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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07 ·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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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版:国内大局4 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穆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很好地把握了发展和改革的内在联系,在总体要求和各篇章中贯穿改革精神、体现改革思维、融入改革举措,同三中全会改革部署和要求一脉相承,同“十五五”时期的历史定位和阶段性任务相应。

“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为“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建议》深刻总结、高度概括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推进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四梁八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开创新局面,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通过综合施策,积极有效应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局面,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力有效开展对美经贸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四五”圆满收官,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发挥了关键一招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创新能力。

“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丰硕,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来看。

第一,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扎实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强化党的领导,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出台中央层面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省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平均比例超过99%,穿透式监管有力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多次亲自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作出指示。我们着力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渠道更加通畅,核电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股比例最高达20%,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2025年备受瞩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支持政策成为法言法语,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发挥了稳预期、强信心、激活力的作用。

二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内需潜力巨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十四五”时期,我们加快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和联合执法体系,迭代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三分之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取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已超过60%,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竞争性业务放开取得新突破。现代流通体系初步构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降至14%,为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

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后制定出台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卡脖子”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重大战略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加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16家国家实验室稳定运行,53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重组。完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制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比重超过77%。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两条腿走路”,强化基础研究。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2020年增加超过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

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体现行业和学科特点的科技人才评价“新标”,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向科研人员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超过4000项。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加快推进,2024年以来增设国家战略急需本科专业点1673个,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专业点1670个,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推进国家学院试点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四是统筹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过去5年,我们统筹推进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强化监管效能,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

财税体制改革主要突出“四个聚焦”:聚焦优化配置和提升效益,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聚焦公平和效率,稳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目前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完成立法,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调节,优化个人所得税,2024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人数比2020年增长55%,减税金额达到近3000亿元;聚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持续优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聚焦防范化解风险,做好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工作,形成法定债务“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及时有序退出。

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固根本、强体系、防风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设立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通过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完善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等,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五是深化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新一轮深化农村改革明确把“稳”定为工作主基调,重点推动了几方面改革。

保障粮食安全。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健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粮食安全责任制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考核。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补贴、价格、保险“三位一体”支持政策体系,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稳住农民种粮的基本收益。改革完善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监管新模式,为我国粮食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了扎实基础。2024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7.9亿亩,比2020年增长3800多万亩,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202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4298亿斤。

开展土地延包。2023年开始,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相继到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作出部署。全会结束后1个月,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相关文件,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有序推进土地延包试点,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落实党中央要求,目前已在安徽、湖南等7个省份启动整省试点,在其他省份组织整县、整乡镇试点,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5年过渡期,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健全监测和帮扶体系,目前已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出台支持政策,累计帮扶超过700万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六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与30个国家签署实施了23个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并高质量实施,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加大稳外贸稳外资力度,22个自贸试验区“勇打头阵”,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22.5%的外商投资和20%的进出口。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5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超过此前30年总和。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硬联通”持续拓展,“软联通”更加顺畅,“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第二,聚焦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深化民主法治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工作机制更加健全,人大监督职能深化拓展。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效发挥,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更加完善。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法规制度,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法治下推进改革,既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又推动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推动了两轮大规模机构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首轮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作出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涉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的部门80多个,核减部级机构21个,共涉及180多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巩固拓展十九届三中全会改革成果,作出新一轮机构改革部署,重点是大幅精简、严格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设置,在金融、科技、社会、数据、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港澳、“三农”工作体制等方面作出调整。经过这一轮改革,党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从133个精简至73个,组建和重组的部门立足职能定位,高效履职尽责,推动党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第三,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新时代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规划纲要,编制实施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创新基层宣传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全面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政策,不少博物馆、图书馆成为“网红打卡地”。

坚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组建中国历史研究院,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国家文化地标,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文艺创作生产引导扶持机制,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黑神话:悟空》《哪吒2》风靡世界,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第四,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动民生保障扎实稳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生领域改革,强调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十四五”以来,我们推动出台了一大批分量重、成色足的改革举措。

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全面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实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推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学校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原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实行单列计划、单设志愿录取,其中“十四五”期间录取66.5万人;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政策,其中“十四五”期间解决近200万人。

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扎实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基本医保覆盖居民人数保持在13亿以上,稳定在95%左右,优化报销目录调整机制,扩大保障范围,2024年享受医保报销人次是2020年的1.6倍,大力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十四五”时期惠及7.27亿人次。持续推进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到2024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已达到109万所,超过90%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面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部署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同时立足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体制机制上入手,组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全面提升疾病防控救治能力。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24年达到79岁,比2020年提高了1.1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完善人口服务体系。这里面跟大家尤其是跟年轻人最息息相关的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从“二孩”过渡到“三孩”,党中央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包括实施育儿支出个人所得税抵扣,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2025年开始推行育儿补贴制度,截至2025年10月,全国已累计确认1550多万条育儿补贴申报信息。在养老服务方面,既注重提升服务供给,更注重管长远的制度。例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出部署,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件惠民生的实事,直面“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痛点问题。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截至2025年10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84个城市、约3亿人,基金累计支出超过千亿元,惠及330余万名失能人员。同时,还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已达30余万人,也为机器人进入护理服务预留了接口。随着制度推广,将会逐步覆盖全民、统筹城乡,让更多有失能人员的家庭从中受益。

此外,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第五,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系统布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绿色发展理念在实践中日益深入人心。

一方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目前进入草案审议阶段,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又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完成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从生态环境角度划定优先保护和重点管控单元,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明底线、划边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健全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机制,发挥“利剑”作用,先后组织开展9批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破坏环境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另一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加强绿色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出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制度文件,加快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区域等政策,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万元GDP用水量降至43.9立方米,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亮。

除了以上五大领域改革,我们聚焦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事非经过不知难。“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许多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新的动力,也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必须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主要目标,突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第一,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尖兵”。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通过实施“十四五”到“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我们的优势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需要通过改革有效破除。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进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这些矛盾问题,有周期性的,但更多是结构性的,是体制机制层面的。除了发挥市场作用和运用政策工具外,有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来加以解决。以改革治本,次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通过改革充分激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掌握主动、形成优势的必然要求。实现到2035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目标,“十五五”时期必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生产力发展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阶段,依托新技术发展产业新赛道新优势成为各国构筑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我们抓住机遇,在部分领域已形成领先优势,但是创新整体效能不高、产业基础大而不强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制约了生产力发展。

科技创新方面,科技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资金、人才、平台等创新资源集聚不够,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策源能力有待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制造业总体还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较大。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求建立新的经济治理目标、机制和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破解这些问题的根本之策还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复杂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有力化解。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应对外部挑战,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外部风险挑战,突出表现在: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和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对内以更深层次改革、对外以更高水平开放,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改革中扩大开放,坚决破除一切阻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开放中深化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对接、积极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既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减轻短期经济波动,又要不失时机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强调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认真落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强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这是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科学把握“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到2029年全面完成,这一时间节点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一年多来,为落实《决定》改革部署,中办国办印发了分工方案,中央改革办编制了实施规划,形成包括分工责任、成果形式、时序安排在内的总台账,并有力有序地推出一批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发挥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并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既有对已部署改革任务的延续、深化、具体化,也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提出新的任务举措。“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把握十个方面。

第一,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改革,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实体经济强是我国发展优势所在、根基所在。《建议》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我们谋划和推进改革的重点。

第二,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中、四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将全面落实、统筹推进,强化规划衔接,加强政策协同联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是发展的关键变量,很多行业应用正在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将加快制度建设,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并赋能千行百业。

第三,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也是“双循环”的重要资源。根据党中央部署,我们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从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推动改革,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从消费看,我国消费市场还有很大潜力,促消费关键是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需要下更大功夫做好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工作,特别是从放宽准入、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深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同时,要注意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制度举措联动起来,通过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真正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问题。

从投资看,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投资下行压力加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调整优化投资方向和重点,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健全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相关制度,完善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要以完善规则标准为重点加快健全长效机制,将“五统一、一开放”具体内容法条化,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加快打破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壁垒,进一步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完善财税、统计、考核等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共享等,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招商引资行为。

第四,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从改革角度讲,需要在三方面下功夫。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高效配置、畅通流动,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开放共享安全的数据市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在更大范围内推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积极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传导机制,更好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的支持作用。

第五,围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格局正在重塑,要以开放增进合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对高水平开放作出专章部署,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标志性举措有,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累计净值均已超过3万亿美元,已经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发展阶段,既要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也要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第六,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深化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

“十五五”时期,将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继续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同时,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蕴藏的巨大发展潜能。

第七,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党中央部署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也是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目标。

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针对老百姓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住房这三件大事,加大改革力度。把握我国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特点,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针对人民群众对优质高效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期待,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适应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的阶段性特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继续抓好“一老一小”两大群体,在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失能失智和独居老人照护、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方面,采取更多均衡性和可及性强的改革举措,提升服务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不开文化繁荣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第八,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收官期,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党中央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重点是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等。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全面绿色转型的“牛鼻子”。《建议》首次提出建设能源强国的目标,这也是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更是新能源大国强国,提供全球80%光伏组件和70%风电关键零部件。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

第九,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化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未来一个时期,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国防和军队改革,将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第十,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改革,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实现党中央一系列改革部署,重点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党中央特别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容。这需要我们加强督办督察和落实问效,防止和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不改革假改革,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使“关键一招”成为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大有可为,让我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奋发作为,共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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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效能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 范恒山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是贯穿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全过程的一项永续性的工作,对城市发展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治理的成效既体现在运行质量和效益上,也反映在城市形象和人的精神感受上,是导致城市发展快慢优劣的最直接的因素。2025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优化思路与路径,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

注重治理投入,扭转“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城市结构向优,城市品质提升,城市能级拓展。但要看到,我国城市发展很不平衡,在城市整体持续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城市陷入困境:速度放缓、运行乏力、动能减弱、后劲不足、病灶滋长、产城失衡,有的由先进变为落后,有的出现萎缩与衰退。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粗放外延式发展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与之相配套的是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的“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这种粗放发展除了表现为“大规模增量扩张”外,也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各个维度鲜明地反映出来。从现实看,存在着不少突出矛盾与问题。例如:热衷于大拆大建,不分城情,一律搞大广场、宽马路、高楼群、阔社区,割断了传承,也抹去了特色,导致“千城一面”;无视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热衷于发展高大上产业,导致产业发展的同质化,并因此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影响了产业内在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为寻求高端大气上档次,随意禁止“地摊经济”等大众经济的发展,既弱化了城市应有的烟火气,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城市建设为追求城市格局,导致市民工作生活大跨度、长距离运行;一些城市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不足,在这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和“言胜于行”的色彩比较浓重。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城市治理这个关键。换言之,没有高效能治理,就不可能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从城市发展大势看,现在到了将城市工作重心转向高效能治理的时候了。经过7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化已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超过9.4亿人口在城镇工作和生活。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作出了两个转向的判断,即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实现城市发展转变的关键就在于重视和优化治理。《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坚决克服“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把加强治理、形成高效能治理作为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明确战略取向,聚焦关键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形成高效能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和基本路径。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

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把握城市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结合中国文化传承和制度要求等认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可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结为三个关键词,即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

发展力,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发展的内核是产业发展。发展是城市运行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将无从谈起。发展不能是断断续续的,也不能是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支撑的,必须是可持续且有强劲动能作支撑的强劲发展。发展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愉悦度,即市民幸福度。它体现的是城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一体呈现。情感愉悦度应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安全性,即安全韧性。它体现的是城市抗灾释压化解风险的能力,是风险预测能力、应急响应能力、精准管控能力和救援恢复能力的综合体现。高度安全性也应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强劲发展力、超强愉悦度、高度安全性,构成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基于这样的考量,城市治理至少应围绕如下关键方面用功下力。突出地理特色和文化传承,努力打造个性化的城市建筑风貌和空间格局,形成别具一格的城市风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发展基础和资源潜力,打造特色鲜明、韧性强劲、富有竞争力和增值性的产业结构。统筹工作与休闲需要,合理划分和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减少长距离跨越和隔绝性绕行,提高便利性,增强效率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让市民创业更方便、生活更幸福贯穿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使城市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强化“人民是城市主体”的意识,最大限度赋予全体市民“激情创造,愉悦生活”的行政管理与政策服务空间,鼓励、推动和支持市民自主、自力和自律开展增进城市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类经济社会活动。弘扬优秀文化,强化文明建设,打造开明包容、创新奋进、诚实守信、互助共济的诚实社会,建立具有独特韵味的社会文明高地。强化基础设施与落实运行管理责任并举,构建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力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优化机制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

城市治理重在务实,成在精细,难在持久。在转变观念、将治理摆放在城市工作第一位置的同时,应着力于解决“粗放发展、华而不实”问题,完善城市治理运行机制和工作体系,真正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综合把握,在实际工作中应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多元参与与协调联动契合。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赖于某一个方面,不仅会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也会出现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漏洞。城市治理需要各方面参与。政府部门作为主导者,不仅要落实责任、创新方式,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大力推动其他城市主体,特别是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城市治理,形成齐抓共管互促的局面。与此同时,要做好统筹协调,推动各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高效联动。政府各部门在加强系统谋划统一部署的同时,要明确职责、细化分工,不留灰色地带和模糊空间,并建立起严格的奖惩机制,并持续开展一致性、协同性评估,以此形成有力有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打造全社会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协同行动的良好格局。

二是政策法规引领与技术数据支撑联袂。完善城市运行法规,明确行业界限,优化政策安排。强化现代技术与城市治理的及时、无缝对接。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传输便捷、高效协调的城市数字底座,实现城市全程数字化转型,使数据与智慧手段成为优化政策、落实政策和实施协调治理、精细治理的关键支撑。

三是广疏解与微更新并重。美化城市风貌,构建产业特色,化解安全风险,都需要进行城市格局调整。运用好城市更新政策,结合功能优化、产业转移承接、新区建设等举措对城市“三高”(建筑物密度高、居民小区楼层高、各类人员聚集度高)“三差”地带(社区老、道路窄、环境乱)进行调整与疏解,优化建筑格局、社区规模、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但除非特殊必要,应避免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注重用微更新手段美化城市环境,增加温馨元素,强化安全韧性,主要包括小街小巷的特色化、情调性改造,微型休憩场所建设,创意景观塑造等。微更新往往是付小功成大事,更能给市民增加愉悦,给城市带来韵味。

四是物理手段运用与精神文明建设一体。空间布局、建筑格局、街道分布的调整和楼堂馆所的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但这类物理性质手段的治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城市良好治理的坚实基础是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唯此才能推动物理手段的科学运用,并基于治理把积极参与和自觉维护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应把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核心内容。强化爱国爱城教育,使广大市民牢固树立荣誉感和责任感,自觉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自觉维护城市的一草一木,自觉抵制危害城市的行为,自觉响应与执行一切有利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法规,使城市物质文明昌盛的同时成为社会道德高地、时代精神前沿。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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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各级党政干部抓“三农”工作本领,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充分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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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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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版:要闻要论1 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穆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很好地把握了发展和改革的内在联系,在总体要求和各篇章中贯穿改革精神、体现改革思维、融入改革举措,同三中全会改革部署和要求一脉相承,同“十五五”时期的历史定位和阶段性任务相应。

“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为“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建议》深刻总结、高度概括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推进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涉险滩、闯难关、破藩篱,从构建重大改革“四梁八柱”到纵深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指导新实践、引领新变革、开创新局面,展现出强大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通过综合施策,积极有效应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和我国经济发展中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局面,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力有效开展对美经贸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十四五”圆满收官,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其中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发挥了关键一招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创新能力。

“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丰硕,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领域来看。

第一,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我们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扎实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强化党的领导,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出台中央层面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省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平均比例超过99%,穿透式监管有力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多次亲自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作出指示。我们着力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渠道更加通畅,核电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股比例最高达20%,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数量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2025年备受瞩目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支持政策成为法言法语,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发挥了稳预期、强信心、激活力的作用。

二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内需潜力巨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十四五”时期,我们加快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和联合执法体系,迭代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三分之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取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化交易电量占比已超过60%,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竞争性业务放开取得新突破。现代流通体系初步构建,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降至14%,为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

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十四五”时期,党中央围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先后制定出台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健全新型举国体制,聚焦“卡脖子”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重大战略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加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16家国家实验室稳定运行,53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完成重组。完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制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比重超过77%。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两条腿走路”,强化基础研究。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2020年增加超过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

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体现行业和学科特点的科技人才评价“新标”,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向科研人员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超过4000项。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加快推进,2024年以来增设国家战略急需本科专业点1673个,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专业点1670个,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推进国家学院试点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四是统筹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过去5年,我们统筹推进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强化监管效能,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

财税体制改革主要突出“四个聚焦”:聚焦优化配置和提升效益,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资金资源资产统筹,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聚焦公平和效率,稳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目前18个税种中已有14个完成立法,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强化税收调节,优化个人所得税,2024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人数比2020年增长55%,减税金额达到近3000亿元;聚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持续优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聚焦防范化解风险,做好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工作,形成法定债务“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加快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改革转型,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及时有序退出。

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固根本、强体系、防风险。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设立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通过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完善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等,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五是深化农村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新一轮深化农村改革明确把“稳”定为工作主基调,重点推动了几方面改革。

保障粮食安全。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健全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粮食安全责任制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考核。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补贴、价格、保险“三位一体”支持政策体系,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稳住农民种粮的基本收益。改革完善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建立监管新模式,为我国粮食稳定增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打下了扎实基础。2024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7.9亿亩,比2020年增长3800多万亩,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2025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4298亿斤。

开展土地延包。2023年开始,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相继到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作出部署。全会结束后1个月,中央深改委第六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相关文件,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有序推进土地延包试点,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顺利延包。落实党中央要求,目前已在安徽、湖南等7个省份启动整省试点,在其他省份组织整县、整乡镇试点,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5年过渡期,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健全监测和帮扶体系,目前已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出台支持政策,累计帮扶超过700万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

六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与30个国家签署实施了23个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并高质量实施,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加大稳外贸稳外资力度,22个自贸试验区“勇打头阵”,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22.5%的外商投资和20%的进出口。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5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超过此前30年总和。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已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硬联通”持续拓展,“软联通”更加顺畅,“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第二,聚焦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深化民主法治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工作机制更加健全,人大监督职能深化拓展。健全协商民主机制,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有效发挥,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更加完善。围绕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法规制度,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法治下推进改革,既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又推动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推动了两轮大规模机构改革。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首轮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作出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涉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的部门80多个,核减部级机构21个,共涉及180多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巩固拓展十九届三中全会改革成果,作出新一轮机构改革部署,重点是大幅精简、严格规范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设置,在金融、科技、社会、数据、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港澳、“三农”工作体制等方面作出调整。经过这一轮改革,党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从133个精简至73个,组建和重组的部门立足职能定位,高效履职尽责,推动党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第三,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制定新时代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规划纲要,编制实施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创新基层宣传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全面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更加健全。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万多个。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政策,不少博物馆、图书馆成为“网红打卡地”。

坚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组建中国历史研究院,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等国家文化地标,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文艺创作生产引导扶持机制,涌现出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黑神话:悟空》《哪吒2》风靡世界,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第四,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动民生保障扎实稳固,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生领域改革,强调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十四五”以来,我们推动出台了一大批分量重、成色足的改革举措。

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实现控辍保学动态清零,全面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实行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推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学校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持续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原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实行单列计划、单设志愿录取,其中“十四五”期间录取66.5万人;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政策,其中“十四五”期间解决近200万人。

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扎实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基本医保覆盖居民人数保持在13亿以上,稳定在95%左右,优化报销目录调整机制,扩大保障范围,2024年享受医保报销人次是2020年的1.6倍,大力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十四五”时期惠及7.27亿人次。持续推进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到2024年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已达到109万所,超过90%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面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部署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同时立足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体制机制上入手,组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全面提升疾病防控救治能力。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2024年达到79岁,比2020年提高了1.1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完善人口服务体系。这里面跟大家尤其是跟年轻人最息息相关的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优化。从“二孩”过渡到“三孩”,党中央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包括实施育儿支出个人所得税抵扣,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2025年开始推行育儿补贴制度,截至2025年10月,全国已累计确认1550多万条育儿补贴申报信息。在养老服务方面,既注重提升服务供给,更注重管长远的制度。例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出部署,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一件惠民生的实事,直面“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痛点问题。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截至2025年10月,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84个城市、约3亿人,基金累计支出超过千亿元,惠及330余万名失能人员。同时,还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已达30余万人,也为机器人进入护理服务预留了接口。随着制度推广,将会逐步覆盖全民、统筹城乡,让更多有失能人员的家庭从中受益。

此外,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第五,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系统布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绿色发展理念在实践中日益深入人心。

一方面,坚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目前进入草案审议阶段,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又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完成我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从生态环境角度划定优先保护和重点管控单元,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明底线、划边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健全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机制,发挥“利剑”作用,先后组织开展9批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破坏环境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另一方面,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加强绿色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出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制度文件,加快碳排放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区域等政策,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万元GDP用水量降至43.9立方米,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亮。

除了以上五大领域改革,我们聚焦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事非经过不知难。“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取得许多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新的动力,也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必须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主要目标,突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

第一,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目标引领、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改革始终是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尖兵”。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步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通过实施“十四五”到“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负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要把我们的优势巩固拓展好,把瓶颈制约破除掉,把短板弱项尽快补起来,必须以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需要通过改革有效破除。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进而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发展条件和增长模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这些矛盾问题,有周期性的,但更多是结构性的,是体制机制层面的。除了发挥市场作用和运用政策工具外,有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来加以解决。以改革治本,次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需要通过改革充分激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掌握主动、形成优势的必然要求。实现到2035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的目标,“十五五”时期必须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生产力发展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阶段,依托新技术发展产业新赛道新优势成为各国构筑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我们抓住机遇,在部分领域已形成领先优势,但是创新整体效能不高、产业基础大而不强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制约了生产力发展。

科技创新方面,科技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健全,资金、人才、平台等创新资源集聚不够,基础研究较为薄弱,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策源能力有待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制造业总体还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较大。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求建立新的经济治理目标、机制和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破解这些问题的根本之策还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四,复杂严峻的外部风险挑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有力化解。用改革开放的办法应对外部挑战,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外部风险挑战,突出表现在: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世界百年变局和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对内以更深层次改革、对外以更高水平开放,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改革中扩大开放,坚决破除一切阻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开放中深化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动对接、积极吸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既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减轻短期经济波动,又要不失时机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推动经济更多转向内生增长。强调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认真落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强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这是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科学把握“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举措,明确要求到2029年全面完成,这一时间节点与“十五五”时期高度重合。一年多来,为落实《决定》改革部署,中办国办印发了分工方案,中央改革办编制了实施规划,形成包括分工责任、成果形式、时序安排在内的总台账,并有力有序地推出一批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发挥改革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目标并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既有对已部署改革任务的延续、深化、具体化,也有根据新形势新要求提出新的任务举措。“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重点把握十个方面。

第一,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改革,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实体经济强是我国发展优势所在、根基所在。《建议》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我们谋划和推进改革的重点。

第二,围绕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三中、四中全会对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将全面落实、统筹推进,强化规划衔接,加强政策协同联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是发展的关键变量,很多行业应用正在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将加快制度建设,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并赋能千行百业。

第三,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也是“双循环”的重要资源。根据党中央部署,我们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从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方面推动改革,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从消费看,我国消费市场还有很大潜力,促消费关键是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需要下更大功夫做好扩大优质消费供给、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工作,特别是从放宽准入、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深入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建立健全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管理办法。同时,要注意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制度举措联动起来,通过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真正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问题。

从投资看,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投资下行压力加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调整优化投资方向和重点,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健全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相关制度,完善民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要以完善规则标准为重点加快健全长效机制,将“五统一、一开放”具体内容法条化,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加快打破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壁垒,进一步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完善财税、统计、考核等制度,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生产地和消费地利益共享等,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和招商引资行为。

第四,围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从改革角度讲,需要在三方面下功夫。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高效配置、畅通流动,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开放共享安全的数据市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在更大范围内推动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积极盘活存量资产资源,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要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畅通传导机制,更好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的支持作用。

第五,围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格局正在重塑,要以开放增进合作、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议》对高水平开放作出专章部署,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标志性举措有,积极扩大自主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累计净值均已超过3万亿美元,已经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协同发展阶段,既要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也要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第六,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深化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

“十五五”时期,将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继续抓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完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同时,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推动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蕴藏的巨大发展潜能。

第七,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改革,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党中央部署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也是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目标。

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针对老百姓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住房这三件大事,加大改革力度。把握我国学龄人口呈现“梯次变动、错位达峰、区域分化”特点,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针对人民群众对优质高效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期待,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适应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已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的阶段性特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方面,要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继续抓好“一老一小”两大群体,在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失能失智和独居老人照护、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方面,采取更多均衡性和可及性强的改革举措,提升服务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离不开文化繁荣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第八,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收官期,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党中央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重点是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等。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全面绿色转型的“牛鼻子”。《建议》首次提出建设能源强国的目标,这也是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更是新能源大国强国,提供全球80%光伏组件和70%风电关键零部件。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健全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

第九,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化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未来一个时期,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和重要专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

国防和军队改革,将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第十,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改革,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实现党中央一系列改革部署,重点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党中央特别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容。这需要我们加强督办督察和落实问效,防止和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不改革假改革,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使“关键一招”成为推动“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真招实招”。

新征程上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大有可为,让我们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奋发作为,共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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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版:民主法治3 篇

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治理

□ 苑宁宁

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出诱因复杂化、行为持续化、后果严重化等新特点,总体形势依然较为严峻。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跳出单纯的刑事司法视角,立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以系统观念构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格局。

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价值。从民生层面看,构建有效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体系,核心是通过全面的思想道德塑造、法治教育与心理健康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明辨是非、抵制诱惑,从源头上降低违法犯罪风险;通过教育感化、心理矫治和技能培训,帮助偏离正轨的未成年人认识错误、重塑人格,实现顺利回归。这既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怀,也是维护社会细胞健康、夯实和谐社会基础的重要工作。从维护社会治安与降低治理成本的角度看,青春期是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开展精准的临界预防与早期矫治,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成本有效阻断不良行为向恶性犯罪演变,既是对当前社会治安秩序的主动维护,也有助于保障未来社会公共安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未成年人走上歧路,往往反映出社会治理环节中存在的短板与弱项。有效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精准识别并系统性补足这些短板;成功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综合治理其背后的多重诱因。因此,能否有效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的完善程度。

以系统观念构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格局,需要把握防治工作的内在理论逻辑,理清预防与治理的关系。预防与治理并非简单的先后关系或并列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共同服务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社会安全防护的总体目标。一方面,预防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要求我们树立预防即最大保护的价值导向,将资源和工作重心最大限度前置。这需要运用大数据、社会调查等手段,科学研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风险源与发生规律,从事关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制度性、基础性的建设。例如,通过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完善校园安全与法治教育体系、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等,构筑起坚固的预防堤坝。这种立足于源头的、普惠性的预防,覆盖面最广,社会成本最低,治理效果也最持久。另一方面,治理对预防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治理是预防失效后的必要补救,但其本身并非终点,其设计和执行必须贯穿预防思维。其一,立足临界预防,当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时,通过训诫、心理干预、专门教育等治理措施,进行精准阻断,防止其行为滑向犯罪的深渊。这要求建立一套敏锐的发现报告机制和专业的干预矫治体系。其二,立足再犯预防,对于已经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依法处置不能仅限于事实认定与责任划分,更要深入剖析导致其犯罪的家庭、社会、心理等深层诱因,并通过个性化的矫治方案予以消除。这种带有问题导向的治理,其最终目的不仅是实现个案公正,更是为了从根本上铲除其再犯罪的动机与条件,促使其成为守法公民,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预防。

预防与治理,手段各异、阶段不同,统一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核心理念,即一切措施都应以保障其最大利益、促进其健康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也统一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通过减少违法犯罪、化解矛盾来促进社会和谐。有效的预防为治理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减轻了治理的压力;而成功的治理又为预防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反馈,不断修正和完善预防的策略与措施。

立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实特征与治理需求,落实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的部署,需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集成,构建理念先进、制度完备、运行高效的防治体系。

坚持综合防治,健全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多因性,决定了其防治工作无法仅靠单一部门推进,应将此项工作深度融入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总体框架,将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成效、罪错行为干预质量等核心指标纳入相关考核评价体系。着力搭建一个集智能监测预警、分析研判、信息共享、应急干预、督导评估于一体的综合性指挥协调平台。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季度调度、年度研判等制度,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高效协同与资源整合,确保形成无缝隙、全覆盖的治理网络。

坚持依法防治,完善环环相扣的法治保障。在立法层面,应紧跟时代发展,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专门学校教育等难点空白领域,加快立法修法步伐,积极研究制定系统集成性的未成年人司法法,为各项工作提供更精准、更有力的法律支撑。在执法层面,清晰界定并压实各级政府及教育、民政、公安、网信等部门的法定职责,强化执法监督与问责,确保法律规定的各项保护与防治措施落到实处。在司法层面,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警务、检察、审判专业化建设,完善一体化办案模式,构建科学的分级处遇与矫治体系。在守法层面,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形式,提升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

坚持源头防治,铲除滋生问题的土壤环境。一是筑牢家庭监护第一道防线。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工作机制,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对于存在监护困难或监护不当的家庭,政府和社会应及早提供支持与服务,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确保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夯实学校教育主阵地。学校应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完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有效治理隐性辍学问题,提供包容、支持、个性化的教育环境,防止学生在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三是净化社会成长环境。持续加强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四是强化网络空间治理。要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清理整治不良网络信息和社交行为,防治网络沉迷与网络欺凌,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数字生活空间。

坚持系统防治,筑牢福利、保护与司法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未成年人福利体系是基础性、普惠性的前端支撑。应通过完善家庭福利政策、提供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建立完善的儿童医疗保障和困境儿童兜底保障机制等,为所有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从根本上减少违法犯罪风险。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是应对性、防御性的中端保障,重点任务是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严厉打击一切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包括家庭暴力、校园欺凌、性侵害、非法用工等,为未成年人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是特殊、专业的后端兜底。司法机关必须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帮教的深度融合,既要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惩戒与矫治,体现司法的威严,更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致力于其教育感化、社会关系修复和顺利回归社会,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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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更加有序更见实效的专题协商

□ 章玉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加灵活、更为经常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形式,提高协商实效,努力营造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专题协商是政协协商的重要形式之一,通常是指通过政协组织搭建平台,以会议为主要载体,组织政协界别或政协委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与相关职能部门直接开展协商议政的活动形式。专题协商是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的有益探索,已成为人民政协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

当前,人民政协开展专题协商的代表性方式主要包括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根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是由政协组织搭建平台,以常务委员会会议为主要形式,组织党派团体、政协委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与党政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直接开展协商议政的会议形式。专题协商会是政协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中的某项专门问题开展协商讨论、议政建言的会议形式,是开展政协专题协商的重要载体,具有议题鲜明、研讨集中、交流互动的特点。在地方层面,有的地方政协还通过制度探索对上述两种形式进行了规范和细化。例如,海南省政协结合实际制定了《政协海南省委员会专题协商会工作办法》,将专题协商会明确为开展专题协商的主要载体;河北省衡水市政协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组织县(市、区)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的指导意见》,用以指导所辖县级政协规范组织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与其他政协协商形式相比,专题协商有其独特优势。一是协商层面广、社会关注度高。专题协商多依托政协常委会会议、主席会议或主席主持的专题座谈会等平台开展,参会人员包括政协相关领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相关界别代表人士,同时邀请党委、政府相关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社会关注度与影响力相对较高。二是协商议题紧扣大局,具有前瞻性。协商议题紧密围绕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要问题。例如,2005年7月,全国政协首次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近年来,各地政协积极开展专题协商,在促进公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规范协商民主形式、丰富协商民主实践,仍需持续优化专题协商的议题筛选、调研筹备、协商流程、成果转化等环节,不断提升专题协商的有序性与实效性。

健全议题生成机制,增强协商选题的精准性。专题协商服务重大战略决策,需要进一步提升选题的精准性,确保议题始终紧扣全局、贴合实际需求。一是严格界定议题范围。聚焦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事项,重点围绕中长期发展规划、跨领域改革任务、全局性民生保障等开展协商,确保议题紧扣发展全局。二是建立专项议题生成机制。强化战略研判与顶层设计,结合国家战略部署和区域发展全局主动谋划议题,突出议题的宏观性与重要性,确保协商成果有效服务于战略部署落地。三是完善议题评估标准。从全局性、可行性、紧迫性等维度开展评估,既要评估议题与国家战略、地方发展大局的契合度、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影响程度,又要论证调研条件、数据支撑、政策转化空间等,还应结合当前发展阶段的突出矛盾和群众急难愁盼程度对议题进行评价。

深化调研质量管控,夯实协商献策的基础。专题协商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要求调研工作必须具备深度、广度和专业性,为高层次协商提供坚实支撑。一是组建复合型调研团队。整合政协委员、党政职能部门业务骨干、行业领域专家学者及第三方专业研究机构力量,构建多元化的调研主体。二是运用科学系统的调研方法。综合运用蹲点调研、跟踪调研、大数据分析等方法,调研前进行充分研判、调研中进行多方会商、调研后进行专家论证。针对跨领域、综合性难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通过深入一线蹲点掌握第一手资料,依托跟踪调研动态把握事项进展,借助大数据分析提升研判精准度。同时通过跨环节会商与专家论证,进一步优化调研路径,挖掘问题本质,提高专题协商的调研质量。

优化协商流程和操作程序,保障协商过程的规范有序。《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规范政协协商的形式,健全专题议政性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规范专题协商会。这是提升专题协商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进一步规范专题协商的主要形式与参会范围。专题协商应根据议题性质与协商需要,在制度框架内明确采用相应的会议形式进行组织。关于参会范围,应建立更为规范的邀请机制,确保政协相关领导、专门委员会负责人、相关界别委员代表以及议题所涉的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及部门主要负责人有序参与。同时,为提升协商的包容性,可结合议题实际,探索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利益攸关方代表或基层群众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完善会议组织与成果转化的程序性要求。应健全涵盖会前、会中、会后各环节的工作规范,确保会前准备充分、会中充分交流互动、会后及时整理并形成高质量的协商成果报告,按程序报送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强化协商主体建设,提升协商成果转化实效。专题协商重在将协商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具体问题解决的决策参考或政策举措,这既依赖于参与协商各方的深度调研与精准建言能力,也离不开规范高效的成果采纳与反馈机制。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加强能力建设,着重培养委员围绕特定重大、复杂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综合系统分析、形成务实专业建议的能力。通过持续地学习与履职实践,不断提升其把握政策、论证方案和凝聚共识的水平,为专题协商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明确协商成果的整理、报送、移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的规范程序。推动建立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常态化沟通与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协商建议的采纳落实情况,并将结果以适当形式进行反馈,有效打通从“议政”到“施策”的环节,切实增强专题协商服务决策的实际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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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司法实践

□ 马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202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四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并鲜明指出“通过具体鲜活的典型案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在法治轨道上明规则、破难题、扬正气、树新风”。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功能不仅在于裁断是非、化解纠纷,更在于通过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处理,确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守护价值底线。

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条文集合,而是社会价值观念的规范化体现。每一部法律的诞生和修改,背后都蕴含着一定时期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的追求。法官在判案时,表面上是在对具体案件事实适用相应法律条文,实质上也是在通过司法裁判,对社会生活背后那些重要的价值理念进行一次次的确认、阐释和重申。这个过程,是法治与德治相互支撑、相得益彰的生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虽然是宏观和原则性的,但它在司法裁判中的指引作用却是具体而现实的,法官可以通过援引相关价值元素,解释法律规则、填补法律空白,确保裁判结果契合法治精神、符合正确的社会主流价值,从而更好实现司法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例如,在处理邻里纠纷时,法律条文或许只能划定权利的边界,但“友善”“和谐”的价值导向,能引导法官不仅仅作出胜负判决,而且去探究矛盾纠纷根源,寻找真正修复关系的解决方案。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司法实践,是当前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见义勇为、公序良俗、弱势群体保护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道德评价意义的案件,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目前司法裁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已有显著成效,但在融入的精度和深度方面仍存在深化空间。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自然、深刻、有说服力地融入,需要从多个维度共同着力。

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释法析理。裁判文书是法官与当事人对话的桥梁,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系到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度和满意度。在案件办理中,应综合考量案件的社会关注度、当事人具体情况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清晰可感的方式有机融入裁判文书的说理中去。司法机关应通过周密翔实的说理论证,围绕坚持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旗帜鲜明地展现出司法立场和导向,使案件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能够对支撑判决的价值要素产生更直观、更明确的认知。同时,应紧密结合个案案情进行论证。将与案件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要求与个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紧密结合起来,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论述清楚当事人的行为为什么符合或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避免空泛议论,既义正词严讲清“法理”,又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当然,在司法裁判活动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的是辅助论证和价值指引的作用,不能替代或者优先于法律进行司法审判,应当避免将抽象价值或原则直接作为裁判依据,防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矮化”或“泛化”适用。

重视正当程序的保障和共识凝聚功能。制度化的正当程序为在具体案件中辨析、权衡与凝聚价值共识提供了理性平台,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充分发挥司法程序的对话功能。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文书或庭审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由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回应,实现消弭分歧、凝聚共识的目标。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合议制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对于涉及重大价值判断的问题,应作为重要议题进行深入审议,确保决策充分吸纳专业意见与社会常识,并将多元价值碰撞的过程体现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司法裁断所采纳的价值立场及其事实与法律基础。通过严格遵循这些程序环节,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过程公开、审慎,其结论更具公信力与社会接受度。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重要作用。“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是抽象的法律条文在具体个案中的内化和运用,它影响着人民群众是非善恶判断的标准,凝聚着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一方面,应持续推动人民法院案例库等平台建设,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优秀文书评选工作,邀请专家学者、代表委员等共同开展案例研讨,促进典型案例资源共享、研究成果交流互鉴,不断提升案例工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裁判结果具有价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应定期征集、发布、解读,加大以案释法力度,深入阐释并广泛传播司法案例中所蕴含的法治精神,以生动鲜活的形式展现司法裁判所承载的深刻价值与重要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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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市场经济3 篇

科学把握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 陈斌开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消费和投资是需求体系的两大支柱,既关乎经济运行的即时动力,也影响长期潜能的积蓄和释放。只有使消费和投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同向发力、相互促进,才能真正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机制。

投资与消费关系再认识

传统经济理论多采用“消费——投资二分法”的视角来理解二者关系,认为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然而,这种静态的二元分割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动态性与结构性特征。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投资是消费的前提与基础。扩大有效投资能通过收入和需求两个方面为消费扩张提供持久动力。一方面,投资带来资本形成与产能扩张,通过扩大生产和吸纳就业,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其效应还会沿着产业链逐级传导,带动上下游行业协同增长,使更多群体从中受益,形成更广泛的收入来源和稳定的消费支撑。同时,公共投资的持续推进,尤其是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的投入,能够改善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提振消费信心。另一方面,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不断孕育新的消费场景与需求空间。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发展,为新产品、新服务的涌现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消费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消费是投资的目的与动力。稳定的消费需求为投资提供了明确方向和持续回报预期,是企业决策和资本流向的重要依据。随着居民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更加稳定可期,企业得以在更具信心的环境中规划产能扩张、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从而形成投资增长的内在推动力。消费的持续增长不仅支撑着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与效率提升,也带动了物流、批发零售、信息服务等配套领域的投资活跃。新型消费需求的不断涌现,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吸引更多企业加快布局,推动投资方向从单一的产能扩张转向产品创新、模式升级和服务延伸。

实现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本质上是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与结构优化的过程。投资通过扩大生产能力、改善要素配置和优化供给结构,为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消费的增长与变化又不断塑造新的市场方向,推动供给体系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向调整。投资与消费的相互促进,体现为数量与结构的双重优化过程,推动经济运行从“生产推动”向“需求牵引”再向“供需协调”转化。只有当供给有效适配需求、需求持续激发供给时,经济循环才能更加顺畅,投资更具精准性,消费更有持续性,宏观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才能不断增强。

实现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投资与消费作为内需体系的两大支柱,既是总量扩张的“双引擎”,更是结构升级的“双支点”。“十五五”时期,推动二者协同发力,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更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塑造、内需潜力的释放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相互结合,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改善基础条件,为消费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消费需求的增长又为投资注入市场信心和收益预期,带动企业增加资本开支和研发投入。二者互动形成了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增长动力从“外需拉动”向“内需主导”转变,增强了经济体系的自主性和安全性。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外需下降、出口波动等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依托投资和消费的“双轮驱动”,不仅有助于稳住总需求、扩充内需空间,更能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

从结构优化角度看,推动投资与消费协同发展,是促进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动态匹配的重要路径。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方式正由速度规模型向结构效益型转变,单纯依靠扩大投资或刺激消费已难以支撑长期稳定增长。投资结构的调整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使之更好地契合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的变化又不断塑造新的市场空间,引导资本流向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和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通过消费引投资、以投资促消费,能够实现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协同升级,推动经济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从长期看,这种结构性互动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形成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高质量需求的良性循环,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结构支撑。

从民生改善角度看,推动投资与消费协同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投资与消费的良性结合,既能扩大就业、提升收入,又能改善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资,不仅能够直接改善居民消费条件,提升消费能力与信心,也能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现实消费意愿。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又反过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空间,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通过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以民生促增长、以增长惠民生的良性循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体现在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之中。

增强供需适配性,推动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循环

在更高层次推动投资与消费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使供给侧的优化升级能够与需求端的持续扩大同向发力。这需要从供给质量、消费场景和对人的投入等方面着力,使供给更好适应需求、需求更有效牵引供给,推动内需循环更加顺畅、富有韧性。

提升供给质量,推动消费结构从“可选”走向“优选”。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持续提升供给体系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适配性和引领力。应更加注重供给结构的优化与提升,坚持质量为先、创新驱动,推动供给体系在更高层次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转变。引导各类资源更加聚焦满足升级性、多样化、品质化需求的领域,促进产品和服务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通过完善制度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优化创新生态,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加及时捕捉需求变化、更加精准回应需求差异、更加有效引导需求方向。只有不断提升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使之真正成为消费增长的牵引力量,才能推动消费结构从“可选性改善”迈向“由优质供给带动的自主升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

拓展消费场景与新业态,释放多层次、多群体需求潜力。释放消费潜能,需要在更高维度上重塑消费空间的供给方式和发展形态。顺应消费升级中体验化、多元化、融合化的趋势,推动各类消费场景不断拓展延伸,使商品、服务与文化、体育、旅游等要素深度融合,形成功能复合、链条完整、层次多样的消费生态。进一步提升城市商圈、文旅集聚区、公共服务空间等载体的综合功能,使其成为承载新需求、孕育新模式的重要平台。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在规范发展中不断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供需匹配效率、丰富体验方式、增强消费黏性。场景体系的创新完善,使消费不再局限于传统商品购买,而是在更广泛的空间、更丰富的形态中持续获得增长动力,从而推动消费由单纯规模扩张迈向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

强化投资于人,提升供给与多样化需求的匹配度和持续性。推动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关键在于更加重视对人的投入,使供给结构能够更充分贴合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实际需求。应持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改善服务供给的覆盖度与可及性,夯实居民在就业稳定、健康保障、老龄照护等方面的基础支撑,使中长期消费能力更加稳固、更具可持续性。加强对重点群体需求的关注,推动服务内容、产品供给与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的需求更精准对接,使供给的改善能够真正转化为实际消费的增长动力。同时,完善城乡流通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和消费基础条件,提升服务供给的通达性和便利性,让更多消费需求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中得到满足。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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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新业态电商平台经济优势

□ 李陈华

近年来,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在我国蓬勃兴起。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商平台领域的新业态也不断涌现,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数据显示,商务部重点监测平台数字产品增长8.2%,其中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线上服务消费增长21.7%。相对于传统电商而言,新业态电商突破了传统电商边界,将交易功能融入更广泛应用场景,包括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直播电商、本地生活服务电商等多种业态,呈现出场景化、内容化、社交化、即时性等鲜明特征。与传统独立购物平台不同,新业态电商将消费行为嵌入用户日常生活场景,深刻改变着商品流通方式和消费模式。

新业态电商的兴起,标志着电子商务从“人找货”向“货找人”的转变。传统电商时代,消费者需要主动搜索商品;而新业态电商通过内容推介、社交分享等方式,让商品信息主动触达潜在消费者,实现了从被动等待到主动服务的跨越。用户在刷短视频、浏览社交动态、观看直播等日常活动中自然接触商品信息并产生购买意愿,消费行为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市场格局看,新业态电商已形成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通过社交拼团模式,有的平台集合起众多买家,尽可能用好客户规模优势;有的构建起“兴趣电商”新模式,让消费者实现边看边买的新消费场景;也有的构建独特的社区电商生态,通过内容宣介的“种草”模式让用户分享转化为购买力;还有的平台通过建立覆盖全国的即时配送网络,将“万物到家”从愿景变为现实。这些新业态电商共同构建了开放融合的数字商业新生态,展现了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活力。

从宏观数据看,2024年我国网上零售额达15.5万亿元,同比增长7.2%,连续12年稳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其中,直播电商交易规模达到5.33万亿元,用户规模达6.2亿人,占比提升至34.3%。新业态电商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的精准匹配,为更好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提供了平台支撑,显著提高了商业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这种新型商业模式是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新质生产力在流通领域的重要体现。

新业态电商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激活消费潜力的重要力量。一是激活了新消费群体。多场景应用的新业态电商平台,将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用户纳入电商消费体系,有效释放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新业态电商打破了地理限制,让偏远地区的消费者也能便捷地购买到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商品。2024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13.08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26.8%,真正实现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促进了消费升级。内容电商和直播电商的体验式营销,有效激发消费者对新品的购买欲望,推动消费结构向高品质、个性化方向演进。主播通过试用、讲解、互动等方式,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产品特性,降低了消费决策的不确定性。研究显示,71.2%的用户因观看短视频或直播而产生购买行为,新业态电商平台已成为品牌新品首发的首选渠道,为推进首发经济提供了有效平台。这种“以新带消”的模式,不仅满足了消费者追求品质生活的需求,也倒逼生产端加快创新步伐,形成了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三是带动了服务消费增长。2024年服务消费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提升至46.1%。新业态电商将服务消费数字化,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预订酒店、购买门票、点外卖,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即时电商平台积极探索“即时+”模式,使商品和服务实现从供给、配送到消费等供应链全流程的“即时化”,更好满足消费者“即需即买即得”的消费需求,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增长点。

新业态电商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农业领域,新业态电商成为助农兴农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直播电商为农产品上行开辟了新通道,县长、市长直播带货成为助农新常态,有效解决了农产品“卖难”问题。2024年全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达6797.8亿元,让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者餐桌。在制造业领域,新业态电商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通过直连消费者,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市场反馈,实现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直播电商通过“前播后产”模式压缩中间环节,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以浙江江山门业产业带为例,通过“车间直播+工匠主播”模式,展示生产过程,打造差异化品牌,获取线上订单超30亿元,带动产业从代工向品牌化转型。在服务业领域,本地生活服务电商推动了传统餐饮、零售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新业态电商平台建立的即时配送网络,不仅支撑了外卖业务的快速发展,也为生鲜电商、药品配送等新业务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

新业态电商在创造就业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为稳就业、保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催生了大量新职业、新业态。直播主播、短视频创作者、社交电商店主、外卖骑手等新型就业形态蓬勃发展,为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者、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选择,有效缓解了结构性就业矛盾,增强了就业市场的韧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降低了创业门槛,拓宽了社会流动渠道。个体创业者通过开设网店、做直播、运营自媒体等方式,能够以较低成本进入市场,获得与大企业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一部手机、一个创意,就可能开启一番事业。

新业态电商的蓬勃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繁荣的生动体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当然,新业态电商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虚假宣传、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协同发力,完善监管体系,维护公平竞争,推动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消费、赋能实体经济、创造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新业态电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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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票根经济”

□ 陈卓

日前,“票根经济”一词入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度十大新词语”。就其入选原因来看,该中心认为,“票根经济”的兴起让电影票、演出票等传统票根焕发新生,而电子票务凭证融入AR技术、区块链等高科技元素,进一步激活了链式消费潜力。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票根经济”在2025年的发展呈现爆发之势,票根不只是消费凭证,更是可以串联起多种场景的纽带,能够使单一消费行为不断产生乘数效应。

所谓“票根经济”,就是以各类演出、赛事、展览、旅游、交通等活动的票根为载体,通过对票根的收集、交易、二次开发等方式形成的经济活动。票根作为消费凭证,因其蕴含的记忆、文化等内涵而具有收藏、创意产品开发价值,进而衍生出诸多经济链条。当前的“票根经济”,简单来说,是消费者以实体或电子活动票据为优惠凭证,在后续消费中享受折扣、积分、兑换等福利,实现吃、住、行、游、娱、购等多种消费门类串联互促,进而激发出票根在文化、社交、消费等领域价值的一种经济模式。2025年,“票根经济”持续通过创新方式方法,如赛事活动中的“买球赛门票住宿打折”“票根换购夜市美食套餐”、观展活动中的“一张票根换多家博物馆门票”、旅游出行中的“凭高铁票半价游景区”、观影活动中的“凭票根享周边产品半价优惠”“凭电影票根免景区门票”等,发挥“小票根撬动大消费”的作用。此外,智慧票根系统、常态化票根综合服务小程序的推出以及“票根经济”试点区域的创立,进一步彰显出“票根经济”串联新消费领域、创造新消费场景、打造新消费业态的潜力,也显示出“票根经济”正在通过技术迭代更新走向成熟。

与“门票经济”“消费券”不同,“票根经济”虽然也是基于票务凭证,通过让利于消费者刺激消费的经济模式,但其打破了单一的使用场景和用户习惯,能够引发不同消费场景之间的融合互动,进而产生“二次消费”,有效延伸消费链条。从本质来说,“票根经济”是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新消费产品,是锁定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群体、精准回应其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种融合消费,是优化配置、高效整合市场资源并联动多种场景、动态调整折扣而产生的一种联动消费。通过“数字+票根”打造文化情感载体、消费链条枢纽,可以更好实现吃、住、行、游、购、娱等场景的有机串联。这种以“组合拳”激活消费的模式,不仅是文旅创新的生动载体,也是拉动消费的有效杠杆,可以大力促进区域文旅经济的繁荣发展。

“票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监管部门、消费者与商家的多方共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发展“票根经济”是促进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可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消费者来说,因应“额外福利”的心理效应,积极参与“票根经济”活动,多场景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综合消费成本有效降低,消费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对于商家来说,在“票根经济”中提供优质消费产品,将“头回客”变为“回头客”,提升购买率、购买量和复购率,进而实现长期收益的增长、催生关联消费的黏性。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深化线上线下、商旅文体健多业态消费融合,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随着消费方式的日益多元化,“票根经济”作为促进消费的“新钥匙”,需要不断探索新的发展实践,进而生产新的消费产品、打造新的消费场景、形成新的消费业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一是完善消费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以文旅消费补贴、税收优惠、“人工智能+”等保障“票根经济”参与各方利益,将做活做强“票根经济”纳入扩消费专项行动等。二是深挖文化IP,提升优质消费供给能力。“票根经济”能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持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在于票根所承载的IP魅力,以及基于IP进行的客群细分和精准供给。依托城市文化、展演IP、赛事IP、主题IP等,可以打造商旅文体展联动场景,支持市场开发“门票+”主题产品,打造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情感化、体验化的“票根经济”创新产品。三是强化协同联动,健全促进消费的制度机制。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建立健全适应“票根经济”管理的制度机制,实现消费数据互通,创新开展凭票多场景优惠优享活动,加强演出与文博场馆优质展览联动,实行景区“一次购票、多次多日使用”等惠民措施。

作为促进消费的新引擎,“票根经济”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提升消费内生动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但在逐步演变为成熟的消费模式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需要防范的风险,包括“票根经济”所涉项目同质化可能产生的消费审美疲劳、电子票务凭证使用流程烦琐可能产生的消费抵触心理、一些商家的虚假宣传行为可能引发消费者不信任等。在“票根经济”打造过程中,需要重视消费项目的内涵特色呈现、搭配合理性等,以消费产品、消费体验的持续创新引发情感共鸣、化解审美疲劳。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对纸质票务的真伪鉴别、电子票根的跨平台验证、通用“票根码”生成等,提升消费者多次消费的意愿;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优惠政策,动态适配、择优消费,完善长效收益分配机制,增强商家参与积极性和服务优化动力。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作用,实现票根“流量”变消费“留量”、发展“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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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版:学习文苑3 篇

用脚步丈量山乡巨变 以笔墨传递时代欢声

——《乌蒙深处》创作谈 · □ 欧阳黔森

28集电视剧《乌蒙深处》于2025年11月12日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和芒果TV热播,12月4日圆满收官,受到了各方的关注。我常常被问:从小说《莫道君行早》到电视剧《乌蒙深处》,我是如何将贵州山乡的变迁,转化为荧屏上的故事与笑脸的?我想,这些答案就藏在贵州大地上那近126万个山头里,藏在那些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千万张幸福的面孔中。这不仅是一部文学到影视转换的创作,更是对这片土地上发生巨变的真情记录。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从“又苦又穷”到“千寨欢歌”

曾经,外界对贵州的认知,总带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刻板印象。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承载了太多的目光与期待,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辛与奋斗。全省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6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192万人搬出大山,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命运的转折,是整片土地形象的重塑。

当脱贫攻坚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历史翻开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现在的贵州乡村,早已不再充斥着悲情与苦难。相反,是一张张扬起的笑脸,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从容与自信。在全国村级文化娱乐活跃度的评价中,贵州乡村位居前列,“村BA”“村超”“村晚”“村T”“村马”等等,这背后,是基础设施的历史性跨越——县县通高速、组组通硬化路,让“高速平原”取代了“地无三尺平”;是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山地农业、生态旅游、非遗文创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更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文化自信的觉醒。

这就是“新时代山乡巨变”最动人的内核:它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跨越,更是精神面貌的焕新。过去,我们讲述乡村故事,总带着沉重的叹息;今天,我们有底气,也更有责任去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欢歌与希望。《乌蒙深处》正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它不再聚焦于“贫苦悲怆”,而是致力呈现出新时代乡村“生活越来越美好”的明亮基调。

创作只能用脚走出来:扎根泥土的“田园式调查”

真实的创作永远无法闭门造车,对《乌蒙深处》这样一部扎根于现实的作品尤其如此。剧本,只能用脚走出来。

在动笔之前,我带领团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深入采风。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省9个市州、36个县、156个村寨。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正的“田园式调查”——住进村里,与老乡同吃同住,促膝谈心,融入他们的生活。唯有如此,才能褪去外来者、旁观者的身份,真正“称兄道弟,以心换心”,触摸到乡村最真实的脉搏。

脚踩土地,我目睹了贵州实施“锦绣计划”如何让指尖上的技艺转化为指尖上的经济。绣娘们在家门口就业,不仅传承了璀璨的非遗文化,更撑起了家庭的经济,守护了家庭的团圆。一位村支书对我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是我们干部的辛苦指数。”这句朴实的话,道尽了无数基层干部的初心与担当。还有一个开办农家乐、年收入超百万元的退伍军人,他脸上坦荡而满足的笑容,胜过千言万语。他告诉我:“我能挣钱就回来,不能挣钱,我回来干吗?”这就是老百姓最质朴、最真实的发展逻辑:幸福不是等来的,而是靠双手奋斗出来的。

这些鲜活的人物、动人的细节、充满生命力的语言,都不是能凭空编造出来的。当积累了海量真实、鲜活的生活片段后,你会发现,故事根本不用“编”,它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被串联。我的角色,更像一个“穿线人”,将一粒粒生活的珠子拾起来,再用时代精神与艺术构思这根线,将它们串成一条会讲故事的项链。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叙事重心的转移与突破

原小说《莫道君行早》,聚焦的是脱贫攻坚,那是一个“苦中带甜”、充满奋斗与攻坚的故事。而《乌蒙深处》,则昂首迈入了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视角的转换,意味着叙事重心的根本性转移。

脱贫攻坚解决的是“有没有”“能不能”的基础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探索的是“好不好”“美不美”的发展性问题。因此,《乌蒙深处》的笔触,自然地从如何“摆脱贫困”,转向了如何“创造美好”。我们不再渲染“苦情”,而是着力描绘自然之美、产业之美、人文之美与和谐之美。

在剧中,我们设定了多条交织的叙事线索:“乌蒙三棵草”代表的青年返乡创业,展现了人才振兴如何为乡村注入新活力;衮月亮代表的苗绣非遗传承与产业化,探索了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的融合路径;基层干部的奔走与协助,则体现了组织振兴的坚实保障。这些线索共同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山乡画卷。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事,传递一种新的乡村发展观:乡村振兴绝非简单的经济指标增长,它要守住民族的根与魂——那些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乡愁记忆、伦理价值;同时,又要让这些传统在现代生活中“活”起来,产生新的经济价值与文化魅力。正如剧中苗绣的故事:不能只当收藏品,而是要融入日常,成为时尚,走向世界。唯有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文化才能真正传承,乡村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塑造典型而不拘于一地:贵州山乡的集体肖像呈现

《乌蒙深处》中的“悬崖村”,并非特指某一个具体的村落。在采风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蜕变故事,村与村的地理环境各异,发展路径不同,但都洋溢着同样的奋斗精神和幸福光彩。

因此,我们在创作中有意模糊了具体的地理边界,进行了一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我们将多个真实村庄的案例、多个真实人物的性格特质,经过融合、提炼,塑造出剧中的场景与角色。我们希望,每一个观众,都能在剧中看到自己家乡的影子,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情感共鸣。

这种处理,源于对“新时代山乡巨变”本质的理解: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一场波澜壮阔,真实发生在祖国大地上每一个角落的集体实践。我们讲述的,虽是乌蒙山区的故事,但其精神内核——那种不甘贫困、自力更生、守望相助、追求美好生活的力量,是整个中国乡村在这场伟大变革中共有的精神群像。从这个意义上说,《乌蒙深处》是贵州的,更是中国的。

轻喜剧里的文化自信:笑声是最美的主题曲

将《乌蒙深处》定义为一部“轻喜剧”,源于我们内心坚定的文化自信。

过去的乡村叙事,容易陷入一种“苦情叙事”或“他者凝视”,似乎只有苦难才能凸显情感,只有眼泪才能得到关注。但今天,我们必须打破这种窠臼。新时代的贵州农民,不再是等待救济的弱者,而是掌握自己命运、创造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的快乐,是奋斗后的甘甜;他们的笑容,是自信的天然流露。这种由内而外的喜悦与从容,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因此,在剧中,我们让笑声充盈在每一个角落。这种笑,不是轻浮的搞笑,而是源于生活改善后的踏实,源于梦想实现后的喜悦,源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笃定。它告诉我们:靠自己的双手赢得尊严和幸福的人,不再需要怜悯,需要的,只有掌声。

以“喜乐”写“巨变”,是对贵州人民、对中国农民精神主体性的最高礼赞,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是一条充满希望、孕育欢笑的康庄大道。

《乌蒙深处》是我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一次深情描摹,它源于泥土,归于人心。我最大的欣慰,不是热播的数据,而是观众从剧中人物那些灿烂的笑脸里,看到了贵州美好的今天,更看到了中国乡村充满无限可能的明天。这条路,我会继续用脚走下去,用笔写下去,因为山乡巨变的故事,永远在路上,永远动人。

(作者系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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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赋能写作不是替代写作

□ 郝俊

时下好像开口不谈AI(人工智能),便有落伍之嫌。前些天,有一位作家朋友在微信上问我写作时有没有尝试“人机合作”,我说没有,也无此打算。当时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发给友人:“欲将心事付AI,奈何AI不解情。我诉衷肠它计算,哪知我心怎思量?”我写这首诗,不是出于调侃,而是说AI与人“对话”的时候,它的“回复”是基于庞大的数据关联和高效的概率计算,并非与人共情。

目前,AI虽然在生成文字方面已有不俗的表现,但它毕竟无法通过感官交互与这个真实的世界建立直接联系,它无法拥有属于人的个体经验与切身感受,它也不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含义和现实关联,它的文字输出主要依赖于数据驱动和模式匹配。

这样讲或许有些抽象,我举自己和AI“对话”的例子加以探讨。我在对话框里输入:“请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在发送问题之前,我猜想AI会说:“你提出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心情作为个体内心的感受,具有很强的私密性,你此刻的心情只有你自己知道。”发送之后,AI并没有拒绝回答,而是发扬了“有求必应”的风格,它很快生成了一篇题为《暮色书简》的文章,篇幅有500多字,其中,第一段写道:“暮色漫过窗棂时,我正站在公司23层的落地玻璃前。天际线像被撕开的旧信封,露出暗玫瑰色的信笺,云层褶皱里藏着白昼最后的余温。空调出风口吹落工位上的银杏叶标本,叶脉里凝固的秋天忽然活了,在键盘敲击声中簌簌震颤。”

因为篇幅原因,不便引用全文,后面几段文字的行文风格也与刚才摘录的第一段极为相似。我们来体味一下这段文字,它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为“我”设定了工作场景,然后通过描写眼前的自然景象和办公室的陈设,试图传达出“我”此刻的心情。乍一看,除了语言有点“机器味”,其他似乎都没毛病。问题是这几句话组合在一起,不知道它想表达什么意思,在这段话里,看不到思想代入和情感指向,就是几句看似精美的语言堆砌在一起,至于“我”的心情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仅从它生成的文字来看,也算不得上乘文字。这些腔调十足、稍显做作的语言,难以触动人心,看上去就像是一句句缺乏生命气息的文字饰品。高水平的作者在描写景物的时候,不会单纯地用修辞技巧罗列景物,而是将“心中情”投射于“眼前景”,通过文字传达出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现实层面上,AI生成的文字与我无关,它是用写小说的办法虚构了“我”的心情。接着,我又向它提问:“你刚才生成的这篇《暮色书简》,其实写的不是我的心情。你的回答,是否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你是否把‘写出我的心情’,理解成了用第一人称来写心情?”这时,AI发扬了“以诚相待”的风格,它回答:“我要承认您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AI,我确实无法真正理解或感受人类的情感。我的回应是基于通用情感模板和文学手法构建的。您提出的质疑非常精准且富有启发性,这触及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核心运作逻辑。”

同样的问题,我换了一款AI来问,它生成了一篇题为《此刻的我》的文章,风格与之前的《暮色书简》非常接近,当我质疑它生成的文章是否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时,它的回答与此前那款AI有所不同:“我理解有误,你希望我精准写出你当下具体的心情,而不是创作一篇包含情绪元素的散文。我会按照你的需求,为你重新创作。不过你还未告知具体要表达的心情以及相关情境,为了能更精准地创作,麻烦你详细描述一下此刻的心情,比如是开心、难过、愤怒,还是其他情绪,以及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或相关事件。同时,若有特定的场景或细节要求,也请一并告知。”

这样的回答有其合理性,它确实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它只能把我问它的问题又抛给我。不妨试想一下,我如果真的把AI问我的那些信息和细节都具体而准确地描述出来,这篇文章不就已经写出来了吗?为何还要请它“代劳”呢?如果我只是提供几条零碎的信息,比如“下午”“小雨”“烦闷”等,AI就会把这些信息纳入它“编造”的下一篇文章里,问题是,除了这几条粗略的信息符合实际情况,它生成的文章仍然不是“我此刻的心情”。不过,它的回答倒可以视为一种常见的写作思路。

可能有人会认为上述与AI“对话”的例子比较特殊,是在给AI“出难题”,其实不是,类似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可以说,只要是非虚构写作,AI都不可能用生成文字的方式直接“参与”人的创作,因为“个体经验”作为支撑写作的重要条件恰恰不是AI可以提供的。创作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情,好的作品都会打上作者的生命烙印,都会饱含作者的人生体验。鲁迅先生说过:“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作为作者,我们不应该把AI生成的文字“拿来”当作自己的作品,哪怕是部分段落。从创作的角度来讲,如果把不属于作者的“经验”放入作品之中,这样的文字也无法作为“非虚构作品”而成立。这种做法,不仅会失信于读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作为创作主体进行写作的意义。

以非虚构写作中的散文为例,我认为散文这种文体,需要保持其真实性,散文中的“人”和“事”都应该是真人真事,不允许作者任意编造,情感方面的表达也应该是真情真意,不允许作者之外的“经验”介入其中(包括AI),否则就是“掺水”,同时也抹去了非虚构与虚构作品之间的界限。

至于虚构类作品,比如小说,是否能够将AI生成的文字“纳入”作品?是否采用“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创作?我想,这关乎作者的个人选择,即每一位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和想法,来决定是否将AI视为辅助工具或“合作伙伴”。如果作者采用“人机合作”,我觉得作者需注明“AI参与”及参与程度,如实说明作者与AI在写作中的角色定位、任务分工和各自贡献。虽然目前用以界定“人机共创”版权归属的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但作为作者,仅仅是出于对文字的敬畏和尊重,都应该按实际创作情况予以说明。

就写作而言,善用AI,绝不是让AI代替我们思考,把AI当成“代笔”工具。AI如何赋能写作?我更倾向于把AI当作一个可以随时与之“交谈”的对象,收获“交谈”带来的思维乐趣。其实,AI作为工具,有“遇强则强”的特点。换言之,作者的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和思想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话”的质量,决定了“收获”的多少。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AI当作思维的“磨刀石”,坚守人的主体地位,参与并主导与AI之间的“对话”,在持续的思想“碰撞”中激发潜能,不断地打磨自己的思维,让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想法产生,让“人之为人”的生命特质和心灵旨趣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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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高效能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 范恒山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是贯穿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全过程的一项永续性的工作,对城市发展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城市治理的成效既体现在运行质量和效益上,也反映在城市形象和人的精神感受上,是导致城市发展快慢优劣的最直接的因素。2025年8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优化思路与路径,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

注重治理投入,扭转“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城市结构向优,城市品质提升,城市能级拓展。但要看到,我国城市发展很不平衡,在城市整体持续向好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城市陷入困境:速度放缓、运行乏力、动能减弱、后劲不足、病灶滋长、产城失衡,有的由先进变为落后,有的出现萎缩与衰退。

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粗放外延式发展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与之相配套的是城市管理部门存在的“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这种粗放发展除了表现为“大规模增量扩张”外,也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各个维度鲜明地反映出来。从现实看,存在着不少突出矛盾与问题。例如:热衷于大拆大建,不分城情,一律搞大广场、宽马路、高楼群、阔社区,割断了传承,也抹去了特色,导致“千城一面”;无视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热衷于发展高大上产业,导致产业发展的同质化,并因此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影响了产业内在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为寻求高端大气上档次,随意禁止“地摊经济”等大众经济的发展,既弱化了城市应有的烟火气,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城市建设为追求城市格局,导致市民工作生活大跨度、长距离运行;一些城市注重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城市治理的不足,在这方面“雷声大,雨点小”和“言胜于行”的色彩比较浓重。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城市治理这个关键。换言之,没有高效能治理,就不可能有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从城市发展大势看,现在到了将城市工作重心转向高效能治理的时候了。经过7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化已步入快速发展的中后期。截至2024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7%,超过9.4亿人口在城镇工作和生活。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作出了两个转向的判断,即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实现城市发展转变的关键就在于重视和优化治理。《意见》明确要求,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坚决克服“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把加强治理、形成高效能治理作为城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明确战略取向,聚焦关键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形成高效能治理指明了根本方向和基本路径。特别重要的是,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

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把握城市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结合中国文化传承和制度要求等认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可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结为三个关键词,即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

发展力,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发展的内核是产业发展。发展是城市运行的基础,没有发展,一切将无从谈起。发展不能是断断续续的,也不能是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支撑的,必须是可持续且有强劲动能作支撑的强劲发展。发展力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愉悦度,即市民幸福度。它体现的是城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一体呈现。情感愉悦度应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安全性,即安全韧性。它体现的是城市抗灾释压化解风险的能力,是风险预测能力、应急响应能力、精准管控能力和救援恢复能力的综合体现。高度安全性也应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

强劲发展力、超强愉悦度、高度安全性,构成了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战略取向。基于这样的考量,城市治理至少应围绕如下关键方面用功下力。突出地理特色和文化传承,努力打造个性化的城市建筑风貌和空间格局,形成别具一格的城市风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利用现有发展基础和资源潜力,打造特色鲜明、韧性强劲、富有竞争力和增值性的产业结构。统筹工作与休闲需要,合理划分和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减少长距离跨越和隔绝性绕行,提高便利性,增强效率性。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让市民创业更方便、生活更幸福贯穿城市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使城市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强化“人民是城市主体”的意识,最大限度赋予全体市民“激情创造,愉悦生活”的行政管理与政策服务空间,鼓励、推动和支持市民自主、自力和自律开展增进城市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类经济社会活动。弘扬优秀文化,强化文明建设,打造开明包容、创新奋进、诚实守信、互助共济的诚实社会,建立具有独特韵味的社会文明高地。强化基础设施与落实运行管理责任并举,构建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力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优化机制体系,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

城市治理重在务实,成在精细,难在持久。在转变观念、将治理摆放在城市工作第一位置的同时,应着力于解决“粗放发展、华而不实”问题,完善城市治理运行机制和工作体系,真正实现城市的高效能治理。综合把握,在实际工作中应着力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多元参与与协调联动契合。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赖于某一个方面,不仅会有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之感,也会出现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漏洞。城市治理需要各方面参与。政府部门作为主导者,不仅要落实责任、创新方式,扎实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大力推动其他城市主体,特别是广大市民积极投身城市治理,形成齐抓共管互促的局面。与此同时,要做好统筹协调,推动各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高效联动。政府各部门在加强系统谋划统一部署的同时,要明确职责、细化分工,不留灰色地带和模糊空间,并建立起严格的奖惩机制,并持续开展一致性、协同性评估,以此形成有力有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打造全社会高度关注、积极参与、协同行动的良好格局。

二是政策法规引领与技术数据支撑联袂。完善城市运行法规,明确行业界限,优化政策安排。强化现代技术与城市治理的及时、无缝对接。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传输便捷、高效协调的城市数字底座,实现城市全程数字化转型,使数据与智慧手段成为优化政策、落实政策和实施协调治理、精细治理的关键支撑。

三是广疏解与微更新并重。美化城市风貌,构建产业特色,化解安全风险,都需要进行城市格局调整。运用好城市更新政策,结合功能优化、产业转移承接、新区建设等举措对城市“三高”(建筑物密度高、居民小区楼层高、各类人员聚集度高)“三差”地带(社区老、道路窄、环境乱)进行调整与疏解,优化建筑格局、社区规模、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但除非特殊必要,应避免大拆大建、推倒重来,注重用微更新手段美化城市环境,增加温馨元素,强化安全韧性,主要包括小街小巷的特色化、情调性改造,微型休憩场所建设,创意景观塑造等。微更新往往是付小功成大事,更能给市民增加愉悦,给城市带来韵味。

四是物理手段运用与精神文明建设一体。空间布局、建筑格局、街道分布的调整和楼堂馆所的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但这类物理性质手段的治理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根本的。城市良好治理的坚实基础是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唯此才能推动物理手段的科学运用,并基于治理把积极参与和自觉维护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应把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核心内容。强化爱国爱城教育,使广大市民牢固树立荣誉感和责任感,自觉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自觉维护城市的一草一木,自觉抵制危害城市的行为,自觉响应与执行一切有利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法规,使城市物质文明昌盛的同时成为社会道德高地、时代精神前沿。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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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科技前沿3 篇

知识产权赋能我国创新能力跃升

□ 肖尤丹 吕旭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这一突破绝非单纯数字层面的提升,更意味着我国创新生态日趋完善,总体创新能力实现新的飞跃,而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成效正是重要支撑。我国多年坚持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强国建设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深度协同发力,正持续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核心创新竞争力。同时,研发经费、人才、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投入的不断加强,也正高效转化为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成果及相关技术、产品,为创新能力跃升筑牢根基。

专利数量与技术输出指标领跑全球

我国已成为全球知识产权申请的最大贡献者,实用新型、商标和工业设计等多项知识产权相关细分指标位居全球第一。我国持续成为专利申请最大来源国,是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500万件的国家。2024年我国通过PCT途径提交了约7万件专利申请,在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上连续第6年保持世界第一。这意味着我国的创新成果正加速走向海外,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知识产权。如此庞大的知识产权产出,反映出我国创新主体的活跃度空前提高,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各领域都涌现出大量新技术、新产品并及时申请知识产权予以保护。

知识产权产出在质量和效益方面也同步提升,在知识产权运用和技术输出上展现出很强的竞争力。我国在全球“知识与技术产出”这一核心指标上排名第一,首次超越瑞士,体现了在知识创造和技术转化方面的强大能力。大量高价值专利、科研成果正快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输出到全球。我国的高科技出口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持续增强,尤其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绿色技术等领域表现突出。

知识产权能力的跃升离不开政策与体制保障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相关政策规划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指明了方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核心要素的作用更加凸显,强调要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各级政府随之出台财税、金融、人才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这些导向促使创新主体更加注重专利质量和实际效益,而非片面追求数量。

近年来进行的专利法改革为创新生态注入了强劲动力。2021年实施的新专利法,包括引入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加强对故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延长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改革一方面激励创新主体申请和保护高质量专利,另一方面降低了专利交易成本、疏通了专利转化渠道。

政府在研发投入上的持续加码为高水平创新奠定了基础。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6万亿,仅次于美国。2024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之比)为2.69%,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庞大的研发投入与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形成正向循环: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研发的同时,放心地将成果申请专利投入市场;而良好的知识产权回报又进一步激励了创新投入的意愿。由此,一个从政策到投入的系统性支持网络正在驱动我国知识产权从数量规模向质量效益转变。

进一步夯实我国全球科技战略布局

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表现,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不仅彰显了自身创新实力的跃升,更对我国全球科技战略布局具有深远支撑作用。

第一,这是新兴经济体对传统创新强国的一次突破。我国以中等收入国家身份,在“知识与技术产出”上超越瑞士,证明了后发经济体同样可以凭借规模和制度优势,在某些创新领域后来居上。创新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领地,新兴经济体也可以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知识产权成果。

第二,这反映出我国创新的效率和规模优势。在科研论文产出、专利转化、技术商品出口等方面,我国如今拥有全球最大的规模体量,并逐步提升质量,且绝对数量优势正转化为实际的国际领先。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所说,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勾勒出全球创新版图,进步最快的正是那些将创新视为韧性、增长和竞争力的根本引擎的经济体。我国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第三,这一从“量”到“质”的转变对我国的全球科技战略定位意义重大。如果说过去我国被视为“世界工厂”,以制造能力取胜,那么如今随着知识产权质量和创新实力的提高,正逐步转型为“世界创新者”和技术规则的重要制定者。知识产权质量的提升将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新优势,使我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更大主动权。知识产权既保护并推动着国内产业升级,又在国际竞争中为我国争取更大的技术话语权。

推动知识产权与高质量创新深度融合

跻身全球创新指数前十固然可喜,但要真正跻身创新强国前列,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未来,我国应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推动知识产权与高质量创新深度融合,为建设科技强国注入更强劲动力。

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创新生态更加专注质量提升。当前不少高校、科研机构已开始改革科研评价体系,摒弃单纯以专利和论文数量论英雄的做法,强调成果转化率和影响力。这一方向应继续坚持,对获得高价值专利、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产业化的团队给予更大激励,把有限的资源向“含金量”高的创新倾斜。

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让更多专利从文件变成产品、从资产变成资金。在这方面,深化和推广专利开放许可机制是可行之路。可以将目前的开放许可试点经验在全国更大范围内铺开,建立常态化的专利许可交易平台,完善专利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和纠纷解决机制,解除专利供需双方的后顾之忧。

持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高水平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知识产权只有得到切实保护,其价值才能真正体现。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缩短维权周期,让侵权者无空可钻、让创新者无后顾之忧。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不仅会增强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的信心,也向全球创新者释放出积极信号——我国欢迎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并能保障其权益。

提升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水平,夯实知识产权与创新融合的人才基础。高质量创新离不开复合型人才,既懂技术又懂知识产权的专业人才需求愈发迫切。未来应加强知识产权教育,将其纳入理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更多精通专利布局、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的专业队伍。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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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思维推动深海科技创新

□ 许译文

在全球资源日益紧张的当下,深海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战略“新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打造深海研发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2025年,“深海科技”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深海、极地、低空等新兴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深海科技创新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将技术突破转化为产业动能、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抓手。我国深海科技创新虽在“深潜、深钻、深网”等领域实现一些突破,但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核心技术“卡脖子”等挑战。以系统思维统筹深海科技创新,是破解发展瓶颈、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面临挑战

当前,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仍面临多重瓶颈制约,核心症结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与海洋治理现代化需求、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深海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数据量少质弱。高精度深海探测设备覆盖率低,多数依赖零星科考数据;海底光纤网络仅覆盖近岸关键区域,深海信号传输稳定性不高;深海资源开采平台、运维保障设施数量有限,深远海地质、水文、生物、环境等综合基础数据的样本量小、覆盖不全面、精细度低、共享机制不完善,难以支撑深海科研需要。

“卡脖子”技术攻坚难,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国产深海设备核心部件、深海能源供应技术等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各级涉海项目资金分散、共性设施装备共享不足,难以形成攻坚合力。深海中试平台严重短缺且成本高昂,巨灾等保险产品缺位,缺少专业中介服务团队和完善金融体系支持。人才储备不足、职业教育缺位,复合型高端创新人才和技能应用型基础人才“两头”稀缺。“创新——产业——资金——人才”四链脱节,创新成果难以快速转化。

深海科技产业尚未成型起势,国际博弈形势严峻。有别于较为成熟的传统海洋产业,深海科技产业属于新兴产业,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创新解决技术门槛高、资金投入大、产业项目业态单一、产业融合程度不够、产业链培育不足、海洋空间立体化规划布局不完善、陆海统筹水平较低和协同不足等瓶颈问题。深海科技涉及国家安全,国际治理规制和实践存在空白区,各国深海话语权争夺战愈演愈烈,通用政策和标准难以统一,创新发展困难重重。

多路径推动我国深海科技创新发展

立足我国深海资源禀赋与科技发展实际以及上述存在的问题,需构建“基础支撑——核心突破——产业转化——开放赋能”的多元路径体系,打破传统海洋经济增长瓶颈,推动深海科技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跨越。

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深海“进入——探测——开发”能力。一是以“安全、高效、低成本”为目标,提升深海进入能力。比如,南海是开展深海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可将我国三亚南山港打造为可供“梦想”号、“大洋”号、“雪龙”号等深海大洋科考船停靠的国际一流公共科考试验母港;高品质建设深圳深海科考中心;提升广州南沙港规模和服务能力。围绕“海底骨干通信+水下中继通信”架构,建设覆盖“岸基——近海——深远海”的通信网络。网格化建设全海深载人、无人装备试验运维基地和新能源特种作业平台。二是以“精准、全面、实时智能分析”为目标,提升深海探测能力。开展深海科考专项行动,摸清油气、矿产、生物等深海资源家底。建设由“海底观测站+水下观测设备+卫星+无人机+中继浮标”构建的“空——天——海——底”深海立体观测网络。创建国家级深海数据中心,建设“智慧海洋一张图”数据底座,明确数据分级分类与共享机制。三是按照“物联海洋、孪生海洋、智能海洋、深海智造”四步走,提升深海开发能力。建设数字仿真“孪生海洋”,把复杂海洋环境纳入可计算可验证的数字空间。面向海洋油气、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事监管与执法等不同应用场景生成“智能海洋”定制化决策。推进关键小件本地化生产,建设深海装备制造总装测试基地,完善物流仓储等配套服务,逐渐提升“深海智造”能力。四是以“绿色、低碳、环境友好”为目标,提升深海生态保护能力。部署海洋污染物监测处理设施,建设深海珊瑚礁修复、海底植被恢复等试验平台,实现开发保护协同发展。

统筹科技力量,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创性突破和成果转化。一是搭建高能级深海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深海采矿、海底科学观测网等大科学装置,实施“多气合采、多能利用”、常规油气与非常规油气开采耦合等深海能源大工程项目,推动汉江、崂山等国家级实验室布局南海并实体化运营,谋划国家级创新中心。依托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深海),加快建设覆盖“技术验证——原理样机试制——工程样机开发”全流程的中试平台体系。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鼓励成立“院所+研发团队+运营”股份制公司、探索“作价入股+分红权”与知识产权信托转化机制,推动“国家队”与“地方队”、研发机构与龙头企业、技术与市场深度融合。完善深海科技成果公开、评估、交易机制,建设“线上创服+线下转化”的技术交易枢纽。三是提升金融服务支撑能力。设立深海科技产业基金,实施“投早投小投硬+投成熟+赛马跟投”,配套设备融资租赁、海试保险与履约保证等金融工具。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鼓励银行提供知识产权质押,鼓励风投、私募等社会资本参与,开发专项保险产品,多方发力共同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四是加大空间治理和招才引才力度。探索海洋空间资源立体规划,实行立体分层确权与差异化准入。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开展职业教育,联合培养海试工程、海事运维、智能制造等紧缺技能人才,构建“战略科学家——工程师——蓝领”人才队伍。

健全深海科技产业体系,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一是面向深海进入场景,重点发展深海装备智能制造和深海信息技术产业。扎实谋划实施“深海智造2035”战略,推动水下潜器、传感器、无人船艇、水下机器人等设备研发制造,培育一批深海智造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深海信息技术产业,统一数据标准,构建数据管理及服务平台和大模型,研发多元化深海数据产品。二是面向深海探测场景,加快发展海底测绘勘探、灾害预警、生态环境监测等产业。提供风暴潮、海啸、赤潮等海洋灾害专项预警服务。开展海底光缆、海上能源等基础设施布局选址评估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重点海域环境管控、海洋生态修复等配套产业发展。三是面向深海开发场景,加快发展深海油气、生物制造、海洋旅游等产业。加快深海油气增储上产、做大海洋新能源产业、做精海洋生物制造产业、做优现代海洋服务业。推进形成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文化、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化工产业多元化和融合发展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深海科技创新主导性和影响力。一是做强高能级海洋科技合作平台,承接国际大科学计划。以“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为载体,积极承接或牵头创立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海洋负排放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循序渐进谋划由深度参与发起我国主导的国际大科学计划。二是建设深海科技产业国际合作园区和产业基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主导推进深海科技国际标准编制。建设联合研发平台和技术转移中心,鼓励龙头企业到国外开展科技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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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 陈宇学 王文俊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企业,特别是科技领军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也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枢纽,很多颠覆性科技创新都离不开企业。企业通过资源整合、风险共担等机制降低创新成本、突破创新的不确定性,进而通过产业化收益反哺科技研发,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科技创新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价值,为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物质技术基础。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壮大,都有赖于通过企业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市场开拓、产业发展等环节。从创新决策看,企业作为生产活动的组织者,能够精准把握市场对于科技创新的真实需求,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重要的“出题人”“阅卷人”“答卷人”,进而带动和激发其他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从研发投入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才能牢牢掌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主动权,实现长远发展。从科研组织环节来看,科技领军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研发组织能力与抗风险能力,由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助于加速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攻关。从成果转化、市场开拓和产业发展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成果市场价值的实现者,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的需求最为迫切,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总之,企业始终是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但当前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发挥尚不充分,还存在一定的堵点、断点和痛点。需要各方持续发力,以深化改革为牵引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夯实体制机制基础,这不仅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必由之路,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之举。

一是健全企业参与科技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决策机制。在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及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不断提高企业的话语权,建立企业代表列席科技规划会议的法定程序,并在与未来重点产业发展相关领域的专项规划中着力提升企业专家席位比例。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立项过程中,提高参与项目立项评审的科技领军企业专家比例,扩充科技专家库中企业人才的数量。进一步落实推动企业围绕科技创新决策同政府常态化交流的相关机制。一方面有关部门可以基于相关科技创新政策及科技项目的确立与完善定期组织政企交流研讨,及时吸纳、更新企业基于市场研判所提供的科技创新意见,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决策。另一方面搭建促进“政产学研金用”沟通互动的数字平台,提升各类创新主体交流互动的便利度,完善企业技术需求征询机制及企业自主反馈机制,对于积极参与创新决策并提供重要建议参考的企业给予奖励。

二是完善企业研发投入的政策支持机制。完善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供应链金融等科技金融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于研发投入强度大且创新成果突出的企业,要落实好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以及直接奖励政策。完善国有科技领军企业聚焦“十五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别是原始创新的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并基于不同行业实际情况开展分类、分阶段的针对性考核,推广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围绕全产业链进行整体制度设计,鼓励产业分工和协同发展,将配套服务和应用场景开发纳入创新支持体系,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促进科技成果在真实场景中的快速转化与规模化应用。强化产业链各环节间的技术标准衔接与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提升整体创新效能和产业竞争力。

三是优化由企业主导的科技创新项目攻关机制。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抓手,形成普遍由科技领军企业或龙头企业出题并牵头、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政府提供相应支持的攻关机制,形成创新要素顺畅流动特别是高水平人才共享并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赋予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团队组建、资金使用方向等方面的自主权。针对当前创新联合体的运作机制还不够灵活高效,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科研设施、共担风险等方面进展缓慢等问题,细化完善企业同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联合创新过程中的具体合作机制。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各参与主体的任务分工,完善创新绩效考核机制。优化收益分配和风险共担机制,明确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参与主体在研发合作中的贡献率和风险承担比例,保障各方权益,激发各方积极性。

四是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强化科技研发的市场需求导向,打破研发部门与市场开发部门之间的壁垒,让研发能够更好地对接技术需求,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在利益分配、风险承担、权责利判定等方面,制定更为清晰明确的条例细则,充分保障企业科技成果的使用、处置和收益权等,为企业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保驾护航。推动区域性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评估与定价机制,规范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成果价值评估,提升转化过程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减少技术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评估、筛选科技成果的门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鼓励引导科研院所等通过先使用后付费模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构建科技成果转化保险制度,分担转化过程中的市场与技术风险。发挥好政府采购的创新牵引作用,鼓励向上竞争,扭转“低价者得”的倾向,强化“创新者得”的导向,以强大的需求和应用场景为科技创新成果提供应用空间,降低科技创新成本,为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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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社会治理3 篇

系统推进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治理

□ 陈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造成比单体风险元素更加重大的后果。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治理水平,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认清风险综合体复杂态势

风险渗透更加隐蔽。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在意识形态输入上,一些西方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语料库的核心数据主要来自服务于西方用户的信息数据库,这种包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视角经过AI模型的进一步放大,使国内受众在无形中受到西方不良价值观的灌输。

风险后果日益严重。各类风险经由连锁联动后造成的影响往往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域,而是可能同时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物理空间、心理空间、虚拟空间形成全时全域的冲击,在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同时,还带来间接的心理伤害、社会影响、党和政府形象受损等深远的连锁反应。特别是随着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件小事情都可能成为舆论漩涡,一些谣言传闻经煽动炒作,极易使小范围矛盾转化为社会风险。

风险要素交织更密。随着经济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各类风险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风险的发生不再有明显的单一原爆点,而是呈现多点并发、相互激发、交织重叠的态势,产生耦合效应。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的各类风险之间相互作用,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相互交织,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互叠加,极易形成系统性风险。

风险类型不断出新。科技安全风险与日俱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能重塑社会治理模式,产生巨大的潜在危险。卫星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网络安全体系带来新的现实威胁。伴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据资源的安全管理难度加大,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经济运行和个人合法权益。一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时代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一旦遭受入侵、控制、篡改或破坏,可能导致交通中断、通信瘫痪、金融紊乱以及水电供应停滞等系统性危机,进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风险防控难度加大。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犯罪,已经成为发案最高、损失最大、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犯罪。这一犯罪类型依托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远程操控、共享屏幕等新技术新业态,使涉案资金瞬间转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可以被复制、共享并且应用在各领域,可以进行24小时不间断渗透、干扰、破坏等。此外,一些新型金融产品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深度伪造”下,实时变换形式,迭代升级,风险预测预警实效性大打折扣。

锚定总体国家安全观精准施策发力

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独有的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贯穿防范化解风险综合体各个工作环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党的组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联动,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形成体系合力。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推动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军地之间、地区之间高效协同治理,形成治理合力。坚决落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健全机制,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认真落实国家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任务,努力把握防范化解风险综合体的工作主动。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风险走向是谋求战略主动的关键。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提升重点领域风险监测预警能力。紧紧盯住关系全局的主要矛盾风险,抓住最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危机事件。特别是要始终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要定期、定点对潜在风险出现的可能性、性质类别、影响规模等进行全面系统和科学客观的评估评价和分析判断,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提供最优参考。从整体视角认识国家安全风险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动态性,运用系统思维来考虑风险治理,有效防范各类风险挑战交叉感染、积累扩散、连锁联动、蔓延升级,避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

充分利用新时代科技发展成果,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综合体的工作效能。当前,数字技术已经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许多重大安全风险均表现为关键数据的异动、关联信息的异常等,这就要求国家安全风险治理在态势感知上见微知著,在后端决策上科学精准。要推进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科技赋能,聚焦重大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打造国家安全的创新平台,高效统筹相关科研项目、经费和人力资源,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支撑保障作用。要加强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以及云计算、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应用,推动提升风险的快速感知、研判及应对能力。强化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促进风险防控策略由“应急处置型”向“识别研判型”转变。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风险意识和素养,不断筑牢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的铜墙铁壁。人民群众是维护国家安全最可靠的力量源泉。要强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利用“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等活动,推动国家安全风险宣传教育。推动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领导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公务员培训体系,并加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发挥好主流媒体主渠道作用,广泛运用新媒体新手段、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对国家安全的形势宣传、政策宣传、案例案件宣传。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人民战争。

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强化统筹保障落实

统筹发展和安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之一。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发展的安全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的发展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话发展就无从谈起。必须树牢“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统筹整体和个体。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要注重研究形成规律,从整体视角认识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脱离整体安全只追求个体的安全稳定,只有本位而忘了大局和总体,这些都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误读。但是,绝不能把安全问题泛化,将任何安全问题都看作是国家安全问题。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过程中,要处理好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既要避免过度追求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合法权益维护,又要避免片面强调个体权益保护而造成整体利益的损害。

统筹积极和消极。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要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对待不时出现的安全风险,既不能反应迟钝、漠然置之,也不能惊慌失措、草木皆兵。要坚持积极思维,发扬主动斗争精神应对国家安全重大风险,通过扎实充分的准备,保证各项工作无论在何种风险干扰下都能保持正常运转,努力开创平安中国新局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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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如何实现“老有所护”

□ 徐良平

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保障,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202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全国范围内推进长护险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与时间表,标志着长护险从地方试点迈向全面推开的新阶段。这既是对社会迫切需求的制度回应,也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正处于从局部试点向全面推开的关键时期,已初步形成政策框架并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定位与顶层设计已经明晰。长护险已被明确为独立险种,定位为覆盖全民、以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的社会保险,遵循保障基本、责任共担、机制创新的原则。国家层面指导意见的出台,为各地制度统一与规范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标志着长护险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轨道。二是试点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效。自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多个城市在参保筹资、待遇支付、失能评估、服务供给等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覆盖人群逐步扩大,部分失能家庭的经济与照护负担得到缓解,社会认知度有所提升,为全国推广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服务供给体系初步构建。各地积极探索机构照护、居家上门服务等多种服务形式,推动养老、医疗、康复资源的初步整合。同时,照护服务人员队伍开始发展,部分智能化照护设备得以应用,长期照护服务市场开始孕育。

尽管长护险建设已取得进展,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稳定、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筹资机制持续面临压力。长护险基金主要依赖医保基金划转、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在老龄化加剧、失能人口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如保障对象进一步扩大到中度失能人员,长期收支平衡存在压力。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医保基金结余差异,可能导致筹资能力与保障需求不匹配,影响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其次,照护服务供给体系存在薄弱环节。专业化、标准化的照护服务机构与人员严重不足,城乡、区域间服务资源分布不均。服务项目、质量标准、定价机制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照护需求。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将成为制约长护险待遇有效兑付的瓶颈。最后,制度运行与监管体系有待完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行还在起步阶段,评估机构的专业性与公信力有待加强。针对长护险基金使用、服务质量、服务过程的全链条监管机制较为欠缺,存在欺诈骗保、服务缩水等风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分散,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有待提升,影响制度运行效率与群众获得感。

长护险制度不仅关乎数千万失能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尊严,更关系到社会保障网是否严密、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是否有效、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该制度的缺失或薄弱,将直接导致家庭照护负担沉重、社会性照护成本高昂、老年贫困风险加剧,并制约养老服务产业与银发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快建立覆盖全民、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长护险制度,已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系统性工程,需多维度进行统筹谋划与协同推进。

构建权责清晰与可持续的多元筹资机制。确保长护险制度长期稳定运行,要建立科学、公平、可持续的筹资机制。一是确立以单位和个人缴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的筹资模式。可参照基本医疗保险做法,探索建立独立的长护险缴费体系,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变化及护理成本等因素,科学精算并动态调整缴费基数和费率,确保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二是强化财政的支持、引导与调剂功能。中央和地方政府需对缴费困难群体给予定额参保补贴,体现制度托底保障性质。同时,应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适度调剂区域间基金负担能力差异,促进制度公平性与全国统一性。三是积极拓展筹资来源。研究将部分国有资本收益、社会福利彩票公益金划入长护险基金的可行性。鼓励发展商业长护险,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满足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形成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互补的多层次保障格局。

培育专业化标准化的照护服务供给体系。长护险制度效能最终体现在照护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上,需着力破解服务供给短板。一是规范统一和动态完善全国统一的照护服务核心项目目录、质量标准和规范体系。明确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医疗护理的服务内容、技术规范、服务频次与时长要求,为服务定价、支付结算和质量监管提供统一标尺,满足失能人员多样化照护需求。二是大力培育专业化照护服务力量。建立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长期照护师职业资格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并配套相应的薪酬指导价位、职业发展通道和社会保障政策,提升职业吸引力。引导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扩大专业人才培养规模。三是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与整合。支持现有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拓展或转型,提供标准化照护服务。重点加强社区嵌入式照护服务设施和居家上门服务网络建设,鼓励发展“互联网+照护服务”、家庭病床等新模式,促进服务可及性向基层和家庭延伸。

健全高效协同的运行管理与风险防控体系。高效的管理与严密的监管是长护险制度健康运行的保障。一是统一执行国家失能等级评估机制。培育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加强评估人员资质管理与培训,确保评估结果公正可信,并推动评估结论跨区域互认,奠定待遇公平享受的基础。推动民政、医保、残联跨部门一次申请、多评合一、结果互认,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二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的基金监管与服务监督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服务过程实时记录、服务内容智能比对、基金支付全程监控,建立高效的反欺诈系统。同时,建立健全由参保人、经办机构、行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服务质量评价与反馈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服务机构协议管理、费用结算及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挂钩。三是优化经办管理服务。推动建立全国相对统一的经办规程和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实现业务经办、服务对接、费用结算等环节的标准化和高效协同。加强各级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提升管理服务的规范化、精细化与便捷化水平。

(作者系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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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社区从“管理”到“服务”的关键点

□ 王世龙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主阵地、最前沿。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聚焦社区功能转型,坚持党建引领,着力打通从“管理”到“服务”的关键点,让治理成果切实惠及全体居民。

近年来,各地在推动基层工作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的过程中,开展了系统性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一是治理主体协同性显著提升,多元共治格局得以构建。通过建立健全区域性党建协调议事机制,有效整合驻社区单位、共建单位、企业与社会资源,形成了组织共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的合力。红色物业、党建联盟等创新模式得以推广,密切了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主体间的协同联动。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蓬勃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不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支持和资源基础得到夯实。二是服务方式向精细化转型,民生福祉持续改善。面对社区人口结构复杂与需求多元的挑战,网格化管理与精细化服务模式得到广泛运用。通过科学划分综合网格并配强网格员队伍,实现对社区人员、事项、设施、组织等要素的治理覆盖和服务配置。信息技术迭代升级,为精准识别服务对象、快速响应群众诉求提供了技术支持。服务内容全方位扩展到关注群众的居住安全、小区整洁、生活便利和就业支持,以及社区食堂建设、适老化改造、停车秩序管理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三是运行机制实现闭环管理,治理效能稳步提升。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为代表的群众诉求响应平台不断完善,建立了接诉即办、高效响应、主动治理的完整闭环工作链。微实事办理、微项目运作等创新做法得到探索应用,使得公共服务项目的确立更加贴近民意,决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资源使用更加注重实效。许多地方已形成定期梳理发布并扎实推进年度民生实事清单的惯例,通过具体项目的牵引与考核,确保各项惠民服务举措落细落地、取得实效。

尽管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打通从“管理”到“服务”的关键点仍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和挑战。其一,多元协同的常态化与制度化水平仍需提升。当前,社区工作实践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协同合作的制度性保障仍显不足。驻社区单位、社会组织等有时主动性不够,协作联动、资源共享的实际效能有待加强,在推动实质性共治与问题解决方面仍需改进。如何将临时性、项目式的协作模式,转化为稳定、长效的制度化协同机制,实现从机械叠加到有机融合的跃升,是亟待探索的课题。其二,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与服务的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决策支持、风险感知、服务精准投放等方面的应用正在逐步拓展,信息系统与数据平台互联互通不畅的问题还处于努力破解之中,数据结果共享效果还未完全显现。同时,在数字化进程中,如何兼顾技术应用的高效性与服务的便捷性,避免因数字鸿沟、技术依赖导致老年人等群体办事不便,确保提升治理效率而不失服务温度,是需要统筹解决的议题。其三,社工队伍的专业能力与职业保障等配套建设任重道远。基层工作内容涉及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社区服务质量关乎群众切身感受。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一线人员普遍面临事务性工作繁杂、系统性专业培训不足、职业发展空间有限等客观情况,直接影响着社工队伍建设质量。既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又全面掌握群众工作方法,并能熟练运用新技术服务群众的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

针对当前基层治理服务中存在的风险与挑战,需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协同施策,推动管理与服务工作在社区层面实现更为扎实有效的结合。

完善党建引领下的制度化协同机制建设。核心在于强化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通过长效化的制度安排巩固多元共治格局。建立完善“开源”机制,通过自上而下获取纵向政策支持,比如城市更新过程中要努力争取住房建设部门等有关各方的有效投入;通过协同共建获取横向资源供给,比如通过“为民服务微项目”的发布和承接,把驻社区单位、共建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汇聚起来服务居民。建立完善“议事”机制,增强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社区议事协商会等平台功能,加强决策论证和监督,并将形成的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措施和服务项目。建立完善“反馈”机制,建立基于实效的激励反馈制度,对贡献突出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认可与致谢,引导社会力量稳定、专业地参与社区服务,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运行。

深化数字技术适配与精细化服务场景应用。关键在于加强数据统筹运用,提升技术工具在基层治理服务中的实用性与有效性。推动不同条线部门的信息系统与数据资源整合,构建标准统一、数据共享、运行安全的社区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注重对人口结构、需求分类、设施分布等数据的分析研判,准确识别不同小区、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差异化服务需求,实现公共资源与服务的精准对接。依托城市更新项目等渠道,积极发展智慧养老、智能配送、安全预警、应急互助等贴合社区居民实际生活的应用场景。在推进数字化过程中,要同时保留并畅通线下服务渠道,针对老年人等群体提供必要的使用帮助与操作协助,确保技术应用不替代人文关怀,确保“键对键”不替代“面对面”,让全体居民都能享受便捷和暖心服务。

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与科学化考核评价。根本在于打造能够胜任现代社区需求的骨干力量,培养懂治理善服务的行家里手。对照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结合社区特点和实际,梳理社区治理和服务职责内容,为每位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提供行动指南。建立健全系统性的培训体系,依托街道党校阵地,强化政治培训,搭建互学互看平台,针对性开展群众工作、矛盾调解、应急处突及智能设备操作等技能实务培养。探索拓宽社工队伍职业发展空间,不断完善与其专业能力、工作实绩紧密关联的晋升和奖励机制,增强职业使命感责任感获得感,提升岗位吸引力和队伍稳定性。持续优化考核评价方式,强化居民满意度、问题解决实效等结果性指标,引导社区工作人员致力于提升治理成效和服务实效,保障社区工作人员更多深入治理一线,更好服务居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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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版:综合·文化5 篇

青春力量赋能理论传播的创新路径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赢得青年、引领青年,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在东海之滨的宁波,党的创新理论通过青年化阐释与大众化传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热度涌向广阔天地。这股以“后浪”为名的青春力量,正在构筑起一条体系化建构、场景化传播、品牌化运作的理论武装新路子,实现了青春与理论的同频共振、真理与时代的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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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向前的时代青春潮音

——宁波“后浪”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宁波深刻认识到青年作为理论传播“生力军”的战略意义,将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置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谋划,构建起声势浩大、机制健全、形式鲜活、成效显著的理论宣讲新格局。

体系化建构:从“星星之火”到“矩阵奔涌”的组织升维

宁波“后浪”并非一时一地的零星活动,而是顶层设计、系统推进的战略工程,构建了一个纵横贯通、覆盖广泛、支撑有力的体系。

坚持顶层引领,绘就“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战略决心。宁波高度重视青年理论武装工作,将其纳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整体布局和党的建设考核范畴。市委宣传部牵头抓总,出台《关于加强“后浪”理论宣讲队伍建设的若干举措》等系列文件,建强“后浪”青年宣讲学堂,完善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全周期管理体系。市领导带头深入基层和高校作宣讲报告,示范引领全市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协调指导、各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的“大宣讲”工作格局,确保“后浪”工程政治方向不偏、资源保障有力、推进步伐坚定。

坚持系统思维,打造“1+12+3+N”的立体架构。宁波构建了“1+12+3+N”的青年理论宣讲矩阵体系,实现了力量整合与全域覆盖。“1”即全市“后浪”青年理论宣讲总团,发挥统筹协调、示范引领作用;“12”指所有县(市、区)及功能区的12个理论宣讲分团,形成地域全覆盖;“3”是聚焦机关、国资、教育三大关键领域的系统分团,深化条线渗透;“N”代表常态化开展的各类主题宣讲、研学走亲、竞赛展评等活动。这一矩阵如同一个强大的引擎,将分散的宣讲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了“总团引领、分团竞发、多点开花”的生动局面,全市青年宣讲员队伍迅速壮大至8000余人。

坚持机制赋能,筑牢“选育管用”的全链支撑。为确保“后浪”奔涌不息,宁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一是“精准选苗”的吸纳机制。通过组织推荐、社会招募、赛事选拔等多渠道,广泛吸纳高校学子、青年干部、企业骨干、创业先锋、网络达人等各领域优秀青年,汇聚成“青年讲给青年听”的源头活水。二是“系统育苗”的培养机制。发挥14个全国和省级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27个省市级宣讲名师工作室“头雁效应”,实施“名师带徒”、集体备课、专题培训。创新开展“奔涌吧!后浪”青年Talker研学讲等活动,将学习、培训、调研、宣讲融为一体,在“行走的课堂”中提升宣讲员“能写、会讲、懂调研、善传播”的复合能力。三是“科学用苗”的激励机制。将宣讲实绩与评优评先、典型宣传挂钩,破解了“工学矛盾”和动力不足的问题,让宣讲从“任务”变为“事业”,从“兼职”变为“荣耀”。

场景化传播:从“理论灌输”到“青春共鸣”的模式革新

宁波“后浪”深刻把握青年认知特点和时代传播规律,坚决摒弃照本宣科、单向灌输的旧模式,推动宣讲场景从“报告厅”浸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理论传播的“破圈”。

“大道理”转化“小叙事”,推动理论宣讲内容重构。宣讲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的结合度。宁波“后浪”紧扣“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等重大主题,讲述方式却极具“烟火气”。他们深入实施“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实践解码工程,组织青年循迹溯源,到横坎头村、宁波舟山港等地蹲点研学,创作出《了不起的“东方大港”了不得的“地瓜经济”》《北京来信了》等作品。这些宣讲将宏大的战略部署,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乡村美丽蝶变、港口繁忙作业的鲜活故事,用“身边事”印证“大道理”,用“小切口”展现“大时代”,让理论可知可感、可亲可近。

“青年味”承载“真理味”,推动理论宣讲形式创新。为贴近青年,宁波“后浪”大胆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载体。一是“文艺+宣讲”,依托中央音乐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音乐中心等资源,推出“鄞铃”文艺微党课,用快板、情景剧、故事汇甚至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演绎理论,让理论“唱出来”“演出来”,先后走进延安、贵阳、张家港,面向全国各地的学员“直播带货”。二是“开放麦+宣讲”,借鉴开放麦、漫才等形式,举办“青年Talker开放麦”,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碰撞思想火花,宣讲员陈寒艳凭开放麦宣讲《00后民警的山海经》获评全省十大金牌“乡村Talk”。三是“新媒体+宣讲”,制作《宣讲员手记》Vlog、《理论宣讲功夫秘籍》漫画口袋书、短视频,在B站、抖音等平台传播,其中《我们不一样》等视频全网播放量过亿。四是“实践+宣讲”,开展“理论背包客”“理论后备箱”“农民演说家”活动,宣讲员或背着背包,或借助汽车后备箱,深入集市、工地、田野、商圈,开展“撂地式”快闪宣讲。这些充满“网感”和“潮味”的形式,彻底改变了理论宣讲严肃刻板的旧有印象,使其变得时尚、有趣且富有吸引力。

“固定台”变为“流动课”,推动理论宣讲阵地拓展。宣讲的阵地无处不在。宁波推动宣讲从固定报告厅走向广阔天地,聚焦集卡车司机群体,依托专属电台创新打造《陪你在路上》——车轮上的宣讲特别栏目,宣讲员、集卡司机、卡嫂代表联动发声,以“身边人讲身边事”,音视频点击量超80万,日均收听人数达1.7万人。在宁海葛家村的“旮旯共富集市”摆摊宣讲,在慈溪胜山的红菱基地边劳动边讲解,在北仑的“红色公交专线”上开展移动党课,在凉山彝族的火塘边进行“山海走亲”对话。此外,还创新了“巴士宣讲”“庭院课堂”“车间课堂”“凉亭宣讲”等模式。这种“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建在哪里”的理念,使得理论宣讲如春风化雨,自然融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和社交场景,实现了从“我讲你听”到“沉浸共情”的转变。

品牌化运作:从“地域实践”到“现象传播”的价值跃升

通过持续的品牌塑造与跨界传播,宁波“后浪”已从一个地方性工作品牌,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传播现象。

推动品牌孵化,形成理论宣讲百花齐放生态圈。在“后浪”总品牌下,各地各单位结合自身特色,“一地一品”孵化出一大批辨识度高、生命力强的子品牌。例如,鄞州区的“鄞铃”文艺微党课、镇海区的“理享+”宣讲联盟、江北区的“北岸·星火”、余姚的“舜江快播”、慈溪的“慈风”宣讲、象山的“缑火”联盟等。这些品牌如同“后浪”奔涌中激起的朵朵浪花,各美其美,又美美与共,共同构成了宁波青年理论宣讲生机勃勃的“品牌森林”。其中后浪“金句”宣讲探索采用“小剧场”形式,通过互动式、文艺式、情景式等多种宣讲方式,吸引上百名市民驻足观看参与。

举办风采竞赛,树立理论宣讲标杆引领风向标。宁波坚持以赛促讲、以讲促学。连续举办多届微型党课大赛和主题宣讲大赛,将其作为发现和锤炼宣讲人才的重要平台。在2023年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八八战略’在身边”宣讲大赛暨第十四届微型党课大赛中,宁波“后浪”宣讲团斩获特等奖1人、一等奖2人,以及其他配套奖项,综合成绩位列全省第一,2025年,7人在全省“两山”理念青年说、“浙里·乡村Talk”、“Hi China!我的中国故事”等宣讲活动中夺冠。90和00后宣讲员冯钧嶂、季誉恒等在全省、全国性舞台上亮相,充分展示了宁波青年宣讲员的过硬实力和时代风采,“后浪”品牌越擦越亮。

探索跨域“走亲”,实现理论宣讲山海共鸣好声音。最具创新性的突破在于“走出去”开展跨区域理论“走亲”。宁波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创新建立“半年一轮换、一年一主题”的轮值互访机制。两地青年宣讲员互派蹲点,宁波宣讲员将东部的“绿水青山”实践带到凉山,凉山宣讲员用彝绣、火塘夜话传递党的政策。双方共创《山海交响,共赴大海星辰》等作品,覆盖受众超10万人次。这种“山海协作”下的理论“走亲”,打破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实现了从“单向输出”到“双向赋能”、从“文化交流”到“思想共鸣”的升华,探索了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理论传播的新路径,相关做法被《光明日报》等媒体誉为“潮”模式、热腾腾。

历经数年的深耕与实践,宁波“后浪”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也留下了深刻启示。

奔涌向前,“后浪”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实现从“盆景”到“风景”的深刻转变。一是队伍蔚为大观。从最初的零星探索,发展到如今拥有超8000名注册青年宣讲员、数百支特色团队的“集团军”,结构多元、覆盖广泛。二是影响持续扩大。年均开展宣讲超1.7万场,线上线下受众超400万人次。相关经验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多次报道,全网阅读量屡破百万。三是成果备受认可。培育了多个全国、省级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和个人,作品屡获大奖,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四是机制日趋成熟。形成了从选拔培育、内容生产、活动组织到激励保障的闭环工作体系,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来已来,宁波实践回答“理论如何赢得青年”时代之问。其一,必须信任青年、依靠青年。青年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传播主体。以青年为主体,用“青言青语”阐释理论,是破解传播代沟、实现有效沟通的关键。其二,必须扎根实践、贴近地气。理论宣讲的生命力在于与实践结合。宁波“后浪”的成功,根本在于将宣讲深深扎根于“八八战略”在浙江、在宁波的生动实践,从火热的发展一线汲取最鲜活的素材。其三,必须勇于创新、拥抱时代。坚守内容正道的同时,要大胆进行形式、载体、语态的革新,善于运用符合青年审美习惯的技术和平台,让理论传播跟上时代步伐、引领青年风尚。其四,必须系统推进、久久为功。理论武装非一日之功,宁波的经验表明,只有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组织领导、队伍建设、机制保障、品牌塑造上持续用力,才能实现从“活动化”到“常态化”“品牌化”的跃升,让理论的薪火在青年中代代相传。

(宁波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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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头活水”处找到宣讲的根与魂

□ 冯钧嶂

站在省委展示汇报会的讲台上,灯光灼热,掌声响起。那一刻,我脑海中闪回的,是余姚横坎头村那片被翠竹环绕的红土地,是宁波舟山港那震耳欲聋的桥吊轰鸣。那是我们“循迹溯源”蹲点研学的起点,也是我宣讲生涯真正的“成人礼”。

去之前,我准备了一份关于“八八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讲稿”,逻辑清晰、数据翔实。然而,当横坎头村的老书记指着漫山遍野的樱桃林,讲述从“穷山沟”到“网红村”的蝶变,眼中闪烁着泪光时,当港口的技术能手在操控室里,如数家珍地介绍全自动化码头的中国速度,言语中充满自豪时,我所有的“预制”理论框架都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击穿了。我忽然明白,理论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这片土地上滚烫的实践、是人们脸上真切的笑容、是时代脉搏有力的跳动。

我的讲稿被彻底推翻。我不再仅仅罗列成就,而是开始讲述我“看见”的故事:讲述一位返乡青年如何用电商把樱桃卖到全国,讲述一位码头工人如何从体力劳动转向智力运维。我把“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这样宏大的表述,转化为村庄规划图纸前后对比的细节;把“打造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融入巨轮鸣笛启航的瞬间。这次蹲点告诉我,最好的宣讲素材不在文件里,而在泥土中,在车间里,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里。宣讲员的双脚,必须牢牢站在大地上。从此,我坚信,唯有从“源头活水”处汲取力量,我们的宣讲才能有根、有魂、有打动人心的温度。

(作者系“后浪”宣讲员,宁波舟山港青年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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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掀“后浪”理论有长风

□ 李包庚

宁波“后浪”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的蓬勃兴起与显著成效,并非偶然。它是地方党委、政府主动创新理论宣讲、理论传播工作方式方法的系统性、前瞻性实践。它有效解决了“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以及“如何持续”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青年理论宣讲队伍、生产了一批优秀的宣讲作品,更在于它探索并验证了一种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青年群体中“入脑入心入行”的有效模式,实现了从“宣传”到“传播”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促进主体转换,实现从“权威讲授”到“朋辈影响”的转变。8000余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本身就是各自圈层中可信赖的伙伴。他们用同龄人的视角、语言和情感结构来阐释理论,实现了从“我说你听”的垂直传播到“我们共同探讨”的水平传播。

二是坚持内容转换,实现从“理论文本”到“意义生产”的拓展。“后浪”深入现场,通过“循迹溯源”“蹲点调研”,亲身观察、体验。他们将自身的观察、思考与感动融入宣讲,使理论从抽象的“道理”转化为具象的“故事”、可感的“体验”和共情的“价值”。

三是推动场域转换,实现从“封闭空间”到“开放生态”的转型。“后浪”将宣讲场域拓展至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网络社群乃至跨省域的“走亲”路上。在集市宣讲、在火塘边对话、在短视频平台互动,理论传播变成了一个随时发生、随处可及的“生态化”存在。

构建了可持续、可复制的动力机制。“后浪”能持续“奔涌”,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强有力的组织化、制度化支撑体系。

一是立体化架构赋能。“1+12+3+N”的矩阵模式,兼具集中统一与灵活机动双重优势。市级总团负责顶层设计、资源协调和品牌维护,确保了工作的战略定力和标准统一;各区分团和系统分团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子品牌,激发了基层的创造活力;N个活动则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载体、孵化了多个宣讲“潮牌”。这种架构形成了统分结合、张弛有度的弹性网络。

二是全链条管理增能。从广发“英雄帖”吸纳人才,到通过名师工作室、研学讲训练营进行系统化培育,到宣讲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再到将宣讲实绩与个人成长发展挂钩的激励机制,宁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选育管用”闭环。

三是学用相长机制提能。“后浪”内含了一个“学习——实践——反思——提升”的螺旋上升过程。集体备课、专题培训夯实了理论根基;“蹲点调研”“边走边讲”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赛展评、交流“走亲”提供了切磋反思的机会。然后,这些经验又反哺到新的宣讲实践中。这种机制使得宣讲员在其中不仅能输出,更能获得快速的成长。

精准切中青年特质与传播变局。“后浪”现象的成功,深层原因在于它精准回应了当代青年的心理特质与时代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

一是切中了青年群体的“主体性”表达需求。当代青年希望作为主体进行表达和创造。“后浪”模式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青年不仅是听众,更是讲述者、创作者甚至组织者。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故事、自己擅长的方式来诠释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强烈的参与感和价值实现感。

二是顺应了传播的“社交化”趋势。“后浪”广泛运用微视频、情景剧、漫画、RAP等视觉化、艺术化形式,并积极入驻B站、抖音等青年聚集的社交平台,将理论转化为可看、可听、可互动、可分享的“社交货币”,在青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中实现了“裂变式”传播。

三是探索了共识构建的“跨域性”路径。与四川凉山的“山海走亲”项目,超越了单纯的文化交流或政策宣讲,而是通过青年群体的深度互动,进行关于发展理念、民族政策的“共识构建”。两地青年在共同创作、相互宣讲中,不仅传播了理论,更深化了对国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为凝聚青年共识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方案。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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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两千公里的“火塘对话”

□ 黄宇

当我坐在凉山彝寨温暖的火塘边,跳动的火焰映照着阿妈编织彝绣的灵巧双手和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睛时,我对自己“宣讲员”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趟跨越两千多公里的“走亲”,于我而言,不是一次单向的“授课”,而是一场深刻的双向教育与灵魂对话。

我们带去了东海之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宁波故事,准备了精美的PPT和生动的案例。但很快,我们成了虔诚的学生。彝族同胞带我们走进高山生态农场,讲述他们世代守护山林、与自然共生的古老智慧;非遗传承人向我们展示一针一线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密码。我们意识到,生态文明理念在这里有着更神圣、更具体的承载。我们调整了“宣讲”姿态,开启了“对话”模式。我们分享宁波通过生态补偿发展乡村旅游的路径,他们则探讨如何将传统生态观与现代科技融合。理论,在东西部实践的交流碰撞中,变得无比立体和丰满。

更大的挑战是“全能化”转型。这次“走亲”要求我们独立完成《宣讲员手记》Vlog,从选题、脚本到拍摄、剪辑。我们这群“笔杆子”和“话筒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当我们的视频作品在“云上凉山”播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同样,凉山的伙伴们也借鉴我们的“理论+非遗”思路,用彝歌、彝绣来宣讲政策,效果出奇的好。这次“走亲”,洗去了我身上些许的“书斋气”。它让我深刻体会到,理论宣讲的更高境界,或许是“共情”与“共创”。我们带去潮声,他们回馈以风吟,共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山海交响”。这启示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宣讲员,我的使命不仅是传递声音,更要搭建桥梁,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在对话与共创中,让真理的光芒照亮更多心灵。

(作者系“后浪”宣讲员,青年个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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