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检查，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监督，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聚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辽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当前形势“怎么看”、应对变局“怎么办”、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又一篇经典文献。我们必须领会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切实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刻认识到“五个必须”重要经验，互为一体、有机统一、弥足珍贵，进一步深化了党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的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局大势的深刻洞见和战略清醒，为我们标定了方位、指明了趋势、注入了动力，必须坚定发展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深刻认识到2026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清晰明确、科学精准，宏观调控更加给力，引导预期更加主动，必须把准党中央战略意图，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深刻认识到“八个坚持”战略部署，既谋篇布局又突出重点，既有战略指引又有战术要点，明确了全年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必须在大局中把握关键着力点，聚力攻坚、重点突破，推动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

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精神，科学谋划“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辽宁必须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保持定力不动摇。保持定力，就是在内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各种挑战加剧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坚守目标。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提振信心、下定决心，咬紧牙关、迎难而上，一以贯之抓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促转型、换动能，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

用好政策增效能。做好经济工作，关键是精准落实党中央政策。今年中央宏观政策力度大、含金量高，必须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取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强化政策实施协同联动，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变政策红利为发展动力。

直面问题不回避。把解决问题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迎难而上不绕道，创造性开展工作，敢于善于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破解难题、扫清障碍中加快自身发展。

夯实基础补短板。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重塑环境、强基固本，强化链式思维，从小切口入手，加快补齐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本质安全等领域短板，补上打基础这一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全面发力求突破。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实现系统性突破、整体性提升，勇于争先、谱写新篇。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就辽宁而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振兴大局，锚定年度目标，纲举目张、精准发力。

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更大力度释放内需潜力。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必须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抓住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实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消费潜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办好“乐购辽宁·惠享美好”“九九消费季”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多元化供给，大力培育低空飞行、赛车、邮轮游艇等新兴休闲消费。持续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推动热点场馆延时服务，加大高品质演出、精品冰雪旅游供给，打造一系列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化IP，举办一系列品牌化标志性体育赛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落实国家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手段。必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眼惠民生增后劲，结合辽宁实际，谋划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力实施“两重”建设，争取更多项目纳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支持范围，有效带动各类投资增长。强化项目建设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华晨宝马全新动力电池、营口建发盛海铜业等加快建成投产，加快恒力造船绿色高端装备制造、金州湾国际机场、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等建设进度，做好秦沈高铁二通道、庄河核电一期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形成重大项目接续不断、压茬推进的生动局面。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科学有序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危旧房、城中村、地下管线管网改造。落实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能源、水利、农业农村等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科技是产业发展的内核，产业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振兴发展新动能。聚焦国家所需、辽宁所能，发挥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抚科创园集聚作用，高水平建设辽宁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加快先进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一批标志性原创成果。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资金、人才、科技项目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真正把产学研用连在一起、拧在一起。加快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健全成果转化撮合机制，加强中试平台建设，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产业是辽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支柱。必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延链图谱，推动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加快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下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稳住车、油、钢等实体经济基本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动重点行业全链条节能降碳改造，建设一批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重点布局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完善“硬设施”和“软平台”建设，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培育一批人工智能优势企业和产品，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改革开放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一招。必须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牛鼻子”，加强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建设，落实省、市两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执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确保在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让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央地合作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壮大一流企业方阵。推进各类开发区整合优化，盘活利用低效存量资源资产，推动各类园区创新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辽宁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整合提升、沈阳和营口片区创新发展，深入参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做大做强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助力辽宁企业扬帆出海。深入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企业扩大再投资、扩大再生产。

着力优化经济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的关键抓手。必须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引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一批乡村特色产业。坚持产量与产能并重、多产粮与产好粮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工程，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开发式帮扶和兜底式保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必须深化省内各区域联动，充分发挥沈阳、大连“跳高队”作用，带动沿线城市开展跨区域合作，加快建设沈大经济走廊。鼓励各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为全省大局多作贡献。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建立港口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发展新机制，打造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加强与东北各省区协同，拓展与重点区域战略合作，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等合作、与京沪苏对口合作，做好援疆援藏工作，厚植发展新优势。

大力推动民生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以扩大就业为牵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在增加薪酬和社保等方面推出一批有实感的举措。扎实办好民生事业，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实施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和优质高校本科扩招。加快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建强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增强兜底保障能力。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水平，支持普惠养老服务，加强对独居老人、失能失智等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落实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打造高品质人居环境，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新污染物治理，深入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持续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让辽沈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以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辽宁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必须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重塑金融环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有效改善存贷比，为振兴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深入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做好房票安置和存量商品房收购等工作，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高公共安全水平，深入开展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3件事，抓好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食品药品安全、边海防安全等工作，筑牢安全屏障。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平安护航”专项行动，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严防极端恶性事件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形成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吃透党中央精神，增强从大局出发作决策、出政策的能力，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掌握，推动各项工作见行见效。全力以赴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树牢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对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做好跟踪推进，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闯敢干、真抓实干。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治理重点领域腐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驰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舆论关切，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

在变乱交织中续写全球南方新的时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全球南方作为新兴的国际政治力量，已成长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成为推动多极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并非一路坦途，其内部发展鸿沟扩大、技术对外依赖依旧等问题突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很明显，来自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上升。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全球南方必须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夯实机制基础，方能在变乱交织中开拓新局，在复杂挑战中增强韧性，不断谱写团结自强、聚力前行的新篇章。

逆势而上，汇聚群体性崛起的南方合力

风起南方，潮涌五洲。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的历史性跃升成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显著特征，全球南方作为曾经的世界“边缘带”和“脆弱带”，正以昂扬姿态迈向国际舞台中央，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目前，在全球经济格局“去中心化”趋势中，全球南方在挑战困境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全球南方国家预测实现4.2%的整体经济增长，是七国集团平均增速的3倍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已提升至40%以上，全球经济活动重心正在发生位移。在贸易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向南方地区“再平衡”趋势，使其从以往的生产末端转向关键制造枢纽和重要消费市场。全球南方国家以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为纽带，加速形成南南合作新格局。2025年5月召开的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开创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促发展的新范式。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多边平台持续走深走实，推动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深化了南方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也促进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以共同立场维护共同发展权益。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国际安全格局注入变革力量。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必然呼唤构建一个更能代表大多数国家安全关切的国际安全新秩序。2025年10月，汇聚中国、巴西、阿尔及利亚、印尼、埃及等全球南方多国代表的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使级会议，坚持政治解决危机，发出区别于集团对抗的理性声音，表明全球南方正从安全事务的“响应方”转变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方案的“倡导方”与“搭建方”。全球南方国家坚持战略自主，呼吁加强军备控制、维护共同安全，成为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军控体系的建设性力量。全球南方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根植于对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察危思变，直面发展振兴的风险挑战

尽管全球南方正在群体性快速崛起，但其追求繁荣发展的道路充满复杂挑战。在经贸领域，美国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严重破坏多边贸易规则。这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产品竞争力下降和就业岗位流失，更扰乱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恶化了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发展环境。此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代表性不足。少数西方国家顽固奉行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单边主义和强权逻辑，双重标准大行其道，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频发难止，有些地区还在激化升级。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多边平台和场合虽不乏南方国家呼声，但在实现权利、机会与规则平等方面仍然举措不力，步履维艰。

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历史起点较低、发展基础薄弱，深陷多重发展困境，甚至其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都面临严峻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这种发展的不平等是全球经济体系长期不平衡的恶果，使南方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困境。

全球南方在积极拥抱技术革命浪潮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和治理体系不完善所带来的挑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知识生产、经济结构与权力格局。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在基础研究、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技术快速迭代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因未能充分融入新质生产力浪潮而进一步落后，也可能因对外部技术体系的深度依赖而丧失战略自主。

破局而立，点亮全球治理的“南方时刻”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保障。全球南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集体姿态走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

在理念引领上，2025年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9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国代表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标志着“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已从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在议程设置上，2025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南非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议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置于全球议程核心位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南方力量。

在机制建设上，全球南方国家借助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2025年以来，金砖合作机制实现新一轮扩员，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成为金砖伙伴国，进一步彰显其包容性与吸引力。随着合作范围从经贸与金融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领域拓展，大金砖合作已迈入机制化、多层次、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持续深化拓展合作维度，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以合致远，凝聚团结自强的精神支撑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凝聚价值共识，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各国必须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应对共同挑战。独立自主是政治底色，要求各国掌握自身发展主导权；平等互尊是交往基石，旨在超越强权逻辑；发展振兴是根本目标，聚焦共同实现现代化；公道正义是价值遵循，要求重塑公正的国际规则；开放包容是方法路径，反对封闭排他；合作共赢是最终归宿，倡导建立普惠的新型全球化。这些价值共识促使全球南方国家超越社会制度与发展阶段差异，在平等互尊基础上，将南南合作从基于物质利益的实体性协作，升华为基于共享价值、共同身份和共同未来的命运与共，协力推进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事业。

全球南方机制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共商共建共享的规则体系。必须完善常设性协调与决策机制，在既有南南合作平台基础上，探索建立更有效的政策沟通、立场协调与危机应对常设机构，将集体共识转化为一致行动。应着力打造务实的功能性合作支柱，聚焦发展融资、气候变化、数字治理、供应链安全等关键领域，推动建立实体机构，减少对外部体系的依赖。高度重视规则与标准制定权，携手构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技术、贸易与投资标准，培育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叙事，从根本上扭转在全球化中的规则被动接受者地位。通过机制化建设，全球南方将能更有效地整合内部多元资源，形成“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集体谈判能力。一个更加团结且机制化的全球南方，不仅将为各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多元、包容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贡献南方力量。

秉义而为，中国引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在全球南方崛起进程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最大经济体和天然成员，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为全球南方赋权赋能，并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务实行动系统性提升各国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全球南方集体话语权，引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彰显了全球南方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推动全球南方能力建设，是中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一以贯之的实践。中国全面落实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并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提供更多便利，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第八届进博会首次设立最不发达国家产品专区，吸引相关企业163家，同比增长23.5%。这次展会不仅扩容非洲产品专区，还通过提供免费展位、展品留购税收优惠等全方位支持，为全球南方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搭建重要桥梁。在技术合作领域，中国积极响应全球南方国家呼声，致力于弥合智能鸿沟。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协作与安全治理的新平台。在资金支持上，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升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创新设立全球发展项目库与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合作项目，助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者，持续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相关能力。截至2025年10月底，中国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支持。

中国以系统性实践和制度性倡议，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争端解决机制领域，中国会同30余个国家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这一制度创新弥补了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为全球南方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构建提供了新平台。中国自身的国防建设与和平发展实践，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安全与发展的稳定基石。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把好干部用起来

选好干部、用好干部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今年地方将开始换届，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这一重要要求树立起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为换届之年选准用好干部指明了方向。

用人之要，重在导向。正确的用人导向，不仅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风向标，也是引领干部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实践表明，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任用一个好干部，能带领一域开拓新局，激励一大批干部躬身改革实践；用错一个干部，就可能延缓一方发展，还会严重挫伤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甚至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并提出“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五个过硬”等干部工作的标准要求，为选人用人确立了时代标准。“十五五”时期，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更为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迫切需要选拔任用一大批能够驾驭复杂局面、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改革创新的好干部。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正是好干部的写照和要求，与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一脉相承，突出了重政治要求、重道德品行、重担当实干的导向，以确保干部以硬肩膀挑起改革攻坚的硬担子。

政治过硬是选用好干部的第一关口，政治标准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忠诚可靠要求干部把好政治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理想信念，忠于党和人民，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是具体的、实践的，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大力选拔那些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重大政治原则、巨大利益诱惑、各种风浪考验面前旗帜鲜明、敢于斗争的干部。深入考察干部是否具有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坚决不用政治意识薄弱、政治站位不高、政治立场摇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人。

干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表里如一要求领导干部强化道德品行，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上知行合一、言行一致。选用干部时不仅要看其是否敬畏权力、敬畏人民、敬畏法纪，始终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同时也看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否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能否廉以修身、克己慎行，不断净化社交圈、纯洁朋友圈、管住生活圈，做到台上和台下一个样、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一个样、有监督和没监督一个样，任何时候都稳得住、行得端、做得正。

能力本领是干事创业之基。担当尽责是干部的职责和价值所在，不仅要求干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还要有专业素养和实践精神。选用干部要看其是否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面对新领域新业态迎难而上，面对突发危机挺身而出，面对挫折失败坚韧不拔。把干部业绩和群众口碑结合起来，考察干部在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方面的表现，让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干在一处，在一次次的排忧解难、为民服务中收获成长、赢得信赖。干部只有在实践一线才能干出热气腾腾的实绩，多在改革发展稳定前线、艰苦复杂环境、矛盾尖锐地区、关键吃劲岗位、重大项目攻关中考察检验干部，让冲得上去、豁得出来的干部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为我们树起了好干部的标尺。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精心培养起来、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营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断开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投资于人”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作为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提出“投资于人”，推动资源向民生和人的发展聚焦，正是这一发展思想的深入贯彻和积极落实。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把握“投资于人”对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意义与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根基。

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与本质要求

现代化不能只见物质不见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的现代化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而且更深刻地体现为一种人学意义上的历史变革。

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深刻变革。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将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个性”的演进。人的现代化正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物化”与“异化”困境，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决定了现代化不能停留于物质财富的累积，必须追求人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从具体内涵看，人的现代化指人的个体素质现代化，涵盖能力素质、社会关系、精神素养等方面的系统性提升，要求个体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协调统一。现代化进程对个体提出复合性要求，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这种素质跃升让个人在现代社会实现价值与尊严，汇聚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与韧性。实现人的现代化，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现代化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地位。中国式现代化鲜明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与“主体边缘化”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围绕“人”这一核心展开，体现对人的各项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共进路径，深化对人的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根基，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支撑；还要着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总之，人的现代化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关键尺度，它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植根中国实际与文明传统，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投资于人”对实现人的现代化意义重大

在现代化建设中，“投资于人”以人的发展为核心，助力能力素质提升、社会关系建构和精神素养培育。

助力人的现代化能力素质提升。马克思指出，“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人的现代化能力本质上是指个体有效参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综合素养，更关键的是具备在社会持续演进中更新自身适应力、创造力与主体性的动态能力。在知识经济与创新驱动时代，个体的知识结构、专业技能与创新能力是决定其发展上限的关键因素。“投资于人”正是通过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全面增强全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这一战略旨在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人才质量优势，加速实现从依赖“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

推动人的现代化社会关系建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也表明现代化既包括个体能力提升，更涵盖社会关系的结构性重塑。“投资于人”通过系统性提升人的主体性、参与能力与保障水平，为构建平等、包容、互助的现代社会关系奠定基础。在民生领域，通过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缓解因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与社会排斥，增强不同群体间的信任与协作。健全民生保障体系使个体从生存焦虑中解放，得以将精力投入创造性劳动、社区参与和公共事务，从而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强化社会联结。这种个体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不仅能充分激发社会整体的活力与创新潜能，更能让个体在贡献社会中获得价值认同与归属感，进而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构。

培育人的现代化精神素养。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演进的过程，精神素养作为其内在维度，集中体现为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现代文明理念的内化以及对公共理性和道德责任的自觉践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衡量人的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标尺。“投资于人”通过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促进优质精神文明资源普惠化，打破精神文化获取的结构性壁垒。不仅拓展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空间，也为其价值塑造、审美培育和公民意识养成提供现实条件。“投资于人”着重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不仅提升人力资本的硬实力，更注重激发创新精神、批判思维、合作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等软素质。这种“能力——精神”并重的发展逻辑，使人在参与科技、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在提升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力的基础之上，也拥有理解世界、关怀他人、追求真理的价值自觉。

牢牢把握“投资于人”的实践要求

“投资于人”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更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立足新方位，发挥“投资于人”创造新供给、催生新需求功能，需强化政策引导、创新投资方式、营造良好环境，全方位、全周期提升人的能力素质、保障权益、激发潜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可持续人力支撑。

强化政策引导，建构支持体系。“投资于人”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构建“纵向贯通全生命周期、横向联动多元主体”的人力资本培育与民生保障体系。从纵向维度看，全面落实民生保障要求。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构建与需求精准适配的技能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让儿童、青年、老年都能获得优质教育资源；针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重点培养科研专家、技术带头人、优秀工程师、顶尖工匠等人才，激发创新活力。民生保障政策将继续覆盖从“生”到“老”的全生命周期，设立生育补贴政策、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保障，完善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真正让每个人共享发展成果。从横向维度看，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协同的支持网络。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强化宏观层面的制度供给与政策保障，引导社会资本和公益力量精准进入民生短板领域，聚焦微观层面的个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与能力开发。通过政策联动统筹各类资源，形成立体化补给合力，为个体发展与民生改善提供全方位支撑。

创新投资方式，提升投资效能。践行“投资于人”理念，必须创新投入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投入结构是核心基础，应聚焦人力资本回报率高、社会效益显著的领域精准布局，将资金资源重点投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赋能等方向，增强投资布局的前瞻性与针对性。数字技术赋能是提升效能的关键路径，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手段，精准捕捉不同群体与区域的差异化诉求，实现教育培训资源的智能推送、个性化公共服务供给及资源配置的精准适配，有效提升投资的精准度与实际成效。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提升投资适配性的核心渠道，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的合作机制，促进高校科研方向、企业技术诉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契合，提升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进而强化投资的靶向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内生动力。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投资于人”战略落地的关键支撑，也是激发个体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人的现代化能力跃升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应着力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劳动、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生态。文化认同是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舆论引导、文艺创作、教育浸润等多种渠道，大力弘扬奋斗精神、工匠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让“学习光荣、劳动崇高、创造伟大”成为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保障发展机会的公平可及，畅通社会流动通道。机会公平是激发内生动力的前提，坚决破除户籍、身份、地域、性别等制度性或隐性壁垒，确保个体能凭借自身努力获得流动机会。尤其要在招录招聘、职称评定、人才选拔等关键环节深化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公正、透明的选人用人机制，使真正有能力、有担当、有潜力的人才脱颖而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应对各领域工作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时，多次引用《旧唐书·柳亨传》中的成语“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这一成语强调问题尚未显露时便要提前谋划、预先防范，揭示出干工作不能仅靠对已发生问题的被动反应，更要突出对未形成趋势前的主动应对，是一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工作方法论。

思深方能致远。“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干工作若仅满足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终是疲于应付的被动之举。任何工作的起点，都源于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图之于未萌”之“图”，是未雨绸缪的主动谋划，“虑之于未有”之“虑”，是居安思危的深刻警醒。不仅要应对已然之“事”，更要洞察未然之“势”。如果思维仅局限于眼前可见的事物，行动就必然滞后于矛盾的发展。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成功的行动，始于战事未开之前的周密“庙算”。开展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问题暴露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而应力争在矛盾孕育阶段就前瞻性地研判其可能的表现与后果；不能等到风险完全显现时才匆忙应对，要在风险潜藏隐匿期就预先部署、筑牢屏障。增强认识和视野的前瞻性，主动把握事物发展的早期态势。唯有于趋势显露之际辨识动向、于变化将启之时把握先机，才能切实把握推动发展、引领方向的战略主动，防止出现全局性、系统性失误，从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赢得主动、取得优势。提前谋划、预先防范并非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不能仅仅停留在个别场合的灵光一现，需要内化为一种持之以恒的心智模式和工作习惯，成为贯穿工作全过程的指导哲学和行动准则，成为履职尽责不可或缺的内在素养。践行这一工作方法，要始终保持谦逊的警觉，认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和外部形势的易变，对未知保持开放，对细节保持敏感。

察微方能知著。如何“图”于未萌、“虑”于未有？预见并非凭空臆测，而是建立在敏锐的洞察力之上。“图”与“虑”的准确性，取决于能否透过复杂现象洞察问题实质，精准把握那些预示未来的关键因素和早期信号。这要求具备“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的敏锐，以及“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的关联能力。实践中，大量的信息与现象看似孤立平常，实则相互关联，暗含趋势走向的征兆。缺乏洞察力，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将“未萌”之态误判为“无事”之状。因此，必须将深入的学习研究、缜密的情况分析作为基本功，持续锤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能力。要看得更深、想得更前，不能只盯着眼前明显的数字和现象，多留心经济社会生活中那些不易察觉的变化苗头，多琢磨群众日常反映的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更深层的、普遍性的问题，多思考新技术、新产业的进步方向和带来的各种影响。从看似平常的迹象里，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看清未来的趋势，才能使“图”有据、“虑”有方，使前瞻性部署建立在坚实的客观规律之上，而非主观想象之中。在头绪纷繁、信息芜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不被表象与噪音所干扰，准确辨识主要矛盾与发展主线，从而胸中有数、沉着应对，稳健驾驭全局，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

笃行方能成事。一切“图”与“虑”的最终价值，都要体现为坚决而有效的行动。“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在处理问题中学会“下先手棋”。不能陶醉于“太平无事”，而必须“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将重心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事中调控进行转移。在发展顺遂时，主动设定更高目标，塑造新的增长动力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在矛盾风险尚处萌芽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准有力的措施介入干预，防止风险累积扩散。主动作为不是制造紧张，而是基于对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风险管理，旨在为事业的行稳致远开辟航道、清扫雷障。这本质上是对工作担当的更高要求，不仅要解决眼前看得见的问题，还要为看不见的挑战做好准备。通过立好规矩、提升本事、备足家底等打牢基础，从而在工作过程中实现“销恶于未萌，弥祸于未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防止小毛病变成大麻烦。使制度设计更加科学化，将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固化为日常工作的标准程序。依靠对数智技术的熟练运用，建立健全信息汇集与分析系统，完善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与预案准备机制，将风险监测、评估、研判、处置的职责嵌入组织运行的各个环节，真正持久地掌握事业前进的主动权。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是对工作艺术与科学的高度凝练，要求以更远的眼光审视当下，以更深的思考把握规律，以更早的行动塑造未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深刻领悟并践行这一理念和方法，是提升工作层次、掌握发展主动、成就长远事业的必然要求。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聚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辽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求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当前形势“怎么看”、应对变局“怎么办”、经济工作“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又一篇经典文献。我们必须领会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切实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认识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刻认识到“五个必须”重要经验，互为一体、有机统一、弥足珍贵，进一步深化了党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切实用以指导实践；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的重大判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局大势的深刻洞见和战略清醒，为我们标定了方位、指明了趋势、注入了动力，必须坚定发展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深刻认识到2026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清晰明确、科学精准，宏观调控更加给力，引导预期更加主动，必须把准党中央战略意图，认真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深刻认识到“八个坚持”战略部署，既谋篇布局又突出重点，既有战略指引又有战术要点，明确了全年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必须在大局中把握关键着力点，聚力攻坚、重点突破，推动振兴发展再上新台阶。

全面对标对表党中央精神，科学谋划“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良好的开局是成功的一半。辽宁必须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保持定力不动摇。保持定力，就是在内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各种挑战加剧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坚守目标。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提振信心、下定决心，咬紧牙关、迎难而上，一以贯之抓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促转型、换动能，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

用好政策增效能。做好经济工作，关键是精准落实党中央政策。今年中央宏观政策力度大、含金量高，必须抢抓政策机遇，积极争取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强化政策实施协同联动，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变政策红利为发展动力。

直面问题不回避。把解决问题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解题思维，迎难而上不绕道，创造性开展工作，敢于善于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破解难题、扫清障碍中加快自身发展。

夯实基础补短板。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重塑环境、强基固本，强化链式思维，从小切口入手，加快补齐营商环境、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开放合作、本质安全等领域短板，补上打基础这一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

全面发力求突破。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实现系统性突破、整体性提升，勇于争先、谱写新篇。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就辽宁而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振兴大局，锚定年度目标，纲举目张、精准发力。

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更大力度释放内需潜力。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必须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抓住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实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消费潜力。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办好“乐购辽宁·惠享美好”“九九消费季”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多元化供给，大力培育低空飞行、赛车、邮轮游艇等新兴休闲消费。持续推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推动热点场馆延时服务，加大高品质演出、精品冰雪旅游供给，打造一系列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化IP，举办一系列品牌化标志性体育赛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落实国家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扩大有效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手段。必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着眼惠民生增后劲，结合辽宁实际，谋划实施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加力实施“两重”建设，争取更多项目纳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支持范围，有效带动各类投资增长。强化项目建设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华晨宝马全新动力电池、营口建发盛海铜业等加快建成投产，加快恒力造船绿色高端装备制造、金州湾国际机场、王家湾冰上运动中心等建设进度，做好秦沈高铁二通道、庄河核电一期等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形成重大项目接续不断、压茬推进的生动局面。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科学有序推进老旧小区（街区）、危旧房、城中村、地下管线管网改造。落实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交通、能源、水利、农业农村等项目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科技是产业发展的内核，产业是科技创新的载体。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振兴发展新动能。聚焦国家所需、辽宁所能，发挥沈阳浑南科技城、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沈抚科创园集聚作用，高水平建设辽宁实验室等重大科创平台，加快先进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产出一批标志性原创成果。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资金、人才、科技项目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真正把产学研用连在一起、拧在一起。加快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健全成果转化撮合机制，加强中试平台建设，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产业是辽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支柱。必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延链图谱，推动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提质升级，加快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下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稳住车、油、钢等实体经济基本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动重点行业全链条节能降碳改造，建设一批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重点布局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完善“硬设施”和“软平台”建设，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培育一批人工智能优势企业和产品，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改革开放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一招。必须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振兴发展内生动力。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牛鼻子”，加强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建设，落实省、市两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执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确保在短期内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让各类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央地合作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壮大一流企业方阵。推进各类开发区整合优化，盘活利用低效存量资源资产，推动各类园区创新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是辽宁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辽宁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整合提升、沈阳和营口片区创新发展，深入参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推动市场多元化和内外贸一体化，做大做强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助力辽宁企业扬帆出海。深入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促进外资企业扩大再投资、扩大再生产。

着力优化经济布局，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的关键抓手。必须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引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一批乡村特色产业。坚持产量与产能并重、多产粮与产好粮并举，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工程，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开发式帮扶和兜底式保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必须深化省内各区域联动，充分发挥沈阳、大连“跳高队”作用，带动沿线城市开展跨区域合作，加快建设沈大经济走廊。鼓励各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为全省大局多作贡献。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建立港口城市带动内陆城市发展新机制，打造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加强与东北各省区协同，拓展与重点区域战略合作，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等合作、与京沪苏对口合作，做好援疆援藏工作，厚植发展新优势。

大力推动民生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办好事。坚持就业优先导向，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以扩大就业为牵引，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在增加薪酬和社保等方面推出一批有实感的举措。扎实办好民生事业，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地区的教育资源供给，实施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和优质高校本科扩招。加快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建强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增强兜底保障能力。提升“一老一小”服务水平，支持普惠养老服务，加强对独居老人、失能失智等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落实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打造高品质人居环境，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新污染物治理，深入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持续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让辽沈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以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辽宁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必须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重塑金融环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有效改善存贷比，为振兴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深入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严禁新增隐性债务。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做好房票安置和存量商品房收购等工作，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提高公共安全水平，深入开展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3件事，抓好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食品药品安全、边海防安全等工作，筑牢安全屏障。维护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开展“平安护航”专项行动，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严防极端恶性事件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势越是复杂，越要加强党的领导，形成统一意志和强大合力。我们必须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吃透党中央精神，增强从大局出发作决策、出政策的能力，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掌握，推动各项工作见行见效。全力以赴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树牢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对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做好跟踪推进，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闯敢干、真抓实干。积极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系统治理重点领域腐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驰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及时回应舆论关切，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

向世界展现德国文化的多元魅力

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德意志图书馆”，后因二战逐渐形成了莱比锡、法兰克福两馆分立的情况，但在此期间两馆仍存在一定业务交流。1990年德国统一后两馆合并，2006年正式定名“德国国家图书馆”。如今实行两地办公，莱比锡分馆侧重珍贵文献保护收藏，法兰克福分馆聚焦技术研发与数字服务，以5310多万册（件）的海量馆藏成为德国最大图书馆，收录1913年以来各类德语相关文献与数字资源，更以特色馆室夯实文化根基，为德国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与经验支撑。

德国数字图书馆的定位与设计

德国数字图书馆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牵头下，于2012年正式启动建设，其核心定位是打造集文化遗产数字化保存、整合、展示与传播于一体的国家级平台，既要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也要向世界展现德国文化的多元魅力。

这一项目并非单一机构的孤军奋战，而是由德国各级政府共同参与、18家重点文化机构联合承建的系统性工程，秉承“互联、共享、合作”的原则。在管理架构上，德国国家图书馆与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办公室分工协作，后者负责财务、法务、宣传等行政事务，德国国家图书馆则承担技术“总协调人”职责，主导项目规划制定、统一标准研发、内部承建单位协调、外部合作伙伴遴选、项目进展监督及成果验收等核心工作；在资源整合上，打破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校、科研院所等不同类型文化机构间的壁垒，实现图书、报刊、档案、图片、影音资料等各类文化资源的跨领域、跨地域整合；在发展目标上，既要建成德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宝库，也要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德国国家图书馆凭借自身资源优势与行业影响力，为该项目注入核心动力。一方面，它是平台最重要的内容供给方，向德国数字图书馆输送了包括经典小说数字副本、开放获取在线出版物、数字化内容目录在内的近300万条优质资源，涵盖文学、历史、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另一方面，它依托多年积累的文献整理与服务经验，为项目制定了一系列技术规范与管理标准，确保资源整合的高效性与服务的专业性，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技术赋能德国数字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德国数字图书馆的成功，离不开技术创新与赋能。为实现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与活化利用，德国国家图书馆专门设立研发与服务中心，推动平台持续升级，让数字文化服务更便捷、更精准、更具吸引力。

在技术迭代方面，中心不断推动信息获取技术的升级更新，优化数字资源检索与呈现的体验。通过构建高效的搜索引擎与智能分类系统，用户可根据关键词、主题、年代等多维度快速筛选资源，大幅提升资源查找效率；同时，采用高清扫描、无损压缩、沉浸式展示等技术，还原文献、影像、艺术品的原始风貌，让用户在数字终端也能获得近乎现场的观赏体验。针对古籍文献等特殊资源，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识别与转录，将原本需要大量人力的文字整理工作效率提升数倍，既降低了数字化成本，也加速了珍贵文献的公开利用。

在管理优化层面，建立了严格的资源筛选、数字化加工、元数据标引等标准，完善质量控制与流程管理工具。在资源筛选环节，组建专业团队对各类文化资源进行评估，确保入库资源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遵循统一的技术参数与操作规范，保证数字资源的兼容性与长久保存性；元数据标引则采用国际通用标准，结合德国文化特色进行个性化补充，让资源描述更精准、更全面，为智能检索与资源关联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建立动态的资源更新与维护机制，定期对平台资源进行核查、补充与修复，确保资源的时效性与完整性。

在场景创新方面，积极拓展数字图书馆的服务边界与应用场景。借助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偏好，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的资源推荐服务——为学术研究者推送最新的研究文献与档案资料，为青少年定制趣味化的文化学习资源，为普通民众推荐贴近生活的民俗、艺术内容，增强用户与平台的互动黏性。同时，开发线上互动功能，如虚拟展览、在线讲座、文化社群等，打破时空限制，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参与文化交流活动。例如，通过虚拟展厅技术，用户可“走进”博物馆欣赏珍贵展品，聆听专业讲解；通过在线工作坊，学习古籍修复、数字资源检索等实用技能，让数字文化服务更普及。

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德国数字图书馆已成为聚合全德数百家机构文化遗产的宝库，可供访问的资源总量已超过6000万种，且仍在以较快速度持续更新，为学术研究、历史普及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

构建跨域联动的文化传播网络

德国数字图书馆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与跨界合作。它打破了机构、地域与国家的界限，构建起连接国内文化机构、国际平台与广大公众的文化传播网络，让本土文化遗产在互动共享中焕发新生机。

德国国家图书馆牵头建立“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专业网络”，为各级文化机构提供支持与服务。此前，地方市镇的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虽拥有特色资源，但普遍面临技术落后、资金短缺、交流匮乏等问题，导致不少稀缺孤本古籍、私人手稿等珍贵资源面临散佚风险。这一专业网络通过业务指导、经验交流、合作共享等方式，将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广到基层文化机构，帮助它们完成特色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长期保存，有效遏制了珍贵文化资源的流失，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资源保护合力。2021年，德国国家图书馆为联邦政府起草了《数字变迁中的文化》战略文件，为全国文化机构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进一步强化了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

德国数字图书馆与欧洲数字图书馆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成为欧洲文化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欧洲数字图书馆以汇集和展示欧盟所有成员国文化遗产为宗旨，是连接欧洲各国文化的重要桥梁。德国数字图书馆不仅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提供者之一，向其输送了大量优质的德国文化资源，丰富了欧洲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更是其在技术研发、组织管理、法律规范等方面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之一。双方通过定期交流、联合研发等方式，共享数字资源保存、检索、展示等方面的技术经验与标准规范，共同解决跨境文化资源共享中面临的版权保护、语言障碍等问题，推动了欧洲跨境文化资源共享体系的建设。这种国际合作不仅让德国文化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也为德国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提供了重要渠道，实现了文化交流互鉴的双赢局面。

德国数字图书馆致力于让文化资源真正走进日常生活，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了一系列互动性强、趣味性高的文化教育活动，如古籍修复体验、数字资源检索竞赛、线上文化闯关游戏等，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为满足学术研究群体的需求，提供了专业化的文献检索、数据分析、数字资源获取等服务，支持文献下载、引用标注、数据可视化等功能，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民众而言，数字图书馆的便捷访问方式让文化消费变得触手可及，无论是在家中通过电脑，还是在户外通过移动终端，都能随时查阅所需资源。此外，平台还推出多语言服务功能，为外国用户提供便利，让德国文化资源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在数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德国数字图书馆不仅让文化遗产在数字时代得以永续传承，更成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典范。

俭则约，侈则肆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出自清代学者金缨编著的《格言联璧·持躬类》，大意为节俭就会有节制，有节制则百善都会兴起；奢侈就会放肆，放肆则百恶都会放纵。这一箴言揭示了节俭与为政兴业的内在关联。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节俭绝非生活小节，而是修身立德的根基、廉洁从政的屏障、安邦治国的要策。

“俭”向来被奉为政之德本。《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通“洪”，意为大、根本，此言将节俭定义为一切高尚品德的共同根基，而奢侈则是万般罪恶的渊薮。孔子在礼制与用度上，明确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推崇的是发自内心的诚敬与节制，而非流于形式的铺张。“俭”的本质在于“约”，即自我约束。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这种约束是在物质欲望面前的理性自持，是不役于外物的精神自律。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减少过度的物质欲求，正是涵养心性的起点。西晋陆云有“居丰行俭，在富能贫”之论，强调的是在任何境遇下都应持守的节制之道。这种克制并非被动忍受，而是主动选择的自律，它使为官从政者免于沦为物欲的奴隶，从而获得心灵的主宰与安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炼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千古名训，深刻揭示了“俭”与精神修养的内在联系。宁静方能致远，节俭方可养德。若为官从政者不为外物所役使，内心澄澈明净，品德才有孕育的空间。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不仅警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人性规律，更以自身“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的实践，向子孙诠释“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坚守。其子司马康深受熏陶，为官清正，史称其“为人廉洁，未尝妄取”，足见为官从政者的俭朴家风对亲属品格的内在塑造。

“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奢侈者即便坐拥金山，其心灵往往被永不餍足的欲望所困，陷入空虚与焦虑。而真正的俭者，因其知足与节制，反能在简单生活中体会丰盈，在淡泊处寻得真趣。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赞曰“贤哉”。正是这种精神富足的典范，在节俭中实现境界的升华，从对外在物质的依赖中解脱出来，转向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构建，实现人格的独立、完善与高尚。

对为官从政者而言，俭以养廉是为政的起点，也是制度保障。北宋名臣陈襄在《州县提纲》中明确提出“节用养廉”的为官原则。官员量入为出，甘于布衣蔬食的朴素生活，内心便能安定坦荡，这是保持廉洁自律的内在持守；反之，若追求豪奢享受，有限的合法俸禄必然难以为继，为满足私欲，则会伸手贪占民脂民膏。而奢侈的生活一旦开始，就如同滑下斜坡，很难回头。历代清官廉吏无不将节俭奉为立身之本。诸葛亮位极人臣，临终前自陈家产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并保证“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极致的俭朴自律；明代海瑞官至二品，去世时仅余俸银十余两、旧葛帏数件，清苦之极，令同僚动容；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长年以青菜为食，有“于青菜”之雅号。这都是将外在的生活节俭内化为不可动摇的道德律令和政治操守，在宦海生涯中保持气节。

欲教以廉，当先使俭，由俭生廉，俭为廉之根，廉为俭之果，持俭方能守廉兴廉。唐代司空图在《太尉琅琊王公河中生祠碑》中说“俭足养廉”，清代张伯行《禁止馈送檄》中“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的宣言，将微小馈赠直接与官员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本关联，树立了极其严格的道德与法纪标准。这种对“细微之处”的警惕，正是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关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不仅自身“抑情损欲，克己自励”，更将俭约作为考核官吏、整肃政风的重要尺度。古人强调“勿求虚誉”，反对为博取“大方”之名而进行的铺张行为，虚荣心驱动下的浪费往往是贪腐的序曲。北宋后期，以蔡京为首的官僚穷奢极侈，“享用侈靡”，掏空国库，加剧社会矛盾，终致靖康之祸。正反两方面史实证明，对为官从政者而言，节俭绝非私德小节，而是关乎政治生命、政权稳固的公德大节；唯有以俭养廉、以廉行政，才能获信于民心，保障政治清明。

勤俭邦兴，长治久安。《荀子·富国》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明确指出使国家富足的根本方法在于节约用度使民众富裕，并妥善储备盈余。汉文帝堪称典范，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曾计划修建一座露台，但听闻需耗“百金”（注：相当于十户中产之家财产），立即下令停止，叹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其个人衣着朴素，宠妃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自上而下极致节俭，“露台惜费”，减民之负，积社会之财，开创了为史家称颂的“文景之治”，为国家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轼为民造福，筑堤防洪，开发岭南；王安石不思财帛，勤于政务，堪为“一代廉士”，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勤俭之道自古便是安身立命、治国理政的不变箴言。《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左传》诫“俭，德之共也”，先民早已将节俭的智慧融入治国安邦的机理。为官者守俭，则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百善随之而兴；治国者崇俭，则民心归向、邦基永固，盛世随之而来。俭约之风不息，清廉之气长存，是历代为官从政者应当终身恪守的立身之本、执政之要。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完整展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3000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被誉为体大思精、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经典。《史记》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范式、历史认知与价值取向，通过系统记述各民族历史并深刻影响后世史书编撰，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以民族史传书写民族历史

先秦文献的民族书写，主体上以中原华夏民族与“中国”（中央）为核心视角。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突破这一局限，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维度出发，将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历史均视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创民族史传体例，设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六篇专门记述少数民族历史的篇章。

这些史传不仅详细追溯了各民族的起源传说，更系统记载了他们与汉王朝的交往历程。《史记》清晰地呈现了少数民族的起源发展脉络与多维度的民族关系图景，有力佐证了中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核心主旨是东西南北各方少数民族皆为天子臣民，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统一，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黄帝子孙。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渊源。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采用杂错编排与相对集中结合的编撰方式，勾勒出多民族“中国”的鲜活画卷。有学者指出，司马迁将秦纳入“本纪”，将楚、吴、越列入“世家”，将“匈奴”（卷一百一十）、“南越”（卷一百一十三）、“东越”（卷一百一十四）、“朝鲜”（卷一百一十五）、“大宛”（卷一百二十三）等少数民族归入“列传”，与汉族及其政权的相关记载无差别地杂糅编入一书，充分彰显了司马迁的多民族“中国”观念。此外，这些民族史传的编排顺序，以各民族与中央政权交往的先后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治理理念。

以“天下秩序”强化民族身份认同

《史记》以“通史”视野宏观梳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脉络，微观细化历史人物郡县籍贯等具体记载，既强化了各民族的身份认同，又凝聚了“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核心共识，使“中国”成为超越各具体民族的至高文化与政治认同符号。

《春秋》所蕴含的大一统理念，核心关切普遍秩序的构建，司马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宏大叙事体系。其中，“同源共祖”的历史书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根基；而“汉为天下宗”的表述，则是这一“天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观来看，“尊汉”本质上是对大一统理念的倡导；从政治观而言，其核心是对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拥护。《太史公自序》中“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等记载，均深刻表明：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是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对秦的历史评价上，司马迁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历史远见。汉初士人多谴责秦不行仁义，将秦以武力统一六国视为“原罪”，甚至全盘否定秦统一天下的历史功绩。而司马迁洞察长时段历史发展大势，在《六国年表》中将秦列于六国之上，确立秦作为战国历史主干的地位。他批判秦的暴政，却明确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认为“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强调“世异变，成功大”，高度认可“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这种评价本质上是对统一大业的肯定，颂扬了秦结束诸侯割据、实现全国统一的正面作用，强化了对大一统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认知。

从人物籍贯的记载方式中，亦能窥见《史记》强化身份认同的深意。《史记》中人物籍贯记载形式多样，涵盖封国名、郡名、县名等，但以县名为籍贯的记载最为普遍，这与《汉书》形成明显区别。例如，《史记·张释之传》记“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汉书》本传则补为“南阳堵阳人也”；卫青在《史记》中称“平阳人”，《汉书》增为“河东平阳人”。在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且逐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背景下，司马迁以县为核心记述人物籍贯的方式，虽可追溯至战国时期，但总体上与他认同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契合，通过强化地方行政归属认同，凝聚了全国范围内的共同意识。

以交流互鉴塑造民族共同精神品格

《史记》详细记载了中央政权与边疆民族的互动历程，展现了汉初对边疆民族的治理策略与民族交融的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范本。诸如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唐蒙开拓夜郎地区、卫青与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等重要历史事件，均有翔实记述，呈现了各民族深度交融的历史过程。

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开放品格的历史见证。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后，“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于是“发间使，四道并出”，与西方国家展开广泛交流联系。《史记》从文明互鉴的视角，通过记述中外之间的互通有无、文化互渗与经济互惠，初步展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理念、“天下为公”的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与世界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

《史记》的创作，恰逢汉武帝积极推进大一统王朝建设的时代，“统一”成为当时的时代主旋律，司马迁亦认同。西汉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以及儒家倡导的家国一体、和合大同观念，共同孕育了《史记》这一史学经典。司马迁在书中充分践行了“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系统记述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更追溯了各少数民族的起源发展，聚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史记》开创民族史传的史学功绩，及其所蕴含的共同体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历史滋养。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

橄榄型分配格局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提问：柴锋 辽宁省鞍山市副市长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请问，何为橄榄型分配格局？为何要加快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解读：李实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长期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既要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要缩小收入差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当前，我国正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其中一项关键任务，是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这一格局不仅是收入分配优化的标志，也是社会结构稳定、内需持续扩大的重要基础，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

橄榄型分配格局是共同富裕的结构性依托与重要标志

共同富裕包含高水平富裕和高度共享。高水平富裕体现为居民收入提升、财产积累增加、公共服务优质化；高度共享则体现为收入差距适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机会公平。橄榄型分配格局正是这两个维度的直观体现和结构载体。共同富裕是在发展中找到一个最优平衡点，既要实现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又要实现社会普遍接受的发展成果共享；既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也要通过制度优化“分好蛋糕”。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正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路径。

橄榄型分配格局，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均占相对较少的比例，整体收入分布形态类似“橄榄”——中间大、两头小。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核心特征是中产阶层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成为社会稳定器、创新推动力和内需主力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意味着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社会流动性增强、发展成果共享程度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直观体现。

橄榄型分配格局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包含“富裕”与“共享”两个维度，既要求提高全民收入与财富水平，也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公平共享。如果收入分配长期呈“金字塔型”或差距过大，即便经济总量增长，社会仍可能面临阶层固化、内需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橄榄型分配格局通过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提升低收入者收入，使发展成果惠及大多数人，正是“共享”目标的结构化呈现。橄榄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壮大能有效拉动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驱动。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消费增长将缺乏持续动力。橄榄型分配格局能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发展可持续性。收入差距过大易导致社会分裂与对立，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结构，可以缓解贫富对立，增强社会认同，促进社会和谐，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协同推进。

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中培育橄榄型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的富裕和共享目标都具有相对性和时期性。所谓相对性，是指在富裕方面中国人民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以及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全球的相对位置要不断提升，先是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然后赶上发达国家；在共享方面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人群收入差距为指标的共享程度要不断提高，直至处于全球领先位置。所谓时期性，是指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能基本实现。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目标：高水平富裕和高度共享，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排除一切干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释放市场活力，释放出更大的改革红利，激发新一轮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不断做大“蛋糕”，以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期实现。与此同时，在发展中建立共享机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好发展成果的“蛋糕”，促进共同富裕的共享目标如期实现。

中国需要加快经济和收入增长，才能如期实现未来富裕目标。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前提，而且需要的是长期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这个前提，如期实现上述两个阶段性的富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现共同富裕只保持较高的经济和收入增长速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共享水平，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提高全社会共享程度，需要关注两个指标，一是收入差距，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现在看这两方面的情况并不乐观。当前我国收入差距仍处于一个高位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2，明显高于全球各国的平均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差异较为明显的大国而言，缩小收入差距、优化分配结构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这提醒我们，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并非一蹴而就，而需通过系统性、渐进式的制度改革，逐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短期内一些收入差距的客观指标如基尼系数出现大幅度下降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过程中，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消除收入分配制度中的不公平因素，如基本公共服务的等级化、差异化，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同工不同酬，等等。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条主要路径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秩序和结果，同时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推动收入分布向橄榄型演变。

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初次分配机制。从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市场来看，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机会不均、身份歧视及同工不同酬等问题，既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也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深化改革需设定明确时间表，逐步消除户籍等制度性差异。资本市场存在垄断与价格扭曲现象，民间资本处于不利地位。应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原则，保障各类资本公平竞争，获取合理收益。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促进建设用地、农用地等高效集约利用，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盘活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通过系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初次分配，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收入再分配制度亟待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收入差距仍处高位，这与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密切相关。必须从税收与转移支付两方面强化改革，有效发挥其调节功能。税收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提高直接税比重与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我国目前税收结构仍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其累退性可能加剧收入差距；而具有累进调节功能的直接税占比偏低，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虽从2019年的6.58%升至2024年的8.3%，但仍明显不足。个人所得税改革需着力提升公平性与调节效能。一要扩大税基，将劳动所得与资本收入全面纳入综合计征范围，覆盖各类高收入来源。二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基于家庭总收入并设定差异化的扣除标准，更真实反映纳税能力。三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起征点、税率等参数能依据物价、收入增长与家庭结构变化及时优化，增强制度弹性。个税改革应坚持以公平为导向，通过优化设计与征管，强化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为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改革与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这是构建更加完善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正积极推动第三次分配制度建设，以更好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功能。为此，一方面要持续鼓励先富群体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进一步转变观念，将社会组织与慈善力量视为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在实践中，应着力营造鼓励和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激励与引导机制，促进慈善资源有序流动，从而持续增强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共建共享、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格局。

年轻干部要有见微知著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有“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步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干部而言，有意识地培养和提升见微知著能力，不仅是应对复杂局面、履行岗位职责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个人政治成熟、能力跃升不可或缺的内在修炼。唯有练就这种“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的政治敏锐性，才能在乱云飞渡中把稳方向、在风险挑战前赢得先机。

涵养登高望远、洞若观火的境界眼界。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年轻干部视野越宽广、眼光越长远，对全局的成像就越完整，对大局的把握就越深刻。但囿于工作经历和实践磨炼相对不足，有时容易身陷其中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从宏观上把握。做到“见微知著”，关键在于将“登高望远”的战略视野与“洞若观火”的精准视角有机统一起来，主动跳出局部看整体、跳出当下看长远、跳出表象看本质，将具体问题置于时代发展大潮、国家发展大局、区域发展全局中，精准定位、清晰辨向。从政治高度看问题，遇事先“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准确领悟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战略意图和政治考量，注重在观察分析形势时把握政治因素、筹划推动工作时落实政治要求、处理解决问题时防范政治风险，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从历史维度找规律，善于将现实问题置于历史脉络中动态审视，对比研究事物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演变轨迹，探究事物发展内在逻辑和阶段特征，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寻觅规律、思考答案，用历史映照现实、预见未来。从群众角度抓工作，坚持将“可感可及”作为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检验标尺，在制定政策、推进项目时与群众换位思考，充分考虑群众感受、尊重群众意愿、保障群众利益，主动从“家长里短”、“乡语口碑”和民生诉求中感知民生冷暖、体察社会情绪、发现矛盾隐患。

树牢战略预判、科学研判的理念观念。对潜在风险“要有科学预判，备足工具箱，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风险的演化并非杂乱无章，而是蕴含矛盾运动机理。如果对矛盾演化规律把握不准、对风险发展趋势预判不足，就容易陷入“被动应对”的困境。做到“见微知著”，关键在于强化前瞻性思维和科学性研判，提升对事物发展“拐点”和风险“燃点”的预测能力，以当前的相对确定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布局。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前后延伸”立体思考、系统分析，预判风险隐患时既关注单个风险点位，又考量相互间的关联传导；既对接上级政策要求，又结合基层实际情况；既梳理过往工作脉络，又预判未来发展走向，通过系统预判、综合研判，全面预判掌控风险走势和趋势。打破惯性思维。破除“过去就这样”“依葫芦画瓢”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少一些“应该不会”“大概没事”的侥幸心理，多一些“万一出现”“如果那样”的底线追问，敢于对习以为常的工作模式提出质疑，善于从新变化、新现象中捕捉机遇、发现风险，持续提升对新生事物的感知力和对异常信号的鉴别力。坚持极限思维。树立“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理念，从偶然中联想必然，从最坏可能倒推应对准备。充分考虑极端条件下的连锁反应，在谋划工作时多想“极端情形”，在部署措施时多设“保险冗余”，在应对风险时多备“非常手段”，确保在极限情况下仍有回旋余地。

提升占据主动、赢得先机的水平水准。一旦出现风险，就要见事早、行动快，靠前指挥，当断则断、当机立断。发现问题苗头，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本领和果断出手的魄力，就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做到“见微知著”，关键在于提升年轻干部实践能力，以过硬本领、科学方法、迅速行动，实现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衔接。有胜人一筹的本领。围绕构建与时代要求相符合、履职需求相匹配的知识体系，持之以恒涵养政治素养、锤炼专业能力、厚植人文底蕴、拓展基础通识，主动投身“上挂下派”等实践熔炉，参与学习交流等“亮晒比拼”，不断练就洞察本质、破解难题的“火眼金睛”和“过硬本领”。有高人一招的方法。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深入基层“解剖麻雀”，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思考方法抽丝剥茧，廓清认识迷雾，把握内在规律，广泛获取并甄别多元信息，保持对社会动态的鲜活感知。常态化加强实战演练、处置推演，及时总结复盘、沉淀经验，把零散经验提炼为规律性认识，把管用做法固化为系统性制度。有快人一拍的行动。着眼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处置在初始阶段，对重点对象、敏感节点早察觉、早预警，对苗头倾向、潜在隐患早干预、早处置。该向上报告时不遮掩、该果断介入时不犹豫、该坚决处置时不手软，决不让优柔寡断贻误时机、酿成大患，以实际行动做到防患于未然、避危于无形。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在变乱交织中续写全球南方新的时代华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全球南方作为新兴的国际政治力量，已成长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引擎，成为推动多极化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并非一路坦途，其内部发展鸿沟扩大、技术对外依赖依旧等问题突出，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很明显，来自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上升。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全球南方必须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夯实机制基础，方能在变乱交织中开拓新局，在复杂挑战中增强韧性，不断谱写团结自强、聚力前行的新篇章。

逆势而上，汇聚群体性崛起的南方合力

风起南方，潮涌五洲。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实力的历史性跃升成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显著特征，全球南方作为曾经的世界“边缘带”和“脆弱带”，正以昂扬姿态迈向国际舞台中央，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目前，在全球经济格局“去中心化”趋势中，全球南方在挑战困境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与活力。2025年，全球南方国家预测实现4.2%的整体经济增长，是七国集团平均增速的3倍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已提升至40%以上，全球经济活动重心正在发生位移。在贸易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出向南方地区“再平衡”趋势，使其从以往的生产末端转向关键制造枢纽和重要消费市场。全球南方国家以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为纽带，加速形成南南合作新格局。2025年5月召开的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开创了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促发展的新范式。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一系列多边平台持续走深走实，推动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深化了南方国家间的战略互信，也促进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以共同立场维护共同发展权益。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国际安全格局注入变革力量。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必然呼唤构建一个更能代表大多数国家安全关切的国际安全新秩序。2025年10月，汇聚中国、巴西、阿尔及利亚、印尼、埃及等全球南方多国代表的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使级会议，坚持政治解决危机，发出区别于集团对抗的理性声音，表明全球南方正从安全事务的“响应方”转变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方案的“倡导方”与“搭建方”。全球南方国家坚持战略自主，呼吁加强军备控制、维护共同安全，成为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军控体系的建设性力量。全球南方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根植于对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全球和地区安全架构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察危思变，直面发展振兴的风险挑战

尽管全球南方正在群体性快速崛起，但其追求繁荣发展的道路充满复杂挑战。在经贸领域，美国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严重破坏多边贸易规则。这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产品竞争力下降和就业岗位流失，更扰乱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加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恶化了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发展环境。此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代表性不足。少数西方国家顽固奉行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单边主义和强权逻辑，双重标准大行其道，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频发难止，有些地区还在激化升级。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多边平台和场合虽不乏南方国家呼声，但在实现权利、机会与规则平等方面仍然举措不力，步履维艰。

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日益凸显，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历史起点较低、发展基础薄弱，深陷多重发展困境，甚至其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都面临严峻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严重滞后。这种发展的不平等是全球经济体系长期不平衡的恶果，使南方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难以摆脱依附性发展困境。

全球南方在积极拥抱技术革命浪潮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和治理体系不完善所带来的挑战。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知识生产、经济结构与权力格局。全球南方国家由于在基础研究、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和算力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技术快速迭代中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高度不确定性，既有可能因未能充分融入新质生产力浪潮而进一步落后，也可能因对外部技术体系的深度依赖而丧失战略自主。

破局而立，点亮全球治理的“南方时刻”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逐梦现代化，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南方国家肩负的神圣历史使命，也是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保障。全球南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集体姿态走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

在理念引领上，2025年7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9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国代表全球南方国家提出的“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决议，标志着“以发展促人权”的理念已从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在议程设置上，2025年11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南非峰会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议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置于全球议程核心位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南方力量。

在机制建设上，全球南方国家借助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2025年以来，金砖合作机制实现新一轮扩员，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成为金砖伙伴国，进一步彰显其包容性与吸引力。随着合作范围从经贸与金融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治理等领域拓展，大金砖合作已迈入机制化、多层次、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持续深化拓展合作维度，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以合致远，凝聚团结自强的精神支撑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凝聚价值共识，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各国必须以独立自主、平等互尊、发展振兴、公道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应对共同挑战。独立自主是政治底色，要求各国掌握自身发展主导权；平等互尊是交往基石，旨在超越强权逻辑；发展振兴是根本目标，聚焦共同实现现代化；公道正义是价值遵循，要求重塑公正的国际规则；开放包容是方法路径，反对封闭排他；合作共赢是最终归宿，倡导建立普惠的新型全球化。这些价值共识促使全球南方国家超越社会制度与发展阶段差异，在平等互尊基础上，将南南合作从基于物质利益的实体性协作，升华为基于共享价值、共同身份和共同未来的命运与共，协力推进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事业。

全球南方机制建设的核心在于构建一套共商共建共享的规则体系。必须完善常设性协调与决策机制，在既有南南合作平台基础上，探索建立更有效的政策沟通、立场协调与危机应对常设机构，将集体共识转化为一致行动。应着力打造务实的功能性合作支柱，聚焦发展融资、气候变化、数字治理、供应链安全等关键领域，推动建立实体机构，减少对外部体系的依赖。高度重视规则与标准制定权，携手构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技术、贸易与投资标准，培育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叙事，从根本上扭转在全球化中的规则被动接受者地位。通过机制化建设，全球南方将能更有效地整合内部多元资源，形成“以同一个声音说话”的集体谈判能力。一个更加团结且机制化的全球南方，不仅将为各国人民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多元、包容的全球治理新秩序贡献南方力量。

秉义而为，中国引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在全球南方崛起进程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最大经济体和天然成员，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为全球南方赋权赋能，并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以务实行动系统性提升各国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全球南方集体话语权，引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彰显了全球南方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推动全球南方能力建设，是中国在全球发展合作中一以贯之的实践。中国全面落实对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并为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出口提供更多便利，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第八届进博会首次设立最不发达国家产品专区，吸引相关企业163家，同比增长23.5%。这次展会不仅扩容非洲产品专区，还通过提供免费展位、展品留购税收优惠等全方位支持，为全球南方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搭建重要桥梁。在技术合作领域，中国积极响应全球南方国家呼声，致力于弥合智能鸿沟。在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协作与安全治理的新平台。在资金支持上，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内升级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增资至40亿美元，创新设立全球发展项目库与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合作项目，助力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贡献者，持续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相关能力。截至2025年10月底，中国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累计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支持。

中国以系统性实践和制度性倡议，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争端解决机制领域，中国会同30余个国家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这一制度创新弥补了传统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局限性，为全球南方参与乃至引领国际规则构建提供了新平台。中国自身的国防建设与和平发展实践，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安全与发展的稳定基石。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如何更好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这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部署。聚焦如何更好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采访了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

采访嘉宾：杨雪冬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

于文轩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杨菊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本报记者：王翠娟

横向流动活跃与纵向流动承压交织

学习时报：一般说来，社会流动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二是地域之间的自由迁移。如何定义社会流动的畅通？

杨雪冬：如果说第一种流动是社会阶层上的纵向流动的话，第二种就是空间上的横向流动。社会流动畅通，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制约、干扰、阻碍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结构等因素的不断弱化、减少和消除，支持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不断发展和完善。也就是说，社会流动的畅通一方面意味着，阻滞个体发展与选择的观念偏见、制度门槛与利益壁垒等阻力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教育机会、就业市场、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权利保障等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使得不同出身、不同地区的个体能够在更公平的起点上实现跨阶层流动与跨区域迁移。具体而言，前者主要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性、职业结构开放性、社会保障托底性等，后者主要包括区域发展平衡性、交通便利性、落户与居住制度包容性、公共服务可及性等。

杨菊华：一般来说，社会流动主要是指纵向流动，但地域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密切相关：地域流动往往是社会流动的载体，流动人口通过获得更好的教育和职业机会而实现社会地位跃迁。教育程度、职业声望、收入水平及由三者构成的综合经济社会地位指数是垂直性社会流动的主要度量指标。通过对其追踪与比较，可清晰认识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迁，由此考量一个社会的开放性与机会公平性。社会流动还关注流动速率、渠道与结构，因此，度量社会流动不仅是对个体命运变迁的量化，更是理解社会结构韧性、公平性与发展活力的重要视角。

地域流动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反映流动方向与流动范围的迁移流（如乡——城流量）、净迁移率（迁入与迁出人口之差占区域总人口之比，度量人口集聚或流失趋势）；反映流动强度的总迁移率（一定时期内迁移人数占平均人口的比例，衡量整体流动活跃度）、流入与流出率（分别以迁入或迁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分析单向流动规模）；反映流动距离的省内——跨省流动（区分短距离与长距离流动，政策意义也不相同）等。

学习时报：当前，我国两类社会流动的总体态势是怎样的？主要推动力量和阻碍因素有哪些？

杨雪冬：总体态势是横向流动更加通畅且稳步扩大，纵向流动渠道多样但堵点明显，二者互动协同还有很大空间。造成这种态势的主要推动力量有多种。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持续保持较高速度，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流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更有利的条件。二是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改革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为社会有序通畅的流动提供制度支持。三是整个社会一直保持着崇尚奋斗、倡导扶贫济弱、重视教育投资、鼓励个人努力的良好风气，并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家庭的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因此，在推动社会流动方面，从国家到社会，各种力量具有高度共识和协同行动。

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要制约因素也不少，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和产业结构转型，对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渠道的影响；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快速分化后，整个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社会利益开始明显固化；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边际效应递减，加之一些体制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偏差，甚至进一步固化了既得利益；社会深层次观念的制约；等等。这些制约因素有的会长期存在，有的会相互叠加，必然对社会流动造成一定阻碍。

杨菊华：当前，社会流动呈现出“地域流动活跃”与“垂直流动承压”并存态势。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动人口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向城市群与沿海地区集聚，这构成社会流动的基本面。另一方面，阶层跃迁的代际或代内垂直流动，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上升后，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不过，数智技术正在局部打破传统社会流动壁垒。

经济结构转型、政策红利释放与技术创新突破等因素都是推动社会流动的关键。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大大提升了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知识经济与数智经济的兴起催生了大量新职业，拓宽了青年群体的垂直上升渠道；国家普惠性政策为向上流动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同时，制度壁垒、资源配置失衡、市场机制缺陷、家庭背景与财富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大中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挤出效应”对社会流动仍有阻碍。这些力量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机遇广泛存在但赛道日趋复杂、竞争更为激烈的社会流动新图景。

学习时报：地域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二者存在怎样的关系？

杨雪冬：一方面，地域流动为社会地位流动提供机会空间。地域之间的流动，主要带来的是居住地、职业以及收入的变化，会为个人改变社会地位创造出新的机会和更有利的条件，虽然地域流动并不直接等同于阶层跃升，但它往往是个人实现纵向流动的加速器。另一方面，地域流动并不必然改变社会地位的整体结构。社会地位归根到底是制度、观念、利益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于文轩：地域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之间存在显著但非必然的关联。地域流动主要通过改变个体所处的机会结构与制度环境，提高其实现社会地位流动的概率，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接纳、能力转换与资源可达性，地域流动可能仅导致空间位置变化而不产生实质性的社会地位提升。从一定程度上说，户籍制度与公共资源的地域绑定，使地域流动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性通道，同时也放大了“迁移但不流动”的结构性风险。

杨菊华：在社会学者看来，地域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且彼此塑造。从基本逻辑来看，地域流动往往是社会地位流动的重要载体与前提。现代化进程中，优质的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社会资本多集中于城镇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镇，欠发达地区人口通过地区内或跨区域的空间流动，突破原居住地域的束缚，获得职业转换、收入提升的可能，进而提升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的概率。反过来，社会地位流动也会推动或制约地域流动，具备更高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群体，往往拥有更强的地域迁移能力，可主动流向资源更富集的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并非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受到整体环境、个体禀赋等因素的调节。户籍制度宽松、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高，地域流动对社会地位流动的正向效应会更显著；若存在地域壁垒或资源分配失衡，单纯的地域流动可能难以带来实质性的向上垂直流动。这种互动关系的强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与公平性的重要标尺。

传统社会流动途径正在发生变化

学习时报：如何认识当前社会流动中存在的流动减速与结构固化的潜在风险？

杨雪冬：当前社会的确存在这类风险。比如在985、211高校中，来自农村和小城市的学生比例在下降，在升学就业中，学校排名往往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别是随着教育的市场化，家庭对教育投资也在增大。总的来说，这类风险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并没有对社会分层和整体结构造成系统性影响，因此不是社会整体结构的固化或“板结”。

局部的、阶段性风险，是中国社会从急剧变革状态转入稳定发展状态的必然现象，也说明了体制机制依然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说明了社会结构的固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下的社会结构变动中，物质资本依然是最为显性的因素，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相比之下，物质资本的获得和提升，在机会开放性和公平性上更高，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机会公平上相对封闭，并且有更明显的自我强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机制的改革，就是要制约和弱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固化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于文轩：当前确实面临社会流动减速与阶层固化风险上升的问题，但这一风险尚未演化为结构性锁定。与其将“固化”视为既成事实，不如将其理解为经济转型与制度调整滞后叠加下的阶段性张力。未来社会流动的走向，将取决于教育、公共服务与机会分配机制能否有效削弱物质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代际再生产。

学习时报：教育被视作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教育“内卷”“躺平”“小镇做题家”等网络热词反映了在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方面的哪些深层次问题？

杨雪冬：一方面，教育作为代际流动的主要“赛道”功能被空前强化，但它作为具有均等性的“流动通道”实际功能却在弱化，因此有的人在这个赛道上持续投入，将社会差距转化到教育差距上，加剧了教育的内部分化。这些网络热词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传统、单一、依赖个人苦读的教育流动模式，正在被一个日益复杂、依赖综合资本且优质机会增长放缓的现代社会所改变着。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代际流动的关键途径，越来越需要与其他渠道协同发力，推动社会流动。具体来说，教育体系应与就业市场对接，确保学到的技能与行业需求匹配，减少学历空转；社会保障体系应提供更广泛的支持，如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再就业机会，帮助提升自身竞争力；促进资源的区域均衡分配，特别是教育资源，使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起点。

于文轩：这些网络热词折射出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变化。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现实：教育仍然是进入竞争场的重要门票，但其作为稳定向上流动通道的功能正在减弱。当高质量就业岗位增长放缓、教育回报分层、家庭背景对教育与就业结果的影响上升时，个体投入教育的边际回报变得不确定。“内卷”表达的是教育从能力提升转向相对位置竞争，“躺平”则是一种对高成本、低确定性流动路径的理性退避，而“小镇做题家”揭示了考试公平难以完全抵消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教育过度承载了社会流动的功能，其结构性压力通过这些热词集中显现出来。当然，网络热词不断，更多是玩梗，还不能代表青年的真实状态。

学习时报：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变化是否会重塑社会流动的图景？

杨雪冬：重塑还谈不上，但肯定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活力，进而使社会结构加速稳定。首先，少子化、老龄化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机会变少。少子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人口基数减少，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限制了企业扩张和产业创新的速度，企业在招聘和晋升时会更加注重高技能人才。其次，少子化、老龄化可能导致社会流动的风险厌恶。中青年群体在面临养育子女与赡养老人的双重压力时，往往会表现出较低的风险偏好，使得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职业路径和生活方式，减少跨地区流动、创业等方面的意愿。对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来有效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而为日益稳定的社会结构注入流动的力量。

于文轩：少子化与老龄化正在深刻重塑社会流动的整体图景，但这种重塑具有明显的“双重效应”，既可能缓解部分竞争压力，也可能使既有分层结构趋于稳定。一方面，少子化意味着同龄人口规模收缩，在教育与部分就业环节中，数量竞争可能阶段性减弱，个体获得学历、岗位和社会资源的概率在统计意义上有所提高；老龄化社会对照护、医疗、公共服务和技术替代的需求上升，也可能创造新的职业与流动通道。另一方面，老龄化会强化资产与权力的代际占有，少子化则使家庭对“唯一子女”的投入更集中，从而放大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如果制度调整滞后，人口结构变化并不会自动带来更高流动性，反而可能使机会更多地向已有优势群体集中。因而，人口结构转型并非天然利好或利空社会流动，其最终影响取决于教育、就业、养老等公共服务制度能否同步重构，为不同群体持续打开向上与横向流动的现实通道。

杨菊华：我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会逐步改变社会流动的阶梯结构、动力机制与机会分布。首先，少子化可能降低年轻世代的人口竞争压力，提升获得更优质人力资本、就业机会的初始概率；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减少或将推动技术替代与产业转型，加速职业结构优化，为掌握新技能的群体创造跃升窗口。其次，老龄化会降低社会流动性。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横向流动意愿减弱，从而降低向上流动的概率。对年轻群体而言，传统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中青年群体普遍“上有老下无小”，抚幼赡老责任可能窄化个体职业发展与生活选择空间，部分人甚至被迫放弃职业晋升机会。最后，少子化、老龄化会加剧区域人口分化与分布失衡。“十五五”时期，人口仍然会向城镇、城市群集聚，必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破除“流动不晋升”的困境。

学习时报：从近年来的新情况看，人口流动开始突破传统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趋势，出现了人才由城市向乡村的逆向流动，如何认识这种新情况？

杨雪冬：这种逆向流动，至少说明了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城乡融合取得了明显成效，城市与乡村在生活方面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二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经历着深刻调整，农村产业在乡村振兴中得到了有效发展。三是人口向农村回流与我国城市化动力转变有关。改革开放后，我国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就业提供了大量机会。当下，城市化进入了稳定发展期，城市的经济形态正在向高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变，流动人口受到户籍制度、个人能力等限制，开始选择回流。但返乡后，能否有稳定的就业、稳定的收入，是更加紧迫的问题，这点值得更多关注。

总体而言，人口与人才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流动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也符合各国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来说，在今后还会出现人口及人才的逆向流动，但不会是主流，也只会出现在特定的区域，比如人才向经济条件与制度环境更好、资源禀赋有优势的农村流动。因此，要更加重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低技术人口的就业问题，在畅通人口流动渠道的同时，让他们能够流动起来、稳定下来并实现更好的发展。

于文轩：近年来出现的人才由城市向乡村的流动，并不意味着传统“由乡进城”的人口流动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而是人口流动结构分化、多路径化的表现。这种逆向流动主要集中在具备一定资本、技能和经验的人群，往往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性，反映了大城市边际回报下降、乡村基础条件改善以及数字技术削弱空间约束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它为部分群体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流动改善，其长期意义取决于乡村是否真正形成可持续承载人才、产业和公共服务的机会结构。

杨菊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空间流动一直存在四种流向：乡——城、城——城、城——乡、乡——乡，其中以第一种情况最常见，第二种情况次之。近年来，城——乡流动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一系列城乡融合政策的出台，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使乡村不再只是粮食生产地，还具备了休闲娱乐、生态涵养等多元价值。同时，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等构建了低门槛、高赋能的创业生态，吸引了人才回流。而且，城市生活成本高企、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社会融入困境等，也促使部分人才选择回到乡村。此外，人才逆向流动还反映了人们就业发展观念的积极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个人成长和社会贡献相结合，愿意投身到乡村建设中，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贡献力量。

强化公共政策之间的系统协同

学习时报：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一个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雪冬：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意味着活力、高效的社会。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各个子系统需要流动来实现互联互通，确保资源能够在不同阶层之间进行有效配置。畅通的流动机制为社会系统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动力，确保社会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转和适应外部变化，流动越顺畅，社会越能自我消化冲突，信任也越能被维持。

学习时报：我们在各个阶段都着力推动社会的流动性，哪些公共政策达到了制定初衷？进一步推进的突破口在哪里？

杨雪冬：由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自我封闭向全方位开放，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多重转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改革、扩大开放的公共政策，都起到了推动社会流动的作用。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应该聚焦在如何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问题上。

于文轩：很多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既定初衷。例如，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扩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效扩大了受教育机会，使大量来自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群体实现了跨代跃升；大规模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政策为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条件；脱贫攻坚与社会保障扩展在底线意义上降低了“向下流动”的风险。这些政策共同支撑了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较高的绝对社会流动水平。

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从“有没有通道”转向“通道之间是否协同、是否可持续”，一些政策在单项上有效，在整体上协同性不足。比如，教育、就业、住房、户籍等政策之间衔接不畅，导致“读书——就业——定居——融入”的流动链条不够顺畅。教育扩张若缺乏与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就业的衔接，容易演变为学历竞争；人口流动若缺乏公共服务的常住地化保障，容易出现“迁移但不流动”；等等。所以，未来需要强化政策之间的系统协同，把分散的流动工具真正整合为一条可预期、可持续的上升通道。

学习时报：畅通社会流动，本质上是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开放的社会系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杨雪冬：就保持社会流动畅通而言，要坚持机会公平，通过均衡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与资源可及性，降低地域、家庭等对人生起点的决定性影响，确立竞争的基准线；坚持规则正义，通过法治化、透明化、可申诉的制度安排，压缩权力与资本寻租空间，推动规则统一、过程公开、权责明晰，确保可预期的秩序；坚持多元价值，通过完善多元成才评价与分层分类用人机制，减少唯分数、唯学历等的单一导向，推动职业平等、技能增值、路径多样，拓展可选择的赛道；坚持赋能补偿，通过对特殊群体与欠发达地区实施发展性帮扶与风险托底，补强社会短板。这四个原则相互支撑，机会定起点、规则保过程、价值拓赛道、补偿兜底线，让社会流动从一场残酷竞赛，转变为一个人人皆可参与、各有跑道、互促共进的繁荣体系。

于文轩：可以考虑这么几点。一是实现从“机会形式公平”走向“机会实质可达”。制度层面的公平并不自动转化为个体层面的可达性，需要在教育、就业、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降低隐性门槛，减少对家庭资本、社会关系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依赖。二是重建教育、就业与生活之间的稳定连接。既让努力学习的人看到清晰的回报路径，也为不同能力结构、不同兴趣取向的人提供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选择。这意味着职业教育、技能体系、公共部门与民生岗位需要被视为正当上升的通道，而非次优选择。三是降低人生早期失败的不可逆成本。当一次考试、一次择业、一次迁移就可能长期锁定社会位置时，人们自然会焦虑、“内卷”或退出。真正有流动性的社会，允许试错、转向和再出发。这需要更强的社会保障、更灵活的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及对非线性人生路径的制度承认。四是让空间与制度真正服务于人的选择。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关键不在于人是否流动，而在于人是否能在不同空间中获得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公共政策的目标，应是减少“必须迁移才能生存”的被动流动，同时支持基于选择的多样流动。五是重塑对“成功”和“体面生活”的公共叙事。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应当在制度和文化上承认多样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让每一个人都能过有尊严、有安全感的生活。

杨菊华：当前，我国社会流动既面临人口结构转型、城乡区域格局重塑等长期趋势的影响，也受益于技术进步与政策创新的积极推动。要实现上述目标，需多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系统性、长效化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生态。一是筑牢制度公正基石，破除流动壁垒，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公共资源与福利供给与常住人口挂钩，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推动实质公平。二是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推动师资、课程、数字资源的跨区域共享，让教育真正成为促进代际跃升的稳定器。三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拓宽流动空间与通道，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不断开辟新的职业赛道与上升空间，在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同时，为社会成员提供多元化的价值实现路径。四是培育积极包容的社会文化，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倡导“奋斗创造价值”“尊重多元选择”的社会风尚，缓解“内卷”焦虑，拓宽“成功”定义，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社会氛围。

数字赋能构建国防动员新格局

当前，战争形态正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对国防动员的精准、快速与高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苛要求。新兴领域催生的新质生产力与传统潜力调查模式相对滞后形成突出矛盾。如何将雄厚的社会经济资源，尤其是前沿科技与海量数据有效转化为支撑战时行动的关键胜势，已成为决定未来战场走向的重大战略课题。

从“资源概览”到“智慧匹配”

国防动员体系必须应时而变，征集对象、指挥手段与训练方式同步向智能化、数字化延伸，核心在于以数字技术贯穿动员全链路，推动体系结构再造，从而构建起与现代战争形态同频共振的国防动员新格局。数字赋能国防动员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动员长期存在的底数摸不清、潜力算不准的僵局，推动整个体系从固化的资源统计方式，全面转向具备动态响应与智能匹配特征的新型模式。这一转变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

数据层面，依托军民融合、数据共享的智能化平台建设，将分散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潜力资源进行全面整合与动态更新。技术层面，大数据分析叠加人工智能算法，把需求波动翻译成实时指令：系统依战场变化自动筛选潜力资源、规划投送路径并同步测算效能，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对表与闭环运行。制度层面，变革不止于技术叠加，更触发理念、规则、流程的同步刷新。把数据动态更新、平战转换衔接写进制度，确保数据链能够贯穿“潜力调查—需求分析—智能匹配—精准投送—效果评估”的全过程。这种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最终目的是要打通新质生产力与新型战斗力之间的转化通道，建立起军民兼容、平战一体的现代化动员机制，实现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高效转化为保障打赢现代化战争的关键优势。

实现动员资源要素的数字化

全面普查，摸清家底。摸清潜力资源，把网络信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兴领域逐域逐项登记成册，数量、位置、状态随查随准。推进过程中，重点走访科研院所、高新园区与制造业基地，系统性地将关键战略资源完整纳入数字化管理视野。依托智慧动员平台，把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高层次人才信息一并接入、动态归档，让原本散落各处的战略资源随即转为可调度、可量化的动员要素，为后续精准匹配奠定坚实基础。

统一标准，打破孤岛效应。破解军地信息系统互不兼容的难题，关键在于建立双方均可理解应用的统一标准规范与数据交换机制。实践中，需重点打通政府部门与部队单位间的数据壁垒，借助标准化接口技术，连接多个部门的数据通道，通过建立标准化数据接口，连接不同部门的数据端口，确保信息在不同系统间顺畅流通。国防动员平台建设可参照“数据融合处理中心”范式，统一数据格式、密级和刷新周期，打通采集、汇聚、分析、应用全链，消除信息孤岛，为智能决策提供结构化数据支撑。

动态更新，确保“保鲜”。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与资源动态，对潜力数据的实时性与准确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可以建立分级更新机制，借鉴征兵政考“三筛三访”范式即大数据初筛、行业复筛、专家精筛，辅以实地、技术、跟踪三访，企业入库即纳入全周期管理；并行区块链溯源、AI校验，异动秒级监测、自动校准。外军信息化建设的实践印证了“数据的生命力在于流动”这一理念，唯有构建“实操—采集—完善—更新”的持续优化机制，方能使潜力数据库紧跟经济社会发展节奏与战场态势变化。

实现动员指挥决策的智能化

平台赋能，智能匹配。构建智慧动员平台的核心在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动员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精准对接。此类系统应当搭载具备机器学习功能的智能识别模块，能自主解析动员任务包含的核心技术要素，并高效调用潜力储备库中的适配资源。例如美军“梅文计划”吸纳民间科技企业，把资源匹配从“被动找”转为“主动推”，实现秒级响应。在国防动员数智化实践中，依托智能调度系统构建的“工厂—战场”直达通道，将传统线下对接模式升级为线上精准匹配，显著增强了潜力转化效能。

可视指挥，精准调控。现代国防动员指挥须嵌入智能化可视平台，上联联合作战体系，下通基层动员单元，态势一图呈现、指令直达末端，按需供资、调兵遣将。在指挥体系建设中，需着力打造横向连接各动员单元的智能化指挥系统，深度融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大模型与云端计算能力，形成态势呈现、需求处理、方案制定与行动调控于一体的人机协作机制。有案例显示，依托指挥控制中心对人员装备动态的实时监测与数据融合分析，能够有效实现对战场实时态势的精准掌控。

模拟推演，前瞻评估。以数字孪生构建高阶仿真环境，已成为验证动员方案的核心手段。借助AR、VR生成对抗场景，同步提升训练交互与实战强度，让参训者在沉浸态势中即时响应、快速决策。外军实践显示，元宇宙虚拟课能让士兵在平行空间反复拆装装备，AR眼镜把维修指引叠加到实物，错误动作即刻标红。以某项创新训练模式为例，其构建的“模拟系统打底、数据链贯通、实战化检验”的新型训练体系，通过虚拟预演数百套战术方案并经由实兵对抗验证，成功建立起“虚拟预演—数据优化—实兵验证”的完整训练闭环。

实现动员力量运用的精准化

模块编组，即插即用。借鉴“模块化聚优”思路，把网络信息、新材料等潜力资源按功能切分为独立能力模块，平时随社会运行自维自建，需要时按作战需求抽组拼接，定向保障瞬时成势，无需临时磨合即可投入任务。该模式的根本突破在于将国防动员逻辑从资源数量的简单累积，转变为基于功能整合的效能聚合。在演练中，通过将无人机侦察、智能配送与电子对抗等单元进行随机组合，有效验证了各类模块在复杂战场环境下快速生成综合保障能力的水平。

一键下单，直达战场。为极致压缩从需求提出到资源抵达的时间，新型动员系统创新引入电商平台运营思路，打造了一个庞大且精准的动员潜力“超市”。在这个“超市”中，指挥人员可绕过传统多层审批流程，直接通过“一键式下单”功能发起需求，系统随即启动智能物流算法，自动匹配最优路径和运力，力争实现“直达式配送”。演练初步验证：决定战局的优质资源可跳过传统物流层级，依令直抵所需战位。

聚焦新质，提升效能。现代国防动员体系需要持续追踪前沿科技动态，将工作范围系统性延伸至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低空防御等新兴战略领域。各级国动机关正把视线锁定在高新技术资源的军事潜能上，按系统编组、按战位优化，旨在打造一支专业精干、迅即能动的新域新质分队。例如，有的城市在年度综合训练中，创新性融入低空无人机拦截、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单元。这些探索本质上都是通过引入先进科技要素，为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填补能力空白、强化技术支撑。

侵华罪证：日军“歪把子”轻机枪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展厅中，一款造型奇特的日军机枪格外醒目：枪托右弯、弹匣斜插左侧、枪管下装散热片，这便是日军二战主力装备大正十一式轻机枪。由于其枪托向右的独特设计，又被中国军民称为“歪把子”机枪。该枪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军备战的产物，作为侵华战争中日军步兵的核心火力，成为镌刻历史伤痕的罪证。

大正十一式轻机枪全长1100毫米，枪管长485毫米，重10.2千克，采用导气式自动原理，使用6.5毫米有坂步枪弹，可容纳6个5发步枪弹夹，理论射速500发/分钟，实际战斗射速120发/分钟，有效射程600米。其标志性右弯枪托，初衷是避开斜插弹匣便于贴腮瞄准，保证射击视野，却导致重心偏移影响稳定性，“歪把子”绰号由此而来。

日俄战争期间，俄军马克沁机枪的密集火力，给以密集冲锋战术作战的日军造成了巨大伤亡。日本也认识到机枪的不可或缺性，急需研发一种便携的自动武器来提供持续火力支援，以弥补步枪火力与重机枪之间的空白，便以法国哈奇开斯式机枪为基础进行仿制。

日军引进过多种型号的国外机枪，导致型号杂乱、口径大小不一，使得后勤保障十分困难。尤其是在远离本土作战中，日军在弹药运输、枪械部件的维修上都捉襟见肘，严重制约了持续作战的能力。加之日本能源资源有限，军工基础薄弱，为了降低制造和后勤成本，避免单独开发专用供弹枪具。

日本在研发过程中强调弹药通用、简化生产，希望能够制造出统一型号的国产标准化轻机枪，为步兵班组1——2人操作使用。并明确要求和三八式步枪通用弹药，以便能够简化后勤保障流程，适应对外扩张的军事需求。该型机枪由南部麒次郎主导设计，1922年（即日本大正天皇十一年）定型量产，故定名为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也是日本陆军首款制式列装的轻机枪。

“歪把子”定型后被广泛配备给日军基层作战单位，成为步兵分队的核心武器，共制造了29000挺装备部队。每个分队1挺，编正、副射手各一名，并有1——2名弹药手，弹药手通常持三八式步枪协助补给。步兵班组无需携带机枪专用弹，只依靠步枪弹就可以满足作战需求。

“歪把子”首先装备关东军，成为侵占中国东北的主要武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凭借装备优势形成火力压制。1933年喜峰口战役中，日军依托“歪把子”占据制高点，第29军以巨大伤亡夺回阵地。史料记载，日军一个步兵小队凭借2挺“歪把子”和10余支步枪，即可压制中国军队一个排甚至一个连。1936年后，日军逐步以九六式轻机枪替代，但因产能不足等因素，“歪把子”仍长期配备部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歪把子”广泛装备日军一线部队及伪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该枪是日军实施大规模集体枪杀的核心凶器之一，日军在汉中门外对平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连续5小时进行无差别扫射，尸体随江漂浮，场景十分惨烈。

1940年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家垴战斗期间，日军冈崎大队被八路军围困以后，凭借配备的18挺“歪把子”机枪和重机枪、掷弹筒、山炮等协同构成交叉火力网，依托山地工事负隅顽抗，并与柳树垴阵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援，弥补日军兵力劣势，迟滞八路军攻势达两昼夜，也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二战后期，日军节节败退，“歪把子”作用愈发有限。太平洋战场面对美军重火力，仅能近距离零星抵抗；在中国多用于守备据点，在敌后武装灵活战术面前，火力优势难以发挥，反而常遭摧毁。如今，国内多家博物馆均有“歪把子”收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藏品为平型关战役缴获，枪身留有战斗痕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来自1940年百团大战战场；东北烈士纪念馆、淞沪抗战纪念馆等亦有收藏。这些“歪把子”机枪保存状况良好，部分经修复后展示，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罪恶武器，既是日本侵华铁证，也是中国军民抗战的直观见证。

潜射型重型鱼雷的发展走向

鱼雷在海战场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庞大的“家族”。其中，以潜艇为搭载发射平台的潜射型重型鱼雷是重要成员之一，也是鱼雷家族里毁伤威力较大的分支力量。近年来，潜射型重型鱼雷（以下简称重型鱼雷）不断进行各种升级改造，以便持续保持战场活力、满足未来海战的需要。

第一，由“水下炮弹”向“体系节点”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型鱼雷就是一种依赖潜艇发射的“水下炮弹”。鱼雷种类的划分有多种，重型鱼雷直径一般为533毫米，体型和重量较大，航程较远，主要攻击潜艇和大中型水面舰艇。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马岛海战中，“征服者”号核潜艇仅用2枚重型鱼雷就将万吨级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击沉。传统的重型鱼雷通常单独进行水下攻防作战。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智能化浪潮正推动新一轮军事革新。作战体系从平台中心向体系“熵减”升维，作战样式由传统的平台对抗转向体系化博弈，每个前沿作战单元的角色和地位也由过去独立的战场存在向协同的体系节点转变。

在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一种历史较长的传统兵器，重型鱼雷受到的影响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制智权”主导未来海战场的大背景下，如果跟不上智能化发展的步伐，包括重型鱼雷在内的所有传统兵器未来都将随时被战场淘汰出局。因此，智能化已成为重型鱼雷“固本培元”的必选“良剂”。同时，随着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重型鱼雷在未来海战中的角色地位也将发生重要变化，正从传统的水下单一突防兵器向未来智能化作战体系的重要节点转变。

例如，通过水声通信技术，多枚智能重型鱼雷可实现自主组网，形成“水下蜂群”，每一枚重型鱼雷都将成为水下协同的“火力节点”。当其中一枚鱼雷发现目标后，会立即将方位、速度等信息共享给集群，其余鱼雷自动调整航线，从不同深度、不同方向发起饱和攻击。由于海上兵力分散部署，对指挥控制系统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确保在敌方干扰下仍能保持可靠的指挥，就必须实现作战控制权向按需赋权转变，使每个作战单元均能成为指挥控制节点，避免出现因单点被破袭而造成体系瘫痪的局面。

未来，部分重型鱼雷将通过数据链与无人潜航器（UUV）协同作战，作为“指挥节点”，可引导多枚造价较低的微型鱼雷对敌方目标实施蜂群式饱和攻击。通过战场角色的改变与重塑，重型鱼雷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中将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杀伤力。

第二，加快与无人作战系统的功能重构步伐。

随着各种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无人化作战系统大量出现，未来海上作战更趋无人化。无人作战系统通过先进算法形成的智能攻击网络，展现出远超单平台简单叠加的作战效能。无人化的本质是实现武器在战场上的自主化，其产生的主要作战效能是：延伸作战距离、突破高危区域、减少人员伤亡。目前，海上无人作战样式得到不断发展，过去的无人作战样式主要包括侦察监视、通信中继、火力引导、扫雷排爆、电子战、心理战等多种支援保障性作战任务，现在则增加了各种形式的攻击行动，且作战样式不断变革。

从运用模式看，无人作战系统正经历从追求单平台性能到注重群体智能协同的演变，无人作战优势日益体现为群体协同的涌现效应。在这种技术背景下，无人作战系统也更需要包括重型鱼雷在内的智能化武器的加持，实现作战效能的功能性重构与倍增。目前，重型鱼雷的作战行为还离不开人的操控，自主化程度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其作战效能的发挥还有一定的限制。通过与无人作战系统的深度融合，可进一步提升自主化作战能力，两者的结合可以实现“相互补能”，产生“1+1>2”的作战效能。

第三，不断提高复杂水下环境的打击精度。

制导是重型鱼雷的核心技术，它直接关系到鱼雷能否准确击中目标。与大气环境相比，水下环境更为复杂，再加上反鱼雷技术的快速发展，因此对鱼雷制导方式的战场效能产生很大影响。早期的鱼雷都属于定向鱼雷，只能和子弹一样，按照预定瞄准方向进行预定航路攻击，一旦被目标规避或者错失目标就只能燃料耗尽而自沉。重型鱼雷的制导方式多种多样，目前主要的制导方式是声自导和尾流自导。从实际运用看，每一种制导方式都有优劣。

为进一步增强在复杂水下环境中的打击精度，重型鱼雷开始采用多模制导方式，即将多种制导及人工智能等融合在一起，这已成为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例如，有些重型鱼雷过去采用的是“线导+被动声呐”的制导模式，最新版本已升级为“光纤线导+主被动复合声呐+AI辅助目标识别”的多模制导系统，并新增了“预设攻击逻辑”功能，可以针对特定舰艇类型（如双壳体潜艇）优化打击策略，能够在更复杂的水文环境当中自主修正航迹，精准高效地打击摧毁敌方目标。

有些重型鱼雷通过换装全新的制导控制系统，运用更先进的制导算法，运算速度大幅提升。这使其不仅能精确识别目标的声纹，有效滤除背景噪声，还能在首次攻击失败后，根据预设程序，自主进行二次搜索和重新攻击。

第四，向“新动力”要“战斗力”。

鱼雷是靠自身动力系统向敌方目标发起攻击的，航速和航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海上突防能力的大小。因此，更快、更远是重型鱼雷追求的永恒目标，关键是不断改进动力系统。

目前，鱼雷按照动力划分，还分为热动力鱼雷和电动力鱼雷。最初的鱼雷采用压缩空气发动机带动单螺旋桨推进，通过液压阀操纵尾部的水平舵板以控制航行深度。直到19世纪末，鱼雷的航速也不过11公里/小时，射程180——640米，且性能很不稳定。1904年，美国人布里斯发明出第一条热动力鱼雷（亦称“蒸汽瓦斯鱼雷”），将鱼雷航速提至约65公里/小时，航程达2740米，鱼雷终于成为堪与舰炮齐肩的海军主战兵器。

目前，重型鱼雷的动力系统正经历一场新革新，在新型动力系统的支持下，热动力鱼雷的燃料燃烧更充分、功率更强，同时尾气排放更少、航迹更隐蔽。电动力鱼雷依靠高能电池（如锂氧化银海水电池）驱动，航行时噪声极低，且不产生可见尾流，隐蔽性更好。目前，部分最新改进版本的重型鱼雷采用了闭循环推进技术，不向外界排放废气，可有效地隐藏航迹，提高了鱼雷的隐蔽性。为提高鱼雷航速、压缩敌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有些高速航行的新技术开始运用于重型鱼雷，例如超空泡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在雷头生成并维持一个包裹雷体的气体空腔，使鱼雷在水中航行时阻力变小，达到极高的水下速度。

作为一种水下“老兵器”，重型鱼雷在实战中曾显示出强大的水下作战威力，这也是该型武器至今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随着重型鱼雷的不断升级改进，其有望在未来海战场上焕发出新活力，仍将是未来海战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主战兵器之一。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宁波舟山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标志着宁波服务国家战略能力迈上新台阶。宁波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先行提供了市域实践。

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上开创新局面

作为长三角开放窗口，宁波紧扣国家战略，依托自身优势，坚定扛起使命担当，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强化民营企业主体作用，奋力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中闯新路、开新局，以实干奋进为发展大局赋能聚力。

构建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支撑根基。开放平台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载体，更是宁波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的关键支撑。宁波聚焦资源配置、经贸合作、产业赋能三大维度，系统推进高能级开放平台协同建设与功能聚合。一是加快构建资源配置平台。紧扣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求，以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核心，构建“储——运——贸——产——服——数”全链条体系，在跨境贸易投资、物流数据开放互联、航运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二是持续优化经贸合作平台。按照制度型开放要求，统筹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与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协同发展，深化制度创新与务实合作。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建设5年来累计实施295项制度创新举措，31项改革试点经验和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2025年前三季度宁波对中东欧国家进出口454.5亿元，同比增长7%。三是着力建强产业赋能平台。立足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依托甬江科创区等高能级载体，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搭建国际技术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实现开放红利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化。

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激活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增长动能。外贸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宁波顺应全球经贸格局变化趋势，不断创新对外经贸发展模式，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持续注入增长动能。一是拓展外贸多元市场。迭代实施“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行动，举办“甬通全球”境外系列展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5年会议，持续帮助企业组团拓展新兴市场。2025年前11个月，宁波对东盟进出口1938.4亿元，同比增长13.7%；对非洲进出口722.1亿元，同比增长21.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6704.7亿元，同比增长8.3%。二是壮大外贸新动能。大力推广“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推动跨境电商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跨越。通过建设特色园区、培育龙头企业等举措，为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累计建成1个国家级、6个省级、8个市级服务贸易特色基地和园区，12个项目被评为浙江省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项目。三是激活外贸竞争优势。实施“百企领航、千企升级、万企出海”计划，聚焦“新三样”等高端产品培育，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2025年前11个月，全市“新三样”产品出口额339.3亿元，同比增长69.7%。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72.7亿元，同比增幅达259.6%；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超百亿元，同比增长9.3%；光伏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0.4%。

强化民营企业主体作用，培育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内生动力。民营企业是浙江外贸的主力军，更是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纽带。宁波坚持高水平“走出去”和高质量“引进来”有机统一，充分释放民营企业活力，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枢纽夯实主体支撑。一是持续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宁波不断强化政策赋能，打出外贸企业培育“组合拳”，2025年新增19家民营企业入选省级民营跨国公司“领航企业”，全市已累计培育各类总部企业超650家，境外投资企业达3800余家，外贸实绩企业突破3万家。龙头引领、梯队协同的发展格局加速形成，“千军万马闯世界”的外贸发展新局面持续巩固。二是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依托本地链主企业、民营龙头企业资源优势，推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搭建“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推动民营企业赴海外投资。三是推动内外贸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实施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政策。依托“361”现代化产业体系，遴选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母机等五大产业链标志性链主企业，构建“党组织+链主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的联动机制，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委党校）

软硬并重锻造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锻造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宁波舟山港作为国际运输通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持续强化基础设施、枢纽建设等硬实力，也要提升服务优化、产业培育等软实力，坚持软硬并重、双向发力，全力朝着打造世界一流强港的目标奋勇迈进。

强化基础支撑，推动基础设施升级与联运网络优化。基础设施“硬底座”是港口核心功能的载体，联运网络“软联通”是集疏运体系的支撑，二者紧密结合，才能助力港口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通道。

在基础设施升级方面，宁波持续推动港口基础设施现代化改造和战略性布局，着眼发展需要推动港区设备迭代，持续改造桥吊等关键设备；着眼战略需要推动重大战略性工程加速推进，新建3个亿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十四五”期间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6个。在优化联运网络方面，宁波不断优化沿海、沿江、沿河、沿铁路的集疏运体系；持续强化海铁联运，业务辐射至全国67个地级市；不断织密国际物流通道，开通辐射全球600多个港口的航线，港口连通性指数跃居全球第二。

激活效能密钥，推进数字设施建设与服务创新拓展。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数字设施建设承载的“硬技术”是提升效率的利器，而服务创新拓展提供的“软服务”则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撬动世界一流强港建设。

在数字设施建设上，宁波持续推动各类数字底座嵌入港口运转，探索将新技术与港口场景深入融合；推动港区“5G+北斗”新基建规模化集成，自主研发“双芯”智慧大脑；创新打造智慧物流云平台，自主打造智慧化码头示范工程，实现了复杂环境下的精准高效运输。在服务创新拓展上，宁波聚焦需求丰富服务场景，不断提升港口效能；通过推广“船边直提”等作业模式，大幅压缩了货物在港停留时间；依托数字化平台整合各方数据，为客户提供“一单制”“一站式”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

提升战略能级，推动港口枢纽建设与产业集聚发展。港口枢纽建设能够提供“硬支撑”，为资源集聚、产业发展创造得天独厚的条件；产业集聚发展能够营造“软生态”，是港城深度融合、互动发展的重要依托。二者相互促进，共同为世界一流强港建设注入持久的战略动能。

在港口枢纽建设上，宁波积极推动宁波舟山港与全球30多个港口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各港区规划、建设、运营深度融合，使集装箱业务与大宗散货优势互补，高标准建设国家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和油气仓储设施，极大提升了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和全球辐射力。在产业集聚发展上，宁波围绕航运物流、智能制造等关键产业链条深入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着力推进海洋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坚持突出特色，错位开展基础性航运服务业转型提升行动、特色高端航运服务业培育突破行动、国际航运服务集聚发展行动。

绘就生态底色，坚持绿色理念引领与低碳设施布局。面对资源环境的硬性约束，绿色发展已成为港口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绿色理念引领以优化“软环境”，推动低碳设施布局以夯实“硬基础”，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绿色基因深度融入港口发展全链条，为世界一流强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

在绿色理念引领上，宁波将绿色低碳作为与世界一流港口对标的关键领域，协同推进港口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驱动港口在能源结构、作业工艺、管理模式等方面实现全面变革，加速推动零碳港口建设和港口用能结构升级，实现清洁能源规模化应用。在低碳设施布局上，宁波引导港口企业建设了一批具有标杆意义的绿色低碳项目，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应用，全面提升码头泊位岸电覆盖率，有效减少碳排放量，注重港口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港口岸线绿化提升工程。

面向未来，宁波将坚持软硬并重，锻造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委党校）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面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加速重构，宁波坚持“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发展理念，以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建设为契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系统集成改革，在贸易、投资、航运、金融、要素市场等领域突破一批制度瓶颈。截至2025年，宁波累计实施295项制度创新举措，31项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聚焦相通相容，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联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抓手。随着国际经贸规则的议题范围向更为广泛的“边境后”规则延伸，宁波市加大对“边境后”规则的探索，通过对标、借鉴和制度创新供给，破解阻碍国内外大循环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规则衔接与共建。一是主动研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进原产地电子签证、税率研判服务，自RCEP生效至2025年9月，宁波口岸RCEP项下进口享惠货值达133.98亿元、税收优惠3.17亿元。围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开展模块规则和核心内容分析，结合片区实际选择若干领域和规则开展压力测试，率先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数字身份认证等领域探索对接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二是复制实施深化制度创新经验。学习借鉴上海等自贸区（港）创新试点经验，发掘创新试点场景。持续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创新拓展地方特色应用，服务功能由通关向物流、金融等领域延伸。三是先行先试探索制度供给。首创抵港外国籍船舶“港口国监督远程检查”“临开不查”机制，在亚太地区21个成员国（地区）推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规则参与度，截至2025年11月，宁波累计参与研制国际标准42项。

着眼破除藩篱，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制度型开放在“边境”和“边境后”措施上的直接体现。宁波围绕投资准入、贸易监管、金融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一是全面落实市场准入制度，扩大境外资金投资渠道。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积极推动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便利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境内投资。目前宁波已落地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7只，总规模达74.7亿元。二是以监管服务模式创新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推广“两步申报”“船边直提”等通关模式，持续优化中东欧商品进口、跨境电商贸易等重点业务流程，改善口岸营商环境。依托“全球第一大港”枢纽地位，创新国际中转集拼、多式联运“一单制”等国际航运规则。三是以制度集成创新破解发展堵点。通过跨部门、跨领域协同联动，一次性推出综合集成式改革，如“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集成创新”提升了企业跨境资金结算效率，“新能源车出口监管模式集成创新”有效降低了综合运输成本。

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治理环境是制度型开放下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宁波聚焦经营主体关切，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抓手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改革与开放的双向互促。一是深化改革，提升政府服务效能。通过数字化转型和制度创新，为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性化衍生服务，通过相关部门高效协同增强企业获得感。比如，加强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打造“走进一道门、解决一揽子事”的增值服务模式，全天候、全过程、全市域服务企业。二是推动有效监管，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宁波拓展“企业码”应用场景，实现“一网通办、免申即享”，试行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构建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全面落实公用事业等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积极推动“信用风险分类+双随机监管”新型金融监管模式，实现“无事不扰”。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涉外法治保障，营造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宁波围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开展知识产权增值服务，促进创新和企业发展。通过成立宁波国际商事法庭等举措，向中外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的涉外海事司法服务，为参与国际海事治理、提升司法国际公信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委党校）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使命。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港口枢纽，宁波以前瞻视野系统谋划布局，深度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在交通、产业、创新、民生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甬江动能”。

交通互联，夯实一体化发展的空间基础。交通互联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支撑。宁波以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为目标，着力打通区域联通的“大动脉”，显著提升城市在长三角的枢纽功能和区位优势。一是国际航运枢纽能级持续提升。宁波舟山港通过完善集疏运体系、拓展国际航线网络，已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海上门户”，宁波舟山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升至全球第7位，为区域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支撑。二是区域陆路通道全面贯通。宁波以优化铁路、高速公路网为抓手，实现与上海、杭州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高效联通。通苏嘉甬高铁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运营，实现沪甬1小时直达。三是多式联运体系协同高效。海铁联运班列辐射16省67市，义乌至宁波舟山港的海铁联运线路成为国内首条跨越“百万标箱”门槛的海铁联运线路；创新推出的“整列中转”模式实现降本15%、提效20%，为长三角产业链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物流保障。

产业共兴，激活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协同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宁波依托扎实的制造业基础，立足区域产业分工，推动产业优势互补与错位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动能。一是产业定位精准化与集群化水平提升。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构建跨区域产业协作体系，强化与长三角产业的互补衔接，显著增强了区域产业生态的稳定性与韧性。二是产业链跨区域融合持续深化。主动嵌入长三角核心价值链，构建“研发——制造——销售”全链条协作网络，联合承担省级以上攻关项目82项、组建产业链共同体141个，有效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三是产业协作平台支撑作用凸显。以重点产业园区为载体，打造高能级跨区域产业合作平台，创新飞地经济等模式，打破行政壁垒，促进技术、人才等要素优化配置。

创新共建，强化一体化发展的科技支撑。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共建共享是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宁波深度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整合区域创新资源，提升整体创新效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一是科创平台协同效能持续释放。宁波联动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共建高能级创新载体。甬江实验室已集聚科研人员超600名，承担国家级项目46项，正逐步成为服务区域战略需求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取得突破。针对产业“卡脖子”难题，联合长三角产学研力量组建攻关联合体，集中资源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增强了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三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日趋完善。深度融入长三角技术转移网络，健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机制，通过共建技术交易市场、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多元化举措，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创新价值与产业效益同步提升。

服务共享，彰显一体化发展的民生本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区域一体化的根本导向，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是衡量一体化成效的重要标尺。宁波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区域壁垒，构建全域覆盖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一是政务服务跨区域通办效能提升。以流程再造和数据共享为核心，完善“跨省通办”机制，与长三角多地签订通办合作协议，推动大批民生事项“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有效降低跨区域办事制度性成本。二是医疗卫生资源共享格局深化。扎实推进长三角医疗协同，实现医疗机构跨省直接结算全覆盖。截至2025年10月，累计为群众减负超18亿元，有效破解异地就医难题，提升医疗服务均等化水平。三是社会保障互联互通体系优化。拓展社保“一卡通”高频民生服务场景，实现异地“同城待遇”落地见效，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力资源保障。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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