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重点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我们深刻认识到，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在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解决好一系列内外叠加的矛盾问题，归集到一点就是要苦练内功，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好统筹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放大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促进充分竞争，实现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提升。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破除市场准入退出、企业跨区域迁移等方面障碍壁垒，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防止不当行政干预，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同时，也要通过正确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竞争生态，推动市场健康有序运行。

推动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协同发力。注重强化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聚焦产业发展需要优化监管措施，避免出台带来收缩效应的政策，为新技术新模式留足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通过改革创新优化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更加精准高效防范化解风险。

推动优化供给和扩大需求相互促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和政策引导，推动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品质、加强品牌建设，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同时，要通过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等方式，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

充分运用质量技术基础手段，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2026年经济工作的思路、任务、政策。我们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赖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依托和载体，而市场监管部门主管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工具，贯通产业发展全过程，是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链高端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支撑要素，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以“质量三强一基”为抓手，深入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更好适配新质生产力需求。

发挥质量在促进企业做强做大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加大对领军标杆企业的培育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强质量创新投入，构建以提质增效为导向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强化质量控制等，提高产品质量先进性和可靠性。鼓励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广应用先进质量体系认证，健全企业首席质量官等制度，推进质量管理全流程数智化，带动企业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发挥质量在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链。持续实施质量强链重大标志性项目，聚焦产业链技术迭代和质量升级堵点难点，开展先进共性技术研发攻关和应用验证，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推动构建质量管理协同、质量资源共享、技术优势互补的良好产业生态。

发挥质量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县。推动县级城市立足自身定位和资源要素优势，制定实施质量发展战略，健全质量促进政策措施，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导入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推动城市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创新，促进城市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增强区域质量发展新优势。

发挥质量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大力实施计量强基工程，建立一批高准确性、高稳定性的新一代国家计量基准。深化国家标准化发展和改革，以高水平标准助力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提升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力，为优质产品供给提供坚实技术基础。加快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企业和市场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推动计量溯源、检测认证等先进质量要素向培育新质生产力聚集。

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微观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我们深刻认识到，经营主体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其活力的有效激发、发展动力的充分释放，对于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着眼于经营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多措并举引导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更好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不断提高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常态化开展经营主体发展质量评价，全面反映和客观评价经营主体发展状况，引导和激励各类经营主体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小个专”党建工作。

有效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强化乱收费行为惩戒曝光，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坚持强化执法监督和优化监管方式并重，深化双随机监管与跨部门综合监管等监管模式有效结合，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健全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问题反映渠道，及时推动解决经营活动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制度性障碍。

持续加大助企帮扶力度。精准滴灌企业需求，不断健全完善全生命周期政策措施靠前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做大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平台，强化各地区各部门协调联动，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发展服务体系。加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准入准营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要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是有成本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容易出现安全支出减少、管理投入下降等问题，导致制度规定不落实、保障措施不到位、设备维护不及时、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牟取利益。因此，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坚持严的基调、筑牢严的底线，下大气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将守牢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作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下最大气力抓紧抓实抓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源头严防。严把经营主体许可准入关，加大现场核查和实质性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证后抽查，确保获证主体持续保持许可条件。严把产品市场准入关，持续做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及时将重点高风险品种纳入生产许可证、强制性标准、强制性认证管理，从源头防范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坚持过程严管。综合运用日常巡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等手段，强化对重点品类、重点企业的监督约束。推动风险清单化管理，全面排查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键点位，督促经营主体严格做好过程控制。持续提升抽检监测靶向性和覆盖面，确保将风险有效纳入监管视野。

坚持责任严抓。完善责任体系，全面梳理“三品一特”安全监管制度机制，加快补齐空白短板，避免职责模糊、职能交叉、责任落空。强化责任监督，用足用好风险提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手段，加强常态化提醒和督促调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严肃责任追究，推动依法依规履职尽责。

坚持违法严惩。加大案件查处和曝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有影响力、震慑力的大案要案，曝光一批打击效果显著、社会反响良好的典型案例。统筹用好处罚到人、吊销证照、从业禁止、惩罚性赔偿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违法成本。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强化联合惩戒、行刑衔接，进一步放大震慑效果。

深化市场监管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于我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市场准入、竞争规则、知识产权等监管政策，已日益成为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内容，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序推进市场监管规则同国际先进水平深度对接，推动形成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性的国际经贸环境，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强化规则标准“软联通”。持续健全完善“软联通”机制平台，加快推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对接。依托我国优势产业和技术，务实推进一批援外合作项目，按照“一国一策”原则积极推动我国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等走出去，建设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强化部门、地方、企业联动，着力构建多方协同的“软联通”工作格局。

充实监管政策“工具箱”。持续健全境外反垄断风险预警防范处置机制，强化与主要司法辖区执法机构沟通协调，稳妥有序推进涉外垄断问题线索核查。进一步健全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体系，主动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国际规则研判和安全性评估，及时反映我国关切，减少潜在不利影响。

拓展国际组织“朋友圈”。强化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我国提案。持续深化与欧美国家合作，推动与非洲、拉美和周边国家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拓展竞争规则、合格评定、标准化等领域伙伴关系网络。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久久为功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研究制定好“十五五”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编制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及专项规划，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奋斗目标，一以贯之锚定目标团结奋进，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当前，与超大规模市场的监管需求相比，我们在能力建设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和不足，编制五年规划有利于在跨年度的中长期周期内，前瞻性系统性谋划实施打基础利长远的建设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将规划编制实施作为夯实监管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认真谋划“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改革、重大项目，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实现系统性提升。

进一步提高法治监管能力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立法进程，尽快补足法律短板空白，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于法有据。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和监管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废止不合理条款，提升法律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到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持续加强执法条件保障，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

进一步提高信用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进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力度，健全信用激励惩戒措施，引导经营主体诚信经营、守信践诺。强化经营主体信用合规管理，科学开展信用评价，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持续优化信用修复机制，助力经营主体便捷高效重塑信用。

进一步提高智慧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动实施“互联网+AI监管”，加强对重点业态、重点企业远程实时监测，增强非现场监管风险识别能力。加强重要领域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建设，开展登记、信用、股权、交易等多维数据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动态关联，增强穿透式监管深度和精度。加大智慧监管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数据存储、运算和安全防护能力。

正确把握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明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法路径。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制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并非全面模仿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如具有硬预算约束的经营主体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并自负盈亏；经营主体独立决策，决策分散化；自由竞争、平等竞争；自由价格体系，即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生产要素所有者根据贡献大小参与分配。为此，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因为制度属性而具有特殊性。为此，应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关键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克服束缚经营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市场有效的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本条件是具有硬预算约束的微观主体充满活力，以及市场机制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有效运行。因此，培育有效市场就必须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以及加快生产力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机遇非常重要。一是法律环境。核心在于确保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法律环境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监管的公正、公平和统一上。二是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需要为其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着力开放市场准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三是社会舆论环境。污名化民营经济会严重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利于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四是政商环境。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廉洁政治都离不开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着力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培育有效市场机制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充分竞争是公平竞争的基本含义。首先，垄断通过限制公平竞争损害市场效率，我们既要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垄断，又要通过规章制度尽可能避免自然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同时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其次，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实现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再次，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最后，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需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有为的关键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不仅要在宏观调控上发挥积极作用，还要在制度层面、改革层面、产业与地区发展层面及某些特定的微观层面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内核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论述，是基于中国实际与制度特征提出来的原创性范畴，它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重要的差异。首先，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更加多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宏观调控目标，还涵盖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其次，宏观经济治理更加强调经济与非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既要处理经济领域问题，也要统筹非经济领域事务，实现政策协调。再次，宏观经济治理既关注短期调节，也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五年规划等制度性安排纳入治理框架。最后，宏观经济治理更加重视制度框架的构建，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之中。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在政策制定与经济活动管理过程中，涉及众多部门与政策类型，既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非经济政策。建立完善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其核心在于加强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度融合，强化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的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宏观调控方式。要使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总量管理真正发挥效能，就必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宏观调控方式。西方国家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相机抉择”机制及财政货币政策框架，但简单照搬到中国并不可行。原因在于市场环境、体制结构、政策职能及传导机制均存在差异。因此，为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使政府主要依靠经济政策手段而非行政干预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体制改革需健全预算与税收制度，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财权与事权。金融体制改革同样任务艰巨，包括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这些都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

构建多元化的宏观调控目标与结构性政策体系，包括综合运用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这些通常被称为中观政策，具有结构性调节的意义。我国长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需要通过结构性政策加以校正。其中，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尤为关键。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在西方国家，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但在我国，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政府干预经济结构具有“双刃剑”效应，既可能矫正结构失衡，也可能因不当干预导致结构扭曲。因此，优化和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加强预期管理。所谓预期，是人们基于当前信息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同的预期将显著影响政策执行效果，若忽视预期变化，政策效果可能被抵消。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必须强化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宏观调控主体通过政策解读、信息公开、新闻发布等方式，向市场传递清晰一致的信息，引导、协调和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力求实现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领导干部要做到对实情心中有数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一线，注意倾听不同声音，做到对实情心中有数”。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以实干出政绩指明了前进方向和方法路径。

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百余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了解实情的前提和基础上创造的，而不是在脱离实际的异想天开、闭门造车的主观想象中获得的。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执政为民的基础，也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功。领导干部只有掌握实情，抓工作才有针对性，谋发展才有预见性，作决策才有科学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一线。有的到基层调研“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拍脑袋”作出的决策与基层情况相去甚远，不仅落不了地还跑偏走歪；有的不顾客观规律，口号喊得震天响、眼睛一眨打包票，热衷上项目、铺摊子，“拍胸脯”许下的承诺却兑现不了；有的不顾实际开“空头支票”，见势不妙“拍屁股”开溜，留下“半拉子工程”。“三拍”现象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与“对实情心中有数”的履职要求背道而驰，割裂了干部与群众实际需求、与基层实际的联系，不仅损害群众利益，让一个地方错失发展机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在“空头承诺”与“潦草收场”中受损。

了解实情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深入基层一线，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规律、把握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矛盾问题产生的“最初一公里”。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政策的实际效果、问题的来龙去脉，都需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调查研究都是永不生锈的“传家宝”。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既要“身入”又要“心到”，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群众意见多、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多听不同声音、容得不同意见，不仅是党性要求，也是政治智慧。领导干部掌握实情、吃透实情还要注意倾听不同声音。不同的声音往往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领导干部多倾听，不仅能够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还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多维视角。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同时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挨家挨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鼓励群众各抒己见，让群众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善于从抱怨声中听出期待，从疑惑声中探寻真相，把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手材料拿到手。倾听不是终点，落实才是目的。坚持边了解情况、边解决问题，对能办的事马上办，难办的事设法办，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回应群众关切，让群众感受到温暖。

察实情者方能谋实策，谋实策者方能办实事。实情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是领导干部的初心使命和价值立场。新征程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对实情的清醒认知，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在实践砥砺中不断增强党性，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画卷。

重要言论

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并将其作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着力点摆在突出位置。这一重要要求，立足“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环境和目标任务，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了鲜明的实践性要求，深刻回答了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在实践中落到实处的问题。深入学习领会这一要求，对于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十五五”时期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

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非停留在原则宣示和政治表态上，而是通过科学决策、统一部署，并依靠全党全国步调一致抓落实来实现。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集中体现了党对战略方向、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科学判断，体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能否将其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党和国家事业能否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转化为现实成果，关系党的领导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和发展优势。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衡量党的全面领导是否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尺度。

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看，在党领导推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被反复证明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通过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把党中央的战略判断和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党全国的统一行动。这为党和国家事业在重大历史关头把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通过有效整合各方面力量，形成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正是在实践中遵循了这一规律，在复杂形势中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有效防止了思想分散和行动失序，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始终能够锚定目标行稳致远。

从治党治国的现实要求看，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系统性和协同性显著增强。同时，长期执政条件下容易出现的执行力弱化、政策传导衰减等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贯彻落实环节被层层弱化、分解甚至走样，就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正因为如此，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根本性意义，实质上是把政治忠诚、治理能力和执行效能统一到一个具体可检验的实践标准之中。这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支点。

“十五五”时期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风险挑战的复杂性明显上升，目标任务的系统性显著增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面临新考验。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坚决有力，是基于对这一阶段形势特征的深刻把握，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

应对“十五五”时期风险挑战的应有之义。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际竞争加剧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国内发展中一些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由此带来的风险不断积累和显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否得到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直接关系所面临的风险能否被及时识别并有效化解。如果重大决策部署在执行层面出现选择性执行、变通打折扣情况，不仅会削弱党应对风险的能力，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正是针对现阶段存在的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理解不到位、执行不坚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党中央提出“更加坚决有力”的明确要求，突出强调以执行力应对风险挑战，具有鲜明的风险治理指向。

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的必然选择。“十五五”时期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发展目标更加综合，发展任务相互之间的系统关联更加紧密。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往往具有牵引性强、关联度高、影响面广的特点，对其贯彻落实的情况直接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成效。只有通过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才能把各方面力量引导到既定战略方向和重点任务上来，避免在推进过程中脱节错位、相互掣肘，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协同实现。

持续提升党的领导效能的重要支撑。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调的是执行层面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持续、稳定、可检验的政策执行力，才能把阶段性部署转化为长期成效。从长期执政的规律来看，“更加坚决有力”，实质上是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容易出现的执行弱化、政策衰减、权力偏离等风险的主动防范，是贯穿决策执行全过程的基本取向。唯有通过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把阶段性推进转化为长期坚持，把局部成效转化为整体效能，才能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不同阶段之间有效衔接、在不同领域之间协同推进，使制度优势不断累积，最终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确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在现阶段，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最重要的就是要将四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紧紧围绕党中央确定的战略任务强化监督保障。“十五五”规划建议确立的战略任务，具有系统性强、关联度高、推进周期长的特点，哪个环节落实不到位都会影响整体成效。通过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将其细化为可监督、可评估、可问责的具体事项，推动监督工作从有没有落实向落实得好不好深化。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政治功能，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制度的闭环机制，防止决策部署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以监督促落实、以整改强执行，切实把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转化为落实的实际行动和发展成效。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的统一安排，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阶段特征。贯彻落实不是简单照抄照搬，更不是层层加码，而是在坚持方向一致、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结合实际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各地区各部门要在严格对标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找准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其转化为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的政策举措和工作抓手。既要防止简单照搬、层层加码，也要防止消极应付、变相走样。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推动全会精神在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再科学的决策、再完善的制度，如果缺乏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这是确保其贯彻落实的重要组织保证。要把是否坚决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把那些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在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见行动、见实效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通过正确鲜明的用人导向，引导广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抓落实上来，形成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

党的创新理论传播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引领民族复兴的“定盘星”和“指南针”。同时，理论传播若不能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便如“自说自话”，难以转化为奋进动能。当前，信息传播呈现“碎片化、分众化、互动化”特征，传统宣讲“大水漫灌”已显乏力。唯有以“精准”破题、以“实效”落脚，方能让党的创新理论如春风化雨，精准滴灌到群众心田，凝聚起亿万群众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以精准调研为基础，构建需求图谱的科学体系。精准传播的起点在于“知民情、懂民意”，这要求我们摒弃主观臆断，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调研机制。精准调研不是坐在办公室“想当然”，而是扎进田埂、车间、社区，真听真看真感受，通过科学方法动态把握群众思想脉动。一方面，善用大数据技术构建需求分析模型，对不同群体的阅读偏好、信息获取路径、关切焦点进行多维扫描，形成动态更新的“群众需求图谱”。这不仅是技术手段的升级，更是对群众主体地位的深刻尊重。理论传播必须从群众真实需求出发，而非从理论逻辑出发。调研内容应聚焦急难愁盼，将抽象理论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避免陷入空泛说教。另一方面，扎扎实实蹲点调研，组织宣讲员深入基层“解剖麻雀”，在“拉家常”“坐板凳”中捕捉真实诉求。这种调研不是形式化走访，而是以“群众语言”理解“群众心声”，确保传播内容与群众生活同频共振。唯有将调研作为传播的“第一道工序”，才能避免理论与群众“两张皮”，真正实现“群众要什么，我们就讲什么”。

以分众化传播为路径，让理论在烟火气里“活”起来。分众化传播的核心在于破除“一刀切”思维，基于社会分层理论和传播学“使用与满足”原理，针对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和需求差异，实施差异化传播策略。青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其信息接收习惯呈现高度碎片化、互动化特征，理论传播必须运用青年化表达，将宏大叙事转化为青春语境下的成长故事，使理论成为青年价值认同的“导航仪”。农村群众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传播需注重实用性与场景化，将政策条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指南，使理论从政策文件变为致富工具。社区居民则处于日常生活场景的中心，传播应融入邻里交往、社区治理等日常实践，让理论催化社区共识。分众化传播的真谛，就是让理论与群众生活“对上号”，在柴米油盐里“活”起来。不同人群对理论的接受程度不同，说到底，是因为大家想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精准传播不是简单“贴标签”，而是以科学方法实现量体裁衣，使理论在不同群体中都能找到共鸣点，从而打破“理论高高在上”的认知壁垒。

以“心连心”为要义，构建双向赋能的传播新气象。精准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奔赴”。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宣讲模式，构建以群众为中心的互动传播生态。互动机制的本质在于激活群众的主体性，使理论传播从“要我听”转向“我要听”。线上平台应设计开放性互动空间，如“理论问诊”“观点碰撞”等模块，让群众在提问中深化认知、在解答中获得认同。线下活动则需创新组织形式，通过“新就业群体恳谈会”等载体，引导群众在讨论中发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互动的关键在于“解忧”而非“说教”，当群众提出“农村留守群体缺乏关爱”等实际问题时，专家团队能迅速响应并提供解决方案，理论便从“纸面”落地为“心坎”。这种“问题—解答—实践”的闭环，使理论传播助力解决群众问题，而非空洞的说理。互动的真味，就是让群众在“动手干”中懂理论、在“真行动”中信理论，理论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而是“手把手教”的实在事。

以长效机制为抓手，筑牢精准传播的制度根基。精准传播不能一阵风，必须构建系统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长效机制的根基在于将精准传播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实现从“活动化”向“制度化”的转变。首先，建强宣讲队伍，培养“懂理论、懂群众、懂传播”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建立常态化培训体系，通过案例教学、田野实践、跨领域交流等方式，提升宣讲员的群众工作能力。队伍培养不能停留在“懂理论”层面，必须深化对群众生活、语言、需求的理解，使理论传播真正接地气。其次，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将精准传播成效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体系，设置科学的评价指标。群众满意度应作为核心权重，传播内容须与群众需求精准匹配。考核机制的创新，要从重形式转向重实效，避免“为精准而精准”的形式主义。最后，建立动态优化机制，定期对传播数据分析评估，形成“调研—传播—反馈—优化”的闭环。设立“精准传播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照本宣科、脱离实际等行为，通过群众监督，确保传播始终以实效为标尺。长效机制的终极目标，是使精准传播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从外在要求到内在习惯的转变。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精准化传播，是新时代思想引领的关键一招，更是党性原则的生动体现。它要求我们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了谁、依靠谁”刻在心上。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体责任，将精准传播融入基层治理一盘棋，用“绣花功夫”织密传播网络。唯有如此，党的创新理论才能如春风化雨，精准滴灌到车间、田埂、社区，在青年学子的思维中、在农民的实践中、在社区居民的讨论里，让思想伟力转化为实践动能。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精准传播的本质，正是让理论从“纸面”走向“心田”、从“认知”升华为“行动”。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精准化传播，不是技术层面的改进，而是思想路线的深化。它要求我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绣花功夫”的细致劲，让理论传播始终与群众脉搏同频、与时代发展共振。当理论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转化为自觉行动，我们便能真正实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根本目标。

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方位，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重点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来，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

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推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我们深刻认识到，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在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解决好一系列内外叠加的矛盾问题，归集到一点就是要苦练内功，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好统筹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不断放大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促进充分竞争，实现市场整体运行效率的提升。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破除市场准入退出、企业跨区域迁移等方面障碍壁垒，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防止不当行政干预，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同时，也要通过正确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竞争生态，推动市场健康有序运行。

推动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协同发力。注重强化监管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聚焦产业发展需要优化监管措施，避免出台带来收缩效应的政策，为新技术新模式留足发展空间。同时，也要通过改革创新优化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更加精准高效防范化解风险。

推动优化供给和扩大需求相互促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和政策引导，推动提升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品质、加强品牌建设，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同时，要通过优化消费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等方式，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实现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

充分运用质量技术基础手段，持续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2026年经济工作的思路、任务、政策。我们深刻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赖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现代化产业体系正是完成这一过程的重要依托和载体，而市场监管部门主管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工具，贯通产业发展全过程，是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链高端化、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支撑要素，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以“质量三强一基”为抓手，深入落实质量强国战略、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更好适配新质生产力需求。

发挥质量在促进企业做强做大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加大对领军标杆企业的培育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强质量创新投入，构建以提质增效为导向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强化质量控制等，提高产品质量先进性和可靠性。鼓励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推广应用先进质量体系认证，健全企业首席质量官等制度，推进质量管理全流程数智化，带动企业质量水平全面提升。

发挥质量在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链。持续实施质量强链重大标志性项目，聚焦产业链技术迭代和质量升级堵点难点，开展先进共性技术研发攻关和应用验证，增强产业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组建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推动构建质量管理协同、质量资源共享、技术优势互补的良好产业生态。

发挥质量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深入推进质量强县。推动县级城市立足自身定位和资源要素优势，制定实施质量发展战略，健全质量促进政策措施，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导入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推动城市管理理念、方法、模式创新，促进城市精细化、品质化、智能化发展，增强区域质量发展新优势。

发挥质量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大力实施计量强基工程，建立一批高准确性、高稳定性的新一代国家计量基准。深化国家标准化发展和改革，以高水平标准助力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提升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力，为优质产品供给提供坚实技术基础。加快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面向企业和市场提供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推动计量溯源、检测认证等先进质量要素向培育新质生产力聚集。

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微观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我们深刻认识到，经营主体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其活力的有效激发、发展动力的充分释放，对于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市场监管部门要着眼于经营主体的全生命周期，多措并举引导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更好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不断提高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常态化开展经营主体发展质量评价，全面反映和客观评价经营主体发展状况，引导和激励各类经营主体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配套法律法规，推动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小个专”党建工作。

有效减轻经营主体负担。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设立收费项目，强化乱收费行为惩戒曝光，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坚持强化执法监督和优化监管方式并重，深化双随机监管与跨部门综合监管等监管模式有效结合，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健全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问题反映渠道，及时推动解决经营活动中面临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制度性障碍。

持续加大助企帮扶力度。精准滴灌企业需求，不断健全完善全生命周期政策措施靠前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做大做优个体工商户服务平台，强化各地区各部门协调联动，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发展服务体系。加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准入准营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坚决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要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是有成本的。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容易出现安全支出减少、管理投入下降等问题，导致制度规定不落实、保障措施不到位、设备维护不及时、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不惜以非法手段牟取利益。因此，越是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越是需要我们坚持严的基调、筑牢严的底线，下大气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将守牢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作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下最大气力抓紧抓实抓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源头严防。严把经营主体许可准入关，加大现场核查和实质性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证后抽查，确保获证主体持续保持许可条件。严把产品市场准入关，持续做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及时将重点高风险品种纳入生产许可证、强制性标准、强制性认证管理，从源头防范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坚持过程严管。综合运用日常巡查、体系检查、飞行检查等手段，强化对重点品类、重点企业的监督约束。推动风险清单化管理，全面排查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关键点位，督促经营主体严格做好过程控制。持续提升抽检监测靶向性和覆盖面，确保将风险有效纳入监管视野。

坚持责任严抓。完善责任体系，全面梳理“三品一特”安全监管制度机制，加快补齐空白短板，避免职责模糊、职能交叉、责任落空。强化责任监督，用足用好风险提示、约谈、挂牌督办等手段，加强常态化提醒和督促调度，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严肃责任追究，推动依法依规履职尽责。

坚持违法严惩。加大案件查处和曝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有影响力、震慑力的大案要案，曝光一批打击效果显著、社会反响良好的典型案例。统筹用好处罚到人、吊销证照、从业禁止、惩罚性赔偿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违法成本。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强化联合惩戒、行刑衔接，进一步放大震慑效果。

深化市场监管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于我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举措。当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市场准入、竞争规则、知识产权等监管政策，已日益成为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内容，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序推进市场监管规则同国际先进水平深度对接，推动形成开放透明、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性的国际经贸环境，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供强有力制度保障。

强化规则标准“软联通”。持续健全完善“软联通”机制平台，加快推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对接。依托我国优势产业和技术，务实推进一批援外合作项目，按照“一国一策”原则积极推动我国计量、标准和合格评定等走出去，建设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强化部门、地方、企业联动，着力构建多方协同的“软联通”工作格局。

充实监管政策“工具箱”。持续健全境外反垄断风险预警防范处置机制，强化与主要司法辖区执法机构沟通协调，稳妥有序推进涉外垄断问题线索核查。进一步健全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体系，主动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国际规则研判和安全性评估，及时反映我国关切，减少潜在不利影响。

拓展国际组织“朋友圈”。强化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我国提案。持续深化与欧美国家合作，推动与非洲、拉美和周边国家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拓展竞争规则、合格评定、标准化等领域伙伴关系网络。

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久久为功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研究制定好“十五五”规划，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编制国家和地方“十五五”规划及专项规划，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奋斗目标，一以贯之锚定目标团结奋进，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当前，与超大规模市场的监管需求相比，我们在能力建设方面还有一些短板和不足，编制五年规划有利于在跨年度的中长期周期内，前瞻性系统性谋划实施打基础利长远的建设任务。市场监管部门要将规划编制实施作为夯实监管根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认真谋划“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改革、重大项目，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实现系统性提升。

进一步提高法治监管能力水平。加快重点领域立法进程，尽快补足法律短板空白，确保各项工作有法可依、于法有据。根据市场发展变化和监管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废止不合理条款，提升法律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到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持续加强执法条件保障，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

进一步提高信用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进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涉企信用信息归集公示力度，健全信用激励惩戒措施，引导经营主体诚信经营、守信践诺。强化经营主体信用合规管理，科学开展信用评价，深入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提高监管执法针对性、靶向性。持续优化信用修复机制，助力经营主体便捷高效重塑信用。

进一步提高智慧监管能力水平。加快推动实施“互联网+AI监管”，加强对重点业态、重点企业远程实时监测，增强非现场监管风险识别能力。加强重要领域全国统一信息系统建设，开展登记、信用、股权、交易等多维数据深度挖掘、智能分析和动态关联，增强穿透式监管深度和精度。加大智慧监管基础设施投入，提升数据存储、运算和安全防护能力。

将国家记忆转化为可共享的公共知识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位于首都渥太华，200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合并组建而成。它深度融合图书与档案的核心职能，率先探索并实践图书馆与档案馆一体化服务模式。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档案机构，其核心职能涵盖图档双重维度——文化遗产资源的系统性保存与高效利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开放访问，成为集资源收藏、知识传播、历史凭证留存、文化基因传承于一身的国家文化核心载体。

文化遗产资源的系统性保存与高效利用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获取并集中保管前国家图书馆和前国家档案馆的馆藏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既有图书资源，也有很多珍贵的档案资料，包括2000万册不同语言的书籍；累计长度达241公里的政府与私人文本档案；300多万份建筑图纸、设计图与地图（部分可追溯至16世纪早期）；近3000万张影像资料（含印刷品、底片、幻灯片与数码照片）；9万多部影片（含短片、长片、纪录片与默片，最早可追溯至1897年）；超过55万小时的音视频记录；42.5万多件艺术品（含水彩画、油画、素描、漫画与微型画，部分可追溯至17世纪）。此外还有勋章、印章、海报与纹章，加拿大邮政档案馆档案，以及全加范围内的全国性报纸（从日报到学生报纸，从原住民杂志到少数族裔社区通讯）。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馆藏不仅数量巨大、类型丰富，还极富特色。如丰富的原住民遗产相关资料，内容涵盖第一民族、梅蒂斯人与因纽特人的相关文献、影像收藏、寄宿学校档案及数字馆藏。移民是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另一重要馆藏主题。相关藏品包括移民档案与指南、旅行指南、乘客名单、信件、日记、日志、回忆录、报纸（含部分少数族裔报刊）、地图、艺术品、照片、音乐与影片。移民资源分为三类：移民档案、公民身份与入籍档案、移民历史。此外，馆内还有大量加拿大军人与早期西北骑警的服役记录，涵盖效忠派（加拿大的英国移民的先驱）、1812年战争（也被称为“立国之战”）、叛乱事件、南非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档案，这些记录包括征兵名册、兵役档案、部队战报、勋章登记簿、影像收藏、文献艺术品与海报以及公开出版物。

为便于读者使用，馆内提供了详细的检索指南，帮助用户检索、申请、查阅与研究。为了让人们对原住民、移民、早期西北骑警的历史有所了解，馆内还配套推出了相应主题的虚拟展览以及访谈纪录片。如在《我们在这里：故事分享》《倾听、听到我们的声音》两个关键项目中，充分利用了馆藏的原住民资源，前者将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馆藏的近60万张原住民图像、地图和文件数字化并加以说明，让公众可以跨越时空便捷查阅，直观感受原住民的历史脉络与生活图景；后者将原住民、因纽特人和梅蒂斯人社区保存的档案数字化，搭建起族群记忆与公共历史的联结，让小众化的社区叙事成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开放访问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作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档案机构之一，从资源体系建设、顶层政策设计、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到跨机构协同联动等多个维度，系统性推进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转型与开放共享。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数字化开发工作覆盖四大核心资源类型，形成全面的资源激活体系。一是文献遗产数字化，如与加拿大历史缩微复制品研究所合作搭建的加拿大目录数据库，盘活了海量文献资源；二是土著社群档案数字化，重点推进加拿大联邦印第安人走读学校系统等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档案材料数字化，助力土著文化记忆的传承；三是图像档案数字化，对各类历史照片、地图、画作等视觉资源进行高精度数字化处理，留存鲜活的历史场景；四是缩微胶片数字化，通过专业技术手段激活传统存储介质中的历史信息，让濒危的缩微资源重获利用价值。

作为守护加拿大国家记忆的殿堂，《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法》明确其核心使命之一是“向加拿大公民及境内所有感兴趣的人士开放文献遗产，并持续优化这一服务功能”。2017年《公共服务战略》的落地实施，进一步推动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向“开放、协作、专业、响应迅速”的机构转型，确保加拿大文献遗产能够被全民平等访问、深度理解。该战略不仅明确服务需覆盖专业研究人员、学生、系谱学家、作家、原住民社区、艺术家及普通公众等群体，更着力吸引和拓展新的用户群体，让文化遗产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服务模式上，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构建了多渠道、立体化的服务网络：既在渥太华、哈利法克斯、温尼伯和温哥华设有线下实体服务点，提供面对面专业支持；也通过互联网、邮件、电话等渠道提供远程服务，打破地域限制。同时，战略兼顾自助服务与中介服务的平衡，既支持用户自主查询利用资源，也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专业协助，全面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为了让馆藏资源被更多人知晓，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还通过公共活动、专题展览、官方博客、播客及社交媒体等多元渠道开展推广，持续提升馆藏资源与服务的公众认知度，使其成为公众获取加拿大文献遗产的可信赖核心源泉。

在长期保存与可持续访问层面，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从国家战略高度构建了完善的政策框架：2017年颁布的《数字保存计划战略》聚焦“发现、理解、连接”三大核心主题，针对性解决数字技术过时、长期访问保障等行业关键挑战；2019年推出的《数据战略》则侧重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助力用户实现对数据的发现、理解与重用。这两项战略均深度衔接《愿景2030》，通过技术创新、跨界协作与用户导向的核心方法，为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履行“加拿大政府持续记忆与文化遗产守护者”的使命提供坚实支撑。

在战略指引下，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于2022年11月24日正式启用全新档案存储中心。该中心配备48个档案保管库，其中6个采用高科技防护技术的库房可实现文件长达500年的安全保存，另有2个冰点库房专门用于胶片类资源的特殊保管。值得关注的是，该中心是美洲首个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档案保存设施，在保障遗产长期安全的同时，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全球同类机构树立了标杆。

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范例

推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开放访问，是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让全球民众共享加拿大国家记忆的特色。通过数字化手段，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为加拿大及全世界的感兴趣群体，提供可信数据的获取、创建、保护、保存与访问服务，让原本局限于实体场馆的文化遗产突破时空限制。与此同时，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以数字化和开放服务为纽带，将国家记忆转化为可共享的公共知识，助力公民参与国家身份构建；作为跨领域合作平台，它积极联动加拿大GLAM联盟（美术馆、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等国内外机构，共同开展遗产的展示与解读，促进全球范围内关于加拿大文化的对话与理解。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的实践早已超越单纯的机构合并，而是将图书馆的知识传播与档案馆的历史凭证职能深度交融，让保存不再是静态的守护，利用不再是局限的获取，数字化成为激活记忆的钥匙，开放访问成为共享文明的桥梁。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中心主任）

观天象以察灾变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唐五代（618—960年）即便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四海晏然之时，也难免遭遇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灾害既戕害黎民生计，亦动摇社稷根基。面对灾害，古人并未消极承受，而是以“观天象以察灾变”的智慧，积极创建以天文机构为核心的灾情预报体系，既构建了防灾备灾的防线，更彰显了中华民族未雨绸缪的生存智慧。

灾情预报的体系建构

灾害防治，要义在“防患于未然”；未然之察，关键在于精准预报。唐五代将天文观测与灾害预判纳入国家管理体系，设立专门机构承担这一职能。这一时期的天文机构初名太史局，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称浑天监，长安二年（702年）复旧称，乾元元年（758年）定名司天台。其职能并非单纯的历法推算与星象观测，更是承担了灾情预报的重要职责。司天台配备了专业的观测官员（如太史令、太史丞、司天监等）与精密仪器（如浑仪、浑象、测影台等）。其官员需持续监测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云气形态、节气更替等自然现象，一旦发现彗星出现、行星运行失序、日月薄蚀、异常云象、节气错位等变异天象，便判定为可能引发灾害的“灾异之兆”，需及时整理成详细的观测报告，按行政层级逐级上报。

这种设置确保灾害预警信息能够快速传递至决策中枢。按照唐五代的政务流程，司天台的观测报告需先呈尚书省户部与工部，由二部会同审议后奏闻皇帝；若涉及重大灾异，则须直接奏闻皇帝。《唐六典·司天台》明确规定：“掌察天文，稽历数。凡日月星辰、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这一律令将天文预报的职责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凸显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观测奏报的完整链条

唐五代的灾情预报并非孤立的信息传递，而是涵盖观测、研判、奏报、决策、部署等多个环节，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转化为行动。司天台的官员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一套与灾害相关的天象解读体系。

在观测过程中，官员会将实时天象与历史记录比对，结合季节、地域等因素综合研判，以避免单一现象导致的误判。譬如，同是异常云象，夏令则可能预示暴雨洪涝，冬季则或与雪灾相关。唐五代建立了严格的奏报时限制度，要求司天台在发现灾异之兆后“即时奏闻”，不得稽延。对于重大异常天象，甚至允许官员“夜开宫门入奏”，确保皇帝与中央能够第一时间掌握信息。这种“急事急报”的机制，为后续备灾工作争取了宝贵时间。

中央得司天台预报后，即根据灾害类型、波及地域，制定备灾之策，以诏令形式下达地方执行。会昌元年（841年）的备灾行动便是典型例证：是年十一月，司天台观测到可能引发水旱蝗虫之灾的异常天象后，即迅速上报皇帝，唐武宗得报后，当即下诏“近江州县，趁农隙加筑堤防，劝百姓种植五豆以备灾患”。既明确了地方的水利修缮责任，又引导民众提前种植耐灾作物，充分体现了奏报流程的高效。

类似案例在唐五代史料中较为多见。如开元年间，司天台通过天象观测预报关中恐遭旱灾，唐玄宗随即下令疏浚泾、渭诸河，修缮灌溉渠道，并开放部分官仓预储粟米以备赈济，为御旱做好万全准备。后梁高祖开平二年（908年）五月、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十一月、长兴二年（931年）四月，都有司天监占得火灾并诏令备灾的相关记载；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二月，司天监占得夏秋霖潦，后梁太祖颁布《备雨潦敕》。

此外，唐五代还形成了预报复核机制。为避免单一观测可能产生的误差，中央得司天台奏报后，结合地方上报的气候信息、农情动态作二次复核，如司天台预报某地域将有水灾，中央同时征询当地州县长官，检视当地河渠现状、堤防虚实，而后再定备灾之策。

顺天应人的备灾之道

唐五代天文机构的灾情预报，并非简单的“观天占候”。古人认为，天象变化与人间灾害存在内在关联，这种“天人相应”的认知并非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探索。天文官员并未止步于对天象的神秘解读，而是通过长期观测、记录、总结，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知，形成了预报知识体系。例如，通过对彗星出现周期与气候异常关系的观察，总结出“彗星见则岁凶”的规律；通过对行星运行轨迹的监测，预判季节更替是否正常等。

唐五代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制定律令规范、明确奏报流程，为灾情预报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中央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预报与备灾策略。针对偏远地域信息传递迟缓的情况，中央允许地方官员得到天文机构预报后，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启动部分备灾举措，不必等待中央诏令。这一调整虽与唐后期藩镇格局形成、中央对偏远地区管控力减弱的背景密切相关，但也确为提升救灾时效的务实之举。针对不同灾害类型，中央制定差异化备灾方案：水患重灾区重点加固堤防，旱灾多发区侧重兴修水利。这种“因灾施策”的灵活应变，可使灾害预报的实际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天文机构的预报是国家层面的整体擘画，但备灾工作亦离不开百姓的参与。唐五代官府通过政令引导、宣传教化，将“防灾备灾”的意识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譬如，在得到灾害预报后，官府既组织官民共修堤防、疏浚河渠，又借助乡绅、里正等基层力量，向百姓普及防灾知识，推广耐灾作物种植、家庭储粮等备灾措施，官民协同使得灾害预报的预警作用更好地转化为抗灾能力，便于共同抵御风险。

唐五代天文机构也注重观测长期气候趋势，为国家应对突发灾害天气，制定常设性救助机构及政策，赈济百姓及修复农田设施等提供了有力的天象和气象方面的科学依据。例如，通过分析多年天象记录，预判某一时期或将成灾害高发期，遂提前调整仓储制度、水利规划等政策。唐代义仓制度的完善，便与天文机构的长期预报密切相关。开元年间，司天台通过十余年天象记录分析，预判黄河流域将进入水患高发期，玄宗遂下诏扩大河南、河北诸州义仓规模，增储粟米百万石，后续数年果然多次成功应对汛情。中央根据司天台预报的灾害高发趋势，持续优化义仓布局、扩充储粮规模，以备灾年能解民之困。唐五代的灾情预报实践不仅是一套制度体系，为唐代盛世的出现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更是中华文明面对风险挑战时的生存智慧与担当，凝聚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对民生福祉的关切。

以人为纲，经纬诗史

《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学者胡仔（1110—1170年）编纂的一部诗话总集，分为前、后两集，前集成书于宋孝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完成于乾道三年（1167年）。据前集序言记载，北宋末年正是党禁文禁时期，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之学”被禁止传播，导致“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到了南宋初期，政治风向转变，“元祐之学”重新成为学术主流。而胡仔编完前集60卷后，又陆续搜集到不少新的诗论材料，于是续编了40卷后集，全书合计100卷，体量宏富，堪称诗话总集中的佼佼者。

作为宋代诗话的巅峰之作，《苕溪渔隐丛话》的成书背景与南宋初期的学术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社会动荡引发文化领域的格局调整，此前被禁锢的学术思想逐渐复苏，各类诗学文献得以重新流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苕溪渔隐丛话》应运而生，成为汇集宋代诗学精华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现顺应了南宋文人对诗歌理论与审美规范的需求，为当时及后世的诗歌创作与批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苕溪渔隐丛话》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其“以人为纲”的编纂体例。这种编排方式以典范诗人为核心，围绕每位诗人，汇集相关的诗作评点、创作轶事、史料记载等内容，形成了脉络清晰的个体诗人研究单元。相较于其他诗话总集“以类相从”的分类方式，“以人为纲”的体例更能展现诗人的创作全貌与风格演变，让读者在了解诗人生平背景的基础上，深入理解其作品的内涵与价值。书中涉及的诗人上起先秦，下迄南宋，涵盖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代表性人物，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再到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囊括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大部分核心人物。对于每位诗人，书中不仅收录了当时主流的评论观点，还辑录了诸多鲜见的文献资料，为读者呈现出多维度的诗人形象与诗学评价。

在内容编排上，《苕溪渔隐丛话》全书内容涵盖诗歌创作技巧、艺术风格评析、思想内涵解读、历史背景考证等多个方面，全面展现了宋代诗学的研究成果。在创作技巧方面，书中详细探讨了诗歌的格律、用韵、炼字、对仗等具体问题，收录了历代诗人与评论家关于创作方法的论述，为诗歌创作者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在艺术风格评析上，书中对不同诗人的风格特质进行了精准概括，如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李白诗歌的豪放飘逸、苏轼诗歌的旷达洒脱等，帮助读者把握各类诗歌风格的审美特征；在思想内涵解读方面，书中通过分析诗歌的时代背景与诗人的人生境遇，深入挖掘作品背后蕴含的情感诉求与价值取向，让读者领略诗歌超越文字表面的精神内核；在历史背景考证上，书中对部分诗歌的创作时间、地点、缘起等进行了细致梳理，为准确理解诗歌内容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苕溪渔隐丛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内容的丰富性上，更在于其严谨的学术态度与科学的考证方法。书中选材极为审慎，摒弃了大量与诗论无关的“小说家言”和荒诞传闻，专注于收录具有学术价值的诗学资料。对于所辑录的文献，编者不是简单堆砌，而是进行了细致的考订与辨析。通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文献资料，考证记载的真伪虚实，纠正此前流传的错误观点，使书中内容具备了极高的可信度。例如，对于部分诗人作品的真伪辨析、诗句的异文校勘等，书中都给出了详实的考证过程与明确的结论，体现了严谨的学术精神。

《苕溪渔隐丛话》是研究宋代诗学的重要窗口。宋代诗坛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歌争奇斗艳，诗学观点也纷繁多样。这部诗话通过对各类诗学文献的筛选与编排，清晰呈现了宋代诗坛的主流审美取向。其中，“扬杜贬李”的风气在书中得到了明显体现，杜甫的诗歌被大量收录并给予高度评价，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与忧国忧民的情怀成为宋代文人推崇的典范；而李白的诗歌虽也被列为经典，但收录篇幅相对较少，反映了其在宋代诗坛接受度相对有限的现状。此外，对于奠定宋诗风格的核心人物，如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书中也收录了大量评点，展现了他们在宋代诗坛的重要地位与深远影响。这些内容不仅让读者了解到宋代诗坛的整体风貌，更能深入把握宋代诗歌的审美标准与艺术追求。

作为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话总集，《苕溪渔隐丛话》对诗歌传播与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诗歌的传播主要依赖口耳相传与文献记载，而这部诗话通过系统汇编历代诗学资料，为诗歌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载体。它不仅让优秀的诗歌作品与精辟的诗学评论得以保存流传，更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文人之间的诗学交流。对于后世读者而言，《苕溪渔隐丛话》是了解古代诗歌史与诗学理论的重要典籍，它为读者搭建了通往古典诗歌世界的桥梁，帮助读者提升诗歌鉴赏能力与文学素养。同时，书中收录的大量诗人轶事与创作背景，也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与可读性，让古典诗歌不再是遥远晦涩的文字符号，而是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

在文体发展史上，《苕溪渔隐丛话》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诗话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学批评文体，《苕溪渔隐丛话》的出现，标志着诗话文体的成熟与完善。它确立了诗话兼具文献性、评论性与趣味性的文体特征，规范了诗话的编纂体例与表述方式，为后世诗话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此后，历代诗话在编纂体例、内容选择等方面，多有借鉴《苕溪渔隐丛话》的经验，其“以人为纲”的编排方式更是被众多诗话著作效仿。这部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形态，更推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善于用好“识变应变求变”的方法论

提问：朱红军 安徽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请问，如何理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解读：董振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基础上，提出“变局蕴含机遇”，“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识变应变求变”的方法论，深刻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和守经达权的实践智慧，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精髓，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发展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我们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提前谋划、科学部署，在复杂局面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识变

正确判断形势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有效改造世界，必须以正确的决策作为前提，而正确的决策又要以正确的认识作为前提，可见，正确认识世界是有效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而不能附加任何外来成分，也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既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更不能从主观愿望和独断臆想出发。“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客观存在，但是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形而上学地、割裂地、静止地看待这个世界，而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系统和永恒发展的过程。因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使我们的思想随着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而积极准确识变，而不是封闭僵化。保持战略清醒，面对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风险挑战、矛盾问题，始终做到胸中有数，正是我们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基础。谋划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必须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形势，积极准确识变。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作出了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的重大判断，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从国际环境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陡增。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人口结构变化提出新课题，发展任务艰巨。我们只有坚持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和见微知著的敏锐透彻，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既准确认识世界格局之变的“形”，也深刻洞察历史进程之变的“势”，保持战略清醒和历史主动精神，准确把握大局大势，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作出科学判断、关键抉择，牢牢把握战略的主动权。

坚持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科学应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科学应变、科学决策，是我们掌握战略主动的先决条件。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既不能刻舟求剑、墨守成规，也不能急躁盲动、标新立异，而是要因时制宜，随时偕行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谋划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必须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在得与失的价值选择中正确处理手段和目的、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等各种关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处理问题，坚定战略定力，在不断应对风险挑战的伟大斗争中，不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未来。

坚持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科学应变，必须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既要运筹于帷幄之中又要决胜于千里之外。谋划和实施“十五五”规划，要求我们善于把具体问题上升到本质上把握，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体中观察，把当前问题放在过程中研究，把战略性问题落实到具体的策略性，把手段的灵活性问题放到战略的原则性中看待，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例如，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居于核心地位，“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五五”规划是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制定的，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服从协调性原则，统筹兼顾各地区、各领域、各方面的关系，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在动态中实现综合平衡，加强整体性推进。

“十五五”时期，我们肩负使命任务的艰巨性、面对风险挑战的复杂性、进行伟大斗争的严峻性，前所未有。“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既要求数量上的持续积累，也要求质量上的根本提升；既有重点领域的突破，也有系统全面的发展。我们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精准识变的基础上，以系统思维观大势、谋全局、抓统筹，强化系统集成、注重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协同发力、整体推进。在统筹兼顾的战略谋划中稳中求进，提高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在运筹于帷幄之中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坚持因势利导的实践智慧主动求变

问题无处不在，有问题就会有困难和挑战，也会有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谋划和实施“十五五”规划，我们要主动求变，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创新，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我们要在利弊权衡中保持战略定力，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道德经》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利和弊、风险和机遇、成就和挑战，总是如影随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对立统一的。我们既要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善于看到潜伏着的不利因素，也要在形势不利的时候善于发现蕴藏着的转机。我们既要立足当前、抓好当前，又要深谋远虑、把握大势、辨清走势、审时度势，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和决策的科学性，未雨绸缪进行战略谋划。例如，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我们主动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锚定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面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围追堵截、贸易战、关税战，我们以自主创新的科技强国之路、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扩大内需不断积极求变，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面对“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复杂环境，我们要把准历史大势，顺应历史潮流，牢牢把握世界大变局下的重要战略机遇，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好自身建设，同时也要将外部有利条件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化“外因”为“内因”，不断提升我们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提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世界形势不确定性的实力，从而创造出新的更伟大的发展奇迹。例如，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十五五”规划建议部署“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等任务，体现着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定力和决心。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沉着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促进发展，用发展的办法维护稳定，努力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动态平衡中不断完善维护稳定的各项机制，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分析形势，既要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要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国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的新变化。“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直面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形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工作格局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要在统筹推进上布局、在一体建设上用力。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治建设专责机关，必须深刻领悟“依法”与“依规”的辩证统一关系，带头落实“有机统一”的思想要求，推动形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工作格局。

以政治引领确保国家法律与党的主张同频共振。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既发挥不同作用又紧密互动，两者的衔接协调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的发挥。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立法职能部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建立健全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衔接审查的具体机制。在起草、审查法规规章过程中，加强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法规的对接，确保立法导向、重大制度设计与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对于涉及重大体制、重大政策调整的立法项目，严格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在立法中明确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条款时，注重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确立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相衔接，实现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完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及时纠正同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内容，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党内法规权威。适应党政机构归口领导、归口管理、合署办公、对外加挂牌子等体制机制，统筹推进相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定实施。

培育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文化氛围。司法行政机关肩负全民普法重要职责，应当创新普法形式，推动党章党规与宪法法律一体宣传。在制定实施“九五”普法规划及年度普法要点时，将党内法规学习宣传与国家法律普及同部署、同推进。面向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动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同步纳入党委（党组）会前学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任前法律考试和年度述法必备内容，突出增强领导干部党纪党规意识和运用法治思维统筹工作、作出决策、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其他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通过法治专题讲座、警示教育、学法用法考试等形式，持续强化“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意识。面向社会公众，在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融媒体普法产品制作等工作中，有机融入党的建设、党的纪律等内容，讲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一致性的故事，持续营造全面从严治党和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

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同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起来、立起来，严格执行纪律和法律规定，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把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认真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和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坚持合法性审查与合规性审查同步推进，健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参与重大决策的机制和方式，确保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规定得到有力执行。坚持法治为民，把人民立场贯穿司法行政工作全过程，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使司法行政工作成为连接党心和民意的桥梁。在行政复议工作中，不仅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应关注执法人员的行为是否合规，发现问题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建立健全与纪检监察机关的线索移送、信息通报、协作监督的机制，加大不作为、乱作为追责问责力度；在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善于运用党的群众工作方法推动法律实施，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

压实管党治党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也是本地区本单位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必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任务亲自督办，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认真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修订完善职责清单，健全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的制度体系；深化落实党委（党组）书记述法点评工作机制，与时俱进进一步明确述法内容，创新方式方法，充分发挥评议监督推动作用。

凝聚法治监督体系合力。加快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加强监督制约，才能保证法治领域各项权力得到依法正确行使。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进一步完善法治督察、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衔接联动机制，紧盯政策制定、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环节加强法治督察和行政执法监督，发现党员或者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线索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在公共法律服务领域，推动行业党建与执业监管深度融合，将党员法律服务工作者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同步纳入党纪与行业纪律处理范畴。认真落实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部署要求，推动将普法责任制落实、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法治领域改革等工作纳入巡视巡察范围，打造“政治监督+法治体检”闭环链条，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推动各级各部门自觉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责任。

（作者系陕西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

正确把握市场有效和政府有为的关键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这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明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法路径。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制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并非全面模仿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如具有硬预算约束的经营主体独立参与市场竞争并自负盈亏；经营主体独立决策，决策分散化；自由竞争、平等竞争；自由价格体系，即每个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主体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生产要素所有者根据贡献大小参与分配。为此，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因为制度属性而具有特殊性。为此，应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我们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关键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怎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克服束缚经营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呢？必须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市场有效的关键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基本条件是具有硬预算约束的微观主体充满活力，以及市场机制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有效运行。因此，培育有效市场就必须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根本途径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条件下，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

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积累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以及加快生产力发展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机遇非常重要。一是法律环境。核心在于确保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法律环境的公平性还体现在监管的公正、公平和统一上。二是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需要为其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着力开放市场准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完善金融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三是社会舆论环境。污名化民营经济会严重影响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不利于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四是政商环境。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廉洁政治都离不开良性互动的政商关系，着力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培育有效市场机制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竞争、充分竞争是公平竞争的基本含义。首先，垄断通过限制公平竞争损害市场效率，我们既要尽可能减少行政性垄断，又要通过规章制度尽可能避免自然垄断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同时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其次，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实现各类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促进资源高效配置。再次，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最后，培育有效的市场机制需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有为的关键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不仅要在宏观调控上发挥积极作用，还要在制度层面、改革层面、产业与地区发展层面及某些特定的微观层面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内核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政府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论述，是基于中国实际与制度特征提出来的原创性范畴，它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重要的差异。首先，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更加多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宏观调控目标，还涵盖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其次，宏观经济治理更加强调经济与非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既要处理经济领域问题，也要统筹非经济领域事务，实现政策协调。再次，宏观经济治理既关注短期调节，也注重中长期发展规划，将五年规划等制度性安排纳入治理框架。最后，宏观经济治理更加重视制度框架的构建，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之中。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在政策制定与经济活动管理过程中，涉及众多部门与政策类型，既包括经济政策，也包括非经济政策。建立完善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其核心在于加强国家重大战略的深度融合，强化国家战略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实现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政策的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

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宏观调控方式。要使宏观经济治理中的总量管理真正发挥效能，就必须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优化宏观调控方式。西方国家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相机抉择”机制及财政货币政策框架，但简单照搬到中国并不可行。原因在于市场环境、体制结构、政策职能及传导机制均存在差异。因此，为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必须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使政府主要依靠经济政策手段而非行政干预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体制改革需健全预算与税收制度，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财权与事权。金融体制改革同样任务艰巨，包括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这些都是未来改革的重要方向。

构建多元化的宏观调控目标与结构性政策体系，包括综合运用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这些通常被称为中观政策，具有结构性调节的意义。我国长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严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需要通过结构性政策加以校正。其中，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尤为关键。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显著，政策不可能“一刀切”。在西方国家，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但在我国，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政府干预经济结构具有“双刃剑”效应，既可能矫正结构失衡，也可能因不当干预导致结构扭曲。因此，优化和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加强预期管理。所谓预期，是人们基于当前信息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不同的预期将显著影响政策执行效果，若忽视预期变化，政策效果可能被抵消。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必须强化预期管理。所谓预期管理，是指宏观调控主体通过政策解读、信息公开、新闻发布等方式，向市场传递清晰一致的信息，引导、协调和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力求实现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促进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围绕促进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构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引导和支持体系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正处于全球经贸格局重塑期、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期、供给需求再平衡期，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迎来更多机遇和更大空间，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队伍发展的总体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在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和民企代际传承中不断壮大，在自主创新创业与传承前辈事业、开拓新兴赛道与深耕传统产业中大显身手，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生力量。

一是队伍规模壮大、群英荟萃。近5年来，青年创业者在整个创业群体中约占六成，且每年增长约10%，有的省份涉税经营主体中法定代表人超六成在45岁及以下。A股上市公司中，有78名90后董事长，最年轻的仅24岁，硕士及以上学历占61.6%。据宁波市问卷调查，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中约30%曾留学海外，27%是中共党员，近20%是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二是接班二代守正创新薪火相传。“企二代”接班从被动转向主动的现象不断增多。A股上市家族企业中，超40%正处于新老共事的传承过渡期。很多二代企业家把接班当作二次创业，推动企业组织变革、战略升级、业务创新和跨国经营，大幅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

三是在创新中创业、先就业后创业成为主流。当前，虽然“草根”创业仍大量存在，但依托科技创新的创业、新技术应用型创业已成为青年创业的主流。先就业后创业群体规模已超过直接创业群体，大学生创业集中在毕业3至5年后，在校生直接创业占15.8%。科技大厂创新圈孵化创业企业已成趋势，仅以《2025阿里校友创业榜》为例，537家企业中有11家企业上市，92家为独角兽或准独角兽企业。创新型企业在产学研融合中批量涌现。截至2025年6月，全国产学研孵化载体累计孵化超30万家科技型企业和约1/3的科创板上市企业。一批理工类院校在孵化科技型企业和青年创业者中取得丰硕成果。

四是亲清边界认知清晰、亲清实践更趋自觉。与老一辈企业家相比，年轻一代对政府和人脉关系的依赖明显减小，更注重用市场化规则替代人情逻辑、用法治化保障降低合规风险。调研显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更倾向于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期盼政府管理更规范、执法更公平、服务更高效，让他们聚精会神搞创新、心无旁骛做企业。

健康成长的努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寄语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年轻一代企业家要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与祖国共命运，做爱国企业家。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国际竞争愈发体现为科技与产业的角逐。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怀有朴素的爱国情感，还需更深刻理解“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的厚重内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矢志不渝担当产业报国、实业强国的历史责任。

与时代同进步，做创新型企业家。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和产品不断迭代，模仿追随的“舒适区”已然不再，企业唯有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方能摆脱同质化竞争，不断突破生命周期、实现价值跃升。年轻一代知识结构新、思维方式活、学习能力强，还需涵养潜底深耕的战略定力、厚积薄发的历史耐心、百折不回的坚韧意志，有效推进组织、技术和市场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动能。

与人民齐奋斗，做人本型企业家。企业只有将自身发展同人民的需求与奋斗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最深厚的市场根基与最广泛的社会认同。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对美好生活有直接体验，对民生改善有直观感知，还应将这种体验和感知升华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在价值创造中紧紧依靠员工的智慧与奋斗，在价值实现中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需求，在价值分配中主动体现先富促共富的担当，成为受人民尊敬的企业家。

以法治伴成长，做守法企业家。守法诚信是企业发展之基，也是企业家立身之本。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对经营主体行为提出了更高标准。年轻一代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同时也需要将诚信守法内化为坚定的商业信仰，争当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者与维护者，引领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以世界为舞台，做开放型企业家。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成长于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许多人具备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拥有较宽的国际视野。同时，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复杂局势，还需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做更好的自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青年、中国民企的力量。

引导支持的着力重点。未来，引领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应着力构建与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和青年工作总体部署相衔接、与青年企业家成长需求和方向相契合的引导支持体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理想信念教育。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人、以党的初心使命感召人、以党倡导的先进文化引领人，突出加强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教育、民族工商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教育。加强民营经济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党员企业家示范引领作用、革命传统发源地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教育功能，引导年轻一代践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弘扬“强企看我”的进取精神。加强各级青年企业家组织建设，深化老中青代际沟通，推动同业互鉴合作和不同领域跨界交流，助力年轻一代拓宽认知边界、提升战略思维、增强应变抗压本领。完善优秀人才早发现早培养和梯度使用机制，畅通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渠道，使年轻一代在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实践中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引导有序传承和现代治理。民企代际传承既是企业的“家事”，也是关乎全局的“国事”，党委领导和政府引导不能缺位。关心了解企业交接班计划和动态，帮助企业科学制定交接班的原则、策略、方式和步骤，稳步实现股权、经营权的过渡和交接。统筹开展创始人与接班人培训，使上一代敢放善放、新一代愿接能接，助力两代人共担传承与转型双重使命。加快完善信托法律制度，引导家族企业依托境内机构设立家族信托，更好保障企业稳定运行和有效治理。抓紧完善职业经理人信用制度体系，为家族企业有序传承提供更多选项。现代化治理是民企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也是年轻一代能力提升的必修课程。对正在进行代际交接和已完成二代接班的家族企业，重在引导厘清家族财富与公司法人财产界限，明确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和决策的规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理念和要求推进组织创新和治理变革，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对自主创业企业，重在指导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组织和治理模式，支撑企业持续成长。

优化创业环境和创新生态。创新创业是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队伍成长的源头活水。支持高校院所建设创新创业学院、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产业园区，使之成为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策源地。地方政府应树立“创投式”服务理念，多出耐心政策，发展耐心资本，甘当耐心政府，带动更多市场化创投机构发展，陪伴和守护科技初创企业成长。城市更新应注重打造集研发、办公、居住、商业、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创业空间，增进信息交互和产业合作，形成创新发展集群效应。加大应用场景开放，探索各类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加力支持新技术落地、新产品推广。厚植宽容失败的创业土壤，加快完善个人破产制度和个人信用修复机制，对债务人和失信人实施差异化管理，使创业失败者获得“从头再来”的机会。地方招商应注重从“小”做起，着力“育苗—种苗—壮苗”，头部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应甘做年轻一代创业的“引路人”。支持人才合理流动，以股权投资、订单孵化等方式加强赋能，共同构建“大树底下好乘凉”“草灌乔共生”的创业环境和创新生态。

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引导政商双方更高水平践行亲清之道，对护航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最根本的是精准划定“亲”的边界和“清”的底线，严格依法规范部门执法行为、干部履职行为和企业经营行为，使政商交往成为事业之交、君子之交、思想之交、阳光之交。最关键的是完善政企沟通协商制度、政府诚信履约机制和企业诉求办理闭环机制，建好用好一体化政务服务数字化平台，大力倡导“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政务理念，以政府善治的阳光雨露呵护企业茁壮成长。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

使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健康成长，强调国家的创新需要年轻一代贡献力量。年轻一代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时代对突破创新提出更高要求，尤需新时代青年保持敢为人先的锐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让创新创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青春搏击的能量。

近年来，一大批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的青年人才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不仅奋勇攀登科技高峰，而且积极投身创新创业。有关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在我国超500万大学生创业者中，围绕科技应用领域的创业青年占比超过50%。可以说，不论是在基础理论创新，还是在科研成果市场化上，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创新文化和创新经济的“领跑者”。与此同时，我国大力优化青年科技创新环境，从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到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负责人队伍年轻化，再到从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青年科研人员创业的生态体系，年轻一代在我国创新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突出。在科技成果“从书架到货架”的转换过程中，大量年轻人才凭借敏锐的市场感知度，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和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创办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专精特新企业。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这些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夯实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欣喜于成绩的同时，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在培育和壮大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队伍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一些年轻科研人才虽然技术能力强，但因缺乏团队管理、市场洞察和融资谈判等方面的经验，创业之路坎坷重重；而支持体系碎片化、考核评价机制单一、政策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偏差等问题，进一步放大了年轻科研人才在对接资本和投身创业时的顾虑。当前，我国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的复合型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队伍还有待扩充。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企业家才能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并非普通的管理者，他们通过整合土地、资本、技术、人才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继而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新的生产组合来创造价值。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类似这样由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引领的创新企业发展案例在我国不胜枚举。从这个角度来说，着力培养更多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应该成为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有力抓手。

使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真正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要立足国际科技竞争，多措并举、系统施策。一方面，积极引导青年科研人员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攻关“卡脖子”技术，在基础科学领域通过“揭榜挂帅”等措施优化资源配置，让创新要素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高效流动，着力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尊重科研成果转化规律，用市场化的方式为创新融资，把大力发展二级市场作为繁荣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市场的主要抓手，畅通“募投管退”各个环节，为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成长提供更加友好、包容、专业的创业支撑体系，助力初创科技型企业跨越“死亡之谷”。同时，着力培养一批“技术+管理+市场”的青年人才。高校可以探索“理科+经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相关部门也需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创业辅导与能力培训，弥补其在商业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短板，打造一批懂技术的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群体特质

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关键群体，其称谓先后有过“青年企业家”“创二代”“新生代企业家”“新一代企业家”等多种提法，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之后，“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逐渐成为相对规范、统一的表述。

这一群体主要由两类人员构成。一类是接班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当前普遍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阶段，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从老一代手中接过企业的经营权或所有权，担负起守正创新的双重使命。他们在传承实体经济根基、深耕主业的基础上，积极在管理、技术、市场和文化等方面开拓创新，致力于实现代际间的平稳过渡与升级发展。这类人群既承载着将企业发扬光大的责任，也直面转型升级、现代化治理以及处理“守”与“创”关系的独特挑战。另一类是创业者。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一批拥有新知识、新视野的新一代创业者自主崛起，成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新生力量。他们通常凭借对新兴技术、业态模式及市场需求的前瞻研判，白手起家或依托创新团队自主开拓事业，创业领域高度集中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市场活力与颠覆性创新能力，其成长轨迹与科技进步、产业变革浪潮紧密相连。

“接班人”与“创业者”两股力量，分别呼应着民营企业代际交接的历史进程和新时期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共同塑造了当前民营经济领域富有活力的新生代主体。不过，两类人群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积极融合的态势：许多接班人并不满足于守成，往往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创新，追求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实现，体现出二次创业者的特质。而成功的创业者在企业发展壮大后，也可能通过构建投资板块、孵化新项目等方式，构建起平台化的商业联合体，其角色和思维也在不断演变。两类人群在互动交织中持续演进，共同塑造着我国民营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拓展、破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阶段，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力量。这一群体的形成深植于改革开放、教育普及和全球化进程之中，并因此塑造出鲜明的群体特质。

一是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年轻化、高知化、国际化特征。他们以80后、90后和少部分00后为主体，普遍接受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大多拥有国内外知名院校学习经历，部分人还具有在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工作实习背景，不仅掌握前沿的专业知识，更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此外，一些人在职业生涯早期便有机会参与或主导重要项目，甚至直接参与家族企业管理，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实践历练机会。

二是思想方面呈现多元复合的价值观念与取向。在思想上更加开放前卫，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接受度。得益于优渥的成长环境，普遍拥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试错空间，在创新创业中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冒险精神。在价值观上既认同老一代敬业守信、稳健务实的优良传统，又因自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开阔视野，更加注重效率、创新和个性化发展。同时，普遍重视“大我”与“小我”的融合，能够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比老一代更关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三是行为方面体现出以创新、责任和规范为核心的时代特质。作为成长于数字时代的先行者，他们勇于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探索实践，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他们也是全球经验与本土实践的融合者，既熟悉国际规则，又深刻理解本土文化，能够将先进国际经验与我国市场需求深度结合。在共同富裕理念的引导下，他们对履行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公益慈善、乡村振兴等，展现出更主动的意识和更积极的行动，视其为现代企业的重要使命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另外，这一群体的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更强，普遍注重在企业经营中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合规体系，追求在法律框架内的长远发展。

四是参与方面表现出意愿积极但实现路径分化的特点。在政治参与上，既关注公共政策、期待建言献策，又对传统政治参与方式更加理性审慎，表现为复杂而务实的参与心态。其核心诉求在于构建规则清晰、竞争中性、稳定可期的制度环境，希望在法治保障和公平竞争下实现营商环境的根本性优化。社会参与上，则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专业性，倾向于通过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公益基金会等专业化平台贡献资源与能力，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自身价值。这种差异化的参与模式，反映出年轻一代更注重通过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式，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机结合。

总体而言，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展现出鲜明的复合型特质：他们既具备国际视野又深植本土情怀，既富有创新精神又兼具责任意识，既遵循市场理性又追求更高价值。准确理解他们的结构、思想、行为和参与等方面的特征并予以有效回应，对于有效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发展壮大，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

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及风险挑战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经济社会领域生产力革命性跃升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转移。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成为新质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对于塑造新型军事力量体系和作战能力产生深远影响。

与民事应用相比，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更为复杂，要求也更为苛刻，需要应对环境的高复杂性、博弈的强对抗性、响应的高实时性、信息的不完整性和边界的不确定性等众多棘手的问题。纵使如此，人工智能仍被主要国家视为新一轮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引领性技术、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关乎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对比的战略性技术、渗透各军事领域的泛在性技术，大力推动其军事化进程，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领域。

武器装备领域的军用机器人、无人系统。与传统的无人装备依靠作战人员遥控操作相比，人工智能加持的无人装备自主性更强，并且朝着单装独立执行任务甚至集群自主协同执行任务方向快速发展。比如“机器狼”四足机器人已参与两栖作战集群抢滩演习，X-62A人工智能战机已具备出色的自主操控能力。

情报监视侦察与指挥控制领域的智能辅助系统。现代战争的情报数据海量复杂，依靠人工进行分析处理不仅难以应对，也无法满足战场实时性要求。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分析能够准确预测和识别威胁，并通过构建通用态势图、生成作战方案预案、提供行动计划建议、评估打击效果等辅助人类指挥员决策，是出色的虚拟参谋助手，典型实例包括美国的马文（Ma-ven）智能系统和人工智能平台等。

网络空间领域的安全防护与自主攻击。从防御来看，人工智能算法通过海量数据学习，能够自主识别异常行为并进行快速响应，显著提升了对未知威胁的防御能力；从进攻来看，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化漏洞探测、动态代码生成等能力，攻击方可以策划更为复杂多变的进攻行动，全面提升网络战攻击速度和效率。2025年初，某项国际性体育赛事遭受网络攻击，该攻击具有非常鲜明的人工智能特征。

认知攻防领域的深度伪造与认知塑造。随着认知战成为军事领域研究实践的热点，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认知攻防行动已加速落地。主要应用包括：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生成信息制品实施认知作战，利用社交机器人散布信息、操控舆论，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精准攻心行动等。这些手段均已在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得到了实战运用。

后装保障领域的装备定制维修。通过给装备加装定制传感器并开发相应算法实时监控分析装备状态，可以实现装备的个性化、定制化维修保障，极大降低装备维修保障成本、提高装备的出勤率。斯特赖克装甲车、F-35战机的维修保障均有此方面的创新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的“双刃剑”效应也日益凸显出来。

一是人工智能自身局限性与军事领域特殊性的叠加风险。当前，基于大数据表征学习的人工智能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数据偏见和不可解释性两个方面。所谓数据偏见，就是人工智能性能高度依赖于海量数据的学习训练，突出表现为训练数据量大、质高的领域，场景算法表现好；训练数据量少、质低的领域，场景算法表现差；缺少数据的领域，场景很可能出现“失能翻车”的状况。所谓不可解释性，就是人工智能算法的预测分析过程是一个“黑箱”，它作出识别判断的依据无法被严密精确定义，不具备令人信服的因果逻辑。

这种技术原生风险虽在其他领域也普遍存在，但军事领域的特殊性使其后果更为严重。军事领域，可供学习训练的作战演训数据积累少且容易遭到对手的攻击破坏，加之算法不可解释性形成的“数据幻觉”等问题，使得对人工智能军用系统平台不加限制的使用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把对手极端敏感的设施判定为一般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引发对手的对等甚至升级报复，导致战争失控。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带来的“低门槛”风险。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性质及其应用的广泛性，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极易被传播扩散，从而被极端政治力量、恐怖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掌握。这些组织和个人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出大量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作战平台，配合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甚至可以达成以小博大的作战效果。

人工智能技术的低门槛化和军事应用的高效费比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这些行为者采取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行为。他们往往把达成自身目的放在首位，无视人工智能军用的负面效应，确保安全、可靠、可控更是无从谈起。人工智能被激进滥用甚至恶意使用，极大加剧了战争扩散蔓延、失管失控的风险。随着代理式、物理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能机器人全面走向战场，这种风险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甚至可能危及人类自身的安危。

三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不透明性带来的军备竞赛风险。一方面，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改变战争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力图通过人工智能军事化获得相对对手的非对称优势。各国为了保持己方的这种战略优势，往往对人工智能化的进展、程度等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使得竞争对手无法有效探知其具体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基础通用的泛在技术，它呈现出的是一种软性使能力量，而非实体的硬件装备。这使得监管人工智能军事化无法像监管核武器发展那样，通过对铀、离心机等材料和设施的核查监测即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了研发或部署；并且人工智能驱动的半自主、自主特征，往往通过算法参数的调整设置、程序代码的更新修改就可以便捷切换，可做到平时隐真示假、战时再迅速启用，监管难度大。以上原因导致的不透明性驱动各军事大国不断强化人工智能军用研发，唯恐自己在这一领域落后而丧失战略优势。

四是军事竞争无序化带来的“囚徒困境”风险。当前，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颠覆性价值已基本形成普遍共识，各军事大国对军用人工智能先行者优势的争夺日趋激烈、举措更加激进。美国在其2025年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只有在武装部队中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才能保持全球军事优势，人工智能也早已成为美军创新议程的核心。尽管美国防部发布了《负责任人工智能战略与实施路径》指导文件，但该文件被认为过于笼统，具体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且美军并没有禁止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部署或使用。

在国际战略环境变乱交织、军事竞争焦虑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国家铤而走险、突破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底线的风险客观存在；保持战略理性的国家也会在防范对手技术突袭、避免被对手“秒杀”等心理的驱使下，不会主动放弃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这种竞相抄底的无序化军事竞争可能带来非零和博弈的最劣结果。

两栖攻击舰的未来发展走向

两栖攻击舰（又称两栖突击舰），是可搭载直升机、气垫船等高速登陆工具，输送登陆兵及武器装备实施垂直和平面两维登陆作战的两栖作战舰，它是远海进攻作战的标志性兵力，具有很强的威慑性，是一个国家海上军事实力的象征，也是各国重点列装的舰种之一。随着各种颠覆性技术的运用及作战环境的变化，未来其发展走向将出现新的特点。

由“单一任务“向“一舰多能”拓展

两栖攻击舰的“鼻祖”是二战时期日本陆军的“神州丸”号强袭登陆母舰，其多层甲板结构上设有存放登陆艇和飞机的空间，利用船体各处的舱口和起重设备迅速释放登陆艇，还通过弹射器起飞飞机。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建造了“硫磺岛”级两栖攻击舰，这是世界第一种专用两栖攻击舰。该型舰开始搭载武装直升机，它融合了直升机航母和船坞登陆舰的特点。从运用历史来看，两栖攻击舰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任务比较单一，主要用于两栖登陆作战。

近年来，随着立体投送能力和综合性能的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开始重新描绘两栖攻击舰未来的运用场景，对其未来的“角色”也有了更新、更高、更多的要求。要求其具备“一舰多能”，担负更多的使命任务。除了能执行两栖攻击任务，还能承担起制空、制海和反潜任务，和平时期还可以参与反恐撤侨、维和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服务国家外交、实施海上战略的新平台。为弥补航母力量的不足，有些国家提出要将两栖攻击舰打造成“闪电航母”，通过升级改造，部分两栖攻击舰正从单纯的两栖平台向“轻型航母/两栖混合舰”跨界演变。目前，为满足未来作战任务的需求，有些两栖攻击舰在建造和升级改造中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采用了一些多元化的设计。例如，为优化航空作战能力，有些两栖攻击舰取消了传统的船坞舱，采用电磁弹射技术，以满足未来预警机等各式固定翼战机的上舰需求。

为满足“一舰多能”的需求，需要扩大舰艇空间，搭载更多的舰载装备，这使得两栖攻击舰的吨位有不断加大趋势。最早的日本“神州丸”号排水量7800多吨，美国的“硫磺岛”级排水量14000吨左右，而目前部分两栖攻击舰的排水量已达4万吨左右，规模接近中型航母。两栖攻击舰吨位的增大，除了能满足搭载更多装备的需求，还可以增加舰上燃油装载量，延长续航时间，大幅提升综合作战效能。另外，两栖攻击舰的最新设计趋向通用化平台，以适应多种任务需求，如制空、反舰或指挥控制。部分两栖攻击舰采用了模块化设计，通过调整舰载机组合，可快速切换多种任务模式。

加快智能化与无人化深度集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布式组网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度渗透，海战形态正从“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加速向“智能化战争”演进，智能化建设已成为各国提升战斗力的关键，作战双方由传统的平台对抗转向由多平台、多系统构成的“体系对抗”。作为两栖作战的核心力量，两栖攻击舰所处战场环境复杂，涉及兵力较多，协同任务重，对战场的认知、决策及协同等方面要求高，如何在未来海上两栖智能化“体系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两栖攻击舰发展面临的主要课题，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就是不断提升两栖攻击舰的智能化水平。

可以说，智能化的高低已成为检验其未来两栖作战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也直接关系到未来两栖作战中参战兵力的安全及作战的胜负，同时也决定其未来存续前景。近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军事大国都非常重视两栖攻击舰的智能化建设，纷纷制定出明确的智能化转型“路线图”，根据未来智能化作战的要求，加大智能研发投入，同时，不断为相关控制装备进行人工智能提升改造。例如，大力研发和运用智能化多模态数据采集技术、多模态信息融合技术，增强数据处理和算法能力。尤其重视对指挥控制系统进行升级，引入更多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确保在复杂作战环境中的信息和决策优势。

从武器装备发展规律看，无人化是智能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两者相辅相成。两栖攻击舰在推进智能化的过程中，必然也会促进无人化的发展，未来，两者将会高度集成，共同提升两栖作战能力。两栖攻击舰将会搭载相当数量的具备自主作战能力的无人装备，可在敌方滩头实施“无人蜂群”作战，为两栖攻击舰增添“非对称”战场优势。例如，通过搭载大量无人机执行侦察、打击和电子战任务，实现对敌方防空系统的饱和攻击。同时，利用无人艇进行搜索和精确打击，提升登陆作战的效率和安全性。目前，无人装备的舰载步伐正在提速中，部分两栖攻击舰搭载的无人机的空中任务比重已占60%左右，有些国家已在两栖攻击舰上验证测试“无人舰载航空任务控制系统”（UMCS），为下一步全面实现空战“无人化”积极准备。

持续增强自身防护能力

由于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港湾停泊、海上航渡，还是战场行动，两栖攻击舰都是敌方监视和攻击的重点目标。未来，随着海战样式向智能化演变，海上防御难度急剧上升：饱和攻击已成为常态，来袭目标呈现出高速度、高机动、低雷达散射截面以及集群化特征。两栖攻击舰所处的威胁环境愈发复杂多变，在海上、水下、空中、岸上、赛博空间领域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如何增强海上防护能力、减轻海上威胁，这是两栖攻击舰面临的永恒课题。

为增强自身防护能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将在“硬件”和“软件”上同时发力。例如，将通过配备反潜直升机、雷达、防空导弹发射装置、近防武器系统、定向能武器、电子对抗系统和鱼雷诱饵等多种装备，构建多维立体的对抗防御体系，全面提高舰艇的防御能力。未来，两栖攻击舰将更加重视隐身性设计和推进技术升级，如采用全电力推进系统，以降低雷达信号和噪声，提高隐蔽性和机动性；舰身采用倾角设计，使雷达波产生偏转效应；采用一体化封闭式桅杆（IEM），可减少80%以上的雷达波反射，舰体外部使用雷达吸波材料；烟囱废气进行冷却处理。同时，根据未来威胁环境的特点，不断创新和完善各种针对性防御作战概念和战法，以引导未来两栖攻击舰在复杂环境下实施高效防御作战。

两栖攻击舰是为满足海上登陆作战需要而产生的特殊舰种，它是威胁敌方滩头的海上“巨兽”。经过多年发展，两栖攻击舰的作战性能有了跨越式提升，同时也面临新的使命担当和发展挑战。未来，两栖攻击舰究竟会驶向何方，人们将拭目以待。

侵华日军八九式掷弹筒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的展柜中，摆放着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炮”——侵华日军使用的八九式掷弹筒。日军侵华时期，孙吴县因地处战略要冲，被打造成进攻苏联、巩固东北殖民统治的核心军事要塞，大批兵力与武器装备在此部署，用于日常守备与军事演练，八九式掷弹筒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当目光触及这门掷弹筒，冰冷的金属外壳仿佛仍在低吟那段被炮火撕裂的岁月。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历程中，日军武器装备以精巧实用却又极度残酷为特征，八九式掷弹筒虽非重型火炮或战略级武器，却凭借侵华战争中的高频使用、灵活战术及对平民的毁灭性打击，成为日军推行侵略战争的关键工具。这一侵华物证，用沉默自证其罪，它不仅是一件轻型武器，更是一段血泪历史的缩影，是侵略者暴行的铁证。

追溯其研发渊源，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成为重要转折点。当时，日军为攻克俄军旅顺要塞付出惨重代价，俄军除凭借马克沁重机枪造成日军大量伤亡外，还将47毫米海军炮以大角度倾斜安装在炮架上，改装成原始迫击炮，其发射的炮弹能以弯曲弹道精准落入日军隐蔽工事，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渴望研制出一种可打击障碍物后方目标的步兵支援武器，以填补迫击炮与手榴弹之间的火力空白。但受当时日本工业基础薄弱、钢铁产量有限的制约，日军只能另辟蹊径，研发出一款轻便的单兵武器——1921年定型的“大正十年式”掷弹筒。

该型号掷弹筒存在射程过近、安全距离不足等缺陷，日军遂在其基础上持续改进，最终于1929年（日本皇纪2589年）成功研制出八九式掷弹筒。日本军方将其定位为“步兵班级火力倍增器”，核心优势凸显为“轻便、速射、易携、高效”。自1932年正式列为制式武器至1945年，该掷弹筒累计生产约12万门，广泛配属日军小队、班一级作战单位。

作为一款针对性研发的步兵支援武器，八九式掷弹筒在设计上极具“战场适配性”。它采用滑膛式管状结构，口径50毫米，全长约413毫米，重量仅4.7公斤左右。相较于约20公斤的迫击炮，便携性优势极为突出，既可由单兵背负，也能由两人协同携带，对战区地形与运输条件几乎无特殊要求，可全程伴随步兵行进作战。在性能参数上，其有效射程达500米，最大射程可至700米，有效杀伤半径为8米，不仅能发射高爆弹，还可搭载信号弹、毒气弹等多种弹药，任务覆盖范围广泛。尤为关键的是其卓越的曲射能力——通过旋转内部螺杆改变气体膨胀容积，无需复杂瞄准装置，即可在固定角度下自由调整射程，精准打击掩体后方、工事上方、山脊线后方等常规武器难以触及的“死角”目标。这一特性使其在山地作战、村落争夺、城市巷战等复杂场景中极具杀伤力。

在侵华战争中，八九式掷弹筒的战术价值被日军发挥到极致，成为其实施侵略暴行的“得力工具”。该掷弹筒广泛部署于日军步兵联队、独立混成旅团、特务机关及宪兵队，成为“小队级”火力核心。每个步兵小队通常配备1至2门，每组携带8至16发弹药，操作手被称为“掷弹筒手”，地位堪比“轻型炮兵”。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战场上，这种掷弹筒以每分钟20至30发的射速，向中国军民倾泻了数以万计的弹药，其刺耳的爆炸声与刺眼的火光，曾响彻华北平原、江南水乡、西南山地的每一寸土地。在百团大战后期的关家垴战斗中，被八路军包围的日军冈崎大队，凭借地形构筑临时工事与暗堡掩体，以八九式掷弹筒配合重机枪负隅顽抗，给八路军带来重大伤亡，其凶残的实战威力可见一斑。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全然无视《日内瓦公约》与《海牙公约》中禁止使用武器攻击平民的国际法准则，将八九式掷弹筒广泛用于城市、乡村、学校、庙宇等非军事区域。在对华北、华东农村的“扫荡”行动中，日军常于夜间向村庄、交通线、游击据点发射“冷炮”，无规律地制造“随时可能遭袭”的恐怖氛围，迫使抗日游击部队频繁转移阵地，民众因恐惧不敢与抗日力量接触。有亲历战争的老者回忆：“那声音像雷，却比雷更可怕——它不一定直接打人，却让人整夜不敢合眼。一听到‘嗖’的炮弹破空声，全村人就往地窖里钻。”《荻岛静夫日记——一个侵华日军的战地实录》中，也记载了日军的残暴行径：“接下来，我军扫荡了淮口村落的全部老百姓。”“傍晚，我们使用了掷弹筒之后，队长带领着我们拿着刀把数名俘虏兵作为试刀的对象，一个个杀掉。”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档案证实，八九式掷弹筒的使用频率与平民伤亡率呈显著正相关。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在长江沿岸村落中大量使用该掷弹筒实施“扫荡式清剿”，对疑似“游击队藏身地”进行“定点清除”，而这些被炸的村落里多为手无寸铁的普通农民。中央档案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同样记载了日军在汉阳的暴行：“次日，寇派军用汽车4辆，载寇80余名，武装齐全，驶至新隆集，蜂拥下车，向汉阴山猛扑。对逃避狂奔之男女，连续以机枪、掷弹筒扫射。留守房屋之老弱残废，亦被寇刺杀。”

此外，日军还在部分战区对八九式掷弹筒进行改装，用于发射毒气弹或燃烧弹，进一步加剧了其破坏性。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将该掷弹筒发射的普通榴弹替换为芥子气弹，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带对八路军据点及周边村落实施毒气袭击。这些“毒弹”虽体积小巧，但爆炸后毒气迅速扩散，数小时内便导致数十人窒息死亡。当时的抗战官兵普遍缺乏防毒面具，许多原本坚固的堡垒也因此被日军攻破，无数军民在毒气中痛苦离世，这些都是日本侵华罪恶的铁证。

构建乡村人才职业化培育新路径

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山东省蒙阴县立足老区县、山区县、农业县实际，联合临沂科技职业学院探索构建“政校村协同、农科教融通、职前后贯通”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锻造“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型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定向“选才”，精准锚定培育对象

蒙阴县立足乡村发展实际需求，通过精准摸排、定向招录、前置引导等举措，筛选有情怀、有潜力、愿扎根的培育对象，让“雏雁”振翅于乡村全面振兴一线。

一是全域摸排精准画像。组建专项调研组，通过“座谈访谈+实地走访+数据研判”的方式，聚焦村庄人才需求、大学毕业生返乡择业等情况开展全域摸排。重点梳理村级事务管理、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人才缺口，建立涵盖产业类型、岗位需求、能力标准的乡村人才需求清单。

二是定向招录严把入口。立足需求清单，与临沂科技职业学院达成战略合作，采取“政府买单、定向招录”模式，通过单独考试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招录组建“头雁”（现代农业技术专业）、“鸿雁”（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两个定向培育班。招生严格执行“政治审查+能力测试+意愿考察”三重标准，2025年首批定向培育44人。

三是前置引导厚植情怀。为规避“先借平台入学、后续发展待定”问题，在招录后、入学前开展系列前置引导。组织“学前家访”，深入学生家中了解情况，宣讲乡村全面振兴政策与培育保障措施；开展“沂蒙精神教育行”活动，让学生在红色教育中感悟初心；通过县委书记讲授“开学第一课”、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分享事迹等方式，直观展现乡村发展前景，持续激发人才服务家乡的内生动力。

全科“育才”，夯实兴村能力根基

蒙阴县构建“政府买单、院校施教、村庄点单”精准培育模式，实现培育内容与乡村需求的精准对接，全面提升培育对象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一是定制课程精准适配需求。以“三农”需求为导向，建立“村庄提需求—政府配资源—院校调课程”的闭环机制，确定“一化五能”（职业化和能留住、能发展、能管理、能创新、能攻坚）培养目标，构建“基础通识+专业核心+村庄定制”三级课程框架，涵盖乡村政策、法律法规、智慧农业、直播电商、村务管理等实用技能。推行项目化教学，课程设置与乡村实际需求挂钩，确保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是双师授课贯通理论与实践。组建“1+N”双师型师资团队，“1”即校内主讲教师，负责理论知识传授和教学统筹；“N”即由县内优秀党支部书记、农业专家等组成的校外导师，重点承担实训教学和实践指导任务。推行“校内课堂+田间课堂+线上课堂”多元教学，开发线上学习平台。2025年以来，累计邀请20余名校外导师开展专题授课40余场次，组织田间教学20余次。

三是平台支撑强化培育实效。整合“政校村”三方资源，打造“校科技园+县示范基地+村农技小院”三级共育平台。在临沂科技职业学院建设乡村振兴实训中心，配备智慧农业模拟系统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在蒙阴县遴选20处特色村庄作为实训基地，在重点村设立“农技小院”。实施“四个导师”制，为每名学生配备学术导师、实践导师、成长导师和产业导师，全方位保障培养质量，让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升。

实践“练才”，一线锻造实战本领

蒙阴县坚持“学用结合、以干促学”，把实践一线作为“练兵场”，推动培育对象在实战中增才干、提能力，实现从校园到乡村的无缝衔接。

一是项目攻坚锤炼实战能力。实施“乡村实践项目攻坚计划”，围绕村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重点任务，为培育对象量身设定“三个一”实践任务，即助力一个产业项目、解决一个治理难题、培育一项专业技能，推动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积累乡村工作经验。2025年以来，培育对象累计参与乡村实践项目20余个、协助解决实际问题30余件。

二是岗位历练熟悉基层实务。建立“校内学习+驻村实习”交替培养机制，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安排不少于3个月的驻村实习，让学生全程参与村级事务决策、政策宣传、矛盾调解、产业发展等工作。学生实习期间，由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干部担任帮带导师，手把手传授工作方法和经验。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大讲堂”“基层治理现场会”等活动，提升沟通协调和群众工作能力。

三是交流互鉴拓宽发展视野。搭建多元化交流平台，遴选44名优秀年轻科级干部“一对一”结对帮带学生，定期开展经验交流、专题研讨，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专题讲座，解读行业趋势、传授先进技术理念。2025年累计组织跨区域交流学习6次、专题研讨12场次，实现培育对象全覆盖。

保障“留才”，构建发展长效机制

让人才“下得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好”才是关键。蒙阴县坚持“留才先留心”，构建“待遇保障、成长保障、能力保障”三位一体的全周期保障体系，让人才安心扎根乡村、放心干事创业。

一是健全待遇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制定出台乡村定向培育人才保障政策“金七条”，明确学生在校期间学费由蒙阴县全额承担，同时设立专项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签订《定向服务意向书》，学生毕业即就业，毕业后定向回村服务不少于5年，报酬参照村“两委”成员标准保障，将毕业生纳入“三青”人才库重点跟踪培养。推出购房优惠、健康体检等福利，增强人才归属感。

二是夯实成长保障，搭建发展平台。在政治成长上，表现突出者将被优先推荐为入党积极分子，毕业时符合条件的可发展为预备党员；在服务期间将被优先纳入村“两委”后备干部库，表现优异者可按程序选为村“两委”成员或村党组织书记。在职业发展上，实施“递进式”培养，有计划地将优秀人才推荐到乡镇（街道）或县直部门挂职锻炼，拓宽发展空间。

三是强化能力保障，推动长远发展。建立“校地联动”持续培育机制，培育对象在村服务期间，临沂科技职业学院和县级相关部门定期组织专题培训、技术指导等活动，引导学生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建立人才诉求表达机制，通过定期座谈、个别访谈等方式，及时了解人才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和需求，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通过全周期服务机制，确保定向培育人才在乡村扎根成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系山东省蒙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以智能制造“新引擎”跑出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加速度”

“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首位，同时强调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卷烟厂（以下简称成都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将智能制造作为推动生产制造提能升级的核心引擎，为走好“二次创业”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造动力。

“数”为“智”源，筑牢智能制造发展根基

数据刻画了生产制造全流程的时空状态，揭示了当下生产模式的内在规律与价值瓶颈，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首要任务就是打好数据治理的基础桩、打通信息流转的主航道。成都厂紧抓承担行业信息物理系统（CPS）试点任务机遇，将建设坚实的数据基础设施作为打造智能工厂的首要工程来推进。聚焦全流程生产工序，累计部署8万余个实时感知点，织密覆盖生产全环节的智能“神经末梢”。针对长期制约发展的“数据烟囱”“信息孤岛”等问题，以180余项数据转换规则为“语法”、70余项数据配置标准为“词典”，对工厂部署接入的12个业务系统、总量高达4TB的生产运营数据，实现了全量语义统一表达与规范化转储，彻底统一了全厂业务数据的“语言”。在此基础上，融合5G通信、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科技，构建贯穿生产调度、设备运维、质量管理等生产经营全过程的10余个数智化生产管控应用，为打造基于全局数据的精准决策能力体系奠定基础。凭借在CPS建设及其深化应用方面的成效，工厂获评2025年度成都市智能工厂，并以行业高分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三级评估。

以“智”提“质”，激活质量管控内生动力

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实现高水平质量管理，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成都厂将优化质量管理作为发展智能制造的重要抓手，推动工厂工艺质量管控实现从经验依赖到数据支撑、再到智能驱动的“三重进阶”。立足CPS数据基础底座，着力构建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质量管理体系：基于CPS实时数据形成含4类18项关键指标的质量数据看板，基于零代码平台实现自动化信息传递，驱动管理视角从局部走向全局；依托过程质量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库，实现关键指标的实时风险预警，将“事后纠偏”升级为“事前预判”“事中阻断”，形成“感知—分析—执行”的处置闭环。在这一阶段，数据指标取代人员经验成为质量管理的根本依据。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AI技术正从根本上重塑质量管控的底层逻辑与实践范式。成都厂基于深度学习建立“松散回潮水分控制模型”，用智能预控替换人工操控，使生产批次制程能力指数（CPK）跃升80%，标准偏差锐减40%；创新应用“双远心镜头成像+AI视觉算法”，在保证检测精度符合工艺管控要求的同时，实现检测效率从传统的“离线2小时每次”到“现场实时检测”的跨越。同时，通过多产线的推广复用，大幅降低了部署应用先进深度学习模型的边际成本。从以人工经验观察判断产品质量的“经验主导”，到以指标数据贯穿质量管控流程的“数据驱动”，再到基于AI技术实现工艺质量端到端数智管控的“智能闭环”，成都厂的质量管理实践为传统制造业推进工艺质量控制数智化转型探索了有益经验。

规划引领，谋划智能工厂顶层设计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成都厂将更加聚焦主责主业，主动对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四级和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卓越级要求，锚定跻身行业智能工厂“第一方阵”目标，开启新一轮的数智化转型攻坚。一是向“深”推进智能化建设。围绕“一个基础底座、三个关键平台、四大核心场景、一体化生产运营”的“1341”智能工厂建设总体思路，以制丝线升级改造项目为重要依托，以“快、智、集、少、优”为运营目标，以“生产柔性化、状态透明化、决策智能化”为核心能力，以“集成互联、数据驱动、绿色低碳、安全可靠”为支撑体系，建设“机台—班组—车间—工厂”四级全要素聚合、全视角呈现、全流程闭环、全时空覆盖的现代智能工厂。二是向“实”赋能绿色化发展。坚持转型升级同绿色可持续发展齐头并进，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精准调配能源，系统降低资源环境负荷，着力构建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绿色制造体系，在聚力服务“双碳”目标战略大局中锻造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优势。三是向“广”拓展融合化边界。进一步优化数据要素在研发、生产、供应与营销之间的协同循环，围绕生产组织、工艺质控、设备管理、物资保障四大核心业务，基于感知、诊断、预测、决策、控制等数智手段的融合应用，在数字基建、生产作业、质量管控、设备管理等九大环节，形成数字孪生、智能排产、工艺质量改进、人机协同等30余个典型应用场景，构建面向生产经营全链条的现代化数智运营体系。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一场与时代共进的伟大征途。成都厂将发展更高水平智能制造能力作为服务行业和四川中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久久为功、持续发力，在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时代浪潮中，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贡献力量。

（作者系成都厂党委副书记、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