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一把手”要带头执行制度。要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要进一步提高党务、政务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我们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持续加强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助推金融强国建设和科技自立自强。
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取得阶段性、实质性成效
随着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兴起，金融业立足数据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市场规模庞大、信创积淀深厚的行业优势，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立足需求、基于场景、渐次推进、迭代发展，扎实推动“人工智能+金融”取得明显成效。出台一批指导性政策文件，制定一批代表性标准规范，涌现一批创新性优秀成果，形成一套“先外围后核心、先辅助后协同、先对内后对外”的应用范式，实现人工智能应用从外围场景渗透到核心领域，从辅助工具发展为“智慧大脑”，从“对内运营提效”延伸到“对外服务提质”，全业务链条、全服务维度智慧赋能，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各行业各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鲜活样本。
应用场景从通用简单迈向专业复杂。当前，大模型已成为金融创新的新引擎，应用场景已从辅助办公、智能客服等领域的局部探索，加速向信贷风控、合规审查、智能投顾等核心业务领域渗透，呈现出全面开花的良好态势。大模型正从完成数据录入、账单核对、标准化咨询答复、固定规则风控筛查等重复性流程化工作的辅助工具，加速升级为具备感知、规划、决策、执行、反思能力的智能体。它不仅能理解复杂指令，还可智能调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实现多个子系统协同，完成跨流程、多步骤的复杂任务链。
服务对象从内部员工审慎拓展到外部用户。在服务内部员工方面，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为客服、风控、审计、研发等岗位员工提供知识问答、数据分析、报告生成、辅助编程等，成为提升工作效能、降低劳动强度的得力助手。在服务外部用户方面，由于大模型存在输出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金融机构普遍采取审慎策略，相关应用仅在手机银行智能客服、网点自助终端业务办理等场景开展小范围试点探索，并配套人工服务、舆情监测、应急处置等保障措施。
技术支撑从通算体系加速向智算体系转变。在算力方面，金融业正加速引进智能算力，积极探索云、管、边、端协同及量子大模型等新算力模式。智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与通用算力协同构建支撑业务发展的算力底座。在数据方面，针对大模型应用的数据需求，金融机构不断拓展外部数据资源，深挖内部数据价值，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强化多模态、高质量金融数据汇聚、治理与共享能力，为模型训练优化及应用提供充足高效“数据燃料”。在模型方面，金融机构采取开源与自研并举、通用与专用结合、大模型与小模型协同的策略，一方面积极稳慎选用开源的基础大模型，另一方面按业务场景自主研发不同垂域大模型。
人工智能与金融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工智能应用需要统一认识。当前，金融业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和作用还存在认知差异。从发展规律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式、需要持续探索的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应用过程中的困难挑战，做好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准备。从事物本质看，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是一种新技术、新事物，应用得当可实现创新发展，应用不当则会引发未知风险。从目标方向看，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持应用导向和需求引领，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赋能金融“五篇大文章”，让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统筹规划看，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投入与产出、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路径，以集约理念优化资源配置。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面临挑战。人工智能应用所需数据的体量大、来源广、类型多、价值高，全生命周期管理面临挑战。在数据采集方面，公开数据集已广泛用于大模型训练，面临数据枯竭风险，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互联网数据训练模型，可能面临隐私保护、知识产权问题。金融领域虽积累了海量历史数据，但从“原始数据”到“高质量数据”需经过场景锚定、源头把控、清洗标注、测试审查等工序，真实可用的金融高质量数据集明显不足。在数据选取清洗方面，数据来源和污染问题会影响模型输出结果的准确性。若某类数据占比过高，则可能引发模型偏见；若数据含有虚假内容或被恶意篡改，可能产生决策错误；若训练数据存在违法、偏激等有害信息，可能产生扭曲的价值观；若开源基础大模型初始训练数据把关不严，金融机构将无从得知、难以判断，只能通过安全围栏等方式对模型输出内容进行过滤。在数据标注加工方面，需要业务与技术部门强化协同，投入大量人力资源。既要求机构自身具备一定数据治理能力，体现出差异化；也需要行业统筹，解决共性问题。在数据共享方面，金融机构出于商业竞争、隐私安全、合规风险等因素考虑，对数据的跨机构、跨领域共享存在顾虑，不愿主动开放数据资源，“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在数据安全方面，金融数据往往涉及用户个人隐私或金融机构商业秘密，具有高度敏感性。若大模型在训练中“记忆”了敏感信息，攻击者可通过构造提示词诱导大模型输出敏感信息，造成数据泄露。此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还面临技术支撑工具不成熟问题，自动化清洗、智能化标注等工具难以全面取代业务人员专业经验，实际应用效果欠佳。
智能算力产业生态亟待完善。国产智能算力芯片在制程方面存在代差，单张智能芯片卡的算力、能耗比等技术指标均落后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国产智能算力正处于快速发展、竞争选优阶段，不同厂商采用差异化的技术栈、编程框架与工具链，相互之间缺乏协同联动。金融机构需要适配不同厂商的技术路线，建设成本高、适配难度大，制约了算力的集约化调度与应用。
人工智能问题及风险不容忽视。一是模型幻觉问题。当前，大模型的“智能”源于对海量数据的统计性、规律性学习，缺少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这导致大模型幻觉问题较为突出，不能保证输出结果的准确性。特别是面对未学习过的知识领域，逻辑谬误和幻觉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二是模型黑箱问题。大模型是“被动无意识”的概率计算，没有主动思考推理的过程，而是直接输出结果，本质上仍是对思考过程的概率性预测，可能存在逻辑断层等问题。三是模型同质化风险。若大量金融机构选择同一基础大模型，且不经差异化后训练和调优，极易导致决策趋同，加剧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波动，甚至引发“雪崩式”反应，产生系统性风险。
人工智能应用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划、监管规则、标准规范等需进一步健全，配套的检测认证机制要逐步建立实施。伦理治理亟待加强，算法可能在性别、种族、地域、职业等方面形成隐性偏见，生成有违伦理道德的歧视性、不公平内容，甚至在金融服务场景中引发伦理争议或社会风险。人才供给还需强化，大模型相关专业人才十分稀缺，且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及科技领域，金融业人才缺口较大，兼具金融业务与大模型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稀少。
积极稳妥推进“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金融”发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积极稳妥、安全有序推进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持续加大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力度，加快健全与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相适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出台“人工智能+金融”实施意见，明确人工智能金融安全应用的目标、方向、原则、措施。坚持需求引领，注重应用实效，不炒作、不虚化，警惕泡沫化，确保可持续。研究制定金融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南，探索分业务领域、分场景、渐进式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快建设金融领域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创新门槛。开展模型后训练和微调，训练数据和优化后的模型在基地不落地、不留存，保障数据和模型安全，助力中小金融机构解决智能算力不足、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深化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民币融合应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健全治理体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健全守正向善、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治理体系。跨部门协同方面，研究设立涵盖金融、网信、发改、科技、工信、数据等部门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和技术委员会，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相关前沿问题研究、重要事项会商、重点制度协同和重大风险联防联控。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对智能化发展的规范引导，加强政策支持与生态培育，营造守正创新的良好环境；配套“长牙带刺”的监管措施，加快研究出台监管规则和标准规范，实现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金融机构要按照“谁提供金融服务谁负责”“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谁负责”的原则，在选模型、喂数据、蒸馏微调等各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风险分类分级管理和高风险应用准入管理，健全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应用范式，确保最终决策由人作出、关键环节有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从源头避免技术失控风险。人工智能企业要筑牢伦理道德、公平竞争、意识形态安全等合规底线，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基础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切实做到有技术不任性、有数据不滥用，守好人工智能安全第一道防线。行业协会要发挥自律作用，通过治理倡议、联合公约、自律惩戒等方式，助力营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氛围。检测认证、风险监控等专业机构要当好“守门员”，精准识别模型漏洞、算法偏见、数据安全、供应链风险等潜在隐患，帮助金融机构阻断技术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的路径。从业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底线，坚持守正创新，自觉提升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素养。
强化产金协作。一方面，加强工信、科技、金融等部门协同，深化人工智能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既要以金融应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开源基础大模型、智能算力等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场景适配性和运行稳定性；也要以产业发展促进金融应用提质增效，发挥产业技术优势增强金融数据治理、智能模型研发、业务场景挖掘等能力，推动金融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普惠化、高效化升级；更要产用协同共筑安全底线，支持金融机构提前介入产业创新链条，了解掌握基础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及潜在风险隐患，提升大模型金融应用安全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全链条金融服务，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作用，用好债券市场“科技板”和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鼓励创新“算力贷”等产品服务模式，支持探索数据资产增信、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金融支持。
完善人才保障。建立金融、教育、人社、工信等跨部门人才协同培育机制，聚焦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实战需求，推动金融机构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在高等教育方面，增设“人工智能+金融”交叉学科专业，共建校企实训基地，开设金融AI算法、智能风控实务、数据安全合规等核心课程，通过“订单式培养”向金融机构定向输送紧缺人才。在人才引进方面，健全海内外高端人才“绿色通道”，在国家和地方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中单设“金融科技”类别，重点引进大模型算法研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等紧缺领域人才，并配套落户安居、有竞争力的薪酬等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健全复合型人才培育路径，优化职业晋升通道，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专业技能培训、跨条线轮岗学习、跨机构联合实践等方式，提升员工智能素养。
原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充分认识到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法治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领域，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强调要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这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彰显了新时代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就，为实践中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科学指导。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和国家的关系决定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法规。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它的依据是党内法规。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实现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一是确保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同向发力的前提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治国与治党高度关联、相互贯通、并行推进。国家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制度基础。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才能防止出现各自为战、相互打架或“合成谬误”，才能做到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在各自领域、不同环节发挥好功能与作用，各展其长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确保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两套制度体系有效协调、同向发力。
二是提升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治国理政，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三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题中之义。国家法律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这就阐明了“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充分揭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和路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四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有力推进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保障。
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截至2025年10月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10件，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600余件，地方性法规超过1.4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基本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内容形式与适用范围。国家法律法规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然而，国法和党规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高度统一的。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托，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应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
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关系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条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对于推动依规治党的各项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被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被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之一。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指引之下，依法治国成为依规治党的坚实基础和强大依托。国家法律为包括党员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了基本行为遵循，为党内法规提供了更为基础性的底线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就要求党要善于通过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通过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依法执政的本领。其基本要求就是，党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政府管理方式统一起来，做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统一起来，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保证党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与保障。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规党纪通常严于国家法律。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当然比一般社会成员更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只有通过党内法规的制度形式做到有效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才能更好发挥党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领导作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依规治党的能力、水平与成效制约着整个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当中，党内法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依据、管党治党的制度遵循，党内法规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自律性等特征。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是明确、稳定、权威、具有规范效力的制度形式和行为准则，都会对其作用对象产生规范性和强制性影响，能够发挥基础性的调整、规范、引导、教育和惩戒作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也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经过不断努力，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序展开，出台了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基本搭建起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和条例为主干、以规则规定等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依规治党的制度基础，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实践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边界，努力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在实践中把执法和执纪贯通起来，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从本质上说，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很多时候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国家立法的重要依据、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和参考。在国家立法实践当中，我们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在立法过程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不断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有效机制，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和修订工作，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应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两种制度建设的统筹谋划机制，在制定和修改党内法规的同时，注意对照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时调整完善与国家法律不统一以及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党内法规。完善清理工作机制，及时废止与国家法律不统一以及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党内法规。加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解释力度，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备案审查制度，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维护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个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协同性和权威性。
注重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联动起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不仅是法治理念和工作思维的转变，还要求在国法党规的执行过程中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统筹推进纪律和法律“两把尺子”，落实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一体推进。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关键在于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模范遵守国法，又必须按照党规要求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党规与国法自觉地结合起来、一并遵从。如果我们的党规党纪不能严于国法，如果我们党疏于从严治党，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那么我们党也难以承担得起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重任。
现实当中，党内法规执行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机械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的情况还大量存在。无数的案例表明，很多领导干部“破法”“违法”，无不始于“破纪”“违纪”。为此，我们要增强法规的权威性、提高法规的执行力，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状况。以从严治党促进带头守法，以严肃党纪促进尊重法治。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通过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带动他们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真正得到落实，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带动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
原文 ↗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握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创新手段方式，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这一重要论断是对反腐败斗争新情况新动向的精准把握。
近年来，在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下，有的腐败分子为逃避纪法惩处，处心积虑变化腐败手段，腐败行为日趋隐蔽，手段不断翻新升级，呈现出隐形变异的特点，发现、甄别和查处的难度明显增加。与传统腐败形式相比，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复杂性、模糊性。腐败隐蔽性越来越强。行为主体隐匿，腐败行为多通过特定关系人、“影子公司”代持代管、出面操作，形成“行权”与“获利”的隔离带，常规资产核查难以发现异常。腐败手段方式创新。腐败行为往往与合法经济活动、市场行为、民事法律关系等深度交织。通过投资入股、高息放贷、挂名领薪等方式实现利益输送。涉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的腐败案件，需透过复杂交易结构，揭开遮盖在腐败行为上的“市场化”“民事化”“合法化”伪装。时间跨度拉长。“期权腐败”“延迟兑现”等模式切断即时利益关联，线索发现具有滞后性。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变异速度快、表现形式多，存在发现、取证和定性的难题。面对腐败形式的快速变化，要善于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基层纪检监察工作，推动反腐败工作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事中监控转变，解决基层“发现滞后”的问题。近日，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提供了全面、具体、可操作的取证指导。同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利益链条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打破了“属地管理、分部门负责”的传统责任边界，导致协作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在内生动力上，要着力强化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和司法机关法律责任，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进一步加强嵌入式监督、穿透式检视、立体式研判，推动会用善用大数据开展问题摸排、案情分析、战术推演，探索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方法。
腐败问题“新”和“隐”是相对的，有的刚出现时是新型的、隐性的，治理后就逐渐变成旧式的、显性的，还有更新型、更隐性的腐败问题出现。这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各类腐败问题。及时发现是前提，解决“找得到”的问题；准确识别是核心，解决“辨得清”的问题；有效治理是目标，解决“管得住”的问题。在实践中持续增强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的辨识能力、证据收集的规范能力、证据链构建的系统能力等，着重从主体身份、职权行使、利益输送、因果关系等方面明确取证思路、取证重点，推动专业素养实现质的提升。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新”和“隐”，曾让部分心存侥幸者误认为能游走于法律边缘、逃避惩处，必须划清不可触碰的红线底线。通过“负面清单”形式，明确列举“影子股东”“非直接利益交换”“白手套”等腐败行为的取证和认定要求，让党员干部清楚知道“看似合规的操作，实则可能构成腐败”，让腐败分子明白“手段再新也逃不过法律制裁”，为党员干部划出“不可触碰的红线”，向各类腐败行为释放“露头就打、伸手必捉”的强大震慑，有利于持续增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综合功效。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越是关键时期、越是任务艰巨，我们越是要保持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全面提升案件查办质效，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原文 ↗
（正文抓取失败）
原文 ↗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部署了2026年“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这为我们扎实做好2026年农业农村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是农业农村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转型的重要实践，是破解传统农业治理碎片化和粗放化难题、实现多目标协同的系统化治理，是“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举措。
深刻理解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的辩证关系
“产量与产能、生产与生态、增产与增收”三对关系，其本质是农业经济运行中短期与长期、发展与保护、产业与民生的辩证关系，每一对关系都兼具对立性与统一性，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共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处理好产量与产能的关系是协调短期供给与长期根基的对立统一的过程。既有目标导向的对立性，追求短期高产会过度透支耕地地力，耕地修复、种业研发、设施建设等产能需要长期建设。也有资源分配对立性，若将资源过度倾斜于当期产量冲刺，则会挤占产能建设的资源空间。既有最终目标统一性，产量是产能的直观成果，没有稳定的产能作为支撑，产量就会陷入靠天吃饭的波动困境。产能又是产量的长效底盘，产能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产量的持续稳定供给。也有相互促进统一性，丰收收益可反哺高标准农田建设，产能提升产量的稳定性。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是协调产业效益与生态保护对立统一的过程。既有模式选择的对立性，以高投入、高产出易引发生态问题，一刀切保护与降本增效矛盾。也有发展周期的对立性，生产追求即时利润，而生态效益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收入。既有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统一性，生态是生产立足之本，生产则是生态的价值支撑。也有协同增值路径的统一性，生态种养既减少了排放、改善了生态，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处理好增产与增收的关系是协调政府抓粮与农民种粮动力的对立统一过程。既有市场规律的对立性，产量大幅增加就会出现谷贱伤农。也有利益分配的对立性，小农户往往难以分享供应链与产业链后端的增值收益。既有民生目标的统一性，只有让农民从增产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才能激发其种粮积极性，才能实现政府抓粮的民生目标。也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统一性，通过提升政策效能，农民既获得一产收益，又分享二三产业增值，实现增产与增收的同步。
坚持“三对关系”一起抓，就是坚持短期保供给、中期提效益、长期可持续的协同。第一，协同产量产能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是协同发展的基础。产量和产能共同构成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既要守住产量底线，比如202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就是对短期供给的有力保障；更要夯实产能根基，这需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推进种业振兴和生物育种产业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让粮食生产能力形成稳定支撑，避免受短期灾害、市场波动影响而大幅波动。第二，协同生产生态守护农业永续根基，是协同发展的保障。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是打破农业生产必伤生态的误区。让生产与生态相互促进，推动农业从粗放增长转向绿色提质。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既守住土壤、水资源等农业生态本底，又为优质粮食生产提供基础，实现种好粮与护好地的双赢。第三，协同增产增收激活农民内生动力，是协同发展的目的。一是靠政策托底，落实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政策，扩大种植收入保险投保面积，降低农民生产风险；二是靠提质溢价，种植优质食味稻、强筋小麦等特色品种，打造农产品品牌，让优质粮卖出好价钱；三是靠产业延伸，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订单农业、农村电商等，让农民种粮更安心，增收更有保障。
精准把握“三对关系”一起抓的问题导向
当前农业面临极端天气、国际粮价波动、生态退化、农民种粮积极性不足等多重风险，单一维度的治理无法形成有效应对能力。只有“三对关系”一起抓，才能构建产能兜底、生态护航、增收稳心的风险防控体系，既稳定种粮意愿，又推动生态保护。
尽力避免重产量轻产能的短期行为。“十四五”时期，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3%。与此同时，2014至2024年我国进口粮年均增长4.61%，缺口依然不小。一般情况下，供需缺口越大越容易以产量主导，忽视产能建设。因此，产能是产量的源泉，提升产量先要提升产能，短期产量需要长期产能支撑。一要避免依赖要素投入型短期增长。诸如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或透支耕地地力，导致土壤板结、水资源枯竭，长期产量增长不可持续。二要避免产能建设长期滞后。诸如中低产田占比仍然较高，旱涝保收农田占比较低，公益性服务占比降低。三要降低产量波动加剧收益风险。产能不足导致产量对气候、市场的敏感度极高，难以通过稳定产出对冲价格下跌压力。四要避免产能短板导致生产成本刚性上涨，即使短期产量增长，也会因成本侵蚀难以实现增收。五要强化政策精准引导，压减低端供给，增加中高端供给，促进农产品供给品种和质量更加契合消费需求。
尽力避免生态透支支撑生产增长。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8%左右，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8.2万个，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进一步改善。有效突破了资源环境硬约束，持续稳定提升了生产与生态协调性，节约减损绿色消费得到共同关注。从长期观察，水土资源紧约束是我国基本国情，区域性、阶段性资源过度开发、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国际国内生态透支支撑生产增长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比如，化肥、农药、地膜过量使用、地下水超采、耕地“非农化”等，导致高产背后的生态赤字。生态保护措施简单化，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生态价值难以转化为经济收益，生态保护动力不足。处理好生态和生产的关系，就要摒弃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老路子，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农业、低碳乡村成为现实，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守住绿水青山。
尽力避免只增产不增收长期叠加。我国绝大部分农民种粮务农、绝大部分耕地种粮务农、绝大部分县乡种粮务农。只有种粮务农不亏本，绝大部分农民和地方政府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要看到，种粮务农收入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占比仍在下降，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尚未保持在合理水平。2014年至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0%，单产年均增长0.84%，而亩净利润不增反降。导致增产不增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价格反向制约。粮食作为刚需品，需求弹性小，大规模增产易引发谷贱伤农。二是成本刚性侵蚀。土地、人工、农资等成本持续上涨，增产带来的产值增量难以覆盖成本上涨，导致增量不增利。三是产品同质化。普通粮源供给充裕，优质专用产品供给不足，增产多为低价值增量，难以实现优质优价。四是产业链太短。收益完全依赖原粮田头价格，来自品牌溢价、粮头食尾增值收益太少，抗市场波动能力弱。五是信息不对称。小农户单位成本高、议价权弱，无法通过批量采购降本、订单锁价稳收。农民缺乏市场预判能力，盲目跟风种植导致增产即滞销，或因错过销售窗口期承受价格损失。
四维联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坚持“三对关系”一起抓，实现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的协同发展，是农业从数量优先转向质量效益与安全可持续并重的关键路径。需要通过技术、制度、市场、主体的四维联动，最终实现产能稳、产量足、生态好、农民富的综合目标。
第一，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夯实协同发展的底层支撑。技术是打通三者壁垒的关键，需聚焦提质、降耗、增效、生态的融合目标，推进全链条技术升级。一是筑牢“藏粮于地”根基。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技术，既扩大有效种植面积，又提升耕地质量。二是强化“藏粮于技”支撑。加快抗逆、优质、高产“三合一”良种攻关，提升良种覆盖率；提高技术到位率，确保产能稳定转化为产量。三是推广绿色种养技术。全面落实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有机肥替代化肥、秸秆还田等技术，配套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实现减量不减产。四是发展循环农业。推广稻渔共生、种养结合、农光互补等生态模式，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既降低面源污染，又拓展生态增值空间。五是推进品质培优技术。聚焦市场需求推广优质专用品种，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实现增产提质。建立农产品品质溯源技术体系，为优质优价提供数据支撑。六是延伸产业链技术。推广粮食初加工、精深加工技术，提升产品附加值。利用冷链物流、电商数字化技术，打通田间到餐桌的产销链路，减少流通损耗。
第二，以制度保障为关键，构建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度是协同发展的“稳定器”，需要通过政策设计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利益，消除各维度的协同障碍。一是建立产能与产量的联动保障机制。完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耕地“非农化”硬约束，建立耕地质量动态监测与考核机制，确保产能底盘不萎缩；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产能提升目标挂钩，明确建成一亩、稳产一亩的责任体系。强化应急保供机制，建立粮食产能储备库，配套灾害应急防控体系，减少短期灾害对产量的冲击。二是健全生产与生态补偿激励机制。优化生态补贴政策，农业补贴坚持产量导向与生态导向并重，对秸秆还田、轮作休耕、绿色防控等生态措施给予专项补贴。平衡生态保护与粮食生产的区域利益。完善生态考核体系，改变单一产量考核指标，将耕地质量、化肥农药减量、水资源节约等生态指标纳入地方农业发展考核，倒逼地方政府重视生产与生态的协同。三是创新增产与增收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价格与补贴联动机制，调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建立与生产成本、市场供需挂钩的定价机制。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面，对冲市场波动与自然风险，确保增产不亏收。四是建立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广订单农业，明确优质优价的收购标准。鼓励合作社牵头组建产业化联合体，让农户共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增值收益。
第三，以市场牵引为导向，激活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是实现优质优价、生态有价的核心引擎，需通过需求侧拉动倒逼供给侧的协同转型。一要构建优质农产品市场体系。培育绿色消费市场，加强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建立统一的品质标准。通过电商平台、农超对接等渠道，打造生态农产品消费场景，让消费者为生态价值买单。二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将稻田、秸秆等农业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转化为经济价值。发展生态旅游、农事体验等新业态，实现卖粮食向卖风景、卖体验延伸，拓宽增收路径。三要强化品牌赋能市场竞争力。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依托核心产区资源，培育一批具有生态标识的粮食品牌，通过品牌溢价提升单位产量的收益。支持小农户参与品牌化生产，降低个体品牌建设成本。完善品牌监管机制，建立品牌农产品溯源与品控体系，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维护品牌公信力，确保优质生态粮食能持续卖出好价钱。
第四，以主体联动为基础，凝聚协同发展的整体合力。不同经营主体的协同参与，是实现其他维度联动的组织保障，需要强化新型主体引领、小农户融入的格局。一要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发展，鼓励其开展绿色种植、产业链延伸，打造产能稳定、生态友好、收益可观的示范样板。引导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鼓励粮食加工企业向上游布局优质原料基地，向下游拓展精深加工与品牌营销，通过“保底收购+溢价分红”带动农户实现增产增收。二要提升小农户的协同参与能力。强化小农户技术服务，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为小农户提供绿色种植、优质品种等技术培训。推广“农技人员+合作社+小农户”的服务模式，降低小农户的技术门槛。三要完善小农户利益联结，通过土地入股、劳务合作等方式，让小农户融入新型经营主体的产业链。四要为小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帮助其规避市场风险，共享协同发展红利。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乡村振兴学院院长）
原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充分认识到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法治思维运用到管党治党领域，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强调要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将“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这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彰显了新时代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就，为实践中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科学指导。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是由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和国家的关系决定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它的依据是国家法律法规。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它的依据是党内法规。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实现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一是确保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辅相成、协同推进、同向发力的前提条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治国与治党高度关联、相互贯通、并行推进。国家法律是治国理政的制度基础，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制度基础。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才能防止出现各自为战、相互打架或“合成谬误”，才能做到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在各自领域、不同环节发挥好功能与作用，各展其长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确保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两套制度体系有效协调、同向发力。
二是提升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治国理政，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三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题中之义。国家法律是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这就阐明了“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充分揭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和路径。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四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有力推进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保障。
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截至2025年10月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10件，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600余件，地方性法规超过1.4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基本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内容形式与适用范围。国家法律法规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然而，国法和党规不存在谁大谁小、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高度统一的。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托，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统一性，应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
依法治国是依规治党的基础和依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关系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条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来看，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对于推动依规治党的各项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被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加以谋划和推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被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之一。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指引之下，依法治国成为依规治党的坚实基础和强大依托。国家法律为包括党员在内的全体公民提供了基本行为遵循，为党内法规提供了更为基础性的底线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就要求党要善于通过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通过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增强依法执政的本领。其基本要求就是，党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政府管理方式统一起来，做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统一起来，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保证党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引领与保障。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规党纪通常严于国家法律。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当然比一般社会成员更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都决定了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只有通过党内法规的制度形式做到有效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才能更好发挥党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领导作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依规治党的能力、水平与成效制约着整个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当中，党内法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依据、管党治党的制度遵循，党内法规具有政治性、权威性、规范性、自律性等特征。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是明确、稳定、权威、具有规范效力的制度形式和行为准则，都会对其作用对象产生规范性和强制性影响，能够发挥基础性的调整、规范、引导、教育和惩戒作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也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经过不断努力，各位阶、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序展开，出台了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的党内法规，基本搭建起了党内法规体系的“四梁八柱”，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和条例为主干、以规则规定等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进一步夯实了依规治党的制度基础，为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实践要求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必须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边界，努力形成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在实践中把执法和执纪贯通起来，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从本质上说，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很多时候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国家立法的重要依据、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和参考。在国家立法实践当中，我们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在立法过程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不断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有效机制，与时俱进做好党内法规制定和修订工作，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应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两种制度建设的统筹谋划机制，在制定和修改党内法规的同时，注意对照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及时调整完善与国家法律不统一以及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党内法规。完善清理工作机制，及时废止与国家法律不统一以及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党内法规。加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解释力度，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备案审查制度，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维护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两个制度体系的统一性、协同性和权威性。
注重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联动起来。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不仅是法治理念和工作思维的转变，还要求在国法党规的执行过程中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统筹推进纪律和法律“两把尺子”，落实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一体推进。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关键在于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模范遵守国法，又必须按照党规要求用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党规与国法自觉地结合起来、一并遵从。如果我们的党规党纪不能严于国法，如果我们党疏于从严治党，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那么我们党也难以承担得起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重任。
现实当中，党内法规执行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机械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的情况还大量存在。无数的案例表明，很多领导干部“破法”“违法”，无不始于“破纪”“违纪”。为此，我们要增强法规的权威性、提高法规的执行力，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状况。以从严治党促进带头守法，以严肃党纪促进尊重法治。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通过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带动他们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真正得到落实，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带动全面依法治国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
原文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坚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作为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原则，并明确要求“健全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其价值不仅在于多交几个朋友，更在于通过情感纽带，把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团结起来，最终汇聚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与党外人士联谊交友，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淀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脉相承、务实管用的宝贵经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注重同党外人士交朋友、交诤友，留下了许多传为佳话的交往故事。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秉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工作方法，坚守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基本原则，既追求交友数量的广泛覆盖，更注重交友质量的坚实可靠，推动联谊交友工作持续深化。从制度演进来看，联谊交友的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增强：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要求“中共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要同民主党派负责人保持联系，交知心朋友，交诤友”，联谊交友有了明确的制度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联谊交友工作取得新进展，2022年《关于完善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交友数量、频次、方式、反馈、考核”等量化指标，实现“清单化、闭环式、可评价”的工作目标，为联谊交友工作提供了更为精准的制度遵循。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进一步发生变化，联谊交友工作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挑战。如何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在包容多样中汇聚力量，成为联谊交友工作的重要课题，必须精准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举措，着力提升工作的制度化、精准化、专业化水平。
妥善处理联谊交友工作中的几组重要关系。推进联谊交友工作需精准把握并妥善处理三组重要关系。一是“广与深”的关系。一方面，广泛结交新朋友，这是根基。不断拓宽视野，积极联系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党外人士，扩大团结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广泛结交必须与深入交流相结合，不能止步于泛泛之交，而应致力于通过长期、真诚的互动，与重点人士建立稳固而深厚的信任，特别是结交一批能够坦诚相见的挚友与诤友。二是“同与异”的关系。统一战线的联谊交友是以情感为纽带、以政治认同为目标的深层次的交流。“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是联谊交友的基本原则。面对多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力量，联谊交友必须尊重差异、扩大共识，在多样性中寻找一致性，避免“一刀切”或“清一色”。根据不同统战群体的特点，采用差异化的方式，与不同层次、领域的党外人士深入交流。三是“公与私”的关系。联谊交友是为党交朋友，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私谊必须服从公谊，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搞庸俗化、世俗化，杜绝个人利益交换，开展清爽纯粹、君子之交的联谊交友工作。
强化联谊交友工作的制度保障。制度化、规范化是新时代联谊交友工作的重要方向。各地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与党外人士谈心谈话制度、对口联系制度等，推动交友工作常态化、规范化。一是出台相应的联谊交友工作条例或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谁联、联谁、联什么、怎么联、联得怎样”等要素，对对象范围、频次数量、方式内容、保密纪律、动态调整等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强化责任明确与落实机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将联谊交友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责任，主动联系、定期走访、深入交流，确保联谊交友不流于形式。三是健全考核评价与结果运用机制。科学合理地将联谊交友工作成效纳入相关考核评价体系，重点考察联系沟通的经常性、思想引导的有效性、解决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实效性，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推动各级领导干部真正重视并落实好联谊交友工作。
促进联谊交友工作机制常态化。联谊交友作为统一战线一项基础性和长期性的工作，其成效的取得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赖于日积月累、持续不断地投入与耕耘，必须有耐心、讲感情、重细节，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稳定、持续、可预期的工作节奏，实现常态化运行。一是定期联系机制。坚持“重要节日必访、重大决策必听、关键节点必谈、生病住院必看、出现困难必帮”，实现“常态化沟通、节点化走访、差异化服务”。二是信息反馈机制。统战部门建立联谊交友台账及动态数据库，对收集到的意见诉求实行闭环管理，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三是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在党委领导下，由统战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为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广泛而深入地联系交友，提供强有力的系统支撑与便利条件，使联谊交友工作真正融入各项相关工作中，实现整体推进。
不断提升联谊交友工作的方法艺术。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特殊艺术，需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把握其中的原则与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外人士，要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不以势压人。”当前个别干部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中，缺乏必要的艺术性，存在发言刻板、缺乏人情味的情况。一方面，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既要进行思想交锋，又能进行感情交流；既要在大的问题上分清是非，又能保持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融洽和谐的气氛。通过走访、谈心、座谈、共同调研等方式，做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细致工作，重点是结交一批立场坚定、关键时刻起作用的挚友以及为党分忧、在重大问题上据实直言的诤友。另一方面，注重运用情感的力量和方式，既要注重加强思想引导，解决党外人士思想方面的困惑，又要热忱服务，注重为党外朋友排忧解难，帮助其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锻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统战干部队伍。只有建设一支既懂统战政策、又善做人心工作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才能将联谊交友的各项要求精准落地，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一方面，强化系统的教育培训。有计划、成体系地将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沟通艺术、人文素养等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整体规划。通过专题研讨、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干部的政治把握能力、政策运用能力、联系沟通能力等。另一方面，注重实践中的历练。积极推行“导师帮带”、岗位实训等有效模式，让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在具体工作场景中传授方法、指导实践，帮助年轻干部在“打交道”的实践中增长“交朋友”的本领。
原文 ↗政务数据共享是政府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时使用或提供其他部门政务数据的行为，对于提升治理能力、优化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的需求日益迫切，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共享的合法性、安全性及规范性，妥善处理数据价值释放与风险防控之间的关系，是实践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我国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法治基础不断加强，尤其是2025年8月1日起，我国首部政务数据共享领域的行政法规《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进一步提升了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的法治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数据共享涉及采集、汇聚、存储、流转、应用等环节，每一环节都可能面临诸如数据性质识别不清、共享范围界定不当、安全防护不足、流程效率不高以及使用超出授权范围等风险。在现行的政策法规框架下，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将《条例》要求落实落细，依法加强各环节的风险防控，对于保障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尤为必要。
数据采集环节，重在准确识别“政务数据”
政府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产生和收集的数据，法律属性复杂，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个人信息及商业秘密等内容。若在数据生成的源头未能依法定性与区分，后续的共享、利用等环节都可能面临法律风险。《条例》将“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排除在政务数据之外，因此，如何准确识别“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等成为把握数据共享的第一道关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工作秘密是指“不属于国家秘密但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工作秘密的具体事项范围因行业、领域不同存在较大差异，这要求相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建立与上位法紧密衔接的初始识别与分类机制，并报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在数据采集阶段即启动必要的保密审查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对数据进行密级划分和脱敏处理，其目的在于从源头上明确数据的法律地位与处理要求，为后续是否共享、如何共享的决策奠定基础。
数据汇聚环节，重在科学划分“共享属性”
将分散的数据资源进行汇聚整合后，应当依据其内容敏感程度、应用场景以及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审慎的分类分级。分类决策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数据共享的成效：若标准过严、范围过窄，可能导致具有公共价值的基础数据流通不畅，形成新的“数据孤岛”；若标准过宽、边界模糊，可能使敏感信息在不适当的范围内扩散，引发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条例》按照共享属性将政务数据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类。其一，“无条件共享”类数据具有基础性、基准性、标识性和开放性特征，可以提供给所有政府部门共享使用。例如，经脱密处理的基础资源、统计调查、政策法规、经营主体、从业人员、行政许可、投诉举报、行政执法等基础数据资源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共同需要，应当及时、无条件共享使用。其二，“有条件共享”类数据内容敏感，只能按照一定条件提供给特定政府部门共享使用，这里的“一定条件”具有裁量性，需要结合具体行业、领域、数据内容等综合判断，政府部门应当在政务数据目录中列明共享范围、使用用途等共享使用条件。其三，“不予共享”类数据严格禁止共享，但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作为依据，政府部门应当在数据目录中列明理由和依据。政务数据共享属性并非固定不变，如国家秘密数据超过保密期应予解密，商业秘密和个人敏感信息类数据经权利人同意后可以共享等，政府部门应根据数据时效变化、密级调整、业务场景拓展等因素，对数据的分类分级进行必要调整。
数据存储环节，重在防止“数据泄露”
数据集中存储提升了管理效率，也使其成为安全风险的聚集点。这一环节的风险来源多元，包括内部人员的操作失误或违规行为、外部网络攻击，以及第三方合作单位在系统运维中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等。针对上述风险，《条例》确立了“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安全责任原则，为构建全方位防护体系提供了框架。落实这一原则，要求各部门建立健全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强化人员安全意识。在技术层面，应依据数据的分类分级结果，实施差异化的安全策略，对重要和核心数据采取加密存储、严格访问控制和完备的审计追溯等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政务信息化项目较多采取专业外包服务的背景下，必须通过合同清晰界定第三方服务商的安全保障义务、保密责任与违约责任，并将第三方纳入统一的监督审计范围，延伸管理链条，实现安全责任的闭环管理。
数据共享环节，重在高效精准“按时按需共享”
共享流程的顺畅度与效率直接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条例》为共享申请的审核与数据的提供设定了法定办理期限，体现了提升效率的导向。在实践中，应着力优化流程，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推动共享申请、审核、反馈全流程的线上化与标准化，尽可能缩短内部周转时间。同时，应贯彻“按需共享”导向，数据需求部门提出的申请必须具体、明确，与其法定职责具有直接关联性；数据提供部门的审核重点，则应聚焦于判断申请事项的合法性、必要性及目的正当性，避免以模糊理由阻碍正常共享。对于共享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应通过健全协商、协调等解决机制，确保分歧能在制度框架内得到有效化解，保障共享工作的稳定开展。
数据应用环节，重在避免“非法利用”
数据被提供至使用部门后，确保其使用行为严格限定在共享申请时声明的目的与范围之内，是风险控制链条的最终环节，也是维护共享机制公信力的关键。这一阶段的主要风险在于，数据使用行为可能偏离既定授权，例如超越原申请用途使用、擅自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形成新的数据产品，或者以变相方式向第三方提供。防范此类风险，需要遵循“谁经手，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明确使用部门的法律责任。首先，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只能按照明确的用途使用，即用于本部门履行职责需要，不得超出使用范围、共享目的使用数据，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其他目的；尤其针对有条件共享的数据，需求部门在申请获取数据时已说明使用目的和需求范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能超出请求之外的目的使用数据。其次，需求部门不能直接或者通过加工、转化等改变数据形式的方式将数据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更不能以任何方式或形式用于社会有偿服务及其他商业用途。最后，共享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共享目的不再必要，使用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妥善处置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需求部门确需扩大使用范围、用于其他目的或者提供给第三方的，应当经政务数据提供部门同意。对于任何被发现的违规使用行为，依法依规进行纠正并追究相应责任，这是维护政务数据共享秩序严肃性与权威性的必要措施。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我们要认真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持续加强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助推金融强国建设和科技自立自强。
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取得阶段性、实质性成效
随着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兴起，金融业立足数据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市场规模庞大、信创积淀深厚的行业优势，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立足需求、基于场景、渐次推进、迭代发展，扎实推动“人工智能+金融”取得明显成效。出台一批指导性政策文件，制定一批代表性标准规范，涌现一批创新性优秀成果，形成一套“先外围后核心、先辅助后协同、先对内后对外”的应用范式，实现人工智能应用从外围场景渗透到核心领域，从辅助工具发展为“智慧大脑”，从“对内运营提效”延伸到“对外服务提质”，全业务链条、全服务维度智慧赋能，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各行业各领域深化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鲜活样本。
应用场景从通用简单迈向专业复杂。当前，大模型已成为金融创新的新引擎，应用场景已从辅助办公、智能客服等领域的局部探索，加速向信贷风控、合规审查、智能投顾等核心业务领域渗透，呈现出全面开花的良好态势。大模型正从完成数据录入、账单核对、标准化咨询答复、固定规则风控筛查等重复性流程化工作的辅助工具，加速升级为具备感知、规划、决策、执行、反思能力的智能体。它不仅能理解复杂指令，还可智能调用应用程序接口（API），实现多个子系统协同，完成跨流程、多步骤的复杂任务链。
服务对象从内部员工审慎拓展到外部用户。在服务内部员工方面，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为客服、风控、审计、研发等岗位员工提供知识问答、数据分析、报告生成、辅助编程等，成为提升工作效能、降低劳动强度的得力助手。在服务外部用户方面，由于大模型存在输出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金融机构普遍采取审慎策略，相关应用仅在手机银行智能客服、网点自助终端业务办理等场景开展小范围试点探索，并配套人工服务、舆情监测、应急处置等保障措施。
技术支撑从通算体系加速向智算体系转变。在算力方面，金融业正加速引进智能算力，积极探索云、管、边、端协同及量子大模型等新算力模式。智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与通用算力协同构建支撑业务发展的算力底座。在数据方面，针对大模型应用的数据需求，金融机构不断拓展外部数据资源，深挖内部数据价值，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强化多模态、高质量金融数据汇聚、治理与共享能力，为模型训练优化及应用提供充足高效“数据燃料”。在模型方面，金融机构采取开源与自研并举、通用与专用结合、大模型与小模型协同的策略，一方面积极稳慎选用开源的基础大模型，另一方面按业务场景自主研发不同垂域大模型。
人工智能与金融融合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工智能应用需要统一认识。当前，金融业对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和作用还存在认知差异。从发展规律看，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式、需要持续探索的系统工程。要充分认识应用过程中的困难挑战，做好打攻坚战和持久战的准备。从事物本质看，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是一种新技术、新事物，应用得当可实现创新发展，应用不当则会引发未知风险。从目标方向看，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持应用导向和需求引领，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赋能金融“五篇大文章”，让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统筹规划看，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投入与产出、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路径，以集约理念优化资源配置。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面临挑战。人工智能应用所需数据的体量大、来源广、类型多、价值高，全生命周期管理面临挑战。在数据采集方面，公开数据集已广泛用于大模型训练，面临数据枯竭风险，未经许可直接使用互联网数据训练模型，可能面临隐私保护、知识产权问题。金融领域虽积累了海量历史数据，但从“原始数据”到“高质量数据”需经过场景锚定、源头把控、清洗标注、测试审查等工序，真实可用的金融高质量数据集明显不足。在数据选取清洗方面，数据来源和污染问题会影响模型输出结果的准确性。若某类数据占比过高，则可能引发模型偏见；若数据含有虚假内容或被恶意篡改，可能产生决策错误；若训练数据存在违法、偏激等有害信息，可能产生扭曲的价值观；若开源基础大模型初始训练数据把关不严，金融机构将无从得知、难以判断，只能通过安全围栏等方式对模型输出内容进行过滤。在数据标注加工方面，需要业务与技术部门强化协同，投入大量人力资源。既要求机构自身具备一定数据治理能力，体现出差异化；也需要行业统筹，解决共性问题。在数据共享方面，金融机构出于商业竞争、隐私安全、合规风险等因素考虑，对数据的跨机构、跨领域共享存在顾虑，不愿主动开放数据资源，“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在数据安全方面，金融数据往往涉及用户个人隐私或金融机构商业秘密，具有高度敏感性。若大模型在训练中“记忆”了敏感信息，攻击者可通过构造提示词诱导大模型输出敏感信息，造成数据泄露。此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还面临技术支撑工具不成熟问题，自动化清洗、智能化标注等工具难以全面取代业务人员专业经验，实际应用效果欠佳。
智能算力产业生态亟待完善。国产智能算力芯片在制程方面存在代差，单张智能芯片卡的算力、能耗比等技术指标均落后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国产智能算力正处于快速发展、竞争选优阶段，不同厂商采用差异化的技术栈、编程框架与工具链，相互之间缺乏协同联动。金融机构需要适配不同厂商的技术路线，建设成本高、适配难度大，制约了算力的集约化调度与应用。
人工智能问题及风险不容忽视。一是模型幻觉问题。当前，大模型的“智能”源于对海量数据的统计性、规律性学习，缺少对真实世界的了解，这导致大模型幻觉问题较为突出，不能保证输出结果的准确性。特别是面对未学习过的知识领域，逻辑谬误和幻觉出现的可能性更高。二是模型黑箱问题。大模型是“被动无意识”的概率计算，没有主动思考推理的过程，而是直接输出结果，本质上仍是对思考过程的概率性预测，可能存在逻辑断层等问题。三是模型同质化风险。若大量金融机构选择同一基础大模型，且不经差异化后训练和调优，极易导致决策趋同，加剧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波动，甚至引发“雪崩式”反应，产生系统性风险。
人工智能应用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制度体系有待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划、监管规则、标准规范等需进一步健全，配套的检测认证机制要逐步建立实施。伦理治理亟待加强，算法可能在性别、种族、地域、职业等方面形成隐性偏见，生成有违伦理道德的歧视性、不公平内容，甚至在金融服务场景中引发伦理争议或社会风险。人才供给还需强化，大模型相关专业人才十分稀缺，且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及科技领域，金融业人才缺口较大，兼具金融业务与大模型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为稀少。
积极稳妥推进“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金融”发展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加快金融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积极稳妥、安全有序推进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持续加大金融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力度，加快健全与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发展相适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出台“人工智能+金融”实施意见，明确人工智能金融安全应用的目标、方向、原则、措施。坚持需求引领，注重应用实效，不炒作、不虚化，警惕泡沫化，确保可持续。研究制定金融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南，探索分业务领域、分场景、渐进式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快建设金融领域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创新门槛。开展模型后训练和微调，训练数据和优化后的模型在基地不落地、不留存，保障数据和模型安全，助力中小金融机构解决智能算力不足、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深化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民币融合应用，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健全治理体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健全守正向善、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金融应用治理体系。跨部门协同方面，研究设立涵盖金融、网信、发改、科技、工信、数据等部门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和技术委员会，加强“人工智能+金融”相关前沿问题研究、重要事项会商、重点制度协同和重大风险联防联控。金融管理部门要强化对智能化发展的规范引导，加强政策支持与生态培育，营造守正创新的良好环境；配套“长牙带刺”的监管措施，加快研究出台监管规则和标准规范，实现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金融机构要按照“谁提供金融服务谁负责”“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谁负责”的原则，在选模型、喂数据、蒸馏微调等各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风险分类分级管理和高风险应用准入管理，健全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应用范式，确保最终决策由人作出、关键环节有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从源头避免技术失控风险。人工智能企业要筑牢伦理道德、公平竞争、意识形态安全等合规底线，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基础大模型训练过程中，切实做到有技术不任性、有数据不滥用，守好人工智能安全第一道防线。行业协会要发挥自律作用，通过治理倡议、联合公约、自律惩戒等方式，助力营造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氛围。检测认证、风险监控等专业机构要当好“守门员”，精准识别模型漏洞、算法偏见、数据安全、供应链风险等潜在隐患，帮助金融机构阻断技术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的路径。从业人员要恪守职业道德底线，坚持守正创新，自觉提升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素养。
强化产金协作。一方面，加强工信、科技、金融等部门协同，深化人工智能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既要以金融应用促进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开源基础大模型、智能算力等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场景适配性和运行稳定性；也要以产业发展促进金融应用提质增效，发挥产业技术优势增强金融数据治理、智能模型研发、业务场景挖掘等能力，推动金融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普惠化、高效化升级；更要产用协同共筑安全底线，支持金融机构提前介入产业创新链条，了解掌握基础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及潜在风险隐患，提升大模型金融应用安全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加强人工智能全链条金融服务，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作用，用好债券市场“科技板”和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鼓励创新“算力贷”等产品服务模式，支持探索数据资产增信、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金融支持。
完善人才保障。建立金融、教育、人社、工信等跨部门人才协同培育机制，聚焦人工智能金融应用实战需求，推动金融机构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深度合作。在高等教育方面，增设“人工智能+金融”交叉学科专业，共建校企实训基地，开设金融AI算法、智能风控实务、数据安全合规等核心课程，通过“订单式培养”向金融机构定向输送紧缺人才。在人才引进方面，健全海内外高端人才“绿色通道”，在国家和地方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中单设“金融科技”类别，重点引进大模型算法研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等紧缺领域人才，并配套落户安居、有竞争力的薪酬等政策。在人才培养方面，健全复合型人才培育路径，优化职业晋升通道，通过校企联合培养、专业技能培训、跨条线轮岗学习、跨机构联合实践等方式，提升员工智能素养。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近年来，甘肃各级工会围绕省委的中心工作，聚焦建设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职工队伍，纵深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持续擦亮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培养造就高技能人才、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等作出了重要部署。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持续在提升职工技能素质、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促进职工成长成才等方面发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技能支撑。
多措并举促进职工素质提升。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大军。促进职工技能素质提升，既是工会切实履行教育职能的现实举措，也是服务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工会通过搭建职工技能提升平台、完善激励保障措施等，切实帮助广大职工更好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为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十四五”期间，甘肃各级工会积极推动“技能甘肃”建设，职工技能提升渠道不断拓宽、技能水平有效提升。加强职工思想引领。举办“陇原职工大思政课”647场次，覆盖职工168.9万人次，引导广大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创办《劳模纪录工程》栏目，累计制播487期，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全面打造竞赛品牌。进一步理顺竞赛管理体系，持续扩大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影响力号召力。举办省级劳动竞赛39项，带动各级开展竞赛200余项，覆盖单位1200余家、职工200万人次；举办省级一类、二类及市州企业级技能竞赛3611项，参与职工超500万人次。强化工匠人才培育。命名、培育、认定“陇原工匠”37名、“提名陇原工匠”16名；2025年全国总工会认定柴国梁等5人为大国工匠人才。分批次确定33家甘肃省工匠学院，累计培训职工超百万人次。推动149名劳模工匠人才入选工匠学院特色工种品牌师资库，工匠学院师资力量持续增强。
“十五五”时期，各级工会要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战略部署，下功夫深化平台建设、优化培训内容，有效助推广大职工提升技能素质。持续深化竞赛品牌建设。充分发挥竞赛育人效应，进一步提高竞赛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推动竞赛向县区拓展、向非公有制企业延伸，促进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术创新融合发展。提升培训针对性实效性。聚焦重点产业、新兴产业需求，围绕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依托工匠学院、职工培训基地等平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能培训；扩大职工“求学圆梦行动”覆盖面，助力产业工人学历技能双提升。推动完善技能形成体系。持续增加产教融合共同体，扩大“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大力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有效缓解高端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精准施策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劳动者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直接掌握和使用生产技术资料，是推动技术创新、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现实难题的中坚力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工会作为培养职工的“大学校”，有着直达生产一线的组织网络和整合各方面资源的独特优势，能够及时了解反馈生产一线职工技术现状和技术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充分调动激发职工创新内驱力，提升职工队伍整体创新水平。
“十四五”期间，甘肃各级工会积极营造崇尚创新、鼓励创造的浓厚氛围，职工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主动性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创新活动。聚焦产业升级迭代、设备革新、工艺优化、节约降本等目标，大力开展“四技五小两比”活动；推动“五小”创新活动纳入企业创新体系，技能要素和创新成果参与分配的力度不断加大。积极评选创新成果。开展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评选5届、全省职工先进技术操作法评选2届，评选职工创新成果奖542项，命名、提名职工先进技术操作法44项，不断强化正向激励示范作用。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创新型班组、创新工作室集智创新、协同攻关作用，创建创新型班组2702个、创新工作室1478个；每年筹集资金200多万元，支持开展技术攻关、技术创新。
“十五五”时期，各级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部署，有效激发职工创新潜力，努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持续加强创新能力培育。优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动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和技术进展，勤学苦练、深入钻研，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大力营造创新创造氛围。做优做强“陇原职工大思政课”，健全“专家+劳模”“理论+实践”多元宣讲体系，持续开展劳模工匠常态化宣传，积极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推动创新成果发布推广。围绕“14+1”重点产业链和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广泛搭建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加强创新创效经验交流推广；推动企业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促进创新工作室、创新型班组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注重完善职工成长成才保障机制。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搭建职工成长阶梯、畅通发展渠道、解除职工后顾之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各领域资源力量，有效形成系统性、体系化职工保障机制，对于增强职工维权服务效能、营造关爱职工氛围、实现职工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五”期间，甘肃各级工会着力培养一批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持续为职工成长成才提供政策支持、物质保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不断扩大，技能人才待遇有效提升。健全职工评价激励机制。全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2025年省属企业高级工以上获证3734人次，技师以上573人次，新增特级技师90人、首席技师43人，27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44人入选省领军人才队伍，62人入选陇原青年英才。打破学历“天花板”，将劳模工匠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纳入职称评审依据。深化职工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持续做优“四送”服务品牌，慰问职工349.04万人次，帮扶困难职工家庭3.5万户。建成职工子女托管班2016个，累计服务职工子女8.1万人次。新建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劳动文化公园各46个，建成工会驿站1592个，职工服务中心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健全劳模工匠示范引领机制。推荐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45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先锋号177个；表彰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298人，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先锋号1052个。常态化开展“劳模工匠助企行”专项行动，组织608名劳模工匠深入611家企业指导交流，解决技术难题2316项。
“十五五”时期，各级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各项保障机制，服务职工成长所需，助力技能人才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有效提升。构建工匠人才培养体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持续提升工匠学院培育高技能人才数量。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完善技能竞赛体系，提升技能人才培养效能。完善职工职业发展体系。推动企业全面落实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制度，完善技能人才职位晋升“直通车”，建立健全管理岗位与技能岗位互通机制。促进服务阵地提质增效。建好用好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工会驿站等工会服务阵地；健全困难职工常态化帮扶机制，开展精准帮扶和专项救助，着力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完善“普惠性+特殊性”维权服务工作体系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方式，持续提升“陇工惠”平台服务职工能力水平。
（作者系甘肃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原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荔浦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下辖的县级市，近年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人工智能为牵引，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通过聚焦光电科技、衣架家居和食品药品三大主导产业链，构建起“横向成群、纵向成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立足资源禀赋：锚定特色产业赛道，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一是推动光电科技产业精深布局。光电科技产业是荔浦市三大主导产业中增长速度最快、增加值拉动力最强的产业。2025年1——9月，规模工业总产值达12.36亿元，同比增长33.4%。目前，全市光电企业数量已突破3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吸纳就业超4000人，已成为引领荔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为深度融入广西电子信息产业布局提供了强劲支撑。二是实现衣架家居产业转型升级。主导产品衣架年产销量超40亿只，其中80%出口海外，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总量约70%，产量、销量、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世界衣架看中国，中国衣架看荔浦”的行业地位日益巩固。产业集聚企业超33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5家，拥有自营出口权企业42家，直接带动就业约3.5万人，对地方财政和居民增收贡献突出。三是推动食品药品产业做大做强。一方面，实现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以芋头、马蹄、罐头为代表的特色食品行业有6大系列2000多个品种，部分冲调产品和蜂蜜制品市场份额稳居行业前列，“南方食品名城”久负盛名。另一方面，生物医药产业异军崛起，10余家企业研发出一类新药，31个国药字号产品覆盖铁皮石斛等品种，部分药品远销欧美地区。
强化创新驱动：构建协同生态体系，激活新质生产力动力源泉。一是实现“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众多科研院校深化战略合作，共建“飞地”实践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建成自治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累计培育瞪羚企业1家、高新技术企业18家，共拥有发明专利460余项，实施产学研技术攻关1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转化超3亿元。二是推动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荔浦市以创建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牵引，全力推动县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转型升级。如衣架家居通过规模领先、创新领先、链条领先，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木制衣架生产和出口基地。2023年，荔浦衣架产业建成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4年，荔浦“中国衣架之都”第三次通过国家复评；2024年，发布《铁木结合衣架团体标准》，成为荔浦市主导制定的第9个衣架行业国家标准。三是科技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如农业方面创新采用“良种组培苗+全产业链联合体+人工智能算法”模式，推动荔浦芋产业实现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生产的跨越。目前，AI应用系统已覆盖荔浦芋种植面积约2000亩，荔浦芋连续两年获得自治区级荔浦芋地理标志农产品全产业链保护开发试点项目，以荔浦芋全产业链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广西特色作物产业链”入选自治区首批“人工智能+”行动开放场景清单。
聚焦绿色智能：推动发展方式变革，彰显新质生产力基本底色。一是大力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以《荔浦市绿色转型创新经济发展规划（2022——2030）》为引领，荔浦市不断加快城镇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积极完善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基础设施，加强水源林保护，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修复工作。2024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8.1%，污水处理率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二是积极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以AI技术、大数据等信息载体全面打通农业、工业、服务业发展的各个链条，构建起“数据驱动——算法决策——精准执行”的智能化生产体系，推动传统产业从过去的经验驱动转向现代化的数据驱动，实现县域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三是稳步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近年来，荔浦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重点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和田园综合体，高质量完成桂林市第六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城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经成功打造出“荔水青山”“毓秀马岭”“梦里茶香”3个桂林市星级田园综合体，形成了“点上有精品、线上有风景、面上有形象”的优美乡村图景。
完善保障机制：厚植优质发展土壤，强化新质生产力制度保障。一是强化顶层规划布局。构建“1+3+N”一体化园区布局，推行“一区多园”管理模式和“管委会+公司”扁平化治理体制，园区改革经验4次在自治区级会议交流，获评广西改革攻坚十佳成果，为新质生产力集聚搭建高效载体。同步锚定光电科技、衣架家居、食品药品三大主导产业，出台专项发展规划，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升级，形成“产业集群化、集群园区化、园区规范化”的发展格局。二是完善专项扶持政策。制定工业奖励扶持方案等系列惠企措施，聚焦企业技术改造、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关键环节，强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保障，提升政策覆盖面与精准度。设立首只区市县联动科创基金（规模5亿元），引导企业实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6800万元，为科技型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针对特色农业产业，发放奖补资金2269万元扶持荔浦芋、罗汉果等产业，推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全覆盖，筑牢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基础。三是健全激励导向机制。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对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给予专项奖励，2024年新增8家高新技术企业，高企保有量达28家，11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皆位居桂林市前列。
原文 ↗当前，煤电正从传统的“主力电源”向“支撑性电源”和“调节性电源”的角色转变。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燃料物流公司）准确识变、科学应变，牢牢把握电煤集约采购职能定位和职责使命，推动能源企业沿着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行稳致远。到2030年，初步建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化能源供应链管理先进企业。到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的能源供应链管理优秀企业。到2040年，建成主业突出、优势明显、行业领先、国内知名、绿色发展的专精特新型供应链运营标杆企业。
准确识变，服务煤机经营安全。多年来，华电燃料物流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中国华电发展战略，着力保供应、控成本、推改革、防风险、强党建，年均采购电煤1亿吨以上，打赢多场电煤保供“攻坚战”，公司核心功能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
随着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电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煤供应也面临新的形势。从煤机运营看。西北“沙戈荒”大基地和特高压输电不断增加，区域用煤结构发生变化，流向发生区域性转变。煤机功能改变和降碳目标因素对煤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深度调峰、频繁启停、快速升降负荷导致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特点愈发明显，年度阶段性耗量大的情况会逐年增加，煤炭日常供应均衡性会发生较大变化。电量电价双降给煤机企业带来更大经营压力，对燃料成本管控要求更高。从煤炭供应看。煤炭产量预计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随后逐步下降。煤炭耗量未来5——10年处于保供与转型并行的关键阶段，需求仍有韧性，耗量不会大幅下降；2030年达峰后进入波动调整期；2035年后随着氢能、储能等技术成熟，煤炭消费将进入明显下降通道。我国在进口煤采购方面实施精准调控，2025年，1——9月全国进口量3.45亿吨，份额占据依然较大，供应来源集中、地缘政治风险、国际煤价波动可能增加行业的不确定性。
形势的变化必将给华电燃料物流公司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挑战。煤机经营效益承压前行。优质煤源稀缺、环保与碳成本内化等因素推高综合采购成本，成本下行空间有限。电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煤电机组面临电量电价双降压力，其对燃料成本的敏感度空前提升，对降本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供应链韧性面临极大压力。未来，煤机功能的转变可能导致用煤需求“淡季更淡、旺季更旺”，波动性、峰谷差急剧增大，电煤供应将从“长期稳定均衡”向“短期动态紧平衡”转变，供应链体系必须具备弹性与韧性，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响应、大规模调配资源。传统核心能力遭遇转型挑战。在煤炭消费达峰并步入下行通道的长期趋势下，以“长协为主、市场补充”的传统供应体系面临向“柔性、精准、绿色”现代化供应链能力跃升的迫切要求。进口煤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进口煤作为重要的调节资源，来源地集中、国际煤价与海运费剧烈波动等不确定性都可能转变为系统性风险。
科学应变，提升能源高效供给能力。华电燃料物流公司作为中国华电能源安全保障供应链上的关键环节，面对形势挑战，坚持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指引，奋力提升能源高效供给能力。服务保障中国华电所属18个区域51家电厂，煤电总装机7746万千瓦，年需求电煤总量为1.4亿吨。在能源转型期，华电燃料物流公司必须确保电煤供应安全，守住能源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点“燃”万家灯火。
坚持“可靠、协同、服务、清廉、创新”发展思路。坚持“可靠”。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秉持自信自立精神，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能源市场中，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战略性煤炭资源可靠，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供应链。坚持“协同”。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强化内部协同联动，加强与华电煤业、区域公司产业协同。统筹国内与国外、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将公司发展置于国家能源战略和中国华电整体布局中去谋划和推进。坚持“服务”。围绕客户多元化需求，优化供应链服务，增强合作黏性。以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关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能源安全保供贡献智慧和方案。坚持“清廉”。恪守党的纪律规矩，坚守“阳光燃料、正道前行”廉洁底线，培育亲清政商关系。弘扬廉洁文化，强化监督保障，创新廉洁教育、完善监督执纪机制，筑牢拒腐防变防线。坚持“创新”。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卡脖子”难题、效率瓶颈以及发展方式转型挑战，以强化思想理念创新，推进发展方式创新，带动制度机制创新。同时，深化人才工作创新，引领管理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坚持“服务‘国之大者’、善于包容创新、践行诚信共赢、守住风险底线、强化党建引领”发展原则。服务“国之大者”。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坚守用能底线，统筹煤炭保供控价与资源优化高效配置，推动煤炭稳定、经济、清洁供应，提升能源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善于包容创新。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合作机制创新，探索交易机制、合作模式、利益共享等新模式。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煤炭购销模式，探索“煤炭+”融合模式，以技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践行诚信共赢。强化与煤矿、电厂、物流服务商诚信合作，培育良好供应链生态。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革，华电燃料物流公司积极参与构建国内稳定、可靠、互信的供应链生态，提升国际能源市场信誉、议价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守住风险底线。紧盯政策、市场、保供、资金、合规等关键维度，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重大风险问题的底线。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为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组织保障和精神动力。
坚持“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战略方针，助力新一代煤电转型升级发展。坚持集约化发展。强化资源、调运、成本集约，构建统一调度、经济高效、保障有力的物流体系。发挥规模和管理优势，加强资源掌控、优化配置、谈判议价、调度运输，提升供应保障、价值创造和风险管控能力。坚持专业化发展。加强业务、流程、人才、服务等专业化能力建设，实现煤质品类精准把控、关键环节高效运营、客户需求深度匹配、风险管控有效可靠。坚持市场化发展。坚定“服务客户、合作共赢”经营理念，构建“快速响应市场、灵活调整服务、主动拓展业务”运营机制，动态匹配供需和市场，提升竞争力与话语权。坚持现代化发展。聚焦“双碳”目标与行业转型，构建现代化供应链体系，打造精益化管理、数智化支撑、一体化风控、低碳化运营的现代化燃料物流企业。
（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党委）
原文 ↗在近年来中国舞剧创作百花齐放的生态中，由新一代编导黄云松、王圳冰联手打造的舞剧《破冰》，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这部脱胎于电视剧《破冰行动》的舞剧作品，以原作近50集的影视内容为蓝本，凭借着精准的艺术提炼与大胆的审美革新，成功实现了从屏幕到舞台的跨越，不仅摘得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2025年）舞剧奖评比的桂冠，更赢得了业内外的广泛赞誉。作为曾有着军旅舞者经历的新一代舞蹈编导的代表人物，黄云松与王圳冰用扎实的创作功底和独特的艺术视角，让《破冰》既扎根于厚重的现实土壤，又绽放出舞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在现实意义、改编策略与艺术表达上的三重突破，值得深入剖析。
坚定不移的现实指向
现实题材舞剧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洞察与真挚表达。舞剧《破冰》最鲜明的价值底色，便是其坚定不移的现实指向——将缉毒警察这一特殊群体的战斗与生活搬上舞台，用舞蹈的诗意语言，揭开职业背后的神秘面纱，让观众看到英雄光环之下的血肉之躯与家国情怀。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缉毒题材虽屡见于影视创作，但以舞剧形式呈现却十分少见，这种艺术选择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开拓性与现实意义。
缉毒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充满危险、隐蔽与牺牲的职业特质。《破冰》没有回避这些沉重的现实，通过舞蹈语汇的精心编排，将缉毒警察的工作场景与心理状态具象化。剧中，舞者通过匆匆的步履、紧绷的肢体线条、充满张力的动态，再现了缉毒行动中的紧张对峙与高速追击；而在表现主人公与毒贩周旋时，创作者通过肢体的能量，将无形的心理博弈转化为有形的舞台画面。这些动作表达，避免了对暴力场景的直白呈现，也精准传递出缉毒工作的惊险与残酷，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缉毒警察所面临的巨大风险。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舞剧《破冰》深入挖掘原作中所展现的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无论是刚毅的独舞、温情的双人舞，还是强悍的群舞，都展现了警察对家人的牵挂、对战友的信任、对职业的坚守以及对对手的决绝。这种充满人文温度的表达，让缉毒警察的形象摆脱了“扁平化”的寻常叙事，让剧中人物成为有血有肉、可感可知的身边人。观众在被舞蹈艺术感染的同时，更能体会到缉毒警察为守护社会安宁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进而产生对这一群体的敬畏与感恩之情。舞剧《破冰》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艺术呈现，更在于通过舞台传播，唤醒全社会对缉毒工作的关注与支持，这正是一部优秀现实题材舞剧应有的社会担当。
影视改编舞剧的核心密码
将一部原作近50集的电视剧改编为一部为时不足两小时的舞剧作品，可以说，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艺术工程。电视剧凭借绵长的篇幅，可以从容铺陈情节、交代背景、展开人物关系、强化剧情走向，而舞剧受限于时长及艺术载体，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叙事闭环，这就要求创作者具备极强的提炼能力与结构意识。舞剧《破冰》的成功，关键在于其找到了影视改编舞剧的核心密码——从“人物”入手，抽丝剥茧般提取出原作中的6位主要人物，围绕核心冲突重构叙事框架，既保留原作的主要内容及精神内核，又实现了舞剧艺术的凝练表达，堪称影视改编舞剧的典范之作。
原作电视剧作为长篇叙事作品，人物关系复杂、情节线索繁多，包含了警方内部的协作与博弈、毒贩集团的利益纠葛、亲情与职责的冲突等多重叙事维度。如果简单地将剧情移植到舞台，必然会导致叙事混杂、重点模糊，有悖于舞剧“以肢体叙事”的艺术规律。黄云松与王圳冰两位编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陷入对剧情细节的堆砌，而是精准把握住原作的核心矛盾——缉毒警察与毒贩的正邪对抗，以及警察在职责与情感之间的抉择，并围绕这一核心，将6位主要人物置于正邪两大阵营、分几条线索，构成了简洁清晰并完整的人物关系网络，为舞剧叙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应该说，舞剧《破冰》的呈现，完全不是对原作在改编上的“缩水”，而是对其核心精神的“提纯”与“升华”，它以舞剧特有的艺术形式，让原作的思想价值与情感力量以更集中、更强悍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同时也展示了影视IP改编成舞剧的巨大潜力。
为中国舞剧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如果说现实意义是《破冰》的价值根基，改编功力是其成功的关键，那么卓越的艺术表达则是该剧打动观众的核心力量。作为新一代舞蹈编导的代表作品，舞剧《破冰》在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叙事节奏、肢体动律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进步，更以鲜明的阳刚美学诉求，打破了舞剧艺术近年来沉湎于柔美、媚俗的倾向，为中国舞剧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
在情节推进与叙事节奏的把控上，舞剧《破冰》展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舞剧作为“无声的艺术”，其叙事节奏的掌控直接影响观众的观演体验。舞剧《破冰》巧妙运用了“张弛有度”的节奏设计，将紧张的缉毒行动与真挚的情感表达、激烈的冲突场面与内心的独白交替呈现，形成富有韵律感的叙事节律。
肢体动律的创新与阳刚美学的追求，是舞剧《破冰》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军旅舞者出身的编导，黄云松与王圳冰努力突出该剧的阳刚之气，创造出极具力量感的肢体表达。舞蹈动作多以快捷的律动和矫捷的身段见长，充满爆发力与冲击力，从而展现英勇气概。在一些群舞段落中，身着警服的舞者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肢体线条，形成雷霆万钧之势，将警察队伍的纪律性与战斗力展现得极为到位。这种阳刚之美的呈现，为舞剧动势的美学表达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技与艺的统一，既提炼出高超的动态技术难度，也强化了鲜明的美学气质，让观者得以在欣赏舞技的同时，更伴着剧情的跌宕感受剧中人的饱满情感。
舞剧《破冰》的成功，是现实题材与艺术表达的完美契合，是影视改编与舞剧创新的双重收获。作为近期涌现的舞剧佳作，展现出独特价值的审美力量。两位青年编导黄云松、王圳冰将自身固有的军旅经历与艺术积累融入创作之中，让舞剧《破冰》既获得了军人般的刚毅与担当，也充满了艺术家的细腻与透彻。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证明了现实题材舞剧的巨大潜力，更彰显出新一代中国舞蹈编导的创作实力与艺术追求。相信该剧的成功，将激励更多舞蹈创作者关注现实、勇于创新，创作出更多兼具温度与力度、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优秀作品，推动中国舞剧艺术不断迈向新的高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原文 ↗从贵州黔东南苗乡侗寨的绿茵场，到江苏13座城市的竞技赛场，再到湖南的三湘大地，“村超”“苏超”“湘超”等草根赛事接连走红“破圈”，以最质朴的姿态点燃了全民体育热情。与“村超”的“全民狂欢、文化破圈”和“苏超”的“体系入口、规范选拔”相比，湘超联赛正以另一种姿态肆意生长——这不单单是球场上的90分钟比赛，更是一幅在三湘大地徐徐铺展的时代画卷。
平凡人的英雄叙事
“湘超”的草地上，写满普通人的热血与坚持。永州队的学生伢子张涛，白天在象牙塔伏案求知，夜晚在绿茵场上用一脚石破天惊的倒挂金钩，让世界为之惊叹。这记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评为“一周十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海外网友感慨：“原来中国足球的希望在民间！”
这不是孤例，而是湘超的常态。常德的看台上，一片“粉色军团”用粉色战袍和“勺子点球”颠覆性别刻板印象；娄底体育中心外，3万球迷挤满街道，通过直播为家乡球队隔空助威，赛后万人空巷迎接球队归来的场景，让新西兰网友感叹：“这是中国版的‘伯尔尼奇迹’！”更令人动容的是，湘超的报名门槛低至“零限制”——从16岁的中学生到40岁的社会人士，只要热爱足球，都能在赛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全民参与”的包容性，让足球真正回归了“人民运动”的本质。
售票端口显示，决赛超125万名用户将这场对决添加到“想看”列表，43695名观众到长沙贺龙体育场观赛。网络用户覆盖44.7亿人次，现场观战人数超231万人次。
它让我们看见：英雄叙事从未远去，它就藏在每个为热爱拼尽全力的普通人身上。
赛场上的湖湘精神图谱
如果说竞技是湘超的骨架，那么文化就是它奔流的血液。
“十四城共舞绿茵”，每个城市都为这场盛会注入独特的地域文化：长沙队坐镇贺龙体育场尽显担当；常德队捧出米粉传递风味；邵阳队披甲演绎历史雄风；郴州队小将牵着临武鸭萌动全场……多元的文化元素在湘超平台上交相辉映，汇聚成一部生动的“三湘文化交响曲”。
在永州队与长沙队点球大战的胶着时刻，看台上突然漾开《浏阳河》的旋律，数千人的合唱如温暖的波涛，稳稳托住了球员心中最坚定的信念。中场时分，岳阳的龙狮表演、汨罗长乐抬阁故事会的非遗展示，足球场瞬间变身民俗博物馆；而长沙球迷协会方阵整齐划一的助威口号，恰如这片土地薪火相传的“扎硬寨、打硬仗”精神图腾。
这种文化的细腻，浸润了湘超的每个角落：“湘超市集”里臭豆腐、口味虾的香与助威的浪交织；文创摊位前，足球与岳阳楼、马王堆纹样的钥匙扣，成为球迷的珍藏。永州队夺冠后队员们摆出的“永冲锋”造型，恰是“吃得苦、霸得蛮”精神最生动的身体语言。正如一位归国华侨所言：“在这里，足球不仅是运动，更是一种文化认同，是海外游子与家乡的精神纽带。”
有温度的城市营销载体
湘超的火，早已超越了球场。它成为串联湖南文旅融合的“现象级”案例。数据显示，湘超开赛以来，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13.59亿元，接待游客超2.7亿人次。
长沙的“湘超市集”、郴州的“足球夜市”，让看球与逛吃无缝衔接；岳阳奥体中心旁的巴陵市集，单日烤串销量突破万串，文创产品供不应求；而“跟着湘超去旅行”的攻略，更让永州零陵古城、郴州仰天湖大草原等小众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
这种“赛事+文旅”的模式，在决赛夜达到高潮。当湖南省省长毛伟明亲自为永州队颁奖时，贺龙体育场外的解放西路夜市正人声鼎沸——球迷们举着烤串、挥舞荧光棒，在烟火气中复盘比赛细节；而千里之外的永州，市民们自发组织烟花秀，用“零陵烟火”隔空回应省城的欢呼。这种“一座城为一支球队沸腾”的场景，让湘超成为湖南文旅融合的“超级IP”。
湘超的实践证明，一场成功的群众体育赛事，可以成为一座城乃至一个省最生动、最富感染力的名片——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展示湖湘文化的窗口，让足球赛本身变成了有温度的城市营销载体。
根植于生活深处的文化自信
湘超的光最终照亮的，是根植于生活深处的文化自信。当草根球员的进球入选世界级集锦，我们看到了平凡所能抵达的高度；当本土文创产品火爆出圈，我们见证了文化赋能产业的巨大潜力；当海外游子跨越山海用乡音在赛场呐喊助威，体育所凝聚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正是我们在时代浪潮中保持定力、昂扬自信的重要源泉。
这场历时近4个月的赛事，以“体育+文化+旅游+消费”的融合模式，成为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探索，成为凝聚人心、提升文明的重要载体。当14个市州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奋进，为了共同的荣誉挥洒激情，胜负早已不再重要。
在6000余万湖南人民心中，湘超早已超越赛事本身，它映照着湖湘大地的文化自信，承载着新时代的精神追求，更凝聚起湖南人民凝心聚力共谋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
“湘江的水，流淌着热血；麓山的松，挺立着风骨。”湘超的光，照在奔跑的大地上。这光来自每一个奔跑的身影、每一次真诚的欢呼、每一份文化的坚守。这光照耀着三湘大地，照进每一个相信“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的普通人心里。在推进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湘超已然播下希望的种子，静待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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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市鳌峰坊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走出了一位被周恩来誉为代表科普，将轮椅上炬火的光芒“向无穷延伸”的中华民族英雄。这位英雄，就是高士其（1905——1988年），原名高仕錤，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迎着冬日暖阳，我心怀崇敬，造访福州市鼓楼区鳌峰坊3号高士其故居。故居位于明代迟清亭旧址，原为正座五进、边座三进，背靠于山，系高士其祖上于清光绪年间所购。故居现占地约1200平方米，坐南朝北，四面风火墙，由主体建筑和花厅两大部分组成。主体建筑前后两进，穿斗式木构架，配以前后天井、厢房、回廊、披榭等建筑。花厅前后两进，内有假山鱼池、花树阁楼、池心亭；鱼池东侧一栋西式双层小楼，为高士其父亲高赞鼎所建，见证了高士其少年时期的读书与生活。故居2018年升格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入选福建省首批5家“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走进故居，赫然入目的是一进大厅中央一尊石雕像——高士其站立形象，活脱脱呈现一种神采奕奕的睿智和傲然挺立的伟岸。雕像左右两面墙的展板上，用1988年12月中央组织部赞誉的“中华民族英雄”为标题，以时间为轴，选取高士其一生16个重要时间节点予以概述，简明扼要回顾了高士其83载的非凡人生。这是陈列展览的序厅。
一进二进两边厢房沿着逆时针方向依次设计安排四个展厅，以图文并茂和声光电形式立体展现高士其身残擎大纛、志远启科普的崇高形象。第一展厅叙述高士其从出生到在沪以笔为枪的人生轨迹。1918年，高士其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录取；1925年夏被公费选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当时他认定化学救国；1926年转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1927年获学士学位毕业。不久，高士其惊悉姐姐度平被霍乱病菌夺去生命，还想起弟弟仕登此前死于白喉杆菌，便认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是把国人从瘟疫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于是毅然改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研究细菌学，这是其人生信念的第一次转变。不幸的是，1928年一次实验操作中让高士其感染上了甲型脑炎病毒，他不久便出现眼球失控上翻、左耳听力下降、颈项有点僵硬、止不住流口水、手脚不大灵便等症状，这是其人生的第一道坎。有大夫建议他赶紧休学回国，断言他最多再活5年。但高士其于心不甘啊！他以惊人的毅力于1930年修完医学博士课程。学成回国后，作为当时中国3位留美细菌学家之一，面对瘟疫的暴发，高士其应聘至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任主任，却因不满周边的贪污腐败和乌烟瘴气，没几个月便愤然辞职。病中失业，这是高士其人生的第二道坎。幸好得到李公朴的帮助，高士其前往上海走上用写作与命运的抗争之路。他在《励志旬刊》《医药学评论》等杂志发表译作，随后受陶行知邀请编写《儿童卫生读本》。受《太白》半月刊提倡科学小品启发，1935年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上用笔名“高士其”发表《细菌的衣食住行》，这意味着高士其走上了科学小品的创作新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把新笔名作为自己的姓名，意味深长：“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在李公朴、艾思奇等的影响下，高士其的人生信念有了质的飞跃，认识到不光“小魔王”——病菌可恶，更可恶的是“大魔王”——旧社会制度。高士其科学小品把政治、文学、科学熔铸于一炉，力求“装潢美雅”别具一格，旨在除民昧、启民智，为抗日救亡鼓与呼，比如把病菌比作侵略者、汉奸，把白细胞比作抗敌英雄，写得有趣、泼辣、犀利，犹如匕首、投枪刺向国内形形色色反动势力，刺向那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短短两年多时间里，高士其用有点僵硬、颤抖着的手，写下了近百篇科学小品，先后结集出版了《我们的抗敌英雄》（合著，1936）、《细菌大菜馆》（1936）、《细菌与人》（1936）、《抗战与防疫》（1937）。1936年至1937年8月在《中学生》杂志上连载的《菌儿自传》在1941年结集出版，可谓硕果累累。虽然书写对高士其来说实属不易，但他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成就感。
第二展厅从高士其奔赴延安说起。受艾思奇和李公朴的影响，高士其下定决心：“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1937年8月，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高士其克服身体各种不适，经过3个多月的奔波，几经周折抵达延安。高士其是奔赴“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格外关心，他赋诗言志：“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高士其工作热情高涨，撰写《国防科学在陕北》，与艾思奇等人发起“国防科学社”，在1938年秋天用颤抖着的手花了整整3天时间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同年12月被接收为预备党员。可是，延安缺医缺药，高士其病情恶化，到了基本丧失握笔写字能力的地步，组织决定送他去香港治病。从1939年4月离开延安到1949年5月到达北平，在这10年中，高士其颠沛流离，几度陷入险境，濒临死亡，却总能绝处逢生，一方面源于党组织的帮助，另一方面是高士其顽强的抗争意志。疾病禁锢了高士其的肉体，却无法扼杀他的信念、无法终结他的才思。自1946年高士其写下第一首科学诗《天的进行曲》以来，共写了100多首科学诗，为中国诗坛贡献了一簇别具风采的鲜花。第三展厅叙述以1949年7月高士其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主要聚焦他所言“把科学交给人民”相关工作情况。高士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等职，联合他人发起筹备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建议成立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敏锐提出科幻题材会成为未来写作目标，同时笔耕不辍。第四展厅则综合展示各方对高士其的关爱、支持和肯定、褒扬，特别关注了这位近乎全身瘫痪的社会活动家背后的默默奉献者。
在第二展厅和第三展厅中间，也就是二进大厅后厅呈现高士其工作的场景。这里以他的书房为原型，家具陈设来自故居高士其母亲卧室和北京“高士其小楼”，表现晚年高士其左歪着头执笔书写的情景。1978年，因连含糊口述能力也丧失了，已近40年没有握笔书写的高士其重新拿起笔写字。他用右手拇指与食指夹着笔，坚持下去最快一分钟能写四五个字，20多万字的《高士其回忆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在科普展厅，我问一位来研学的中学生：“高士其爷爷大半辈子身困轮椅，你觉得他那站立姿态的雕塑是假的吗？”他的回答干脆利落：“高士其爷爷的人格是挺立的！”身卧心雄泰岳立，笔挥春唤百花发。高士其在后人心目中，永远是一个挺立奋斗的崇高形象、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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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生命科学研究范式转型愈发深刻。观察描述、模拟预测与工程改造深度融合重塑研究逻辑；研究边界的拓展与学科的交叉会聚同步推进，正在打破传统领域壁垒；产业突破与国家层面的安全与战略激烈互动，也让这一领域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人类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的理解与认知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生物科技能力的加速扩张，也伴随着安全风险与国际治理体系相对滞后的挑战。展望未来，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再局限于技术突破本身，而在于能否构建与之匹配的、敏捷而包容的全球治理与合作框架。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发展进入快车道
生命解码迈入高维图谱时代。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科学家相继绘制首张完整的动物大脑活动图谱、首个覆盖拟南芥整个生命周期的遗传图谱、首张维管植物整合细胞图谱、细胞核内染色体的详细空间图谱、健康肠道菌群参考图谱，并揭示大脑发育、跨代遗传变化、亚纳米级细胞糖膜、猪肾移植人体后的详细免疫反应的精细结构。一系列突破性图谱和多个大型生物数据集的发布，标志着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已从绘制静态的“基因序列地图”，升级为解析动态、多层次的“生命系统全景图”，为构建更逼真的“虚拟细胞”“虚拟器官”乃至“虚拟生物体”提供不可或缺的底层数据。
技术集群成为驱动生命科学发展的核心引擎。以观测解析、模拟预测、精准设计、精细调控为代表的功能性技术群持续迭代，不断重塑领域的边界与形态。单细胞级精准定位成像、时间分辨荧光蛋白、体积DNA显微镜、微米级蛋白质组成像等技术，结合数小时内完成的全基因组临床测序，共同推动研究从“猜测关联”迈向原位、实时、多维度的“机制洞察”。心脏类器官、多脑区整合类器官、子宫模拟芯片为代表的高保真生理模型，大幅提升生物过程模拟的系统预测能力，为疾病研究、药物测试提供“数字替身”。国际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圆满结束，新型基因编辑工具实现完整基因的精准嵌入，表观遗传编辑技术则引发基因编辑技术的二次革命。通用型CAR-T突破免疫排斥瓶颈，递送技术进一步工程化，植入式临床脑机接口技术实现重要突破，菌群疗法在肿瘤与代谢疾病中展现效果。整体上，精准设计、调控改造生命对象和过程的技术能力日趋成熟。
研究边界持续拓展。将真核生物起源定位于27.2亿年前，挑战并刷新对生命起源的认知；在距离海面9533米的深渊发现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将生命研究“空间纵深”拓展至地球最深海域；天舟九号三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的完成，则将实验室延伸至地外太空。这些技术探索背后是生物信息技术、万米级深海探测、空间在轨自动实验平台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支撑。更重要的是，标志着生命科学正与地理学、海洋科学、航天工程、地球化学、数据科学等学科发生深度交融，推动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理解迈向更广阔、更纵深的疆域。
与AI深度融合加速研究范式变革。2020年推出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工具AlphaFold 2，颠覆人们对人工智能在科学领域潜力的认知。它被《科学》期刊评为2021年度科学突破，其开发者随后于202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2025年，继AlphaFold3破解蛋白质—核酸—配体复合物预测难题后，涌现出BoltzGen、AlphaGenome、RF-diffusion2、Evo2、STATE等一系列垂直领域的专用科学AI。从高效预测蛋白质结构、优化代谢通路，到逆向设计具有特定功能的崭新生物元件与细胞工厂，AI正在实现全尺度、跨模态的生命系统解析与设计。更关键的是，AI进一步通过智能体驱动自主规划并执行跨领域的复杂生物医学实验，产生的数据反馈进一步训练和优化AI模型，实现“干湿闭环”，使开发效率呈数量级提升，从根本上重塑生命科学研究范式。例如，整合机器人液体处理系统、高通量测序仪与强化学习的“铸造厂3.0”平台，成功设计出塑料降解效率比天然酶更高的新酶，标志着“设计—构建—测试—学习”循环的完全自动化。
产业发展、生物安全与战略政策激荡
产业发展新高度。前沿科学的突破在2025年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进行转化，催生出新的治疗范式、生物经济新蓝图与资本新图景。首个定制化体内碱基编辑疗法完成首次临床应用。多款mRNA肿瘤疫苗在胰腺癌、卵巢癌等领域崭露头角，推动癌症治疗进入精准免疫时代。2025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药达76个，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授权交易数量超过150笔，反映出全行业向源头创新的深化转型。AI制药不再是“未来叙事”，全球AI制药公司超350家，全球十大制药巨头均已布局AI，全年相关投融资事件近80起。生物制造、生物育种、生物环保、生物材料、生物计算和存储等行业不断掀起新热点。资本市场在经历寒冬后理性回暖，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生物医疗数据平台和AI工具深入医疗核心，与生物科技巨头在打造“生命科学云平台”上激烈角逐。
生物安全挑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实验室诞生的最具变革性的科学突破，也是安全议题的源头。例如，值得关注的双重用途研究与增强大流行潜力病原体研究、AI辅助病原体设计、基因合成、“镜像生命”等。其中，“镜像生命”引发的潜在风险尤为引人关注。从2025年6月巴黎“镜像生命的风险”国际会议，到2025年9月曼彻斯特“2025年工程与保护合成生命”国际会议，再到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镜像生命”研讨会，围绕“镜像生命”的讨论逐渐深入：虽然创造完整的“镜像生物”目前技术上不可行，但需要充分考虑现有政策、指南及其他监管机制是否足以应对“镜像生命”相关的风险与收益，以理性的方式划定伦理边界。另一方面，主要国家在生物技术前沿展开激烈竞赛，不仅体现在技术研发，更延伸至供应链安全、数据管控、出口管制、人员监管等多维度。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ityAct）从2024年1.0版的酝酿到2025年2.0版的正式通过，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欣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2025年一致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首份《大流行传染病协定》，为加强全球大流行病防范注入新动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否决“暂停野生物种基因工程”提案，并通过该机构首个涉及与自然保护相关的合成生物学政策，标志着国际生物保护领域对新兴技术从“全面警惕”向“科学治理”的重大转变。
大国战略竞合加深。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影响下，2025年全球生物领域发展战略呈现“群雄逐鹿、路径分化”的立体竞争全景。美国《提高生物研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行政令、《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将制定的《国防生物技术战略》《传染病医学研究战略计划》均强调，“必须确保美国在全球生物技术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欧盟发布《打造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生命科学之地：欧盟2030战略》《具有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欧盟生物经济战略框架》，指出要弥补欧洲在“AI领域难以与中美科技巨头抗衡”的短板。韩国批准人工智能生物国家战略，计划在药物开发、脑部与抗衰老、医疗器械、生物制造和农业食品五大领域开发人工智能生物模型。印度延续2024年发布的《面向经济、环境与就业的生物技术》（BioE3）政策，强调促进生物制造可持续变革，“使印度成为生物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2026年展望
生物与AI加速融合。《自然》杂志展望指出，未来科研将更广泛地应用集成多语言模型、可自主执行复杂流程的AI智能体与AI实验室，甚至能在极少人力介入下独立运转。同时，高质量生物数据作为驱动AI进阶的关键养料，其体系建设已成为维持科学竞争力与创新优势的核心。因此，构建高质量生物数据集与发展原生AI生物科研设施，也将成为全球科研布局的重点方向。
生物安全规则的持续叩问。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叠加催生新型未知风险，引发对更精细化的监管工具和全球性安全准则的叩问。《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上，各国已开始讨论将“与生物相关的包括AI新兴技术”作为常设议程。然而，《大流行传染病协定》关于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分享系统附件谈判、“合成生物体环境释放”谈判还面临不确定性，凸显全球治理的复杂性与紧迫性。
监管与治理纵深推进。西方国家正深化其生物技术监管框架，呈现出简化国内审批与强化跨境监管并行的全球趋势。英国将实施近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监管改革，大幅简化流程以加速市场准入。欧盟2025年底推出的《生物技术法案》，期望尽快建立促进创新的响应型监管体系。美国在简化产品审批同时，显著强化生物数据安全标准与出境管控。在此背景下，生物数据主权与跨境科研合作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基于联邦学习的“可用不可见”数据共享技术模式，有望成为在保障数据主权前提下促进全球科研协作的关键路径。
展望2026年及更远的未来，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能否健康发展，不仅取决于科技的突破，更取决于全球治理。国际社会亟待构建一个能够平衡创新与风险、协同合作与安全的新型治理框架。在此进程中，科学共同体与国际社会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责任。我国必须把握战略窗口，系统化、前瞻性地推进生物领域治理体系建设，以坚定的战略定力从容应对复杂变局，主动引领新一轮生物技术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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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试验装置
2025年12月20日，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成功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先进热电转换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为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作为一种革新型热电转换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凭借高效、紧凑、灵活的核心优势，破解了传统发电技术的性能瓶颈，不仅适配工业余热回收、新能源储能等多元应用场景，更成为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支撑。
热电转换技术的演进
热电转换技术是人类调控与利用能量的核心基石，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能源尺度”。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改良的蒸汽机首次实现了热能到机械能的稳定、大规模转化，将能源从依赖生物质（木材）和自然力（水、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工厂得以脱离河岸、汇聚成城，开启了机械化与规模化生产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以内燃机（奥托循环、迪塞尔循环）和大型汽轮发电机（蒸汽朗肯循环）为标志，前者以更高能量密度和灵活性催生了现代交通体系，后者通过集中发电与远距离输送构建了电力网络，使得能量得以“瞬间”传输与按需分配，奠定了现代工业体系、城市生活乃至信息社会的物理基础。
发展至今，以超超临界蒸汽燃煤机组和“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为代表的大型商用发电站仍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合计占2024年全国总发电量的67.5%）。而新兴的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工业余热发电等电力来源正推动能源生产从集中式向网络化、低碳化演进，是构建新型能源电力体系、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
掌握并升级热电转化技术意味着掌握了对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流的调控能力。然而，针对大型集中发电场景开发的蒸汽朗肯循环发电技术正面临新的发展困境。一方面，该型技术历经140余年迭代已经趋近性能极限，热效率提升的空间减小但代价增加；另一方面，受限于汽水相变过程，蒸汽朗肯循环发电技术存在体积庞大、系统复杂和热惯性大等特点，在中小功率等级和热负荷快速变化场景，热效率和投资回报率不高、响应迟缓，无法满足我国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和传统工业转型升级需求。
为此，中核集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基于长期超临界流体基础研究成果，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兼具液体高密度、气体低粘度、无气液相变的独特物性，构建了超临界二氧化碳闭式布雷顿循环发电技术工程化构型，突破传统蒸汽发电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烧开水”的蒸汽朗肯循环发电模式，为研制更高效、更紧凑的颠覆性发电系统提供了可能。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的核心原理与特性
超临界二氧化碳是指二氧化碳温度超过31℃、压力升高至73个大气压时，二氧化碳不再能够区分气液两相、不会沸腾和凝结、兼具气体和液体属性的状态。与液体类似的高密度意味着它能够在更小的空间储存更多的能量；与气体类似的低粘度则使其流动性好，流动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小。而二氧化碳天然存在、化学性质稳定、无毒无害、不可燃和工业应用广泛、制造成本低的特点，则进一步避免了大规模工业应用所面临的安全性风险和经济性挑战。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是一种革新型的热电转换技术，其研发思路源于对能源高效利用的不懈追求。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在压缩机中压缩升压，被送入热源换热器从工业余热、核反应堆、光热熔盐以及化石燃料燃烧等热源获取热量、升高温度，进入膨胀机膨胀做功，膨胀机拖动发电机高速转动产生电能，向外输送。做功后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温度和压力降低，经回热器中回收热量、再通过冷却器进行冷却，返回压缩机，再次经历吸热、膨胀、回热、冷却和压缩的循环过程，循环往复地将热能转化为电能。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热源换热器、压缩机、膨胀机、回热器和冷却器的紧密配合。每个环节都必须精密设计，以确保能量高效转换并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损失。
核心技术难题的突破之路
从简单的原理到技术成功落地，需要攻克大量工程技术难题。
首先就是超临界二氧化碳压缩机研制难。作为系统的核心部件，其作用相当于人体的心脏。与传统水泵不同，水泵通常工作在液态区的稳定状态，而压缩机必须在物理性质变化剧烈的临界点附近实现对二氧化碳的稳定压缩，这对其设计和制造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另一大挑战则是密封问题：在发电过程中，超临界二氧化碳在高温高压的膨胀机和压缩机中高速旋转，为了确保尽可能少的工质泄漏到环境中，系统的密封结构必须具备耐高温、高压以及耐磨损的能力。上述问题，已成为国际上多个研发团队面临的关键技术瓶颈。
通过自主研发，我们团队尝试了上百种设计和工艺方案，并与东方电气等重型设备制造企业展开联合攻关，采用了一些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技术方案，最终成功克服了这些技术难题。迄今为止，已经研制6款不同型号的涡轮机，所有型号均实现满负荷长期稳定运行，能够支撑100千瓦至100兆瓦发电功率等级发电系统对涡轮机装备的需求。
其次是热量传递难。换热器作为发电系统中热量传递的核心设备，其热量传递性能直接决定了整个系统的热电转换效率。由于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表面换热能力差，仅为水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换热器必须具备较高的比表面积、承压能力以及耐腐蚀性能，以弥补其热量传递性能的不足。这不仅需要对换热器的构型进行创新设计，还必须解决毫米级薄板的高强度、大面积非连续焊接技术难题。在项目初期，国内没有实现这种特殊焊接工艺的装备，也没有单位能够制造此类装备，国外极其有限的欧美供应商也对我们国家实行技术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团队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共同自主研制了系列化的工业母机——真空扩散焊机，成功实现了超临界二氧化碳换热装备的国产化和型谱化研制，能够满足100千瓦至100兆瓦发电功率等级发电系统对热量传递装备的需求。
最后是系统综合控制难。在该系统中，某个设备得了“流感”，别的设备也会被“传染”。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响应速度快，如何控制好设备间的协同关系，阻断“流感”传播，团队研制验证了面向多应用场景、具备多功能、多型式的型谱化样机，根据设备特性量身定制控制方案，开发了一套综合动态控制系统，打通了创新技术走向工程应用的全路径。
产业应用价值与规模化推广潜力
通过十六年技术攻关和自主研发，团队最终完成了从理论到工艺的全链条贯通，真正将该发电技术从实验室推向了工程应用。
2025年11月23日，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在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集团）实现满功率发电，12月20日商运。该机组利用烧结余热发电，能够有效回收烧结机排放的烟气余热，将其转化为电能。相比传统的蒸汽余热发电机组，“超碳一号”的主要优势表现在占地面积仅为传统机组的一半、发电效率提升了85%以上、净发电量提高了50%以上，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该发电技术的工业应用，可填补世界范围内中小功率规模、中高温热源场景高效发电的技术空白，表明我国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我国现存烧结工序的同类机组有350——400套，干熄焦、造纸、水泥、玻璃等工业场景的类似机组有1500套以上。“超碳一号”在这些工业余热利用领域具有巨大的规模化推广潜力，市场规模可达千亿元级别。同时，中核集团已启动“熔盐储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示范工程，并成功入选国家能源领域第五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预计在2028年并网投产。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正受到全球广泛关注。美国已经将其列为能源领域的前沿技术，进行长期投资，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亟须加快技术的商业化推广、产业化迭代、应用场景扩张，确保中国自主核心技术较长时间占据国际技术制高点，保持全球竞争的领先地位。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将向更大功率等级、更高热源温度、更高转换效率方向推进，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确保我国在全球发电技术领域保持绝对领先地位。
“超碳一号”成功商运不仅为我国能源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也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驱动全球能源技术的创新发展。
（作者系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究员）
原文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区域重大战略。2016年党中央确立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系统回顾上游地区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实践历程，对于准确把握高水平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推动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十年探索：流域绿色转型的实践逻辑
长江上游地区作为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生态地位极为重要。过去十年间，上游各省市深刻认识到“上游”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生态使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和推广价值的绿色发展模式。
守护一江清水的协同治理实践。上游地区将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实施最严格的水环境保护制度。通过强化干支流协同治理、系统整治城乡生活污染、持续防控农业面源污染，流域水环境质量实现了历史性改善。这不仅体现在干流水质的稳定优良，更在于探索形成了跨界河流联防联控、生态补偿等有效机制，为破解流域性环境治理难题提供了系统方案，凸显了协同治理的共赢效应与制度创新价值。
修复生态屏障的系统治理行动。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一系列系统性、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得以实施。从严格执行长江“十年禁渔”以恢复水生生物资源，到持续推进退耕还林还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从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重现绿水青山，到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安全屏障被一步步筑牢，显著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物多样性水平。
转换发展动能的产业体系重塑。为避免形成高碳锁定效应，各地积极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持续提升。以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推广，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这一过程深刻表明，经济增长的“含绿量”与“含金量”可以同步提升。
提升城乡品质的和谐共生探索。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同时，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在城市层面，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和慢行系统日益完善，公园城市和海绵城市等理念落地生根，城市生态空间持续拓展。在乡村层面，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环境治理，“智慧河长”、生态监测网络等提升了监管效能。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活跃，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这些探索使绿色发展的成果可感可及，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
上游地区十年的生动实践证明：生态优先并非发展的约束，而是对传统发展逻辑的根本性重塑；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共生。
时代方位：高水平绿色发展要求与上游使命
高水平绿色发展，要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协同共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长江上游地区因其独特的自然禀赋、生态功能与发展阶段，承载着特殊而艰巨的时代使命。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源头责任。上游是长江的“水塔”和“生态之肺”，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服务功能，直接关系到中下游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气候安全。上游地区必须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措施，持续巩固和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切实担当起守护中华民族母亲河源头活水的历史重任与政治责任。
探索绿色低碳转型路径的试验田作用。上游地区兼具生态脆弱性、发展迫切性和能源资源丰富性等多重特征，其转型发展的矛盾更具典型性，挑战也更为复杂。这要求上游地区不能被动跟随或简单复制，而必须勇当改革试验田和创新先行者，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推动能源结构深度调整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努力形成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实践经验。
培育区域发展新增长极的战略支点功能。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迫切需要培育绿色新引擎。上游地区应充分利用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不断改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日益扩大的内需市场，努力成为绿色技术的重要策源地、绿色资本的关键汇聚地、绿色产业的核心承载地和绿色产品的优势输出地，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绿色产业集群，成为撬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战略支点。
未来路径：构筑绿色发展的三大支柱
展望未来，上游地区需紧扣“高水平”和“全面转型”要求，系统构筑绿色发展的三大支柱，在关键领域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构筑绿色产业与能源体系支柱，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一是全力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行动，运用先进节能环保技术和数字化手段进行全链条改造，创建一批零碳工厂和近零碳园区。壮大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发展高端再制造产业，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布局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立完善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度。二是系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大力发展本地可再生能源，科学有序开发水电，加快推进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化、基地化发展。强化能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规划建设以特高压为骨干网架的清洁能源输送通道。积极稳妥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减量替代，推进煤电机组节能降碳改造。前瞻布局新型储能、氢能等未来能源产业，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绿色动力保障。
构筑生态价值实现与基础设施支柱，畅通“两山”转化通道。一是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生态产品调查监测和标准化价值核算体系，推动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结果在规划、考核、补偿、交易等环节的实际应用。创新多元化价值实现路径，做强区域性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拓展生态补偿渠道，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快建设绿色智慧的基础设施网络。打造绿色低碳综合交通体系，加快船舶和内河港口清洁能源替代与岸电设施建设。提升物流体系数字化水平，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构建多式联运的绿色物流大通道。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建设“数字孪生流域”、生态环境智慧监测网络和一体化信息平台，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生态治理、城市管理和电网调度的精细化水平，畅通区域经济循环的绿色动脉。
构筑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支柱，凝聚共建共享的社会合力。一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法治保障，严格执行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创新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低碳活动的支持力度。提升智慧治理能力，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信息化平台，强化数据分析和预警预报。深化跨行政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健全规划对接、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等制度，构建共抓大保护的良好格局。二是全面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制度，推广绿色消费。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全民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社会新风尚。
大江浩荡，奔流不息；绿色发展，任重道远。从“上游意识”的萌发与确立，到“上游答卷”的书写与呈现，标志着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面向未来，长江上游地区唯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观念，勇于改革创新，才能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不断书写更新更美的“上游篇章”。
原文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国证监会2025年出台措施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发行上市并优化科技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但实践中，在资本市场资金供给方面，依然存在资源配置偏重传统行业、优质科技型企业难获资本支持、退市过程中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制约财富效应发挥等问题。
基于以上问题，需要资本市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对低效上市公司资源实施精准识别与分类处置，并通过产业并购、司法重整和国资参与等多个通道，将低效的上市公司资产置换为高效资产，实现优化资产结构，提升经营效率。
精准评估上市公司资源质量，分类处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关键前提是建立多维度的评估标准，克服简单以股价走势进行判断的局限性，对低效上市公司实施精准识别，建立分流机制。一方面，对于主业空心化、公司治理混乱或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且挽救无望的上市公司，须严格执行退市程序，快速清退。另一方面，对于因行业周期、管理能力等暂时性困难而股价表现不佳、丧失融资能力，但经营守法合规、主营业务清晰、财务规范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应积极引导盘活，进行价值重塑。
多措并举构建优质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通道。构建三大通道引导优质科技型企业有序入驻上市公司平台。一是产业并购通道。上市公司可以现金、股份或其组合作为对价，收购优质科技型企业控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自2024年9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以来，并购市场显著回暖，不仅并购案例数量、交易规模持续攀升，更在推动产业整合、助力科技创新等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并购可以帮助优质科技型企业获得急需的资金和产业资源，也可以使得原上市公司快速获取核心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优质科技型企业原股东可借助换股方式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继续陪伴企业成长，同时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司法重整快车道。针对具备颠覆性技术或独特商业模式，估值潜力大但暂未释放盈利，难以符合首次公开募股（IPO）财务标准的企业，在法院受理对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后，管理人在招募战略投资人时，应明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优先条件，向市场释放清晰信号。司法重整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债务与风险隔离，为优质科技型企业提供“干净的”上市平台；通过引入优质资产提升企业偿债能力，使原有股东和债权人获得高于破产清算的清偿率，更好地保护各方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三是国资参与战略通道。针对地方重点培育的优质科技型企业，可由地方国资平台先行收购本地濒临退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在完成债务清理与风险隔离后，将优质资产通过置换或发行股份方式注入上市公司，并配套提供土地、人才、税收等政策支持，助推企业快速成长。国资主导有助于优质科技型企业获得政策支持，有助于地方政府盘活上市平台、推动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可实现国资改革、区域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有机融合，有效服务国家战略。
优化机制保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分类评估”标准，夯实基础。结合核心资产质量、品牌渠道价值、团队技术储备等因素，以定性、定量结合的方式，制定并出台濒临退市公司的认定标准，引导资源向具备重生潜力的企业集聚，实现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和动态优化。优化“通道赋能”机制，提升效能。针对产业并购通道，优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机制和审核流程。丰富对价支付方式，除现金、股份外，可引入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灵活工具，降低优质科技型企业原股东流动性压力。针对司法重整通道，推广“预重整”制度，鼓励地方政府、法院和管理人在受理重整前提前介入，识别困境企业核心价值，解决优质科技型企业参与重整的估值障碍，并提前对接潜在战略投资人，缩短重整周期；针对国资参与通道，对地方国资平台成功盘活本地上市平台、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在考核中给予加分激励或容错空间，并设计清晰的国资退出机制，激发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完善“生态支撑”环境，凝聚政策合力。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对成功参与破产重整的优质科技型企业，就其取得的股权收益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或优惠，对资产重整过程中发生的资产过户减免相关税费。加强金融工具创新，鼓励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设立“纾困重整”专项基金，为参与并购重组的优质科技型企业或国资平台提供低成本的并购贷款、过桥资金等融资支持。提升中介服务能力，鼓励券商投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深耕细分产业，对企业技术真实性、专利有效性进行第三方验证，对原上市公司隐性债务、诉讼风险进行深度排查，搭建优质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高效对接的桥梁。完善依法监管体系，在为真正的优质资产注入开辟绿色通道的同时，务必审慎甄别、一案一议，切实保障优质科技型企业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辽宁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原文 ↗2024年3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坪村，考察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作出重要指示。2025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湖南常德素有“洞庭鱼米之乡”的美誉，9个县市区中有8个国家商品粮基地县、7个国家粮食大县。近年来，常德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洞庭粮仓”的定位和责任，全力以赴稳面积、增产量、提效益，粮食面积和产量连续22年保持湖南省第一，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与担当。
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常德市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扛稳扛牢重要政治责任。抓责任落实。保障粮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将粮食生产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完成情况与农业项目安排、资金倾斜、政策支持挂钩，构建到边到底的责任体系。抓示范引领。探索实施“三级联片”“四级办点”粮食生产工作机制，由市、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牵头领办粮食生产展示片，实现以点带面、层层推动。抓资金投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在严格落实耕地地力保护、稻谷目标价格等财政补贴政策基础上，对集中育秧、双季稻种植、社会化服务等实施奖补。抓技术赋能。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每年选派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大力推广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全过程为粮食生产把脉问诊、保驾护航。
答好“谁来种地”的时代之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确保粮食生产后继有人，关键要解决愿不愿种地、什么人来种地、会不会种地等问题。聚焦农业现代化，出台吸引鼓励返乡创业“十条新政”，加强项目、资金、政策支持。建立多元化、全链条“新农人”培育体系，实施“菁英”培育工程，培养更多高素质农民。聚焦管理智能化，把手机变为新农具。大力推广“中国农技推广”“湘农科教云”等APP，引导农民运用手机实现用工调度、农事记录、财务核算的信息化集成和精准化管控。聚焦要素数据化，把数据转化为新农资。发展数字农业，数据是最重要的新生产要素。常德市积极探索“数字水稻”等特色发展模式，运用智能监测与调控等技术，实现田间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精准化管理。
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常德市地形三分丘岗、两分半山、四分半平原和水面，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注重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提质，真正把有限的耕地资源用好用足。稳住“责任田”。坚持“一盘棋”统筹推进、“一把尺”规范程序、“一本账”公平公开、“一张证”盘活资源，在全省率先完成土地二轮延包试点任务。建好“高产田”。守住耕地红线的同时，持续提升耕地质量，保证农田“必须是良田”。坚持新建和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守牢“饭碗田”。动真碰硬开展耕地“非农化”和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连续两年耕地面积实现净增加，恢复面积位列全省第一。探索实施构建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推进机制改革，颁发全省首本“林耕置换”不动产权证。
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常德市加大良种、良机、良法推广力度，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向粮食生产领域汇聚。良种推广。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播好种才能出好粮。坚持以“高产、优质、广适型品种”为主攻方向，建立水稻主推品种筛选与推广长效机制，全面推开“早专晚优”种植模式，实现水稻良种全覆盖。良机应用。根据常德市多样的地形条件，当地有针对性地推广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机械，使农机装备数量实现显著增长。目前，全市已拥有大批配套农机设备，水稻生产从耕种到收获各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作业，整体机械化水平位居前列。与此同时，通过持续优化机具性能和作业规范，水稻机械收割过程中的粮食损失也得到有效控制，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良法配套。重点推广集中育秧、机插机抛等耕作方式，推行统一优良品种、统一田间培管等“五统一”种植模式。
推动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双提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归根到底要靠种粮的亿万农民。必须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不仅充实“粮袋子”，也让农民鼓起“钱袋子”。强化政策保障，让“放心粮”卖出“满意价”。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深化粮食收购市场化改革，强化政府储备订单收购、网上预约收购等举措，形成优粮优价的市场化收购格局。发挥储备粮对市场价格的引领作用，引导央地储备企业入市收购，带动订单农户增收。强化机制联结，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常德市发挥新型经营主体作用，发展“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订单农业，将小农户嵌入粮食生产、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强化产业支撑，让“农字号”迈向“工字号”。坚持“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洞庭香米产业集群为带动，持续推动粮食产业优化升级。强化融合赋能，让“卖产品”拓展为“卖文化”。做好“粮食+”文章，深挖地域元素、民风习俗、非遗等特色文化资源，推动从单一粮食生产向“产品+服务+体验”融合业态转型升级。推出“农耕文化名片”精品旅游路线，举办海峡两岸稻田彩绘节、稻草艺术嘉年华等农文旅活动，充分激活粮食产业多元价值。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委书记）
原文 ↗近年来，随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等政策密集出台，林业碳汇被纳入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成为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下，林业碳汇项目投资热度不断攀升，既拓宽了林业融资渠道，也激发了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潜力。然而，热潮之下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也逐渐显现，亟待系统破解。
当前，林业碳汇从生态优势到经济收益的转化面临三重现实难题。这些问题既体现制度支撑体系尚不完善，也反映社会基础保障相对薄弱，更受到林农参与动力明显不足的制约。
制度层面的结构性障碍制约发展进程。首先，权益界定存在法律盲区，林业碳汇产权缺乏明确法律界定，导致项目在审批、备案及收益分配等环节容易运行不畅，甚至部分项目因责任主体不清而陷入停滞。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顶层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已正式出台，明确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旨在为包括碳汇在内的自然资源资产提供上位法依据。然而，在具体落地层面，权属争议仍是当前项目落地的主要堵点之一，各地正在通过发放地方碳票等方式进行权益确认的探索。其次，地方碳票与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体系在核算口径上不一致，各地碳票在准入条件、交易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缺乏跨区域互认机制。这一点在地方政策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在2025年一份公开答复中明确表示，将“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三地互认”，这从侧面反映了建立跨省互认机制的现实必要性与紧迫性。最后，尽管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但行业参与度仍然有限，交易主体偏少，林业碳汇交易多依赖国有企业履责性购买，难以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破解之道同样依赖于政策设计与驱动。以福建省为例，其通过《福建省深化林业碳汇交易行动方案（试行）》等政策，创新开发本地林业碳汇（FFCER）产品并允许用于配额履约，以此激活市场。随着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市场重启，林业碳汇项目数量虽有所增长，但与钢铁、水泥等高排放行业需求相比，供给规模和交易频次仍显不足，反映出多元化、可持续市场需求仍需大力培育。
社会基础薄弱构成深层制约。社会基础薄弱不仅体现在资源匮乏，更在于协同之困。首先，专业力量缺失是关键短板，基层林业部门普遍缺乏碳汇专业人才，在项目设计、监测核证等关键环节难以提供有效支持，涉林企业面临人才瓶颈，林农群体也因认知有限而参与能力不足。其次，组织效能不足表现在碳汇项目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导致职责不清、合力不足。最后，融资工具欠缺进一步制约了项目可持续发展，财政投入仍以造林补贴为主，对后期运营和交易支持不足，碳汇金融产品供给有限，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项目普遍呈现“前期热、后期冷”的局面。政策性银行虽已设立专项信贷额度，重点支持全周期碳汇林建设，但基层项目仍普遍面临“贷款门槛高、周期长、回报慢”的融资困境。
多重顾虑深刻影响林农参与基础。生态价值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广大林农的积极参与，而当前存在的多重顾虑影响了林农的积极性。首先，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使林农缺乏议价能力和稳定收益预期，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长期参与顾虑。2025年以来，林业碳汇成交价格虽温和上行，但单日涨跌幅仍偏大，价格剧烈波动加剧林农对收益稳定性的担忧。其次，林农生计多依赖短期收益，而碳汇项目收益周期长，加之收益分配机制复杂，处于价值链末端的林农难以分享交易环节增值收益。最后，部分服务机构行为不规范，利用信息不对称签订不平等合同，直接损害林农权益。合同条款显失公平，进一步放大了林农的观望情绪。
面对上述三重结构性困境，亟须构建“制度供给——内生动能——主体激励”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支撑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权属与交易堵点，以能力建设筑牢人才与组织根基，并以精准激励激活林农参与动力，才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与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强化制度供给，构建清晰稳定的市场框架。首先，完善法律框架与标准体系是当务之急，核心在于明确权属关系，清晰界定林地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与碳汇收益权的法律边界，推动“碳汇收益权证”成为独立于林地经营权的标准化金融资产，实现可抵押、可交易。其次，应当推进跨区域政策衔接，建立全国或区域互认的碳票准入、核算与交易标准，破除市场壁垒，并通过建立方法学动态优化机制增强其科学性与国际规则兼容性。同时，探索与国际自愿减排市场接轨，推动中国林业碳汇方法学获得国际认可，实现“一张碳票卖全球”。此外，还要将遥感与AI技术融合应用，使碳汇监测效率与精度同步提升，为区域互认奠定技术基础。最后，构建多层次市场体系也至关重要。供给端需建立全流程扶持机制，简化登记流程，探索“政府信用背书+企业专业运营”联合开发模式，需求端要通过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建立碳普惠机制激活多元购买力，交易端重点推动地方碳票跨区域互认，试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促进碳汇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试点“碳普惠+林业碳汇”，接入公众日常支付平台，激活个人购买需求。
培育内生动能，筑牢人才组织与资金基础。首先，构建多层级人才培育体系是基础性工作，要推动政校企协同培养复合型人才，强化行业协会专项培训职能，针对林农群体实施差异化、通俗化技能普及，通过“碳汇技术员下乡”“带头人示范”等举措，推动其从“被动卷入”转向“主动经营”。其次，健全协同高效的组织治理体系同样不可或缺，需要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搭建统一信息平台破除数据孤岛，制定林业碳汇服务行业标准，重点扶持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提升其整合资源和主导项目开发的能力，确保林农在利益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最后，创新多元化资金支持模式是另一重要方向，推动财政投入从“重造林”向“全周期扶持”转变，设立后期运营、监测与交易专项基金，大力发展“碳汇贷”“碳汇质押”等绿色金融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动力。
完善主体激励，摆脱林农参与激励困境。首先，创新认知普及方式是基础环节，要推动知识传递从“宏观宣传”向“微观感知”转变，运用数字化手段制作“乡音土话”短视频，开发“碳汇收益计算器”小程序，让林农直观理解碳汇价值，彻底打破认知壁垒。其次，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是重要保障，推广碳汇林专属保险覆盖自然风险，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并推行“长期订单+保底收购”应对市场风险，运用“再保险+期货”工具对冲价格波动。目前，已有部分省份推出“碳汇林价格保险”，并设立省级价格调节基金，当市场价低于约定水平时启动收购，为林农收益托底。最后，优化收益分配与金融支持是核心环节，要创新“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实现林农“今天种树、明天到账”，发展“碳汇+林下经济”复合模式，确保短期收入，鼓励林地经营权入股分红，建立透明收益公示制度，保障林农共享碳汇增值收益。同时，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建立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统一生成、省级平台备案的“收益二维码”，手机扫码实时查看交易金额与分红比例，确保“阳光分红”。
原文 ↗在全球气候治理向“净零”乃至“净负”排放迈进的大背景下，一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生态与经济协同共生的岛屿发展模式——负碳岛屿，正从理念走向实践。它特指那些通过系统部署可再生能源、全面推行电气化与循环经济，并尤其注重保护与修复红树林、海草床、盐沼等滨海蓝碳生态系统，从而使其每年从大气中移除的二氧化碳量大于其自身排放量的岛屿。负碳岛屿不仅是技术可行的气候解决方案，更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动实验场，其核心挑战与前沿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当前，我国海岛发展正从资源消耗转向生态增值，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仍面临产权、市场与协同治理等多重制度瓶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推进海域海岛开发利用，加强重点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以蓝碳为核心的负碳岛屿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探索负碳岛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化路径，已成为响应海洋强国战略的紧迫议题。
产权立体化夯实制度基础。清晰的产权界定是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的前置条件。2024年发布的《零碳岛屿评价标准》，为项目认证提供了系统性技术规范。珠海经济特区率先探索的“点状供岛”与“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制度，已通过2025年出台的《珠海经济特区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海岛发展条例》得以正式确立。作为全国首部聚焦海岛发展的地方性综合法规，该条例将传统海域的“平面使用权”拓展为可分层设立的“立体空间权”，为红树林、贝类藻礁、海草床等不同深度的碳汇资源创设了可分割、可交易、可融资的独立权益单元。这一制度创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体系相衔接，为全国性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与此同时，浙江省象山县亦在全省首创了水面、水体、海床、底土“四权合一”的立体分层确权管理办法，进一步丰富了海域立体产权的地方实践范本。
交易市场化激活价值枢纽。在清晰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交易机制成为价值实现的核心枢纽。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于2023年9月完成的全国首单红树林保护碳汇拍卖，经过92轮激烈竞价，最终以485元/吨的价格成交，溢价率达165%，揭示了蓝碳资产的稀缺性溢价。浙江大陈岛通过“平台核证+公开拍卖”数字化模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供了可规模复制的市场范式。福建“渔票”与山东“海洋碳汇贷”则探索了收益权质押融资，初步打通生态资产资本化路径。然而，当前交易仍面临两大堵点。一是定价机制未能充分反映生态保育的机会成本与风险溢价。二是贷后碳汇绩效审计与信息披露制度缺位，制约了金融风险的精准管控。为此，未来需推广碳汇指数保险等工具，并针对碳汇价格波动或极端气候导致的绩效不达标等风险，设计动态质押率调整、差额补足及再担保等缓释机制。同时，应依托国家政策，构建“监测——核证——风控——披露”四位一体的闭环管理体系，为生态资本的安全流动构筑制度防火墙。
产业生态化重构能源体系。产权明晰后，需通过产业生态化重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山东长岛微电网群为养殖、旅游等零碳产业提供了高可靠供电。浙江三门“光伏+温排水”模式通过立体开发显著提升了单位海域收益。实践表明，蓝碳经济已进入可核算、可交易的规模化阶段。但岛屿绿色转型仍普遍面临“规模不经济”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溢价高、运维损耗大等现实困境。为此，根本出路在于将环境成本内化为经济激励。《杭州市余杭区“善水基金”生态信托管理办法》创立的“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区受益”模式，为构建激励相容的多元融资与成本分担机制提供了范本。未来需着力构建“国家海洋专项资金+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使用者付费”的多元融资体系。其中，“纵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已在江苏等沿海省份的实践中获得政策支撑。如《江苏省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即建立了基于近岸海域水质考核的省对市双向补偿机制。应按照“中央补建设、省级补运营、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建立清晰分摊规则。
基层共治筑牢海岛根基。产业转型需要基层共治作为社会根基，方能破解“协同碎片化”难题。舟山嵊泗以“按碳汇贡献度分配收益”的基层规约，引导渔民转向“质量效益型固碳”，实现增收与生态双赢。青岛灵山岛作为全国首个认证“负碳海岛”，通过“碳积分”机制将居民低碳行为转化为分红权，其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超6亿元，“负碳”品牌显著提升了旅游吸引力。但上述模式面临治理规则法律化不足、收益分配长效性弱等短板。在依法明确海域使用权人作为碳汇项目收益权主体的前提下，探索收益权质押融资需同步解决两大法律障碍。其一，参照知识产权质押规则，明确碳汇收益权的准物权属性，并在不动产登记系统中增设“生态收益权”登记类别。其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推动碳汇收益权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化，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联合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建立统一登记公示系统，确保质押与信托的有效性与对抗效力。信托治理结构需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建立村民议事会决策、专业机构执行、第三方监督的生态信托管理体系，并明确收益分配比例、质押风控、权责边界等操作细则，确保社区共治可持续。
机制长效化实现系统整合。负碳岛屿建设需要从项目驱动转向制度驱动的系统整合。当前亟须在政策协同与激励文化双维度实现深层突破。一是破解政策层面部门目标冲突与预算管理障碍。渔业部门的增产考核与生态环境部门的碳汇管控存在一定的目标背离，且碳汇收益在现行财政体系中缺乏“政府性基金预算”科目，容易导致资金沉淀或使用不透明。根本出路在于推动省级海洋碳汇立法试点，设立“海洋碳汇收益专户”，并将其明确定位为政府性基金预算下的财政专户，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体系，接受同级人大审议与审计监督，实现收益的法定归集、透明分配与绩效审计，并在转移支付中增设“蓝碳保护补偿”因子。二是不能仅靠物质奖励，需将社区信托治理与渔村传统生态文化有机融合。例如，在信托章程中明确将传统禁渔期等文化实践纳入碳汇项目管护要求，赋予其现代生态价值内涵，并通过积分奖励强化文化认同，最终形成“制度保障——市场激励——文化自觉”三位一体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上述正式规则与传统智慧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负碳岛屿建设从外部项目驱动转向内生制度驱动，对全国沿海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范式创新意义，也为国内其他具备类似条件的海岛与沿海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本。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四笔账”的深邃意蕴，正在于它既蕴含着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个体与整体、片面与全面的辩证思维，深刻叩问着政绩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以及以何标准创造业绩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方法论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绝非发展的“减法”，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加法”，是根本大计。算好“四笔账”，实质上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在生态与发展面前，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系统观念，保持历史耐心，强化科学统筹，树立正确政绩观。
通过“算大账”，回答好为谁创造业绩。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利益是“大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已成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来看，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遵循自然规律，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算大账”，说到底就是要站在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上算生态账，不能为一时一地经济发展的“小利”而牺牲民生福祉的“大利”。要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践好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
通过“算长远账”，回答好创造什么样的业绩。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必须锚定建设美丽中国的任务不动摇。“算长远账”，要始终瞄准我们党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重要目标，保持战略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这个进程中，要多做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工作，例如，浙江省建德市投入1500万元对一个小流域进行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后，经核算产生的生态产品总价值高达3453.75万元，这正是“功在长远”的生动体现。不能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绝不能走“竭泽而渔”的老路。要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来谋划保护与发展，为他们守护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基础，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做到“既为当前计，更为长远谋”，实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通过“算整体账”，回答好怎样创造业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水平不尽相同，为美丽中国目标实现，统筹协调各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这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算整体账”，首先要处理好各地区、各部门的“局部”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关系，把地区、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融入党和国家“美丽中国”事业大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其次，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跨区域的生态补偿与协同治理机制。例如，北京市延庆区通过核算生态产品总值（GEP）获得横向生态补偿；浙江省建德市完成了首笔针对小流域的生态产品交易。这些在市县层面的具体实践，正是“算整体账”的扎实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全局看问题、谋发展，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要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对于那些从局部看可行、但从全局看不可行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对于那些从局部看不可行、但从全局看可行甚至必行的事情要义无反顾地做。要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事业中心工作，将责任和担当融入“大棋局”，不能搞本位主义、利己主义，身在局部但要胸怀“国之大者”，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通过“算综合账”，回答好以何标准创造业绩。“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发展形势错综复杂。不可否认，越是形势复杂，经济工作越容易滋生“求快”“求显”的冲动。“算综合账”，强调的就是不简单以GDP论英雄，而是要综合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这就要求建立健全体现生态价值的考核评价体系，例如探索推广GEP核算及应用。数据显示，北京市2024年可比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已达到3731.8亿元，其中延庆区为500.76亿元；江西省上犹县2024年GEP 为594.78亿元。这些量化的生态价值，为“算综合账”提供了科学依据。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真正的实干追求实实在在的发展，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违背规律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坚决不要带水分的GDP，也不能有带污染的GDP；需要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避免片面、孤立地看待问题而导致发展观陷入盲区、政绩观出现偏差，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双碳”为引领，以实干出成绩，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综合调度、协调各方，汇聚磅礴力量推动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其他各方面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总之，生态环境保护算好“四笔账”，是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望得见山水”的生态情怀，更要有“守得住长远”的历史耐心、“谋得定全局”的战略视野和“干得出实绩”的担当作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绿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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