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在富民兴陇全局中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科学的理论逻辑、强大的实践伟力，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美好蓝图中，对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寄予了殷切期望。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富民兴陇全局中谋“三农”、抓“三农”、推“三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担当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做好“三农”工作，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纲”和“魂”，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从中找思路、学方法、增智慧、明责任，不断把真理力量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力量。

爱农为农、重农强农的深厚情怀温润人心。真挚的感情源自深刻的认识，赤诚的初心熔铸矢志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知之深、爱之切”，从梁家河带领乡亲们打井、修淤地坝、修梯田、建沼气池，到河北正定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从福建宁德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到浙江亲自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心系“三农”，倾注大量精力和心血，推动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领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爱农为农的赤子情怀始终不移，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坚定如磐的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实现富民兴陇的愿望更为迫切。我们要悉心体悟、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情怀，始终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让陇原乡亲的生活像花牛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胸怀全局、高屋建瓴的战略考量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时俱进作出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甘肃现代化建设最大的短板在农业农村，最大的潜力也在农业农村。我们要切实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看待“三农”，坚决扛牢重中之重的政治责任，加快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进一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压舱石”。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原则策略指向深远。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在“三农”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针对农业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以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干下去”；针对乡村建设，强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针对农村改革，指出“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释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基本规律、原则要求和工作导向。甘肃作为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最重的省份，还面临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3个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更要统筹好甘肃所能、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把握好进度、力度、效度的最优解，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真正把“振兴画卷”变为“现实美景”。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路径方法科学精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是其中方法论的核心，是破解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从脱贫攻坚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下足绣花功夫”，到产业振兴“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再到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一以贯之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我省的指导意义尤为重大。甘肃地域广阔狭长、气候类型多样、地区差异较大，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要坚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注重分类施策、务求实效，不搞“一刀切”和“盲目攀比”，做到“一村一特色、千村千面貌”的差异化，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系统部署。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立足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对乡村全面振兴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不断推动陇原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

牢记“国之大者”，坚决守牢底线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粮食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近年来，甘肃牢牢守住“两个确保”的底线任务，实现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粮食产量取得历史性突破、达到1309.25万吨；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近两年脱贫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居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前列。我们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着力夯实“三农”基本盘。一方面，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县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一业一策”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管好用好帮扶资产，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和“万企兴万村”行动，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不断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牢防止返贫底线。另一方面，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属地责任，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和撂荒地复垦利用，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着力强基础、稳面积、提单产、增产能，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甘肃贡献。

聚焦“富民产业”，着力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甘肃“积极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近年来，甘肃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实施现代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着力建基地、强龙头，延链条、聚集群，培园区、创品牌，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8个季度居全国前5，特色产业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天水麻辣烫、定西宽粉火爆出圈，“甘味”品牌获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五连冠，2025年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200亿元。我们要充分发挥地理条件和特色资源优势，做好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的“486”文章，高标准建设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一是实施“扩量、提质、延链、增效”四大行动。扩量，就是调优产业发展布局，进一步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零散产业向产业带集中，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体量。提质，就是推进绿色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健全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认证、追溯、检测体系，以过硬品质赢得口碑和市场。延链，就是做足“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加快引育一批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企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增效，就是进一步擦亮“甘味”品牌，推进“甘味出陇”“甘味出海”，强化农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直播等新业态，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二是建设“牛羊菜果薯药粮种”八大产业集群。围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实施一批支撑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好的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牛羊菜药”4个千亿元、“果薯粮”3个500亿元和种业1个300亿元产业集群，重点打造平凉红牛、兰州高原夏菜、定西马铃薯、天水花牛苹果、陇东南中药材、张掖玉米制种等25个集中产业带，力争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三是推进“基础条件提升、设施农业建设、节水农业集成、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体系提升、科技与装备创新”六大工程。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循环农业，完善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农产品加工物流体系建设，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为打造产业韧性强、经营体系强、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竞争能力强的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提供支撑保障。

彰显“美美与共”，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的黄土高原，广袤的草原，茫茫的戈壁，洁白的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面，整个地理形势宛如一柄玉如意。这是对大美甘肃的形象概括，也是陇原乡村的自然底色。近年来，甘肃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开展“5155”乡村建设示范、和美乡村创建及“八改工程”等行动，每年创建一批省级和美乡村，乡村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着力勾画丰富多彩、和谐安宁的陇原“富春山居图”。一是突出“建”，分类推进乡村建设。强化村庄规划引领，接续实施农村“八改工程”，开展村庄清洁、“绿满陇原”等行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进一步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建设村美院净乡风好、兴业民富集体强的“和美乡村”，让平原地区更具田园风光、丘陵山区更具山村风貌、湿地水乡更具诗情画意、高原藏区更具民族风情、传统村落更具生机活力。二是加力“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遵循城乡发展规律，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深入推进以人为本、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强县域行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三是深化“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大力整治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创新开展各类“村字号”文体活动，提升农民精神面貌，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强化“双轮驱动”，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近年来，甘肃强化农业科技赋能，有序推进农村改革，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特别是在制种育种方面，玉米制种、马铃薯原原种、瓜菜花卉对外制种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来自甘肃。我们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一手抓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在全面强化科技兴农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挖掘优异种质资源，开展种业创新攻关，壮大种业阵型企业，提升种业基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制一批玉米、马铃薯、瓜菜花卉等作物新种质，谋划建设河西走廊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加快打造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一手抓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稳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用活用好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格局，真金白银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到乡村建功立业，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当好兴农强农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我们要牢牢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全面提升“三农”工作能力水平。

扛牢优先发展大责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甘肃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助力种业振兴、发展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等特殊使命，我们要扛牢“优先”责任，落实“优先”要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立足特色资源，挖掘更多亮点，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国大局添彩。

提高政策落实穿透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支持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增收的政策含金量更高、针对性更强。我们要把准政策导向，强化机遇意识，深挖政策红利，积极构建执行、检查、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机制，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让党的“三农”政策直达基层、温暖民心。

唱好东西协作山海情。近年来，天津、山东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给予甘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私帮助与大力支持，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我们要心怀感恩，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抓实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助农增收、劳务协作提质“四大行动”，共谱协作帮扶新篇章，携手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

鼓足全面振兴精气神。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我们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进一步提振精气神，以作风促作为、以实干促实效。坚持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重点实事，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以有效管党治党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深刻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新时代伟大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十五五”时期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始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重大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从严治党作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命线。在不同历史阶段，管党治党实践的形态、重点与深度，始终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同频共振，成功构建了政党治理与事业发展协同共进的机制，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生机活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铁的纪律保障根据地生存与战时经济支撑。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而巩固根据地、维系战时经济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依靠。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首要着力点是建立严格的军事与政治纪律，以保障有限的资源高效服务于革命战争。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军民关系的严格规范，到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其核心目的不仅是统一思想，更是为了确保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党的政策准确执行，有效动员各种资源，发展生产，支撑长期战争。同时，严惩贪污浪费、建立统一的财政供给制度，直接保障了根据地经济秩序和军队的物资供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整肃贪腐与强化监督保障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向巩固政权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对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和执政的新考验，管党治党的焦点迅速转移到防止权力腐蚀、保障国家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防止腐化变质行为，更在于为新生的国家经济秩序扫清障碍，确保有限的资本和资源被有效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中。同时，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加强财政审计与监督，旨在遏制侵蚀国家资产的行为，保障计划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制度治党护航市场经济转型与有序发展。改革开放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历史性转变在于，从侧重运动式治理转向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常态化、制度化反腐与监督体系，以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宏观调控制度有效。邓小平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论述，指引了制度治党的方向。《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新规范了党内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主干法规的出台，划定了经济活动中党政干部的行为红线；纪检监察机关的恢复与强化，维护了改革开放的经济秩序，保障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在相对廉洁的环境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全面从严治党护航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变革。面对一度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特别是某些领域利益固化与“塌方式”腐败对改革深化与市场公平的严重阻碍，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与战略定力深入推进，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保驾护航。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生动有力地印证了“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的科学论断，充分展现了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磅礴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遵循

“以有效管党治党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命题，不仅源于厚重的历史实践，更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沃土之中，具有严谨的学理基础与深刻的哲学意蕴。

遵循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原理，以党的自我革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执政能力，直接决定着这一反作用的性质与效果。一个纪律涣散、脱离群众的政党，其政策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必然形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反之，通过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能够以其科学的理论、严明的纪律与优良的作风，制定并执行符合规律、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时代以雷霆之势反腐败、以钉钉子精神改作风，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净化，革除权力运行和体制机制上的积弊，旨在塑造一个权力规范、公平竞争、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与政策体系，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的政治引领与保障。

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解决党内矛盾促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抓住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要害与主要抓手，实质上是对矛盾分析法的科学运用。通过优先着力解决党自身这一关键矛盾，有效牵引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解决，符合“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通过强化监督、严明纪律等手段持续提高政党治理水平，实质是清除政策落实的“中梗阻”，从而聚焦于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和保障社会革命的内在统一。

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体性，以党的先进性保障发展的人民性方向。党的先进性必须在持续严格的管党治党实践中予以保持。有效管党治党，特别是严明纪律规矩、坚决惩治腐败，其深层学理在于维护党的先锋队性质，防止党内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与生产力解放发展。管党治党的严格程度，直接关系党能否站稳人民立场、有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深刻体现了历史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必须通过持续自我革新以保持其领导的事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契合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规律，以党建制度化成果固化并护航发展实践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自身建设，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两大实践。发展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往往能在党的建设状况中找到表征，这要求党必须根据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将新认识转化为制度化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保障。将管党治党的有效经验制度化，构建系统完备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实质是把对“党的领导与发展保障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固化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规则约束，既防范权力滥用对发展环境的破坏，又保障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能够不折不扣、一以贯之地执行，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实践创新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与政治护航。

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甚至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唯有以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全面从严治党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方能凝聚起抵御风险、闯关夺隘的磅礴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最为稳固的战略支撑。

应对国际变局与外部打压遏制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多，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这艘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做到令行禁止，将党中央应对国际变局的战略决策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全国上下一致的行动。

破解国内深层次矛盾与推动发展提质增效的内在需要。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坚决清除高质量发展航道上的淤塞和暗礁，营造权力规范、公平竞争、清正廉洁的发展环境，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与巩固长期执政根基的长远之计。无论是应对国际变局还是破解国内深层次矛盾，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作为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正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治本之策。它通过构建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严密的管党治党体系，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化规范化。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将“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科学论断转化为“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关键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与发展胜势。

把稳发展航向，保障科学规划与战略执行。“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写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首要功能，正是通过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一致。一个“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能够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贯穿规划编制与政策落实全过程，有效防止政出多门与执行偏差，确保国家发展的“大蓝图”精准转化为步调一致的“施工图”。

激发奋进动能，保障重大任务攻坚与力量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谋划发展”，更须“狠抓落实”。通过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管厚爱结合，有效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与整体活力，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党的各级组织都坚强有力、全体党员都奋发有为时，党所蕴含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便能高效转化为完成重大战略任务的现实推动力。

筑牢干事基石，保障担当作为与民心凝聚。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作风建设的成效，直接关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关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信任信赖。新时代以来，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我们党以徙木立信之举推动了风气之变。要锲而不舍纠治“四风”、树立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党政机关转变职能、提升效能。

以体系化的环境净化力清淤除障，保障公平竞争与市场活力。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通过制度性反腐，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潜规则。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提供了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创新者凭才智获利，为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最强劲的社会创新活力。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做好经济工作强调，“落实中需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深刻指出，“因地制宜，本质是实事求是”。这一重要要求凸显了将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转化为生动实践必须坚持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因地制宜”一词，出自东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顾名思义，因地制宜是人们为着特定的目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事情的具体情况，制定与这些具体情况相适宜的办法。这一朴素而深刻的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强调因地制宜，针对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突出的是策略的灵活性，核心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所在地工作实际，制定和实施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策略，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汇聚成改革的巨大动力。

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我们强调因地制宜，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展其长，是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确保各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举措落地见效为特定目标。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全局、把握的是大势、体现的是方向、谋划的是根本，真正让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必须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不能刻舟求剑、拿一个模子去套。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地区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这决定了各地区在发展中不能脱离自身实际简单套用单一发展路径。这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在抓落实的过程中，既坚决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向、目标、原则办事，做到不折不扣、坚定不移；又自觉结合实际、主动作为，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做到积势蓄势谋势、各有千秋。

启程“十五五”，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发展形势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要向实践追问、靠调查研究。各地基础有别、条件各异，抓落实、定政策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找准自身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找准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坚持战略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落实举措，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因地制宜，也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的试金石。发展新质生产力盲目追风口、搞生态环保脱离实际蛮干等，不能说是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因地制宜；思想上一味琢磨一地一域的矛盾特殊性，眼里只有一时一事的策略灵活性，甚至拿着“因地制宜”的幌子为“自行其是、搞本位主义”开绿灯，也不能说是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因地制宜。“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注重实际、实事求是都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要求，都是办成事、办好事的重要方法论，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招高招。领导干部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强，自觉在思想改造中提纯党性、在组织生活中锤炼党性、在行使权力中检验党性、在崇德修身中涵养党性、在担当作为中彰显党性，各地区发展就能够准确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强化主体功能，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找准切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秉持因地制宜的智慧，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处理好全局和一域，把握好分工和合作，协调好抢位和错位，才能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在新征程上交出新的优异答卷。

重要言论

稳定粮油生产，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和品质提升。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提升多元化食物供给能力。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耕地红线，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自觉按规律办事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这是精准判断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自觉按规律办事就是按照蓝图规划要求，深刻把握经济发展运行规律，自觉自然地遵循经济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按规律办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可以被人所认识和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按规律办事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尊重规律则事业兴，违背规律则必然出现曲折和问题。马克思指出，“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句话深刻阐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客观经济规律，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仅实现形式会随生产方式变化而不同。

按规律办事，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这些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经济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就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守，也是对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的深刻总结。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按规律办事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题，而是必须做好的必答题；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贯穿始终的根本要求。只有真正尊重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才能在复杂局面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风险挑战中把握历史主动，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找准不能自觉按规律办事的原因

自觉按规律办事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在具体工作中经常看到不按规律办事，或者是不能自觉地按规律办事，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出现曲折，影响经济发展的机遇与实效。所以，中央强调自觉按规律办事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针对性。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不想为”的懒政思维。有的同志把规律当作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总想着“抄近道”“走捷径”；有的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滋生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认为“老办法”可以解决新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少数干部存在懒政思维，习惯拍脑袋决策，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这种现象，表面上看是工作方法问题，实质上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的表现。忽视和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任性作为，比消极无为危害更大，往往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找不着”的认知挑战。当今世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内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风险交织叠加。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规律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作用机制更加复杂，把握规律的难度显著增加。一些同志感到“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正是这种认知困境的反映。与此同时，信息爆炸时代各种观点纷繁复杂，伪规律、片面规律大行其道，干扰着我们对真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就盲目行动，不仅会浪费宝贵资源，还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不自觉”的行为惯性。“自觉”二字，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点睛之笔。按规律办事，不能停留在口头，不能时有时无，更不能只在顺境中遵循、在压力下放弃，而应当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和行动自觉。然而现实中，一些同志对规律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上升到理性自觉；一些地方在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时，往往被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所干扰，难以一以贯之地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这种“不自觉”状态，使得按规律办事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政策与实效背离。培养按规律办事的高度自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

必须把自觉按规律办事落到实处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切实做到自觉按规律办事，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项需要扎实行动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将尊重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深化学习研究，揭示和认识规律。认识规律是按规律办事的前提。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会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关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重大命题的战略思想，准确把握经济发展中“稳”与“进”、“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要求，洞悉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长远趋势，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保持战略定力，遵循和把握规律。认识规律不易，遵循规律更难。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中主动作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结构性障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遵循区域协调发展规律，根据各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各项工作决策和实践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健全制度保障，保障和运用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最终落实到增进人民福祉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性制度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真正使按规律办事从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升华为制度自觉，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强大动力和可靠保障。

规律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无声而有力，无形而有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以科学态度认识规律，以坚定意志遵循规律，以创新精神运用规律，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中国经济巨轮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破浪前行，不断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篇章。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

从投资于人看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将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初次分配作为社会分配制度体系的基础，主要在市场机制中形成，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促进机会公平，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在初次分配中，企业作为分配主体，将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作为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报酬被压低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并导致一系列经济失衡问题，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业增长速度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消费占GDP比重下降等。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还可能导致劳资矛盾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党中央历来对初次收入分配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初次分配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同步增长。同时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工资增长停滞，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对较低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两类市场垄断。

第一类垄断是产品市场上的垄断。通常，如果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彼此任何一方都不存在着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则该市场类似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企业使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制造产品，并按计算出来的对总产出所增加的贡献向各生产要素支付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获得租金，劳动者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些收益都是对其提供的对生产的贡献的回报，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此时，如果要素市场上也不存在垄断，那么，该市场就不会有长期的正的经济利润。但如果市场存在着大量分散的买方，而卖方只有少数甚至只有一家，那么按照政治经济学分析，卖方就能按超过产品的价值定价。此时，市场表现出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形式，价格暂时向上偏离价值，卖方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类垄断则是来自超大型企业所形成的劳动力买方垄断市场。即使没有出现上述所提到的第一类产品市场上的“卖方垄断”，现实生活中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信息不对称、搜寻成本等因素就会导致所谓的市场“结构性摩擦”。此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性，市场就无法按劳动力的市场贡献来决定报酬，劳动的供方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的需方提供的工资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重视与保护，促进公平竞争，努力培育完全竞争市场，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同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建设，工资减价水平得以不断下降，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也在同步上升，“资强劳弱”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生产与分配的辩证统一。生产决定分配，分配是生产的反映。“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由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

在多种要素参与生产和分配的情况下，一般而言，非劳动生产要素比劳动要素的谈判能力要强，这也是《建议》将劳动者的报酬置于更重要位置的原因。如果在劳资关系中非劳动生产要素占优，即企业的市场力量更强，则劳动者的报酬低于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将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积极性下降。如果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占优，即劳动者的市场力量更强，则可能出现“工资侵蚀利润”影响投资和扩大社会再生产，不利于改进生产技术和促进创新，也无益于劳动者分享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红利。因此，这就要求劳资之间的分配应当求得扩大投资规模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平衡，即在初次分配中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一方面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同时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激励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将各类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建议》强调的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更好地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加大对各种生产资料的不断投资，“投资于物”尽管对经济的总贡献还在增加，但边际贡献客观上是在下降的。当务之急是加大“投资于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实现生产的产值最大化。“投资于人”之要在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只有长期不断地进行包括在校和在职的教育投入，才能培育出技高艺深的人才，实现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产品工艺的创新，通过提升劳动力的边际贡献来弥补可能的其他非劳动力边际贡献的下降，实现生产资料的产值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的初次分配关系，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收入，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让劳动报酬与劳动对生产的贡献相适应，这与改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平衡劳资双方的市场力量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方式提高劳动者收入。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具体的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我们要通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实现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系辽宁大学校长）

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与哲学境界，为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供了价值遵循和行动指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通过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来体现和落实。“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强调了领导干部工作的目标、方向和价值取向，强调了责任担当和宗旨意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始终将老百姓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是一种态度、一种承诺和一种持续的努力过程，关注的是“为什么做”和“怎么做”，是对工作出发点和过程的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真正惠及百姓，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通过办好事实事，对工作成效进行量化，注重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老百姓能够切实感受到变化和实惠。把工作成效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用具体的、可感知的民生改善成效，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把为民情怀转化为惠民行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内省自觉转化为外在实践。

评价政绩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过程中，领导干部要尊重科学、尊重实际，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能盲目决策、急功近利。评价政绩要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干部所做的一切工作，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强调政绩评价既要符合“是否有利于发展”的规律，又要符合“发展为了谁”的目的，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保证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确保工作成果能够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检验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干部的政绩，既要看到经济的发展，又要看到社会的进步；既要关注物质文明的成果，又要重视精神文明的收获。不能仅仅以GDP的增长、项目的数量等单一指标来衡量政绩，而要综合考量各项民生指标的改善情况，如居民收入的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的完善、生态环境的优化等。只有当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提升，人民群众在各个方面都能切实受益，这样的政绩才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领导干部工作做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人民群众的满意，是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政绩的评价内容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不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是数字报表上的虚假增长，而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惠。衡量政绩的“尺子”，不在办公室的报表里，而在老百姓的口碑中；不在上级的文件里，而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政绩的评价方式是“任期显绩”和“历史潜绩”相结合。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既要关注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人民群众在当下就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和好处；又要注重那些对长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潜在政绩。这些政绩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显现，但却能为地区或部门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把握好“任期显绩”与“历史潜绩”的关系，既注重当前工作的推进，又着眼长远发展，真正为老百姓谋福祉、创未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老百姓日常生活琐事，或许微不足道，但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好事实事哪怕很小，却能折射出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即便很琐碎，却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必须用来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为民谋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放在首位，努力创造出经得起时间沉淀、人民认可的实绩。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从近代士人的思想转变看文化主体性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就像梁启超给“过渡相”的总结——“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笃定，到“新旧中西”的缠绕；从“天下一统”的自信，到万国竞存的警醒；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是一场贯穿百年的深刻变革。在西潮冲击与内在嬗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逐渐松动，新的认知框架缓慢构建，士人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转向，也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实际上，这场思想转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认同，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观念革新：破“天下”旧认知，立“革命”新路径

从“天下”到“世界”。近代中国思想转折的一个重点，是“天下观”的崩塌与“世界观”的建立。在传统认知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辐射周边的文化与政治秩序。这种“天下一统”的认知，支撑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使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保持了两千多年的稳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种认知格局。从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开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些士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并非世界的全部，而是“万国”中的一员。康有为试图将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过渡为“世界”，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这一时期认知重构的核心，是“道”的时空化，即过去普适于“天下”的“道”，不再是社会的唯一准则，而成为与西方之“道”并立的区域文化形态。原本“道高于器”的认知，逐渐被“器”的胜负决定“道”的优劣之现实所改写。部分士人因西方坚船利炮的胜利而开始质疑传统的“道”，进而引发对整个思想体系的反思。这种反思不再局限于局部改良，而是触及“天人关系”“社会体制”等根本问题，为后续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从“得君行道”到“革命图存”。近代中国思想的转折可以从“士变”认识。士人作为传统中国的思想引领者，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居于重要地位，其思想与行为的转变，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潮更迭。传统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既“得君行道”，复“觉民行道”，通过“化民成俗”以“澄清天下”，维系着“士治”社会的稳定。在近代变局中，士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士人的上升通道，“四民”（士、农、工、商）社会解体使“士”的阶层身份逐渐模糊；另一方面，西潮冲击改变了士人的思想方式，传统的经史之学被认为难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救亡图存”逐渐成为不少士人的核心诉求。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是“革命”理念的兴起。面对复杂棘手的时代问题，许多改良的尝试似乎难以奏效，原本充满破坏性的“革命”逐渐被视为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手段。从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尝试，到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实践，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浪潮，士人持续向往并推动各方面的革命。这种对革命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相当一些近代士人不再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反而逐渐成为旧体制的批判者和新秩序的探索者。王国维所称的“道出于二”，是这一转向的生动写照：传统之“道”与西方之“道”并存，士人在两者间彷徨求索，最终形成以革命求进步的思想倾向。

治理探索：尝试取代“士治”的新典范构建

近代思想转折的重要表现，是治理范式的转变。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是士人在民间通过教化、宗族、乡约等机制构建“礼治社会”，从而形成“官治”与“民治”互补的“士治”格局，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

在西潮冲击下，对外竞争的压力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国家的责任和功能大幅扩展，传统的“无为而治”难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国家目标外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有效应对外患，就要进行对内的社会改造。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思想，将民众视为需要教育和训导的对象，取代了传统士人“觉民行道”的教化模式；基层治理的改革进一步压缩了民间自治的空间，使传统的“民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思想层面的范式转换，体现在“公”“私”观念的重构。传统的“公”以“道”为核心，由士人主导的民间公益事业构成“公领域”的重要部分；而近代的“公”则以“国家”为核心，国家利益成为最高准则。治理范式的转变导致传统的“礼治”逐渐让位于“法治”，但由于缺少大众公认的价值基础，近代的法治体系面临重重困难。在此范式转换过程中出现频繁的思想交锋，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在探索新治理形式中的迷茫与求索。

价值重塑：文化认同焦虑与传统的“新生”

在万国竞存的时代，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救亡图存的关键。但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而过度西化又会导致文化认同的失落，使国家失去精神根基。这种张力在思想界表现为一系列的激烈论战。清季的“保国”与“保教”之争，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与“保存国粹”派之争，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争，核心都是如何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一部分读书人将传统视为落后的根源，另一部分读书人则尝试在保存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学习西方。一些主张“中国本位”的人认识到“主体性”的失落，但在想要融入世界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愿驱使下，他们以面向未来的“创造”为口号，并不重视自身的既存文化，导致“中国本位”的愿望表现为“中国无位”的诡论性后果。

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文化和生活样法的传承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成就，不能把近代“出问题”的责任全部推给祖宗。甚至一些当年激烈反传统的当事人也认为，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古意，传统应当也可以“新生”。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傅斯年后来提出，传统固然有问题，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他主张对传统“不应抹杀，而应扩充”。不少人开始领会到，在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的转化中，传统不仅不是负担，反可成为转化的基础。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近代思想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相反相成的辩证融合。

实际上，积累的文明正如“不死”的传统，也在不断地发展、转化、融合。而“改”和“扩充”本身就是一种“复兴”，也有路径可循。文化从来都是积累而汇合的。不仅传统不是走向现代的阻碍，吸纳外在文化还可反哺传统。正如“天下”可以指朝廷统治的区域，却也指向全体的人类社会。从这一点言，中国文化原本带有“世界性”，也可以适应变动的世界而进一步展现其世界性。傅斯年所强调的“扩充”，就是在不放弃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思考传统在新时代如何光大。

当然，一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的大国要实现转身，实不那么简单。回望百年思想历程，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是一场“古今中外”的对话与融合。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认知重构，从向往“革命”到传统“新生”的价值回归，读书人在迷茫中求索，尝试取代“士治”的新治理范式，在思想交锋中前行。这场思想转折不仅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更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底色。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仍能从中汲取智慧——在全球化时代，唯有坚守文化主体性，包容多元文明，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自主，走出一条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朱熹与金门儒学的发展

朱熹在南宋绍兴年间担任过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彼时金门岛隶属于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管辖，朱熹对金门的行政管理、社会教化等事务颇为重视，曾不畏风涛之险亲赴金门岛考察。这次实地探访，让他对金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状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自此，金门成为名副其实的“朱子过化之乡”，朱熹的教化之举，对金门后世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年轻的朱熹考中进士，踏入仕途，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他南下赴任同安县主簿。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下，尽管朱熹怀揣崇高的政治理想，却因时局所限举步维艰，诸多举措难以推行。在此情形下，朱熹转而专注于在同安推行教育事业。在教育领域，朱熹所遇阻力相对较小，且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

朱熹初到同安时，县学因秦桧严禁程颐、程颢之学而长期破败凋零：学舍损毁严重，少量仅存的藏书虫蛀霉变、残缺不全；学子们无经可读，每日清晨入学后不到中午便四散离去，终日懒散懈怠，沾染不少不良习气。他们不研读儒家经传原文，只知拿近时科举中选的模范程文背诵模仿，潜心揣摩应试技巧，一心期盼借此博取功名、跻身仕途，全然不知科举之外还有更为根本的儒学义理。朱熹对这种教化衰败的景象深感忧虑，决心整顿同安儒学教育，重塑文化教化的正确路径。自主管学务之日起，他接连发布《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明确县学的办学宗旨与核心纲领；随后又制定详细的学校规制，完善讲论问难的教学方法。在朱熹的悉心经营下，同安县学迅速步入正轨，学子们的求学方向与目标也逐渐趋向端正。他发展了“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理念，成为南宋以来儒学教化的鲜明旗帜，影响深远。

从南宋至清代，金门在行政上始终隶属于同安县，朱熹在主簿任期内推行的儒学教化，自然也覆盖金门地区，金门民众亦一直以蒙受朱熹“过化”之泽为荣。如今前往金门考察，仍能在多处见到“紫阳过化”“海滨邹鲁”等石刻、碑铭、楹联与题词，这些遗存皆是当年教化成效的生动见证。

朱熹曾冒着风浪之险亲赴金门，与当地父老、学子研讨学问、开坛讲学，还专程拜谒金门的先贤胜迹。现今金门的牧马王（陈渊）祠中，仍留存着朱熹当年题写的诗句：“此日观风海上驰，殷勤父老远追随。野饶稻黍输王赋，地接扶桑拥帝基。云树葱茏神女室，岗峦连抱圣侯祠。黄昏更上灵山望，四际天光醮碧漪。”

朱熹在金门的讲学与教化，极大地激发了当地民众的向学之心，推动金门的文化教育持续发展，民风习俗也逐渐趋向儒学化。金门的文献记载显示，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士人，无不深切感念朱熹对金门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的开创之功。如林焜熿在《金门志》中引用《沧海琐录》所言：“朱子主邑簿，采风岛上，以礼导民，浯既被化，因立书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户诵，优游正义，涵泳圣经，则风俗一丕变也。”

金门地处闽南海上，按常理而言，这类交通不便的边陲地带，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本应落后于内陆核心区域，甚至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金门却是一个特例：千年来，金门民众一代又一代秉承朱熹的“过化”精神，既勤耕不辍，又笃志向学，着力淳化社会风气，使得当地文化教育实现了后来居上的发展。朱熹亲临金门的历史佳话，给金门地方文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现今金门最重要的书院——浯江书院，便独具特色。与一般书院不同，它专门奉祀朱子一位儒者，内设朱子祠，既不供奉宋代其他四位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也不依托文昌帝君。在金门千年的文化教育历程中，朱熹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了神圣的精神丰碑。

金门岛内秉承朱熹“过化”精神的重教风气，在当地历代士绅和官府的共同努力之下，代代相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金门士人中，不乏热心推进儒学教育之人。例如，明代万历年间的举人、进士蔡复一（字敬夫，号元履），不仅自身深耕朱子之学，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多有建树。他在《重修同安县儒学碑记》中写道：“昆仑之水汇东南海，故道脉溯洙泗而演闽天也。朱子航濂、洛，达洙、泗，学李延平。而公之为教，实自同安始，则同之庙学，其兴废盛衰，常望乎天下。数百年修举之故，籍能征之。”《金门县志》记载蔡复一“师儒以道教人，邑父兄常客之。不及以事即致力庙泮之功，于地盖亲矣。然事则有司职之，而师亦曰非吾事也，吾受成焉耳。为父兄者职其事，而不能数亲以师之，亲而不敢使治其事，而代父兄治者，视父兄与师则俱有间矣。虽主其事而心益客之。此修庙泮之功，能年而不能世也。在郡国以固然，独吾邑庠今役其功最巨而可永”。由此可见，他立志继承朱熹之志、大兴教化与重学之风的良苦用心。像蔡复一这样致力于推广儒学教育的士人，在金门并非个例，如黄杰、黄江、张应星、刘廷宪以及清代的张汝瑚等人，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均占有一定地位。

在朱熹的影响下，金门不仅涌现出一批儒学学术人才，在科举领域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金门的文化教育水平已跻身福建省前列，甚至位居全国前列。《金门县志》的编纂者左树燮自豪地写道：“浯岛科第辈出，不独以文章重，诸德业可师者，亦足以示仪型而风后进。自废科举倡新学，金厦相接，风气渐开，不特从前习举业者，多研究新理，即青年子弟入大中小各学校，近亦有数百人。县属幅狭窄，筹款维艰，而小学之设计，已有二十余校，足见文学潮流蒸蒸日上，可大邑比隆矣！”

金门在明清时期仅是同安县下辖的一个行政范围约一百三十平方千米的岛屿，但却在读书求学、科举应试方面展现出强劲实力，这一切都离不开朱熹“过化”的深远影响。因此，在探讨朱熹的历史贡献时，他将儒学向边缘地带推广、推动闽台传统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应该被忽视。

以有效管党治党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深刻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揭示了管党治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新时代伟大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十五五”时期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必须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始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

重大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从严治党作为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命线。在不同历史阶段，管党治党实践的形态、重点与深度，始终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同频共振，成功构建了政党治理与事业发展协同共进的机制，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生机活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铁的纪律保障根据地生存与战时经济支撑。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直接任务是夺取政权，而巩固根据地、维系战时经济则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根本依靠。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首要着力点是建立严格的军事与政治纪律，以保障有限的资源高效服务于革命战争。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军民关系的严格规范，到延安时期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其核心目的不仅是统一思想，更是为了确保土地改革、减租减息等党的政策准确执行，有效动员各种资源，发展生产，支撑长期战争。同时，严惩贪污浪费、建立统一的财政供给制度，直接保障了根据地经济秩序和军队的物资供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整肃贪腐与强化监督保障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起步。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转向巩固政权和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对旧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和执政的新考验，管党治党的焦点迅速转移到防止权力腐蚀、保障国家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防止腐化变质行为，更在于为新生的国家经济秩序扫清障碍，确保有限的资本和资源被有效投入到国民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中。同时，建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加强财政审计与监督，旨在遏制侵蚀国家资产的行为，保障计划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制度治党护航市场经济转型与有序发展。改革开放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历史性转变在于，从侧重运动式治理转向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常态化、制度化反腐与监督体系，以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宏观调控制度有效。邓小平关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论述，指引了制度治党的方向。《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新规范了党内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主干法规的出台，划定了经济活动中党政干部的行为红线；纪检监察机关的恢复与强化，维护了改革开放的经济秩序，保障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在相对廉洁的环境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全面从严治党护航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变革。面对一度存在的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特别是某些领域利益固化与“塌方式”腐败对改革深化与市场公平的严重阻碍，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与战略定力深入推进，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保驾护航。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生动有力地印证了“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的科学论断，充分展现了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磅礴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遵循

“以有效管党治党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命题，不仅源于厚重的历史实践，更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沃土之中，具有严谨的学理基础与深刻的哲学意蕴。

遵循上层建筑能动的反作用原理，以党的自我革命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与执政能力，直接决定着这一反作用的性质与效果。一个纪律涣散、脱离群众的政党，其政策不可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必然形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反之，通过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能够以其科学的理论、严明的纪律与优良的作风，制定并执行符合规律、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路线方针政策。新时代以雷霆之势反腐败、以钉钉子精神改作风，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净化，革除权力运行和体制机制上的积弊，旨在塑造一个权力规范、公平竞争、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与政策体系，从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的政治引领与保障。

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解决党内矛盾促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抓住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要害与主要抓手，实质上是对矛盾分析法的科学运用。通过优先着力解决党自身这一关键矛盾，有效牵引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解决，符合“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通过强化监督、严明纪律等手段持续提高政党治理水平，实质是清除政策落实的“中梗阻”，从而聚焦于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和保障社会革命的内在统一。

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主体性，以党的先进性保障发展的人民性方向。党的先进性必须在持续严格的管党治党实践中予以保持。有效管党治党，特别是严明纪律规矩、坚决惩治腐败，其深层学理在于维护党的先锋队性质，防止党内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与生产力解放发展。管党治党的严格程度，直接关系党能否站稳人民立场、有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深刻体现了历史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必须通过持续自我革新以保持其领导的事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契合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规律，以党建制度化成果固化并护航发展实践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自身建设，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两大实践。发展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往往能在党的建设状况中找到表征，这要求党必须根据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深化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将新认识转化为制度化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保障。将管党治党的有效经验制度化，构建系统完备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实质是把对“党的领导与发展保障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固化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规则约束，既防范权力滥用对发展环境的破坏，又保障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能够不折不扣、一以贯之地执行，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实践创新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预期与政治护航。

应对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甚至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唯有以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全面从严治党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方能凝聚起抵御风险、闯关夺隘的磅礴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最为稳固的战略支撑。

应对国际变局与外部打压遏制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多，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这艘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做到令行禁止，将党中央应对国际变局的战略决策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全国上下一致的行动。

破解国内深层次矛盾与推动发展提质增效的内在需要。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坚决清除高质量发展航道上的淤塞和暗礁，营造权力规范、公平竞争、清正廉洁的发展环境，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与巩固长期执政根基的长远之计。无论是应对国际变局还是破解国内深层次矛盾，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作为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正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治本之策。它通过构建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严密的管党治党体系，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化规范化。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将“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这一科学论断转化为“十五五”时期的生动实践，关键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与发展胜势。

把稳发展航向，保障科学规划与战略执行。“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写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首要功能，正是通过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一致。一个“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能够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不折不扣贯穿规划编制与政策落实全过程，有效防止政出多门与执行偏差，确保国家发展的“大蓝图”精准转化为步调一致的“施工图”。

激发奋进动能，保障重大任务攻坚与力量动员。各级领导干部既要“谋划发展”，更须“狠抓落实”。通过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管厚爱结合，有效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内生动力与整体活力，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党的各级组织都坚强有力、全体党员都奋发有为时，党所蕴含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便能高效转化为完成重大战略任务的现实推动力。

筑牢干事基石，保障担当作为与民心凝聚。作风就是形象，作风就是力量。作风建设的成效，直接关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关乎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信任信赖。新时代以来，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我们党以徙木立信之举推动了风气之变。要锲而不舍纠治“四风”、树立新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持续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党政机关转变职能、提升效能。

以体系化的环境净化力清淤除障，保障公平竞争与市场活力。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通过制度性反腐，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潜规则。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晰，提供了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创新者凭才智获利，为高质量发展扫清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最强劲的社会创新活力。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有效需求在打通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中的作用

提问：章烈 重庆市丰都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其中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等问题。请问，有效需求在打通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方面发挥着哪些作用？

解读：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其中“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是亟待破解的重要问题。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而有效需求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变量，其充沛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循环的顺畅与活力。深入理解有效需求的内涵、把握其不足对经济循环的阻滞机理，并找到系统性提升有效需求的路径，对于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是理解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政府经济政策运作逻辑的基石，指的是在商品经济中，同时具备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在微观层面，有效需求指的是单个消费者或家庭对某种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有效需求。在宏观层面，有效需求指的是整个社会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对全部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它决定了社会的总产出和就业水平。显然，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心理概念，而是必须由现实的货币购买力作为支撑的需求。简单来说，就是“买得起并且愿意买”的需求。因此，构成“有效需求”概念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欲望或意愿，二是购买能力。仅有购买的愿望不是有效需求；仅有支付能力但没有购买欲望也无法构成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现实性与可实现性。有效需求是已经存在的、可以立即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的需求，它不是潜在的、未来的需求，而是当下的即时需求。有效需求的大小直接取决于社会持有的货币总量和支付意愿，而不是主观欲望的强弱。因此它与收入水平、信贷政策、财富分配等因素紧密相关。二是动态性与可塑性。有效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价格、收入、利率、消费者偏好、对未来经济的预期等因素的变化而扩大或缩小。三是结构性。社会总的有效需求是由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有效需求构成的，因此它可能存在结构性失衡。四是有效需求通常指的是一段时期内（如一年）的需求总量，是一个流量，而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存量。

有效需求不足会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时，经济总量短缺的矛盾被经济体系内的结构性替代，少部分高档产品与服务的短缺与大部分普通产品的过剩并存成为常态。因此，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缓解国内大循环卡点堵点的重要途径。

有效需求不足将弱化经济循环动力。从经济循环视角看，消费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环节，既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也是新的再生产循环的起点。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商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导致早期投入的原材料、人工、设备等成本无法收回和补偿，使“生产——消费”再生产循环中断，整个经济系统会失去持续运转的动力。另外，如居民受从众心理影响而出现紧缩型消费行为的跟随现象，那么这种消费预期的转弱会直接导致消费意愿下降，形成“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的恶性循环。

有效需求不足将引致结构性挑战。当前，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受多重因素影响有所波动，部分行业存在产能与需求阶段性匹配不够充分的现象。例如，在一些快速发展领域，产能扩张速度较快，若市场需求增长未能同步跟进，可能出现产能利用率承压的情况。这种供需动态若持续失衡，不仅可能影响行业整体竞争秩序，也可能对相关企业的持续创新投入形成一定压力，进而影响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和居民消费升级，国内供给结构也面临调整压力，部分传统领域供给相对充足，而在一些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方面，供给能力仍有提升空间，这与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之间尚需进一步适配。当前，居民消费意愿正从“有”向“优”转变，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倾斜，因此，供给体系需要改变现有的技术短板、行政垄断等弱势因素，以加快适应这一变化。

有效需求不足会对投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近年来，受需求端动能减弱的影响，我国民间投资增长面临一定压力。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较高，其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就业与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在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环境下，企业可能面临市场开拓难度加大、投资回报预期审慎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扩大投资的意愿与节奏。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行业，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不仅给固定资产投资及相关产业链带来影响，也可能通过信贷、财富效应等渠道对整体经济循环产生传导作用。因此，稳投资特别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需在扩大有效需求、改善市场预期的过程中统筹推进。

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就业与收入环节形成负向循环。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增大，进而影响就业稳定性。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9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受房地产行业转型影响，居民就业与收入预期波动，不确定性上升引发预防性储蓄，降低了居民消费意愿。同时，房价与股价调整形成负向财富效应，也进一步抑制消费能力。

增加有效需求打通国内大循环中的卡点堵点

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矛盾。破解这一难题，不能依赖短期刺激，而需实施系统、协同、长期的战略与政策组合。这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在提升居民收入与消费能力、优化投资结构与效率、破除市场壁垒、推动发展转型等方面协同发力。通过夯实基础、优化环境、激发活力、畅通循环、创造增量，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从根本上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韧性。

提升居民收入与就业水平，夯实增加有效需求的基础。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而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为43%，低于全球60%左右的平均水平。应根据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幅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再分配调节缩小收入差距，从而推动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消费的前提。通过精准施策稳企业保就业，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阶段性社保、税收等减免或返还政策。拓宽居民增收渠道，鼓励和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为就业人员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权益保护机制。

优化消费环境与政策，释放有效需求潜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着力提升居民的可持续消费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等问题。协调各种行政性规定与鼓励消费政策之间的冲突，破除各种消费限制性措施。清理阻碍居民大胆消费的政策与规定，破除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中的制约措施，适当增加法定假期，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减少影响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的限制障碍。

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加大关键基础设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推进新基建布局与传统基建智能化改造。优化投资结构，聚焦新兴产业与绿色转型目标，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绿色产业投资占比。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的体制机制，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各类准入壁垒。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要素流动。着眼于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隐性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更加顺畅流动。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稀缺要素能够顺利按照市场原则进入边际收益最高的国民经济部门，从而创造更高生产率支持有效需求增加。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各级政府部门和创新主体落实党中央要求，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创新生态体系尚不完善，区域间协同机制不健全，尚未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同联动局面，限制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规模、速度和效果。

打破思维惯性，解决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作为一体两面，同样重视、同步推进、同频共振。当前，科技创新中大多普遍沿用“成果——转化”的单向路径，将产业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的下游，科研成果在形成后再进行市场对接，造成转化难、转化慢的情况。应打破思维惯性，大力强化科研与产业的双向互动，既要重视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又要重视产业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特别是产业创新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的方向，为科技创新提供转化载体和应用场景。引导科技工作者解放思想，跳出单向惯性，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主动调整研究内容、主动拥抱市场考验，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双向赋能。

统筹好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并非忽略基础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而是要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基础与应用，着力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同时，基础性、前瞻性研究又可以持续支持应用性研究。对于基础性研究，坚持遵循科学发展逻辑进行选题，统筹兼顾产业需求，加强高质量引领性研究；对于应用性研究，将产业需求作为科研活动中深度融入、协同推进的重要内容，开展创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同时检验提升基础研究。

打破融合壁垒，解决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协同机制问题。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快健全促进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进一步发挥创新融合中的前瞻布局和政策引导作用，强化“政府搭台，科研机构和企业唱戏”，通过抓住关键环节，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使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融合的源头在于供需对接，要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和人工智能、技术经理人撮合等多种方式，着力搭建多层次的供需对接机制。一方面解决好对接广度问题，特别关注和解决有需求、缺渠道的中小企业的对接需求；另一方面解决好对接深度和精准度问题，完善知识产权交易等公开渠道，加强系统性、有组织的面对面对接，引导支持企业提出真需求、解决真问题。融合的效果取决于激发动力，推动高校、科研机构打破以论文、专利为主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成果转化利用的评价激励机制，解决不敢转、不愿转的问题。

充分激发多元主体创新合力，统筹营造促进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吸引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协同创新，从资源竞争转向能力协同，共建共性技术、中试验证、算力中心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强化成果验证、技术熟化、工程放大等成果转化服务供给；共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强化早期投资、拨投联动、科技创新贷等金融支持，健全创新风险分散机制；共建技术经理人队伍，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加强专业、高效、可靠的创新服务力量建设；共建法律、知识产权、技术交易等相关支持体系，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催生一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孵化器、加速器等，形成百花齐放的创新生态，才能滋养出更多创新硕果。

打破固有模式，解决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加快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由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自带应用场景和市场，可以避免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向产业化推进中多环节、长周期、高失败率的弊端；同时，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为科技创新赢得了巨量的资源和空间，已成为推动创新的战略性资源。因此，应打破创新要素大多向高校、科研机构集中的固有模式，将科技创新立足点放在产业优化升级上，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科学家给技术、企业家出产品”等联动模式，实现科技与产业间的良性循环。

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一是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科研项目，与高校、科研机构围绕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研问题、制定科研计划、联合开展攻关，让企业需求成为科技创新的导向。二是支持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平台，以创新模式建设各类校企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加速知识流动与要素聚合，提高协同创新效率。三是支持企业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参与企业研发创新及产业实践中培养研发人才、技术人才和技术转移人才，既解决企业发展人才需求，又解决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生就业需求。

打破地域局限，解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资源统筹问题。统筹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坚持全国一盘棋，不局限于在一地一域完成研发到转化的全过程，而是在全国范围构建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同联动。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找准在全国创新融合体系中的定位与优势，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创新能力共享、要素流动、体系联动，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发展。

充分发挥创新策源地作用。科技创新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进一步强化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创新资源共享扩散，助力全国创新引领发展。同时，完善区域协同机制，建立跨省市、跨地区的利益共享机制，让协同实现多赢，比如在科研资源聚集地建立“研发聚集区”，使其成为服务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科创飞地”，更好发挥各方面的资源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者系北京市房山区委常委、副区长）

在富民兴陇全局中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科学的理论逻辑、强大的实践伟力，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美好蓝图中，对甘肃农业农村现代化寄予了殷切期望。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富民兴陇全局中谋“三农”、抓“三农”、推“三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不断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学思践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担当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做好“三农”工作，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纲”和“魂”，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从中找思路、学方法、增智慧、明责任，不断把真理力量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力量。

爱农为农、重农强农的深厚情怀温润人心。真挚的感情源自深刻的认识，赤诚的初心熔铸矢志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农民“知之深、爱之切”，从梁家河带领乡亲们打井、修淤地坝、修梯田、建沼气池，到河北正定探索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路子；从福建宁德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到浙江亲自谋划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始终心系“三农”，倾注大量精力和心血，推动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领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爱农为农的赤子情怀始终不移，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坚定如磐的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甘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实现富民兴陇的愿望更为迫切。我们要悉心体悟、深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情怀，始终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让陇原乡亲的生活像花牛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胸怀全局、高屋建瓴的战略考量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时俱进作出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作为西部农业大省，甘肃现代化建设最大的短板在农业农村，最大的潜力也在农业农村。我们要切实从政治高度、全局维度看待“三农”，坚决扛牢重中之重的政治责任，加快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进一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压舱石”。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原则策略指向深远。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在“三农”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针对农业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以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干下去”；针对乡村建设，强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针对农村改革，指出“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释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基本规律、原则要求和工作导向。甘肃作为全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最重的省份，还面临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发展3个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更要统筹好甘肃所能、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把握好进度、力度、效度的最优解，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真正把“振兴画卷”变为“现实美景”。

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路径方法科学精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因地制宜、注重实效”是其中方法论的核心，是破解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从脱贫攻坚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下足绣花功夫”，到产业振兴“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再到乡村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一以贯之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我省的指导意义尤为重大。甘肃地域广阔狭长、气候类型多样、地区差异较大，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们要坚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注重分类施策、务求实效，不搞“一刀切”和“盲目攀比”，做到“一村一特色、千村千面貌”的差异化，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

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系统部署。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立足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对乡村全面振兴作出具体安排。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提升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不断推动陇原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

牢记“国之大者”，坚决守牢底线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粮食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近年来，甘肃牢牢守住“两个确保”的底线任务，实现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粮食产量取得历史性突破、达到1309.25万吨；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近两年脱贫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位居中西部地区22个省份前列。我们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着力夯实“三农”基本盘。一方面，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县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一业一策”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管好用好帮扶资产，深化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和“万企兴万村”行动，促进农民工稳岗就业，不断提升“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坚决守牢防止返贫底线。另一方面，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属地责任，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分区分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利用和撂荒地复垦利用，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着力强基础、稳面积、提单产、增产能，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甘肃贡献。

聚焦“富民产业”，着力打造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振兴，要求甘肃“积极发展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近年来，甘肃围绕做好“土特产”文章，实施现代寒旱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着力建基地、强龙头，延链条、聚集群，培园区、创品牌，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8个季度居全国前5，特色产业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天水麻辣烫、定西宽粉火爆出圈，“甘味”品牌获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五连冠，2025年特色农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200亿元。我们要充分发挥地理条件和特色资源优势，做好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的“486”文章，高标准建设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一是实施“扩量、提质、延链、增效”四大行动。扩量，就是调优产业发展布局，进一步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区域集中，零散产业向产业带集中，持续壮大特色产业规模体量。提质，就是推进绿色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健全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认证、追溯、检测体系，以过硬品质赢得口碑和市场。延链，就是做足“农头工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文章，加快引育一批高技术、高成长性、高附加值企业，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增效，就是进一步擦亮“甘味”品牌，推进“甘味出陇”“甘味出海”，强化农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电商直播等新业态，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二是建设“牛羊菜果薯药粮种”八大产业集群。围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实施一批支撑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好的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牛羊菜药”4个千亿元、“果薯粮”3个500亿元和种业1个300亿元产业集群，重点打造平凉红牛、兰州高原夏菜、定西马铃薯、天水花牛苹果、陇东南中药材、张掖玉米制种等25个集中产业带，力争2030年八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8000亿元。三是推进“基础条件提升、设施农业建设、节水农业集成、产业融合发展、经营体系提升、科技与装备创新”六大工程。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循环农业，完善现代产业示范区和农产品加工物流体系建设，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强能，为打造产业韧性强、经营体系强、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竞争能力强的全国现代寒旱特色农业先行基地提供支撑保障。

彰显“美美与共”，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的黄土高原，广袤的草原，茫茫的戈壁，洁白的冰川，构成了一幅雄浑壮丽的画面，整个地理形势宛如一柄玉如意。这是对大美甘肃的形象概括，也是陇原乡村的自然底色。近年来，甘肃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开展“5155”乡村建设示范、和美乡村创建及“八改工程”等行动，每年创建一批省级和美乡村，乡村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着力勾画丰富多彩、和谐安宁的陇原“富春山居图”。一是突出“建”，分类推进乡村建设。强化村庄规划引领，接续实施农村“八改工程”，开展村庄清洁、“绿满陇原”等行动，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进一步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建设村美院净乡风好、兴业民富集体强的“和美乡村”，让平原地区更具田园风光、丘陵山区更具山村风貌、湿地水乡更具诗情画意、高原藏区更具民族风情、传统村落更具生机活力。二是加力“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遵循城乡发展规律，顺应人口流动趋势，深入推进以人为本、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强县域行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三是深化“治”，提升乡村善治水平。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大力整治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创新开展各类“村字号”文体活动，提升农民精神面貌，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强化“双轮驱动”，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靠改革。近年来，甘肃强化农业科技赋能，有序推进农村改革，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持续迸发。特别是在制种育种方面，玉米制种、马铃薯原原种、瓜菜花卉对外制种产量均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来自甘肃。我们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动力、添活力。一手抓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在全面强化科技兴农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挖掘优异种质资源，开展种业创新攻关，壮大种业阵型企业，提升种业基地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制一批玉米、马铃薯、瓜菜花卉等作物新种质，谋划建设河西走廊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加快打造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一手抓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稳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用活用好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加快形成多元投入格局，真金白银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吸引各类人才到乡村建功立业，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当好兴农强农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我们要牢牢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强化狠抓落实的执行力，全面提升“三农”工作能力水平。

扛牢优先发展大责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甘肃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助力种业振兴、发展特色产业、“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等特殊使命，我们要扛牢“优先”责任，落实“优先”要求，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立足特色资源，挖掘更多亮点，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国大局添彩。

提高政策落实穿透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支持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增收的政策含金量更高、针对性更强。我们要把准政策导向，强化机遇意识，深挖政策红利，积极构建执行、检查、反馈的完整工作闭环机制，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让党的“三农”政策直达基层、温暖民心。

唱好东西协作山海情。近年来，天津、山东以及中央定点帮扶单位，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给予甘肃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无私帮助与大力支持，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我们要心怀感恩，继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抓实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集群打造、消费帮扶助农增收、劳务协作提质“四大行动”，共谱协作帮扶新篇章，携手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

鼓足全面振兴精气神。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我们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进一步提振精气神，以作风促作为、以实干促实效。坚持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真正深入群众，真心依靠群众，真情关爱群众，真诚服务群众，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重点实事，让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围绕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的实践逻辑与实现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央一再强调“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战略举措。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实质性突破，形成更适配的供需格局和更具韧性的产业体系与需求体系，关键在于破解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畅通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国民经济整体循环。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在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强大国内市场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从当前的情况看，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并造成供强需弱的结构性失衡。要以深化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释放“中国制造+中国消费”叠加的中国大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国制造”与“中国消费”是中国大市场的两大基本要素。中国大市场既包括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中国制造”；也包括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导的14亿多人口的消费大市场，即“中国消费”。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5年全球第一。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创新市场、投资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消费”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8.3万亿元，是2012年的2.4倍。从潜力看，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美元以上，快速增长的中国消费大市场将成为未来全球关注的重点和中国大市场最大增长点。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在补齐以消费为重点的需求短板。“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是大国经济的一般特征，特别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增强。从现实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24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9.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44.5%，较2023年有所减弱。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的特征比较明显，突出表现在消费的“两个偏低”，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两个偏低”已成为供给与需求循环不畅的掣肘。应当说，内需主导重在拉动居民消费，只有补齐中国消费的突出短板，才能真正建成强大国内市场。

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激活力。与发达国家趋于稳定的消费市场不同，我国14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据测算，居民消费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释放约8000亿元的消费增量。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14个百分点，将释放11.2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若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提升30个百分点，将释放24万亿元的新增消费。这个消费增量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支撑我国经济未来5——10年实现4.5%——5%的增长。

实现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重点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医疗、健康、文化等已成为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重要需求，居民消费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变成为大趋势。补齐中国消费短板，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重在扩大服务消费。

首先，服务消费作为释放需求潜力的“重头戏”，是实现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基础。服务消费成为主导性消费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大趋势，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一个突出亮点。2013年——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39.7%上升至46.1%，全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对消费支出增长贡献率达63%。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进一步提升至46.8%。此外，我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在1万至1.5万美元时，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人均GDP从1万到2万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将稳步提升。

从国际经验看，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到60%——70%后将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仍有10——15个百分点左右的提升空间。预计到2030年，我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超过50%，这是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的基本门槛；到2035年，服务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升到55%——60%，初步接近主要经济体服务消费占比大体稳定的水平。由此，将带来40万亿元左右的新增消费需求。

其次，服务消费的内涵升级正推动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在服务消费比重持续提升的同时，需要关注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内涵特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一是趋向于不断升级的综合型服务消费。以健康消费为例。居民不仅需要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等基础服务，也逐步向健康管理、健康保险、健康法律咨询等一体化综合化服务模式转变。2024年，我国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已超2万亿元，预计到2028年将突破3万亿元。二是倾向于对标国际标准的服务消费。以旅游消费为例，2024年，我国国内旅游人均单次出游花费1024元，而出境游客人均消费达到1829美元，相当于1.3万元人民币。三是转向“产品+AI+服务”的融合型消费。当前，人工智能正快速融入消费场景，推动服务模式向智能化、集成化演进。用人工智能做旅行攻略成为很多年轻人出游的新玩法，“AI+健康”点燃了消费新动能，我国AI健康管理市场规模将超万亿元。

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既能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也能消化供给、促进供给创新、引领产业变革。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3140万辆，比“十三五”末的492万辆增长了5倍多。以市场为依托、以需求为牵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协同创新全面提速，带动上下游数百条产业链协同跃升。未来，随着服务消费的内涵向综合性、国际化、智能化转变，制造业结构竞争力也将实现新的跃升。

最后，以服务贸易破解服务消费领域结构性矛盾是强化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关键路径。随着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增长及其内涵演变，服务消费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养老、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市场缺口较大，从而对服务贸易发展的需求明显增大。202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6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预计到2030年，我国仅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累计将超过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18%左右；到2035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有望达到2.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比重达到20%以上，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以深化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关键是要找到“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益的投资”的契合点。重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投资于人”，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首先，以百万亿“投资于人”着力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投资与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条件。短缺经济阶段，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决定消费，投资决定增长。消费新时代，消费潜力的释放对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新发展阶段，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缺乏消费基础的投资，难以实现内需主导目标。研究表明，1元财政补贴用于稳消费，在城镇的乘数效应可达3以上，在农村高达5以上，而同样的资金用于投资，乘数效应仅为1.06倍。“投资于人”是解决投资与消费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策。初步测算，全面“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包括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造现有城市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我国有条件实现百万亿“投资于人”。2024年，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1.7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87.9万亿元。若将10%——15%的国有非金融企业资产用于投资于人，估计投资规模将达到40万亿——50万亿元。

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国总体上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城镇化仍处于发展中期。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9%。有研究表明，农民向城镇转移成为常住人口后，人均消费将提高30%；在城镇落户后，人均消费将再提高30%。若率先实现3亿农民工市民化，使其消费水平达到城镇居民水平，估计每年将至少增加2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重在补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特别是在农村老龄人口占比明显偏高的情况下，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迫切且重要。这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明显提升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农业工业化带动农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带动农业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等等。

最后，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重点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根本上需要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从实际看，政府投资对促进产业创新、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长期坚持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对扩大消费形成了掣肘。有效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效力，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引致的资源错配。以法治的确定性稳定各类经营主体的发展预期，有针对性地解决行政执法中“一刀切”“以罚代管”等问题，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激发地方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投资于人等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中央与地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合力。同时，与“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相适应，更好发挥政府在调整国民经济收入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争取到2030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升至65%——70%；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比值提升到50%左右，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由4亿人增长到6亿人。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多举措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大力提振消费、增强消费能力，关键在于让城乡居民的“钱袋子”更鼓，对未来收入增长更有信心。“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2189元提高到2024年的41314元，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居民就业增收持续承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刻不容缓。必须全方位拓宽居民增收渠道，确保居民有多元、稳定且可持续的收入来源，稳定收入预期，解决“有钱花”和“敢花钱”的问题，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工资性收入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50%，是多数个人及其家庭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业是居民获得工资性收入的“主渠道”，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就业扩容提质，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审慎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冲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促进更多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推动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苦脏险累岗位倾斜。优化个人所得税抵扣政策，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经营性收入是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净收益。我国在营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超过2亿户，数量约占经营主体的95%。对于大量个体工商户、小微业主、自由职业者而言，经营性收入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融资支持、权益保护等政策，降低综合税费负担和融资成本，规范行政监管与执法，保障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因地制宜发展庭院经济、林下经济、民宿经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村居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

财产性收入是按要素分配制度在居民收入层面的具体体现。当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10%，远低于欧美国家20%的水平，增长潜力较大。要推动居民财富配置从房地产向多元化金融资产转变，支持城乡居民通过股权、债券等资本市场工具获得股息、利息、租金等财产性收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持续放宽对养老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权益投资比例的限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让更多居民从资本市场获得收入。探索农村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积极盘活利用闲置的农房、土地等“沉睡”资产，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再分配效应，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提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财政支出力度，推动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更好发挥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核心特质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置于促进消费投资、实现供需高水平良性互动的关键位置。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9.5万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67%，消费市场体量庞大且升级趋势显著。在此背景下，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核心特质在于品质可靠、体验优良、精准适配、绿色智能，绝非“高端高价”的简单等同。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既是破解“供需错配”、释放内需潜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战略支撑。

消费品供给要实现“可用”到“好用”的品质跃迁。聚焦实物消费升级需求，以技术创新为驱动、标准提升为基础、品牌建设为引领，贯穿各类消费场景，构成消费市场稳定扩容的基本盘。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质量跃升，形成“产业升级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增长支撑消费扩容、消费升级牵引产业再升级”的良性循环。随着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的深入实施，优质实物供给呈现多点突破、体系化拓展态势，各品类优质消费品加速迭代，精准适配居民多元化品质需求，成为实物消费升级的核心载体。

具体来看，优质消费品供给需在多领域形成突破：绿色智能家电与家居产品精准契合居住品质提升需求，更牵引产业链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一级能效家电、智能扫地机器人、全屋智能系统等产品加速普及；中高端汽车与多元化出行装备领域，消费需求从“代步工具”向“移动空间”延伸，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高品质二手车、户外露营装备等精准对接出行升级与休闲需求；高品质食品与日用消费品借品牌重塑与文创赋能激活传统产业活力，契合“国潮”热潮，“同线同标同质”食品、有机农产品、非遗老字号文创产品等，以更高质量标准响应健康、安全与文化归属诉求；智能穿戴与前沿数字产品将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融入生活场景，高性能智能手机、VR／AR设备、健康监测手环等成为科技落地的重要载体；适老化与育儿友好型产品直击“一老一小”民生痛点，适老化智能手环、安全卫浴设备、高标准婴幼儿产品等，彰显优质供给的民生温度与普惠导向。

服务供给要实现从“有没有”到“优不优”的体验升级。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优质服务供给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业态融合为路径，覆盖生活性、生产性及公共服务领域，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场景创新、效率提升与内容精细化，释放潜在消费力、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优质服务供给正朝着多元化、专业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以高品质体验夯实消费增长主引擎作用。

通常而言，优质服务供给体至少涵盖以下领域：健康、养老、育幼服务领域加速构建体系化供给格局，高端精准体检、互联网医院、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普惠托育机构等探索医养康养一体化路径，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非遗研学旅游、冰雪度假、沉浸式文旅演艺等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高品质家政与便民社区服务借鉴个性化模式，通过技能培训与标准化建设提质扩容，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数字化与高技术赋能服务依托技术突破时空限制，在线教育、远程办公、云计算服务等适配灵活就业与终身学习趋势，大幅提升服务效率；高端商务与专业服务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供软性支撑，高质量法律咨询、财务审计、知识产权运营等成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关键纽带。

推动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落地，关键要规避认知与实践偏差。应立足我国国情，紧扣阶段性、区域性、规律性和匹配性要求，杜绝“优质即高端高价”“同质化复制”“重商品轻服务”“脱离需求导向”等偏差，实现供给与需求动态适配，让优质供给贴合民生与发展实际。立足阶段性要求，规避“优质即高端”偏差，警惕盲目布局高端业态导致的供需脱节，既兼顾引领性与普惠性，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品质需求，也增加普惠性高性价比供给，让优质供给覆盖全群体。兼顾区域性差异，杜绝城乡同质化供给偏差，城市侧重高端智能商品与体验式服务，农村则强化耐用消费品、基础生活服务及物流供给，破解优质服务短缺等痛点，让优质供给惠及全域。遵循发展规律，纠正“重商品轻服务”偏差，同步提升服务品质，聚焦文旅、健康、育幼等领域丰富供给，避免忽视服务升级的偏差。突出供需匹配性，破解脱离需求导向误区，依托大数据精准研判需求，推动供给从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与良性循环。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决策矩阵：现代作战指挥的重要工具

现代战场瞬息万变，战场态势复杂交织，作战力量更加多元，作战行动愈加多样，对指挥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决策矩阵这一现代作战指挥重要工具，能够帮助指挥员迅速找到作战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确定指挥决策关注的重点，不断优化决策，最终达成作战的最优效费比。

适应现代作战需求

决策矩阵是着眼应对现代作战战场变化快、战机转瞬即逝的特点，聚焦决策中的重要问题以及指挥上的关注重点，建立符合指挥员指挥决策特点的“私人定制”系列指挥表格。

有利于应对迅即多变战场态势。随着现代作战向着无人化、智能化、极速化方向发展，现代作战指挥决策窗口被极致压缩，战情变化迅速，采取传统“树状”指挥模式，一步一动难以应对现代作战快、精、准的要求。为此，需要运用决策矩阵，将决策的重点内容表象化，可清晰反映各级指挥员的作战意图、作战目的以及重点打击目标、指挥关注的重要节点等。下级指挥人员能够围绕决策矩阵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保障需求、关键信息需求等，通过信息实时共享、网络交融，在战情复杂、变化急剧的现代战场上占得先机。

有利于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现代战争无战不联、无联不胜，作战领域不仅涉及陆、海、空、天等传统领域，还涉及网电、认知、信息、智能等新兴作战领域，涉及军兵种多。急需一种通用化的图、表、模型来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通过对现代作战问题进行分解，着眼不同作战样式，围绕作战准备、作战实施、作战结束的过程，找出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立体打击、综合保障等不同作战行动中的内在联系。将指挥关注的重点、作战主要方向、主要目标等问题进行解构，建立诸多简单的子问题集。根据各子问题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进行“优先级”排列，结合优先级排序的高低，找出关键性节点问题，进而围绕关键性节点问题建立决策矩阵。

有利于形成共同指挥决策认知。现代战争正逐步由以信息网络为中心向以认知决策为中心转变，实施运用决策矩阵的前提就是上下级指挥员间形成共同的作战认知，基于认知同频形成决策共振。通过图表化的决策矩阵，指挥员对作战中核心任务的描述、具体目标有一个直观印象，进而分析遂行任务的重点以及存在的风险点。通过对任务限制条件、关键假设、相关风险等的具体思考，提出可操作性预防措施；围绕作战筹划、战场机动、作战实施等阶段，区分敌、我、地、社、电等方面，形成信息互享等机制，通过信息交互更加利于作战共同认知。

有利于适应智能作战形态演进。未来智能化战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将成为主流，无人装备将逐步担当“主角”，有人作战力量将逐步居于“后台”。这也要求指挥员不仅能够指挥有人作战部队，也能够指挥无人机甲战队。决策矩阵通过采取标准化方式，利用清单列表，统一数据格式，进而采集标准化海量数据，通过算法、算力、通信网络加持，构建以人机协作方式统一部署有人无人作战力量、指挥作战行动的指挥大脑。

主要组成及功能

决策矩阵是基于几个标准条件，围绕风险性较大的问题进行分析的重要手段，是由诸多子矩阵构成的矩阵列。因指挥员指挥习惯以及作战行动不同，通常采取“1+N”的模式构建矩阵列，其中“1”为关键决策矩阵，“N”为辅助决策矩阵列，“N”根据分析问题的复杂程度而定，其通常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

关键决策矩阵。将影响定下决策的重要问题作为纵轴，将相应条件因子作为横轴，建立矩阵表，明确各个条件因子的损益值，并结合概率进行评估，最终得出决策值，决策值最高者即为最优决策。比如，在筹划作战时，指挥员主要是围绕上级作战企图、当面敌情态势、友邻配备情况以及战场环境因素等综合确定己方作战决心。这就可以作为关键决策矩阵的纵轴。横纵的条件因子可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来确定，如主攻方向进展顺利、主要打击目标毁伤程度等，并运用德尔菲法为纵轴、横轴的重要问题及条件因子分别赋予权重值，最后由纵轴×横轴×概率对每个单元格进行打分，得出每个问题的最终分值，进而展开决策。

辅助决策阵列。就是对关键决策矩阵中的每一个问题进行再分解，变成若干子问题构成的矩阵，其作用就是在关键矩阵的框架内，对关键性问题进行分析确定出最优解。对于打击目标，可以按照目标类别、打击方式、消耗弹量、毁伤概率等构建相应矩阵。在目标类别上，可以区分面状、点状、线状等目标；在打击方式上，又可以区分为精确打击、概略饱和打击等方式；在消耗弹药上，结合演训需求以及不同弹药来确定消耗弹药配比；在毁伤概率上，可根据经验数值以及打击方式综合确定。

矩阵基本要素。每个矩阵通常由重要问题、条件因子、概率以及损益值四个基本要素组成。重要问题，是指可能影响决策后果的各种客观外界情况或自然状态，一般为非己方内部可控的因素，在矩阵上通常为纵轴呈现，根据不可控的程度确定相应的权重值。条件因子，是指决策者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一般是己方可控的因素，在矩阵上通常为横轴呈现，根据其影响的高、中、低程度赋予相应权重值。概率，就是指各种重要问题对决策影响的概率，是决策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损益值，即在重要问题上选取某种条件因子所得结果的值，即对各单元格权重值及概率相乘所得的值，是最终确定决策的重要参考。

运用场景与方式

决策矩阵是将现代作战复杂问题简单化、流程化、标准化、数理化的重要方式。因为是以“1+N”的模式构建，所以作战问题运用场景及复杂程度不同，其组成也不同，是一个兼具灵活性与通用性的现代化指挥决策工具。

单一关键矩阵运用。通常为执行较为简单的战术级任务使用。如对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重要目标防空作战等，通常只运用关键决策矩阵。对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时，要根据上级明确的毁伤程度，围绕精确毁歼还是概略毁伤来确定条件因子。在战场环境因素中，要围绕云、雾、雨、风等对火力打击可能造成的影响来确定条件因子，进而将这一简单运用场景问题具体化，来确定最终如何打、用什么兵器打等核心问题。

多个辅助阵列运用。通常为某一作战要素研究其要素重要问题时运用。比如，侦察情报问题、网链通联问题、后装保障问题等。这些要素通常在本级指挥员的决心意图下行动，受上级、敌情、友邻影响较小，但行动空间大、影响因子多，单一矩阵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通过构建多个辅助阵列加以分析研究。如研究侦察情报问题，受情报获取、筛选分发以及情报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等多个问题影响，每个问题又受一些客观因素制约。再如，情报获取受情报力量配置位置、传感器分辨率、数据传输效率等因子影响，需要要素工作人员根据本级指挥员的需求对侦察情报问题进行逐级分析，最终确定侦察配系。

决策矩阵整体运用。通常在遂行重要作战行动、确定作战决心时，围绕突击目标、主攻方向、兵力部署以及破击敌关键性的体系节点行动等问题时使用。在遂行联合反击作战、联合防卫作战时，因其决策层级高，战略、战役、战术层级一体联动，涉及陆、海、空、天、电、认知等诸维域作战空间，火力打击、兵力突击、网电攻防、认知攻防等行动交织、协同复杂，指挥员需要依托决策矩阵将复杂问题解构。可以先围绕主攻方向这一问题建立关键决策矩阵，区分火力打击、兵力突击、防空反导、网电攻防等不同作战行动或侦察情报、网链构建、后装保障等要素建立辅助阵列，不断抽丝剥茧，得出决策“最优解”。

电磁装甲何以实现“四两拨千斤”的防护突破

在武侠小说中，武林高手常能以“内力”震断来袭兵刃。在现代军事领域，电磁装甲正让坦克装甲车辆拥有类似的“护体内功”。与传统装甲依靠材质硬度和厚度“硬碰硬”的防护逻辑不同，电磁装甲凭借电磁效应实现对弹药的软性破坏，尽显“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优势。

通过电磁效应实现防护

电磁装甲是基于电磁学原理研发的新型装甲防护装置，其概念最早由韦尔开（Walker）于1973年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苏美两国相继启动相关研究，美国陆军实验室更是组建跨部门团队推进系统研发，并于1992年将其纳入《国防部关键技术计划》的脉冲功率技术范畴。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投身电磁及电热装甲的技术探索。从作用原理划分，电磁装甲主要分为被动式电磁干扰装甲与主动式电磁拦截装甲两类，二者虽技术路径不同，但核心均是通过电磁效应实现防护功能。

被动式电磁干扰装甲的工作机制可概括为“电能致损”。在主装甲前方设置两块薄金属板，板间用绝缘材料隔离，且分别连接高储能密度电容器组的正负极。电容器组完成充电，系统即进入待命状态。当反坦克弹药（破甲弹金属射流或穿甲弹弹芯）击中装甲时，首先会击穿两块薄金属板，破坏板间绝缘结构，使电容器组储存的电能通过金属板与弹药（射流或弹芯）形成放电回路，瞬间产生极强的脉冲电流。在电磁场作用下，原本具有穿透能力的金属射流会发生扭曲，穿甲弹弹芯则会出现颈缩甚至断裂，从而失去对主装甲的破坏能力。

主动式电磁拦截装甲的工作模式更接近主动防御系统，核心在于“主动探测+精准拦截”。当有射弹来袭时，装甲搭载的传感器会在有效距离内快速完成对射弹的探测、识别，同时精准测量其性质、飞行速度和运动方向等关键数据。随后启动发射装置释放拦截板，在射弹接触主装甲前将其拦截，形成对主装甲的间接防护。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电磁装甲在理论研究、仿真模拟和试验验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从实验室成果走向工程化军事应用，仍需突破一系列技术瓶颈。

从陆战平台延伸到多领域防护

作为新一代附加防护系统，电磁装甲相比传统装甲技术具备多重核心优势：重量更轻，可降低装备机动负荷；响应速度更快，能应对高速来袭弹药；成本相对可控，且维护流程简便；防护能力更强，尤其针对穿甲、破甲弹药效果显著；同时与未来全电作战系统具备天然兼容性；这些特性使其成为装甲防护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中，被动式电磁装甲因结构适应性强，被认为更适合未来全电化陆战平台和主战坦克的防护需求。

从装备发展趋势来看，搭载电磁炮与电磁装甲的全电战斗车辆，将成为坦克装甲车辆的核心发展方向。通过综合能源管理系统，可对全电武器、防护设备的电能进行集中分配与高效管控，既能提升脉冲功率电源的利用率，又能缩减设备体积和重量，同时可与信息化系统实现“无缝衔接”，构建具备攻防一体、信息融合能力的新一代作战平台。

从能量特性来看，电能的响应速度远超化学能，且在相同体积范围内，电能蕴含的能量密度远高于化学能，这使得电磁装甲的功率密度比传统爆炸反应装甲高出数个量级，防护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此外，电磁装甲系统不包含炸药、油料等易燃易爆组件，在生产、运输、储存等全流程中的安全性能显著优于传统装甲。

尽管目前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但电磁装甲的应用场景已呈现多元化拓展态势。除陆战平台外，其技术原理可延伸至地下重要目标防护，用于抵御钻地弹攻击——此类场景对高功率脉冲电源的体积和重量限制较小，能充分发挥电磁装甲的防护潜力。在舰船领域，充足的安装空间为脉冲电源部署提供了便利，电磁装甲可用于提升舰船对各类弹药的防护能力。而在空间防护领域，针对3——10千米/秒速度的毫米级太空垃圾，电磁装甲凭借响应快、脉冲功率大的优势，展现出独特应用价值。国外通过带金属丝的电磁装甲板成功模拟了对轨道碎片的拦截过程，为空间领域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规模化应用尚需时日

与传统爆炸式反应装甲相比，电磁装甲的反应时间更短、防护效率更高，但受电容器性能、探测识别速度等技术因素制约，其工程化实现难度较大。不过，近20年来，随着工业基础的持续进步，材料、电子、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为电磁装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其逐步走向实用化。目前，美国、德国的主动式电磁装甲已完成试验验证，扰动式电磁装甲正加速向实战化应用推进。

当前，全球主要坦克技术强国正处于向第四代坦克跨越的关键阶段，对新技术的迫切需求为电磁装甲的应用推广创造了难得的历史契机。第四代坦克对轻量化、高防护、全电化的核心需求，与电磁装甲的技术特性高度契合，有望推动二者实现协同发展。但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电磁装甲的普及仍面临多重挑战。首要难题是电能消耗与储备问题。电磁装甲工作时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而现有储能装置（如电容器、动力电池）往往体积庞大，若直接搭载于装甲车辆，会严重影响其机动性能和空间布局，成为制约电磁装甲规模化应用的核心障碍。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全电坦克的研发进程。电磁装甲的装车应用无法独立实现，必须纳入全电坦克的整体设计框架。先完成电驱动坦克的实用化，再实现电磁炮的装车集成，最后推进电磁装甲的配套安装。与传统陆战平台相比，全电化平台具备更远的精确火力打击范围、更全面的综合防护能力、更快速的机动突击能力和更高效的战场感知能力，在操控便捷性、隐蔽性、人机协同等方面也有显著提升，且便于机动部署和后勤保障。正因如此，全电化陆战平台已成为全球军事强国争相研发的重点，成为未来陆军装备的核心发展方向。

目前，全电坦克及陆战装甲平台的实用化发展，除需突破驱动电机领域的高功率密度电机、电机热管理与冷却、特殊结构永磁电机等关键技术外，核心着力点在于研发车载综合电力系统。该系统以发动机——发电机组、动力电池、超级电容等为电能来源，为驱动电机、电磁装甲、电磁武器等设备稳定供电，具备能量利用率高、机动性能强、供电方式多样、布局灵活、隐蔽性好等优势，是全电平台实现的核心支撑。

除此之外，电磁装甲的安全可靠集成还面临多重技术挑战。一是对高密度、快速响应的发电、存储、控制及配电系统要求极高，需实现电能的快速存储与瞬时释放；二是兆安级别脉冲电源系统需集成于装甲车辆的密闭空间内，而周边往往部署敏感电子设备和操作人员，存在电磁干扰、安全防护等风险；三是高能动力系统组件在高温、低温、震动、沙尘等恶劣战场环境中的可靠性尚未经过充分验证，需通过大量试验优化改进。

钻地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中，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钻地弹作为一种特殊的攻击利器，首次在战场上崭露锋芒。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作战模式的局限，为打击深埋地下的坚固防御工事提供了有效手段。

切断纳粹防御的补给线

二战时期，随着战争烈度不断升级，各国为保存有生力量和战略设施，纷纷构筑地下掩体与钢筋混凝土堡垒。部分工事覆盖着数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层，常规航空炸弹难以对其造成实质性破坏。有了坚固的“盾”，就需要更加锋利的“矛”。正是这种战场需求，催生了专门用于突破坚固防御的钻地弹。德国率先研制了一款名叫“Roch-lingshel”的炸弹，成为钻地弹的雏形。这款炸弹能够击穿4米厚的混凝土层，但其精度不足且毁伤效果有限，未能在实战中形成决定性影响。

真正在二战中创造辉煌战绩的钻地弹，当数英国研发的“高脚杯”炸弹，可通过自由落体加速实现毁伤效果。1944年6月8日夜间，英国皇家空军617中队的19架“兰开斯特”轰炸机，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摧毁法国索米尔市被德军控制的铁路隧道。这条隧道是德军在诺曼底地区重要的运输动脉，承担着向前线输送弹药、油料和兵员的关键任务，有重兵把守。执行此次任务的“高脚杯”炸弹，是当时技术最先进的钻地武器：全长6.4米，总重5.4吨，钢制外壳经过特殊硬化处理，头部锥形体厚度超过10厘米，内部装填2吨多的铝末混合-D1炸药——这种炸药的爆轰威力比同重量TNT高出50%以上。

当轰炸机群抵达目标上空时，飞行员在防空火力网中保持稳定飞行，从1800多米高度精准投弹。其中一枚“高脚杯”炸弹以惊人的穿透力，瞬间穿透隧道上方18米厚的土层和混凝土防护层，在隧道内部引发剧烈爆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起数吨岩石，将隧道彻底堵死。德军虽紧急调集工程部队抢修，但直到数周后才勉强恢复通行，这段时间内前线补给线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部署。

击沉纳粹王牌战列舰

1944年11月12日，“高脚杯”炸弹迎来了最辉煌的战绩——摧毁德国海军王牌战列舰“提尔皮茨”号。这艘被称为“北方的孤独女王”的巨舰，是纳粹海军最后的象征，其防护系统堪称当时之最：舯部主甲板下方装有150米长的装甲带，硬化层厚度达203毫米，重点部位覆盖317毫米厚的装甲板，此前英军720公斤航弹的多次攻击均未能击穿该舰的核心防护。为确保一击奏效，英军制定了周密的攻击计划：29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分为4个编队，采用单机穿越挪威海岸的战术，伪装成侦察机群迷惑德军雷达。

当机群抵近目标75海里时，被“提尔皮茨”号的雷达系统发现。德军舰长立即释放烟幕掩护，并下令所有对空火炮全力拦截，密集的防空火力在天空织成火网。英军轰炸机冒着猛烈炮火保持编队，在3000至5000米高度依次投弹。第一枚“高脚杯”炸弹在舰体附近水域爆炸，第二枚精准命中前主炮炮塔，巨大的动能瞬间穿透装甲，引发内部殉爆，几十吨重的炮塔被整个掀飞。几分钟后，第三枚炸弹击穿左舷锅炉舱上部装甲，炸开直径14米的破口，海水迅猛涌入舱室。上午9时52分，这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列舰在持续倾斜中沉入挪威特罗姆瑟峡湾。

“高脚杯”炸弹凭借其独特的钻地机理，即高速撞击产生的动能穿透防护层，内部炸药在目标核心区域引爆，彻底摧毁了这艘纳粹海军的象征，沉重打击了德军的士气。

其他钻地弹的战场足迹

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结束前，德国一直在建造位于汉堡和赫尔戈兰岛的潜艇基地。大多数潜艇洞库在法国海岸的波尔多、布雷斯特、拉帕利斯、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这些潜艇洞库十分坚固，圣纳泽尔的洞库有3米多厚的墙壁和顶部近5米厚的混凝土。德国工程师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顶部结构可以承受超过3吨的炸弹，这超过当时盟军轰炸机的载弹量。1942年初，英国皇家空军就侦知了德军潜艇基地的具体位置并发动空袭，但因为难以摧毁目标，很快就放弃了。

后来，英国在“高脚杯”基础上研发的“迪士尼”炸弹，代表了另一种技术路径：这款2吨重的钻地弹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弹体设计更为细长，理论上可穿透4.88米厚的混凝土层。但由于研发进度滞后，直到1945年3月才投入实战，此时，大西洋的潜艇战已经接近尾声，“迪士尼”炸弹未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美国在获得“高脚杯”技术资料后，研制出T-10重型钻地弹。T-10全重5吨多，装填2.5吨的黄色炸药，头部设计有专用穿甲弹芯。原计划用于清除太平洋诸岛的日军地下堡垒，但随着原子弹的出现和战争局势的快速变化，T-10最终未能在实战中大规模应用。

这些二战时期的钻地弹，虽然在技术上存在诸多局限，例如缺乏精确制导系统、依赖飞行员目视瞄准、重量过大导致载机受限，但它们开创了打击地下坚固目标或厚重装甲目标的先河。从索米尔隧道的堵塞到“提尔皮茨”号的沉没，这些战例验证了钻地武器的实战价值，为战后精确制导钻地弹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和战术理念。在战争史上，这些早期钻地弹的尝试，不仅改变了攻防对抗的平衡，更展现了军事科技在战场需求推动下的创新活力。实战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钻地武器的发展提供着重要启示。

正确把握五对关系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与传播的时空、群体界限，在为文艺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开放平台和创新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价值导向、产业规范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厦门市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活跃的经济氛围、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先行先试的探索精神，在发展新大众文艺上进行了系统性实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厦门市在实践中发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要正确把握以下五对关系。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具有鲜明的市场属性，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用户付费习惯、流量分配逻辑等市场因素深刻影响着文艺创作的方向与形态。坚持有效市场原则，意味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鼓励公平竞争，通过市场机制优化文艺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为此，厦门市积极搭建多元平台和载体，重点建设软件园动漫游戏产业集聚区、湖里创意产业园、集美影视产业园等载体，吸引了一大批互联网文艺创作、技术研发、运营推广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市场调节有时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在文艺领域可能表现为过度娱乐化、价值导向偏差、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需要有为政府进行有效引导和适度干预。厦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文化产业发展，将其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文化改革发展重点，出台系列文件，明确将网络视听、数字创意、动漫游戏等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政策精准、服务到位，政府不越位也不缺位，是厦门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首要经验。只有将市场的效率优势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有机结合，才能构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的新大众文艺发展生态。

坚持内容为王和技术赋能相促进

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内容为王”的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显其价值。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最终要落脚于涌现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为此，厦门市积极引导创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鼓励将鼓浪屿、嘉庚精神、闽南语、中秋博饼等独特文化元素，通过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短视频等形式进行现代表达和创意转化；又支持创作反映特区建设、脱贫攻坚、两岸融合发展等主题的网络剧、网络电影、纪实短视频等。通过内容创新与精品创作，让新大众文艺作品深耕本土文化、讴歌时代精神、观照现实生活、温润滋养心灵。

互联网技术不仅仅是新的传播工具，更是重塑文艺创作生产、表现形式和美学特征的重要力量。在厦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正在深度介入文艺创作各环节，从AI辅助创作、智能推荐分发，到沉浸式体验、数字藏品，技术为文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

坚持内容为王和技术赋能相促进，要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忽视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固守传统创作模式；另一种是陷入“唯技术论”的迷思，使内容沦为技术的附庸。厦门市坚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追求为导向，在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审美偏好以优化创作选题的同时，警惕“算法牢笼”导致的内容同质化；在运用技术创造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更加注重激发情感共鸣。真正做到让技术服务于讲述更动人的故事、表达更深刻的思想、创造更美妙的体验。

坚持特色发展和开放融合相统一

繁荣新大众文艺必须立足自身文化资源禀赋、打造独特标识。近年来，厦门市坚持走特色发展道路，深挖和利用本地文化资源，打造本土文化IP，充分发挥文艺资源优势。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是开放与互联的，推动其繁荣发展必须坚持开放融合的原则。在厦门，开放融合的新大众文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跨界融合，促进网络文艺与传统文艺交流互鉴，推动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等不同艺术门类在互联网平台跨界融合，持续创新文艺形态；二是产业融合，推动文艺与科技、旅游、教育、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拓展新大众文艺的应用场景和产业边界，形成“文艺+”融合发展新格局；三是对台融合，发挥对台区位优势，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强厦台在动漫、影视、音乐、数字艺术等领域的创作合作、人才交流和青年互动，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四是对外融合，持续举办厦门国际动漫节、“金海豚奖”动漫作品大赛、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及其相关网络影视单元活动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节展赛事，积极融入全国乃至全球创新链、产业链。

特色发展和开放融合是辩证统一的。特色发展是开放融合中的独特标识，开放融合则为特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传播动能。只有在坚守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积极拥抱开放融合，新大众文艺才能既保持多样性和丰富性，又能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力。

坚持规范发展和鼓励创新相平衡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需大力鼓励创新，保护创作自由，营造勇于探索、宽容失败的氛围。厦门市秉持包容审慎的态度，尊重艺术规律和互联网传播规律，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简化审批流程，对符合条件的优质互联网文艺项目、平台建设、人才引进等给予奖励和补贴，为创作者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为新业态、新模式、新表达留出试错空间，保护创新热情。

鼓励创新不等于放任自流。厦门市一方面加强网络空间依法治理，倡导行业自律，清理不良内容，维护清朗的网络文艺空间；另一方面，建立厦门市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厦门市动漫游戏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促其发挥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通过评论引导、推荐优秀作品清单等方式，提升大众审美品位，引导新大众文艺健康规范发展。

坚持大众参与和精英培育相协调

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文艺由大众书写。为了鼓励和支持广大民众参与文艺创作、传播和评论，保护好、发挥好大众的创作热情，厦门市主动将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自由美术设计师、短视频创作者、UP主等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纳入工作视野和服务范围，提供培训、联谊、展示机会，增强其归属感和认同感，努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构建全民共创共享的文化发展格局。

专业创作者、艺术家在提升网络文艺整体质量、探索艺术高度、引领审美风向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厦门市注重培育文艺精英，支持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和课程，与产业界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注重引进和培育互联网文艺领域的领军人才和青年骨干。只有让大众参与和精英培育相得益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队伍才能不断壮大、创作生态才能生机勃勃。

（方轻）

传承弘扬沂蒙精神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植根沂蒙大地的鲁南制药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始终把红色基因作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传承弘扬沂蒙精神，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赓续精神血脉，以红色基因激发发展动能。集团始终把沂蒙精神作为企业赖以立身的精神底座，持续加大宣传、弘扬和践行力度，以“时代楷模”赵志全为标杆，用精神力量凝聚干事创业动力。一是广泛宣讲。组建“沂蒙精神”宣讲团，先后巡回宣讲1800余场，受众达50余万人次；排演话剧《赵志全》，观众达20余万人次；拍摄《我是人民》系列故事片，创作大型交响组歌《最亮的火焰》，全网播放量突破2500万次。二是融入文化。编写《使命》《信仰无价》《企业新价值论》等企业文化书籍，将沂蒙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三是搭建平台。建好用好时代楷模赵志全同志纪念馆、“红色引擎党群融合”党建馆和“云上鲁南”党建学习线上平台，加强对党员和职工的全方位教育。

推动“党建入章”，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集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做好“党建入章”工作，推动党的组织建设与企业管理高度融合，形成了党委班子坚强有力、各级党组织全面过硬、广大党员充分发挥作用的生动局面，使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抓班子。坚持和完善党委班子“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5名董事会成员中有3名党委委员，高级管理层11人中有9名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与中层骨干交叉任职比例达到100%。二是强党性。组织党委班子成员、高管定期到红色教育基地接受教育，锤炼党性、砥砺初心；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规范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保持活力，提高决策和执行能力。三是调结构。坚持“支部建在区域”，对一线党支部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数量从59个调整为110个，党支部同业务区域高度重合，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在生产经营一线更好发挥作用。

加强党建引领，以党建力量塑强发展引擎。集团注重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推动党建与业务、党建与发展同频共振，成为企业发展的有力引擎。一是先锋引领。坚持把生产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生产骨干推荐为班组长、把党员中层骨干培养为高管；先后评选公司级劳动模范160位，其中党员占90%；创建党员先锋岗275个，每年动态调整，发挥好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二是培训提能。建好用好临沂市委党校鲁南制药集团分校，把理论教育和能力培训结合起来，分批次、分专题全员轮训2100多名党员，培训员工2.1万余人次，有力提升了队伍整体素质。三是创新突破。坚持党管人才，强化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导向，构建“高端平台+顶尖人才+持续投入”的创新生态，坚持将每年营业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创新研发，在化学药、中药、生物药三大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突破，先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70余项，建成5个国家级研发平台，连续4年位居山东民营企业创新100强榜首。

践行党群同心，以团结和谐凝聚发展合力。集团始终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放在重要位置，画好党群干群“同心圆”，凝聚发展合力。一是党员联系群众。实现党员全覆盖联系服务职工群众，每个月至少联系服务对象一次，采取谈心谈话、工作交流、家访慰问等形式，宣讲形势政策、了解思想状况、帮助解决困难。二是共建促进和谐。以党建带工建、党工共建，推进建设和谐家园，扩大群团组织的有效覆盖面，设立员工接待日，畅通党群沟通渠道。三是维权稳定人心。坚持依法维护权益与维护合法权益相统一、维护职工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相统一，不断完善职代会等制度，发挥职代会的劳动关系“稳定器”作用，消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秉持家国情怀，以共享理念普惠发展成果。集团坚持以更高站位、更高境界看待企业发展，厚植家国情怀，把推动企业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让发展成果普惠职工、回报沂蒙、造福社会。一方面，把最好的福利留给职工。为困难职工建立专门档案，发放补助金，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优惠；为职工购买重大疾病及意外伤害保险，2024年共计赔付149万多元；定期走访慰问老干部、老党员、老员工，让他们看到发展新景象；创新开展“鲁南工匠”“鲁南质量卫士”等评选活动，全方位提升职工荣誉感、归属感。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积极践行“造福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宗旨，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开展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等活动，开通24小时在线的健康服务热线。集团荣获第七届“山东省慈善奖”。集团始终关注社会问题，坚持服务大众、造福社会。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集团将继续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传承弘扬沂蒙精神和“时代楷模”精神，激发内生动力、增创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和深厚精神底蕴的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房超群）

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面对深刻变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的历史机遇，抓好党建、办好广投，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聚焦主责主业，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在“十四五”收官之际实现了再造一个“新广投”的既定目标，走出了勇立时代潮头、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发展之路。

发展能级跨越提升，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突破。5年来，广投集团资产总额、利润总额、上缴税费等关键指标实现大幅跃升，累计贡献利税超550亿元，基础产业利润贡献率从27.5%跃升至69.13%，持续位居区直企业前列，连续6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连续12年获区直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A级，集团综合实力、市场地位、发展质效和品牌影响力达到了全新高度。

改革效能充分释放，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整体性构建。广投集团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为主线，在完善公司治理、优化产业布局、转换经营机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高质量完成国企改革任务，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三重一大”决策、分级授权、资产负债、全面预算管理更加规范高效。大力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组建广西能源集团、广西铝业集团等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平台，形成“一业一企、一企一业”新格局，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显著增强。

发展动能深刻变革，产业结构实现系统性优化。广投集团坚定不移推动发展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方面，推动能源、铝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能源板块电力总装机规模占广西全区的41%、拉动全区GDP增长近万亿元，铝产业年产值占广西规上铝产业的四分之一，打造了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现代金融、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投资孵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180多家，金融板块累计超2万亿元资金投向重点项目、重点行业，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性重塑。“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广投集团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转化为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十四五”期间，研发投入总额近100亿元，研发投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建设页岩气院士工作站等研发平台71个，建成我国首台套辊底炉、气垫炉设备，5N高纯铝试量产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海上风电、页岩气、航空航天铝材、高端医药制造、数智经济等领域攻克超百项关键核心技术，荣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及有色金属行业最高奖共计12项，创新正成为驱动广投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

开放合作拓展空间，发展格局实现全方位提升。广投集团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积极稳妥“走出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合作战略，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深化与央企、湾区企业、东盟各国企业的产业合作，在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金融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十四五”期间开展106个重大项目，比“十三五”时期增长120%，实现广西海上风电、页岩气“零”的突破，获得几内亚铝土矿采矿权，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临港循环经济产业园。2025年，广投集团参与建设的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老挝万象市落成，将推动“AI+清洁能源+生态铝”三位一体产业发展体系构建。当下，开放的广投集团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链接全球资源。

履行责任彰显担当，企业形象获得社会赞誉。广投集团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坚持高标准履行社会责任，在服务区域战略、绿色发展、稳产保供等大战大考中挺身而出、勇挑重担，5年来新增就业岗位超7500个，对外捐赠超1亿元，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东博会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等荣誉，履责案例入选《国资国企社会责任蓝皮书》，社会美誉度和公众认可度持续提升，充分彰显了国资国企“顶梁柱”“压舱石”作用。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扬帆。“十四五”的实践充分证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是广投集团实现稳健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展望“十五五”，广投集团将保持战略定力、勇立时代潮头，坚持改革不停步、创新不止息，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新定位，在拥抱时代变革中捕捉新机遇，努力开启高质量发展“第二曲线”，加速“活力广投百年广投”愿景实现。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