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出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走深走实，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坚持政治引领，切实增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基层治理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首要是学思想、把方向、悟规律，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强烈政治担当推动基层深耕善治。

从“治国安邦”的政治高度把握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一些国家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协调并进，否则社会安定难以维持、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是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必然选择，基层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固的治理基础和社会环境。

从“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把握治理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迫切需要我们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内外形势之变、科技创新之变、社会结构之变交错演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三新”领域蓬勃发展新特征，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应用新趋势，对加强基层治理提出新要求。四川是稳藏安康的战略要地，既有超大城市，也有广袤农村，基层治理场景复杂、任务艰巨。必须深入研究把握新形势下基层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针对性实效性，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中国之治”的发展实践把握内在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基层强基础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感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基层社会治理规律，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重把握好党建引领与多方共治、良好秩序与充满活力、强化治理与优化服务、前端预防与后端化解的内在关系，不断提升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

坚持导向引领，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更好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引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发挥统领作用，汇聚“共建”合力。基层治理千头万绪，资源分散化、服务碎片化是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堵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大优势就是发挥党建“领”的力量、“统”的作用、“聚”的功能，统一思想行动、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基层治理“一盘棋”。“领”，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引领基层治理正确方向。“统”，就是统筹各方力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形成基层治理整体合力。“聚”，就是聚集各类资源，以基层党组织为纽带，把基层分散的治理资源整合起来、聚沙成塔，更加有力有效办好基层实事。

走好群众路线，激发“共治”活力。基层治理是千家万户的事，为了群众也依靠群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要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治理，让基层治理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抓领导带头这个关键，常态化落实“四下基层”，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基层很多问题往往是“拖”出来的，要健全“接诉即办”等机制，防止小事拖大拖炸。抓矛盾化解这个要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抓网络引导这个阵地，把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规律特点，引导党员干部上网、懂网、用网，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解决急难愁盼，提升“共享”水平。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要寓引领于服务之中，通过更精准、更优质、更高效的社区服务，实现群众生活品质更好、人心凝聚更紧。一方面，聚焦重点群体，紧盯“一老一小”等群众最操心的群体，做实做细服务内容，特别是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等难题，整合资源优化社区养老服务，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另一方面，找准重点抓手，立足满足群众改善性服务需求，集成式、片区化加强社区综合服务供给，着重提供单个社区提供不好、解决不了的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休闲等便民服务，不断提升治理为民的整体效能。

坚持目标引领，切实凝聚新就业群体这个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当前，随着新技术、新模式催生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持续涌现，但相应的管理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必须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根基为目标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引领新就业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推进党群组织体系建设。新就业群体党员少、流动快、组织难，必须与之相适应推进组织体系建设。一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群建，巩固拓展“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成果；另一方面，注重以群建支撑党建，特别是抓住工会组织覆盖广、门槛低的优势，探索推进以工会组织为依托的群团组织体系建设，以就地化方式建设街道枢纽型、社区区域型工会组织网络，发挥兜底吸纳作用，切实把新就业群体吸纳进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实现苦有处诉、事有人办、难有法解，以有效促有形，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深化拓展。

推进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精准有效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关键是牢牢抓住人群、属地、企业三个主体。聚焦人群这个主体，紧贴新就业群体职业特点、急难愁盼量身定制针对性服务举措，织密服务政策矩阵。抓住属地这个主体，推动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向新就业群体延伸，加快商圈楼宇、居民小区等“友好场景”建设，让各类服务加快落地、直达快享。突出企业这个主体，督促平台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做深做实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

推进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维护合法权益是新就业群体最迫切的诉求，核心是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工具。针对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保缴纳不规范等痛点，分类制定一批法律指引，引导新就业群体明法知权、用法维权。针对劳动报酬、休假休息、权益维护等问题进一步完善政策指南，让政策找得到、看得懂、用得好。针对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平台算法等方面突出问题，巩固深化专项治理，从突出问题治理向规则治理推进，统筹强监管与促发展的关系，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等各方合法权益。

推进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新就业群体规模大，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多，必须构建风险隐患全链条处置机制。坚持前端主“防”，健全跨地域跨部门信息通报、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问题消除在源头萌芽。坚持中端主“疏”，以社区为主干、网格为支点，建立“小快灵”最小应急处置单元矛盾调处机制，确保矛盾不上行、风险不外溢。坚持后端主“治”，切实发挥政策制度的治本作用，对反复出现的突出问题填补制度空白，动员新就业群体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融入基层治理，把“治理变量”变为“治理增量”。

坚持机制引领，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机制、创新机制、完善机制，构建运行顺畅、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

健全系统化的协调推进机制。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汇聚工作整体合力。坚持党委统筹抓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实质作用，切实做到统规划、统政策、统力量、统工作。坚持部门协同发力，推动组织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在明确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坚持终端集成落地，构建基层微网实格体系，整合综治、城管、市场监管各类网格，实现“多网合一、一网统揽”，“攥指成拳”提升治理质效，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底盘”。

健全法治化的规范治理机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法治是基本方式，起着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增强法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机制，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的良好格局。优化法治环境，构建“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治理生态，倡导包容、审慎、柔性的治理方式，让基层治理更加文明、更为规范、更有温度。

健全专业化的管理服务机制。专业化是衡量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需要以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专业化治理力量，按标准配齐配强社区工作者，完善职业发展体系，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构建智能化治理体系，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共享，建设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打造精细化治理品牌，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场景，构建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以“绣花功夫”推动基层善治。

坚持组织引领，着力锻造推动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坚定不移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聚焦“赋能”发力。抓住基层党组织这个“主心骨”，持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以“整软”为关键抓手，推动强村弱村分类管理，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抓好村（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以“提能”为目标指向，聚焦“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等问题，持续发力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用好用活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抓好“吹哨报到”工作机制运行，以“轻车壮马”带动基层治理高质高效。

聚焦“壮骨”发力。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强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团结带领群众办好基层治理实事。深化乡镇（街道）班子队伍建设，注重从“五方面人员”中择优选拔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推动基层干部下沉一线服务群众。抓住村（社区）“两委”换届契机优化班子队伍，注重从农民工、致富带头人等中选拔后备力量，提高头雁引领能力；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抓好流动党员排查纳管，健全党员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创先争优，让党的旗帜在基层治理一线高高飘扬。

聚焦“补短”发力。党组织覆盖的薄弱点，往往是基层治理的薄弱区域，必须集中力量补齐短板、筑牢根基。针对“三无”小区，推动逐步建立党组织、引入物业服务，用好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资金资源加强管理服务。针对“空心村”，加强优化组织设置、连片带动发展、服务留守人员等方面探索，确保管理服务有形有效。针对民族地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治理全过程，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治理根基。针对超大社区、城乡结合部、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等特殊治理区域，分类制定务实管用政策措施，确保治理不留白、服务不缺位，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以优良文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改进党的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进文风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号召全党同志“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把优良文风作为改进作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文风建设，对转作风改文风提出明确要求。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工作，他反复强调“文风不是小事”，带头践行优良文风，并将其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探索改进文风、倡导优良文风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指引。

注重改文风与转作风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要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时常将文风建设与作风建设联系在一起，从工作总结到发言材料，从开会时长到发文字数，都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他要求大会报告不超过两个小时，小会发言不超过20分钟，各单位发文以1000字左右为限。在宁德工作期间，他将文件起草问题与工作决策直接关联到一起。他要求办公室起草文件一定要严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工作决策。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撰写了《文风体现作风》一文，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到中央工作后，他坚持以文风建设推动作风建设。他指出，“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推动将改进文风作为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还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以文风建设推进作风建设，既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坚守、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也是他时刻维系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

提倡“短”“实”“新”。“短”“实”“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稿质量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他对领导干部改进文风的重要要求。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强调开短会、说短话、写短文章，内容要精，文理要通，切忌空话、套话，言之无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提出了“求短、求实、求新”的具体要求。他指出，“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他认为，改进文风的要义在于“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到中央工作后，他多次就反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和提倡短、实、新的优良文风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在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时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对“短”“实”“新”的优良文风作出了精辟阐释。“短”即简短精炼；“实”即实事求是；“新”即富有新意。“短”“实”“新”的文风，既强调要言不烦、意尽言止，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长与短的关系，宜短则短，宜长则长；既强调有理有据、言之有物，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内容与文字的关系，有感而发、引起共鸣；既强调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引经据典、思想深刻。

坚持以学为基、内外兼修。文风是文章撰写者理论功底和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改进文风与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如其人。作文与做人，与人的素质是紧密联系的”。为此，他提出领导干部改进文风的两个关键路径，即勤于学习和增强党性修养。学习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立言之基。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学习，特别重视理论学习和新知识的积累。他指出，“理论功底扎实了，知识积累厚实了，肚子里装的东西多了，才能厚积薄发，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地讲话、写文章”。文风之道，修身为本。文风不仅反映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反映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个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重在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党性修养增强了，才能知行合一、躬身践行，以优良文风将内在的高尚品格外化为外在有温度的话语。

做到“接地气”“顺民心”。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价值取向，是牢固树立为民立言、为民造福的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为此要深入群众，理解群众的诉求，运用群众的语言，体现群众的意愿。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明确提出，不搞官样文章，亲自动脑筋、想问题，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有分量的工作总结。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调研，仔细聆听群众心声，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第一本个人著作《摆脱贫困》。他指出，“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领导干部改进文风，应当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吸收群众的思想，体现时代的要求。文风是否接地气直接影响宣传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媒体的公信力。让群众满意是检验文字作品好坏的根本标准。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紧密联系群众，写出接地气的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文风领域的生动体现。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要求

倡导优良文风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过程中，优良文风不仅关系到理论阐释的深度与广度，更直接影响理论传播的效度与温度，是推动理论创新、理论研究与理论传播走深走实的重要保障。

倡导优良文风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文风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100多年来，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风问题，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这一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端正学风，要从文风做起”，再到新时代全面倡导“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深刻认识，展现了鲜明的党性修养。我们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承载优良学风，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引导。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理论创新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更要有清晰严谨的表达方式，用清新朴实、深入浅出的优良文风，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把晦涩的理论讲明白。纵观党的理论创新历程，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这些党的创新理论始终用朴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全面鲜活地反映了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不断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引领力。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领新的实践，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有效方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定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实，切实提高理论传播的有效性。党的创新理论只有用严谨、清晰、生动的文风表达创新思想，才能真正让理论落地生根，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历程表明，生动鲜活的语言风格提高了理论的传播质量，增强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我们改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方式和手段，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增强理论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

加强和改进文风，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体系化学理化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加强和改进文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以优良文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担当意识和服务本领，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具有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注重从学理基础发力，不断推出深入浅出的文章。理论研究越深入，理论阐释才能越透彻。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用严谨学术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用优良文风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坚守学术本位，把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研究，以优良文风把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讲透彻。做好学术话语的创新转化，把文件语言、专业术语转化为大众化、通俗化、务实化的“白话”，以平实朴实、活泼生动的语言展现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话语创新的统一。广泛汇聚思想理论学术资源，通过开展高端研讨和打造学术平台，不断推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学术争鸣、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载体。

注重从实践导向发力，不断推出理用贯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密切联系实际，才能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坚持实践导向，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更好展现真理力量和思想伟力。要注重调查研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基层、走近人民群众，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掌握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写好大众化文章，以平易朴实的文风把前沿的热点问题与深奥的科学原理讲清楚、说透彻，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接地气、合民意。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重点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推动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现实需求，回应基层呼声，摒弃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风，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改文风带动转作风。

注重从历史维度发力，不断推出史论结合的文章。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和人民的历史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强化历史思维，坚持以史为鉴、以史明理，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坚定历史自信，从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中强化理论立场与价值自觉，把历史经验、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贯通起来，做到讲道理深入浅出，讲史实感人至深，使理论阐释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符合时代的需求，更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借鉴古代经典文风的凝练与生动，将古代优秀诗、词、歌、赋等作品的风采和气韵发扬光大，不断丰富理论表达的语言魅力和思想深度。

注重从国际视野发力，不断推出学贯中西的文章。推动理论的对外传播，要以国际视野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与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坚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古今中西比较中不断增强理论表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善于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提炼素材，挖掘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推动理论话语体系的国际转化，根据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力求用准确、简练的语言把中国理论内涵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的通俗表达，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不断提升党的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两者相互牵动、互为条件，是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应当整体谋划和推进。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更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为民生改善提供坚实物质支撑，没有坚实的产业支撑和财力保障，民生工作便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生改善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更是激活市场活力、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方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将改善民生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点，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既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路径。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城镇新增就业稳中有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稳步跑赢GDP增速，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惠民举措惠及亿万群众。这些鲜活实践既印证了经济发展对民生改善的托底作用，更彰显了民生福祉对社会大局稳定的保障价值。

改善民生，本质上是培育新动能、拓展新空间的过程，更是畅通经济社会循环的关键环节。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能提升等“物”的投资领域成效显著，有力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发多元升级，要求我们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把民生领域作为扩内需、促升级的重要抓手，以民生改善的实效撬动经济循环提质增效。从消费品以旧换新激活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市场，到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释放消费潜力，再到“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提升社会运行效率，民生领域的每一项务实举措，都实现了惠民与兴业的双向赋能。

关键要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发力。紧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需求变化，着力破解民生领域的痛点堵点。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让劳动者在奋斗中收获幸福感；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网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聚焦“一老一小”、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在社区居家养老、托幼服务、保障性住房供给等领域持续深耕，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坚持系统观念，以全局思维构建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推动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强化资源保障能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决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以政府“紧日子”换取群众“好日子”，同时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民生项目，构建多元供给格局。深化改革创新赋能，聚焦民生领域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共享提升政务服务效能，让民生保障更高效便捷。立足人口发展新形势，将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民生高品质提升紧密结合，以优质教育、技能培训等投资于人的举措，充分释放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坚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以钉钉子精神办好每件民生实事，让民生温度与发展速度同频共振。

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以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以系统思维筑牢民生根基，把改善民生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让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的“软实力”。唯有坚持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协同推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起最广泛的群众共识和奋进力量。

重要言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如何理性看待价格竞争

近期，部分行业掀起的价格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市场竞争模式的广泛思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价格竞争本是市场活力的体现，但当其演变为非理性竞争时，便超越了纯粹的市场行为，成为一个亟待厘清与规范的治理议题。顶层设计的明晰与治理信号的密集释放，标志着应当超越“低价即王道”的浅层认知，从市场机制、产业生态与社会福利的多元维度，建立“优质优价优胜”的激励导向。

理解竞争的本质：价格之争与市场逻辑

价格战究竟是市场活力的健康表征，还是行业生态的潜在危机？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仅停留在“低价是否利好消费者”的表层争论，而必须回归本源，深入理解价格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内在逻辑。竞争不仅关乎企业的短期策略，更决定着行业创新的长期动力与市场经济的整体效能。

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竞争之于市场，就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是资源流动、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产业组织理论，都强调竞争机制的重要性。价格作为市场语言，是资源配置的核心信号，因此价格竞争被视为最直接、最具外显性的竞争方式。一个有效运作的市场，其价格信号必然真实反映供需关系与生产成本，并据此引导企业优化决策、激励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反之，扭曲的价格信号则会误导企业投资与生产，使其或盲目扩张，或畏缩不前，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与创新活力的枯竭。

然而，有效市场并不意味着“价格越低越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产业组织理论指出，真正的市场有效性来源于综合竞争，即价格、质量、创新、服务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关于“创新经济学”的研究更明确指出，企业只有在具备一定利润空间时才有能力维持持续性的研发投入，利润并不是低效的象征，而是创新的燃料。因此，过度压低价格、过度稀释利润，不仅不会提升效率，反而可能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损伤行业长期活力、抑制技术创新能力。

可见，竞争必须有一定的边界，我们要有效的市场并非无限制的市场。价格竞争之所以在现实中常常偏离经济学中的“有效性”轨道，是因为竞争并非自带“良性”属性。价格的形成、竞争的展开、市场的演化，均受制度、平台规则、资本力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外力扭曲了价格信号，也就扭曲了整个竞争机制。有效市场的核心在于“真实价格”的传导，由供需结构决定，而非由补贴、人为操控或资本干预决定。一个成熟的市场不仅要有竞争，更要有竞争的“序”，使竞争能够在合理且健康的边界内运行。

洞察无序竞争：市场失灵的多重因素

对价格的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当竞争脱离了成本与效率的约束，企业采取的“低价”策略便可能从效率之争，演变为不计代价的消耗战。治理此类畸形的价格战，必须透过“低价”表象，挖掘导致市场失序的制度与规则根源。

价格信号失真是市场失灵的深层诱因。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中枢神经系统，其有效性建立在价格能够真实反映供需关系与成本结构的基础之上。然而，在现实市场运行中，多重因素可能导致价格信号偏离其本质功能，引发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当价格与价值产生偏离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便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这种现象在多个行业均有显现：某些电商平台通过算法定价形成的差异化价格策略，使得相同商品对不同消费者呈现不同价格；部分新兴产业在资本驱动下，出现低于成本定价的竞争现象；还有一些领域因信息不对称，导致优质产品难以通过合理定价获得市场认可。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价格信号的紊乱会产生连锁反应，消费者无法通过“用脚投票”有效激励优质供给，生产者难以依据价格信号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导致优质产能被挤出或低效产能过度扩张。

企业以短期牺牲换取长期份额的意图，或导致长期困境。无序竞争往往具有清晰的时间结构，即短期价格牺牲与长期垄断风险相互交织。短期内，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抢占流量阵地，愿意投入大量资本进行补贴，哪怕牺牲利润甚至出现亏损。“以价换量”的策略看似能够在局部市场形成规模优势，但其代价是整个行业陷入“内卷”。长期看，价格战会逐步清退大量成本无法承受激烈竞争的中小商户，行业集中度提高，最终使市场落入少数平台或头部企业手中。一旦竞争对手被清退，补贴会自然退出，价格可能反弹甚至上升，消费者反而失去选择空间，形成“短期低价—长期高价”的循环，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价格战并非中性竞争工具，往往引发结构性市场扭曲。竞争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效率、创造价值，而非理性价格战却迫使部分市场参与者陷入生存性内耗，最终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资源优势突出的大型企业，凭借规模效应、供应链及议价优势，可承受短期损失发起长期消耗战，以此重塑市场格局。大量中小经营者受限于资源与成本结构，无力跟进，生存空间被持续压缩，最终陷入微利甚至亏损局面。事实上，行业中最脆弱的群体往往成为最先退出的群体，而他们恰恰构成了就业与创新的重要来源。其结果是行业逐渐形成“马太效应”：资源向强者集中、弱者加速退出，市场多样性与创新空间被压缩，最终导致社会整体福利下降。消费者短期受益于低价，但从长期看，可能面临更高价格、更少选择、更差品质。

重建竞争之序：多元共治的市场治理格局

在厘清无序竞争的危害与成因后，关键在于构建一套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维护市场健康秩序的治理体系。

一是强化经营主体自律与行业自治，建立“优质优价优胜”的激励导向。市场秩序的重建，根基在于经营主体的自觉与行业的自律。企业应明确，可持续竞争力源于技术创新、品质提升与服务优化，而非单纯的价格比拼。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需主动发力，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规范竞争行为、建立诚信档案，引导企业彻底摆脱价格战的内卷，转向以价值为核心的竞争赛道。尤其在智能经济时代，要推动形成“数据向善”的行业共识，杜绝算法滥用造成的市场扭曲，为良性的激励导向落地筑牢制度与技术屏障。

二是实现平台尽责与政府善治的协同。平台企业作为新型市场组织者，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包括确保算法规则的透明度，避免大数据“杀熟”等歧视性定价；规范补贴行为，防止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建立公平合理的平台治理规则，保障各方参与者合法权益。平台应当从单纯的流量争夺转向生态价值创造，通过技术支持、培训赋能等方式提升整体产业链价值。政府的角色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通过完善反垄断机制、加强数据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维护市场秩序，又要避免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三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前亟须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政策壁垒，防止区域间的“逐底竞争”。全面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统一市场监管标准，规范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同时，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运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形成覆盖线上线下、贯通不同区域的一体化监管体系。这个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激发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最终实现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两新”政策的主要变化与优化方向

自2024年3月国务院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来，“两新”政策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促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2024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统筹安排3000亿元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2025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拓展了消费品类别、设备更新支持范围。2025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对政策进一步优化，呈现出从“加力扩围”到“提质增效”的特征。

2025年政策的鲜明特征是“加力扩围”，其重点在于扩大政策覆盖面和增强支持力度，政策实施成效显著。全年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6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2025年1—5月，大规模设备更新拉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3.6个百分点。2025年1—11月，家电以旧换新超1.28亿台，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5万亿元；在循环利用方面，2025年1—10月，我国规范拆解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脑等“四机一脑”约8600万台（套），产出约190万吨再生资源。

在支持商品范围上，2025年政策在延续2024年基础上，将家电产品由2024年的8类增至12类，同时增加了数码3C 产品和电动自行车。从政策成效看，手机购新补贴表现尤为亮眼，2025年1—2月，6000元以下手机日均销量达75万部，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26.2%。这种“普惠性扩围”最大限度激发了消费潜力，但也暴露出补贴资源分散、精准度不足等问题，为2026年政策优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2026年，“两新”政策的主要变化与优化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支持范围体现了“民生优先、安全保底、消费提质”的鲜明导向。设备更新再次扩围，更加关注民生、安全与消费及基础设施领域。在对工业、电子信息、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12个重点领域支持的基础上，2026年政策新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消防救援设施、检验检测以及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等线下消费基础设施的设备更新纳入支持范围，体现民生和安全导向，也反映出政策逻辑从单纯的投资拉动转向“投资—消费”双轮联动。通过带动制造业投资，转向兼顾公共服务供给和消费场景改善，让设备更新成果惠及居民日常生活。2026年政策更加注重提升重点消费品“得补率”。家电领域做“减法”，将支持范围从原来10余类家电调整为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核心产品。数码领域“做加法”，在原有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基础上，增加智能眼镜、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类别，降低新型智能终端的渗透门槛。

二是补贴标准从“定额补贴”转向“精准化、差异化”设计，增强了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平性。汽车方面，补贴政策从固定额度调整为按车价比例补贴，实现了“价高补多、价低补少”的精准支持。既避免了对低价车型的倾斜，也防止对高端消费的补贴扭曲，使补贴更多发挥放大居民真实支付能力的作用。家电方面，调整为补贴一级能效或水效产品，补贴产品售价的15%，单件补贴上限为1500元。不仅简化了操作流程，还防止对奢侈性家电消费的过度补贴，同时引导消费向高能效、高品质产品集中。设备更新方面，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实施按层（站）数分档差异化补贴，替代原有定额补贴，充分考虑了不同楼层居民的资金需求和改造难度，体现了精细化治理思维。

三是实施机制从“规模扩张”到“质量优先”。政策兼顾低门槛与高质量。政策明确提出“进一步降低申报设备更新项目的投资额门槛，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同时将设备折旧和最低使用年限作为申报硬性条件，分领域细化淘汰设备的技术指标要求。“宽进严管”模式既扩大政策覆盖面，又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骗补行为。规范全国补贴标准，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政策在全国补贴标准和计算方式上进一步统一。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领域的核心补贴口径均由中央层面明确，地方更多承担组织实施和节奏管理职责。这一规定不仅有助于消除跨区域套利空间，防止“补贴洼地”，也是落实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具体实践。实施全链条监管体系。完善参与经营主体名单管理、产品销售价格备案制度，从源头规范市场秩序；建立补贴资金预拨制度，根据企业销售和垫资情况预拨部分资金，既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又强化过程监控。对存在大规模未兑付补贴资金的地区加大督促惩戒力度。

四是财政资金从“粗放安排”到“精准滴灌”，进一步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资金分配公式更加科学化。从经济体量分配模式改为考虑“各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汽车和家电保有量”等人口规模、政策执行量等因素，有助于撬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央地共担原则实现差异化。央地资金分配原则从之前的9∶1细化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中央承担比例为85%、90%、95%。同时，明确表示若某地区用完中央下达额度，超出部分由地方自行承担，中央不再追加，倒逼地方政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总体来看，从2025年“加力扩围”到2026年“提质增效”，我国“两新”政策完成了从应急性刺激向制度性安排的转型。2026年政策在保持原有力度的同时，更加注重资金使用效益和产业政策协同，体现跨周期调节思维。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同时，通过精准化、差异化、标准化的制度创新，提升政策效能与公平性。“两新”政策不仅将延续对扩大内需的支撑作用，更将在推动绿色转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做大冰雪产业这个大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冰雪产业是一个大产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这为冰雪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发展冰雪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人们对健康、休闲与娱乐的追求不断提升，冰雪运动正作为一种新兴的时尚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参与冰雪旅游的年轻人群比例持续增加，消费形态也日趋多样，“冰雪+专列”“冰雪+温泉”“冰雪+康养”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进一步满足了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体验需求，展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增长显著。2024—2025冰雪季，居民参与冰雪运动及带动消费规模超1875亿元，同比增长超25%；全国滑雪场消费金额达786.13亿元，同比增长12.88%，且滑雪场周边两公里消费金额增长27.97%，对周边零售、交通、餐饮等行业拉动作用明显。

做大冰雪产业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创新发展看，做大冰雪产业，有利于推动重点技术、关键技术、战略技术的研发，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塑造，运用新技术对冰雪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能够加快布局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冰雪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从协调发展看，冰雪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全季旅游与差异化经营的实践，以及一系列创新技术与产品的应用，促进冰雪产业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实现从冬季运动向四季休闲的跨越，从北方特色向全国普及的拓展。从绿色发展看，冰雪产业有利于在冰雪资源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把经济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绿色化。从开放发展看，冰雪产业有利于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冰雪交流合作平台，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冰雪经济合作体系，通过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加速冰雪产业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促进冰雪人文交流，使其成为连接各国人民心灵的坚固桥梁，为地区间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从共享发展看，冰雪产业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个性化、不断升级的需求，更在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等全产业链的蓬勃发展中，深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内需成为冰雪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做大冰雪产业，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必须将新发展理念深植于冰雪产业的全过程，带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以科技创新驱动冰雪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进一步赋能冰雪经济发展。为此，要打造冰雪装备器材的产业集群，合力创建高质量特色产业园区，培育更多冰雪装备器材的特色品牌，提高冰雪装备器材产品科技含量。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运用数智技术，有效实现冰雪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实现冰雪体育旅游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智能推荐等功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以全产业链融合提升冰雪产业经济韧性。冰雪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具有产业链条长、导流效应大、社会效益高的特点，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要促进冰雪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冰雪经济空间布局，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北方冰雪经济引领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统筹存量设施和新增设施、群众性体验设施和专业性竞技设施、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提高配套服务质量。传承发展冰雪文化，加强冰雪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作用。推进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研发一批运动员竞技、训练、测试、康复急需的装备器材，加快推动缆车等冰雪装备“卡脖子”关键技术突破。优化发展冰雪旅游，建设一批冰雪主题高品质旅游景区、度假区，优化提升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以供需协同促进冰雪消费提质扩容。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冰雪产业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丰富冰雪消费产品，引导条件成熟的地方创新冰雪消费模式，整合地方雪场资源，推出形式丰富、内容可选、消费者满意度高的产品。优化冰雪消费环境，建立冰雪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加强冰雪消费者权益保护。健全冰雪标准体系，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冰雪标准化建设，提高冰雪场地设施建设和运营、装备器材、旅游服务等方面标准化水平，为发展冰雪经济营造安全的发展环境。

以开放合作提升冰雪产业国际竞争力。将冰雪经济和冰雪文化作为对外开放的新纽带，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使冰雪经济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积极搭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新平台，促进冰雪经济交往，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联合举办相关国际性冰雪赛事，为发展冰雪经济提供国际舞台。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冰雪度假村、冰雪影视IP城，共同助力全球冰雪经济发展。促进冰雪文化周边产品发展，提升品牌价值，提高我国冰雪产业国际化水平。

既要求同存异又要聚同化异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即同和异的关系，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方针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提出“聚同化异”理念，这是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结合起来运用于整个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及时了解统一战线内部思想动态，把在一些敏感点、风险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思想上的共同进步”，强调“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体现了统战工作方针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求同存异”运用于统一战线，是指暂时抛开参加统一战线的各个阶层思想和利益等差异性的东西，寻找最基本的共同一致的利益和目标，即“求大同而存小异”，促成统一战线内部关系和谐。统一战线所存的“异”，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关宏旨、无碍大局的“异”，如对于一些具体问题，有的统一战线成员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一种是能够体现丰富多样性的“异”，如我国少数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包括独特的节日、饮食、服饰和宗教信仰等，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都要给予尊重和保障。

“聚同化异”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与发展，其重心在于“聚”与“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差别，世界才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分歧，才需要聚同化异。”“聚同”，意味着不仅要发现和汇集已有的共同点，更要通过持续的教育引导、价值塑造、利益增进和制度安排，主动培育、激发和扩大共识，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使“同心圆”的圆心更稳固、半径更长。“化异”，意味着对“差异”，不再是简单地保留或搁置，而是视其为可以并且应当被引导、协调、转化的有利因素。通过深入细致的沟通协商、民主讨论、政策调适、利益整合以及人文关怀，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努力促使那些非对抗性矛盾、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具体利益上的不平衡，向着积极健康、有利于团结合作的方向逐步转化、消融或整合，强调在动态平衡与共同发展中实现差异的协调与升华。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体现了统一战线工作顺应时代要求，从“凝聚现有共识”向“塑造未来共识”、从“维持团结局面”向“深化团结本质”的主动升级。

“聚同化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和合文化进行创新性发展作出的新概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生不息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尚和合”为旨归的和合文化。“求同存异”强调的是和合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的理念。西周时期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期晏婴认为，不同要素结合的和谐状态才是“和”，只有一个要素无所谓“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和谐而不千篇一律，不同而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孟子提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聚同化异”强调的是和合文化中的化异求同的理念。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大同”社会为理想，构成了“聚同”的精神原动力与价值指引，激励人们超越个体、群体之“小异”。为求大同，要行“变易”与“化成”之道。《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家讲“大化流行”；儒家重“教化”，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这里的“化”，就是潜移默化、由内而外、顺势而为的转变过程。“聚同化异”汲取了这一智慧精华，不是主张粗暴的“除异”或强制的“同一”，而是强调通过持续的交流对话、思想启迪、利益共享和成果普惠，使不同的观念、合理的利益诉求在互动融合中逐渐向积极共识的方向转化，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执两用中”，要求在处理矛盾两端时，不固执于一端，亦非简单折中，而是力求把握因时因势而变的、恰到好处的平衡点，旨在防止施政的偏激和极端，体现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气魄和胸襟。

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尖锐，国内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日趋多元，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统一战线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本身就是社会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必须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上下功夫。

一是在坚持团结包容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主动引领。“求同存异”主要体现为面对既有差异时的协调与包容，而“聚同化异”则要求统战工作更加主动地挺膺担当。这意味着对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夯实“聚同”的思想根基。一方面，主动设置议题，搭建平台，创造交流交融交心的条件，在互动中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另一方面，善于洞察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前介入引导，防止“异”的固化甚至激化，体现治理的前瞻性。

二是在巩固存量共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培育增量共识。“求同存异”主要解决的是巩固已有共识的问题，而“聚同化异”则要求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前进中形成新的共识。这就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紧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上来。通过在共同奋斗的实践中共享成果、共担责任，自然孕育和生长出超越原有范畴的新共识。如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领域，不仅要保障民营经济人士合法权益，更要引导其践行新发展理念、参与社会治理、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在实现企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凝聚新的共识，使民营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整合差异。“求同存异”主要侧重于现有差异的管控，使之不致影响发展大局，而“聚同化异”则视差异为可转化、可利用的资源，使之聚合为发展的新动能，因而在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各领域有更为广泛的应用性。在政党关系上，不仅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更要通过深化政党协商，丰富协商形式，使不同意见和建议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吸纳，实现“异”的良性互动与整合，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在民族工作中，不仅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尊重差异，更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宗教工作中，不仅要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更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通过“宗教中国化示范点”建设等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中，针对其分布广泛、思想活跃、流动性强等特点，不仅要运用好组织起来的传统办法，更要通过信任尊重、联谊交友、培养使用等方式，将其专业优势、创新活力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强大力量。

以法治方式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加以部署，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体现了对公共安全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实现这一转型，要求对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重心与机制进行系统性的优化与完善，需要通过构建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将风险防范的关口稳定、规范地向前延伸，使“防患于未然”成为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实践。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风险形态日趋复杂。一方面，风险类型更加多元，从传统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领域，延伸至网络安全、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等新领域，呈现出跨界性、关联性、动态性等特征。另一方面，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阶段性集中治理的方式，在面对这些系统性、隐蔽性风险时，往往存在反应滞后、协同不足、可持续性弱的局限。因此，将风险防线系统性地向前端和源头延伸，已成为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的重要课题。传统治理模式下，无论是“事中救援”还是“事后处置”，针对的主要是已发生的行为和事件，法律依据和程序相对清晰，而“事前预防”针对的是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风险，这带来了独特的法治挑战。一方面，事前预防要求将干预的关口前移，如何依法既授予必要的预防性干预权力，又明晰其边界和程序，防止“过度防御”，是立法和执法需要精细把握的问题。另一方面，风险的跨界性要求治理的协同性。如何通过法治化的机制设计，打破部门藩篱，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治理格局，是实践层面亟待突破的瓶颈。

近年来，为适应公共安全治理的新形势，我国立法步伐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修订已经体现了预防性法律制度，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并通过具体条款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框架，初步构建起规划、建设、生产、使用等全链条的风险防控体系。但在治理实践中仍然面临法律责任难落实，法律规定不明确等难题，凸显出治理模式转型的长期性、艰巨性。为此，必须在巩固既有法治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法律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健全与完善。

立法理念上，进一步突出预防性法治理念。我国公共安全事务经历了从应急响应到综合应对，再到事前预防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公共安全管理往往依赖于行政命令、临时动员以及压力传导，虽然效率较高，但存在随意性较强、持续性偏弱等问题。事前预防要求法律必须对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风险作出及时、有效的回应。这意味着立法工作需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绝不仅仅是简单高效地应对事故，而是通过法律规范的引导和控制，构建辨识和消除风险的机制。这就要求我们从理念上发生转变，将整个公共安全治理活动的重心放在源头，并通过一系列规范、权威和稳定的预防性制度设计，为各类主体的活动设定安全边界，在风险萌芽阶段就进行主动干预。近年来，这一转变已在多部法律修订中得到体现。未来，应进一步树立安全发展、源头治理的理念，继续强化立法的前瞻性，主动研判科技演进、产业变革催生的新型风险，通过及时的法律制定与修改，为社会提供清晰稳定的安全预期。

规制对象上，更加关注对“风险”的常态化管控。传统的治理资源与注意力分配往往侧重于“事件应对”，而事前预防模式要求将重心稳定、持续地转向对潜在风险的系统性管理。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暴露出城市发展挤占行洪通道、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进行建设等问题。部分领域发生的事故灾难也一再警示我们，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提升重要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将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潜在影响。在事前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下，法律应当明确要求各类主体承担起识别、评估、报告和管控风险的强制性义务，更加综合、常态化评估政府、企业等各类主体是否依法履行了风险识别、评估、报告、管控和沟通的法定责任，引导全社会将资源和精力更有效配置于风险的源头防控。

责任确定上，从侧重结果转向侧重行为。严密科学的法律责任体系是法律威慑力和引导力的基础。在事前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下，法律责任的触发点，应从事故“发生后”提前至风险隐患形成“过程中”，从主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到系统性进行责任倒查。只要相关责任主体，特别是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未能履行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风险排查治理、安全投入保障、员工教育培训等预防性义务，即便尚未导致事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警告、罚款、责令整改乃至行业禁入等法律责任。这是落实中央关于“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部署的具体要求，旨在通过法治的强制与引导，倒逼各方主体将风险防控的意识和措施融入日常管理，切实做到防微杜渐。

行为规范上，促进法律规范与行业技术标准有机衔接。行为责任要落地，就必须让“法定义务”变得清晰、可衡量，这意味着在公共安全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引入量化工具和科学评估体系，通过“标准”或“清单”等载体，将法律要求的抽象预防行为，转化为具体、可核查、可执法的技术规范，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清清楚楚、有章可循。目前，有关行业、领域正在推进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让政府监管、企业自查、第三方评估都有了共同遵循的“标尺”，极大提升了风险识别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但真正实现从“处理事故”到“消除隐患”的转变，还要对“事故隐患”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使其与风险真正挂钩，根据风险的变化情况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进行动态更新，确保公共安全治理能够有效聚焦那些现实紧迫的重大风险，实现精准、高效和前瞻性的预防。

需要指出的是，风险规制是典型的“决策于未知”，由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消除全部风险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下，需要兼顾优化营商环境与管控风险的平衡，审慎考量制度交易成本。此外，公共安全治理是整体性、周期性治理。建立事前预防型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放弃或削弱事后惩治，必须在遵循风险发生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惩治”一体化法律制度的闭环，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打好公共安全治理的“组合拳”。

（作者系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法律研究所所长）

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走深走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出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奋力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必须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走深走实，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坚持政治引领，切实增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基层治理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基层治理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首要是学思想、把方向、悟规律，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强烈政治担当推动基层深耕善治。

从“治国安邦”的政治高度把握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一些国家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必须协调并进，否则社会安定难以维持、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是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必然选择，基层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必须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固的治理基础和社会环境。

从“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把握治理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迫切需要我们在加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下更大功夫。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内外形势之变、科技创新之变、社会结构之变交错演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三新”领域蓬勃发展新特征，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应用新趋势，对加强基层治理提出新要求。四川是稳藏安康的战略要地，既有超大城市，也有广袤农村，基层治理场景复杂、任务艰巨。必须深入研究把握新形势下基层治理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针对性实效性，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中国之治”的发展实践把握内在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基层强基础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感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基层社会治理规律，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注重把握好党建引领与多方共治、良好秩序与充满活力、强化治理与优化服务、前端预防与后端化解的内在关系，不断提升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

坚持导向引领，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更好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引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发挥统领作用，汇聚“共建”合力。基层治理千头万绪，资源分散化、服务碎片化是影响治理效能的关键堵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最大优势就是发挥党建“领”的力量、“统”的作用、“聚”的功能，统一思想行动、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基层治理“一盘棋”。“领”，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引领基层治理正确方向。“统”，就是统筹各方力量，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形成基层治理整体合力。“聚”，就是聚集各类资源，以基层党组织为纽带，把基层分散的治理资源整合起来、聚沙成塔，更加有力有效办好基层实事。

走好群众路线，激发“共治”活力。基层治理是千家万户的事，为了群众也依靠群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要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治理，让基层治理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抓领导带头这个关键，常态化落实“四下基层”，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基层很多问题往往是“拖”出来的，要健全“接诉即办”等机制，防止小事拖大拖炸。抓矛盾化解这个要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抓网络引导这个阵地，把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规律特点，引导党员干部上网、懂网、用网，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解决急难愁盼，提升“共享”水平。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要寓引领于服务之中，通过更精准、更优质、更高效的社区服务，实现群众生活品质更好、人心凝聚更紧。一方面，聚焦重点群体，紧盯“一老一小”等群众最操心的群体，做实做细服务内容，特别是聚焦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等难题，整合资源优化社区养老服务，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另一方面，找准重点抓手，立足满足群众改善性服务需求，集成式、片区化加强社区综合服务供给，着重提供单个社区提供不好、解决不了的教育培训、医疗健康、文化休闲等便民服务，不断提升治理为民的整体效能。

坚持目标引领，切实凝聚新就业群体这个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当前，随着新技术、新模式催生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持续涌现，但相应的管理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必须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根基为目标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引领新就业群体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推进党群组织体系建设。新就业群体党员少、流动快、组织难，必须与之相适应推进组织体系建设。一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群建，巩固拓展“两个覆盖”集中攻坚成果；另一方面，注重以群建支撑党建，特别是抓住工会组织覆盖广、门槛低的优势，探索推进以工会组织为依托的群团组织体系建设，以就地化方式建设街道枢纽型、社区区域型工会组织网络，发挥兜底吸纳作用，切实把新就业群体吸纳进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实现苦有处诉、事有人办、难有法解，以有效促有形，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深化拓展。

推进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精准有效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关键是牢牢抓住人群、属地、企业三个主体。聚焦人群这个主体，紧贴新就业群体职业特点、急难愁盼量身定制针对性服务举措，织密服务政策矩阵。抓住属地这个主体，推动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向新就业群体延伸，加快商圈楼宇、居民小区等“友好场景”建设，让各类服务加快落地、直达快享。突出企业这个主体，督促平台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做深做实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

推进法律援助体系建设。维护合法权益是新就业群体最迫切的诉求，核心是提供方便快捷的法律工具。针对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保缴纳不规范等痛点，分类制定一批法律指引，引导新就业群体明法知权、用法维权。针对劳动报酬、休假休息、权益维护等问题进一步完善政策指南，让政策找得到、看得懂、用得好。针对计价规则、抽成比例、平台算法等方面突出问题，巩固深化专项治理，从突出问题治理向规则治理推进，统筹强监管与促发展的关系，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等各方合法权益。

推进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新就业群体规模大，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多，必须构建风险隐患全链条处置机制。坚持前端主“防”，健全跨地域跨部门信息通报、风险防范机制，切实把问题消除在源头萌芽。坚持中端主“疏”，以社区为主干、网格为支点，建立“小快灵”最小应急处置单元矛盾调处机制，确保矛盾不上行、风险不外溢。坚持后端主“治”，切实发挥政策制度的治本作用，对反复出现的突出问题填补制度空白，动员新就业群体通过各种途径参与融入基层治理，把“治理变量”变为“治理增量”。

坚持机制引领，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机制、创新机制、完善机制，构建运行顺畅、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

健全系统化的协调推进机制。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汇聚工作整体合力。坚持党委统筹抓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实质作用，切实做到统规划、统政策、统力量、统工作。坚持部门协同发力，推动组织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在明确责任分工的基础上，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坚持终端集成落地，构建基层微网实格体系，整合综治、城管、市场监管各类网格，实现“多网合一、一网统揽”，“攥指成拳”提升治理质效，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底盘”。

健全法治化的规范治理机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法治是基本方式，起着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增强法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加强法治建设，健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构建矛盾纠纷依法化解机制，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的良好格局。优化法治环境，构建“有需必应、无事不扰”的治理生态，倡导包容、审慎、柔性的治理方式，让基层治理更加文明、更为规范、更有温度。

健全专业化的管理服务机制。专业化是衡量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需要以专业化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打造专业化治理力量，按标准配齐配强社区工作者，完善职业发展体系，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构建智能化治理体系，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共享，建设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打造精细化治理品牌，因地制宜创新基层治理场景，构建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以“绣花功夫”推动基层善治。

坚持组织引领，着力锻造推动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坚定不移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聚焦“赋能”发力。抓住基层党组织这个“主心骨”，持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以“整软”为关键抓手，推动强村弱村分类管理，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抓好村（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凝聚力。以“提能”为目标指向，聚焦“权小责大”“人少事多”等问题，持续发力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用好用活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抓好“吹哨报到”工作机制运行，以“轻车壮马”带动基层治理高质高效。

聚焦“壮骨”发力。抓住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建强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团结带领群众办好基层治理实事。深化乡镇（街道）班子队伍建设，注重从“五方面人员”中择优选拔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推动基层干部下沉一线服务群众。抓住村（社区）“两委”换届契机优化班子队伍，注重从农民工、致富带头人等中选拔后备力量，提高头雁引领能力；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抓好流动党员排查纳管，健全党员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在基层治理中创先争优，让党的旗帜在基层治理一线高高飘扬。

聚焦“补短”发力。党组织覆盖的薄弱点，往往是基层治理的薄弱区域，必须集中力量补齐短板、筑牢根基。针对“三无”小区，推动逐步建立党组织、引入物业服务，用好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资金资源加强管理服务。针对“空心村”，加强优化组织设置、连片带动发展、服务留守人员等方面探索，确保管理服务有形有效。针对民族地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治理全过程，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治理根基。针对超大社区、城乡结合部、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等特殊治理区域，分类制定务实管用政策措施，确保治理不留白、服务不缺位，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作者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五个牢牢把握”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肩负的职责使命，强调要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华电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置业）在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提出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的战略部署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求，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准确把握好企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战略定位和机遇挑战，做到“五个牢牢把握”，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

牢牢把握新征程央企职责使命，在服务国家大局中彰显担当。华电置业充分发挥能源央企非生产类不动产运营与日常服务保障平台公司作用，以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保障为主责主业，圆满完成重要时段维稳保障任务，积极承担重要驻地后勤服务。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大决策部署，主动承担疏解任务，坚持“旗帜领航、六标同创”，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中国华电办公基地项目建设，获评“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先进集体”。于细微处践行“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高效应对极端天气和突发状况，不断提升北京华电总部大厦、上海华电大厦及系统单位的物业服务品质，擦亮“华滨”服务品牌。

牢牢把握做强做优做大目标方向，在提升价值创造中夯实根基。华电置业深刻理解价值创造的内涵，将其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通过深化提质增效、积极拓展市场、狠抓减亏控亏，有效应对房地产行业深度转型调整、人工成本上涨、租赁市场承压等外部因素，圆满完成“一利五率”目标。聚焦品质提升开展设备焕新行动，“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技改大修项目超150项，总投资超1.1亿元，切实保障集团总部和47家在管物业楼宇安全平稳运行、工作正常有序运转，客户满意度持续保持99%以上，对主业保障支持作用更加彰显。在雄安项目建设中坚守安全红线、质量底线，将绿色、智慧、创新理念融入项目建设，致力于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

牢牢把握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部署，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贡献力量。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服务业企业，华电置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动资源向优势领域集聚，着力推进传统服务模式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服务新业态，前瞻布局未来服务形态，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公司主动顺应产业变革趋势，持续提升服务业能级，将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着力点放在服务模式的迭代与服务内涵的拓展上。大力推动物业服务向“标准化、数智化、集约化”方向转型升级，并通过一系列具体实践落地见效：全面推行服务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与技能比武；率先实现所辖楼宇100%绿电办公，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不断提升服务的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这些举措不仅夯实了服务根基，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服务支撑。公司参与制定、发布《电力工业物业服务规范》，华电总部大厦食堂连续两年入选中国烹饪协会“节约型食堂”典型案例；大厦获评北京市住建委公共建筑能效分级“优秀”等级，通过绿色建筑二星级评审；公司被北京市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评为“绿电示范单位”。

牢牢把握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在打造现代新国企中激发活力。改革是搞活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一招。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研究制定公司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打造现代新国企。华电置业将深化改革融入企业治理和日常运营。公司动态完善改革工作台账，修订“三重一大”决策权责清单，规范各治理主体运行，旨在提升治理效能。通过优化绩效考核办法，加大对关键绩效指标的考核，倡导“业绩凭贡献”的导向，激发了内部活力。聚焦取得“三个明显成效”的目标要求，着力推动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有效运行，不断强化以风险防控为导向、以合规管理为基础、以内部控制为手段的一体化管理，服务保障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深化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化考核机制，加大科学有效激励力度，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提质扩面，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在强化党建引领中筑牢根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华电置业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理念，持续深入抓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大力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开展好产业链价值链党建赋能行动，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大力加强作风能力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深化“三清”企业创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深化集团巡视、审计整改，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探索“巡审业财”全链条监督贯通协同，构建全程、全员、全域“三全”监督体系，共建“清风置业”。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导向，以“华滨英才、华滨匠才”评选表彰和作用发挥为抓手，推动干部人才队伍结构优化。积极践行“创新奋进、奋勇争先”企业文化，制定“华滨”品牌建设规划，开展“华滨故事汇”等系列企业文化实践活动，连续两年发布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可持续发展报告，“华滨物业”品牌成功入选“2025能源产业品牌成果典型案例100”名单。

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作为。华电置业将深刻领会把握中央企业的职责使命、目标方向、战略部署、改革要求和根本原则，将其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确保“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华电置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将组织优势精准转化为高校发展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高校基层党组织作为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育人实践的“前沿阵地”，其创新活力直接关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成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立足办学定位，以推进“勤实信行”作风建设为牵引，通过体系重构、机制革新、功能升级三维发力，推动基层党组织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将组织优势精准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

重构组织体系，打破壁垒贯通融合，夯实一体化发展根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秉持“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组织与功能同向发力”理念，以组织体系创新为纽带，打破行政院系、学科专业、班级团队的固化壁垒，精准破解横向协同不畅、纵向联动断层的治理难题。学校立足师生工作学习场景与学科布局实际，动态优化党支部设置模式，助力构建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联动机制，推动党组织与科研教学阵地深度融合，显著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能力。

在科研阵地建设上，坚持“把支部建在攻关链上”，依托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专门设立酒仙桥重点实验室党支部、高动态导航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党支部等10余个党支部。这些基层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骨干教师的先锋引领作用，坚守科技报国初心，主动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牵头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防重点项目等重大课题。2025年，学校斩获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四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科研成果深度参与部分九三阅兵受阅装备研制与技术支持，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愈发凸显。

针对原有研究生党支部“按班级横向设置”模式存在的校区隔阂、活动协同性弱等弊端，学校党委积极推行“按校区纵向设置支部”的改革。优化后，同一校区内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党员资源实现高效整合，形成跨学科协同攻关合力。以酒仙桥研究生党支部为例，支部深度融入国家航空航天、光子感知等战略领域科研攻关。近两年来，该支部研究生党员主动投身重大科研项目，累计斩获省部级学科竞赛奖项52项，充分彰显组织设置优化带来的协同效能。

革新运行机制，形成协同增效的合力，释放一体化发展活力。针对部分基层党组织“转化不畅、评价单一”的问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打造以“勤实信行”作风建设为牵引的“多维考核、科学评价、分类赋能”的创新生态，深化干部队伍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是构建闭环联动机制，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党建工作与事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四同”要求，形成全过程闭环管理。谋划阶段，建立校院两级党政领导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实现全覆盖、常态化对接；推进阶段，推行支部书记交叉任职制度，让支部书记全程参与系务会决策与管理，筑牢党建与业务协同联动纽带；考核阶段，推动党建考核、行政考核、干部考核三类评价深度关联，将“勤实信行”作风表现纳入考核核心指标，以考核“指挥棒”倒逼党建与业务工作真融合、深融合。

二是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树立融合发展鲜明导向。优化支部书记“双线晋升”与星级评定制度，将“勤实信行”作风建设成效作为重要评定依据，激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履职活力；深入实施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推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管理各环节深度嵌入、同频共振，将“双带头人”表现纳入院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核心内容，从党性修养、履职成效、作风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评价内容覆盖政治引领、组织生活规范、团队建设及中心工作促进等关键维度，突出与教学科研的同规划、同落实，将结果作为岗位聘任、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形成“干好党建有奔头、融合发展有激励、作风过硬有保障”的鲜明导向。

三是建立精准培育机制，锻造复合型骨干队伍。聚焦人才核心关键，实施“分类卓越计划”，以“双岗淬炼、多维赋能”为抓手，构建“分类培养+精准赋能”体系，结合岗位需求定制培育方案，着力培育复合型人才。一方面，选拔业务骨干教师在业务岗与管理岗双向历练，配备双导师开展精准指导；另一方面，畅通双向锻炼通道，在二级单位设置助理岗位细化管理颗粒度，构建人才培育支持项目体系，由组织部、人事处牵头统筹，确保人才选拔、岗位设置与组织发展需求精准匹配，实现人才培养与事业发展同频共振。

升级服务功能，拓展价值共生维度，彰显一体化发展成效。功能融合是激活高校基层党组织新动能的核心落点，更是在基层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路径。在育人层面，高校基层党组织需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科研实践、社会实践深度耦合，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育人生态；在服务层面，主动搭建校地、校企、校校协同桥梁，健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联动机制，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在立德树人领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紧扣“实业救国、工业报国、信息强国”红色校史基因，锚定国家“科技强国”战略需求，系统构建“理论武装+品牌引领+文化浸润+师德铸魂”四位一体大思政育人体系，将红色基因传承、国防精神培育与作风建设深度融入教育教学、科研攻关、师生成长全链条。如通信系教师党支部凝练“广覆盖、深扎根、真服务、高可靠”的“通信基站”精神，以勤奋教学、务实育人的作风连续9年打造“新生创客大赛”品牌活动，构建起专业教育、双创教育、思政教育“三育融合”教学生态，支部党员在北京市第七届我的育人故事讲述活动中荣获一等奖。测控系教师第二党支部强化主题教育和品牌教育，以诚信立身、实干兴邦的理念建成国旗班、励志学术讲堂、先锋模范展室等，形成“制度引领、红色赋能、模范带头、科研增效、作风过硬”新模式，获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在服务融合领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以服务社会成效作为检验融合质量与作风建设的“试金石”，构建多元共建联建机制，推进“党建+成果转化”模式创新。例如，高动态党支部以党组织为纽带构建跨单位科研组织联盟，秉持务实协作、诚信共建的作风，主动与央企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建立“组织架构共融、制度规范共建、活动开展共促”的党建联建机制，将分散的科研力量整合为有组织的攻坚合力。支部斩获国防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多项荣誉。其主导的乡村实训基地获批“北京市科技小院”，科研人员以勤奋钻研、务实为民的作风扎根乡村一线，助力地方发展，实现了高校服务地方发展与自身内涵提升的双向赋能。党支部入选北京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培育单位。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以作风建设新成效赋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重要论断，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浙江公司）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努力将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推动战略落地的强大动能，为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探索。

以理论清醒夯实作风建设根基。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凝聚人民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根基。起源于井冈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西柏坡“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无不彰显着我们党对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本质上看，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只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净化政治生态。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从实践要求看，作风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标本兼治。要始终保持对“四风”问题的高度警惕，既要盯住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也要关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要紧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体推进，使严的要求贯穿始终，实现治标与治本的有机统一。

认清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们党拥有525万个基层组织、党员总数突破1亿名，管党治党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前所未有。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政策执行“中梗阻”、服务群众“推拖绕”、调查研究“走马观花”等作风顽疾，不仅增加基层负担，更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侵蚀党的执政基础。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国资央企，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

对企业发展而言，作风问题直接关乎战略落地成效。当前，华电浙江公司“5321”发展目标任务艰巨紧迫，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惰性无法胜任目标任务完成，思维方法的惯性无法适应疑难问题解决，战略执行的刚性难以支撑战略规划落地。唯有发扬严实作风，大力践行“创新奋进、奋勇争先”企业文化，才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以过硬作风推动战略目标落地。过去一年，华电浙江公司做成了几件区域多年来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大事要事：年度发电量历史性突破100亿千瓦时；燃机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等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2×100万千瓦新一代煤机作为全省唯一示范项目上报国家；中国华电与浙江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填补了华电在浙发展“顶层设计”的历史空白。工作成效得到集团公司高度评价，实现党建考评、业绩考核、改革考核3项全“A级”，首次囊括集团公司先进企业、安全环保先进企业、争创一流标杆企业称号，首度获评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单位，荣誉数量质量创公司成立以来新高。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华电浙江公司更需要以务实作风扛起新使命、迎接新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面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战略部署，围绕“3412”战略思路，全力推动以海上风电为核心、配套清洁高效火电为支撑调节的一体化发展，切实将战略先机转化为发展胜势。

以调研开局，以实干破题。聚焦抓好新一代煤电、高效燃机、海上风电、新型能源等重大项目，有序布局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强化与省委、省政府的沟通对接；密切联系“1+4+N”战略联盟各成员单位、上下游企业；深入基层一线，听真话、察实情，找准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华电浙江方案，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发扬钉钉子精神，狠抓工作落实。“十五五”规划的落地，需要全体职工以强烈的历史担当攻坚克难。对确定的能源保供、项目发展、提质增效、改革创新等目标任务，要做到“说了算、定了干、干必成”，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举措、设定时间节点、强化督查考核，要求真务实抓落实、持之以恒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以严实纪律保障各项目标务期必成。

以持续减负，激发基层活力。力戒“文山会海”，弘扬“短实新”的文风、“接地气”的话风、“干实事”的作风，开短会、发短文、讲实话。坚持以人为本，持续实施人才“远航计划”，系统优化引育留用全链条，厚植企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强化创新驱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与创造活力；完善工作体系，厘清权责界面，保障组织高效协同运转，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掌握战略主动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理论武装，凝聚奋进力量。持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建强党建研究中心，用好“浙里习语”读书班等平台，推动理论学习与实践探索深度融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员必修课，深刻认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锻造过硬作风、强化担当作为。

展望未来，华电浙江公司将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持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将作风建设成效体现在点亮万家灯火、守护绿水青山的实际行动中，以优良作风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能源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AI时代为什么还要写作

伴随着人工智能（AI）“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人都可写作的理想在今天终于成为现实。一个指令下，一篇逻辑周密、论证充分、光滑流畅的文章就诞生了。AI就像一个贴心的写作助手，会根据你的需要不厌其烦地作出各种调整。甚至，在某些方面，它还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首诗、一阕词、一篇赋，AI的“创作”都颇像那么回事。既然如此，我们还有必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自己的文章吗？这个疑问背后藏着更深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困惑：在技术带来极大便利的年代，那些需要亲力亲为、缓慢而笨拙的劳动，其意义究竟何在？

这让我想起，与AI遭逢的两个时刻。一个时刻，是作为读者的时刻。如何判断一篇文章是出于AI之手，还是人类的创造？起初似乎还有迹可循。那时，AI幻觉尚未被许多人意识到，加之一些模式化的表达能让人嗅到隐隐的“AI味儿”。然而，渐渐地，分辨开始变得困难。这固然是因为在大规模的训练下，机器不断迭代，越来越“纯熟”，更因为人的文字，也开始不自觉地向那种“完美”靠拢。那些过于工整的排比，那些面面俱到却不见血肉的论述，就像橱窗里精致的蜡像，无可指摘，却也让人感受不到生命的温度。

另外一个时刻，是作为作者的时刻。有一次，我将记者关于“AI与文学”的提问，原样抛给了一个AI模型。我实在好奇，关于这类反复被人们提出来的问题，它会怎么作答。它回复得很漂亮，引经据典、文辞飞扬。更可怕的是，它完全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非常“体贴”地安慰我们，“AI可以模仿逻辑的链条、知识的图谱甚至修辞的韵律，但它永远无法复刻‘性情’——那是独属于人类的精神指纹，由无数幽微的瞬间熔铸而成”。话说，这个回答也未免太“人类”了吧。我特意将这段回答用斜体标出，随后附上我自己更为悲观的感受。有意思的是，文章刊出来，斜体消失了。AI的声音和我的声音混为一体。不少朋友毫不犹豫地将AI的看法当作我的看法，并表达赞许。这让我怔住了，一时无言。我们是否已在潜意识里认定，那种无懈可击的表达，才是我们理应发出的、更好的声音？

或许，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要重新回到写作的初心。为什么要写作？因为活着。对于很多作家来说，他们就是从这看似简单的起点通往了文学的漫漫长途。因为活着，经历了跌宕起伏或悲欣交集的人生，尤为需要写作来将这发生的一切以文字来定格。而写作之所以无法被替代，或许正因为它“效率低”“不完美”，它必须经由一个人的手、眼、心，在时间的流逝里，一寸一寸地生长出来。

写作，是对经验的打捞与确认。在这个信息泛滥而体验却可能趋同的时代，我们看似知道得很多，却常常对具体的生活视而不见。那些细碎的、带着个体生命痕迹的知觉，是任何庞大的数据库都无法合成的心灵密码。当你努力将它们固定于纸上，你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记录，更是一次存在的确认：我曾这样活过，这样感受过，这些瞬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在字里行间，我们为易逝的时光建立了一座私人的、坚固的博物馆。

写作，也是对情感的安顿与梳理。我们的时代崇尚理性与效率，那些“不够积极”的情感，常被视作需要管理甚至消除的杂音。然而，喜悦、悲伤、迷茫、愤怒，并不会因我们的忽视而消失。它们如暗流，在心底无声涌动。写作，提供了一个安全且耐心的容器，让这些无处可去的情感得以停泊。将一团乱麻的心绪，梳理成一行行文字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安静的对话与疗愈。你写下的那个句子，未必能解决现实的困境，却能让那困境的轮廓变得清晰、可辨，如同将散落一地的珠子，依据某种只有你懂的顺序，一颗一颗拾起，串连。那些深夜里只给自己看的日记，那些信手涂鸦的诗句，都是我们与自我达成的温柔和解。

写作，更是对思想的锤炼与成形。许多人将写作想象为灵感的自然流淌，但真正伏案过的人都知道，更多时候，它是思想与语言之间一场艰难而沉默的搏斗。一个模糊的念头，要成长为清晰的论述，必须经历严苛的自我诘问：真是这样吗？有没有反例？这两者之间，是因果还是仅仅相关？写作逼迫我们诚实面对思考中的每一处缝隙与裂隙，将混沌的感觉锻造成逻辑的链条。这个过程无法假手于人，因为思考的肌肉，正是在这一字一句的推敲与犹疑中，才变得强健。AI或许能给我们一个现成的、光鲜的结论，但它给不了我们在困惑中跋涉、在黑暗中摸索，最终豁然开朗时那种心智成长的欣喜。

而写作最珍贵的馈赠，或许在于它允许想象力飞翔的片刻。在长期专注书写之后，偶尔，会有那样的时刻降临：一个绝妙的比喻，一段意料之外的转折，仿佛自己从笔端流淌出来，事后连你自己都感到讶异与欣喜。那不是凭空而来的灵感，那是想象力在长期沉浸与积累后，一种自然而然的绽放。是你在与语言、与题材的反复纠缠与对话中，突然推开了一扇未曾察觉的窗，看见一片从未见过的风景。这种创造的纯粹喜悦，是写作者独享的荣耀。它让我们相信，人并非仅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可能性的创造者。

因此，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写作或许不再是一项人人必备的“技能”，但它正愈发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修养。它不再仅仅关乎表达，更关乎存在；不再仅仅为了沟通，更为了修炼。当我们亲手将纷繁的思绪转化为文字，我们不仅是在记录，更是在塑造，塑造一个更敏锐、更清醒、更完整的自己。

所以，在每一个想要提笔的时刻，请不要先问“写得好不好”或“有没有用”。你写，首先是为了不遗忘那些独属于你的生命经验，不辜负那些真实涌动过的情感，不荒废追问与思考的能力，不放弃想象与创造的权利。在字与字的缝隙间，我们锚定了自己在浩瀚时空中的坐标，确认了自己作为有血有肉、能爱能痛、可思可想的生命体的存在。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写作的理由。

写吗？写吧！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学习的力量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建党之初到新时代，我们党一直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吸收和学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告诫共产党人要珍惜光阴、不负韶华，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刻不停地提高。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能否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带领中国人民长期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我们党提出了重大考验。只有继续弘扬和光大党百余年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光荣传统，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正确合理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才能敏锐把握时代前进脉搏，科学判断世界发展的大势，更好地带领人民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更好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新焕发中华文明新的生命力。

学习的本质根植于人类存在的超越性需求。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角看，学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核心机制。人类通过模仿、思考、创新三位一体的学习活动，将自然属性升华为社会文化属性，这种持续自我超越的冲动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类学习能力的物质基础是神经可塑性——人类大脑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接的动态变化能力。当个体学习新知识或技能时，大脑中负责执行该行为的运动皮层会被激活，这种“内部模拟”机制使模仿学习成为可能，为文化传递提供了神经基础，从而赋予了人类独特的文化适应优势。人类通过学习能够将个体经验转化为文化知识，通过语言、文字、教育等载体实现代际传递，形成“文化基因”的累积效应。

人类历史上每一项重大技术突破都源于“虚构（想象）—学习”的循环：首先通过虚构（想象）构思可能性，然后通过学习积累知识、克服技术障碍。科学理论的发展同样遵循这一模式：从哥白尼的日心说虚构（想象）到开普勒的数学验证（学习），再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整合）。这种“虚构+学习”的双引擎机制，使人类能够在短短几万年间从狩猎采集者发展到信息时代，创造了其他古人类无法企及的文明成就。正确处理“学习”和“虚构”的辩证关系，构成人类文明赓续创新的基本认知动力。一方面，学习依赖虚构提供可能性和意义锚点；另一方面，虚构需要学习赋予生命力和实现路径。从二者关系看，学习在人类文明进化中无疑具有基础性引擎性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古代，“学”和“习”是两个词，“学”是指今天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养成习惯直至达理明道。“习”则是反复训练、实际践行，是“知”的一部分，因此孔子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当气候危机迫在眉睫，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巨大冲击之际，中国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古老智慧，创造性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方案，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给人类未来的启示录。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善学习、重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传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好学才能上进”“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学习教育为抓手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及时发现自身问题、解决自身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现代人才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蓄电池理论’，认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新时代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集体学习，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全党上下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学习中锤炼道德品行、提升思想境界，在学习中密切联系群众、践行初心使命。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抵制歪风邪气；通过学习提升履职能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落后的问题，让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深刻改变信息传播与学习方式，为适应建成学习型政党进而全面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需求，2019年，“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上线，创建“学习强国”正是体现了我们党大兴学习之风，适应新时代和新技术条件要求，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宣传工作的有益探索，也是通过建设学习型政党带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具体举措。“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展至今已拥有3.79亿用户（其中党员用户人数超过6900万，占全体党员的70%以上），日均浏览人次近7亿，最多时达到10亿人次。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但要求继续保持和发扬学习这一优良传统，而且要求把全党的学习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维度。历史和现实进程一再表明，学习能力与国家竞争力、文明生命力具有本质联系，唯有将学习内化为民族的追求，方能在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中，使五千年历史的灿烂星河永远闪耀于人类精神的宇宙苍穹。

（作者系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编委、副总经理）

以优良文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文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事业成败。改进党的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进文风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号召全党同志“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我们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把优良文风作为改进作风、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文风建设，对转作风改文风提出明确要求。无论是在地方还是中央工作，他反复强调“文风不是小事”，带头践行优良文风，并将其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探索改进文风、倡导优良文风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法指引。

注重改文风与转作风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要把改进文风同改进干部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时常将文风建设与作风建设联系在一起，从工作总结到发言材料，从开会时长到发文字数，都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要求。他要求大会报告不超过两个小时，小会发言不超过20分钟，各单位发文以1000字左右为限。在宁德工作期间，他将文件起草问题与工作决策直接关联到一起。他要求办公室起草文件一定要严谨，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工作决策。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撰写了《文风体现作风》一文，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文风也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到中央工作后，他坚持以文风建设推动作风建设。他指出，“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推动将改进文风作为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还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倡导优良文风。以文风建设推进作风建设，既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坚守、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也是他时刻维系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

提倡“短”“实”“新”。“短”“实”“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稿质量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他对领导干部改进文风的重要要求。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强调开短会、说短话、写短文章，内容要精，文理要通，切忌空话、套话，言之无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进一步改进文风、提高文稿起草质量提出了“求短、求实、求新”的具体要求。他指出，“现在存在一种很不好的文风，喜欢写长文章，讲长话，但是思想内涵却匮乏得很”。他认为，改进文风的要义在于“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到中央工作后，他多次就反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和提倡短、实、新的优良文风作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他在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时对“长”“空”“假”的不良文风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对“短”“实”“新”的优良文风作出了精辟阐释。“短”即简短精炼；“实”即实事求是；“新”即富有新意。“短”“实”“新”的文风，既强调要言不烦、意尽言止，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长与短的关系，宜短则短，宜长则长；既强调有理有据、言之有物，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内容与文字的关系，有感而发、引起共鸣；既强调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又强调要辩证地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引经据典、思想深刻。

坚持以学为基、内外兼修。文风是文章撰写者理论功底和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改进文风与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直接相关。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如其人。作文与做人，与人的素质是紧密联系的”。为此，他提出领导干部改进文风的两个关键路径，即勤于学习和增强党性修养。学习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立言之基。习近平总书记一贯重视学习，特别重视理论学习和新知识的积累。他指出，“理论功底扎实了，知识积累厚实了，肚子里装的东西多了，才能厚积薄发，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地讲话、写文章”。文风之道，修身为本。文风不仅反映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反映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个人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风问题上下都有，但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看”。领导干部增强党性修养，重在以德修身，努力成为高尚人格的模范。只有党性修养增强了，才能知行合一、躬身践行，以优良文风将内在的高尚品格外化为外在有温度的话语。

做到“接地气”“顺民心”。深入群众、服务群众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价值取向，是牢固树立为民立言、为民造福的方向指引。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在于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为此要深入群众，理解群众的诉求，运用群众的语言，体现群众的意愿。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明确提出，不搞官样文章，亲自动脑筋、想问题，在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写出有分量的工作总结。在宁德工作期间，他深入基层调研，仔细聆听群众心声，在充分掌握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第一本个人著作《摆脱贫困》。他指出，“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领导干部改进文风，应当深入基层，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吸收群众的思想，体现时代的要求。文风是否接地气直接影响宣传的影响力、感染力和媒体的公信力。让群众满意是检验文字作品好坏的根本标准。从思想和感情深处紧密联系群众，写出接地气的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文风领域的生动体现。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要求

倡导优良文风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过程中，优良文风不仅关系到理论阐释的深度与广度，更直接影响理论传播的效度与温度，是推动理论创新、理论研究与理论传播走深走实的重要保障。

倡导优良文风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文风体现作风，改进作风必须改进文风。100多年来，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风问题，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这一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强调“端正学风，要从文风做起”，再到新时代全面倡导“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深刻认识，展现了鲜明的党性修养。我们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承载优良学风，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引导。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理论创新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更要有清晰严谨的表达方式，用清新朴实、深入浅出的优良文风，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把晦涩的理论讲明白。纵观党的理论创新历程，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这些党的创新理论始终用朴实的语言阐述深刻的理论，全面鲜活地反映了理论创新的发展历程，不断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引领力。我们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领新的实践，进一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倡导优良文风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有效方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定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讲实，切实提高理论传播的有效性。党的创新理论只有用严谨、清晰、生动的文风表达创新思想，才能真正让理论落地生根，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党的理论创新发展历程表明，生动鲜活的语言风格提高了理论的传播质量，增强了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我们改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方式和手段，就必须大力倡导优良文风，以优良文风增强理论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自觉。

加强和改进文风，持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体系化学理化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文风不正，危害极大。新征程上，我们要持续加强和改进文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以优良文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体系化学理化，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担当意识和服务本领，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具有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注重从学理基础发力，不断推出深入浅出的文章。理论研究越深入，理论阐释才能越透彻。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用严谨学术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用优良文风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坚守学术本位，把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不断深化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研究，以优良文风把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清楚讲透彻。做好学术话语的创新转化，把文件语言、专业术语转化为大众化、通俗化、务实化的“白话”，以平实朴实、活泼生动的语言展现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话语创新的统一。广泛汇聚思想理论学术资源，通过开展高端研讨和打造学术平台，不断推出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学术争鸣、学术研究提供丰富载体。

注重从实践导向发力，不断推出理用贯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密切联系实际，才能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坚持实践导向，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更好展现真理力量和思想伟力。要注重调查研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基层、走近人民群众，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切实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掌握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写好大众化文章，以平易朴实的文风把前沿的热点问题与深奥的科学原理讲清楚、说透彻，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接地气、合民意。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重点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等战略任务，推动理论研究紧密结合现实需求，回应基层呼声，摒弃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风，形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改文风带动转作风。

注重从历史维度发力，不断推出史论结合的文章。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和人民的历史实践是理论研究的根基。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强化历史思维，坚持以史为鉴、以史明理，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坚定历史自信，从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中强化理论立场与价值自觉，把历史经验、历史逻辑与现实需要贯通起来，做到讲道理深入浅出，讲史实感人至深，使理论阐释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符合时代的需求，更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借鉴古代经典文风的凝练与生动，将古代优秀诗、词、歌、赋等作品的风采和气韵发扬光大，不断丰富理论表达的语言魅力和思想深度。

注重从国际视野发力，不断推出学贯中西的文章。推动理论的对外传播，要以国际视野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与面临的重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改进文风，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坚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古今中西比较中不断增强理论表达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善于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提炼素材，挖掘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推动理论话语体系的国际转化，根据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力求用准确、简练的语言把中国理论内涵转化为国际社会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的通俗表达，实现“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不断提升党的创新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福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抗癌针”疗法真能管用吗

近期，“百万抗癌针”屡屡登上热搜，引发全民对前沿医疗技术的热议，而这款被热议的“抗癌针”背后，正是全球前沿的癌症免疫疗法——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也就是CAR-T细胞疗法。作为开启未来医学新思路的核心技术，CAR-T细胞疗法以其颠覆性的治疗逻辑，打破了传统癌症治疗的桎梏，成为生物医药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

CAR-T细胞疗法的核心技术机制及其进展

CAR-T细胞治疗的核心技术原理在于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T细胞，使其表达能够特异性识别致病细胞表面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同时提升抗疾病能力，进而回输患者体内，实现精准靶向并杀伤致病细胞。这一机制突破了传统手术、化疗及抗体药物的局限，并已在血液肿瘤及自身免疫病等恶性疾病治疗中展现出显著潜力，被誉为继化学药物和抗体药物后的第三代革命性疗法。

凭借颠覆性疗效，叠加政策与资本的双轮驱动，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治疗已成为引领生物医药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据预测，全球细胞疗法相关产业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1100多亿美元增长至2033年的近3700亿美元。但是，传统的自体CAR-T疗法仍面临制备周期长、成本高昂等瓶颈。为此，全球科研人员聚焦关键难题，实现了一系列前沿突破。

开发通用型CAR-T技术，实现“现货供应”。为破解个性化制备带来的周期与成本难题，研究者开发了通用型CAR-T细胞治疗药物，该技术利用健康供者的T细胞进行提前、批量生产，经冷冻保存后可随时供患者使用，极大提高了治疗的可及性和及时性。目前，该领域已取得重要临床进展，例如科济药业的通用型CAR-T产品CT1190B，在治疗复发／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试验中，其疗效显著优于海外同类产品，并可媲美传统的自体CAR-T。

设计多靶点CAR-T技术，提升疗效与防复发能力。为克服肿瘤抗原逃逸，多靶点CAR-T细胞技术应运而生。目前针对两个靶点的双特异性CAR-T已在血液肿瘤领域得到应用，实现对致病细胞的深度清除，进一步提高疗效和安全性，降低疾病复发风险。例如，徐州医科大学联合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治疗药物研究所研发双靶向CAR-T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疗效优于同类单靶点CAR-T产品，已被用于治疗部分患者。

体内CAR-T技术，开启规模化治疗新阶段。体内CAR-T技术代表了更具颠覆性的治疗范式，其核心是通过脂质纳米颗粒或病毒载体等递送系统，在人体内对T细胞进行CAR基因递送，实现T细胞“原位重编程”。这种方式完全避免了复杂的体外细胞制备和化疗预处理环节，使治疗过程像常规注射一样简便，具备了巨大的规模化应用潜力。得益于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纳米颗粒递送技术日趋成熟，体内生成CAR-T细胞的大规模制备正逐步走向现实。2024—2025年，全球多项相关重量级研究在《柳叶刀》《科学》《细胞》《自然》等期刊发表，展现体内CAR-T技术进入“动物验证→初步临床试验”的新阶段。巨大的市场前景吸引了全球制药巨头积极布局，例如艾伯维（AbbVie）以21亿美元收购体内CAR-T细胞疗法企业CapstanTherapeutics；吉利德（Gile-ad）旗下Kite Pharma与深圳普瑞金生物在体内CAR-T领域达成总金额为16.40亿美元的合作；阿斯利康以4.25亿美元首付款收购专注体内细胞治疗EsoBiotech；诺华、强生、辉瑞、拜耳、礼来等全球龙头企业均已通过投资或自研布局类似技术。

CAR-T细胞疗法实现对多种恶性疾病的颠覆式应用

随着各类新型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的不断突破，CAR-T细胞疗法已从血液肿瘤的革命性突破，快速拓展至实体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其临床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大。

CAR-T治疗血液肿瘤疗效显著，深度缓解成为现实。在血液肿瘤领域，CAR-T细胞疗法已是最为成熟的应用方向。自全球首位接受CAR-T治疗的儿童Emily无癌生存超过13年以来，该疗法已成为众多患者的希望。CAR-T产品的临床数据也在不断验证其优越的疗效。例如，在2025年9月的国际骨髓瘤学会年会上，驯鹿生物公布了其靶向BCMA的CAR-T产品“福可苏®”的长期随访数据：在109例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总缓解率高达96.3%，完全缓解或严格完全缓解率达83.2%。数据表明，该产品能带来深度且持久的缓解，并使患者保持持续的微小残留病阴性状态，显著提升长期生存质量。

基于CLDN18.2等创新靶点突破，针对实体瘤的临床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相较于血液肿瘤，CAR-T治疗实体瘤因特异性靶点稀缺、肿瘤微环境复杂而进展缓慢。但近年来，针对特定靶点的研究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其中，靶向CLDN18.2的CAR-T细胞疗法表现最为突出。科济药业研发的用于治疗胃癌、胰腺癌、靶向Claudin18.2的CAR-T细胞产品CT041（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已于2025年6月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上市申请受理，有望成为全球首款用于实体瘤的CAR-T产品。2025年6月，《柳叶刀》发表了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团队主导的全球首个CLDN18.2CAR-T胃癌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证实，对于至少经过二线治疗失败的胃癌患者，CT041相比标准治疗能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并展现出总生存期获益，安全性可控，有望成为新的标准治疗方案。

CAR-T细胞疗法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已成为全球新的热点赛道，有望实现部分患者的彻底治愈。当前重症肌无力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传统疗法疗效有限、患者长期受困于药物依赖及副作用的临床难题，CAR-T细胞疗法通过清除体内失调的免疫细胞，从根本上重建免疫平衡，有望让患者实现长期无药缓解甚至“临床治愈”，为困境中的患者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希望之路。全球各国纷纷探索布局，已有一些小规模单靶点CAR-T细胞疗法在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重症肌无力等自身免疫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取得了积极结果。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风湿病学和免疫学系主任GeorgSchett教授团队相继于2021年和2022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医学》报道单靶点CAR-T（CD19）治疗SLE患者取得良好疗效，打开了CAR-T治疗自免性疾病的大门。近年来我国在免疫细胞治疗领域成果显著，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徐沪济教授团队2024年9月在《细胞》发表国际首例异体通用型CAR-T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疾病的突破性研究，成功实现患者长期缓解并规避传统疗法痛点，该成果不仅使徐沪济教授入选《自然》2024年度“十大人物”，还作为核心进展入选《科学》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彰显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徐州医科大学联合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治疗药物研究所团队在CAR-T治疗重症肌无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2025年11月在《柳叶刀》子刊《eClinicalMedicine》发表全球首个研究者发起的Ⅰ期临床研究结果，有效率100%，82%患者达极轻症，大部分患者实现停用免疫抑制剂后的持续缓解。

CAR-T细胞疗法瓶颈不断突破，产业化发展持续加速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生物制造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细胞治疗产业正从前沿技术，逐步融入国家产业体系主线，成为生命科学、生物制造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代表性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细胞治疗药物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和规范指引。特别是2025年9月，国务院发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为产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保障。在此背景下，我国细胞治疗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自2021年首款CAR-T产品上市以来，截至2025年底，已有8款产品获批，覆盖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等血液肿瘤，为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同时作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活细胞”药物，CAR-T细胞疗法在实体瘤疗效、生产成本与长期安全管理等方面仍面临全球性挑战，这也是当前科研与产业界集中攻坚的方向。

一是持续提升CAR-T治疗实体瘤疗效。目前上市的CAR-T产品主要针对血液肿瘤，但对占癌症90%以上的实体瘤效果有限。核心难点在于CAR-T细胞难以有效浸润并抵御肿瘤微环境的抑制。当前的研究热点正从寻找特异性靶点（如CLDN18.2），扩展到开发能“武装”CAR-T细胞的增效策略（如细胞因子赋能、异位激活等），以提升其在实体瘤中的战斗力。

二是破解患者“用不起，等不及”难题。现有自体CAR-T疗法需为每位患者单独制备，过程复杂、周期漫长（约3—4周），且成本高昂（国内治疗价格约百万元级）。导致许多患者在等待期间病情进展，或面临“用不起”的困境。在等待针对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CAR-T细胞疗法期间，90%的患者会出现疾病进展，25%的患者可能在输注前死亡。因此，推动“现货型”通用CAR-T和无需体外制备的体内CAR-T技术发展，并通过自动化、封闭式的生产工艺实现规模化量产，是降低成本和等待时间、惠及更广泛患者的必然路径。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实现突破。例如，上海华道生物依托“全产业链自主创新国产化”与“全自动、全封闭、无人化生产系统”两大优势，开发了售价（预计）仅20余万元人民币的CAR-T细胞治疗药物，已于2025年12月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上市申请。

与此同时，我国正在逐步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支付保障体系，通过政策与市场创新，降低患者实际负担。2025年底，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中，已有5款CAR-T药物入选，有望将患者自付费用降至数十万元水平。商业保险也积极探索分期付款、按疗效付费等创新模式，例如复星凯瑞为其CAR-T产品推出“按疗效价值支付计划”，若患者未能达到完全缓解，最高可获60万元返还。这些支付体系的创新，正与技术进步共同推动细胞治疗从“天价”走向“可及”。

三是进一步优化CAR-T细胞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提升其成药性。基于人体复杂的免疫系统及CAR-T“活细胞”药物的特性，目前我们对CAR-T细胞回输体内后的增殖、分布及长期活动难以实时监测与调控，更无法深度探索其作用机理、协同方式及交互规律，同时也缺乏有效可靠的研究模型。为此，研究人员正在运用合成生物学、核酸探针等技术，深入探索CAR-T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2025年9月我国科学家田志刚院士、赵勇教授牵头出版《合成免疫学》专著，构建了合成免疫学的理论体系与技术路径，推动细胞药物从以传统定性为主的经典免疫学理论，跨越为以定量化、多能化、智能化等工程操控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随着单细胞测序、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的细胞治疗技术将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向着更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规模化生产方向演进，在技术迭代与生产工艺优化的共同驱动下，治疗费用有望显著降低。同时，伴随着支付体系的创新完善、产业生态的日益成熟以及国际化进程的加速，细胞治疗将逐步走向患者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普惠医疗。

（作者系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细胞治疗药物研究所执行所长）

何为“监管沙盒”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现代金融业带来了复杂冲击与深远影响，既持续改变着金融业务、模式、流程和产品，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扩大了触达范围，又带来了各种新型金融风险的挑战。立足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金融安全稳定之间达到有效平衡，因此离不开强大的金融监管保驾护航。其中，监管沙盒作为现代金融监管制度与模式的重要创新，不仅有效提升了监管部门的科技能力与智能化程度，而且可以更好地平衡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促使数字化时代的新金融变革更加持续、健康、规范，其应用场景也正从金融领域向更多前沿产业延伸。

沙盒（sandbox）在计算机领域指一种虚拟技术，且多用于计算机安全，旨在为一些来源不可信、具备破坏力或无法判定程序意图的程序提供相对隔离的试验环境，即便发生错误，也不会对正常系统产生破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制可能存在的缺陷，积极探索监管模式改革与推动监管能力提升。同时，随着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价值不断展现，如何更好地促进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和项目的规范发展，也成为各国监管者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于2014年10月设立了创新项目，并增设创新中心。此外，在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提议下，FCA于2015年11月初发布指引文件，系统提出监管沙盒的核心意义与具体实施要求，后于2016年5月正式开放了第一批测试报名。自此，监管沙盒成为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的重要模式，并在各国得以广泛实践和应用。

FCA把首个监管沙盒定义为一个“安全空间”，金融科技企业可在其中测试新产品、新服务、商业模式或交付机制，并且确保金融消费者获得充分保护。此后，许多国家或地区都相继效仿，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尽管不同监管机构设计的沙盒机制存在许多差异，但其核心目标通常包括几方面：支持具有创新积极性的金融科技企业；打造更加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体系；明确新技术、新业务与监管框架的适应性；促进有利于金融消费者的高效竞争，增加金融普惠性。

就各国监管沙盒的共性运行特点来看，一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创新企业或项目进行观察，并且提升其信息透明度；二是在限定的监管区域内，对创新企业或项目给予差异化监管措施，从而降低试错成本；三是基于风险评估进行动态监管，并且快速验证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可行性与安全性；四是促进监管部门与不同创新主体的广泛交流，持续推动跨领域创新成果出现；五是提升监管部门的综合能力，并且基于沙盒成果来推动行业标准、监管规则的修改与完善。

由此可见，监管沙盒已成为平衡创新与安全的核心范式。它通过构建“安全空间”，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破坏性创新”提供了动态监管与风险缓释机制，确保创新在可控边界内大胆探索。这不仅有效降低了试错成本，更在为创新保驾护航的同时，为监管规则与时俱进提供实践依据。得益于在金融领域的显著成效，监管沙盒的理念正迅速向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更广泛的产业领域拓展，成为激励前沿科技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

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英国FCA的监管沙盒是一种“主动式”监管模式。一方面，对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新兴模式与业务，不再拘泥于根据事后报表的、被动的“审计式监管”，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创新活动设置合理的测试环境，提供一定监管容忍度。另一方面，在明确的规则指引下，由拟实施创新行为的企业提交申请并启动监管程序，由此实现监管部门拥抱创新的主动性，与创新主体的主动性有效结合。

参与监管沙盒的企业需满足多个条件：保证创新产品或服务能够支持金融服务业发展；测试产品或服务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或者明显改善；创新能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优化服务体验，提高产品质量；参加测试有明确目标；创新和合规意愿强烈，对于测试有充分准备等。FCA对获批进入的企业给予一个附带约束条件的业务授权，围绕创新性产品、服务、业务模式进行为期3—6个月的真实环境测试；FCA全程对测试过程进行监督和合规辅导，并对结果进行审核和评估。近年来，FCA监管沙盒更加关注基础、前沿领域的金融创新。如，2025年6月FCA与英伟达宣布合作推出“超级沙盒”（Supercharge Sand-box），旨在为处于探索人工智能早期阶段的公司提供技术协助、数据支持和监管保证。

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于2016年也推出了监管沙盒；2019年MAS宣布面向市场风险较低、业务模式较简单的金融科技活动推出“金融科技快捷沙盒”（Sandbox Express）；2021年11月，MAS推出Sandbox Plus，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监管辅助机制。总体看，新加坡监管沙盒的覆盖范围更广，包括支付、保险、证券等多个领域，并且对初创企业更为友好。MAS鼓励更多的创新主体参与到沙盒试验中，并使创新产品在新加坡和海外得到广泛运用。MAS的监管沙盒旨在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有限豁免+风险可控”，既允许企业在真实场景中验证创新，又通过明确的“负面清单”（如禁止损害消费者利益）控制风险。

从总体上看，各国的监管沙盒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呈现多方面效果，如：缩短创新成果上市时间并降低成本；通过减少监管不确定性，拓宽创新者融资渠道；促成更多产品进入测试并推向市场；推动监管机构与创新者协作，将消费者保护机制嵌入新产品服务。当然学界和业界也存在一些质疑，有观点认为：监管者难以准确分析和判别新兴风险；入盒成为企业的某种信用背书或融资加持；沙盒机制运行复杂且成本高，所涉及的监管难题可用其他机制解决，同样能达到普惠包容的监管效果；监管者通过沙盒机制“挑选赢家”，实际上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此外，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属性决定了单一司法管辖区的沙盒难以覆盖所有风险，但跨境协调确实存在碎片化、成本高等问题。2018年成立的全球金融创新网络就以运行金融科技跨境沙盒为目标，但效果并不理想。

监管沙盒孕育的技术突破。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要求“重点支持金融科技领域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以及重大应用试点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北京启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并且强调要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引导持牌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金融提质增效，营造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此举通常被各方认为我国监管沙盒正式启动。到2020年7月，试点进一步拓展到上海、重庆、河北、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区。此后，试点进一步向省级区域延伸，从而有助于深入结合地方产业与金融特色来形成可复制经验。据统计，截至2025年11月，已实施36项主题工具，累计推出创新应用项目450余个。就这些项目来看，充分应用了大数据、AI、区块链、隐私计算（联邦学习）、数字孪生、“5G+物联网”等创新技术，并且重点着眼于小微企业融资、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绿色金融、供应链金融、风控与安全等领域。

2021年3月中国证监会在北京率先启动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工作，首批16个项目被纳入，申报主体包括市场核心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运营机构等。此后，试点进一步拓展到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旨在推动证券期货行业金融科技稳妥发展，促进资本市场数字化转型，完善资本市场金融科技监管机制。就纳入试点的项目来看，在积极拥抱前沿技术的同时，覆盖了金融服务、业务辅助、合规风控、监管科技、行业平台、行业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

综合来看，我国监管沙盒在推动金融科技合规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的试点经验。但客观而言，相较于国际上成熟的监管沙盒模式，我国试点工作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试点主体以持牌金融机构为主、将合规性作为项目纳入的重要前提、相关规则体系与测试机制仍需进一步明晰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沙盒试点效能的充分发挥，有待在后续实践中不断优化完善。

第一，把握好创新与安全的平衡。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结合国情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既需要保障安全与合规底线，也需要借鉴全球经验，适度提升监管容忍度，实现监管沙盒服务创新的应有价值。

第二，以助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监管沙盒探索是为了使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创新“降本、提质、增效”，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十五五”期间从供给侧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从需求侧则需支持民生和普惠，这些都是引导创新的着力点。

第三，以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为依托。当前金融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如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仅为1.42%，持续发展能力被弱化。对此，拥抱科技与加快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金融业的“生存抓手”，监管沙盒则应是其中的“助推器”。

第四，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提升监管部门的专业监测与指导能力，完善进入规则、运行与测试机制和退出机制等，积极探索把创新成功经验转化为监管新标准、新政策的有效途径。

第五，持续加强部门间与跨境监管交流与合作。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直接聚焦金融与科技融合的前沿地带，尤其是涵盖具有交叉性的业务与产品，因此既需在国内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同推动，更需进行全方位的国际监管协调，高效助力我国的金融制度型开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协同增效突破生态环境治理关键瓶颈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五年发展擘画了战略蓝图，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要将其转化为现实图景，仍需付出艰巨努力。当前，我国已进入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攻坚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还不够稳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新污染物等新型环境风险的交互影响日益凸显，对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多重压力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目标相互交织，真正实现跨领域多目标协同增效，将成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关键所在。

协同增效目前面临的多重深层制约

当前，协同增效理念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梗阻，现有治理体系、政策工具和激励机制，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治理能力的“精准化”建设未能完全跟上污染源防控新形势。随着固定污染源得到有效管控，移动源、生活源、农业面源等非固定源污染逐渐成为制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主要障碍。这类污染点多面广、隐蔽随机，大大增加了治理和监管的难度。例如，汛期农业面源污染瞬时爆发，传统人力巡查和末端拦截方式成本高昂且效果有限，暴露出实时监测、快速溯源和精准响应能力短板。同时，跨介质、跨行政区域的复合型污染协同治理机制仍需加强。

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与绿色转型的要求不相适应。建设美丽中国绝非单一环保任务，而是触及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的系统性变革。但关键领域的政策衔接、制度衔接还不到位。比如，全国碳市场与用能权、排污权等衔接机制尚在探索，统一高效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尚不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和标准制度尚不完善，碳核算、碳足迹、绿证、碳市场等政策衔接需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层面，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代表的国际规则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明显，对我国产业构成“绿色壁垒”风险，也倒逼国内降碳减污加速。

激励机制效能不足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绿色化”导向的实现。绿色转型需要持续激发市场内生动力，通过制度设计让保护者获益、损害者付费。但目前环境经济政策效能有待释放。在政府层面，央地生态环境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尚未完全理顺，部分环境基础设施长效运营经费不足，存在“重建轻管”难题。在市场层面，绿色信贷已成为当前信贷增长的绝对主力，但产品创新仍显不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与规范性有待加强。生态保护补偿方式还较为单一，多元化、市场化的补偿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受制于评估、登记、处置等方面瓶颈，尚未实现大规模推广。在公众层面，绿色消费激励手段有限，“优质不优价”现象仍存，通过绿色消费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还较为薄弱。

构建协同增效的系统化治理路径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面对上述深层次矛盾，必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应当清醒认识到，实施路径上面临着技术成本与安全、利益协调难度、路径依赖等现实挑战，只有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安全、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系统性破除这些障碍，协同增效的治理红利才能充分释放。

加快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精准治理前提是精准感知。必须构建全域覆盖、实时感知、智能分析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加快补齐生态质量、新污染物、水生态、海洋环境等领域监测短板，综合运用卫星遥感、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编织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一是推进减污降碳协同监测，推动将碳监测逐步纳入常规监测体系，加强重点区域空气质量与颗粒物组分、挥发性有机物组分协同监测。二是发展高光谱遥感数据获取技术，实现对重点农业面源污染源、黑臭水体的精准识别；探索应用便携监测设备，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的实时性与便携性。三是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大数据作用，推动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数智化转型，实现污染源实时监控、自动识别与智能应急，保障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强化生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控。从长远来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还需与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调整深度融合，加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协作，实现监测数据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完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共享相关制度，提高国家、区域流域、省市间监测数据共享交换能力，同时平衡好监管需求与企业、个人权益，保障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不断健全市场驱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前提是让资源环境价格真实反映其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一是推动环境权益市场协同融合，探索碳市场与排污权、用能权、水权等交易机制衔接，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市场化工具。二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推进生态产品评价结果进监测、进规划、进考核、进决策，推动核算结果在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领域应用。三是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绿色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责任和信息披露强制性要求，严厉打击“洗绿”“漂绿”行为，鼓励开发与环境信用评级挂钩的动态金融产品。政策设计必须充分考量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发达地区，可率先探索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配额拍卖机制，提高碳价发现效率。对中西部生态功能区，应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探索在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项目中运用评价结果。对老工业基地，推动政府和金融机构设立绿色转型专项基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财政基金与金融工具配合，为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鼓励地方探索建立“绿色项目库”（即环保低碳项目名单）与“棕色项目清单”（即需限制的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名单）相结合的分类管理机制，对入库项目给予优先审批、利率优惠，对清单项目设置融资限制，强化金融调控的精准性。

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一方面，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加快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确保“关键少数”主动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全面行动体系，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广“环保管家”“环境医院”等第三方治理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环保解决方案。在工业园区层面，推行“绿色供应链管理”，将环境绩效纳入供应商准入与考核。在社区层面，畅通监督渠道，探索公众参与正向激励机制，建立“个人碳账户”，将环保行为转化为可兑换的信用积分，让更多公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区域协同层面，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建立统一的环境准入标准和联合执法机制。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

当前，环境污染呈现立体化态势、生态破坏呈现区域化特征，环境问题的跨域性、隐蔽性与突发性日益突出，环境风险治理形势严峻。推进环境风险治理现代化，亟须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桎梏，实施系统性、整体性革新。生态警务机制应时代需求而生，实现从单一执法到网络综合治理体系重塑的深刻变革。该机制依托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与组织优势，通过深度整合多方资源，成为重塑治理格局、摆脱治理困境的关键抓手。2025年12月，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意见》，标志着这一机制建设开始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生态警务机制的本质是什么？生态警务机制的本质，是以公安机关为主导力量，有机融合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职责，协同多部门资源，依托专业人才队伍与先进科技手段，构建起一个集预防、打击、预警、应急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实现从“分散管控”到“系统集成”的治理跃升。基于公安机关的深度嵌入，实现执法主体的重构，形成强有力的“公安+生态”执法核心。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治理手段的智慧化转型，构建全域感知的监测预警网络，提升风险识别的敏锐性与前瞻性。基于制度体系的协同重塑，形成高效的行刑衔接与跨域协作机制，确保打击的精准性与治理的源头性。生态警务机制的主要目标，正是要通过系统性重构，破解长期存在的“碎片化”治理难题，驱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整体迈向现代化。

生态警务机制带来什么改变？部分先行地区的实践表明，推行生态警务机制后，环境刑事案件侦办效率与生态修复执行到位率均实现显著提升。通过明确公安机关在环境执法中的中枢地位与法定职责，有效统筹了分散在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的执法资源与权限，初步构建起统一指挥、联动响应的“大生态执法”格局。生态警察作为关键的“治理枢纽”，在协调复杂案件查办、组织跨区域行动、指挥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长三角生态警务联盟通过建立信息共享、案件协查与联合执法机制，有效消弭了行政区划带来的监管缝隙。

生态警务机制着力疏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堵点，筑牢了法治屏障。公安机关凭借刑事侦查的强制力与专业性，及时介入、固定证据、深挖链条，解决了行政执法中调查手段有限、取证难度大、移送不畅等问题，增强了对环境违法犯罪的震慑力。近年来，多地成功侦破的非法倾倒危废、跨省转移固体废物等大案要案，正是行刑紧密衔接、全程打击的例证，彰显了法治的权威与效能。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生态警务机制深度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成为驱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实现了对重点区域与污染源的立体化、动态化感知。此外，生态警务机制依托大数据分析模型，能够对环境风险进行精准画像、智能预警，推动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干预转型。这种科技赋能路径既契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也与全球环境执法“预测性警务”趋势相接轨。同时，技术应用也会带来新的治理风险，过度依赖自动监测数据，可能会导致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案件的发生，凸显出“技术依赖症”背后的监管漏洞与数据安全风险。彻底破解“碎片化”难题，生态警务机制还需在体制、能力、监督等多维度持续发力，以实现从“末端执法”到“系统治理”的跃升。

生态警务应采取何种持续深化的路径？生态警务机制建设总体处于探索深化阶段，在体制性壁垒、专业能力建设、技术应用深度、社会共治体系等领域仍存在突出问题。尤为关键的是，公安机关职能拓展可能引发协调成本激增与监督机制滞后问题。部分地区的实践显示，多部门协同办案的沟通成本占比较高，且外部监督渠道较为单一。欲使其真正成为驱动环境风险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必须在以下关键领域持续深化。

强化权力监督与成本管控是防范的关键。引入人大质询与检察监督前置机制，由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生态警务专项质询，市级检察院对跨区域环境案件提前介入，确保监督有力。实施第三方成本效益评估制度，将协调成本纳入考核，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同时，开辟舆论监督渠道，定期公开执法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权力失范与行政内耗。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根本前提。在纵向层面，应完善由省、市、县公安机关及派出所相关岗位构成的组织架构，理顺指挥关系，强化上级对跨区域重大案件的统筹协调能力。在横向层面，需持续巩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安主力、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协同格局，探索设立实体化运作的协调指挥中心，实现线索、情报、行动的真正统一。

强化科技核心支撑是动力源泉。持续拓展智能感知网络的覆盖范围，提升其精度，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与地面传感设备，构建实时在线的监测“神经末梢”。着力打造环境风险智能决策大脑，汇聚多源数据，研发风险评估、溯源分析、线索挖掘等算法模型，实现对风险的超前研判与精准干预。同时，探索应用区块链等可信技术，保障数据全链条的可追溯与不可篡改，提升电子证据效力。

锻造专业化能力是坚实根基。在公安院校加强相关专业建设的同时，面向社会引进环境、法律、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建立系统化、实战化的培训体系，通过联合实训、案例教学、模拟演练等方式，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专业能力。此外，组建跨领域的专家智库，为复杂案件办理与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激发多元共治活力是长远保障。不断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优化举报平台，探索实施有奖举报，完善反馈与保护机制。同时，深化与环保社会组织的战略合作，在信息通报、联合巡护、公益诉讼等方面形成合力。此外，还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采取加强普法宣传、深化环境信用评价及应用、探索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等措施，引导企业从“被动守法”转向“主动治污”。未来，生态警务仍需进一步打通“跨域协同、行刑衔接、社会参与”的治理链条，为环境风险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探索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新机制

当前，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已成为产业竞争与国际市场准入的核心要素。因此，加速构建统一的国家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至关重要。2025年3月，《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发布，标志着制度顶层设计取得关键突破。此前印发的《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明确要“建立统一规范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并围绕统一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建立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等重点任务进行部署。在此框架下，我国目前在重点行业和地区开展的试点工作，其目的是作为连接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试验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智慧”与“实践样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规则互认的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第一，系统构建统一、可比、可信的核算基础。产品碳足迹管理的公信力与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数据质量与核算标准的统一。当前试点面临数据来源分散、核算方法不一的挑战，亟须从“数据平台”与“核算标准”两端协同发力，筑牢管理基石。

在数据平台建设方面，核心在于打破壁垒，构建可信的数据基础设施。多个试点省（市）正探索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运用数字化技术搭建集数据填报、核算、认证管理于一体的公益性公共服务平台。此类平台的关键是建立“企业申报—第三方审核—动态更新”的闭环管理机制，旨在为未来对接国家统一数据库、提供权威可靠的“数据公共产品”奠定基础。

在核算标准制定方面，核心在于先行先试，为国家标准提供实践范本。各试点地区依据产业特色，积极开展地方标准预研。例如，浙江省针对重点传统制造业发布了碳足迹评价指引；安徽省则聚焦光伏与锂电池产业，制定了核算技术指南以统一区域口径。这些地方探索，通过实践检验了核算方法的科学性，为未来国家制定更具普适性的行业标准输送了宝贵的“一线智慧”与实证依据。

第二，创新多元化政策工具引导企业主动求变。精准运用多元化政策工具，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为破解企业在试点初期将碳足迹认证视为额外成本的普遍心态，试点工作着力设计精准的政策组合，旨在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主动追求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首先，直接的经济激励扮演了市场“启动器”的关键角色。为打消企业的成本顾虑，部分试点地区率先出台了财政补贴政策。例如，江苏省常州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地对获得认证的企业给予认证费用补贴，并对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予以倾斜支持。这类补贴直接降低企业参与门槛，对激发首批企业的积极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推动机制创新的政策设计，其目标是重塑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长期预期。一方面，通过引导重点企业设立“首席‘双碳’官”等高阶岗位，推动碳管理议题进入公司核心决策层，实现碳管理职能的“战略升维”。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政策—市场”联动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将产品碳足迹表现纳入绿色信贷评审，倡导投资机构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中予以参考。这些举措叠加了政府引导与市场信号，清晰地向企业传递未来预期。卓越的碳表现将直接关联更低的融资成本与更优的市场机会。这套政策组合的深层逻辑，在于系统性地引导企业将碳管理从一项“合规成本”重新定位为关乎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投资”。

第三，推动碳足迹从成本信息向多维资产转化。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能否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其最终检验标准在于能否在真实的经济活动中创造可衡量的商业价值。试点地区的核心创新任务之一，便是积极探索并打通碳足迹数据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多种可能路径。

一方面，金融领域的融合创新是价值转化最直接、最前沿的突破口。碳足迹信息与金融工具的深度结合，正在催生新的绿色金融模式。其一，作为信用评价的增强维度。比如，在部分试点地区，金融机构开始探索将出口型制造企业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报告，作为其申请绿色金融服务的参考依据。这意味着，企业的碳管理绩效开始直接“折现”为更低的财务费用。其二，作为独立的资产进行管理与融资。又如，部分地区的“碳账户—碳信用”联动模式，通过数字化手段为企业建立“碳账户”，并将其减排成果量化为可核查的“碳减排量”或“碳积分”。这些数字化的碳资产，可用于质押融资等创新金融实践，是将其金融属性显性化的关键一步。

另一方面，价值转化的应用场景正从金融市场快速渗透至产业与消费的各个领域。在产业层面，产品碳足迹正迅速成为供应链绿色管理的核心“硬指标”。许多行业的头部企业，已开始将供应商的产品碳足迹数据纳入其绿色采购标准。对于供应商而言，优秀的碳足迹表现关乎其能否进入主流供应链。在消费与贸易端，碳足迹标识正致力于引导绿色选择。部分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已尝试使用碳标签，旨在将低碳价值转化为面向消费市场的差异化竞争力。而所有试点工作的一个共同重要指向，便是帮助出口型企业依据国际主流标准进行核算与标识，以提前适应国际规则要求，将碳足迹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化为主动获取国际贸易“通行证”的战略支点。

第四，构建支撑长远发展的多元治理体系。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其稳健运行有赖于涵盖能力建设、市场监管与国际对接的系统性治理生态。试点工作在此领域的探索，正为这一生态的培育创造初始条件。

在专业化服务供给上，核心是填补能力缺口。针对企业“不会算”的难题，部分产业集聚区探索了“平台化、联盟化”模式。例如，由地方政府引导组建产业技术服务联盟，联合企业、高校与专业机构，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从方法学培训到认证对接的“一站式”支持。这种“能力共享”机制显著降低了单个企业的参与门槛与成本。

在市场监管与信用建设上，核心是防范风险、守护公信力。为确保认证的严肃性，试点地区正探索建立覆盖全流程的监管框架，旨在加强对服务机构资质的审核，并对核算数据与认证过程进行监督，构建“源头防控、过程严管”的透明环境，维护体系赖以生存的信用“生命线”。

在国际对接与规则互认上，核心是主动融入并争取话语权。试点鼓励出口企业依据国际主流标准核算，支持国内机构获取国际资质认可。其直接目标是帮助产品获取国际“绿色通行证”，跨越贸易壁垒。从长远看，通过大规模本土实践积累的数据库与案例，将为我国深度参与乃至塑造国际相关规则提供坚实的“事实基础”与“谈判筹码”，为全球产品碳足迹管理提供源自中国实践的方案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