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污染后治理”到“全方位环境管制”
——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环保运动 · □ 刘向阳
美国学者亨廷顿基于世界范围内政治现代化的历程总结道：“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回溯历史，此论断同样契合美国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过程。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以经济发展、效率优先和化石能源消耗为主导的现代化催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当这些问题威胁人类健康、反噬经济发展的成果时，美国人不得不反思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进环境治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尼克松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先后掀起了三次环境保护运动的浪潮。三次浪潮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主题的规制下，呈现出相异的历史特点。其中前两次具有典型的功利性和应急性，是为应对当时整个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采用的权宜之计。第三次浪潮则在大众环保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由政府全面介入环境管制，环境治理最终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
19世纪后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步入“镀金时代”，这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国。不过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诱发了环境污染。1913年，美国地质调查局估算美国的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的40%。煤炭燃烧排放的滚滚浓烟污染了空气。1884年，匹兹堡等城市烟雾弥漫、空气污染严重。1886年，辛辛那提因空气污染引发的、与肺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31%。另外，西进运动中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大片森林消失、草原破坏、土地板结和沙化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大约到1883年，北美大草原上的野牛基本消失。1881年至1904年间蒙大拿东部降水量极低，庄稼枯萎，“死亡之年”时常出现。
此时，政府和社会才普遍认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宝贵性。20世纪初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林业局局长吉福德·平肖主持的资源保护运动得以展开。美国通过了一系列资源保护的立法，如《联邦土地开垦法》《灌溉法》《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等。根据这些法律，罗斯福发布了300多项行政命令、新成立了资源保护的专门性机构、建立了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地等保护区域，构成了资源保护主义的基本体系。比较而言，森林保护工作的成效尤为显著。罗斯福将隶属农业部的林业处升格为林业局负责森林保护，划拨了超过1.48亿英亩的土地作为国家森林保留地，其面积是前三任总统所设面积总和的3倍。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新建了5个国家公园、4个动物保留地和50余处野生鸟类保护地。1906年6月，罗斯福敦促国会通过《美国古遗迹保护法》，据此创立了18个国家纪念地。在灌溉方面，他设立灌溉局，主持修建了28座水利工程，亚利桑那河上的罗斯福大坝久负盛名。1908年罗斯福还倡导并发起了覆盖北美洲的自然资源保护会议，影响深远。
作为美国历史上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第一波环保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改变了过去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的策略，是联邦政府干预经济、追求公平、承担环保职能的开端。不过它以功利主义为主要信条，强调资源必须集约利用、防止浪费，并要在“最长的时间范围内，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另外，许多法律、制度和机构尚处在初创阶段，很不完善，因此不能根本解决美国当时的环境问题。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的环境新政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大生产的本质和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结构没有改变，“柯立芝繁荣”就是不计环境代价继续追求经济发展的典型。与此同时，民众的观念尚未改变，当时的煤炭和铁路工人将烟雾视为繁荣的标志和家庭收入的代名词。一战期间，民众将机器生产和污染视为战争胜利的保障。多重因素的结果使得1929—1933年美国进入了以经济和环境双重危机为主要内容的大萧条。就环境危机而言，东北冰雪带的工业污染如故，西部大平原地区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流域洪水肆虐，造成了土地的盐碱化。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将环境治理作为联邦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推行环境新政，这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环境保护运动的第二波浪潮。罗斯福采取了如下主要措施。第一，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将治理环境作为解决失业的重要手段。民间资源保护队从1933年春到1942年夏存续9年，先后征募大约300万青年在遍布全国的大约5000个野营工作站，从事植树造林、森林保护、国土整治、娱乐设施建设、野生动物保护和景点维护。民间资源保护队在森林防护方面的成就显著，建造了3108座防火塔，清除了207.6万英亩森林中的枯树，种植了20多亿棵树苗。民间资源保护队还修筑了3.3万多英亩梯田、30多万个堤坝，治理沙尘面积达25万英亩。第二，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田纳西河上修建多座大坝和一系列配套工程，实现了该河航运、发电和防洪的综合整治。第三，为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沙尘暴，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国会陆续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泰勒放牧法》，起到了限产和保护生态的双重作用。第四，出台《水土保持法》，将临时的土壤侵蚀防护局升格为水土保持局，以防止水土流失。到1940年，水土保持局先后开展了1200多项试验工程，共建立了314个水土保持区。第五，为防止沙尘暴，罗斯福特意修建了横贯西部的防护林，成立大平原调查委员会，探寻沙尘暴发生的缘由，为环境治理寻求理论指导。
罗斯福的环境新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源保护运动的继续和扩大，作为经济大危机时期政府解决经济和失业危机的临时措施，在国土整治、保障民生、恢复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代背景为其烙上了强烈的应急性和功利性，出发点仍然是经济利益而非环境正义，加之执行过程中忽视自然规律、野蛮驱逐印第安人、忽视工业污染、以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注定了美国的环境治理依然任重道远。
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三次环保浪潮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美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上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去工业化的大力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逐渐改变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政治上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都注重社会公平和民众权益保护。美国民众对20世纪4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烟雾事件造成的危害记忆犹新。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揭露的化学品污染犹如一声号角，唤起了风起云涌的大众环保运动。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声势浩大、席卷美国全境的地球日运动就是对卡逊的直接回应。在以上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美国由此进入了全方位、高强度和大规模的环境管制时代，20世纪70年代因此被誉为“美国环境十年”。
从立法的角度看，尼克松总统于1970年元旦签署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是美国环境法的大宪章，要求成立环境质量委员会，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为其他具体污染管制立法的出台奠定了基本框架。此后从1970—1990年美国先后出台并修订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超级基金法》等数十部污染治理的专项法律，它们确定了美国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治理体系。1973—1980年间为应对严峻的能源问题，国会通过的与能源保护相关的法令就多达20余部。
从行政的角度看，1970年12月2日美国成立了环境保护署，由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和10个分区办公室构成，署长直接对总统负责，人选由总统任命。从联邦到各地方州县建立了完整的制度体系，标志着联邦政府全面介入环境污染治理，打破了此前由各州县单独履行环保职能的无序状态。
从治理的手段看，根据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形势的演进，政府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推行创新。特别是从最初严格死板的“命令—控制型”到“市场调节型”的环境管制政策的转型，激发了被管制企业的积极性，对平衡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推进污染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改时萌发的“泡泡政策”到1990年“排污交易制度”的正式落地，是治理手段创新的注脚。
从司法的角度看，严格的环境管制引发了污染企业的强烈不满，许多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等经常将环保署和民间环保组织告上法庭，各级法院在综合考虑法理和现实的情况下，此时的判决大多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
前两次环保浪潮尽管看到了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等具体问题，也通过了一些法律和措施，但当时美国正值典型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以经济发展、效率优先和化石能源消耗为主导的现代化，忽视对污染物的限制排放，难以有效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在“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在综合因素的推动和影响下，第三次环保浪潮以棘手的工业污染为主要治理对象，从顶层设计到政策落地全面改善，使美国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对之后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纵观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环保运动浪潮，不难看出，美国早期现代化模式毋庸置疑走的是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尽管当今美国已经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但是这一转变经历了近200年的漫长过程。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危害之严重、政府与民众环保意识转变之艰难、走向全方位环境治理道路之曲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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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罗梅君：以中国为主体理解中国
□ 蔡志鹏
罗梅君（1948—），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资深汉学教授、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是当代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德关系的代表性学者。1974年，罗梅君作为联邦德国首批赴华留学生之一来到中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学习，这段经历奠定其“以中国为主体理解中国”的研究取向。她的学术贡献集中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德关系史与“德国人的中国观”等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中德学术与民间交流。
反对以西方中心论看待中国。罗梅君的学术研究起始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考察。她的硕士论文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为研究对象，通过翻译并分析其《历史哲学教程》，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思想激荡中如何构建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历史叙事。博士阶段，罗梅君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系统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中国学者如何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在此过程中，罗梅君鲜明提出反对“西方中心论”，主张立足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的脉络本身展开研究。她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并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知识界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自主思想产物。这是一次对既往欧洲的中国研究范式的重大挑战。
在研究中德关系史的过程中，罗梅君进一步将她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延伸至历史叙述的结构之中。她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德关系长期被描绘成一种“等级制”的非对等模式——德国被视为现代化的“帮助者”，而中国则被归入“追赶者”与“补课者”的行列。这种叙述逻辑，本质上仍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延续。为此，她在1996年发表了论文《德中关系论述中的霸权与平等》，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角度，揭示这种话语体系如何塑造了不平等的历史想象。她明确提出，应当把中国和德国都视为中德关系的主体，而非一方为“主”、一方为“客”。即便在殖民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在抵抗、吸收与再创造中展现出强烈的主体能动性。
从平等的跨文化交流视角解读中德关系史。关于“德国人的中国观”的研究，是罗梅君学术生涯的另一重要领域。她并不满足于简单描述德国学者和旅行者笔下中国形象的表层变化，而是将这一主题置于跨文化交流与知识生产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反思。
法国大革命后，大部分欧洲作者将中国描写为一个很有文化、很发达的国家。莱布尼茨、沃尔夫等德国思想家曾盛赞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主张中西应当相互学习，“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然而到了19世纪殖民地时期，这种看法完全变了，欧洲人开始轻视中国和中国人。中国形象被重新书写为“落后”“停滞”的东方文明，与德国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在她看来，近代以来德国社会关于中国的这些认知并非单纯源于中国现实，而是德国政治文化心态的投射，忽视了中国本身的情况和变化。
这种批判性认识的提出，使德国汉学研究出现了重要转向。罗梅君主张不再把中德关系视作单向的影响过程，而是理解为一种“相互作用的跨文化关系”。她在与德国汉学家余凯思合作撰写的《跨文化行为模式：帝国主义后期在中国的德国经济与传教》一文中，提出“跨文化行为模式”理论，从经济、宗教与社会多个维度揭示了19世纪中德交往中的互动逻辑——既有本土化与顺应，也有排斥与抵抗。正是在这种平等的视角下，中国不再是西方研究的“他者”，而成为与德国并行的历史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罗梅君推动德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实现了由静态描写到批判分析的范式转变。针对德国媒体在呈现“中国形象”时存在的扭曲现象，罗梅君主张深化中德间的学术交流与跨文化合作，以促进更加客观、平衡的认知建构。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后续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促使他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时，更加注重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理解其发展逻辑与文化内在性。
搭建中德交流之桥。半个世纪倾情投入中国研究，使罗梅君不仅成为一位享誉国际学界的知名学者，更成为中德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多年来，她始终致力于在中德之间搭建理解与信任的桥梁。
罗梅君是中德高校合作的开拓者。1981年，她促成了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首个直接合作协议，这不仅是两校合作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是中德学术界合作的起点。该协议的签署，使两国学者能够互访研究、共同授课、合作出版，为德国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和中国学者了解德国打开了新的通道。2002年，她协助北京大学成立“德国研究中心”，为中国学者系统研究德国政治、社会与文化构建了专业平台。2006年，她又推动创建了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语区首批孔子学院之一。在她的精心培育下，这所孔子学院不仅提供系统的汉语教学，还持续举办涵盖中国历史、当代政治与文化艺术的讲座、展览和研讨会，成为德国民众走近中国的重要窗口。
罗梅君深信，真正的跨文化理解不仅源于学术探讨，更需要扎根于日常生活的文化交流。为此，她积极推动孔子学院与柏林中小学合作开展“中国日”活动，让孩子们在书法体验、饺子制作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策划组织了约翰·拉贝、赫尔曼·布雷尔等中德交流先驱的主题展览，让尘封的历史记忆重新焕发光彩。她还邀请旅居柏林的中国艺术家举办展览和音乐会，为德国民众展现当代中国的多元面貌。通过这些润物无声的文化浸润，越来越多的普通德国民众开始透过语言、艺术与历史的棱镜，重新发现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中国。
2007年8月29日，罗梅君因其在中德文化交流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罗梅君曾深情引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话表达心声：“在许多治理工作的模式之中，毫无疑问，只有中国学/汉学的研究，让我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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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性变革全面提升塑造引领主流舆论能力
□ 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 傅华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主流媒体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传媒变革趋势、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职责使命的必由之路。新华社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锚定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华社提出的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构奋斗目标，把握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通讯社特点，以系统观念推动媒体变革，以深层次变革重塑媒体系统，全面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通讯社生产力传播力。
坚持思想赋魂，以科学理论引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科学把握媒体发展规律，围绕媒体变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媒体变革发展的职责使命、工作原则、方法路径、具体举措，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提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指出“主流媒体要发挥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的示范引领作用”“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内容为王”“强化互联网思维”，提出“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建设全媒体”“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等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归根到底是要提高信息化时代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提高定调引领能力，更好履行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使命任务，更好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将之作为推进变革的思想源泉、履职尽责的行动指南，牢牢把握媒体变革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让创新守正、变革有“魂”。
作为党领导的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将政治家办社要求贯穿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过程，把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主入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践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常学常悟、常学常新、笃信笃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中央意图、新时代要求，抱忠履谦、正位凝命，牢牢占据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舆论工作高地，自觉走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第一方阵，当好“行动派”“排头兵”。
坚持技术赋能，让新技术新应用成为新闻生产和传播之翼
“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在数智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谁能抓住技术创新应用的风口，谁就能掌握媒体变革的命脉、赢得战略先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适应信息化条件下传播生态变革、满足受众新需求的一次深刻转型，是探索媒体新业态的一场自我革新。要主动响应信息化时代召唤，将互联网、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有机融入新闻生产传播全流程各环节，真正发挥技术在媒体变革中的引擎作用。
无技术，不新华。新华社从成立之初的“一部半电台”走到今天，始终是媒体技术创新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在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中，新华社把技术建设作为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把握媒体技术建设底层逻辑，坚持“赋能而非替代”，不搞“屠龙之技”，做到“哪里有业务需要、哪里就有技术创新”。
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新华社立足业务需求和资源禀赋，坚持以自身力量为主研发技术，以主流价值确立算法，以时政新闻的聚合分发生成资讯和知识，确保输出内容正确、准确、权威，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新闻生产传播的实践路径，已推出220多项数智化工具，持有90余项技术专利，就新闻行业大模型应用制定了11项行业标准。
抓住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算力”关键要素，新华社对海量数据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建设数据规模庞大的新闻语料库，自主研发智能生产引擎“采编助手”，打造国内时政报道权威垂类语言模型，搭建起信息化时代新闻生产传播“新型基础设施”。目前，“采编助手”已涵盖17个助手工具、150余项功能，具备内容生成、创意制作、引证溯源、知识增强等新闻生产能力，被编辑记者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新闻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了内容精确性，极大丰富了新闻表达形式。
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跨平台整合传播数据和流量指标，对传播效果进行实时综合评估，为形成“生产—传播—反馈”的闭环提供了实践路径。新华社着力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海外布局、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指数研发等独特优势，推出实时监测分析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效能的“新华国际传播指数”技术平台，以海外主流媒体为监测样本，建立可量化、可视化、可溯源、可比较的指数体系，科学评估我国主流媒体对外报道在海外转引、互动、再传播等情况，打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北斗导航系统”。
技术赋能新闻生产传播，重点是通过新技术新应用有效加大优质新闻供给，推动主流价值向互联网集聚、向移动端倾斜，更好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最终落脚在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传播力上。新华社把资源力量更集中地投入到新媒体领域，突出用户意识，以先进技术为高质高效生产全媒体稿件提供动能，推出更多契合互联网传播特点的移动化、可视化、智能化、社交化的新闻信息产品。推动新媒体终端账号一体有序发展，以先进技术探索建立效果跟踪评估机制，进一步做强新华社客户端和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账号集群，将主流价值注入平台生态，让“正能量”与“大流量”双向奔赴、相互激荡。
坚持调研赋神，锻造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
调查研究是人工智能时代主流媒体最大的比较优势、最核心的竞争力。无论技术如何变化，“调研出精品”的逻辑不会变。AI没有腿，不可能进入新闻现场，更拿不到一手信息、写不出独家报道。只有扎扎实实做好调查研究，直抵现场、直抵真相、直抵本质、直抵人心，才能赋予稿件“精气神”，在海量信息中保持独特的“穿透力”。
主流媒体深化系统性变革，需要在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传家宝”上持续发力，用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实、细、准、效”调查研究“五字诀”，通过调研摸准情况、吃透问题、找到办法、总结经验，以更多高质量调研成果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治国理政；通过调研持续转变文风话风，练就多副笔墨，倡导多元风格，力求“一语天然万古新”，打造更多思想含量高、语言表达活、传播效果好的精品力作；通过调研精准切入新媒体报道，不断提高内容原创能力和水平，坚定不移推动主力军挺进互联网主战场；通过调研改进国际传播，提高真实、立体、全面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能力，用中国视角、中国立场报道世界、解读世界，在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
新华社靠调研起家、调研立社。调查研究已经深深融入新华人的红色血脉，是新华社青春常在的秘诀。在新华社95年光辉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新闻界的名记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调研名篇，形成了弦歌不辍的精神品格、风骨气象，积淀了厚重质朴的文风、学风、作风。
加强调查研究，是新华社履职尽责的一项永恒课题。近年来，新华社坚持把全面加强调查研究作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要求，组建社党组直接领导指挥的重大调研队伍，在31个国内分社设立重大主题调研采访室，增派海外分社专职调研记者，举办青年采编骨干调研特训班、重大调研报道培训班，加强蹲点调研基地、国情观察点建设，优化调研激励机制，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能打硬仗的调研尖兵。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新华社全面夯实调查研究“看家本领”，让全体采编人员真正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基层、在现场直接听、直接看的耳朵和眼睛，当好在世界各地的“千里眼”“顺风耳”。
坚持机制赋恒，确保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平稳、顺畅、持久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是单个环节的优化，而是流程的系统再造；不是单项业务的改进，而是事业发展的结构性重塑。只有通过改革机构、再造流程、创新制度，让资源配置更优化、部门协作更密切、业务链条更畅通，才能形成稳定有序、协同高效、充满活力的工作机制，源源不断释放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
新华社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结合自身职能定位、业务流程、传播渠道等，着力构建符合通讯社特色、体现通讯社规律的流程机制。2025年以来，新华社以传播推广、国际新闻采集、视频新闻采集传播、翻译、社办报刊经营机制创新、技术赋能等6项工作机制为牵引，系统性再造采编流程和运行系统，让技术赋能更精准、编发流程更顺畅、目标受众更广泛，形成“策采编发传”快、好、新的局面。
强化多部门一体联动机制，提高报道时效。新华社毫不动摇坚持移动优先理念，推动采编部门与技术部门、新媒体部门、运营推广部门深度融合，联合策划、连动反应、无缝衔接、集束式传播，让新闻报道更加快速、精准地抵达目标受众。2025年，依托重大新闻快速反应机制，新华社全天候跟踪国内外重大新闻线索，重要报道素材“直供”新媒体端口，重大报道、突发事件、热点新闻中文全网首弹率达90%，国际重大新闻全球首发率超42%，新媒体端口账号影响力不断提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报道中，新华社前后方报道团高效调度，文字部门、摄影部门、新媒体部门通力协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等19条快讯全球首发首弹，图片即拍即传、即审即发，播发现场照片5000多张，“新华社出图”话题微博阅读量达10.9亿，热搜在榜超过39小时，形成现象级、热浪式传播。
健全跨部门作战、区域协作等机制，放大整体传播效能。新华社着力优化对内报道和对外传播协同指挥系统，健全境内与境外、总社与分社的即时协调对接机制，增强海内外重大突发事件、热点事件快速反应能力，构建起时区接续、合理分工、密切协作的全球播发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期间，新华社多语种团队集中发稿，同步向全球滚动播发权威信息，被美联社、路透社等6000多家境内外媒体转引，形成多次传播、层层放大的“乘数效应”。美军突袭委内瑞拉事件发生后，新华社驻当地记者与总社编辑部、地区总分社密切联动，消息实现全球首发，与此同时，总社和地区总分社第一时间调度周边力量迅速向委内瑞拉集结，全方位报道当地政局动向和生产生活现状，成为国内媒体在委最大报道团队。
通讯社作为“媒体中的媒体”，需要持续优化供稿机制，全方位提升用户覆盖面和触达率。新华社巩固通稿线路权威发布优势，提高新媒体线路、对外线路多元供稿能力，统合社内优质报道资源，统筹服务好新媒体用户和传统媒体用户、个体受众和机构用户，形成汇聚多种产品形态、覆盖各类用户的对内对外供稿线路，打造现代化融合供稿体系。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新闻战线的一次深刻革命。通过95年的积淀发展，新华社根正苗红、兵强马壮、功能强大、全球到达，具备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坚实基础、有利条件。新华社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夯实基础、守正创新、全面发力，强化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加快实现信息化时代国家通讯社创新蝶变，巩固壮大自信自强、团结奋进的主流思想舆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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