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河南考察调研，指出“河南是人口大省和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作出“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要求，叮嘱我们“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赋予河南在新征程上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责任、光荣使命，让我们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立足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守正创新、数智赋能，统筹保护和利用、事业和产业，深入推进理论武装铸魂、新闻舆论聚力、主流价值培元、文化根脉溯源、文化文艺润心、文旅融合兴业，切实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坚持践行“两个结合”，持续凝心铸魂筑牢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彰显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连通中华文明根脉、融通时代精神，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找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根脉和魂脉的契合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的文化共鸣，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许多在中原大地成书或流传的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智慧，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体现了以人为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为民情怀相一致；《道德经》“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同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相契合；《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体现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同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理念相贯通；等等。这些都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习宣传、研究阐释注入了源头活水、打开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这启示我们，新征程上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更加主动地践行“两个结合”根本要求，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更多具有学理深度、文化气韵的研究成果。以体系化建构为基础、学理化研究为重点，深刻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把理论武装有效融入社会宣传教育、嵌入群众日常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坚持传承文化基因，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些重要论述，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阐明了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比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范仲淹在河南邓州写下的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都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塑造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的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这些中华文化典籍、故事中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等，为发展壮大主流价值提供了生动素材、宝贵资源。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才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理解、自觉践行。要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时代价值，将其体现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之中，积极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到党员干部教育、群众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让文化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深度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道、固本培元，打造富有文化意蕴的文明校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持守护文化瑰宝，始终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许多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依托，是全体人民精神家园的文化承载。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考古大省，有世界文化遗产5处、“八大古都”有其四，100个大姓中有73个发源于此，文化资源优势越是突出，意味着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责任越重大、传承文明薪火的使命越光荣，必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文化瑰宝。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必须自觉扛起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践行“应保尽保”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用心用情守护好人们的心灵家园，让更多的人在守望历史、触摸历史中更加懂得“知所从来”“何以中国”。

坚持文化创新创造，更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繁荣发展文化的活力所在、路径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指引。

当下，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内涵、样态、功能、格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高品位、精品化的特点，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方兴未艾，文博热、考古热涌动中华大地，广大青年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微短剧到一个地方漫步打卡，到博物馆、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深度体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国潮国风之韵。节假日里，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内人流如织、络绎不绝，数字化展陈、沉浸式体验令人流连忘返。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5季全网总阅读量超2200亿次。这些都充分说明，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彰显历史人文内涵的文化产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喜爱，中华文化也正是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创造中绵延不绝、赓续至今的。只有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才能更好地用文化滋养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在要求，必须在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见真章、出实效，更好实现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打造文化文艺精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开掘资源，把富有永恒魅力、深厚积淀的文化基因艺术化地呈现出来，创作一批经典流传的扛鼎之作。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加强对其内涵、形态、趋势的深入研究，支持群众利用自媒体、社交媒体等开展文学创作、演艺直播、互动演出，促进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将思想精髓的内核提炼出来，用年轻化、网感化、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从“传统阐释”到“当代对话”、从“单向传播”到“沉浸共鸣”的转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创造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坚持推进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

文化要繁荣，产业必须兴。文旅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正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广泛的融合空间和特有的文化价值，逐渐展现出成为支柱产业的现实基础与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把握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壮大的根本路径，阐明了文旅产业的特点功能，深化了对旅游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做好新时代旅游工作的根本遵循。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文旅产业日益成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重要引擎，必须顺势而为抢抓时代发展机遇。在深度融合上做文章，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文化和旅游的业态融合、产品融合、载体融合，推动旅游与农业、工业、交通、住建、体育等领域融合，让文化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IP塑造上下功夫，依托山水人文资源禀赋，提炼出具有地方特色又富有文化味、人情味的文旅标识，创新开展宣传推介，增强辨识度、吸引力、影响力。在科技赋能上勇探索，大力发展精品演艺、智慧旅游、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旅业态，推出更多复合式、多元化、具有科技感的文旅产品，让人们在乐于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旅产业的发展如何，体现着文化繁荣兴盛的成色和质量。河南通过打造精品景区、讲好人文故事、丰富文旅业态等方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蓬勃发展，接待游客量、旅游综合收入逐年攀升，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城市文旅出圈出彩，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坚持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为支撑，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加快建设文旅强省，让更多的人在行走河南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更是一场系统发力、久久为功的文化实践。河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在守正创新中传承文脉、在开放包容中彰显特色，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彰显作为、体现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努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民间投资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风向标，是推动经济发展、稳定整体投资的重要力量。当前，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民间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通过破壁清障与完善环境同向发力，充分释放民间投资的潜力与活力，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重大意义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作为最具市场敏锐度和创新活力的经济力量，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与质效提升。当民间投资活力充沛、比重合宜时，意味着广大经营主体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将资本持续投入扩大再生产与创新活动。这不仅有利于直接扩大当期有效投资规模，带动就业、促进消费、扩大国民收入，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注入持续动力，而且投资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投资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民间投资凭借其对利润和效率的执着追求，时时关注市场供需状况、竞争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及蕴含的发展机会，积极满足现实需求，并以开放姿态迎接需求变化，努力将资源配置到最具发展潜力和盈利前景的产业领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而且有利于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广大民营企业作为实体经济众多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创新主体与效率标杆，其积极投资行为不仅能够加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培育，有效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而且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有序跨境布局。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能够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提供强大支撑，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民间投资环境为企业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深层逻辑源于发展阶段演进所释放的市场潜能，根植于宏观政策导向的积极变化。

日益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正在实施的鼓励性政策，为民间投资发展保驾护航，营造更为有利的市场环境。2025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治的稳定性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投资融资促进，对完善服务保障、引导督促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等，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从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13项针对性政策举措。其中包括：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跨省跨区直流输电通道、油气管道、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和储运设施、供水等领域项目，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民间资本参与具备条件的项目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民间资本更多投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经济发展，部署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点任务。“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等。民间投资正迎来更加广泛的发展机遇。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推进标准更高的开放；坚持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相协同，推进引领更强的开放；坚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促进，推进联通更好的开放；坚持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相兼顾，推进合作更深的开放；坚持促进发展与维护安全相统筹，推进保障更足的开放。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民间投资有望借助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红利，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应当认识到，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同样是阶段性现象，是成长中的烦恼、前进中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局部性、暂时性和可克服性特征。

从发展阶段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调整压力是暂时且可控的。我们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增长放缓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性交汇，促使民营企业主动调整投资策略以适应新的创新范式。这种投资决策更趋审慎、投资增速阶段性放缓的现象，是经营主体面对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也是积蓄新发展动能前的必要准备，必将随着新产业生态的成熟而自然消解。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可应对且可转化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与个别国家的技术遏制政策确实在短期内对部分民营企业造成压力，但更要看到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带来的战略纵深优势和规模庞大、质量持续优化的人才资源宝库。这种独特的内部条件使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增强内部循环来对冲外部波动，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来化解技术封锁，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强大动力。

从政策支撑看，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既有存量政策，也有增量政策。这些政策相互配合、协同发力，构成了一个远近结合、多维支撑的保障体系，将为民间投资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进一步做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工作

加力破除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一个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在项目源头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参与机制，让民间资本不仅“能进门”更要“好进门”。特别是那些具有稳定收益预期的重大工程项目，应当从规划论证阶段就为民间资本预留空间，通过建立项目储备库、定期发布机会清单等方式，将“鼓励参与”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使民间资本“可预期、可测算、能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不少民营企业只能承担分包项目的被动局面。二是着力破除准入环节的“旋转门”“玻璃门”现象，不仅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而且要建立清单事项的动态调整与公平性审查机制，对那些看似开放实则限制的资质要求、业绩门槛、分支机构设置等隐性壁垒进行系统清理。特别是在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领域，要明确界定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业务边界，在竞争性环节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让民间资本能够依据自身实力公平竞标，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资源权利，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打通民营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推进人才、中试、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类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优化配置。四是创新重大项目管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积极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中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建立科学的定价机制、稳定的回报机制、灵活的退出机制，增强重大项目对民间资本的持续吸引力，最终形成政府与民间资本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

从政策传导、政府投资基金引导、文化氛围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更多民间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一是增强政策信息的可及性与透明度，通过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政策发布和解读机制，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转化为企业“看得懂、用得上”的操作指南。特别要注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意见征询与实施后的效果评估，确保各项措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二是通过设立面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方式遴选专业投资机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对初创型企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早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并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三是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强化法治保障，完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维权等长效机制，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四是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文化，通过树立优秀企业家典范、总结推广创新经验等方式，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尊重创造的价值导向，激发企业家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经济工作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2024年9月，面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明显回升，社会信心有效提振，成为“宏观调控的一次里程碑式出手”。从宏观调控实践看，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在类型上交叉、在时间上交替、在功能上交互，两者的深度协同将产生集成效应，形成宏观调控的最大合力。增量政策是建立在存量政策基础上的，既是在原有政策手段上大幅增加投入力度，也有新的政策工具加入。

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是避免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多数政策的实施效果会随时间流逝而不断衰减，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又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过程，两者的实施周期存在一定程度失衡。在此背景下，强调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就是要通过充分利用和挖掘已有政策和新增政策的潜力，避免宏观政策边际效应持续下降，从而确保宏观调控效果。

宏观调控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供不应求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重心将立足于提高供给质量；而进入供大于求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将成为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在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扩大内需不重要；在强调内需主导的时候，也并不代表供给质量的提升就可以被忽略。因此，不同时期的宏观调控必须统筹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高度协同。

政策类型不同，其实施主体、工具和路径必然不同，发挥政策集成效应需要高度重视各类政策的联动、融合和叠加过程，确保不同政策的跨期衔接和同期匹配。

在政策的跨期衔接上，要确保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和前瞻性。由于现实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政策从实施到起效均有一定时滞。为避免不同时期的政策出现冲突甚至打架现象，应确保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不做“急转弯”、杜绝“大掉头”、减少“翻烧饼”等行为，以更稳定的政策实践产生更稳定的发展预期。与此同时，鉴于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尤其当前源于外部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冲击日益增多，宏观调控也应着力提高对经济形势潜在变化的识别和研判能力，坚持底线思维，全面准确分析经济形势可能的不同走势并提前谋划储备不同类型的政策组合，在强化前瞻性的基础上持续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在政策的同期匹配上，要确保政策取向一致性和过程耦合性。从过去实践看，由于各类政策的行业属性和执行部门不同，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对宏观调控效果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影响。为此，需要围绕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长期任务和阶段重心，从一致性的具体内涵、评价标准、形成路径着手，规范化和制度化部门之间的政策沟通、协调和统筹程序，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持续完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减少政策冲突和内耗。具体看，应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政策生命周期，建立不同政策的深度耦合机制，在起点上精准识别不同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在重点上有效衔接不同政策的工作重心和具体抓手，在过程中提高各类政策实施节奏和专业工具的匹配度，将有助于顺利形成政策集成效应。

风雨中不断前行的中国经济，对创新调控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根据形势变化出台实施增量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以更强的政策合力抵御风险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重要言论

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性住房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

以历史主动精神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以历史主动精神焕发党和人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铸就的鲜明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有着无比强大的创新创造能力，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神韵与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质。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受到极大损伤，文化自卑之情不断滋生，日趋陷于被动的民族精神状态，急需激活觉醒转入主动。

就在神州陆沉、民族危难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由这种先进思想之刺激进而激活，中华文明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为何对党如此充满自信，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伊始就坚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鲜明的思想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立足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真理力量，这就使得我们党最有觉悟、最有预见，始终能够拥有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把握历史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在百年奋斗征程中，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在重大历史关头以历史主动精神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主动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不竭动力源泉。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这是铸就中华民族辉煌伟业的鲜明精神标识。

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特质

人无精神则不立，党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政党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生生不息、饱经磨难而风华正茂，就是因为不断焕发奋发有为的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自身并无人格亦无所谓主动。与此相反，人是具有主体性精神的存在，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创造了并正创造着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主动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在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自觉能动呈现。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指引之下，让古老中国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凭借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栉风沐雨，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深刻重塑了世界发展的趋势格局。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所体现的正是我们党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历史大势、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担当历史使命、进行历史创造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在历史活动中，历史主动精神彰显的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是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是主观臆想式的“怦然心动”，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蠢蠢欲动”，更不是按图索骥式的“原封不动”，而是主观意识与客观规律辩证统一的实践活动。“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在百年征程中，我们党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审视历史大势，善于抓住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等，都是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结果。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三个重要历史决议，都是我们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坚定的历史自信和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审视自身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的实践活动，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出乎史，入乎道。”历史实践经验必须上升到理论阶段才能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五个“五年规划（计划）”的编制与实施，是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立足当下、主动谋划、前瞻未来的生动鲜活、集中系统的体现，是以历史主动精神担当历史使命、进行历史创造，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特质。

现代化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看它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锻造出勇于自我革命、掌握历史前进主动权的先进政党。

以坚持人民至上激发主体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能从四分五裂、积贫积弱，到团结统一、繁荣富强，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秘诀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不仅是从身体上站起来翻身做主人，更为关键的是启发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主体意识，焕发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展现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精神面貌。正如毛泽东所言：“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一方面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依靠人民汇聚起无穷智慧力量，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要掌握历史主动，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新变化。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聚焦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寻找发展动力的过程。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把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增强历史主动，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社会革命任务。要把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关键在党。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中国共产党不断焕发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我们党始终敢于直面问题，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始终保持前进道路上的清醒和主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通过不断焕发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就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同时又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具有伟大精神的政党才能领导人民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这种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领导干部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联系党的历史使命和自己担负的责任，深化理论学习，加强自我省察，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领导干部提升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提出的重要要求，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提供了指引。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的真理。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只有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全身心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才能提高政治能力，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全面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将这一成果贯穿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全会确定的目标和战略任务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指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面对和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政治定力、理论境界和历史智慧。实践昭示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实践精神、勇于担当闯隘的信心决心，系统推进发展、改革、治理，敢于触碰解决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水平的提升中找到工作的“金钥匙”和“压舱石”，为推动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作出贡献。

当前，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最重要的是体现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和战略任务上。“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相关重大战略问题作出了系统前瞻的谋划，提出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讲究实干，注重在探究和解决问题中不断克服挑战、开创局面。新时代以来，我们通过担当实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就。新征程上，我们要锚定目标、抓住机会、咬准问题、明确战略、接续奋斗，认识和解决前进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敢于破除体制机制上的潜在阻滞、障碍、藩篱，将改革开放进一步引向深入，在各方面提质增效，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挥洒新的汗水热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战略任务和思路举措，牢牢扣住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创新难点重点，围绕从哪儿发力、从哪儿做实、从哪儿突破，统筹部署各项工作中的具体抓手、思路和方向，有机结合形成了一个清晰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施工明细图。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行动派、实干家、改革者，当前必须集中心智、全面发力，紧紧围绕党和人民的中心工作和战略蓝图把四中全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到位、务求必胜。

坚持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立志为人民谋幸福。要沉下一条心，甘于奉献，殚精竭虑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忧乐在一起。离开人民，再好的理论或行动都苍白无力。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敢于和善于带领人民群众前进，是马克思主义者推进一切工作的奥秘。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密切联系群众，永远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践行群众史观，以我将无我的姿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新征程新形势下，我们要摸的“石头”还不少，要面对各种惊涛骇浪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增强定力和耐心，增强能力和本领，深入调查研究，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针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摸清实况底数，切准时代脉搏，强化战略应对，汇聚历史合力。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事业观、工作观，以良好的理论素养、精神状态推进工作，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遍地开花结果。

结合形势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面掌握运用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是划时代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成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条件的产物，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加以学习运用。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简单最直接最必要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地阅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著作和相关文献，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体系，掌握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贯穿其中的灵魂、精髓。马克思指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要敢于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海洋中去探宝，细细体味科学思想的前瞻性、战略性、价值性、实践性，把握运用其中的经济规律、政治规律、社会规律、历史规律、自然规律、科技规律、文化规律、思维规律等的堂奥，把握其对人类思想精华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把握其要点、重点、创新点，把握其道理、学理、哲理，把握其价值、方法和智慧，把握其实践第一、人民第一的鲜明品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越学越新、越用越新。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积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实现和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下大力气构筑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精神和理论世界。

时代重任在肩在前。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要在理论学习上提高一步，来一个新征程的学习竞赛、实践竞赛，以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战略上的自觉和行动上的自信。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强大自我、不负光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底，干出一番又一番伟业。

治乱绳，不可急

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从政杂谈》中，援引《汉书·龚遂传》“治乱绳，不可急”一说，以梳理乱绳为喻，道出对领导干部工作方法的深刻思考。乱绳纠缠，急扯硬拽只会令绳结愈发难解；唯有静心审视、找准症结、徐徐拆解，方能理顺头绪。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也是这样，仅凭一腔热血“蛮干硬推”，不讲求工作方法，势必导致事倍功半。“治乱绳，不可急”不仅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指引，更是涵养为政境界的价值遵循。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交织叠加的社会治理矛盾，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秉持稳中求进的工作节奏，才能在千头万绪中把握主动，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

谋定而后动，锤炼精准施策的工作方法。《孙子兵法》有言：“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谋深虑远、精准施策，才能避免盲目施策、仓促出手。领导干部干好工作的要害在于摸清问题的“根节点”，找准症结的突破口。不察实情、不辨症结，仅凭一腔热情蛮干硬干，导致事与愿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一股狠狠砍几‘板斧’，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在处理矛盾纠纷时，如果只求“快速平息”而不深挖根源，用“一刀切”的办法应付差事，就会导致问题反复反弹；在推进政策落实时，那些不结合本地实际灵活变通，生搬硬套上级模板的做法，最终都会让好政策“水土不服”。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谋定而后动”的审慎态度，陷入“操之过急”的误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精准施策的前提是精准识情。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以“审慎之心”研究问题，用“精准之策”破解难题，才能找准关键、切中肯綮，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

咬定青山不放松，锻造稳扎稳打的行动力。梳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然伴随着反复沟通、耐心调整；治理工作的推进，也会遇到重重阻力、种种挑战。如果缺乏坚韧不拔的毅力，稍有困难就打退堂鼓，稍有挫折就半途而废，就不可能解开治理中的“硬绳结”。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面对改革攻坚的“硬骨头”望而却步，面对社会治理的“烦心事”避而远之，归根结底是缺乏耐心和定力，没有稳住“不可急”的节奏，总想“一口吃成胖子”，结果往往一事无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工作过程中，“需要有一股韧劲。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不愿付出艰辛于他人数倍的努力，不靠一点一滴量的积累，涓滴成流，聚沙成塔，是不能做成事业的”。韧劲是成事之基，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无论是深化基层治理改革，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都需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推进。在遇到困难时，不急于求成、不焦躁冒进，静下心来分析原因，沉下身子寻找办法；在面对反复时，不灰心丧气、不半途而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策略再出发。就像大禹治水，摒弃“堵”的急躁之举，采取“疏”的长久之策，历经多年不懈努力终定水患。新时代的各项工作，更需要这种锲而不舍的韧劲。这种韧劲既是面对复杂局面时的清醒，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时的笃定。工作千头万绪，急于求成就会顾此失彼。以韧劲打底，才能在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让每一项工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人民的检验、历史的检验。

功成不必在我，涵养久久为功的政绩观。“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终究难以站稳脚跟、行稳致远。政绩观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方向盘”，是决定治理成效的根本所在。解开治理领域的症结，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接续发力、久久为功。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急躁症”，有的热衷于搞“短平快”的形象工程，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对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没有兴趣；有的急于在任期内“出亮点”，不顾地方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导致“寅吃卯粮”、遗留隐患。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违背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为政之道。那些载入史册的民生实绩，无一不是久久为功、持之以恒的结果。从焦裕禄在兰考扎根一线，顶着风沙摸索治沙良方，到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二十余年躬耕荒山造就林海；从浙江“千万工程”历经二十载持续推进，让万千乡村蝶变美丽家园，到塞罕坝三代人接力造林，在荒漠之上筑起绿色长城。这些实践生动诠释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为政境界。治理工作就像培育大树，深耕土壤、悉心浇灌，才能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要树立“潜绩也是绩”的理念，多做顺民心、惠民生的实事，多干利长远、管根本的难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定力，在接续奋斗中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在稳扎稳打中积小胜为大胜，在循序渐进中破难题、开新局。

利者，义之和也

开栏的话

官箴是中华传统政治与伦理文化的重要载体，贯穿先秦至明清，以箴言、碑刻、专书著述等载体流传，凝练形成为官从政的价值标尺、道德规范与履职守则，承载民为邦本、清慎勤廉、秉公持正等核心要义。作为历代官员修身立德、治国理政的思想圭臬与行为准则，官箴字字恳切、句句警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古代清官贤吏奉为修身履职的根本遵循。传承和弘扬官箴文化，旨在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为涵养廉洁从政之风、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提供历史镜鉴。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发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慨叹。这不是对人性本质的简单定义，而是对人类社会活动超越时空的深刻洞察，并揭示出隐伏其后朴素且强大的驱动力。毫无疑问，这一驱动力在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古人早已明白，当趋利之心脱缰狂奔时，极易冲脱基本的人伦道德与社会规则，产生见利忘义、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违法乱纪等诸多流弊，严重破坏人际和谐与社会健康。《孟子》中也有“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记述。古往今来，总有人认为“义”与“利”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易传·乾文言》提出：“利者，义之和也。”大意为，利益一定是道义的聚合，揭示了“义”“利”之间根本一致的内在逻辑。这一论断，既没有简单否定利益、推崇道义，又赋予了道义作为利益实现价值校准的前置定位，使趋利行为得以具备意义评判与实践理性，实现了“义”“利”关系的内在统一与全面和谐。更进一步来看，道义并非利益的宿敌，反倒是其忠诚不二的“护卫者”。只有合乎道义的利益才真实可靠、可大可久，也才能真正造福个体与社会，并在求取与散施中，助益个人道德修为和人格成长，促进社会健康运行与文明进步。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告诫世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论显然远比司马迁对社会驱动力的简单揭示高明得多。孔子既承认去贫贱而求富贵是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的合理需求，又主张其中应有道义层面的权衡。“不以其道得之”，则宁肯安处贫贱而拒绝富贵。正因有此权衡与智慧，孔子才会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洒脱，颜回才会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沉静。《大学》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义而获的富贵，如浮云一般虚幻缥缈、不可持守，孔子之喻实在是见地深远又恰如其分。不仅是富贵，即便最可宝贵的生命，在大义面前有所失反倒是一种成全。孔子之言“杀身成仁”，孟子所论“舍生取义”，诠释的都是这个道理。从古至今，很多志士仁人在重大考验面前能够见义勇为、从容就义，就是具备了这样的通透认知。

孔子、颜回等古圣先贤如何能够做到“贫而乐”，《庄子·让王》一语道破天机：“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孔颜乐处”成为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关于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的重大命题。当然，儒家尊崇的这一境界，并非苛求大众人人能及，而是期望在这个理想目标引领下，能够确立“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原则，以免跌入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泥淖。

《论语·里仁》指出：“放于利而行，多怨。”诸如此类的论述，正是孔子和儒家关于唯利是图危害的郑重警示。联系历史与现实可知，这并非迂远空阔的说教，而是对社会心理的明察。单纯把利益作为行事的标准，必然导致行为失范、竞争失序、正义失守、人心失衡等问题，引发人际矛盾和社会混乱。这些恶果又会反过来侵蚀人与人之间合作与信任的基础，进而使矛盾和混乱愈演愈烈。《大学》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本财末”说，并非主张道德至上、轻视财富，而是提醒人们要明晰二者关系，建立理性智慧，不要舍本逐末。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抓住了“德”这个根本，不仅可以防止诈虞施夺，还能够汇聚人心，并且愈“仗义疏财”愈“财源广进”。《大学》所谓“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周易》“厚德载物”“积善人家必有余庆”，都蕴含着这样的道理。

对为官从政者而言，有此智慧尤为重要。《孟子》记载，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言为心声，梁惠王的“价值观”“政绩观”一语昭然。为官从政的首责就是造福百姓，所谓“政在养民”“奉天惠民”“宠之四方”“务民之义”。若言求利，践行造福百姓之道义，则应是为官从政者唯一当求之利。正如《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周游列国，积极推行的就是这样的仁政主张。所以面对梁惠王后患无穷的执政观偏差，毫不客气地回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的教诲，至今依然发人深省，成为为官从政、立身处世的警戒。

当然，“曰义”并非暗于利、不求利，而是能够明晰义之于利的统摄地位，于人之修为的方向引领。《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之“喻”与孟子之“曰”异曲同工。“喻”“曰”体现不同的认知与追求，也必然培塑不同的修养与人生。明代晋商代表王现墓志铭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恪守其业，天之鉴也。”此铭乃王现生前对子孙的谆谆教训，可谓深得孔孟义利之辩的精要。无论经商还是为政，必须彻悟“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大道，如此一来，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会成为践行道义、修养德行的进阶。尤其在面对无处不在的诱惑与挑战时，更需明辨“君子喻于义”的先后本末，笃定践行“义利和合”。牢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律，把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坚定建立在勤劳、诚信、合规、利他的光明大道之上。

孔子和他的多位弟子，都曾出仕为官，孔子更官居鲁国大司寇，并一度“行摄相事”。正因有正确而恒定的义利观，孔门师徒不仅无一人贪墨怠惰，而且个个勤勉，孜孜于“修己安人”“修齐治平”的高尚志向，最终在践行义利合一中实现了外在事功与内在修为的双重成就，且影响至今。唐朝政治家、文学家陆贽，自翰林学士一路官至宰相，始终把“利者，义之和也”作为为官从政的自箴之言，强调立身处世应“以义为本，以利为末”。在他看来，权力当如权衡，履职用权，就是以义为权、取重舍轻、行道利民、洁身远贿，最终实现义利合一的过程。只有这样，才称得上“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造福黎民百姓的贤官良吏。

“利者，义之和也”，以其深邃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审视历史、观照当下、指引未来的明镜。一个健康的社会、一种成功的人生、一项伟大的事业，绝非建立在“义”“利”对立、彼此撕裂的基础之上，真正的繁荣与安宁，必源于对道义的持守、对规则的敬畏、对和谐的追求。当利益之舟能以道义为舵、以仁爱为帆时，方能在不断实现物质丰饶的同时，载着人类真正的福祉，驶向文明和谐、精神富足的光辉彼岸。

〔作者系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群书治要》中的廉洁文化

《群书治要·管子》中讲：“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影响了中国政治伦理两千多年。这是人之为人所应遵循的常行之德，更是为政者践行的伦常道德。臣属能够清正廉洁，上可以影响君主，中可以影响同僚，下可以影响百姓民风。

《群书治要·后汉书二》记载，汉明帝即位，锺离意被征召为尚书。当时交趾太守因贪污获罪，朝廷拟将其赃款分赐群臣，锺离意接诏后却将珠宝掷于地上，拒不拜领。汉明帝询问缘由，他答道：“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汉明帝赞赏其高洁品格，遂改从国库支取三十万钱赏赐于他，并将其擢升为尚书仆射，这体现了汉明帝对廉洁品德的重视。后世张纲认为，前汉文帝和后汉明帝时期道德教化的作用尤为突出，就是因为皇帝能够带头“恭俭守节，约身尚德”，而臣子的廉洁作为正是君主尚“德”的重要推力。

《群书治要·魏志上》记载，毛玠曾任东曹掾，与崔琰一起主持选拔官吏。他选材唯重清廉正直，即便声名显赫却行为不端者，亦坚决不予任用；同时自身以俭朴为表率，使得天下士人无不以廉洁自励，即便位极人臣，其车马服饰也不敢逾越礼制。对此，曹操感叹“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魏文帝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曾亲自登门恳请毛玠为其亲信晋升，毛玠说：“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国刚建立时，毛玠任尚书仆射，再次主持选拔官员的事务。夹注《先贤行状》补充说明了毛玠为人诚信公正，为官廉洁恭谨。毛玠在主持选人事宜时，选拔忠信诚实之人，斥退虚浮诈伪之徒；提拔谦恭之人，抑制结党营私之人。四海之内对此同声称颂，贵者不受贪财受贿的拖累，贱者断绝偷奸行贿的贪求，官场廉洁之风自上而下传播，至今仍为百姓所称道。可见，毛玠的耿直清廉不仅为群吏树立了典范，更通过规范选官制度净化了官场风气，杜绝了行贿受贿的不良社会现象。

《群书治要·史记下》记载，晏子以“节俭力行重于齐”，秉持俭以养廉的操守。《群书治要・晏子》中更详述其事：齐景公赏赐晏子四匹马拉的大车，晏子坚决推辞不肯接受，齐景公因此很不高兴。晏子说：“君使臣监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食饮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多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晏子始终没有接受赏赐。这一典故印证了欲正吏风、厚民风，关键在于君臣言行一致。世人向来“从行不从言”，身教远胜于言传，臣子的节俭之行正是教化百姓、培育良俗的生动范本。

《群书治要·晋书下》中还记载了吴隐之孝廉的典故。吴隐之早年丧父，侍奉母亲恭谨尽孝，其品行深受邻居太常韩康伯之母赞赏，她叮嘱韩康伯，“汝若得在官人之任，当举如此之徒”。韩康伯任吏部尚书后，果然举荐提拔了吴隐之。后来吴隐之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广州以北二十里处的“石门”有一泉水名叫“贪泉”，传说饮此水者必贪得无厌，即便清廉之官亦会变节。但吴隐之深知，贪污与是否饮过贪泉的水毫无关系，这不过是污吏给自己寻找的贪污的借口。没有清廉之志的人，就算没有见过贪泉，也同样会贪污受贿。为表明清廉之志、破除虚妄邪说、教化当地吏民，吴隐之到“贪泉”饮下泉水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廉洁的作风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杨震是廉洁官员的典范，其清节在东汉末年的衰乱之世中成为一股清流，不仅成为杨氏家风，还成为后世廉洁教育的榜样。《群书治要·后汉书三》记载，杨震赴任东莱太守途中经过昌邑县，当地县令王密趁夜色赠其十斤黄金，杨震严词拒绝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将其称为“四知财”，王密因此羞愧而退。杨震调任涿郡太守后，依旧秉性公廉，不接受私下行贿拜见，子孙日常饮食不过蔬菜，外出皆以步行为主。有故旧长者劝其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婉拒道：“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杨震的后世子孙承袭其清廉刚正之风，三世子孙四世德业相继，皆刚正不阿、勤政为民，位至三公，世称“四世三公”。为纪念杨震，昌邑百姓修建“四知堂”，杨氏子孙亦以“四知堂”为家族堂号。每逢祭祀，子孙行经匾额之下，追忆先祖拒受“四知财”的清节，自当惕厉自省，不敢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以辱没祖德。可见，中国古代的廉洁教育早已植根于家族教化之中，通过家风传承实现持久影响。

俭以养廉的吏风，既能维系朝代的兴旺发达，亦能保障个人的安身立命。《论语·里仁》有“以约失之者鲜矣”的论述，意思是善于自我约束的人，犯错是非常少的。为官者若不能坚守俭约，必然流于奢靡，嗜欲无度，最终招致灾祸与灭亡。楚令尹子常就是典型的反面例证。《群书治要・国语》记载，楚国大夫斗且前去拜见令尹子常，子常和他交谈，全程问的都是囤积财宝、搜集良马的事。斗且回家后告诉自己的弟弟说：“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殆必亡者！”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子常被迫出逃郑国。此外，《群书治要·周易》中的否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周易正义》对此注解为，君子处于否塞不顺之世，当以节俭为德，规避危难，不可凭借禄位追求荣华。对诸侯公卿而言，当躲避群小构陷，不可贪图过多官赏；对君王而言，则当以节俭修身，躲避阴阳厄运，不可因富贵而骄奢淫逸。

从“看方三年”到“治病三年”

追溯中医药早期发展史，脏腑经络理论的雏形在先，方药配伍经验的积累在后。故直至魏晋隋唐时期，以病类方的方剂数量和方书著述才开始大量增加，“方”与“病”的关系从此受到关注。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遂有阐释：“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大意为，有人自以为读几年方书就能应对所有疾病，但他们从事几年诊疗活动后就会发现，往往没有对症的方药可以直接使用。孙思邈所言旨在倡导行医之人应当精勤不倦，注重诊疗实践，切勿按图索骥。在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中，此语得以传承并凝练表达为“看方三年，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无药可疗”，其内涵则进一步引申出“方”“病”“疗”的综合联系，反映了医方著述开始从“方”的用药记载向“病”的治疗实录的方向拓展。

“看方三年，无病可治”的前提是有方可看，说明唐宋社会能见于世的方书数量可观、涉及病症广泛。此前，“方”在内容上和传承上的发展都桎梏重重。其一，早期“方”的内容性质是生活用药经验的记录。在已知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外科疾病的用药记录比重较大，且半数药物未见于《神农本草经》，说明其受生活环境、主体认知等因素影响较大。而且《五十二病方》是帛书，其载体形式相较于简牍更加精细，也从侧面反映了早期“方”的用药选择和受众范围十分有限。东汉末年，张仲景尝试突破经方发展困境，倡导辨证论治和方药疗效。可惜其学说在魏晋隋唐时期未受重视，社会中的先验论观念不断加剧。其二，中古医方在传承中的隐秘性特征尤为突出。巫术疗法较早占据驱除疫病的话语权优势，民众往往无法探知也难以验证其用药效果。如葛洪虽然指出医方需要“经用效验”，但在撰述中却没有提及验证情况。陶弘景更是直接将其著述隐秘不传、唯告之于弟子。甚至孙思邈也曾怅然有言“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意思是医术难以精通，如果没有神授之方，想要得到精妙的术法谈何容易。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先验论观念。社会上医方不传、用药不验的形势十分严峻。

“治病三年，无药可疗”则发展了孙思邈之语，引申出了“方”“病”“疗”的内在联系。与孙思邈所言“无方可用”不同的是，宋代凝练的“无药可疗”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无方可用”的落脚点是“用”，关注的是“方”与“病”的逻辑关系，倡导通过诊疗实践以丰富适应病症的可用之方。宋代用语的落脚点则是“疗”，关注的是医方的药物组成和治病的实际疗效。这实际上体现了“方”的含义的变化，即从中古时期积累的“经验”之方逐渐发展成为宋代注重验证的“经效”之方，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宋代士人关注仲景学说，强调医方效验，推动重构经方体系。秦汉以来，“医经”因起源于官方哲学而备受尊崇，如黄帝、扁鹊之说常被推崇注解，极少进入验证性实践范畴。“经方”作为临证治病之方，与民众生活联系密切，成为宋代士人实现经世致用理念的重要选择。入宋以后，士人群体积极将其政治优势延伸至医药领域，开始打破巫术疗法、宗教神术、世俗秘方等地位优势，旨在通过创新文本书写、公开用药实践以重构经方体系。北宋曾任职于滑台（今河南滑县）的王衮有言“方书药录，其数实繁，故自姬、汉而下，沿及于今，虽巨贤博识，编联周施者甚众，然不能盛行于世，何也……乃缄而秘之”，指出“隐秘”是以往方药难以流行的首要因素，认为没有经方的公开传播，就不能实现济世救民之举。北宋重臣苏颂进一步强调“古方书所载简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验，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诸郡医工所从陈经效之药，皆并载其方用”，其明确主张将“明验”和“经效”作为整理经方著述的考量依据。《苏沈良方》中许多方剂还附加了具体的治疗实录，内容涉及患者身份、病症变化和服药效果等情况，切实体现了验证性实践活动的过程性价值。

宋代儒、医之间的深度交流和积极互动，共同引领世俗医方跳出先验论观念的束缚，开创了经方附案乃至医案的书写方式。在儒、医日常交流中，朝廷倡导的“儒者习医”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医者习儒”，即通过儒家教育提升医者素质。在这一政策背后，北宋开启了儒、医交流及互动的高峰。如苏轼与单骧、庞安时等名医都有许多交流。苏轼曾将一药方传给单骧，单骧传给文同后“试之有验”，被传为佳话。庞安时与苏轼起初是医患关系，后成为好友。庞安时将自己的伤寒学著述寄给苏轼，苏轼则将同乡好友巢元修的“圣散子方”转送给庞安时，并向苏颂推荐庞安时。在医方撰写方面，北宋士人流行的“笔记实录”与医家开始尝试撰写的医方附案，在书写宗旨和撰述方法上十分契合。起初，庞安时、钱乙等医家开始尝试撰写医方附案，但其影响范围局限于少数医家之间。后随着沈括、苏轼等士人的积极参与，医方附案的记载方式便在北宋集中出现。特别是南宋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是中国古代第一本经方医案专著，书中总结道，“夫医家之有仲景，犹儒家之有孔子也。医书之有《伤寒论》，犹儒书之有《四书》也”。清人也赞誉此书道：“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可见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的主要贡献是共同倡导效验观念、创新医方撰述方法，为后世医学流派和医案著述的繁盛搭建了基础平台。

中国古代经方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效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方”大体上经历了从生活经验到“经效”之方，再到经方医案的发展变化。经方的认知主体和传承理念，是其能否保持活力的核心因素。在认知主体方面，仲景学说虽然一度淹没于魏晋隋唐时期佛、道医药活动之中，但其注重实效的思想仍潜移默化地在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医家著述中保留了下来。这也为宋代重构经方体系、倡导效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传承理念方面，随着宋代儒、医交流及互动，“疗”逐渐成为人们进一步总结“方”“病”关系的关键线索。一言以蔽之，宋代崇儒的官方气象和士人的尚医务实之风，有力挤压了巫术或宗教疗法的话语权空间，推动社会医药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

推进长江大保护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事关国家发展大局。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作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战略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三峡集团要发挥好应有作用，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建设”。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牢记殷殷嘱托，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举全集团之力参与共抓长江大保护，推动长江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协同治理，为促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三峡力量。

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展现担当作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庄严承诺。三峡集团因三峡工程而生，多年来坚守“治水兴邦、造福人民”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水而生、靠水发展、兴水利民、强水报国，助力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

筑牢安澜屏障，实现人水和谐。三峡集团始终把保障防洪安全作为首要战略使命和核心功能，建成了国内水电行业规模最大、功能全面、技术先进的水情遥测系统，充分发挥以三峡工程为核心的长江干流梯级水库群在水旱灾害防御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自三峡水库蓄水运用以来，单库拦洪运用、联合梯级水库群拦洪运用累计70余次，成功应对3次洪峰超70000立方米/秒的洪水，拦洪总量超2200亿立方米；长江干流梯级水库群年均向下游补水220亿立方米，累计补水超3600亿立方米，使枯水期下游流量较常年天然流量增加33%以上，积极保障供水安全；三峡工程年通过货运量最大超1.72亿吨，是三峡工程蓄水前最大年货运量的近10倍，在促进航运产业发展、降低航运成本、提高航运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绿色水电。三峡集团始终秉持“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四个一”水电开发理念，在三峡工程及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中，实施全流域全周期的环境管理，构建具有三峡特色的流域生态环保管理体系，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管理要求，建立水电开发生态环保成套技术体系，落实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环境监测等7大类400余项环保措施。流域梯级电站环评及验收有关要求均得到落实，长江干流国控断面水质连续多年保持Ⅱ类，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环保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开展污染治理，守护一江清水。三峡集团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积极参与长江水污染治理，以城镇污水治理为切入点，加快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自2018年起完成了从试点先行、拓展合作、全面铺开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迭代升级，助力沿江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城市发展绿色转型。长江大保护业务实现沿江11省市全覆盖，污水处理规模436万吨/日，管网长度2.4万公里。九江、芜湖、宜昌、岳阳4个试点城市通过“厂网河湖岸”“泥水并重”系统治理，污水集中收集率和污水处理能力实现“双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芜湖项目入选国家2024年“两重”典型案例。创新实践城市智慧“水管家”模式，在安徽六安取得明显成效。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探索实施管网攻坚战，推动完善污水处理价格机制改革，并在宜昌实施首个管网攻坚项目，为国家推动管网价格机制改革、出台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借鉴。

发展清洁能源，促进低碳转型。三峡集团始终将绿色作为改革发展的基本底色，强化绿色能源供给，在长江干流之上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清洁能源走廊，年发电量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亿吨。驱动绿色算力，建成我国首个绿色零碳大数据中心——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推动绿色交通，建成全球载电量最大纯电动船“长江三峡1”号、我国首艘氢燃料电池动力船“三峡氢舟1”号，研发制造全球首艘万吨级智能纯电动运输船舶和全国首艘纯电动清漂船，推进新能源船舶规模化应用。建成我国首个内河码头型制加氢一体站，实现由“绿电”到“绿氢”再到“绿船”的跨越式发展。推动清洁能源与生态环保融合发展，推广落地“污水处理厂+分布式光伏”模式等。

实施生态修复，保护物种多样。三峡集团持续助力长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持续开展长江珍稀动植物保护，实施重要生态环境修复。以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为重点，统筹实施黑水河、乌东德库区库尾等生态修复工程，确保鱼类保护“三场一通道”，为长江珍稀特有鱼类生存繁殖开辟“生命通道”。累计放流中华鲟等长江珍稀特有鱼类超3100万尾，其中自主放流中华鲟约650万尾。连续15年开展生态调度试验，助力长江中游宜昌江段“四大家鱼”自然繁殖规模恢复至20世纪80年代水平。累计迁地保护特有珍稀资源性植物2130余种、3.5万余株，总体成活率达到90%以上，建成国内种类最多、规模最大的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居业界领先水平。

坚持科技赋能，推动行业升级。三峡集团聚焦长江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主体构建“1+2+5”环保创新平台体系，高水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牵头承担国家级科技任务，带动行业100多家科研机构协同开展生态环保技术创新，掌握了物种多样性保护、生态调度、水污染治理等多领域核心能力。成功完成世界首个八倍体动物基因组中华鲟的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实现子三代中华鲟全人工繁殖，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华鲟亲鱼梯队与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自主研发“水管家”智慧系统、分散式污水处理新装备、管道检测机器人，实现精准治水、降本增效，推动水务行业数字化转型，芜湖城南污水片区智慧运维平台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智慧水务典型案例”。

在践行使命担当中深化规律性认识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支撑和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峡集团积极践行嘱托，不断深化对参与共抓长江大保护的规律性认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坚持党的领导，扛牢使命任务。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三峡集团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并将其转化为推动长江大保护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三峡集团坚持全集团“一盘棋”，强化顶层设计和组织保障，成立由主要领导共同担任组长的共抓长江大保护领导小组，始终将长江大保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核心使命抓紧抓实，实现“建设三峡、开发长江”向“运行三峡，保护长江”的战略性转变，在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政企合作，构建共抓格局。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推动形成了“国家部委统筹领导、地方政府主导负责、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共抓格局。三峡集团积极发挥央企担当，坚持在“共”字上聚合力、在“抓”字上下实功，形成全集团参与、全要素保障、全方位服务格局。同时，加强与沿江省市地方政府沟通对接，探索建立企地合作模式，强化与行业龙头及技术创新型企业、地方平台合作，推动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资源向长江大保护聚集。

坚持问题导向，实施系统治理。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三峡集团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水电建设过程中，首次探索构建工程环境监理与流域环境监理体系，编制以生态空间为导向的河流开发生态保护策略；在城市水环境治理中，坚持流域统筹、区域协调、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原则，创新提出并落地城市智慧“水管家”模式，对所有涉水设施进行统一建设、统一调度、统一运营和统一管理。通过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高效率管理，六安供排水提质增效明显，污水处理能力提升124%，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量均提升40%以上。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科技引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把长江经济带的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积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三峡集团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围绕绿色低碳全方位配强配优创新资源，在清洁能源开发、生态环保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高质量建设国家级、省级科创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大管理、模式、技术等探索，形成珍稀动植物保护、梯级水库生态调度、江河湖库水源地综合保护、智慧水务、新概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能力；通过“水管家”“智慧水务”等新模式、新机制，加快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带动产业格局重塑，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在奋力谱写长江经济带发展新篇中贡献更大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并将其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集团将扛起在长江大保护中更好发挥应有作用的使命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提升高水平保护能力，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精益运行管理大国重器，建设安澜长江。三峡集团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益运行管理梯级水库群，更好发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保障作用。抓牢安全管理，持续强化全方位、立体化安保措施，加快推进大坝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优化联合调度，统筹防洪、航运、发电、生态、补水等多功能目标，加强北斗等先进技术应用，强化“四预”措施，加快“数字孪生三峡”建设，为水旱灾害防御提供支撑。

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长江。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正处于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三峡集团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长江大保护工作。推广新模式，复制推广“水管家”模式，不断提高城镇污水治理成效，以管网建设为突破口，打好管网攻坚战，在大中型城市建设一批可推广、可示范的标志性项目。探索新路径，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走出流域治理与能源革命系统推进、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高效转化的发展道路。

加快培育绿色发展动能，建设智慧长江。三峡集团将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位置。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在保障水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加快产学研转化，推进排水管网相关研究成果尽快商用，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产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技术与污水处理工艺深度融合，建设一批科技标杆示范项目，通过数字化管理手段推进精益运营标准化建设，聚焦标杆项目建设与运营标准，引领行业标准发展。

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建设低碳长江。三峡集团将持续深耕水利水电、清洁能源、生态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主赛道，致力于以“含绿量”更足、“含金量”更高、“含碳量”更低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发挥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绿色效益，积极推动大水电存量挖潜、增量拓展，助力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探索实施流域梯级水风光一体化开发，推广“污水处理厂＋光伏”模式，推动“电化长江”“氢化长江”，实现清洁能源更大范围替代。在“水管家”模式下探索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以有机废弃物为补充的涉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积极开展退役设备回收利用试点等。

完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活力长江。三峡集团将持续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着力点，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找准定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贡献三峡力量。精益管理三峡船闸和升船机，保障长江航运高效通行。针对日益增长的航运需求，勇担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任务，处理好防洪和航运、航运和生态、工程建设和通道通畅等关系，助力完善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不断释放黄金水道绿色动力和黄金效益。

小戏小剧群演群看 热在基层以文化人

山东省临沂市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孕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回望波澜壮阔的沂蒙革命史，以文学、戏剧等为主要形式的文艺工作“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创造了一次山乡巨变。新时代，临沂市汲取历史经验、立足时代条件、顺应群众需求，创新实施小戏小剧创演工程，引导群众演给群众看、群众文化群众办，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经验做法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秉承匠心创作，让小戏小剧“立得住”

文艺是养心智、育情操的精神食粮。临沂市将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作为作品创作的生命线贯穿始终。选题上把握精准精细。每年年初召开选题策划会，制定年度计划，既突出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等主题，又覆盖移风易俗、基层治理等焦点，确保选题体现价值引领并贴近现实生活。创作上追求专业专注。全市成立创演工作室15个，与戏曲名家工作室建立合作，打造专业化创作班底。每季度组织“深扎”采风，注重从革命历史和火热实践中找灵感、找素材，为作品增添更多生活质感。打磨上坚持以赛促练。按照村演、镇选、县推、市评，组织小戏小剧剧本剧目创演大赛，严把方向导向，兼顾数量质量，对优秀作品统一管理，优先提供演出、展示、评奖机会，让优秀作品拥有更多“出镜率”。孵化上强化资金保障。市财政设立专项经费，对评出的优秀剧本给予6000至8000元孵化补助，优秀剧目给予5万至8万元排演补贴。截至目前，累计创作《跟着共产党走》《识字班》等优秀作品640余部，其中，作品《初心》《一封家书》分别荣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中华颂”第十四届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优秀剧目。

挖掘草根人才，让小戏小剧“演得活”

对于文艺创作而言，群众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临沂市坚持用家乡人、讲土味话、演邻里事，引导群众从台下走到台上，唱主角、挑大梁。面向全市海选。广泛举办全市乡村文艺人才海选大赛，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举办活动760场次，挖掘培育有才气、有人气、有正气的乡村文艺骨干1.6万名，为基层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注重全程培育。专门制定《临沂市乡村文艺人才选育管用办法》，建立人才选拔、培训提升、动态管理全周期培养体系，明确演出补贴、职称申报、评先树优等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基层文艺人才积极性。搭建就业平台。围绕红色场馆、旅游景区开设的文化演艺项目，优选小戏小剧创演团队参与演出，既为兴趣提供舞台，又为生活增加补贴。比如，沂南红嫂家乡旅游区探索“一区带四员”，穿上戏服当演员、景区务工当职员、售卖文创当店员、土地入股当社员，带动广大基层文艺爱好者就业增收。

融入多元场景，让小戏小剧“传得开”

坚持群众在哪里、小戏小剧就演到哪里，坚持中心任务是什么、小戏小剧就演什么。结合“沂河之夜”展演巡演、村晚春晚、“一村一年一场戏”等活动，累计演出3万余场次，赢得广大群众热情参与、一致好评。助力红色基因传承。将小戏小剧作为沂蒙精神进高校、进军营、进老区、进边疆宣讲重要载体，先后到清华、北大、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等单位开展宣讲，与团中央同步实施全国大学生志愿宣讲服务项目，吸引全国466所高校学子热情参与，累计宣讲1万场次、受众240万人次，叫响了“沂蒙精神代代传”品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聚焦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融入移风易俗宣传教育，创作《乡村喜事》等剧目50篇，组织专场巡演展演，引发群众共情共鸣。其中，沂水县围绕移风易俗编排演出《樱桃崮下》等优秀剧目，积极倡树“惠民礼葬”文明新风，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丰富文化旅游内涵。推动小戏小剧向景区演艺升级，策划推出《英雄孟良崮》《重走支前路》等一批游客能参与、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带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2025年全市文化旅游将达到“一亿人次、千亿产业”。

总结过往，小戏小剧之所以能够深下去、润进去、火下去、走出去，深刻启示我们：源于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更有鲜活性，内容越贴近现实，感染力、穿透力就越强，就越受群众欢迎；轻量化接地气的文艺形式更有生命力，小戏小剧投入小、见效大，实现了文化需求、产业发展、事业繁荣多方共赢，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让群众唱主角的文化活动更有认可度，群众文化最终还得交给群众来办。要坚信群众有无限创造力，给平台就能出新出彩、善引导就能激活一池春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临沂市将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深化小戏小剧内涵式发展，持续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在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中教育群众、引领群众，为加快推进革命老区现代化营造党群同心、团结奋斗的文化环境。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促进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老人能有好的养老服务，这一朴实的愿望，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围绕养老服务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用协同机制解决养老服务发展的难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政策引导和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养老服务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24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40.6万个、床位799.3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48%跃升至2024年的65.7%，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与此同时，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一是供需不匹配。养老服务“一床难求”和“空床率高”并存。随着有钱有闲有文化的60后陆续进入老年人行列，中高收入老年群体对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但多元化、康养型的市场供给还不多，多数机构仍以提供低端同质院舍服务为主，智慧养老、旅居养老等新业态发展不足。普通工薪阶层和城乡居民老年人失能失智后，又找不到物美价廉的养老机构和上门照护服务。二是机制壁垒。目前从事养老服务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民政部门举办的事业单位，主要收养城乡特困对象，原则上政府出钱、税费全免，但发展成为面向所有老年人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动力不足；一类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非营利机构，原则上有经费奖补和税费减免，但是投资属于公益性资产，资产不能做贷款抵押、有利润不能分红、不能跨地区连锁经营（需各登记各的法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壮大；一类是民间投资营利性质的养老服务企业，虽然有品牌化、连锁化发展优势，但立项难、用地难、前期投资大、融资贵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发展扩张的速度。三类主体各有各的优势和困难，还没有形成国家政策希望实现的“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态势。三是瓶颈问题难以根本解决。虽然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不少政策和资金奖补，但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总量不足、年龄偏大、专业性不强、高流失率、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等问题长期存在；养老服务行业整体投入不足，民间资本由于各方面原因也不愿意进行巨大投入。四是区域失衡，特别是城乡养老服务差距大。

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人，面对2035年左右老年人口突破4亿人、2050年左右峰值超5亿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从养老服务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70岁以下身体总体上比较健康的老年人，目前占老年人总数的56.2%，他们更需要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和养老服务相关的主要是希望提供高品质、个性化、丰富多彩的旅居康养，把“养老”变“享老”。另一类是身体不好或经济困难，需要居家、社区或机构提供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21年有35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1500万左右失智老年人，4200多万高龄老人，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将近六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医、助急等多样化生活照料服务，有不少需要长期照护服务。而且，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各类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增加，需要各类生活照料和长期照护的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更是在老年人口数量大、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必须用改革思维解决和应对养老服务发展的难题和挑战，即在政府统筹下，用政府机制发展养老事业，提供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的民生根基，用市场机制发展产业，解决扩供给、优质量、激活力的发展引擎，用社会参与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养老志愿服务。健全协同机制的关键，在于破解“政府职能不到位、市场参与不足、社会协同不畅”的三重困境，使不同身体状况、身份资格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跃升。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主导作用是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的“压舱石”。一是发挥政府制定政策法律规划的作用，构建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环境。目前的重点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吃透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关系，合理划分事业、产业、社会参与的边界，通过优惠政策、土地设施规划、资金奖补等多种方式支持产业发展。二是发挥政府筑牢公平底线、保障基本养老需求的作用。满足兜底性、基础性养老服务需求，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向失能半失能、孤寡残疾等特殊困难群体，确保基本养老服务“一个都不能少”，为产业发展奠定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发挥政府监管作用，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建立养老服务质量动态监测平台，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对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虚假营销等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加快制定养老服务法，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将事业保障、产业促进、监督管理等内容法律化。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各类经营主体按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养老服务，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灵敏捕捉需求变化，高效配置资源，催生丰富多样的产品与服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的需求早已超越“衣食饱暖”，向医疗康复、精神慰藉、智慧康养等高品质、个性化领域延伸，庞大而多元的需求正是产业发展的蓝海。一是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产业发展。如制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负面清单，禁止擅自改变用途；完善财税支持，对养老服务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实施减免，对养老服务企业运营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税费减免。二是进行产业赋能，打造银发经济高地。如设立银发经济产业引导基金，支持康复机器人、脑机接口养老应用、远程医疗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养老+”跨界融合，推广“互联网+养老”信息平台，整合家政、医疗、餐饮、出行等服务资源，实现“一键呼叫、全网响应”。三是通过市场机制激活产业发展。养老产业不是简单的养老事业产业化延伸，而是涵盖制造、服务、金融、地产的复合型产业体系，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行创新。如聚焦老年康复辅具、智能穿戴设备、适老化家居等细分领域，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推动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深度应用，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进行场景拓展，从单一生活服务向“医、养、康、文、旅”全链条延伸。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养老服务大市场，打破地域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发挥社会参与作用。养老不仅是“家事”，更是“天下事”，需要全社会的温情与合力。社会参与，意味着激活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主体的力量，弥补政府与市场在情感陪伴、社区融入、邻里互助等非经济层面的不足。“时间储蓄”让互助养老可持续，“老年学堂”让银发族再绽芳华，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不离熟悉环境，志愿者的定期探访则驱散孤寂。这种基于伦理亲情、社区纽带与志愿精神的参与，为养老服务注入了金钱难以衡量的温度与人文关怀，构建了更具韧性与亲和力的养老支持网络，让老年人不仅在物质上富足，更在精神上丰盈。社会层面要通过各种方式，激活社区互助功能。如通过推广“时间储蓄”“积分兑换”等模式，激活老年人力资源，践行“积极老龄观”，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体系，促进形成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内生循环。通过推广新时代“银龄行动”，组建老年专家智库、志愿服务队，在乡村振兴、社区治理、文化传承等领域发挥作用。通过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允许老年人根据身体状况选择工作强度，鼓励企业开发老年友好岗位，对吸纳55岁以上员工的用人单位给予社保补贴等措施，鼓励老有所为。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关键窗口期。坚持事业和产业“两条腿走路”，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协同”，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两个维度并重，才能走出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

（作者系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主任）

深入推进医疗和养老协同发展

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要求，这是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发展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相关部署后，进一步提出2026年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路径。系统提出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失能照护、扩大康复护理等任务，既是对“十五五”时期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快速发展态势的积极应对，也是统筹利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资源的整体部署。

从需求预测看，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重要举措。据预测，“十五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1400万人，到2030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3.9亿人。伴随老龄化，高龄、失能老人也将增加。根据七普数据推算，2024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约4290万人，到2030年将达到5740万人，“十五五”时期年均增加超240万人。根据有关数据综合分析得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年均新增150万——200万失能老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将成为非常现实的挑战。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失能失智人员照护设施、服务人员等方面尚难以满足即将到来的需求，专业化照护服务体系急需加快建立。

从横向对比看，在快速老龄化阶段加大失能照护能力，是人口老龄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我国于2000年、2023年先后进入老龄化阶段、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将于2032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未来10年，1962——1975年出生的“婴儿潮”将快速推高老龄化。此前，人口老龄化先发国家在应对过程中，曾面临庞大的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口，但护理床位建设严重滞后，导致大量老年人占用医疗床位，出现“社会性住院”，老年医疗费用占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快速上涨。此外，大量高龄独居老人由于收入低、缺乏家庭支持而陷入照护困境，“孤独死”现象增加。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极具警示意义。

从要素供给看，加大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是有效应对需求上涨的现实路径。当前，我国医疗床位供给处于较高水平，2024年末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7.32张，超过美、英等多个发达国家水平；但资源利用极不均衡，部分二级医疗机构床位处于低效运转状态，与三级医院床位紧张、基层服务资源不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已明确支持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康复、护理类医养结合服务。多地已经实施鼓励医疗机构规模化转型落地的举措，从财政资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配套、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将部分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填补康复护理服务缺口；将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养联合体管理，通过双向转诊机制，让高龄失能老人既能享受就近照护，又能便捷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根据我国需求升级和供给能力的实际情况，借鉴人口老龄化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医疗和养老协同发展来应对高龄化趋势，还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协同。一是提升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照护能力。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渠道，集中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提升改造专项行动，优先重点提升区县、乡镇（街道）范围内公办养老机构的失能照护能力。提高机构服务管理水平，建立覆盖社区、机构、医疗、社保等多主体的养老服务数据中台。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实现老年人健康档案、服务需求、资源配置等信息实时共享、快速响应。加快推动智能辅具开发利用和终端配置、护理人员培养等，持续提升照护服务能力。二是推动机构转型、功能衔接和资源共享。鼓励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地区的二级医院通过改扩建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重点配备康复训练区和长期护理床位，承接上级医院下转的术后康复、慢性病稳定期患者，实现急性病救治在三级医院、康复护理在医养结合机构的有序衔接。鼓励部分业务不足的医院调整科室布局、改造康复空间，建立养老床位与医疗床位的转换机制，根据季节、疾病高发期等灵活调整床位功能，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各地深入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推动医联体、养联体在场地、设备、人员等资源条件上统筹共享、深度融合，实现基层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对高龄、独居、失能老年人全覆盖。三是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借助5G、物联网技术搭建远程医疗平台，让高龄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建议，提升服务可及性。加大支付制度支撑，在护理院、医养结合机构等推行长期护理保险或按床日付费等定额医保制度，合理核定医保总额控制指标。强化人员队伍建设，对参与医养结合服务的医护人员给予绩效倾斜，扩大养老护理专业培养规模，开展专项培训。加强财税、土地等要素支持，优先保障医养结合项目用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主任）

切实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以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要解决的则是“好不好”的问题。目前，养老服务总体质量不高，同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相比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需要政府、社会、市场和家庭等共同努力，切实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

坚持需求导向与产业发展协同，以有效供给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对养老服务质量的评价，首要依据就是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养老服务是特殊的服务，不能简单以供给引导需求，不能社会提供哪些、老年人就被动接受哪些服务。养老服务质量总体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存在脱节，很多需求没有相应的供给，社会提供的反而需求较弱。一方面，从供给内容看，日常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供给相当充足，而精神慰藉供给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供给更多面向大众化需求，没有兼顾小众化需求。所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必须从老年人真实且有效的需求出发，搞清楚老年人的真正需求，做到有需求就有供给，实现供需匹配。

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必须依托强大的产业支撑，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一是保障普遍性、基本性需求，聚焦现阶段养老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重点推动助餐、助浴、助洁、助行、助急和探访关爱等各类基本生活照料服务，使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二是扩大服务供给，尤其是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有效需求的问题，如专业医疗护理等，下大力气促进医养结合。三是聚焦多样化需求，大力培育潜力产业。

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与科技赋能。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确立了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框架，民政部等制定并发布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等数十项国家或行业标准，各地发布的养老服务地方标准更是多达几百项。有关部门还部署了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标准化建设的成效，必须靠严格落实来体现。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必须强化标准意识，自觉执行相关服务标准，用标准规范服务行为；另一方面，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推动养老服务标准真正落地实施。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养老服务及标准化落实的赋能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嵌入、赋能、增慧等独特功能，发展智慧养老院、智慧助老餐厅、智慧家庭养老床位等，打造智慧化解决方案。设立养老服务相关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点推动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研发应用，为破解老年人陪护照料、精神慰藉等难题提供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好老年人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应用难题，加大数字助老惠老宣传力度，打造智慧健康养老新业态，培育壮大智慧健康养老产业。

推动医养结合，满足老年人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医养结合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途径。根据养老与医疗相融合的方式，目前我国医养结合主要采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院内设养老机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携手建立医养协作联盟、医疗机构向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结合转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机制等方式。而医养结合最重要的是养老与医疗联手进机构、进社区、进家庭，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这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医养结合的服务模式。

加强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完善养老服务学科专业布局，加大养老服务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多渠道面向养老护理人员以及所有有意愿从事养老服务的人员开展培训，提高护理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充实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与此同时，完善鼓励养老护理人员从业的政策措施，建立养老护理员褒扬机制，突出养老护理人员的劳动创造和社会价值，营造全社会尊重养老护理人员的良好氛围，提高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

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安全监管，确保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安全是养老服务质量的底线，既要抓好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以及预防洪涝、地质灾害等工作，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化解，也要加强对服务质量、老年用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开展常态化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加强预付费监管，净化养老服务市场。健全养老服务应急管理体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压实养老服务机构、管理部门责任。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会长〕

体系化统筹推进战建备工作

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是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乃至今后较长时期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突出特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战建备一体设计、体系统筹、整体推进，以高质量战建备统筹，推动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效。

第一，聚焦使命任务，增强战建备工作的紧迫性。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是支撑强国复兴的战略任务，是决定能否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掌握战略主动、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应紧紧围绕如期形成“三大战略能力”这一紧迫目标，全局统筹、卡住节点、扭住重点、聚力落实。围绕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科学安排重大建设任务，牵引部队建设，坚持以战领建、抓建为战。

瞄准靶标指向，系统提升备战打仗能力。牢牢把握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指向，精准对接未来战场需求，找准能力建设的突破口和发力点，强化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全局统筹。坚持以实战化为牵引，成体系、全链路推进规划任务落地，打通从战略规划到作战能力生成的关键环节。加强作战需求对资源分配、力量建设和训练演练的全程主导，全面提升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和全域实战能力，确保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够决战决胜、不辱使命。

强化战略主动、塑造坚实力量格局。前瞻研判战争形态演变，主动设计战争、塑造态势，掌握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主动。坚持对称制衡与全面发展相结合，推动全域能力与关键领域优势相互支撑、整体跃升。在力量建设与运用中突出系统效能，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设计、主动引领转变，确保在复杂战略竞争中始终把握先机、立于不败。

加强和改进战略管理、狠抓规划任务落实。深刻把握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密切跟踪研判安全形势与斗争走向，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进一步强化资源科学统筹与精准调控，有力有序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在复杂环境中始终锚定目标、持续发力。以高效能的战略管理促进规划质量效益、资源配置优化整体提升，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划任务如期推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实支撑。

第二，紧盯强敌对手，提高战建备工作的指向性。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加速演进和大国混合博弈态势日趋复杂的深刻变化，必须坚持动态统筹，不断创新思路方法、巩固优势领域、塑造有利态势，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不断增强战建备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系统研判、辩证分析。坚决破除守成守常思维和盲目迷信观念，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客观分析强敌对手的战略意图与能力特点，科学研判其作战体系的现实影响。既要看到差距短板，也要认清优势特长，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信，确保战建备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战略指向。

抓住重点、聚力突破。当前特别要深入研究外部力量介入背景下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以联合作战概念创新为引领，深化典型作战场景设计，加快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作战概念体系。以此牵引作战需求论证和建设项目规划，实现战的设计、建的规划与备的方案有机衔接、同频共振。

取长补短、创新超越。密切跟踪研究强敌战略管理最新动向，重点借鉴其需求生成机制与资源分配模式的创新做法。在保持和巩固我军特有优势的同时，积极汲取先进经验，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创新，在关键领域实现非对称发展，力争在战略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超越。

第三，着眼全局统筹，提高战建备工作的体系性。

战建备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一体三面，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整体统筹，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牢固树立体系建设思想，围绕能力有序转化、需求精准对接、规划有效落地、资源科学配置、项目高效实施等关键环节，加强全局调控，确保战斗力生成持续稳定、成本可控、总量充足，形成战建备循环促进、融合发展的良性格局。

健全机制、打通链路。加快构建跨部门、跨领域、全链路的协调联动机制，破除制度壁垒和体制障碍。重点完善军种协同、层级联动、要素融合的工作机制，实现规划制定、体系构建与能力生成等各环节的紧密衔接，推动战建备在各层级、各领域高效顺畅运转。

科技赋能、军民融合。充分发挥先进科技对战斗力的倍增作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应用。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汇聚优质社会资源，畅通先进技术、人才及理念向战斗力转化的路径，推动顶层战略设计有效转化为实战能力。

体系推进、夯实基础。构建覆盖全链路的闭环体系，推动实战化需求引领体系化规划，体系化规划指导专业化建设，专业化建设支撑联合化运用。重点加强需求生成与转化、资源配置与调控、规划评估与反馈、项目推进与应用等关键过程的统筹管理，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底层逻辑上打好战建备统筹的基础。

第四，注重集约高效，提高备战工作的质效性。

当前，军事组织形态日益复杂，专业分工更趋精细，对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牢固树立集约发展理念，在充分激活并优化配置各类军事资源的同时，更加注重运用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手段，最大限度释放资源潜能，提升整体备战效能。坚持以提升军队建设质量效益为核心目标，努力朝着“多、快、好、省”方向迈进，实现规划统筹科学、资源配置优化、运行成本节约、管理流程高效，推动军队核心战斗力稳步提升，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构建精准规划管理体系，全面提升建设精准度。健全以精准为导向的规划编制执行机制，做到精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实、精准检验。在战略层面精准把握形势变化、使命任务和资源条件，运用精准思维和现代决策工具优化战略布局，科学确立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举措。针对不同领域、要素和部门特点，实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控，推进管理模式向精细化、系统化转型。

优化决策机制流程，增强决策科学性有效性。健全信息和智力支撑体系，加快推进决策方式现代化转型，破除机械化战争思维定式和部门本位主义制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相结合，推动从单一行政决策向行政、经济、法律等多元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构建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要求的高效决策体系，为备战打仗提供坚实支撑。

加强全过程风险管控，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强化全局控制和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和纠正运行偏差，有效降低建设与备战风险。完善战建备全周期评估反馈机制，推动形成有效的“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加强各类风险因素的综合研判，提升对风险的实时感知、动态预测和主动防控能力，确保军事斗争准备在复杂环境中行稳致远。

第五，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战建备工作的先进性。

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正在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军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必须牢固确立科技是第一战斗力的思想，充分发挥科技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战略支撑作用，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科技兴军，持续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面对作战体系、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和指挥模式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智能化战争演进规律，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战建备提质增效，加快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科技密集型转变。

不断创新军事管理模式。主动适应科技发展要求，加快战略管理模式转型，推进作战牵引与技术推动相结合的需求生成模式、前置评估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规划编制模式，常规调控与相机调控相结合的执行调控模式、系统自采与组合定制相结合的评估反馈模式创新发展。通过科技手段全面融入管理链路，不断提升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加速推进武器装备建设运用的现代化进程。准确把握新时代武器装备建设规律，紧紧围绕体系化发展和实战化运用主线，加强装备建设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积极探索从“尾随式发展”到“自主式突破”的方法路径，持续强化作战需求对装备发展的核心牵引作用，打通从技术创新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环节，推动武器装备建设运用实现自主创新、跨越发展。

加快创新军事训练模式。坚定不移走科技强训之路，紧贴使命任务、作战对手和战场环境，大力推进训练模式创新和条件建设。加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训练，深化先进科技手段在军事训练中的融合应用，加快构建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练兵模式和战斗力生成机制，确保部队始终保持高水平的待战备战能力。

金牛山战斗：以少胜多反袭击战的典范

1941年4月，新四军在南京附近的金牛山以少数兵力击败装备精良之敌，取得了反袭击战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所谓“扫荡”和“清剿”的荒唐言论，鼓舞了华中抗日军民的斗志。作为以少胜多反袭击战的成功范例，金牛山战斗还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史大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新四军战史》等重要文献。

破“扫荡”，摧“蚕食”

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部署“作战以维持治安及肃正占据地区为主要目的”，加紧“扫荡”“蚕食”抗日根据地。驻扎在淮南路东的日伪军，趁“皖南事变”之机，积极巩固沿线据点，加紧扫荡蚕食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妄图扼杀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作出了反“扫荡”、反“蚕食”，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4月初，新四军第2师第4旅第12团（以下简称12团）经整训后开赴天长、仪征、扬州、六合一带，执行反“扫荡”斗争，巩固与发展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并保卫当地群众的夏收。按照党委指示和师部部署，12团主动出击，连续作战，对盘踞在谢家集、甘泉山、铁牌店和蚂蚁山一带的日伪军予以狠狠打击。在完成袭击敌人任务以后，12团奉命撤至金牛山一带宿营休整。

金牛山坐落在江苏六合县东北角，天扬公路西侧，其东、西、北三面为河流环绕，水深流急，交通不便，只有东侧河面桥梁便于通行，南侧与峨眉山对峙，金峨两山之间系丘陵洼地，地形复杂，便于隐蔽部队和部署兵力，是一个良好的休整地和歼敌战场。4月16日晚，12团到达金牛山以南地区，立即选择有利地形，按罗炳辉副师长独创的“梅花桩”（将部队分成小组，呈梅花瓣状纵深分布、相互协同）战术部署宿营，严防敌人来犯。

歼灭顽敌，崭露锋芒

敌寇被多次打击后恼羞成怒，调集兵力，伺机报复。16日夜，驻扬州日军独立第12旅团及伪军700余人，携带火炮、机枪、掷弹筒等武器连夜从扬州出发，经谢家集至樊家集，一路行踪诡秘。17日拂晓，敌寇由汉奸带路从樊家集出发，分兵两路偷袭12团。当敌军先头部队接近3营时被哨兵发现，遂鸣枪示警。敌人深夜突袭，危急关头，我军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参谋长谭知耕率部突围，至五里墩与3营会合。此时，万云、丁岗等阵地相继失守，敌人又全力进攻五里墩高地。谭参谋长和3营营长徐万炳果断决策，一致认为五里墩高地的得失是战斗成败关键，于是立即集结部队奋勇反击。经过3营的三次冲锋，敌人伤亡惨重向后溃散，我军终于夺取五里墩高地，控制了战斗的主动权。

7点30分，反击战打响，我军配置在高地、村庄和土墩上的4挺机枪同时向万云、丁岗的敌军扫射，枪声鼎沸，杀声震野，3营营长徐万炳高喊：“同志们，杀敌立功的时机到了，跟我来，冲啊！”在火力掩护下，他依托有利地形亲率战士们向敌人发起冲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我军歼灭了大部分敌人，占领了丁岗等地，取得了反击的主动权。敌军为挽救其覆灭的败局，疯狂反扑，陆家洼高地的敌人用重机枪、掷弹筒向丁岗高地猛烈射击，同时，占领大陈庄之敌也发起冲击。我军指挥员当机立断，8连两个排立即投入战斗，组织突击班，从敌侧后绕至陆家洼高墩，砍死敌重机枪手和掷弹手数人，敌人攻势顿挫，我军迅速打退敌人反扑。

我军夺回万云、丁岗、大陈庄，控制五里墩高地后，凭借有利态势继续猛攻，集中火力把残敌全部压在陆家洼一带坟地里。被围困在洼地里的残敌无险可凭，企图向东突围渡河逃跑，被我军迎头痛击。1营、3营密切配合，分三路沿北峨眉山麓猛扑敌群，与敌人短兵相接，残敌狼狈逃窜至尹家河，河上唯一的木桥被我军机枪火力封锁。此时，我军地方部队仪征县模范营亦赶来夹击敌人，敌人走投无路，垂死挣扎。经我军合力冲杀，残敌除少部分涉河东逃外，大部分被歼灭。

硬仗震风云，军民共激昂

金牛山战斗，是新四军第2师成立以来对日寇进行的第一个大仗、硬仗。在这场激战中，我军变被动为主动，以少数兵力击败装备精良的优势日伪军，战斗共计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俘日伪军30余人，并缴获机枪、步枪、掷弹筒、弹药等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反袭击战斗的重大胜利。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使地处淮南抗日斗争前沿的天（长）、仪（征）、扬（州）、六（合）抗日根据地，如同一柄锋刃，直刺入敌人心脏。

更为重要的是，金牛山战斗也是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不久反“扫荡”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极大地消除了部分民众的恐日心理，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为后续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四军，真正强，抗战建国的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了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势如破竹扫平了梅花桩。杀伤他，四五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品也挑它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这首回响了80余年的铿锵战歌《金牛山上打胜仗》，正是新四军在金牛山打败日寇的真实写照。为缅怀英烈、激励后代，当地政府立碑纪念，“金牛山战斗纪念碑”八个大字苍劲雄浑，熠熠生辉。

努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民间投资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风向标，是推动经济发展、稳定整体投资的重要力量。当前，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民间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通过破壁清障与完善环境同向发力，充分释放民间投资的潜力与活力，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重大意义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意义。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作为最具市场敏锐度和创新活力的经济力量，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与质效提升。当民间投资活力充沛、比重合宜时，意味着广大经营主体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将资本持续投入扩大再生产与创新活动。这不仅有利于直接扩大当期有效投资规模，带动就业、促进消费、扩大国民收入，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注入持续动力，而且投资结构决定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的民间投资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民间投资凭借其对利润和效率的执着追求，时时关注市场供需状况、竞争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及蕴含的发展机会，积极满足现实需求，并以开放姿态迎接需求变化，努力将资源配置到最具发展潜力和盈利前景的产业领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而且有利于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广大民营企业作为实体经济众多细分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创新主体与效率标杆，其积极投资行为不仅能够加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生态培育，有效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而且有利于产业链供应链有序跨境布局。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能够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提供强大支撑，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民间投资环境为企业家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深层逻辑源于发展阶段演进所释放的市场潜能，根植于宏观政策导向的积极变化。

日益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正在实施的鼓励性政策，为民间投资发展保驾护航，营造更为有利的市场环境。2025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治的稳定性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三章专门规定了投资融资促进，对完善服务保障、引导督促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等，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从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13项针对性政策举措。其中包括：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跨省跨区直流输电通道、油气管道、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和储运设施、供水等领域项目，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民间资本参与具备条件的项目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支持民间资本更多投向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十五五”规划建议围绕经济发展，部署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点任务。“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等。民间投资正迎来更加广泛的发展机遇。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有利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推进标准更高的开放；坚持自主开放与协定开放相协同，推进引领更强的开放；坚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促进，推进联通更好的开放；坚持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相兼顾，推进合作更深的开放；坚持促进发展与维护安全相统筹，推进保障更足的开放。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民间投资有望借助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红利，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总体上是在改革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是能够克服的而不是无解的。应当认识到，民间投资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同样是阶段性现象，是成长中的烦恼、前进中的问题，具有鲜明的局部性、暂时性和可克服性特征。

从发展阶段看，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调整压力是暂时且可控的。我们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增长放缓与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性交汇，促使民营企业主动调整投资策略以适应新的创新范式。这种投资决策更趋审慎、投资增速阶段性放缓的现象，是经营主体面对环境变化的理性反应，也是积蓄新发展动能前的必要准备，必将随着新产业生态的成熟而自然消解。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可应对且可转化的。全球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与个别国家的技术遏制政策确实在短期内对部分民营企业造成压力，但更要看到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带来的战略纵深优势和规模庞大、质量持续优化的人才资源宝库。这种独特的内部条件使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增强内部循环来对冲外部波动，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来化解技术封锁，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的强大动力。

从政策支撑看，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我国宏观政策工具箱储备充足，既有存量政策，也有增量政策。这些政策相互配合、协同发力，构成了一个远近结合、多维支撑的保障体系，将为民间投资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进一步做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工作

加力破除阻碍民间投资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一个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在项目源头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参与机制，让民间资本不仅“能进门”更要“好进门”。特别是那些具有稳定收益预期的重大工程项目，应当从规划论证阶段就为民间资本预留空间，通过建立项目储备库、定期发布机会清单等方式，将“鼓励参与”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使民间资本“可预期、可测算、能决策”，从根本上改变以往不少民营企业只能承担分包项目的被动局面。二是着力破除准入环节的“旋转门”“玻璃门”现象，不仅要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而且要建立清单事项的动态调整与公平性审查机制，对那些看似开放实则限制的资质要求、业绩门槛、分支机构设置等隐性壁垒进行系统清理。特别是在能源、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领域，要明确界定自然垄断环节与竞争性业务边界，在竞争性环节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让民间资本能够依据自身实力公平竞标，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资源权利，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打通民营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推进人才、中试、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制度创新，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类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优化配置。四是创新重大项目管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积极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中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建立科学的定价机制、稳定的回报机制、灵活的退出机制，增强重大项目对民间资本的持续吸引力，最终形成政府与民间资本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良性发展格局。

从政策传导、政府投资基金引导、文化氛围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更多民间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一是增强政策信息的可及性与透明度，通过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政策发布和解读机制，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转化为企业“看得懂、用得上”的操作指南。特别要注重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意见征询与实施后的效果评估，确保各项措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二是通过设立面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引导基金，以市场化方式遴选专业投资机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对初创型企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早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并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社会资本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三是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强化法治保障，完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维权等长效机制，切实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四是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文化，通过树立优秀企业家典范、总结推广创新经验等方式，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尊重创造的价值导向，激发企业家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如何理解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提问：徐本禹 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请问，如何理解从“管得住”到“管得好”？

解读：郭丽岩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从“管得住”到“管得好”，表明了我国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信心和决心，展现了更加科学、精准、有效且充满智慧的治理水平。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体现的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辩证关系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里《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一文指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放得活”是通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等环节的限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管得好”的“好”字是精髓和关键所在，它体现了“管”的价值取向，即通过更为高效、更加精准的管理方式来维持秩序、防范风险、保障公平，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有效市场”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础和目的，政府的“有为”要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纠正扭曲市场的不当干预行为，最终效果应由市场检验。“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高效运行的保障和支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不是简单相加而是有机统一，让市场在能够高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在市场失灵、关乎长远与全局的领域积极有为、精准发力。

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信号、竞争机制和供求关系调节，自发高效地配置资源。在塑造新动能过程中，有效市场能够发现新需求，敏锐感知并识别商业机会，引导资本、人才、技术向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汇聚。有效市场能够激励创新，在市场机制下“百舸争流”的创新模式富有效率和高响应性，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进行探索和试错，其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于全行业而言都是宝贵的。关键是要更好实现各类企业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和动能。

有为政府的关键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肯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有担当、积极作为。政府通过制定中长期国家战略规划，引导全社会集中力量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初期，技术不成熟、市场风险高，私人资本往往望而却步，政府可以通过集中采购、研发补贴、示范工程等方式，创造初始需求，帮助企业跨过“死亡谷”。当然，也要认识到政府的“有为”重在引导和规范，要加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进一步明确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框架，规范政府促进经济行为，从法律上强化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行为的刚性约束，避免行政部门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防范因地方保护等不当干预行为导致的产能同质化和资源错配。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和守护者，要在优化制度供给与环境营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统一标准体系、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稳定的法治环境和政策支持。

在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加快推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唯有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各就其位、各展其长、协同发力，才能在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和未来产业的制高点上，持续不断地推动技术突破、培育壮大新动能，从而巩固和增强战略主动权。例如，在加快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中，政府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长期稳定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前沿理论的基础研究，牵头和支持建设国家级开放平台与中心，支持基础科研和通用技术开发，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和成本。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扩大生产生活场景供给，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并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运行效率、开拓新业务，防止垄断、数据滥用、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从而推动形成“需求——应用——迭代——再创新”的良性循环体系。

领会“管得好”的“好”字的要义

“管得好”的“好”字的要求，关键在于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思维与行动上的转变。传统管理模式更多体现为审批和限制，现代管理的“好”字的要义是健全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效能，意味着更好地服务、引导和赋能，目标是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目标更加精准。这意味着政府监管须于法有据、依规而治、程序正当。从“善治”角度来看监管现代化，主要是专注于市场失灵、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等关键领域，而非事无巨细的大包大揽，市场机制能够自发有效调节的交给市场，社会能够自律约束到位的交给社会。

更好服务民生福祉。“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大。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则、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促进社会生产力跃升。

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有序和繁荣是相辅相成的，需要政府的战略引导和构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提升公平竞争治理能力，既能有效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及和谐社会秩序，又能激励内生发展动力。

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现代化监管是遵循客观规律、植根于法治基础上的规范管理，要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治理手段，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工具，努力实现精准监管和智慧监管。

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监管本身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包括行政成本和企业合规成本等，衡量监管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是有效且高效，力求用尽可能少的综合成本，实现尽可能大的公共效益。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彰显更高水平的治理

从“管得住”到“管得好”，虽一字之变，却标志着治理理念与实践行动的深刻跃升，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管得住”侧重于秩序与稳定，是治理的基础性要求，而“管得好”则是在“管得住”的基础上，追求更优的治理效能与发展质量，转向以服务发展为导向的治理范式。学理上讲，“管得好”是更高阶的治理智慧，具有促进发展、优化服务、凝聚共识的远见，通过优化和创新制度持续提升治理水平，能够为推进高质量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更加规范的法治要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基础法律制度体系，强化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更好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确保监管规则清晰透明、执法过程公平公正文明，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同时设有权利救济机制，为被监管对象提供申诉和救济渠道。

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要求。在新动能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结合方式应动态调整，更多依托数据与科技实现精细化管理，回应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监管标准要不断优化，以更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趋势。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因地制宜、因类施策，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监管措施，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严肃惩戒。

更高效率的协同要求。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监管机制，解决监管重叠或真空问题，同时鼓励行业自律、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形成治理合力，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定期对监管效果进行动态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优化，确保监管高效且有效。

更具前瞻性的开放要求。当前背景下，塑造新动能离不开国际科技合作与市场竞争，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抓住数智化赋能的契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促进数据共享互通、高效流动，让监管决策建立在更加全面和准确的信息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监管前瞻性和预见性。

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提升移民管理服务效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移民管理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守护国门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神圣使命，必须主动顺应技术革命浪潮，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全面提升新质战斗力，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国门屏障。

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的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要素创新配置、产业转型升级催生，以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跃升为内涵、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标志，核心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其实施路径为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在理论、实践、价值上高度统一，同为“人”与“物”的有机结合体，植根于生产要素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为新质战斗力提供技术、物质、人才支撑，而强大防控与打击能力则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二者双向赋能、统一于社会发展。摒弃“大呼隆”“一刀切”模式，处理好“破立”“新旧”关系，遵循先立后破原则，在“新”与“质”上协同发力。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国门治理的具体转化，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是移民管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更是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的战略支撑。

把握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的时代要求。一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管理技术要从“单一应用”向“系统集成”升级。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为移民管理战斗力生成提供了历史机遇。移民管理要强化技术融合，把AI技术深度融入“预警、查验、防控、办案”等全流程，通过“数据+算法”支撑精密防范、精准管控、精准打击，构建立体化、智能化边境防控体系。构建“量子加密传输+AI入侵检测”双重防护网络，破解技术壁垒，筑牢安全底线。二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移民服务要从“模块化管理”向“个性化服务”转型。随着跨境人员往来、贸易合作增多，出入境人员对“高效通关、精准服务”的需求日益强烈。移民管理机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管理与服务，从“模块化”向“分众化”转变，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推动从“线下”向“线上”转变，实现更多业务“指尖办”“网上办”，以高效快捷方式回应社会需求，为高水平开放提供新质移民服务力量。三是在高效能治理背景下，队伍建设要从“专业培养”向“体系化赋能”转变。当前，移民管理领域还缺乏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的复合型人才，整体能力尚不能适应新质战斗力发展需求。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从传统“理论武装+传统装备+技能训练”向“高校研究合作+新技术设备运用+专业技术集训+实战训练”转型，强化人力、技术、设备、战法深度融合，从“专业培养”向“体系化赋能”转变，全面提升队伍实战能力。

全面提升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的实践路径。一是构建科技驱动的智能防控能力。科技创新是提升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的关键支撑。坚持以信息网络设施建设为基础，建设统一的移民管理大数据应用系统，一体推进国产化基础信息平台、网络机房等建设改造，构建算网一体、安全自主的信息化基座。坚持以数据资源整合利用为引擎，推动完善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警种的大数据联通共享机制，规范采集标准，打破“数据壁垒”，加强深度分析与智能比对，提升“数据+算法”共性应用建模能力。坚持以新锐装备设备为引领，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人与装备深度融合，构建以实战需求为牵引的装备研发与应用链条，推动智能查验、无人机巡查、电子围栏等装备广泛应用，筑牢国门安全技术防线。二是构建体系化的协同作战能力。协同是提升新质战斗力的重要路径。完善“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运用全国移民管理指挥中心功能，实现“跨区域、跨部门”指令快速下达、资源高效调配、行动迅速有力，建立重大涉边事件联合处置预案，提升应急响应效率。推行“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对内优化“边检+出入境+N”联勤联动模式，对外构建“移民+公安+N”协作配合模式，系统整合专门机构、专业警种、专业资源，最大限度汇聚治理合力。深化国际执法合作机制，主动参与国际移民管理技术标准制定，建立跨境联合侦查、犯罪嫌疑人引渡快速通道，输出中国智慧边境、智能通关实践经验，提升国际话语权。三是构建精准高效的为民服务能力。搭建可信人工智能应用体系，推进骨干信息系统建设，优化边检快捷通道布局，打造多元政务服务体系；推行“落地签”“免签”等便利政策，满足多元化出入境需求；筑牢数据安全防线，完善全周期管理与分级防护机制，实施网络安全强基工程。四是构建理念引领的队伍攻坚能力。树立“创新、主动、规范、协同”新警务理念，通过教育、实践、专业训练提升民警科技应用与实战能力；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计划”，选派民警进修前沿技术，熟练掌握新锐装备；深化实战练兵，创新人装结合战法，总结优化技战法经验，发挥装备最大效能。

（作者系国家移民管理局常备力量第一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

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河南考察调研，指出“河南是人口大省和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作出“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要求，叮嘱我们“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赋予河南在新征程上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责任、光荣使命，让我们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立足深邃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坚持守正创新、数智赋能，统筹保护和利用、事业和产业，深入推进理论武装铸魂、新闻舆论聚力、主流价值培元、文化根脉溯源、文化文艺润心、文旅融合兴业，切实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坚持践行“两个结合”，持续凝心铸魂筑牢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彰显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揭示了我们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连通中华文明根脉、融通时代精神，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找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根脉和魂脉的契合点，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的文化共鸣，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许多在中原大地成书或流传的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传统智慧，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重大观点具有天然的、内在的契合性，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体现了以人为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为民情怀相一致；《道德经》“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同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相契合；《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体现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同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理念相贯通；等等。这些都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学习宣传、研究阐释注入了源头活水、打开了广阔的文化空间。

这启示我们，新征程上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更加主动地践行“两个结合”根本要求，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出更多具有学理深度、文化气韵的研究成果。以体系化建构为基础、学理化研究为重点，深刻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把理论武装有效融入社会宣传教育、嵌入群众日常生活，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坚持传承文化基因，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些重要论述，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阐明了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和实践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比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范仲淹在河南邓州写下的名作《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等，都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精神生活、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塑造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的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这些中华文化典籍、故事中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等，为发展壮大主流价值提供了生动素材、宝贵资源。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才以其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理解、自觉践行。要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时代价值，将其体现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之中，积极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要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到党员干部教育、群众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让文化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要深度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道、固本培元，打造富有文化意蕴的文明校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坚持守护文化瑰宝，始终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蕴藏着许多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依托，是全体人民精神家园的文化承载。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来说，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始终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河南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考古大省，有世界文化遗产5处、“八大古都”有其四，100个大姓中有73个发源于此，文化资源优势越是突出，意味着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责任越重大、传承文明薪火的使命越光荣，必须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中华文化瑰宝。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必须自觉扛起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践行“应保尽保”的要求，正确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民俗等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用心用情守护好人们的心灵家园，让更多的人在守望历史、触摸历史中更加懂得“知所从来”“何以中国”。

坚持文化创新创造，更好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出了繁荣发展文化的活力所在、路径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指引。

当下，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内涵、样态、功能、格调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高品位、精品化的特点，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方兴未艾，文博热、考古热涌动中华大地，广大青年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微短剧到一个地方漫步打卡，到博物馆、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深度体验，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国潮国风之韵。节假日里，中国文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内人流如织、络绎不绝，数字化展陈、沉浸式体验令人流连忘返。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5季全网总阅读量超2200亿次。这些都充分说明，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彰显历史人文内涵的文化产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喜爱，中华文化也正是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创造中绵延不绝、赓续至今的。只有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才能更好地用文化滋养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是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内在要求，必须在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见真章、出实效，更好实现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打造文化文艺精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开掘资源，把富有永恒魅力、深厚积淀的文化基因艺术化地呈现出来，创作一批经典流传的扛鼎之作。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加强对其内涵、形态、趋势的深入研究，支持群众利用自媒体、社交媒体等开展文学创作、演艺直播、互动演出，促进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将思想精髓的内核提炼出来，用年轻化、网感化、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从“传统阐释”到“当代对话”、从“单向传播”到“沉浸共鸣”的转变，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创意、创造中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坚持推进深度融合，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

文化要繁荣，产业必须兴。文旅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正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广泛的融合空间和特有的文化价值，逐渐展现出成为支柱产业的现实基础与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把握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壮大的根本路径，阐明了文旅产业的特点功能，深化了对旅游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是做好新时代旅游工作的根本遵循。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文旅产业日益成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重要引擎，必须顺势而为抢抓时代发展机遇。在深度融合上做文章，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文化和旅游的业态融合、产品融合、载体融合，推动旅游与农业、工业、交通、住建、体育等领域融合，让文化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IP塑造上下功夫，依托山水人文资源禀赋，提炼出具有地方特色又富有文化味、人情味的文旅标识，创新开展宣传推介，增强辨识度、吸引力、影响力。在科技赋能上勇探索，大力发展精品演艺、智慧旅游、数字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文旅业态，推出更多复合式、多元化、具有科技感的文旅产品，让人们在乐于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旅产业的发展如何，体现着文化繁荣兴盛的成色和质量。河南通过打造精品景区、讲好人文故事、丰富文旅业态等方式，推动文旅产业持续蓬勃发展，接待游客量、旅游综合收入逐年攀升，郑州、开封、洛阳、安阳等城市文旅出圈出彩，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坚持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推动文化和旅游全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为支撑，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串珠成链打造精品文旅线路，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加快建设文旅强省，让更多的人在行走河南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更是一场系统发力、久久为功的文化实践。河南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根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在守正创新中传承文脉、在开放包容中彰显特色，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中彰显作为、体现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