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力推进，将“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纳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面协同推进，实现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历史性转型，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十二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规律，与时俱进地回答了法治建设中具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科学立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统筹立改废释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优化立法权配置，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在严格执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在公正司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插手案件。

在全民守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培养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重要论述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实践指导力。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重要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在于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准确掌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方法，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取得实效。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党百年来提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法治思想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自信；有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有了光辉旗帜和思想灯塔。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着力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成果的认识，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贯彻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和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机制，确保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坚定法治自信，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始终坚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用法治保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任务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部署，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确保所立之法遵法理、合事理、通情理，做到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立足政法机关职能，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推动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推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深化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虚拟货币、数据权属和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的立法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事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积极推进“小快灵”“小切口”式立法修法，及时通过制定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解决执法司法突出问题。加强立法衔接协调，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机制，做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加强法律实施，形成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要坚决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拐卖人口、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产权执法保护，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健全裁量权基准制度，完善执法细则和实战指引，加快构建执法协调监督和责任体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加强行政复议与信访、行政诉讼等衔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深入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完备的政法机关内部监督管理体系，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抓住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这个关键，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和“严”的辩证关系，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问题。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适用的司法监督，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提升政法工作智能化水平。

深入推进全民守法。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要认真组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党的建设，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让法治走到人民群众身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协同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商事调解作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信访问题，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深化法学院校与政法机关协同育人，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法治人才。

深入推进涉外法治。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丰富涉外法治“工具箱”。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执法司法措施，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制度，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建设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为国际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的态度直接决定社会对法治的态度，领导干部怎样对待法治直接影响群众怎样看待法治。要完善综合性法治评价工作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对法治的尊崇、法律的敬畏转化为思维方式和实际行动，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在法治之外、更不是在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牢记职权法定，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做到依照“三定”规定履职、依照法律制度办事、依照岗位责任落实。增强法治意识，对标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

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这为全党更加清醒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后连续第3年考察广东，寄望广东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指引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一程。“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必须一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以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实际成效，彰显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显著优越性。

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

反腐败不只是查办腐败案件，更重要的是推动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上进行自我革命，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先有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才有行动上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重在“自我”，也难在“自我”。党组织和党员既是自我革命的主体，又是自我革命的对象，都肩负着自我革命的责任，人人都要行动起来、把自己摆进去，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检视自身、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立场决定观点方法，党性弱，就容易以私心代替公义，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在推进自我革命时就无法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党性强，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不会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更不会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增强免疫力。

坚强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既靠个人实实在在的修养历练，也靠组织一以贯之地推动锻造。要将理论学习情况纳入日常监督、巡视巡察、政治谈话等重要内容，督促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切实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的大熔炉。要加强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推动党员干部对照正反典型自我省察、检身正己，在直面矛盾、解决问题、勇于担当中升华党性。2026年，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要把加强党性鉴别作为重中之重，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政治关、廉洁关，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支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着力打造一支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广东干部队伍。

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监督缺位或者不到位就可能产生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权力监督制约，要求“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权力运行全过程”，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规范权力行使提供了重要遵循。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着眼于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行使。

规范权力运行，一个重要抓手是运用大数据信息化加强对公权力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行权数字化，有利于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有利于提高日常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实现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要履行主体责任，通过加快推进行权数字化，构建全留痕、强管控、可追溯的行权数字体系，精准筛查行权异常情况，及时主动纠正违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数据共享，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结合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揭示出来的问题构建监督模型，强化数据碰撞和比对分析，及时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同时，针对违纪违法多发问题，找准症结，推动在行权数字化体系中嵌入监督预警规则，防微杜渐，更有针对性地堵塞制度漏洞、增强刚性约束，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有效解决“牛栏关猫”“纸笼禁虎”问题。

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腐败是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腐败治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保持战略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惩腐治腐防腐内在规律，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广东处在“两个前沿”，经济发达、社会活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渗透风险较大，党员干部被“围猎”的风险较高。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个战略抓手，清“蓝藻”与清“淤泥”双管齐下，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一抓到底，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面对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艰巨繁重的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要持续提升反腐败震慑力，紧盯国企、教育、开发区、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紧盯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重点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腐败关联性、隐蔽性越来越强。要持续提升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深化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积极探索惩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跨境腐败的有效办法，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要持续提升反腐败协同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坚持高质量精准办案，查深查透重点领域典型案件，统筹做好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让“剧中人”说“剧中事”，提出促改促治建议，以“绣花”功夫打通制度执行的“毛细血管”，对问题突出的地区和部门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深刻揭示政治危害、社会危害，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不让代价白付。

拧紧责任链条，形成管党治党强大合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反腐败也不是纪委一家的事，决不能有的人在干、有的人在看。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推动每个责任主体行动起来，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构筑起反腐败的坚固防线。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关键是要拧紧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责任链条。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责任密切相关。要常态化对下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政治谈话，督促其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专门力量，要定期向同级领导班子成员通报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协助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重要典型案件同步研究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机制，推动增强落实“一岗双责”的自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腐败增量的主要表现形式。要创新手段方式，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健全反腐败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税务、金融、房管、海关等职能部门作用，着力解决代持房产股票、大额现金腐败等突出问题，让守法者处处方便，让违法者寸步难行。

（作者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领导干部要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规矩的权威性在于落实，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既是对领导干部的谆谆教导，也是对全体领导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

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制度、讲规矩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制度规矩建设，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就设立“纪律”专章，此后不断充实完善，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服从”等制度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构建起了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心中有规矩，行为定方圆。制度规矩是领导干部成长的“护身符”，更是为官从政的“健康卡”。制度规矩不是可以伸缩的“橡皮筋”，而是不可触碰的红线、不可逾越的底线。对制度规矩的轻视，就是对底线的失守。制度规矩面前没有特殊、不容侥幸。按制度规矩办事受益，不按制度规矩办事受惩，方能遏止“迈过锅台上炕”的鲁莽和减少“事后诸葛亮”的悔恨。无论是“微腐败”的“蚁穴”，还是巨贪的“溃堤”，皆始于对规矩的漠视、对纪律的破坏。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有的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手束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有的认为“变通一下也无妨”。殊不知，不守制度规矩者或许因侥幸一时、得利一阵，貌似尝到甜头、办成了事，但从长远来看，终究会跌大跟头、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就会形成“头雁效应”，对全社会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领导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的自觉程度，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稳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成效。懂法纪是前提，熟知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优良传统和道德规范等，才能明确权力边界，分清可为不可为，真正成为懂规矩、守底线的明白人。明规矩是关键，对照党章党规严明规矩、树立规范、明确标准，切实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知敬畏是核心，唯有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把对制度规矩的尊崇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制度规矩之下、而不是制度规矩之外、更不是制度规矩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才能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临如履、谦虚谨慎。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制度规矩，领导干部只有人人敬畏、事事对标、时时对表，通过“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才能使制度真正长出牙齿、形成震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蹄疾步稳。

重要言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全会精神，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不能顾此失彼。深刻，就是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真正理解透彻。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管得好”是市场监管现代化的目标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市场监管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手段，通过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公平竞争，维持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稳定。市场监管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市场活力的释放与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经济秩序的关键支点。

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亟须转变市场监管理念

当前，我国市场运行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矛盾和挑战：部分行业出现低价无序竞争，压缩企业合理利润空间，削弱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阻碍优质优价机制形成；在直播电商、即时配送等新业态中，算法不透明、虚假宣传、数据滥用等问题频繁出现，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新的风险；区域间市场壁垒、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着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部分领域的质量基础和标准体系仍不够完善，供给体系与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需求存在差距。这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交织叠加，迫切需要在“十五五”时期通过改革创新实现系统性突破。

在此背景下，“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以往常用的“管得住”调整为“管得好”。这一字之差，揭示了新阶段我国市场监管理念的深刻转变：从强调约束性、兜底式的“管得住”，转向强调制度供给、治理质量以及良性竞争秩序的“管得好”。从“管得住”转变为“管得好”，意味着市场监管将不再局限于防风险、堵漏洞，而是更注重稳定市场预期、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公平竞争与保护创新活力，提升监管政策的可信承诺。这一表述的变化，既回应了现实问题，也指明了“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管得好”的政府市场监管，实质上要求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新阶段实现系统性再平衡。政府市场监管既不能因改革深化而弱化自身功能，也不能因风险挑战而重回过度干预的轨道。如何对政府市场监管的边界、方式与能力进行系统性重塑，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智慧。面对“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市场监管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需要坚持破立并举，既要深入破除既有体制机制的卡点堵点，更要以企业标准、质量和品牌建设为抓手，通过监管规则和监管方式创新，为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供制度保障和治理支撑。

正确处理市场监管现代化进程中的几对关系

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中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政府市场监管在发展与规范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新的合力。为此，需要处理好市场监管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关系，确保改革在整体上协调、在系统上贯通、在实践中落地。

正确处理监管和发展的关系。市场监管过去通常被视作一种“事后补位”机制，即在市场失灵之后由政府加以纠偏，通过外在干预恢复市场秩序，而强调刚性约束的监管工具也往往容易加剧政府与市场的对立。为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就必须实现规范和发展的相互促进与协调。市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市场监管体系的成熟完善，发展不意味着抛弃监管，强监管也并不意味着抑制创新，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监管制度设计和执行的优化，促成经营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和市场秩序的内在生成。

正确处理监管和服务的关系。迈向服务型政府的观点尽管已取得广泛共识，但对监管和服务关系的认识依然有待深化。服务型政府是对市场经济提供保障并引导纠正市场失灵的政府，并非弱化监管、只要服务，加强市场监管本身就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截至2024年11月底，我国实有登记注册经营主体数量已达1.89亿户，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坚实基础，而经营主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监管和服务双管齐下。政府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可以增强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和能力，降低违规行为的发生率，从而减少政府在后端开展行政检查与执法的投入；通过有效的监管确保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促进经营主体合规经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正确处理监管和治理的关系。从已有的治理实践看，金融、食品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的风险，呈现出高度的外溢性和系统性，可能在瞬间从市场失灵演化为社会治理风险。随着治理风险的复杂性不断上升，传统“命令—控制型”市场监管模式已难以单独承担监管任务。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形成了多元协同的治理网络，拓展了监管过程中的资源与工具，提升监管效能，并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监管形成有益补充与延展。同时，监管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不断外延，由偏重处罚纠偏的管控模式，转向风险导向、过程导向和制度导向的全过程综合治理框架。“监管”一词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出现多达14次，从目标设定到规则执行、从机制设计到工具调整，都体现出监管已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全过程。

正确处理国内监管和国际规制的关系。20世纪以来，全球规制治理网络随着全球化的脚步逐步形成，多元主体以快速、灵活、包容的方式实现标准衔接、法规互认、信息共享、风险共御，促成全球规制事务治理的合作共赢。在此背景下，我国市场监管体系构建既有国际借鉴，亦有本土特色。当前，我国正从过去的“制度跟跑者”加速迈向“制度并跑者”“制度领跑者”，在市场监管层面实现与国际规则的互动升级。例如，我国牵头立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处理指南》已进入国际标准制定程序，这标志着我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在多边框架下积极贡献中国方案。面向“十五五”，政府在市场监管领域需主动提升制度型开放的层级与质量，既要继续加强监管规则、流程和方式的国际衔接，提升参与全球规制治理的能力，也要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的竞争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以改革创新扎实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

进一步转变监管理念，形成包容、敏捷、前瞻的监管共识。坚持系统思维，把市场监管置于政府治理的整体框架中，推动监管从部门分割式管理向整体协同式治理迈进，形成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鼓励探索、支持创新的治理取向。在不断变化的治理环境中，推动监管进一步从“命令—控制型”向“学习—适应型”模式转变，提高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学习与适应能力。强调风险治理在监管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据此分配监管资源，实行差异化监管。秉持实验主义治理、创新友好型监管等原则，构建能够及时响应技术变革和政策需求的前瞻性监管框架，实现风险可控与创新发展的良性互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基于经营主体的成熟度和具体的监管场景，分别发挥监管、服务、治理的作用，培养干部服务和监管并重意识，促进服管融合，实现监管“无事不扰、应在必在”。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可信度。完善公平竞争制度，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经营主体的充分竞争形成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将市场监管制度嵌入更广泛的培育鼓励市场创新的制度体系中，形成与其他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有效衔接和协同效应，增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透明性和可预期性。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治理，探索通过风险提示清单、行业风险画像等形式为经营主体精准识别风险、科学防控风险提供参考和指引。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综合运用，探索更具包容性和适配性的混合监管机制。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推动国内外监管规则的高水平衔接，提高我国制度供给的国际认同度与可信度。

进一步优化工具手段，实现精准、高效、智能的监管目标。以数智化改革撬动市场监管的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系统重塑，不断提升数据驱动、业务协同的监管能力，为构建“全链条、全过程、全领域”的现代监管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风险识别、线索处置、文书生成、智能咨询等场景中的应用潜能，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模型透明度、可解释性，确保技术应用安全可控。探索监管沙盒、试验性许可等柔性工具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运用，通过临时和实验性规则应对创新的动态特性，降低监管不确定性，平衡创新和风险。加强标准、技术规范等监管规则的可及性，在监管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健全市场监管的反馈评估机制。通过宣传、培训、咨询、技术支持等形式提供合规指导，引导经营主体事先扎紧篱笆，减少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将提醒、默认规则、自动注册、社会规范信息等行为科学工具嵌入监管过程，提高监管政策的可感知性。

提高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将“稳就业”置于“四稳”首位，释放出就业优先的鲜明信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25年1至11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10万人，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态势稳定，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成为就业市场的鲜活亮点。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循环中最活跃的要素。没有充分的就业，就没有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复苏就缺乏基础，经济循环就会受阻。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过去我们讲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往往侧重于总量的线性拉动。如今伴随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者联动逻辑发生深刻变化，拉动机制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经济发展不仅在“量”上为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更在“质”上显著提高了对就业的带动力。

这种带动力，首先源于经济基本面的韧性与经营主体的活力。企业是就业的载体，是稳就业的源头活水。数据显示，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构成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七成，以及脱贫家庭纯收入的八成。经营主体的生存状况及发展预期，是影响就业岗位能否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稳就业必先稳企业。只有当经济平稳运行、市场预期稳定，企业才有意愿、有能力扩产招聘。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政策，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财政金融政策精准滴灌，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素流动与供需匹配更加顺畅，发展环境更趋优化，就业“蓄水池”的水位更稳、容量更大，就业活水自然源源不断。

这种带动力，还来自科技创新引发的乘数效应。有一种担忧认为，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的普及会引发“机器换人”的失业潮。但从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和全局视角看，科技创新恰恰是就业扩容提质的有力引擎。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正不断孕育前所未有的新职业、新工种，重塑就业发展版图。

回望科技革命历程，每一次技术跃迁在重塑生产方式的同时，都会几何级创造新的就业需求。当前，我国经济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新质生产力加速涌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突破虽对部分标准化、重复性岗位形成替代，却在重塑产业生态中释放出巨大“人才红利”。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纵深推进，不仅催生了算法研发等高精尖岗位，更衍生出数据标注、系统维护等庞大的应用型就业群体。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AI产品经理招聘需求同比增长178%；低空经济作为万亿级新蓝海，仅无人机操控员的人才缺口就有100万。

科技创新不仅孕育了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前沿技术岗位，更深刻重塑了传统行业就业形态。在制造业领域，智能工厂建设虽然减少了流水线上的简单重复劳动，却大幅增加了设备维护、系统集成、工艺优化等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农业领域，无人机飞手、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出现，让“新农人”成为热门职业。科技创新通过重构产业链、价值链，激发了上下游漫长的服务需求，这种链式反应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往往呈几何级数增长。经济发展含“新”量的提升，直接带动就业含“金”量的上涨，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正在极大地提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核心渠道。当前我国服务业就业占比已超过48%，预计未来五年将达55%。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需求持续攀升，为青年群体拓宽了高质量就业空间。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银发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崛起，让就业方式变得更多元、形态更丰富。养老护理不再是简单的看护，而是融合医疗、康复、心理慰藉的专业职业；文旅产业不再依赖门票经济，而是靠“探店达人”“旅行定制师”等新角色创造深度体验。2025年第三季度我国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为29.2%，护工、康复治疗师岗位需求分别增长36.1%和25.7%。生活性服务业爆发式增长，不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更带动了相关技能培训和职业认证的发展。

此外，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兴起，为经济发展赋予了更具包容性的就业带动力。数字经济平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就业门槛和创业成本。活跃的在线消费市场，为数以亿计的劳动者提供了谋生乐业的可能，让拥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能够通过互联网直接对接市场需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内容创作者，这些灵活就业形式，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针对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我国着力强化灵活就业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消除就业歧视。通过完善社保等制度安排，将灵活就业的“不确定性”转化为职业发展的“确定性”，让新就业形态真正成为就业大局中的有生力量。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提高对就业的带动力，最终要落脚在解决结构性矛盾上。当前，“有活没人干”与“有人没活干”问题并存，恰恰说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通过高质量发展倒逼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的改革，让劳动者的技能素质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根据产业升级趋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养老护理等急需紧缺领域，实施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对于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技能提升支持其返乡创业。

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这为全党更加清醒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后连续第3年考察广东，寄望广东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指引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一程。“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必须一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以更加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实际成效，彰显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显著优越性。

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

反腐败不只是查办腐败案件，更重要的是推动党员干部从思想根源上进行自我革命，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党的自我革命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先有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才有行动上的自我革命。党的自我革命重在“自我”，也难在“自我”。党组织和党员既是自我革命的主体，又是自我革命的对象，都肩负着自我革命的责任，人人都要行动起来、把自己摆进去，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检视自身、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立场决定观点方法，党性弱，就容易以私心代替公义，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在推进自我革命时就无法真正把自己摆进去；党性强，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不会被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所侵染，更不会蜕化变质、走向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锤炼坚强党性作为终身课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增强免疫力。

坚强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既靠个人实实在在的修养历练，也靠组织一以贯之地推动锻造。要将理论学习情况纳入日常监督、巡视巡察、政治谈话等重要内容，督促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切实做到笃信、务实、担当、自律。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的大熔炉。要加强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推动党员干部对照正反典型自我省察、检身正己，在直面矛盾、解决问题、勇于担当中升华党性。2026年，市县乡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要把加强党性鉴别作为重中之重，严把党风廉政意见回复政治关、廉洁关，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支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着力打造一支党性过硬、视野开阔、善于创新、真抓实干的广东干部队伍。

加强公权力大数据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监督缺位或者不到位就可能产生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权力监督制约，要求“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权力运行全过程”，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为规范权力行使提供了重要遵循。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着眼于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行使。

规范权力运行，一个重要抓手是运用大数据信息化加强对公权力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行权数字化，有利于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有利于提高日常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实现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动辄则咎。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首先要履行主体责任，通过加快推进行权数字化，构建全留痕、强管控、可追溯的行权数字体系，精准筛查行权异常情况，及时主动纠正违规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数据共享，建设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结合日常监督和查办案件揭示出来的问题构建监督模型，强化数据碰撞和比对分析，及时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同时，针对违纪违法多发问题，找准症结，推动在行权数字化体系中嵌入监督预警规则，防微杜渐，更有针对性地堵塞制度漏洞、增强刚性约束，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有效解决“牛栏关猫”“纸笼禁虎”问题。

用好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抓手，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腐败是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腐败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腐败治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保持战略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惩腐治腐防腐内在规律，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广东处在“两个前沿”，经济发达、社会活跃，商品交换原则向党内渗透风险较大，党员干部被“围猎”的风险较高。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这个战略抓手，清“蓝藻”与清“淤泥”双管齐下，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一抓到底，不断增强治理腐败综合效能，通过不懈努力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面对仍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艰巨繁重的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要持续提升反腐败震慑力，紧盯国企、教育、开发区、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紧盯政商勾连、权力为资本提供保护、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重点问题，紧盯“关键少数”、年轻干部等重点对象，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让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腐败关联性、隐蔽性越来越强。要持续提升反腐败穿透力，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进一步深化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积极探索惩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跨境腐败的有效办法，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要持续提升反腐败协同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坚持高质量精准办案，查深查透重点领域典型案件，统筹做好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让“剧中人”说“剧中事”，提出促改促治建议，以“绣花”功夫打通制度执行的“毛细血管”，对问题突出的地区和部门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深刻揭示政治危害、社会危害，提出针对性整改意见，不让代价白付。

拧紧责任链条，形成管党治党强大合力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反腐败也不是纪委一家的事，决不能有的人在干、有的人在看。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把深化标本兼治贯彻到反腐败斗争全过程，必须推动每个责任主体行动起来，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构筑起反腐败的坚固防线。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关键是要拧紧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责任链条。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责任密切相关。要常态化对下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开展政治谈话，督促其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切实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专门力量，要定期向同级领导班子成员通报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突出问题，协助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重要典型案件同步研究以案促改促治工作机制，推动增强落实“一岗双责”的自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腐败增量的主要表现形式。要创新手段方式，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健全反腐败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税务、金融、房管、海关等职能部门作用，着力解决代持房产股票、大额现金腐败等突出问题，让守法者处处方便，让违法者寸步难行。

（作者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构建长效机制根治金融“黑灰产”违法犯罪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消费纠纷矛盾较为突出，滋生了非法贷款中介等乱象，并借助互联网快速蔓延，形成完整的金融黑灰产业链，不仅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还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25年3月，公安部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部署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工作，并于2025年6月至11月在17个重点省市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取得显著成效。中央和地方多个部门联动治理、协同发力，有效遏制了金融领域“黑灰产”蔓延态势，切实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力维护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安全稳定。

当前，金融“黑灰产”的治理仍面临严峻挑战。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成因复杂、涉及面广，且随着打击的不断深入，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与复杂性。不法分子不断翻新手法，例如在社交平台以“代理维权”“征信修复”为名行骗，包装“职业背债人”伪造材料骗取贷款，乃至利用AI换脸、仿冒APP等新技术实施欺诈，加大了识别和追究的难度。这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根治此项工作的紧迫性、复杂性与长期性，更加注重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与实效性，着力构建“黑灰产”治理的长效机制，为金融安全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保障。

完善法律规范体系，为精准治理提供清晰标尺。金融“黑灰产”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系列产业化违法现象的统称，其行为往往“游走”于民事纠纷、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模糊地带。实践中，法律缺位、法律适用不明确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已经直接影响到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活动的实际效能。因此，构建长效机制，必须首先提升法律规范的精密化与系统化，为识别和惩治各类“黑灰产”行为提供清晰、稳固的法律依据。一方面，针对金融“黑灰产”中暴露出的突出新型风险点，及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的配套规定，将“黑灰产”活动涉及的资金转移、技术滥用、信息非法获取等环节纳入更明确的规制范围。另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配合。金融监管领域的专门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行为定性、处罚梯度上形成顺畅衔接，建立起从行业监管、行政处罚到刑事追究的有梯度、精密化的规则网络，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使各种形态的“黑灰产”行为都能被准确归入相应的法律评价框架。

推动协同办案，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行为具有实施手段多样化、涉案地域范围广泛、涉案金额较高、涉案人员较多等特点，往往涉及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等多个领域。根治这一顽疾，尤其需要打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壁垒，构建起案件移送顺畅、证据转化有效、责任追究完整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双向衔接机制。在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涉罪案件的正向衔接上，重点是关注规范化和时效性。金融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受理举报中发现涉嫌犯罪的线索，应严格依照法定标准和程序，及时、全面地向公安机关移送，并同步做好涉案证据的固定与初步梳理。公安机关应建立快速审查立案通道，确保涉嫌犯罪案件及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这要求进一步细化涉金融“黑灰产”案件的移送标准、证据要求和文书规范，并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线索通报、案件会商常态化，坚决防止“有案不移、以罚代刑”。在刑事司法程序后反向移送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衔接上，重点应关注责任追究的完整性。对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但行为已构成行政违法的案件，应确保行政处罚依法及时跟上。司法机关应依法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检察意见或司法建议，并建立跟踪反馈机制。有关主管机关必须依法履职，及时作出处理，并将结果反馈，确保法律责任“不留白”，形成行政与刑事处罚无缝对接、相辅相成的治理局面。

聚焦司法公正，统一法律适用与裁判标准。金融“黑灰产”违法犯罪形式不断翻新，案件专业性强、事实认定复杂，对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确保打击精准、不枉不纵，必须在司法环节统一法律适用尺度，提升专业办案水平，让每一起案件的处理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并通过裁判树立清晰的行为规则指引。一方面，严格区分金融创新、正当维权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深入剖析行为本质。面对新型、复杂的产业化犯罪行为，如何精准适用法律条文，做到罚当其罪，是实践中的一个难题。对此，有必要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适时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统一司法尺度，防止因法律适用不一而出现打击不力或打击泛化等倾向。另一方面，对于产业化、链条化的“黑灰产”犯罪，应予以全链条打击。在审查起诉和审判时，除追究末端直接实施者的责任之外，还要循线深挖，依法审查为其提供技术工具、公民个人信息、广告推广、资金通道等各个环节的行为性质。对于符合共同犯罪或相关犯罪构成要件的，要依法追究组织者、策划者、帮助者的刑事责任，实现对犯罪生态的有效打击。

加强综合治理，加快完善根治金融领域“黑灰产”体制机制。金融领域“黑灰产”的滋生蔓延，既有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互联网技术降低违法成本等方面的直接诱因，也有经济转型期债务压力增大、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张力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根治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必须标本兼治，既要严厉打击重点违法犯罪行为，又要着重解决其滋生蔓延的深层次问题。一方面，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同步评估和管控可能伴生的新型风险，确保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防止监管空白被“黑灰产”利用。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可探索建立更为灵敏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对产品设计、营销推广、债务催收等各环节可能存在的纠纷隐患与违规风险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另一方面，及时疏导和化解金融消费纠纷。通过进一步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渠道，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信力，减少消费者寻求非法“代理维权”的动机。同时，持续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与风险教育，帮助公众增强识别和抵制“黑灰产”侵害的能力，有效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

“小院议事厅”：在充分协商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协商民主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最基础、最广阔的舞台。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进行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创新实践，积极回应基层治理难题，寻求基层治理共识和可行性解决方案，探索出多种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议事机制，极大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小院议事厅”是其中的典型做法。它起源于社区居民在日常自发性的聚集活动，通过共同探讨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基层民主实践。2019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小院议事厅”考察时指出：“设立‘小院议事厅’，‘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小院议事厅”围绕“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吸纳居民代表、社工骨干、公益志愿者、物业代表等搭建起协商议事平台，持续推动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实效，为实现居民有序协商与基层精准共治的联动提升积累了实践经验。

健全群众表达机制，规范协商议题的生成。基层协商要取得好的效果，前提是所商议的事项确实是群众关心、社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议题脱离实际，协商就容易流于形式。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事务日趋复杂，居民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如何从中识别出共性需求、形成有价值的公共议题，需要一套有效的工作机制。“小院议事厅”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建立了比较稳定、高效的居民意见收集与议题生成机制。社区以“民情晓记”工作台账为载体，依托“社区—胡同网格—院落—居民”四级民情网络，通过社区工作者定期入户走访、定点接待与“小板凳恳谈室”等灵活形式相结合，实现了对社情民意的常态化收集与动态掌握。这一体系不仅保障了信息汇集的广泛性，也通过社区层面的初步梳理、分析与核实，从大量个体化诉求中，识别和提炼出那些涉及公共空间管理、居住安全改善、为老服务优化、停车秩序规范等多数居民共同关心的共性议题。通过将这类“真问题”确定为正式协商议题，能够确保协商活动从一开始就紧扣社区治理的关键，使后续的讨论与决策更为聚焦，有效提升了基层民主参与的针对性与实际价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多元协同、分类施策的落实机制。基层协商的生命力，在于推动协商共识转化为惠及居民、改善社区的实际行动与治理成果。居民的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对社区事务的商议中，还体现在对协商共识的落实参与上。北京市前门街道草厂社区“小院议事厅”在形成共识后，着力抓好“民事民办”环节，根据事项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落实方式。对于楼道清洁、邻里关照、文化活动组织等居民力所能及的事务，社区积极引导和支持居民志愿参与、自行管理，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成为社区建设的直接力量。对于涉及房屋修缮、电路改造、专业设施引入等技术性工作，社区在居民集体商议决定的基础上，按照规定流程协调专业机构或人员负责实施，并组织居民代表进行监督，确保工作符合标准、达到预期。对于需要协调多个管理部门解决的综合性问题，社区通过“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诉求，推动行政资源与执法力量在基层一线有效整合、及时响应，推动问题得到实质解决。这种结合实际、分层分类、多方协同的落实方式，既充分尊重和保障了居民在治理全过程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也科学统筹和调动了社区内生的自治力量与外部专业、行政资源，系统性地保障了各类协商成果能够顺利转化为居民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完善程序规范与监督机制，确保协商成果有效转化。简约、可持续、约束力强的协商程序，能够切实保证社区协商公平性、严肃性和实效性。草厂社区在“小院议事厅”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从议题提出、协商讨论到落实反馈的工作程序。为了督促协商事项的办理，社区探索实行了“双述双评”机制。具体来说，社区居委会及工作人员不仅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作，还要定期向居民代表会议或相关方专题报告协商事项的办理情况，包括进展、遇到的困难以及后续安排。在报告过程中，工作人员当面听取居民的评价和意见。社区高度重视这些来自居民的声音，将其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并将处理结果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开。对于居民提出的合理意见与普遍关切，社区认真研究采纳，并将改进措施与最终办理结果通过社区公告栏、线上信息群组等适当方式及时向全体居民公开反馈。这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使得协商之后的监督与反馈环节变得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将居民的民主监督权利落到了实处，不仅强化了社区工作人员主动服务居民、对居民负责的意识和行动自觉，也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回应性、有效性。

持续培养协商素养，全方位营造良性协商氛围。基层协商民主的健康深入发展，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框架，也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社区文化氛围和居民参与能力的支撑。理性平和、互信互助、遵守规则的社区氛围，以及居民通过协商解决公共问题的意愿与能力，需要在长期的、具体的参与中逐步涵养和提升。“小院议事厅”的持续运行，其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为居民学习民主方法、实践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常态化的平台，通过组织居民围绕身边事进行平等、充分、有序的讨论，引导大家在学习政策、知晓情况的基础上，依法依规、理性务实地表达观点，耐心倾听、理解包容不同意见，积极寻求兼顾各方利益的共识方案，居民群众在实践中逐渐熟悉并掌握了民主协商的基本规则与沟通方法，养成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习惯，而基于共同参与和成功解决实际问题所产生的信任感，潜移默化地培育了理性协商、互助合作的社区文化。这是基层治理能够有效回应复杂挑战、保持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基础，不仅增强基层群众的认同感，也能有效提高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显著提升社区的凝聚力与自我调适能力，使基层治理各项工作契合实际、富有成效、顺利落地。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202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力推进，将“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纳入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面协同推进，实现了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历史性转型，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十二个坚持”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法治建设的规律，与时俱进地回答了法治建设中具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科学立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有法可依，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统筹立改废释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优化立法权配置，明确立法权力边界，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更好协调利益关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在严格执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推进严格执法，重点是解决执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在公正司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绝不容许利用职权干预司法、插手案件。

在全民守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权力、履行义务或职责。必须着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培养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重要论述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思想引领力、实践指导力。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重要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在于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准确掌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方法，确保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取得实效。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统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党百年来提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科学的法治思想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自信；有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有了光辉旗帜和思想灯塔。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着力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丰富发展成果的认识，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贯彻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和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机制，确保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必须坚定法治自信，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始终坚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用法治保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持久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任务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部署，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科学立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确保所立之法遵法理、合事理、通情理，做到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立足政法机关职能，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推动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推动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深化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虚拟货币、数据权属和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的立法研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健全人民群众诉求强烈事项的立法快速响应机制，积极推进“小快灵”“小切口”式立法修法，及时通过制定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解决执法司法突出问题。加强立法衔接协调，推动建设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健全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衔接机制，做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严格执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严格执法，加强法律实施，形成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要坚决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拐卖人口、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加强产权执法保护，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推进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健全裁量权基准制度，完善执法细则和实战指引，加快构建执法协调监督和责任体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加强行政复议与信访、行政诉讼等衔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深入推进公正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要健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监察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完备的政法机关内部监督管理体系，确保执法司法各环节全过程在有效制约监督下运行。抓住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这个关键，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宽”和“严”的辩证关系，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改革，健全国家执行体制，强化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执行难问题。加强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适用的司法监督，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提升政法工作智能化水平。

深入推进全民守法。只有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法治。要认真组织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制定实施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加强法律服务行业党的建设，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让法治走到人民群众身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协同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商事调解作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在法治轨道上解决信访问题，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机制，深化法学院校与政法机关协同育人，培养更多堪当时代重任的法治人才。

深入推进涉外法治。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丰富涉外法治“工具箱”。建设协同高效的涉外法治实施体系，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执法司法措施，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制度，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优选地，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建设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为国际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的态度直接决定社会对法治的态度，领导干部怎样对待法治直接影响群众怎样看待法治。要完善综合性法治评价工作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对法治的尊崇、法律的敬畏转化为思维方式和实际行动，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在法治之外、更不是在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牢记职权法定，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做到依照“三定”规定履职、依照法律制度办事、依照岗位责任落实。增强法治意识，对标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

以改革创新赋能国有大行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改革经验，深刻把握改革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应对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前进动力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中国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大行，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推动自身改革行稳致远，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深刻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凝结于《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二卷，系统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时代主题和方法论，为我们准确把握改革的规律、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谋深谋实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由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规定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指明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制度的鲜明指向，二者相互促进、有机统一。金融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来展开，既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等服务于“制度完善”，也通过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来体现“治理效能”，实现二者的协同并进、融合互促。

锚定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必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部署要求，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金融支撑。

把握改革科学方法论，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新时代以来，经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重塑，我国金融发展呈现新局面，对经济发展支持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涉及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等各方面工作，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必须增强系统思维，实现改革举措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提升金融改革整体成效。

“十四五”时期工商银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十四五”时期，工商银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工作主线，与时俱进深化转型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新跃升。

坚持党建引领，把牢改革正确方向。完善“第一议题”制度，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优化党委议事规则与“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建立中央巡视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工作机制和巡视、审计、监管等“一张表”贯通整改机制，推动改深改实。建立常态化政治监督谈话等机制，推动管党治党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常态化警示教育机制，建成金融系统首家廉洁文化基地，大力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深入推进清廉银行建设。

强化底线思维，以改革筑牢防风险强合规堤坝。按照全面管、主动防、智能控路径，持续深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总分行全面整合设立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委员会，为各级机构配备风险官，实现风险“防化治”一体贯通。打造“五个一本账”管理体系，建立风险资产直营直管机制，迭代升级企业级智能风控平台并应用于全部境内分行，实现商品、外汇、债券、货币、股票五大市场风险智能化排查预警。“十四五”时期，全行资产质量稳定向好，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

聚焦“国之大者”，以改革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动态完善投融资政策，提升“两重一薄”领域服务质效。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健全“股贷债保”联动服务体系，率先完成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股权投资试点全覆盖。围绕做好“五篇大文章”，建立一体化工作机制，构建“1+5+X”政策体系，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突破4万亿元，绿色贷款余额突破6万亿元，养老金管理规模超5.4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贷款超1万亿元，普惠贷款五年增长超3倍。围绕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区域机构联动工作机制，出台支持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专项举措。围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更好支持“走出去”“引进来”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突出做优做强，以改革激活创新发展动能。深入推进“机构、公司、个人（GBC）+基础性工程”，开展“数字伙伴万里行”等专项行动，客户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开展“领航AI+”行动，自主研发的千亿级金融大模型“工银智涌”荣获金融科技发展奖一等奖，荣获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力评估模型标准（FDMM）最高等级认证。升级ECOS2.0数字技术生态体系，技术支撑能力持续增强。着力建强数据中台，首家荣获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DCMM）最高等级认证。数字渠道交易稳居全球第一梯队，手机银行客户规模和活跃度市场领先。

“十五五”时期工商银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举措。“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商银行将认真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围绕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工作主线，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全面推进智能化风控、现代化布局、数智化动能、综合化服务、生态化体系五化转型，持续打造一流金融机构。

聚焦提升治理效能，推动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认真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的重要要求，强化做专主责主业的机制保障，以卓越治理效能促进形成差异化竞争新优势。健全协同高效的集团一体化经营模式，强化总行战略引领作用，完善母子公司、境内外机构、各业务条线之间的协同机制，提升整体作战能力。建立更加精细化、前瞻性的资本配置和绩效考核体系，引导资源进一步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集中，推动内涵式、集约化发展，实现股东价值、社会价值与员工价值的有机统一。

聚焦筑牢安全屏障，健全更具韧性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结合内外部形势变化，深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治理效能。扎实推进智能化风控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全客户、全资产、全流程的风控模型，实现对各类风险的精准刻画、实时预警和高效处置。围绕房地产、地方债、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健全风险处置与化解长效机制，着力盘活存量资源。健全覆盖境内外机构的风险管理框架，加强国别风险管理，提升跨境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水平。

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配经济转型升级需求，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牵引，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服务质效，加快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强化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全链条金融支持，深化投贷联动、并购金融等模式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以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服务模式，制定差异化行业政策，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完善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深化数字普惠模式，构建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系，提升可得性与覆盖面，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聚焦增强内生动力，加快数智化转型与生态化赋能。构建前中后台联动、总分支行协同的服务机制，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解决方案。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推进新架构、新系统、新技术的梯次置换与渐进替代，不断增强数智化动能。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客户服务、产品创新、运营管理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与规模化赋能，提供引领性智能金融产品与服务。深化数据要素全流程应用，提升数据治理成熟度与数据资产运营能力。构建开放共赢的金融生态，加强与政府部门、科技公司、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深度合作，拓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等跨界服务场景，在服务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中开辟发展新空间。

为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海关力量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口海关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锚定“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的重要要求，大力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决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的职责使命，奋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

改革创新、稳扎稳打，全力确保全岛封关顺利启动。在海南全岛范围实行封关运作，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可循，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口海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及海关总署、海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创新提出“智慧监管、信用监管、顺势监管、协同共管”的监管理念，确保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首战胜利。

坚持智慧监管。建设海关智慧监管平台，与海关总署署级系统、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港口（机场）作业系统联通，14个智慧监管场景覆盖离岛免税、“零关税”等自贸港特色业务监管类型。强化风险分析研判，与商务、税务、公安等35个部门实现数据共享，搭建汇集海关大数据池，构建智能风险预警模型超100个。对“零关税”货物、加工增值、放宽贸易管理货物实施电子账册管理，强化货物进、出、转、存全链条管理。创新通关模式，在“一线”，对符合条件的保税、“零关税”货物实施径予放行；在“二线”，简化出岛货物申报手续，报关单申报项目压缩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新模式。

坚持信用监管。会同海南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建立“二线口岸”通关信用制度，建设信用通关模型，接入外管、银行、税务等20余家单位信用数据，开展综合信用研判；对全省超9万余家外贸经营主体实行信用等级分类，高级认证企业、“白名单”企业依次降低查验率和稽核查频次，需重点关注的高风险企业加大查验和稽核查频次。推动“二线口岸”通关信用管理制度通过省人大立法，分级分类管理企业，实现风险精准布控、监管无事不扰。

坚持顺势监管。推动全岛10个“二线口岸”全部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启动运行，科学设置27条海关监管通道，“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放宽贸易管理措施3类货物经海关监管通道通行，实施海关监管；国内货物、海南自产货物等从其他监管通道通行，按国内流通管理，确保“分类管控、物畅其流”。将海关布控查验指令嵌入货物出岛安检环节，不额外增加环节，不改变现有货物出岛流程。“一机双屏”共享出岛货物安检图像，开展风险研判，保障10个“二线口岸”海关监管通道运行平稳，出岛货物有序通关。

坚持协同共管。在海关总署领导下，琼粤桂三地海关建立环北部湾琼州海峡“1+9”打击走私联防联控机制，与海南省相关部门建立非设关地、“二线口岸”其他监管通道反走私联防联控机制，坚决从源头管控，高效联动、快速反应、精准打击走私活动，阻断自贸港免税货物等经琼州海峡走私进入内地的通道，保障琼州海峡黄金水道通行安全。

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全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海口海关以“精益求精、万无一失”的高标准，使命在肩、奋发有为的精神姿态，全力支持将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门户。

建立与自贸港相适应的一流海关监管模式。应用好海关智慧监管平台，积极探索应用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丰富“一人一码、一企一账、一物一链、一呼一应”的海关智慧监管场景，持续提升海关监管效能。深入推进海南自贸港信用监管，依托信用大数据对企业精准分类，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持续优化“一线”“二线”以及岛内监管机制，进一步简化申报要素、压缩通关流程。推动建立关地共享共治协同管理体系，形成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监管闭环。

提升与制度型开放相衔接的海关监管便利措施。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封关后海南自贸港新业态、新模式，优化完善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税收征管等配套制度；推动广东海南相向而行，促进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协同联动发展；推动海南自贸港探索与港澳实行经贸规则、规制衔接，深化跨区域海关在通关监管、打击走私、执法互助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企业通关制度性成本，助力企业在国际经贸格局变化下有效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支持打造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紧紧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高效的海关监管服务支持海南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深化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等政策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优化重点园区海关监管服务，支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政策流量持续做大。持续优化离岛免税海关监管措施，助力办好消博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等重大会展活动，全力支持免税产业与会展产业联动发展，积极吸引海外中高端消费回流。支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做优做强，提升农食产品通关效率，促进优质热带农食产品进出口，加大对外磋商和出口企业对外注册推荐力度，助推特色农食产品扩大出口。

增强识别和防范重大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全链条、智能化风险防控体系，坚决落实好“守国门”的神圣使命。强化科技赋能，依托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完善风险防控模型与特征库，丰富大数据池内容，持续加强“货、单、流、企、人、资金”六链的穿透式分析研判，加强海关智能审图算法分类部署应用，提升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精准性。深化反走私联防联控机制，强化海关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共管，全面筑牢自贸港反走私防线。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持续完善源头管控、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健全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新发突发动植物疫情应急防控体系，共同提升海南自贸港“一点触发、多点联动”风险联合防控效能，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锻造一支敢立潮头、能征善战、作风过硬的自贸港海关干部队伍。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聚焦全岛封关后的新形势、新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针对性深入实施能力作风强化工程，健全队伍激励约束机制，锤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持续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围绕新政策、新业务、新技能构建常态化分级分类培训和全领域比武练兵机制，建立链条完整、内容完备的培训体系，完善岗位骨干、行业能手、业务专家干部人才梯次培养机制，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为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作者系海口海关关长、党委书记）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提升医院服务品质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北京世纪坛医院作为一家有着110年光荣历史的老院，秉持百年仁心、勇担健康使命，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信仰转化为引领医院攻坚克难、创新发展的内驱动力，以“智慧化”为引擎，以“高品质”为目标，通过一系列“世医探索”，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坚实力量。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稳公益性高质量发展“方向盘”。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是党联系人民、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在向“以健康为中心”服务模式转型的进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医院治理和改革发展各环节、全过程，以党建工作的“实”与“新”破解难题、凝聚力量，切实肩负起服务首都功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使命。

北京世纪坛医院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心怀“国之大者”，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医院决策的“金标准”，将各项工作成效落脚于是否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是否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是否促进区域健康水平提升。我院变态反应科由1982年初创时2个人的门诊，到2005年成为北京市属医院唯一的变态反应独立专科，再到如今跻身国家重点专科，逐渐成为集医、教、研、防于一体的独立的变态反应学科。坚持主动“走出去”，积极推进医疗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医疗合作机制，牵头创建的过敏性疾病“五位一体”精准防控模式，在全国186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技术帮扶、人才培养、远程医疗等多种形式，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实现了过敏性疾病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的转变。

打造“世医温度”文化品牌，激活医疗服务能级跃升“新引擎”。北京世纪坛医院深度聚焦患者需求，将“暖”的服务理念融入医疗服务，创新打造具有“世医温度”服务文化品牌，将抽象的“以患者为中心”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可考核的温暖服务举措，让人文关怀贯穿诊疗全程，形成具有北京世纪坛医院特色的文化内涵。

在环境改善方面，精心打造没有围墙的“花园式医院”，提升门诊大厅、候诊区域及诊室病区的整体环境，让诊区“亮”起来、院区“美”起来、道路“通”起来、人心“暖”起来。院区伫立的白求恩雕像、南丁格尔雕像，不仅是全体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丰碑，更传递了“敬业乐群，慈爱济人”的文化理念。

在优化就诊流程方面，运用“数智化”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打造全链路就医流程。诊前就医信息全面展示、精准引导就医，诊中就医流程智能引导，护士站就能办理入院，实现患者直接从门诊进入病区，诊后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周期”医疗服务体系，打破传统医疗服务地域限制，弥补健康管理空白。

在服务提升方面，加强周末门诊供给、缩短患者检查等候时间、拓展“互联网+护理服务”内涵，有效畅通医患沟通渠道，通过63312580患者服务热线、电话随访等方式，让接诉即办及患者满意度监督机制监管就医各环节，确保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及时响应与解决。医院还设置了“随手拍、及时办”建言献策小程序，广泛倾听心声，遵从民意不断改进工作。

聚焦“专病门诊”强与融，锻造服务百姓健康需求“硬实力”。积极推动“十五五”时期卫生健康规划落实，医院围绕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这四类重大慢性病，系统建设“以专病为中心”的多学科医疗协作模式，聚焦精准医疗，打破传统科室壁垒，率先开设体重管理门诊、脑心同治联合门诊、睡眠障碍诊疗门诊，先后成立了神经医学中心、泌尿肿瘤医学中心等10余个医学中心，不仅实现了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在完善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效率上取得显著成效。

在学科建设方面，科学规划院区功能布局，实现区域协同高效运作。整合肿瘤学科，打造精准诊疗新高地。开展手术技术竞赛和直播秀，持续推动医疗质量提升。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医院依托老年医学科、重症医学科、全科医学科等开展“生命全周期健康护航”行动，将服务延伸至老年康养领域。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持续提高完善“防、治、管、康”综合防控体系。近期，医院焕新启航的康复治疗部，在空间布局、设备配置与服务理念上全面升级，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周期、高品质的康复医疗服务。

在智慧医院和前沿技术方面，上线互联网医院，实现医保移动支付全覆盖，医院人工智能辅助治疗技术（医疗手术机器人）入选北京市首批创新药械临床应用示范推广中心试点单位，开展系列专项培训和微创手术高级研修班，从应用突破到行业标准制定者，让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群体，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的思与行，擘画现代化学院型医院新蓝图。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北京世纪坛医院将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要求，围绕群众健康期盼，继续用“艰苦奋斗”激发学科创新内生动力，用“自力更生”推动医疗服务质效升级。聚焦肿瘤防治、急危重症与专病中心建设，打造临床医学高峰，推动医院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以高质量发展锻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在健康中国建设的壮阔征程中，奋力书写一所百年老院的新时代答卷。

（作者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微短剧出海：从故事消费到文明对话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并强调“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这一重要部署深刻指明了网络视听的未来发展之路，标志着以市场为核心主体的网络视听产业已经到了价值升维的攻坚阶段。“十五五”规划建议为网络视听产业的出海赋予了新使命，为网络视听产业未来五年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中国网络视听产品的出海不仅是一次文娱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海外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为实现中华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网络视听出海形成了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网络“新三样”。尤其是微短剧出海，走出了一条中国文娱出海最活跃的赛道，“轻量化、高黏性、强互动”的视听产品形成全球传播热潮。

网络视听文艺的出海并非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技术和内容双重赋能下形成的复合型增长。微短剧出海已形成从IP、投流到变现的成熟产业链和巨大市场规模，据Media PartnersAsia （MPA）预测，至2030年全球微短剧市场总收入规模将实现历史性突破，产业规模将达到250亿—260亿美元的量级，海外市场将贡献约38%的份额，成为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全球流媒体市场格局的深刻变革，微短剧业态构建了一种基于注意力经济的新型文化消费生态。

当前，很多国家也都在加紧微短剧的全球布局，比如，韩国的Vig-loo、印度的KukuTV等音频巨头正加入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局面，中国网络视听出海需构建更加系统的战略路径。微短剧的出海不能止步于商业模式的复制，而应肩负起更深远的文化使命，实现从单一的“模式出海”向立体的“文明对话”进行价值升级，这不仅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甚至是一种以媒介视听为代表的新的文明形态。

顶层设计：从“流量为王”到“价值升维”

当前，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呈现出“北美引领、东南亚紧随、拉美中东加速”的多元化格局。为了响应“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战略安排，多地主管部门为了保障微短剧企业的健康发展，发布了支持网络视听出海的具体举措。比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了全国首家聚焦微短剧出海全产业链业务的微短剧出海基地；深圳立足大湾区，构建覆盖从剧本备案、内容审查、版权交易到公共场地预约、拍摄协拍等全流程的服务体系。

微短剧主管机构主动直面微短剧出海遇到的问题，涉及领域涵盖从文化适配度到侵权盗版、劳务用工等诸多方面，积极为微短剧产业的价值升维夯实产业基础。

精耕细作：从“流量单品”到“IP生态”

数据显示，2025年，微短剧APP在海外市场的下载量激增370.4%，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前8个月，海外微短剧市场总收入15.25亿美元，同比增长194.9%；海外微短剧应用程序总下载量约7.3亿次，同比增长370.4%。其中，ReelShort和DramaBox呈现出双雄地位，二者合计占据海外短剧市场超70%份额。全球300多个活跃的微短剧APP，华资占比高达80%。

需要指出的是，微短剧出海的繁荣之下也潜藏着深层次问题，大多数出海微短剧仍停留在“文化符号简单置换”的阶段，即利用国外套路“狼人”“吸血鬼”等元素进行跟风克隆式的改编。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获取流量，但难以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认同，甚至难以形成深度价值认同用户。

微短剧不应仅仅是文化“快消品”，更应成为培育长期IP、测试全球市场偏好的试金石。比如，《家里家外》在越南播出，就有网友评价“虽然听不懂，但是妈妈做菜的味道是一样的”。这说明，微短剧以小切口、真情感直抵人心，适应了互联网技术下的情感叙事。

微短剧出海除了成绩斐然，还要直面问题，比如，我们还缺少像漫威宇宙、迪士尼这些超级故事IP。深耕“垂类”（垂直领域）故事创作，打通微短剧与网文、网游等网络视听产品开发壁垒，形成“微短剧—动漫—长剧—电影—游戏”的全产业开发，这需要沉淀故事价值，链接用户情感，以此构建层次多元、彼此赋能的中国网络视听出海矩阵。这也是对“鼓励更多文化企业走向世界”的积极回应，推动网络视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生态出海”的进程。

价值重构：从“文化拼贴”到“文明对话”

相对微短剧全球市场的“广度”，文化传播的“深度”严重缺位。为了追求效率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大部分短剧将国内的“爽感”套路与欧美演员、都市景观进行“符号化拼接”，导致“文化贴现”现象。据统计，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最广的微短剧内容，标签多集中于“#Addic-tiveDrama”（上瘾剧）、“#Guilty Plea-sure”（罪恶快感）。这表明，用户消费的主要驱动力仍是强刺激的剧情，而非对其中文化内涵的认同。

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不应被简单视为商业模式的输出，而应被置于中华文明“走出去”、参与全球青年文化对话的战略高度予以审视，实现从商业生产向更具深度的文明对话的升维。挖掘价值层面的共鸣，像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都具有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比如，微短剧《冒姓琅琊》就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播了中华文化价值。

当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作为新质生产力深度渗透微短剧产业，正在建构人机互动的生产关系。从早期的AI翻译、配音发展到当前的AI全流程制作，有效推动量产精品化发展趋势。针对落地国文化特色，开发具有文化指向的人工智能体，通过用户偏好预测塑造“钩子叙事（一种精心设计的叙事技巧）”等创作模式，进而催化微短剧出海的“蚁群效应”，加速建构价值圈层，这对视听数据素材库的全球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微短剧应当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探路者”，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发现具有潜力的创作题材和人才，构建“短剧—长视频—视频数据库—衍生品”的开发路径，形成多层次、可持续的出海生态。

引导规范：探寻网络视听出海的多元路径

市场的自发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天然倾向于复制短期成功的套路，极易导致题材同质化、内容低俗化的“内卷式”竞争。微短剧出海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亟须对微短剧的海外传播进行有策略的引导规范。“引导”意味着以政策与行业标准，牵引内容向上向善；“规范”意味着以规则与底线，划定健康的竞争边界。既要坚持守正创新，保持商业活力，更要彰显文化价值，通过构建更加科学、更富成效的出海体系，使微短剧真正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建立具有中华文化标识特点的视听图谱。

微短剧出海的分层分区域研究迫在眉睫，即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实施“一国一策”。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文化特征和受众偏好，采取差异化策略。在北美等成熟市场，着力提升内容品质，推动制作水准向专业化、精品化发展，主动寻求与国际主流流媒体平台或知名制作团队合作，共同开发基于中华文化内核的视听项目。比如，在东南亚、拉美、中东等市场，将中国的文化元素、生活方式与发展经验悄然地融入当地的社会语境与情感结构之中，开发“生于本土、长于本土、兼具中国灵魂”的视听产品。

在全球数字文化的构建中，如何以网络视听媒介为抓手，以微短剧为驱动，建立中国话语的海外传播模式，这将为中华文化标识的视听建构提供重要思路。中国微短剧的乘风破浪，也是中国网络视听砥砺前行的缩影，如何将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如“家国情怀”“和而不同”“仁爱守信”等有机地融入故事的肌理与人物的成长弧光之中，让其成为驱动叙事、引发共情的根本力量，还需依靠全民的创造力，形成全球故事的共创机制，真正激活视听创作的内在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视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素人执笔书写“凡人不凡”

当七旬老人王玉珍用纸笔记录下对烟火人间的眷恋，当小摊主温雄珍在凌晨为菜市场的扫地阿姨写下诗行，当汽修工赵康在电脑前构思仙侠世界——微纪录片《生活的底稿》用镜头捕捉的这些瞬间，恰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生动注脚。素人执笔，不仅重构了文艺的边界，更铺就了新时代精神富裕的鲜活底色，让“凡人不凡”的生命光华愈发璀璨。

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打破了文艺创作的专业壁垒与场域限制，让普通人成为文艺生产的有生力量。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平台机制的赋能，让创作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正如《生活的底稿》所呈现的，无需深厚功底，不必追求技法，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创作素材。素人创作者将柴米油盐、修仙世界、岁月沉淀转化为文学作品，形成了错落有致的文艺生态。就如作家梁晓声对王玉珍所说：我写的是周家，您写的是王家；我写的是“光字片”，您写的是身边人，我们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世间”。素人的作品没有精致的雕琢，却有着最本真的力量，这种“真”既是新大众文艺的鲜明特征，更是文艺作品永恒的刚需。

素人写作是新大众文艺最鲜活的载体，更是平凡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路径。素人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是基层公务员、小摊主、汽修工，也是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们笔下的文字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王玉珍的回忆里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温雄珍的诗歌中藏着谋生与追梦的坚韧，赵康的小说里凝结着对生活的浪漫想象。他们的写作不为流量、不求名利，只为给心灵找一个安放之处，让积压的情感有出口，让平凡的经历被看见。汽修工赵康已经写了2000多万字。他向演员杨洋坦言，写作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坚守最初的热爱。就算一个读者也没有，也会坚持自己的创作。扳手养活身体，文字滋养灵魂。梦想不一定要在很遥远的地方实现，认真生活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这种源于生活本真的创作，让写作者在创作中确认自我价值，搭建起人与人之间理解的桥梁，读者在素人的故事中照见自己，实现精神上的相互滋养。

从更深层次来看，素人写作的兴起本质上是精神富裕的生动实践。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而素人写作恰好提供了低成本、高价值的精神满足方式。写作让平凡个体在奔忙之余拥有了精神自足的空间，在记录与表达中完成对生活的审视与思考，在读者的回应与共鸣中获得归属感与尊严感。这种精神层面的丰盈，无关财富多寡，与地位高低无涉，而是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对自我的认可、对他人的共情。只上过小学五年级的温雄珍从广西农村老家到东莞近27年，生活的重担曾几乎将她压垮，在异常艰难的日子里，诗歌悄然成为她灵魂的栖居之地。她对诗人欧阳江河说：我就在诗歌的现场，生活的现场。欧阳江河被她蓬勃的生命力深深打动，面对这位草根作者由衷地赞叹：“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在他看来，温雄珍的诗歌和生活“都在这个烧烤架上被火烤过”。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写作照亮生活、温暖他人，当专业与非专业的创作者平等对话、相互照亮，便汇聚成全体人民精神共同富裕的磅礴力量，彰显着新时代文艺“人民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的深刻内涵。

《生活的底稿》所记录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凡人琐事中的坚守与热爱、平凡日子里的思考与表达。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素人写作以真实为笔、生活为纸，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平凡史诗。这部纪录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值得被珍视。当无数凡人的微光汇聚，照亮起文艺的星空，精神富裕的种子就会在生活的土壤中生根结果，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创作与共鸣中，活出不凡的生命质感。

“会通”：南通人的文化性格

堪为2025年体育圈一个现象级热点的“苏超”，像夏天点燃的烧烤架，热气腾腾，挡都挡不住。其中，南通队在多轮比赛中一路高歌，贡献了多个精彩进球，最终在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中荣获亚军。由此，南通在被网友称为“新南哥”的同时，点燃了城市的活力，愣是把整座城市带得“嗨”起来，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南通的体育热情与底蕴。

在“苏超”的热潮中，一年一度高考发榜的日子里，南通大地总是一片笑声。2025年江苏高考成绩一发布，即传出了南通又出省内理科并列状元的佳音。南通教育的“神话”，又一次被实锤了。“苏超”赛场是“黑马”跃出，高考状元乃预料之中。文能做卷子，武能踢足球。因而，南通有“双重优等生”之说。

要说南通能火起来，还真不是全靠运气。是经济实力、拼搏精神？还是人文脉络？我们跟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越剥越能悟出门道。原来，这些都源于南通人的文化性格。

南通人的文化性格是什么样的呢？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会通。外人眼中南通人卷、拼、争、竞的性格都蕴含其中。也许，这是印在南通城市文化性格中的一块胎记。

“会通”源自《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最初指事物规律的交汇与变通，后引申为融会贯通的认知方式。南通这种以“会通”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性格，说通俗一点就是，南通人不仅有江南人的温婉细腻，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大气，并且融在每一个南通人的基因里。来过南通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假如这座古城缺少了文化性格中“会通”的胎记，就好像喜马拉雅山没有珠穆朗玛峰一样，会失去一种神秘的精神感觉。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先说说南通这方“水土”。它位于长江与黄海的交汇处，在古代是长江泥沙冲刷堆积出来的，开始并不存在土生土长的南通原住民。自唐朝中期开始辟为盐场，由于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成为流放和移民的聚集地。得天独厚的独特地理位置，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将南北文化、古今文明融汇在一起。据史料记载，自五代至明初700多年间，南通曾有5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还有许多姓氏如保、达、金等都是蒙古族后裔的姓氏，这些姓氏在南通的历史变迁中融入了汉族社会。这种多元的人口结构，不仅体现在建筑、风俗上，更体现在具有很强韧性的语言特征上。南通人除了讲南通话、金沙话外，还讲通东话、海如话和沙地话。当地乡亲跨过一条河，语言上就有“出国”的感觉。这些方言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每种方言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吴越文化的熏陶、荆楚文化的渗透以及齐鲁文化的浸染，共同塑造了南通方言的多元性。

五方杂处的文化交融、滨江临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西方文明的传入，共同赋予了南通文化多元融合、江风海韵浓厚以及中西合璧的亮丽特色，促进了灵活性和包容性文化性格的形成。这种融合了南北文化的特殊地理环境，让南通人的性格兼具刚柔，既有南方人的精明灵活，善于在商业活动中捕捉机会；又有北方人的豪爽大气，直面风浪的野性底气，就像这片土地一样，既有浪花的闯劲，又有泥沙的沉淀。有人说南通很散，但它犹如一篇厚重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

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华侨华人。南通海门区林西村与大海相距甚远，户籍人口仅3500余人，早期村民们背着床单、枕套闯荡世界。起初他们不懂外语、只凭一台计算器讨价还价，如今将生意做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已辐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地有“跨国经营第一村”“江苏首个华侨村”之誉。“去别人不去的地方，才能赚别人不赚的钱”的朴素信念，是支撑村民们闯荡天涯的动力。这个村正是南通人敢闯敢干、奋发图强的缩影之一。

南通的学子成绩拔尖，截至2025年11月，从南通已走出56位院士，高考成绩和学业质量监测结果长期位居江苏省前列。在基础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

都说文化性格是大地的产儿，但仅有上天眷顾的自然禀赋是不够的，还有一代代南通人沐浴江风海浪，开放包容，塑造了南通，促就南通人自成一派的文化性格。

说到南通的“一方人”，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清末状元、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斗争的残酷，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三十年的科举梦，就此一笔勾销。”从此心灰意冷，辞官从商，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他秉持“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以状元之身办实业，在海边滩涂上披荆斩棘、垦牧植棉，在南通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南通先民在他的倡导下，靠着一根根扁担，牵着海子牛驮泥运沙，在滩涂上开辟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绿野平畴，硬把家乡南通打造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吸引了梁启超、梅兰芳、王国维、沈寿、陈师曾、欧阳予倩、杨杏佛等名流来南通就职任教、讲学交流。

张謇对南通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城市环境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业精神、创新理念、创优态度对南通文化性格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今天南通“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精神。南通如今成为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得益于100多年前张謇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留下的厚实基础。而今，漫步在南通的街头巷尾，人们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那些保存完好的建筑，无声地诉说着张謇的远见卓识和家国情怀；一座座博物馆，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联起张謇主张的“祈通中西”“提倡国粹，不废欧化”的文化记忆。

不仅敢于尝试新事物，更乐于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是南通文化性格中一个鲜明特点。20世纪初期，张謇在南通的时候，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思想主张，在教育、城市建设、文化设施等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开创了城市建设实验，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南通被称作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并非“孤芳自赏”，而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第一：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座民间博物苑、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一所盲哑学校、第一所气象站和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等，南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理念的觉醒。

100多年风雨走过，南通人骨子里海纳百川的文化性格始终没有变，而今正以其包容开放的胸襟，锐意进取的气魄，在百舸争流的“长三角”，谱写着属于它的璀璨华章。

徜徉在这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之中，壕河清凌凌的水映照着蓝莹莹的天，像一幅幅烟雨朦胧的山水画，更像包容会通的南通的文化性格。在这里，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会通”的故事，每一步行走都踏着“会通”的历史。无论你是历史矿藏的挖掘者，还是热衷于自然之美的游历者，抑或渴望心灵与自然同频的寻梦者，南通是一座值得你用心感受的城市。

（作者系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副主席）

城市生活垃圾如何从“前端分类”到“后端善用”

2025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深入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动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该文件明确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以及网点融合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对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提出了新要求。一段时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与系统部署。从2015年起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系统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坚决贯彻落实，构建起“规划引领、标准支撑、试点示范、系统推进”的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取得多方面显著进展。一是覆盖率和设施配套显著提升。垃圾分类从起初的全国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扩大到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推行。二是处理能力明显增强。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到99.9%，其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比达到78.1%。另外，2023年我国废金属、废塑料、废纸等10个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3.76亿吨，同比增长1.5%。三是公众意识大幅提升。截至2025年10月，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垃圾分类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多地居民主动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已初步养成。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成果显著，但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存在两网衔接融合的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垃圾分类整体效益的进一步提升。首先，管理协同困难。一方面，两网分离。生活垃圾分类网点由各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主导，负责牵头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由商务及供销部门主导，负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制定、企业备案、标准制定、秩序监管等工作。两者在分类标准、统计口径、运营规范上均存在差异。如住建部门将“可回收物”分为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5类，而商务部门按再生资源品类分为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6类，分拣时需重复分类，增加运营成本；统计回收率时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以“居民投放量”为基数，而商务部门以“企业再生资源实收量”为基数。另一方面，回收行业管理难度大。目前我国可回收物以流动性收购为主，部分城市个体户占比超90%，存在“挑肥拣瘦”（只回收高值废品如废纸、废金属，拒收低值废品如废玻璃、废塑料膜）、“掺杂掺假”（将不可回收物混入可回收物）等问题，没有形成上下游一体的大型企业，管理难度大，影响回收质量。其次，回收路径不畅。一是低值物回收不畅。由于废纺织品、废玻璃、废塑料、泡沫、废旧家具等低附加值再生资源体积大、重量轻、运输成本高，导致回收利润低，回收企业和人员缺乏回收积极性。我国废玻璃、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率分别不足40%、25%，而废纸、废金属等普遍高于50%。同时，居民通常对废纺织物等较为关注，但缺乏专门投放设施。二是缺乏稳定区域分拣中心。多数分拣中心通过租厂房或租空地获得场地，极少数是市政环卫设施用地，具有临时性和不稳定性，随时可能被取缔，企业也缺乏投资意愿。以北京市为例，现有16座分拣中心，但仅有2座是固定的，14座均为临时性，且缺乏能分出高低值再生资源的机械化分拣装备。此外，分拣中心与垃圾转运站、末端处理设施缺乏衔接，部分可回收物需跨区运输，提高了成本，压缩了企业利润。三是回收企业小而散。回收企业多在分拣中心租摊位，盈利能力弱，没有能力进行投资。最后，激励政策不完善。前端和后端均存在缺乏共同利益驱动机制。一是居民分类激励力度不足。尽管部分城市推出积分兑换、现金补贴等激励措施，但多数地区存在“积分价值低、兑换渠道少”等问题，如某城市居民投放1公斤废纸仅获10积分（约合0.1元）。二是企业技术能力有限。再生资源企业90%以上为小微企业，技术研发普遍投入不足，技术装备水平不高。导致深度加工不够，产出附加值低，对产业链带动弱，如废旧塑料回收后仅能用于低端制品。三是政策支持碎片化。多地对“两网融合”的财政补贴多集中在设施建设阶段，运营阶段补贴较少，且补贴标准不统一，补贴资金未与回收量、资源化率挂钩，导致补贴资金效率不高。

上述问题相互交织，使“前端分类”的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后端善用”的实效。推进两网深度融合、破解现存短板，是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率、筑牢城市生态根基的关键举措，关乎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亟须多层面系统破局。

建立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联合商务、供销等部门建立会商制度，统一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相关技术标准、统计口径和运营规范。积极试点“两网融合”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资源高效整合与效能提升，重点探索人员队伍的统筹调配、车辆及设备的统一运维、分类投放屋与回收场点的合理布局及功能融合、组织架构的优化重组、利益分配机制的协同构建等关键领域，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深度融合、高效运转，形成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协同治理格局。

构建全域化回收网络体系。一是织密前端分类收集网络。在居民小区、城中村、城郊接合部等建设标准化可回收物回收点，配备分类收集容器、称重设备、监控系统，规划布局建设再生资源分拣站。鼓励物业企业参与回收点运营，给予一定标准补贴，提升回收点管理水平。二是培育龙头再生资源企业。支持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加速对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的整合，引入废塑料改性、废玻璃深加工、废纺织品再生等高端加工企业，形成从回收、分拣、资源再生利用等上下游一体化的模式，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三是强化区域分拣中心建设。通过划拨专门市政环卫设施用地等方式鼓励建设固定的绿色分拣中心，鼓励培育龙头企业承租分拣中心，鼓励配备自动化分拣设备。四是建立“产学研用”基地，研发再生资源高端化利用技术。

完善利益共享激励链条。推动形成高值低值“一起收”的全周期产业链条，构建“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一是强化居民分类激励。如建立“积分+碳普惠”双激励机制，除投放可回收物可获得积分兑换物品外，可将居民分类投放量转化为碳积分，用于兑换绿色出行优惠券、景区门票等。二是提高对企业支持力度。着力推动高值低值“一起收”，对相关企业给予补贴、贷款、税收等政策倾斜。鼓励各地探索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推进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

强化数字技术支撑与监管。构建智慧回收、智能监管体系，推动“两网融合”精细化治理。一是提高回收的智能化水平。建设可回收物平台，居民可通过平台预约回收、查询积分、即时称重获得回收报酬等。支持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实现“互联网+回收”模式，线上线下协同。二是提高监管的数字化水平。整合信息资源，将垃圾分类和废旧物资回收等数据信息“一网化”监管，依托“两网融合”信息平台，搭建覆盖分类、回收、利用各环节的数据体系，精准归集全流程信息，为科学制定政策、优化管理措施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作者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凝聚新就业群体力量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这为引导规模持续壮大的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以其岗位优势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突破2.4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城市运行与社区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充分挖掘并释放其独特岗位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效动能，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新就业群体在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方面，具备三大显著优势。其一，覆盖网络全域化。该群体常态化穿梭于城市街巷与社区楼栋，能够触达基层治理末端，有利于填补治理环节短板，为治理效能延伸提供有力支撑；其二，信息感知即时化。该群体深耕服务一线的工作特性，让其能在第一时间捕捉社区环境整治、公共安全隐患、群众急难愁盼等各类动态问题，为治理决策提供精准依据，助力提升治理响应速度；其三，群众联结深度化。该群体高频次、近距离对接居民群众，使他们既是便民服务的提供者，还可以成为社情民意上传下达的重要纽带，帮助治理举措更贴合群众需求。

截至2024年，全国已有269万名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到街道社区报到，有的担任社区网格员，协助收集民意、排查隐患；有的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发现并报告不良商户违法违规行为，为基层治理增添新力量。但要将这种潜在的岗位优势有效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持续动能，目前仍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面临一定现实挑战。一是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参与机制有待健全。基层尚未对新就业群体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价值形成系统认知，对其参与基层治理的职责边界、权利清单、激励标准等缺乏明确界定，导致该群体一定程度上身份认同感不强、参与导向不够清晰。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相对偏低，现有参与多以零星化、临时性活动为主，难以形成长效有序的治理合力。此外，信息反馈渠道不够通畅、政策动员覆盖不够全面，使一些地方的有益探索多停留在局部示范层面，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整体效应。二是制度保障存在短板，后顾之忧尚未完全化解。适配新就业群体职业特性与实际需求的权益保障体系仍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长期稳定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合同签订率相对偏低，社会保险参保结构不够均衡、保障水平有待提升，在医疗保障、住房安居、子女教育等方面仍面临一些普遍性难题。权益保障的基础不够牢固，不仅弱化了新就业群体的城市归属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主动投身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三是协同体系建设较为薄弱，岗位优势转化渠道不够通畅。街道、社区、网格等基层治理主体与新就业群体之间缺乏常态化、制度化的联动平台，线上联络沟通与组织动员机制不够完善，线下党群服务中心、“暖蜂驿站”等实体阵地的覆盖广度与服务效能也需进一步提升。信息流转、任务协同、效能反馈的全链条尚未完全贯通，导致新就业群体虽工作生活、服务覆盖于社区，却难以深度融入社区治理进程，岗位资源优势未能通过有效渠道充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上述问题制约着新就业群体岗位优势的充分释放，对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形成了一定现实阻碍。从治理效能来看，角色定位模糊与参与机制不健全，导致新就业群体的参与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形成稳定治理合力，影响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从主体活力来看，制度保障短板未能有效补齐，会持续削弱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意愿与归属感，无法激发其投身公共服务的内生动力；从联动效能来看，联动机制薄弱与转化渠道不畅，容易阻碍基层治理主体与新就业群体的有机联系，不利于构建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生态。若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不仅难以充分借助新就业群体的独特力量优化基层治理体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节奏。为此，需坚持系统思维、多措并举，着力激活新就业群体岗位优势，引导其在基层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切实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供支撑。

强化身份赋能与价值引领，明晰治理参与定位。身份认同是激发新就业群体参与热情、释放岗位优势的核心前提，明确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与价值，能够更有效引导其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作为，真正将岗位特性转化为治理效能。因此，需在政策层面明确新就业群体基层治理协作者的身份属性，推动其参与基层治理从偶然参与向常态融入转变，为治理提质增效注入稳定力量。社区可结合其地熟、人熟、情况熟的核心优势，设立社情民意信息员、平安巡查守护员、政策宣传流动员等公益性岗位，建立技能特长与岗位需求精准匹配清单，实现优势与需求精准对接。同时，健全积分奖励、荣誉表彰等激励机制，大力宣传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助力效能提升的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关爱、支持新就业群体的浓厚氛围，切实增强其职业荣誉感与社区归属感，进一步激发主动参与热情。

构建精准适配的制度保障体系，筑牢稳定参与根基。无后顾之忧才能心无旁骛投身基层治理，健全的权益保障体系是留住新就业群体、持续激活其岗位优势的重要支撑，更是保障治理效能长效性的关键。需压实平台企业用工主体责任，规范劳动关系认定，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优化参保缴费方式，破解新就业群体社保断缴、保障不足等问题。地方政府应牵头整合人社、住建、教育、民政、卫健等部门资源，搭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需求，将其问题清单转化为部门责任清单、服务清单，切实解决其急难愁盼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让其能够安心投身基层治理，充分释放岗位优势赋能治理。

健全多元协同联动机制，畅通岗位优势转化渠道。新就业群体的岗位优势需通过有效载体才能转化为治理实效，常态化联动机制是搭建基层治理主体与新就业群体沟通桥梁、破解优势转化难题的重要抓手。以党建为引领，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多方协同发力的参与平台，确保新就业群体岗位优势高效转化为治理实效。线上，开发便捷高效的建言小程序，实现问题快速上报、流转处置、结果反馈管理，提升治理响应效率；线下，升级优化社区驿站、暖蜂站点功能，使其既能满足新就业群体歇脚充电、饮水热饭等基础需求，又能成为政策宣传、技能培训、议事协商的联络平台。社区应主动邀请新就业群体参与居民议事会、社区治理座谈会，充分吸纳其基于一线视角提出的优化建议，同时组织开展文体联谊、邻里互助等活动，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社区，以多元协同凝聚治理合力，切实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链 夯实城镇化建设根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深刻揭示了县域特色产业链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相互依存、协同共进的内在逻辑。县域作为行政区划的基础单元，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落脚点。县域特色产业链，是指依托县域特有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文化传统和区位条件，围绕某一主导产业或优势环节，通过上下游企业协同、相关服务配套，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较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体系。构建并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链，能够为城镇化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和内生动力，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循环。

目前，全国范围内县域特色产业链发展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特色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态势明显，整体营收规模稳步增长，一批特色产业集群跻身百亿级、千亿级梯队。各类资源要素向产业链核心领域加速汇聚，企业间协作配套关系愈发稳固，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规模效应与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对县域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强化，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其二，特色产业创新质效稳步提升。围绕特色产业链的创新支撑体系不断完善，研发创新平台覆盖范围逐步扩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持续增多。产业链发展逐步脱离中低端加工环节的局限，在核心技术攻关、行业标准构建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产品附加值持续提高。特色产业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核心竞争力与市场抗风险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其三，特色产业价值空间不断拓展。“一县一业”的特色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一批县域特色品牌崭露头角，多个细分领域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新业态、新模式在特色产业链发展中快速涌现，产业发展与各类新兴领域深度融合。同时主动对接区域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相关部署，积极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供应链体系，产品出海规模持续扩大，特色产业价值实现多元提升。

尽管部分县域特色产业链已展现发展成效，但仍存在发展局限，发展质量与支撑能力有待提升。一是特色产业能级整体偏低。多数县域特色产业链集中于加工制造等中低端环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开发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核心技术掌控力不足，难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制约特色产业向高质量转型。二是城镇化与特色产业发展失衡。部分县域出现“产城脱节”现象，特色产业发展与城镇建设不同步，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配套跟不上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需求，难以吸引和留住优质人才，影响特色产业链持续壮大。三是特色产业链配套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物流仓储、检验检测、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不足，金融支持精准度不够，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有限，无法充分满足特色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需求，削弱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县域特色产业链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质量关乎新型城镇化成效与区域发展均衡，需聚焦核心环节、找准发展定位、完善配套服务，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链提质增效，实现特色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聚焦核心环节。县域特色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强化环节聚焦，坚持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方向，立足县域资源、发展历史、人文环境和产业基础等独特禀赋，集中力量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链。通过这种聚焦式发展能够避免资源分散和同质化竞争，将有限要素集中投入到最具潜力的特色领域，以专业化分工提升全产业链效率。从顶层设计来看，要更加科学分析县域资源禀赋，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县域特色资源要素进行系统评估，为各县域聚焦特色产业链核心环节提供科学依据，有效破解“小而全”“大而散”难题。从实践路径来看，县域要着力培育特色产业链“链主”企业，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带动配套企业集聚；同时，深化区域协作，建立跨县域特色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动上下游企业在技术研发、产能配套、市场开拓等环节开展深度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提升特色产业链整体竞争力。

找准发展定位。精准定位是县域特色产业链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链需跳出行政区划限制，找准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和开放合作中的定位。在区域协同方面，可立足自身实际，主动融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导县域特色产业链形成产业互补；在产业分工方面，可鼓励县域聚焦特色产业链细分领域，打造“单项冠军”，提升细分市场竞争力；在开放合作方面，可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链对接“一带一路”等开放合作渠道，拓展特色产品与服务的市场空间。

完善配套服务。特色产业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服务，完善的配套服务是县域特色产业链稳定发展和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加强特色产业链配套服务，有利于实现特色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有效破解“产城脱节”问题，实现产城融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按照“特色产业发展到哪里，配套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配套体系。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可围绕特色产业链构建金融、科技、物流、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体系，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在公共服务方面，可一体推进特色产业园区与城镇建设，配套建设学校、医院、人才公寓等设施，实现“产城一体”；在基础设施方面，可加大县域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建设特色产业园区路网、5G基站等设施，提升对特色产业链发展的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