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经济工作规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2026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云南实际，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开拓进取、担当实干，完成好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深刻把握发展机遇、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

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对我国发展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需要我们从历史纵深、全球视野、实践特征三个维度来认识理解。从历史纵深看，“十四五”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必须坚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全球视野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还很突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从实践特征看，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我们必须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深刻领会和把握“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五个必须”既体现了我们党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又系统阐述了抓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路径，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习和运用好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更好指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把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成效。

深刻领会和把握“八个坚持”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鲜明提出了“八个坚持”重点任务，为做好经济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这“八个坚持”纲举目张、全面系统，兼顾了当前稳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对标对表，发挥比较优势，抓住重点和关键，创造性地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深刻领会和把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形成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地方党委决策能力，创造良好环境氛围。我们必须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干事创业全过程，引导各级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树牢宗旨意识，凝心聚力促发展，沉下心来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十四五”时期云南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迈出了坚实步伐

2025年是云南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领航指路。一年来，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风险防范化解积极有效，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干部队伍拼搏奋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从1年看5年，“十四五”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扎实推进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十四五”目标任务。

从战略任务看，顺利完成“3815”战略发展目标“三年上台阶”任务。“十四五”时期，全省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2023年历史性突破3万亿元，202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万元。发展质效迈上新台阶，产业投资占比从2020年的26.7%提升至52.1%，产业民间投资占比从2020年的39.8%提升至65.1%。群众收入迈上新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万元提高到2025年的1.85万元。开放发展迈上新台阶，昆明托管磨憨成效明显，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5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7600万吨，货运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一批“小而美”项目投入使用。生态环境质量迈上新台阶，滇池、洱海水质持续向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高新技术企业突破4000家、3年翻了一番，鲜切花种苗自给率从70%提高到80%。

从经济大盘看，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十四五”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7%，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压力，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实现了增速稳。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50万人以上，农民就地就近就业850多万人，实现了就业稳。基层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建成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了社会稳。5年来，全省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不断向好，转型升级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从发展动能看，质在发生积极变化。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从1.68∶1提升至2.5∶1，咖啡产业产值由3年前的不足百亿元增加到800亿元。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成为工业新引擎，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保持在20%以上；滇中稀贵金属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产值突破1000亿元；白鹤滩水电站等“大国重器”投产发电，5年来新增新能源装机超过5900万千瓦，能源增加值、能源工业投资年均分别增长5.3%、26.4%。旅游业加速转型升级，“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叫响全国，旅游人次和收入连年创新高，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7.8亿人次，旅居人数达到550万人、同比增长41.4%，旅游带动就业、促进增收、拉动消费的作用愈发凸显。

从发展成色看，云南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群众获得感在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群众幸福感在提升，教育“25条”、卫生“44条”等措施成效明显，“编外校长”“编外院长”等做法深受好评，“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更有温度；建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各民族团结友爱、亲如一家。群众安全感在提升，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深入推进，防汛“1262”预警叫应等机制成效显著，因灾伤亡人数大幅减少，社会更加安定有序。

从挑战机遇看，云南既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也处于政策叠加释放的机遇期。当前，我们虽然面临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消费增长动力不强、外贸结构不优等问题，但机遇大于挑战。在国家深化向南开放的背景下，云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开放发展迎来新的重大机遇；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云南的生态优势、绿电优势正在加速释放；随着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长，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后劲越来越足，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从干事创业看，全省上下发展共识进一步凝聚，发展思路进一步明晰，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更加昂扬。培育“三大经济”、坚持“六个大抓”等发展思路，运用“三法三化”“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等工作方法，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共为。从城市到农村、从园区到口岸、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发展的气场、攻坚的锐气、创新的活力正汇聚成势。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奋斗不停步，全力以赴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应挑战，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扎扎实实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以开局之年新作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云南现代化建设“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持之以恒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一个产业的崛起，往往能让一个地方从此不同。我们要以发展“三大经济”为路径，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进展。抓重点攻坚，集中攻坚落地一批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产业项目，推动资源换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挺进，以重点产业突破带动全省产业整体提升。抓结构优化，在稳住烟草、能源基本盘的同时，加快发展壮大非烟非能工业，下大力气抓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打造云南工业新支柱，培育面向未来竞争力。抓园区提质，更好发挥园区集聚产业的主阵地作用，抓好国家级及省级重点开发区建设，促进区域间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强化招商引资与节约集约用地，在重点园区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的产业集群。

深入挖掘投资和消费潜力，着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用好“两重”建设、“两新”政策等，围绕交通、水利、农业、旅游、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民生领域，精准谋划实施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把云南独特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康养旅居、户外运动等串联起来，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为各类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结合新型城镇化、城市更新，以县为单位出台“小、快、灵”的政策，针对旅居需求开发康养小户型，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出实用户型，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利用闲置房屋，不断提升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做深做实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云南背靠国内、面向南亚东南亚，具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天然优势。我们要一手接国内、一手连国外，做强枢纽功能，汇聚各类资源要素，加快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增强开放发展动能。对内开放方面，重点深化与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合作，通过“飞地经济”“园中园”等方式，加强信息共享、利益共享，承接更多产业转移。对外开放方面，用好各类开放平台，一体推进“口岸+通道+市场”发展，推动重点口岸扩能增效，做大“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加快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行动，高标准建设昆明国际陆港，集中布局一批集散交易中心，培育壮大高附加值的外向型产业，进一步把物流、贸易、产业链接起来，使原来“落地即走”的产品“踩一脚刹车”，让加工延链留下来、让外贸旺起来，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贸易、以贸易聚产业，走活沿边开放这盘棋。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渠道。绿色是云南的突出优势，也是云南发展的鲜明底色。我们要重点在“绿电+”和林下经济上下功夫，打响做强绿色低碳云南区域品牌，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发挥云南水、风、光等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带来的绿电数量大、质量优、前景好等优势，以“绿电+”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引导产业链向高端化、绿色化升级。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建设一批零碳园区，加强碳足迹认证，提升云南制造出海竞争力。发挥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成后通信时延的优势，积极布局“绿电+智算”，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抓住国家支持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特色经济林、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碳汇等产业的政策机遇，集中资源要素，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茶、林花等产业，向林下经济要产值、要效益、要增收。

积极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以企业之为促经济之进。抓经济发展、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最终都要落到企业上。我们要深化央地合作，吸引更多央企把区域总部、生产基地、重大平台布局在云南，借助央企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在各领域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实现共赢发展。推动省属企业挑大梁，围绕“管理、发展、脱困、改革”要求，优化国资国企布局结构，统筹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更加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在重点领域挑重担、打头阵。激发民营企业潜能，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等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融信服”平台功能，深化运用“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难题，让广大民企敢投、能投、放心投。

强化科技赋能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要集中资源力量支持高原特色农业、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开展科研攻关，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把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拧”在一起，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充分发挥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作用，将高端智力资源精准高效导入产业创新实践，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让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物流、工业巡检、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巡查、低空消费等业态，科学布局无人机研发和本地化制造。主动拥抱智能时代，深化“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族群众。抓发展，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要聚焦低收入群体，创新调整帮扶政策措施，重点关注、精准帮扶。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富民产业，答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让所有群众都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把资源、市场、群众对接起来，培育家门口的致富产业，一开始就把群众融进产业链，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结合人口变化趋势，统筹调配资源，推动教育、卫生事业优质均衡发展；深化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完善“爱心妈妈”等工作机制，让留守儿童有人护、空巢老人有人帮。

守牢安全底线，打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主动仗。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充分激发社会正能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深化普法强基补短板等专项行动，深入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抓好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管理，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等机制，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集中心思和精力干好工作，营造人人讲落实、抓落实、善落实的氛围，以实干推动发展、创造业绩。

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的“稳定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加强对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稳步提高，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把握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新定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提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党的二十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作出的重要承诺。我们要牢牢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新定位新使命，准确领会把握其核心要义，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本质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集“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于一体的高效就业。“充分”，就是要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容量，实现“多就业、少失业、流得动、稳得住”；“高质量”，就是要增强就业的适配性稳定性，稳步增加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让人民群众更好安其岗位、乐其职业。深刻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特征，以扩大就业规模为基础，以提升就业质量为目标，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就业实现从“有”到“好”的深层次转变。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就业工作取得的规律性认识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并提出了五个方面重点要求：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工作指明了前进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面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及新业态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局面，将创造一大批新的就业机会，为新就业形态开拓广阔空间。

加强对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和原因的深层次认识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制约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因素。结构性就业矛盾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产生的，表现为专业技能难以适配岗位所需、人才培养仍然滞后市场要求、人力资源面临持续减少困境、就业供需双方无法顺畅匹配，呈现四方面深层次原因。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随之岗位需求也呈现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结构性特征，以自动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广泛应用，对岗位产生了“创造性破坏”效应。一方面，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推动形成如算法工程师、网络运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的就业机会。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就业扩容提质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兴技术、机器对劳动力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尤其是对技能要求低、重复性高或者较为繁重、精细、易错、易发生安全问题的领域，出现“机器换人”现象，替代了相当数量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和常规性脑力劳动。随着AI技术持续高速发展，就业替代效应将更为明显。在岗位更迭过程中，行业技术断层将导致劳动力在高低技能行业间的迁移障碍加剧，低技能劳动者难以迅速转移到新兴就业岗位，削弱行业间劳动力横向流动能力，必然造成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加剧。

人才培养前瞻性不足导致就业需求脱节。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供给侧，本质上是教育、培训同就业、市场的融合有待加强，劳动力供给无法有效满足现实需求。当前，产业升级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力资源积累的速度，特别是在科技进步加速背景下，技能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对教育体系的要求极大提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尤其对于青年人而言，虽然他们越来越多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教育培养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的情况仍然存在，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不足，一些新兴行业所需专业人才供不应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机器人技术等新兴专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标准不统一、内容更新滞后，教师教学能力不足导致前沿技术知识难以有效传导至教学一线。另一些专业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但招生计划调整较为滞后，这种就业与教育供需两端的结构性失衡，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也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导致人力资源配置不均。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就业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较为集中，劳动者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东北地区，同等条件下吸引了大量优质人才和劳动群体，产生了对其他地区的人才“虹吸效应”。从更长的时间线梳理，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大龄劳动者教育水平不高情况尤为突出，后续技能更新速度急剧放缓，在观念、技能等方面均难以适应技术快速更新迭代要求，将进一步减缓人力资本禀赋改善速度，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难度。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导致就业资源、就业机会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公共服务尚不健全导致无法实现顺畅匹配。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者经济条件、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维权意识显著增强，一些劳动者不仅关注岗位薪酬待遇，还关心工作环境、发展机会以及生活配套。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心态和就业需求比较特殊，还存在求职信心不足、就业期望过高、心态求稳从众等问题，“考公热”“考研热”升温，“慢就业”“不就业”现象增多。而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人为设置进入壁垒，强调性别、年龄等方面因素。供需两端制约了就业的精准匹配，进而造成摩擦性失业，逐渐转变为结构性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公共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也面临重要转变和调整。如果就业服务无法及时解决上述新情况新问题，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出现。

加强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的前瞻性谋划

“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关于民生工作的头等大事，也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迫切需要，需要我们锚定问题症结、勇于开拓创新，探索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效路径。

适应转型发展之需，构建“监测—预警—响应”的产业人才协同机制。一是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找准自身定位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完善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产业等领域支持政策，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高质量岗位供给能力，挖掘释放就业潜力，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二是构建“监测—预警—响应”的产业人才协同机制，建立涵盖“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匹配度”三个维度的产业人才需求监测系统，实时跟踪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优化就业供给结构。三是建立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动态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失业预警机制，积极防范处置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能导致的规模性失业，通过挖掘相近产业的适配需求，有效承接转移就业劳动力。

补足技能适配之短，创新“校企双制—技能银行”的产教融合模式。一是兼顾中长期人才储备和当下就业需求，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设置符合新质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发展导向的学科专业，重点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实施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落实好就业红黄牌提示制度，及时调整不符合实际需求的学科专业，缩短审批周期，促进人才培养更好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二是创新“校企双制—技能银行”的产教融合模式，推动学校和企业共同研讨、合理安排学习与实践时间，促进学生理论实践相结合；同时，推行“技能银行”制度，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完整记录存储劳动者学历、技能、业绩等信息，持续强化就业者新技术应用能力建设。三是促进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衔接，建立技能积分制度，将技能提升与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关联，推进跨地区资格互认，激励劳动者持续提升技能。四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持续打造技能生态链，推进多元融合，政府支持高校、院所等和企业联手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

应对人力短缺之难，提升“绘制人才图谱—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发展质效。一是绘制重点产业人才图谱，“靶向”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破除“四唯”，突出创造价值、能力、贡献导向。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落实好专业技术人才改革试点，加大本土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二是深化劳动就业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劳动力市场壁垒，缩小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高效配置。三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客观实际，继续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大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结合人力资源禀赋，打造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和就业增长极。

弥补信息匹配之差，增强“数据驱动—精准施策”的信息化治理能力。一是以数字赋能推动服务模式创新，抓紧升级改造统一就业服务云平台，统筹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数据，整合各类就业信息资源，打通“信息孤岛”。探索“人工智能+就业”，丰富就业服务应用场景，加强社会化平台就业信息监管，延伸“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充分运用智慧就业平台，加强就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发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定期发布就业市场分析报告与需求预测信息。二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运用各专业领域劳动者优势，有效引导人力资源服务重点产业。进一步强化就业公共服务资源归集力度，通过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方式，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促进基层就业“微循环”，促进灵活就业群体、老年群体分时、分段就业，提升劳动产出。三是引导青年求职就业心态，强化多层次参与、多部门联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推进高校建立健全就业、未就业毕业生动态台账，前置职业规划指导，建立就业创业指导教师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

（作者系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

牢牢把握“全面深刻准确”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当前，全党全国上下正满怀信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而团结奋斗。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对于我们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精准发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全会精神，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能顾此失彼。“全面”核心在于坚持系统观念。全会部署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科技、民生、安全等各领域，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支撑的战略体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去推进。应深刻认识到，“十五五”时期的各项任务不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段”，而是“一盘大棋、落子协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策同向发力、任务同频共振，凝聚起推动发展的整体合力。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深刻，就是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真正理解透彻。“深刻”要求我们不仅掌握政策文本，更须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在知行合一中探究发展规律，从而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作为”。面对“十五五”时期更为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一系列新的实践问题，只有做到“深刻”领会，才能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创造”，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用战术策略，真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领会透、贯彻好、执行到位。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准确”是对执行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精准考量，要求我们必须精准把握政策的界限和尺度，既防止“为官不为”的消极怠惰，也避免“用力过猛”的盲目冒进。“该为的必须为”，面对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和人民福祉的底线性、原则性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松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果断、有力地推进。“能为的努力为”，对符合新发展理念、具有巨大潜力的前瞻性、开拓性领域，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积极探索技术路径和应用场景，努力抢占发展先机，鼓励大胆试、大胆闯。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不该为的决不为”，坚决防止不顾实际情况的“一刀切”、杜绝急功近利的“运动式”推进，精准把握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稳步前进。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十五五”战略部署，最终要落脚于自觉而坚定的实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用“全面”的视野审视大局、“深刻”的思考探究规律、“准确”的方法推动落实，真正把全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务实行动与发展实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注入强劲动力。

重要言论

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在制定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包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等。我们要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从三个维度理解理论思维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不仅一个民族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个体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与人干事成效的差异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差距。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理论学习不仅是学习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理论思维。那么，如何理解理论思维呢？

理论思维是讲逻辑、重理性的思维。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开展工作过程中，或是在理论研究中，我们都要讲逻辑。如果不讲逻辑，就会给人没有层次、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所谓讲逻辑就是讲道理。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如何让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毛泽东认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为什么要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通过说服教育，讲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价值，才能让人相信。不管是真理阐释还是价值传递，都离不开逻辑，都不能不讲道理。讲道理就不能情绪化思维。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用声高来压制道理，就是不讲道理的情绪化思维。马克思主义是讲道理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观点，“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个结论是如何作出的呢？就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总体而言，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所采用的批判方式是不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采取的是道德批判的方式，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的异化，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一种“坏”的社会制度，应该灭亡。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则采用了科学批判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合规律的制度是必然会灭亡的。不管是“应该灭亡”，还是“必然灭亡”，都是建立在逻辑推导的基础上的。当然，从逻辑上说，“必然灭亡”的说服力更强，因为“应该灭亡”的东西并不必然会灭亡，而不符合规律的东西是会必然灭亡的。

理论思维是抓本质、循规律的思维。理论思维用“本质”“必然”“规律”去解释各种各样的“现象”“偶然”“变化”。现象是变化的，本质是不变的，因此，理论思维反映的是人的抽象思维。在物理学史上，牛顿提出了牛顿三定律，揭示了万千运动现象背后共同的本质。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则从万千社会现象中，抽象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结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本质。不管是牛顿还是马克思，他们都揭示了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共同的东西。通俗来说，理论思维就是看清事物本真面貌的思维。当然，和自然科学中的“本质”“必然”“规律”不一样，历史的“本质”“必然”“规律”，不可能一次探索就一劳永逸，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活动总是在变化，“本质”“必然”“规律”会随着“人的活动”的延续而不断展开，会随着“人的活动”情况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提升理论思维来说，需要不断研究“人的活动”，也就是开展调查研究。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所谓调查研究，简单来说，调查就是了解现象、了解实际情况，研究就是在了解现象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现规律。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这里可以看出，先了解情况，再研究出规律，行动才可能有正确向导。这说明，理论思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提升理论思维不是说不要现象。我们认识事物总是从现象开始的，这也是我们把调查放在研究前面的原因。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首先就需要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因此，可以说理论思维来自于调查研究。

理论思维是善辩证、顾全局的思维。从思维方式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是辩证思维。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演，他讲道：“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照辩证法办事”要求我们系统地掌握辩证法及其基本规律。什么是辩证法及其规律呢？马克思赋予了辩证法历史性内容，他关注的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恩格斯直接把辩证法的规律概括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从质量互变规律来说，领导干部任职都是有任期的，做工作总是希望在自己任上能有显著变化，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又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有可能是乘凉的人，但也要做栽树的人，推动经济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思维不仅反映领导干部的认知，也反映其政绩观和价值观。从对立统一规律来说，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就要求我们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工作，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头万绪，要说重要，哪项工作都重要，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做事情总要有一个轻重缓急，哪个轻、哪个重，哪个缓、哪个急，这就考验能力、智慧和工作经验了，同样，也考验理论思维。从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说，辩证思维强调“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有时并不能一下子搞清楚其本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思维、反向思维来促进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比如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难以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事物是什么”，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事物不是什么”。再比如，我们对什么是共同富裕的认识，也是通过“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来深化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维度来认识理论思维，但不管怎么认识，理论思维的核心都是用理性替代感性、用规律理解现象、用辩证把握全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都需要理论思维，理论思维也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工具，我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

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的“稳定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质量充分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

加强对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层次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就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压力挑战，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稳步提高，为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理解把握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新定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目标，提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党的二十大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着眼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大部署。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作出的重要承诺。我们要牢牢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新定位新使命，准确领会把握其核心要义，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本质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集“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于一体的高效就业。“充分”，就是要千方百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就业容量，实现“多就业、少失业、流得动、稳得住”；“高质量”，就是要增强就业的适配性稳定性，稳步增加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让人民群众更好安其岗位、乐其职业。深刻把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和特征，以扩大就业规模为基础，以提升就业质量为目标，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就业实现从“有”到“好”的深层次转变。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点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就业工作取得的规律性认识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并提出了五个方面重点要求：始终坚持就业优先、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工作指明了前进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面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以及新业态快速发展的形势和局面，将创造一大批新的就业机会，为新就业形态开拓广阔空间。

加强对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和原因的深层次认识

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制约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关键因素。结构性就业矛盾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产生的，表现为专业技能难以适配岗位所需、人才培养仍然滞后市场要求、人力资源面临持续减少困境、就业供需双方无法顺畅匹配，呈现四方面深层次原因。

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随之岗位需求也呈现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结构性特征，以自动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广泛应用，对岗位产生了“创造性破坏”效应。一方面，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推动形成如算法工程师、网络运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的就业机会。新业态不断涌现，成为就业扩容提质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信息服务等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兴技术、机器对劳动力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尤其是对技能要求低、重复性高或者较为繁重、精细、易错、易发生安全问题的领域，出现“机器换人”现象，替代了相当数量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和常规性脑力劳动。随着AI技术持续高速发展，就业替代效应将更为明显。在岗位更迭过程中，行业技术断层将导致劳动力在高低技能行业间的迁移障碍加剧，低技能劳动者难以迅速转移到新兴就业岗位，削弱行业间劳动力横向流动能力，必然造成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加剧。

人才培养前瞻性不足导致就业需求脱节。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供给侧，本质上是教育、培训同就业、市场的融合有待加强，劳动力供给无法有效满足现实需求。当前，产业升级的速度远远快于人力资源积累的速度，特别是在科技进步加速背景下，技能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对教育体系的要求极大提高，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存在明显的时滞效应。尤其对于青年人而言，虽然他们越来越多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教育培养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的情况仍然存在，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不足，一些新兴行业所需专业人才供不应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机器人技术等新兴专业仍处于发展初期，标准不统一、内容更新滞后，教师教学能力不足导致前沿技术知识难以有效传导至教学一线。另一些专业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但招生计划调整较为滞后，这种就业与教育供需两端的结构性失衡，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也制约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导致人力资源配置不均。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就业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较为集中，劳动者收入水平普遍高于东北地区，同等条件下吸引了大量优质人才和劳动群体，产生了对其他地区的人才“虹吸效应”。从更长的时间线梳理，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大龄劳动者教育水平不高情况尤为突出，后续技能更新速度急剧放缓，在观念、技能等方面均难以适应技术快速更新迭代要求，将进一步减缓人力资本禀赋改善速度，提高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难度。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导致就业资源、就业机会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公共服务尚不健全导致无法实现顺畅匹配。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者经济条件、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维权意识显著增强，一些劳动者不仅关注岗位薪酬待遇，还关心工作环境、发展机会以及生活配套。尤其是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心态和就业需求比较特殊，还存在求职信心不足、就业期望过高、心态求稳从众等问题，“考公热”“考研热”升温，“慢就业”“不就业”现象增多。而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人为设置进入壁垒，强调性别、年龄等方面因素。供需两端制约了就业的精准匹配，进而造成摩擦性失业，逐渐转变为结构性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公共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也面临重要转变和调整。如果就业服务无法及时解决上述新情况新问题，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出现。

加强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的前瞻性谋划

“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关于民生工作的头等大事，也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的迫切需要，需要我们锚定问题症结、勇于开拓创新，探索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有效路径。

适应转型发展之需，构建“监测—预警—响应”的产业人才协同机制。一是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找准自身定位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完善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产业等领域支持政策，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高质量岗位供给能力，挖掘释放就业潜力，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二是构建“监测—预警—响应”的产业人才协同机制，建立涵盖“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匹配度”三个维度的产业人才需求监测系统，实时跟踪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优化就业供给结构。三是建立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动态数据库，进一步完善失业预警机制，积极防范处置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可能导致的规模性失业，通过挖掘相近产业的适配需求，有效承接转移就业劳动力。

补足技能适配之短，创新“校企双制—技能银行”的产教融合模式。一是兼顾中长期人才储备和当下就业需求，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设置符合新质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发展导向的学科专业，重点培养学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实施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落实好就业红黄牌提示制度，及时调整不符合实际需求的学科专业，缩短审批周期，促进人才培养更好响应市场需求变化。二是创新“校企双制—技能银行”的产教融合模式，推动学校和企业共同研讨、合理安排学习与实践时间，促进学生理论实践相结合；同时，推行“技能银行”制度，建立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完整记录存储劳动者学历、技能、业绩等信息，持续强化就业者新技术应用能力建设。三是促进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衔接，建立技能积分制度，将技能提升与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关联，推进跨地区资格互认，激励劳动者持续提升技能。四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持续打造技能生态链，推进多元融合，政府支持高校、院所等和企业联手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

应对人力短缺之难，提升“绘制人才图谱—促进人口流动”的改革发展质效。一是绘制重点产业人才图谱，“靶向”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破除“四唯”，突出创造价值、能力、贡献导向。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落实好专业技术人才改革试点，加大本土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二是深化劳动就业和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劳动力市场壁垒，缩小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和身份、性别歧视，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促进人力资源有序流动、高效配置。三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客观实际，继续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大龄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结合人力资源禀赋，打造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业集聚区和就业增长极。

弥补信息匹配之差，增强“数据驱动—精准施策”的信息化治理能力。一是以数字赋能推动服务模式创新，抓紧升级改造统一就业服务云平台，统筹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数据，整合各类就业信息资源，打通“信息孤岛”。探索“人工智能+就业”，丰富就业服务应用场景，加强社会化平台就业信息监管，延伸“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充分运用智慧就业平台，加强就业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发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定期发布就业市场分析报告与需求预测信息。二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运用各专业领域劳动者优势，有效引导人力资源服务重点产业。进一步强化就业公共服务资源归集力度，通过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等方式，推动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促进基层就业“微循环”，促进灵活就业群体、老年群体分时、分段就业，提升劳动产出。三是引导青年求职就业心态，强化多层次参与、多部门联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机制，推进高校建立健全就业、未就业毕业生动态台账，前置职业规划指导，建立就业创业指导教师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青年群体劳动参与率。

（作者系辽宁省委常委、副省长）

以“宣讲+”推进理论与青年深度连接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争取青年、赢得青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时代青年是“数字原住民”与“社会生力军”的叠加体，其思维活跃、需求多元、表达个性化的特征，对传统理论宣讲提出全新挑战。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真正入脑入心，是新时代理论宣讲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现实课题。“宣讲+”通过构建“内容—场景—形式”深度融合的理论传播体系，以回应青年关切、嵌入青年生活、激活青年共鸣，实现理论青年化传播，推进理论与青年的深度连接。

“宣讲+主题”：以“小切口”引发“大共鸣”。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之问、青年之惑。青年群体既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也是思想困惑的集中承载者。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传统宣讲常因“大而空”的议题设置与青年实际需求脱节，导致出现“理论热”与“青年冷”的问题。突围这一困境，要以需求导向重构宣讲主题，将青年关注点转化为理论阐释的切入点，让理论成为青年破解困惑的“钥匙”。

聚焦社会热点，让理论“接地气”。社会热点是青年群体认知世界的“第一窗口”，也是理论阐释的“天然富矿”。比如，借“网红博流量事件”引出“主流价值引领”的必要性，以“国潮品牌的崛起路径”阐释“文化自信”的实践逻辑，用“外卖骑手的算法困境”解析“技术向善”的伦理边界。这种“热点+理论”的双向互动，既让青年感受到理论的“现实温度”，又使其在解构热点中建立对理论的深度认同，实现“热点不热、理论不冷”。

直面现实难点，用理论“解困境”。在现实中发生碰撞是青年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常态。从“考研还是就业”的职业选择，到“大城市还是小家乡”的生存焦虑，再到“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价值困惑，这些现实难点是理论传播的“痛点”，更是理论落地的“突破口”。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理论，完成了“难点—理论—行动—解难”的现实闭环，得到了青年群体的广泛认可和热情追捧。

找准思想堵点，借理论“通经络”。青年群体的思想困惑往往源于“认知迷雾”。如认为“传统＝落后”导致对“传统文化”疏离、无法厘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故而质疑“集体主义”等，这些思想堵点长期淤积，就会使价值判断出现偏差。现实和认知的错位点正是堵点所在，“理论之针”就是要精准定位，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打通“思想脉络”。如用理论宣讲破除“既然卷不赢，为何又会躺不平”的迷思，回应“追求精致穷是否有错”的困惑，消除“认真我就输了吗”的偏见。宣讲如同“针灸疗法”，依据严谨的逻辑和丰富的实践，促进了共识的形成，激发了青年的内在动力。

“宣讲+情景”：以“真场景”构建“强连接”。理论传播的本质是“认知共同体”的构建。传统宣讲多囿于封闭空间里的单向输出场景，理论被局限在刻板的会场、枯燥的文本里，青年听众往往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难以真正共情理论的现实价值，出现“听而不闻、学而不化”的现象。场景化设计能够通过重构空间与情境，让理论从“书本”走向“生活”，在真实互动中完成认知闭环。

嵌入日常场景，让理论“触手可及”。青年群体的生活轨迹具有规律性，宣讲需主动嵌入其现实场景。如在青年学生的课堂中，结合专业案例解读“新质生产力”；在科研工作者的实验室里，在项目分析中引申“自主创新战略”；在工会活动的集体讨论中，通过技能竞赛传递“工匠精神”。这种“场景化嵌入”打破了理论传播的时空壁垒，使青年在熟悉的环境中自然接触理论，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浸润。

打造沉浸场景，让理论“身临其境”。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决策、实地探访等互动形式，构建“沉浸式”学习场景。如在红色教育基地设计“红色剧本杀”，让青年在角色体验中感悟信仰力量；在未来城市实验室开展“可持续发展沙盘推演”，在引导话语中感受背后的理论伟力；在职场培训会组织“危机处理工作坊”，在协作交流中理解合作共赢的深刻内涵。这些沉浸式体验将青年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情感共鸣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

构建数字场景，让理论“无界传播”。青年是“数字原住民”，宣讲需主动拥抱技术变革，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传播场景，通过虚拟现实（VR）还原历史场景，用增强现实（AR）解析政策模型，开发互动程序实现“理论闯关”。数字场景的拓展不仅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更以“交互性”“趣味性”吸引青年主动参与，使理论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

“宣讲+形式”：以“新表达”激活“青春力”。理论的感染力在于适配受众的表达语态与接受习惯。宣讲若不能契合青年的审美偏好与接受习惯，即便内容扎实也容易失去传播效力。宣讲要破解这一困境，就需突破“说教”范式，通过形式创新、多元化表达为理论传播注入活力，让严肃的理论内容以更鲜活、更亲和的姿态走近青年。

融合流行文化，让理论“潮起来”。将理论融入青年喜爱的文艺形式，以开放麦演绎“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短视频解构“新发展格局”，通过音乐剧传递“奋斗精神”。这些“潮表达”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方式降低理论接受门槛，使青年在“看秀”“刷屏”“追剧”中完成认知升级。

翻转宣讲模式，让理论“动起来”。鼓励青年参与理论内容生产，举办“青年说”演讲大赛，让青年用个人经历印证理论力量；开展蹲点调研活动，在访谈中深化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的理解；设计“青春问答卡”等互动产品，激发青年收集与分享欲望。这些互动形式将青年从“受众”变为“创作者”，在参与中增强理论认同。

借力技术赋能，让理论“活起来”。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优化宣讲形式，开发AI理论助手，实时解答青年疑问；通过算法推荐精准推送内容，实现“千人千面”传播；利用虚拟偶像打造“理论数字人”，以年轻化形象拉近与青年距离。技术赋能使理论传播更具时代感，满足青年对“即时性”“个性化”的需求。

（作者系浙江农林大学理论宣讲研究中心主任）

为治学而收藏

冯其庸（1924—2017年），中国著名红学家、文史家、书画家，在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艺术史、考古学以及西部文化、艺术、历史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尤以研究《红楼梦》闻名于世。他以实证考据为核心，对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版本以及《红楼梦》思想艺术进行研究，推动新时期红学的发展。冯其庸在治学道路上留下了许多珍贵书籍，其中有关《红楼梦》的藏书千余册，版本琳琅、内容广博，包含了他在整个红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影印、撰写、主编的绝大部分文献。

书缘流转：苦心搜求的典籍荟萃

冯其庸的红学藏书中，可确定的来源包括机构赠书、他人赠书、本人影印三种。赠书机构主要来自高校、研究所或出版社编辑部，多为学术交流，请冯其庸先生阅读、收藏。如杭州大学教育革命组1975年出版的教学参考材料《〈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扉页中有“杭州大学教材科赠阅”“宽堂”“瓜饭楼珍藏图书”三枚钤印，由钤印印文可知此书为杭州大学所赠，冯其庸（号宽堂）将此书收藏于瓜饭楼（冯其庸的居所）。

他人赠书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来自渴求指导的后辈学者，二是国内外红学研究同仁。后者的赠书尤其体现了冯其庸藏书的国际视野。通过积极参加国际红学会议，他与周策纵、余英时、叶嘉莹、伊藤漱平、松枝茂夫、陈庆浩、柳存仁等世界知名红学家建立密切联系，并获得了他们的红学著作，所获赠书均被细心珍藏并用于研究。例如，陈庆浩撰写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扉页上除冯其庸本人钤印“冯”“瓜饭楼”和李希凡藏书章“希凡藏书”外，另有冯其庸墨笔题识“此书是希凡同志所赠”“七五年七月四日其庸记”。

冯其庸本人影印的书籍百册有余，多为珍稀版本的《红楼梦》原著，也有少量非公开刊印的族谱，此部分藏书除珍藏功能，更多用于红学研究。如清道光壬辰暮春上浣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影印本，是版本较早的《红楼梦》，是清代版画代表作之一，极为罕见，被历代红学家所赞誉。冯其庸将其完整影印，作为珍稀文献收藏使用。《浭阳曹氏族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由曹氏族人续修而成的传世族谱，不对外刊印发行。冯其庸在研究其祖籍时需用族谱查证曹氏家族的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关系，《浭阳曹氏族谱》的影印本是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书海织章：红学的“百科全书”

冯其庸的红学藏书体系全面而丰富，几乎涵盖了与《红楼梦》相关的所有领域，涉及作者家世、版本考辨等文献研究，人物品评、诗词文笔等文本分析，以及服饰、园林、饮食等文化阐释。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版本、译本、续书、红学研究论著、改编研究、红学史研究和《红楼梦》题材作品七大类。冯其庸收藏的《红楼梦》版本共计89种375册，版本种类齐全，其中不乏珍稀版本；译本类藏书包含俄文、韩文、日文等7种译本；续书类藏书包含《后红楼梦》《红楼梦补》等从清朝至当代的11种续作；红学研究论著在此部分藏书中占比最大，包含各类研究专著498种，颇具收藏规模；改编研究类藏书包含以《红楼梦》原著为基础，通过改变表现形式或用途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共计9种；红学史研究类藏书包含《红学：1954》《红学五十年》等13种国内外红学史研究著作；《红楼梦》题材作品类藏书包含戏曲、诗歌、画集、印谱、小说等多种形式在内的21种艺术创作。尤为重要的是，冯其庸本人撰写的红学著作也包含在内，早年出版的《春草集》《逝川集》《论庚辰本》等代表作尽数在列，使这批藏书不仅网罗百家，更完整地记录了他本人的红学学术足迹。

值得一提的是，冯其庸珍藏的《红楼梦》版本兼具多样性、完整性与系统性的特点，涵盖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等早期抄本，到程高本以及绣像绘图本等重要版本，清晰勾勒出《红楼梦》的版本流变与不同时代的解读嬗变。加之部分版本年代久远、刊印极少，尤为珍贵。如香港梦梅馆2004年影印带有海内外150多位红学家名章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仅发行240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发行的“人间孤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初版限量印刷1500部；西泠印社2013年出版的《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是目前为止第一部递藏源流清晰的脂本《石头记》。除上述经典版本外，他也会收藏新发现的版本，或者特色鲜明、质量较高、存在争议的校勘整理本，作为研究参考。例如，版本价值及抄录年代的判断存在着较大分歧的庚寅本《石头记》、在红学界口碑褒贬不一的张本《红楼梦》。可见，冯其庸对于《红楼梦》的版本收藏超越了个人好恶，体现了一位学者藏家的视野与格局。他既重珍稀版本的历史价值，也重争议版本的学术潜力，由此构建的丰富而系统的珍藏，在私人藏书领域独树一帜。

书印寄情：钤印与题赠里的文人情怀

钤印于书是我国从古至今流传的一个特色传统，藏书的钤印既能提供有关书籍被刊印、收藏及鉴赏的历史源流，又具有书法篆刻及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在冯其庸的红学藏书中，钤印种类丰富，包括姓名印、斋号印、藏书印和闲章等，一人多印，足见其癖。据统计，红学藏书中仅其本人的钤印就有二十种，其中姓名印九方、斋馆印两方、藏书印六方、闲章三方。冯其庸自幼学习书画，造诣颇深，且爱好金石篆刻，其钤印印文中包含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寄托其文人雅趣与艺术追求，收藏价值颇高。

来往题赠也是冯其庸红学藏书的一大特色，其内容涉及藏书来源、作者介绍、版本考辨、内容评述等众多信息。如杜世杰撰写的《红楼梦原理》扉页上，有《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用蓝色钢笔题赠的“此书终于到手，即寄其庸兄供批判之用。时正粉碎四人帮薄海同欢之际。”余英时所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的扉页上有著者本人签名“其庸先生指正”，并在左下角注明赠书日期、地点和事件，可见此书为冯其庸1980年6月参加威斯康星大学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时获赠的红学著作。可见，这些题赠早已超越简单的墨迹，已是读者藏书鉴赏的重点，更是学术传承的鲜活印证。

书注藏思：批跋校注中的“乾坤”

冯其庸红学藏书最珍贵之处在于书中包含形式多样的“内容物”，如校注批注、题识题跋、思考品评等，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物”的藏书既是版本校勘的范本，也是思想研究的载体。夹条校注不仅承载着冯其庸独到的学术见解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更是系统化的文本修订记录和思考注解，为红学学科构建了可追溯的学术脉络。如在人文版的《红楼梦》中，多处夹有校订字条，这些字条不仅对照底本查漏补缺，更解释了修订的缘由，是冯其庸再次深入阅读理解后的产物。例如第十五、十六回出现的一种香草，字条校注详细考证了其作为香草本义与在特定回目中可能的隐喻含义，因其音与“脊令”（水鸟名，喻兄弟友爱，急难相顾）相似，冯其庸认为第十六回出现不单是指香草本身，更是借此隐喻曹雪芹父、祖辈兄弟不和，作者或用这一香草的再次出现寄托自己对家族没落的感慨，展现了冯其庸深细的文本解读功力。

此外，冯其庸红学藏书中存在的读书心得、思考评论、内容考证等思考痕迹的著作颇多，是其精华所在。冯其庸治学理念之一是坚持“无证不信”“孤证不立”，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史料的发掘与收集，也重视对文献资料的参考与使用。如周汝昌在《曹雪芹》中推测曹雪芹的血统祖父是曹宣，父亲是曹頫，冯其庸并未直接采纳，仅将其标红并墨笔批注“雪芹父祖辈的结论”作为研究线索。后通过《曹玺传》证实“曹玺有两个儿子，‘仲子宣’”，证实周汝昌的分析，将此推论转化为确凿证据。藏书中多有红笔划线和手写批注，记录阅读时产生的思考，直观地呈现了他在红学研究中考证史料的思考与过程，这不仅是学者阅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作为一手研究资料供后辈学者使用。

冯其庸的红学藏书远非旧籍之汇集，其本身就是一部由版本、批注、题识与钤印共同写就的可触、可感、可追溯的红学史，至今仍在与后人对话。

“报国总殷勤”

刘铭传（1836—1896年），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人，淮军名将。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刘铭传临危受命，突破法军封锁渡台，领导军民取得淡水、基隆大捷。1885年，刘铭传任台湾省首任巡抚，推行开矿、修铁路、办学堂、创邮政等改革，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刘铭传秉持“才气无双，不居人下”的志向，从《大潜山房诗钞》到《刘氏宗谱》中的训示，都注重以良好家风育人。其家训蕴含的忠勇报国的赤诚、勤俭清廉的操守和务耕务读的勤学，共同塑造了他的人格境界，并经由他的言传身教，化为泽被后世的无形家产。

“名儒与名将，报国总殷勤”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刘铭传一生最鲜明的底色。他一腔热血赤诚报国，面对外侮，始终主战抗敌，毫不妥协，“此心勤报国”“名儒与名将，报国总殷勤”是他忠贞不贰的报国宣言。抗法保台是他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短衣草履卧山野，战辄亲出当军锋”，最终取得鸦片战争后中国反侵略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也被誉为“抗法保台民族英雄”，这种舍生取义的爱国情怀成为刘铭传家风的鲜明标识。

刘铭传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着后人。早年刘铭传在常州意外得到虢季子白盘这一国宝并悉心保护。在其去世后，面对军阀的威逼、国外势力的利诱，刘氏后人为保护虢季子白盘展开抗争，历尽艰辛终护得国宝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第四代后人刘肃曾主动表示“保护国宝，责任非轻，个人力薄，盘之安全可虑；现政府如此重视，亟愿献出，从此国宝可以归国，获卸仔肩，亦为幸事乐事”。1950年刘肃曾专程进京献宝并受到董必武、郭沫若、沈雁冰等领导人的接见。董必武为此盘题词：“国宝归国，可庆可贺”。刘铭传后人心怀国家，誓死捍卫国家利益的大义行为，正是刘铭传“报国总殷勤”爱国情怀的最好传承。

“我闻殊太息，揽辔思彷徨”的心系黎民

“闻道疮痍满目生，空怀拯溺十年情”，刘铭传出身贫寒，后虽功成名就“为时名将”，但骨子里天然具有实现报国理想的抱负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他在《郊行》一诗中写道“近凡见兵马，畏怯故走藏。我闻殊太息，揽辔思彷徨”，描写了底层百姓的绝望与无助，感叹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内心的同情。其在诗作《建平秋晚》中慨叹“大地息烽烟，荒城少黎庶”，百姓的饥寒与苦难始终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

鉴于百姓疾苦，刘铭传经常赈济灾民、兴建义庄，尤其在台期间“益创西学堂，课西国语文、测绘、格致诸术，厉人才、建番学，教番民子弟，复就考试学额，以广振士风”。在刘铭传的积极倡导下，“成效大著，台湾教育为之一新”。特别是他针对当地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成立“番学堂”，教他们穿衣、知礼，针对高山族“杀人驱疫”恶习，亲自编写了一首歌谣《劝番歌》，劝导高山族人“莫如归化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在其努力下，两年内，全台400多个“番社”、8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开垦农田数十万亩，有效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山区开发。

“光明照我心，我心相与洁”的清廉之守

刘铭传一贯淡泊名利，把廉洁正直作为为官准则。其诗作《陈州防次》中“高官足荣贵，身后何所有”，表达了他对功名利禄的深刻认识；《题大潜山庙》中“一时向上，一时向下，身外功名总是空”的慨叹，更彰显其超然物外、不慕荣利的人生境界。在建设台湾期间，因国库空虚，他把朝廷给的养廉银和赏银也全部用作兴办学堂。在清理田赋时，他铁面无私，严厉查处了一批在清赋过程中阻挠、舞弊的基层官绅。

刘铭传多次警示后人要廉洁自律，他还直接指导续修《刘氏宗谱》，亲自手订《家规律条》，强调遵纪守法，警惕贪欲之害。后人对其皆有较高评价，赞扬其“性秉刚方”“钟声铁面，雄侠威棱，为治用兵，曰勤、廉、简”。

“务耕务读，惟勤惟俭”的传家之道

刘铭传一生勤学不辍，“喜读医药、壬奇、占侯、堪舆、五行之书，犹好兵家言”，这得益于刘氏家族“耕读”之风的绵延传承。刘氏先祖居江西进贤县，元末明初家族为躲避战乱，迁至合肥西乡大潜山下，至刘铭传一代已逾400年，一直秉持“耕读”的优良家风。他在《续修宗谱序》中，将“务耕务读，惟勤惟俭”作为家训，倡导勤劳耕作、读书学习、勤俭持家的价值观，这些家风不仅影响了刘氏家族，也对台湾地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铭传对“务耕务读”的家训身体力行，将“读书”和“耕田”并列，视为安身立命的正道。读书写诗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学有所得，总是付诸笔端，以诗言志，即使赋闲在家，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专研西学，以求御侮之道。对家人的教育也是从文字开始，“堂前灯火听儿读”便是其生动写照。为让家中子弟专心读书，晚年在老家刘老圩西侧的一座小岛上修建书屋，让家人摇船送子弟到岛上静心学习。关心家乡人才事业发展，倡议捐资在西乡设立肥西书院，“自肥西书院开，而文风乃日盛”，推动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刘铭传的家风、家训，融爱国、忧民、清廉、耕读于一体。这不仅是刘氏家族的精神财富，更是传统中国“家国一体”观念的深刻体现，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梁启超《瓜分危言》中的海权思想

面对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中大声疾呼，试图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在“以马鸿（注：今译为马汉）之说规中国形势”时，他对源自西方的海权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引介与转化，较早将马汉的海权思想介绍给国人。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他将强调扩张的“海上权力”概念，转向强调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近代中国“海权”话语的开端。这一“海权”话语通过广泛的舆论传播，对晚清国人的海权启蒙产生深刻影响，更直接推动维护国家海权的早期实践。近代中国“海权”话语的核心在于将海洋与民族存亡、国家主权紧密联系，为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当今海洋强国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民族危机下的海权启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丧权辱国，列强随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等重要港口相继被“租借”，沿海要隘尽失，万里海疆门户洞开。面对“海权沦丧，国将不国”的惨痛现实，中国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重新审视海洋与民族命运的关系。

1898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得以广泛阅读西书，全方位接触西方最新的理论知识。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尔弗雷德·马汉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此时已风行欧美日各国，日译本也早已于1896年出版，并成为日本海军与陆军学校的重要教材。其核心论点为：海权是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控制海洋意味着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这一理论的中文节译首次出现于1900年。早于此，梁启超1899年连载于《清议报》的《瓜分危言》一文便将海权思想明确介绍给国人：“海权云者，创于美国人马鸿。马鸿之言曰：‘海上权力，国家之存亡隆替系焉。国家有是权则兴，失是权则亡。’”

值得注意的是，马汉的理论诞生于美国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时代，其本质是为美国海外扩张和争夺霸权提供理论依据。而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梁启超在“以马鸿之说规中国形势”时，使其从一种扩张性的战略学说转变为契合中国救亡图存需要的启蒙思想。

“海权”内涵重塑

梁启超论述中最核心的创见在于其对“海权”概念的重新界定与内涵重塑。梁启超并没有简单沿用日本常用的“海上权力”直译，而是使用当时尽管仅零星出现，但早已进入其视野的中文“海权”一词。这一译法不但有“海上权力”简称之意，也更加凝练，与马汉使用“Sea Power”代替“Maritime Pow-er”的意图一致，利于后续的传播。在马汉的原始理论中，“Sea Power”侧重于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控制海上通道和贸易路线，强调的是“权力”和“控制”。而梁启超所用的“海权”，则强调国家在海洋领域应享有的“权利”和“权益”，这一微妙的转变，更贴合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现实需求。

梁启超深刻阐述了海权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瓜分危言》中痛陈，列强侵占领土、霸占港口，导致中国“海上之权力，自尔以来，荡焉无存”，并进一步指出中国“陆权海权，并而失之”，提出领土主权与领海主权的一体性。在分析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时，他将“直隶湾为俄与英海权之界”与“黄河为俄与英、德疆域之界”相提并论，清晰地表明“海权”与陆地疆域一样，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海权的视角下，梁启超超越了当时普遍关注的领土“有形瓜分”，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采用“无形瓜分”更具危害性。他认为，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铁路、矿产、财政、海关等经济命脉，虽未直接分割领土，实则已使中国主权名存实亡。他警示国人，无形瓜分之危害更甚于有形瓜分，这种以经济、金融手段进行的殖民掠夺，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这一洞察充分展现了其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思潮激荡下的海权维护

此后，梁启超将其海权思想融进他关于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其时世界局势分析的时论文章中也多有体现，这些文章引领了当时的报刊舆论，深刻影响了晚清中国的社会思潮，并直接作用于维护海权的早期实践。

1902—1903年，梁启超分析世界民族竞争大势日趋集中于亚洲，太平洋首先成为列强的焦点，并借胞弟梁启勋的译文断言“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呼吁中国应成为“太平洋之主人翁”，将海洋战略地位提升至民族竞争、国家兴亡的高度，试图唤起国人对列强在华扩张海权的警醒。从1903年起，国内报刊对中国“海权”的关注迅速升温，在知识界、政界乃至商界引发广泛讨论，促使“海权”意识从精英阶层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散，为后续的维权行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这也直接影响了晚清官员在处理海洋权益争端时的立场和策略，他们明确将列强对中国沿海海面的侵占定义为“侵越海权”“侵碍我国主权”，依据国际法原则进行严正交涉。在民间，士绅民众在禀文中也频频使用“海权”一词，强调“固我海权”关乎“主权”和“利权”。由梁启超所首倡的“海权”话语，已转化为官方和民间维护国家权益的具体行动指南。

梁启超对海权思想的引介与重塑，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他成功地将一种源于西方扩张战略的理论，转化为契合中国当时最紧迫的主权维护需求的启蒙学说。将“海权”意识提升到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深刻揭示了海洋权利关乎民族生存与发展。他所构建的以主权为核心的近代中国“海权”话语，为后来中国海权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使国人认识到，海权不仅是军事上的“制海权”，更是国家主权、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依托，点燃了中国人现代海权意识的最初火种。在当今世界海洋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重温梁启超的海权思想，对于增强海洋意识、坚定维护海洋权益、扎实推进海洋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如何认识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提问：戴奕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请问，如何理解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解读：唐爱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需求层次也在持续提升，不仅期盼更丰富的物质财富，也渴望更充实的精神世界、更清晰的价值归属、更安顿的心灵家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回应这一具体而现实的需求，旨在让每一个人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享有更加多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精神文化滋养，实现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与普遍提升。它既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与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鲜明特色。

为什么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自觉追求，它深刻回应了新时代人民需求层次的跃升，明确了人的发展的更高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满足“更充实的精神世界”需求的重要支撑。人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体。当温饱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精神世界的丰盈便成为个体成长的重要追求。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动通过经典阅读、艺术熏陶、创新实践等多元途径，拓宽认知边界、涵养审美情趣、激发创造活力。从乡村老年人通过线上课程学习书法绘画，到青年群体在社交平台分享原创作品，再到亲子家庭参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这些具体实践背后，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滋养的热切追求，彰显的是不同群体对“精神成长”的普遍诉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全体人民平等获取优质精神资源提供重要保障，使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群众都能在精神探索中实现自我提升，完成从物质富足到精神丰盈的蜕变。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回应“更清晰的价值归属”需求的关键举措。当前，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日益多元，个体对“我是谁、我属于谁、我为谁而奋斗”的价值追问愈发强烈。缺乏清晰的价值归属，容易导致精神迷茫、信念动摇，甚至引发社会共识碎片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之一，就是构建共同的精神家园、培育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让人们在共同的文化记忆和价值追求中找到归属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抽象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精神坐标。它体现在邻里互助的温情中、爱岗敬业的坚守中、爱国报国的担当里。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真正实现，人们就能在多元思潮中凝聚最大共识，在个体差异中汇聚磅礴合力，将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我”，为民族复兴提供持久而深沉的精神动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让每个人在“做自己”的基础上，还要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在一起”。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满足“更安顿的心灵家园”需求的文明抉择。回顾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物质财富快速积累往往伴随着人的物化、异化问题，精神空虚、心灵无依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症结。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这种以牺牲精神价值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始终坚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道路。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心灵安顿的需求日益迫切，渴望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内心平静，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情感慰藉，在精神寄托中摆脱焦虑迷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正是构建心灵寄托的重要载体：优质文化产品能够滋养心灵，社区邻里间的精神联结能够传递温暖，参与公益实践能够让人在奉献中获得精神满足。这不仅有效摆脱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追求：并非简单追求物质财富均等化，而是致力于让全体人民在精神层面获得切实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身安”与“心安”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文明优势。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并非抽象的概念，其丰富内涵具体地、历史地展现在个体、社会与国家三个相互贯通的层面上。这既是其内在结构性要求，也是实现过程的必然路径。个体的全面发展为整体繁荣提供微观基础，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个体发展提供环境支撑，而国家的精神力量则为前两者提供宏观导向与根本保障。三者辩证统一，形成有机整体。

从个体层面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起点，在于构建使每个个体都能获得“有尊严、有选择”的精神滋养的生态。其核心要义绝非“整齐划一的精神标准”，而是以“个性化的精神实现”为基石，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精神追求的多元性与自主性。个人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还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具备辨别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被动接受单一信息。个人不仅是精神成果的享受者，还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者。

从社会层面看，社会是连接个体与国家的纽带，其精神共同富裕的内涵，在于打破“精神资源的垄断与割裂”，构建“共享共生的精神共同体”。社会层面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消除精神资源在地域与阶层间的不均衡。在精神资源的占有方面，当前，城市与乡村、精英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前者掌握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前沿思想，后者则面临资源匮乏或内容低俗化问题。真正的共同富裕要求精神资源成为全民可及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精神共同富裕不仅关乎资源分配，更强调社会成员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应依托共同的文化记忆与公共事件形成的价值认同，构建“共情型”的精神联结，形成和谐一致的社会精神生态。

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层面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质上是通过价值共识凝聚民族力量，推动“个体精神成长—社会精神和谐—民族精神强盛”三者同频共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精神坐标。通过历史教育、榜样示范，让个体在认同国家发展方向的过程中，获得“小我融入大我”的精神归属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以文化自信提升国家的精神竞争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封闭的自我满足”，而是“开放的自我提升”。国家通过保护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拓展国际文化交流等途径，让国民在吸收人类优秀精神成果的同时，形成“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的文化自信，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与精神竞争力。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找准抓手、多措并举、久久为功。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成为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这要求我们超越零敲碎打的传统模式，构建一个以“共同价值”为导航、以“优质资源”为基石、以“主体能力”为引擎、以“协同治理”为保障的四位一体实践框架，系统性地破解难题，扎实推动全体人民的精神生活迈向更高层次的富裕。

精神生活的核心是价值取向，没有共同的价值坐标，精神富裕就会陷入“各说各话”的碎片化困境。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首要任务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生活实践”，让主流价值成为全民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法治建设、社会发展、日常生活之中，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当前，我国精神资源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不断提升，但部分地区存在“建而不用”的闲置问题；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但部分产品存在“流量至上”“低俗化”的倾向。解决这一问题，要求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建立“需求调研—动态调整—效果反馈”的闭环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把握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使公共文化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此外，推动文化产业从“流量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文化企业创作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让文化产业成为“精神滋养的供给源”，而非“精神污染的传播器”。

如果仅提供精神资源而不培养精神能力，个体就会陷入被动接受的“精神贫血”状态，无法真正实现精神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将“能力培养”作为核心抓手，让个体从“精神消费者”转变为“精神生产者”，激活精神富裕的“内生动力”。创造性表达能力的培养，是培育“精神生产者”的重要环节。通过相关课程培训，传授基础技能，让个体“有能力”创造；通过搭建“低门槛”的精神创造平台，让个体“有条件”创造；通过“文化积分”“志愿服务激励”等方式，让个体“有动力”创造。当越来越多的个体参与精神创造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从“少数人引领”变为“多数人参与”的生动局面。

精神生活不是个体孤立的活动，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赖于一个健康稳定的精神生态。这一精神生态的构建，无法依靠单一力量独立完成，它需要各个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从主体协同看，要明确各主体的边界与责任。政府的职责是“兜底保障+方向引导”：通过立法确保精神资源的普惠性，通过财政投入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政策调控规范文化市场秩序；市场的职责是“创新供给+价值坚守”：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坚守意识形态底线，不能为了利益传播“负能量”，要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提供更多高品质精神产品；社会的职责是“联结纽带+互助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等要发挥基层治理作用，比如通过“邻里读书角”“精神互助小组”让个体产生精神联结，通过“志愿服务”让个体在帮助他人中获得精神满足；个体的职责是“主动参与+积极贡献”：每个个体都是精神生态的建设者，既要积极享受精神资源，也要主动参与精神创造、传播正能量。

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经济工作规律，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2026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云南实际，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开拓进取、担当实干，完成好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深刻把握发展机遇、更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贯彻。

深刻领会和把握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对我国发展形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需要我们从历史纵深、全球视野、实践特征三个维度来认识理解。从历史纵深看，“十四五”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必须坚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全球视野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还很突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从实践特征看，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我们必须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

深刻领会和把握“五个必须”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五个必须”既体现了我们党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又系统阐述了抓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路径，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习和运用好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更好指导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把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实际成效。

深刻领会和把握“八个坚持”的重点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鲜明提出了“八个坚持”重点任务，为做好经济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这“八个坚持”纲举目张、全面系统，兼顾了当前稳增长和长远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对标对表，发挥比较优势，抓住重点和关键，创造性地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深刻领会和把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形成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地方党委决策能力，创造良好环境氛围。我们必须学深悟透力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干事创业全过程，引导各级干部锤炼坚强党性、树牢宗旨意识，凝心聚力促发展，沉下心来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十四五”时期云南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迈出了坚实步伐

2025年是云南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3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领航指路。一年来，我们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明显，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风险防范化解积极有效，民生保障更加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干部队伍拼搏奋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从1年看5年，“十四五”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扎实推进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实现了“十四五”目标任务。

从战略任务看，顺利完成“3815”战略发展目标“三年上台阶”任务。“十四五”时期，全省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2023年历史性突破3万亿元，202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万元。发展质效迈上新台阶，产业投资占比从2020年的26.7%提升至52.1%，产业民间投资占比从2020年的39.8%提升至65.1%。群众收入迈上新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万元提高到2025年的1.85万元。开放发展迈上新台阶，昆明托管磨憨成效明显，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65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7600万吨，货运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一批“小而美”项目投入使用。生态环境质量迈上新台阶，滇池、洱海水质持续向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腾冲科学家论坛入选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行动计划清单，高新技术企业突破4000家、3年翻了一番，鲜切花种苗自给率从70%提高到80%。

从经济大盘看，全省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十四五”时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7%，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压力，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实现了增速稳。城镇新增就业每年保持在50万人以上，农民就地就近就业850多万人，实现了就业稳。基层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建成边境立体化防控体系，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了社会稳。5年来，全省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不断向好，转型升级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从发展动能看，质在发生积极变化。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从1.68∶1提升至2.5∶1，咖啡产业产值由3年前的不足百亿元增加到800亿元。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成为工业新引擎，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的贡献率保持在20%以上；滇中稀贵金属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产值突破1000亿元；白鹤滩水电站等“大国重器”投产发电，5年来新增新能源装机超过5900万千瓦，能源增加值、能源工业投资年均分别增长5.3%、26.4%。旅游业加速转型升级，“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叫响全国，旅游人次和收入连年创新高，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7.8亿人次，旅居人数达到550万人、同比增长41.4%，旅游带动就业、促进增收、拉动消费的作用愈发凸显。

从发展成色看，云南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群众获得感在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群众幸福感在提升，教育“25条”、卫生“44条”等措施成效明显，“编外校长”“编外院长”等做法深受好评，“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更有温度；建成374个边境幸福村，各民族团结友爱、亲如一家。群众安全感在提升，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深入推进，防汛“1262”预警叫应等机制成效显著，因灾伤亡人数大幅减少，社会更加安定有序。

从挑战机遇看，云南既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坚期，也处于政策叠加释放的机遇期。当前，我们虽然面临产业基础相对薄弱、消费增长动力不强、外贸结构不优等问题，但机遇大于挑战。在国家深化向南开放的背景下，云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开放发展迎来新的重大机遇；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云南的生态优势、绿电优势正在加速释放；随着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长，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后劲越来越足，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从干事创业看，全省上下发展共识进一步凝聚，发展思路进一步明晰，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更加昂扬。培育“三大经济”、坚持“六个大抓”等发展思路，运用“三法三化”“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等工作方法，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共为。从城市到农村、从园区到口岸、从工厂车间到田间地头，发展的气场、攻坚的锐气、创新的活力正汇聚成势。

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奋斗不停步，全力以赴扬优势、补短板、挖潜力、应挑战，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扎扎实实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以开局之年新作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云南现代化建设“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持之以恒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一个产业的崛起，往往能让一个地方从此不同。我们要以发展“三大经济”为路径，发挥比较优势，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进展。抓重点攻坚，集中攻坚落地一批牵引性、标志性的重大产业项目，推动资源换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挺进，以重点产业突破带动全省产业整体提升。抓结构优化，在稳住烟草、能源基本盘的同时，加快发展壮大非烟非能工业，下大力气抓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绿色食品加工等产业，打造云南工业新支柱，培育面向未来竞争力。抓园区提质，更好发挥园区集聚产业的主阵地作用，抓好国家级及省级重点开发区建设，促进区域间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强化招商引资与节约集约用地，在重点园区培育一批带动能力强、税收贡献大的产业集群。

深入挖掘投资和消费潜力，着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用好“两重”建设、“两新”政策等，围绕交通、水利、农业、旅游、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托幼、文化体育等民生领域，精准谋划实施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把云南独特的自然生态、民族文化、康养旅居、户外运动等串联起来，推进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培育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为各类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结合新型城镇化、城市更新，以县为单位出台“小、快、灵”的政策，针对旅居需求开发康养小户型，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出实用户型，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利用闲置房屋，不断提升房地产市场消费活力。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做深做实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云南背靠国内、面向南亚东南亚，具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天然优势。我们要一手接国内、一手连国外，做强枢纽功能，汇聚各类资源要素，加快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增强开放发展动能。对内开放方面，重点深化与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合作，通过“飞地经济”“园中园”等方式，加强信息共享、利益共享，承接更多产业转移。对外开放方面，用好各类开放平台，一体推进“口岸+通道+市场”发展，推动重点口岸扩能增效，做大“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加快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行动，高标准建设昆明国际陆港，集中布局一批集散交易中心，培育壮大高附加值的外向型产业，进一步把物流、贸易、产业链接起来，使原来“落地即走”的产品“踩一脚刹车”，让加工延链留下来、让外贸旺起来，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贸易、以贸易聚产业，走活沿边开放这盘棋。

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渠道。绿色是云南的突出优势，也是云南发展的鲜明底色。我们要重点在“绿电+”和林下经济上下功夫，打响做强绿色低碳云南区域品牌，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发挥云南水、风、光等清洁能源资源富集带来的绿电数量大、质量优、前景好等优势，以“绿电+”推进延链补链强链，引导产业链向高端化、绿色化升级。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建设一批零碳园区，加强碳足迹认证，提升云南制造出海竞争力。发挥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成后通信时延的优势，积极布局“绿电+智算”，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抓住国家支持发展林下种植养殖、特色经济林、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碳汇等产业的政策机遇，集中资源要素，大力发展林药、林菌、林茶、林花等产业，向林下经济要产值、要效益、要增收。

积极支持各类企业发展壮大，以企业之为促经济之进。抓经济发展、产业转型、项目建设，最终都要落到企业上。我们要深化央地合作，吸引更多央企把区域总部、生产基地、重大平台布局在云南，借助央企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优势，在各领域探索多种合作模式，实现共赢发展。推动省属企业挑大梁，围绕“管理、发展、脱困、改革”要求，优化国资国企布局结构，统筹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更加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全面提高综合竞争力，在重点领域挑重担、打头阵。激发民营企业潜能，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等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融信服”平台功能，深化运用“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难题，让广大民企敢投、能投、放心投。

强化科技赋能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我们要集中资源力量支持高原特色农业、稀贵金属、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开展科研攻关，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把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拧”在一起，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充分发挥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作用，将高端智力资源精准高效导入产业创新实践，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让丰富的应用场景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业物流、工业巡检、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巡查、低空消费等业态，科学布局无人机研发和本地化制造。主动拥抱智能时代，深化“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用心办好民生实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族群众。抓发展，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要聚焦低收入群体，创新调整帮扶政策措施，重点关注、精准帮扶。依托各地资源禀赋，大力培育富民产业，答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让所有群众都走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把资源、市场、群众对接起来，培育家门口的致富产业，一开始就把群众融进产业链，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结合人口变化趋势，统筹调配资源，推动教育、卫生事业优质均衡发展；深化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完善“爱心妈妈”等工作机制，让留守儿童有人护、空巢老人有人帮。

守牢安全底线，打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主动仗。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我们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领域安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充分激发社会正能量。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持续深化普法强基补短板等专项行动，深入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抓好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管理，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深化运用防汛“1262”预警叫应等机制，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有力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集中心思和精力干好工作，营造人人讲落实、抓落实、善落实的氛围，以实干推动发展、创造业绩。

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必须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战略位置抓实抓好。围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阶段性趋势性特征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需优化“人、产、城”布局，推进数智治理赋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工作，引领我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新型城镇化取得历史性成就。2012—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3.1%提高至67.89%，城镇常住人口从7.22亿人增加到9.54亿人；落户渠道显著放开放宽，超过1.7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高；“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19个城市群承载全国约75%的人口和84%的国内生产总值，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培育，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

自2024年7月《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各项战略任务持续落地见效，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稳步提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持续推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基本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不断优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非户籍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平等享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逐步增加，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比例提高到97%。二是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潜力地区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促进产业园区提级扩能，带动人口就近城镇化，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增强。比如，皖北地区积极推进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省际产业合作园区等建设，带动皖北六市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1.0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21个百分点。三是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培育。都市圈基础设施联通水平稳步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力度加大，产业分工协作持续深化，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比如，成都都市圈依托三大产业带及“科创通”平台、天府大道科创走廊等，推动成都产业和创新资源加速向德阳、眉山、资阳辐射，打通多条城际“断头路”，开通成都—资阳跨市域铁路，都市圈通勤、就医、上学等越来越方便。四是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建设稳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环卫污水处理设备设施更新等一大批城市更新项目落地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稳步实施，多个城市开展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老旧小区老化管线管道更新改造持续推进，城市安全韧性短板加快补齐。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性特征。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需要重点把握城镇化速度、动力、格局、群体等方面的阶段性趋势性特征。

一是城镇化增速逐步放缓。与国际上常用的刻画城镇化发展历程的“诺瑟姆曲线”经验相似，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阶段，即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1978—1995年，我国城镇化处于30%以下的起步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升0.7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率于1996年达到30.48%，预计2028年达到70%左右，这一期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升约1.2个百分点；2028年后，我国城镇化将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各省（区、市）城镇化率差距将逐步缩小、趋向收敛。

近年来，随着农村适龄就业人口下降，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减小，我国城镇化率提升速度已经放缓，“十四五”时期年均提升0.8个百分点。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增量时代逐渐结束，预计到2035年前将继续保持年均0.5—0.7个百分点的增幅。从中长期看，我国城镇化率可能维持在75%—80%区间。随着城乡关系和城镇体系趋向成熟，我国城镇化率最终将稳定在一定水平并小幅波动。

二是城镇化动力仍然较强。我国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坚强动力。一方面，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农民进城的驱动力。当前，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有4.51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约1.6亿、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超过20%，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近4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31倍，农业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进城就业安居仍有较强需求和较大空间。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新动能。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性应用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城镇就业结构、功能布局和发展方式等带来新变化新活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应用，产生就业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在扩大进城农民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其就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城镇化进程伴随着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深刻调整，生态文明、数字文明转型深刻影响城乡的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未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差距逐步缩小，城乡间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城乡物理空间边界不断模糊，城乡间工作和居住分离的“两栖人”逐步增多，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日益提高。

三是空间形态不断分化。我国人口流动近域化和城市分化态势进一步显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特征明显。2015年以来，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例持续降低，在省内流动的外出农民工增长近1/4。未来，人口流动将持续呈现近域化特征，城—城流动比例将持续提高，年轻人口持续向超大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集中，部分中小城市面临人口流出、民生保障压力。

从优势地区看，城市群和都市圈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呈现产业不断升级换代、人口持续流入态势，城镇化主体形态的集聚辐射能力将不断提升，引领城镇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从潜力地区看，城镇化率低、人口规模大、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且有较好发展空间的县市，依托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将成为就近就地城镇化和返乡人口就业创业的重要载体。此外，有的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城市以及偏远县域，正面临人口减少挑战，需要优化行政资源配置。

四是群体诉求更加多样。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群体诉求，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随着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就业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消费和居住等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学毕业生和创客群体等年轻人更倾向于体验最新潮流、追求自我和维护权益，不同群体的多样化诉求更加需要精准化满足和解决。

满足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的诉求是目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任务。大龄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属于城市中比较边缘、脆弱的阶层，主要诉求是健康保障、职业安全和未来稳定养老，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多数会落叶归根。未来，城镇化进程要保障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缺乏务农经验、技能和意愿，对城市生活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主要诉求不仅包括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而且迫切需要可负担的住房、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尊重。近年来，农民工带眷系数不断提高，家庭化迁移成为趋势，随迁人口对城镇公共服务需求更为强烈。未来，城镇化进程应重点保障他们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幼有所育。灵活就业群体，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多数是农村户籍，工作地点、时间灵活，但就业关系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健全，主要诉求包括职业伤害保障、职业技能培训和合法权益保障。未来，应进一步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门槛，逐步将其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重点解决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着力提升职业技能适配能力。

进一步增强新型城镇化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需顺应规律、把握趋势，紧抓城镇化动力仍然较强的关键时期，完善动力机制，优化布局形态，推动数智化全域赋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构建产业集聚、就业创造、人口流动相协调的动力机制。人们离乡进城，或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主要是谋求更高收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公共服务，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是影响人口城乡、城际分布格局的重要变量。当前，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人与产不匹配、城与产不同步、城与人不融合等问题，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建立。需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健全区域间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优化“人、产、城”布局。一是强化优势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要素保障。支持超大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集聚产业链高端环节、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和人口承载能力。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完善政策和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协作机制，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二是完善潜力地区产业培育和就业扶持政策。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一县一策”培育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做好农民就近就业、外出人口回流保障工作，推进产业园区功能提升和县城补短板建设，提升城镇就业支撑和综合承载能力。三是优化人口流出地区公共资源配置。持续推动转型发展，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强化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引导人口向邻近的经济发展优势区域转移。

优化功能分工、规模结构、形态类型相适配的空间布局。城市群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应把握“十五五”时期这一重要时间窗口，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加快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推动“强城强圈”、梯次推进“以圈带群”，着力构建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配套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一是加强城市群协调联动发展。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以设施贯通和机制建设带动重点领域合作，围绕统计分算、财税分享等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二是加快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深入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推动都市圈规划统一编制、项目统筹布局、政策协同制定，打造就业通勤圈、产业协作圈、统一市场圈、品质生活圈。三是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统筹县城本地产业培育和外来产业承接，健全商贸流通网络，重点发展特色优势明显、就业容量大、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的产业，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县城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强化对重点镇的用地、资金等要素保障，扩大特大镇规划审批、财政分配、社会管理等行政和经济权限，提升小城镇支撑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节点功能。

完善数据共享、数字赋能、科技支撑相衔接的治理模式。融合运用数据资源和智能化智慧化手段是提升城乡治理能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能够带来指数级的效率提升。当前，我国城市数据资源融合应用较为困难，存在智慧化转型滞后与形式化问题，智慧城市建设亟待走深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给城市发展与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应以城市地区为重点、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智化趋势，以数字化、智能化更好赋能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提升城市智慧度与便利度。一是夯实城市数字底座。聚合城市水、电、气、讯、桥、隧、轨道、管网等数据，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全方位监测和分析城市运行状态。二是提升城市智慧治理水平。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和多场景应用，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三是前瞻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AI技术“向善”发展，引导放大就业创造、效率提升效应。完善新技术应用对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防范其冲击城镇就业。

强化绿色低碳、资源集约、效率提升相兼容的导向体系。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绿色可持续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能源资源消耗较大、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持续承压、风险隐患较多等问题依然突出。需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动城市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一是推动城乡绿色低碳转型。加快重点产业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升级，推进城市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改造，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健全城市公园和绿道网络体系，着力解决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等“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强化新污染物管控。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备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二是提升城市规划建设运营集约化水平。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类空间、地上地下两个空间，实现合理布局、复合利用，协同提升产出效益、人居环境、生态品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调整优化适应存量更新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促进布局优化、功能混合、产城融合、职住平衡。三是健全城市发展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更加注重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导向，扭转过分追求规模扩张、资源粗放利用、“重发展、轻保护”的传统发展惯性，引导各级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作者分别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中心政策研究部高级工程师）

新型城镇化发展要突出差异化特色化

截至2025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十四五”期间年均提升0.8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与“诺瑟姆曲线”高度契合，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建设步入中后期，增速正由高速换挡为中低速。伴随阶段性转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下一阶段城镇化工作定向定调。展望“十五五”，我国整体城镇化率即将跨越70%的关口，正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后期。昔日“千城一面”的粗放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错配与生态压力，也弱化了城镇的内在活力与竞争力。未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将以人民为中心、以质量为标尺，推动城镇化由量的积累走向质的跃升。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发展差异始终贯穿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之中，表现为区域间城镇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例如，部分超大特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资源过度集中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而一些小城市、小城镇则面临要素外流、资源紧缺，发展动力不足等挑战，城镇体系“两极化”现象突出。又如，城镇化发展呈现“东快西慢”的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普遍较高，广东、浙江和江苏三省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5%。而以冀中南、皖北、豫东南、湘西南、川东等为代表的中西部潜力地区城镇化率普遍不足60%，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不能简单地拿一把尺子来量我国所有城镇的发展，需要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在差异化中构建层次化，在差异化中深耕特色化。

在差异化中构建层次化，就是要打破对城市的“规模崇拜”，构建疏密有致、功能互补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一方面，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在城市间推动差异化定位、合理化布局，通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合作、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区域型城市网络。中心城市应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以通勤无界、产业共链、生活同圈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便捷度。同步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推动城市由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从策划、规划、设计开始，全过程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并全流程一体化推进。同时，算好城市全生命周期综合平衡账，实现城市投入产出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增强小城市小城镇的内生动力活力，在空间上构建“小城市（县城）—乡镇—村庄”的梯次空间分布，对其分类引导、精准施策。例如，离中心城市较近的小城市或县，应该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发展，主动融入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同时，加强对中心镇的培育力度，将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培育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文旅名镇等，探索强镇带弱镇、多镇联合的发展模式。

在差异化中深耕特色化，关键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既要立足特色实现错位发展，更要抢抓机遇推动优势升级，将特色转化为特长，将优势塑造成胜势。潜力地区受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等条件约束，无法做产业发展的“全能选手”，但可以选准产业赛道、坚持特色发展，做细分领域的“专业高手”。一方面，坚持“错位发展”路径，在产业特色领域深耕细作，方能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立足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品牌优势，加强前瞻性谋划和战略性规划，科学选育主导产业及细分领域。政府要潜心当“栽树人”，以长远眼光和持久定力，聚力打造集中度高、关联性大、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另一方面，着力推动“串珠成链”，强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导向，在链式集聚、融合发展中形成系统优势和乘数效应。坚持“龙头引领、配套协同”的模式，支持龙头企业做优做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聚链成群、集群成势。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专精特新企业壮大、瞪羚及独角兽企业跃升、制造业单项冠军及产业链链主企业领航，打造“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葱郁的企业生态矩阵。促进跨层级的协同融通发展，探索“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集群+县域制造业特色集群”组合布局，系统性提升特色产业在集群化发展中的整体能级和竞争力。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提升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质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为新时代军地联合培养军事人才指明了方向。习主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当前，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必须把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作为一个重要抓手，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瓶颈，以精准施策提升培养质效，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军地联合培养的时代意义。

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绝非简单的资源叠加，而是党管人才原则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战略举措。

践行“党管人才”根本原则、服务强军兴军大局的政治必然。军事人才培养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键在于培养一支政治过硬、能打胜仗的人才队伍。军地联合打破了军队人才培养的“闭环”，借助地方优质教育、科技、产业资源，既能强化人才的政治忠诚与使命担当，确保枪杆子始终听党指挥；又能将地方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军事人才的核心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军队“大而全”“小而全”的培养瓶颈，确保人才培养始终与强军目标同频共振。

应对“战争形态演变”、打赢未来战争的战略必需。现代战争已进入“智能化主导、多域融合”的新阶段，战场对抗不再是单一军种、单一领域的较量，而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对新型军事人才的“复合性”“跨界性”要求空前提升。一名优秀的指挥人才，既需懂作战指挥，也需具备高科技素养；一名科研人才，既需懂军事需求，也需懂民用技术转化。军地联合培养正是搭建了“军”与“地”的能力桥梁——地方的学科优势、创新生态可补军队“短板”，军事应用场景可牵引地方“精准供给”，最终培养出能驾驭复杂战场、衔接军地资源的“复合型打仗人才”，为打赢未来战争储备核心竞争力。

盘活“国家整体资源”、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双赢的时代选择。当前，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所需的高新技术、应用场景等主要在地方，地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中，蕴藏着海量的人才、技术、设备资源，是国防建设的“富矿”；同时，军队的需求牵引和严格标准，也能为地方人才培养、产业升级提供“风向标”。军地联合培养，一方面让军队“借梯登高”，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获取优质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让地方“借船出海”，通过对接军事需求，实现“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把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双赢。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剖析军地联合培养的现实瓶颈。

近年来，军地双方在联合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开展了大量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照新时代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高标准要求，仍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

顶层设计与培养需求不匹配。当前，军地联合培养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和刚性约束。军队各军种、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存在“多头对接、各自为战”的现象，导致培养目标与战场需求、地方资源与军事需求之间衔接不够精准。部分联合培养项目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对新型军事人才所需的“胜战能力、科技理解力、协同应变力”等核心素养聚焦不够，难以满足未来作战需求。

资源整合与培养重点不匹配。地方优质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领域的流动存在“壁垒多、渠道窄”的问题。在人才培养中，地方高校的学科优势与军队的岗位需求对接不够紧密，部分课程设置仍停留在传统军事领域，对智能化装备操作、网络电磁对抗等新兴领域的覆盖不足；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技术资源向军事人才培养转化不够充分，缺乏常态化的技术共享和实践平台，导致军事人才难以快速接触和掌握前沿技术。同时，军队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地方开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地方国防教育和人才储备的带动作用。

培养模式与能力需求不匹配。当前军地联合培养以“院校教育+部队实践”的传统模式为主，缺乏适应新型军事人才成长规律的创新模式。在教学环节，理论讲授多、实战化演练少，对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应急处置、协同作战等能力培养不足；在实践环节，地方参与人员往往难以深入核心军事任务场景，实践效果会打折扣；在人才评价上，仍以学历、资历等传统指标为主，对人才的实战能力、创新成果等核心指标考量不够，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导向。

保障机制与长效需求不匹配。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政策保障和制度支撑尚不完善，导致“联而不合、合而不深”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在政策层面，军地双方的人才认定标准、学历互认机制、激励保障政策存在差异，影响人才的跨域流动和发展；在经费保障上，缺乏常态化的经费投入机制，部分项目因经费不足难以持续推进；在组织保障上，缺乏专门的统筹协调机构，军地之间的沟通对接效率不高，遇到问题难以快速解决，制约了联合培养的长效发展。

第三，聚焦提质增效，构建军地联合培养的系统路径。

提升军地联合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质效，必须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从顶层设计、资源整合、模式创新、保障强化四个维度发力，构建“需求牵引、资源聚合、双向赋能、长效运行”的培养体系。

强化顶层统筹，构建“一体化”规划体系。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军地人才联合培养统筹机制，定期召开军地协调会议，研究解决联合培养中的重大问题。围绕未来战争需求和军队建设发展规划，制定军地联合培养中长期规划，明确培养目标、重点领域、阶段任务和责任分工，实现军地人才培养规划的精准对接。建立人才需求动态反馈机制，军队各单位根据岗位需求定期向地方发布人才培养清单，地方部门据此优化培养方案，确保培养内容与战场需求同频共振。同时，将军地联合培养工作纳入军地双方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刚性约束，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精准化”供给体系。聚焦新型军事人才核心能力需求，推动军地资源双向开放、精准对接。在教育资源方面，支持地方高校设立国防特色专业，开设前沿课程，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在技术资源方面，建立军地技术共享平台，鼓励技术交流，实现双向赋能。在实践资源方面，军队选取合适的训练基地、作战部队作为地方人才实践平台，组织地方高校学生、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军事演练、装备试验等任务；地方为军队人才提供地方企业实习、科研攻关等机会，提升其科技转化和跨界协同能力。

创新培养模式，构建“实战化”育人体系。突破传统培养模式束缚，探索适应新型军事人才成长的多元化培养路径。推行“订单式”培养，军队与地方高校、企业签订联合培养协议，根据岗位需求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实行“招生即招兵、入校即入营”的培养模式。推广“双导师制”，为联合培养对象配备军队导师和地方导师，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强化实战化训练，将军事演练、应急处置等实战场景融入培养全过程。借鉴无人机操作手培养中“理论学习+模拟训练+实战演练”的经验，构建“理论—实践—反馈—提升”的闭环培养模式，不断提升培养质效。

完善保障机制，构建“长效化”运行体系。健全政策制度保障，制定军地人才学历互认、职称评定、待遇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消除人才跨域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军地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投入联合培养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渠道经费保障格局。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建立以实战能力、创新成果为核心的评价指标体系，激发军地双方参与联合培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加强军地人才交流文化建设，营造崇尚国防、勇于担当的良好氛围，为联合培养工作提供精神支撑。

海底预置武器：来自深海的“幽灵杀手”

海底预置武器是一种现代深海科技和无人智能化技术集成的全新深海作战装备系统，通过特种封舱技术将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导弹、鱼雷等有效任务载荷和远程通信装置、浮筒发射装置等封藏于特种舱内，堪称深海“幽灵杀手”，具有显著的战略威慑能力。

深海作战优势突出

海底预置武器平时由水面舰艇或核潜艇预先秘密部署于关键海峡、海上咽喉要道、重点海域的海底，长期隐蔽潜伏待机，不间断获取周边各类态势信息。战时通过远程遥控激活或关键攻击目标信息触发等启动方式，上浮至水中或海面后，自主发射携带的有效任务载荷，执行情报侦察、战略突袭、海域封控等作战任务，出其不意打击对手水下、水面、空中和陆上目标。总的来看，有以下四个突出优势。

战略威慑力强。海底预置武器兼具潜艇隐蔽性和飞行器的高速。海底预置武器战术灵活性高，运用成本低廉，叠加攻击方式隐秘和不可预测，同时能联通形成水下、水面、空中、陆地和太空网络等多域联合作战体系，其全域监控和打击能力能够对潜在对手形成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增加对手决策难度，动摇其作战决心。

目标特征小，隐蔽性强，可随时“唤醒”。海底预置武器外形体积小、分布广泛，处于静止状态，部署后与海底沉积物或礁岩混为一体，难以被传统声呐探测定位识别，也很难被破坏。同时，依靠被动信号接收装置接收远程遥控指令，不会主动发射电磁波，增加了被发现的难度。此外，海底预置武器能快速通过远程遥控激活，随时执行打击任务。

有效载荷复杂多样，功能齐全。可携带无人机、无人潜航器、水下通信装置、导弹鱼雷等，可执行侦察预警、通信、数据中继、对陆打击、反舰、防空、反潜等多种作战任务，甚至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执行核反击任务。还能融入整体作战网络，并可协同其他有人/无人平台开展作战。

系统可靠性高、无需维护，优势突出。深海武器部署深海海底后，设计制造时已充分考虑其安全性和可靠性，无需后续维护，其运营和维护成本远低于潜艇，具有战场预置、自主定位、探测攻击迅速的优势。

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海底预置武器有“海德拉”“深海浮沉有效载荷”和“赛艇”水下弹道导弹等。“海德拉”主要应用于濒海作战，带有自主动力系统，能在300米以内的浅海连续静默潜伏数月，携带潜射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导弹、鱼雷及拖曳声呐阵等模块化荷载，能快速侦察和打击水下潜艇、水面舰艇、飞机和沿海目标，并可协同其他有人/无人平台开展作战。“深海浮沉有效载荷”是在数千米大洋海底潜伏数年的无人分布式作战系统，通过远程手段激活后可执行侦察打击、航路封锁等任务。“赛艇”水下弹道导弹装在集存储、运输和发射于一体的特殊储运发射装置中，可保护导弹免受深海海水高压力和高腐蚀的威胁，由潜艇秘密运送至海底部署并长期隐蔽待命。

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海底预置武器的母艇和预置任务载荷种类不断丰富。大量海底预置武器将充当探测、通信、导航、指控的角色，增加跨域作战效能。海底预置武器将实现导弹从海底齐射，挤压对手有效反应时间，增加对手防御成本，实现低成本长久威慑和掌握战场主动权。如美军计划研发的“深海胶囊”预置武器以智能胶囊机器人为载体，可搭载无人机、电子战设备等载荷。

超长时间航行。海底预置武器大多采用无动力静态部署，其机动能力和控制区域有限，执行任务灵活性较差。美国目前正在实施的“长蛇座”水下计划，将海底预置武器发展成为自身具备动力的无人潜航器，能在水下长时间自由隐蔽机动，具备随时执行侦察、攻击、跟踪等多样化任务能力。

无人自主决策攻击。新型预置无人作战系统应具有足够高的智能化程度，能有效探测和识别目标，能和环境发生交互作用，根据战场态势自主决策，以便顺利完成各项复杂任务，真正成为海中“幽灵杀手”。随着“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持续深化，自主决策将是海底预置武器重要的发展方向。提高智能化水平，拓展自主容错、故障诊断和纠错功能，通过“有人+无人”灵活编组模式分布式灵活融入战场，进一步丰富作战选项，提升高端作战能力。

发展水下无线光通信。深海预置武器需要接收激活信号后执行作战任务，需要完成水下目标间、水下目标与水面目标间的双向通信。水声通信是当前主要的水下通信形式，但是传输速度慢、衰减较大，无法满足实战需求。相较于水声通信，正在研制的水下无线光通信技术的优点是数据传输速率更高、保密性更强，受海洋环境影响更小且设备体积小、重量轻、能耗小、成本低，十分适合海底预置武器系统的使用。

体系化协同作战。深海预置武器作为水下充电宝和数据中转站，为其他深海武器补给能源和传输数据。多个深海预置武器通过信息链路互联，形成协同作战的深海天网或狙击网络，可追踪敌方深海和水面力量，也可在关键航道形成隐蔽火力打击群。

面临制约因素

和平利用海洋的国际法原则限制。一方面，联合国《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规定不得在本国海岸线12海里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底土埋设或安置“任何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另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原则规定和平使用公海，包括深海区域和海床底土。

深海环境和技术的挑战。海面每下降100米，压强增加10个标准大气压。万米深处压强高达100MPa（兆帕），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1吨多重量，瞬间可将一辆主战坦克压扁。海水对金属结构具有高腐蚀性，对海底预置武器的材料性质工艺、微生物控制手段等提出较高要求。海底预置武器耐压壳主要用于承受深水压，为内部电子元器件装置、仪器设备和载荷提供合适环境，免遭海水的高压强和腐蚀侵害，要求其具有足够强度和可靠密封性。水声通信距离远但速度慢、易受干扰，如何实现稳定、高速、保密的深海通信，确保在数千公里外准确、隐蔽、快速唤醒武器，是个世界级难题。开发密度极高的高比能电池，或利用海洋能、生物能实现“自发电”，是支撑其长期潜伏部署的核心。

海底复杂多变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限制。海底地形地貌千姿百态，布满洋流、海底火山，地震、海底热泉黑烟等随时发生，包括温度达300至500摄氏度的热液区，全球80%的火山分布在海底，大规模海底滑坡海啸也屡见不鲜。深海和海底沉积物变化也影响海底预置武器的部署运行。部署海底预置武器前，需充分调查掌握相关海底地形地貌和地质变化情况，做好预防措施。

益林战役：打开苏北新局面的攻坚战

益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进行的攻坚战，这也是苏北兵团成立后进行的首次战役。益林战役的胜利，给两淮（淮阴、淮安）敌人以严重威胁，迫使其向苏北增调援兵，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山东战场我军的作战行动。

精准研判，首攻益林

1947年6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为开辟苏北新局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48年2月韦国清率第2纵队从山东南下，与原在苏中、苏北地区的第11、第12纵队会合组成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由于第2纵队南下苏北，敌人判断我军可能南渡长江，故急忙收缩兵力，加强沿江要点防御，并分别从中原和山东战场抽调第25师和第72师增援苏北，意图阻止我军南进。我军经研究后决定，趁敌军没有判明我军情况、援兵尚未到达之际，应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攻取益林。

益林，在阜宁西南30公里，位于叶挺城（盐城）、扬州、淮安三地交界处，是苏北和盐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当时，随着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华中苏皖地区成为华野南线对敌作战的主要战场。攻克益林，既可以对我军在华中地区的作战产生重大影响，也能构成对国民党宁沪杭核心统治区的直接威胁。因此，苏北兵团决定乘国民党军调整部署、立足未稳之机，集中兵力攻打益林，以期达到迅速开辟华中战场、策应中原和山东战场作战的目的。

盘踞阜宁城的国民党部队是整编第51师113旅337团，其惧怕我军主力南下，急忙逃离阜宁城，于3月11日到达益林。当113旅旅长王匡率其旅部及337团、338团、339团一个营窜进益林后，随即被苏北军区部队包围，但敌人根据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敌人利用周围地形开阔、镇内外水壕纵横贯通利于防守的特点，大圩子套小圩子，组成多层火力，圩墙外有水壕，并设有木城、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企图困守待援。

英勇作战，攻坚阻援

战役前期，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委陈丕显向参战指战员强调，此役对配合中原、山东战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制定益林作战计划。命令第2纵队主攻益林，第12纵队在苏家嘴至罗桥南北一线阻击可能由凤谷村和两淮、涟水方向来援之敌。1948年3月14日，第2纵队抵达阜宁县羊寨地区后即连夜向益林进发，15日拂晓包围益林。纵队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等指挥员亲临现场勘察地形后，决定集中主力攻击益林两侧，实施东西夹击的作战方案。3月16日18时，我军发出信号，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第2纵队的4师由西向东，5师由东向西同时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

18时30分，4师10团由益凤公路以北，11团由益林西北角突入西圩子，将守敌339团一个营大部歼灭，残敌被压缩至大圩子。同时，东线我军5师14团1营向华中银行大楼发起攻击，将守敌逼进大楼仓库内。17日上午9时，4师10团、11团、12团全部投入了战斗，从西、北两面猛攻大圩子。激战至12时，我军全部突入圩内，守敌338团大部被歼灭，残敌逃往东大圩。4师展开攻击的同时，5师对东圩子发起攻击，但因两次架桥未成，敌又施放毒气，我军突击部队两个连中毒，攻击受阻，纵队决定暂停攻击。

经过准备后，我军于18日晚对东圩子发起总攻。4师11团1连首先从东北角杀进东圩子。接着12团5连迅速突进围墙，两个团的后续部队陆续进入圩内。14团5连在桥南炸开了东大圩围墙，连续打退敌人13次反扑，卡住了突破口，保证了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我军突击部队打进东圩子后，敌人仍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逐院逐屋的争夺战。激战到19日凌晨3时，我军逼近敌人的旅指挥所，将残敌重重包围。敌旅长王匡亲自督战，在十几挺机枪掩护下发起反击，被我军打退。随后，13团1营从右翼、14团6连从左翼同时猛攻突入敌军旅部，大部分敌人被歼灭或投降。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益林守敌被一网打尽，旅长王匡被俘。

军民齐心，共克强敌

在我军对益林守敌发起进攻时，17日，敌整编第44师以约3个团的兵力，强抓民夫，抢运粮草，由凤谷村地区东援，在潘家舍一带被严阵以待的第12纵队痛击，丢下大批粮草，退返原地。敌人为解救益林之危，又令新增援到苏北的整编第72师6个团的兵力，赶至车桥、凤谷村地区，会合敌150旅等部共约9个团，于18日下午继续东进，驰援益林守敌。19日上午，第12纵队的阻援部队与敌人激烈交火，使敌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当敌军中午获知益林守敌已被全歼后慌忙撤退，连凤谷村也不敢久留，逃向两淮。

益林战役中，我军指战员士气高昂，不怕牺牲，不畏敌机骚扰和施放毒气，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展开了逐街、逐巷、逐院、逐屋的争夺战，艰难地取得了攻坚战的胜利。除此之外，战役的胜利还和民兵、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战役前，盐阜地区党政军领导组织发动阜宁、建阳等县的民兵和人民群众全力投入支援益林战斗的后勤工作。盐阜地区党政军民全力支援，运送粮草、搭浮桥、当向导、抬担架，东沟至益林公路上挤满了支前人群。硕集、板湖、罗桥、古河、杨集、东沟、益林等地的民兵联防队也参加作战。盐阜地区干部还率领数万群众，日夜筹备粮草、物资，及时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益林战役于3月16日发起，至3月19日清晨结束，共歼敌7000余人，俘虏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为庆贺益林战役大捷，新华社3月26日于陕北发出了中共中央签发的嘉勉电，“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诸同志：……苏北兵团韦国清、陈丕显诸同志及全体指战员同志们，庆祝苏北的伟大胜利。我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长期坚持苏北地区，半年多来，歼灭大量敌人，收复许多城镇，此次又歼敌一个旅，收复阜宁，闻之极为喜慰，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尚望团结全体军民，为歼灭苏北全部敌军而奋斗！”

以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近年来，厦门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引擎，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发展人工智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从理论逻辑看，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经济”范式变革重塑增长曲线：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一，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性、战略性技术，成为重塑生产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新动能。厦门锚定新发展格局节点城市定位，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吸引产业资源加速集聚，发挥本地优势与潜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努力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其二，人工智能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加速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围绕人工智能的大国博弈愈演愈烈。掌握通用大模型、高端智能芯片、智能计算框架等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主导权，是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厦门顺应人工智能发展大势，主动承担推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重大使命，将人工智能培育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其三，人工智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器。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感知、预测、决策能力，正在深刻变革社会治理模式。厦门作为“中国软件特色名城”，产业布局特色鲜明，在数字创意、互联网、行业应用等领域形成较强竞争力。厦门以特色软件产业为基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交通管理、环境监测、公共安全风险预警，推动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通过提供个性化的教育、精准化的医疗、便捷化的政务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将国家战略与自身禀赋紧密结合，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政策先行，精准赋能。厦门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精准有效的政策支撑。早在“十四五”期间，厦门就前瞻性地布局人工智能产业。2024年，厦门市委、市政府出台《厦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2025—2027年）》，明确到2027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600亿元的目标。规划提出构建“一区引领，双核联动，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在人才引育、算力支持、数据开放、场景应用等方面推出综合性政策，吸引国内外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加速集聚。

产业集聚，生态优化。厦门坚持“聚焦重点，突出特色”的原则，聚焦优势领域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以厦门软件园三期为核心的“厦门人工智能谷”已初具规模，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200家，覆盖产业链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用层等全环节，在先进制造、交通运输、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慧海洋等领域形成特色应用优势。同时，布局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平台36个，包括重点实验室24家、新型研发机构5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6个，支持厦门大学、嘉庚高新技术研究院建设“社交型机器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智力支撑，富有活力、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在鹭岛加速构建。

场景牵引，深度应用。厦门始终坚持以应用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走进千家万户。在赋能实体经济方面，厦门港海润码头实现5G全场景智能港口应用落地，通过人工智能调度算法和无人驾驶集卡协同，综合生产效率提升10%，每年节约人工成本约3000万元。在优化城市治理方面，厦门建成全市统一数据汇聚共享平台，应用于普惠金融、商业选址、智慧交通等众多场景。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活：厦门市心脏中心通过智能门诊系统实现“无感就医”，创新智慧医疗模式；厦门双十中学通过人工智能评语系统生成个性化评语，精准刻画学生成长轨迹。这些应用场景让市民真切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红利。

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启示

通过实践，厦门探索形成了以人工智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唯有将“全景图”细化为“施工图”，把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才能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既要胸怀“国之大者”，又要立足自身实际。厦门充分发挥行业应用软件优势，在医疗、交通、文旅等领域研发一批行业属性鲜明的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以此为基础，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谋划“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文创旅游”“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等领域合作项目，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第二，坚持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协同推进。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偏见、就业结构调整等挑战。“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厦门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科技伦理和治理问题，出台《厦门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建立数据资产登记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坚持产业培育与人才引育良性互动。厦门通过遴选成长性好的人工智能企业、支持建设高质量人才发展基地等举措，精准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工智能人才和团队；同时支持本地高校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建设，构建“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这种“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是厦门人工智能产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保障。

（彭新波）

让职业教育事业后继有人

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办学治校，干部为要。在职业教育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已成为高职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支撑。莱芜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莱职）党委着眼于“让职教事业后继有人”，创新实施“年轻干部培养提升工程”（简称“2035计划”），并配套推出校内轮岗交流机制，构建起“选、育、管、用”全链条培养体系，为莱职积极建设“双高”院校、服务区域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以“2035计划”为引领，下好年轻干部培养“先手棋”

年轻干部培养非一日之功，贵在系统设计、久久为功。莱职党委立足学院近5年发展急需和10年战略远景，于2024年9月出台《年轻干部培养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通过约10年的跟踪培养，打造一支堪当学院高质量发展重任的年轻干部队伍，确保事业“近期有人用、远期有人接”。

莱职将“有理想、有素质、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年教师和管理人员作为培养对象，打破论资排辈，突出实绩导向，首批遴选约20名35周岁以下的优秀苗子，将其纳入重点培养视野。“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人聚在一起上课，而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成长路径。”学院党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道。目前整个培养体系围绕“强化理论功底、强化实践锻炼、强化管理监督”三大维度协同发力，形成了一套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培养闭环。

在理论素养淬炼上，莱职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专题学习班、思想分享会等形式，引导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同时，创新开展“红色党性锤炼活动”，以“五个一”（探寻一段红色记忆、聆听一段红色故事、分享一次红色感悟、制作一次微党课、组织一次红色知识测验）为抓手，引导年轻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在综合能力训练上，莱职聚焦高职教育管理者的核心素养，精心设计一系列赋能活动。邀请经验丰富的老领导讲授管理实践课程，组织干部深入一线调研并形成报告，定期开展公文写作专项培训，常态化举办座谈交流活动，全方位锤炼年轻干部“善沟通、会写作、能解题”的基本功，为其未来履职尽责打下坚实基础。

以校内轮岗为支点，锻造复合型骨干“生力军”

针对年轻干部普遍存在的岗位经历单一、宏观视野不开阔、解决复杂问题能力不足等短板，莱职于2024年10月出台《年轻干部校内轮岗交流方案》，将轮岗交流作为“2035计划”中实践锻炼的关键一环，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干部在多岗位历练中增长才干。

此项轮岗交流工作体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精准选派，务求实效。莱职党委将干部的专业背景、能力特点与接收单位的工作实际进行匹配，确保人岗相适、人事相宜。二是机制灵活，保障有力。轮岗期间干部的人事、组织关系不变，原职务保留，待遇不受影响，有效解决了干部的后顾之忧。管理上实行“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以派出单位为主”的模式，既压实了主体责任，又强化了协同配合。三是周期明确，考核闭环。轮岗时间一般为一学期，期满后需填写《轮岗交流期满考核表》，由党委组织部牵头，会同派出与接收单位进行联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获得优秀等次者，将被优先纳入后备干部管理序列。

这一“部署—实践—考核—使用”的完整闭环，极大地激发了年轻干部参与轮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让轮岗成为发现人才、检验人才、储备人才的重要平台。

以精细管理为保障，营造干事创业“好生态”

莱职在年轻干部培养中，始终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通过实施一系列精细化管理举措，为年轻干部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莱职建立了常态化的谈心谈话制度，及时疏导年轻干部心理困惑，帮助其解决现实难题，营造充满人文关怀的工作氛围。同时，全面推行“导师帮带”制度，为每名年轻干部配备一名德才兼备、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作为“成长导师”，通过“一对一”“面对面”“心贴心”的方式，在思想、工作、作风上进行全方位传帮带，帮助其缩短适应期、安全度过成长期。

2025年以来，莱职创新性地鼓励年轻干部立足岗位实际，在学院的管理运行、教育教学、学生服务、资源保障等具体工作中发现“细、小、微、实”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截至目前，已累计收到高质量报告27份，其中不乏“建设校级数据中台”等富有前瞻性与实践价值的建议。这一举措充分激发了年轻干部参与治理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此外，莱职还积极探索“互学联建”机制，选派年轻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四进”强省会工作队成员等职务。

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莱职也注重加强内部激励，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年轻干部撑腰鼓劲，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服务师生第一线大胆试、大胆闯。

以队伍建设为引擎，激活改革发展“新动能”

一系列举措落地生根，成效已然显现。如今，走在莱职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年轻干部忙碌的身影。他们活跃在教学改革、科研攻关、学生管理、校企合作等各个领域，将新理念、新方法、新活力带入工作岗位。通过“2035计划”与轮岗交流机制的双轮驱动，这支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正在成为推动学院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更重要的是，这种系统化、制度化的培养模式，向全院释放了“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的强烈信号，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教职工特别是年轻教师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热情，为学院营造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生态。“以前总觉得管理岗位离我们这群年轻人很远，现在看到身边很多90后甚至95后的同事通过努力得到认可和培养，大家都感觉有了奔头、有了劲头。”一名青年教师感慨道。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莱职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和扎实的制度创新，在年轻干部培养这条关乎职教事业薪火相传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也为新时代高职院校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探索了有益经验。面向未来，随着“2035计划”的深入推进和轮岗交流机制的不断完善，这支源头活水必将汇聚成推动莱职争创“双高”、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动能。（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供稿）

“红色引擎”引领企业行稳致远

“十四五”时期，西昌卷烟厂（以下简称西昌厂）紧跟四川中烟“雁行宽窄”特色党建工作路径，深挖“彝海结盟”红色富矿，精心打造“彝红先锋”特色党建工作路径，将“雁行”的协同之力与“彝红”的攻坚之志深度融合，在党建与生产经营、市场开拓、创新转型、责任履行的深度融合中，走出了一条独具民族地区特色的国企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党建为“红色引擎”，引领企业行稳致远。

构建党建工作新格局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在探索特色党建工作路径中，西昌厂始终将“雁行宽窄”作为总遵循，将“彝红先锋”作为落脚点，把党的政治建设与红色基因传承紧密结合，为企业发展筑牢政治根基、激活精神密码。

“雁阵”齐飞，筑牢政治引领“压舱石”。着眼“雁行宽窄”特色党建工作路径“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要求，建立“党委领学、支部研学、党员自学”三级学习体系，5年来累计开展读书班、红色研学、专题党课百余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党委班子当好“领头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推进“四好班子”创建，突出政治、能力、责任、作风、纪律“五个过硬”；各党（总）支部凝聚“雁阵合力”，协同推进党（总）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星罗棋布，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动局面。

“彝红”扎根，激活红色基因“动力源”。以“彝海结盟”革命精神为内核，打造“彝红先锋”特色党建平台，让红色传承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底色。创新开展“彝红讲堂”，邀请老党员、党史专家讲述长征故事与民族团结佳话，让红色记忆代代相传；组织党员干部赴“彝海结盟”遗址开展沉浸式教育，在重温入党誓词、感悟革命初心的过程中，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制度护航，拧紧融合发展“责任链”。将“雁行宽窄”的协同理念与“彝红先锋”的攻坚要求转化为刚性制度保障，完善党委会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建立党建与生产经营“双百分”考核机制。实施部门党政负责人“双百分”考核，把党建工作成效与干部晋升、部门绩效紧密挂钩，形成“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支部抓攻坚、促融合、见实效”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

激活融合发展新动能

独木难成林，众雁高飞远。西昌厂始终以“雁行宽窄”的协同之力凝聚发展合力，以“彝红先锋”的攻坚之志破解发展难题。

科创“雁阵”攀高峰，“彝红”攻坚启新程。西昌厂紧跟行业数字化转型浪潮，组建以党员为核心的“彝红先锋攻坚队”，聚焦生产痛点开展“揭榜挂帅”攻关。依托“雁行宽窄”跨领域协同资源，联合高校、科研院所推进技术创新，建成1.99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超千吨；实现厂区5G网络全覆盖，落地“5G+智能盘库”“5G+设备监测”等创新应用；信息物理系统精准采集29750个数据点，数字车间数据汇聚平台整合15个核心业务系统，构建“数据驱动、智能管控”生产新模式。“十四五”期间，党员骨干牵头完成科技成果20余项，斩获国际质量管理小组会议（ICQCC）金奖4项，获得专利60件、软件著作权38件。

营销“雁阵”拓疆土，“彝红”担当显作为。以“雁行宽窄”全域协同理念为指引，构建“党建+营销”深度融合体系。支部书记牵头认领高端品牌培育任务，深化“百名书记破百题”专项行动，打造“凉攀市场品牌突破特色支部”。组建“彝红先锋营销队”，创新“文旅+营销”模式，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十四五”期间，主要品牌销量稳居公司前列。

绿色“雁阵”践初心，“彝红”护绿绘底色。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以“雁行宽窄”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党员带头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实施锅炉余热回收、水资源循环利用等项目20余项，单位产品能耗累计下降25%；建成污水“零排放”系统，粉尘、噪声等指标全面达标，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积极推广绿色包装材料应用，节约成本1690.36万元，降碳约1200吨；推动纸箱循环运用，节约成本180余万元，让绿色低碳成为企业发展鲜明底色，诠释了国企的生态保护责任担当。

锻造干事创业新队伍

“雁阵”高飞，贵在传承；“彝红”永续，贵在育人。西昌厂以“雁行宽窄”梯队培育理念为指引，以“彝红先锋”传帮带精神为内核，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机制，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高素质队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雁行”梯队强赋能，精准育才促成长。借鉴“雁阵”层级协同模式，构建金字塔式后备人才库，建立骨干层、助理层、深造层“三层”人才建设蓄水池，实施分层分级管理和培养。建立多通道晋升机制，让各类人才各展其才。组织中层干部及青年骨干赴知名高校深造、赴行业先进企业学习，推进干部跨部门交流，形成各类人才梯次发展的格局。

“彝红”助力传帮带，匠心传承铸灵魂。传承“彝海结盟”互助精神，搭建“彝红先锋导师带徒”平台。通过多年深耕，工厂培养出全国劳动模范、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工匠、行业技术能手等高层次人才队伍；依托“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培养了一批技术创新人才。

激励赋能聚活力，比学赶超争先进。落实“雁行宽窄”激励导向，设立创新激励基金、实施技术津贴管理，将创新成果、工作业绩与薪酬待遇、晋升发展直接挂钩。5年来，表彰奖励优秀党员、技术骨干200余人次，开展“老先进新作为”“老党员新贡献”评选活动，多个支部获评公司“十大标杆党支部”和“四强”党支部，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彰显国企新担当

雁行千里，不忘归途；“彝红”初心，不负人民。工厂以“雁行宽窄”国企担当为指引，以“彝红先锋”为民情怀为底色，将党建引领与责任履行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彰显国企责任担当。

廉洁“雁阵”扬清风，正风肃纪护发展。以“雁行宽窄”廉洁文化理念为引领，深化“彝红清风”廉洁文化建设，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开展“家风助廉”座谈会、旁听庭审警示教育、廉洁文化进车间等活动，打造“8小时内廉政座谈+8小时外干部家访”全方位监督模式；聚焦工程招标、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建立廉洁风险防控信息化体系，与地方纪委监委签署协作配合备忘录，让清风正气更加充盈。

“彝红”助农兴乡村，同心共筑振兴梦。传承“彝海结盟”的民族团结精神，积极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主战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700余万元，实施通村公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项目，培育特色种养产业，助力帮扶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与地方共建爱心助学基金会，定点帮扶贫困学生，荣获“四川省关心下一代工作爱心企业奖”“凉山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称号。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在“十四五”收官之际，西昌厂以215.21亿元的工业总产值、70.15%的增速，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站在“十五五”新起点，西昌厂将以“雁阵”协同之智、“彝红”攻坚之志、实干担当之行，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西昌厂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