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高质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广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胸怀大局谋划广西工作，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

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贯通历史与现实，关联国际与国内，结合理论与实际，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把学深悟透笃行这一重要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将其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把握时代大势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更加注重增进共同性，更加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既与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一脉相承，又根据民族工作形势任务与时俱进，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彰显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坚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回望人类历史长河，是一部文明兴衰史，也是一部民族关系演变史。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等问题爆发冲突，或因民族分裂被外部势力操弄而战乱纷飞，家园在炮火中化为焦土，孩童在废墟中绝望哭泣，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为奢望。相比之下，我国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携手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才能有效抵御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和矛盾问题，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面向未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蕴含的文明智慧和独特价值必将日益彰显，成为破解全球民族问题的“金钥匙”，为世界各国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谐贡献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关心广西民族团结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题词“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称赞广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要求广西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专门到南宁市蟠龙社区调研民族团结工作，强调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勉励广西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为广西锚定了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目标方向，赋予了广西在全国民族工作中探索经验、作出示范的使命任务。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旗帜鲜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深刻理解把握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方面广西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在历史根基上，广西早在秦代就归入中央版图，素有卫国戍边、屏藩中央的传统，从明代瓦氏夫人抗倭，到近代冯子材、刘永福抵御外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无不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生动例证，“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深深扎根八桂大地、融入广西人民精神血脉。在文化基因上，广西具有骆越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长寿文化等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同中华文化长期广泛的互动交融中得到全面滋养，形成了多元一体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民族团结深入人心、坚如磐石，成为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自觉。赓续好这些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广西就有条件打造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旺盛生命力的重要窗口，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努力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得更牢。

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把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以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为契机，进一步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示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

加快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支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特色种养、民族手工业、民族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以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为示范，加强各族群众现代文明教育，大力倡导现代理念和生活方式，实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广西在全国率先设立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会和10个研究基地，出台实施《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编纂完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系列丛书，举办边疆民族地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论坛暨费孝通田野调查90周年纪念活动等活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我们将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好广西民族团结故事，推动“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好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旧石器时代的“百色手斧”、南方古人类“柳江人”遗址、兴安灵渠、左江花山岩画等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阐释广西民族团结特质里的共有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共有文化标识，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持续培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精心筹备办好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

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西由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家庭已超160万户，“十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是，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我们将持续深入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桂在行动”，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在经济、教育、就业、社区建设、文化建设和干部培育使用等方面把民族平等落实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平等权利、履行平等义务。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深入实施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实现“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加强边境立体化综合防控体系建设，坚持全面发动、系统施策、精准发力、整改到位，持续强化反偷渡、反走私、打“三非”，稳步推进智慧边海防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

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问题、民族问题和边疆稳定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我们将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总钥匙”，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抓好蓝天立等案件以案促改促治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努力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扛牢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涉重金属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和水污染防治，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让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赋能千行百业。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北部湾港为海陆门户，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坚持把财政支出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温暖大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竞争力强的县域经济，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健全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扎实推进法治广西建设，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认真抓好宪法及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在全区有效实施，有力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阐述并一体部署，深化拓展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布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作出战略部署。我们要锚定这一奋斗目标，聚焦重点、辩证施策，统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思考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明确了新时代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总体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分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构想，我们党制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部署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部署，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基点。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推进方式和实践路径。高效组织实施三大战略是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部署落地落实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推动三大战略联动发力、互促共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坚持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体深化，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越向前推进，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会越强，对改革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必然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高度，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决破除束缚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注重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教育评价体系、科技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一体构建，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制度保障。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加快制度供给，强化建章立制，注重衔接配套，特别是要聚焦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辩证处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大关系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创新思路举措、狠抓工作落实，特别是要辩证处理事关全局的几个重大关系。

战略性和操作性。战略规划是指导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既要立足长远科学决策，加强顶层设计，使制定的战略规划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又要求真务实，加强分层对接，细化操作流程，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可实施的具体方案，让战略规划变得具体可感、易于执行，确保战略规划一步步实现。只讲战略性而不注重操作性，再好的战略规划都会流于形式，成为空中楼阁；只讲具体操作而不讲究战略规划，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南辕北辙、迷失方向。实践中，既要加强战略先导，坚持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目标取向协同一致、任务举措衔接配套、保障措施同向发力，注重规划整合、资源统筹，增强前进的方向性、引导性；又要加强战术落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学科建设、招生就业、科研攻关、科技评价、人才计划、激励奖励等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和统筹联动，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精准性、实效性。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决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发展，而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整体推进，强调坚持系统观念，以全面的、联系的而不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注重一体谋划、相得益彰。整体推进，要求我们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政策举措，加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政策举措配套衔接、良性互动，注重推动各项政策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整体推进不是齐头并进、平均用力，重点突破不是倚轻倚重、顾此失彼。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有力牵引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既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在提出总体方案、时间表、路线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发展和安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比如，在教育方面，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在科技方面，面临着科技“双刃剑”以及美西方国家对我“卡脖子”等风险挑战；在人才方面，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白热化导致人才流失、高端人才引进难等问题。这些风险挑战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力，就会关联辐射、传导扩散、叠加演变，最终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危及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和目的。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时，要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寓安全于发展中，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既要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来提升安全能力，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安全环境，切实维护教育安全、科技安全、人才安全。

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始终把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人才自主培养道路。坚持自立自强，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我“筑墙”“脱钩”“断供”，对此我们绝不能乱了阵脚，绝不能消极被动，更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别国越是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我们越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决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而是去粗取精、辩证扬弃。要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更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创新要素资源，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着力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深化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科技人才治理，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期，国际上围绕高质量教育、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战略博弈空前激烈，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赛道和竞争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我们必须围绕“高质量教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素质人才”共生赋能的“三高目标”，抓住关键重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形成以教育为先导和基石的一体发展格局。重视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把教育作为一体发展的先手棋，前瞻部署、提前布局，以教育之强赋能科技之强、成就人才之强。一是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调整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优质均衡发展，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二是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立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良性互动、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结构。三是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优化高校布局，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推动招生育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有效贯通，深化教育理念、体系、制度、评价、治理等变革，培育教育发展新动能。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形成以科技为驱动和牵引的一体发展格局。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围绕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有机联动。一是打造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二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注重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加快构建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参与、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形成以人才为核心和纽带的一体发展格局。人才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共同任务和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着力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教育发展、创新突破。一是优化人才结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抓紧培养国家发展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二是坚持高端引领，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三是完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的一体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敏锐捕捉科技前沿动态，打破教育科技人才等要素配置的传统模式，实施创新性优化组合，通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有效提升科技供给、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构建富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体系。二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探索技术转移、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的新模式。三是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拓展深化应用场景，全方位赋能人才培养和素质提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

在战略上保持定力 在战术上精心运筹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分析形势，既要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又要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国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的新变化。要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心运筹，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这为我们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十五五”战略部署，做到稳中求进、积极作为，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和遵循。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当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向外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向内看，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创新格局深度调整，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形势越是复杂多变，我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要有“操其要于上”的战略谋划，也要有“分其详于下”的战术方法，处理好谋势与谋事、谋长远与谋当下、谋全局与谋一隅的关系，分析战略态势、明确战略方向、把握战略机遇、进行战略布局，使战略更科学、战术更有效，切实把顶层设计与政策推进结合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执行好。

战略决定方向，战术把握时机。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战术来落实，战术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增强战略稳定性的同时，要善于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精心运筹中，实现战略与战术的动态统一。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部署，既坚定执着，又不失灵活；既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抓准抓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既算大账总账，又算小账细账。确定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确保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要有坚定性，无条件执行，不自行其是、搞本位主义。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的具体战术要有灵活性，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和改进战术，主动作为、各展所长，把握好政策尺度、改革力度，从而更好抓住机遇、推动发展。

“十五五”规划建议对未来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战略规划的延续性与稳定性，为各地区各部门保持战略定力，一以贯之抓落实、久久为功见成效奠定了基础。对“十五五”时期来说，既要充分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又要对风险挑战并存的状况有全面把握，特别是针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的特点，尽量把各种因素考虑周全。只有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敏锐把握条件和形势的新变化，善于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演进趋势，我们才能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制定出体现事业发展阶段性规律性特点的战略战术，发挥出战略规划的重要优势。例如，在积极培育新动能的同时注重更新旧动能，在守正创新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但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防止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避免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阵痛。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容不得迟疑、等待，也不允许急躁、冒进，而是要在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以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一步一步坚定走。

重要言论

我国人口多、市场大、产业全、发展动能强，有条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筑牢大国粮仓”的世界意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不能折腾”。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粮食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曾引发全球关注。如今，中国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给出了有力回答。“筑牢大国粮仓”不仅是中国对自身负责的体现，更是对世界担当的生动诠释，其国际意义深远，世界贡献重大，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全球粮食安全的稳定基石。以强劲产能成为世界粮食体系稳定的“压舱石”。中国用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这一数字背后是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2025年，粮食生产再获丰收，“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裕。粮食产量达到14298亿斤、增产168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这种大规模、可持续的粮食自给能力，有效避免了14亿多人口的粮食需求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25—2034）》预测，未来1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有望提高至90.5%。总体而言，中国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这既是中国人民自己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

以“两藏”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中国创新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中国长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75%，良种覆盖率突破96%。科技赋能粮食减损增效效果显著，2024年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机收损失率分别为0.93%、1.76%和2.06%，三大主粮病虫害危害实际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这种将资源保护与科技创新有机结合的发展路径，既保障了当前粮食稳定供给，又确保了长期粮食安全，为农业资源禀赋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以绿色农业擦亮可持续发展底色。在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构建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生产新格局。全国平均每年农田用水总量减少36亿立方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升，2024年我国农膜回收处置率、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85%、88%、79%。与此同时，中国将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广稻鱼共生、桑基鱼塘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实现稳产提效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拓展农业多元价值。通过加快农业全面绿色转型，促进资源高效集约利用、产业低碳循环发展、乡村生态宜居建设，为全球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实践。

推动粮农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以产能共建筑牢全球粮食供给支撑。面对全球粮食安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多重挑战，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丰富全球粮源供给。根据农业农村部企业对外农业投资信息采集数据，2024年，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存量超327亿美元，企业带动当地就业超19万人，为东道国缴纳税金约17亿美元，有力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能力提升。例如，积极助力乌兹别克斯坦发展节水灌溉技术，2024年推广滴灌面积达2000公顷，将作物产量提升20%—40%，助力中亚旱区农业增产增效。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下开展农业对外合作，这种“双赢式”合作模式，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维，赢得了合作伙伴广泛赞誉，为推动构建新型农业国际合作关系提供了有效范式。

以开放畅通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秩序。中国的粮食安全离不开世界，世界农产品市场稳定更需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中国持续提升农业开放水平，主动共享超大规模市场红利。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15.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自贸“朋友圈”不断扩大，通过23个自贸协定与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优惠贸易安排，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普遍达到90%以上，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同时依托中欧班列等跨境物流通道，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与时间损耗，提升粮食等农产品流通效率。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以广阔市场空间为全球粮食市场稳定发展创造机遇。

以“授人以渔”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保障能力。中国坚持“授人以渔”的合作理念，通过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粮食生产能力。截至目前，中国已在非洲等地区建设了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杂交水稻、菌草技术等适用农业技术。中国杂交水稻已远播五大洲约7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约800万公顷，年增产粮食约1600万吨；菌草技术已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创造了“草变菇”的奇迹，为当地民众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和生计方式。在澜湄农业合作框架下，中国实施了数十个农技推广项目，为湄公河国家培训农业致富带头人5000余人次。这种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技术合作模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有效提升了保障粮食安全的“造血”功能。

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积极力量。多边粮农机制的“建设者”。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以开放共享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农业发展格局。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谈判，参与农产品质量标准、生物安全等涉农国际协定、公约和标准的制定工作，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粮农秩序。设计并引领国际粮食减损行动，成功举办两届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深度参与国际粮食减损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目前，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以及主要的国际农业机构和金融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关系，为维护全球粮食系统稳定运行注入正能量。

农业南南合作的“引领者”。中国积极推动和深化全球南方框架下的农业交流对话，有效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间农业合作。2009年，中国政府捐资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截至目前，已向该基金累计捐资1.3亿美元，并先后派遣1200余名农业专家和技术员赴40余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技术援助。中国专家将先进和适用技术带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田间地头，培训近10万农民，超100万小农户受益。这些务实合作不仅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高了粮食产量，更推动了农业技术的本地化创新，为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全球农食系统转型的“贡献者”。顺应农业绿色化、数字化发展趋势，中国积极分享自身在农食系统转型中的成功经验和技术成果，携手各国共促全球农食系统向绿色低碳方向迈进。截至目前，中国拥有2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稻鱼共生等生态农业系统正转化为可复制的国际方案。自2023年起，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实施“智慧农场一体化发展计划”，在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落地智慧农场试点项目，显著提升了当地农业生产效率、资源利用水平和气候适应能力。搭建智慧农业博览会平台，促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这些实践不仅增强了中国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也为构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全球粮食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实践路径。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

芬兰可持续食品系统建设

当前，人口增长、生态破坏、分配不均及食源性风险相互交织，传统食品系统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推动其向健康、公平、环境友好方向转型，已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芬兰在该领域的长期实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的关注与肯定。2025年，芬兰蝉联《经济学人》全球食品安全指数（GF-SI）榜首，全链条监管模式被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4（UNFSS+4）相关方报告列为可持续食品系统建设典范。其数十年探索形成的经验，为各国破解转型困境提供了重要参考。

20世纪90年代之前，芬兰为提升农业产量，长期推行以高农药、高化肥、高抗生素为核心的高投入模式，虽短期内实现粮食增产，却引发健康保障、社会公平、生态环境三大系统性危机。健康保障层面，畜禽养殖抗生素滥用加剧细菌耐药性，食源性疾病发病率攀升，常见致病菌引发的食物中毒频发；波罗的海芬兰海域鱼类受面源污染影响，有机污染物与重金属含量远超安全标准，叠加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结构，使心血管疾病成为国民头号死因，加重公共卫生负担。社会公平层面，农村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差距持续拉大，大量小农户因竞争力薄弱被迫退出市场，“大农户挤压小农户”的现象愈演愈烈；部分低收入群体无力获取营养均衡食品，食品贫困成为制约社会公平的突出短板。生态环境层面，过量施肥导致土壤有机质含量骤降、肥力严重衰退，20世纪70年代近半数湖泊因农业污染出现富营养化问题，水体环境恶化、生物栖息地遭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严重制约农业长远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生态基础。面对传统发展模式引发的多重危机，芬兰自90年代起努力摆脱产量至上的理念，确立“健康优先、公平普惠、生态协同”的核心目标，从生产、监管、流通、生态保护、社会帮扶等多个维度推出系统性举措，开启食品系统全面转型之路。

聚焦健康核心，筑牢食品质量安全根基。芬兰以保障国民健康为食品系统转型核心，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管控体系，兼顾安全保障与营养提升双重效能。生产端大力发展有机农业，明确严格的农药准入及残留标准，同时出台《动物福利法》，规范畜禽培育、饲养、屠宰全流程，以标准化管理提升肉类品质。监管上，1990年代设立国家食品管理局，2006年整合资源成立芬兰食品安全局，建立全链条实时监测、应急响应与追溯机制。流通环节严控储运销标准、缩短供应链，保障食品新鲜稳定。依托专业实验室强化检测技术研发，打造营养与口感兼具的新型食品，全方位守护国民健康。

坚守公平普惠，筑牢食品共享保障防线。芬兰以公平普惠为价值导向，通过多元协同机制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让食品系统成果惠及全民。为扶持小农户，通过经济补贴、合作组织建设、技能培训及政策制定，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规避“大农户挤压”现象，助力小农户规模化发展与收入提升。针对食品贫困，构建多维度帮扶体系，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耕地，通过临期食品捐赠、食品券发放及社区普惠餐食保障需求。出台强制政策，要求公共机构优先采购小农户本地有机农产品，实现学前至高中免费营养午餐全覆盖、托育机构同步供餐，从源头缩小营养差距，夯实食品公平根基。

立足生态协同，夯实绿色低碳发展基础。芬兰将生态保护与食品系统建设深度融合，以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生态与生产效能双赢。先后于2010年、2016年、2024年发布三份国家食品战略，将生态保护纳入核心框架，配套环保法规筑牢制度保障。生产端推广养分精准管理，覆盖作物种植、生物肥料等绿色技术，削减农药化肥投入，创新农能融合模式，依托生物质能源实现资源减量与产出增值。推行休耕轮作等循环农业，设立生态缓冲带维护农田生态，建立碳排放税收调节与交易机制，激励农业主体增碳减排，稳步推进农业低碳化。

经过多年持续优化，芬兰食品系统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食品质量方面，自“全球食品安全指数”2012年发布以来，芬兰一直位居前列且排名稳步提升；欧盟委员会“欧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近年来在国民对本国食品的信任度排名中，芬兰一直名列前茅，得分显著高于欧盟成员国平均得分。在环境质量方面，土壤有机质含量和农田物种多样性增长显著，有机耕地占比达14%，远超欧盟平均水平的9%。在社会公平方面，小农户数量接近农场总数90%，农场规模扩大，小农户补贴减少的同时经济收入却实现稳步提升。芬兰的实践经验为其他国家食品系统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坚守健康优先底线，以全链条治理筑牢食品质量根基。芬兰摒弃高投入农业模式后，以国民健康为终极导向，将标准、监管、优化贯穿生产至流通各环节，通过农药标准、《动物福利法》等制度夯实生产底线，以一体化机构与全流程机制强化过程管控，靠供应链优化与营养研发完善终端保障。这启示，食品系统转型需走出“产量优先”误区，将健康诉求贯穿各环节。单一环节管控难以根治风险，唯有从源头切断健康隐患、中端强化监管兜底、末端保障营养供给，才能破解产量与健康的对立困境，既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又切实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为食品系统转型找准发力方向。

关注公平普惠价值，以多元协同机制破解发展不均衡难题。芬兰注重精准施策与长效赋能相结合，而非简单的资源倾斜式帮扶。针对小农户群体，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激活其市场适配能力，依托组织化协作弥补个体经营短板，以技能提升强化核心竞争优势，推动小农户实现从被动扶持向主动成长的转变，筑牢产业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针对低收入群体，着力打通生产供给与营养保障的联动链条，将基础帮扶举措与公共服务升级有机融合，既保障食品获取的机会公平，更切实落地营养均衡的结果公平，让食品公平惠及全体民众。这启示，食品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防范“被动兜底”思维，构建多维协同体系。既要精准扶持弱势生产主体，激活基层产业活力，又要保障全体民众营养获取权，通过政策联动打通生产与消费的公平链条，让食品系统成果惠及全民，破解发展不均衡与食品安全脱节问题。

践行生态协同理念，以制度与技术协同发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芬兰以国家战略为引领，将生态保护纳入食品系统发展核心框架，依托法规约束与政策激励形成双向引导，明确转型方向与底线要求。通过技术创新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投入品减量、生态环境修复与资源循环利用，打破生态保护与产出增长的二元对立，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启示，食品系统与生态环境深度交融，绿色转型并非牺牲生产效能。需以制度定方向，筑牢生态保护政策底线；以技术强支撑，破解生态与生产对立难题，构建生产、生态良性循环。唯有实现生态协同发展，才能夯实粮食安全生态基础，为环境友好型食品系统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挖掘地方生态文明实践的国际传播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该思想的全球视野与世界意义，为应对全球性生态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以14亿多人口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效具有全球示范意义。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深陷发展与保护矛盾，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可为其提供宝贵参考，带来重要历史契机。地方实践是理念落地的鲜活载体，挖掘其国际传播潜力，是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的关键，意义重大。

近年来，我国深挖地方生态文明实践的国际传播潜力，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地方实践具象化传播理念，深化国际认可度。抽象理念通过地方案例转化为可借鉴样本，成为理念出海重要抓手。2014年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署与中方合作发布的案例均源自地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推动“生态文明”理念具象化并纳入大会决议；2021年至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浙江、云南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为大会主题提供坚实支撑。二是地方治理经验广泛传播，促成多国主动借鉴合作。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受大气污染困扰，2024年邀中方专家考察，以期借鉴中国地方大气治理经验，后续提出深化大气污染防治、新能源等领域合作。老挝依托中老合作，落地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柬埔寨环境部部长期待借鉴中国地方“在发展中保护”经验，彰显中国实践国际适配价值。三是地方搭建南南合作平台，激活协同效能。2024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上，尼日利亚环境部部长认可中国地方南南合作潜力。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中巴大气污染治理合作等项目，以地方为主体，实现实践落地与理念传播双重成效，搭建起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生态合作桥梁。

我国在深挖地方生态文明实践国际传播潜力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受国际舆论格局失衡、传播理念偏差及地方传播能力局限等多重因素制约，这一潜力的充分挖掘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播内容供需错位，实践转化类经验供给不足。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核心诉求是可复制、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与实施路径，而非单纯成果展示。当前地方传播多聚焦治理成效，对实践背后体制机制、技术方法、实施步骤等可借鉴复制的细节阐释缺位，且回避探索中的挫折与试错经验，这种单向宣介易引发国际社会质疑，难以契合相关国家借鉴应用的实际需求，导致传播价值与公信力双重弱化。其二，适配性传播存在短板，难以契合各国差异化发展需求。全球南方国家自然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显著，对生态治理方案的适配性要求极高。我国地方生态实践虽类型丰富、因地制宜，但在国际传播中缺乏场景化分类拆解，未结合相关国家国情解读适配条件、应用边界及调整空间；且核心概念表达无统一规范，如“生态文明”英文译法不统一，尚未形成权威标准，易造成国际认知模糊，削弱传播针对性与有效性。其三，地方传播能力不均衡，潜力释放受制约。地方作为生态实践核心承载主体，区域间传播资源差距悬殊，多数地方缺乏专业团队、多语种生产能力及稳定海外渠道，优质实践多局限国内宣传，难以转化为国际话语。同时地方传播各自为战，缺乏全国统筹联动，且以单向宣介为主、双向互动不足，难以破解“西强我弱”舆论格局，大量优质经验未能国际化传播。上述问题亟待通过针对性举措破解。

构建多元协同的“央地联动”叙事体系，打造可复制的传播IP。打破地方传播力量分散、各自为战格局，建立国家级平台与地方深度协同机制，凝聚传播合力。国家级平台依托全球视野、渠道优势与品牌影响力，将各地生态实践成果，提炼为兼具本地特色与全球适配性的实践经验，规避单一成果展示局限。地方聚焦实践细节，提供真实素材与本地经验，实现“国家高度”与“地方温度”融合。推动央地合作常态化，打造区域性生态传播IP，借助权威载体扩大国际影响力，搭建全国性生态传播共享平台，为地方提供渠道与技术赋能，实现从“单次传播”到“持续发声”跨越，让更多地方经验标准化传播、可复制推广。

秉持真实客观的叙事原则，以过程性呈现增强传播信服力。避免单一成果展示逻辑，构建兼顾成效、历程与举措的叙事框架，在呈现治理成效的同时，客观还原探索中的技术瓶颈、理念分歧与优化路径，让叙事更具真实性与层次感，彰显生态文明建设韧性与决心。既要全面展现生态环境改善、民生福祉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成效，也要如实陈述治理初期的技术短板、发展与保护的理念冲突，以及政策机制的迭代完善过程，清晰阐释不同阶段的应对思路与解决举措。这种均衡叙事策略能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故事的刻板印象，帮助海外受众完整把握方案的实施逻辑与可操作性，进而深化对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认同，切实提升传播内容的借鉴价值与说服力。

搭建沉浸式研修与合作平台，构建双向赋能的传播格局。认清当前仍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突破单一宣介的传播局限，充分借助外部力量提升传播效能，建立常态化来华研修机制。有计划组织全球南方国家官员、学者深入我国生态治理实践成效显著地区，通过实地调研、案例研讨、座谈交流等多元形式，亲身体验中国生态治理方案的落地实效与内在实施逻辑。依托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地方与共建国家开展生态领域务实合作项目，以实践合作为天然纽带承载生态文明理念传播。参与者回国后结合本国实际开展本土化分享与应用，以亲身体验破解认知偏差、消解误解偏见，实现中国生态治理经验赋能海外实践、海外应用反馈优化国内传播策略的良性互动。

规范核心概念表达与话语体系，夯实理念传播的认知基础。从国家层面统一“生态文明”等核心概念英文译法，明确“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为标准表述，避免多重译法造成认知混乱，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制定权威释义，为地方开展国际传播提供统一遵循与根本依据。系统梳理生态传播领域高频词汇，构建涵盖“两山”理念、“碳中和”等核心概念的权威双语词库，助力地方精准传递理念内涵、规避表达偏差。推动“本地表达”与“国际话语”深度衔接，立足地方生态实践特色，找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等国际议题的契合点，让地方生态智慧融入国际共识语境，实现理念传播的本土化表达与国际化适配。加强对地方传播人员的专项培训，重点提升其理念转化、跨文化阐释与话语适配能力，筑牢生态理念国际传播的人才根基。

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大量涌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顺应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规律，找准推进路径和关键突破口，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不仅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的应有之义，也是打造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内容。

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是利当前惠长远的战略之举

孕育新兴业态，壮大发展新动能。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前沿技术领域，直接带动了智算芯片、算力集群、高质量数据集等产业链环节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竞争激烈、性能竞相超越，用户规模指数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付费使用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编程、内容创作等功能。以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眼镜、人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陆续从概念走向量产，这些产品融合感知、推理、决策与执行能力，能够与物理世界实时互动，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赋能传统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人工智能是通用目的技术，在工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正深度融入研发、制造、物流、销售等全链条，显著提高各环节智能化水平。基于既往生产数据，人工智能模型可精准预测客户需求，助力实现柔性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解决标准化生产与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国内不少学术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服务业，人工智能还可有效缓解“鲍莫尔病”，通过智能客服、数字员工等方式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商业化，实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若脱离产业场景需求，将难以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正是为技术创新提供验证场、试验田和变现通道，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高效对接。一方面，诸多人工智能企业亟须深入千行百业，找准行业痛点和需求，开发高适配、轻量化、低门槛的垂类模型，在试用应用中积累数据，不断打磨产品，实现商业闭环。另一方面，各行业各领域的企业要导入人工智能技术，也需要拿出一些应用场景，参与联合验证，牵引人工智能技术越用越好。这种“双向赋能”模式，助推人工智能企业加快建立商业模式，也促使传统产业提升智能化能力。

拓展消费场景，助力持续扩大内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为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落地提供了广阔空间。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汽车、家电、家居、通信终端等向智能化演进，包括自动驾驶、智能硬件、人工智能助手等新兴消费产品正快速普及；虚拟主播直播、人工智能妆造、家居一键焕新等互动式消费场景也持续涌现。而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养老、文旅、家居等领域的加速渗透应用，不仅能提升生活品质，还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路径

从技术路径看，大模型、专用模型并行发展是当前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特征。行业专用模型方面，生产环节识别类应用、专家系统技术应用成熟度相对较高，效果也不错，但能解决的问题相对聚焦，落地场景要求具体清晰，如视频监控模型、在线质检系统、产品质量缺陷预测模型、流体力学仿真模型、工艺参数与产物得率的预测模型等。大模型发展路径上，目前大语言模型应用最为广泛，行业垂类大模型主要用于科技研发、生物医药、材料、能源等领域，如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材料科学与工程大模型等。多模态大模型在装备智能化、视觉识别等领域获得初步尝试，时序大模型在交通、金融、气象等领域已形成动态生产调度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典型应用。

从行业领域看，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调查数据，到2024年底，按照各成员国企业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高低，处于前列的行业部门包括信息通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公共管理、批发贸易等；制造业因需要融合物理机理与运行数据，仅有12.38%的企业使用了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处于中游水平，我国也有类似特征。在制造业领域，离散制造业切入相对容易、渗透度相对较高，普遍探索智能研发、按需生产、柔性制造等；流程制造业如能源电力、钢铁、石化等行业因其链条长、工艺复杂，较为关注生产效率、安全监管、环保合规等增益，在拥抱人工智能时，优先部署过程智能控制、设备智能运维、参数自动优化、表面缺陷精准检测等应用。在服务业领域，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行业，已从基础操作延伸至深度决策分析。

从产业链环节看，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运营服务等环节知识密集、数据密集，容错率高，落地相对较快，但生产制造等中间环节对任务执行精准度、可靠性、连贯性要求比较高，落地相对缓慢，整体上看，现阶段呈现出“微笑曲线”特征。以研发环节为例，因价值更高、数据通用性较强，已成为实际落地优先领域，如基于人工智能的实时数据仿真计算、工艺参数优化或新产品发现等。生产管理环节，虽然也涌现出一些典型细分场景，如生产过程控制优化、质量分析、安全管理与巡检等，但在全链条智能化推进过程中，仍处于探索阶段。

推进“人工智能+产业”的关键着力点

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应用落地，除了需要基础数据集外，更离不开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应分门别类打造行业数据标准体系，进一步支持加快建设重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重视积累负面样本数据。推动自动化标注技术应用，大力发展仿真与合成数据，探索模拟稀缺高质量数据集的有效路径。分行业分领域制定企业数据治理指南，明确数据流通使用制度和安全责任规则，促进数据拿出来、动起来、用起来。

促进各行业各领域开放应用场景。针对大模型在产业链各环节应用的“两端快、中间慢”特征，可在巩固两端应用的良好基础上，加快生产制造环节应用步伐。遴选培育一批工业领域垂直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鼓励制造业龙头企业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场景中的应用探索。创新开放智能调度、无人运输、无人配送、智慧仓储等应用场景。推动国有企业深化“人工智能+”场景建设，强化高价值场景供给，拓宽场景开放广度深度。在开放应用场景时，还应同步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例如健全创新型产品或服务的准入、标准、认证等制度，允许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先行先试。

推动人工智能终端产品迭代。我国作为全球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国，智能终端与大模型融合势必会催生巨大的需求增量。可考虑制定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相关规划，与促消费、扩内需等支持政策协同推进。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促进硬件提供商、大模型服务商、终端厂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商等多方协同创新发展。推动各类智能新产品，如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穿戴设备和健康监测设备、智能汽车等在消费使用中加快迭代升级。

在云上构建人工智能服务生态。人工智能既需要训练算力，也需要推理算力，对算力集群的规模、计算性能要求较高，云计算作为高效、便捷、集约、绿色的算力应用模式，已成为推进“人工智能+”的关键基础设施。应以增强智算云服务的经济性、普惠性和竞争力为导向，吸引供给侧将数据资源、模型服务上云。充分发挥我国电力优势，加强算力、电力、网络的一体化规划，通过绿电直供等新模式，加大绿电供应保障，同步持续提升互联网专线的经济性，降低需求侧企业用云、用模型的成本。

让人工智能广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趋势，但也是个难题。可考虑出台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指引，在产业园、开发区等企业集聚区进行辅导普及。探索开展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试点，注重智能化解决方案的投入产出实效，总结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支持开发一批经济适用、简单易用的人工智能应用，通过算力券、模型券等支持中小企业拥抱人工智能。鼓励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合作伙伴向中小企业免费或低成本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等基础能力。

人工智能能否检测人工智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社会运行与知识生产的多个环节，已经从被研究的对象加速向参与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技术工具转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不仅被用于生成信息，也被广泛用于对自身产出进行识别、评估与裁断，“用人工智能检测人工智能”“以算法判断算法”，正从局部尝试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应用实践。

科学认识并非仅建立在工具能力之上，而是还依赖于可解释的因果关系、可被检验的论证过程以及清晰的责任归属等。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判断活动，在显著提升效率、缓解人力压力的同时，也正在改变判断决策的实际运行模式和逻辑：判断与决策越来越多地由技术系统完成，人的角色则逐渐退居为结果的接受者与执行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随之浮现，即这种判断方式，是否仍然属于科学意义上的判断？

科学判断并非对结论的简单认定，而是一种嵌入理解、论证与责任之中的过程性实践认识活动。它通常包含对问题背景的把握、对方法路径的选择、对证据可靠性的评估以及对结论合理性的说明，其有效性依赖于可解释的因果链条、可被检验的论证过程和明确的责任主体。从这一意义上看，科学判断的“实际运行方式”，并不只是结论如何呈现，而是判断在何处生成、由谁完成、依据何种标准以及如何被验证。在传统科学实践中，这一运行方式以人为核心，通过公开讨论和反复检验形成判断共识。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判断生成的方式。这种变化在多个领域中已有具体体现。在公共治理中，算法模型被用于对风险事件进行预测分级，对重点人群和事项进行自动筛选，判断结果直接影响治理资源的投向；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参与信用评估、反欺诈识别和投资决策辅助，其评分结果往往构成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平台治理中，算法系统对内容进行识别、分类和处置，判断过程高度自动化。判断不再主要发生在以人为主体的理解与讨论过程中，而是被前置到技术系统的运行逻辑之中。算法模型通过对大规模数据的处理和模式识别，直接给出风险等级、可信度评分或结论建议，人往往在结果生成之后才介入确认。判断由此从一种“理解—论证—负责”的过程，转变为一种“计算—输出—采纳”的流程，其运行重心明显向技术系统转移，而人作为实践和认识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弱化。

在许多现实场景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让算法给出“最终答案”。当系统提示某段内容“高度疑似人工智能生成”，当模型判定某一行为“风险等级偏高”，相关结论往往被直接采纳，而很少再追问其判断依据。这种接受方式看似高效，却正在改变判断本身的性质，判断不再需要被说服，而只需要被执行。

当人工智能被用于裁决人工智能时，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在内容治理实践中，平台算法不仅生成推荐和筛选结果，也负责识别哪些内容由算法生成，其判断结果直接触发限流、标注甚至删除；在模型安全和风险评估中，人工智能系统被用于审查其他模型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偏差风险。这些判断已经不再只是参考意见，而是实际发挥着裁决作用。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这些裁决是否“准确”，而是裁决标准来自何处。当人工智能裁决人工智能时，判断依据并非外在的、可讨论的规范，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统计特征、参数设定和概率阈值。换言之，系统并不是在适用一个独立、可靠和公认的标准，而是在依据自身的运行逻辑对同类系统作出评价。

在这一过程中，判断逐渐被压缩为结果。算法给出的标签、评分或等级，被直接嵌入后续流程，成为行动的触发条件。判断不再需要展开论证，也无需面对反驳，其合理性更多通过“系统性能”“整体效率”来加以证明。裁决因此获得了一种技术权威——不是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而是理解过于繁琐，接受主体缺乏相应的精力、能力或动机。这种技术权威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它难以被真正证伪。当裁决结果受到质疑时，回应往往并不是对判断本身的反思，而是指向模型版本、数据规模或参数设置。错误被解释为“系统尚待优化”，而不是“判断可能不成立”。裁决由此被不断技术化，判断的失败被转化为工程问题，从而逃离了科学判断所必须面对的否定风险。

当技术工具被用于裁决技术本身，科学判断赖以成立的外部参照正在被削弱。判断标准从以人为主体形成的规范，转移到系统内部的运行逻辑；判断权从可承担责任的主体，转移到难以定位责任的技术结构之中。科学判断由此逐渐失去其开放性，转而呈现出封闭、自动和不可质询的“黑箱”特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工智能裁决人工智能”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选择，而是滋生出的技术权力，导致一种判断权结构的变化和转移。当裁决取代判断，当系统对系统作出最终裁断，科学所依赖的可解释性、可质询性和责任指向，便面临被技术流程覆盖的风险。这一风险并不会随着算法性能的提升而自然消失，反而可能在系统不断自我强化、深入替代人工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

科学判断不能让渡给算法。系统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判断活动的背景下，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技术是否足够先进，而在于判断权是否仍然掌握在以人为主体的判断体系之中。科学判断之所以成立，并不取决于效率或准确率，而取决于其是否嵌入可解释、可质询和可负责的认识结构之中。一旦判断权被整体让渡给算法系统，科学活动即使在形式上持续运转，绝大多数结论也是正确的，但这种判断决策权的实质性转移可能隐藏重大风险。因此，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确保科学判断不能让渡给算法系统。

首先，算法无法承担判断所要求的主体责任。科学判断不仅意味着得出结论，更意味着对结论的理由与后果负责。而算法系统本身并不具备责任能力，其判断后果只能被分散到模型、数据与制度安排之中。当判断权与责任主体相互脱钩，科学判断便失去了其基本的制度支点。

其次，算法无法独立完成对自身判断的否定与修正。科学判断必须始终处于可被反驳的状态，而当判断被技术系统接管，错误往往被工程化处理和隐藏，通过模型优化不断延后承认。否定能力的削弱，使判断逐渐脱离科学所要求的证伪机制。

再次，人工智能在科学实践中的位置，应当被清晰界定为工具而非主体。算法可以辅助判断、提高效率，但不能成为判断的最终裁决者。任何基于算法的判断，都必须嵌入以人为主体、可理解、可质询、可追责的判断体系之中。

最后，科学判断是维护科学得以成立的根本条件。这并非源于对技术的不信任，而是只有当判断权始终保留在以人为主体的判断体系之中，科学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其开放性与自我修正能力，不偏离“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轨道。

人工智能赋能网红城市治理转型

在人工智能浪潮下，以短视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重塑了城市形象的传播路径，催生了网红城市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经济社会现象。从“进淄赶烤”全民热议，到“尔滨爆火”带动冰雪狂欢，再到“天水麻辣烫”凭烟火气走红，这些城市凭借独特的文化符号、创新的消费场景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在极短时间内吸引了巨大的网络关注度，实现了城市知名度的跃升。然而，流量的涌入也犹如一场大考，既为城市带来经济发展的机遇，也对城市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治理智慧化程度及文化内涵的可持续性等提出了现实挑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将网红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治理转型，是当前城市发展亟待破解的重要议题。

网红城市的诞生，实质是人工智能时代流量逻辑与城市发展需求深度契合的产物。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信息发布和热度生成逻辑形成了一套基于算法推荐、数据分析和用户行为预测等的新规则。网红城市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这套规则体系下，城市特质被精准识别、放大并引爆网络的结果。这使得城市形象的传播由单向宣传变为双向互动的共创模式。人工智能时代，网友注意力也是一种新的资源，可以帮助城市重塑经济消费形式，重建城市要素禀赋结构，重构城市竞争格局。特别是对于中小城市来说，没有一、二线城市自带的流量，还可能面临着资源枯竭、产业空心、人口流失、老龄化等困境，在传统发展路径上难以突围。而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的新平台，让这些城市有了平等展示自身特色的机会。一些城市凭借挖掘自身差异化优势，借助新媒体算法推荐，成功吸引了全国目光，实现了知名度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流量涌入为网红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甜蜜的烦恼”。网络热度让城市方方面面都暴露在聚光灯下，也暴露城市治理中的短板和不足。潮汐式人流融入城市，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大考。与流量一同涌入的，还有客流激增、交通拥堵、环境压力、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的集中爆发，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延续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往往会捉襟见肘。网红城市如何接住流量，处理好外来游客优化体验与本地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关系，避免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对本地文化的侵蚀，努力把短途打卡演化为创造经济效益，在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找平衡点，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必须面对和回答的课题。

以产业培育为根本，转化流量为发展动能。网红城市转型的根本路径，在于把流量转化为城市长期发展的内生动力，其中产业培育最为关键。网红城市需要利用流量优势，培育相关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产业纵深，实现流量转为消费、消费激活产业、产业拉动就业、就业提升收入的良性循环。网红城市想要摆脱流量依赖，还需避免过度依赖旅游业，而是培育多元化产业体系，注重三产平衡，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才能够增强城市长期发展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在产业培育方面，多个城市探索出一条依托文旅的特色路径。比如，有以盛唐文化IP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场景，也有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活化文化遗产，从而提升消费深度，催生出化妆师、造型师、摄影师、人工智能特效师、虚拟场景设计师等新职业，延伸了产业链，让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产业培育的“新基建”。

以文化深耕为核心，重塑独特的城市标识。人工智能时代，社交媒体上的独特“爆点”催生了网红城市，然而对于流量的过度追求，会导致网红城市持续陷入流量焦虑之中。网络流量的瞬时性和不可测性与城市发展需要稳定持续的动力源形成矛盾。要缓解这种流量焦虑、完成从网红到长红的城市治理转型，就需要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如何让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和彰显本地独特文化内涵。比如大熊猫、东北虎等特色IP是城市网红流量引擎，也是国际传播名片，兼具亲和力与辨识度的核心IP形象更是城市的“顶流IP”，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因素。城市通过挖掘核心IP的特质与本地特色文化内核相结合，持续制造相关热点话题，与网友开展话题互动，频频出圈，助推流量热度“变现”。城市围绕其核心IP，依托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宜居的城市氛围，创新文娱消费场景，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实现从单一景点到全城文化符号的蝶变，从流量经济向留量经济的转化，从网红城市到长红城市的跃升。

以技术为支撑，构建智慧治理体系。正当网红城市面临公共服务不足的难题、资源错配的困境、文化品质被稀释的烦恼，寻求转型破局之道时，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城市治理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革新的治理模式。人工智能为城市治理提供的机遇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城市治理提供全时全域全要素的立体化感知网络，实时捕捉城市脉搏，为本地居民生活和外地游客出行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质体验。其次，人工智能技术让城市决策变得有数可循，辅助决策者进行仿真模拟，推动城市管理者依托数据说话、模型支撑。最后，人工智能技术让城市资源的智能化调度和任务自动执行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智慧交通动态配时，可以让出行变得更加通畅。应急事件的自动预判、响应与处置，让城市从一时一域的平安变为全时全域的平安，从被动维护平安变为主动创造平安。人工智能技术让城市治理具备了自我感知、自主决策、持续进化的能力，也为网红城市从被动应对流量，到主动预见、热度延续、精准服务提供了可能性。

抗日根据地的正月双拥运动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出，“为了使党政军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及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要求“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这是我党首次将双拥运动统一固定为每年正月举行。从1943年正月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先行先试，到1944年正月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掀起热潮，党中央引领推动抗日根据地正月双拥运动走向深入，带动全党全军双拥工作大幅提升，对于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造先行经验，发挥带动作用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为更加亲密陕甘宁边区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并向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提议发起拥军运动。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落实这一决定，共商拟定1943年2月为双拥运动月，利用一个月时间同时集中组织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

陕甘宁边区政府定于1月25日至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1月16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并在头版发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署名社论《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专门指出：“拥军运动月，正是当着阴历新年的时候，这是民间一年一度的欢乐和团聚的时候。这正是各级政府领导人民拥军运动热潮的最好时机。”留守兵团定于2月5日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2月1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指示及拥政爱民公约，并在头版发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署名社论《开展拥政爱民运动》。两篇社论相互呼应，全面阐述陕甘宁边区举行双拥运动月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与重点任务，“这两种运动的配合，必然可使边区军民团结大为增进”，形成很强的号召力，推动全边区掀起正月双拥运动热潮。

经过《解放日报》的大力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正月双拥运动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引起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关注，一些地区紧跟效仿“双拥公约”“双拥运动月”等新做法。3月华中的新四军政治部公布本军拥政爱民公约，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和教育。4月晋西北军地双方决定5月为双拥运动月，军区政治部颁发拥政爱民公约，行政公署副主任武新宇专门在《晋绥日报》发表拥军谈话。

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肯定陕甘宁边区正月双拥运动获得很大成绩，“这次运动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充满着出于心坎的热忱，不只是一般的宣传号召上，而是真正具体的实际的解决了问题”，并总结提炼了其经验做法，称其经验值得供各地参考。在中央政治局作出以后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双拥群众运动的决定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借鉴陕甘宁边区经验及时作出正月双拥运动的部署。

紧抓首要任务，增强团结主动

双拥工作实践证明，严责于己、不责于人是高效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正确态度，是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主动性、黏合性的重要举措。为此，中央指示要求每年的正月双拥运动应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部队及党政民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而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1944年元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作《展开拥政爱民运动》的讲话，为正月双拥运动实行自我批评作出顶层示范。他严肃指出我们军队里面一部分同志忘掉了过去的优良传统，犯了一些军阀主义的毛病，必须改正；军政民关系如搞不好，一般的也要军队负主要责任。

各抗日根据地在正月双拥运动中把实行公开检讨作为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着力引导各级干部、战士对标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开展自我批评，尤其是军队方面抓得更加深入。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做法具有典型性。

1943年12月，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关于执行拥政爱民及拥军政策的指示，总结检查6年以来边区的拥政爱民与拥军工作，指出军队一方有些同志存在不认真执行政府法令、不关怀群众利益等错误缺点，党政民一方有些同志存在优抗工作做得差、对军队困难不积极协助解决等错误缺点。在1944年正月双拥运动中，军地双方组织引导各级干部、战士对标这些方面见人见事进行检查，并在军民联欢会上公开检讨，尤其是战士面向群众做的爱民检讨赢得群众更加用情用心的爱军拥军，军政军民空前团结。

2月8日元宵节，晋察冀边区双拥大会隆重召开，5000余军民参加，军区领导特地总结梳理前期各部检查出来的典型事例，在会上作了诚恳的检讨。在拥政方面，政府反对高利贷，但当老乡青黄不接时，有个部队以不当方式借给他们粮食……在爱民方面，有的部队机关占了老乡的房子……这番检讨深深打动了在场的群众，他们不断地鼓掌高呼“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爱护子弟兵帮助子弟兵”等口号。

跟进检查指导，提升工作质效

1944年2月7日是正月十四，中央下发关于检查拥政爱民及拥军优抗工作的指示，一直发到连队与区委，指出各地双拥运动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突出共性问题，要求认真对照检查及时改进，抓紧运动时机着力提升质效。

在拥军方面，党政发动群众拥军应多注意切实解决优抗、归队问题，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以及在精神上、政治上对部队多给予亲切的热烈的鼓励，不只在多送东西。在拥政爱民方面，一是部队未充分利用访问群众、纪律检查、损坏赔偿、军民联欢等工作，深入开展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懂得革命军队与旧军队不同的性质和任务。二是部队要注意研究访问调查方法，避免流于形式。除了直接访问群众之外，还要想出一些别的能够了解民情的方法（如通过党政民众团体去了解或各个连队之间相互检查等）。指示还强调，在正月双拥运动过去之后，各地仍须对照此次规定工作内容进行检查，继续深入运动尚未完成的工作，以期彻底改善军民关系与军队内部关系。这也为检查落实正月双拥运动工作同深化推进日常双拥工作有效衔接提供了指引。

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在运动期间抓紧检查改进有关工作。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抓紧发出各级政府帮助军队生产的具体指示，对分配给军队土地问题、借用群众工具给军队问题等作出规定。

新四军淮南军区政治部在组织直接访问群众的基础上，召集区一级政民干部作典型讨论，进一步发掘因群众对军队客气而隐瞒利益受损的情况，并根据这些材料赶在运动结束前对各部发出拥政爱民纪律的补充规定15条，受到当地群众称颂。

邹韬奋：“战而不屈”的文化战士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既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同时也是首批国家公祭日公祭烈士名录中唯一的新闻出版界人士。邹韬奋爱祖国、敢斗争，在鲁迅先生葬礼上，他振臂高呼：“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战而不屈”这四个字，正是他一生最生动的写照。

为民立言：以笔为剑守护正义之光。“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这是邹韬奋创办刊物时定下的初心。他一生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五刊一报一书店，他以这些平台为阵地，推动民众思想觉醒。1930年2月22日，上海大光明影院上映的美国电影《不怕死》充斥丑化中国人的镜头，复旦大学教授洪深当场抗议却遭殴打关押。邹韬奋闻讯后，第一时间致电捕房严正抗议。在他的呼吁与上海各界声援下，老闸捕房3小时后便释放洪深。次日清晨，邹韬奋带领同事登门慰问这位素不相识的勇者，并在3月9日出版的《生活》周刊刊发《大光明中不大光明》一文，以犀利笔触痛斥相关方面“简直是十全奴性的十足表现，卑鄙龌龊寡廉鲜耻到了极点”，用文字捍卫民族尊严与民众情感。

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耗费巨资建豪宅、迎娶女学生的行径被读者举报至《生活》周刊。邹韬奋见信后当即刊发读者来信。面对王伯群的狡辩，他一面公开读者来信以正视听，一面派记者深入调查，最终查实王伯群利用职务之便的贪污真相。王伯群随即派说客携带十万元对邹韬奋进行贿赂，被邹严词拒绝；面对匿名“警告”，他依旧无所畏惧，坚持刊登调查结果，并直言“苟有亏心之事，必有拆穿之日，终必为社会所唾弃”。这份不为名利、不惧强权的坚守，正是他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鲜明写照，也让《生活》周刊成为民众信赖的正义阵地。

扎根群众：聚民之力筑牢斗争根基。邹韬奋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斗争的主力军，他的一生始终践行“贴近大众、依靠大众”的理念，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并将民众力量凝聚成抗日救亡的磅礴洪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而马占山率领东北边防军誓死抵抗，他在通电中指出：“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邹韬奋深受感召，在《生活》周刊上发起全国性捐款支援活动，社会各界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生活》周刊便收到捐款十二万零二十元。捐款者络绎不绝，就连孩童也挤在人群中慷慨解囊，一位“粤东女子”更是将二万五千元遗产委托邹韬奋转赠抗敌部队，卖菜小贩、挑担村夫也主动递上辛苦挣来的角子和大洋，群众的赤诚之心，成为抗敌斗争最坚实的后盾。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生活》周刊日夜赶制增刊，全力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眼见十九路军伤兵从前线大批撤退，医院严重不足，邹韬奋当即决定开办“生活伤兵医院”救护英勇将士。招聘启事一经刊登，有志青年踊跃报考。3月4日，“生活伤兵医院”正式开院，这一善举得到了读者们的热情支持，更让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深受鼓舞、倍感温暖。从发起捐款到创办伤兵医院，邹韬奋始终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既凝聚了斗争力量，更彰显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与爱国热忱。

智斗明辨：以策为刃提升斗争效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邹韬奋注重策略方法，灵活应对，以取得最大的斗争效果。在舆论宣传斗争中，邹韬奋采取“以大众喜闻乐见为抓手、以抗日救国为主线”的策略，让进步思想广泛传播。《生活》周刊在1931年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在宣传反蒋抗日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邹韬奋：“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由于刊物的影响力持续攀升，反动势力不断地对邹韬奋威逼利诱，他则采取立场坚定不妥协、应对灵活有章法的斗争策略，一次次化解危机。1932年1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召见邹韬奋，要求《生活》周刊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面对威逼，邹韬奋没有硬顶硬抗，而是以“聚焦抗日核心”为突破点，坚定表明立场：“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他与胡宗南激烈辩论4小时，始终紧扣“抗日”这一全民共识的核心，让对方无懈可击，最终胡宗南无可奈何，只能僵硬握别并告诫“请先生好自为之”。

由于《大众生活》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国民党当局分裂倒退行径，引发国民党忌惮。特务头目刘健群、张道藩借诗人邵洵美之邀与邹韬奋深夜会面，张道藩空谈3小时企图拉拢，刘健群则抛出法西斯谬论并赤裸裸威胁：杀一个邹韬奋，绝无问题。面对软硬兼施，“生死早置度外”的邹韬奋坚决回绝，直至次日凌晨仍让对方无计可施。不久，青帮头子杜月笙提出奉命“陪送”他赴南京见蒋介石，承诺保障安全，邹韬奋深知其中有诈，没有贸然拒绝，而是先与救国会同仁商议，再果断回绝，既避免了单独应对的风险，又坚守了立场，让杜月笙无奈而归，也让赴南京接站的戴笠空等一场。

初心如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4年6月，邹韬奋因罹患癌症时常陷入昏迷，偶有一天神志清醒，他对夫人沈粹缜如是说：“过去在重庆，我已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虽然不会使用枪炮作武器，但是我能用锋利的笔尖，挑开国民党无耻阴谋的黑幕，号召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敌人，那时我还能起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助手的作用。我要在敌人的地区内坚持斗争，不愿就此离开。”这份对党的赤诚与对斗争的执着，贯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写下遗愿：“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中明确答复：“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为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从为民立言的正义守护者，到扎根群众的力量凝聚者，再到智斗强权的不屈斗士，邹韬奋用一生的奋斗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做到了“死而后已”。

加快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阐述并一体部署，深化拓展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布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作出战略部署。我们要锚定这一奋斗目标，聚焦重点、辩证施策，统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思考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揭示了教育科技人才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明确了新时代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总体要求，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目标任务。根据分阶段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构想，我们党制定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一体统筹推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部署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部署，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基点。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推进方式和实践路径。高效组织实施三大战略是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部署落地落实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推动三大战略联动发力、互促共进，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坚持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一体深化，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越向前推进，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会越强，对改革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必然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高度，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决破除束缚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注重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坚持教育评价体系、科技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一体构建，这是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制度保障。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加快制度供给，强化建章立制，注重衔接配套，特别是要聚焦评价制度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辩证处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大关系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创新思路举措、狠抓工作落实，特别是要辩证处理事关全局的几个重大关系。

战略性和操作性。战略规划是指导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既要立足长远科学决策，加强顶层设计，使制定的战略规划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又要求真务实，加强分层对接，细化操作流程，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可落地、可检验、可实施的具体方案，让战略规划变得具体可感、易于执行，确保战略规划一步步实现。只讲战略性而不注重操作性，再好的战略规划都会流于形式，成为空中楼阁；只讲具体操作而不讲究战略规划，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南辕北辙、迷失方向。实践中，既要加强战略先导，坚持教育科技人才规划目标取向协同一致、任务举措衔接配套、保障措施同向发力，注重规划整合、资源统筹，增强前进的方向性、引导性；又要加强战术落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学科建设、招生就业、科研攻关、科技评价、人才计划、激励奖励等各类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和统筹联动，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精准性、实效性。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决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发展，而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整体推进，强调坚持系统观念，以全面的、联系的而不是以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看待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注重一体谋划、相得益彰。整体推进，要求我们统筹谋划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政策举措，加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政策举措配套衔接、良性互动，注重推动各项政策举措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整体推进不是齐头并进、平均用力，重点突破不是倚轻倚重、顾此失彼。必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有力牵引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既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在提出总体方案、时间表、路线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优先顺序和主攻方向，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

发展和安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比如，在教育方面，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图谋；在科技方面，面临着科技“双刃剑”以及美西方国家对我“卡脖子”等风险挑战；在人才方面，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白热化导致人才流失、高端人才引进难等问题。这些风险挑战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时、应对不力，就会关联辐射、传导扩散、叠加演变，最终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危及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和目的。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在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时，要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寓安全于发展中，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既要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来提升安全能力，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安全环境，切实维护教育安全、科技安全、人才安全。

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始终把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人才自主培养道路。坚持自立自强，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近年来，美西方国家对我“筑墙”“脱钩”“断供”，对此我们绝不能乱了阵脚，绝不能消极被动，更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别国越是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我们越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决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而是去粗取精、辩证扬弃。要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更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创新要素资源，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着力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深化人才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科技人才治理，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点任务

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期，国际上围绕高质量教育、科技制高点和高端人才的战略博弈空前激烈，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赛道和竞争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我们必须围绕“高质量教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素质人才”共生赋能的“三高目标”，抓住关键重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动形成以教育为先导和基石的一体发展格局。重视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把教育作为一体发展的先手棋，前瞻部署、提前布局，以教育之强赋能科技之强、成就人才之强。一是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调整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协调、优质均衡发展，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二是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建立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良性互动、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教育结构。三是围绕成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优化高校布局，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推动招生育人、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有效贯通，深化教育理念、体系、制度、评价、治理等变革，培育教育发展新动能。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形成以科技为驱动和牵引的一体发展格局。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指挥棒”和“红绿灯”，围绕制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高质量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有机联动。一是打造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二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注重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加快构建科技型骨干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企业参与、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

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形成以人才为核心和纽带的一体发展格局。人才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共同任务和内在要求，必须坚持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着力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教育发展、创新突破。一是优化人才结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抓紧培养国家发展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二是坚持高端引领，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打造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人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三是完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和着力重点的一体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敏锐捕捉科技前沿动态，打破教育科技人才等要素配置的传统模式，实施创新性优化组合，通过科学配置教育资源、有效提升科技供给、持续优化人才结构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构建富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体系。二是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探索技术转移、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体推进的新模式。三是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拓展深化应用场景，全方位赋能人才培养和素质提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

“利剑高悬”惩治腐败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惩治腐败这一手必须紧抓不放、利剑高悬，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利剑”本义是指锋利的剑，是武器的一种。习近平总书记将惩治腐败比作“利剑高悬”，既借“利剑”锋利有力、靶向精准、威慑力强的鲜明特点形象地诠释了新时代腐败治理手段的刚劲、治理靶向的精准、治理效应的强大，又借“高悬”的姿态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决态度、坚定立场和必胜决心，蕴含着我们党对腐败本质和危害的深刻认知、对腐败治理形势和规律的精准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剖析“利剑高悬”的丰富内涵，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于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利剑”锋利有力，彰显腐败治理的强硬手段。腐败是侵蚀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毒瘤，是损害群众利益、阻碍社会公平正义的沉疴顽疾，更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拦路虎、绊脚石。正是深刻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我们党向来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行动治理腐败。当前，面对腐败存量与增量交织、新型腐败与隐性腐败并存的复杂态势，必须以“利剑出鞘”之雷霆万钧的刚劲力量，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以刚性执纪执法筑牢反腐败斗争的第一道防线，让任何企图触碰红线、逾越底线的行为都难逃“利剑”之锋芒。

“利剑”靶向精准，凸显腐败治理的问题导向。腐败治理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精准锁定病灶、清除毒瘤。因此，腐败治理必须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把“利剑”精准指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和政商勾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高发点、风险点、薄弱点。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问题。提升监督精准度，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对不同类型腐败进行精准画像，对预期收益、约定代持、政商“旋转门”等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的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进行精准识别、有效治理。同时，立足腐败问题的不同阶段、不同层级采取差异化治理策略，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一般性违纪问题、对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进行分类施治，提升腐败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利剑”震慑持久，释放腐败治理的高压态势。腐败具有的顽固性、复杂性、隐蔽性与变异性特点决定了腐败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捷径可走。反腐“利剑高悬”的价值便在于此：以“高悬”之常态突出威慑的持续性，让公职人员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弦，让腐败分子时刻感受到“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强大压力。通过以案释法、警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等多种形式，让典型案例成为“活教材”“清醒剂”，引导公职人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从新时代腐败治理实践来看，正是因为我们始终保持“利剑高悬”的高压态势，才实现了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再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历史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并提出了“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的明确要求。从“利剑高悬”到“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这一跨越十年的呼应，既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鲜明昭示，又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鲜明立场和高压态势的一脉相承，更有根据腐败新动向新特点而不断深化反腐败治理规律认知的与时俱进。新时代新征程，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永远在路上的战略清醒、以钉钉子精神的坚韧执着、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深刻认识基础研究在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2月21日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这篇重要文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系统擘画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蓝图，是引领我国科技事业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为我们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深刻揭示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关键战略地位。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大厦的“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历史证明，一切颠覆性技术和革命性产业变革都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从“两弹一星”依赖的关键物理原理，到当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激烈竞争，无不根植于深厚的基础研究积累。没有“从0到1”的原始创新，应用技术和产业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强化基础研究，就是固本培元，为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注入最基础的动力。

发展基础研究是应对时代变局与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在工业4.0时代方兴未艾之际，科学研究范式也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大势所趋，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愈加紧密。这意味着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争，前移至基础研究的起跑线。加强基础研究，已成为我们应对风险挑战、把握发展主动权，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

重视基础研究是我们党和国家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基础研究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此作出重要战略部署。这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深远战略考量，彰显了在新征程上强化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决心。

辩证指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道路

基础研究具有研究周期长、探索性强、公共属性鲜明，以及对应用科学具有重要奠基性作用等特征，决定了其发展不能依赖单一的推进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以深刻的系统思维阐明了推进基础研究工作必须科学把握的若干对辩证关系，科学阐释了长远布局与当前成效、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国家引领与市场驱动、重点攻坚与全面发展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我们厘清了推进基础研究战略实施的内在逻辑。这些重要论述突破了单一线性思维的局限，确立了在综合的系统中推动科技事业前进的发展道路，为我国建成科技强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引。

第一，处理好长期投入与评估实效的关系。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不能急功近利。因此，要建立稳定支持机制，保持合理投入强度，同时加强绩效评估，确保资源使用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是大趋势，同时要考虑国家财力，保持合理投入强度，加强实施过程绩效评估，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第二，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关系。一方面，要牢牢掌握科技创新的自主权，努力搭建我国自主的研究平台，坚持走基础人才的自主培养之路。另一方面，自立自强不是闭门造车，要在开放环境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突出自主性的同时，以包容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三，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重大科研任务攻关，也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第四，处理好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科研布局方面，既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努力把科研成果应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也要支持自由探索，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培育新的增长点。

全面勾勒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发展与战略竞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科技发展事业仍面临多重挑战，例如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等。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有赖于提升我国的基础研究。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科学谋划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实践路径，其核心可概括为“布局、改革、平台、人才、合作、生态”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相辅相成，为促进科研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是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重大突破的根本遵循。

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提纲挈领地指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的前瞻布局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未来高度。必须以前瞻视野和战略导向优化研发布局与资源配置，构建涵盖“四个面向”、贯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科研体系。通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特色优势，推进学科体系优化与交叉融合，形成全面均衡的基础研究布局。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础研究的发展保驾护航。目前，世界科技竞争日益依赖组织化攻关，而我国基础研究工作依然存在“科技创新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等问题”。紧跟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的步伐，需要统筹整合创新资源与各类研究组织，建立多元投入、稳定支持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资助体系，完善符合基础研究长周期特点的项目管理、人才评价和成果转化机制。既保障科研人员潜心钻研、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又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制度基础。

加强支撑平台建设，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国需要加快搭建高水平支撑平台，全力推进科研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关，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和科技文献平台等，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导权。

培育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壮大科研创新团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水平科研人才为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提供了原动力，必须补齐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存在的短板。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各类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力度，例如保障科技领军人才在科研资源调配和技术决策上的主导作用；支持青年人才在科研攻关上挑大梁、当先锋；积极引入海外学者，汇聚全球优秀科研人才；通过“强基计划”等举措强化人才自主培育体系，形成高水平后备人才梯队。

积极应对少数国家科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要解决人类共同发展问题，必须汇聚国际合作与多方创新成果，始终高举科技开放合作旗帜。我们要努力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围绕全球性问题拓展中外联合科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既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中国贡献，又有效维护自身的科技安全利益。

物质保障与精神激励并重，营造支持科研创新的良好社会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历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所凝聚的科研精神。这些宝贵的科研精神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值得世代赓续、薪火相传。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科研风尚，引导科技工作者厚植家国情怀。同时加强全民科学普及，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在社会层面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尤为关键的是重视青少年教育，通过科教融合培育其科学兴趣和创新潜质，为基础研究涵养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从“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美国著名作家、投资家，从1989年起多次访问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2018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改革友谊奖章”。2008年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是他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著作，从西方视角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生动记录，通过深邃的历史眼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扎实的实证资料，系统梳理并深刻解读了这段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努力向西方人讲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故事。

库恩注意到冷战结束后，西方人容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对中国存在固有偏见，只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他对此专门予以澄清，强调实地到中国访问的重要性。这本书即是基于长期的实地调查形成的研究成果。2005年以来，库恩走访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与中国地方官员、普通民众等进行了深入接触访谈，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他在调研过程中，特别注意中国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提出：“我的兴趣点主要在于，不同的地区是如何产生不同的问题的。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在各地区之间如何迥异，这种复杂性通常说来并没有引起外国媒体的真正重视，但正是这些差异，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质疑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所持的那种普遍简单化的观点。”

“自尊、稳定、责任以及远见”。库恩重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所言、所为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四条理念，即自尊、稳定、责任以及远见，客观准确地对中国领导人的决策理念进行了概括。此外，他关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演进及其对农村、城市等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也未回避随之产生的农民工、贫富差距等问题。

库恩在书中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各部门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如银行改革、科技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文化改革、媒体改革、出版改革、电影改革、军事改革等，帮助读者全面了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困难与探索。特别是对于政治改革，库恩不迷信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而是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他的判断不同于西方流行的观点，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了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库恩特别关注到写作该书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对邓小平理论等重大理论成果作出了具有个人特色的解读，展现了他对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刻理解。他还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传达了一个信息，无论中国变得多么强大，它都不会威胁到邻国的发展，它会继续成为稳定的堡垒，谋求世界的福祉。

“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几乎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令库恩印象深刻，他肯定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指出：“中国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几乎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更不用说服装多姿多彩，娱乐丰富多元……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中国不再是西方印象中那枯燥无味、铁板一块的社会。”他还注意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情况的对比，指出：“改革开放前，人们可选择的东西很少：生活在出生或者是被派遣去的地方，工作在被分配的岗位；消费上的选择也很少。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商品出现在各类市场中。现在，普通百姓都体会到了估价、作决定、下决心、选择和批评的意义了。”这些生动的事实都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活力在书中也有生动体现，库恩指出：“不只是北京和上海，在中国大多数城市里，都会看到许多熙熙攘攘的购物街，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民营企业是增长的动力引擎，从街角的店家到网上的卖家，标示着一种巨变，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迥然不同。”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足够的自信与对生活的热爱。

库恩观察了经济生活出现的进步，用具体的数字进行了描述：“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足足增长了40多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再过30年后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超过10亿人看上了电视，而在30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000万。1978年，在中国仅有200家外企，如今则有数十万家。事实上，中国是全世界除美国外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于全世界是有利的”。对于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的世界地位的变化，库恩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充分肯定：“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现在已是推动全球经济的引擎，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参与了国际事务中所有的重大议题，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所能想象的要好很多；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以如此快的速度过上这样水准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与他们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段相比，中国人都更开心、更自由、更有创造活力。”他驳斥了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的实力不断壮大，影响与日俱增，责任也愈益重大，成为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作为一名熟悉中美两国国情的人士，库恩在书中还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彼此尊重，互相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指出：“美国人应该理解，中国的稳定对于继续改革、保持增长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庞大的人口，所以他们必须采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人还应该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重新崛起，对于全世界是有利的。”

《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坚持“把中国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审视”的视角，将中国改革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相结合，审慎进行国际比较，既解读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也阐释中国变迁对人类社会的深远意义。不同于部分西方学者带着固有价值偏见解读中国、以个别现象否定整体发展的做法，库恩始终以“观察者”而非“评判者”的姿态面对中国。当然，作为西方学者的著作，本书对部分中国问题的解读，难免带有西方文化视角的局限性，与中国学者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但这恰恰构成了本书的另一重价值——它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让我们得以跳出自身的认知惯性，更加全面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与伟大成就。

发挥高校在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中的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明确“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擘画了国家蓝图，也为广袤乡土的具体实践锚定了根本方向。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的主力军，肩负着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的时代重任。如何引导青年学子将个人理想融入乡土情怀，如何将前沿科技知识注入田间地头，如何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必须回答好的重要课题。

高校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时代使命

高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要求。乡村全面振兴，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高校通过系统性、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为乡村输送德才兼备的“新农人”、乡村治理的“新乡贤”、产业创新的“领头雁”，正是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育人实践的重要体现。

高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是推动“产才互哺”、破解结构性矛盾的战略支点。当前，我国人才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一方面部分领域高层次战略人才紧缺，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结构性压力。与此同时，广阔乡村却蕴含着对人才的巨大渴求。高校引导毕业生“下沉”乡村，可以将新知新技带入乡土，为乡村发展注入鲜活动能，同时乡村的丰富实践也能为青年人才提供淬炼本领、实现价值的舞台，让乡村成为磨砺意志、增长才干的“社会大课堂”。

高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是厚植爱农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的育人途径。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更是文化的振兴。中华农耕文明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守望相助”的乡邻伦理，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当青年学子在“科技小院”里与农民共同探索生态种植，在古村落保护实践中感悟“慎终追远”的人文精神，在乡村社会调研中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他们不仅能掌握服务乡村的技能，更在沉浸式体验中增进对乡土中国的认知、对农民的情感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

高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主要路径

多年来，各地各高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开展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这些实践促进了高等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为乡村人才振兴积累了宝贵经验。总体来看，高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主要路径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以新农科建设为引领的学科专业化培养路径。此路径核心在于“深”与“专”，旨在通过体系化的学科重构与专业建设，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的现代农业与乡村发展领军人才。教育部大力推进新农科建设，引导涉农高校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农工、农理、农文交叉融合，构建了包括通识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交叉模块课程及综合实践课程在内的系统化课程体系，并与领军企业、现代农业园区、地方政府共建产业学院或联合培养基地，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以定向培养与专项培训为抓手的精准化输送路径。此路径重点在于“准”与“实”，旨在针对乡村发展的特定领域和紧缺岗位，进行靶向化的人才培养与输送。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实施的“入学有编、毕业有岗”的定向培养计划。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招收有志于服务基层的学生进行定向培养，学生毕业后按协议直接到基层岗位工作，为乡村公共服务领域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供给。另一方面，是各类面向在岗人员的专项研修培训计划。通过对合作社带头人、返乡创业青年等开展短期集中、专题深入的培训，快速提升其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有效激活了乡村本土人才存量。

以实践育人与社会服务为平台的浸润式赋能路径。此路径关键在于“融”与“活”，旨在通过广泛多样的实践项目和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非农专业高校师生关注乡村、走进乡村、服务乡村，在实践参与中培养知农爱农情怀、提升兴农本领。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师生团队围绕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开展调研和志愿服务；“高校党支部与农村党支部结对共建”，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的合力；“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激发了青年学生用创新思维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热情。

构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长效体系

面向未来，应推动高校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更持续的作用。为构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多层次协同育才体系，高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不能是单一院校的“独角戏”，而应成为政、校、企多方参与的“大合唱”。

完善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综合性课程体系，改变传统人才培养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田野”倾向。在课程内容上，不仅要传授现代农业科技、经营管理知识，更要融入乡村社会学、乡村文化概论、乡村治理等通识内容，培养学生对乡村社会的整体性认知。在教学方法上，要增加案例教学、项目学习、现场教学的比重，将课堂延伸到农业产业园、合作社、乡村社区。建立健全长周期、沉浸式的实践教学制度，确保学生有足够时间在乡村实践中“接地气、察实情、练真功”。

探索建立交叉融合的乡村振兴领域特色学科方向。乡村振兴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呼唤着学科知识的交叉与创新。应突破单一学科局限，构建涵盖农业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规划设计、社会治理、文化遗产保护等多维度的知识框架，强调田野调查、参与式行动研究、大数据分析与系统仿真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优化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激励与评价机制。长效体系的运转离不开有效的政策激励与科学的评价导向。对教育主管部门而言，应完善评价体系，将服务乡村振兴的成效纳入学科评估、学位点建设、资源分配的重要考量，鼓励高校将优质资源向相关领域倾斜。对教师而言，应完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办法，认可教师在乡村一线的科技服务、规划咨询、社会调查等工作成果的价值，鼓励教师“把课题做在乡村，把成果用到乡村”。对学生而言，要完善奖学金、创业扶持、升学就业等激励政策，树立“到乡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鲜明导向，让投身乡村振兴事业成为广大学子向往的人生选择。

人才“活水”奔腾不息，乡村“沃土”生机无限。高校作为这“活水”的重要源头，唯有深怀“国之大者”，主动融入大局，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长效育人机制，方能不辱使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输送一批又一批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让青春之花在希望的田野上绚丽绽放。

工业遗产文化惠民之路如何走

工业遗产作为近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载体，承载着技术革新、社会变迁与集体记忆等多重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工业遗产再利用提供了新的价值坐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提供了路径指引。

工业遗产文化惠民的价值重构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工业遗产的惠民基础在于其多维度文化价值的挖掘与重构。

从历史维度看，工业遗产承载着从农业到工业社会、从传统到新型制造业及技术演进的历程，具有多方面价值。比如大连工业史超百年，大连旅顺因军港修建留下众多遗产，是近代以来中国海防工业建设的“凝固记忆”；浙江钱塘江大桥等标志性建筑不仅见证了工程技术的飞跃，更成为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这种历史价值通过空间叙事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文化记忆，为城市文脉延续提供了物质支撑。

从空间建构看，工业遗产多位于老城区或产业衰退带，如果改造缺位将加剧空间剥夺；反之，则能以文化空间补偿“空间赤字”。工业建筑特有的结构美学与空间尺度，创造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北京首钢园就通过保留高炉、烟囱等工业元素，构建了兼具工业粗犷与现代简约的视觉体系，不仅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更通过视觉符号的公共传播增强了文化认同感。

从社会功能看，工业遗产作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见证了一座城市发展蜕变的历史进程。工业遗产代表工业发展在不同阶段取得的重要成就，承载着工业发展的记忆，彰显着企业的工匠精神和工业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改造项目通过保留工人生活区与生产设备，将工业文明中的“务实创新、精益求精”等精神特质转化为社区文化“资本”，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重要效能。

工业遗产文化惠民的理念指引

“人”既是城市建设的核心，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更是城市成果转换的共享者。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依靠谁、城市发展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中国城市建设实践进入“以人为本”理念深度践行阶段，工业遗产文化惠民之路无疑也要充分发挥人民主观能动性。

人民推动工业遗产活化升级。人民的需求是什么？文化惠民的落脚点在哪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具体思路，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在杨浦滨江城市更新的具体实践中，一个突出做法就是让人民群众全面参与，从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思路，到开发地块涉及的遗产保护具体问题，从工业遗产到公共空间的形态转化，到城市文脉的清晰传承，杨浦以开放心态设置多个建议征集点，不论市民还是游客，有好的建议意见就力求予以落到实处，问计于民也问需于民，更好体现工业遗产文化惠民的理念追求。

人民优化文化惠民的顶层设计。城市更新的最终成果谁来检验？当然由人民反馈。这一闭环过程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人民监督”。杨浦滨江城市更新的实操过程中，锚定“五位一体”指标，聚焦人民群众是否满意这一“标尺”，对顶层设计给予重要反馈，通过不断迭代实现工业遗产有效保护与文化惠民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

不过当前，部分公众仍将工业遗产视为“过时的厂房”，忽视其文化价值。摆脱这一困境需要加强公众教育，通过持续的文化传播培育社会共识，确保工业遗产文化惠民能够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

工业遗产文化惠民的关键路径

工业遗产文化惠民的关键路径是真正发挥人民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使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活力、绽放新色彩。

政策导向：从“博物馆化”到“以保促用”。推动工业遗产文化惠民要紧跟政策、把握机遇。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鼓励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老旧厂区更新改造，各地应该着力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通过对闲置低效厂区、厂房和设施创新盘活，实现新业态新功能的有效植入。既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也要积极探索科学开发、以用促保。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广东已经出台举措明确要求“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苏州强调“留改拆”并举，鼓励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内容创新：从遗产展示到文化体验。工业遗产的惠民成效取决于内容供给的质量。传统展览模式已难以满足公众需求，需要构建“教育+娱乐+社交”的复合型内容体系。景德镇陶溪川文创园通过开展陶艺工作坊、工业文化讲座等活动，将遗产保护与技能传承相结合，提升了文化服务的获得感。在内容创新中，IP开发成为重要突破口。沈阳铁西区通过挖掘“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历史资源，开发系列文创产品与影视作品，使工业遗产从物理空间延伸至文化产业链。

机制优化：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工业遗产的可持续惠民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同时，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与专业机构，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公众受益”的运营模式。在工业遗产更新改造过程中，强化了城市空间的整体协同，提升了城市宜居品质。部分工业遗存在更新改造时优先布局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利用工业遗存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既延续了城市历史记忆，又满足了公众的文化需求。

空间活化：从生产场所到文化客厅。工业遗产的物理空间改造是惠民的基础环节。实践表明，成功的空间活化需遵循“功能置换、场景再造”原则。重庆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将印刷厂房改造为艺术展览、创意办公与休闲消费的复合空间，通过保留工业肌理与植入现代功能，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的“化学融合”。这种改造模式启示我们，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应避免“博物馆化”倾向，而需通过功能混合提升空间活力，通过不断引入新的业态，逐渐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和新兴科技产业的转变。

技术赋能：从传统保护到智慧化转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是提升惠民效能的重要方向。杭州运河遗产保护利用项目通过建立三维数字档案，实现了遗产的精准监测与虚拟展示；北京798艺术区利用AR技术还原工业生产场景，使观众通过手机即可体验“虚拟车间”的运作过程。未来需加强跨学科合作，将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遗产保护，构建“智慧遗产”管理体系，实现从“抢救性修复”向“预防性保护”的根本性转变，将工业遗产数据整合至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实现科学、高效、前瞻性的管理决策。

工业遗产的文化惠民之路，本质上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深度融合之路。通过空间活化、内容创新与机制优化等路径，促进工业遗产转化为滋养城市文化、惠及市民生活的精神家园，并进一步促进城市遗产生态体系的均衡构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人民城市的宏伟蓝图提供不竭动力。

君子成人之美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中的这句箴言道出了君子人格中重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境界。“君子”这一词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的精神标志与文化符号，而不能简单机械翻译或者对应为“统治阶层”等，要义之一，即在于“君子”能“成人之美”——君子能远远超越一己一身的局限，洞察、尊重并参悟天地化育之道。这对于价值观多元、社会交往日益丰富的当今社会而言，更显历久弥新。

首在知美明美。亦如《道德经》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真正的君子，既能清醒认识自我，也能客观看待他人；既能辨识何为真正的美，也能发现他人身上当下的优点与未来的潜能。

在先秦文化语境中，“美”“善”一贯。“美”不仅指外在美学的观感与形式，更指向人内在的善德与合宜。如《论语》中所描绘的，孔子对门下弟子的“因材施教”，正是建立在先师对众弟子特质、才能以及不足的深刻了解与精准把握上。知子路好勇过人，则劝其审慎；明冉有谦抑内秀，需励其进取；悉颜回安贫乐道，应予以赞许；了解子贡灵活机敏，便教其务实沉潜。唯有先因其材，方能施其教；唯有先明其美，方能成人之美。

贵在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这一概括，深刻揭示了君子在面对时时处处皆在的差异时的态度与智慧。“成人之美”并非要求他人与己相同，而是尊重多元价值、不同立场，在差异中寻得和谐，促成不同的“美”的成长与绽放。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成人之美”的佳话，正体现了这种襟怀。鲍叔牙力荐管仲，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之，终于共同铸就一代霸业；欧阳修拔擢苏轼，慨然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的名满天下，离不开欧阳修的识才爱才荐才，为苏轼的才华绽放让出了道路，也成就了宋代文坛最动人的“成人之美”。正如《大学》所言：“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他人有才，由衷欣赏；他人有德，真心钦佩。古往今来“成人之美”的故事中，愿意成全对方之君子，并非因为对方与自己相同，甚至即使明知对方未来将超越自己但全不以此萦怀，反而因为看到了对方独特的美质与价值，愿意为之提供更好更广大的舞台。

我们不难看到，在当代社会治理尤其是公共讨论中，“诸善之争”往往才是一种常态。不同个体、群体基于各自价值观、思维惯性与生活习惯，所提出的主张和诉求往往都具有其合理性。君子之道，则在于能理解这种自然而然的多元性，不简单强求整齐划一的美，而是在对话与互动中探求能够容纳多种合理价值的解决方案。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对于促成当代社会创新与进步尤为重要。

高在万物并育。如果说君子能知美明美是对个体的精准洞察，和而不同是对差异的包容尊重，那么万物并育则是成人之美的视野拓展至更广阔天地的必然。《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在境界上的升华——不仅成就个别个体之美，更助力群体之兴；不仅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放眼自然万物的和谐。

宋代大儒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正是这种万物并育精神的体现。真正的君子，其“成人之美”不局限于亲近之人，而能推己及人，乃至关心陌生人、其他群体以至于后世之人的福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一境界超越了具体的人际成全，上升至对整体和谐与普遍繁荣的关怀。它要求君子具备广阔的胸怀与深远的眼光，能够超越一己、一团体的私利，关注更广泛的福祉。

在当代语境中，“万物并育”的理念越发彰显了其超越时代的深刻现实意义。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发展不均衡、文明冲突等全球性挑战，人类亟须超越零和思维，在更高水平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找到新的共生之道。君子的“成人之美”，在这样的维度上，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追求相契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不仅是理想社会的图景，更是君子“成人之美”所要努力去创造的现实——让不同来处、不同天赋、不同志趣的每个生命都能够璀璨绽放。

汉藏金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大动脉

汉藏金桥是指早在史前已经形成，起自东北，抵达西南，蜿蜒逶迤于农牧交错地带，贯穿现在的黑、吉、辽、内蒙古、京、冀、晋、陕、宁、甘、青、川、黔、滇、西藏等十五省区市，沟通中国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线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藏族与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互动融合的桥梁和象征，汉藏金桥促进了沿线各民族与区域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提升了各民族间的政治互信与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在推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从“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到“汉藏金桥”。自远古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至青藏高原东南端的“农牧交错地带”，就是中国古人类互动最为活跃、最为频繁的区域之一。分子人类学研究认为，距今4万年前北京的田园洞人，有一北方支脉，逐渐向黄河中上游迁徙，再向青藏高原迁徙，构成了两地人口的主要祖源。现有的考古学成果也显示，红山文化、老虎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曾沿着农牧交错地带向外传播。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经形象地将这条史前自东北转向西北，由西北折向西南的文化传播与人口迁徙路线，命名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遣军出陇西，西击匈奴，“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原本相连的游牧区域被分割为南北两片，“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因之受阻。随着中原与边地互动的增强以及各区域交通的发展，沿农牧交错地带分布的交通路线中的某段或某几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唐代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东起唐都长安，经甘肃、青海境内，通往西藏，直抵印度，长期被视为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各族人民沿农牧交错地带沟通往来，并试图再贯通农牧交错地带交通路线的努力，从未中止。

唐朝以后的分裂割据时期，沿农牧交错地带曾兴起诸多边境互市，成为农牧民族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元朝重建农牧大一统格局后，修筑了河湟至西藏萨迦的驿站并纳入全国系统，使沿农牧交错地带的交通线路再次贯通：可由西藏经甘、宁、青，至元大都，转赴蒙古高原与东北地区，成为彼时西藏人民心中通往内地与北方的“黄金道路”。

元明之际，明朝与故元旧部的战争，一度使西藏通往内地的驿站系统受到破坏。1407年，明成祖在太祖招谕吐蕃诸部的基础上，着力修复旧的驿站系统。明朝对驿站系统的重建，使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交通日益由自发的民间行为转向国家事业，促进了藏族与兄弟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然而，明朝初年，在农牧交错地带设九边重镇，防御北元势力，阻断了“黄金道路”。明朝中后期，在蒙古诸部为解决生存压力、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寻求外部助力以及沿线诸民族互通有无等多方合力推动下，“黄金道路”得以重建。这也使西藏人民意识到青藏道及其向北伸展的重要性，五世达赖喇嘛称之为“汉藏金桥”。

清朝建立后，川藏道的驿站体系得到逐步完善，也得到了汉藏金桥的名号。自此，汉藏金桥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当前，汉藏金桥除指青藏线、川藏线、滇藏线为代表的交通线路外，还泛指所有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沟通的渠道与媒介，诸如区域、物品、人物、语言等，较为全面地反映着西藏与祖国内地，藏族同各兄弟民族日益密切与深入的联系。

突出的悠久性、贯通性和演进阶段性。汉藏金桥的名称虽至明清之际才诞生，却很好地概括了南起西藏，以河湟与河西为枢纽，北上河套，以北京为轴心，通往蒙古高原与东北的交通线路的历史内涵。

汉藏金桥具有突出的悠久性。汉藏金桥的主干道，与史前“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几乎重合，说明其早在石器时代就是先民们沟通东北至西北、西北至西南的交通大动脉。这条大动脉自西南至东北，将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温带荒漠区与温带草原区、温带草原区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等分割开来，不同的生态环境造成的物质文化差异，构成了极为活跃的互通有无的持续动力；农牧交错地带半农半牧生业模式的相似性，又为文化的传播与人口的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历史上尽管受政治割据以及疆域治理政策等方面的束缚造成汉藏金桥，特别是河西段的时断时续，但致力于保持汉藏金桥的贯通，是沿线各族人民依存共生、互惠互利的共同追求与不懈努力。这使汉藏金桥始终承担着沟通西藏与祖国各地的功能。

汉藏金桥具有东北至西南的贯通性。它分出多条干线与支线，编织成一张庞大的交通网，联结起南北两片游牧区域。这张交通网的枢纽在河湟与河西，由此北上可东进北京，转向东北，也可直达蒙古高原；向南一直延伸至云南，分为通向西藏的三条干线，即青藏线、川藏线与滇藏线。每条干线又可再分为若干支线，如青藏线可分为东、中、西三道。川藏线与滇藏线，均有南北两条支线，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南茶马古道。

汉藏金桥具有明显的演进阶段性。史前时期，它不过是先民们为适应自然环境与生存需要，自发开拓的文化传播与人口迁徙的路线。历史时期，它的民间性逐渐减弱，官方性逐渐增强。从唐代开始，汉藏金桥日益成为国家经营的驿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历史上的汉藏金桥更成为国家现代化交通通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多维的沟通渠道，真正使沿线实现了与祖国各地、各族人民的同频共振。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桥梁纽带。汉藏金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桥梁纽带作用，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向心内聚的基本特征。

汉藏金桥沟通了农耕与游牧经济，为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提供了持续动力。物质交流的根源，正是生态环境差异导致的经济结构不同。中国广袤的地理空间，决定了多样的经济形态，尤其是北方的农牧差异，为各区域、各群体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条件与推动力量。汉藏金桥促进了跨区域与跨族际的物质交流，加速了国内市场和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既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提供了动力、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深化了民族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

汉藏金桥增强了沿线及游牧区域与农耕区域的政治联系，强化了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与彼此间的政治互信。如明清之际，汉藏金桥再次全线贯通，将蒙古、青海、西藏与中原连成一片，增进了沿线尤其是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归属感。日益加深的政治认同与政治互信，也为各民族间愈发紧密的互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与政治保障。

汉藏金桥加速了沿线以及农牧民族的血脉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汉藏金桥曾是不同民族人口迁徙的历史通道，被分段赋予“藏彝走廊”“西北走廊”“阴山走廊”“燕山走廊”以及“辽西走廊”等称号。民族人口的迁徙，改变了民族分布格局，促进了民族交融，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血脉基础。

汉藏金桥融通了各民族的情感联系，丰富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它使沿线以及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更为便捷，各民族文化间的互鉴融通、兼收并蓄，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各民族间也因文化交流，共通性日益厚实，进而情相近、心相亲，并转化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文化基因。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汉藏金桥充当着不可或缺的桥梁纽带角色。尤其是明清之际，它不仅以北京为轴心，将东北与西南贯通起来，更将藏族、蒙古族等众多边疆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紧扣在一起，形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系兰州大学甘肃历史研究院院长、甘肃史学会副会长）

二战期间日军在新加坡的“肃清大屠杀”

二战期间，为了报复并切断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同时实现以暴力威慑控制东南亚的侵略战争目标，1942年日军在新加坡实施所谓“检证肃清”行动。该行动名义上是人口审查，实则为日军针对新加坡华侨的大规模屠杀活动，成为新加坡华侨社会沉重的集体创伤，又称“肃清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新加坡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马尼拉大屠杀一起被称为二战期间日军屠杀平民三大惨案。

有预谋地对南洋华侨实施报复。日军针对新加坡华侨的肃清大屠杀并非临时决定，而是早有预谋。自20世纪初起，南洋华侨便通过捐款赈灾、支持革命与抵制日货等方式积极支持中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是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支援祖国的联合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华侨以新加坡为枢纽，通过大规模筹款、组织义勇队、转运物资与人员等方式援助中国抗战。此类跨国动员活动被日本军国主义视作“潜在敌对力量”，与抗日组织有关联的华侨被列为日军的优先清除目标。此外，新加坡是南洋华侨人数占比最高的地区之一，并且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较为突出。1941年，华侨已占新加坡总人口约77%，因此新加坡华侨是日本长期关注与系统评估的对象。

1939年末，日本企画院编成《华侨之研究》，详细分析南洋华侨的状况及其抗日活动。1941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南方作战中占领地统治纲要》中提出须“了解华侨的经济实力”，并在《英属马来实施纲要》中强调，有必要“诱导华侨资本的银行与日本的金融与经济体系配合发展”，以“实现日本支配下的新政治—经济秩序”。1941年12月28日前后，日军第二十五军军部起草《华侨工作实施要领》，明确提出凡不服从占领当局或拒绝合作者，“应予排除，不得容许其继续存在”。日本战犯亦证实，日军在检证前已掌握“抗日华侨登记册”。日本战犯久松大尉供认实行检证之前，已“备有反日嫌疑者的名单一张”。

此外，日军为达到尽快侵占和控制东南亚的目标，占领新加坡后，军方亟须抽调兵力入侵缅甸、菲律宾等地，以获取战争物资“以战养战”。于是，日军通过大规模杀戮迅速制造恐惧，摧毁潜在抵抗网络，意欲以暴力威慑维持殖民统治。可见，“检证肃清”行动实质上是以族群身份为主要筛选标准、把政治忠诚作为隐含判据的屠杀活动。屠杀对象几乎全是华侨平民，其他族群极少涉及。这种选择性暴力，是日军对特定平民群体实施的集体杀戮，也是日军长期侵华的战争逻辑在东南亚的延伸。

以“检证”为名实施肃清大屠杀。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本将其改名为“昭南岛”。19日，日军第二十五军司令山下奉文以“甄别治安危险分子”为借口发表布告，强制要求18—50岁的华侨男性分区集中，接受“检证”。依据日军参谋主任辻政信等人制定的《华侨肃清实施要领》，检证对象包含“共产党分子、华侨义勇军、抗日侨领陈嘉庚支持者”等九类人。

日军第二十五军参谋长铃木宗作进一步制定实施方案，使检证程序高度组织化。市区被划分为若干区域，设立集中点，以铁丝网和沙包封闭，仅留单一出入口由宪兵把守。被召集者通常需携带数日口粮，在露天场地等待数小时，甚至长达六日。检证过程中，日军逐批盘问姓名、籍贯、职业及住址，但并无固定标准，是否留有文身、手掌是否粗糙、衣着是否“洋化”、回答流利与否、对日军是否及时鞠躬等，均可能被视为有嫌疑。通过者在手臂、衣物或证件上加盖“检”字印章，作为暂时放行的标识。未通过者则被扣留，押往卡车等待。正是这个“检”字，成为“生”与“亡”的区分标记。

在“日据时期的新加坡”口述历史资料中，许多幸存者当时“并不知晓被带走意味着死亡”，仍以为是“被征调劳役或接受另行审查”，在数日内被秘密转运至海滩、荒郊或废弃采石场。日军将他们数人一组“反绑双手，令其跪地，然后用机枪扫射”。未死者再以“刺刀补刺”，随后“就地掩埋”或“将尸体抛入海中”。这些证言成为战后寻找和还原屠杀真相的重要线索。2月底的第二次“检证”中，日军甚至按照事先准备的抗日人员名册，由各区驻军直接搜捕并处决。郊区的龙兴米粉厂、辅华学校与裕群学校、蔡厝港登嘉机场等地成为主要处决场所。蔡厝港一带约500名居民中，男子、妇女及儿童均惨遭杀害。

由于日军当年采取秘密杀害方式并严格封锁消息，加之诸多家庭全家遇害、幸存者因伤痛或恐惧拒绝回忆、战时档案亦多散佚等诸多原因，关于这场持续约两周的肃清大屠杀造成的具体死亡人数尚无定论。依据当时随军记者、部分日军参谋以及新加坡各方的统计，华侨社会与多数学者均估计在2.5万—5万人之间，综合马来亚全境的屠杀规模，总数或接近10万人。而日方为减轻罪责刻意压低死亡人数，对上述数据矢口否认，仅仅依据1942年陆军省的机密文件《马来方面作战主任参谋谈》及《大本营大东亚机密作战日志》的记载，辩称日军屠杀华侨人数只有5000人或6000人。即便如此，无论数字的多寡，日军大规模屠杀新加坡平民这个铁一般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

战后审判与日本政府的长期刻意回避。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华侨社群迅速展开调查、救济与追责行动。

在中国政府和陈嘉庚等侨界领袖推动下，由新加坡商会、筹赈机构及地方社团构成的星华筹赈会成立调查委员会，登记失踪人员、协助遗属提交申诉，并向中、英两国政府呈递报告。1946年6月2日，新加坡华侨社会召开“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大会”，号召遇难者家属与幸存者登记被害者姓名、地点及经过，以“集体申冤”的方式为战争罪审判汇集证据。1946年2月，山下奉文被判处死刑。1947年至1948年，英国在新加坡设立军事法庭，两次审判曾参与肃清大屠杀的日本军官。参与执行山下奉文命令的数名主要责任人，如河村三郎和大石正幸被判处绞刑，西村琢磨、横田昌隆、大西觉等人仅被判终身监禁。判决公布后，新加坡华侨普遍认为量刑不足，妇女团体、义勇军组织以及商会代表多次请愿，期望将审判结果提交至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复核，但未能改变判决结果。

与华侨社会持续追责形成对照，战后日本国内长期回避此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及部分政治势力为推动战犯减刑与释放，曾请求英国方面假释参与新加坡肃清大屠杀的战犯大西觉，甚至罔顾事实“质疑”受害人数，并称审判具有“报复性质”。1962年起，新加坡陆续发现集体埋葬遗址，日本媒体多以含混措辞报道，甚至否认存在大规模枪决事件。外务省文件刻意将遇害人数压低至3000人，日本政府亦拒绝为此事承担法律责任并开展调查。直至20世纪70年代，情况略有变化。家永三郎、田中宏等日本学者发表了涉及新加坡肃清大屠杀的研究成果。日本退伍宪兵联合会的《日本宪兵正史》一书中明确记载“大屠杀属于非人道罪行”。但此类有限的反思长期局限于学术领域与小众出版物，并未进入主流历史教育体系。直至20世纪末，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新加坡肃清大屠杀仍多作“发生过暴行”的简略表述。

日本对新加坡华侨的肃清大屠杀，绝非二战中的“附带伤亡”，而是一场以平民为对象、以族群为标记的有预谋的犯罪暴行。战后围绕真相调查、诉求审判并留存记忆，其意义不仅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更是防范类似暴力行径以新的名义重现。因为当屠杀被淡化、怀疑或被遗忘，日本军国主义便会获得再次出现的条件。持续的历史书写与公共讨论，是反法西斯精神在和平时代的延续，唯有如此，基于历史教训的正义才能真正进入人类共同的道德边界之中。

高质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广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胸怀大局谋划广西工作，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大力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广西力量。

学深悟透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贯通历史与现实，关联国际与国内，结合理论与实际，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把学深悟透笃行这一重要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将其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两个大局”、把握时代大势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更加注重增进共同性，更加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更加注重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既与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一脉相承，又根据民族工作形势任务与时俱进，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彰显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坚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不断强化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深刻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回望人类历史长河，是一部文明兴衰史，也是一部民族关系演变史。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等问题爆发冲突，或因民族分裂被外部势力操弄而战乱纷飞，家园在炮火中化为焦土，孩童在废墟中绝望哭泣，人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为奢望。相比之下，我国56个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在“各美其美”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携手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才能有效抵御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和矛盾问题，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面向未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蕴含的文明智慧和独特价值必将日益彰显，成为破解全球民族问题的“金钥匙”，为世界各国处理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和谐贡献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民族团结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和关心广西民族团结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题词“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称赞广西“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八桂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祖国南疆的成功实践”，要求广西在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专门到南宁市蟠龙社区调研民族团结工作，强调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勉励广西巩固发展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为广西锚定了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目标方向，赋予了广西在全国民族工作中探索经验、作出示范的使命任务。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旗帜鲜明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根本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深刻理解把握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方面广西具有坚实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基因。在历史根基上，广西早在秦代就归入中央版图，素有卫国戍边、屏藩中央的传统，从明代瓦氏夫人抗倭，到近代冯子材、刘永福抵御外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无不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生动例证，“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深深扎根八桂大地、融入广西人民精神血脉。在文化基因上，广西具有骆越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长寿文化等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在同中华文化长期广泛的互动交融中得到全面滋养，形成了多元一体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系统，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民族分布上交错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民族团结深入人心、坚如磐石，成为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自觉。赓续好这些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广西就有条件打造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旺盛生命力的重要窗口，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有形有感有效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努力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得更牢。

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把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以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换届为契机，进一步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示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建设一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队伍。

加快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支持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特色种养、民族手工业、民族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以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为示范，加强各族群众现代文明教育，大力倡导现代理念和生活方式，实现既“富口袋”又“富脑袋”。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广西在全国率先设立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会和10个研究基地，出台实施《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方案》，编纂完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系列丛书，举办边疆民族地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论坛暨费孝通田野调查90周年纪念活动等活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我们将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建设、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好广西民族团结故事，推动“三个离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好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旧石器时代的“百色手斧”、南方古人类“柳江人”遗址、兴安灵渠、左江花山岩画等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阐释广西民族团结特质里的共有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共有文化标识，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持续培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精心筹备办好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铸越牢。

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西由两个以上民族组成的家庭已超160万户，“十口之家、情融五族”比比皆是，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我们将持续深入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桂在行动”，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在经济、教育、就业、社区建设、文化建设和干部培育使用等方面把民族平等落实好，依法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平等权利、履行平等义务。

扎实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深入实施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六大工程”，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实现“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加强边境立体化综合防控体系建设，坚持全面发动、系统施策、精准发力、整改到位，持续强化反偷渡、反走私、打“三非”，稳步推进智慧边海防建设，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边境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谱写祖国南疆繁荣稳定新篇章

广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问题、民族问题和边疆稳定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我们将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总钥匙”，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抓好蓝天立等案件以案促改促治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努力实现正气充盈、政治清明。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扛牢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统筹抓好涉重金属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和水污染防治，持续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让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构建体现广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赋能千行百业。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北部湾港为海陆门户，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重要纽带，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坚持把财政支出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温暖大事”。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竞争力强的县域经济，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健全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严厉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深入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扎实推进法治广西建设，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认真抓好宪法及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在全区有效实施，有力保障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