展和优化线上数字协商平台。利用现有的政务应用程序或开发简便的专用模块，支持文字、语音、短视频等多种表达方式，使新就业群体能够充分利用配送间隙、等待接单等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对社区公共议题发表意见、参与讨论。另一方面，着力推动线下实体协商阵地的延伸与活化。在快递驿站、外卖配送站点、网约车司机服务中心等他们日常高频聚集和休憩的场所，设立常态化的“民情联系点”或“微协商角”，用于收集日常意见、发布协商信息，或组织小范围、短时间的即时性面对面沟通，降低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使协商活动真正嵌入其日常工作与生活轨迹。

强化支持引导，提升新就业群体在基层协商中的议事能力和协商实效。有序有效的协商，既需要参与意愿，也需要一定的议事沟通能力。新就业群体从业形式多样，在组织化程度上各不相同，不少人缺乏参与协商的经验。因此，必要的引导与支持是提升其参与质量的重要环节。一是注重对参与能力的针对性培育。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会及相关社会组织可以定期开展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形式灵活的培训，内容包括基层民主协商的基本原则、常见议事规则、有效沟通表达的基本技巧等。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组织与平台企业一线站点组织的作用。这些组织最了解新就业群体的日常状态与共性诉求，应鼓励和推动这些组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承担起诉求收集、初步整合与传递反馈的职能，成为连接个体劳动者与社区协商机构的稳定桥梁。在具体的协商过程中，这些组织也可以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劳资双方、不同群体之间更为理性、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营造尊重、关爱新就业群体的社区氛围，厚植其参与基层协商的社会土壤。持久、深入的参与热情，从根本上源于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新就业群体走街串巷，是社区的“熟人”，但因其流动性，与社区深层次的情感联结往往还需要一个主动建构和持续培育的过程。营造包容、友善的社区环境，对于激发其内生性的参与动力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社区服务应体现更多主动关怀的温度。街道、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可以主动将新就业群体纳入社区服务与关怀体系。例如，通过日常走访、设立专门联络员等方式，及时了解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如临时休憩、应急充电等普遍性、紧迫性需求，组织慰问联谊活动，传递社区的温暖与尊重。同时，可通过建立线上社群、定期举办“社区见面会”等常态化沟通渠道，促进新就业群体与社区居民及管理者的日常交流与理解。另一方面，创新机制促进其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深度融入。积极创设机会和平台，邀请新就业群体结合自身走街串巷、熟悉社情、热心公益等特点，参与社区网格化管理，充分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为社区治理增添新的活力，使其在服务社区、奉献社区的具体实践中，真切体会到自身的社会价值，建立起与社区及居民之间更深厚的联系，为基层民主协商实践注入更深厚、更持久的生命力。

增强社会韧性的理论意蕴及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鲜明提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要求。我们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增强社会韧性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增强社会韧性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经济和社会“韧性”问题，先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强调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韧性，做到平战结合、快速响应，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敏锐把握时与势，深刻洞察危与机，统筹兼顾稳与进，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的清醒认识和科学把握，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战略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性、原创性、时代性特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具有坚实而深刻的内在逻辑。

增强社会韧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的丰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视为考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前提，揭示了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牵引动力。毛泽东在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强调“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邓小平提出在发展中解决社会问题，认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维护稳定、管理服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论智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意义、目标指向、方法路径，科学回应了如何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时代之问，系统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价值取向、理念原则等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新境界。

增强社会韧性是“第二个结合”在社会领域的生动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强调“民为邦本”“仁者爱人”，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人民性证成；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系统性证成；强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前设性证成；强调“厚德载物”“和而不同”，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包容性证成；强调“自强不息”“多难兴邦”，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过程性证成；强调“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创新性证成；等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和合”文化，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价值论范式、方法论框架。

增强社会韧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来自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前瞻的价值引导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强大的利益协调力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了动力支持，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雄辩地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有效应对内外冲击、保持长期稳定的根本保证。来自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本质，就是将超大规模国家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和发展势能，通过高效的组织体系凝聚起来，指向同一个战略目标。这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经验积累，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所在，确保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风云变幻，国家和社会都能处变不惊、步调一致克服艰难险阻，奋发图强创造新的辉煌。来自于人民至上的价值优势。人民至上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主线，也是增强社会韧性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源泉。正是因为始终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紧紧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我国社会才能在面对风险挑战时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构筑起坚实的群众基础。来自于群众广泛参与的组织优势。群众广泛参与，是党的组织优势和基层基础优势的鲜明体现。近年来，大量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应运而生，广大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热情空前高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全体人民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为增强社会韧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来自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保障优势。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依法治国为增强社会韧性注入了秩序的确定性、共识的广泛性和规则的刚性，使我国社会始终在成熟、稳定、权威的法治体系内应对各类风险隐患，巩固提升了复杂不确定环境中我国社会抗冲击、快恢复、促成长的能力。

增强社会韧性的现实考量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增强社会韧性重要论断的提出，是对当前世情、国情、社情的主动适应和现实回应，本质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主动作为，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治理智慧，体现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系统各要素、各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内在机理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把握，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应对超大规模国家复杂性的“稳定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特别是发展方式之变、结构优化之急、动力转换之需、活力激发之迫，要求我们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制度壁垒，构建更加科学、精准、协同、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真正以韧性之基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唯有把握好危与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关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确保现代化进程不因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震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的“护城河”。增强社会韧性，前提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在不确定性成为全球发展底色、防范风险叠加成为治理新常态的当下，增强社会韧性的核心要义就在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关注当前的安全问题，更着眼未来的安全挑战，既关注传统安全，又关注非传统安全，既用确定的规则和相机决策应对已知风险，又依据制度框架和前瞻思维应对潜在风险；就在于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时刻做到心中有数、趋利避害，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条底线。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变压器”。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导向；高水平安全是内在要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两者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增强社会韧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也是高水平安全的核心内涵，意味着社会系统在追求发展的同时，具备强大的风险缓冲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实现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既不能脱离具体的发展来谈安全，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安全来谈发展。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的“调适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由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发展型改革阶段，转向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主要任务的治理型改革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社会韧性，本身就是治理型改革的重要内容。面对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唯有创新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才能以社会韧性的实效推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强大的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新愿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与时代发展需求之间的不适应、不匹配和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增强社会韧性是人类社会治理的共同追求，是一个全新的实践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点，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维权与维稳、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等辩证关系，以高效的国家治理、强大的社会韧性续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韧性治理方案为人类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治理的工具箱。

增强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增强社会韧性、实现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是社会治理效能的最佳体现。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我们从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方式、动力、重心、方法入手，大力推进社会韧性治理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进一步激活社会治理主体韧性、制度韧性、方式韧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聚焦灵活适应，更加注重刚柔并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受行政管理思维惯性影响，往往将活力与秩序二元对立，简单依靠打压管控、硬性维稳，忽视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导致社会治理“刚性有余、韧性不足”，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是韧性社会的显性特征，要坚持以刚柔并济、灵活适应、预防在先、常态长效、多元共治的韧性治理理念为牵引，推动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单向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维护良好社会秩序的同时，促使社会活力充分迸发。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应，从更新理念入手，以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以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活力的充分释放，努力在刚柔并济的动态平衡中达成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聚焦多元共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当前，如何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更好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最大限度凝聚合力，日益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现实课题。唯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才能以治理共同体的主动适应性和内在循环性，构筑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注重构建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韧性治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体不断提升自我组织、自我协商、自我修复能力。坚持专群结合，推动把平安建设、社会治理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坚定支持者。站在新起点上，要更加注重要素集成、协同共治，充分调动多方力量，努力将多元主体潜能转化为风险治理的强劲韧性，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聚焦常态长效，更加注重改革创新。韧性治理是基于时代特征、现实所需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基于环境复杂变迁而作出的系统性调整，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的勇气破除制约社会领域高效能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是增强社会韧性的关键抓手，是“风险社会”时代和复杂社会系统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主动塑造风险演进态势，提升前瞻预防风险隐患、主动塑造安全稳定能力。站在新起点上，要进一步强化“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的理念，构建完善稳定高效、协同整合、联动集成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体系，构建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执法司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着力提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聚焦预防在先，更加注重基层基础。增强社会韧性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来抓，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基。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场景遍及城市乡村、覆盖线上线下，拓展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和空间，完善了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精细化、源头化治理模式，破解了如何增强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实践难题，提升了就地解决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新时代“枫桥经验”最鲜明的特征，是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这是筑牢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也是增强社会韧性的重要方法论。站在新起点上，要坚定扛起“枫桥经验”发源地、综治中心发源地的使命担当，努力在完善社会韧性治理新模式、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上探路先行。

聚焦便民利民，更加注重精准施策。人心所向，就是韧性所系。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成效有着最切身的感受、最直观的体会，增强社会韧性必须保持“亲民”作风、坚守“惠民”标准，最大限度让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会韧性是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环境相互耦合、不断优化的积极状态，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确保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及时在倾听民意、善解民忧中精准施策，不断改进社会治理方法，推动由“模糊治理”向“靶向治理”转变，才能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保障。站在新起点上，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为契机，在政治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发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创造更加安全的社会环境、更加公平的法治环境、更加高效的服务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坚守制造强国初心 扎实推进电力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气装备）党委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切实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十四五”改革成效为基，引领“十五五”规划的发展蓝图，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坚决扛起组建好、发展好企业的重大职责，坚守制造强国初心，全力保障国家能源电力安全。企业核心功能充分彰显，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有效激发，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重组整合的协同效应充分释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根固魂，奋力打造红色企业新典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推动我国电气装备事业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2021年9月，在党诞生地的初心之城，中国电气装备开锚启航，掀开了接续奋斗新篇章。重组以来，中国电气装备党委始终坚持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建立落实闭环机制，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研究部署，及时跟进督办、定期“回头看”。用好“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把握学懂弄通、学新学活、学以致用三个关键，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质效提升。始终坚持以传承党的红色基因为纽带，以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抓手，促重组、促改革、促发展、促新风。传承弘扬所属天宇电气优秀红色基因，建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始终坚持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主线，坚决贯彻“两个一以贯之”，紧扣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导向，明确“1346”党建总体思路，构建“1+N+X”党建工作架构，每年一主题自上而下一体打造党建品牌，切实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始终坚持以党建与生产经营互融互促为载体，拓展“党建+”模式，将党建与科研攻关、国家能源战略工程建设等深度融合，开展以党建链引领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专项行动，结合白鹤滩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成立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让党旗飘扬在保供保电、技术攻关、生产履约主战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中国电气装备党委将始终坚守“国企姓党”，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挖掘企业红色基因，点燃发展“红色引擎”。

坚定科技立企，强链补链，竭力打造原创技术新高地。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重组成立中国电气装备就是要在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统筹优化输配电装备制造业布局。中国电气装备党委紧紧围绕科技自立自强，抓紧科技创新“命根子”，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头号任务”，始终坚持“四个面向”，优化科研体制机制，成立科学技术研究院，深度整合研发资源，强化共性、前瞻性技术、集成技术研究。坚持融入新型举国体制，获批输变电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务院国资委输配电装备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6项产品（企业）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家企业入选“双百企业”、“科改示范”企业，27家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输配电装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显著增强。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项目重大需求，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和关键装备研制，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37项，中央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4项任务，35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3项。世界首台252千伏单断口真空环保断路器成功投入运行，成功研制500千伏天然酯绝缘油变压器、环保型±400千伏直流穿墙套管和800千伏80千安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用断路器等国际首台（套）重大装备，有效提升我国输配电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化水平。紧紧围绕补短板强弱项工作重点，主动承担关系装备制造产业基础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研发任务，补齐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短板弱项，“借脑引智”推进产学研联合攻关，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发布科创20条、体系优化、容错纠错、科技激励等“真招”“实招”。紧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发展目标，落实中央企业产业焕新行动，承担国务院国资委工业软件、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33项产业焕新任务。聚焦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具备从近海到远海成套设备供货和系统解决方案能力，储能集成技术、综合能源光储充与冷热能源管理技术、重卡换电技术居国内前列。融合AI技术的电力装备自动化设计、智能运检等成果已在电网运行场景中落地应用。中国电气装备将聚焦“能源电力安全保供物理基础和第一道防线”核心功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全球电气技术制高点，矢志当好科技创新国家队、排头兵，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动能。

坚守主责主业，强企报国，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新名片。中国电气装备的重组成立是国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实现在更高领域、更高层次统筹优化输配电装备制造业布局意义重大。中国电气装备党委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输配电装备制造主责主业，明晰“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有效提升我国输配电装备领域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高端竞争能力。坚持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世界领先的输配电装备研发制造体系。牢牢把握矢志报国的责任担当，中国电气装备生于改革，受益于改革，自带改革基因，重组成立以来，持续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中深化管理融合、队伍融合、文化融合，促进全集团的高效运转，彰显了电力装备铁军的责任担当。牢牢把握建设世界一流的奋斗目标，坚决占据实体经济、制造业、装备制造业这一国家命脉所系的战略要地，积极优化产业布局，心无旁骛谋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牢牢把握龙头带动和行业引领，积极承担输配电行业标准归口管理工作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多个技术委员会的国内归口管理工作，累计主导并参与制定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1600余项，授权专利12136项，不断提高我国电气装备产业的国际话语权和行业影响力。重组成立以来，中国电气装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打造产业链最完整、综合能力最强的输配电装备领域国家队，打出强化协同运作、实施创新驱动、深化机制改革等一整套“组合拳”，主要指标大幅增长，充分展现了重组新设央企发展的“加速度”。中国电气装备将进一步对标世界一流，加快聚集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优势，构建龙头引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产业生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奋力建设世界一流智慧电气装备集团。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新征程。中国电气装备党委将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决承担起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责任，科学谋划布局“十五五”，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笃行不怠、真抓实干，有力支撑我国“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决挺起我国建设制造强国、能源强国的民族脊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践行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前提。作为一家资产规模超13万亿元的国有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中信集团的业务领域广泛，涵盖金融、实业、投资三大主业，海外业务遍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行业特性、司法辖区、股权结构和经营模式在治理要求上的巨大差异性，如何在公司治理上适应综合经营的发展环境，已成为集团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中信集团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核心原则，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持续完善法人治理，不断探索并实践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

中信集团始终坚持依靠党的领导为公司治理把方向不动摇，坚决铸牢国有企业政治属性，结合旗下主要业务平台中信股份在境外整体上市等特点，健全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的国企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境外子公司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持续推进党的建设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推动党建考核与经营绩效考核双向衔接，促进党建和业务同向共行、相促相融。始终坚持依托制度建设强化党的领导作用不放松，持续完善“三重一大”决策清单与党委前置研究决策程序，厘清党委和董事会等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针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党建入章程为突破口，着力推进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持续强化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通过治理机制创新落实党的领导不停步，探索创新治理机制，确保集团党委在境外上市平台中有效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委决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严格决策流程，强化闭环管理，确保决策的高效和精准执行。

筑牢治理根基，提高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与配置效率

中信集团充分发挥国有金融资本集聚放大效应，通过创造性的交易方案设计完成境外整体上市，引入国际化、多样化的战略投资者；积极开展资本市场沟通，强化与机构投资者的合作，发挥国有金融资本的吸附力；稳妥推进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股东资源互补的治理架构，有效扩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通过筑牢治理根基优化国有金融资本布局，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治理体系，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向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布局，在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和种业安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破解“卡脖子”核心技术等方面贡献力量，不断强化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定位。以治理体系重构推动金融做优做强，在获得首批金融控股公司牌照后，中信集团聚焦“防风险、促发展”根本目标，逐步明晰功能定位、优化治理顶层设计，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金融强国建设贡献中信力量。

筑牢治理防线，构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长效机制

中信集团在治理机制建设中有效落实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监督要求，丰富股权董事履职渠道和方式，推动股权董事履职保障制度化、机制化，切实保障履职知情权和参与权，有效发挥董事会在风险防控中的主责作用，确保出资人监督落到实处。推进公司治理规范性建设，压实子公司风险防控主体责任，以派出董事履职为依托，落实对重要子公司的穿透管理，强化子公司董事会作用发挥，确保战略决策谋定思远；坚持以夯实风险防范基础为前提分步有序授权，确保对子公司重大事项管得住、管得好。在治理架构设计中完善前瞻性主动管理模式，探索不同企业差异化治理模式，健全境外子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重点防范潜在的内部人控制等风险；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发挥产融协同优势，通过创新公司治理模式探求房地产项目风险化解方案，助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优化治理机制，释放治理效能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信集团坚持治理优势与管理优势共促共进。统筹构建母子公司高效协同的现代企业治理与管控体系，凝聚治理共识，优化和完善分层分类、放管结合的授权体系，确保治理体系和管理链条架构清晰、衔接紧密、运转有序、务实高效。坚持以治理优势助推战略优势。将顶层设计和机制探索相结合，保障多元主体参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管治为抓手，努力构建贯穿治理体系、发展战略、风险管理体系、绩效目标管理的工作机制。持续夯实治理根基，以治理体系的优化助推战略决策的科学高效。坚持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和竞争优势。以高治理效能护航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做优做强，实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供经验参考。

（中信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党支部）

筑牢五个根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纳入指导思想，并就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部署。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科工股份）党委深刻把握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要求，认真落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要求，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企业改革发展、经营治理深度融合，着力筑牢思想、组织、制度、廉洁、发展五大根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能源央企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十五五”发展共识。华电科工股份党委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持续完善“第一议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和“三会一课”制度，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公司党委紧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擘画，心怀“国之大者”，聚焦功能使命与主责主业，以“五个价值”提升为导向，科学编制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提出“3772”的总体发展思路。通过系统推进科技创新、产业融合、资本运作与品牌引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高质量发展体系。气体扩散层首次应用于车载场景，核心材料实现产业化突破。国内首个多场景火电机组熔盐储热试验平台完成首台罐车蒸汽充装作业。公司党委将政治监督的要求全面融入发展规划编制和具体实践，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

筑牢组织根基，锻造政治过硬的人才队伍。华电科工股份党委打造“沉浸式”党性教育，组织老党员与青年员工开展“新老对话”，依托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引导党员干部从党的奋斗历程中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立足海上风电能源主战场，公司党委深化“支部建在船上”的“党建+”模式，组建党员突击队扎根施工一线，聚力攻克深远海吊装、智能运维、长效防腐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党员干部在重大项目、急难险重任务中锤炼政治品格、提升履职本领。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并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引进3名国外高端技术人才，与高校开展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士28人，工程博士13人，持续建强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同时，建立健全各类激励与容错纠错机制，优化“一企一策”，构建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激励体系，管理人员竞争上岗率71.42%，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充分激发全员创新创造活力。

筑牢制度根基，构建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华电科工股份党委严格落实“两个一以贯之”要求，动态修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细化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切实将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布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获得万得A级评级，荣获“责任鲸牛奖”先锋企业称号，《扎根戈壁荒漠、共创绿色未来》案例入选国资委社会责任局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实践案例。聚焦投资决策、工程建设、物资采购等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制定权责清晰、过程可追溯的权力运行清单，将廉洁风险点监督嵌入到业务管理全流程、全链条，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秉持标本兼治理念，不断健全完善“事前教育预防、事中严肃查处、事后整改治理”全链条监督机制，发挥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强基固本功效，将严惩腐败和完善制度同向发力，努力取得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治理成效，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筑牢廉洁根基，营造风清气正发展环境。华电科工股份党委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常态化学习筑牢思想防线。聚焦违规吃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5轮次问题查摆，深入基层开展“下沉式”调研，精准梳理痛点难点，针对性制定精文减会、完善考核激励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担、解难题。紧盯违规吃喝顽瘴痼疾，组织领导干部签订《不参与违规吃喝承诺书》，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选取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明纪，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不断强化警示震慑效应。公司各职能部门开展“能力素质提升年行动”，不断提高服务基层、保障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筑牢发展根基，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华电科工股份党委不断完善“党委纪委同向发力、党建业务同步推进”的机制，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制定全面从严治党“一岗一表”，细化完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督责任，进一步明确“谁来抓、抓什么、怎么抓”，推动管党治党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将责任扛在肩上，在保障能源安全、深化提质增效、推进国企改革、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等重点工作中靠前指挥、担当作为，以“头雁效应”引领班子成员凝心聚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强政治保障。

新征程上，华电科工股份党委通过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十五五”奋进合力；建强人才队伍，锻造政治过硬的中坚力量；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现代企业制度效能；深化廉洁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压实党建责任，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系统思维将五个根基一体推进、协同发力，必将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根本保障。

（华电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让人间美景越来越靓丽

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是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北现代服务业中心、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这里是920多万人民生活的家园，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让人流连忘返的美。2025年1月，在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家家户户幸福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我们要一起努力，让这美景越来越靓丽。”沈阳，正在全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这人间美景越来越靓丽。

沈阳之美在水，润泽亲民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作为一个北方的内陆城市，很多人认为沈阳应该是“干巴巴”的，其实，沈阳是一座山环水抱的“水灵灵”的城市。从空中俯瞰，自北而南，辽河、蒲河、浑河，三水环绕；自西向东，长白山和千山余脉，从南北楔入城市，犹如两个臂膀，拥一方水土入怀。

水，是沈阳灵动的源泉。

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是中国七大河流之一。辽河干流沈阳段共307公里，流经康平、法库、沈北、新民、辽中五个县区（市），河道曲折逶迤，水流沉静舒缓，风光秀丽壮阔，沿途物产丰饶，是沈阳市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发展地带。如今，辽河沈阳段全线完成生态封育，南北生态廊道贯通，形成了湿地水网纵横，疏林草地遍布的生态景观。阳春三月，獾子洞、卧龙湖湿地万鸟翔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鹤在这里翩翩起舞；仲夏六月，石佛寺水库与仙子湖千亩莲开，接天莲叶无穷碧，人若画中游；隆冬时节，卧龙湖冬捕，复现千年渔猎文化，别有一番韵味。

浑河，古称沈水，是沈阳的得名之河，润泽了沈阳千万年。历史上，浑河两次改道，给沈阳留下了三叠水道，形成了今天的城市格局。浑河故道上的南北运河形成的“百里运河”环城水系，是沈阳人休闲、娱乐、健身、观景、文化、生态的城市滨水开放空间。浑河两岸，展开的则是“大河润城、人水相依”的美丽画卷。浑河西峡谷生态公园、长白岛森林公园、郎朗钢琴广场、沈水湾公园、五里河公园等滨河带状公园点缀其间，足球场、滨水漫道星罗棋布，交响乐、音乐节、网红市集人气旺盛。无论是晨曦中奔跑的市民，还是夕阳中漫步的游客，浑河的粼粼波光，总是映衬一张张怡然的笑脸。

蒲河，因河畔多生蒲草而得名。这是一条全长205公里的河流，在沈阳境内部分长达179.7公里，一条河几乎全部流经一座城市。这条历史上曾经带来无穷水患的河流，如今已被打造成河湖相映、湿地连片、景区成串的生态廊道。沿河而行，是迤逦180公里的画卷，是很多沈阳市民周末休闲的后花园，让人流连忘返。

沈阳之美在史，斯文在兹

在很多人的眼里，沈阳是粗犷的，镌刻着厚重的工业底色，略逊于历史人文的厚度。其实，沈阳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拥有19亿年的远古记忆，11万年的人类史，7200多年的文化史，2300多年的建城史，勤劳、勇敢、智慧的沈阳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斯文在兹，底蕴深厚。

在沈阳城南的滑石台山、馒首山等地，分布着陨落于19亿年前的陨石群，其中单体最大的一块位于李相镇滑石台，长达百米，宽50余米，高60多米，重量约250万吨，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体积最大、陨落时间最早的陨石。这是苍茫的宇宙给沈阳盖下的第一枚印章。

沈阳故宫，是很多游客来沈阳必到的打卡网红景点。但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眼里，沈阳历史的丰厚，不仅仅在于故宫。“沈阳有‘两宝’，一个是沈阳故宫，一个是新乐遗址。”

位于沈阳城北的新乐遗址，是鲜见的保存在特大城市中心的史前文化遗址，是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同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部落。在这里，发现了造型奇特的“斜口器”，传递文明的火种；更发现了7200多年前的精美木雕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木雕鸟。新乐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中闪亮的一颗星星，是中华文明起源探索之路上的一块重要拼图，在辽河流域中下游的历史长卷上，填补了一段至关重要的空白。新乐遗址的各个文化层，保留的是沈阳前3000年的记忆，这一片星空，一直闪耀在沈阳的上空。

历史绵延不绝，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以秦开为大将，率领燕国大军北上进攻东胡，取地2000余里，辽东之地尽归燕国，沈阳始建候城。古老的候城虽然只是记载于历史上的名字，但在候城之上，层层叠叠堆积的是沈阳的历史厚度，也是沈阳的文化根脉。在沈阳城内遍布的1500余处历史文化古迹的图谱上，陨石山、农大后山、新乐文化、候城遗址、玄菟故郡、沈州古城、沈阳卫、沈阳故宫、“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赛艇之都……它们讲述着沈阳这座城市的文明进程，揭示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史，构成了沈阳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沈阳之美在气，英雄之城

2025年9月12日，从桃仙国际机场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街路两侧，站满了沈阳市民，整个沈阳城，旗帜飘扬，大屏闪亮，致敬英雄。这是沈阳人第12次以整座城市的敬意，迎接英雄回家。自2014年以来，共有1011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安葬在位于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每一次，沈阳人，都以最高礼遇迎接英雄回家。

沈阳，是一座英雄城市，沈阳英雄儿女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屈不挠、奋起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抗日战争在沈阳拉开帷幕，在这里结束最后一批战犯的审判；这里是抗美援朝的出征地，也是烈士们长眠之地；共和国工业在这里奠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英雄”二字已经刻在城市的年轮里。

沈阳，是抗日战争第一枪打响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抗日宣言从沈阳发出，中国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在沈阳诞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沈阳被称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一座座英雄墓前，常年盛开沈阳市民敬献的鲜花，烈士们的名字，照耀着这座城市，也浸润这座城市的人民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人民担当奉献、开拓创新，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创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数百个“第一”，劳模精神在沈阳萌芽、形成，先后涌现出赵国有、马恒昌、王凤恩、尉凤英等一批批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产生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近3万人，毅然承担起“共和国工业长子”的使命担当。

沈阳是雷锋精神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雷锋生命中超过330天是在沈阳度过的。“钉子精神”在此凝练，“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传奇在此诞生。同样，雷锋精神也如灯塔一样，照耀着这座城市，层出不穷的“沈阳好人”，正是沈阳人实践雷锋精神的最直接体现。

这些英雄叙事，深深烙印在城市的血液里，成为沈阳最宝贵的财富。沈阳的美，不仅仅在山、在水、在文、在史，更在于流淌在这座城市人民血脉中的英雄之气。

沈阳之美在民，盛满幸福

沈水之阳，我心向往。近年来，沈阳成为全国各地游客喜爱的旅游目的地。除了独特城市风光、浓郁的地方风情、浓浓的烟火气，给海内外的游客带来不同的感受，更有淳朴好客的沈阳人。

沈阳人大气、包容、豪爽。沈阳人愿称这座城市为“大沈阳”，不只是大工业、大产业、大城市，更是心胸大、气魄大、格局大。沈阳人敞亮，不装假；实诚，不做作；包容，不狭隘。正是因为这样，沈阳才成为远近闻名的“宠客”之城；正是因为这样，沈阳人才锚定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敞开怀抱；正是因为这样，沈阳人才守住稳稳的幸福，形成了属于沈阳的人情味、烟火气、时尚风、国际范的城市底蕴。

而这一切的底气，来自沈阳人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如何让老百姓的脸上始终绽放幸福的笑意，在于民生福祉的投入，在于百姓的幸福和谐宜居，在于教育水平提高，在于就医环境的改善，在于舒心就业，在于推窗见绿、城市如森林，更在于家门口方寸小区的和谐安宁。

2013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沈阳多福社区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多福社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沈阳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化党建引领，践行“两邻”理念，全面抓好老旧小区改造，着力加强“一老一小”服务，加快提升社区服务功能。以社区百姓安居乐业的晴雨表，全力打造有爱、有善、有暖、有伴的幸福社区，让群众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有保障、安全感更可持续。一幅幅家门口的幸福图景，让沈阳人的生活多福多乐，幸福像牡丹一样绽放……

（作者系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

像地质队员找矿那样挖掘文学的富矿

这是一部解析一个家族百年血缘密码的书，也是关于一条铁路百年历史的漫长故事。在这个刷小视频看新闻读故事的时代，讲述一段百年故事似乎在冒险，也有些不讨巧。但我还是认为有历史感的故事就像从时间的纵深处驶来的一列火车，满载岁月的传奇。读到它的人，都是它的乘客。

多年来我在云南的大地上“到处乱跑”，我崇尚文化发现式的写作。而云南这片高原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源，正如它“有色金属王国”和“动植物王国”的美誉，它的民族文化也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我把自己当一个谦卑的学生，伏下身段向各民族文化学习，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寻宝者，在丰沛的文化宝藏里潜心开掘。我深信，唯有在云南这片土地上深耕经年，游遍民族文化百花园，饱尝各民族“百家饭”后，才能对民族与文化、地域和历史、族群及其渊源，有发现新大陆般的喜悦和收获。

写作这部书的缘起应该在10多年前。2010年前后，我浪迹天涯的步履打马行到滇南，那时我为创作长篇小说《碧色寨》，关注的重点是建成于1910年的滇越铁路，是不同的文明在这片多民族地区的冲突和演变。我在滇越铁路线上的一个特等大站碧色寨车站采访时，第一次和“个碧石铁路”相遇，它就在法国人建的老车站西端，从站房、铁轨到机车，都是小一号的，轨距只有60厘米宽，俗称“寸轨”，火车车头像大地上的玩具。两条铁路在这里交会，却不接轨。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滇越铁路通车仅仅三年后，我们自己修建的铁路。这是一次被打痛之后的奋起一跃，把路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既杜绝了法国人的觊觎，更阻止了他们挑起“铁路战争”的任何借口。“师夷长技以制夷”，云南人也勇于担当。当时我站在铁轨上，回望黄墙红瓦的碧色寨车站，再西望同样是法式建筑风格的“个碧石铁路”的车站，感到自己就像站在两个历史的节点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这段精彩的历史必然蕴含着动人的故事。

那时的“寸轨”铁路上已经不跑火车了，但路基还在，铁轨淹没在荒草中，锈迹斑斑、纤细而沉静，像一段正在消失的历史。我当时就想，这是另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就像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是两条不同性质的铁路一样。我得先弄清它的第一段历史，再来面对它由此带来的某种转变。不过，写一条民族铁路的建设史，以及修铁路的人们，我那时还没有准备好。

云南人对这两条老铁路有着浓郁的情感，或许是因为它们承载了20世纪前半叶太多的历史风云，或许是高原人的铁路梦很早就滋生于漫长的马帮驿道。一个赶马人总是让他的脚底高过一座座大山，但他用一生的时间，也许走不出高原的辽阔。在云南工作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同轨距的铁路。我没有坐过“个碧石铁路”线上的小火车，它在20世纪末期就停运了。但我确实体验过高原人出行之难，直到21世纪前十年，我去一些偏远的村庄采风时，还需要骑马。云南的矮种马看上去不够威武，但脚步稳健、耐力好，在崎岖的山路上足可信赖。我经常用一天的时间，只能翻越过一座大山。无论是行走在山巅还是坐在马背上，人颇有被大山挤压、包围、望尽天涯路的沮丧。

直到2022年，我感觉到写“个碧石铁路”的时机到来了，那列湮没在历史风尘中的老火车正从大山深处缓缓向我驶来。我再次收起行囊奔走于滇南。这条铁路像蜿蜒在滇南高原大地上的一架云梯，架在古老的马帮驿道上，架在几座偏远小城的家门前。每一座城镇、每一户人家，都有和这铁路相关的许多动人故事。支撑这条铁路的不是雄厚的资本，而是坚韧的文化，是悠久的华夏文明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时那种知耻而后勇、敢为天下先的家国情怀。而我则像一个沿着铁轨行路的探寻者，在铁路的纵深处去寻找过去年代的老火车。

在为《青云梯》做田野调查阶段，我曾经徒步考察过“个碧石铁路”的一段老路基。100年过去了，这条线路上的一些石砌桥梁还完好无损，有些隧道还可当通道用，深山荒野里铁路路基上钢轨和枕木早已拆除，人马牛羊常常借道而过。在走得精疲力竭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列小火车劈开崇山峻岭，搭载上我这个天涯浪子。

云南就是这样一个古老马帮驿道和现代铁路并存的社会，在一些自古以来就是走向高原的峡谷走廊里，你可以一眼望尽这个地方的交通变迁——古驿道、溜索、吊桥、公路桥、铁路桥，以及当下的交通“新贵”高速公路桥和高铁桥。它们像大地上鲜活的交通博物馆，把高原人渴望走出大山的梦想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高铁时代仿佛一夜之间就翩然降临在这片广袤的红土高原，人们的出行方式瞬间就发生了改变。尚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去北京出差，火车要坐三天三夜。每年探亲回家，走向火车站就像奔赴战场。如果我们捋一遍云南这100年的铁路交通史，就会发现，“个碧石铁路”建成之初，小火车呼啸着驶进尚属蛮荒状态的云南高原，尽管是那个时代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时速仅15公里；新中国成立后，铁路越修越宽，越建越长，速度越来越快。今天，飞驰在云南高原的高铁时速最高可达350公里。历史的车轮刚好走过100年。中国人已经把铁路修到了境外，从昆明至老挝万象国际铁路的贯通，意味着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的国家战略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云南不再是一个闭塞封闭、被高山大河阻绝的偏远之地。

在元代以前，云南与中原文化关联甚少。唐诗宋词里没有这片土地的风情，文豪大儒中没有云南人的名字。化外之民是它的代称，蛮荒之地是它的符号。到了近现代，云南给人们的印象多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以及迥异于中土文化的边地风情。即便时代的列车已驶进21世纪，来云南旅游的人们也多是冲着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和山川自然风光而来。这本也无可厚非，就像我们去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断乎是要去感受当下最为鲜活生猛的现代气息。而作为一个生活工作在云南40多年的外省人，我想通过这本书向世人证明的是：地处大西南一隅的云南，从来不缺乏现代性，更不缺追逐现代文明的梦想和勇气。比如在20世纪前半叶，云南人已经能驾驭火车时，中国内陆的许多省份，还不知道火车为何物。这是神奇的云南的另一面。

这份神奇在滇南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演绎得超出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它属下的几个城市个旧、建水、蒙自、石屏、开远等地，不仅在工业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可圈可点，在文化传承和历史积淀上也“不异中土”。尤其是后者，它的汉文化传承正统又庄严。正如我这部作品里的吴家花园，它的原型正是建水县具有百年历史的朱家花园。我相信，任何一个游人游览了建水朱家花园后，都会惊讶于它的绚烂奢华；任何一个文化人参观了这座百年前私家大宅的每一座庭院、每一处雕栏玉砌后，都想探究它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奇。这座百年前的豪门深宅，享有“滇南大观园”之盛誉，却像一部封面上了锁的厚重大书，引无数文人学者折腰。破译它，便可解读一段历史风云，也可读出许多不一样的家事国事天下事。建水朱家花园的主人朱朝瑛是“个碧石铁路”的主要倡修者之一，一个家族和一条铁路的关系，正是我要找的故事原型。朱家花园的遗世独立，也足可说明在一片多民族聚居地区，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力，无声地诠释着民族共同体强劲的力量。

我专事长篇小说的写作也近30年了，平均三年左右写一部长篇，大体保持在第一年深入生活、做田野调查、收集史料和阅读，第二、第三年写作和修改的节奏。几十年来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头发稀少，倒也不急不缓、乐此不疲。我的人生纪年大体可和这个写作进度有关。某年至某年，我在写作哪部长篇，如此回望岁月也足可欣慰。更为重要的是，每写一部长篇，我的足迹都要进入一个陌生地域，面对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我把每一部长篇的写作当作修一门新功课，技法退居其次，民族文化和地方史的研究与学习则是主攻对象。在一个作家的写作生涯里，一部长篇的完成就是他修到的写作课“学分”。或许他永远毕不了业，因为他一生都在修行中。

正是这种“毕不了业”的状态让我有了把长篇小说坚持写下去的动力。值得庆幸的是，云南是个民族文化资源大省，就像它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你只要虚心学习、走出书斋、睁大眼睛去做文化发现，就不愁找不到绝佳的小说题材。在成为作家之前，我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跟随地质队员们爬大山、上钻井、下坑道，走村串寨、风餐露宿，大体知道一座矿山从普查、详查、勘探到开掘的过程。挖掘文学的富矿，也和地质找矿差不了多少。你不踏遍青山，阅尽人间风情，你就很难找到文学宝藏。

（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提升“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就业质量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三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其中，“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培育新质生产力、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就业友好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在技术迭代加速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探索提升这一群体就业质量的有效举措，可为构建适配“三新”领域人才发展的生态提供实践参考，更能为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注入持久动力。

“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是指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中，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相关专业系统知识，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传播、推广、应用以及专门从事科技工作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自然科学教学人员以及在相应岗位上从事实际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等。“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其次是社会组织。据“七普”数据测算，我国“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规模1600万左右，占全国科技工作者总量的48%。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于2025年7月面向全国“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开展线上调查，内容涵盖人口特征、就业情况、再就业经历与需求和身份认同等相关信息，回收有效问卷3080份。调查数据显示，“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产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46.3%），集中于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职业认同感是维系职业稳定、激发活力的关键。调查结果显示，“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职业认同感偏低，职业价值认可度和归属感有待提升。职业认同感不足引发高流动性，77.7%的从业者考虑过换工作，部分新兴产业岗位年流失率超30%。这有可能带来人才储备断层、研发持续难度大、成果转化受阻等问题。职业认同感低会削弱“三新”领域竞争力，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培育，需要高度重视。

“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职业认同感相对不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业保障体系不完善，职业稳定性较低。尽管“三新”领域科技岗位平均薪酬高于市场水平，但年薪10万元以上者仅占45.5%；社会保障覆盖不充分，劳务派遣等群体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偏低，部分灵活就业者因门槛高、流程繁而处于“断保”“脱保”状态。总之，“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在职业发展中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较差的就业生态使得“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工作满意度较低。二是职业发展通道受阻，制度性壁垒突出。职称晋升与职业成长通道不畅是核心瓶颈，根源在于制度供给与领域发展需求不适配。现行职称评审体系以传统科研成果、论文数量等为核心指标，与“三新”领域“重实践、重转化”特点脱节。同时制度障碍突出，42.3%的从业者因单位无评审资质无法参评；“本地户口”等要求约束流动性人才；灵活就业形态与评审前提不兼容。“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高级职称拥有率偏低，职业发展“天花板”明显，削弱归属感和信心。三是技术替代压力大，技能适配性不足。“三新”领域技术迭代迅速，科技工作者面临显著技术替代风险，技能适配不足加剧焦虑。“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仅66.0%，有25.5%的人认为自己的学历不足以胜任岗位需求，只有55.0%的从业者工作与专业相关，“学非所用”导致知识体系难以跟上技术迭代节奏。在学历基础、专业匹配度和技能信心上的相对弱势，使得“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对AI技术的冲击感知更为强烈，认为AI对自身岗位“有很大替代风险”的比例达到26.7%。

近年来，国家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全局，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就业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战略定位上，党中央将“三新”领域党的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整体布局。党的二十大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部署，要求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为包括“三新”领域在内的人才队伍建设指明方向。此外，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如部分省市建立“三新”领域职称评审“直通车”，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在落户、子女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多地放宽“三新”领域优秀科技人才的准入条件，增强其归属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改善“三新”领域科技人才发展生态，提高其就业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用力。一是深化人才评价与激励制度改革。深化人才评价改革，构建适配“三新”领域特点的体系。坚持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核心导向，将技术成果、转化效益等纳入指标，弱化论文、学历等非核心权重；引入企业、行业协会等参与评价。优化职称评审机制，扩大覆盖范围，支持“三新”组织自主评审，鼓励协会、园区组建评审委员会；推行“直通车”制度，对重大技术突破者破格评审；建立职称与薪酬、聘任联动机制，发挥评审助推作用。二是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保体系。畅通养老、医疗保险的参保渠道，降低灵活就业科技工作者的社保参保门槛，打通跨地区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探索建立职业保障基金，可考虑由平台企业、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重点投向平台就业工作者。此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落户、子女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符合条件的“三新”领域科技人才，增强其归属感与稳定性。三是构建透明高效的再就业服务体系。搭建专业化就业服务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人才数据库与就业平台，整合资源实现精准匹配与政策推送；打破人才流动壁垒，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三新”组织双向交流，共享创新资源。建立就业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再就业过渡基金，为失业、转岗人员提供补贴；推动“三新”组织建立规范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保障，保障从业者合法权益。四是建立终身技能提升与动态认证体系。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出台专项补贴政策，为员工提供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课程。支持行业协会、专业培训机构开展面向全行业的公共技能培训项目，利用线上学习平台，提供灵活多样的课程选择，满足不同层次科技工作者的技能更新需求。同时，针对“三新”领域技术迭代快的特点，积极推动技能认证市场化与标准化，委托行业协会牵头制定覆盖“三新”领域、动态更新的技能等级标准，实现通用互认。

总之，“三新”领域科技工作者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提升其就业质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只有构建“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让创新活力充分迸发，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科技人才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主任）

提升科技创新赛事成果转化效能

2025年12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与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联合主办的2025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在广州举行，吸引全国600余所高校参展，一个个高技术含量的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众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实绩正在逐步打破“论文锁在抽屉里”“成果躺在专利证书上”的现实困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举办科技创新大赛是激发创新活力、链接创新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我国科技创新类赛事如火如荼开展，比如，中国创新挑战赛、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科创中国”科技创新创效大赛、“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等，这些赛事参赛规模大、涉及领域多、覆盖范围广、集聚效果显著，既有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关乎未来的前沿探索，也有解决当下产业痛点的实用技术。比如，在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华中科技大学《ETop-全球领先的创新结构优化设计软件平台》项目获得高教主赛道金奖，成果现已应用于遥感卫星支架。这些成果的取得体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以赛促产的综合效应，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当前科技创新赛事成果转化仍面临不少堵点难点。应试教育和规范化的培养模式导致部分创新团队参赛动机功利化，市场洞察、用户需求分析、成本控制和商业计划设计等能力薄弱，项目与市场接受度存在落差。此外，高等院校教师仍以理论突破和学术发表为主，在指导学生创新素质培养方面能力不足，投入时间精力不够，对产业链实际需求感知迟钝。再加上相关创新服务体系欠缺，政府部门政策协同和生态构建不足，项目融资、公共服务等一些关键环节的保障还不到位，导致不少赛事存在“重选拔、轻转化”“赛时火热、赛后冷清”现象，制约了赛事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使得大量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成果转化效能不高，从赛场到市场的堵点尚未完全打通。

国内外一些先进做法对于优化科技创新赛事设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国外不少高校注重“赛事设计+产业联动”，哈佛大学科技创新大赛明确规定学生和导师可作为联合创始人共同持股，通过实质性利益绑定提升创新团队参与持续性和项目成熟度；赛事题目多源自企业最新技术生态或新产品市场需求，获奖方案往往会获得后续订单、项目投资或工程化支持，实现“以赛促研、以需促产”。又如，德国将科技创新课程全面纳入高校学分体系，联合企业开发实战化教学模块，学生在企业导师指导下完成从创意到原型开发的完整流程；设立创新专项奖学金，为在校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专项资助，支持其专注开展原创技术创新，无需依赖学术奖学金。从国内来看，北京市坚持以赛聚才，中关村国际创新创业大赛通过设置全球赛道，吸引国际顶尖项目和人才团队落地，配套提供项目资助、股权投资和产业资源对接；上海市打造“赛事+孵化+园区”无缝衔接体系，对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获奖项目提供落地支持，包括人才落户、办公空间、融资对接等专项服务，实现“赛后有孵化、成果有落地”；湖北省积极打造高校师生科创大赛品牌，建立赛事与投资基金、孵化平台对接机制，定期遴选项目“跟踪陪跑”。上述国内外实践充分证明，科技创新赛事的成果转化并非孤立环节，而是需要需求牵引、机制保障、服务支撑多维度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赛事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必须发挥高校院所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的战略作用，以办好科技创新赛事为突破口，推动成果转化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突出需求导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聚焦产业关键技术问题，以需求为牵引、以赛事为抓手，鼓励与行业领军企业、地方产业园区共同发布“需求导向型”或“真题真做”类赛题，将产业前瞻需求和技术瓶颈直接导入创新源头，形成“技术需求发布—技术难题突破—科技成果转化—需求解决对接”良性循环，强化研以致用、研用一体，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壁垒，加快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升功能品质，打造科技创新赛事品牌。强化赛事组织和管理，健全赛后跟踪孵化服务，建立赛事获奖项目数据库，持续跟踪支持优秀项目成果，推动项目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国内科技创新团队积极参与国外各类知名科技创新赛事，吸引更多国际优秀项目和团队参与国内举办的科技创新赛事，集中资源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竞赛品牌。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对科技创新赛事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的宣传推广，在全社会营造鼓励科技前沿创新、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氛围。

完善体制机制，赋能科技创新团队发展。在高校院所，注重优化专创融合的课程体系，紧盯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增加学科前沿、创新思维、商业机制等课程，构建“通识教育+专创融合+赛课一体”的培育体系，加强科技创新团队的知识储备。健全创新导师评价激励机制，完善高校院所导师的职称评聘、离岗创业、课题研究、获奖奖励等制度，提升导师的专业指导效能。整合技术、市场、金融等多方资源，邀请企业高管担任赛事获奖项目的转化导师，安排专项经费支持导师合作机制试点，探索创新团队共同持股等机制创新，切实提升科技创新团队实战和协作能力。

强化政策集成，健全服务支撑体系。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优化科技创新赛事补贴、担保贷款政策，提高个人贷款额度，降低贷款利率，强化对大学生创新项目的金融服务。设立创新团队专项投资基金，重点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建立项目库与基金联动机制，定期推送优质科技创新项目，加强项目开发和储备。建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支持高等院校建设科技创新服务中心，链接场地、资金、场景及导师资源，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开放共享研发平台，搭建成果转化与孵化对接平台。

AI 如何“让人放心，把人放大”

2026年或许会成为一个值得回望的时间点。站在“科技向善”愿景提出第九年的节点上，互联网早已从流量与红利的争夺，转向了对人工智能深层价值的挖掘。今天，大模型、生成式AI、具身智能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实验室里，而是像水和电一样，渗透进社会的每一寸肌理，进入到每个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但伴随技术狂奔而来的，是每个人心底最朴素的追问：在这个AI能对话、能创作，甚至能替我们做决策的时代，我们到底是变得更从容了，还是更焦虑了？在技术的草创期，我们追求的是“不作恶”，是倡导善用科技、避免滥用、杜绝恶用的底线思维。但面对时代新的大哉问，我们也需要一个新的行动标尺。这个标尺不是单纯的技术参数，而是一句通俗、有温度且直击本质的话：“让人放心，把人放大。”

让人放心，不仅仅是防范数据泄露、守住法律红线，这些只是及格线。真正的放心，是在人机协作中建立起一种深层的信任。目前AI表现得还不完美，它有时像博学的教授，有时又像会胡说八道的孩子，偶发的幻觉和不当回复依然引发争议。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人机回环”的伦理需求，而不仅仅是工程需求。这意味着在关键的决策节点，人必须能看见、能理解、能介入。无论AI跑得多快，方向盘和最后的“刹车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人的手里。

这种“放心”，本质上是保证人的主体性永远在场。我们不能让技术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应该让它在可信、可控、普惠的路标指引下发展，确保其福祉惠及每一个人。当技术能听懂普通人的焦虑与担忧，它才真正具备了让人放心的底气。

在“放心”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谈的是对人类命运最乐观的期许，那就是“把人放大”。AI不应该是人的替代者，而应该是人的延伸与扩容器。一个越发显见的事实是，AI正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智力即服务”的时代，智能第一次像水和电一样，成为随时可以调用的社会资源。

这种“放大”，包含着三个层次。首先，是放大人的能力。在过去，精湛的写作、绘画或视频制作需要极高的门槛和长期的专业训练。如今，AI为数以亿计的普通人提供了媲美专业水准的创作潜力。在浙江桐乡，我遇到一位卖羽绒服的小老板，他向我感叹，AI帮他解决了不懂文案和营销的难题，让他敢去想以前不敢想的生意，干以前干不了的事。新技术不是为了制造一批无用的“懒人”，而是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让每一个小微个体都能拥有一支数字化队伍。

其次，是放大人的价值。过去互联网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将人变成了一串串流量和报表数字。而“把人放大”要求我们反思这种逻辑，将人从数据的“矿藏”变成服务的“目的”。大模型将谱曲、绘图、教学、诊断、翻译等智能，变成一种随时随地可调用的服务，通过云与端提供类人甚至超人的智力，去放大人的价值，才是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势与本质。我们要放大的是医生诊断疑难杂症的价值，而非挂号排队的时间；要放大的是老师因材施教的价值，而非批改作业的机械劳动。

最后，是放大人的精神。AI时代，当繁琐的、重复的工作交给AI后，人类将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去仰望星空、思考哲学、关爱同类。人不会被技术矮化，相反，有了AI这个巨人的肩膀，我们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活得更辽阔。

当下社会上存在一种担忧，认为AI的高效生成能力会催生一场“平庸化的革命”，导致语言表达和原创思维的同质化。这种视角下的担忧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往往忽略了更广阔的社会光谱。事实上，AI正在提升整个社会的智力水位。对于许多人来说，清晰、有条理地完成一篇文章，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而AI在促进沟通公平和表达普惠方面拥有巨大潜能。甚至许多识字水平有限的老年人，也在AI的帮助下记录下他们本无法付诸笔端的人生回忆。

同时，AI设定了一个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位基线，这种水位的抬高非但不会扼杀专业创作，反而会引发一场积极的“审美内卷”。当公众习惯了更高质量的内容，审美阈值随之提升，这会倒逼专业创作者去追求更具情感穿透力、更深刻、更风格化的作品。AI不再是原创性的敌人，而是一个基础水准的抬升者，通过抬高基础门槛，激发更高层次的创造力涌现。

人工智能的渗透正在重塑各行各业，但也引发了关于人的价值如何彰显的深度思考。如果机器能做得更快更好，我们的存在感在哪里？答案或许在于，AI正在成为一个精密而苛刻的映照镜，促使人类回归最本质的特质。当知识本身变得唾手可得，区分个体的将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能用已知的知识做什么”以及“你在困境中如何自处”。人的竞争力，正从外部知识的积累转向内部特质的锤炼，特别是那些无法被编程的硬实力，比如判断力与主动性、生命的韧性、直觉与感悟、同理心与洞察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人放心，把人放大”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更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共创的行动。我们鼓励用接地气的行动去面对技术的焦虑，用有温度的共创去托举微小的梦想。面对AI，核心是重新定义人机关系。AI已经从工具实现了向伙伴的跃迁，它是更高维的助手，甚至是智能体。人与AI的理想关系是一种主导式合作：人类像指挥家一样，注入经验与价值判断；AI则像一支庞大而高效的乐队，提供无限的可能性。

机器的归机器，人类的归人类。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在提醒我们回归内在。AI卸下了我们肩上记忆与计算的重担，是为了让我们更专注于情感、创造、关怀与探索等这些生命中最珍贵的事物。让我们一起用让人放心的技术，迎接那个把人放大的未来。

（作者系腾讯研究院院长）

乡村特色产业：让“土特产”成为“金名片”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新时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遵循。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承载着重要时代价值，关乎消费升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区域发展和农业竞争力提升，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全国各地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呈现出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各层面成果丰硕、亮点纷呈。在产业载体建设层面，累计支持各地建设26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909个农业产业强镇，搭建起特色产业发展的坚实平台，推动产业向集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同时“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格局不断完善，涌现出福建古田银耳、山西平遥牛肉等一批特色产业标杆县域与村镇；在产品供给层面，“十四五”以来，新认证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3.6万个，优质特色农产品供给持续扩容，2024年我国农业特色产业第一产业规模达9.7万亿元，有效丰富了市场供给、契合了消费升级需求；在产业链条层面，产加销一体化格局加速形成，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10万家，营业收入约18万亿元，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推进，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在市场流通层面，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6万亿元，乡村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近9000亿元，遴选39个第一批重点培育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名单，推出36个大中城市农产品促消费行动，电商直播、专区销售等模式常态化，有效激活市场潜力；在品牌与业态层面，天水花牛苹果、柳州螺蛳粉等一批“乡字号”“土字号”品牌声名鹊起，“村超”“村BA”等“村字头”文旅IP走红，农文旅融合新业态不断涌现，激活了农业多种功能、乡村多重价值，乡村特色产业已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在迎来政策红利释放、城乡融合加快、消费结构升级、新技术迭代等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其一，产业自身发展质效偏低。科技创新支撑力度不足，先进技术普及范围有限，各方协同服务机制不够健全，小农户获取技术渠道狭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产业链条偏短、附加值偏低，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73%，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59∶1，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精深加工能力薄弱，标准化与质量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保障产品品质稳定。其二，生态价值转化与品牌建设薄弱。部分地区仍存在粗放式生产，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态循环模式推广不足，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不畅；品牌建设缺乏系统规划，溢价能力不强，各类品牌协同发力格局未完全形成，运营管理不规范、推广力度不足，部分优质“土特产”陷入“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其三，要素保障支撑能力不足。乡村产业所需人才、资金、基础设施供给短缺，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匮乏，资金投入与金融支持力度不足；部分偏远乡村基础设施滞后，物流体系不完善、成本偏高，交通通信条件难以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全方位制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既是破解发展瓶颈、补齐产业短板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夯实农业强国建设根基的必然要求。立足当前发展实际，聚焦突出问题，需从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关键维度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以科技为引擎，激活创新发展动能。科技是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支撑，要把科技创新贯穿“土特产”选育、生产、加工全链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地方特有品种，运用生物育种、分子育种等技术改良品种特性，培育一批既保留地域风味又兼具高产、优质、抗逆优势的特色新品种，筑牢“土特产”种源根基。聚焦产业关键技术瓶颈开展攻关，整合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与新型经营主体的力量，构建协同高效的技术服务体系，简化推广流程，推广水肥一体化、智能环控、测土配方施肥、配方饲料与精准营养调控等先进技术在特色种植养殖中普及，让乡村企业和小农户用得上、用得起先进技术。同时，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推广数字田园、日光温室、智能车间等模式，推动农业生产过程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以绿色为底色，激活生态价值潜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与业态创新，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推广节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农田废弃物与畜禽粪肥利用等资源节约技术，支持稻渔共生、林下种养、种养结合等生态循环模式，推动生产、加工、流通全链条绿色化转型，鼓励经营主体申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让“土特产”带着“绿色标签”走向市场。同时，立足种养业优势、绿水青山生态、田园风光资源和乡土文化底蕴，发展生态观光、农事体验、森林康养、非遗工坊等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打造地域特色文化IP，让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互利双赢。

以质量为根基，擦亮优质特色标签。质量是乡村特色产业的生命线，通过全链条标准构建、全过程质量管控与产品品质升级，让特色和优质成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按照“有标采标、无标创标、全程贯标”要求，建立覆盖品种种质、种植养殖、加工储运、包装标识等全链条的标准化体系，建设适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用高标准引领高品质生产。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严格把关农业投入品，加强产地环境监测与生产过程指导，搭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追溯平台，切实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将地方特色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强化品质评价与认证体系建设，以特、优、新、美的高质量产品赢得市场认可，实现“好资源变成好产品、卖出好价钱”。

以品牌为引领，实现产业价值跃升。品牌是引领乡村特色产业价值跃升，实现从“卖产品”向“卖价值”转型的重要载体。要着力培育协同发展的品牌矩阵，涵盖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打造优势突出、辨识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知名品牌，健全专业化品牌运营管理机制，避免品牌滥用、品质参差等问题。同时，整合传统展会推介与电商直播、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讲好品牌背后的自然故事、农耕文化与匠人精神，拓展电子商务、直销配送、众筹认购、体验营销等新业态，推动品牌特色产品进商超、进社区、进电商平台，破解“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困境。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让小农户通过参与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分享增值收益，让品牌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金扁担”。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副所长）

持续优化风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立足这一时代背景与政策导向，唯有持续优化风险防控体系，补齐治理短板、强化协同效能，才能为社会治理筑牢安全屏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入实践，我国围绕风险防控体系优化作出一系列积极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筑牢风险防控根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一，法治供给实现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的端口前移。近年来，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被制度化嵌入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确立了全域统筹的监测预警制度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填补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监管真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则通过法定化的“双重预防机制”和“预防与应急准备”专章，强制推动治理关口前移。这一系列立法实践，不仅构建了严密的规范体系，更在深层次上重塑了风险治理的逻辑起点。它促使治理主体从“被动救火”的经验依赖转向“主动设防”的制度自觉。法律的刚性约束将模糊的风险研判转化为清晰的法定程序，为跨部门协作提供了通用的“制度接口”，以制度的确定性有效对冲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其二，技术赋能推动了从“平面巡防”向“立体感知”的维度跃升。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公共安全治理的感知逻辑，通过智能视频、低空警务无人机与地面智能终端的有机结合，构建起“空天地网”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将风险监测触角延伸至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通过对人、地、事、物、网等治安要素的全量汇聚与关联分析，实现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同构映射与实时交互，建立起全息感知的风险防控模型。这种基于多模态数据深度挖掘的“智慧治理”新生态，真正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测”的根本性转变，显著提升了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效能。其三，社会协同促进了从“单向管控”向“多元共治”的格局重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各地通过创新实践，有效激发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依托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将综治、民政等各类力量整合成“一张网”，使基层网格员真正成为风险感知的“神经末梢”。各地主动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吸纳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融入群防群治体系，利用其职业优势构建流动的风险监测网。数字化“义警”队伍的蓬勃发展，一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防线日益筑牢，实现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

尽管我国在风险防控体系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仍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制约了社会治理的风险防控根基巩固。一是传统的条块分工与风险跨域流动特性存在适配差异。风险具有跨行业、跨区域扩散特征，而传统治理体制以职能分工明确的科层结构为基础，相关部门间权责边界仍存在一定交叉重叠，利益诉求各有侧重，面对复合型风险，信息流转、传递效率及跨部门协同联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相关协调调度机制需持续完善，信息整合与工作衔接的精准度仍有优化空间，需着力强化统筹协同，稳步提升风险应对整体质效。二是数据资源的形式整合与智能研判存在落差。数字化转型推动了平台建设与数据积累，但数据价值释放依赖统一标准与高质量建模，当前各类监测平台虽初步建成，“有数据无预警”现象仍然存在。一方面，数据口径不一、接口不兼容，形成“数据孤岛”，难以构建全景式风险视图；另一方面，智能研判能力滞后于治理需求，对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关联推断不足，导致监测预警智能化水平不高。三是基层治理的权责适配与执行效能仍需优化。基层是风险防范的前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格局下，属地管理事务下沉较多，但对应执法权限、专业资源和编制力量保障未同步跟进，基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专业能力薄弱，加之风险形式更趋复杂隐蔽，权责失衡带来的工作压力影响了前端预警和工作效能。

面对风险形势的复杂化与治理需求的升级，需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全面提升风险防控的整体效能，破解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风险防控体系持续完善，切实筑牢社会治理的风险防控根基。

强化政治引领，构建权威高效的统筹研判机制。把党的领导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保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常态化跨部门风险研判联席会议制度，打破部门利益壁垒，统筹政法、信访、应急、金融等各领域资源，实现信息互通。在此基础上，厘清各级各部门的权责清单，明确监测、研判、预警、决策、处置、评估各环节工作要求，确保预警信号能够即时触发，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治理合力，推动体制整合落地见效。

强化数智驱动，夯实风险防控技术支撑。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治理能力的倍增器。要突破传统手段局限，构建全息关联的“风险图谱”，依托知识图谱技术挖掘人、事、地、物等要素的隐性关联，通过穿透式分析，还原风险传导路径与关键节点。同时，依托AI算法建立针对重点领域的态势感知与预测模型，敏锐捕捉风险诱因的“微弱信号”，计算风险爆发的临界点，变被动“灭火”为主动“防火”。此外，坚持“人机协同”原则，建立“智能算法初筛、专业力量复核、行政指令处置”的复合机制，助力实现技术跃升，充分释放数智技术对风险防控的赋能作用。

坚持重心下移，打造敏捷强韧的基层治理终端。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离不开末端响应能力的持续保障。首先，可通过制度优化推进“减负赋能”，逐步改善权责匹配情况，合理划分基层权责边界，减少不必要的事务下沉，同时加大对基层的资源保障力度，充实基层防控力量，完善执法权限下沉配套措施，让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提升末端响应能力。其次，在组织化、规范化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群防群治机制，将新就业群体、行业主体及社区志愿力量纳入常态化协作网络，不断完善人人参与的风险感知体系，提升感知覆盖范围与应对韧性。最后，注重强化源头治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关注并介入，通过调解、服务与疏导等方式，减少风险升级可能性，助力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区域平安稳定”的治理目标，筑牢基层治理终端防线。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

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这是立足我国信息化发展新阶段，适应数字时代国家治理需求，回应社会治理新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网络生态和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打破线上线下治理壁垒、构建全域协同的治理格局，成为“十五五”时期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更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根基的关键一环。

“十四五”期间，我国围绕数字中国建设总体部署和网络强国战略，陆续出台《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顶层设计，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实施，逐步构建起涵盖内容管理、安全保障、生态治理的多维政策体系。各部门协同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暴力、算法滥用、虚假信息等突出问题；各地积极探索“网络问政”“网格+网络”等治理新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上网、民生诉求上网、风险防范上网。经过持续努力，网络空间法治化、规范化进程加快，主流舆论阵地巩固壮大，网络生态持续向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营造了清朗有序的环境。

随着数字技术加速迭代、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十五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趋势将日益加快，社会生活网络化、网络空间现实化态势也将更加明显。网上网下边界日益模糊，传统问题与新兴挑战交织呈现，对协同治理的深度、精度和韧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风险传导叠加效应凸显。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快速发展，线上风险与线下危机相互传导的路径更趋复杂。一方面，线上舆情可瞬间引发线下群体性事件，线下社会矛盾也极易不受控制地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放大。另一方面，传统安全风险与网络安全风险在多重诱因下相互渗透和催化，网络谣言与线下社会秩序彼此深度关联。如网络上的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谣言极易引发线下抢购和群体性恐慌。二是多元治理主体协同仍存壁垒。当前网上网下协同治理的现状仍是以政府主导为主，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与数据孤岛并存，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的协同机制尚未完全贯通。“网上事网上办、网下事网下办”的分头治理思维仍在一定范围存在，影响治理响应速度与整体效能。三是技术迭代影响监管成效。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元宇宙等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其跨界融合特性使得部分风险形态更加隐蔽复杂，难以及时识别和防范。传统监管手段和标准难以完全匹配各类新技术的发展节奏，特别是在内容研判、行为追溯、责任界定等方面仍然面临种种技术性困境，导致协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流程空转。四是各类治理主体参与效能不足。协同治理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各类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务实担当的政府履职导向、主动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全面提升的公众整体数字素养水平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依靠因素。“无为即无责”的懒政、惰政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和社会责任意识仍需强化，平台内容审核、算法透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自律水平参差不齐；行业组织、专业机构、普通网民等多元力量参与治理的渠道尚不健全；公众协同参与能力仍存在“数字鸿沟”制约，这些都限制了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水平。

面对新挑战，“十五五”时期应坚持系统观念和法治思维，通过精准治理，推动网上网下治理实现从形式融合到实质协同转变，促使物理联结产生化学反应，实现协同效能最大化。

以系统观念构建一体化治理体系。树立“网上网下一盘棋”理念，将网络空间视为与现实社会深度融合、不可分割的治理领域。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建立常态化的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协同治理中的职责边界，打通网信、公安、应急、工信、市场监管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指挥调度通道。完善协同效能考核机制，引入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将数据共享率、流程畅通度、事项协同办结率、公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通过数字技术的“穿透式监管”确保协同措施落地见效。

以数据赋能驱动精准化风险防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升网上网下协同治理的精准性与前瞻性，实现风险感知、研判、处置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操作。整合挖掘政府数据、平台数据、物联网数据等各类数字资源的潜在效益，构建覆盖经济社会运行关键节点的“数字孪生”监测体系，对苗头性、倾向性风险进行跨系统和跨领域关联分析并进行智能预警。建立平台企业、网络账号、关键基础设施等主体的数字信用档案和模拟风险画像，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提升监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以法治思维健全监管框架。系统梳理并修订现行法律法规，消除网上网下法律适用中的模糊地带和冲突之处，特别是在数据产权、平台责任、数字执法等方面实现线上线下规则一致。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为新技术新业态健康发展划定轨道、预留空间。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加快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算法安全评估、隐私计算等技术与应用标准，鼓励行业协会、领先企业制定统一行业规范和团体标准，构建动态更新、多方参与的标准生态。

以社会参与培育多元共治的协同生态。治理的深度在于协同，协同的活力源于参与。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推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形成协同治理合力。一方面，加强协同治理理念与能力培育，强化政府服务责任意识，促进企业积极承担主体责任和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全体公民数字素养，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完善促进公众参与的协同渠道，整合完善现有线上参与平台，实现意见征集、信访举报、公共服务申请等功能“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培育壮大专业化社会力量，通过有效政策激励，鼓励互联网企业、技术服务公司积极参与协同治理一体化平台建设，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服务供给。

以前瞻性布局提升协同治理韧性。基于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速度和对现实社会的无缝渗透特性，建立跨领域风险研判机制，定期开展前沿技术社会风险与治理挑战评估，发布预警报告和政策建议。根据信息和网络技术发展态势和进程，定期更新网上网下协同治理规范、操作细则和考核标准，确保治理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强化事关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金融、能源、交通、公共卫生等关键治理领域安全韧性建设，未雨绸缪，制定协同治理预案，提升应急反应和联动治理能力，防范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